我和Paul也笑了。
后来那记者要我到楼上他房间里去谈。我说那可不行，要谈就在这餐厅谈。
雷先生，您在牢里怎么样？
牢里有人发疯呀！我没有疯，因为我写回忆。我写了四百万字，在出狱以前，保防官带了十几个人来抢走了，还有些信件和诗稿，也抢走了。国民党这种目无法纪的作风不改，将来要丧尽民心呀！中共进了联合国，监狱里有人很高兴呀，他们说：共产党给中国人出了口气！监狱里有好多逃兵，多半是台湾人。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逃，将来打大陆还需要他们呢。他们说，那关我们什么事！那是国民党的事！
雷先生越讲越兴奋，毫无顾忌。狱中梦胡适后写的自励诗全扔到脑后了。他一开口就不能停，仍然理直气壮，仍然满怀悲愤，仍然忧国忧民，仍然以斗特务为乐。十年铁窗磨灭不了他的豪情壮志。雷震还是雷震！
雷先生还有许多话要讲。我也有许多话要问。但我和Paul必须直奔机场上飞机了。我们只好起身告辞。
Paul说：雷先生，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很感激你给我这个机会来看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若你再有机会，你是不是还要做你十四年以前所做的事？
雷先生笑笑。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雷先生和雷夫人送我们到巷口。一声声再见，一声声珍重。我们一再回头。两位老人一直站在那儿——站在正午的烈日中，频频招手。
那就是我看到雷先生的最后一面了。
雷先生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因摄护腺(前列腺)癌和脑瘤导致半身不遂，住进医院。雷太太在那之前跌断了腿。夫妇俩在医院中隔邻而居。雷太太可以拄着手杖到隔壁看望丈夫。她腿还没复原，就回家了，因为医药费和雷先生特别护士费负担太重了。她便每隔一天，一拐一拐的，从木栅和景美之间的家，去荣民总医院看丈夫。最后雷先生只是靠输氧维持生命。雷太太在加护病房对雷先生说：儆寰，我知道你很痛苦，你未了的心愿，我们会为你料理的，你安心地去吧。
雷太太知道，那未了的心愿，就是要向政府索回他在狱中写的四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和日记。那不仅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思想记录，也是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
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雷先生去世。
一九七四年，我不能回台湾了，作品早就不能在台发表了。我上了警总的黑名单。
一九八七年，台湾政局变化，气氛松和一些了。一九八八年余纪忠先生在台为我辛劳奔走游说，终于邀请我和Paul访台。
我在台湾和余先生见面也只有几次。真正认识余先生倒是一九六四年我离开台湾多年之后。七十年代中，台湾两报还没创立文学奖，余先生同意和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合办一个文学奖。我与Paul约余先生在旧金山见面。我们到亚洲路过旧金山，时间仓促，未见余先生之前，我就和当时在爱荷华的温健镏、古苍梧拟了一个计划，着重写真实，着重语言和形式的独创性，称之为五四文学奖。余先生看后认为很好。他回台湾后，此事就搁浅了。在当时的台湾，“五四”大概是沾不得的。
余先生开明、远见，在困难的大环境下，尽力在文化事业上开拓广阔的道路。他对于当时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是同情的，例如我的朋友陈映真和柏杨，他们出狱后，他以各种方式给他们道义的支持。他也要冲破禁忌，争取新闻自由。一九八四年，中国大陆在奥运会获得十五块金牌，《中国时报》海外版以头条标题登出。海外版也登出江南被谋杀事件。结果《中国时报》海外版被勒令停止了，那是海外华人一大损失。
我和余先生多年没通音信。我上了黑名单，多年不能去台湾，也不能发表任何文章。一九八七年，陈怡真来爱荷华，递给我一封余先生的信，毛笔行书，没有标点。十五年以来，那封信一直在我案头，每次看到就觉十分亲切：
华苓：
早就想写的一封信到今天才托怡真带来未免太疏懒了这些年来你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付出与收获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大家都引以为荣台北你好久没有回来了现在它和以前不同了变得相当大相当广阔冰雪初融另是一番景象当年参与播种的一分子应该在这时候回来看看假定你时间允许的话明年七八月间我邀请你和Paul做我的嘉宾一切由怡真代达 敬颂
康健
余纪忠手上
十一、一、八七年
寥寥几行字，含义深刻，情谊真切。余先生的邀请为自己招来许多麻烦。台湾驻芝加哥办事处不予签证。余先生在各方奔走，上层人士终于允许我入境，但是，警备司令部不批准。余先生又得奔走。最后，他们要我写保证书，保让不参加政治活动，不为“共匪”做宣传。余先生知道我不会写什么保证书，对他们说：那她不会来了。实际上，我从未参加任何实际政治活动，也从未为任何党派做宣传。余先生终于说服他们，由他为我保证。我得到台湾驻芝加哥办事处电话，对方说可以给我签证了，但是严厉警告我：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准为匪宣传。
一九七四年，我同Paul到台湾几天，只为探望坐牢十年出狱的雷震先生。听从朋友的建议，我们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一九八八年五月这次可不同了。我们是余先生的“嘉宾”，尽情享受了台湾“冰雪初融”的人文景观，和老朋友的聚会，和新朋友的相识。我们晚上抵达台北，余范英和季季以及一些作家好友在机场迎接。到旅馆扔下行李，我们就去酒吧喝酒。我和范英初次见面，她在酒吧望着我和Paul说：因为Paul爱你，他也爱我们每个人。我们俩对范英立刻喜遇知音。每个人抢着说话，谁也听不见谁，但每个人都很兴奋，我们都在庆祝那象征性的一刻，台湾的冰雪融化了。那晚，我喝了几杯白兰地，吞了两颗分量很重的安眠药，也不能睡觉。
第二天，余先生夫妇在家中设宴款待我们，煞费苦心邀请了我多年未见的朋友，其中有潘人木、朱立民、孟瑶、王文兴、蔡文甫。十几年不见余先生了，他仍然神采奕奕。因为安格尔在座，他用英文讲到我们为民主的努力。其实，那也是他努力的目标，在台湾本土努力，更为艰辛，更为可贵。
我和《自由中国》的朋友们，在一九六○年雷震先生被捕《自由中国》被封以后，飘零二十八年，终于又相聚了。雷先生已作古，殷海光已去。傅正、夏道平、雷夫人都还健在。怀旧，谈今，不知道的，不能谈的，全都吐出来了。真是世事两茫茫，恍如隔世人了。
我和Paul也带着鲜花去空军墓园，为我年轻守寡的母亲和年轻丧生的空军弟弟扫墓。鸟鸣依旧，蝶飞依旧，母亲墓土已裂，苔痕满地。Paul和我一同向母亲行礼，我泪流满面，他也泪汪汪了。他说我们两人的母亲很相似：好看，聪明，幽默，坚强，他同时在向两个母亲行礼。
到过爱荷华的作家朋友们在阳明山聚会。姚一韦和新婚的年轻妻子一同赴会。王祯和已患鼻癌，失音失聪，妻子碧燕坐在他身边，在纸上写下别人说的话，他报之一笑，或是点点头。每个人都讲了话。王祯和坚持要讲话，断断续续，吃力地，沙哑地，一个字一个字，吐出他对我们的情谊。我和安格尔上去一把拥着他。三人拥在一起，拥住他和死亡挣扎的生命。
我带着白兰地去看台静农先生。我一进门就说：台先生，二十六年了，今天才有机会谢谢您。一九六○年，雷先生被捕后，我闭门隔离亲友。一九六二年，您竟亲自到我家，邀我到台大中文系教文学创作，从此我在台湾又见天日了。
一九八八年，我去台湾时，傅正还在世。雷太太已在监察院提出调查雷震冤狱案，并和傅正一起公开控诉，力促冤狱真相大白于世，要警总发还雷先生狱中所写的回忆录和日记。康宁祥，尤清，朱高正，许荣淑，张俊雄等十三人，在立法院也促政府从速彻底平反雷震案。他们另外也成立了雷震案平反后援会，第一个目标是要回雷先生在狱中写的回忆录和日记。
那年我到台湾，是在雷案发生二十八年之后。《自由中国》的人终于重聚了。雷震和殷海光都在人格的光彩和生活的苍凉中离世了。夏道平、宋文明、雷夫人宋英、傅正、马之、陈积宽，和我星散二十八年，终于又相见了。真个是鬓发各已苍，世事两茫茫。各有坎坷可诉，各有心情可吐，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欢喜透着欷吁，兴奋却又怅惘。在那一刻，一个高大的铜像——永没铸出的雷震铜像，挺立在我们面前。我坐在雷太太身旁，她握着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神，仿佛说：不必说了，现在我们在一起，就很好。她仍然是那么平平常常的样子。
我和Paul这一次在光天化日下直驱木栅，先去拜望雷夫人，再带着鲜花，和一些朋友去看雷先生，他已安息在自由墓园了。他在生时就找好一小块土地，命名“自由墓园”，自题墓碑。车子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而上。小雨纷纷，为我们而洒。山雾迷蒙，似真似幻。我又坐在三轮车上，沿着新生南路的溪沟荡去，荡到和平东路二段十八巷一号，我又看到雷先生坐在一旁，含笑静听殷海光硬着脖子两眼火辣地批评时政，我又听到毛子水老教授心平气和地予以否定，我又听到夏道平娓娓道出精辟透彻的分析，我又看到寄居雷家多年的罗鸿诏老先生捧着一杯热茶在一旁呵呵笑，我又看到被军方强迫到外岛马祖服役而得风湿性麻痹，以至锯掉两腿的雷德成坐在轮椅上。
自由墓园在高高的山坡上。一溜陡峭的石阶爬上去，就可看到雷先生的亲笔字了：
雷震自题 一九七七年 时年八十一岁
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
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 雷震先生之墓
生于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殁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殷海光一九六九年就已去世，雷先生也把他安顿在一起，为他题上：
自由思想者 殷海光之墓
雷震敬题 一九七七年四月
时年八十一岁
他的儿子德成也在自由墓园伴随父亲。他们之间有一块空地，留给与他患难相共大半个世纪的妻子宋英。孤苦的老友罗鸿诏仍然和他们在一起。从他们那儿走上去，还有几户人家，安息的全是他们夫妇生前老友。在雷先生下面还有一小块园地，躺着他心爱的小狗。
我向雷先生行礼时，热泪涔涔。自由墓园流露的亲情、友情、爱国之情，甚至对小狗的人情，感动得我流泪。
烟雾飘渺中，那尊永没铸出的铜像高高站在山顶上，一只手挥向天空，望着远方。
一九八八那年，雷震冤狱真相终于大白。
刘子英一九六○年在台被捕，被警备总部逼迫承认“匪谍”，陷诬雷震“知情不报”，以致雷震坐牢十年。刘子英被判十二年，期满出狱后，台湾警总安排他住在土城，并给他尉官待遇，禁止他和外界接触。他行动诡秘，行踪不定。八十年代后期，台湾政权变化，一九八八年，各界发动雷案翻案运动，刘子英是关键人物，突然离开台湾回大陆定居，两年后死于重庆。他离台前给雷夫人宋英写信表示忏悔，但雷震已作古。
雷太太：
我实在愧对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趋前面领罪责，回想当年为军方威势胁迫，我自私地只顾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谎言诬陷儆公，这是我忘恩负义失德之行，被人讥笑怒骂自是应该，所幸社会人士大多明白这是怎样的一桩冤狱，而您对我的为人罪行也似给以宽容，从未表露责怪之意，因而益使我无地自容。现在我要到大陆探亲去了，特将写就《辩诬》一文寄呈，以明心迹，如要公诸社会致以动乱不安之情势益形扩大，则非所愿也。今天再谈正义讲公理似乎不合时宜，一切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断，则或可不畏权势，直言无隐使真相大白也。 敬请
善自珍摄
刘子英敬上
七十七年八月
(《三生三世》，聂华苓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即出)
100
DS0402100
再见雷震
聂华苓
200402
死刑不是一种权利。而是国家对于它认为有必要也有用处消灭的市民的战争，不过，要是我能证明这种刑罚既无用又无必要的话，我将能使人性的事业取得胜诉。
(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法文版，GF Flammarion，1991，126页)
死刑作为人类历史的一种现象，其古老之年轮已不可考，其制度的花样翻新也在历史记录中留下了有案可查的印迹，而人类对它的思考与质疑则相对晚近得多：从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一七三八——一七九四)一七六四年匿名发表《犯罪与刑罚》公然挑战其正当性以来，也不过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从那以后，由欧洲波及世界范围内的死刑存废之理论辩论与实践进退就欲罢不能，虽然废除死刑还远未成为人类的普遍共识，但它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已经成为由惩罚本位向权力本位，由权力本位向自由本位转化的现代刑法的重要内涵。而且作为思想对象的死刑，也不再只是一种可以让人心安理得的制度而可自在地延续其历史了，反对与思考死刑的运动使之成为人类理性历史的一部分，也成为解构以往人性史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思考死刑，因而改变了其历史方向的第一人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一七六五年二月十七日在法国的《欧洲文学报》上，刊登了一则关于一本“讨论酷刑之残酷性与刑法程序不合法”的奇书的简短报道，没有提及作者的姓名，只说该书在意大利被认为“对公共立法有欠尊敬”。这本在拉文那问世并迅速在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米兰引起议论与猜疑的书很快使其匿名的作者浮出水面，他就是年仅二十六岁的贝卡利亚侯爵。这位深受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布封、休谟影响的青年很快受到了整个启蒙思想影响下的欧洲的青睐，尤其在巴黎。他被称为“当前欧洲最优秀的灵魂之一……他的书位于那些少数逼人思考的珍贵著作之列……我们希望欧洲所有的立法者都考虑贝卡利亚先生的思想以纠正我们法庭的那种冷漠的司法残忍”(巴丹戴尔，“序”，《犯罪与刑罚》)。
贝卡利亚时代的欧陆所施行的刑法体制，有着如下的特征：程序不公开，不许律师之诉讼救助，使用刑讯，用刑残酷：斩首，吊死，车裂，绞刑，车轮刑，火焚。这些备受十七、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的诟病与批判。伏尔泰就曾多次挺身为死刑案件被告辩护(一七六二年的卡拉斯案与一七六五年的巴勒骑士案)。贝卡利亚的刑法理论则在启蒙思想中直接而准确地质疑该司法体制的原则基础。他追随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路，认为社会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而契约关系的前提条件要由法律来规定，要确保法律得以尊重，就需要有刑罚。刑罚，也就是惩罚权，乃是社会成员为了保卫社会契约不受侵犯而让渡给社会的权利，其目的不是要排斥或消灭罪犯，而是要保卫社会。因此刑罚的本质与量刑就应依据其社会效用来规定。他也正是从社会契约论这种自由让渡原则出发而主张废除死刑的。与卢梭强调社会有权处死僭越契约者不同，贝卡利亚认为死刑不属于权利的范畴，因为谁也不会把杀自己的权利让渡给别人。因此处死犯规者乃是对社会契约论的自由原则的违背。同样的，对贝卡利亚来说，刑罚的严酷性也违背了社会契约的公正及本质。因为刑罚不仅是用于惩罚犯罪者的不人道，也用于惩罚其不公。贝卡利亚并不以善恶，宗教与道德标准来讨论罪与罚的问题，而只根据其社会有用性。在他看来，司法问题完全是世俗性的问题，它不涉及神，只涉及人。另外，他还特别指出了死刑的无用性与不必要性：因为多数犯死罪的人都没有因为有死刑的存在而不去犯罪，而对多数观看死刑行刑场面的人来说，如同看戏，同情与蔑视感参半，死刑的威慑性因而十分有限，而使人长期失去自由的终生监禁比死刑的惩戒作用要大得多。
贝卡利亚思想的影响历经二百多年才有了欧洲全面废除死刑的现实，确可称作思想改变现实的典范。
死刑废除论从理论进入到实践并成为欧洲各国刑罚制度的根基之一，所遇困难之大，情形之复杂，已有无数的历史文献记录。这里仅举法国与美国为例。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法国的《政府公报》上颁布了该年度第九○八号法，其第一条款宣布废除死刑。这一天，法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死刑存废之争画上了句号。为法国画上这个句号的关键人物是当时的司法部部长、大律师罗伯特·巴丹戴尔。他先后在两本书(《死刑执行记》(一九七三)和《死刑废除记》(二○○○))中记录下他为死刑犯辩护与为废除死刑而奋斗的心路历程：那个时候他常常受到民众的误解，每次辩护完了之后，都会碰到冷遇，甚至谩骂和威胁。一九七二年，他为因图谋越狱伙同主犯杀死两名人质而被判死刑的博丹争取共和国总统蓬皮杜的赦免，没有成功而亲自目睹了博丹上断头台的场景，那“铡刀干涩的响声”使他坚定了与死刑制度抗争到底的信念。此后，他就不再单纯地从律师的角度去努力，而是以影响政界、影响立法的途径去推动废除死刑的实际历史进程。一九八一年，法国碰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这一年法国准备将其刑法与其他西欧国家的刑法协调，而当时除了土耳其外其他西欧国家都从理论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另外，这一年也正值法国总统大选，主张废除论的左派是巴丹戴尔游说的主要对象，而右派议员中也不乏废除论的同情者，现任总统希拉克就是其中之一。更绝的是右派议员皮埃尔·巴斯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年三年中，一直力图通过取消死刑执行者的工资预算使死刑被悬置。密特朗在当选总统的当下，就利用他的总统赦免权赦免了六个等待行刑的死刑犯并任命巴丹戴尔为司法部长，使得国民议会得以在巴丹戴尔的主持下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七日审查、辩论并通过了废除死刑法草案。由于当时民意测验表明，三分之二的法国人反对废除死刑，如果采用全民公决的办法，采取全民公投肯定通不过。法国在此问题上采用的是政治解决的办法。
