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秀楚等人而言，在决定是否设案焚香的时刻，新的统治者是残暴还是宽和，他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毕竟，明政府的腐败已经让他们尝尽了苦头，一个新的统治者虽然未必会是好的统治者，但也不一定就比原来的腐败政权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就经验来看，虽然清军在攻城略地的时候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残暴，但是，同时代的明军与一部分农民起义军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比清军好上多少，大家也就未必要为晚明政府那样一个统治集团尽忠。
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我们不妨看看就在与“扬州十日”近似的历史时段里，明政府与大顺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于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之后，南京便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在臭名昭著的奸臣马士英的策划下，正是隶属扬州府的仪征地区成了对福王的迎銮之地，最终，这位从洛阳出逃的年轻的福王在权奸与军队的支持下继承大统，改元弘光。在史书的记载里，这位弘光皇帝具备了几乎所有的人性的缺点，并把这些缺点通通发扬到了极致。好色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他那规模浩大的江南选秀活动让百姓怨声载道，而蹂躏少女致死的事实又充分暴露了他残忍无度的一面。
弘光朝的军队，主要是“四镇”藩将。其一刘泽清，最为著名，他曾是山东的明军统帅，外表温文尔雅，有儒将之风，在抗拒中央号令和屠杀劫掠百姓方面颇有心得。更著名的是，他在宴请客人的时候当堂杀人，取出被杀者的脑浆心肝，边吃边饮，旁若无人。而另外三镇首领，比之刘泽清，也都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对于“四镇”，南方各地的士绅百姓畏之如虎狼，其间发生了难以计数的残暴的流血事件。扬州城因其富庶，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一六四四年，也就是“扬州十日”的前一年，“四镇”之一的高杰部队屯兵扬州城下，虽然收到了城中居民进献的大量财物，高杰却并不满足，反而下令围城，并纵容士兵在扬州郊外杀人行劫。高杰意图入城，但扬州市民决意不从。扬州巡抚派去与高杰协商的一名士绅因为回城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甚至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因此哗变，扬州巡抚出逃，而高杰则在城下陈列被杀的郊区平民的尸体恫吓城中居民，并做出了攻城的架势。如果不是史可法即时赶到，扬州城恐怕会在清军屠城之前就先遭受一场由“自己人”带来的巨大浩劫了。而且，这种浩劫的危险居然还不止一次地存在过：高杰没多久就死于同僚的伏杀，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四镇”的另一员大将黄得功兴奋不已，马上准备突袭扬州，要在收编高杰余部的同时洗劫这座城市。黄得功的动向使史可法不得不放弃了蓄谋已久的北上反攻计划，折回南方营地去阻止黄得功的军队。
这就是“扬州十日”前夕南明政府的局面。而攻陷北京的大顺政权又如何呢？李闯军队在进驻北京的时间里，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腐败，北京百姓对李闯军队由喜悦的盼望转为愤怒与畏惧。城中拷打、私刑、强奸的事件随时随地地发生着，城墙下经常会有被丢弃的女子尸体，尸身赤裸，显然是死于淫辱。整个军队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无所顾忌地释放着心中的欲望。
于是，摆在扬州人面前的问题是，在这个乱世之中必然要接受某个政权的统治，传统观念虽然使他们习惯于接受明朝的所谓“正朔”，但那个腐败的政府显然不得人心。若干的知识分子和许多怀有朴素民族感情的人试图为明政府力挽狂澜，在他们的心目中，更多考虑的是王朝的“正统”与否，百姓的利益是退居第二位的。虽然，当时的局势是，打着不同旗号的凶残之师到处横行，即便有人意图“投靠明主”，而在所能有的选择范围当中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在私天下的时代里，任何政权，都只是人民头上的一个主子，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他们不会太多地考虑政权的正义性等等问题，哪个“主子”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生活(至少不要太暴虐地对待他们)，他们也就会接受他。
伤口和曾经有过的剧痛是很容易就被遗忘的，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更是如此。在清政府已经牢牢控制了原先属于大明帝国的版图之后，扬州城很快地复苏，并且以惊人的加速度繁荣起来。百余年后，清政府的乾隆年间，扬州的骈文名家汪中写下了一篇题为《哀盐船文》的名文，传诵一时。文章记述的是扬州府仪征一地盐船失火死亡千余人的巨大灾难，但文章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扬州盐运的鼎盛场面：“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西极于汉阳，转运半天下焉。惟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郭。”
这一时期的扬州，已然富甲天下，历史的伤口仿佛转眼便即愈合——事实上，在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诗人吴梅村应召北上途经扬州的时候，已经看到在“扬州十日”仅仅八年之后，这座城市里已经有了船歌新唱、官河新柳，而明月下的二十四桥一带更是一片歌楼妓馆，一派升平景象。
当年清朝统治者是在宣布“剃发令”之后才遭到了汉人社会各阶层的联合抵抗，而在这一被认为有辱人格、有辱祖先的政令颁布之前，那些忠君复明的知识分子们很难在城乡之中寻找到足够的民众支持。百姓们就这样安居乐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了大清帝国的“正朔”，把头上的辫子视为国家民族的象征，把清军开疆裂土打下的比明代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的疆域视为自己国家的荣耀，他们显然不再记得“扬州十日”。
康熙年间，这个被很多人誉为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有路人经过蒙古或者黑龙江宁古塔一带，仍会见到扬州口音的女子，她们年龄已大，身上的扬州绸缎早已换作了兽皮，在那片男多女少的陌生而苦寒的土地上寂寞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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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9143
扬州：选择与遗忘
李立玮
200409
短长书
世上究竟有没有天才呢？清华梁启超先生曾称道在他上课时向他问难的一年级学生、也是同乡的张荫麟是“天才”(吴宓先生则称其为“梁任公第二”)，钱穆先生也说他“天才英发”，与张荫麟在浙大时为挚友的谢幼伟先生更发文详论其堪为天才之属，因为“这不是天才，绝不能有这样的成就”。什么成就？不过一册没有写完的《中国史纲》而已，那能叫“天才”吗？还是先读读这本《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下简称《文集》)(广东省东莞市政协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二○○二年)罢。
初读这本“文集”，我想，它可以有三点：一，天才，其天赋之外，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外加“汗水”等等；二呢，要有一个可以催生天才的文化氛围或称“生态圈”，如张先生所出身的老清华；其三，可能就是“陈寅恪定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非如此不足以成就天才；张先生治学就谨守“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的法则，所以我们看“五四”后能有大师，且大师可以有如云之状，就和那时他们得以沾溉此时代精神相关。不过，这恐怕还不能服人，我们从张先生的生平来看吧。
张荫麟(一九○五——一九四二)，字素痴，广东东莞人。他早年就读清华，国学受炙于王国维、梁启超，西学则从吴宓，不久即以史、学、才三才并美知名，所谓“文学院四才子”，说的就是张荫麟和钱钟书、吴晗、夏鼐四位同窗，或者尚有“三才俊”之说，那是他和贺麟、陈铨三位同窗了，后来他所交往的学人还有熊十力、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张先生早慧，又立志要做第一等人，这就是天才的脾气了。他目无余子，曾就梁任公、陈寅恪、顾颉刚、冯友兰、胡适、杨鸿烈、卫聚贤等时贤的著作发表评论，时人以为胆识不凡，其中最能作为“老清华”谈屑的就是一次梁任公授课，先从衣袋中取出一信，向听众打听何人系张荫麟，张应声而起，原来他向梁先生质问上课中的问题，梁当众答复之。那时，张荫麟不过才十八岁啊。
张荫麟早年失怙失恃，他为了供给自己学习和扶持弟妹就学，不得已时常靠投稿维持生计，即使这些短篇什文，也多涉及经学考据、中外交流、科技史等等，甚至“今天重读这些论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二十来岁的学生，学术水准竟可以令当下有些大学教授汗颜”(语出王家范)。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已有《纳兰性德传》等作品，留学彼岸则汪洋恣肆，为学无涯，及归国，编纂有他一生所仅有的出版物：《中国史纲》。此书原本计划由张先生撰写两汉以前、吴晗撰写唐以后、千家驹负责近代、王芸生负责中日战争(当代)，但结果只出了其“上古篇”(至东汉)，即张先生所撰写的部分，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其功力与学识并不稍减，用陈克艰先生的话说，是“写出历史的生理”的史书，而其取精用宏，别择精审，剪裁铸，莫不得宜，真是举重若轻，又文字简约，流畅粹美，字字珠玑，引人入胜。此书之出，贺麟先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内“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至于说到他的文字，有人说没有太炎先生的晦涩、任公先生的堆砌以及孤桐先生的生硬，是宜乎藏之名山的。
现在我们再看看这本最早是战时浙大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一九四一年)的书吧，它不仅置诸当时通史著作，如吕思勉、邓之诚、陈恭禄、缪凤林、钱穆以及其后之周谷城、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白寿彝等等之中毫不逊色，就是今天有哪家有魄力和见识的中学或竟大学吧，将之作为历史课本也丝毫不差。当时早就有人说了：我们“小学和中学和大学以及国民的历史教育都没有什么成绩，教科书也好，讲义也好，在我们看来，都是生料硬货，零杂不堪，只是名字史料无穷无尽的排列而已。国民最基本的教育当然是史地的教育，史地教育的失败便是整个教育的失败”，难道现在和以前有什么区别么？早在那时读者就痛感我们“有了二十多年工夫的中国史学界还不能对局外人简单地清楚地亲切地美丽地说说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故事，实在太惭愧了”，难道今天我们不惭愧么？怪不得在大学生中《苏菲的世界》成了他们课桌下的哲学读本，《光荣与梦想》成了他们心目中史书的佳作，他们只是不知道我们还有张先生的《史纲》。张先生他们当年撰写普及读物，一个初衷就是钱穆先生曾慨叹的“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这种状态现在改观了多少呢？
