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简史
编辑推荐
澳大利亚权威的历史学家砸扁了世界讲述400万年兴衰北大历史学权威何顺果教授全稿翻译并作序推荐！！！
一部更加关注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史学读本；一部引起全世界历史学家高度关注的权威专著；一部来自南洋、挖掘久被忽略的大洋洲文明的奇书；一部为我们通俗讲述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的世界史书！
内容简介
每个人开始这本书时，都忍不住要惊讶起来，世界的历史怎么可以这样写呢！
本书讲述了人类在过去400万年里的发展历史。从人们走出非洲去寻找新大陆开始，到车水马龙的世界，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作者用拉家常的语言，独特的写法，展现世界发展的点点滴滴；让过去的历史变得生动，让过往的人变得清晰，还有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和强大的帝国的兴衰。
译 序
去年某个时候，具体日子已记不清了，北京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通过我在外交部工作的一个学生辗转找到我，说有一本由澳大利亚学者写的世界史，希望我能帮他们翻译一下，以便出中文版。
最初我对此事犹豫不决，因为它的写法飘逸、史实年代过简，并不太适宜作中国学生用的教材。后来在翻译过程中细读细嚼，才发现此书优点甚多，不仅于社会大众了解世界历史会有助益，就是从学术研究角度看也有参考价值，虽然不一定作教材使用，但却是一本难得的大学素质教育读物。
第一，我国过去引进的世界史书，不是来自东洋就是来自西洋，鲜有来自南洋的。西洋史书以“西欧中心论”者居多，近年来虽然提倡“全球史”，以便纠歪，但骨子里仍难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东洋的世界史书，最初大多亦是“西欧中心论”的传播者，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为大国，又有人企图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史，也难免偏颇。本书作者杰弗里?布莱恩乃澳洲学人，我们终于有了一本可以引进的，既不同于东洋也不同于西洋的，而是来自南洋的世界史书，在学术上无疑是有意义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从结构到内容，在克服上述两种倾向方面，都做了很大努力，对大洋洲文明的重视就是一例。
第二，本书作者执教于墨尔本大学，又到哈佛大学进行过一年研究，出版过32本著作并因而成为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尤对经济史有深入的研究，这一背景赋予本书以特色。一般的世界史著作，把大量的笔墨和篇幅放在重大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考证和描述上，而本书却对人类发展史上社会、经济和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情有独钟、着墨甚多，而且对它们的记述和解读既充满激情又注重细节，娓娓道来，绵延悠长。与其说本书是一本世界史，不如说它更像一本文明史，而且从结构到文字一以贯之，读来十分顺畅，又印象深刻。
第三，本书作为《世界简史》压缩版，总共不过20万字，但正因为它是原著的压缩版，在不大的篇幅中却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而且常常为我们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譬如，我们一般从M.T.瓦罗的《论农业》之类著作中寻找有关古罗马农业的知识，而本书作者却根据维吉尔的《农事诗》，向我们介绍罗马人驯养野马的“吉祥日”。又如，许多中外学者都热衷于谈论中国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而本书作者却非常看重他治理黄河的业绩，并留意到当时为庆祝工程完工而修建的“宣房”。再如，玻璃在一般史书中只是作为文明史中的一个史实来处理，而本书作者却用很大的篇幅来揭示它与科学发展的关系，让我们充分地了解到“玻璃的启明作用”。总之，即使从纯知识吸收的角度，本书肯定也值得一读。
为此，我在这里向广大读者，特别是我们的社会大众慎重推荐此书，你们一定会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你们需要的大量历史知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何顺果
2007年11月
前 言(1)
本书是基于写作一部简明的世界历史的尝试，试图涵盖从最早的人类离开非洲到他们在全球各个地区定居下来的历史时段。这样一种考虑使得我在描述本书旨在探讨的一些重大主题时不可避免地一略而过，宛似从疾驰的火车中向窗外倏忽一瞥。
我在写作之始就决定关注技术和技能，因为它们对改造世界的作用如此巨大；我非常重视主要宗教的兴起，也是因为它们试图对这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我也考虑到地理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之前经常决定着不可能发生之事和不可能成功之事。我也论述了人们的食物以及他们如何为了每日的生计而辛勤劳作，这些内容最初并未在考虑之列。在本书完成了大半之时，我意识到应该补充某些对所有人来说曾经一定是显而易见的内容，即：月亮的巨大威力，星辰和夜幕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第四章“黑夜的苍穹”和最后一章的部分段落试图弥补这一疏漏。
我也关注各大帝国及其占有的地区，注意到一位领袖或一个国家所统治的疆域面积日益扩大。在人类历史上，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现在第一次有可能存在，这个政府英明与否、是否为公众所需则另当别论。因此，世界的缩小是本书反复论述的主题之一。
写作伊始，我就意识到过于压缩本书的内容是一种冒险行为。用板球运动来打个比方说，我希望快球，即紧凑写作，与慢球，即松散写作，交替进行。为了确保这种节奏上的变换，我在叙述主要内容之前，有时安排了松散写作的时间写作某些并不紧凑的内容，譬如，黄河新娘、新西兰毛利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印度的靛蓝对蓝颜色的影响等可能占用了本不相称的过多篇幅，但是，它们有其自身的价值和象征意义。
欧洲人在本书的一些章节中少有提及。在本书的前十二章中，欧洲除了作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故乡之外罕有出现。当欧洲文明起主导作用之时，非洲、亚洲、小亚细亚甚至美洲实际上直到最后四五百年才成为历史的主旋律。
棘手的问题之一是运用多大篇幅来论述刚刚过去的150年。像加里波第、罗斯福、丘吉尔和纳塞尔这样颇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无疑值得一提，像麻醉剂的发明这样意义深远或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也肯定至少需要一段的篇幅，但是，这些内容在本书中只是一略而过或者未加考虑。我对20世纪历史相对比较紧凑的处理是因为我不愿像每一个世纪的人那样把自己生存其中的那个世纪看得意义非凡，事实上是枉自尊大。当人们在公元2400年写作世界历史时，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许许多多反响巨大的事件将会减弱其关联性或者被人们所淡忘，亦如发生在罗马时代或是阿兹台克时代的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件已经不再令我们惊异一样。这就是我试图冒险一试的地方。
早先发行的本书的“扩充版”吸引了许多读者。一些读者认为本书内容不够充实，来信要求我加以补充；还有一些读者礼貌地告诉我：本书写得太长了，他们暗示我他们没有时间阅读篇幅冗长的著作。出于照顾后者的考虑，我撰写了这部“压缩版”。为了保持“扩充版”的特色和节奏，我保留了许多“松散写作”的内容。本版的主题和重点与“扩充版”相同。
许多人给予了我慷慨的帮助和批评，否则，这本书的缺陷将会更多。我特别感谢悉尼的乔斯林?切博士，墨尔本天主教神学院的奥斯汀?库珀神甫，意大利塞纳诺的雷蒙德?弗劳尔先生、巴里?琼斯博士、皮特?劳伦斯、拉比?约翰?利瓦伊，墨尔本的马尔克姆?肯尼迪博士、格伦?马利根博士，拉特罗布大学的洛特?马利根博士、卡根－富米?尤诺先生以及驻墨尔本的日本总领事。企鹅出版社的凯蒂?珀维斯一直是一位出色的编辑。我在该书初版后面的参考文献中表达了对其他人的谢意。
我受益于许多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的资源，特别感谢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伦敦的博物学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纽约的美国博物学博物馆、墨尔本和巴拉腊特的各图书馆以及拉特罗布的各大学图书馆。
前 言(2)
杰弗里·布莱恩
于墨尔本
世界简史 第一部分
来自非洲(1)
他们生活在200万年前的非洲，数量很少。尽管他们与其生活在当今世界的后辈相比，身材往往矮小一些，不过，他们大致可称为现代意义上的“人类”。他们直立行走且攀爬技术娴熟。
他们主要以水果、坚果、种子和其他可供食用的植物为食，不过在初始阶段，他们主要吃肉。他们的工具简陋。如果他们想打磨石头，他们无法把打磨好的石头带到很远的地方。他们或许能够运用棍子来进行防御或者进攻，如果一个小的啮齿类动物藏在洞穴里的话，他们甚至可能会用棍子来进行挖掘。他们是否会用灌木和枝条搭造简单的帐篷以驱挡冬日的寒风就不得而知了。如果能够找到洞穴的话，他们当中一些人肯定会住在洞穴里，但是，这样一个永久的居住场所可能会严重地限制他们的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对人类获取足够的食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以土地为生就意味着人类需要走很远的路，到那些可以采集到种子或者果实的地方觅食。人类的食物是一系列“发现”的结果，经过数十万年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就是：一种看似无害的食用植物可能事实上有毒。一些人肯定是在旱灾和饥荒之际，在废物中捡寻新的食物时中毒而死。
200万年前，这些被称为“原始人”的人主要居住在现今叫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地方。如果按照水平方向将非洲划分为三个区域，人类占据着中部或者热带地区。这一区域的大片地方很可能是草地。诚然，一二百万年前气候的变化以及相伴而来的在某些地区草地大量取代森林现象的发生，确实可能促使人类逐渐与其亲属—猿类分离，在地上度过更多的时间。
人类进化的过程虽然并无回忆或记录可查，但它却早已有一段漫长的历史。我们今天谈论的是自埃及金字塔建造以来的漫长时段，但是与人类业已经历的漫长历史时期相比，这段时间只是眨眼一瞬。在坦桑尼亚发现的一份早期记录揭示了这一点：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走在刚刚受到雨水冲蚀而软化的火山灰上面，他们留下的脚印在太阳炙烤之后慢慢地被一层层泥土覆盖。这些脚印确定是人类留下的，距今至少360万年。即便这一事实在这个有生命存在的世界历史上也是年幼稚嫩。最后一只恐龙大约是6400万年前灭绝的。
在东非，早期的人类喜欢在湖边、沙质的河床或者草木茂盛的平原地带搭建帐篷，一些遗迹在这些地方仍然可见。他们也能适应较为凉爽的气候。在埃塞俄比亚，他们更喜欢住在海拔1600米或者2000米的开阔高地上。一些山地上四季常青的森林地带也是他们的乐土。他们的适应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类在为维持生存、繁衍子孙而进行的残酷斗争中通常是赢家。在非洲，人类的数目远远超过各种体积庞大的动物，有些动物的攻击性很强，但是，人类仍然丁口兴旺。就人类所居住区域的资源而言，人类的数目过于庞大，所以，人类向北迁移，长时间的干旱或许也是一个动因。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人类在大约20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开始向北迁徙。从非洲西北部延伸出来、经过阿拉伯半岛的世界上最长的沙漠，可能暂时地阻挡了他们的迁徙之路，但非洲和小亚细亚之间的狭窄陆桥则很容易跨过。
他们一小伙人一起迁移，既是探险者，也是定居者。他们在每一个陌生的地区都不得不适应新的食物，当心野生动物、毒蛇和害虫。这些开路人有一个优势，其他那些坚决地反抗这些边界入侵者的物种无法阻挡。
与其说这是一场长途跋涉，毋庸说这是一场接力赛。可能由6个或者12个人组成的一伙人在迁移了很短的一段距离之后，定居下来。后来者越过他们或者迫使他们继续前行。穿越亚洲的迁徙可能用了1万年或者20万年。他们必须翻过道道山坡，跨过重重沼泽，穿过宽阔的大河、湍急的水流和冰冷的河水。在河流水量增大之前，他们能在非常干燥的季节涉过浅滩或者在高地跨过河流吗？这些探险者会游泳吗？答案不得而知。在夜晚，身处陌生地带的探险者们必须选择一个隐蔽之处或者安全的地方歇息，如果没有警犬的守护，他们必须派一个人值夜，以防受到野生动物的侵袭。
来自非洲(2)
在缓慢而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人类历史上众多漫长迁徙中的第一次迁徙是这些来自热带地区的人们迁居到远比其先祖所体验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寒冷得多的地区。他们在寒冷的夜晚是否能够用火取暖无法确知。当一束闪电引起邻近地区的火灾时，他们可能点燃一根棍子并把燃烧着的棍子带到很远的地方，从而采集到火种。当这根棍子燃烧殆尽，火势甚微之时，他们会再拿一根棍子，点着它。火是如此珍贵，以致它一旦为人类获取，就受到细心的呵护。但是，人类的粗心大意以及大雨都会使火熄灭，干燥的木材和引火物的缺少也会导致火种丧失。因此，当原始人采集到火种之时，他们一定是把它当作一件极其珍贵的所有物一路带着，正如早期的澳大利亚人带着火种旅行一样。
人类很晚才具备“生”火而非从点燃物中“借”火的能力。最终，人类通过干木材摩擦生热的办法“生成”了火。他们也会敲击一块黄铁或者其他适合的岩石，迸出“火星”。在这两个过程中，某种非常干燥的引火物以及轻轻吹凉尚未燃尽的引火物的技巧都是不可或缺的。
熟练的使用火是人类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它是人类在数千年间无数个灵感和实验的结果。在澳大利亚几个偏远地区一直残存至20世纪的生活方式向我们表明：人类使用火的方法是多么地富有创造性！在澳大利亚内地平坦无垠、晴空万里的旷野上，土著居民点燃小簇的火堆，用烟雾来发送信号，这的确是一种聪明的发报方式。他们也用火来做饭、取暖、熏烤猎物。在夜间，除了“盈月”之时，他们可以借助月光在仪式中起舞庆祝之外，火是唯一的照明物。他们也用火来加固原始的铲子、加工木棒来做成矛。火还被用来焚化死物、在人的皮肤上文出仪式所需要的图案、驱走在选定的宿营地的高草中栖息的蛇。火也是驱虫剂。猎人们在每年的某些时候错落有致地烧掉杂草，下雨的时候，新草就长出来了。火的实际用途如此之多，以致直到近期，火仍然是人类所掌握的最有用的工具。