与法国不同，美国所走的道路颇为曲折，至今未能了结死刑的性命。几起几落的死刑废除运动在美国始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初步成果是停止了公开执行吊刑；十八世纪末出现的第二波是由电刑的引入而引发的，反对电刑的残酷性最终使十个州通过立法停止了死刑执行。第三波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废除论从立法程序转入司法领域，据海恩斯在《反对死刑：美国的死刑废除运动，一九七二——一九九四》(Herbert H.Haines，Against Capital Punishment：The Anti-death Penalty in America，1972-1994，Oxford，1996)中的研究，二次大战前后美国的死刑处决减少，有人认为这与欧洲出现的大屠杀及其战后普遍悬置死刑的潮流不无关系。这种情形使得美国废除死刑的社会条件有所改善，从而迎来了美国死刑历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一九七二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弗里曼判决”的初审判决违宪为由，驳回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该案判处死刑的程序有法院自由裁量权专断权之嫌。同年六月联邦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的微弱多数作出现行死刑制度违反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八条禁止“非常残酷刑罚”条款，并判决死刑违宪而使之无效。由此可见，这次对死刑的死刑宣判的主要论点是：死刑审判程序及其执行方式有违宪法。它使美国全国在五年内停止了死刑执行，六百多死囚得以免死。这一决定一方面深化了美国废除死刑的运动，另一方面引起存置论者强烈的反弹，相信死刑对暴力犯罪是最好的威慑的尼克逊总统坚持他的信仰，并希望该项决定不适用于绑架和劫持飞机罪；一位副州长怒斥说“这个国家多数最高法庭丧失了对世界的真实感”；另一位州长则认为“该决定无异于给无政府主义、强奸和谋杀发了个通行证”。之后，废除与恢复死刑之争就在这个国家全面展开。由于这个决定的技术性特点，使死刑制度的恢复有机可乘。一九七七年犹他州枪毙了弗里曼案后第一个死囚。此后，不少州都以死刑程序得以完善与死刑行刑技术已经改善而陆续恢复了死刑制度。
应该说中国最早思考死刑的人是沈家本先生。沈先生清末主持修订法律时，深悉“废止死刑之说，今喧腾于世，而终未能一律实行者，政教之关系也”(“死刑惟一说”)。鉴于中国当时的“国情”，他只就死刑统一划一的可能性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际推动。其“死刑惟一说”(《寄文存卷三》)对此有清楚记载，由于他的努力，中国法定的死刑终于由常法中的两种(斩与绞)统一为一种，死刑执刑处也从公开场所转入监狱内。
三十年代民国司法界也有关于死刑存废之争，但由于中国政治的动荡局面，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近几年来，国内出现了有关这一主题的越来越深入的讨论。除去年在湖南湘潭举行的国际专题研讨会外，各种专著、专题讨论也逐渐增多，如胡云腾的《死刑通论》(政法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二○○○年)，钊作俊的《死刑限制论》(武汉大学出版社二○○一年)，邱兴隆的《比较刑法》第一卷·死刑专号(中国检察出版社二○○一年)，陈兴良编的《中国死刑检讨》(中国检察出版社二○○三年)。看起来废除论者占极少数，多数论者属于“应然的废除论者与实然的存置论—限制论者”。持此种态度的学者可以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兴良教授为代表。他所主持的论坛，目前的讨论已深入到改善中国的现行死刑制度的方方面面，如严格限制刑法中死刑罪名(停止将死刑扩至经济犯罪)，完善死刑审判程序的缺陷，一是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统一全国的死刑复核标准，二是健全死刑二审审理的机制以确保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以说这是存置论者目前最为出色的贡献，值得敬佩。不过，这种限于法律技术性的改良，看起来与美国当年的讨论情形十分相似，它可以使废除死刑的可能性无限延滞下去。
如果说存置—限制论者关于限制死刑的主张对于中国目前的死刑制度现状之诊断与建议是十分准确到位的话，那么其对于现阶段中国不具备废除死刑之社会条件的论证观点则是有所欠缺的。如陈兴良认为“因为从物质文明程度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物质条件落后的情况下，生命价值同样保持在一个与物质条件相对应的较低水平上。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就显得比较大……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经济发达程度成反比例关系的。进一步引申，经济发达的社会对于犯罪具有更大容忍性。而且，物质文明程度提高以后，抗制犯罪的物质条件也大为改善……因此，在物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人们往往将惩罚犯罪放在第一位，而死刑则被视为一种最为节省成本的刑罚支出……除物质文明程度以外，对于死刑废止来说，精神文明程度也十分重要。事实证明，在一个精神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报应观念愈是强烈，对于死刑的认同感也就愈强……我国目前精神文明程度也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废止死刑缺乏广泛的社会认同。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杀人者死之类的报应观念源远流长……它对死刑的废止起着强烈的阻却作用。”(陈兴良编，《中国死刑检讨》绪论)。陈教授用以支持存置死刑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论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物质文明程度是否真的可以成为不废除死刑的条件，笔者认为答案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和日本物质文明程度都不比欧洲低，为什么后者废除了死刑，而前者没有？平安朝的日本停止死刑三百五十年，难道物质条件比今日日本更高？中国古代有时也通过大赦解决刑罚成本的问题，难道是因为经济更为发达？其次，用精神文明程度解释中国缺乏废除死刑的社会认同基础也是成问题的。特别是认为“杀人者死”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对死刑的认同之因。笔者部分同意精神文明有程度之高低，但不是因为百姓，责任应在精英。法国废除死刑时百分之六十的法国人反对，但政治精英们说服了民众，重新奠定了社会的法律文化基础。至于“杀人者死”究竟是不是中国死刑制度的基础，乃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从死罪的界定，量刑的轻重，赦免的可能与否，杀人这一事实或者“杀人者死”的原则并不是或者说并不总是死刑制度落实的关键所在。古代中国法律传统中，十恶罪中的许多罪名不一定涉及杀人，而父母杀子女是不受死罪惩罚的，杀了人的皇亲国戚可以通过八议制的保护而免死免罚，而普通杀人案还有戏杀、斗杀、过失杀人等等量刑标准区别刑罚之轻重。所以，重复“杀人者死”作为民众认同死刑制度的原因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它至多是人类复仇本性在法律制度上的一种移情反映，不足以成为死刑存废之论据。
二○○三年十月十五日于巴黎
110
DS0402110
死刑：历史与理论之间
张宁
200402
熟悉中国改革的思想历程的读者，常常觉得中国经济学家看问题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家，作为对比，他们常常觉得从西方学成回来的年轻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时，难免如“隔靴搔痒”，看法虽正确，却未中要害，不如张五常和周其仁这类经济学家的看法那般“入木三分”。
另一方面，学院派经济学家，依我个人的判断，未必从理论上认真看待素不喜谈论博弈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和周其仁之类的看法。于是形成了经济学在中国的某种“割裂”状况：一方面，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是芝加哥学派；另一方面，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其最明亮的部分，往往是“直面现象”的经济学家提供的。
不错，多年以来，我把周其仁这类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称作“直面现象”的经济学，它来自科斯。后者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却不能算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因为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更主要地，他所主张的方法论不同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袖弗里德曼所主张的方法论。首先注意到这件方法论事实的，是周其仁，他是在一九九六年提交的一份案例研究评论报告里提及此事的，但是他似乎更愿意跟从张五常的看法，把科斯倡导的经济学分析称为“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我比较悲观，从来没有试图论证我所在的世界是否“真实”，我只愿意把由科斯、张五常和周其仁实践着的经济学，按照我自己的悲观的世界观，称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问题的关键，在我这篇随笔里，不是要澄清名称，而是要解释清楚这种经济学究竟在哪些方面根本地不同于主流经济学。
弗里德曼在一篇题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的文章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事情了，试图一举确立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地位。虽说，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饱受方法论学者的抨击，但直到今天，它确实还是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经典。弗里德曼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标新立异之见，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济学家如何才可从无数个可供选择的理论当中辨别出那些最好的理论呢？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家们，因为处境和对世界的认识千差万别，从而根本无法就这些理论的初始假设的真实性达成共识，因此，他们只能就这些理论对真实世界的预测是否准确达成共识。换句话说，理论是否真实，不在于它的假设是否真实，而在于它是否准确地预测了真实过程。
对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以及鉴别理论的标准提出最猛烈也最持久抨击的学者，是西蒙教授。后者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却始终是一位认知科学家。在西蒙看来，仅仅根据准确地预见了实际情况，就断定一个理论是好的，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例如，杰文思曾经试图建立太阳黑子周期波动的统计模型，以预测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波动。假如他的模型预测准确——根据我对这位天才人物的了解，这模型肯定是相当准确的，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假如太阳黑子波动周期居然可以准确预测地球上的经济波动，那么，科学的基础是什么呢？科学与占星术，差别何在呢？经济学难道还可以自称为“经济科学”吗？
无疑，芝加哥学派那些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曼和贝克尔，必须回答西蒙教授的批评。而他们之所以继续坚持“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理论标准，归根结底，建基于芝加哥学派源远流长的实用主义传统。
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所谓“芝加哥经济学学派”，只是二十年代崛起的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一个支脉。芝加哥社会学派(涌现出了米德、默顿、布鲁默这样的社会学大师)，始终坚持实证的研究方法和“公共政策”导向的问题意识。实用主义第三位大师杜威在芝加哥任教十多年，留给这一学派的方法论烙印，可说是“根深蒂固”。
实用主义的第一位大师皮尔士批判了传统逻辑学家的真理标准，他说：我们理解任何一个“概念”，惟一真确的途径便是理解它所意味着的全部可能后果。“设想一下，我们概念的对象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想像的有实际意义的效果。这样，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全部概念也就是我们关于对象的全部概念”(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三年版)。
根据了同样的信念，我们对任何经济学概念的理解，尤其是对概念的“把握”，归根结底依赖于我们对概念在真实世界里各种可能运用的效果的理解。这是彻底的效果论，完全不同于康德义务论的效果论，它迟早会遇到来自康德阵营的批评。因此，晚年的詹姆斯(实用主义第二位大师)不得不面对“价值相对论”的困境，因为“只要好用便是真理”，很容易导致“只要符合个人利益便是合理的”这一荒唐的伦理标准。
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由于长期占据着学术主流位置，培养了一大批喜欢用关于真实世界的统计数据来支持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最糟糕的是，由此而形成的“实证研究”学术传统，惟“数据”为惟一的“是”，对于没有数据或者难以由统计数据来刻画的经济现象，不论它们如何重要，则置若罔闻。因此，经济学逐渐演变为“事后”的科学，或者，跟在“统计”后面的科学。其实，方法论学者早就警告过我们：统计指标的设计总是理论导向的，你相信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你就会设计什么样的统计指标。除非学术完全盲目，人们从未见过“统计”走在“理论”之前，因为即便“不相信任何理论”，也还是如丹尼森那样，相信了一种理论。
很不幸，“制度变迁”是上述难以统计但却十分重要的现象当中的一类，由于缺乏统计指标和相应的统计数据，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长期被留给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史学家或者人类学家去研究。例如，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诺斯，其专业是社会经济史而非经济学。哈耶克是另一位重要的制度理论家，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贡献”，而不是因为他对经济制度理论所做的至今无出其右的贡献。
始终积极参与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们，既然无法忽视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制度变迁现象，就无法不重新寻求一条不同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路向。这就是我所说的“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或者张五常和周其仁所说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何谓“直面现象”？首先必须澄清，“现象”者，来自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哲学传统。用胡塞尔自己的口号，就是“回到事情本身去”。直面现象，是经过了胡塞尔“本质还原”的现象，是直接被给予的现象，是悬置了一切“前见”和“原理”的现象，当然，如胡塞尔的诸位追随者和反对者(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萨特)所见，这直观里的“现象”几乎不可能被呈现出来。
“直面”之不可能，是因为每一个观察者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前见”——也叫做“前理解”，来观察他所处的世界，非如此而不能认识世界。故而，现象学运动的后来者们开始强调“共在世界”和“社会交往”。或许，只有通过“对话”，才呈现出“真实”，这就是我称之为“对话的逻各斯”的过程。
晚期现象学家们的洞见在于让我们永远怀疑一己的观察，永远警惕以主体意识为认知前提的见解，永远要去探求和理解“多重”的实践及体验(Alfred Schutz，《社会实在问题》，华夏出版社二○○一年版)。所谓“多重实在”，要求我们重视他人的体验，尊重他人的观察和理解，否则我们将难以摆脱“自我”这单一实在的观念束缚。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援引舒茨的“多重实在”概念呢？因为他提出了反胡塞尔“本质还原”的另一种“还原”——即悬置一切对自然状态的怀疑，凡“理论”，都是对自然状态的某种怀疑，否则就不会有“抽象”。舒茨的看法是，既然胡塞尔的本质还原是不可能的，那就干脆承认每一位观察者的实践体验的局部真理性，然后，通过社会交往来理解事物的自然状态，也就是说，交往着的多重的局部真理性，可以揭示出作为“整体”的真理。