作为通才，张先生通史之外又专攻宋史、科技史、人口史等，他还非常明确：要从哲学上得“超放之博观”和“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上“冀明人事之理法”，于是他兼考据和义理、汉学与宋学，既能有“理解的深入”，又能有“同情的洞察”；在他的视野中，不独古今，而且还有了柏格森、罗素、怀特海、斯宾格勒之类矣。足见他怀抱之广、之深。《文集》中他的友人说他专心治学，绝不旁骛，甚至从不看电影、小说等等，这和我的印象不符，譬如他曾正面评价鲁迅，他在《读南腔北调集》中曾云：“周先生为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是“那种见着光明峻美敢于尽情赞叹，见着丑恶黑暗敢于尽情诅咒的人，是那种堂堂赳赳、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这不仅说明他不囿于清华学人的“圈子意识”，而且是博览广大的。
正如钱穆先生所云：张荫麟“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已”。张先生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政治年代里，他和许多青年一样有着一腔热血，有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如“五卅”，清华学生会在邵飘萍《京报》上办《上海惨剧特刊》，领衔的就是张先生和马寅初、王造时、顾颉刚等几位。再如“一二·九”之际，张先生已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文科硕士归国并在母校任教，他不能袖手旁观，参加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发宣言(即上海的鲁迅查看再三、遗憾没有周作人签名的那份宣言)、写文章，这就和他的老师吴宓不同，所以吴在日记中说：“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吴先生这个评语是有欠公正的(所以后来张、吴合办《学衡》，尽管也略有芥蒂，吴先生却看出张荫麟是“一不通世故之书生”，基于此，对他也就“向爱重之，常谋所以匡助护持之者”，也就是师生共同捍守中国文化传统的美意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不能不问政治的岁月里，应该是出入道、学两域的，书生论政，是执行他的天职，即使是张先生的名作《中国史纲》，这样一部学术性和教科书的著作，也“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这里面实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贺麟)，而在张先生短暂的生命中，我们曾经忽略了他不少的政论文章，如王芸生先生回忆，他曾在《大公报》、《国闻周报》等上发表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论非法捕捉学生》、《论修明政治的途径》等，有些甚至是让主持北方舆论的王先生因其“语旨切直”，为之“踌躇再四”才予以发表的。在中国知识分子大分化的抗战中间，张先生是转而信服了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的，那时有许多人做出了这同样的选择，当然也有张先生挚好闻一多、吴晗选择了左倾，王芸生遂慨然“抗战以来，随着物价的高涨，最感受生活压迫的是读书人，再加僻居学府，忧国情殷，未能尽悉国事内情，迷惘于政治表象，故往往于艰苦生活中又笼罩上一层抑郁的情怀，他们就不免于憔悴了”，而张先生竟“憔悴”以死矣。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这是陈寅恪先生在张荫麟病逝后写的悼诗。九儒十丐，千古伤心，在一个失去社会常态和人心定力的动荡岁月，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五斗米就可以让读书人不仅折腰而且殒躯呢，何况死去的张荫麟还堪称是天才！正是“自古才为累，天悭狷与狂”(朱自清：《挽张素痴》)、“才命难兼济，彭殇岂自由”(施蛰存挽诗)。他的死引发了“气类惜惺惺”(钱钟书：《伤张荫麟》)，于是陈寅恪先生痛心张荫麟不能等闲看世变幻相，不禁掷笔长叹，所谓感同身受，徒唤奈何！张先生死在浙江大学西迁的贵州，正是不得其时而死，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鱼烂年代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悲怆的哀号。
记得十余年前，一次偶然从同人处见到一本老浙大遗存下来的旧书，是一本史学理论书籍，似乎还是老“商务”所出，信手浏览，竟从书脊上的借书袋里落下一张借书卡，上面居然是张先生的签字。岁月倥偬，那本书也只有张先生一人签名而已，记得当时不胜唏嘘，后来朦胧忆来，不禁怅想：这张先生的书卡不是可以作为我浙大的“文物”来看示吗？由张先生的签名，不由又想起他在抗日战争一九四二年的深秋，在遵义的贫困潦倒，也正合了当时久欲来浙大任教的吴宓先生所感慨：“英才早逝，殆成定例。”“学衡派”的梅光迪(浙大文学院院长)、黄翼(心理学家)，甚至竺可桢校长的爱妻和爱子不是都死在了西迁路上了么！
张荫麟先生死了，他还有许多尚未完稿的著作，对中国史学界来说，那是何等的损失！这位被视为中国历史学“梁任公第二”的三十六岁的天才学人，抱憾离开了人世，他是因过于用功复饱受疾病折磨和精神痛苦之后撒手人寰的。“文章憎命达”，这不独诗人，也关乎史家，其实，当人们说张荫麟是“天才”时，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不祥的信息：从来天才就是命畸的。《吴宓日记》中记有张先生“抑郁烦躁”的原因，那是促其命短的一个因素，在这本《文集》中通过他挚友的记述，我们更可以了然那“情殇”的底里：原来岭南学问，素有伦氏、容氏二世家，前者如藏书家的伦明先生；张先生与伦氏家族的伦慧珠女士终成眷属，不料人间的俗事并不是“天才”或“书呆子”可以谙通的，谢幼伟先生说：天才嘛，“他可以疯狂地爱上一个女人，当他爱她时，他是把她过分的理想化，过分的提高她的地位，提高到常人以上的地位”，然后……(为免片面，或不取男权话语，姑不转述)，总之由爱而恨，劳燕分飞，这已经是一痛，张先生又与容氏家族的容琬女士相恋，却没有一个结果，有此“二痛”，就做成了他的生活悲剧。
今天缅想其人，想他从十八岁起问难梁任公，一生广涉中西学问，立意“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从而建构其宏大的史学观；不想苍天无情，于是熊十力先生祈以“使天假之年，纵斯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乎”？钱穆先生推崇以“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以及陈寅恪先生等等之热望，尽付东流矣。
总之，张先生已不再，我们只有“纪念”中的张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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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9150
关于张荫麟
散木
200409
短长书
上世纪七十年代，法国人埃莱娜·西苏创作了一出戏剧叫《西哈努克亲王忧患而失败的柬埔寨故事》。她是身体写作的倡导者，在其有关女性写作的论文之一《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里，她谈到这个剧本，谈她如何被那遥远的国度里的人民“完全占据”。仅就剧名看来，它似乎与我们所想像的身体写作毫无瓜葛。在我们的印象中，一些备受关注、争议的文学现象往往被冠以“身体写作”之名，如此称名的理由又常常归结为文本中身体的裸露或者性的活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女性先锋小说到世纪之交的美女写作，再到眼下的情色读物，以及所谓“下半身”诗人团体，莫不如此。考虑到本土女性文学研究，都将身体写作与西苏和伊利格瑞关于女性写作的理论主张相联系，这其中的粘连和差异是值得探讨的。
身体写作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说，“整个写作史几乎都同理性的历史混淆不清”，贯穿其中的“是那同一种自我爱慕、自我刺激、自鸣得意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因此应该开创一种全新的写作，它出自妇女之手并且面向妇女，首要任务是使女性回到自己的身体，因为女性的身体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写作史上不属于她自己，而是被剥夺了，是“供陈列的神秘怪异或死亡的陌生形象”，女性只有在拥有自己的身体之后，才能“学会讲话”并“夺取讲话的机会”。回到身体是为了唤醒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这只是一个方面；女性写作需要身体，还在于它自身的实体性，“每个人的身体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施放其无限的、变化的全部的欲望，而不按照任何模式或标准”，“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存是不能阐述的，它必须去感觉，它必须使自身被感觉到”。可见，身体在女性写作中具有多重性，写作者既要正视身体本身，正视女性自我的感觉、激情和潜能，还要在此基础上重建对世界的认知，使世界正视女性的存在。因此，在真正的身体写作中，“身体”与“世界”必定是紧密关联的，“在妇女身上，个人的历史既与民族与世界的历史相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相融合，她是一切解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必须高瞻远瞩，而不限于一拳一脚的相互交锋”。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从未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真正的男性形象”的时候(《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西苏再次强调了身体写作，她说：“我以躯体写作。我是女人，而男人是男人，我对他的快乐(Jouissance)一无所知。我无法去写一个没有躯体，没有快感的男人。”但她又解释了自己何以在戏剧写作中塑造男性形象：因为在性快感的范畴之外，男性和女性是以相同的心灵感受世界，而心灵是没有性别的，“这并不意味着戏剧中的人物们都是些腰以下残缺的造物”。西苏在这里以更具体的方式重申了上面的道理，一方面，写作活动中的身体——有快感的、觉醒的机体——使得女性主体能够摆脱男性中心的话语的控制，并且享受、陶醉于这个充满“狂喜”(类似于性的巅峰体验的愉悦感，即Jouissance)的文本建构，也是女性的自我建构过程；另一方面，性在身体中不是全部，“狂喜”也不只存在于感官体验之中，相反，性只是在激发主体的心灵和激情的时候，在重新发现历史、颠覆父权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意义。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与真正的身体写作要旨相去多么遥远：美女作家们的“身体”，已然脱离了具体语境，她们只是按照这一孤立能指所引发的习惯想像，制造着迎合人的窥视欲的躯体。因此，在这类“身体写作”文本中，除了身体的外观、行止符合并刺激着流行趣味，除了在讲述当下时所显示的生活事件本身的新异，此外其实并没有什么赶得上封建时代男性文人杜撰的市井和肉欲小说。而“下半身写作”，更是干脆将所谓“腰以下残缺的造物”变成了只剩“腰以下生存”的造物。差别还可以通过这个对比来显示：当年，另一位身体写作的倡导者露丝·伊利格瑞在发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之后，被拉康所领导的精神分析团体逐出门外，原因是她的思想太激进，政治意味太浓厚；今天呢，写出的身体和身体写手们都受到市场的拥戴，成了消费者目光飨享的盛宴。这情形让人联想到波伏瓦曾经说过的话：“妇女事业却被支持女人的无能之辈搞得有点声名狼藉。”她是指十九世纪法国女性主义运动兴起时的状况，当时，以女性自由解放之名行个人追名逐利之实，看似离经叛道实则与陈规陋俗、腐败之风沆瀣一气的现象也很常见，包括文学创作中的情色泛滥。我们今天的情景何其相似！也许，无论本土女性文学引不引进“身体写作”这个概念，都不会影响美女作家的弄潮风光。但是，当诸多颓靡滥情之作都自觉不自觉地以身体写作的名义邀宠于市场时，不免令人沮丧：女性主义好比一片广袤大地，气象万千迷障重重，身体写作就是先驱者在探索旅途中插上的路标之一。可是，进入本土语境之后又被利欲操控的身体写作，就好比一块挪位的路标——人们把这块路标掮回了家，变成了值钱的古董。既已物化，就无论是谁都可以占有，于是身体写作也完全可能成为一个男人的拿手好戏——当美女作家浪潮汹涌的时候，美男作家如箭在弦上也不值得奇怪了。