今天，人类拥有的器具似乎会使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脚爪充满同情之感。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人类才是值得同情的对象。人类在身材上与生活在周围地区的许多动物相比要矮小、瘦弱一些，其数量也少于个别的庞大动物种群。他们在每一个地区与其他好斗的物种在数量上相比，在整体上都居于弱势。在亚洲，一种长着硕大的弯角的猛犸象在数量上肯定远远超过人类，这些庞然大物在附近地区吃草时，人类会偶尔看见它们。
野生动物所带来的威胁是巨大的。即便在1996年，在印度的一个邦还发生了33个孩子被一群狼咬死的事情。在非洲故土，豹子和狮子准是被人类吓坏了。人类组织能力的缓慢增长对自身防御特别是夜间防御来说，显然至关重要。若无这种合作御敌的能力，冒险踏入新的热带地区的原始人很容易就被食肉兽消灭。在有些地区，不足12个人的先遣队可能消亡了。
大约180万年前，这次迁徙的先遣队到达了中国和东南亚。我们对人类一系列的漫长旅程一无所知，不过，史前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下一个世纪会揭示出更多的内容。事实上，这些生活在内陆的原始人很可能在较晚的时候才在海滨地区安家，他们征服浅海区域的时间则更晚。
近期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外侧一个岛屿出土的文物揭示了人类在80多万年前曾经在此居住的遗迹。这些遗迹是在多山的弗洛里斯岛古老的湖泊沉积矿中发现的，它们确凿无疑地证明：人类已经学会了建造下水用的小船并把这些小船划进大海，航海本身则是未来之事。为了到达弗洛里斯岛，一次从离弗洛里斯岛最近的岛屿出发，勇敢地向东而驶的跨海航行实施了。即使在海平面最低的时候，从离弗洛里斯岛最近的岛屿出发，用小船或者木筏跨海的距离也至少有19公里。这也许是到那时为止，人类所进行的距离最长的海上航行。在此意义上，它与人类在20世纪的首次登月之旅颇为相似。
来自非洲(3)
这些探险者和拓荒者日常生活的模糊印记今天仍然随处可见。一处位于北京附近地区的人类营地遗址近期受到仔细的挖掘，厚厚的灰烬和木炭显露出来。那些营火或许是40万年前熄灭的，不过，它们保留着人类用餐的遗迹：烧烤过的鹿骨和朴树果的外壳。
觉 醒(1)
在几百万年中，人类的适应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善于处理问题。典型的人类大脑逐渐变大。然而，早期人类的大脑大约只占500立方厘米，而进行了这次漫长迁徙的、被称作“直立人”的大脑则占约900立方厘米。大脑在50万年前至20万年前的某一段时期增大到一种非常突出的程度。在生物进化的历史上，大脑的增长是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之一。
大脑的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运动言语中枢”形成。增大的大脑似乎与人类日益增长的运用手臂的技能和缓慢发展的口语能力相关。在任何一类物种中发生的这样一种脑体的实际增长都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谜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人类摄取的肉类越来越多。在这一阶段，人类不太可能拥有武器或者具备团结合作杀死任何体积的野生动物的能力。肉类的来源可能有两个：一是人类趁着兽群在不远处吃草之机，从刚刚死去的动物尸体上捡取食物的勇气日益增长；一是人类猎取没有危险却不易捕捉的小动物的能力不断提高。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肉类中多脂肪的酸性物质改善了大脑及其功能。反过来，大脑功能的提高又促使人类想出更好的猎取动物的办法。所有这些都是推测。
口语能力的提高意味着获取更多的词汇、更确切地表达意思。良好的技艺正在涌现。通过言语进行交流的技巧和行为都取决于符号的运用，无论那些符号是否是耳朵或者眼睛已经感知的。创造符号以及认知符号的能力是大脑缓慢进化的一个结果。人类喉咙的进化或许也有助于人类用声音来表达这些符号。
尽管科学家们在上半个世纪在研究人类头脑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大脑和人类的语言能力还远未得到探究。一位医学专家提醒说：在诸如“言语”之类错综复杂的活动中，大脑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似乎更像一条“碎布缝成的被单”，而非一台运转有序的机器。无论语言的起源如何，它都是最重大的发明。
大约6万年前，人类觉醒的迹象出现了。史前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回顾历史，拼凑了人类缓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证据，这些变化在此后的3万年被冠以诸如“大跃进”或者“文化爆炸”之类的称谓。至于何人促发了这场“跃进”和“爆炸”，学者们莫衷一是。这些变化可能是一个新的人种群的杰作，这一种群出现在非洲，然后迁徙到亚洲和欧洲，在那里与晚些时候灭绝的人种—尼安得特尔人共处。比较明确的一点是：许多地区都存在着人类活动的印记。
生活在“觉醒”期间的好几百代人的语言运用情况没有留下记录，也无人知晓，不过，这一种群的某些艺术品和手工艺品部分地或者完整地保留下来。在开始于75 000年前的那个漫长的冰河期，艺术品在欧洲兴盛一时。不断发现的证据表明：当时许多人都希望死后能够重现自己在阳世的一切，前往“新生”的路途需要装饰品或者个人身份的标记，要在墓穴里将这些选好的物件摆放妥当。大约2.8万年前，在俄国松希尔（Sunghir），一位约60岁的老人在下葬时身上佩戴着两千多件象牙制品和其他装饰品。能活到60岁几乎令人肃然起敬，因为大多数成年人死得很早。
在另一个墓穴中，一个男子的身旁躺着一位少女。少女戴着缀以珠子的帽子，穿着一件大概是斗篷的衣服，这件衣服留给我们的唯一线索就是在贴近喉咙的领口处别着一根象牙制的饰针。少女的身体上覆盖着五千多颗珠子和其他装饰性的碎片。由死者的朋友或者整个部落制作这些装饰品所花费的冗长时间以及将饰品摆放到墓穴中所需要的细心都向我们表明：死亡和生存一样重要。
这些生活在游牧世界的人们在很多时候肯定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性。他们不会贮藏谷物、坚果或者其他能让自己度过饥馑的初始阶段的食物，因此，只能任由季节的支配。大多数人的栖身之所很脆弱。他们在某些地区与老虎、狮子、熊、黑豹、大象以及其他具有骇人力量或者野性的动物共同生活。死亡的降临往往突如其来、神秘莫测。他们于是寻求某种确定性和慰藉，开始构想宗教，构想自己献身和尊崇的对象以及对周围世界的描述。
觉 醒(2)
狩猎技术提高很慢。人类在几百万年间将小块石头打磨成矛尖、刀刃和其他可以用来戳刺、砍凿的工具，这些工具比他们早先所用过的大多数工具都要先进。捕猎者们现在试图去攻击体积较大的动物，而非只是追杀小动物：在德国，他们捕杀大象；在法国，他们将豹子当作猎取的对象，以获得它的皮和肉；在意大利，他们捕杀野猪。
人类组织能力的提高似乎与武器的改进相伴而来。武器与人类合作的能力都是人类心智觉醒的结果。成群的动物被人类猎取、捕获或者在跳越悬崖时毙命，从而为人类提供了丰盛的肉类大餐。人们现在惯于评论道：人类在那时与其周围环境和谐共处，不进行无用的、鲁莽的捕杀活动。然而，这种说法并无确凿的根据，因此，我们必须审慎思之。
在欧洲和亚洲食物供给方便的任何地方，营地和村庄的位置都比以往要固定一些。房屋通常建在山坡上，以免遭到寒风的侵袭。一个小的环形坑道为石板搭成的地面提供了一个平坦的空间，屋顶由木头柱子支撑，上面覆盖着马皮和其他动物的皮。在一个大房间中央有一个炉子，炉内冒出的烟从屋顶的一个小洞中飘散出去。
当时，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过着半游牧的生活。几小群人（可能罕有20人以上）中的每一小群人都占据着很大的地盘。他们在一年当中有计划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实际上没有什么随身物品，只是利用各种时令的食物：这处成熟的谷物、那处生长的块根植物，这处可得的一窝鸟蛋、那处长成的坚果。只要人口数量少、自然资源丰富，人们就生活在相对富足的状态。
有时，几群人可能每年聚集到一个食物丰盛的地方，不过，大规模的集合肯定是罕有之事。在全世界，可能在以往的任何时候，譬如说公元前2万年，都不曾有多达500人聚在一处。即便在那时，人们的聚集也是暂时性的：他们不会贮藏食物，不会饲养牲畜，因而无法长时间的为一场大规模的聚集提供食物。
常常处于行进状态的一群人或者一个部落的人无法照顾那些病弱不堪、行动不便的人。双胞胎甚至都成为一种负担，其中一个婴儿很可能被杀死。无法行走的老人落在后面，慢慢死去。一个流动的社会别无选择。
黑种人的哥伦布
每天早晨，当太阳在亚洲东部初升时，人们群情振奋：他们往火里添加木头，给孩子喂奶，开始采集坚果或者捕捉野生动物，扔掉动物皮下的东西，把皮做成衣服或者击碎石块，将碎石打磨成工具。当太阳西移，晨光照耀亚洲、欧洲直至大西洋时，人们在好几万个地方或许都可以亲眼目睹同样的场景。在非洲，类似的活动也可得见，人类在那里占有的区域日益扩大。
大约10万年前，人类占据着广阔的区域，但是，地球很广大的一部分依然人迹罕至。美洲的动物从未听到过人类的声音或是见到过矛。在构成一个大洲的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没有人类的足迹可寻。位于深海处的岛屿是人类无法到达的。在太平洋，现在有人定居的大多数岛屿那时还不为人类所知：夏威夷岛、复活岛、塔希提岛、萨摩亚群岛、汤加、斐济以及新西兰面积较大的岛屿都无人居住；在印度洋，在面积较大的、相对暖和的马达加斯加岛没有营火的遗迹，在偏远的毛里求斯和留尼汪火山岛，一种奇特的不会飞的鸟—渡渡鸟（dodo）也未曾受到人类的打扰；在大西洋，赤道北部的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无人定居；格陵兰岛和冰岛被皑皑白雪覆盖着；西印度群岛的鸟类完全免于人类的猎杀。
人类的居住地实际上仅限于大陆，仍有面积广大的地区留待他们开发。在全部地区中，适于人类居住但却杳无人迹的地带相当于亚洲、撒哈拉沙漠和北非的总和。
人类进行了一系列发现新土地的海上探险活动，他们又一次经历着漫长的迁徙。在那时包括爪哇在内的亚洲南部至东部最近的海岸与新几内亚至澳大利亚的最近的海岸线之间有大约8个障碍物，多数是不太高的豁口或海峡，从出发地遥望可见对面的海岸。最宽的豁口大约80公里。只要另一处海岸在目力所及范围之内，开拓者们有时也冒险划着木筏或者极小的独木舟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不过，如果风力太强，他们不堪一击的小船就会被茫茫大海吞没，船上所有人都会丧生。
人类用了数千年的时间才跨越位于西部的亚洲和东部的新几内亚-澳大利亚之间的众多海域和岛屿。这一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终止了大概有1万年之久。迁徙者们发现了一个岛屿，然后定居下来，接着到来的小船或者木筏会偶然地或者有意地又发现一个岛屿。最终，人类在新几内亚-澳大利亚登岸，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不过，认为人类发现了新大陆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发现者们何时艰难地涉过浅滩不得而知，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是在5.2万多年以前。
这片新的大陆充满了惊奇、困惑，有时也令人恐惧。在那里，没有什么危险的动物存在，不过，许多蛇和一些蜘蛛却是毒性很强。初来者慢慢地在这片土地上摸索，探察它的每一处港湾、每一座山脉和每一块平原和沙漠。他们横穿大陆到达塔斯马尼亚岛，在地处当时的冻原带、现在的雨林区的岸边洞穴里做饭。这些塔斯马尼亚岛的新居民是世界上居住位置最南的居民。这有力地证明了人类的适应性：他们来自热带，然后向北，再向东迁徙，现在正处在去往南极的半途中。
在这场由来自非洲、蔓延到远方的人们所进行的、节奏缓慢的迁徙行动的尾声阶段，语言的发展是成果之一。方言和语言都丰富了。即便在一个所有人在定居初始阶段可能都说相似语言的广大地区，语言也出现了差异。人们生活在相对孤立的状态，因此，他们的语言得以发展。当一个永久性地将如此众多的人彼此分离，甚至进而丰富其语言的地理事件发生之时，肯定有几千种不同的语言存在。
当海平面上升时(1)
公元前2万年，人类的定居地实际上局限在一块辽阔的大陆。欧洲和非洲、亚洲和美洲那时还被海洋隔绝，这块大陆几乎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场所。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形成了可供人类居住的又一块大陆，不过，其定居人口数量还不到全球人口的5％。这些定居者另有一个奇特之处，即他们几乎完全居住在热带和温带地区。世界上的寒冷地带基本无人定居。
那时，全球气候要比现在冷得多。即便在澳大利亚的远南部，冰川活动也很活跃并且面积广大，而在北半球，一片辽阔的地区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冰层覆盖。芬兰、瑞典甚至爱尔兰（那时还不是一个岛屿）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荒原。在中欧的高地国家，比瑞士还要广阔得多的一片土地永久地被冰层覆盖。一些现在位于西欧的、成群的人在夏日里可以在沙滩享受阳光浴的海滨胜地那时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在盛夏之际，海面上漂着浮冰。当今大多数海滨胜地在那时都远离海洋。
北美洲主要是一片冰雪覆盖的土地。今日加拿大的几乎全部地区都在厚实的冰雪覆盖之下。现今美国的大片区域—这一区域可能养活了当今美国的一半人口—几乎永久地被冰层覆盖。在20世纪已经冰雪无踪的中美洲的部分地区在那时却是飞雪常顾。在南美洲的高原、西部地带，即使在夏季，一大片地区也被皑皑白雪覆盖着。
在世界上大部分有人居住的地区，夏季的温度比较温和，降雨和蒸发的模式都与现在有所差异。然而，这种气候为整个人类提供了一种便利。干燥的土地遍布现在位于海平面之下的广大地区。
由于海平面处于这样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一个人能从英格兰的南部步行到法国，如果沿途的人许可的话，他可以继续前行，直到爪哇。一个强壮、结实的爪哇人冒着生命危险，能够经由一条非常间接的北部的路线，步行到亚洲北部，然后穿过路桥到达尚未开发的阿拉斯加。爪哇在那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亚洲的一部分。
当今世界上忙碌的海港位于远离外海的干燥陆地或者河岸上。那时，船舶无法到达今天旧金山、纽约和里约热内卢所处的位置。生活在上海、加尔各答、新加坡和悉尼附近的人从未见过大海。大海太遥远了！
