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罗马帝国的某些特点，行进中的军队对中国来说，就像对罗马人一样重要。上百个官方驿站在中国驿道沿线按一定距离排开，为住客提供床铺、洗漱的地方、饭食和马厩。怀揣急件的信差在驿道上飞马而来，这些急件写在细木简上，装入竹筒中，然后密封起来，以确保安全。在驿道沿线间隔适当的位置矗立着烽火台，在紧急时刻，它们可以把简单的烟雾信号传递到下一个点着烟火的烽火台。公元前74年，皇帝驾崩的消息在30个小时内传递了约1300公里，主要就是藉由烽火台上升起的烟雾告知天下的。
19世纪的中国与美国颇为相似：当时，尚未使用的森林和湿地广为分布，可供人们开发耕种，由此，为人口压力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在中国南部，广阔的森林、稀疏分布的林地和亚热带的平坦地区供养了少量人口。但是，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几十万农民为了寻求土地正在向南迁移。他们种植了南部的主要农作物—水稻，这种作物的需水量很大。他们还首次栽种了茶树，1000多年以后，茶叶在欧洲人的眼中，成为一种令中国丝绸相形见绌的商品。
朝鲜和日本生活在中国及其新观念、新技术的阴影下，不过，也放射出光芒：新的冶金术出现；斧头和收割谷物的镰刀刀刃开始用铁而非石头打造。他们用陶轮制造一种新的陶器，并把陶器放进高温的炉子里烧制。公元前500年以前，一种新的食用作物—水稻从中国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开始改变这两国人民的饮食结构。
印度半岛
这一时期，中国在亚洲的唯一潜在对手就是印度。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相距太远，以致构不上真正的竞争关系。它们彼此之间一无所知，由此，二者都处于亚洲的事实对它们来说毫无意义。亚洲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人中比较博学的那群人对这个概念毫不知晓，他们认为中国的位置过于居中，以致不能将之纳入任何其他的地理单位。
印度与中国不同，它实际上是一个岛屿。向东延伸近2500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将印度半岛与亚洲大部分地区隔开，因此，从西北部接近印度更为容易，那里的山口可供车辆通行。印度的位置离中东和希腊的文明更近，而离中国的中心区域较远，山口的确切方位又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印度的联系将会支持地中海世界。印度的主要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而非汉语一族。印度的入侵者多半来自欧洲，其国外贸易，无论是经海路还是陆路，也都是指向欧洲。
在世界上位于热带和温带地区的国家中，印度拥有的冰冻区域最为广大。印度也有非常广阔的炎热地区。幸运的是，在夏季，冰雪融化的高山将雪水送到焦干的平原地区。这些雪水有助于弥补通常随印度洋西南季风而来的降雨的匮乏和无规律性。
恒河是这些白雪覆盖的山脉孕育出来的。通常，它全年流淌不停，流过辽阔的平原。公元前1000年之后，恒河取代印度河成为印度次大陆人口主要聚居的地区。河谷沿岸的城市逐渐增多，农田也不得不相应地扩展，以便养活城市的人口。到公元前400年，印度很可能拥有3000万人口。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北部地区的人口超过了这一数字。
在这一时期，中国和印度拥有的人口数量可能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3，或许更多。泥沙满布的平原和冰雪滋养的河流是二者有能力供养如此众多的人口的秘密。黄河在具代表性的一年携带约21亿吨泥沙，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河流。恒河次之，携带约16亿吨泥沙。尽管大部分泥沙留在农田和灌溉沟渠中，还是有近一半的泥沙在三角洲和港湾沉积下来。印度和中国的这些威力非凡的、浑浊的河流无可匹敌。如果没有大量的淤泥，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或许会少很多。
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独特才能体现在科技方面，而印度却是反映在宗教领域。与印欧语系的移民相伴而来的印度教有几乎被敬若神明的高级祭司或婆罗门。印度教是一门灵活的宗教，衍生出许多分支和派别，其信奉者既有富裕的祭司、孤独的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也有将新颖的印度教与其古老的崇拜相结合的普通群众。这种宗教从来不是静态的：早期，印度教在重要的场合献祭动物，后来，往往尊崇大多数活物。它从信仰许多专门的神发展为信奉至尊的神—婆罗门。
印度教徒相信万物皆有灵魂，死后，其灵魂转移到新的躯体。现今，这种观念基本上做如下理解，即：人可以再生为许多种昆虫或者动物。因此，奶牛、山羊、小虫和昆虫都必须受到尊重。在印度，奶牛为何在供给肉类的动物中受到独一无二的特别尊崇还是一个谜团。
印度教无需其信奉者大量聚集在庙宇中，其木制的庙宇不是聚会的场所，而是信仰的声明。教义饱含日常生活和获得永生的行为规则，也逐渐强调生命的轮回。这一观念在为现状的悲惨祈福的同时，也给信徒灌输了某种希望。对生活贫困、地位卑微的信徒来说，它提供了一种慰藉，即：一个人如果行善，死后就能得到回报，其灵魂可以进入一个可敬可佩的人的身体；另一方面，死去的人的灵魂在返回尘世的过程中，可能进入一个较小的动物体中。
印度在现代实行民主制的事实令人瞩目，因为延续持久的印度文明乍看起来先天地敌视这样的观念，即所有成年人无关其等级，都平等地拥有选举权；所有成年人都能分享作为民主精神一部分的社会流动性。但是，在看似毫无成功希望之时，把引进的新树嫁接到一棵老树上，注视着它们茁壮成长并非人类制度建设中的罕有经历。
浪子变成了佛陀
公元前6世纪，包容多样性的印度教衍生了新的宗教：耆那教和更具影响力的佛教兴起。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释迦牟尼与基督有相似之处。释迦牟尼在满月之时出生，受到了“一个”而非“三个”智者的问候。
释迦牟尼的父亲是尼泊尔的国王，住在印度边界附近、恒河源头之一的水汽缭绕的低地地区。他拥有三座宫殿，释迦牟尼年老的时候，就在这里享受所提供的一切。释迦牟尼没有显示出其后来所宣讲的那种“责任感”的早期迹象，他频频为女乐师所吸引，当音乐停下来时，他更为迷醉。他流连于声色场所，是个挥霍无度的浪子。他娶了自己的表妹，育有一子，但是，这一切没有令释迦牟尼产生责任感。
于是，令释迦牟尼的朋友倍感震惊的事情发生了：释迦牟尼寻求救赎。他在夜晚骑马离家出走，一生由此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释迦牟尼遵循印度那种强烈的苦行传统，试图惩罚自己的身体，最终他的体重剧减，以致其向外明显凸出的肋骨看上去就像棚屋的椽子。他在荒野中忍受了许多痛苦、度过了不少时日之后，看到了曙光。他成为“大悟之人”或者佛陀。
此后，释迦牟尼追求神圣。他认为：超越自我是必需的，终极目标是“涅槃”— 一种实际上“超我”的理想境界。释迦牟尼在追求平静的超越自我的目标中，体验到了一种不可言状的快乐。他没有接受印度的等级观念，因而赢得了许多贫苦之人的敬慕。富人也为释迦牟尼所吸引，他们在恒河沿岸的城市和村镇建造了许多佛教僧院，供那些希望完善自己的男人修行。释迦牟尼为妇女制定了宗教规则，他的姑妈是第一个进入尼姑庵的人。
佛陀在干季云游四方，化缘、讲经。那些给佛陀食物的人认为：他们分享了佛陀的某些神圣。佛陀与基督时代在意大利中部阿西尼城驯服野狼的弗朗西斯一样，以其平静的存在，成功地驯服了一头疯狂的大象。后来，印度的政治家—圣雄甘地将佛陀的说教总结为：“生活不是大量享乐，而是许多责任。”
这一时期，全球处于变动中的地区是印度、地中海东部和中国。由于相隔太远，它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联系，然而，各自都在蓬勃发展。公元前480多年，衰老的佛陀正在恒河沿岸讲经，而孔子正在中国北部写下他的训导，刚刚在马拉松平原战役中打败波斯人的雅典人，正在发展那些令自己声名远播的学科和民主。
佛陀卒于约公元前486年，年龄近80岁。他的辞世受到当地人广泛的哀悼，但是，他的宗教信条却似乎未能召唤远在恒河沿岸以外地区居住的人皈依。佛陀辞世后的200多年，人们对佛教信条的态度发生了幸运的转变。极为凑巧的是，阿育王成为了第一位几乎统治印度所有地区的君主，这些地区在佛陀在世时已经分裂为许多王国。
这位从统治恒河沿岸一个城市起家的威力巨大的国王—或许也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国王—成了虔诚的佛教徒，甚至修建了佛塔来敬奉佛陀的骨灰。每当佛教可能受到印度教核心的、多样化的学说排挤之时，阿育王就平和地传播佛教要旨。就目前来说，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是最有渗透力的传教士。
最初，印度教吸引了外邦人士。这种宗教不断自我更新，沿东南亚海岸传播到许多岛屿。印度教在东南亚强有力的影响持续了数个世纪，此后，印度教信仰的诸多神灵几乎在各个地方消退。远离恒河河口的狭小的巴厘岛成为印度教唯一的前哨地。
在世界宗教史上，印度北部作为最肥沃的发源地，堪与中东匹敌。令人称奇的是，印度的宗教在印度西部地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些宗教吸纳的信徒来自东部地区。事实证明：佛教是最成功的吸纳者，在佛陀在世之时实际上没有任何文化和商业影响的印度各地区都有大批的佛教皈依者。
罗马的崛起
罗马的历史学家和传奇故事编造者乐于宣称罗马城建在7座山丘上。然而，当罗马年幼之时，并非所有的山丘都有人居住。罗马城太小了，因此无需这么多空间。台伯河流过城墙围绕的罗马，最终注入距离不足40公里的地中海。暴雨过后，台伯河有时因裹带从陡峭的山丘上冲刷下来的泥沙而泛黄，人们划着小船往返河口运送货物。起初，一位君主统治着罗马城及其附近的狭小地区，但是，公元前509年，登岸的民族取得了胜利，他们建立的共和国几乎延存了5个世纪。
狭小的罗马城仍然争取存活下去。公元前309年，罗马城被高卢人的军队围困了7个月，最终，高卢人破城而入，几乎毁掉了半个罗马。罗马甚至还没有控制意大利半岛的一半地区。公元前300年，罗马甚至没有控制米兰和尚未形成村落的威尼斯所处的地方。地中海西部的岛屿无一在罗马的管辖之下。事实上，这些岛屿都处于与罗马抗衡的、坐落在北非海岸的强大城市—迦太基的影响范围之内。
罗马的天才体现于培养了出色的将军、士兵、海军将官和海员。这些善战的军人在征服了毗邻的萨宾人、伊特鲁里亚人和皮斯尼人之后，开始向迦太基人建立的陆上和海上帝国发起挑战。到公元前240年，罗马人控制了曾经作为希腊文明一个组成部分的富饶的西西里岛。第二年，罗马人又夺取了迦太基的撒丁岛。但是，迦太基的伟大统帅汉尼拔似乎一度有可能粉碎罗马，因为汉尼拔率领着一支得胜大军穿过西班牙、翻过法国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远至意大利。公元前207年，汉尼拔的军队最终被击败了。现在轮到罗马人扩展其海外帝国了，他们轻而易举地插入了迦太基在北非的领地。北非和西西里的攻取使罗马人获得了一个船队，他们利用这支船队将整船的谷物运送到正在扩大的罗马城，满足那里居民的需要。
对希腊人来说，海洋是天然的大路，但是，罗马人建造了自己的大道。公元前312年，罗马的工程师开始修筑罗马人的第一条干线—亚壁古道，它从罗马一直通向位于意大利内端的塔兰托的南部港口。这条大道很快延伸到意大利的外端—亚得里亚海岸的布林迪西港，今天，展示这一精巧设计的古老石柱在那里仍然可见。最终，修筑极好的罗马大道沿北非海岸的大部分地区，绕过地中海北部海岸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它们不仅仅是“一般的道路”，在其残存的地方，它们仍然以“罗马大道”而著称，似乎自己是独特的物种，它们确实如此。这些罗马大道横穿过山丘，越过石砌或者土砌堤道上面的湿地，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将它们描述为“一头秀发的分缝”—稀疏、笔直。
这些罗马大道在当时比欧洲在汽车时代修筑的超级高速公路还要壮观。行色匆匆的信差沿着大道疾行，他们像中国的信差一样确信：除非洪水或者风雪的阻隔，他们所乘的马拉的交通工具能够按时到达目的地。在罗马帝国许多地区，通过大道传递消息要比经海路传递消息快得多。大道沿途皆是跑得很快的骑手，迈着沉重步伐的士兵，商人、奴隶和武装起来的童子军。
罗马桥梁是一件艺术品，尽管罗马人在道路和桥梁建造方面有天才的前辈。注视着一座仍然通行车辆的罗马桥梁会油然而生一种敬畏感。桥梁的设计者、采石者和建造这座桥梁的石匠早已故去，但是，他们修筑的桥梁却依然充满力量地、优雅地挺立在那里。位于亚得里亚海沿岸里米尼的罗马桥梁由切割整齐的、泛白的石灰石块砌成，白色的石头上仍然嵌有贝壳和一两条鱼的残骸。这座桥大约建于公元前5年，有5个琵琶桶形状的或者半圆形的桥拱，桥下方的一条河流在涨潮期间欢快地流淌着，不过，河水现在已经锐减。即便在今天，意大利的轿车、小型摩托车在这座桥上也只能单向行驶，桥上砌了一个有凸起的台阶，这样，走在上面的步行者可以有些许的安全感。
在大理石城内(1)
所有的大道确实都通向罗马，罗马城几乎发展到难以驾驭的规模。尽管中国也有庞大的城市，不过，罗马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座养活近100万人口的城市。它是无处可去的漂泊者和一贫如洗者、需要工作和刺激的人以及那些强烈渴望得到最佳机会的雄心勃勃者的目的地。罗马城内石头铺就的街道上拥满了带轮的车辆和行人，一些人来自意大利的农庄，另一些人则是罗马人在最近一次战争中捕获的俘虏。日益扩展的罗马城依赖于沟渠，狭长的拱桥把从山麓小丘源源不断流淌出来的水输送到城内，满足公共浴室和无数家庭的日常所需，冲洗污水道。一些公共浴室是规模宏大的大理石铺就的厅堂，里面有许多小房间和洗冷水浴和温水浴的浴室。罗马人也把公共浴室作为闲聊和享乐的场所，浴室的数目增多了。单单一座罗马城就有大约800个公共浴室。
在此后的数千年间，许多满载着运往罗马的石头、木材和谷物的船只体积超过了在西方世界建造的任何一艘船。这些船只长不过50米，宽达15米，按现在的设计标准来看，它们的外形与桶极为相像，甚至笨拙。罗马人特别建造了许多几近今天散装货轮的船只，将它们用于运输建筑石材。这些庞大的船只依赖风而不是桨行驶，它们的任务是廉价地而非快捷地运送货物，不过，它们偶尔也有快速的时候。据说，一艘从意大利那不勒斯港驶往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货船，起码需要9天才可到达目的地。
生活在哥伦布时代的欧洲海员如果有机会看到一艘被流沙覆盖的罗马大木船的残骸，他们或许会对船身的长度大感惊异。哥伦布的旗舰“圣玛丽娅号”长度只有30米，远比那些忙于运送埃及出产的谷物或者建筑石材的罗马船小许多。即便1843年发明的带有1个烟筒和6根船桅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汽船“大不列颠号”，与两千年以前航行于海上的罗马大货船相比，宽也不如罗马大货船，长则不足罗马大货船的2倍。
罗马作家给后世子孙留下了罗马人日常生活及其开心、痛苦、愉悦和悲伤的详尽描述。我们几乎可以品尝到罗马普通市民的食物—粗劣的面包、新鲜的手工压制的奶酪和绿色的二茬作物的无花果，当然，还有那种极小的但是广受欢迎的鱼—银鱼。多亏了维吉尔的诗歌，我们可以漫步于罗马的农场，听到有关耕种方法的建议：于是，月出的第7天被视为套捕和驯服野牛的“吉祥日”；在夏季，最好在天黑之后收割生长在一块焦干草原上的干草。即便是现在，意大利人也常常遵循这一割草规则。
罗马几乎在其存在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面临着危机。于是，在基督诞生以前的最后一个世纪，严重的挫折降临了。公元前86年，许多曾经权势如此巨大的罗马贵族家庭成员被他们的对手屠杀了。随后的10年中，奴隶斯巴达克领导了一次数万名乡村奴隶参与的起义。公元前71年，斯巴达克在意大利被击败，大约6000名追随者被俘后钉死在亚壁古道沿途的十字架上。
文明与野蛮交织在一起。即便在奴隶制度中也存在着斯文和同情。公元2世纪初期，一个奴隶的儿子死了，奴隶主命人为这个死去的男孩儿雕了一个大理石的头像，头像下方刻上简短的拉丁文字：
献给最亲爱的马提雅尔，
一个奴隶的孩子，
2岁10个月零8天。
孩子面容天真无邪，长着一对儿雅致的大耳朵，小嘴儿，修剪整齐的头发大部分斜垂在额头—正好搭在右耳上—一副埃及人的福相。标记没有表明这个孩子生活在埃及，那时，埃及是罗马的一个属地。罗马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帝国，各种思想观念、宗教和时尚跨越地中海，沿着地中海海岸轻而易举地传播，正如现今的思想观念和物品自如流通一样：这个孩子的头像今天在洛杉矶的博物馆确实可以见到。
罗马建立初期是一个少数家族掌权的共和国。后来，生活在意大利的公民选举人和有选举权利的人增加到上万人，最后，人数超过了100万。诚然，对罗马来说，效仿希腊的民主制和现场投票的公民大会是毫无意义的，因此，罗马人选择了秘密投票的选举方式。数百年间，罗马逐渐发展了一种代议制政体形式—一种在300年前实际上被欧洲所有国家的领导人视为危险的民主制而大加谴责的形式，即：国家首脑由选举产生；任何政治家或将军都不能永久地把持政权；大部分决策权掌握在代表大会手中。
在大理石城内(2)