根据上述的直面现象的含义，我们就不难理解“统计”数据的用处了。任何“统计”，都是从某一特定角度观察世界的结果，是“单重”的实在，因而它不能代替“多重”的社会实在，虽然，每一类这样的数据都因代表了一个特定角度上的观察而具有局部的真理性。也因此，我不能同意那种完全忽视统计数据的经济学方法论。那些完全忽视统计数据的经济学家，他们在方法论上与“唯我主义”有什么不同呢？
一方面，主流的经济学传统把它的学生们训练成为统计数据的奴隶，从而招致了来自非主流的经济学家的反抗。另一方面，如上述，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统计数据对我们理解经济活动的多重社会实在的意义。走出困境的途径在哪里呢？我认为，多年以来，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同仁们努力实践着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可以看作走出困境的途径之一。
案例研究，在社会学里面叫做“田野调查”，它在方法上不同于单一视角的“统计”研究。案例研究首先要求研究者“沉沦”到本土社会里面，感受“多重”的社会实在。其次，它才要求研究者有能力走出每一局部的真理，从抽象层面上把握社会实在的多重性。
康德《逻辑学》告诉我们：当我们感受到的事物的逻辑，更多地要求“质”的彻底性时，我们只能诉诸“叙述”的方式来实现这一逻辑彻底性。只有当我们感受到的事物，更多地带有“量”的彻底性时，我们才以“模型”来刻画事物的逻辑。以张闻天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经济学家，在他们从事社会调查的时候，曾经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经济——例如“剥削”的程度，做“定量”描述。那是因为“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定量的描述更有助于革命者测度社会革命和社会反革命的力量对比。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大范围内的制度变迁问题。所谓“大范围”，是指制度变迁的性质难以被任何一个局部所代表。以往“解剖麻雀”和“从点到面”的制度实验方法，已经不再有效。因为我们正在寻求的好的制度(或“最不坏的制度”)，只能在各个局部所创造的制度之间的自由竞争中涌现出来。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在外国“成功了”的制度，只要没有制度竞争，照搬到中国来总要失败。类似地，任何一时一地成功了的制度，要想被照搬到其他的时空点而不流于“腐败”，就必须接受其他制度的竞争。
对于这样的制度现象的研究和理解，“质”的刻画远比“量”的刻画来得重要。故而，案例研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也因此，学院派经济学家建构“数学模型”的冲动是值得警惕的。
何谓“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我认为，只要能够从多重角度而不是单一角度刻画经济活动，就是对“直面现象”的逼近。经济学家或许永远达不到直面现象的境界，因为那是一个无穷逼近的“对话的逻各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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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2116
何谓“直面现象”的经济学？
汪丁丁
200402
二○○三年十一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二○○三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纽约大学的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Engle)，和美国加州大学的克莱夫·戈兰杰(Clive W.J.Granger)，以表彰他们为分析宏观经济和金融时序数据所发明的统计方法。恩格尔教授发明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式，对描述金融时序数据波动的多变性提供了一种简洁有力的分析方法。戈兰杰教授定义的“协整(cointegration)”概念则成为描述宏观经济时序中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的主要手段。
戈兰杰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数学系，博士论题属统计学范畴。博士期间便受聘为该系的统计学讲师。早在大学本科，戈兰杰就对经济学有了兴趣。但他介入经济学是在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时开始的。当时接受他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Oscar Morgenstern)。摩根斯坦受数学家冯·诺伊曼(Von Neumann)的影响，认为数学中的傅立叶分析法应对经济学有应用潜力。摩根斯坦安排戈兰杰系统研究谱分析对经济学的应用性，并引导他步入研究。在以后几年中，戈兰杰每年暑假都到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去访问。后来获得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经济系的聘书。在圣地亚哥，戈兰杰正式开始了教授经济计量学。在戈兰杰到任不久，经济系又连续招聘了几个经济计量学研究能力很强的助教，其中包括恩格尔，学术研究气氛与日俱增。几年之后，圣地亚哥大学的经济系便以时序领域的经济计量学研究而享盛名。
戈兰杰在研究如何将谱分析应用于经济数据的分析时发现，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对由谱分析得出的相图作出经济学解释。戈兰杰认为，由于经济中的每一变量(因素)的时序都是在多个变量的相互作用下生成的，因此，谱分析的重心应是多个时序间的交叉谱，而不是单个时序的单一谱。他就从考察两个变量时序间的交叉谱入手，试图通过交叉谱相图来推断出两者哪个是驱动变量(即自变量)，哪个是随从变量(即应变量)。在考察中戈兰杰意识到，要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这种单向关系，首先必须设法排除这两个变量间以往可能发生过的相互反馈效应。换句话说，要想对交叉谱的相图作出经济学上的解释，就先要判别出所涉变量时序间的相互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这就需要有一种统计检验法。诺丁汉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嘎博(Dennis Gabor)，曾因发明全息理论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戈兰杰向嘎博讲述了他遇到的难题。嘎博便向他推荐了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的一篇论文，其中有维纳给出的随机过程间相互关系的因果性定义。戈兰杰在维纳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对经济时序做因果性检验的具体方法。后来，著名经济学家西蒙斯(Christopher Sims)发表了一篇颇有争议的应用经济学论文，其中运用了戈兰杰提出的检验法，对若干宏观经济时序做了因果性判断。一些对西穆斯的结论持异议的经济学家指出，西穆斯得出的因果性结论并不是真正逻辑意义上的因果性，而只是“戈氏因果性”。从此，建立在维纳因果性定义基础上的统计检验法便以“戈氏因果性检验”驰名于经济学界。
戈兰杰对经济计量学最著名的贡献是协整理论。这源于他对经济时序中普遍存在的非平稳特征的关注。所谓时序的非平稳性，是指时序的动态进程呈现很强的随机趋势性，使得数理统计中用于概述时序样本特征的基本统计量——样本平均值和样本标准差——失去了常不变的性质，而成为样本容量的函数。这样一来，不少以这两类统计量为基础的常用统计检验法也就失去了常纲性，不再能作为评判统计分析结果的有效方法。从数学上分析，非平稳过程为含有“单位根”的过程。某时序的特征根越接近于单位根，该时序的非平稳特征就越强。数理统计学家往往称这样的时序为具有“长记忆”的时序过程。早在二十世纪初，英国统计学家尤尔(Yule)就指出，当两个随机变量都具有很强的趋势性时，即使它们各自的生成过程毫不相关，使用常用的回归分析往往总能得出它们高度相关的结果。尤尔把这种回归称为“谬回归”。戈兰杰在研究谬回归时，先利用计算机随机生成两列毫不相关的非平稳时序，然后对它们做回归分析。他发现，这时回归得出的数据残差序列也是非平稳的。这与人们通常期待回归残差为白噪声(即纯粹噪声)过程的设定大相径庭。回归残差的基本性质出了问题，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也就大有问题。
由于简单回归分析是应用经济学家用于分析经济时序的常用手段，而大多数的经济时序又具有较强的趋势性，戈兰杰有关谬回归的研究论文一发表，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次，戈兰杰和英国经济计量学家韩德瑞(David Hendry)讨论有关谬回归问题时，韩德瑞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两个非平稳时序回归之残差都是非平稳的，而且举了实例。戈兰杰认为这不可能，决定要从数学上推证出这种不可能性，但是越推越发觉这确实是可能的。为了描述两(多)个非平稳过程间可能存在的这种特殊性质，戈兰杰组造了“协整”一词(笔者若干年前为了翻译此词向韩德瑞教授请教词义。他回答是，此词虽基于数学中的积分概念，但本义在于刻画两(多)个含随机趋势的时序变量在长期发展中“协同并进”构成一个平稳整体的性质。有如一对夫妇，各自按自己的历史和生活进程“随机”发展，但长期的夫妻生活却是以一个协同的平稳整体为单位呈现在社会上的。笔者于是构造了“协整”这一中文译词)。人们可以从收入和消费的季度时序来具体认识协整概念。这两列时序的均值显然不是常数，这点从它们各自的移动均值线就可看出。我们还可看出，收入和消费的这两条移动均值线基本是协同并进的。这意味着，收入的趋势可以解释消费的趋势，滤出了随机趋势的消费时序，就应该不具有时变的均值了。亦即收入和消费这两个时序是协整的。协整概念首次将经济学中的长期均衡概念与基于时序数据的经济计量模型内所含的长期均衡解之间的关系从数理统计学角度连接了起来，并将非平稳变量协整后所剩余的平稳误差过程与描述稳定的动态系统的误差修正型模型联系了起来。因此，协整分析很快就成为应用宏观经济模型研究中的基础方法，并对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研究方法产生影响。
协整分析加强了戈兰杰对经济时序中所含的长记忆性的研究兴趣。他和他的同事发现，长记忆性不仅以随机趋势的特征存在于大多数的宏观经济时序中，而且以显著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特征存在于不少的金融时序中。为此，戈兰杰对如何分析时序的长记忆性以及如何采用非线性模型系统描述含有长记忆的时序间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做了不少开拓性研究。近年来，由于学界涌现出各种描述长记忆性的非线性模型，戈兰杰对如何以模型预测功能为基准来对不同模型作出比较和评判的问题十分关注。
在经济计量学界，戈兰杰教授善于抓住学科中的重大基础问题，提出简单明了的理论解释，并且给出方便易行的处理方法。他的论文写作风格也是深入浅出，简明易懂。戈兰杰表示，他对数学和统计学的兴趣主要在于如何运用它们来解决实际问题。他曾谦虚地表示，由于自己的数学功底不深，他作出的数学推证往往比较简单具体，而将进一步严格化广义化的工作，留给那些纯理论经济计量学家去做。戈兰杰认为，在目前的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研究中，尚需多多提倡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切实关注和认识之风，而不应过于追求数学分析之深之美，造成本末倒置。
恩格尔的本科是物理学。他是在进入美国康奈尔(Cornell)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一年之后才转学经济学的。他认为，物理学专业突出理论与试验数据的结合，这是为什么不少从物理学转入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的学者会比较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恩格尔转入康奈尔大学经济系后，从师于华裔著名经济计量学家刘大中。刘大中当时在研究的一个课题是比较用不同频率的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如月度时序数据、季度时序数据、年度时序数据)做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特征。刘大中从实验建模中发现，模型所含延迟变量的时间长度是和数据频率相关的，频率越低，长度越短。他布置给恩格尔的博士论文课题是找出此现象的理论根据。恩格尔从他物理学的频谱知识出发，将经济时序从相对高频的月度数据向相对低频的年度数据转换过程表述为时域加总或积分问题，并推出时序中的短期信息部分对时域积分敏感而长期信息部分基本不受时域积分影响的结果。这里有关时序中长期信息的性质与后来他参与的协整理论研究密切相关。
恩格尔的第一个教职是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来，他转职到加州圣地亚哥大学，与戈兰杰等若干优秀经济计量学家共事。恩格尔对经济计量学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都是在加州圣地亚哥大学任教时完成的。恩格尔认为，他的成功是与圣地亚哥大学经济系聘用了多位优秀的经济计量学家、并具有难得的集体研究气氛分不开的。
恩格尔在经济计量学的成名作是他和里查德(Jean-Francois Richard)、韩德瑞合著的在《经济计量学刊》上发表的《外生性》一文。这篇论文始于恩格尔在比利时的运筹学和经济计量学研究中心的一次学术访问。访问期间的一个研讨会上，恩格尔介绍了采用戈氏因果性检验法对一些经济时序检验的结果。会后，里查德向他指出，他所讲的戈氏因果性其实就是经济计量学中的外生性。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库普曼(Koopmans)对这一概念就定义过了。他们找出库普曼的原文，发现其定义并不同于戈氏因果性。恩格尔就和里查德决定一起追踪外生性的定义问题。里查德和韩德瑞是好友，深知韩对经济计量学史的精通，便请韩也参加他们的研究课题。他们三人将经济计量学中以往所有关于外生性概念的定义论述全部找出来加以分类比较对照，依次指出各个定义不够严谨之处，然后重新严格定义了外生性，将其细分为弱外生、强外生和超外生三个层次，并将戈氏因果性归入强外生性的一个部分。
恩格尔在协整理论的成型和协整分析的奠基方面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戈兰杰最初提出协整概念后，在试图从理论上将协整从模型设定检验和估计上作出系统表达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面对同事的困难，恩格尔利用他对统计检验理论的精通，提出一种与戈兰杰思路不同的协整检验方法。继而，他俩又从这种检验法出发，提出一种估计协整关系的简易方法。戈兰杰和恩格尔将这些研究成果联名发表在《经济计量学刊》上。自此，他们提出的协整分析法便以“戈—恩两步法”闻名于经济计量学界。至今，“戈—恩两步法”仍以其简单易行而被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模型的建模分析中。
无可非议，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型是恩格尔对经济计量学的最重要贡献。ARCH模型主要是采用方差的自回归来描述经济时序中所含随机振荡信息之动态特性。恩格尔从他对经济时序特征的长期研究中悟出，经济时序之方差随时间而变动的特征，应当是研究经济商业周期波动以及设法用合理预期理论解释这种波动的关键特征。恰巧，戈兰杰当时在研究一种检验非线性模型的方法。他试用回归残差平方的自回归式构造了一个检验量，发现该检验量似乎很有效。这其实便是ARCH检验法的雏形。这时恩格尔正准备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术休假。看到戈兰杰的试验，他就把从理论上弄清这种检验法的问题作为他学术休假时的主要研究课题。在伦敦期间他发现，戈兰杰提出的检验法背后是一个用因变量方差的自回归来解释时序之方差随时间而波动的动态特征的模型。恩格尔就这种模型的性质、理论含义和应用估计方法等诸方面的问题和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的著名经济计量学家萨根(D.Sargan)、德宾(J.Durbin)、韩德瑞等人做了多次讨论，终于推导出了模型的基本统计分布性质和迭代估计法。在韩德瑞的提议下，恩格尔把这种模型命名为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型。
ARCH模型问世以后，并没有马上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大约在七八年后，几个应用金融学家首次试用ARCH模型来分析金融时序数据。这才把ARCH模型的真正用武之地显露出来。由于时序之方差及均方差随时间而波动是金融时序的主要动态特征，ARCH模型一旦进入了金融学界，便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各种类型的ARCH模型层出不穷，ARCH特征已成为金融时序分析中的最基本特征，并构成金融学和金融管理学理论研究的重心。根据绘出某证券的日收益时序及其移动均方差，可以看出，收益的随机波动幅度不是常数。但从其均方差曲线所反映出的波幅可看出，其变动具有较大的惯性，也就是说均方差呈显著的自回归性。ARCH模型的成功，也促使恩格尔不断把研究重心从相对低频的宏观经济时序转移到相对高频的金融时序上面。几年前，恩格尔决定离开圣地亚哥大学，接受纽约大学斯特恩(Stern)商学院的聘请，成为该学院的金融经济计量学教授。