许多现在日夜忙碌穿行油轮和散装货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那时还只是草原或者雨林分布的通道。达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直布罗陀海峡、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托雷斯海峡只是几条那时还不存在、而今忙碌的海上通道。
那时，当今的海洋和许多宽阔的海湾确实并不存在或者其形状与现在大为迥异。黑海是一个深湖，没有通往地中海的出口；波罗的海不是流入北海。诸如当今波斯湾之类的大的海湾在那时由陆地组成。
大约1.5万年前，一场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了，进展非常缓慢。夏季和冬季稍微暖和了一点儿，冰川消退了一些。保留着这些珍贵记忆的老人一定会对年轻人说：某种春季发芽的花和树木开花的时间似乎比以往提前了。
公元前1.2万年至公元前9000年，冰层迅速地融化。在全球人类居住的许多地区，气候变化甚至在一个漫长的生命期中都肯定是令人瞩目的事件。住在海边的人们注意到了另一个变化，即海平面上升了。这一现象甚至在气候显著变暖之前就发生了。
濒海而居的许多村民担心自己的房屋有一天会被海水吞没。一些人在其有生之年看到了这一天。尽管每个人对这种奇怪的现象做出各自的解释，但是，没有人理解它发生的原因。他们无法知晓处于世界两极之间的巨大冰带正在缓慢地融化，进而导致了海平面的提升。
随气候的变化而来的是大河流向的改变。在非洲，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维多利亚湖的湖水开始流入尼罗河，尼罗河第一次成为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河流；在亚洲东部和南部，大河流速的加快一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大多数长河都依赖于中亚高山的冰雪融化并且随着夏季天气的转暖，一些河的流量实际上也在增加。恒河、黄河和其他河流泥沙的淤积在一定程度上是冰冷的河水流量增加所致。这些表层覆盖着淤泥的平原就是现在称之为“文明”的早期发源地。
当海平面上升时(2)
开拓者们有一段时间对北非很感兴趣。在大约公元前7000年的干旱地区，降雨量在具典型性的一年中是现在的三倍之多。撒哈拉满布着湖泊和湿地。人们走过这片广大的地区，放眼望去，满目都是草原或者类似公园的广阔地区，那里不计其数的树木可供人们避暑纳凉。北非的人口在一段条件更为有利的时期肯定增加得更为迅速。随后，干旱降临了，于是，在公元前3000年的某个时候，人们开始逃离不断扩展的沙漠。
到公元前8000年，海平面的上升差不多完成了。海平面总共升高了140米，通常估计为400英尺或者更高。这是在过去的1万年间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不寻常的事件，其影响力远超过蒸汽机的发明、细菌的发现、人类登月以及所有发生在20世纪的重大事件的总和。上升的海平面引发了人类生活的改变和人口的爆炸。
在东南亚，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大多数地方原有的海岸线变得难以辨认，不再是海岸线了。连接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那块大陆的海岸轮廓改变最大。高山耸立的新几内亚的热带地区受到的影响特别显著。那些山脉在冬季，雪线通常下降3600米之多。然而，随着气温的升高，这些山脉的冬季雪线后撤了1000多米，进而沿山坡上行。在高地，气候对农业的发展愈加有利。新几内亚没有因海平面的上升而消失，它从令人颤栗的冰雪或者袭人的寒风中重新获得的土地抵消了那些淹没在海水中的土地。随着海平面继续上升，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被形成的托雷斯海峡隔开。
澳大利亚是那块大陆上最平坦的地区，因而特别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当沿岸居民观察时，大概有1/7的干燥土地慢慢被海水浸没，人类对此无能为力。在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即将终结时，曾经住在离海洋有500米之遥的澳大利亚各部落在暴风雨之夜最终听到了一种新奇的、可怕的声音—海浪的咆哮。
在澳大利亚大陆的远南部，海水制造了一个伸入内陆的楔子，塔斯马尼亚成为一个岛屿。分离二者的海峡越来越宽、越来越汹涌澎湃，生活在岛上的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所知最长久的隔离。在长久的隔绝期间，塔斯马尼亚人的容貌确实改变了很多：他们的头发变得卷曲，身材往往比早先的土著居民瘦小。
澳大利亚大陆不像塔斯马尼亚岛那样被彻底隔绝。岛屿上的一块踏脚石将它和新几内亚连接起来，由狭窄的海峡分离的两块陆地上的人时常有生意上的往来。不过，这一狭窄的海峡实际上在数千年间起到了一个深海沟或者障碍的作用，原因不得而知。在新几内亚一侧，一种基于大果园、食物贮藏、高度密集的人口以及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在另一侧的澳大利亚则保留着采集者和捕猎者，他们组成小规模的游牧群体，有计划地依靠土地生存。毋庸置疑，如果海平面没有上升，如果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仍然处于同一块大陆上，有一片宽阔的地带相连，澳大利亚日后的历史将与新几内亚的历史更加同步。当公元1788年，英国人在悉尼登陆，最终打破这一隔绝状态时，生活方式如此与众不同的澳大利亚人给英国人所带来的强烈震惊和混乱不言而喻。
不为人知的美洲(1)
当海平面开始上升时，美洲大陆还远未被人类发现。最初的人类很可能在公元前2.2万年之前的某个时候跨过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豁口。这两块大陆由一条寒冷的陆上通道连接在一起，在夏季，穿越这条通道不是太困难。捕猎者及其家人可能确实穿越这条通道去追逐猎物，继而发现通道的另一端更有吸引力，决定留在那里。他们实际上是一块新大陆的发现者，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地位，不过，就他们所知而言，他们只是在完成日常的工作。许多人可能穿越了这条通道，沿着美洲大陆西海岸向比较温暖的墨西哥迁移。他们留在营地的珍贵的、打磨过的黑曜岩石块碎片证明：大约公元前2.2万年，他们在墨西哥生活。
庞大的动物在草原上徘徊，构成了捕猎者的乐园。巨大的北美野牛、猛犸象、乳齿象、马和骆驼在旷野上漫游，不知训练有素的捕猎者即将到来。猎人们也能捕获到不计其数的野兔和鹿之类的小猎物，新鲜的块根植物产量丰富。当冬季迫近时，这些初来的居民在满足穿着所需之外，还能获取更多的毛皮和兽皮。
美洲的人口增加了。许多发掘出来的人类营地遗址表明：在大约公元前1.1万年，人类的定居点快速增长。初来者跨越巴拿马地峡，进入南美洲，几乎没有什么障碍物可以阻止他们向南迁移的行动，直到他们看到了远南部的永久冰层为止。
那时，毫无预兆的上涨的海水开始把美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分开。在约公元前1万年，从亚洲到阿拉斯加的陆上通道—这条去往美洲的唯一通路被上涨的海水切断，白令海峡形成。新生的白令海峡有一段时间冰封，人们可以在冰上通行。当气候变暖之时，这样一种穿行甚至也很危险。美洲和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实际上终止了，这种沉寂大概持续了1万年之久。候鸟在两块大陆之间穿梭，但是，人类生活在隔绝的状态中。最终，美洲居民对于自身的起源地一无所知。
在这一漫长的与亚洲隔绝的年代里，美洲的发展并未停滞。人类很快散布于适宜他们居住的各个地区，慢慢发展了多样的生活方式：在多冰的北部地区居住的因纽特人以捕猎为生；集采集、捕猎于一身的人住在寒冷的远南部；许多既从事捕猎又进行农耕活动的人居住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各个地区，而一些以产量丰富的鲑鱼为主食的部落和奴工住在西北部的弗雷泽河和哥伦比亚河沿岸。到公元前2000年，美洲发展了多样的经济和文化。
在20世纪末，有这样一种观点提出，即：与外界隔绝的、无法通过的亚马逊河流域的雨林带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人类的打扰。在西方世界的许多地区，随着人们对自然的尊崇意识复生，亚马逊河流域的雨林地带经常令人们惊叹不已。这是一幅无处不显示出其脆弱的美丽的原始自然图景：一条静默、雄壮的大河注入其中的一片广大的绿色区域。然而，我们现在知道，亚马逊河流域即便在美洲与亚洲和欧洲隔开的那一漫长时期中也自有其自身引人注目的人类历史：整个美洲制造的最早的陶器不是出自中美洲和北美洲，而是产于公元前5000年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地区。甚至有证据表明：玉米和令人称奇的谷类作物首先是由亚马逊河流域耕作土地的人栽培的。令人称奇的是，通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化不是出现在未被人类触及的雨林地区，而是在那些由拓荒的亚马逊土地耕作者们开垦、现在却被新的作物遮盖的地区。
日本与美洲一样，也进入了一个持久的隔绝时期，其人类历史比美洲的人类历史漫长得多。在海平面开始上升之前，人类已经在那里定居了数万年之久。日本是世界上最寒冷的有人居住的地区之一，那里多雪的山峰长久地傲视广阔的林地。獾子、野兔、野猪、老虎、黑豹、棕熊、北美野牛、大象和其他体积庞大的动物在那里栖息，不过它们的数量日益减少。
海平面的上升切断了人类定居的日本南部地区，把这些地区变成了岛屿。把日本和朝鲜分开的对马海峡很快形成。当日本最终彻底与外界隔绝时，其人口很少，不过3万人。大多数人肯定是住在岸边或者海岸附近地区，大海供给他们鱼类，低地的峡谷和平原则在夏季为他们提供野生蔬菜。小群人经常搬家以便能够最充分地利用时令。丰收的季节令人们欣喜，而歉收的年月则是注定要到来的。
不为人知的美洲(2)
对生活在自称的“绳纹文化”时期的日本人来说，大多数人的平均寿命很短，活到45岁是罕见之事，而活到70岁就是奇迹了。1949年发掘出来的一个横滨人的骨头经X光检验后，揭示：这个人在小时候经常挨饿。他的牙齿如同许多游牧民的牙齿一样，受到了腐蚀。他嘴的一侧位置较低的臼齿几乎与齿龈顶端齐平。由于经常在滚热的石头或者架在沙土上的露天柴火上烹肉，他牙齿的磨损加快了，所以，一口肉里面经常夹着砂子。
生活在九州岛主要岛屿上的日本人已经制造出美观的陶器。日期标注为公元前1.05万年的一种陶器，很可能比中国或许是全世界的任何一种陶器都要古老。人们甚至在近期发现了年代更为久远的陶器。日本陶器的设计在数千年间不断改进，如同埃及、希腊和中国文明中的陶器一样装饰精美，生活在遥远地方的日本人可能对此一无所知。
到大约公元前5000年，按照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标准来衡量，日本人的一些茅棚或者房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挖一个深坑，大约4平方米小屋的围墙部分扎在坑里，部分矗立在地面上。竖直的竿子支撑起茅草或者芦苇覆盖的房顶。在便于人们彼此交谈的距离之内，可能矗立着4座或者5座房屋，大概总共住着15个人。炉子安置在户外，所以，在寒冷的夜晚，人们身体挤在一起所产生的热量肯定能使他们更觉温暖。他们饲养小狗，可能用于捕猎，也可以做伴。展示夸张过度的胸脯和臀部的小陶人在房址附近偶尔被发掘出来。他们可能是令人崇敬的保护生产妇女的神的雕像。
某些地区的日本人已经会贮藏食物。许多群体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住在林地附近，在那里，他们能采集到大量坚果，然后吃掉一些，储藏一些。9月、10月和11月是采集坚果的月份，栗子首先成熟。栗子的营养价值没有核桃丰富，不过，它们更容易保存。人们用许多层叶子把它们包起来，放在贮存食物的地坑中或者屋子里面。与之相反，从每年落叶的橡树上掉下来的橡子需要在流水中慢慢地冲洗，以便除去表层的丹宁酸。橡子被磨石磨成优质的面粉后，是非常可口的食物。捣碎、研磨橡子以及为制造陶罐揉捏黏土的工作主要由妇女承担。这种连续的劳动对拉长她们的锁骨有着奇特的作用。
随着生产食物的方法日益丰富，公元前2000年，日本的人口可能超过了20万，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不过，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日本在那时还是一个人口稀少的荒原。
隔绝的悖论
住在现今日本和美国领土上的居民在数千年间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地与外界隔绝。他们的经历不同寻常。他们似乎正当欧洲和亚洲急速变化之际永久地受到了这一漫长的隔绝之害。然而，这两个曾经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国家如今却成为世界上重要的金融强国。
这一矛盾大概可以这样解释：在一段或者另外一段时期，地理上的隔绝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在刚刚过去的150年中，地理上的隔绝已经成为一种混杂着矛盾的福祉，有时还是一种资本。在一个日益缩小的世界，观念、商品和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跨过人类在1万年前根本无法逾越的海上屏障。但是，海洋对入侵之敌来说，仍然是一道屏障。对日本和美国来说，海上的障碍不再是一个不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自身免遭外敌侵扰。海洋促使他们不愿卷入远在本国之外进行的、代价高昂的战争。
欧洲因在刚刚过去的150年中，在其土地和海域上进行的战争而一再受到削弱。欧洲总是在复兴，但是，其复兴的程度和对全球的影响力因为自身的分裂而受到损害。与之相反，美国在那一时期，只在本土进行了一次战争— 一场内战而非抵御外侮。如果美国在1800年位于欧洲，很可能永远不会最终发展为那样强大，其孤立政策可能永远不会获得成功。同样，日本的主要岛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岁月面临着一种绝望的军事处境，不过，即便在那时，也未遭遇入侵。美国确实意识到了入侵日本的绝对困难，因此，在1945年别无选择地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希望威吓日本屈服。事实上，在海平面上升之后，曾经阻碍和隔绝日本和北美洲的地理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反而是一个优势。
世界简史 第二部分
第一次绿色的革命(1)
海平面上升之后不久，一场规模较小的“绿色革命”似乎正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发生。这场“绿色革命”不同于较为人知的工业革命，其进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的缓慢，而且其影响力在数千年间还未显现出来。但是，人类的生活正处在别无退路的进程中。