罗马遥远的、不断扩展的帝国不易统治。新征的赋税在哪里能够收缴呢？公民军人无法再承受兵役的负荷，于是，外国的雇佣兵甚至奴隶应征入伍，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对自己原来的统帅比对罗马还要效忠。即便是在遥远的地界作战的将领也很难加以约束：为了在战斗中取胜，这些将领需要某种独立权，但是，如果他们战功过大，过于受罗马公众的欢迎，就会对那些掌握罗马权力的城市领导人造成间接的威胁。
罗马连续不断的紧张局势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对那些为自己的共和国感到自豪的人来说，一位皇帝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这一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正在热议之中。公元前63年，奥古斯都当了罗马皇帝，但同时宣称自己只是原有的共和国的“第一公民”。奥古斯都享有军事控制权，严格控制元老院。这位罗马皇帝在世时逐渐拥有了一切权力，死后则被当作神一样尊崇。现在，每任皇帝都指定自己的继承人。
从共和国到君主政体的转变虽然剧烈，但却给罗马帝国带来了新的稳定性。罗马帝国继续扩张，继续维护既得的一切。由于那些希望担任帝国元首的人不再由公民选举产生，因此，公民权利毫无阻碍地得以扩大。公元212年，公民权利的扩大达到了顶峰：此时，所有的自由民都成为罗马公民，享有令人瞩目的、不断演进的罗马法律体系的保护，并且自称享有其他的特权—即向一个税收经常短缺的帝国纳税的权利。罗马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成功的帝国，其政治史和政体模式被记录得如此完整，以致当伦敦在18世纪成为另一个罗马时，伦敦的政治和文化领袖痴迷罗马的历史。
丝绸之路
在世界两大文明—中国和罗马之间，横亘着一条宽广的地理鸿沟。中国西部与黑海最近的港口之间的陆上通道甚至直到基督时代以前，都是世界上最长的路线。它穿越山脉、高原、乱石丛生的平原、盐碱的沙漠、湍急的小溪和峡谷以及一望无际的牧场。这条路线与其说像一次游行，毋庸说像一场接力赛，因为用于交换的商品从一个商人传到另一个商人，从一个集市运到另一个集市，如此这般，人们把货物装在手推车里或者驮在长长的护送货物的马背和骆驼背上缓慢地穿越了大陆。
从东方向外运输的主要商品是丝绸。罗马和亚历山大的有钱人渴望穿着丝制的衣服，长期以来，中国是唯一的供应商。微不足道的蚕依赖从中国上百万棵桑树上采摘下来的桑叶为生，寿命只有45天，但是，在其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每只蚕都吐出一卷卷纤细的蚕丝，把蚕丝抻开，长度可达900米。纤细的蚕丝纺成线以后，在中国许多村镇手工制成丝绸。
一捆丝绸是一件神奇的纺织品：重量轻盈、韧性十足，容易染着鲜艳的颜色，譬如泰尔紫红色。当它与皮肤摩擦时，触感柔软，因此，少数有机会穿着丝绸衣服的罗马人对丝绸高度珍视。丝绸价格昂贵，所以，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无力消受的。当丝绸运到地中海地区时，价格就更高出许多，因此，运抵罗马的丝绸被当地人视为一种超乎寻常的奢侈品。
蚕是一种不知疲倦的活的纺织机，因此，它注定成为其他国家商人牟利的对象。他们把蚕走私到印度，在那里纺成质量一般的丝线。最终，蚕被运到了西西里和法国，但是，中国纺纱工和织工的技术却“原地未动”。中国继续织造优质的丝绸。
中国的经济生活如此先进、多样，以致对西方世界所求甚微。中国乐于少量进口黎巴嫩和埃及制造的优质玻璃—一种驮在骆驼来回摆动的背上的易碎货物，通过穿越亚洲的贸易路线运抵国内。中国也偶尔输入羊毛和其他布匹以及贵金属。
日复一日沿着丝绸之路运输的货品不仅有丝绸，还有其他西方极其珍视的品种。中国一些珍贵的药材，譬如，保存完好的大黄和桂皮运往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出口产品是种籽和活的植物。中国是一个大植物园，外面的世界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从中国汲取种籽和插枝。中国很可能是第一个种植桃树和梨树的国家，这两个树种大约在公元2世纪传播到了印度。
中国也是第一个栽培橘树的国家，果园的经营者借此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橘树的果实可供人们食用，而且树木本身也是人们制造射箭所用之弓的好材料。刚好在基督时代到来之前，中国种植的第一拨橘树和柠檬树经由印度至红海之间的航线舶到中东地区，在公元79年被火山灰湮没的庞培城的一幅拼嵌图上清楚地刻着一棵橘树。
中国人和罗马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文明是最优秀的。当中国拥有了可与罗马抗衡的广阔疆域之时，中国的皇帝与罗马的皇帝一样，都未能很好的控制许多语言、文化和民族。
在基督时代，罗马的舰船几乎控制了地中海地区所有的主要港口。希腊任何一处濒海城市的繁荣，无论是坐落在西西里还是埃及，现在都处于皇帝的管辖之下。罗马士兵沉重的踏步声、大帆船划桨有规律的击水声响彻地中海的东海岸到西海岸，甚至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远传至从未受到希腊影响的地区。罗马钱币沿大西洋西海岸流通于西班牙至布列塔尼半岛之间的地区、北部远达沙丘的地带和沿现今的荷兰海岸的盐沼地区。
罗马的统治区域从黑海扩展到英格兰的北部。罗马军团的驻扎地远至莱茵河下游的科隆，一座罗马桥梁在此跨过那条壮观的河流。同样，在现今匈牙利境内的多瑙河上也架设着一座罗马桥梁，其石头桥墩和半圆形木头桥拱的设计者是大马士革的著名建筑师阿波罗道拉斯。
这些边远的城市、港口、驻军的城镇和行省对罗马非常重要。它们是保护处于中心地带的帝国的前哨站。它们也贡献食物、士兵、奴隶和原材料，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缴纳税收。它们也不时地给罗马统治者带来困扰。困扰的原因之一便是一种将比罗马军队的寿命更加长久的新的宗教体系。
世界简史 第五部分
以色列和救世主
现今以色列的海岸周围沙丘密布，因此，外来的船只很难靠岸。可供船只抛锚的水湾和天然港口极其稀少。与地中海地区大多数著名的城市相比，耶路撒冷确实缺少通向天然港口的便利通道。希伯来人或者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最初拥有的是羊群而非船只，因为他们来自草原而非海上。北部的黎巴嫩拥有天然港口，腓尼基人在那里从事贸易活动，兴旺繁荣。
“希伯来人”一词意为一名漂泊者或者一个“横渡”的人。希伯来人及其大部分历史很可能发轫于波斯湾的源头或者附近的沙漠地区，他们无家可归。这些四处漂泊的人经历过繁荣时代，那时，他们的羊群和帐篷占据着水草丰沛的草原，但是，他们也记得遭受屈辱、囚禁和流放的时刻。
他们在埃及被奴役，最终在领导人摩西的带领下逃出苦海，向着心目中上帝许诺给他们的一块“希望之乡”—即今天的以色列前进。根据《圣经》中保存的希伯来人的历史说法，这些人几乎在红海的西边被其追赶者捕获。那一时刻，海水突然向两边分流，容许他们前行。这一事件似乎是奇迹，但也许不是。因为红海早期的名称是“苇海”或者“沼泽似的海”，所以，肯定有许多水浅的地方。这样一种海岸轮廓可以导致不同寻常的潮汐现象发生。1993年，一队海洋学者确实指出：当狂风以大约70公里的时速连续刮约10个小时之时，海水实际上消退了。可以想见，希伯来人及其身后不远处的埃及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日子跨越大海。随后，海水上涨，淹死了追赶的埃及人。
大约公元前1000年，在大卫国大卫统治下的希伯来人进入了他们的辉煌年代，因为大卫王夺取了耶路撒冷。大卫王的儿子和继任者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城的山顶上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庙宇，所罗门王的臣民们在这个几乎无与伦比的壮观建筑物里，敬奉指引自己到达这片“应许之地”的上帝。
所罗门国王死后，其王国在约公元前935年分裂为两个国家—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犹太人的名字正是源自“犹大”。最终，这两个弹丸小国过于虚弱，以致无力抵挡野心勃勃的外来者。公元前587年，新巴比伦帝国的士兵劫掠并且毁掉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犹太人的领袖们流亡了近一个世纪之久。当犹太人返回家园时，他们又生活在一连串的外国统治者的控制之下：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和说希腊语的塞硫古王朝的君主。犹太人的精神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时候繁荣兴盛：先知们受到关注，科技专家得到鼓励，其理想牢牢地定位在亡灵的存在上。
十诫和100条次要规则(1)
犹太人的上帝是无所不能、永生不灭的。上帝的名字罕有提及，这就是笼罩在其周围的敬畏和威严。2000年之后的新教改革家最终将上帝称为“耶和华”。“耶和华”保护着犹太人，条件是后者服从他的训令和诫律。
“十诫”的第一诫宣称全世界只有一个神。在某一时期，典型的宗教有许多神灵，中东地区的庙宇供满了为各个季节和各种目的敬奉的神灵，而犹太人的宗教与众不同。犹太教诫律命令信徒不许服从其他的神。
“十诫”教导信徒如何规范日常生活。一个根本原则是：信徒必须尊重自己的邻舍，表示自己的同情。他们必须尊敬父母，不许杀人、通奸，不许编造邻舍的谎言，甚至不许有偷盗邻舍家牛和驴的想法。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诫律中提及的是牛和驴，而不是绵羊。牛和驴是负重的牲畜而且价格昂贵，因此，对犹太人的生活极其重要，它们被广泛用于犁地、驮拉重物。
犹太人修行严格：他们每周只工作6天，在第7天做礼拜、休息，按照他们的想法，这一天应是星期六。“安息日休息”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范围广泛的社会福利立法之一，不仅扩展到房主，也适用于他们的仆人、女人和男人。20多个世纪以后，世界上最进步的社会民主国家向许多雇员推出了8小时工作日制，但是，那一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新近实验与这些以色列的子孙虔诚奉行的6天工作周相比，意义稍逊一筹。
较之世界上已知的其他民族而言，犹太人更加痴迷自己的历史。他们忙于记录自己的艰难困苦、失败和成功。与犹太人的历史感相伴而生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强调公平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他们几乎不时地受到规定和准则的控制。
犹太人的精神领袖们永不停歇地探索自然和人类的使命，他们将与那些在大约两千年以后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中，沉浸于掌握物质世界的研究的欧洲人一样，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但是，如果在公元前200年书写一部世界史，那么，犹太人将只会得到寥寥数语。到目前为止，他们与在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上百个其他国家、君主政体、民族和部落一样，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以色列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变迁和罕有的胜利之后，在公元前2世纪迎来了奇迹。它享有80年的近乎独立时期，不过，这一奇迹并未持续下去。公元前63年，不断扩张的罗马帝国的触角伸到了这里。但是，许多仍然在自己的故土上生活的犹太人对罗马人的统治很警惕。犹太人的直觉告诉他们：耶和华会介入其中，拯救他喜爱的子民。耶稣是这些先知中最重要的一个。
按照西方世界今天使用的格里高利历法，耶稣大约生于公元前6世纪。他在群山环绕的一个小村庄里长大成人，然后承继父亲的职业，做了一名木匠或者建筑师。这种需要专门能力的职业薪俸很可能远超过巴勒斯坦地区大多数工匠的工资。在一个几乎大部分人是文盲的时代，耶稣也学会了读写的技能。
耶稣深受当时处于罗马人统治之下的以色列强烈的宗教和政治氛围的感染，领悟了《旧约》的教义。耶稣特别受到施洗约翰急迫的说教的激励，施洗约翰是一个巡游的讲道者，他避开城市给予的所有的外在舒适，以吃最粗劣的食物、穿骆驼皮缝制的衣服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安逸的厌恶。他传达给所有聆听者的音讯是“忏悔”。约翰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是给那些深刻地忏悔自己罪恶的人施行洗礼或者把这些人浸入水中。耶稣最终在约旦河河水中受到了约翰的洗礼。
耶稣在刚过30岁的时候放下了手中的锤子、锯和凿子，离开了村子。他没有妻子。耶稣接受了和施洗约翰一样的召唤，开始在各个村庄、乡间甚至在犹太教会堂宣讲上帝福音。他现在能够推理、布道，用确实可称为“天才”的本领来说服听众。患病之人被送到耶稣面前，令所有人大为惊异的是，耶稣似乎藉由触摸他们或者平静地发出一个自信的命令治愈了疾病。
十诫和100条次要规则(2)
如此一个能力超凡的年轻人居然来自乡村的事实没有令人们感到惊奇。耶稣确实只是以“拿撒勒人”著称，意即“一个地道的拿撒勒的村庄的人”。后来，他被称作“基督”，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救世主”。今天，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称他为“信仰治愈者”。
耶稣的训诫像长上了金色的翅膀一样迅速传播。他的布道神秘莫测，但是也很现实。他首先讲述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故事，然后附上一种道德寓意，故事结束时恳求路旁的聆听者采用自己这种新的思考方式。耶稣的布道和比喻确实留下了日常生活的绝妙记录。他谈到葡萄园里为了每天挣得一个便士而辛苦劳动的雇工，讲述对自己园中无花的果树不结果而感到茫然无措的庄园主，或者顺便讨论用瓶子装新季节葡萄酒的合理方式。耶稣说：“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新酒装到旧瓶子里。”毋庸置疑，生活在农村的聆听者会一致赞同。
当人们得知耶稣要来布道并且能治愈病症的消息时，多得惊人的民众聚到一起。耶稣一定是一位嗓音独特的出色演说家，即便呆在人群中最远地方的听众也能听到他的说教，但是，在紧张忙碌的日子里，只有一小部分以色列人赶去聆听耶稣的布道。当耶稣需要其他人帮助自己在排到时间表之外的那些村庄布道时，他召集了专职的志愿者或者信徒。第一个信徒是来自附近的一个湖泊的渔夫。很快，十二个信徒为耶稣的魅力所吸引。耶稣甚至需要更多的信徒。他曾经带着朴实的乡村回忆解释道：“成果确实丰硕，但是，干活儿的人手太少了。”
耶稣对下层民众——穷人、病人和悲痛之人表示出强烈的同情。他似乎认同犹太教的价值观念和《旧约》的权威，不过，也有变革的倾向。他宣告：“末日即首日”将要来临，卑贱之人将成为最强有力的人。对那些掌握耶路撒冷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能安心的消息。
犹太教的主要派别和犹太教会堂不确定应该如何对待这位先知。一些人感到了耶稣在民众中迅速增长的影响力的威胁；一些人怀着可以理解的恐慌，因为耶稣批驳他们宣讲的教义僵化以及顽固地信守数百条古老的犹太教规和礼仪。此外，耶稣把宗教问题上的对抗引入犹太教会堂，从而挑战犹太教的道德信任也构成了一种威胁。耶稣无惧这些责难。他被罗马统治者视为一个潜在的破坏分子。
耶稣作为传道者和治愈者的一生很短暂。约公元30年，耶稣还在30多岁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示意他的敌人对自己动手。他决定在这年的神圣时刻带着自己的追随者去耶路撒冷。他和他的门徒庆祝了最后的晚餐，耶稣在其门徒面前预言了自己的死亡。在众多与耶稣为敌的人的要求下，耶稣被抓，在犹太人的法院以“亵渎上帝”的罪名受到审讯，然后，罗马统治者通过一种罗马公民豁免的羞辱性程序判处耶稣死刑。耶稣受到鞭笞，然后被钉在一根高耸的十字形原木上，在他两侧的两根较小但相似的十字架上钉着两个普通的罪犯。一张用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三种语言书写的布告宣布：耶稣的敌人所认定的危险主张是——耶稣自称“拿撒勒的耶稣，犹太人之王”。耶稣在剧烈的痛楚中慢慢死去。
据说当时出现了日蚀，似乎上天知道一个重大事件正在发生。那天下午，耶稣忠实的朋友把耶稣从十字架上解下来，放进了坟墓。第三天，耶稣的尸体从坟墓中消失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耶稣的门徒相信自己在各个地方短暂地瞥见耶稣或者听到了耶稣的训诫。他们在一阵怀疑之后确信耶稣是上帝之子，他现在复活了。
升入天国似乎是令耶稣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据说，耶稣在天国等待审判日的到来，那时，他将再次出现在尘世，去惩恶扬善。
基督诞生之后(1)
如果要让基督的训诫永存，那么，只有借助犹太人才能达成这一目的。犹太人是“散居民族”，大都住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由此，形成了一个网络，藉由这一网络，基督教的训诫得以传播。