表面看来，戈兰杰和恩格尔所做的主要工作都是偏重于理论经济计量学或数理统计学领域，似乎与主流经济学相差甚远。其实不然。戈兰杰和恩格尔对经济学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他们巧妙地将经济时序中具有重要经济含义的动态特征用简洁的统计方法表达出来，从而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实用动态化。我们分别从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学科发展角度，来看一下协整概念和ARCH模型的重要作用。
自凯恩斯革命以来，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核心难题是如何构造既反映基本经济行为公理又能被实际数据检验的动态理论模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兴起的最优增长理论，就是因为其假定前提过于脱离实际而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经济计量学家们在经验模型研究中发现了不少静态理论模型的弊病，并提出了扩展静态理论的各种动态统计模型。其中最为成功的模型是从热动力学引入的负反馈误差修正模型。这些经验模型的通式就是描述一组时序变量的向量自回归统计模型。宏观应用计量模型的发展，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七十年代兴起的合理预期革命，就是理论向现实靠拢的集中反映。传统的静态局部均衡模型在经济计量学中的对应体是静态条件预期模型。合理预期概念实际上是经济学家为扩展静态理论、在模型中引入基于以往历史信息的动态条件预期因素而作出的经济学论证和系统解释。从数学形式看，合理预期模型其实就是所涉时序变量的向量自回归统计模型的特例。继合理预期之后的有限预期等假说，是更直接地为动态回归分析所做的经济学正名。通常，凡包含了动态不确定因素的宏观经济模型，都能被转化成某种特定的向量自回归统计模型。这种数学上的相通为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的连接奠定了基础。大量实验表明，采用实际数据估计出的统计模型很少能完全吻合先验构造的动态理论模型。但是，动态理论模型中的一些基本特征，特别是动态理论模型内的长期静态均衡关系，得到数据支持的可能性就大得多。这里，协整分析为如何从多个非平稳经济时序间检验和估计出这种可能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提供了系统的统计学基础和手段。协整还为负反馈误差修正模型提供了统计学依据。负反馈误差修正模型中所谓的误差，其实就是时序变量协整后的误差，可被视为经济现状偏离长期均衡理论的非均衡误差。显然，若均衡理论成立，这种非均衡偏差就应是平稳过程；若估计出的动态模型表明系统对这种非均衡偏差做负反馈调整，亦即系统是在围绕着理论所设的长期均衡而上下波动的，那么均衡理论的有效性就从动态上得到了证明。可见，协整分析为经济学中的基本均衡理论与实际时序数据的动态连接，提供了系统有力的统计学基础和应用途径。另外，协整概念还表明，由于经济因素间无时不在的相互影响，单个经济因素(变量)往往并不是独立地稳定存在于现实经济中的。由多个因素结合形成的均衡关系才是现实经济中稳定存在的相对独立整体。显然，协整概念从认识方法上为经济学家加深认识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开辟了新的路径。
与宏观经济学相比，金融经济学的发展要曲折缓慢得多。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利用各种统计模型方法试图预测金融证券价格变动的尝试层出不穷。然而，这种数据淘金式的努力大都成效甚微，各种理论假说也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在为数不多的幸存模型中，基于最优资产组合法则的资产定价模型(CAPM)堪称是当代金融学中的经典模型了(一九九○年，经济学诺贝尔奖首次授予金融学领域内的研究成果。这次得到公认的理论就包括提出了资产组合理论的H.M.Merkowitz和提出了产定价模型的W.F.Sharpe)。CAPM从认识方法上将金融学研究的重点突出在金融资产的预期收益(即资产的预期价格变动)与资产风险间的关系上面。从统计学角度看，CAPM其实就是用资产收益与证券市场收益间的相关程度来解释资产预期收益。这里，资产收益与证券市场收益间的相关程度反映了资产在证券市场中的相对风险程度。在应用金融学中，大都采用方差、协方差或均方差指标作为代表风险的尺度。由于CAPM仅表明了收益与风险间的静态联系，而并未说明证券市场中风险多变的动态过程，因此其理论说服力远远大于其实际预测力。在CAPM之后出现的期权证券评价模型(一九九七年该模型的发明者R.C.Merton和M.S. Scholes获经济学诺贝尔奖)，再次把证券价格对风险的依存关系突显出来。在上述金融模型中，作为自变量的风险显然是时变的，但其时变的过程却是存而未论。直至ARCH模式被引入金融经济学，金融收益之风险本身的动态过程才得到模型解释。ARCH分析使金融经济学家认识到高频的金融时序中普遍存在的均方差之时变特征的重要性。这种均方差的时变性表明，金融时序也含有长记忆特征。与宏观经济时序不同的是，金融时序的长记忆主要是反映在均方差上的，而不反映在均值(亦即趋势)上。ARCH不仅为应用金融学家模拟风险之动态过程提供了一个简洁有力的手段，而且为理论金融学家解释ARCH特征背后的行为规律开辟了一片新的疆土。目前，许多大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使用含有ARCH模式的资产受险评价(Valueat Risk)模型，频繁监测金融资产之风险暴露程度，以便及时对任何重大风险变动作出迅速反映。大金融企业的这种行为，突出地反映了风险动态信号对金融市场参与者行为决策的重要性。ARCH分析法在金融学中的深远含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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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2122
恩格尔和戈兰杰
二○○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秦朵
200402
每次看崔明霞(Trinh T.Minh-ha)的电影，都不得不思考。从她的电影中，我虽然也得到了感官的愉悦，但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思考的愉悦。她的每一部电影都很有深度，极富创意，从颜色到音乐，从剪辑到主题，从叙述到设计，都有她非常独特的声音和语言。我想，她大概属于那种流动性的“边缘人”，游离于各种专业之间，既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又是电影导演；既是剧本撰稿人，又是摄影师兼剪辑师；既是音乐家，又是诗人。也许正因为这种多边人和漫游者的角色，使她从未失去艺术的原创力，从未被任何一种专业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她的电影属于典型的“女性书写”，永远在挑战着现有的规范和任何意义上的界限。
第一次听到崔明霞的名字大概是在十年前，那时我刚刚入哥伦比亚大学。由于哥大鼎鼎有名的萨义德和斯皮瓦克教授都专注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我们这些研究生受其影响，也纷纷阅读这一类的书籍。崔明霞出版于一九八九年的《女人，本土与他者》(Women，Native，Other)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这本书既属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又属于女性主义理论，不过读起来不太像学院派的学术著作，反而更像散文和杂感，虽然时时有理论词汇出现，可是并未给予严格的定义。记得当时我还直纳闷，原来还可以这样写理论著作。后来才知道，她的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波折，老是嫁不出去。其实，崔明霞一九八三年就已将此书完稿，可是前后被三十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据她回忆，这些大学出版社、商业出版社和小出版社像踢皮球一样地把她的书推来推去，拒绝的理由主要是此书不符合“市场的范畴”和“专科的规范”，超越了学科的界限。于是，几经坎坷，直到六年后才正式出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本书现在反而成了美国大学的经典教材，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作之一。
由于好奇，我后来找了一些她的资料来看，才更了解她的身世背景。原来，崔明霞一九五三年生于越南，家里有六个兄弟姊妹。她的童年不仅有贫穷和战争的记忆，还有被欧洲文明殖民的记忆。中学在西贡学习音乐史和音乐理论，后又进了西贡大学，一九七○年移民到美国，那一年她十七岁。她的大学本科专攻音乐和法国文学。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她没有立即工作，而是去法国进修民族音乐，然后又去非洲塞内加尔教了三年书。这三年独特的工作和生活经验造就了她的第一部充满先锋精神的电影纪录片《重新组合》(Reassemblage，1982)。这之后，她又连续拍了几部电影纪录片，得了许多国际大奖，还出版了好几本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电影理论、人类学等方面的著作，也出版了个人诗集，并任教于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女性研究系和电影系。
住在纽约的好处，就是时时都能呼吸到新鲜的文化气息。那时，我常常和先生一起去看博物馆，听音乐会，参加各式各样的电影节。也因此及时地观赏了几部崔明霞的电影作品，看过之后，一直惊叹越南能诞生这样的奇才。来自越南的导演中，我很喜欢居住在巴黎的越裔导演陈英雄的作品。他的《青木瓜香》是一首朴素但又充满自然之美的诗，《三轮车夫》则把美丽与残忍、爱情与肉体、诗意与荒芜糅合在一起，令人在感官刺激的画面里，咀嚼着创伤累累的土地和现实所带来的辛酸。此外，加入美籍的包东尼的电影《恋恋三季》也很有意思，象征着过去的纯情采荷女、神秘诗人以及飘满白荷花的传统庭院，在西方商业文明的冲击下，已经快被高速度的都市生活所遗忘；而那片乡土就像片中不幸的女性，被现代文明蹂躏着，只有在鲜红的木棉花下，才能看出昔日的美丽。跟他们的作品相比，崔明霞的电影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也不是在大众电影院放映的故事片，而更像美国的“先锋派电影之母”玛雅·黛伦的“独立片”。崔明霞和玛雅一样，都是自编自导，都有着人类学的关怀，都有着一双敏感的眼睛和骚动不安的灵魂，而且同样执著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日常生活仪式里寻找工业文明社会里早已荡然无存的记忆和芳香。崔明霞于一九九一年曾获得过著名的“玛雅·黛伦独立电影制片奖”，毫无疑问，她继承了玛雅·黛伦开创的先锋传统。
就像她的写作，不断地超越类型的边界，把理论、诗歌和非话语式的语言结合在一起，崔明霞的电影也在不停地逾越着传统的边界，把戏剧、舞蹈、音乐、建筑等融合在一起，徘徊于故事电影、纪录片和实验电影之间。每次参加国际电影展时，她都非常烦恼，因为她的电影很难被归类。比如纪录片类的评委不仅很难接受她的拍法，而且不知道她的电影是应该被放入教育类还是社会类或是少数民族类？如果她去竞争“艺术电影”或“实验电影”的奖项，她也常常会遇到类似的困境。可是，正因为她的这一游离立场，恰恰使得她的电影很有生命力，时时挑战观众的期待，对主流的霸权话语和规范提出尖锐的质疑。
她称自己的电影是“第三种电影”：“第三种电影的运动，就是要拒绝被典型化的关于第三世界电影的概念，好像第三世界电影都只能集中表现特殊的社会政治问题……为了区别于其他电影，第三种电影要在三个阶段提问：第一个阶段是制作，也就是说是用哪一种电影语言并用哪种方式制作电影；第二个阶段是发行；第三个阶段是展示。用另一种语言来说，电影不是用来消费的商品，而是能够制造一种情境，使得人们能够讨论一些问题并且能够相互挑战各自的特殊专业和领域。”
崔明霞对商业电影的拒绝，让我们想起了自玛雅·黛伦以来的先锋电影传统，也让我们感受到她的非犬儒式的艺术家立场。在商业社会中，许多艺术家屈服于金钱，放弃自己的原则而制造商业片。崔明霞则属于那种独立、孤傲的知识分子，绝不迎合商品社会，不断质疑社会的成规和定见。她属于《东方主义》的作者萨义德所定义的那种从专业中漂流出来的“业余人”，不被专业的例行做法所约束，把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保持艺术家的道德责任感，不向世俗观念低头。
虽然崔明霞的电影无法像商业片那样流行，可是在美国知识分子圈里还是非常有名的。去年春天，我遇到马里兰大学音乐系的一位教授，谈起崔明霞的一部电影《爱的故事》，她称赞不已，说这部电影实在太美了。我也很喜欢这部片子，于是介绍给我的父亲看，没想到他也连连称赞，非常推崇崔明霞独到的电影语言。
以往崔明霞拍电影，都不事先准备脚本，她一边积累摄影材料一边思索，有许多即兴发挥和反思的余地。摄于一九九五年的《爱的故事》，由于预算和时间的问题，则必须准备脚本，不过，整个电影故事的叙述方式还是很随意的，给观众留下了大量阐释的空间。这部电影实际上是崔明霞版的“故事新编”。《爱的故事》是对越南传统的爱情史诗——《秋的故事》(The Tale of Kieu)的重新书写。秋是一个美丽善良而又很有才华的年轻女子，为了她贫穷的家庭，不得不牺牲清白，沦为妓女，爱情也屡经波折。这个脍炙人口的越南传统故事，在崔明霞的电影中，成了越南身份尤其是越南女子身份的一个隐喻。越南就像是秋的身体，被法国人殖民，被美国人殖民，被不同的主义殖民；越南女性就像秋一样，被人传诵的美德是忍耐与牺牲，而不是抵抗。《爱的故事》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也叫秋，不过她是从越南移民来美国的年轻的自由撰稿人，靠给人当模特为生，在影片中她边工作边在为一个女性杂志撰稿，写《秋的故事》对美国越裔社区的影响。在重新阅读古老的《秋的故事》的过程，女作家秋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终于揭开层层面纱，拒绝做被窥视的客体。

《爱的故事》中
崔明霞的其他电影都比较像纪录片，而这部则接近故事片。我非常喜欢它的颜色，红、黄、蓝三种主色调营造出异常唯美的氛围，每一个场景都充满了女性的气息，以典雅、宁静和神秘紧紧包裹着观众，女人常用的香水似乎渗入到这些色彩中，柔和的光微微地颤动着，每个画面都隐隐约约地散发着芬芳。也许你会觉得这些唯美的画面可能过于雕琢、过于装饰，但崔明霞却故意用这种犹同女性刻意打扮的效果来制造爱的氛围——一种非自然的氛围，一种令人沉醉的芬芳，一种接近女性所梦想的诗情与画意。于是，爱通过色彩、味道、声音和眼神一点点荡漾开来。
然而，这部电影讲述的并不是女作家秋的爱情故事。虽然影片中有一小段对她过去曾爱过一个有妇之夫的回忆，但整个影片主要是关于爱这一行为本身的故事。秋爱的是写作，不是男人。她在梦想与梦幻里找到快乐，在诗歌里找到心灵的家园。秋对知识的追寻，对女性创造力的眷恋，这些行为本身就被爱的冲动和激情浓浓地包裹着。浪漫的爱情是诗人所想像出来的——秋就是这样一个活在想像世界里的诗人。不过，写作的女人在现实世界里总是难以生存，开始她寄居在姨妈家，为她做家务，但是姨妈不理解她为什么不结婚，也不理解她为什么需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来从事写作。秋为了写作，只好给摄影师阿力翰做模特，但她发现摄影师需要的只是女性的身体，而不是女性的头脑。通过秋的模特经历，崔明霞揭露了社会上所流行的爱情故事中女性被窥视以及女性没有头脑的状况。
《爱的故事》不是单线条地叙述秋的故事，而是有许多层面。导演展开许多线索，比如女性对爱的体会，秋对《秋的故事》的再阐释，越南移民在美国的生活，西方看东方，男人看女人，女人对这些眼光的回视，女人的书写与女人的空间等等，几个层面并置在一起，纵横交错着现在和历史，身体和欲望，梦想与现实。有意思的是，整个故事没有高潮与结局，是完全开放式的。不过，虽然线索很多，可是电影的中心一直围绕着“窥视”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正如崔明霞自己所总结的：
在叙述爱情的历史里，窥视一直存在着。而在这部电影里，窥视是组织电影“叙述”的线索之一。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吗？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吗？就像题目所揭示的，一切都仅仅只是“故事”而已；一个关于恋爱故事中虚构的爱情及其消费过程的故事；一个把传统叙述模式边缘化了的故事，而传统叙述中通常包括行为、剧情、时间和角色等等组成元素。《爱的故事》开拓了一个空间，在这一空间里，现实、记忆和梦不停地互相穿梭着，既有直线的时间也有非直线的时间。它提供了一个关于电影的感官经验和知识分子经验，可以被看成是颜色、声音和反思的交响乐。就像电影中的一个人物所说的，“叙述是香味从爱人传向爱人的轨迹”。
当然崔明霞所说的窥视，不仅是男人对女人的窥视、观众对爱情故事和性欲的窥视，也是西方对东方的窥视。就像古老故事中的秋不断地被窥视与消费，而越南又何尝不是一个被西方想像与窥视的客体？越南在西方的眼里，就像女作家秋在摄影师的眼里，只有身体，没有头脑。摄影师透过层层面纱去看秋，如同越南被层层地包裹在西方对东方的想像里。秋质问摄影师：“一个没有头的身体。女人是不是都不应该有头？……她只是肉体和身体——他才是头，才是头脑，思想着的眼睛。”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秋想像着摄影师成了盲人，就像《简爱》中的男主人公成了盲人一样，而她成了注视的主体。影片中她直视镜头的眼神，让观众、让所有窥视者感到不安，好像他们倒成了被看的客体。在她的注视下，男性看女性，西方看东方，都无法像以往那么随心所欲，无法那么“自然”了。
《爱的故事》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空间等着观众去阐释。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是把越南传统的爱情故事移植到后殖民的语境里，这种移植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女性身体的视角，也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后殖民语境中文化认同的视角。在崔明霞的想像世界里，女性的欲望和创造力的觉醒合为一体，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而西方对东方的想像，男性对女性的窥视，时时被审视，被拷问，被质疑。可以说，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的电影，同时也是一部思考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电影。