到大约公元前8000年，巴勒斯坦偏僻地方的村庄是这场革命的展示地。当地村民用泥砖建造小房子，在极小的一块菜地上种植小麦和大麦。这些谷类植物最初是野生的，之所以被村民选来种植，是因为较之其他野生的谷类植物而言，它们产谷量大，而且大量的谷物更容易收集，然后研磨成粗糙的全麦面粉。村民们一定是平整好土地，选择一种在成熟之时不会破碎的坚硬种籽，然后用一种比自然方法更为悉心的方式来播种。他们把用石刀或者长柄镰刀收割的谷物贮藏在村里。当今世界一半的卡路里来自少量的谷类植物，这些谷类植物中的优等品就是这些生活在中东地区的村民栽培的。
住在巴勒斯坦偏僻地区的村民以及类似的村庄最初没有驯化的动物。他们食用的大部分肉类得自野生的瞪羚羊、其他野兽以及自己不辞辛苦地猎取来的鸟类。但是，他们在初期栽培小麦、大麦、某些豌豆和蚕豆的约500年中，或许也在村庄附近逐渐饲养小群山羊和绵羊。这是另外一种贮藏食物的方式：一群羊确实是一种贮存的财富。证据表明：早期的动物在不同的地区首先得到驯化—绵羊在现今的土耳其和伊拉克边界；山羊在伊朗的山脉；牛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绵羊和山羊特别喜欢群居，因此，更为容易驯化：驯化一只就驯化了一大群。
初次驯化绵羊、山羊和牛并把它们成群饲养的村民不可能与那些开始栽培植物的村民相同。种植小麦或者驯化第一只山羊需要至少数次眼光敏锐的观察，每一次观察都由不同的男人或女人完成。通常作为捕猎者的男人可能是动物的驯化者，妇女可能栽培了最早的谷类植物。谷类植物和家畜最初并不能和谐共处。早期耕作土地的人不希望动物在自己栽培的、尚未长成的谷物附近吃草，吃掉或者践踏谷物。
与游牧时代的生活相比，村民在小农场和菜园的日常劳作必须更加严格地遵守时间表。如果除草、刨地或者播种的时间到了，机会必须抓住，否则就可能丧失。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需要自制和一系列的责任，这与采集者和捕猎者的自由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这一双重的突破发生在地中海附近的同一个地方？答案远未确定。不过，那个地区的确存在着优势。这个地区的乡村生长着两种产谷量非常大的野生的谷类植物。这里也是绵羊和山羊的聚居地，它们体积小并且喜欢群居，因此，与世界上大多数庞大的动物相比，更容易驯化。但是，这些幸运的优势并不足以解释这场变化。在世界历史上，机会和幸运相对说来很多，可是能抓住他们的人甚为寥寥。
其他因素促成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上升的海水淹没了海边的陆地，迫使人们向内地迁移，结果，不同的人、不同的观念和习惯混合在一起。此外，气候变暖也促使某些植物和动物更为高产。谷类植物必定在比目前的区域更为广阔的地区生长。一直作为极其重要的食物来源的大体积动物日益减少，这为驯化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契机。
那些建起菜园、饲养家畜的拓荒部落在很长一段时期不得不与游牧民共处。一起生活给他们带来一种紧张感：在饥馑迫近之时，饥饿的游牧民非常想袭击贮藏着谷物和动物的邻近村庄。村民们相应地增强士气，不停地监视对方。村民们由于数量居多、组织良好（从事农耕就要组织起来），因此，他们往往在任何一场战斗中都是游牧民的对手。
未来系在这些新出现的农民和家畜饲养者身上。在饥饿时期使用谷仓就是拥有了一种财富，而在游牧时代没有一个部落能够拥有这种财富。在干旱时期贮存谷物和成群的山羊或者绵羊的村庄能够更长久地维持生存。
第一次绿色的革命(2)
人类拥有绵羊，不过，在一定意义上，绵羊实际上束缚住了人类。因此，传统的生活方式—寻觅动物、搜索粮食以及捕获猎物的喜悦依然有着吸引力。传统的生活方式也能给人们提供食物，特别是在春季。所以，在农耕出现以后的几千年间，许多村民更多地依赖捕猎，在沼泽、森林和平原地区采集食物生活，而非享用新出现的谷类植物、牛奶和肉类。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沿着地中海海岸缓慢地传播。到公元前7000年，农作物生长在希腊、塞尔维亚和意大利海拔较低的倾斜到亚得里亚海的山谷中，绵羊和山羊则在其主人的仔细看管下得到喂养；到公元前5400年，带着原始铲子的农民定居在苏格兰西部和阿尔斯特；到公元前3000年，小块的庄稼地、牧群和畜群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可以得见。
将希腊最初的农场和波罗的海附近最初的农场分离至少用了2000年。人们在惊异于农场和畜群在欧洲蔓延的速度如此之慢的同时，也应该记住一项障碍：浓密的或者松散的森林覆盖了全欧80％的地区。用一种不为人知的石斧砍倒大部分林木和点燃一百万次的小火烧荒需要耐心和汗水，搜寻食物则更为容易一些。
与此同时，牛已经被它的主人驱赶到北非的许多地区，散布于埃及、利比亚到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地区。非洲在主要引进自己最早驯化的动物和栽培的农作物之时，驯化了一种负重的牲畜—驴和一种小珍珠鸡，这种鸡成为古埃及人和罗马人餐桌上最受欢迎的菜肴。家猫也是非洲人最早驯化的，它日后成为老鼠极其喜欢的谷仓的忠实守护者。非洲人也最早引进和种植了通常被认为是次等的谷物—粟，并且最早种植了高粱及其多产的谷物以及野生稻、山药和棕榈油。
在各个地方，土壤的耕作都是采用原始的方式，主要的挖掘工具是一根木棒，人们把它的一段削尖，然后用火烤得更加坚硬。用火烤强固的木棒准是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发明之一，比拖拉机的发明还要重要，在数千年间，它在世界的许多地区为农耕者效力。
播种需要实验。人们很容易设想这样的场景：早期的农民拿着一个手编的、装满种籽的袋子，在走过刚挖好的土地时，随着手臂的大幅摆动撒播种子。但是，在许多地区，这种撒种方式不为人知。在非洲一些地区，妇女用原始的铲子或者锄头挖好上千个洞，或者用一个脚趾快速地踩踏柔软的土壤以使土地平整，然后在每个洞里撒下几粒粟的种籽；其他人则在所有洞挖好之后，把含在嘴里的谷粒吐到洞里，每次吐几粒。在非洲南部的一些地区，人们在原始的犁发明之前实际上把谷粒撒在草地上和土壤里。
希腊在公元前3000年之后不久发展了一种以橄榄树和葡萄藤为主的独特作业。在以往只适合绵羊和山羊栖息的陡坡上，葡萄园和橄榄树园将每年可供一个村庄利用的卡路里增加了40％。橄榄油不仅用于烹饪，也可以用来点灯、清洁身体。葡萄酒和橄榄油改变了地中海东部地区居民的饮食结构。
所有的游牧民曾经把每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采集和猎取食物，而这种新的耕作体系却培养了这样一些专业人士，譬如，制砖者、房屋建筑者、面包师、啤酒制造者、陶器制造者、编织者、制衣者、士兵、鞋匠、裁缝、谷仓的看守者、灌渠的挖掘者，当然还有农民和牧羊人。在一个地区，大概每100个人中有90个人仍然从事种植食物、寻觅食物及其相关的劳动，但是，另外10个人从事各种各样的专门行业。这些新的专业人士住在村庄里，较大的一些村庄发展为村镇。在农耕生活发展之前，村镇和城市的出现是不可能的。
由于土地、草地、矿物质和渔业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一个地区养活人口的能力增加了3倍或者6倍甚至更多倍：这一系列的成果远非游牧民凭其技艺可以取得。到目前为止还极为稀少的世界人口显著增加。当谷物耕作和家畜饲养的最初实验进行之时，全世界的人口大概只有1000万。但是，到公元前2000年，世界人口很可能接近9000万。2000年之后，在基督诞生之时，世界人口接近3亿。
第一次绿色的革命(3)
人口增长不时受到瘟疫的削减。对瘟疫一无所知的游牧民体格更为强健：他们在迁移中留下了污物。他们生活在热带地区，穿得很少或者根本不穿衣服，从而能够更多地受到对细菌具有杀伤力的日光的照射。他们没有动物，所以，能够避免交叉感染许多疾病。与之相反，大批人在新的体系下涌进村镇，反而增加了感染的几率。
因此，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为人类提供更多的食物并且由此导致了世界人口增长的同时，也培养了周期性地削减人口的细菌。日常管理这些新近驯化的家畜很可能使人们感染疾病，而到目前为止，只有那些牲畜才得这些疾病。肺结核就是通过牛奶和山羊奶传播的。牛把麻疹和天花传染给放养它们、给它们挤奶以及吃它们肉的人。鸟类很可能传播了疟疾，猪和鸭子则是流行性感冒的传染源。
人 牲
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正在显现。游牧群体的权力主要掌握在长者手中，而这种新的耕作体系却日益由少量的精英统治者或者通常为男性担当的酋长控制。酋长在保护自己管辖的村镇和农田的同时，抓住时机回报仇敌以往所给予的怠慢或者伤害。他抓住一些俘虏，罚他们做奴隶。一个游牧群体很少使用奴隶，而在农耕社会，一个权位稳定的统治者可以雇用奴隶或者其强迫劳动力修筑灌溉渠、寺庙、防御工事和其他工程。新的统治者们让村民以谷物、肉类或者其他实物的形式缴税，而游牧民生活的地区始终是免税的。
新的统治者任命祭司。祭司相应地维护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并给予统治者道德上的支持。宗教本身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慰藉，而专职的男女祭司却是新鲜之事。他们为结束干旱而祈雨，为庄稼丰收铺平道路，在战争中帮助本村人打败敌人，很可能也为那些或许感到困扰的人提供一种内心的安宁。到公元前3500年，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许多村庄和小村镇正在建造面积甚为可观的宗教建筑物。
这种新的宗教反映了人们对宇宙及其运行的惊奇感，也表明了人们对大自然巨大力量的恐惧和希冀。大自然必须受到尊崇和抚慰。砸倒或者损伤庄稼的大冰雹、致死家畜的疾病、侵袭收成的虫灾或者真菌感染、滴雨未下的春季、因疾病和干旱而促成的野生猎物的减少以及始料不及的洪灾，都可以导致一个地区人口的锐减。为了确保土壤的肥沃、每年的庄稼丰收，人们必须向神贡献礼物。最重要的礼物就是人的生命。这种祭品可以打开通往富裕的大门。
新几内亚和美洲的困惑(1)
新几内亚的高地如此偏僻，以致直到20世纪，欧洲人还未进行探察。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这些高地不是偏僻，而是这场“绿色革命”的中心之一。早在公元前7000年，当农业还没有传播到欧洲之时，新几内亚人就培植了多种山药以及其他块根植物、喜阴的芋头、甘蔗和土产的香蕉。人工挖掘的排水沟改良了土壤，对这种简单的耕作形式起了辅助作用。认为新几内亚的园艺是从东南亚传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也并非不可能。
在新几内亚，人们用石斧砍树。砍伐者使用类似印第安人战斧的、短小锋利的斧头，而非现代人使用的长柄斧子。最后，人们烧掉树木和灌木丛，在周围建起篱笆，种上可以食用的块根植物，而那些刚燃烧完的灰烬则充当了养料。除草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工作，通常由妇女来完成。种了几成庄稼之后，地力暂时枯竭，于是，人们在树林中再辛苦地开垦出一小块土地。这种开荒工作需要充沛的体力和耐力，要付出大量汗水。这一耕作形式的转变（有时也将之称为“砍和烧”），需要大片林地，而人们每年只能耕种其中的一小块土地。
美洲人像新几内亚人一样，也发展了自己的种植业。到公元前6000年，他们在墨西哥栽培了南瓜、棉花和红辣椒之类的植物，后来又种植了玉米和豆子。在现今美国的东海岸地区，种植业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才出现。农业在适当的时期成为西班牙人最终发现的美洲文明的基础。
现在盛行的观点认为：美洲农业及其独特的文明主要是孤立地出现的。人们普遍认为：海平面的上升永久地隔绝了那些初来的、从亚洲北部跨海来到美洲的移居者，但是，从亚洲东部、非洲或者欧洲传来的一种反复显现的文化影响力的可能性无法完全消失。一波新的移居者可能偶尔到达了美洲大陆。
一些证据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种理论，即：亚洲和美洲一直保持着联系。因此，中国一种全身泛黑—黑色的骨头、黑肉的小鸡也在美洲存在。生活在美洲的人用与中国人同样的方式对待这种小鸡，在施法术或者康复时把它作为供品，而在用餐时却有意避开。这种小鸡是第二波移居者从中国随船带去的吗？同样，一些学者认为：美洲热带地区特有的玛雅历法很可能源于现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克西拉，在命名该历法日期的20个名称中，有4个直接借用印度教神灵的称谓。
观念、植物和动物跨太平洋的流动或许是双向的。虽然如此，不过，一个农耕地区出现的时间比其他地区早，其影响力也就更为强劲。中东地区就像一个火种，一旦点燃，就放射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
手工制造的陶制器皿，无论是放在阳光下曝晒还是在旺火上烘烤，都是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游牧民频繁迁移，根本不使用陶器，而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却从这种陶器的发明中受益良多。在西方世界，现代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如今除了用作装饰就置之一旁的陶器曾经那么重要。陶制器皿特别用于照明、烹饪，也可以有效地利用燃料。这里有陶制的、里面可以立蜡烛的灯或碗。一些大一点儿的、带盖儿和把儿的陶罐可以盛放存于屋内的水和啤酒。人们喜欢把一件没有上釉的陶器用作容器，因为这种陶器似乎可以使水保持清凉。在喀麦隆的草场，当地人用巨大的陶罐酿造棕榈酒，而其他的陶器则用来装可乐果。尼日利亚人在葬礼上击打陶鼓。在一些地区，妇女是制陶者，她们从事着在当时甚为重要的制造业。
一个善于制造陶器的定居社会可以朝着新的饮食结构迈进。游牧民酿造发酵的饮料则远没有可能性，因为贮存这些饮料需要巨大的陶器。一个拥有陶器的社会能够制造发酵粉，然后在陶制的烤炉中烤面包时使用发酵粉，还可以在陶器中煮肉，而非在露天的火堆或者炽热的岩石上将肉加热。这样一个社会可能更需要盐。盐确实是最早成为中东和亚洲地区贸易活动中常见项目的食品。
新几内亚和美洲的困惑(2)
制陶者是冶金学家的继父母。制陶者及其所用的黏土是金属制造工匠及其冶炼的矿石的先驱。在强温下进行的陶器制造虽然不能自动地促使金属矿熔化，却是矿石冶炼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如何最充分地利用燃料？如何利用一股新鲜空气的气流来提高热度？如何处理陶器烫手的部分？冷却陶器需要多长时间？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引导、指点人们处理炽热的金属矿。
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之一就是：在灼热的炉火辅助下，近乎纯粹的金属首次从成块坚硬且富含铜的矿石中提取出来。人们在以色列南部临近光秃的约旦山脉的特姆纳发掘出最早熔化铜的炉子和作坊。这个大约在公元前4200年首次使用的炉子是地上一个椭圆形的小洞，深度大概与一个成年人的手长相齐。为了避免热量流失过多，人们把一个粗糙的、岩石打造的、宛似随意移动的盖子的楔子平放在炉火上。这是一个在后院进行生产的小作坊，即便那样说也是夸大了它的规模。