在称之为“公元前”或者“基督以前”的时代末期，大多数犹太人从未见过自己祖先生息的那片土地。许多作为囚犯而遭到流放的犹太家庭成为新土地上的一员，其他犹太人由于经商或者作战而前往偏远的港口，在那里世世代代生活下去。罗马人在公元48年进行的一次人口普查说明：在广阔的罗马帝国境内生活着700万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人口总数中，大概多达9％的人是犹太人，这一比例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欧洲居住的犹太人比例。另外还有500万犹太人住在罗马帝国范围之外的小亚细亚和非洲的许多地区。随着巴勒斯坦政治形势的恶化，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决定离开，巴比伦城成为活跃的犹太神学家的家园。
从西西里到黑海、阿拉伯半岛南部和埃塞俄比亚，一路上都可见到犹太教会堂。单单罗马的犹太教会堂就可满足大约5万名犹太人的需要。在许多偏远的犹太人定居地，犹太教会堂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带有一个图书馆或者一个游客招待所。这些遥远的犹太教会堂经常是教众慷慨的见证，许多信徒把年收入的1/10捐给教会。
犹太人的宗教，虽然起初只是针对犹太人，但是，在很久以前就扩大了自身的吸引力。许多不信犹太教的人或者非犹太人加入了犹太教会堂，接受了犹太教的道德规范和世界观，不过，不必接受小手术和重要的割礼仪式。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的许多犹太教会堂，希伯来语被取代了。教众用希腊语祈祷，聆听用希腊语大声朗读的经文。
地中海沿岸地区和小亚细亚内地的一连串犹太教会堂成为较早传播基督训诫的场所。圣?保罗是第一个著名的皈依者。他没有与基督交谈过或者听过基督的训诫，而且起初反对那些狂热的追随基督的信徒，认为这种举动威胁犹太教的主流。然而，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一次神秘体验使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成了一名热忱的基督教传教士。基督死去约14年之后，保罗开始改造稚嫩的教会。他具有非同寻常的才质。他在犹太教会堂感觉很自在：他的父母是犹太人，他本人曾经接受如何成为拉比的训练。他拥有罗马公民资格，这为他与官方打交道提供了保证。他说希腊语—一种有教养的人说的语言。
早期皈依基督教的人主要是犹太人，不过，其他人也同样为基督教所吸引。很快，许多与犹太教会堂没有关系的人聆听基督教福音，开始聚集在私人家里或者公共场所。在新的教众内部，谁会成为基督徒的问题日益成为辩论的焦点。许多犹太裔的基督徒反对外来者，因为他们将基督教视为犹太教的分支。正是在现今土耳其南部的安提克城，这一左右为难的境况首次受到激烈的争论。
基督死去10年或者20年之后，谁应该被接纳为基督教会正式成员的问题在安提克得以解决，结果有利于国际主义者而非犹太人。所有沉浸于忏悔状态的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导致犹太教会堂和新生的基督教会之间的裂痕扩大。无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每个人都为同一个礼拜者而努力。在许多基督教教会只接纳犹太人之时，越来越多的新教会吸引了来自不同种族和背景的人。圣?保罗在他写给加拉太人的极具影响力的信中强调了这一无所不包的倾向，言道：“这里既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既没有奴隶也没有自有人，既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那里都是一个人。”
在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基督的追随者大部分住在城镇，而非村庄和乡下。大多数妇女很可能是基督徒。那些在艰难岁月里忠于教会的人不得不勇敢起来。罗马的皇帝们偶尔敌视基督徒：皇帝尼禄?克劳迪亚斯指责基督徒点燃了公元64年罗马那场著名的大火。在当时的一种竞赛中，许多基督徒在一群观众面前被野兽顶死。
基督诞生之后(2)
早期的基督徒就在多大程度上遵循犹太教会堂规定的问题内心挣扎不已，他们不确定是否应该摈弃犹太教关于食物的严格规定。在早期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中，许多人无疑服从犹太教禁食猪肉、贝壳水生动物和其他食物的戒规。保罗本人虽然是犹太人，但对食物的态度比较随意。就信徒们关于某些食物天然地不洁的争论，保罗回应道：“没有什么东西本身是污秽的。”许多犹太人认为保罗背叛了他们的信仰，保罗因而受到骚扰和迫害。
最终，大部分早期的基督徒认识到：基督在其信徒面前吃的最后的晚餐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对食物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态度。葡萄酒由于是最后的晚餐的一部分，所以，在称之为“圣事”或者“圣餐礼”的特殊仪式上，与面包一起受到推崇。在早期教会仪式上，一起吃圣餐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习俗。
那些知道基督的人成了教会的第一任领导者，他们当然是犹太人。曾经做渔夫的彼得是基督死后地位较高的信徒，据说，他领导了在罗马的早期基督教会。最终，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脱颖而出。莱纳斯，据说是地道的托斯坎纳人，在尼禄对基督徒施加迫害以后不久，成为罗马的主教或者教皇。
在罗马城和罗马帝国的偏远城市，有时得到犹太人支持的暴民与基督徒发生激烈的冲突。殉道者不在少数。基督徒由于很少能够在罗马帝国的任何城市或者大的村镇构成人口的多数，因此，他们倚赖别人给予的宽容生存。如果他们能少一些固执自信的话，他们将会得到更多的宽容。他们时常对那些日益把自己视为神一样人物的罗马皇帝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敬意。
到公元300年，基督教已经变得宛似一只在100名鞋匠手中的鞋子，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形状。基督教会从一个行省扩展到另一个行省，其信条和礼仪各有不同。一个商人带着他的妻子从在小亚细亚的一个教会迁移到了在意大利的教会，当他们初次看到自己的新神甫举行仪式或者解释神学时，可能会感到惊异。
安息日，盐和经文(1)
现今的基督教形式，仪式和圣日慢慢地出现了。“星期日”起初不是必须作为“安息日”。犹太人对“星期六”充满敬意，将之视为自己的节日；基督徒最初倾向于将“星期六”作为他们一周的中心。圣?保罗开始给予“星期日”令人尊敬的地位，“星期日”成为基督复活的日子。当罗马皇帝康斯坦丁皈依基督教并且命令整个罗马帝国遵从自己的新信仰时，他于321年颁布的法令宣告：“星期日”是城市市民的礼拜日，农村则不受此项规定限制。在农村，农民照旧在星期日挤牛奶和羊奶、收割庄稼、犁地。
复活节很快成为基督教历法中的特殊时刻，但是，复活节的确切日期难以选定。在基督教世界的早期中心—小亚细亚沿岸地区，复活节起初并不是在星期日。多年以来，基督教神学家一直争论复活节完美降临的日期。他们的分歧在公元387年达到了白热化。这一年，高卢人的复活节定在了3月18日，意大利人的复活节刚好晚一个月，而在亚历山大则更晚，那里的人们在4月25日庆祝复活节。公元7世纪，英格兰的一个地区正在庆祝“棕枝全日”，而另一个地区却在同一天庆祝复活节。基督教世界的一体性经常处于变动之中。
在基督纪年中，许多特殊的节日是后来出现的。地中海沿岸的早期基督教会在3个世纪里没有庆祝基督的生日。最终，基督徒们聪明地利用了那些早已保留下来、广受大众欢迎的节日来庆祝北半球一年当中最短的一天。由此，在罗马，12月17日被作为非基督教徒狂欢的日子，称为“农神节”，但是，基督徒最终强占了这一欢庆的日子，并将日期挪到了12月25日，宣称这天是基督诞生的日子。甚至当罗马明确地决定庆祝现在的“圣诞节”时，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宁可坚持在1月6日庆祝基督的诞辰。
像基督的生日一样，留给基督之母—玛丽的特殊日子也慢慢地在基督教的历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公元431年，以弗所的地方议会赋予玛丽一个令人尊敬的地位；玛丽自己的节日—3月25日，日益成为所称的“圣母领报节”（Lady Day）。随着信徒对玛丽崇拜的滋长，一小群崇拜者出现在玛丽之母—安妮或者汉纳的周围，一个称作“圣安妮的妊娠”的节日最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市得到庆祝。数百年来，与西方教会相比，东方的教会更为尊崇玛丽。
基督教作为一个借鉴者，也是一个创始人，缓慢地根据罗马人的日常生活来改变自己的某些礼仪。譬如，当一个罗马婴儿8天大的时候，人们把几粒盐放到他的小嘴唇上，相信盐会驱走魔鬼，否则，婴儿会受到它的伤害。当早期的基督教会给新的信徒施洗时，教会也先将少量的盐神圣化，然后效仿罗马人的习俗，把盐赐给受洗者。这种做法与耶稣的训诫一致，耶稣知道穷人用盐是何等的节省，因此，选择盐作为珍贵和稀罕之物的象征。当耶稣走进山里时，他告诉他的信徒：“你们就是地上的盐。”
在许多大批基督徒聚集的地方，基督徒引发了其内部的争论。他们之所以争论是因为他们来自罗马帝国境内的不同地区；他们之所以争论是因为基督有时运用比喻，没有非常清楚地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那些间接地听到福音的人；他们之所以争论是因为他们依据那些在基督死后写下基督训诫的人的记录，这些人对同一次布道或者神迹的记载经常出现矛盾之处。有时，基督徒们彼此争论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诠释基督的福音。然而，“一致”的思路是明确无误的。当游客们进入远离家乡的基督教会时，他们通常感觉很舒适，至少在精神上如此。
基督教在至少4个世纪的岁月里，就像一块从炉火中取出的炽热金属，被浇注入形状各异的模子。有时，炉温高得近乎爆炸；有时，炉火熄灭了。人们经常重新改造熔炉，熔炉扩大了许多次，模子也一再发生改变，以致早期的基督追随者如果再度活跃起来的话，他们或许无法完全辨认出自己帮助确立的许多教会信仰和仪规。他们也对另外一个事实迷惑不解，即：在他们眼中如此迫近的世界末日和对他们虔诚信仰的如此急迫的激励却仍然在未来。
安息日，盐和经文(2)
与此同时，罗马城不再是辽阔的罗马帝国的中心。帝国的军队及其一长串的著名将军正在取代原有的罗马体制成为权力中心。此外，罗马城的位置离罗马帝国的西端太远，这个帝国的真正财富和人口平衡处于地中海的东端。因此，285年，罗马帝国出于行政管理上的便利一分为二：西部的帝国以米兰为统治中心；主要的或者东部的帝国则以尼科美底亚为首都。尼科美底亚临近马尔马拉海，在现今的伊斯坦布尔东部约100公里处，一些宏伟的建筑物很快在这里拔地而起。
在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是由潜在的力量、运动和因素促成的，但是有时，单个人也能改变世界前进的方向。生活在尼科美底亚城最为繁盛的时期（此时大批石匠每日忙碌不堪地劳作）的一个少年就是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的塑造者。康斯坦丁的父亲是一名军官，他很快升任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306年，当康斯坦丁皇帝在英格兰约克镇的一次战斗中被杀时，军队拥戴康斯坦丁刚刚20出头的儿子为继任者。康斯坦丁确实是一位出色的统帅。令许多人震惊的是，他对基督教表示出强烈的认同。6年以后，康斯坦丁在法国皈依基督教。此后，康斯坦丁在作战时带着一个他的手下可以很快在他帐篷里安装移动式礼拜堂，这样，他和他的同伴就可以随时做礼拜。
康斯坦丁认为基督教从根本上适合自己的拥护者。基督教徒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卑微的角色，因此，不希望接管这个国家。基督教徒往往是国际主义者，没有表现出在犹太教中时常可见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它可以绝妙地适合这个多民族的帝国。对所有民族一视同仁的基督教似乎相当适合一个由希腊人、犹太人、波斯人、斯拉夫人、德国人、伊比利亚人、罗马人、埃及人和许多其他民族组成的大帝国。基督教唯一的瑕疵是：它不总是对皇帝表示尊敬并且自称是“神”。但是，康斯坦丁一旦成为基督徒，即便这一污点也自动消除了。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自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没有任何单一事件如同年轻的康斯坦丁皇帝在公元312年的心理转变那般影响巨大。这位皇帝给予基督徒以公民的宽容。他归还了基督徒们被没收的财产。他和他的母亲一起开始建造庄严的教堂，最远的一座教堂矗立在耶路撒冷。
到目前为止，基督徒的数目很可能不过广阔的罗马帝国居民的1/12，但是，它现在突然与皇帝并排坐到了一个有特权的位置，其拥护者很快增多了。帝国境内在星期日去基督教堂做礼拜的人第一次超过了在星期六去犹太教会堂参加仪式的人。曾经对基督教嗤之以鼻的城市居民发觉自己正处于迷惘之中：他们想知道在这种新的宗教氛围中，如果让别人看见自己去基督教堂做礼拜的话，自己能否获得世俗力量的帮助或者提升。
与上述情形相对照的是，以往不时受到罗马统治者支持的犹太教会堂现在遭到人们的轻视。犹太人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丧失了权利，除非他们改变宗教信仰，与基督徒通婚。他们失去了在军队任职的权利。他们无法为其宗教信仰找到皈依者。暴民四处捣毁犹太教会堂。基督教的教父实际上被宣告是非法的。在早期，一些住在城市的犹太人试图伤害基督徒，使得罗马当局敌视基督徒。但是现在，靴子穿在另一只脚上，而且用得更加频繁，更加残忍。
康斯坦丁绝不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他安排他自己的儿子被杀死—但是，他没有偏离他的信仰，即：上帝在他一边。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种宗教信仰存在，所有反对这一信仰的人都是帝国的威胁。康斯坦丁更为强烈地坚信自己的观点。
康斯坦丁卒于337年，被安葬在他已经设计好的稚嫩的君士坦丁堡城。罗马的鼎盛时期无疑已经逝去，它的至尊地位已经输给了这座东部的新城市。
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都没有完全控制其疆域。从“干草原”开来的斗士日益有能力取胜。很可能说土耳其语的突厥人首次在370年攻抵乌克兰境内的顿河。18年之后，他们在地中海附近扎营。惯于被不断变化的“蛮族”袭扰的罗马曾经有漫长的获胜历史，但是现在，它已无力击退这些入侵者。从遥远的内陆而来的敌人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意大利，甚至逼进罗马。410年，这座著名的城市部分地受到摧毁，455年，再一次遭到破坏。人们纷纷逃离这座曾在如此漫长的日子里一直作为移民胜地的城市。罗马以合理的速度衰落了。
安息日，盐和经文(3)
罗马文明是辉煌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辉煌呢？罗马继承了希腊文明的许多成果，但是不如希腊那么富于想象。罗马人比希腊人善战，在推行文明的第一重要因素—律法和规则方面更为成功。罗马建立起广大的自由贸易区或者共同市场，并且按照人类历史的作战标准衡量，它在很长一段时期维持了边境地区的相对和平局面。罗马人制定了今天仍然称之为“罗马法”— 一种为欧洲和南美洲大多数人所采用的法律体系。到那时为止，罗马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出色的设计师：他们建造了能够稳定地向城市供水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沟渠，修筑了使用数个世纪之久的大道。
罗马人留下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把近2000年来欧洲一直共用的语言—拉丁语传承下来。即便在20世纪初期，拉丁语也是世界主要的基督教派在祈祷和仪式中所使用的语言和欧洲各国内部的第二语言。此外，拉丁语生动、富于雄辩，贯穿于中美洲和南美洲占据主导地位的罗曼斯语言，罗马人对此种语言的存在一无所知。即使在欧洲东部地区，罗马尼亚语的语法也是以拉丁语为基础。最重要的是，罗马人在其最后的历史阶段给予基督教官方的认可。在世界历史上，这是比其他任何主要宗教可以利用的更为有力的“发射台”。
罗马帝国为什么最终衰落了呢？这是令人迷醉的历史问题之一，答案各种各样，从罗马本身的铅中毒、乡村地区地力的枯竭到基督教的兴起。突厥人和其他外来的入侵者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们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获胜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比较软弱的抵抗。罗马帝国主要是从内部衰退的。几乎确定无疑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并且也是难以理解的—是这个帝国何以存活如此长久。兴起和衰落构成了人类组织的一般模式。创业要比守业容易。