比起《爱的故事》这部充斥着虚构和幻想成分的叙述电影而言，崔明霞的其他电影更立足于现实。《重新组合》集中体现的是非洲女性的身体与生活；《裸露的空间——生活是圆形的》拍的是非洲居民的居住空间建筑和生活方式；《姓越名南》拍的是来自越南各个地区的女性对越南历史的讲述；《第四维度》描述的是日本这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保留下来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礼仪。与其说这些影片是纪录片，不如说它们是实验性电影。其中一些实验性的电影技法总是让人联想起“新浪潮”的电影大师戈达尔和玛雅·黛伦的作品。
叙述者“我”是她影片中常常出现的一个声音。《重新组合》中，“我”的声音时不时从富有节奏感的非洲女性劳作的声音里突显出来：“这是一部关于什么的电影？我的朋友问道。”这种自我扣问、自我反思的声音也常常出现在戈达尔的电影里，只不过在崔明霞的作品中，它代表着一种“自我反思式”的女性声音。原始的土地，朴素的劳动，与大地相通的节奏，像自然一样美丽的非洲女人的乳房，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崔明霞。她发现自己既是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同样是来自第三世界，又是一个外来者。以前西方人类学家总是把非洲女人的乳房看成是对立于文明社会的原始文化的象征，崔明霞则在非洲女人裸露的身体里找到了诗意，从中看到生活的快乐和真谛，看到四季的循环，看到无边无际的生命的野性和美。影片中记录了一个非洲的传说，在传说里，非洲女人被看成是火的拥有者：既有毁灭的力量，也有再造的力量。“只有她知道如何造火。她把火种藏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她常用来挖地的火把的末端，就像是她的指甲和手指。”于是，女性的身体逾越了人类学家和纪录片摄影者所设置的界限，是火的象征，是大自然的象征，是祖母、母亲、女儿所延续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传统的象征。崔明霞这种“女性书写”，一方面揭示了西方电影对非洲女性裸露着的乳房的“恋物癖”，另一方面又让非洲女性的身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各种形状的女性乳房随着身体的劳作而颤动，有着不寻常的韵律和节奏，这是舞蹈的美，音乐的美，力量的美，也是女性的美。美国女学者斯皮瓦克曾质问第三世界的女性会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崔明霞不仅让非洲女性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而且让这种声音有别于她自己的越裔声音，虽然她也来自于第三世界。于是，所谓“第三世界”是同一整体的神话也不攻自破了。后来许多学者把崔明霞的作品看成是对传统人类学的挑战，并非没有道理。
在《姓越名南》一片中，崔明霞采访了五位背景不同的越南女性，让观众看到越南复杂的国情和女性真实的生活状况，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所想像的“越南”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话。她把人类学家经常做的实地考察和访问搬上舞台，请人扮演这五个被采访者，扮演者被重新穿着与打扮，这一形式挑战了传统纪录片中所讲究的被采访者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于是，“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变得模糊，讲述者所讲述的历史不再包含绝对的真理和权威性。而且，不只是被采访者的客观性被拷问，采访者对客观材料的处理制作过程也一样被拷问。正像“我”在影片中所说的，“讲述，改编，翻译。从听到录音；从说话到写作。你可以讲，我们可以剪裁、编辑和梳理”。可以说，崔明霞在重新阐释非洲或者越南时，没有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固定的被观察的对象，没有做它们的代言人，而是在展示第三世界的空间、人种、生活和历史的同时，时刻检视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时时反思“谁在说话”“从哪个立场说话”等问题。我非常欣赏她的这种自我反省的姿态，因为这一姿态包含了一个知识分子与生俱有的批判精神和质疑的态度。
崔明霞来自越南的身份，使得她在观察和表现“第三世界”文化时有一种特殊的眼光，这种眼光有别于西方人类学家的眼光，有别于男性的眼光，有别于白种女性的眼光，甚至也有别于同样是“第三世界女性”的眼光。她并没有把自己固定在“被殖民者”的位置上，而是选择做一位漫游者，在大漠的黑夜里捕捉着火把跳动的影子，在迷人的鼓声里聆听属于大地的声音，在被人遗忘的记忆里寻找天使的足迹，在自己漫游的旅程里为我们展示思想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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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2131
影像的书写
刘剑梅
200402
《爱的故事》中
依照通俗的分类，电影可分为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两大类别。如此的划分方式仿佛泾渭分明，但是，近年来台湾电影很少能在本地电影院上映的实际情况，却使得这种区分方式显得很讽刺了。而更为讽刺的是，尽管拥有了侯孝贤、杨德昌与蔡明亮等国际知名导演，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些知名导演并不能支撑起低迷的台湾电影市场，也无力对抗积重难返的电影工业现状(依二○○一年的统计，本地的电影票房收入当中，西片就占了98.4%)。
江山代有才人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新电影”运动，以其不同以往的电影观念与影像呈现方式，吸引了许多的年轻人投身电影界，现在，这些后起之秀都已经足以独当一面；只是，早在“新电影”蓬勃发展的时期就已经开始恶化的电影环境，现今更形恶劣，最明显的现象之一就是：在那一时期，“新电影”大多能够在电影院中公开上映，如今，同类型的影片的放映机会却微乎其微，因为好莱坞电影已经更进一步地包抄了本地的电影院。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群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乃以“自力救济”的方式与行动，尝试让观众走进电影院“看不一样的电影”，这就是台湾“纯十六独立影展(简称‘纯十六’)”的缘起。这一影展始于一九九九年，包括郑文堂在内的年轻独立电影工作者，集结各自的资源，并亲身参与从管理到宣传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以团体战的方式打响了第一届“纯十六独立影展”。“十六”指的是十六毫米的电影胶片，依“纯十六”创始成员、电影工作者鸿鸿的解释，对追求影片质感、但又拍不起三十五毫米胶片的电影创作者来说，十六毫米胶片就成了最实际的选择。到二○○三年五月，“纯十六”影展已经步入第三届，参与的电影工作者与影片也愈来愈多，这或许是第一届“纯十六”举办时所难以想像的；而从本地电影发展的历程来看，“纯十六”目前的状况，正如同当年“新电影”运动的初期阶段，在逐渐引起关心本地电影发展的朋友们的高度注意。
在有关本地电影发展的重要著作《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一九四九——一九九四)》当中，作者卢非易以“高贵而寂寞”来形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台湾电影，如果从电影工业背后的政治经济背景来分析，这条“高贵而寂寞”的路，其实也就是如电影研究者张世伦所说的“海外电影节路线”。这样一条路线的逐渐形成，实际上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形成过程相伴而生。该运动面对当时复杂的电影环境，不得不对之发起冲击，这一客观形势与其所采取的独特路线，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电影”运动的得以形成，偶然的机缘与客观的环境都起了作用。偶然的机缘是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主宰本地电影市场的“军教片”、“琼瑶小说”等类型片，其时在市场上已经逐渐走下坡路，相关方面都不得不探寻新的市场票房之所在，这一实际形势迫使岛内规模最大、也是国民党经营的“中央电影公司(简称‘中影’)”不得不大胆起用新人，尝试开拓新的电影市场。在如此的情势之下，包括杨德昌、万仁在内的一批年轻导演遂获得了拍片的机会，于是，《光阴的故事》(一九八二，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导演)、《儿子的大玩偶》(一九八三，侯孝贤、曾壮祥、万仁导演)等片的成功，宣示了“新电影”路线的成功开端。从客观结构来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造就了一个中产阶级群体，恰恰是他们成了“新电影”很重要的支持者。
随着“新电影”的成功，于是乎出现了所谓“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二分的方式。根据电影的内容，我们固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两者的不同，例如所谓商业电影的电影观是把电影当作娱乐，而所谓的艺术电影则把电影当作一种文化的呈现(“新电影”特别侧重“二战”后本地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城乡问题，以及都会、女性等主题)。但是，如果从政治经济角度来分析，“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这种二分的方式，实际隐藏着更为复杂的背景。毕竟，电影不仅是文化工业体制之下的文化产品，它同时也是一种商品，无论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在此一点上都不能例外。如果把“新电影”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解读，那么，我们必须注意到，“新电影”尽管催生了新的电影类型，开启了新的电影市场，但是，从一开始，它就一直面临着不同影评人或支持或反对的两派声音(电影学者齐隆壬以“作者电影”影评及“观众电影”影评作为区隔)。支持者肯定“新电影”的艺术成就，但反对者则认为，“新电影”叫好不叫座，并无法振兴本地电影市场。不同的影评人各有不同的媒体作为发言阵地，在一九八三年的“金马奖”评审会议当中，两派影评人又针对侯孝贤的《童年往事》，传出“倒侯”与“拥侯”的不同声音。而从电影作为一种商品来看，站在“作者电影”立场而撰的影评往往对商业电影颇多批判，这就引起了片商的不满。更重要的是，被二分了的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都同样需要争取当局有限的电影补助资源，借以减轻电影行销的负担。这样的客观现实就使电影制作的实际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已经远非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所能涵括。
一九八七年，“新电影”工作者詹宏志发表了《电影宣言》，呼吁当局应给商业电影之外的“另一种电影”以生存空间，该宣言并得到五十多位“新电影”工作者的签名联署。然而，或许正如法国《电影笔记》为纪念电影诞生一百周年所编写的《电光幻影一百年》一书当中所说的，“新电影”宣言的出现，恰恰是意味着“新电影”已濒临死亡之际。当然，“新电影”是否确实曾经经历过死亡，这在本地电影史当中，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不过，那一时期粗制滥造的本土商业片，面对香港电影的威胁、不同媒体类别的竞争(特别是录像带与有线电视)，以及当局政策对好莱坞电影的大幅开放，这种种不利因素之下，其实倒真的是逐渐走向了死亡之谷。
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台湾电影，经历了发展阶段中至为关键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一方面，“新电影”时期的代表人物侯孝贤以其《悲情城市》一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首奖金狮奖；另一方面，“新闻局”推出了迄今仍实施的“本土片制作辅导金”，亦即由当局出资来协助拍片，不仅如此，一部电影一旦在海外电影节获奖，当局还另外再颁发不同级别的奖励金。最负声誉的国际艺术电影节之一对“新电影”的肯定，以及当局恰于此时所进行的相关的制度化规范，对于在本地经常票房失利却在海外电影节上开始锋芒毕露的艺术电影导演们而言，无疑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和作用，“海外电影节路线”，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开始形成。
艺术电影自有一套市场操作机制。正如电影研究者彼得·莱夫(Peter Lev)所精确指出的，艺术电影并不依赖在本土的电影票房，而是依赖分散在不同国家、为数相对较少、但属于文化精英的特定观众群，这些观众不属于好莱坞电影的喜爱者。而艺术电影的放映空间，则维系于西欧、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艺术电影院。台湾电影的海外路线，就是在艺术电影的这一特殊的市场行销策略之下开展。艺术电影也自有其艺术评鉴机制，例如柏林、威尼斯与戛纳三大电影节就属于艺术电影的最高殿堂。“新电影”首先是在中等水平的电影节当中崭露头角，然后，从一九九○年到跨越千禧年的十几年间，台湾导演相继在三大电影节当中放射光芒，在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一九八九)获得威尼斯金狮奖之后，尚有杨德昌凭《一一》(二○○○)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属于“新电影”之后一代的导演，则有蔡明亮以《爱情万岁》(一九九四)一片摘取威尼斯金狮奖，林正盛以《爱你爱我》(二○○○)得到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而在美国寻求拍片机会，但与台湾电影有一定联系的李安，也挟《喜宴》一片(一九九三)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这样，在通过了三大电影节的“认证”之后，这些导演们便相对地不必再担忧本地市场的票房问题，也不必再担忧本土片商投资意愿低落的问题，因为，会有外资支持他们继续拍片。外资介入，就构成了台湾电影生产的第一种类型，以上述几位导演的资金来源来看，侯孝贤的《海上花》(一九九八)是日本松竹电影公司所投资，之后的《千禧曼波》(二○○一)则与蔡明亮的《你那边几点》(一九九八)相同，都有法国资金注入。侯孝贤曾说：“我的观众，台湾两万，巴黎二十万。”尽管本地观众只有两万，但是，毕竟这些导演的作品基本上仍会在台湾上映，但是，海外路线却逐渐引发出一种吊诡的现象，比如，杨德昌的《一一》已在海外上映，但在本土却迟迟不露踪影。杨德昌甚至作出了不参加“金马奖”评选的选择，只是在得到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这是台湾电影在戛纳电影节所得到的最高奖项)之后，迟至二○○三年，《一一》才借台北电影节之机，首次与本地观众见面。

《爱你爱我》在法国上映时的宣传招贴
至于第二种类型的电影生产模式，则是与好莱坞电影工业实行联手。这一类型又可分为两个个案，第一个个案是李安，第二个个案则是《双瞳》。李安的个案较为特殊，因为他长期在美国寻求拍片的机会，与在台湾拍片的导演的情况有较大的差别，此外，他虽然也是在台湾开始其导演生涯，但却第一个与好莱坞发生了较深联系。李安推出的电影《推手》(一九九一)与《喜宴》(一九九四)，都是先通过了“新闻局”优良剧本的甄选，而由“中影”出品发行，其《饮食男女》(一九九四)一片同样也是由“中影”出品发行。凭借这些作品通过了三大电影节的评鉴，并且甚至对另一个评鉴机制——好莱坞也闯关成功之后，李安得以进入好莱坞拍片，经过《理智与感情》(一九九五)、《冰风暴》(一九九七)、《与魔鬼共骑》(一九九九)之后，《卧虎藏龙》(二○○○)一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奖项。

《双瞳》
另一种与好莱坞产生联系的类型，则是由哥伦比亚公司投资、导演陈国富(在此片之前他已拍过四部电影)所拍的《双瞳》(二○○二)，该片可算是继《卧虎藏龙》之后，对台湾票房产生重大意义的电影(虽然票房远不如《卧虎藏龙》，但是导演、编剧与多数演员都是本地人，因此别有意义)。并没有依靠艺术评鉴机制的“认证”，这部片子仍在中国的香港、台湾以及海外的新加坡都拿下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不过，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否会持续运作，而其对台湾电影工业的效应又是什么？这是值得持续观察的。
前述这些导演，大体来说，有些是在“新电影”时期就已成名(侯孝贤与杨德昌)，有些则是崛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蔡明亮、林正盛、陈国富)。然而，除他们之外，新的电影创作者也在不断出现。二○○二年以《梦幻部落》一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最佳影片奖的导演郑文堂，或许可被视为第三种电影生产模式的代表。他先是凭着《明信片》的剧本获得“本土片短片辅导金”一百万新台币的资助，从而得以将该剧本转化成影片。之后，又陆续获得公共电视频道《人生影展》的资助，分别拍出《兰阳溪少年》、《浮华淡水》、《浊水溪的契约》、《少年那霸士》、《玛雅的彩虹》等剧集。至于其在威尼斯电影节得奖的影片《梦幻部落》，同样也是在“本土片辅导金”的资助之下完成。因此，基本上，郑文堂代表了标准的寻求官方资源拍片的生产模式。当然，《梦幻部落》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之后，也陆续参加了包括香港电影节在内的各地电影节，因此，其模式也同时可以算是标准的海外电影节路线。事实上，这也正是台湾新锐的独立电影工作者们一条典型的运作模式。