铜的熔化最终导致了青铜制造法的发现。这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只有敏锐的头脑才能洞察到偶发事件的重大意义。将90％的纯铜和10％的锡熔化就可以合成青铜，它比铜要坚韧，也更容易塑形。到约公元前3500年，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些城邦国家的金属工匠正在打造青铜。他们在何处找到基本的原料—锡，不得而知。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人们在近期居然发现了一个生活在铜器时代的人的肉身。他的尸骨上仍然有肌肉附着，距其开始冒险在位于现今奥地利和意大利边界的提洛尔人的阿尔卑斯山附近地区走动的时间大约有5000年。这个人正在穿过一个海拔3200米的山口，这一高度比今天穿越这些山脉的最高的公路还要高一些。季节很可能是秋季，因此，他穿得很暖和：头上戴着一个由许多片儿毛皮缝制而成的帽子；肩上披着一件用芦苇或者劲草巧妙织成的、可以遮风挡雪的斗篷。当他行走的时候，他的鹿皮上衣肯定令其身体的某些部分感觉很温暖，但是，我们无法确定这件上衣是否带袖。他当然穿着皮革制成的绑腿，脚上的鞋子则是小牛皮制成的。
这个人所携带的器具表明：他正在做一次长途而非短途旅行。他带着一把铜刃的斧子、一把刃口由燧石打磨而成的刀、一捆木头、一个装着14枝折断的或用过的箭的箭囊和一张还未做完的弓。对一个登山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在一个燃料和引火物都不易找到的地区，火在寒冷的夜晚是如此不可或缺，所以，他带着一个精巧的桦树皮容器，里面装着燃过的火的余烬。因此，他能自己点火，而没有更多的麻烦。
他消失在茫茫雪野中。他的朋友或者家人也许会因为久等他不归而去寻找他。他们很容易认出他来，因为他的皮肤上有几处小的文身，而且他的朋友也一定熟悉他带着的那把珍贵的铜斧。搜寻终止了，冰雪覆盖了他，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公元1991年，他的尸体在冰雪融化之后才显露出来。
黑夜的苍穹
在一些作为当今世界各国首府的灯火辉煌的大城市，人们几乎无法理解夜空的威力，因为天空在城市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混沌不清。此外，人们对人类活动的一些世俗性的和宗教的新解释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那些以星辰、太阳和月亮为依据做出的解释。不过，就人类所经历的大部分岁月而言，无论这些经历是否被载入史册，黑夜都展示着一种壮观和魅力。当最初的文明兴起之时，天空上的物体日益具有一种强烈的象征意义。
发光的神秘与流星
在游牧部落和从事农耕的村庄里，一些气象活动引起人们强烈的恐惧。在塔斯马尼亚岛，许多土著居民被强风暴吓坏了。1831年，一位白人观察者写道：夜晚大雨倾盆，并且伴随着巨大的、隆隆作响的雷声和明亮的闪电，当地人对此相当的恐惧。第二天晚上，阴暗的夜空中出现的电火花使人们感到惊恐。担心被闪电击中的想法或许加重了人们的恐惧。他们像居住在世界另一端的德国农民一样，紧张地看着一棵被闪电击中的大树，不敢用手去触摸裸露在外的树干。
在人类主要以地为床、以星空为帐的全部岁月中，夜空就是穹形的屋顶。他们教孩子们观察恒星穿过夜空的规则运动。他们偶尔会在夜空中看见一闪而过的光亮。一些发光体是流星，人们只能看见一两颗，其他星辰则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光尾。过着游牧生活的捕猎者和采集者是出色的夜空观察家，所以，他们可能通过观察认识到：清晨出现的流星数目是夜幕初降时出现的流星数目的两倍。当他们看到一件奇特的事件时，他们认为：夜空一定是在传递信息。
全世界的人都专心研究彗星和其他星辰。对他们来说，最激动人心的事情莫过于在晚上看见燃烧的流星落下来。大多数流星在落下时会解体，大部分到达地球的流星落到海里，少量流星会落到地上。陨石就是落到地上的流星，通常是一块黑色的岩石。当人们发现这种似乎从神殿而降的岩石时，他们惊奇地看待它。墨西哥乔卢拉金字塔所用的珍贵石头和在叙利亚埃尔梅萨（Ermesa）受到人们崇拜的石头很可能都是陨石。在麦加的神圣建筑物中，有一块据说从天而降的“圣石”。阿拉伯各部落和穆罕默德本人都敬奉这块石头。
当陨石或者流星落在地上时，它们所发出的噪音以及炽热的光亮似乎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陨石或者流星是神旨的传达。对某些人来说，它们的声音宛似隆隆的雷声，而在另外一些生活在蒸汽时代的人看来，它们听起来好像火车呼啸而过。一些群体将流星视为吉星，而另一些群体则认为流星是不祥之兆。
生活在星空之下的游牧民和在中东最早的文明地区的晴朗天空下过着定居生活的人有各种理由去观察夜空。在漆黑的夜晚，天空是展示在他们面前的一块绝妙的织锦：它瞬息万变，其变化的方式为人们所观察和乐道。在澳大利亚中部没有固定河流存在的干旱地区，一些土著群落将银河视为一条横亘天空中的宽阔河流。许多人认为强大的动物生活在空中。对一些人来说，银河的模糊裂隙是魔鬼的家园。
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兴盛起来的早期文明延续了人们对星辰的崇拜。他们通晓天文学，因此，可以预言许多主要行星和星群的运行情况，并且相信这些运行情况可以使他们有能力预测人类活动。巴比伦人甚至知道如何预测远未发生的月蚀。
现在，知识界将占星术的兴起以及关于星群和行星对人类活动可能影响的研究视为虚假之说，因而摒弃了它们。不过，在这一吸引了在中国和中东地区早期文明阶段涌现出来的一些最优秀智者的智力训练中，一种假设性的逻辑存在着：如果太阳的运行能够决定夏季和冬季，月亮能决定满潮、影响历法，那么，这些强大的力量为什么不能左右人类的命运呢？这一问题引起了学者们持续达数千年之久的兴趣。物理学家也对此着迷，直到20世纪，人们把那些饱受一种精神疾病困扰的人称作“疯子”，意即他们的病是月亮影响的。
月亮无论大小，都往往是一种支配力量的显现。这个每天升起在夜空中的最大物体威严地运行着。新月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和太阳在天空的运行同步。相反，满月却是整夜都可以见到的。活跃的、强大的、个性化的月亮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位女子，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则是一个男人。它是生死的象征，据说可以决定降雨的时辰。人们认为月亮可以影响蔬菜的生长，因此，数千年间，农民总是在新月出现之际种庄稼，这是乡间通行的一条规律。后来，生活在印度、伊朗和希腊的人认为：人死后可以前往月球。天文学出现之后，人们根据月亮运行的周期制定了最早的历法。
我做了一个梦
夜晚是人们入梦的时刻，这些梦是令人欣喜的、恐怖的、平和的或者怪异的。许多部落将夜晚视为一个神秘的领域，人类在沉睡时可以进入其中，梦则是他们探访的明证。在加拿大北部，生活在哈得逊河附近的土著居民认为：当自己睡着时，灵魂会脱离肉体，暂时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在澳大利亚中部，阿列尔恩特部落的人相信：每个人都有两个灵魂，在沉睡之时，第二个灵魂实际上离开了肉体。他们认为：每个人做的梦其实就是自己看见第二个灵魂在肉体之外正在进行同步的活动。梦几乎是一种怪诞的电视形式。如果一件可怕的事碰巧发生在脱离肉体的灵魂上，这种恐惧感就会立刻传递给进入梦乡的人。
在祭司和预言家出现以前的数万年间，人们一定是怀着敬畏之心来描述栩栩如生的梦境。当人们做梦时，梦的重要性就是夜晚重要性的反映。在一个游牧群体的简陋营地，夜晚的莅临和黑暗的强大程度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今天，一座灯火辉煌的大城市几乎制服了夜晚。
在现代，梦悄然地改变了自己的意义。它不再被简单地解释为预见未来。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梦不是对未来的隐约感受，而是做梦者个性和往事的忠实写照。
人类何时赋予月亮、太阳、星辰和彗星以各自的意义无法说明，但是，如果因为有关夜晚和夜空的记录如此地鲜微和简略就忽视它们，就会忽略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令人跃跃欲试的部分。
神秘的纪念物
游牧民没有建造宏伟的纪念碑、金字塔、高耸的石柱、神庙和灯塔。他们不会砍凿笨重的石块并把它们搬到远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需要建造纪念碑。纪念碑宣告着重要的事情，但是，对生活在1.5万年前的人来说，天地满布纪念碑，只有那些具有训练有素的眼光的人才能看见其中的一些。
在一些游牧群体看来，天空就是自己祖先创建的一座纪念碑，土地也是如此。每道山冈和岩石丛生的山脊、每处地貌都是这些祖先在地球上定居之初时创造的。在早期的澳大利亚人看来，山冈、悬崖、动物和一切在他们部落领地内至关重要的东西实际上都是献给他们祖先的圣碑，这些创造物的原有作用必须通过创造者遗留下来的宗教仪式、典礼和舞蹈周期性地加以重复。因此，活着的人保持着自己与那些在很早以前创立了有着生命力的地貌和天空景色的祖先的联系。
如下叙述的内容有些超前，不过，值得一提，即：后来兴起的许多宗教也深刻地受到夜空的影响。犹太人的日历是以月亮为依据制定的；开始根据宗教观念纪年也是由两大并行的独特事件决定的，即看见大麦抽穗与第一次见到渐圆的新月。佛陀诞生在月亮运行周期的特殊一点上，与此同时，一颗耀眼的指路星辰，据说正准确地指示耶稣诞生的地方。在印度教和耆那教中，圣事之一就是灯节，它在某个月的“满月”那天举行；基督教历法中最神圣的一天也是由月亮决定的。伊斯兰教历法依然是以月亮为依据，法定“斋月”的开始时间为肉眼看到新月的时刻。中华文明也对月亮和星辰充满敬意。即便是在中世纪兴起的最初的大学也重视占星术，在一个大学里担任一名讲授占星术的教授，或者做一个为信仰基督教的国王或生活在12世纪的将军提供咨询的占星家就是拥有了实权。数个世纪以后，是哥白尼将占星术从学术殿堂中赶了出去，但是，占星术在民间的影响力仍然很大。
世界简史 第三部分
河谷的城市
如果一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生活在公元前4000年的中东地区，并且完成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或许是不可能的从黑海海岸至尼罗河上游的横穿大陆的旅行壮举，他们会发现所经之处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纪念碑，也没有城市，没有传播知识的神庙和奢华的皇家宫殿。1500年以后，如果另外一个旅行者重新追踪前人的足迹，沿途随处所见的壮丽景色相对而言，已是平常之物。然而，这些壮伟之物大都位于各地区大的河流沿岸。在文明兴起的过程中，位于这些地方的4条引人注目的河流和其他偏远地区的几条重要河流起了关键作用。
中东地区的大河流淌过干燥的平原，那里的土壤每年因为河水泛滥而肥沃起来。上千吨的泥沙顺流而下，薄薄地覆盖在枯竭的地表上，仿佛一层新的肥料。同样，在干季，沟渠把河水送到地里，浇灌焦干的农田。在洪水泛滥的平原地带，一个小的区域内可以养活更多的人，而较大的一些村镇也能受到滋养，这是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几乎都无法媲美的。在一个陆路运输非常落后的时代，大河也是超级高速公路，顺着这条公路，小船可以轻易地把谷物和建筑石材运送到王国的遥远地区。
从金字塔上看到的景色(1)
尼罗河流域哺育了埃及文明。河流沿着狭窄的山谷穿行，在上埃及的阿斯旺附近地区只有2公里宽。沙漠的沙砾实际上随处一点一点地渗入河中。再往河谷下游，河流的宽度往往是30公里或者以上，而在尼罗河三角洲，富饶的低洼地区和河床汇合一处，有200多公里之宽。在汛期，作为埃及财富主要来源的尼罗河三角洲乡间地带形成一个面积广大的湖泊，环绕在永久地坐落在低矮土堆之上的村庄外围。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村落确实以“岛屿”著称。洪水裹挟着刚刚附着一层新土的泥土奔涌而下，为洪水退去之后大麦和小麦的再度丰收做了准备。
尼罗河并非总是一种神奇的财富。如果洪灾过于严重或者洪水速度太快，各种土铺的河堤和水渠都会被冲毁。此外，河水不会轻而易举地流到地势较高的田地。随着农耕生活的日益发展，埃及不得不动用人力或者绳索套牢的动物，把桶装的水从低处运到高处。
埃及有一长列权势强大的君主、引人注目的城市、生气勃勃的宗教和经济生活、在丰产之年装满了谷物的粮仓以及埋藏着永远躺在黑暗之中的大量财宝的国王陵墓。这里生活着军队的统帅、官吏和显示出可观的管理和记录才能的祭司。他们的图形文字—一种早期的书写形式，成为尼罗河流域村民交流的方式。
这里有展现其精巧构思的设计师、可按设计方案打凿巨石的建筑者和数千名加工贵金属、铜、木头、纺织品和宝石的工匠，也有设计用于运输和灌溉的运河的专门人才，有一条运河甚至连接了尼罗河和红海，还有丰富了人们关于月亮和星辰的知识并且创造了将一年分为365天的最早历法的科学家。埃及有许多颇具影响力的祭司，他们阐明了人们对来世的看法。根据这种观念，王妃在死后依然被视为王妃，受到世人尊敬，甚至普通人都热衷永生。法老作为一尊潜藏在人体内部的神灵应当葬于陵墓中，为世人尊奉。
尼罗河每年的泛滥不是想当然的。埃及人在各个地方甚至沙漠的绿洲中都建有崇敬神王—法老的奢华神庙，没有神王的庇佑，就没有“尼罗河水每年的上涨”。人们用进献大麦、小麦甚至土地的形式向神庙纳贡或者缴税，藉以回报神王的赐福。最终，神庙拥有了尼罗河沿岸约1/3的可耕地。
随风摇摆的颀长芦苇是埃及各地司空见惯的景象，在美索不达米亚也不稀奇，那里的河水漫过沼泽地或者呈扇形流过绿洲。许多干体力活儿的人采集芦苇来盖屋顶。芦苇秆儿的尖端也可充作钢笔或者铁笔，用这样的笔就能在湿润的黏土板上刻写图片和音符。最终，黏土的重要性受到另外一种采自河流的书写材料的挑战。纸莎草是一种生长在尼罗河沼泽地带的植物，或者如《约伯书》所言，“纸莎草定能生长在没有沼泽的地方？”早在公元前2700年，聪明的埃及人就开始把纸莎草转变成一种厚的纸张或者可用芦苇笔进行书写的植物羊皮纸。几乎作为官僚制度要素的纸张确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
埃及人或许是最早把狗和猫当作宠物对待的人。坟墓上刻着猫的图案。猫死之后，其尸体被制成木乃伊，为永生做好准备。豢养猫的家庭成员也对猫的死亡表示哀悼，他们剃去自己的眉毛以抒发悲痛之情。早在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就饲养灰狗，那些喜欢参与猎兔运动的人更是热衷于此。
在医药方面，埃及人很可能引领了已知的世界。在一个宗教信徒的脑海中，魔法和知识有效地混合在一起。关于人体的大部分知识来自准备将尸体制成木乃伊的习俗。埃及人在解剖学、外科手术和药学方面也取得了成就，他们可能是最早使用绷带和夹板的人。他们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利用老鼠和蛇之类动物的脂肪，也使用药草和蔬菜，每种药剂都仔细地加以称量或者测算。荷马在其所作的希腊经典之作《奥德赛》一书中将埃及的内科医生称为“佼佼者”，到那时，他们凭其医学技艺、资质和勇武而为世人称道了近2000年之久。