5个多世纪以后，那个到公元前200年，正在成为地中海沿岸最为强大的国家的城市是何等引人瞩目的问题仍然在西方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把罗马帝国移到现代编年表中，那么，它的实际统治期限可能更容易估计。它等同于任何一个在哥伦布时代的鼎盛时期统治大部分欧洲，并且在布什和卡斯特罗任总统期间仍然保持至高地位的国家。
对 抗
君士坦丁堡是一座在古老的拜占庭城内部兴起的新城。由希腊殖民者在公元前8世纪建立的古老的拜占庭城有时被入侵者夺取，有时遭到洗劫，但它总是重建。它矗立在一块极好的三角形土地上，海水冲刷着这块儿地的两侧。拜占庭城控制着一条极其重要的贸易路线并且是黑海唯一的入口，其位置既具有象征意义，也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它刚好处于欧洲的边缘且离亚洲的距离很近，划船即可到达亚洲。
罗马人为了扩展这座新城的可居住面积和建筑空间，在与原有城墙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建造了外墙，后来，这些城墙的周边进一步向外延伸，如此这般，这座城市迅速地扩大。厚重的城墙必不可缺，因为这座城市在公元600年至1100年间被围困了9次。与此同时，这座城市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奇景，只有中国拥有面积更大的城市。
君士坦丁堡是第一座如此设计的城市，以致它成为基督教会的主要场所。很快，教堂建得越来越多。游客特别希望在这座世界上最宏伟的建筑之一 —索菲娅大教堂做祷告。城市的圆屋顶在559年的地震之后重新修缮，而教堂则在几近千禧年之后，被改造成宣礼塔盖顶的伊斯兰教清真寺。
主教或者大主教在这座新城举行了就任圣职的奉献礼。很快，主教的精神地位与罗马教皇的地位抗衡。由于君士坦丁堡占据着罗马皇帝的宫殿，因而主教的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西部的教会和东部的教会甚至在语言上都各不相同：东部教会的语言是希腊语，而罗马教会则使用拉丁语。随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受到在海上波涛汹涌或者风向不利光顾之时，会耗时一个月的航行的阻隔，两座城市没有一直保持联系。此外，君士坦丁堡现在拥有50多万人口，而正遭到蛮族入侵的罗马却逐渐缩小，以致其人口数目仅为君士坦丁堡人口总数的1/10。
西部的教会与东部的教会或者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在数个世纪期间，在各自的神学以及组织上都独自发展：天主教徒而非东正教徒相信炼狱，即通往天国之路的中间站，该死之人在那里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在东正教会，普通信徒与神职人员之间的分歧不像在天主教会中那么尖锐，已婚之人也可以担任神职。在东正教会中，普通信徒甚至可以布道，而天主教徒却没有这样的特权。在这一意义上，东正教与在欧洲北部逐步兴起的新教非常相似。
因此，基督教慢慢失去了一体性。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多样化可能是基督教的力量之一。基督教的适应性很强，它易于理解并且适应不同的文化，从而给数千万人带来了希望，有时也有恐惧。它的新对手伊斯兰教展现出同样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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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四益文
胡适之先生现在又被尊为“大师”、“泰斗”、“文宗”了，当初是被骂得一无是处的。不过，既然现在泰斗、大师已经满街都是，那么，比较起来，适之先生当然更有资格——这是指他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而言。
适之先生的著作我是读过一些——无论是他尝试写的白话诗，还是那些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学术著作，不过随着岁月流逝、大都淡忘了，倒是那篇当年收入小学课本的《差不多先生传》始终都还记得。也许是因为文中揭橥的中国人之惰性至今依然的缘故罢。
差不多先生，据说人人皆晓，处处闻名，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他以为什么事情都只要差不多就行了，分什么白糖红糖、山西陕西、人医牛医，结果一条性命就丢在了兽医之手。这种脾气，在中国人中实在很普遍，而且至今未衰。比如政府的项目(工程项目、科研项目等等)交给谁来做，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疑义，由政府拍板就是，反正发包、承包、施工、验收都是一个老板，盈亏与旁人无关。在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多元，一个项目给谁，就等于一份利益给谁，若是都由政府决定，其间的利益只怕都到了与政府某些官员相互勾结的人手中。于是提出采取公开招标的办法。这办法好是好，无奈我们那“差不多”的脾气没改，招标不过虚有其表，在某些政府官员操纵下，把个招标投标弄成了变相的政府内定。又比如，政府职能转变，这也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一些政府职能要交给中介组织去做。但现在能做得起来的中介组织，依旧是官方背景，即老百姓口头所谓二政府，中介不“中”。这好像也还是我们“差不多”的脾气。但若把这些都归之于中国人的惰性或胡适之先生所谓“懒人”，则窃以为不可。事情做不到位，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做成这样貌合神离，才符合某些人的心意：我改革了，我仍死死地抓住了那份利益。
诗曰：做事但求差不多，
神离貌合并非讹。
此中自有玄机在，
杵臼不操作阿婆。
丁聪
丁聪画
封二
DS0401902
到位
陈四益
200401
诗画话
丁聪
丁聪画
吕新雨 《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3
杨小彦 性感的自然————————————————————————————16
王德威 北京梦华录：北京人到台湾—————————————————————24
王晓珏 沈从文与北京———————————————————————————31
贺桂梅 九十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41
雷启立 坚持一种可能———————————————————————————51
卢荻 新比较经济学的创新与守旧—————————————————————59
阎光才 人类学者视野中的硅谷———————————————————————66
瞿小松 音乐杂记—————————————————————————————74
翟永明 “我们都是男/女性”？—————————————————————— 83
张维迎 学术自由、“官本位”及学术规范——————————————————89
李猛 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97
短长书————————————————————————————— 107
“隐士”与“猛士”(王培元) “语文”、“文学”宜分科(蔡可) 美
国人如何批评“腐败有利论”(卢周来) “行政分权”话古今(张鸣) 清华图书与法学
图书馆(张群)
陈瑞华 徘徊于问题与主义之间—————————————————————— 124
冯象 沈明 贵得肆志，纵心无悔——————————————————————— 133
聂华苓 雷震与胡适——————————————————————————— 139
唐均 寂寂逝去的语言巨擘——————————————————————— 144
刘俊 台湾文学：语言·精神·历史——————————————————— 150
王光明 问题文学史——————————————————————————— 157
读书短札
感觉随风而去(乔新生，30) 一次苏州之行(李重逖，106)
编辑手记———————————————————————————— 166
丁聪 漫画———————————————————————————————96
赵汀阳 漫画—————————————————————————————— 156
陈四益文 诗画话 丁聪配画————————————————————————封二
目录
DS0401921
目录
200401
看过纪录片《铁西区》的人都会对一开始的运动长镜头印象深刻。随着火车缓缓进入，视野中展开的是一片白雪覆盖的荒芜厂房，在冥暗的灰色天空下，一些活动的身影如同幽灵，我们仿佛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业已毁灭的世界：工业文明的废墟。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以一种仪式般的方式赋予我们一种进入，对历史的进入。
铁西区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是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机械加工业基地和基建配套工业基地。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四年日本侵华期间为日军生产武器装备及为大型军工企业提供机械配套设备。新中国建立以后，苏联将“二战”期间从德国拆除的设备整修后，作为著名的一百五十六项投资项目援华，其中大部分安装在这里。这里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实施最早和苏联模式实施最彻底的地区。东北的工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动机，直到八十年代初，在铁西区一带就业的工人数量依然高达百万。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国的南方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东北的钢材、机械产品依然高比例平价调出，而也依然财政高额上交——不是三十年而是五十年的共和国的计划经济在为二十年的市场经济承担成本和代价。正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铁西区国营企业开始出现亏损，到一九九九年末大部分工厂陆续停产。二○○二年“十六大”开始重视东北老工业区的振兴，希望通过推进市场化改制，使东北的国有企业实现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但是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中央政府却不再或无力承担，这意味着国家把振兴建立在对外资的期望上。这个决策的背后是中国目前总体工业装备已经形成进口依赖，东北的石油、煤等矿物资源严重枯竭，仅辽宁的失业工人就已经达到了二百五十万。就业成为经济体制转换中最痛的问题，它关联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人阶级及其命运。
当王兵单枪匹马用一台小DV摄影机进入铁西区的时候，正值一九九九年末。他拍摄的最重要的工厂沈阳冶炼厂，建于一九三四年伪满时期，到今天依然是铁西区最有名的工厂。它有三个高大的烟囱，一个是日本人建的，另两个是在六十年代计划经济巅峰时建的。在王兵看来，这三个烟囱的历史和形象代表着这个区，也代表着沈阳，是东北工业的一个象征。王兵拍摄时冶炼厂的生产还很正常，二○○○年春节过后破败的迹象才显露出来，但当时谁也不知道冶炼厂会不会倒闭，后来这个工厂终于倒闭了，王兵正好拍下了这个历程。有一次拍到一个车间要停产，一位工人躺在凳子上谈他个人的经历，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上山下乡，他在讲述自己生命的过程。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仅仅十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一个人走进来告诉他工厂停产了。王兵觉得他拍摄到的那个时刻特别重要，拍摄时它是未知的，摄影机和这位工人共同度过了那一刻。因为摄影机的见证，这个时刻在时空中凝固，不再消逝。
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导演王兵对《铁西区》的解释是：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我拍的是一个主流人群的生活，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他们自己生命的印迹。如果把过去几十年的东西拿过来和我的片子放在一起看，你就会看到这几十年这个国家的人在做什么事情，就会看到那个时代人的理想是什么，最后他们的理想实现了没有。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同时也可以界定出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活。
这里的“主流人群”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历史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的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将界定出我们的自我理解，但这个过程却将注定在各种不同力量的争斗中艰难展开。这是《铁西区》让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意义。
《铁西区》的第一部是《工厂》，它的英文很有意味地被翻译为“锈带(Rust)”，中国的工业被放在了西方工业的历史谱系中被指认和拼接，它一方面提醒的是：中国的工业史其实离不开与西方工业史之间的关涉，工业化的过程是总体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一个西方工业文明历史进化图谱的先在与合法，今天的铁西区不过是七八十年代美国中西部传统工业锈带区和德国传统工业鲁尔区衰落的重演，是共同的历史理性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的展开，我们并没有可能逃脱这个法则的强制。工业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卢卡奇如是说。
正是在这个客体的意义上，王兵展开了对工厂主结构的叙述：工厂就是我的主人公，是我影片的命运，它的发展、延续是最重要的东西。在影片中作为客体的工厂开始获得主体性的意义，因此《工厂》并没有传统影片叙述中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情节，冶炼、轧钢、电缆，这三个建于一九三四年的工厂是影片的主角，生产流程是影片的主要情节。影片对工厂做了极其详细的辨认、推理与论证，观察、进入、选择、递进、平衡、实现，《工厂》是《铁西区》三部曲中结构最复杂的一部论文。《工厂》严密地按照工厂的操作流程来剪辑，完成的是一个叙述的循环：工厂生产的循环和工厂生命的循环，它是以自我封闭来结束的，循环静止了，工厂倒闭了。对于王兵，“工厂，它的庞大和质感都有一种吸引力，感觉就像一个人过去的理想”，现在，工厂成为理想的废墟。在这个叙述循环中，每一个叙述单元都是多元素的，既是对生产工序的叙述，又是对工厂从正常运作到停产过程的叙述，同时也是对工人及其心境的叙述。在所有的叙述中一直贯穿的副结构是关于人：工人，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工厂》中工人是叙述的重要元素，却不是主角。工厂有它自己的生命节律，钢铁的机器、冶炼炉、传送带、吊车巨人般自动地移动、上升、轰鸣，既怪诞又神秘，庞大的体积把人压迫得渺小而微不足道。工人似乎不过是巨大的机器客体性的附庸——影片要探讨的正是工人与工厂的关系，他们的个人生活与每天面对的一道道工业流程的关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最外部的质感所裸露出的生活的真相。工人们在休息室听收音机里讲着股份制改革，讨论下岗、工资和养老金的问题，聊天、打牌、吃饭、洗澡、打架、骂粗话、讲荤段子、看色情电影，休息室是工作与日常生活衔接与交界的地带。作为面目不清的无名的群体的存在，被客体化的存在，他们构成一个整体的命运，是影片另一个重要的复调结构，与关于工厂的主结构对比和呼应。碎屑般的生活被影片的结构整合为宏大的总体描述：关于工厂的概念和人的生活的各个因素的对比，个人的命运被淹没在总体的历史趋势中，这种整体的历史感和命运感，在影片里有非常确定的表达。影片让人震惊的是反复铺陈的洗澡情境，不同的工人以同样麻木的神情在镜头前裸露他们的肉体，肉体被还原为客体的存在，被暴露的生殖器表现的却是肉体的去势，身体的裸露与否已经不构成对文明的定义，文明和欲望一起消失，剩下的只是被强大的工厂机器所阉割的无能的肉体，以及不能被肉体实现的本能：他们毫无表情地坐在电视机前，屏幕上播放着肉欲的赤裸裸的三级片，肉体成为“物”和“他者”。