与郑文堂相似的例子，尚有涌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新锐导演陈以文。同样地，他以寻求“本土片辅导金”的方式得到补助。但是，除了走“海外电影节路线”之外，他更进一步地尝试与海外发行商发生联系，让电影在海外的电影院也能上映，以增加电影票房。例如其作品《果酱》(一九九八)就有日本公司预买版权，并在东京新宿的电影院上映了三个月；而获得“本土片辅导金”的《运转手之恋》(二○○○)除了在台北上映之外，也分别在中国香港、荷兰、比利时等地获得了放映的机会。
从不景气年代里台湾电影的生产状况来看，“新闻局”的辅导金成为电影生产的重要支持。台湾导演们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在前述几种不同电影生产方式的类型当中，有的延续“海外电影节路线”，有的则尝试其他的可能性。“低迷的台湾电影市场”经常成为台湾影评人写文章开头的用语，然而，实际的情势其实要远比这一说法更为严峻。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工业体制已经不仅局限于投资高成本的电影，同时，它更重视附带的经济效益，例如电影城、主题公园等，在这一商业策略面前，自然无法有化外之地。一九九八年，美商即在台北投资开设了华纳威秀电影城(拥有十八个放映厅)，而在台湾加入WTO之后，当局更取消了原本对进口电影在拷贝数量与放映空间上的限制，好莱坞电影本来就已经垄断了台湾电影市场，在此之后，情形只有变得更加严重。
客观环境就是这样不容乐观，面对台湾电影的未来，关心者的意见则是纷纭莫同。例如有人质疑，“海外电影节路线”容易以一种“异域情调”的方式来描述台湾；也有人以杨德昌的《一一》为例，认为“海外电影节路线”造成了本土观众与台湾电影之间的疏离；有导演批评，台湾欠缺主流电影的层次，还有学者主张，应该成立公共电视频道集团，从制度层面落实对本土电影的保障……
“纯十六”创始成员之一的鸿鸿期待，这一影展活动不会无疾而终，而将成为独立制片与观众接壤的平台。作为一场新的电影运动，相较于当年的“新电影”运动，它仍然潜藏着相当的能量：首先，是核心议题“终于”被讨论。当年关于“新电影”的论争，一直集中在电影呈现方式的所谓“艺术”与“商业”之辩，而较少触及电影内容以外的政治经济议题(这其实是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今这个问题已经被摊开在阳光下，接受着更多的讨论(虽然已有些迟)。当然，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在厘清了相关的政治经济脉络之后，将之化为具体推动电影发展的策略。其次，是网络媒介尚未充分开发的“电影动员”力量。关于“新电影”的评介，多集中在极为有限的书刊中。今天，在网络等媒体的不断演进之下，不仅有许多关于电影的网站，更有定期发送的电子报(例如经常反省本地电影环境问题的《小电影主义电子报》)，网络的“电影动员”力量实在不容忽视。郑文堂的《梦幻部落》于威尼斯得奖之后在台北戏院上映，在欠缺经费宣传的情形下，网络的宣传遂成了该片取得尚可票房的重要路径。第三，是年轻导演开始尝试重新定义台湾电影。“新电影”运动催生了侯孝贤这样的世界级导演，不过，这却使后继的年轻从业者中有不少人一味追随侯式风格，然而，正如侯孝贤自己所言，如果只知追求他的风格，“台湾电影会死”。对此，“纯十六”的部分年轻导演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们认识到，台湾电影不应该只是慢节奏的一种，应该以更多元丰富的尝试，来赋予其以新的定义。
电影当然是一种艺术，只是，导演与演员们拍完片之后，片子的拷贝能否被放在电影院里的放映机上？观众是否会走进放映厅？导演接下来是否还有片可拍？除了内容呈现的问题之外，上述这些电影内容之外的政治经济议题，也必须要面对。电影也因此不只是属于电影工作者，更与大家息息相关。作为一场艺术运动的“纯十六”带给大家的，应该不仅是要让公众“看不一样的电影”这么简单。我们还希望看到，在所有人共同的反省与努力之下，本土电影最终得以克服恶劣的环境。因为，尽管现实条件恶劣，但既然作为一种艺术探索运动，参与者就没有悲观的权利，只有奋力超越！
139
DS0402139
十字路口的台湾电影
李政亮
200402
《爱你爱我》在法国上映时的宣传招贴; 《双瞳》
六十多年前，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形成所谓轴心国，扩张和侵略，酿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在亚洲，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历史，成为许多国家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复活，几十年来成为亚洲国家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
我有个好朋友长期居住在日本。她自然地会站在祖国的立场上，特别关心日本政治中的相关动态。例如，日本在战后由美国人帮助制定的宪法，规定了日本不得拥有军队，更不得派兵出国。可是，战争过去已经将近六十年。和德国一样，日本跃跃欲试，试图向世界证明，他们已经可以实行“国家正常化”，也就是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军队，一样派兵参与国际维和之类的军事行动。作为一个国家，出门不再矮一头。
一个国家曾经走上造成世界灾难的错误道路，并不意味着它就千秋万代不得翻身，这是常识。德国就已经基本走出“二战”阴影，在政治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不仅德国军队参加了国际维和行动，而且，已经有德国士兵牺牲在维护和平的战场上。可是在日本，它的右翼势力在民间和政界都很活跃，总使得周边国家对它无法放心。同样一个“国家正常化”，在德国已经过关，在日本，却每当小有举措，都要引发日本国内外的重大质疑。我的这位朋友，就是其中一个。在她看来，受日本战争教育的那批人，其中有一些已经沦为政治动物，虽日薄西山，却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他们在政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的朋友对这些右翼充满警惕。
我们在聊着这些话题。我于是问：根据你的经验，你是否觉得，假如今天日本修宪成功，明天，日本军队很容易就会冲出去侵略呢？她却毫不迟疑就回答：那当然不会。为什么呢？我追问。今天的日本年轻人对政治没兴趣，不会积极去政坛表达自己。可是，这些年轻人，也再不是六十年前军国主义教育下的战争机器人。他们怎么可能被你一叫就去当“皇军”。
朋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在日本这样一个有着侵略历史的国家，普通的孩子们，在某种意义上，竟然可能超越政治家，创造一个国家新的未来。因此，日本的教育有时会成为政治话题，例如大家熟悉的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和日本教育厅决定在学校增设“爱国教育”课程。
就在和朋友聊天的那天下午，我开车去商店采购。到了商店门口，我转进泊车位，却没有照例在给车熄火的同时关掉收音机。车里的空调早已失灵，我摇下车窗，就在美国南方八月的阳光下，留在座位上，直到听完一个专题节目。这个节目恰好和我们聊的话题有点关系。在节目主持人有限的穿插下，两名事件主角，讲述着一个跨越半个地球和半个世纪的真实故事。他们，一个是住在东方的日本年轻女子、一个是住在西方的加拿大老人，在共同呼唤一个永远年轻的姓名，那是六十多年前，生活在东欧的一个小女孩——汉娜·布兰迪。
汉娜的故事是从一只手提箱开始的，开始在日本东京。
东京，一排简朴的街面房子，有那么几间门面，上额的开首是一个六角星的图案，接着是一行并不大的字：东京浩劫教育(Holocaust Education)资料中心。六角星是犹太人的标志，英语的“浩劫(holocaust)”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指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这几间房子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民间非营利组织，其宗旨是让日本孩子了解欧洲历史上的一场浩劫，虽然它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也远在半个地球之外，可是，这个组织认为，这样的教育对日本孩子是重要的。就在一九九八年，一个清秀的年轻女子石岗史子开始负责这个博物馆。
博物馆的对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关的实物，可是日本本土没有浩劫文物。欧美的浩劫博物馆虽然藏品丰富，可是他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将珍贵历史文物外借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博物馆。史子还是决心试一试。结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礼貌的谢绝信。一九九九年的秋天，她去波兰旅行。当年纳粹设置的犹太人集中营，很多是在那里，包括著名的、以毒气室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死亡营——奥斯威辛集中营。
史子去了奥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馆负责人助理，恳切地陈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儿童的心愿，提出了借展品的请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动，答应考虑。几个月后，二○○○年初，史子真的收到一只来自奥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里，除了一小罐纳粹在奥斯威辛用于屠杀的毒气，其他都是儿童囚徒遗留在那里的东西：一只小小的袜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只手提箱。手提箱深色的箱面上，用粗粗的白漆写着“625”的编号和汉娜·布兰迪的名字，还有她的出生年月：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底下是一行触目的大字：Waisen Kind(德语：孤儿)。这是史子收到的惟一一件标有姓名的物品。

博物馆是等参观者上门的。史子却还组织了一个孩子们自己的小团体——“小翅膀”。他们定期活动，出版他们的报纸，扩展浩劫历史的教育。这些孩子是史子的“中坚力量”。“小翅膀”们围着手提箱，提出一堆问题：这只手提箱的主人汉娜，她是谁？根据汉娜的生日和战争结束的日子推测，她提着这个手提箱走进集中营的时候，应该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那么，后来呢？汉娜活下来了没有？史子无从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的孩子们发誓，她一定尽最大努力，去了解汉娜的情况。但是奥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馆回信说，他们不清楚汉娜的情况。以色列的浩劫博物馆回答说，从来没有听到过汉娜的名字。美国的回信也说不知道。就在她几近绝望的时候，奥斯威辛博物馆又来了一封短信，信中说，他们找到一份名单，显示汉娜是从特里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转送过来的。其他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了。
那是二○○○年的三月。虽然这只是一条简短的线索，史子还是感到很兴奋。这毕竟是她手里惟一的坚实信息。她开始寻找资料，阅读她能找到的、有关特里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这个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渐渐从迷雾中清晰起来。原来，那是纳粹给一个捷克小镇起的名字。它原来叫特里津(Terexin)，一八○○为关押囚犯而建，后来逐渐变为一个普通小镇。一百多年过去，它被居住在那里的捷克人建设得十分漂亮可爱。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把整个小镇用围墙圈住，士兵看守，把它变成了犹太人的集中居住区(ghetto)。原先住五千居民的小镇，拥挤地塞满了被迫离家的犹太人。“二战”期间，曾经有十四万犹太人在这里住过，其中包括一万五千名犹太儿童。汉娜就是其中一个。随着阅读的深入，史子读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可怕的事情，读到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几乎都和汉娜一样，后来向东转送到更为可怕的地方，如奥斯威辛这样的死亡营。但是，她也读到，所谓的集中居住区是比集中营宽松一些的犹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们在这个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镇里面，有一定的活动自由。同时，在特里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犹太人中间，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居住在那里的犹太孩子教授各种课程，不仅让孩子学到知识，还借艺术给孩子们做心理疏导，他们教音乐，还教孩子们画画。最后，史子读到，在特里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张犹太孩子在囚居时期的画，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看到这里，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许，那里也有汉娜的画？她给特里津集中居住区博物馆写了一封信。几个星期之后，二○○○年的四月，一个大信封从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抵达东京。特里津博物馆回答说，他们不知道汉娜的经历。可是，在当年的营地里，确实偷藏了大量犹太儿童在囚禁中的画作。其中许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犹太博物馆展出。从信封里，她抽出了五张照片。史子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画。一张是彩色的花园，还有四张是铅笔或炭笔画。每张画的右上角，都写着：汉娜·布兰迪。
这个夏天，史子精心组织的展览《孩子的眼睛看浩劫》，终于展出。作为一个民间小博物馆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观众数量，已经比她想像的要多得多。而且，来的还有成年人，展览应该说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观众的，就是汉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画。大家看了当然都会问，汉娜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她长得什么样？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她又向特里津博物馆询问，他们回信说，他们只有这些画，却并不知道画画的孩子的故事。
特里津，这个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脑子里徘徊。她知道，这是惟一可能揭开汉娜手提箱之谜的地方。她决定亲自去一趟。可是她没有这笔旅费。但是，机会终于来了。她受邀参加在英国的会议。从英国去捷克，就不那么远了。二○○○年七月十一日早上，史子终于抵达特里津镇。她当晚必须赶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飞机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时间有限。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没有事先打电话和博物馆预约。直到到了博物馆门口，她才发现那天恰巧是当地的一个节日，博物馆不开门。
史子万分沮丧地坐在博物馆的大厅里。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听到远处的某个办公室发出一个声音，她循声而去，果然发现某个办公室有人。这个意外地待在办公室而没有回家过节的女士，叫露德米拉。这个远道而来的日本女子的决心感动了她，她想尽可能为史子找出汉娜的线索。她按照索引，从九万个曾被关押在这里、又转去东方的犹太人名单中，找出了汉娜·布兰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细查看这张名单。她发现在汉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个和汉娜同姓的名字：乔治·布兰迪。他会不会是汉娜的家人？露德米拉判断，那是可能的，他比汉娜只大三岁，很可能是他的哥哥。而纳粹做的名单经常把一家人列在一起。史子还发现，名单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个折钩的记号，有的名字却没有。她追问，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露德米拉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有折钩的，都没能幸存下来。史子看了一下汉娜的名字，有一个折钩。这不是一个太大的意外，但是，她还是很难过。她继续查看名单。这时她发现，在乔治·布兰迪的名字旁，没有这个死亡折钩。