从金字塔上看到的景色(2)
在公元前2600年，埃及人是世界上最早懂得用现代方式烘烤发面面包的人。他们所食用的面包看上去更像一个扁平的煎蛋饼，而非埃及人在“希腊化时代”吃的那种较厚的面包。火箱在底部、炉灶在顶部的烤炉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
尼罗河的漫滩通常出产剩余的食物，这些食物不仅供养了那些在这块土地上耕作的人，而且也为1/10居住在城市里，伺候君主及其随从、祭司的人提供了食粮。正是这种食物的盈余、这种少量的财富过剩促使历代的法老计划修建大约80座金字塔作为自己的陵墓。
尼罗河沿岸地区周围只有低矮的丘陵或者悬崖峭壁环绕，这样一种多山的地貌使得金字塔高耸其中成为不可能之事。第一座金字塔大约建于公元前2700年。按照设计方案，200年之后修建的“大金字塔”高达146米或者相当于现代一座50层的摩天大厦的高度。这座金字塔需要大约10万名劳工的努力，包括奴隶和那些在一年一度的洪水涨到最高点时无事可做的农民。他们必须在采石场将大块的石灰石和花岗岩凿成小块，然后运送到施工地点，而无法借助任何带轮的运输工具或者滑轮。金字塔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建筑，而它是由一个全部人口加起来几乎不超过100万的王国修建的，这一事实更加非比寻常。埃及的人口在增长，在大约1500年以后的“新王国”时代，人口可能达到了400万。
在所有的河谷文明中，埃及所经历的稳定期最长。它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连续性也最为令人瞩目。埃及的君主制度大约持续了3000年，这是人类有记录的历史上最持久的政体之一。埃及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其优点亦然。
轮子最早转动的地方(1)
一种堪与埃及文明媲美的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兴盛起来。大约公元前3700年，那里兴起了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国家及其相伴而来的世俗和宗教的官僚政治。这个国家占据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温暖平原。它确实是肥沃的河谷哺育出来的。
受土耳其境内山脉融化的积雪滋养的两河在流抵平原边缘之前，大约走过了其入海行程的2/3。当两河最后汇合一处时，它们已经接近大海了。它们偶尔会改变流向或者积满泥沙，不过，数百年来，当地人划着小船或者兽皮做的木筏，把从树木繁茂的内地伐来的非常需要的木材运送出去。两河之间地势较低的河谷是大麦和小麦的丰产之区。在大多数其他地区，当那里的农民正用削尖的棍子和简陋的铲刨土掘地时，两河流域的农民实际上已经用犁耕地，因此，少量的仆农就可以种植一大片土地。一部分大麦在发酵以后被制成啤酒，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啤酒。
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名叫苏美尔的地方，美丽的城市在河岸和运河边上兴起。其中几座苏美尔人的城市可以彼此相望。大约公元前3000年，18座城市正在一个面积不过现今的爱尔兰共和国的地区蓬勃发展。坐落在现今伊拉克境内的乌鲁克据说最多可以容纳5万人，全部人口都依赖附近的农田生活。这些城市往往被作为它们置身其中的一个小的行政区域或者国家的都城。对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人们来说，被征服是司空见惯的体验。
寺庙在这些城市中的重要性不啻于3000多年以后欧洲的天主教大教堂。祭司通过仪式、祭品和祷告来祈求夹带着雨的风从前方刮来，把雨倾降给焦干的土地。当祭司的祷告回应得太快时，他们也祈求洪水退去。祭司也宣告宇宙的奇观。
这些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是否比埃及的城市更加具有独创性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坚固的木制轮子是两河流域的人发明的。如果用牛拉车的话，一辆装有木制轮子的手推车的运载能力胜过一小队人。后来，一种装有辐射轮条的轻便轮子的发明改变了和平时期的运输状况，也导致了马拉的战车在战争中的广泛使用。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带轮子的运输工具都特别适于平原地区使用。
大约公元前3400年，书写和阅读的技能在其中一座城市出现，不过，埃及也在争夺这项殊荣。早期的书写采用图形的形式。人们用削尖的笔将这些图形刻在潮湿的泥版上，然后把泥版烘干，以便更加坚固。表示一个果园就画上两棵树立在一个大盆里；一个盛谷物的容器则用一穗大麦来表现。一个牛头，旁边再加上一个数字3，就表示3头牛。书写的目的之一是记录运送到寺庙的粮食和纺织品数量，寺庙也充作仓库使用。
记账的方法也有所发展。一些比较发达的河谷城市发明了两种独特的数字系统，一种是60进制，另一种是10进制。10进制或10进位法最终获得成功，但是，60进位法所取得的胜利更加持久。结果，根据巴比伦数学家的计算，每个小时有60分钟，每分钟有60秒。
在两河流域的土地上，城市和帝国相互抗衡，为自身存活而战。最终，那些在丘陵地带安家落户的帝国取代了坐落在波斯湾附近的帝国。在这些取胜的帝国中，有一个帝国是亚述人建立的，其声名在现今的叙利亚共和国回响。但是，这一帝国的腹地却处于现今的伊拉克境内，它最初的首都阿舒尔坐落在蜿蜒的底格里斯河流经的肥沃平原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相当晚的时期，亚述帝国曾经足以强大到俘获它的对手—巴比伦，并且胆气十足地试图征服埃及。这个在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帝国把其统治权扩展到骑马几天就可到达的里海和波斯湾版图内的所有地区。
王室成员无论是在野外、野生动物园还是在为其享受而开设的动物园都是狂热的捕猎者。国王本人乘着三匹马拉着的双轮马车去狩猎，每一匹马都戴着眼罩，以防它们注意力分散而脱缰跑开。马夫站在一个无顶的小包厢上，一两个猎人站在他旁边，准备开弓射箭。
轮子最早转动的地方(2)
美索不达米亚的狮子比非洲狮子要小一些，是无数次狩猎的靶子。人们很容易猜想到这种狮子灭绝的原因。一块从公元前1100年留存至今的烘烤过的刻写版上记载：一位王室的猎人步行杀死了总共120头狮子；当他站在相对安全的马车上时，他又射死了800头狮子。
在亚述，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和视觉艺术、工程学一起蓬勃发展。这里精通水利的人设计了把水引过平原，输送到大城市的沟渠，由此在灌溉过的田地上织造了一块绿色的绒毯。华丽的宫殿和庙宇矗立在城市中。在作战技巧方面，亚述人也不落后。
大约公元前1500年，早期的玻璃工匠在这里劳作。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用如下的方法制造玻璃器皿：首先在一个光滑的内核外浇注熔化的液体，待液体冷却后，把内核除去，剩下的就是成形的玻璃制品。在大英博物馆，精致的淡绿色萨尔贡花瓶依然灵敏地反射不同的光。这个花瓶是亚述人的独创还是随着贸易往来和征服一路辗转来到亚述，不得而知。只有富人享用玻璃制品。
从山脉顺沟渠而下的水流满足了亚述帝国最引人注目的首都尼尼微的房屋、草原和果园的需求。由于沟渠必须穿过山谷，亚述人设计了一座有5个尖拱的桥来送水。很可能由数千名战俘组成的一队人集中起来，开始凿下大块的石灰石，再熟练地把岩石修整成大量石块。他们切割了200万块石头，然后用小推车把这些石头运到高架的桥或者输水道的建造地点。如果这座建造在约公元前700年的桥残存到铁路时代，它可容纳3辆火车并排驶过，这就是桥的宽度。
2000年间，许多城市在两条大河蜿蜒而过的广阔平原上兴起。这些城市遗留下来一些长方形泥版，泥版上刻着历朝国王的名字和最早的字典。他们也留下一些极小的日晒或者火烘的桶，桶身上刻着一行行文字。由于在刻字之前已经在潮湿的黏土上轻轻地打好许多直线，因此，文字极其规整。
人们要阅读这些用极小的文字书写的信息的心情是多么迫切啊！这里有一块记录一个天文学家或者占星家提醒国王的刻版，内容为：“新月”在日出之时出现，是给予远离家乡、在外作战的将士们的特别警告。在一块在公元前667年烘烤过的炙热黏土版上刻有这样的预言：月蚀将要发生。亚述人相信：天体运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活动，即便是盗贼的行动也受到影响。
与亚述抗衡的、以巴比伦为统治中心的帝国在天文学方面同样发达。巴比伦帝国的历法以月亮为依据，月神管理着夜晚，亦如太阳神管理着白天及其所有活动一样。在所有这些相互竞争的诸神中，月神最有威力。在巴比伦人看来，一轮“新月”就是一只小船，月神乘着它缓慢地、威严地驶过广袤的夜空。数百年之后，“新月”的涵义在新兴起的伊斯兰教中得以重现。
月亮决定了历法。“新月”标志着一个月的开始。最终，巴比伦的天文学家根据“新月”在地平线上显现的时辰来预报分钟。这种预报非常重要，因为在历法中，月份正式开始的时间不是午夜，而是“新月”的尖端在地平线上隐约可现的时刻。在巴比伦的历法中，12个朔望月等于354天，这样，每年就少了十一又四分之一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每隔一两年，巴比伦人就在历法中加上第13个月。
美索不达米亚人在这片有时也被称为“富饶的新月”的广阔河谷和高地上，在增进知识方面大胆前行。最终，这些宽阔的河谷衰败了。兴起和衰落是人类历史的自然进程。两河流域自然环境的恶化又加速了这一地区的衰落过程。
奇迹在于：某些生长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位较浅地区的绿油油的农田存活的时间是如此之长。村民们在两河流域多丘陵的内地，砍伐越来越多的树木来用作木柴和建筑材料。与此同时，地表土壤不断受到冲蚀，泥沙淤积在河谷中，致使两河的河水经常溢出河岸。
在一些平原地带，连续不断的灌溉土地与树根深密的林木的破坏使得下层土壤中的盐分渗透到地表。淡水池塘变成了咸水池塘。据观察，小麦这种作物不像大麦，它受不了土壤中的盐分，因此，在一些地区，小麦成了稀罕之物。平原地带的状况预示着最终将在从澳大利亚延伸至加利福尼亚的无数贫瘠地的灌溉区里所发生的一切。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十几个世纪中，美索不达米亚某些地区的人口慢慢减少了。
轮子最早转动的地方(3)
这些在其强盛之时威力如此巨大的城市国家也因周期性的战争而受到削弱。他们手握着弓、矛和标枪，把残酷的战争转变为一种艺术形式。许多战士还拿着或许和他们手臂一样长的投石器，用这种武器把石头掷向百米之外的敌人。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戴上垂到耳朵顶部的帽子，上身穿上轻便的盔甲。
亚述人也善于使用另外一种武器，这种强有力的武器被称作“恐怖”。当他们最终攻入一个顽强抵抗的城市时，他们大规模地谋杀或者拷打、损坏市民的肢体，藉以警告其他城市的居民。在几乎所有早期文明中，战败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但是，对那些被亚述人打败的人来说，失败就更是苦不堪言。然而，亚述人也具有建设性：他们把大量反叛者或战败者送到遥远的地区，让这些人在那里耕种土地、建造纪念碑和公共建设工程。
印度河彻底冲刷的城市
当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大约兴盛了千年之际，另外一种河谷文明在东方不远处兴起。从积雪重重的喜马拉雅山脉奔涌而下、蜿蜒注入阿拉伯海的几条大河流过宽阔的印度河谷。几乎所有的河谷都不处于热带地区。当印度河最终给予了“印度”这个名字时，现今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却位于巴基斯坦共和国境内。
印度河谷得到大自然的慷慨赐予。丛林最初生长在肥沃的河岸边，人们把它清除后，一片沃土便唾手可得。印度河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令人惊叹，因为大约从每年6月延续到9月的、比尼罗河泛滥还要严重的洪水淹没了地势较低的地区。每年，洪水都播撒下一层有生命力的泥沙。证据表明：季风伸入内地，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那时的气候相当湿润。浑浊的河水流经的区域如此广大，以致今天这一文明的某些遗址还覆盖着10米厚的淤泥。
早在公元前6000年，农民就在这片河谷地带劳作。他们时常受到来自现今的伊朗、曾经见过或者听说过任意一种河谷文明的民族的侵略。他们开始创造一种独特的印度文明。这一文明出现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兴盛了7个世纪或者更长时间。印度的领土面积或许是大英帝国的5倍，由众神王统治，促进了大城市的兴起。摩亨约?达罗可能拥有4万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一座堡垒俯瞰着城市的一端，宽阔的主要街道环绕长方形的大街区，城市排水系统良好并且淡水供应充足。甚至私人住宅也配备了砖铺的浴室。
这些居住在城市里、擅长美术的印度人留下了自己日常生活的图像。许多画像中的居民是这般模样：高大、与众不同的身材，圆盖形的大脑袋和一个非常挺阔的鼻子。女人们穿着一种超短裙，腰部系着一条腰带，上身一丝不挂。她们喜欢看自己在铜镜中的那张脸，用象牙木梳把头发梳成一个圆髻，嘴唇或者眼睛上涂着一种红色的颜料。在夜晚，他们用植物油点燃油灯或者蜡烛，照亮屋子。
田地里生长着各种小麦、大麦、紫花豌豆、芝麻和芥菜籽，水果包括枣椰子和西瓜。甘蔗和棉花很可能最早在这一地区种植，后来又传播到中东，最后到美洲。这两种知名的作物源自印度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印度的重要性。
在河谷沿岸放养的动物有猪、绵羊、山羊、骆驼、驴和有肉峰的牛。一些牲畜用于运输，小公牛拉的两轮车带着一个顶篷，可以为乘客们遮阴。印度人也养猫和狗，产蛋的鸡可能也是他们驯化的。他们制造了大量陶器，为孩子们做的玩具中有一只会点头的仿制牛。
印度河及其一年一度的洪水泛滥是印度文明的命脉，但是，这根命脉一定受到了阻碍。农民们清除越来越多的树木，于是，单棵的树被砍下来后，用作烘烤泥砖的窑的燃料。洪水冲蚀了一些地区，使得另外一些地区淤满了泥沙。河谷地带泥沙的淤积反过来又导致洪水水位不断上涨，因此，大的村镇不得不建在小丘上以免遭洪水侵蚀。摩亨约?达罗大约重建了9次，往往是在受到洪水破坏或者威胁之后。
较之尼罗河或者美索不达米亚的河流而言，作为一个权力中心的印度河的生命力要短暂得多。到大约公元前1800年，远在提炼青铜和铁的新技术出现之前，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就开始走向衰落。气候日益干燥。更重要的是，印度河谷遭到了数百年以来一直在印度西北部扩展其领土的雅利安人的入侵。