王兵说一个作者最初的作品对世界都是很敏感的，原因在于他对世界是陌生的，有很多东西，他需要去辨别和认识。王兵认为自己在《工厂》中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一种敏感和情感，在三部曲中，这是最敏感和直觉的一部，而结构正是情感的方式和表达，情感有它自己的准确性。所以，他对工厂的描述其实是“意象性”的，在视觉的隐喻和象征中，有一种茫然和绝望的情感，就好像一个人在巨大而空旷的工厂里正走着，吊车呜地升空，那种声音让你觉得似乎走在一个恐惧的山谷里，忽然哪里发出一种奇怪的鸟叫，让人感到惊觫。
在世界历史巨大的客体性面前，惊觫或许是人类获救的起点？
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工业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工业革命的秘密在于人类的财富从此不再依赖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它们以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为前提。人类的现代化就是以地球上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为财富的来源。资本主义的法术是对自然的剥夺和异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当《资本论》把劳动力作为惟一的价值来源，劳动力获得了高于自然的地位——这是启蒙思想的前提，人与自然已经疏离，由此资本对人/物的奴役和剥夺的深层结构被遮蔽了，即：资本对劳动力的奴役与它对所有自然力的榨取是同一个结构过程，劳动力不过是自然力的一种形式，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就如同把矿物从石头里开采出来——都是对自然力的征服。马克思在他的时代观察到资本依赖对劳动力的压榨来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于是他给了劳动力高于自然力的地位，这也是因为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对历史动力的主体需求预设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性。但是工人阶级与最先进生产力的结合却并没有因此得到保证与实现，当代工人阶级的命运恰恰是被最先进的生产力所排斥，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替代了劳动力，科学技术成了生产力，它以加速消耗自然资源的方式把自然力转化为生产资料和资本，生产力就是把自然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而代价则是整个地球生态的严重危机。这正是为什么最早的工人运动都是以捣毁机器为开端的，机器是非人的，当机器占据了人的位置，人就变成了物，世界就无可避免地物化了。当机器从工业革命中获得第一推动力，开始越来越快地把自然资源转换为作为商品的资本，人就不重要了，因为资本并不需要为地球上的煤、石油和所有其他矿物资源的巨大消耗承受自然力再生产的成本，机器成为工业文明的永动机。当商品对于资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就是尽快被消耗掉时，资本的增值过程就意味着地球上属于全体人类的自然资源被转化为(私人)资本的过程，这个“物”的资本化过程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大秘密。
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型的时候，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物”的消失，边际效应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出现，强调的是主观因素对经济运动过程的影响，人的欲望及其满足成为分析的出发点，现代经济学完成了对资本物质性的遮蔽，成为讨论边际效应的心理学，注意力成为经济问题，而自然/社会的生态则不是经济问题。资本主义的知识体系不能揭示而是遮蔽了自然的物化与资本的关系，所以后现代主义理论终于把消费社会理解为一个符号的社会，消费社会的商品来源被遮蔽了，符号成为不及物的存在，物质隐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蜕变为符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物质、历史的关系断裂了，总体的真理性被否定，“物”变成了符号和信息，文化成为能指的狂欢，资本成为财富，而货币成为资本市场上丧失所指的符号，资本市场的泡沫由此形成，“物”本身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体系里义无反顾地沉沦了。资本的形成要达到它的抽象永恒的统治性，就必须抽出现实物质性，遮蔽它的来源。但是，所有的商品都无法消除它的“物”身，就像所有的“人”都无法消除自己的肉身一样。资本离弃工人，就像离弃一座挖空的矿山一样，资本定义了物的存在的意义。社会层面的异化如果不是以自然(物质)层面的异化为前提，其实是不可想像的。资本主义从地下魔术般地唤起的财富的自动涌现，不过是自然资源的转换，财富依然是物质的，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商品的洪流是以物/人的异化为代价的，消费社会是以预支未来为代价的，而预支是有限度的，那就是自然界的物的极限，不可再生能源的极限。生态危机以及各种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恰恰要求证明的是世界和社会作为物质客体的主体性。物质客体的存在将最终否决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那就是：人类的历史只剩下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于资本的自我增值的过程中。历史的终结只有当抽走了物质性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然而，不是别的，正是被物化的自然/人要求打破被资本垄断的历史叙述，被物化的历史客体自身将决定历史的真理。马克思用抽象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尺度，其实为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非物质化过程开启了后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极力掩盖和逃脱它对作为人的劳动者和作为物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正如阿多诺所说：所有的物化都是一种忘却，现在应该是唤回物质的主体性作为历史的主体性在辩证法中的地位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置身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的理论视野中——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出走正是为了在人/自然的异化理论里与马克思重新相遇。世界是物质的，资本是物质的转换，是自然的转换，也是自然的被剥夺和被异化，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都是物化世界的对象。
当代中国工人主体性的黄昏与农民主体性的丧失，是这个世界物化的不同表现。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遭到道义的谴责，却被赋予了历史辩证法的正义，因此农民对资本的反抗无法被吸纳到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中。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传统农民主体性的否决，可以被视为当代工人主体性失落的前提。农民主体性在现代性理论中的丧失，是因为资本需要以排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为自我发展的前提，这是现代性理论被压抑的潜意识。资本对工人的排斥与它对农民的排斥是出于同样的逻辑，因此必须把工人和农民的命运放在一个共同的历史空间中去对待。中国工人和日益暴露在世界市场上的破产农民以及数亿在中国大地上流动的民工的命运历史地交汇到了一起，被资本所物化和排斥成为他们在今天的共同命运。因此，工人并没有可能获得独立的解放，工人主体性的重建只能以农民主体性的获得为前提，这正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所告诉我们的。
其实，铁西区的工业化最早见证的并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而是日本以军国主义面目出现的扩张与侵略的资本主义。正是由于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特殊的位置，它成为苏联援助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基地，从战败的法西斯德国没收的机器成为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世界历史的风云际会使得铁西区成为人类二十世纪热战与冷战的见证，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交锋区：它以工业化为历史的战场。东北，从大清帝国皇家命脉的风水宝地，到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白山黑水的战场；从新中国第一代钢铁工人与石油工人的诞生，到志愿军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保家卫国跨过鸭绿江，它硝烟弥漫，血迹犹在，一幕幕历史的悲喜剧在这里被书写——纪录片《铁西区》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幕，它因为叠印了这些历史的沧桑而使我们动容。是工业优先于农业的现代化诉求，更是反抗资本主义掠夺的全球霸权，决定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西方不同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六十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是铁人王进喜，铁人精神是“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现代工业的第一要义就是能源和钢铁，因此石油工人和钢铁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典范，就不是偶然的。为国家炼油炼钢的主人翁精神成为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构建，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获得是与国家民族工业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实现的。正是在这样的主体意识中，中国工人阶级获得了自己的国家和在国家建设中的历史主动性。被压迫者一旦获得当家做主的感觉，它就永远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这正是社会主义的重要遗产。
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一直内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而中国对现代化的渴望是被跨洋越海的帝国主义枪炮教训出来的。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早期现代化首先建立在对军事工业现代化的诉求上，这只是证明了一个历史的逻辑：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需求，对于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来说，是在近代史的开端就注定的宿命。它已经先在地成为新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历史动机。中国对工业化与民族国家的需求同是近代史的产物。犹如铁西区的历史曾深刻地打着苏联的烙印，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与苏联的关系。新中国与苏联的历史有着没有被足够重视的相似：都是农民革命的胜利，同时又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上。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旧时代和它的子民们不堪忍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反抗的革命，是农民革命，工人阶级是农民的儿子。历史并不是没有给予中国和俄国发展市场资本主义的机会，而恰恰是这种发展导致了社会的分裂，正是资本主义对农民的排斥和掠夺，导致了农民的反抗和社会危机的爆发，从而使得社会主义得以诞生，社会主义成为另一个现代性的替代方案。而凡是民族资本主义能够取得胜利的地方，社会主义都失败了，美国之所以有工人运动却没有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它没有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与文明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这或许正是为什么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最残酷的是法国大革命，它其实是被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后的英国所推倒的，世界革命的多米诺骨牌由此开始，这个欧洲大陆传统农业最强大和最富裕的绝对主义国家里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绝对不是一个应该被忽略的问题，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远远没有被穷尽。不是马克思所期望和设想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在它所确立的过程中所激发出的旧世界的反抗，恰恰是这种革命运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并获得成功，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其实都是农民革命的结果。在因此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既是被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所赋予的，也是被现代性的历史动机所赋予的，然而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获得却以农民的被剥夺为前提和代价，这是怎样的历史悖论！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是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资本和现代化，因此，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对农民、农业的掠夺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英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苏联，都是同一个历史动机的不同演绎。