汉娜可能有个哥哥，她的哥哥可能还活着！史子央求露德米拉找出乔治的更多消息。也许，因为露德米拉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她经历过更多的失望，就不那么乐观。她是有道理的，战争结束已经五十五年了。乔治可能已经改了名字，可能远离家乡无人知晓，也可能在这些年里去世了。可是，她还是尽最大努力帮助寻找。她抽出另一份纳粹留下的名单。那是乔治在特里津囚禁期间，他住的那栋房子的铺位名单。由于拥挤，一个垫子两个人睡。露德米拉对史子说，她知道，那个和乔治合睡的人科特·库图克，他还活着。他就住在布拉格。
史子再赶到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门口的时候，已经是闭馆的时候了。她找到一个叫米盖拉·哈耶克的女士。在寻找汉娜那些绘画的时候，米盖拉就帮了很多忙。这次，真是很幸运。史子一说出科特·库图克的名字，米盖拉马上说，我知道他。她打了一连串的电话。最后，找到了库图克先生的秘书。今天的库图克，是一个艺术史学者。他要坐当晚的飞机出差，秘书挡驾说，他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在米盖拉的坚持下，提着行李的库图克先生，天黑后匆匆赶到只亮着一盏灯的博物馆。“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个时候的难友”，他说，“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乔治·布兰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多伦多”。
二○○○年八月，七十二岁的布兰迪先生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他打开信，“亲爱的布兰迪先生，……请原谅我的信可能给您带来伤害，提起您对过去艰难经历的回忆……”他一阵眩晕。从信封里他抽出几张照片，那是小汉娜的画，还有一张照片，那是汉娜的手提箱。
一个月后，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终于从多伦多来到东京。她在办公室打开信封，止不住激动地叫起来。大家涌进办公室，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史子喃喃地说，那是个多美丽的女孩。她手里是汉娜的照片。她开始哭起来。她终于唤出了汉娜，一个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汉娜·布兰迪
上世纪三十年代，汉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个叫诺弗·麦斯托(Nove Mesto)的美丽小镇。汉娜和哥哥是镇上仅有的犹太孩子。可是，他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学，有许多朋友，过得很快乐。他们的父母热爱艺术，为谋生，开着一家小商店。那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一九三八年，汉娜七岁那年，开始感觉周围的气氛变得不安。父母背着他们，在夜晚从收音机里收听来自德国的消息。在那里新上台的纳粹在迫害犹太人。接着，随着德国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犹太人的坏消息也在逼近。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国土。汉娜一家的生活永远地被改变了。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先是必须申报所有的财产。后来，他们不得进入电影院，不得进人任何运动或娱乐场所，接着，汉娜兄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一九四一年，汉娜要开始读三年级的时候，犹太孩子被禁止上学。汉娜伤心的是：她永远也当不成教师了，那曾经是她最大的梦想。那年三月，盖世太保命令汉娜的母亲去报到，她再也没有回来。汉娜生日的时候，妈妈从被关押的地方，寄来了特别的生日礼物，那是用省下的干面包做成的心形项链。父亲独自照料他们。有一天，他带回几个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他不得不告诉自己的孩子，只要他们出门，就必须带上这个羞辱的标记。汉娜兄妹更不愿意出门了。可是，家里也并不安全。秋天，外面传来一阵粗暴的砸门声，他们的父亲也被纳粹抓走了。留下汉娜十岁，乔治十三岁。
他们被好心的姑父领到自己家里。姑父不是犹太人，可收养犹太孩子是件危险的事情。他给了这两个孩子最后一段家庭温暖。一九四二年五月，纳粹一纸通知，限令兄妹俩报到。随后，他们被送入了特里西恩施塔特犹太人集中居住区。临走前，他们回到自己的家。汉娜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这个故事的手提箱。汉娜和哥哥提着各自的箱子离开家，先坐火车，又提着它吃力地步行，从火车站走到集中居住区。就在门口登记的时候，纳粹士兵在这个箱盖上写下了汉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没有父母随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注释：“孤儿。”
在特里西恩施塔特，汉娜被迫和哥哥分开居住。但他们还能够找机会见面。在居住区的三年里，汉娜和哥哥看到他们年老的祖母也从布拉格被抓来，又很快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死去。一九四四年秋天，纳粹德国已经接近崩溃。他们开始加速将居住区的犹太人向死亡营转送。先是乔治被送走。十三岁的汉娜突然失去相依为命的哥哥，这只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后的一点联系。终于，汉娜也接到了被转送的通知。她行装简单，只有那只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衣服，她自己画的、最喜欢的一张画，还有居住区小朋友送给她的一本故事书。她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线希望：也许，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乔治；也许，还能在那里，和爸爸妈妈团聚。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深夜，汉娜和许多犹太人，在一阵阵吆喝声中，从火车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个站台。探照灯的强光下，他们几乎睁不开自己的眼睛。汉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带走，荷枪的士兵大声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惊恐万状的汉娜松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坚硬冰冷的站台上。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她们从火车站台，直接被送进毒气室。汉娜甚至还来不及知道：她已经追上了心爱的哥哥，乔治正关押在这里；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妈妈，一九四二年，汉娜的父母卡瑞尔和玛柯塔，也在这里被杀害。这是波兰。这里，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
制作这个录音节目的加拿大电台的凯伦·蕾文女士，后来在这个节目的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书：《汉娜的手提箱》。她显然和史子有着一样的想法：从孩子开始，就应该接触人类历史的一些负面教训，甚至包括悲惨和苦难的具体实例，以此为开端，学会对差异的宽容与和平。当孩子们同情汉娜的遭遇后，会问为什么。会记住，仅仅因为她是犹太人，仅仅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家庭，就遭到迫害，那是不应该的、不公平的。
我对这本书的对象是儿童感到惊讶，我虽然不懂儿童心理学，但凭着本能，我觉得让孩子以如此方式直面悲惨人生，似乎太早了。虽然在阅读中，我感觉凯伦·蕾文在进行写作时非常小心，她也尽可能地在避免过度的刺激。我还是有些困惑，觉得这样的教育必须非常谨慎。应该有更多的儿童心理学家研究这样的课题。保持儿童的心理健康，应该胜过其他一切考量。这使我想到，在一些有过负面经历的国家，对儿童、甚至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我想，在日本，出现一些民间机构关注儿童的浩劫教育，用心良苦。他们到遥远的国家去借用历史资料，而不直接使用同时期日军侵略的资料，是有他们的考虑的。作为幼小的孩子，要直接面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前辈制造丑恶和悲剧的现实，这样的冲击会带来太大的心理困扰。故事遥远一些，道理还在，却避免了复杂的困扰过早进入儿童期。等到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在童年故事的基础上，可以再进一步理解自己国家发生过的事情。
人类历史有大量的负面经验，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每个国家也都有大量负面的现实。人们需要历史的传承，汲取历史的教训，需要面对现实。而与此同时，作为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又要警惕大规模的心理伤害。悲和愤等等感情，是正义感的基础，可是，一旦过度，很容易走向极端心态，产生对理性的摈斥。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带来一个健康的社会，让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态。他们应该是幽默、睿智、快乐、自尊、富有想像力的一代，而不是一代悲壮的愤怒青年。假如是后者，那么，这个社会出问题的可能不是更少，而是更多。
二○○一年三月的东京，史子和她的孩子们，终于盼来了汉娜的哥哥乔治·布兰迪，他还带来了自己的女儿，十七岁的拉拉·汉娜。在半个多世纪后的日本，他重新见到了妹妹汉娜的特殊遗物，那只手提箱。他伏下头，伤心地哭了。可是，几分钟后，他恢复了平静。他觉得，妹妹汉娜的愿望实现了——她终于成为一个教师，教育了那么多的孩子。乔治，汉娜的哥哥，作为一个浩劫幸存者，他战后的经历，也在对今天的日本孩子表达着什么。他告诉他们，这么多年，他去过很多地方，他始终带着他最为珍贵的家庭相册，那是姑姑、姑父为他保存下来的。一九五一年，他移民加拿大，成功地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他告诉大家，他最值得自豪的，是他虽然经历一切，却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往前走。
乔治告诉日本的孩子，对他来说，他从苦难经历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宽容，尊重和同情。他相信，这也是汉娜要告诉大家的。也许，能够将极端负面的教训，转化为正面的生活价值。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附：至二○○三年五月，史子组织的展览巡回在日本的六个地方展出，参观者超过六万人。
(《汉娜的手提箱》，[加]凯伦·蕾文著，林达译，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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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2147
汉娜的手提箱
丁林
200402
汉娜·布兰迪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表述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海德格尔是尼采最重要的继承者，这两个人，是尼采通往法国后现代思想的两个必经之道。
但是，在晦涩这一点上，巴塔耶比海德格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复杂，烦琐，神秘，并且有一种福柯所叹服的僭越能力——无论是对于知识分类的僭越，还是对于生活道德的僭越。“你如何对巴塔耶这样的作家进行分类？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还是神秘主义者？答案如此之难，以至于文学手册总是忘掉了巴塔耶。”罗兰·巴特这样说出了巴塔耶留下的阐释难题。不错，巴塔耶是个小说家，而且是属于萨德传统的，他曾经孤独地以公开信的形式为萨德的离经叛道、虐恋嗜好和层出不穷的排泄形式辩护，他赞扬萨德式的“排泄力量的冲击性爆发”，这种爆发——包括一切的呕吐、排泄和异想天开的色情折磨——是对庄重性的欢乐式冒犯。他的小说《眼睛的故事》描述了各种各样的虐恋形式和经验，并将各种欲望经验推向死之边界，只有这个时候，这种经验，连同产生这种经验的欲望，才沐浴着一层神圣的光辉。《眼睛的故事》堪称是色情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这部二十年代诞生的小说一直深深地隐伏在某些越轨人群的内心深处，这些人对极限经验深深地着迷：六十年代写《从作品到文本》的罗兰·巴特，七十年代拍《感官王国》的日本导演大岛渚，八十年代写《快感的运用》的福柯，九十年代录制《维纳斯是个男孩》的冰岛歌手比约克。他们对于巴塔耶的反复求诉犹如巴塔耶对于萨德毫无保留的持续认同。
同样，巴塔耶同超现实主义的关系，使他注定是一个诗人，哪怕是“高贵”的具有领袖气质的布勒东所咒骂的“下流”、“肮脏”、“污秽”的诗人。他的诗密布着大量的让人“恶心”的动词和“阴暗”的形容词，并令人产生一种不堪回首的生理上的震惊；通过这些诗歌可以恰当地进入他的黑夜式的“内心体验”，这是对“不可能性”的体验，一种通向空无的僭越体验。诗，要使他“将自己投入死亡之中”，“死亡盘踞在我心中/像一扇小小的窗户/她啜泣着她是个懦夫/我害怕/我会呕吐”。这样的诗，和他的那些断片散文一样，具有一种凄厉而隐匿的尖叫声。这些散文在《内心体验》中，在《罪感》中，借助于破碎形式，以一种暧昧的激情凌乱地表达出来，这些断片，是不连续的内心体验的混乱隐喻，它踉踉跄跄，喋喋不休，它表现为自我撕裂，似乎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力量被包裹着而难以发泄。这是尼采式的散文，但它剔除了尼采式的情不自禁的高声嘲笑，它也不是卡夫卡式的孤独的喃喃低语，这是布朗肖式的反省，它最终以一种压抑了的急迫、一种不过于爆发的敏感、一种病态的痉挛方式导向虚空。这是对表意的固执否定，对词语的毫不吝啬的“耗费”，对认知的绝对抵制。德里达说，巴塔耶的写作“越过了意义、统治和在场的逻各斯”，南茜(Jean Luc Nancy)持有相同的看法：“‘巴塔耶’不过是在抵制他的话语表意……我们在其著作的字里行间只能读到抵制意义的书写游戏。”
但是，巴塔耶毕竟是长期的图书管理员，而且是熟练的杂志编辑，他的神秘主义倾向并不能掩盖他作为一个清醒的擅长推理的经济学家的事实，他对礼物经济，对生产、消费、交换及其漫长的发展史有持久的兴趣，并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展开了暗暗的竞争，他提出的“普遍经济”既是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的起点，也是德里达的延异思想的资源之一。但是，经济学家对于他来说绝对是一个讽刺，经济不过是她的哲学思考的一个方面。选择经济学来论述，既是同马克思一样，将人和主体的确立看作是一个漫长的劳动和生产过程；同时，这也是为了巩固对理性的识别，因为理性的最常见的世俗实践形式就驻扎在经济活动中。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尼采式的哲学家，巴塔耶才奠定了他的先驱位置。正是由他掀起了对尼采的法兰西式的热情，他对上帝之死的解释，是福柯“人之死”的前提。巴塔耶将尼采作为对抗黑格尔的手段，这一点无疑也是德勒兹处理尼采的方式。这个尼采的信徒，柯耶夫的忠实听众，萨特的潜在对手，布朗肖和列维纳斯的同道，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克里斯蒂娃等——频频示敬的先驱，这个将大笑和啜泣反复锤炼为一体的神秘主义者，是从探究远古神秘经验的人类学开始的，而这个神秘经验的核心是死亡。巴塔耶奇特地颠倒了性和死的次序：死和性，这种对立的体验形式，以彼此越界的方式成为一个巨大的纠缠不休的连续体，它们以相互撕裂的方式得以整合。作为福柯的一个榜样，巴塔耶是名副其实的实践家，越到晚年，他越成为一个身体力行的萨德式的实践者，在性实践——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性实践——方面，他俨然一个不知疲倦的老手和花样翻新的常客，此时此刻，“真实的存在变为一具横卧的肉体”。一九六二年，六十五岁的巴塔耶病逝，他终于摆脱了长年的健康困扰——病痛几乎笼罩了巴塔耶及其父母的一生，他的母亲在绝望的压力下多次自杀未遂，他的父亲因为梅毒而长期瘫痪、失明，巴塔耶自己则因为肺结核而变得阴郁、消沉。对于他来说，死和性一样，从来就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个最为欢乐的可以放声大笑的神圣经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呢？
巴塔耶从尼采那里得到启发，对理性主体和道德主体展开了持久的批判。为此，他从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方面勾勒了一个理性主体的系谱学。他的基本问题是：人性(理性)是怎样建立的？它是如何摆脱兽性的？这种理性和理性主体的充分发展导致了怎么样的结局？