在人类历史上，大村庄的创立、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化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早期的河谷文明构成了另外一步。这些文明根植在淤泥滋养的中东和印度河的河谷上，它们相互借鉴，有时也彼此激励。除了河流和淤泥之外，它们还有一个明显的地理优势，即：每一种文明的侧翼都部分地受到沙漠的保护，由此形成了抵御外来入侵者的天然屏障。河谷的气候也是一种财富，因为这种气候适宜谷类植物生长，而这种植物又特别易于长时间的保存。如果一些比世界上迄今为止已知城市还要大得多的城市想要存活下去，谷物的有效贮藏至关重要。在中国淤泥沉积的河谷地区兴起的另外一种亚洲文明进一步证实了雪水哺育的大河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影响。
令人惊异的海洋(1)
没有任何一处咸水带如地中海那样对当今世界之兴起施加过如此普遍的影响。如果没有海洋及其独具的特性和非比寻常的位置，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或许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在一个海路—只要大海波澜不兴—比陆路更加经济地、快捷地运送货物和旅客的时代，地中海的优势显而易见。它从西部的大西洋几乎延伸到东部印度洋的两个入水口—向外凸出的红海和波斯湾。地中海的长臂—黑海向亚洲内陆伸展；而它位于意大利半岛侧面的、两只较短的臂膀则差不多延伸到欧洲积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的丘陵地带。
地中海连接了非洲、欧洲和亚洲。它作为一条海上高速公路，连接着不同的地区，每个地区的产品都独具特色—铜、锡、金、银、铅、葡萄酒、橄榄油、谷物、木材、家畜、染料、布匹、武器、香料、黑曜石和其他奢侈品。它也是传播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的迅捷途径。如果亚洲或者非洲自身拥有一个广大的、位置适中的海洋，那么这些大洲的历史将迥然不同。地中海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湖泊，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狭窄的咽喉在直布罗陀海峡通向广阔的海洋。
几乎被陆地包围的地中海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风平浪静。在某些日子里，它是一面平滑的镜子，在夏季，相对来说，没有遭受暴风雨的袭扰。这里一种称作“单层甲板大帆船”的大型划船很为便利，一部分原因在于一年某一段时间风力不足。桨可以帮助人们把大帆船划进狭窄的港口，而倘若风向不对，帆船进港是非常危险的。
暴风雨来临之时，漂着白泡沫的波浪拍打着卵石杂多的海滩，大帆船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沉没，整个船队也会化为乌有，无人生还。公元前480年，当波斯人进攻雅典时，战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徐徐升起的风决定的，风使得波斯人的战船撞到希腊海岸的岩礁上。数百年之后，这些好生活也受到地中海偶尔出现的暴风雨的影响。
地中海没有出现过剧烈的潮起潮落。海平面在24小时之内变化甚微，因此，船只可以在码头和船坞停泊，卸货也相对容易一些。船只只有在几个水位较浅的港口必须要等到满潮之时，才能进港和出港。运河密布的威尼斯是船只唯一可以通行的，因为那里的潮汐带水位很低。
这一狭长的海洋及其深邃的海湾的优势意味着一种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可以控制一大片广阔的海域。于是，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相继利用这一优势。这里最早发明了神奇的帆。关于帆的最早记载见于约公元前3100年在埃及制造的一个花瓶上的装饰图案：帆为正方形，类似一块立在黑板架上的大黑板。毋庸置疑，沿着忙碌的尼罗河航行的船只都用这样的帆。早期的帆很可能用皮革或者兽皮制造，但是，到公元前2000年，它们正在被利用亚麻属植物的坚韧纤维织就的亚麻取代。直到蒸汽时代，稳定的亚麻供应一直是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因素之一。
随着人们对风的了解不断增多，升起船桅上的帆与更加熟练的利用绳索同步改进。到荷马时代，希腊人关于风及其盛行方向的知识非常丰富。在大海上，关于风和星辰的知识确实是唯一的罗盘。因此，在漆黑的夜晚，驾船航行在深海区域的海员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观察湿润、寒冷和狂暴的风的来向，就能辨别自己的方位。以风的源泉而著称的“西风”通常象征着西方。
大型划船挂着帆。顺风之时，一张正方形的帆能够升起来，但是，风力如果不足，全体船员就得划桨前行。最终，单层甲板的小型帆船让位给双层甲板的大型帆船，这种船特别利于海上作战。现在，双层甲板上而非单层甲板上都配备了桨手。古希腊和古罗马后来使用的三层桨战船有三层甲板、大概170名桨手。那些被安置在上层甲板的桨手必须划非常长的桨，以便桨叶能接触到船下方的海水。
帆和桨的组合使得船只达到一种凭借单一的帆或桨都无法实现的速度。因此，顺风时，一艘人员配备齐全的大帆船可以把时速由4海里提到6海里。有时，大风也可以把船速提到10海里，这样，船员就无需划桨了。如果把双桅的帆都升起来，那么，船只有时倾侧如此严重，以致用桨是不可能的。
令人惊异的海洋(2)
在雅典，海军战舰主要依靠自由民的努力，不过，运输货物的大帆船则更多地使用奴隶。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数万名奴隶一定是在希腊城市和属地所有的船只的横坐板上劳作。他们的脚踝处拴着脚镣，这使得他们无法离开船浆旁边的劳作位置。如果船只在战役中或者突遇暴风雨而沉没，他们没有逃生的可能。
地中海特别是其北部海域逐渐成为权力和创造力的中心，其日益提升的影响力得益于如下两方面的成就，即生活在陆上的人对船只知识的缓慢增长和廉价铁的出现。
铁制品长期以来一直是奢侈品。早期的铁并非采自铁储量丰富的岩石，而是被人们视为一种从天而降的稀罕物。陨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世间用铁的唯一来源。铁由于其神圣的来源，因此在宗教仪式上经常被保留起来。最终，人们在岩石中发现了铁矿，他们用一种原始的方式开采较为丰富的矿穴，试图把铁从贫瘠的含铁物质中分离出来。铜的冶炼为人们提供了指导。公元前1500年，一些不知名但却杰出的冶金家学着用把炉温提升到1500摄氏度以上的方法来熔化铁矿，这一温度比熔化铜矿所需的温度还要高400度。来自地上的铁很快变得比从天而降的铁便宜。不过，那种可以改变耕地和伐木方式的含其他金属的铁仍然十分昂贵，以致大多数欧洲人甚至连一块铁的碎片都买不起。
到约公元前1000年，铁在希腊中部地区作为一种陪葬的贵金属正在挑战铜的地位。两个世纪以后，铁制器皿和武器在爱琴海沿岸得到广泛的应用。尽管木头始终更为重要一些，即便就制造劳动工具而言，不过，铁的特殊强度和锐度正在改变战争、农业和一些行业。
雅典的灿烂光芒
在相对比较现代的时代，每隔几个世纪就会出现一个简短的活跃期，这一时期在其消逝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依然像照亮整个荒凉海岸的明灯一样，耀眼不息。尽管这些活跃期的光芒散射到周围很远的地区，但它往往只在世界的一小块地区出现。希腊人点燃了这样一盏明灯，它日日夜夜在高突的海岬上闪烁，俯瞰着许多海域，数百年以来，它的光芒一直可以远远地望见。
希腊殖民者分布广泛。今天在黑海上，在苏联的苏呼米港口搭乘海岸游览船的观光者会了解到：他们忽略了覆盖古希腊城市废墟的高低起伏的沙土。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殖民者占据了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的一条海岸线。他们建立的城市沿意大利南部海岸、西西里、北非、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以及今属土耳其的一块狭长海滨地带熠熠生辉。这些城市规模都不大，但大多生机勃勃。它们的一部分活力在其相互之间的剧烈争执中反映出来。它们如果彼此联合而非冲突，那么，可能会征服西方世界的大多数地区。
雅典在希腊的城邦国家中最为令人瞩目。其称为“阿提卡”的干燥丘陵地带，面积不过现今的洛杉矶市区。阿提卡的全部人口很少超过30万，然而，它却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地区。公元前480年，波斯人烧毁或者劫掠了这座城市之后，雅典人进行反击，把敌人打得一败涂地。失败和屈辱赋予雅典人以机会和动力。大胆的梦想付诸实施。始建于约公元前447年、10年内完工的帕特农神庙存放着女神雅典娜的优雅雕像，塑像由菲迪亚斯雕刻，上面饰以黄金和象牙。
雅典和希腊其他几个城市共和国在艺术史上同样引领风骚。希腊艺术家从埃及人那里汲取了养料，同时也得益于自身充满激情和自信的学术氛围。最辉煌的时期可能是从公元前520年到420年，当时希腊众多的建筑、绘画和雕塑都诠释着一种优雅和流畅的风格。
贸易活动的扩展要求某种灵巧、轻便的东西作为交换媒介，以取代时下通行的实物交换手段。公元前670年，希腊的埃伊那岛成为最早铸造钱币的地区之一。这些银制的钱币易于辨认，因为钱币的正面刻着海龟的图案。货币的发明使得商品交换更为便利，因为商人在没有自己想要交易的商品时收钱就行了。
小到人的小指一样的钉子、大到宏伟庄严的神庙，都展示着希腊工匠的精湛技艺。加利福尼亚的格蒂博物馆收藏着6世纪末期，希腊工匠用无色水晶雕刻而成的两块极小的圣甲虫宝石：一块刻着一匹被一个年轻人牵着的马，马尾巴刷刷地挥动着；另一块是一个极小的、差不多是成熟的红葡萄干颜色的戒指，上面刻着一个赤裸的男子，正在用一把弯曲的刀刮去腿上的油脂、污垢和汗水。
在描绘奢侈生活的艺术品中，生活在希腊城市特别是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精英阶层也是完美主义者。珍馐美味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包括海鞘这样的稀有品种在内的新鲜鱼类也在市场上常见。家禽是公元前600年从印度引进的，但是，在希腊农家庭院里深受众人喜爱的鸟却是小小的鹌鹑。
奴隶和生活比较贫困的市民主要食用小麦、大麦、豆类和掉到地上的橡树果。牛肉是稀罕之物。甚至涂在面包上当作黄油使用的和用于烹饪的橄榄油对普通家庭来说，有时都过于昂贵了。生长在雅典附近地区的橄榄树确实大多被碾碎、压榨成油，然后装在大瓦罐里，用船运到遥远的港口。对穷人来说，一种总是用水稀释的酒也非日常的享用之物。
克罗托的摔跤手(1)
希腊人是最早痴迷于一种颇具现代色彩的活动—竞技体育运动的人。他们举行的、只对希腊世界公民开放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每隔四年庆祝一次的重大事件。通常认为始于公元前77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初也是一次小型的狂欢。无论是角逐赛跑、投掷、摔跤还是驾车项目的希腊运动员起初都穿着衣服，但是，到了最后，他们几乎都乐于在人流密集的赛场上赤身裸体。
几个雄心勃勃的城市征募运动员，并且给获胜者丰厚的报酬。专业性悄然渗透于欢庆之中，后来，那些在1896年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欧洲人将这一点誉为业余活动的本质。希腊一座位于意大利南部山脚下、称作克罗托的城市展示了现代人不计代价期望赢得比赛的精神。克罗托富庶而广阔—绕其城墙走一圈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因此，吸引了其他城市的运动员来此竞技。自公元前588年始的百余年间，克罗托的赛跑运动员一再赢得胜利。
克罗托一名叫做米洛的运动员连续六次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摔跤比赛中获胜，这给克罗托带来了更多的荣耀。米洛魁伟的肩膀十分强壮，因而他可以扛着一头活牛，绕体育场走一圈。他曾经在一天之内吃掉了一头牛。当米洛在城中走过，呼吸着夜晚的空气时，市民们一定会因为他的出现而激发更多的自豪之情，他的风头无疑盖过了这座城市的另外一个不朽人物—著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
妒忌和对抗削弱了希腊的城市。人们有时预言：国际体育运动将成为国际战争的巧妙替代品，但是，说希腊语、彼此竞争的两座城市—克罗托和锡巴里斯的经历令我们对这一预言产生了怀疑。锡巴里斯嫉妒克罗托在体育运动中的高超技艺，于是，在约公元前512年确立了自己的体育狂欢节。克罗托不为所动。最后，克罗托派了一支由摔跤手米洛统率的军队攻打锡巴里斯。希腊人彼此之间兵戎相见，血光四溅。这座沉湎于感观享受的城市实际上毁灭了。
希腊城邦国家学习在体育运动中显示其平民政治的优越性。在早期社会中，进行民主实验的希腊城邦国家或许将民主政治推行得最为深入。在雅典，拥有财产的人几乎每周聚集起来发表演说，向那些权位暂时高出自己的人提出指导性意见。没有人能够长期掌权。甚至是最有影响力的、由30岁以上的人组成的“五百人议事会”也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通过抽签或者抓阄产生，任何人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年。“议事会”之上还有另外一个政权机关，其成员之一也是通过抓阄方式遴选出来的，正式负责管理城市及其偏远地区，任期也是惊人的短暂—只有24个小时。实际上，公民大会将极少的权力交于高级官员，然后召回那些权力并加以审查。
一个经常卷入战争的小国如何能够以这种方式有效地施行统治呢？武装部队的统帅在一定程度上任期时间长一些。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在5世纪达到了顶峰，军事首脑由抓阄方式改为选举产生。
雅典民主在战争时期是脆弱的：它与现代大多数民主政体一样，做决策很慢，不愿意加征必要的税收。希腊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亚里士多德发现了这种罕有的政府形式的优点和缺陷。他遗憾道：如果太多较为贫困的财产拥有者参加公民大会，他们要求给予补贴的呼声会把这个国家榨干。依亚里士多德所见，穷人总是希望得到，总是要求越来越多的东西。不过，亚里士多德赞同如下观点，即：所有拥有土地的人应该分享管理政府的权力和缴纳税金的义务。
在雅典，公共决定由人民直接做出，亦如现在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一样。但是，雅典的民主就像从城市通往比雷埃夫斯港的车道一样，受到城墙的限制。只有那些正式列为公民的人才有资格发言和选举。公元前451年之后，一位娶了外邦妻子的雅典公民的子女被剥夺了选举权。穷人、妇女以及众多奴隶都没有选举权。只有拥有财产的人才能参加选举，但是，许多农民过于贫困或是住所离雅典太远，因此，无法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去参加喧嚣的辩论会。
克罗托的摔跤手(2)
雅典人尽管不相信平等，但却信仰民主。在他们看来，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并且也永远不会平等。在公元前330年的一次作战演说中，雄辩家德摩斯梯尼蔑视其对手—雄辩家埃斯基涅斯，指责埃斯基涅斯出身卑微，称：“你成长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和你的父亲一起在他任职的学校里服务，研墨、擦凳子、扫地，干一个奴仆而非一个自由人该干的活儿。”似乎一个人的过去永远不会得到谅解。