由于新中国要在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它产生了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对农民、农业的过度汲取，造成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日益深刻的分裂，这依然是今天中国社会最严重的危机。但是它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危机，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被迫接受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逻辑结果，“三大差别”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城乡二元的问题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性悖论的现实展开。这个悲剧植根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与问题之中，不能仅仅从中国社会主义内部来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版本的“工业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获得与失落都与此相关。其实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发只是用另一种国家设计——市场经济，去继续完成这个追赶现代化的进程。为发展现代化而建立的新中国，其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发展之上，这是民族国家一旦建立就无法违抗的天命。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今天的加速发展现代化，体现的是同样的历史逻辑。当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工业革命以计划经济的形式完成之后，工人的主体性却分崩离析了。市场经济时代降临了，他们不再是创造价值的主体，成了被资本放逐的对象。然而，没有计划经济时代三十年的高强度积累，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物质条件：它是中国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为国家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极大代价。
今天，中国东北工业的衰落意味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民族国家承担自我锻造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一个时代结束了。铁西区，这个艰难而痛苦地承载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重工业发展历史过程的地方，这个在今天的中国被改革开放的市场话语叙述所压抑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因为这部叫做《铁西区》的纪录片而被照亮，并灼痛了我们的记忆。王兵在拍《铁西区》的时候，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会造这么大的工厂，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理想？为什么整个国家，在那个时期牺牲个体为它服务。为什么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还是崩溃了？
《铁西区》的确让我们无法逃避地置身于这些历史的拷问中。
《铁西区》的第二部是《艳粉街》，它在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住的都是从关里来为日本人的工厂做工的工人，现在则为铁西区各工厂的工人。那都是一些低矮、破败、简陋的建筑，里面有病了的母亲、疲惫而失落的父亲、年迈了的祖母和无法在狭小空间里安顿自己的不安分的孩子们。与衰败形成对比的正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他们的青春、爱情、欲望、欢笑、嬉闹成为这个晦暗背景中的一抹亮色。虽然他们无所事事地整天在堆满积雪与垃圾的社区里游荡，但他们为这个沉沦中的街区带来对生命活力的希冀，这构成《艳粉街》上半部分的主要内容。影片仔细地观察这些在最敏感年龄里的孩子对生活的理解和表达，他们的青春在怎样的状态下消失，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是既可以预计，又无法预计的。然而他们用自己的本能和天性对美好事物的朦胧意识与追寻，其实是导演寄托希望的所在：人总是要去追寻他生命中的东西。但是，对于《铁西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轻易的托交，这些希望到底是否靠得住？特别在人的命运被一种巨大的异己力量所左右的时候。片中有两个大男孩在一起讨论理想，一个男孩一边说他一点理想都没有，一边露出了在王兵看来“特别迷人”的笑容——它鲜花一样盛开在一个虚无的未来中，构成了一种奇异的悖论。《艳粉街》的结束部分正好也是整个影片最后一次拍摄，在厚厚的积雪的街道上，大部分房屋已经被拆成了废墟，昏暗的路灯，一个大男孩从屋里走出来，茫然地眺望着这片曾经熟悉的荒漠。它寂静无声。
《艳粉街》的英文名字被翻译为“废墟(Remnants)”，影片的后半部分表现的就是这条街是怎么从一个工人们日常生活的领域成为被拆迁的废墟。拆迁是为了招商引资，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都在实施拆迁，这是当代中国的醒目景观。旧的拆掉了，新的在哪里呢？对于铁西区的工人们来说，拆迁意味着从公共生活到日常生活的全面解体。过去所熟悉的生活分崩离析了，日常生活领域无法抗争地沦陷与失落。在物质的巨大废墟上，是无言的精神的废墟，它的荒凉犹如烟花后的天空，记忆中的繁华如落在雪地上的爆竹的碎片，使得无边的黑夜和虚空变得触目而惊心。
《铁路》是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铁路与火车也是整个影片的重要意象，影片由它开始，也由它结束。但是这里的火车，业已丧失掉三十年代西方工业化时代先锋派与未来派在他们的纪录片中对煤矿、钢铁、机械、工业的乐观与赞美的历史意蕴——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柏林，大都会交响曲》也是由火车开始，火车在清晨穿过空旷的乡村的田野，在铁路两边跳动的电话线和铁轨不断分叉与合拢的运动中，生气勃勃地进入到因此而苏醒的城市和工业区，这是一种对历史进程胜利的庆典。我在看《铁西区》的时候，不断联想到这部不同时代的作品：它们处在不同的历史位置，一个是时代的上升，一个是时代的衰落，却属于一个共同的历史命运。在《铁西区》中，火车始终缓慢而阴郁地穿行在破败的工厂所构成的废墟中，周而复始，铁路本身成了锈迹斑斑的过去历史的回忆。工厂停工了，火车依然在废墟的内部穿行，一个空旷而荒诞的空间，铁路本身已经是废墟的一个部分，是废墟的死魂灵，在冰雪覆盖的寒冷、枯燥而衰败的土地上，火车的运行不再是人类胜利进发的标志，却是历史和人类衰落的形式，以及对这种衰落进行悲悼的仪式。在本雅明看来，对救赎的需要正是当历史化为物质的废墟的时候。
正是《铁西区》中所呈现的物化以巨大的废墟的意象揭示出这个世界的物质性的沉沦，人的沉沦，灵性的消失以及时代的衰落。它具有一种陌生和令人震惊的效果，没有任何廉价的乐观。长达九小时的影片在叙述上不屈从于任何试图吸引观众的诱惑，是非常理性和清醒的把握，它指向对现实和内心的诚实。王兵说：我非常希望能肯定生命的价值，但是在现实面前，我却变得非常无力，对生活越来越怀疑——他把怀疑变成了强有力的影像的力量。
在第三部《铁路》中作为个体的人在昏暗的背景中开始被照亮，个体被赋予了最细腻的拍摄。杜锡云和杜阳是一对以火车为生的父子，然而，他们并不是铁路上的正式职工，而是游离于社会体制外的个体，是一些生活在主流历史之外的边缘人，却寄生在历史中，依靠对体制的阿谀、背叛、剽窃、威胁，在缝隙中寻求脆弱的生存空间。父亲一无所有，却被艰难困苦的生活锤炼得坚强而狡黠，对社会和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而面容忧郁、沉默寡言的十七岁的儿子，因为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内心非常脆弱，和外部世界的接触障碍重重。
一次，父亲因为偷煤被抓到拘留所里关押了。独自留在破屋中的儿子从墙角翻出一个包了两层的塑料袋，慢慢打开，却是一叠照片，最上面是一张包括母亲在内的全家福，再一张是年轻的母亲斜靠在草垛上，从装扮上看似乎从农村进入城市不久，她微笑而温和地看着世界。这时，忽然，钟声音乐般地响起，在这样的黑夜和重负下，它仿佛来自天堂，扣人心弦，一直敲了十一下，镜头从照片缓缓地摇到墙上的挂钟，再摇回来，儿子已经泪流满面，泪水透亮地挂在伤恸的肮脏的脸上——这张孤儿的脸在刹那间被彼岸的光所照亮。
在这个冰冷的物质的世界里，当温热的泪水滴落在卑微的人生中，我们被来自内心深处的悲悯所打动。在《铁西区》严密、冷静和理性的叙述中，这个场景仿佛是一道被划开的伤口，暴露出了它背后导演情感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这样的历史的黄昏和暗夜，我们该如何来肯定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承受和体验个体在国家大的命运中挣扎的过程。王兵认为，如果通过这样的命运能认识自我和世界，那么虽然置身于这个命运之中，个体是觉醒的。觉醒是被救赎的前提。正是个体在巨大的物质世界中的渺小与无力，使得王兵去发现并珍视作为个体的人对情感的强烈需求与肯定，那是生命本身的力量，然而，这是通往救赎的路吗？
影片结束的时候，火车依然穿行在灰色调的大雪中的厂区，如同在历史的白夜中，破落苍凉的建筑物梦幻一般地展开和后退，渐行渐远，从工厂中延伸出来的铁轨，联系着我们和摄影机所在的地方。这时，雪几乎是温柔地悄然飘来，一点一点无声地落在摄影机的镜头上，融化在天地一片苍茫中。雪花所唤起的被压抑的纯洁与感性给影片抹上了最后的伤感的调子——灰色调，那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色调。天空和大地已经暗淡下来了，那是历史尚未明朗之前的暧昧，在这暧昧之中，火车上的我们会进入怎样的未来呢？
二○○三年十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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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1003
《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吕新雨
200401
一九七六年，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发表了《关键词：关于文化和社会的词汇》一书。书中讨论与文化和社会有关的关键词，其中一个就是“自然(nature)”。说来也是，“自然”是一个普通词汇，在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中，使用频率都很高。然而，威廉姆斯着重指出，正是“自然”这个普通的词，成了语言学中复杂难解的一个对象，原因就是它承载了过多的内容，从形而上学到艺术理论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威廉姆斯讨论到了风景艺术，因为风景艺术无疑是和“自然”密切相关的一种艺术类型。事实上，风景艺术所涉及到的自然景观，本身只是个物质的存在，人们之所以对这个景观产生兴趣，显然是有另外的原因。威廉姆斯指出，长久以来，“自然”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中都具有人格的色彩，是人格化的“女神”，用“她”而不是“他”来称呼的对象。不仅如此，“自然”还包含了“土地/母亲”这两重意思，是所有造型艺术取之不尽的视觉源泉。到了基督教时代，“自然”这个人格化的“女神”就转变成了“上帝”的代表(在这里，上帝是“男性”，所以是大写的“他”)，甚至成了管理人间事物的存在。这也说明，对“自然”的解释尽管有所差别，但在把它做女性化的处理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自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女性的象征。由此推而广之，甚至地球也从文化上给女性化了，结果，艺术史与文化史中人们所面对的、所歌颂的、所描绘的“自然”，原来是一个女性化的、因而是“性感的自然”。历史所呈现出来的事实是，人们几乎从来就没有质疑过这个“性感的自然”，对他们来说，用“女性”去形容“自然”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至于自然/女性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联结在一起的，那就没有人去深究了。
这种现实给了愤怒的女性主义者以机会，让她们找到了证明男性霸权的最好领域。事实上，的确没有哪一块领域能够像风景艺术那样，简单明了而又直截了当地反映男权文化的优势传统。哪怕是在日常用语中，这种优势传统也跃然纸上，一点也没有歉意。比如，人们常常习惯性地使用“掌握自然”、“征服自然”和“战胜自然”一类颇具权力意味的说法来表达对自然的认识。纵然是在以批判传统和解放女性为天职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也不乏类似用语。我们还记得，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了一首豪迈且夸张的民歌：“我就是玉皇，我就是上帝，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李泽厚在颇能代表其美学思想高度的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的结尾处，就引用了这首民歌，用以说明他那散发着浓厚的康德传统气息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美学终极理想的伟大之处。他热情洋溢地把“喝令三山五岳开道”说成是“大我”，然后和“人民”等同起来，而肯定其中“人定胜天”的“伟大理想”。李泽厚认为，“自然”屈服于“人”的雄性般的征服过程，而征服的形式则是“美”，一种可以和对象同化的终极概念。显然，李泽厚这样说，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性别色彩，这也正好说明，为什么威廉姆斯要强调指出，对“自然”进行解释的历史就是一部意识形态的变迁史。
当克拉克(Kenneth Clark)论证风景如何成为艺术的时候，这个贵族出身的英国艺术史家却无视上述意识形态的事实。对他来说，只要能够把自然如何被纳入不同的绘画风格的过程说清楚，就能解释风景艺术诞生并在十九世纪时达到顶峰的原因，同时也能帮助人们去理解风景艺术了。他关于风景画的专著《风景进入艺术》(Landscape into Art)出版于一九四九年，此后的大半个世纪里，这本书不断得到重版，成为研究风景画的权威。按照克拉克的说法，艺术史只是一部样式(genre)的历史，风景在历史中所呈现的不同风格，恰恰证明了艺术样式在历史发展当中的独立性。反过来，艺术史学也可以从样式的变化来判定不同风格的风景画所产生的年代。“象征”、“写实”、“理想”和“自然主义”就是克拉克为风景画的历史所设置的路标，路标背后则是一个抽象的“人类精神”，像引路人那样，把风景画从最早的样式带到眼前的样式。其实，如果为克拉克的史学叙述进行理论归类的话，他可以说是当代哲学目的论在风景艺术研究中的典型代表。殊不知，“风景/艺术”首先是一种话语方式，对它的认识要以对“自然”的解释为基础。可以说，威廉姆斯正是想从关于“自然”的话语出发，引导我们去重新认识风景艺术。
首先，艺术史给我们的一个简单事实是，这块领域少有女性艺术家涉足，从事风景艺术的人多半是男性艺术家。这一点在十九世纪风景艺术成为绘画主流时表现得特别明显。男性风景艺术家不仅宣称他们在通过绘画去征服自然，而且他们也承认，他们创造了一种人们可以理解的表达自然的复杂形式。透视规则、独特构图、视点选择和光色处理都可以看作是对女性化的景色的引诱，目的是让女性走进画面，成为说明男性力量的注脚。
穆维(Laura Mulvey)在《视觉愉悦和电影叙述》一文里探讨了女性在电影中的表达，她分析了按照男性的定义从事制图的过程，发现窥视女性形象是男性获得视觉愉悦的重要来源，因为在窥视中，女性是被看的，并且通过被看来肯定女性展露自身的“自然属性”。罗斯(Gillian Rose)和纳什(Catherine Nash)接受了穆维关于男性窥视的理论，她们在寻找地理与性别的关系时强调指出，男性在“窥视”风景时，实际上认定他们所看到的是回忆中的女性身体，现实的景色是女性身体的一种存在方式，具有和女性身体一样的品质。罗斯探讨说：视觉的愉悦来自眼睛扫描大地时，把大地和肉体视为同一存在的性别意识。纳什则认为：对视觉的开发和对风景的创作，都是通过对女性的评价而达成的。为了说明这一点，纳什研究了女性看待风景的方式。毫无疑问，女性在看待风景时，也存在着把风景视为男性身体的性别意识，但是，她发现，女性关注风景多少包含有理想化的成分，她们看自然时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抬高视点。男性则不同，他们要迫近过去，好显示其雄性的毁灭性力量。