那么，是什么使当初女性主义者寄予厚望、富有社会价值的身体，降格为公众视野中的刻板器官的？当然可以归因于我们身处其间的社会环境：消费的观念已然如此盛行，各式的享乐和超级享乐在日常生活中触目皆是而又遥不可及，当欲望一再地受到刺激(多亏日益发达的媒介和信息)而无限膨胀，满足欲望的条件又没有适时跟上(无奈人的实际创收能力毕竟有限)时，通达理想的路径就显得格外狭窄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叛逆姿态对抗话语霸权的身体写作转变成吸引眼球、在商品经济时代适者生存的身体写作，对男性中心的颠覆变成对男性窥视欲的迎合，一种性别斗争的方式成了个人推销自我的手段。
这样一来，似乎完全否定了本土身体写作。其实，林白、陈染等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些被称为私人写作、个人化写作或身体写作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具备女性写作的自觉和潜能的，虽然当时招来众多非议，却也可以算是实现了写作史上“必不可少的决裂与变革”之一。所以，不能笼统地指责先锋女性作家和美女写手，都将作为灵魂居所的身体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这个说法本身潜藏着男性中心的话语模式贬抑女性的历史内涵)，但是，先锋女性作家似乎没有领会到身体在女性写作中的起点性质，反而把它当成终极目标。也就是说，本土身体写作从一开始，就把一个社会性、政治性的身体观念转变为一种个人的身体姿态，把那干预现实的精进作风变成孤芳自赏的个人操守。结果，这种写作活动反倒成了西苏所批判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自我爱慕、自我刺激、自鸣得意”的女性翻版，不能否认这种情况是由于对理论的误读造成的。人们看到，那些叛逆的卓尔不群的“身体”，仿佛处在透明的箱子中，箱子随着人的身体而运动，人始终与现实绝缘，她们就这样成了世人眼里的另类，成了供人打探的对象。如果说，当年常常有人越过这些女性文本，把目光投向作者及其私生活，是接受心理的幼稚和病态，那么今天的身体写作，则是写手们在培养和牵引着这样的目光。我们实在不应该让本土女性写作的先驱为当下的“身体”当道负责任，但是看到今天每况愈下的“身体”，又觉得她们实在难辞其咎，因为，即使我们不能强求“身体”承载那么多的社会使命和历史重负，可是，她们在把身体变成“微观政治”的领域时，也把身体变成了仅仅指涉自我的孤立“躯体”，为身体在后来的写作中蜕变为感官种下了祸根。
从身体写作理论源头来看，一些原则主张也有诱发歧义的因子。露丝·伊利格瑞曾经设想，女性可以把身体写作当做一种策略，以深入男性话语的内部，按照它所习惯的方式来瓦解它的霸权。她以为至少可以采取这么两种方式：一是主动迎合男性目光、满足男性的欲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取悦男人的方式来“消费男性”；二是通过双重滑稽，即把男权社会规定并强加给女性的形象——常常是夸张可笑的——以更加夸张可笑的方式表达出来，强化它的荒谬。显然，这后一种态度和方式在我们的女性写作中难得一见。而情色读物或许是第一种策略的演练，并且可以算是消费时代新女性的自我实现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本土，有很多人这样做了或者正在这样做着。可惜，不管这种做法有多么明确的目标和强烈的自主性，客观上都助长了男性中心的权威，也会继续培育社会性的物化女性的心态，并且，它也使两性关系重陷二元对立的窠臼。本来，露丝·伊利格瑞对身体写作的如此阐释，是为了促使现存秩序正确认识女人的“女性”、“母性”，也是在激励女性积极行动、改善自身处境。可是正因为她太注重策略，对男性中心的变革就可能变成西苏所说的“一拳一脚的相互交锋”。再者，当倡导者们一致认为，并一再重申女性要从男性话语的遮蔽中浮现出来，只有自己的身体可资依凭的时候，或许已经使人的注意力集中于身体本身的新异，而遮蔽了它的丰厚涵蕴，这似乎又显示出理论话语的不够策略。
因此，还是让我们重温女性主义赋予写作和身体的原初含义及使命：“写作是使我们记住那些曾经战斗的人们的一种方式，那些为拯救人类的食粮、草木、天空，为拯救真实事物的美或曰一切事物的真理——一切不同的美而战斗的人们。”写作还是抵抗邪恶、苦难对人的抹杀和扭曲的方式，像那些走向纳粹的死亡营的女子所写的日记那样，像那些在其他迫害中被迫隐去真实面目的人以诗的方式彼此支持一样等等。而身体，则促使写作者时时面对并慎重处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怎样去写那些不写作的人？”它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立场和态度的问题，因为，除了湮没于男性中心的历史言说中的女性，现实里还有同样众多而又纷繁不一的人需要发现、需要倾听。“进入他人”，西苏说，身体之于写作主体，就像在舞台上塑造人物的演员：“真正的演员是这样一种人，他有着节制的、虚怀若谷的自我，足以使他人能够侵入并占据他自身，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为他人保留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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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9154
慎重对待身体
魏天真
200409
短长书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在翻译成韩国译本时书名改为《三国志》，采用的是记载有关三国历史的史书的名称。这部有关中国历史的小说在韩国并没有因为历史背景的差异而受到冷落，恰恰相反，如果在韩国网站上检索《三国志》，得到的结果毫不逊于在中文网站上检索《三国演义》这个关键词，因为《三国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其普及的程度也许会让中国人感到吃惊。
《三国志》最早可能是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传入韩国的。
根据十七世纪小说家金万重的作品《西浦漫笔》记述：“今所谓三国衍义者，出于元人罗贯中，壬辰后盛行于我东，妇孺皆口诵说。”所谓“壬辰”是指一五九二年发生在韩半岛的“壬辰兵乱”，当时处于幕府制下的日本试图侵略韩半岛，遭到李舜臣等韩国民族英雄的阻击，败退。之后，当时的朝鲜王朝又遭到金国的侵略，称为“丙子胡乱”。也许是由于这两次兵乱，人们有渴望英雄出现来拯救国家的心理，而从中国传入的《三国演义》正好符合这样的民间心理，所以“妇孺皆口诵说”。
《三国演义》在传入朝鲜后，不仅原作人气鼎盛，而且还出现了不少改型和翻译的作品。例如节译本《关云长实纪》、《张飞、马焦实记》、《赵子龙实记》和《华容道实记》等，还有不少全译本、改译本。
一九三七年，日本作家吉川英治所做日文版长篇小说《三国志》也由于殖民统治的文化支配而来到韩国。
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流传的版本以全译本为主，几乎每隔十年或者二十年就有新的译本出现，朴泰远、朴钟和、金邱镛、黄皙、赵星基、金洪信和李文烈等人先后翻译了这本书，共有三十多个版本。其中金邱镛的译本被称为最忠于原著的版本，而李文烈的版本被认为最具有历史意识，而且最为畅销。从一九八八年出版后到今天，李文烈本已经销售了一千四百万册。这是一套十册的版本，照此计算，最少已经销售了一百四十万套。如果按照每个家庭三口人计算，可以说有四百二十万人已经阅读了这套书，约占韩国人口的十分之一。黄皙的译本是二○○三年七月刚刚面世的，是译者倾尽七年之功的力作，并想与李文烈的版本一决高低。
此外还有《女性三国志》、《三国志辞典》、《小说三国志》、《罗贯中不知道的三国志》和《数码三国志》等系列书籍，以及从中文和日文翻译的有关研究书籍，总共有一千余种。
对于这本书，许多韩国人不仅读一遍，而且还在不同年龄段反复阅读，从中吸取有关生活的哲理，并得到有关中国方面的知识和中国人的形象感。
《三国志》不仅停留在文学层次，还上升到民间宗教的范畴。在韩国人的心目中，关羽和孔子并称为中国的两个“神”。汉城的关羽庙是地方第五号文化财产，每年要举行一次祭祀仪式。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三国志》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还以网络的形式得到更为广泛的认知。韩国有关《三国志》的网址有近四百个，其中三百个左右是有关网络游戏的。其他的虽声称为文学性的，但也多与网络游戏有关。真正与正史或者小说有关的网址不超过五十个。总而言之，《三国志》对韩国人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本外国文学作品。
为什么《三国志》在韩国得以广为流传呢？因为这本书来自中国，因为这本书本身的魅力。韩国人有中国情结。一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历史上的韩国一直具有事大思想，信奉华夷论，认为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包括韩国都是夷地。作为中国的附属国，韩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中国的极大影响。新罗时代的佛教，高丽王朝的儒教，甚至从西方传来的天主教，都有假道中国来到韩国，或者直接来自中国的渊源关系。直到世宗大王发明韩文之前，朝鲜半岛一直使用的是汉字作为书写和官方的正式文字。本身的语言并没有文字可以表述。正因为这样悠久的以及深厚的关联，韩国开化期以前的文化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影响源。直到今天，中国文化在韩国冠以“汉风”之名称仍受到重视。包括《三国志》在内的许多中国书都是韩国人所钟情的读物。
如果抛开《三国演义》传入韩国时的实用性目的，从现在韩国人选择《三国志》的原因来看，韩国人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人的必读书目，如果想了解中国，就应该读这本书。这也是汉城大学将《三国志》列为学生必读书目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许多公司的经营人员在开发中国市场时阅读《三国志》的重要理由。在此意义上，《三国志》已经不单单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中国这个国家，或者中华民族的一个形象描述。由于出场的人物众多，形象各异，而且又处于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各方神圣纷纷表现出极其鲜明的特色。典型时期的典型人物，最容易反映出典型的特性。韩国人一方面认为《三国志》中出现的人物可以代表中国人的特征，读这本书就可以认清中国人的面貌；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是在中国人人必读的一本书，那么中国人或多或少会受到书的内容的影响。即使原先中国人的典型形象与书中人物不符，但读书过程会改变中国人的原有特点，从而塑造一种新的中国人。如果想了解深受《三国演义》影响的中国人，还是应该读这本书。正因为满怀了解中国这个庞然大国的热望，《三国演义》基础上演义而来的《三国志》就成为韩国人演绎中国的一个捷径。