无论是作为讲故事的人、诗人、预言家还是说客，引人入胜的演说能力在许多年间一直是众多不同部落性质的、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所珍视的。希腊人将这种演说能力称为“演讲术”，并且将之转化成一种形式。“演讲术”也是一种权力工具，因为人数有时达到6000的喧闹、喜怒无常的选举人的露天集会，能够为一位有吸引力的演说者所影响。
点缀在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城市精于辩论，在有所需求时也善用暴力。当雅典人正在聆听雄辩家们动听的演说时，生活在西西里的希腊人正在彼此屠戮和折磨。强大的希腊城邦国家—锡拉库萨的统治者阿加索克利斯在一天内杀死了4000人。罗马人又改进了这一纪录。
这些令人瞩目的希腊港口城市，即使在民主消亡之后，也散发着思想的活力。今天，许多眼光敏锐的学者提出：雅典的柏拉图是最有才华的哲学家，而亚里士多德在现今所称的政治哲学方面令人尊崇。在建筑和艺术领域，受益于埃及的希腊城市为后世铺设了新的道路；在医学上，一位住在科斯小岛上的医生在西方世界领先，他的名字在“希波克里特斯誓言”—即现代医学的道德宣言中万世流芳；在物理学、伦理学、语言学、生物学、逻辑学和数学领域，希腊最杰出的思想家和调查研究者就像一串明灯，在夜空中闪烁。“历史”—这个源自希腊语的词汇是希腊人开辟的另外一个领域。希腊人的活力和天才也在剧院、体育运动、民主政治和高难的抽象观念中体现出来。
工程学是希腊人的又一强项。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为了开发淡水供应资源，在萨摩斯岛上挖掘了一条穿过高耸的石灰岩山冈的1公里长的隧道。希腊石匠大约在同一时期最早使用了在开采大理石时颇为有效的爪形凿子。希腊的建筑工人可能也是最早利用起重机把建材吊到砌起的城墙上的人，不过，他们更乐于用奴隶来完成此项工作。
总体说来，希腊人在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要胜过其技术成果。即便他们制造的最富创造力的武器也需要极大规模的人力劳动。公元前304年，希腊人在围困罗得斯期间，建造了一个可移动的塔和靠轮子运作的投石器来辅助进攻，不过，把这种武器拉到进攻位置需要几千人。
埃及一座新的、叫做“亚历山大”的城市逐渐成为雅典传统的主要继承者。这座建于公元前331年的新兴城市成为西方世界的思想引擎。城里修建了令人瞩目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诸如欧几里得之类才华横溢的希腊学者到这里来实践他们的思考；解剖学家赫洛菲鲁斯推进了医学研究，赫洛菲鲁斯在公元前285年解剖了人的大脑和眼睛。25年之后，一所著名的医学校诞生了。犹太人大量来到亚历山大城，进行贸易活动，相伴而来的还有一些犹太学者，他们把《旧约》从希伯来语翻译成了希腊语，以“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著称，因为它是由70多位译者完成的。
如果在那个时代有诺贝尔科学奖、医学奖和文学奖，亚历山大将会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城市。然而，所有这些创造活动都没有转变一个文明社会的日常劳作方式，在这个社会，奴隶是万能的机器。亚历山大和希腊其他城市很可能采取了许多促成了2000年之后工业革命的措施，不过，它们无需一场工业革命。
以亚历山大及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古希腊内地为中心的强大的希腊文明不乏自尊。它经常受到别人的效仿。2000多年以后，希腊以及引起人们对希腊无限追思的名称仍然在一张涵盖了希腊人从未知晓地域的世界地图上熠熠生辉：早期美国的首都—费城含有一个希腊的名字；在纽约州北部地区兴起了锡拉丘兹、伊萨卡和许多名称中饱含着对古希腊敬意的城镇；在澳大利亚，在19世纪50年代，从墨尔本出发到新的采金地的淘金者要翻过两座山—马其顿山和亚历山大山。
克罗托的摔跤手(3)
位于阿拉斯加的一个群岛和对着南极洲的一个岛屿都含有亚历山大的名字。19世纪，世界上三个最大的帝国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含有希腊名字的君主统治之下：英国的亚历山德里娜?维多利亚女王、俄国的亚历山大二世和法国的路易斯?菲利普。
希腊文明或许对罗马帝国产生的影响力最为强大。罗马人，特别是在公元前200年之后，醉心于大量仿效希腊之中。他们赞赏那些首先在雅典兴盛和成形的希腊文学、剧院、食物、政治、视觉艺术、演讲术和许多风格与文化。这一效仿过程堪比现代人对美国大众文化的世界性的效仿。
雅典以一种几乎不可能预测的方式向外渗透，并且令人信服。当它成为罗马人的无声之师时，其政治上的全盛期早已终结。
世界简史 第四部分
黄河之主，恒河之王
一条时而被山脉和湖泊阻隔的绿草铺就的大道，几乎一路从中欧通往东亚。它从多瑙河岸延伸到满洲里的森林地带。按两地海岸之间的距离衡量，这条宽阔的绿色走廊几乎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黄河，在它的两侧环绕着贫瘠的和富饶的土地。这条绿带在土壤肥沃、气候比较温和的俄国南部被称作“干草原”。公元前2000年之后不久，这里的人们开始实施一次重要的征服。他们驯服或者驯化马，而此前人们只是为食用马肉而猎杀这种动物。
这种小型的本地马不如今天纯良的矮种马那么高，但却是一种财富。它们受驯后是人类忠实的、聪明的伙伴。当它们与主人失去联系时，可以自己找回家。马奶还可以喂养婴儿，因此，婴儿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给他们断奶。怀孕的时间间隔也相应地缩短，所以，“干草原”的人口增长可能更为迅速。马肉可供人们食用，特别是在冬季食物奇缺的时候；而马粪晾干后，可以充当树木稀少的“干草原”的燃料。归功于马的巨大贡献，人口稀疏的草地最终养活了更多的人，或许是太多的人。
数百年之后，特别是在公元前700年之后，这些坐在马背上的人学会了如何骑马作战。在长距离的驰骋中，这些骑手能够出其不意地俘获敌人或者在必要时迅速撤离。大约在公元前500年，马镫——实际上是一个吊在皮带子上的金属脚凳——的发明使得骑手可以站在疾驰的马上，用浑身的力气把矛投向一个负隅顽抗的步行作战的敌人。
当“干草原”的侵入者不得不应对数量更多的敌人时，马匹弥补了人手短缺的不足。一匹战马经常抵得上10个与敌作战的步兵。
慧眼观中国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中国在政治结构、金属制造技术、书写以及可能在农业和天文学方面都以某种方式落后于中东地区的河谷文明。但是，在烧窑制造陶器方面，中国和日本却远远领先于世。这些以火为基础的技术为冶金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青铜器铸造成为中国的独门技术。中国制造的青铜器—狩猎所用的战车看上去几乎和美国在战后生产的硕大的、涂有铬黄的汽车一样。此后，少数中国人开始铸铁，到公元前400年，他们学着专攻犁铧—即翻土的坚硬刃口的制造技术。炉内所需的高温通过一种复杂的双筒风箱所产生的强气流而达到。一些风箱后来发展为由冲入狭窄小溪的水流来驱动。
在第一个基督教千禧年开始之前的500年左右，中国人一度是留存在早期记录中的民族里最富创造性的一个。中国的冶金术称雄于世。在引水灌溉方面，中国人也想出了新方法。他们也探索数学和天文学领域的新知识，用织布机织出了做衣服的精美丝绸。他们精通货运和运输，使用人推的独轮车、牛拉的手推车和犁以及马拉的四轮车。
中国内部一些比较大的诸侯国的君主生活奢侈，随意占有农民和工匠辛苦劳作所创造的大量财富。虽然许多中国人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地，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抽出部分时间来为其君主服务，譬如，修筑公共设施或者参加局部战争。君主死时也要任意占有农民，一个国王在死去之时，陪葬者多达40人。早期，君主们在下葬时，相信这样一种观念，即：借助一些随葬的玉器和青铜器的帮助，这些陪葬的人可以在来世伺候自己，不过，建造这些精致陵墓的工人们后来也被埋葬了，以使他们无法向他人泄露如何进入这些仔细封闭的墓室、偷走财宝的方法。
中国由100多个独立的小国构成，但是，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464年，大多数诸侯国主要因战争而消亡了。7个重要的诸侯国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一系列战争之后，诸侯国的数目减少到2个，又到1个。公元前221年，中国统一了。
孔子对中国新的官僚体制的培养施加了最强有力的影响。他是更有可能在雅典而非地中海沿岸的任何其他邦国找到的那类学者。他逐渐相信：有益的生活比来世重要。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中国内地靠近黄河的一个小诸侯国，属于贵族政治中卑微、旧式的一派。最初，孔子在乡下担任这样一些职务，譬如，管理马厩、为谷仓做记录。这种无足轻重的活计只是现在有抱负的年轻人为了说服未来的老板自己没有无所事事而列在简历中的。最终，孔子成了一名专职的教师—一种在当时并不重要的职业。
孔子认为贵族应该施以英明的、仁爱的统治。他信奉等级制度而非平等。他往往相信古训而非新论，认为祖先留下丰富的训诫供后人学习。他崇尚彬彬有礼、忠诚、谦逊和仁爱。有一次，一个学生问孔子：您本人属于哪类人？孔子风趣地用第三人称来描述自己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
孔子去世时73岁，既没有创建教会，也没有建立一个机构，但是他的思想万世流芳，被不同时代的人重新阐释。在2500年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在当今有影响的世俗思想家施加的影响力如孔子那般巨大。
长 城(1)
中国有令人瞩目的语言和文化一体性，但是，其政治上的整体性却不稳定。较之欧洲而言，中国离滋养了那些善战的游牧民族的草原地带太近，因此，更容易遭受外敌入侵。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帝国从未修筑一道长长的城墙来阻挡居于内地的敌人入侵，但是，中国在早期就不得不计划修筑这样一道长城，以阻止生活在中国西北部干燥的、人烟稀少地区的敌人。
中国的万里长城于公元前214年竣工，不过在另外一种意义上，长城从未完工，因为后世经常将长城延伸或者扩展。长城的修筑体现了统治者的组织能力和无数被迫从事国家指派劳动的劳动者的精力和体力。这些劳动者不像他们的统治者那样对长城如此欣赏：为了长时间地在砖场和采石场劳作，他们被迫远离家乡，或许再也见不到家人。他们很快意识到：城墙附近的地区地势高低起伏，因此，在某一个地点，城墙必须绕道而行，以避开黄河的大拐弯。城墙及其蜿蜒总共延伸了6300公里。如果在澳大利亚东西方向最宽的地区修筑一道类似的城墙，其长度不会超过中国的长城。
依现在的标准来看，在危急时刻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一定数量惊人。他们日夜不停地在大多数烽火台上守望，当入侵者出现时，几万双眼睛监视着他们。此外，长城的守护需要大量士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作战，而不是警戒。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还有一个因素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治一体性，即：欧洲受到辽阔的海洋和众多半岛的分割，而中国的海岸线比较规则。许多欧洲国家能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独立是因为它们由岛屿或半岛组成，由此，海洋保护了它们。海洋就其不可预测性而言，确实抵御了在陌生水域航行的敌人。譬如，在英国和希腊历史上，外敌的入侵经常受到暴风雨的阻碍。与陆上边界相比，海峡提供了更为坚固的天然屏障。
中国的人口与欧洲人口相当。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的600年间，欧洲人口是否在几年中超过了中国人口，无法确定。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壮观的黄河流域。那时，黄河是中国的尼罗河，但不如尼罗河那么容易驯服。黄河在流抵中国低地之前奔涌、滑行、起伏。它不能确定流向何方，于是向北而行，然后又向南流淌了约800公里—似乎无意向东转，流入大海。在飞机上俯瞰这些变化无常的河段的人会看见：远在下方的黄河宛似峡谷中的一道条纹，它的一端是森林，另一端是焦干的梯田，两端河岸之间没有架设的桥梁。
过去，这里的树木比现在多。随着中国人口的增加，人们砍伐林木用作木柴或者制成木炭，从而导致丘陵地带大规模地遭受侵蚀。泥沙淤积的黄河变成了棕色的浓汤翻滚的激流。那时候中国人并不知道这条河流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泥沙携带者，亚马逊河和尼罗河也是它的穷亲戚。
黄河极其重要但又充满惊涛骇浪，以致中国人用人牲来祭拜它。公元前400多年，人们每年都要向不可见的“黄河之神”献出一个活人来作为礼物，以表抚慰之心，这已经成为一种习俗。一个打扮得如新娘子一样漂亮的小女孩坐在形状宛似婚床的木筏上，人们把婚床推进湍急的河水，新娘子瞬间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驯服黄河需要创造力，还要征召众多的劳动者来修筑、重修河堤和导流的堤坝。公元前109年，皇帝修建了一座华美的“宣房”来向所有在堤坝上打孔，使村庄免遭水患的人表示敬意。在每一个十年期间，河床都继续升高，因此，人工修筑的河堤不得不加高更多。在许多地方，黄河底部甚至比周围的平原还要高出许多。在不同的世纪，黄河或者流入大海、或者向北、或者向南流入多山的山东半岛，这充分说明了黄河的威力和灵活性。
尼罗河囿于狭窄的平原，而黄河则无拘无束。在基督诞生之前的5个世纪中，黄河河谷可能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带。即便是在希腊港口城市和波斯帝国都处于兴盛时期的公元前500年，黄河河谷沿岸也分布着许多繁荣的大城镇。黄河河谷或平原是中国的中心，养育着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后来，人们从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迁移到温暖的南部地区。
长 城(2)
随着粟和水稻产量的提高、灌溉沟渠的挖掘，农田的作物能够供养大城市的人口。一些城市用压实的泥土砌成长长的围墙以防御外敌入侵。有一座城墙底部宽达36米，周边向外扩展到能包围一座小的城市。修筑这些城墙需要大约1.2万人约10年的时间来搬运泥土，相应地，回报他们的是满载的一车车谷物。坐落在黄河沿岸的几个城市日益形成规模，从它们城门走过的游客一定会对此叹为观止。建于公元25年的新都城洛阳拥有近50万人口，或许只有罗马比它大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