男女性别的关系也体现在对待自然和文化的看法上。奥特纳(Sheri Ortner)发现，按照传统的看法，“女性对于男性犹如自然对于文化”。也就是说，女性和自然关系亲近，男性则和文化更为紧密。或者干脆说，女性属于自然，男性属于文化。原因就是几乎在所有文化传统中，女性的地位都是低下的。如果把文化和自然两者相比较，文化当然和文明靠得更近，而自然只不过是文化解释下的存在。把女性置于自然的概念中，符合文化习俗对女性的规范。大部分文化都有一套征服自然、控制土地的话语传统，在这一传统中，文化属于建构的产物，是文明发展的标志，而自然只不过是文化赖以存在的资源，具有原始性，控制和改造这个原始的存在理所当然成为所有文化的基本目标，否则，文明无法真正建立。奥特纳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一个系统，也是一个生产并维持有意味的形式(符号、人工产品)的过程。文化是依靠一个超越了自然的社会而起作用的，所以，自然作为存在，只能屈从于文化的各个目标。自然被文化控制在其所感兴趣的范围内，而文化则宣称它正是通过超越自然才获得全部独特性的。所以，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本身是参与到对自然和风景的解释当中的。卓达诺瓦(Ludmilla Jordanova)在《性的视觉：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科学和机器时代中的性别图像》中认为，性别不仅是一个跨越自然和文化的术语，而且还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社会、历史、文化和经济等不同因素都获得了各自的形式。她特别注意到十八世纪卢梭的信徒圣皮埃尔(Saint-Pierre)的观点。在圣皮埃尔看来，不应该把女性视为文化，她们应该是社会的原始基础，文化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此相对照的是，那个年代的启蒙主义者对男性充满了矛盾的看法，他们认为男性既是“富有进取精神的雄强的理性之光”，同时也是让“公民社会堕落”的原因。卓达诺瓦还注意到，关于自然的语言是制造出来的，是按照不同的规则、假设和美学偏爱，基于不同地区的上下文，为了不同的目的而编出来的。研究女性生态的莫婵特(Caroline Merchant)写过一本书《地性的妇女和环境》，书中指出：关于女性是自然而男性是其代理的观念已经作为象征和神话而被编码，进入到“发现的叙述”当中，用来解释美国边疆的拓展活动。“边疆拓展叙述的是一部男性力量征服女性自然的故事，是降服荒野、开垦土地、再造被夏娃丢失的花园的故事。”(见该书43页)
自然的性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变成一种文化现实，风景艺术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性别的象征物，因为性感的自然必然导致性感的风景画的出现。在这种情形下，如何揭开罩在风景艺术表面的美学面纱就吸引了许多新的艺术研究者的兴趣。巴雷尔(John Barrell)在一九八○年出版了一本书《风景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重新审视了英国发展的鼎盛时期，也就是从一七三○年到一八四○年间的风景画，其中重点研究了那个时期风景画是如何描绘贫穷的乡村景色的。作者发现，可以把那一时期的英国风景画看作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从整体上来说，英国风景画提供了一幅社会关系的图景，表面来看甚至还描绘了社会的贫穷。但是，贫穷并不是画家们的主题，他们只是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观察和对贫穷的诗意描绘，来确立风景画的贵族情调。其中的乡村景色不再是对美学的渲染，而是一种关于理想的话语工具，用以表达这样的主题：英国乡村的贫穷景色与现实的贫穷没有关系，那只不过是无忧无虑的“牧羊少年”的“阿卡迪亚”(古希腊神话中的美丽田园)而已。巴雷尔强调，在当时的风景画中，画家给乡村景色涂上了一层道德色彩。
伯明翰(Ann Bermingham)对巴雷尔的问题同样有兴趣，在其《风景和意识形态》(Landscape and Ideology，1987)一书中，他从康斯太勃尔的风景画开始，追溯其中的乡村传统，发现特定时期的风景画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出现的，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伯明翰注意到，在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早期存在着一种“风景的阶级观点”，也就是说用风景去表达社会的，最终是经济的价值观。和巴雷尔认为风景画是社会条件的反映不同，伯明翰跟随罗兰·巴特的观点，认为首先是风景而不是风景画提供了一种关于真实乡村的整体幻觉，然后风景被置于艺术和观念当中，并在丰富的符号领域中具体化为风景画，而社会、文化与政治则赋予其以意义。
康斯太勃尔
康斯太勃尔 《干草车》 1821年
这样，讨论就从风景画转回到风景。风景是什么呢？显然，风景不是具体的景色，而是关于“自然”的视觉表达，是一种文化的形式。那些优美的花园，闲逸的平原与森林，活动在景色当中的天真的乡民与野性的动物都只不过是风景意识形态的点缀品，是风景画的母题，是风景叙述的注脚。实际上，出现在英国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早期风景画当中的异国风光，只是帝国时代殖民探险的一种视觉狂欢而已。这场视觉狂欢的热潮还把明信片的风气带了起来。在那个殖民主义的悲惨岁月中，帝国的视觉狂欢就是这样，随着大量印行的风景明信片传遍世界，从而巩固了风景画作为视觉意识形态的地位。
西蒙·坡(Simon Pugh)在《阅读风景：乡村—城市—首都》(Reading Landscape：Country-City-Capital，1990)一书中从接受者的角度专门讨论了对风景的读解方式及其意义。作者认为风景作为一种样式，其意义超出了上面所论述的范围。西蒙·坡强调，风景的样式是从属于“阅读”过程的，而这“阅读”则是由想像的空间与真实的景色共同组成的一种“文本”，是一种视觉与言辞的表达模式。西蒙·坡的意思是说，风景是在阅读当中达成其意义的。或者说得更明晰一些：风景是在双重阅读中建立起来的，这双重阅读就是：风景画家的第一重阅读和观众的第二层阅读。风景画家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是在重复真实的自然，他们是在“创造”，是在按照文化的内在目标来改写自然。然后，观众也不是在静观绘画，他们同样在把自己的意识投射到画面上，从而实现内心的喜悦。双重阅读把视觉狂欢推向了高潮，风景艺术在这个高潮中获得了权力，从而实现了传布意识形态的目的。潘婷(Marcia Pointon)在“阅读”了透纳的艺术实践以后意识到，必须把那种经典的对风景艺术做风格和图像学分析的方法抛弃掉，因为她发现，透纳的风景艺术可以通过呈现在他作品中的一系列“语词(verbal)”而重新组织出来，而这些“语词”则散见在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许多艺术家的实践中。当然，重组本身就是对一种文本的检验和审视。反过来，潘婷指出，通过阅读并分析透纳书信中的用词习惯，可以理解他对“风景”的真实想法。
透纳
透纳 《暴风雪中的汽船》 1842年种
米切尔(W.J.T.Mitchell)是近年来在图像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学者，一九九四年出版了《风景与权力》(Landscape and Power)，书中论述道，风景就其本质来说不过是一种“解释(interpretive)”，风景从属于各不同的解码方式，可以依循社会历史所赋予的分析工具，也就是一种文本的分析工具而被人理解。米切尔着重指出，问题不在于风景“是”什么或有什么“意味”，而在于风景在“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因为风景是一种文化的实践，风景是在实践当中被人所接受的。米切尔的结论是，风景是文化权力的一种工具，它表达了一个人为的世界。风景还是视觉和语词所达成的暂时约定，以便让它看起来好像是自然所给予的存在似的。
就这样，先是通过对“自然”一词的研究，发现了“自然”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内容，然后由这内容追溯到性别主义在“自然”问题上的投射方式，从而发现了“自然”和“文化”的分裂。在男权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自然”开始变成了性感的存在，这当然影响到风景艺术的路向。表面看来，风景艺术的历史只是理想概念的一个展开，风景进入艺术的过程也是理想接近完成的过程，是所谓“精神性”的一个最佳体现。就像克拉克所讨论的那样，一旦风景艺术成了艺术家纯眼的纪录，视觉领域无疑就会变得纯洁无瑕。但是，克拉克的研究只是更严重地遮盖了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是，风景艺术从来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化、社会、经济及至帝国主义的扩张活动都在风景艺术中得到恰当的表现。风景艺术还不失时机地表达了一种征服的欲望，使“征服”一词获得了视觉的表现形式。于是，为了研究“征服”，人们又从风景艺术回到了风景。正是因为人们对风景做了意识形态的解释，才使自然看起来变得十分的性感。性感的自然就是这样，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建立了起来，然后统治了人们的眼睛。视觉意识形态也在性感的自然那里寻找到了恰当的土壤，然后把风景艺术描绘得五光十色。现在的问题是，还原风景艺术的历史真实，剥除那统治我们眼睛的虚假的性感王国，然后，我们才能问自己：自然对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三年九月五日于温哥华
(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London，Fontana，1976;Ludmilla Jordanova：Sexual Visions：Images of Gender in Science and Medicine between the Eigh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New York and 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89；Caroline Merchant：Earthcare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London，Routledg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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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1016
性感的自然
杨小彦
200401
康斯太勃尔;透纳
康斯太勃尔 《干草车》 1821年; 透纳 《暴风雪中的汽船》 1842年种
一九七二年春，台湾的联合报副刊刊出唐鲁孙(一九一五——一九八五)先生的《吃在北平》。这篇文章谈民国时期的北平饮食文化，从福寿堂的翠盖鱼翅到同和堂的天梯鸭掌，从东兴楼的烩鸭条鸭腰加糟、盐爆肚仁、乌鱼蛋汤到什刹海会贤堂的什锦冰碗，外加玉华台汤包、春华楼银丝牛肉、丰泽园糟蒸鸭肝、厚德福糖醋瓦块……正是南北荟萃，如数家珍。唐鲁孙此前并不以文章知名，但他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大家气派、雍容丰瞻，径自流露于字里行间。果然，唐出身八旗世家，少年即遍历故都富贵繁华，之后游走大江南北，以迄来台。晚年他蛰居台北，北望故国，油然而兴莼胪之思，寥寥数笔，已足以让知之者动容，不知者垂涎了。
然而《吃在北平》只是唐鲁孙的牛刀小试之作。以后数年，他写了近百万字的杂文，不只艳说京津饮馔，也追记昔日北平种种世路人情。上至逊清宫闱见闻，下至梨园趣事、市井习俗，乃至四合院里的春夏秋冬，娓娓道来，具见其人见多识广。唐鲁孙也写大陆其他各处的吃食掌故，也一样细腻生动，但我们知道他的眼界标准何在。他见过世面，懂得有容乃大的道理。这，就是老北京的世故了。
唐鲁孙的文字在当时颇引起回响。像是号称“老盖仙”的夏元瑜(一九一三——一九九五)、名报人及小说家陈纪滢(一九一五——一九九七)、学界耆宿梁实秋(一九二○——一九八七)，以及后来以《喜乐画北平》见知的喜乐(一九一五——)、小民(一九二九——)夫妇等，都曾与唐相互唱和。透过他们的文字，旧京的风华仿佛又熠熠生辉起来。这些作者所烘托的北平知情守礼，韵味悠远醇厚。在他们笔下，同仁堂、瑞蚨祥这些老字号总让客人宾至如归；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小翠花、马连良、金少山……多少角儿，名噪一时。城里的节庆喜丧永远有规有矩，从出生的洗三抓周到大去的送殡出殃，都有讲究。尤其饮食，热豆汁、涮羊肉、茯苓饼、豌豆黄、奶酪、灌肠、炒肝儿，冬天夜半叫卖的冻梨、心里美……求之他处，何可复得？当然遍布城内外的古迹名刹，宫殿园林，千万的胡同人家，还有那一大圈城墙，更是老北京安身立命的所在。这里曾是六百年的帝都，一景一物，都有它的来头。
一九四九年后，上百万的军民曾播迁来台。他们背井离乡，常怀故园之思。彼时各省各氏同乡会、宗亲会林立，更辅以种种文献刊物的出版，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联络乡亲故旧，追记曩时经验。到了七十年代，当令的政治论述已由彼岸过渡到此岸，怀乡者的热情也似乎因为时移事往，而渐渐由浓转淡。唐鲁孙和他的北平知交却在此时异军突起，就不能不令人另眼看待。离开北平二十多年了，这些作家渐渐老去，他们立意要记下所思所怀，自是人情之常。而相对的，他们心中的北平印象非但不曾褪色，反而益发鲜明活泼起来。梁实秋记得小时候吃春饼的盒子菜(《雅舍谈吃》)；郭立诚(一九一五——一九九六)不忘饽饽铺油盐店，羊肉床子猪肉杠(《故都忆往》)；白铁铮遥想当年上元中秋重阳端阳的礼尚往来(《老北平的故古典儿》)；齐崧、刘嗣、丁秉则是一再回味四大名旦、言高谭马的台上台下(《谈梅兰芳》、《国剧的角色与人物》、《孟小冬与言高谭马》、《国剧名伶轶事》)。甚至“台湾姑娘”林海音(一九一八——二○○一)在北平一住二十六年，再也不能忘情当年的城南旧事种种(《我的京味儿回忆录》)。要不是这座古城的蕴藉丰厚、地灵人杰，也不可能有如此历久而弥新的魅力。
当然，北平曾是六朝古都，经过太多繁华沧桑。易代之际，骚人墨客都不免抚今追昔，有所感触。各样的旧京识小、岁华琐记式的文字，早在明清已有流传。到了民国时期，震钧、金受申、齐如山、夏仁虎(枝巢子，即林海音先生尊翁)等对故都风土语言的记载考证，不过是其中的荦荦大者。就这样一个小传统来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的“老北平”所占的位置，就多了一层历史意义。
南宋时期，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遍数北宋帝都东京(汴梁，即今开封)当年的繁华盛事。孟元老的来历我们所知不多，一般推断其人对东京事物必曾亲历目睹；孟后随宋室南渡，回首前朝景物，乃援笔发为文章。《东京梦华录》详细记录汴京生活，从皇家庆典仪式到民间饮宴娱乐，无一不备。全书细腻琐碎，并无微言大义可言，但惟其如此，我们反得识物质生活的点滴流洗，遥想当年士子庶民的耳目口腹之乐，犬马声色之娱。这些官能的震颤也许浮泛得很，但往往成为追忆似水年华的最佳门径。我们可以想像曾有多少像孟元老这样的人士，流寓江左，午夜梦回，不胜唏嘘：“追念回首怆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
唐鲁孙这辈的作者四十年代末来台，不能没有偏安流寓的感慨。他们所汇集的种种文字，可以令人联想到《东京梦华录》式的欢乐与忧伤：他们集体书写了他们的北京，他们的北京梦华录。但这样的模拟必须引导我们思考更复杂的问题。民国肇造后，改朝换代的那套“封建”思维理应与时俱逝。民主制度下，何来故国前朝、遗民孽子之思？其次，大陆迁台的子民即使对过去的正统有所兴寄，在道理上，南京，而不是北京，不是更宜成为政治欲望投射的坐标？除此，有“进步”思想的识者也可指出，这些作者多半来自社会的中上阶层，他们所听所看的，未必代表北京生活的全貌。比方说，三十年代老舍的《骆驼祥子》所写下层人物的那些辛酸痛苦，就哪里入得了老北京们的法眼？
台湾的“京味儿”作家也许只单纯的想要写下他们的京华心影，然而时空使然，他们毕竟成为中国文学一种现代性想像的见证。这些作家缅怀往事，也许有人要讥为是遗老遗少的作风。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像唐鲁孙等人，在民国时期的北平度过他们的盛年。他们或厕身实业，或采访新闻，或研究西学，算得上是新派分子。他们对旧日京华的种种虽然耳濡目染，但也都明白宋元明清的那一套，必得在新时代里重新打造。唐的文字之所以精彩，不只是因为他对传统生活有深切体验，也在于他对六国饭店的舞厅花絮、瀛寰饭店的法式红酒焖蜗牛、城南游艺园的文明戏，还有北平以外的花花世界……一样谈得有模有样。如何来往新旧之间，尽得其情，往往是他们最津津乐道的事。比起上一代的老北京，这些作家笔下流露的，与其说是迟来的遗民意识，更不如说是面向绝对现代性“惘惘的威胁”，所抒发的一种没有名目的乡愁。
放眼前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像激烈反传统革命、国家主义、线性时间规划、集体主义、战争乱离……北京未曾幸免。北伐之后，北京重被命名为北平之际(一九二八)，这座帝都已失去了它历史、经济、政治的“当下关键性”，成为一座故都。但我以为，正因为二十到四十年代的北平“当下关键性”的若有实无，它反而点出我们现代意识欲盖弥彰的历史焦虑。在这里，该过去的并不真正过去，该发生的也未必准时发生。每个时代在北平留下线索，烘托出一个既新且旧的民国风景。学者董曾指出，老北京心目中的北京(或北平)其实并不老。这不是说北京没有历史可观；恰恰相反，而是说北京到了民国初年，历经前所仅见的时代裂变，才真正显现了时间流转、传统纷陈的可能。北京不比上海，后者的现代意义来自于其无中生有的都会奇观，以及近代西方文明交错的影响。北京的现代意义则来自于它所积淀、并列的历史想像与律动。