韩国人也有《三国志》情结。韩国有句俗话，为“不能与读过三遍《三国志》的人较量”。大家认为这本书可以给人以生活的智慧以及勇气，如果能够将这本洋洋大观的著作通读三遍以上，那么什么人都不是其对手了。一九七八年，《三国志》漫画版在韩国出版时，当时的军政府曾经删掉了其中的百余页，因为会对其统治不利，足见韩国人对这本书的敬畏心理。
还有一个说法与中国情结有关，即现在中国人最为尊敬的伟人毛泽东和孙中山都喜欢读《三国演义》。这两位都说当时的中国处于外国侵略之中，为了抵抗侵略，将来重建新中国，应该读这本书。而且果不其然，孙中山推翻了清朝政府，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而毛泽东则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三国演义》中有统一国家的方略，值得一读。无论是人事管理、公司经营、国际关系，还是待人接物、修身养性、处身立志，这本书都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正因为如此，韩国的中学生被要求阅读这本书，甚至可以从中学习作文的逻辑论证方式。韩国的学者研究《三国志》人物的领导形象，从中得到管理国家的基本原则等等。此外，韩国在历史上也曾出现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并立的三国时代，最终以新罗统一半岛。现在，朝鲜半岛又处于分裂状态，韩国人都希望能早日实现统一。这样的历史相似性也许对《三国志》的流传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来自有文化同源背景的中国，又满含韩国人所热切寻找的人生智慧，《三国志》就顺理成章的在韩国落脚，甚至成为其第二故乡。
如果单单从选择《三国志》的直接原因来看，还不能透彻地理解这本书在韩国社会中的位置。在《三国志》向中国以外的地域转移时，日本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如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在近代之前循着中国→韩国→日本的方向流动、传播和转移，但之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文化也随同商品以反方向进行反传播和反转移。如果加入日本，这样一个中日韩三角地带的比较可以更加清楚的透视《三国志》这一文化现象及其在韩国的表现。实际上，文化的传播过程不仅是横向的、区域的，而且也是纵向的、历史的。
日本最早的“三国物”可能是江户时代元禄三年(即公元一六八九，清康熙二十八年)开始刊行的《通俗三国志》，作者署名“湖南文山”。应该说晚于韩国，但具体的传播方式不能求证。之后出现的两部作品都与日本侵华战争有关。其中甲午战争时出现的长诗《星落秋风五丈原》赞颂了忠于刘禅的诸葛亮，有宣扬对天皇效忠的意图。之后一九三七年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则在日本公然发动侵华战争时出版，有想借用这本书的智慧战胜中国的意图。这本书并非是原著的直译，而是加入了作者的阐释，并参考了原《三国志》等历史文献，是在《三国演义》基础上的一次再创作。就是这样一本书对韩国书写《三国志》的传统产生了从书名到编译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成为日本对殖民地韩国进行文化控制的一个佐证。
但是与日本的侵略夸张意识不同，韩国人自己书写的三国志却另有一番风味，是一个以“合”为主要倾向的历史小说。而且这个“合”与日本的“大和”要和于天皇又是截然不同的，是共同体文化的体现，鼓励所有人的参与。
这样在横向传播的过程中，《三国演义》就出现了韩国和日本两个翻版。其中的微妙之处从三个国家最尊敬的小说人物中可见一斑。如果没有错的话，中国人喜欢诸葛亮的人比较多；而韩国较为尊敬刘备和关羽，其中关羽更升格为武神；相反，日本人普遍倾向于曹操。这与三国本身的文化特征有关，中国重“义”，韩国喜“仁”(韩国人认为孔子所指的东方“仁”之国指的是韩国)，而日本崇“礼”，并可以对应法家的“法”、“势”和“术”三家。中国人对《三国演义》的开篇都熟记在心，朗朗上口，“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就必分”，体现出中国人一种全局性，而非解析性的思维方式，重视事物的基本原则，而对具体的人物不是太关注。对人物的偏爱也选择掌握大局的诸葛孔明，明义而不深究。相比之下，韩国和日本更为关注其中的具体人物形象。
韩国是以萨满教为典型特征的公众参与文化。巫堂在做“术(Gut)”时需要巫堂、请受者、神等所有参与者的共同行动，只有在共鸣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目的。之后，大家还会一起将做术时的食物一起吃完，称为“共同食事”。这无不表现出一种大众性的特征，是韩民族的凝聚力之一。刘备胸怀宽广，有领袖魅力，是仁之典型；关羽以德服人，以仁待人，是其中最完美的人物之一。由于萨满教的多神信仰特征，关羽也成为其中一个神而得到侍奉。
日本则是一种精英文化，对大众要具有一定的支配力的人才可以做领袖。曹操善于用人，又公私分明，善于用术，是领导人的最佳人选。这当然符合日本人的心理认可。而且《三国志》中反映的勾心斗角、应对危机的策略在曹操的身上最为集中，是日本人在狭小的国土上互相竞争，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与大国相拼的最合适的模仿对象。可见，即使在内容相似、人物相同的情况下，三个国家的读者在心理上对《三国志》进行了自己的再创造，也无怪乎译者的海阔天空了。到现在为止在韩国最为流行的版本并非最忠实原著进行翻译的著作，而是由译者加入自己的历史观念进行意译的作品。《三国志》是韩国人对《三国演义》的演绎，也是日本人对此的理解。此三国非彼三国，是继上述横向传播之后，在韩国以及日本的纵向传播。
实际上，中国人太熟悉《三国演义》了，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现代的中国人反而无法在其中感受到新鲜的东西。即使是名为“华容道”的玩具也不是近世之物了。纵向传播在中国表现的并不明显。对三国志传播的最为活跃的是日本，对三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现代演义。紧随其后的是韩国。如果按照年轻人的认知方式来排列，网络游戏应该当仁不让的排在首位。这样的形式已经绝不能算是文学了，但其普及程度又如同原来文学对大众的影响力。
实际上，网络游戏不仅担当了纵向传播的角色，而且还是反传播的媒介。在经过现代加工之后，《三国演义》以网络游戏的形式再回到中国。由于小说的本源性，这种文化传播自然很容易在中国找到落脚地。经过加工的小说改头换面以更广义的文化形式回流到中国，不仅具有原文化型，并加上韩国自身特有的文化特性，让人分不清到底是中国的“汉风”，还是韩国的“韩流”。在这样的反传播氛围中，中国也在悄悄的变化。在中国的新浪或者搜狐上以“三国”这个关键词搜索，得到的也多是与网络游戏有关的网址，真正严肃的文学评论或者文化考察的网址寥寥无几。可见现在的“三国”在中国年轻人心目中会是什么样的面目。或者说，中国年轻人接触《三国演义》的方式已经与以前大相径庭了。
《三国志》在韩国广泛传播，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部书，其影响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畴，构成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但对《三国志》的认识不应仅仅停留在静态，而应考虑到其动态特征。日本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参与者，不仅是韩国，而且连原创的中国也不能避免其反传播的影响。这样的一个文学跨地区转移现象是不能忽视的。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文化被创造出来。
记得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一次播放有关“哈韩”主题的节目，其中一个嘉宾的说法尤其引人注目，他说：“现在连《三国演义》、《三国志》都是日本版的，将来孩子们会觉得那个《三国演义》是日本人的事，不是中国的事了。多恐怖啊！”是的，每个民族、国家都有保护自己文化财产的义务，但是没有阻止其他民族、国家创造新文化的权力。实际上，保护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让年轻人喜闻乐见。但是，在这个逐渐融合的历史过程中，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是文化的保护者，又都是创造者。如果是经典，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但此三国已非彼三国。
159
DS0409159
此三国已非彼三国
[韩]李浩栽
200409
短长书
今年六月十一日的早晨，阳光和雨水交替地照临滇西北的其茨顶村。讨论会休息的时候，在那个宽大的藏式建筑的二楼走道上，一个头上扎着红色的带子、穿着很像当地人而又透出山外气息的年轻人向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绍说曾和诗人萧开愚一道来三联书店二楼咖啡馆与《读书》的朋友们聊天，现在德钦附近的明永村做小学老师，已经快两年了。也许是高原日照的缘故，他的脸色和表情渐渐地融入当地人的世界，我无法从这张充满高原气息的脸上找回咖啡馆里的记忆。我问他来这里的感受和所做的工作，他的回答是：度过了开始阶段的心理危机之后，慢慢地进入了村民们的世界；他一边教书一边读一些藏传佛教的资料和著作。最难的，他说，是心理的适应。
他的名字叫马骅。
六月十二日上午，我们一行人分乘两辆车往梅里雪山方向驶去。中途，马骅从另一辆车上下来，坐到我的旁边，详细地给我介绍窗外一一掠过的地方。回想起来，在他的讲述中，有三件事情让我记忆最深。第一件事情是对藏民转山的描述，他显然被那个壮阔的场景震慑了——在叙述一望无际、起伏不断的转山人流时，我们正穿过海拔接近四千四百米的白茫雪山山口，群山被升腾的雾气缠绕，而他的眼神发亮、神情亢奋。“每一个转山的人都见到过一个人，他转了三十六圈，每圈至少要十来天！”那叹服的语气中有一种神秘感，仿佛在召唤对于卡瓦格博神山的敬畏。我不由得想：这个在上海求学、在北京工作，而后辗转来到雪域高原的诗人从中感受到了什么呢？第二件事情是他对当地教育状况的关心。行至某一段山道，我们看见另一侧的山腰上有一个孤零零的建筑，他告诉我说，这是一对藏族兄弟自己出资为附近的村民们办起的学校；他们缺乏支持和资金，但已经支撑了几年了。那个干涸的山腰上没有别的植物，惟有一根细长的管道从极深的河道中探出头来，象征着某种渴望，也预示着某种命运。他没有介绍自己任职的学校，我后来从报道中得知，那个学校仅有两位老师，他是其中之一。第三件事情是关于在虎跳峡可能兴建水坝的事情。那会儿我们正路过一个规模不小的镇子，看着那些参差不齐的建筑群，他说：如果虎跳峡真的修了水坝，这个镇和周边的地区也将被淹没。他神色黯然，而语调仍然是平静的。
抵达德钦的当晚，我沿着县城的主街道闲逛。在一个街心的空地，一群藏族的小伙子和姑娘在弹琴跳舞，周围渐渐地有一些欢乐的人群。这是个周末。我在人群中见到了马骅：他还是头上扎着红色的带子，略长的头发随着他的舞步在暮霭和街灯中晃动，身体在节奏分明地起伏。我也跟着试了试，找不到步点，从两边闪动的善意的笑脸上，我知道自己的动作是多么笨拙。这个节奏、步点和身体的晃动提示着舞蹈的参与者与这个世界的生活的距离。我退到路边的暗影里，看着这个舞动的人群和那个头系红带子的年轻人的快乐的身姿，忽而想到他前一天所说的初来时的心理危机——从那时至今，他已经穿过一个长长的隧道。“穿过那长长的隧道，就是雪国了。”——这是川端康成的著名小说的开头。
也许就是在那时，我的职业习惯抬头了：他以后能不能给《读书》写点文章，写点有关这个离我们既近又远的世界的故事呢？在休息的时候，我问他能否通电子邮件，他回答说：去年村里接了电话线，现在能够上网了，只是速度极慢。第二天，他没有和我们一道去冰川，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匆匆离去——回他的村子去了。