巴塔耶围绕着人的三个层面展开讨论：兽性层面，理性(人性)层面和宗教层面。兽性依赖于本能行事，并完全受自然的驱动，随时随地听命于自然欲望的要求，这样，动物身上的兽性从来不超越自己，从来不同自己分离和对立，动物的兽性在每一个瞬间都毫不犹豫地达成自我的圆满肯定。与此相反，人性，则开始被否定意识所充斥着，他既否定他身上的兽性自然，也否定(改造)外在的大地自然，正是在这种双重的否定行为中，人开始同置身其中的自然(广袤的时空融合体)分化了，也同他身上的自然(兽性)分化了，这种分化借助于语言和理性等巨大而令人惊讶的力量，其结果是，自然总体性中的诸构成要素分崩离析，“纯粹抽象的大写的我”在这种分化中抽身而退，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同自然展开了一场否定性较量：他制作工具，将自然作为改造的对象，并纳入自己的掌握中，这就是最初的生产和劳动。这种对象化生产为一种有用性产品所引导，其目的是物，作为生产者的“我”根据物的有用性培植他的理性计算的内心世界，他也就此展开了他的历史：劳动的历史、意识的历史、理性的历史、语言的历史、主体的历史。在这个对自然的否定性劳动所主导的历史实践中，他摆脱和压制了他的兽性，并在这种压制中确立了人性，确立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主体，这个主体用工具进行整饬，用语言来再现，用理性来权衡，用意识来认知。那种巨大而混沌的连续性的动物性统治在这种缓慢的历史进程中被条分缕析地切割了，各种各样迥异的对立面得以形成：主体和客体，内在性和外在性，自我和非我，知识和非知，概念和直觉，现实原则和快感原则，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等等，截然对立，泾渭分明。一个越来越秩序井然的世界在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出现，在此，盘算、规划、知识、理解将世界各就其位地重新布置了一番，深谋远虑的目的论压倒性地取代了动物性的及时行乐。
巴塔耶用复杂的方式耐心地对理性世界——巴塔耶称之为世俗世界——的形成做了分析，这个理性世界为谋划的观点所主导。具体地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各种实践，都有一个谋划的思虑、一个可预计的期待、一个能预测结局的目的，一个可以测度的有用性结果。因此，谋划，目标总是锁定在一个时间上的未来，其根本意图乃是产生事后效用，产生一种功利性的充足结局。两个世界，被对象化的物的世界和认知性的主体世界都被这种谋划所宰制，并以一种或曲折或直接的逻辑形式表现出来。显然，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在巴塔耶看来是这种谋划性的功利主义世界的巅峰。在这个敏于计算的世界上，人最大限度地压制了他的盲目兽性。
但是，兽性被人性完全压制了吗？或者说，在人的意识、人性逐渐奠定的时候，兽性被完全否定了吗？巴塔耶正是将人性和兽性的竞技引入他的思考中，他的最为剧烈的时刻，是人性和兽性彼此冲突和挣扎的时刻。正是引入了兽性这一维度，正是关注兽性和人性的相互残忍撕裂，巴塔耶的思考，连同这种思考的令人震惊的恐怖性最终得以喷发。
实际上，巴塔耶将兽性看作是一股强大的回潮和逆转力量，开始，它的确被人性所否定；但是，在否定它的同时，它像某种倔强的野草一样反复地生长出来，兽性从来不会在人身上完全根除。这样，人，就被不同的剧烈冲突的力量所撕扯，人性的确定因而变得困难重重。
人摆脱了他的自然性，从自然中脱颖而出，这是人的第一次否定，这次否定确立了人性化的世俗世界。但是，这个原初否定发生的时候，对这个原初否定的否定也同时发生了，也就是说，人在逐渐建立他的主体性和世俗世界的时候，还有一股力量同时在否定这种主体性和世俗世界。这就是“二次否定”，它让这个谋划性的世俗世界破裂、暴露、绽开，让物质主义统治和功利主义式的盘算的内心世界露出豁口，从这个豁口中，一个神圣世界溢出来了，这是与世俗世界截然对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宗教、艺术、性粉墨登场，同时，非知识得到了强调，混乱的内心体验不再为谋划思维所主宰，奢华的耗费代替了处心积虑的积攒，异质性颠倒了同质性，性的随机狂热压倒性地挤走了克己的苦行，这就是巴塔耶的“神圣世界”，也是被世俗世界所“诅咒的部分”。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在同时奋力地较量。
世俗世界通过原初否定而形成了禁忌，禁忌主要是对兽性的禁忌。因为只有除掉兽性，让它藏匿和消失，人性才能得以奠定。人和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他恐惧、讨厌和拒绝兽性，人性就是在疏远、排斥和否定自然兽性的过程中被奠定起来的。人，就是要独立于自然和对抗自然。显然，在身体领域，尤其是在性的领域，禁忌会施展最大的力量，因为性正是动物的标志性特征，是兽性牢不可破的典范形式，是自然本能的狂暴的驱动力量。它主宰着动物的所作所为，并让动物随时臣服于它的粗蛮。于是，动物的性遭到最初人类的恐惧和厌恶，人类要控制这种力量，要从它的宰制中解放出来，结果，他就以禁忌的方式对性围追堵截，将它安置在隐蔽的地带，人类的性，就这样成为一种隐私被塞进了规范的强制性框架中。性被立法了，乱伦禁止了，性再也不能像动物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地出没，而且它的即时性快感冲动还被推延了。对于人来说，性禁忌不是完全拒绝性，而是对性进行规划，是控制随机的性，将性纳入到一个合适的轨道中去，纳入到一个未来的恰当的目的中——人类在性这里就开始表达最初的谋划和推理思想。同样，对身体性的所有本能冲动——这正是人和动物身上的共同性——都应该进行否定和排斥，因此，排泄也令人厌恶：生殖、经血、呕吐、大小便都应在某个黑暗角落偷偷摸摸地进行。
不过，尽管人性踩着兽性而起，但兽性在抗拒着，而且不屈不挠。巴塔耶承认，对于兽性自然的否定注定是要失败的。人性及其世俗世界对兽性，对这些被诅咒的东西进行否定，并不能让它们不起作用，而是赋予它们一种别样的价值，使它们成为一种“陌生的、令人困惑的东西”，这些被诅咒的东西“不再仅仅是自然，而是经过改造的自然，是神性”。这不是兽性，而是神圣的兽性，它对世俗世界进行否定，犹如世俗世界对自然兽性进行否定一样。这就是神圣世界的诞生。巴塔耶让我们看到，动物的兽性已经演变成人类的色情了。色情是性，但不仅仅是性，是被改造的性和被改造的“自然”，它包含着人类的喜悦和不安、恐惧和战栗。人类世俗生活对性进行否定，他们筑成一道大坝将性围困起来，但是，性恰恰因为这种禁锢的大坝而充满着神秘的魅力，在这种魅力的驱动下，在它顽固本能的驱动下，它要对这种大坝不可自制地反复冲刷，它要重新返回。但是，在返回的途中，它又为一种羞耻感和恐惧感所深深地侵扰，性的返归之路决非坦途。但是，这种对性进行否定的恐惧感和羞耻感从反面强化了性的冲动和欲望，使这种欲望加速度地膨胀，并带有一种毁灭性的呼号。它冲破世俗世界的禁令而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是一种英勇就义的悲剧性快感，它被神圣光晕所笼罩。这样，人类的色情与动物的性的差异显现出来：动物的性的满足一帆风顺，它没有负担和阻力；而人类的色情遇到了阻力，它在禁令和恐惧中前行，快感披上了危险的色彩，并在紧张中欢乐地发抖。不过，这种阻力却从反面强化和滋生了犯罪式的僭越，使这种僭越带有一种赌徒的疯狂冒险。在此，色情将僭越和禁令、欲望和恐惧、贪婪和拒斥包裹于一身。
这是神圣世界的色情一面，它位于世俗世界的下端。神圣世界的另一面，宗教，则在世俗世界的上端。如果说，色情作为一种圣物，否定世俗世界的禁令的话，那么，宗教献祭作为一种神圣行为，否定的则是功利性法则和目的论法则——这差不多是世俗世界的统治性法则。因此，色情和宗教献祭是对世俗世界再否定的两种强烈形式，因为，世俗世界最初确立的前提是对人身上的兽性实施禁令，它的最后表现则是谋划式的功利主义生产法则。色情和献祭就分别对世俗世界的前提和后果、条件和形态进行了否决。因此，在巴塔耶的神圣世界里，宗教及其献祭形式成为非目的论的普遍经济的绝对形式。
巴塔耶怎样看待宗教献祭？在原始宗教中，献祭是一种纯粹的耗费。献祭将产品无目的地破坏掉，动物或谷物作为祭品，丧失了它的有用性。这样，献祭同功利性世俗世界的占有和获得法则刚好相对，它成为放弃、缺失、纯粹的耗费、无保留地掏空。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献祭呢？为什么要将这些有用性的物品，而且常常是贵重的物品——如羊或者谷物——庄重而豪华地毁掉呢？献祭所义无反顾地要毁掉和丧失的，到底是什么？
巴塔耶将献祭解释为对世俗的物化世界的否定，正如神圣色情同样是对那个世界的否定一样。物化的世俗世界因为自身强大的生产逻辑力量，使一切物品都作为功能性要素出现，物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功利性链条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物被污染了，离开了初始状态，变成了一个异己物，这是物的“异化”。而献祭，正是对这种异化状态的矫正，它所要剔除的，正是这种被功能化的物。献祭，通过毁灭的方式，使物离开了这个世俗世界，回归到它应该所在的混沌的世界中去。这样，牛，就既不是食品，也不是生产工具——这都是物化世界对它的粗暴改变——牛仅仅是同自然和谐嬉戏的牛。献祭中对牛的杀戮，就是杀掉这种物化的牛，被功利性原则训练出来的牛，被物化世界作为工具来使用的牛。献祭，因此就是将物化的世俗世界对牛的强暴改变根除掉，从而让牛吻合于它的内在性和直接性，返回到自身的自然性中。献祭中的杀戮，因此是对物化本身的一次杀戮，是对物化世界的杀戮。于是，献祭就以一种否定形式中断了由目的论所支配的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的因果路径，它绝不起衔接和传递功能。如果说，献祭是奉献给神灵的赠礼的话，那么这是不求回报的赠礼，是纯粹的赠礼，是绝对耗费性的赠礼。
这就是原始宗教中的献祭所体现出来的神圣意义，神圣意义就这样通过否定之否定而再一次萌发。对世俗世界否定，让祭物接近初始状态，同时赋予它一层辉光——献祭总是庄严、慎重和奢华的。与此同时，献祭意味着死亡，它使观众目击了死亡，使观众一步步地体验死亡的来临，“死亡一方面从根本上摧毁了肉体存在；另一方面，也正是在献祭中‘死亡经历着人的生命’”。死亡，向一个超越这个世俗世界的王国开放，因为在杀死的那一瞬间，人在战栗中受到了深深的吸引，他摆脱了自我意识，变成某种悬浮的空洞状态，这是一个“空白”的自我，世界被弃置而去，人被恐惧和狂喜、悲哀和快乐、害怕和诱惑所强烈地充斥，紧接着就是完全地耗尽，他全神贯注于“毁灭”这一瞬间事实，停留在“杀戮”的那一刻，并深深地陷入一种巨大而完全的“毁坏”的兴奋感中。此刻，时间的因果顺序，谋划的结局，有用性的价值诉求，物品的事后影响，这些世俗世界的规范铁律崩溃了。神圣情感的矛盾性——它对应于世俗世界的逻辑解释——再一次在这种献祭瞬间得以爆发。献祭不是贪婪占有，而是奢华性缺失；不是对遥远将来的投资，而是着眼于此刻的耗费；不是和对象截然对立，而是和对象融为一体；不是平静的心理推算，而是纷繁的情感折磨；不是表象性的话语说明，而是沉默无言的剧烈波动的内心体验。献祭，同色情一样，在这里，人向世俗世界之外的神圣世界无限地接近和回溯。
色情的神圣回溯是向先前的自然性和动物性充满矛盾地逆向回溯，它适应于对动物性的直接冲动以及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不洁、肮脏和巨大欲望。人类这种神圣兽性的返归显然对人性(主体)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性挑战，于是，作为一种替代方案，通过死亡、献祭以及随之而来的体制化的宗教所涌现出来的另一种神圣性的脱离世俗世界的路径出现了，与前一种截然相反，它是向上的，向着纯洁、干净、无欲和灵魂的方向迈进，这种神圣性在献祭的宗教中体现出来。前一种神圣性被直截了当的欲望所统治，它的驱力是色情；后一种神圣性通过启示和信仰来完成，它的驱力是死亡。无论是欲望还是启示，都超越和摆脱了理性推算所主宰的世俗世界，都摆脱了外在的事后功利性目的，都是对人类古老的未分断的自然连续性的缅怀性追溯。如果说对连续性的缅怀，对世俗世界的超越有向上和向下两个路径的话，宗教和色情就位于两个路径的极端，并且相互之间保持着最大的排斥性张力。“神圣形式的二元性，是社会人类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这些形式必须分布在对立的两个阶层之中，即纯洁的事物和污秽的事物之中。”
(《色情史》，乔治·巴塔耶著，刘晖译，商务印书馆二○○三年版，12.00元；《色情、耗费和普遍经济》，汪民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23.50元)
157
DS0402157
乔治·巴塔耶的色情和死亡
汪民安
200402
不久之前，与几个朋友一起去了黔南、黔西南以及平坝一代的苗族、布衣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翻山越岭之间，不但在都匀、荔波、凯里、镇远等城市停留，而且也沿着古代的驿道寻访传统的踪迹。在平坝附近的屯堡见到一群衣着有些特别的老乡，便问当地的朋友这些老乡是哪个民族的，不想得到的答案竟是六百年前被明朝政府从应天府派来此地戍边的军人和家属的后代，这才知道像我这样的汉人早已经是“夷”人了。
屯堡的后面有一座矗立在山顶的城堡，据说吴三桂曾经在那里居住过，山下是屯垦的土地。深山老林，交通不便，在整整六百年间，这些从我的故乡附近迁徙到这里的人们竟然保留着明代的穿着打扮，居住在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建筑风格的院落里。当地人将那样的院落称之为“歪门斜道”，因为大门不对正厅，而是斜着伸展出去，门侧的墙上有一个可供观察的小洞，我想也许是戍边者为了适应军事或防卫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吧，如今却成为一种建筑的格式了。在屯堡的中心部分有不大的场子，一侧的房子下坐着几个老者，他们在晒太阳。老者们之中有一位戴着墨镜，在这个地方显得有些特别。我走过去搭讪，他们听说我的老家也在应天府(南京)附近，显得很热情。那位戴墨镜的老人说他最年长，大概快九十了吧。从他的神色，一望而知就是这个屯堡中见过世面的人：抗日战争时期，这位老者曾经是时在四川的黄埔军校的第十七期学员。聊了一会儿之后，他说起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抱怨他的长官没有及时投诚，弄得他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有“历史问题”。我问他是哪个兵团的，他说是黄维兵团的，战败后从淮海战场辗转回到贵州高原的老家，从此再没有出山。
如今的深山之中，高速公路正以惊人的速度伸展。几年前到过赤水，沿途道路颠簸，行路艰难，但偶阅报纸知道国庆期间的游客流量已经每天超过两万人，足见公路交通发展的速度。这些数百年间与外界甚少交通的地方一次次地接待着像我这样远道而来的访客，明朝的服饰、旧式的建筑和少数民族风情正在成为旅游的资源。我不知道王铭铭先生是如何抵达魁星阁的，但一定与当年陶云逵、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类学家的寻访有所不同了。离开屯堡的时候，我忽然想到那几位老者中惟一走出屯堡而又回来的人的经历。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当年的年轻人走出大山的呢？说来有趣，抗日战争所造成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动员让许多北京、上海等都市知识分子深入后方，也让这位戴墨镜的老者、当年的年轻人走出了深山。那个显眼的墨镜也许就是那趟远行在一个屯堡人的身上留下的痕迹，而中国的人类学、民俗学的发展也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王铭铭说：“‘魁阁’所表达的，与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席明纳’还是有所不同”，这个不同之中除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读一点历史之外”，也与这些当年还年轻的学者们在战争年代深入后方的经历有些关系吧。“只有生活于乡村大地上的人们，才知道风对于生活的意义”(刘宗迪)，但这个几千年来乡民们就知道的“意义”也只是在一些特定的时代契机下才能让书斋中的学者真正地把握。
但今天的动力截然不同了。如今横贯云贵的公路连接着上海、广州和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它们已经是这个市场社会的一部分了。当交通、媒体、市场和国家组织体制遍布山川大泽的时候，“自然”本身也在退化和消失的过程之中。那些为脱贫和发展而做出的努力艰苦卓绝，但如何让这样的努力不蹈许多国家的发展主义覆辙，也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陈映芳在她的文章中质疑这个媒体中大张旗鼓的“城市化”，并把当代中国的“三农危机”与这个“城市化”及其发展主义策略联系起来。王诺的文章评述了“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并从生态主义的立场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现代的核心价值提出了质疑。在各种人类自身造成的生态灾难频仍的时代，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在反思各种学科和知识的氛围中，我们如何才能将这样的问题带入反思的视野呢？
166
DS0402166
编辑手记
200402
陈四益文
有投入，才会有产出。这好像是尽人皆知的道理。投入越少，产出越大，则赚钱越多。这好像也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于是，有钱都往看得见产出的地方投，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卫生工作，被看作没有产出的消费行业，给的钱本就不多。卫生工作里头，重临床、轻预防，又是历来的顽疾。有钱建几个医院，多了几张病床，收了多少病人，治愈率提高多少，收入增加多少，攻克了什么疑难杂症，都说得清、道得明。钱投在明处，成绩也摆在明处，预防就说不清了：没有发生疫病，怎见得是你工作做得好？兴许今年本来就没疫病；一旦有了疫病，又说给了钱也没做好工作，总之，里外难做人。成绩不在明处的事，谁也不爱干。所以，投入照例无多，各地的防疫机构也日见萎缩。
去年一场SARS，改变了不少人的观念。知道疫病控制虽然没有产出，但若不投入、不建设，一出问题，影响的产出，可比多建几项工程大得多。
观念一变，投入也就积极了，听说钱还给得不少，给得很快。阿弥陀佛！真是了不得的进步。不过，给了钱，怎样用，还得有个计较。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的部门，一旦暴富，不懂得珍惜。大笔的钱拿来，就忙着盖大楼、买高级仪器。这也是钱花在显眼处的老法子。但内里呢？从抗击SARS时职能部门的表现可以看出，多年来萎缩的主要不是“硬件”，而是人才的萎缩、能力的萎缩。若不把钱花在“软件”上，只怕大楼虽气派，设备虽可观，也还只是个空巢——尽管是一个美丽的空巢。
诗曰：瘟神去后财神到，
事过方知未可嘲。
只恐人才凋落甚，
浪掷金钱筑美巢。

丁聪
丁聪画
封二
DS0403902
投入
陈四益
200403
诗画话
丁聪
丁聪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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