因此半个世纪后，当旅居台湾的老北京们幽然地做着他们的故都春梦，就不应被视为简单的改朝换代、感时忧国的姿态。北京毋宁唤起他们心中多重历史线索：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北京已经是座代表“过去”的空间坐标，一九四九年，无非又把这“过去”拉回到现在，又一次坐实“过去”是不会轻易地过去的，现在也不尽然就仅系于当下。外省来台作家中，再没有像这些老北京一样，能把一种时间的盘旋散落，以及随之而来的欲望和惆怅，表现得如此细腻曲折。
历史的怅惘，京城的乡愁：当这些作家回顾往日，他们纷纷转向日常生活的吉光片羽、感官经验的瞬间记忆。有意无意间，他们是以此对抗两岸各自铺天盖地的“大叙述”。口腹与声色之娱往往是他们最先书写的对象，仿佛肉身的觉醒才是意识形态的最后裁判。唐鲁孙的北平杂忆以《吃在北平》开篇，良有以也。唐写饮食不以山珍海味骄人，而以亲切的家常口吻一一点染。这样的姿态，梁实秋、郭立诚、白铁铮、林海音等都优以为之。而丁秉、齐崧、刘嗣、唐鲁孙诸人历数平津菊坛消长，名角及戏迷的互动往还，也展现另一种消闲文化的意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向往的生活似乎丰简随意，贫富相宜。太平盛世(如果这算得上的话)的要义，不外是来几顿家常便饭，哼两句西皮二黄。由此延伸开来，那复杂的京城生活脉络才显得意义非常。由精益求精的谭家菜，到恩承居的茵陈蒿，到砂锅居的猪全席、全聚德的烤鸭、烤肉宛的烤肉，再到穆家寨的炒疙瘩，还有驴肉、爆肚、驴打滚、糖葫芦、酸梅汤、奶饽饽、奶乌他、萨其马……种种食物，各有好者。至于梅兰芳的书画、程砚秋的新腔、马连良家的鸡肉馅饺子、尚小云新订作的皮底跷鞋，内行外行，众说纷纭。旁及其他，琉璃厂、大栅栏、什刹海、天桥、东安市场、八大胡同、护国寺、雍和宫、白云观、潭柘寺……一处有一处的风情；换取灯的、卖羊头肉的、裱画的、卖古董的、拉洋车的、送殡撒纸钱的，还有“水阀”、“粪阀”……一行有一行的门道。不论美丑，都成为故都的人文特色，因而有了审美意义。对作家而言，这是北京的真正魅力。而他们从叙述中所显露的“京味儿”，必成为一种特殊的、有关现代生活图景的修辞，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然而历史最大的吊诡是，当台湾的京派作者兀自思念往事，不能自已时，北京已然在新中国再度崛起，成为又一“朝”的首都。故都成了新都，昔时一切，可曾无恙？海外的北京人们，必曾不断地殷殷惦念着。就在唐鲁孙写《吃在北平》，大啖回忆之味的同一年(一九七二)，旅美作家侯榕生(一九二六——一九九○)悄悄地踏上归乡之途。侯一九四八年离开北平，辗转来台，一九六一年赴菲律宾，之后转往美国定居。走遍大半个世界，她却不能忘情北平。当时“文革”方兴未艾，侯费尽周折，才得以成行。抵京一夜后：
话说第二天我一觉醒来，骄阳当空，已近中午，凭窗外望，正好看见北海的小白塔，景山公园中最高的万春亭。我视线的右方就是正阳门——又名前门——箭楼、天安门，再往北看，隐约可见一城楼，不知是否地安门，还是鼓楼……无论外城内城都在眼底，我那记忆中的大圈圈小圈圈黄圈圈的北京，只剩下黄圈圈中的宫阙楼台。廿三年对北京的怀念，刻骨相思，要在顷刻间消减，无条件的接受事实，说是“城没了，城楼也没了，你认命吧”，对我来讲，是无法坦然承诺的。
我的城楼呢？
侯榕生将她的北京去来总结为一本小书：《北京归来与自我检讨》，在海外曾引起相当关切。这不只是因为她是早期少数与台湾有关系的“归国华侨”，也是因为她所见的京城新貌，在在令人触目惊心。林海音就写道，读到侯榕生“我的城楼呢？”一句话，就让她扑簌掉下泪来了。但这只是侯的新北京印象的开始。城墙不在了，东安市场改名东风市场，“变成一个水泥建造的大统舱”，琉璃厂书店里什么也没有，四合院挤满了寒伧的住户，豆汁喝不着了，故都美食，无不需在“群众”间排队等候，而且味同嚼蜡。至于日思夜想的京戏，已为“样板戏”所取代。祖国在进步中，城墙拆毁，记忆坍塌。侯榕生的伤感，可以想见。当“过去”丢得一干二净，“现在”也就索然无味。
就在此时，台湾的老北京们正努力地建筑他们的记忆之城。他们是有些一厢情愿，但却为北京文化史及文化想像的持续，填补重要空白。试问彼时大陆，谁(敢)有闲情逸致、回味过往的生活资料？而在台湾，又有多少人真正能明白一种文化既能繁华靡丽，又能悠闲简单的妙处？当两岸在既相异又相似的现代计划下推陈出新之际，台湾的北京作家看似保守的响应其实提醒我们，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现代”在斩钉截铁的到来之前，反而暗示无数可能，成为最有活力的一刻。在那一刻里，各样的故都百态、春明好景，曾乍现即逝。《东京梦华录》所描写的东京，早已荡然无存。北京梦华录所描写的北京，又有多少痕迹，留得下来？瞬息京华，求诸他日，惟有梦寐，惟有文章。
24
DS0401024
北京梦华录：北京人到台湾
王德威
200401
在一个崇尚行动的时代，他却抽身去了。九十九岁的“新感觉派”大师施蛰存先生在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病逝。
这是一个时代的消融，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在洋包车的时代，上海的摩登青年可以坐在车上一边欣赏外滩美丽的夜色，一边回味刚才的艳遇，新感觉油然而生。成都猛将有花卿(《将军底头》)，风流少年石秀哥(《石秀》)，在施蛰存的作品中都成为了情欲的主角。但是，与当代作品不同，施蛰存带有原罪的意味，他把女人当作诱惑者，并以此来显示男人的定力。
在现代人的眼里，施蛰存的小说读起来可能有些费劲。因为现代人没有爱也可以做，绝对没有施蛰存式的心理障碍。
在中国文学史上，对新感觉派的评价并不高，原因在于它展示了情欲，但仅仅是展示而已，虽然有心理分析的元素，但那是西方的；虽然有生理上的波动，但那是日本的。真正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并不多。由于新感觉派的一些领军人物过于沉浸在小说所描绘的声色中，因而大多夭折。施蛰存先生虽然寻找感觉，但不沉浸在感觉中，他能够抽身而退，在东方文化、比较文学及翻译鉴赏中做出了一番事业，这也是施蛰存长寿的原因之一。
施蛰存的去世意味着人们彻底告别了人力车的时代。然而，那份情欲，那份暧昧，那份嫉妒，那份躁动，那份顾忌，是不是也随大师离去了呢？在一个崇尚感官刺激的年代，人们却没有了感觉。一方面人们拼命地做，另一方面却向别人要感觉。想一想施蛰存年代的那份悠闲，那份窥探，那份挣扎，那份收敛，现代人的生活是更加刺激了呢，还是更加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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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1030
感觉随风而去
乔新生
200401
以沈从文来谈北京，也许大家会觉得不甚切题。首先，沈从文并非北京人，而是一生以“乡下人”自居的湘西凤凰人，甚至还不是纯粹的汉人，混合有汉、土家和苗族的血统。如果说这样以地域作为界定人的标尺，未免太过狭隘，犯了当年鲁迅在“京派”“海派”之争时写的《南人和北人》中所嘲讽的褊狭与小气，那么，似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与北京不甚相干。他的文学创作鲜以北京为对象，亘古如斯的湘西似乎是他所经营的惟一主题。然而，沈从文与北京之间的联系却是紧密而奇特的。且不说从一九二二年离开湘西到达北京，入住前门外杨梅竹斜街六十一号湖南酉西会馆，直至一九八八年在崇文门东大街二十二号楼的寓所谢世，沈从文先后在这座城市度过了大半生的时间，经历了北京/北平的历史沉浮变迁。最重要的是，沈从文无疑曾是北平文坛的中坚人物。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在北平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以及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八年底在北平编辑《大公报·星期文艺》、《经世报·文学副刊》、《益世报·文学周刊》和《平明日报·文学副刊》四大刊物期间，沈从文培养和集合了北方一批青年文人。他的文学和历史观念的形成，也与这座以其独有的方式交汇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息息相关，且与之就现代性的理解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话。这种现代性的对话不仅反映在文学领域，更表现在对北京古城改造、古都文物和博物馆研究中现代和传统的接轨问题，以及如何融文物、文献和文学为一体进行历史书写等方方面面。
首先要讨论沈从文四十年代有关文学和艺术的思考和实验性的写作，这些有关语言表述形式与困境的思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自觉的一次现代主义尝试。
创作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年间的《边城》一直被视作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最高点。此处限于篇幅，无法讨论沈从文早期的写作。但我以为，任何对《边城》以及其他有关湘西的作品的解读，都应注意“在京城写《边城》”这一特殊的时空框架。对沈从文而言，一生萦绕笔头的湘西，不仅是对乡土留恋难去的乡愁，更是一种对都市现代生活的对抗。湘西是他永远无法真正到达的所在，他的记忆或文学虚构基于一种前历史的乌托邦式的时间与空间，并试图以这种时空建构来击破现代社会的“同一的空洞的时间”(本雅明)。所以，沈从文一直坚决地反对在北平和上海文学界出现的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现象。这一观点，无论在三十年代的“京派”“海派”论争期间，还是四十年代在昆明写下的一系列文论中，都十分清晰地一以贯之。
沈从文对文学思考的侧重面在三十年代末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完成《边城》后不久，尤其在四十年代僻居云南呈贡县期间所进行的“内省”，从文学的功用与性质问题转到对写作本身以及艺术对于生命的意义的思考。在这“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的八年间，他经历了深刻的语言表达的困境以及其后更深的主体危机，并以《看虹录》为实验性写作探讨了新的语言表达和新的文学形式的可能性。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十分少有的一次现代主义语言和审美危机的自觉和体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运动中，对语言和主体性危机的体悟和思考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不断异化的现代体验，主体越来越深陷于语言和审美的困境。其中标志性的文字首推世纪末维也纳现代派文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钱德斯阁下的一封信》，其中深入探讨了现代境遇中文字以及各类艺术表现力与自然的关系，文人的失语症等语言和表达危机。
在《烛虚二》的题词中，沈从文写道，“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生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沈从文认为，在自然万物生命之中存在着超越具体时代政治和生命个体局限的永久的美，这种美无处不在，却又稍纵即逝，难以固定和捕捉，所以，他名之为“神”，为“圣境”，为“抽象”，为“生命之火”，为“最高的德性”。在沈从文看来，惟有超越具体“食，性”之“动物原则”之上的“生命”才能感受和捕捉到这种美和神性。所以，只有克服“贴近泥土”的遵循“动物原则”的“人”，才能靠近和得到真正的“我”，从而认识真正的“人”。这也正是他在六十年代写的《抽象的抒情》的题词“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深刻意义所在。
这其中很明显带有弗洛伊德关于主体思考的影响。当然，有关主体思考是十八世纪末以来浪漫派最中心的问题。而沈从文的思考则更进一步。他认识到这种美是没有具体形式的，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如何用具体的形式保留和重现这种流动无定的抽象，成为困扰沈从文的最大的问题。他认识到，这种美的境界，“似乎用文字颜色以及一切坚硬的物质材器通通不易保存(本身极不具体，当然不能用具体之物保存)”。他希望能找到“一种更坚固的材料，更完美的形式”来捕捉和保留这种抽象的美，却又清楚地意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所在。这种美的“生命之火燃了又熄了，一点蓝焰，一堆灰”，“凡能著于文字的事事物物，不过一个人的幻想之糟粕而已”。因此，他说，“表现一抽象美丽印象，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不如音乐”。如何运用和经营文字，使之可能保存和重现这种由幻想而来的形式流动不居的美，成为这一时期沈从文关注的中心。而小说《看虹录》是他在这一方面所尝试的最重要的文字实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在此做一次文本细读，而这样的细读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可以引导我们注意沈从文是如何以情欲来书写艺术，如何经营句式和文本结构，运用隐喻和转喻，从而模糊和消解主体与客体、作者与读者、各种具体感官之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以一种流动的形式来再现一种流动的美，保留瞬息即逝的神的印象。在自传体散文《水云》中，沈从文视这部作品为“就中且无一个文字”，“一本完全图画的传奇”。
这种超前的思索和尝试，自然不易为时人所理解。沈从文对个人的主体经验的强调与当时一切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基调自然是大相径庭的，那么，《看虹录》被视为“颓废，堕落”和“追求肉欲的色情文学”，在当时的情境下自不是什么意外之事。一九四八年底，郭沫若加置的“桃红色的反动文艺”的罪名，成为沈从文最终不得不退出文坛的最致命一击。钱理群所谓“沈从文所热衷的‘实验小说’，至少在一九四八年前后的中国文坛，还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甚至危险”。诚哉斯言。其实，在此之前，国共内战的硝烟已使沈从文再没有可能继续这种文学试验了。但是，他对艺术与生命关系的思考，却在他抗战后又一次主持北平文坛时继续了下去。
这种思考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如何以艺术代替政治，以美育为中心进行北平故都的市政建设，为故都带来真正的“文艺复兴”。在一九四七、四八年间，沈从文以巴鲁爵士为笔名发表了一组北平通信，就如何改造这个古都，包括改进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美术专科学校等等，作出了一系列的构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字为《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假托先贤之口，在北平营造了一个艺术的理想国。这个艺术的都市，请参与设计了联合国大厦的梁思成任副市长，主持都城保护。警察局长则由戏剧导演或音乐指挥，其次由园艺专家来担任，而教育局长则应为工艺美术家。北海边的草地上建起六组白石青铜像群，纪念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建筑、电影六部门半世纪以来的新发展和新贡献。以美术、音乐、艺术等来管理这个城市，以美育陶冶民众，综合美术与科学，作为人类新信仰的基础。当然，如此的理想国只能是一介书生的梦想而已。历史的反讽是，梁思成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果然参与了北京的城市建设，只是，他那些有关保留和开发城墙、在北京西面新建一城以适应新中国首都建设的需要等设想，不得不退让于社会主义纪念碑式的政治中心设计的宏伟蓝图。
第二层有关北平故都重建的设想见于沈从文对北平博物馆和文物研究的思考和批判。一九四八年前后，沈从文写了一系列有关文物和博物馆改进的文章，对文化史以及现代博物馆的性质和意义做了深致的阐发。就中国三十多年来对文物的研究态度和对博物馆的利用，沈从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弊病：或近于旧时玩古董字画的风气，或一味地追求西方艺术，忽略了传统美术，使博物馆成为堆积中国传统艺术品的没有生命的所在。如何改进博物馆和文物研究，结合传统和现代，使博物馆不再只是文明的桎梏、僵死的文化分类权威，是沈从文思考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