几天之后，我回到北京，给他写了一个电子邮件，希望他有空记着为我们写点东西。但几天过去了却没有回音。又过了两天，我接到一个朋友从中甸打来的电话，说那个虎跳峡大坝的计划仍在进行之中；这个工程一旦上马，当地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文化遗存都将淹没在滔滔江水之中。高速发展的经济导致电力的过度需求，而水电开发又是解决电荒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修筑大坝对生态造成的长久破坏已经为无数的经验所证明，从鱼类到植物、从河床到气候、从水质到疾病传播、从引发地震到安置移民，其中的灾难性影响不胜枚举。一九九六年，美国学者P.麦卡利(P.McCully)出版过一部题为《沉默的河流》的著作，在许多朋友的努力下，这部著作以《大坝经济学》为题在中文世界出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二○○一年)，我真是希望许多关心生态问题的朋友们读一读这部著作。根据作者提供的截至一九八六年的数据，中国的大型水坝拥有量高居世界第一，为一万八千八百二十座，而位居第二的美国的大型水坝拥有量仅为五千四百五十九座。在此之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修筑水坝的数量、规模、资金投入和牵涉的移民数量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拟的。这位朋友的焦虑让我想起了第一个告诉我有关虎跳峡水坝的马骅和那个人口稠密的、可能被淹没的小镇的命运。
于是，我问这位朋友是否和马骅谈过这件事情，因为他一定会关心的。电话中先是片刻的停顿，而后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一天前的傍晚，马骅到城里询问有无可能将宽带网接到村里去，在搭车回村的路上，他随车翻入湍急的澜沧江中，从路面到江面的垂直距离有八十多米。一位目击者曾在一瞬间见到过江面上晃动的一只手，那是马骅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召唤。
那是在我们分别之后的第五天。从那时至今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的那封短信至今没有消息。此刻，我又坐在灯下编着新一期的《读书》——这一期的《读书》有几篇讨论城市的文字，与这里所说的边远乡村相距遥远。但在这个潮湿的夜里，我总想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寻找联系，就像那个头上扎着红色带子的年轻人要把网线接到他的村子里一样。有谁能够否认，反复拆建的古都与沉默的河流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这就是：如何对待发展？为什么要讨论生态？我还依稀记得：这两个问题正是几年前一群知识分子在《南山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它依然是一个问题。
165
DS0409165
编辑手记
200409
陈四益文
百姓们对新闻媒体的期望越来越高了。大事小事，有什么不公不平、不法不轨的事情都希望媒体“曝曝光”。一曝光，上面有了批示，下面也重视了，原先不查办的也查办了，不审理的也审理了。于是，人心大快。足见媒体的舆论监督万不可少。限制或压制舆论监督，只能使枉法之徒更加无所忌惮，平民百姓更加怨气冲天，于稳定没有任何好处。
令人略觉疑惑的是，许多不法不公之事，何以既无执法权力又无执法队伍的媒体，无拳无勇，一介书生，揭露、曝光，不遗余力，甚至不远千里，往返调查，冒险卧底，在所不辞，而职有所司，地有所辖，手握权力，近在咫尺的某些官吏，却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视若无睹，不闻不问，甚至记者问到头上，还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假奶粉、乱收费、安全事故、收容黑幕、官商勾结、地方保护，许多久拖不决、左遮右盖的事，都被媒体揭露了出来，还有用医疗废弃物做食品袋、用连肠带屎的臭鸡油熬制的“精炼油”，诸如此类路人皆知的事情，怎么惟独当地的执法官员看不到？
拿着国家的“俸禄”，不替国家办事，不为百姓执法，甚至还借助权力捞取好处，就如养了猫不逮耗子，反而帮着耗子偷油。不逮耗子的猫确有，那是宠物。喂养优渥，只要它讨人喜欢。官吏们一旦成了宠物猫，遭殃的就是百姓——这样的官吏，要之何用！
诗曰：
官吏无心虚执法，
平民有口苦难言。
传媒纵设三千众，
杯水车薪未解怨。
丁聪
丁聪画
封二
DS0410902
“宠物猫”
陈四益
200410
诗画话
丁聪
丁聪画
李小江 白元淡 阶级、性别与民族国家————————————————————— 3
贺欣 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中的民族仇恨————————————————15
颜峻 十年——中国新音乐快照————————————————————24
林鹤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29
张朝晖 艺术的文脉——————————————————————————40
袁筱一 跨越不知边界的回归——————————————————————47
黄梅 寓意与“擦抹”————————————————————————55
董炳月 “国民时代”的作家——————————————————————63
刘晓峰 书名的漂流——————————————————————————71
短长书————————————————————————————80
雎鸠·苇莺·聒聒雎(裴伟) “桃花扇”是折扇还是团扇(包铭新沈
雁) 披风非斗篷(永宁)
赵汀阳 可可西里的最后一枪——————————————————————90
陈晓明 张艺谋的还童术————————————————————————95
孙斌 完美的时代————————————————————————— 103
王赓武 无以解脱的困境？—————————————————————— 110
王苍柏 也谈华人—————————————————————————— 121
陈维纲 文化·边缘正义·马克思主义的公共霸权理论—————————— 130
孔诰烽 非典型肺炎“黄祸论”与全球管治——————————————— 136
唐际根 被感知的历史与被阅读的历史————————————————— 144
缪哲 傅山的世界————————————————————————— 150
黄裳 读《红楼梦》札记—————————————————————— 157
读书平台—————————————————————————— 164
点燃绝望为自己照明(李锐) 《说君》及其他(朱铭) 今人少识吴
保初(童岭)
读书短札
该有一份神圣之心(许石林，163)
编辑手记—————————————————————————— 166
丁聪 漫画———————————————————————————— 120
陈四益文 诗画话 丁聪配画——————————————————————封二
目录
DS0410921
目录
200410
白元淡博士曾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民众民主运动的中坚骨干，领导工人运动和女工运动，遭到那一时期独裁政府的通缉长达三年，现为韩国圣公会大学中文系教授，是“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
白元淡(以下简称白)：你这次是从日本坐船过来的吧？走了好几天，很辛苦。
李小江(以下简称李)：从日本福冈经釜山过来，乘船和火车。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出游方式，渐渐地从一种文化过渡到另一种文化，看到一种主流文化从强色到暗色，逐渐褪色乃至消失，同时看到另一种文化逐渐从弱势变成强势。在进出国境的交接地带，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文化的汇合，很有意思。坐飞机就不一样，很快地从一个文化中心到另一个文化中心，根本看不到这种变化中的丰富“色调”。
没想到来韩国会遇到你。很高兴认识你，并且通过你了解你的学校和你的父亲。在我没有接触你之前，有人跟我说过，说我们两个人很像，都是大个子，性格和气质很接近，既做研究也做组织工作，和现在大学里那种比较纯粹的学者不大一样，不是学院派的教授。我们比较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尽管都在做妇女研究，但是目光和立场都没有局限在“妇女”中，不是单一的女权主义者。我们两个人都比较“本土”：我是中国的“本土派”，白教授是韩国的“本土派”，这一接触就可以感觉到。
白：昨天在你的讲座之后，韩国学者提了一些问题，但是太一般化了，是西方学者经常提出的问题。我以为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西方学者不会关注到的，比如东北亚问题，我们怎么合作以及合作的方法，这很重要。昨天你和申荣福先生(韩国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被誉为“韩国的鲁迅”，曾坐牢二十年，现为圣公会大学教授——编者注)交谈，他批评了韩国学院派的女性学者：照搬西方的理论，不联系韩国社会现实，很少关注韩国自己的妇女问题。
金美兰(以下简称金)：其实韩国的妇女问题很大。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是潜在的，韩国的妇女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压抑。
^^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
李：我的问题是，就你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而言，你怎么会想到去关注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我知道你是韩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那你是怎么看待阶级和性别问题的？
白：上个世纪七十——八十年代，我搞运动的时候，关心的是韩国社会上普遍关注的问题。当时，工人的状态很不好，很苦。我在大学里就搞学生运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当过出版社的经理，做过大学讲师，还有就是到工厂去，和女工们一起工作，了解她们的生活。我去的是一个制箱包的工厂，我没有什么技术资本，只能干一些打下手的活。白天在出版社做经理，晚上就去工厂打工。打工的经验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工厂的状况。一九八○年五月十八日“光州事件”失败了，这是一次反对美国占领、反政府独裁的民主运动。这之后，美国和韩国政府对“光州事件”参与者的压制非常厉害，民主运动一下子落入低谷，我们不得不休整一段。很多民主运动积极分子，不只是我一个人，就到工厂或者农村去了。当时我二十五岁，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杂志上，因此很有名。我去工厂，是想为民众民主运动寻找到新的空间，探索新的方法，像是戴着面具跳舞。我与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都很熟悉，他们也说我在跳“面具舞”。
我们最大的困难是，韩国是反共产主义的国家，工人们因此不能说自己是“工人”，不能说自己是“劳动者”——“劳动者”被看做是马克思和共产党的名称——工人们只能说自己是“勤劳者”(笑)。
李：是这样？这可真够麻烦！我知道那个时期台湾地区的妇女运动不能说“解放”，没想到韩国也有类似的问题。
白：我们到工厂去是违法的，只能秘密地去，如果被当局发现了，就要坐监狱，说是违反了“国家保安法”。最危险的是一九八六年一月，我正在组织一个工厂区的工人斗争，准备在三月底有所行动，二月被发现了，要抓我，只好逃走了，隐身埋名三年，因此不能公开参加一九八七年的民主化运动。当时，我们学校外面的工厂区就很活跃，叫第一工团，可是我进不去，只好在外面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李：当时男工女工都在一起吗？
白：都在一起，没有特别强调性别问题。韩国的男性工人集中在重工业领域。汉城江西北、江西南有三个工厂区都是以轻工业为主，主要是女工，所以我每周两次去那里。当时，韩国民主总工会还没有成立——一九九○年民主化运动胜利后才成立的——那时的组织叫全国工会协会。一九八八年底，我们这些被通缉的人都解放了，我做了全国工会协会的组织部长，一个月以后又改任联络部长(“联带事业”)，这是因为统一战线的工作很重要，要联合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把学生运动和民主力量团结在一起。一九八九年五月我结婚，我的丈夫也是搞工人运动的。
李：你们当时的目标是什么？
白：当时，我们的目标第一是反独裁，第二是反帝国主义。当时的韩国政府是军事独裁性质，全体韩国人民的斗争目标就是结束军事独裁。那么，谁是这场斗争的主体呢？我们认为是工人。
李：也就是说，你们是想借助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去推翻军事独裁政府，并不是为了工人或农民自身的具体利益。
白：独裁政府在经济上也是受垄断财团的控制，工人和农民反对独裁政府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资本剥削的斗争，有共同的利益。工厂区的斗争主要是对抗垄断资本，工人也受到权力的压迫。当时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动员和组织工人的力量，发动他们起来反对独裁。全国的工会组织建立以后，一九九四年四月我回到家庭，因为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工会组织内部的帮派问题非常严重，我适应不了。民众民主运动被视为“非法”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合法化之后，反而在自己内部闹帮派，我对付不了。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有许多人当时搞民主运动并不是从工人和底层人民的利益出发，他们当了国会议员以后也就满足了。我很失望。
这时，正好我怀孕了，而我一天几乎要工作二十个小时。生了孩子以后，我想休息一下，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寻找新的道路。我的工作主要由我丈夫去做了，他现在还是全国工人运动和左派运动的领导人。一九九三年，我重新回到学校工作。生了孩子以后更忙了，家里没有活动空间，所以我读了延世大学的博士班，希望找到新的空间。过去，我们搞阶级斗争支持了民主运动，现在需要寻找新的方向。一九九六年毕业，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新时期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二○○○年，我做了大学教授，将研究方向转向东亚，关注东亚联合与合作的方法。二○○一年开始我组织了“东亚文化论坛”，是出于“共同体”这个思路。我跟中国学者联络，主要是想了解中国的情况。
^^妇女与民族国家
白：说到中国女性问题，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底层妇女的问题。拿上海来说，有些外企女性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但是外企中的打工妹地位就很低，还有下岗工人的问题，都很严重。我参加了上海一个女性研究会议，谈到“身体写作”问题，也谈到性别问题，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阶级问题。第二次“东亚文化论坛”去年底在北京召开，有学者提出，起初社会主义中国动员广大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并不是为了妇女解放，而是国家利用了妇女劳动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建立的一系列相关法律措施，对妇女是有好处的。我不知道你怎样看这个问题？我看这样解释仍然没有一个群体的立场。
我搞工人运动时就发现，在工厂区里，人们的利益好像是一致的，很团结；但是工人运动结束后，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立刻就紧张起来，我觉得这才是最让人为难的事。我们当时的目标是组织工人自己起来，要听到他们自己的声音，要代表工人的利益，但是，你其实不能代替他们发言，不能去做他们的领导，最终还需要工人自己为自己争取权利和利益。
李：在民族和阶级之间，我非常看重民族问题，这也是我做东北亚研究的一个重点。我们谈到了性别，谈到了阶级，却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民族。说到东北亚这个区域，你回避不了“民族”问题，无论你说阶级问题还是性别问题，都必须考虑到民族身份这个背景。比如刚才你谈到“妇女被国家利用”，问题就会出来：你被什么国家利用？你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还是背离的？不能一说到“国家”就一定是与妇女利益对抗的。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的妇女是为解放国家出了力的，或许这是一个互益的过程？作为一种整合民族利益的力量，当时的中国其实非常孤立非常困难，它要对付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封锁，也要对付来自苏联的压力和封锁；不仅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还要力争富强起来。作为这个民族整体中的女人，她的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与这样的民族国家有契合之处。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看做是妇女在“民族”的旗帜下与国家结盟。这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创举，近代维新变法之前已经有了这个基础，是外敌的入侵为中国妇女与民族国家的结盟创造了历史条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是一致“对外”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妇女借助国家的力量对付传统父权家庭，其矛头是“对内”的。如果你把妇女与国家看做是二元对立的关系，那就错了，那是西方女权主义的看法，因为在她们生活的社会中，女性(包括女权运动)从来就是边缘化的，国家没有义务主动帮助妇女获得解放，在战争期间动员她们外出工作，战后就让她们回家——这种关系倒更像是单纯的“利用”，因为妇女并不能从战争中获得什么好处，即使是获得了一些“解放”，也是暂时的，战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她们不得不从头开始，因此就有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女权运动。
顺便说一句，你刚才谈到“打工妹”，还有分化问题，这还都是比较传统的问题，用马克思的理论是可以做出解释的，基本上还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问题。今天的问题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利益问题。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人们今天不大说“底层社会”了，更多说的是“弱势群体”。差别在哪里呢？过去我们说的“底层”，完全没有政治地位，没有政治上的发言权，从政的渠道是堵塞的。今天不同了，即使是在不那么民主的国家，一般公民，无论职业无论贫富，也总有一些可以参与政治的渠道或发出声音的机会。很多国家的公民有普选权，你可以通过投票参与政治，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政党或行业工会的代表，尽管这些代表都或多或少有“变质”的嫌疑，但毕竟这个渠道是合法的和畅通的。你还可以通过报纸、电视、网络……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在社会改革过程中，比较过去而言，工人和农民这个群体在政治上整体性地“边缘化”了，这与资本地位的提升有关。他们中间有部分人成为“弱势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人员是流动的，相对个体化的，恐怕不是过去我们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能够解释的。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工人的利益发生了分化；即使在国内，工人的利益也不完全一致，白领和蓝领，外企和国企中的工人，不同行业之间，其具体利益甚至可能是冲突的，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共同反对资本压迫”的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确应该寻找新的方法做出新的解释。
又比如女权主义，我讲过，在妇女已经普遍获得法律地位的今天，无论是用作斗争武器还是作为分析工具，它都显得有些“过时”，太陈旧了，跟不上妇女进步的步伐。在争取男女平等权利方面，它还可以派上用场，但却应付不了今天这个世界上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包括妇女自身的问题。今天你在欧洲、美国用它，也还说得过去，因为在那里诸如民族、国家、贫困、战争与和平这样复杂的问题不突出，“阶级”的概念也模糊了，即使说到工人阶级，也不是什么“底层”或“弱势群体”，工会的力量大得很，比如英国工党就是一支很强的政治力量。许多工人挣得钱也不少，你怎么用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去界定？显然，在今天，用单纯的阶级斗争方法，你解决不了复杂的社会问题；用单一的女权主义方法，你也解决不了哪怕仅仅是女性的问题。
^^民族问题与东北亚研究
李：尤其是在东北亚这一块，重要的问题是民族/国家，战争与和平。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地域性特征，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相关性非常明显；二是它的历史特征——历史问题至今是一个现实因素，对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仍然产生着非常直接的影响。在这里，历史又有两个具体的内涵：一是汉文化这个根，这里曾经是“泛汉文化圈”；二是近代以来日本的殖民和侵略战争，使民族问题格外突出，远在阶级和性别问题之上。这里的民族问题，与移民国家如美国的问题很不同，在这里，民族问题就是国家问题。朝鲜半岛和日本几乎都是单一民族国家，民族/国家问题胶合在一起，使得这一地区的阶级和性别问题别具特色。尤其是性别问题，其实很少有能够周旋的自在空间，这或许也是日/韩这两个国家传统的性别制度至今仍然相对完整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有这么“近”的地域和历史渊源，有这么多的利害关系，但是彼此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却非常困难，歧视或敌视远远多于宽容与谅解。拿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来说，韩国、日本和美国都是盟友，但是我们在韩国和日本社会上可以感觉到民众对美国的陌生，一般民众与美国打交道的渠道并不是很多。过去我们以为，日、韩都接受了美国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美国又在你们的土地上驻军，你们和美国之间应该很了解，现在看来不是这样。国家和政府之间的“结盟”并不意味着国民之间的“接近”。相反的例子是中国和美国，国家体制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民族之间的“对立”，关键问题是，你在“民间”其实有多少可以互相沟通的渠道。
金：可是，在学术上，你们是不是也有崇美的倾向？
李：我看不仅是崇美，一个时期里是普遍“崇外”。你在英国牛津、剑桥拿了学位，你在东京大学读书，他也一样崇你。
白：二○○一年，我成立了“东亚论坛”。在此之前，我学习了不少东西，写了文章讨论“为什么要建立‘东亚共同体’”。韩国主要的期刊对这个问题都很关注。他们借用了这个概念，却抛弃了我的观念。
李：“他们”是谁？
白：是国家。他们把这个概念拿去了，已经写进了一些文件，可是他们的目标是在现行资本体制中做大市场，提高经济效益，重塑体制以加强地区性的经济合作。为了挣钱，而不是为了和平。欧洲有一个共同体，主要是资本的联合，它没有解决工人的问题，没有消除不平等，反而是加强了这些现象。所谓“全球化”，主要是资本跨国界的自由联合，对工人没有什么好处，劳动力问题更突出了，非合同工和钟点工的利益更没有保障。你们也谈论这个问题，但只限于在法理上的论述，对怎样具体的操作谈得很少。我说的“东亚共同体”有所不同。我因此去了北京、上海，寻找合作者，我和中国学者有很多想法是接近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搞工人运动，主要就是借助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他的“五大纲领”。现在看有些地方是失败的，但是其中伟大的政治遗产还是应该继承下去。坦白地说，我还没有找到真正的目标。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向一百一十一岁的毛泽东请教》，向他问路。今年是毛泽东一百一十一岁诞辰，他有五十年的时间用于“平等”实践，性别问题也在其中了，有教训也有经验。
对我来讲，我们和中国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华夷”问题，即作为主流的中华文化与韩文化的关系。中国的知识分子体系其实也很严密，几乎没有插进去的缝隙。我因此在考虑一种新的方法，像流水一样，把新的观念渗透进去，找到创造和交流的渠道。我在中国的合作者中，一部分人有“东亚”的概念；另一部分人完全没有，只是对西方感兴趣，只会说“东、西方”，完全没有想到东方也有很大空间。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只是关注自己的国家问题，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还是停留在国家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这个层面上，很少关注东亚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事情。
李：你做东亚研究，倡导“东亚共同体”，目标是什么？
白：第一，出于个人的兴趣，我想多了解一些，在方法上有所提高。第二，就是和平。我们韩国和中国不一样，对我们来说，战争或者和平是一件很现实、很具体的事，没有和平我们什么事也做不了。我们没有多少选择和周旋的余地，必须想办法争取和平，只有这一条路好走。我们能做的，就是联合知识分子的力量，扩大交流的空间，在和平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不能光靠韩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也有责任。如果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只是坚持你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平根本没有指望。我想做的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寻找新的出路，扩大民间交流的空间，增加学者之间的共识。我因此对你的研究很感兴趣，你刚从日本来，我很想知道你有什么新的见解？
^^超越民族主义学术立场
李：我自己过去也是看西方的东西多，也习惯说“东、西方”，而所谓东方也就只是中国，没有想到日本，更不要说韩国。有一个原因，所谓西方，以美国为代表，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学术界，你的话语、概念、理论、判断标准……现在都是从它那里来的。这在韩国、日本也是一样。我们说面对西方，实际上是在面对美国；我们谈“本土化”，谈的也是这个问题，骨子里是民族主义的东西。很长时间以来，我个人的成长道路主要也是一条民族主义道路。好处是，在列强的重压下，你和这个民族一起成长了；坏处是，它也限制了你的胸怀和学术视野。有时候，你不能不是民族主义的，因为你是弱者，民族性是你的尊严的底线。如果你连这个底线也不要了，那你就不需要做什么，跟着人家走就是了。常常是，你坚持你的民族性，并不直接是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也不一定是为了国家强大，仅仅是个人意志的条件反射，因为它是你的个人尊严的组成部分。你是一个学者，你在这里做你的学问，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他那个标准？人文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度。借助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势，他的理论已经成了体系，推广到全世界，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在用它，似乎你也应该用它。但你觉得有问题，他那个地方的见识不一定适合你这个地方，你因此要告诉他，我这个地方和你那个地方不同。可是，你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说了半天，就是你的民族赖以生存和你的民族主义可能滋生的土壤，这是你最后可能坚守的一块阵地。所谓“本土”研究，本质上也是一条民族主义的学术道路。
这次去日本、来韩国，对我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是帮助我在学术立场上超越民族主义的一个很便捷的方式。对我来讲，民族主义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让我挺直了腰杆，不仅对内，对外也坚持了一个独立的学者的立场，避免走上单一女权主义这条狭窄的道路。对我而言，“民族”比性别要“大”，就像“阶级”对你而言也比性别要“大”一样，它让我有比较广阔的视野和胸怀，总在关注我们这个民族共同关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部分女人的问题。但是，民族主义也是一个障碍，它让你在不自觉中丢失公允的学术判断，有可能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无论是谁，当自己的学问只是服务于单一的民族国家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服务于战争而不是和平。德国和日本的学者都有过这样的教训。对于知识分子来讲，这样的教训是惨重的，不可饶恕的，尽管都是出于爱国主义的目的。
我选择做东北亚研究，是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场地”，有这么多纠葛的民族/国家集结在共同的利益面前，却又无法回避历史问题、贫富差距、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还有民族性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在任何一件小事上，你不跨文化，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研究；但是，如果你不超越单一的民族局限，你就根本做不了跨文化研究。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就一个词：和平——这也是你我可能跨越各自的民族立场面对的共同目标。如果我们都只是面对自己的民族/国家说话，不要讲什么合作研究，我们走不了多远。如果你把目标定位在和平，你的学术立场就必须有所调整，从民族/国家下放到个人——“个人”是我们可能做跨文化研究的基本的出发点。从“个人”出发，是超越民族阻隔的最合理也是最恰当的渠道，它要求你接近“他(她)”，了解“他(她)”，做实地考察，“设身处地”地认识“他(她)”和“他(她)的土地”的关系，以便理解他(她)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这样做的结果是相互理解，和平是建立在理解和谅解的基础上的。
做东北亚研究其实很困难，在学术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障碍重重。比如你在韩国做中国的研究就不容易，两国建交的历史很短，我们不得不从基本的扫盲开始。中国学者中有不少人做日本研究，但是很难跳出历史纠葛，民族主义立场是一触即发的。韩国学者对日本的敌视和日本学者对韩国学者的轻视，几乎可以表现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民族”这个问题上，这个“东北亚”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更不要说什么“共同体”了。怎么办？要想找到共同的语言，就必须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和平”。和平不仅是东北亚人民共同的利益所在，也是全人类的目标。如果我们可能在这样的区域性研究中找到对话和交流的方式，那它对世界上其他地方一定会有正面的影响。我们可以无须特别去介意影响不影响的问题，关键是自己首先会受益。说到这里，又要回到性别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看只有女性学者有较大的可能性先走一步。相比之下，男性学者要想迈出跨越民族主义的这一步相当困难，他的民族身份与个人身份的紧密纠缠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宿命的。比如，女人可以通过婚姻改变民族身份，男人却几乎没有这种可能。又比如，韩国男人都要服兵役，国家责任和他的个人生活密切相关……
白：你的意思是男人与民族是一体的，不能超越？
李：不是不能，而是很难，非常困难。其实，谈“个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金：是在中国吗？
李：不，在全世界。
金：(吃惊)为什么？
李：如果你能面对个人，那你一定是跨越了民族的障碍，一定是缓解了阶级之间的矛盾，一定是男女比较平等；把两性问题放开一些，把阶级斗争的弦放松一些，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放下，去面对一个个的“人”：他(她)就是他(她)，不是民族或国家的代表，也不是阶级的化身，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我们可以和平相处，平等交谈。为什么说在学术上面对“个人”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因为它必须跨越所有的社会障碍，包括政治民主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社会体制问题，跨越国界，跨越民族之间的鸿沟……你看，它是我们做跨文化研究的可能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即目标；说到底，学问的目的是为“人”服务的，难道不是吗？
3
DS0410003
阶级、性别与民族国家
李小江；白元淡
200410
新千年前后的人类社会并不太平。在过去二十年内，卢旺达、前南斯拉夫出现了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在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排华浪潮让人心有余悸；在南非和津巴布韦，当地黑人支持的政府多次驱逐欧裔白人，而占据俄罗斯富豪榜前列的犹太人过得也不安宁，有的正在被抄家，幸运一点的正忙着找后路；在海湾地区，被阿拉伯民族，尤其是巴勒斯坦人视为眼中钉的犹太民族国家以色列正在进行以暴易暴的“反恐”报复行动。
这些事件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相当广泛，各有特殊的原因和导火索，但却有两个显著的共同点。第一，它们都与民族问题相关；其次，它们大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共同点后面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的原因？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爱眉(Amy Chua)二○○三年出版的《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的副标题所称，恰恰是美国人最为得意的两件法宝——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成为这些民族仇恨和社会动乱的根源。
在作者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市场、民主、民族的三元范式下得到解释。在这个范式中，市场和民主指的不是发达国家正在实践的那种市场和民主，而是特指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出口，以大棒或者胡萝卜作为后盾推行的市场和民主。市场是绝对放任自由、没有任何政府力量干预、纯粹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民主是我们通常称之为民粹主义的民主，即一人一票。民族(ethnicity)被特别宽泛地解释为群体认同、一种归属感、一种扩展了的亲属关系(ethnicity也可以译为种族。其实，这本书许多地方就是用这个词来指种族。但为了照顾作者对这个关键词的宽泛使用和汉语的语言习惯，我在这里译为民族)。作者试图通过市场民主与民族的关系来解释这些冲突。她认为，当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席卷一些发展中国家时，这种市场制度对一些人口比例很小的，并且常常是外来的少数民族有利，比如，东南亚的华裔，东北非和南亚的印度裔，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卢旺达的图西族人，俄罗斯中的犹太裔，拉美国家中相对更“白”的人，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欧裔白人等等。这些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占极小的比例，却往往能在这种市场制度条件下以惊人的速度积聚庞大的财富。例如，菲律宾的华裔只占全国人口的1%，却控制该国60%的私有经济。与这些被作者称之为统治市场的少数民族相比，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本土多数民族却普遍地生活在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之中。这种基于民族的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本土多数民族被掠夺、被奴役、被羞辱的心理感受，而这种心理感受很容易转化成对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的怨恨乃至仇恨。
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普选民主在这些国家的推行。由于那些被市场所抛弃的当地民族在人口上占绝对的多数，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使得他们的代表在政治角力中处于当然的有利位置。为了当选，任何候选人都必然要迎合当地多数民族的利益，主张对当地民族有利的政策。于是，改变当地民族在经济上的不利地位成了这些国家政治选战的普遍口号。这种政治状况同经济状况相结合，就产生了三种常见的后果。第一是对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的财富进行没收或低价征收；具体的例子有南非和津巴布韦。第二是当地的政治领导人为了从少数民族中获得经济利益，同少数民族官商合流，形成裙带关系，于是腐败滋生，国家政策实质上由少数人操纵，民主成为一纸空言；典型的例子是菲律宾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第三是更为极端的形式，即局势失控，发展成种族清洗及其他由当地的多数民族支持的针对少数民族的暴力运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便是实证。换言之，普选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推行并没有像美国人所许诺的那样带来自由和繁荣，反而加剧民族仇恨，引发社会动乱和屠杀。如果这个世界真如蔡爱眉认为的那样着火了，那么在这些国家大力推行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的美国就是地地道道的纵火者。
其实，市场与民主共生可能带来的摧毁性后果已为许多政治哲学家所预见。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很容易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将大量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形成阶级冲突。而民主，特别是不加限制的普选民主，则容易让多数人的代言人掌权，从而形成多数人在政治上有利，而少数人在经济上有利的局面。两相结合，这样的社会就注定不得安宁。因此，早期的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一开始就反对不加任何限制的普选制，而主张将一定的财产和纳税作为选举资格的前提，并且对私有财产用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实际上，在今天普选制实施得最为成功的美国，其普选制也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众所周知，在美国建国时黑奴不算是人，当然不具有选民资格。即便在内战之后，普选一直遭到南方各州的抵制。在黑人占80%人口的印第安纳州，由于白人农场主担心黑人在政治上掌权而对白人进行清算，对普选进行百般阻挠，以致普选直到一九三四年才被接受。类似地，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的市场也根本不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而是由无数的“看得见的手”(借用钱德勒的书名)调控的市场。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些调控的手段诸如超额累进税制和其他社会福利政策成功地缓和了阶级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的保障机会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比如公共教育制度和弱者扶持制度。虽然这些制度远不是什么“无知之幕”之下建立的，但它们大致可以使人们在机会面前平等，使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也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跨越阶级的局限，步入社会的上层。典型的例子如出身布衣的克林顿总统和商界巨子比尔·盖茨。由于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财富或者权力，原本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就会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在社会的金字塔中向上爬，而不会沮丧地生活在毫无希望之中，将怨恨倾泻于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也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步入社会上层的可能性，使得资产阶级可以对下层阶级使用各个击破的战术，成功地防止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联合起来”。这些手段使得资本主义成功地缓解了阶级矛盾，使得它不仅“垂而不死”，而且“不战而胜”，席卷全球。
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成功使得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迫不及待地将他们的民主和市场的理念输出。然而它们输出的并不是在它们国内实施的、经过大量限制和修正之后的市场和民主。在民主的输出上，它们输出的是最原始、最简单，也是最不负责任的普选民主。也许这种做法来自美国政客的理念。在他们看来，最彻底、最成功的民主当然就是能够将一人一票制贯彻得最充分的民主。这种一人一票的民主运用得越广泛，该国或地区的民主化程度就越高。国家元首的一人一票制直接选举甚至被认为是民主发达程度的标尺。也许这种做法来自美国政客在对他们今天成功后的洋洋自得。他们似乎忘记了自身的历史，忘记了美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将普选制一步到位地施行过。如果说在民主输出形式上美国政客犯的不过是天真和无知的错误的话，那么，对自由放任的市场形式的输出则是出于实际利益的需要。资本主义扩张需要全球化的市场，而且是越少受到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市场。只有这样，发达国家的资本才可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自由地纵横来去；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用华尔街律师的标准合同，用同一种语言(常常是英语)来完成各种交易。因此，当简单的民主和市场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时候，具有社会安全阀作用的限制通通没有了。
正是在这个地方，蔡爱眉引入了民族这个变量。她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民族这个美国人没有预料到的但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外来少数民族从市场制度中得益。大量的事实证明，由于历史、文化、教育、资源，乃至社会境遇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外来的少数民族往往成为市场制度偏爱的宠儿。虽然有研究证明当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民主进入这些发展中国家后，整个国家的经济水平略有上升，但外来的少数民族往往能够利用市场机会或者社会转型一夜暴富。外来的少数民族的成功与当地本土多数民族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整个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不患寡而患不均”，民族怨恨愈演愈炽，民族冲突与阶级冲突合二为一。换言之，当市场和民主进入这些国家后，弥赛亚并没有到来，到来的是因为民族问题而更为加剧的阶级冲突。民族问题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相结合，产生了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民族问题同普选民主相结合，则产生了“多数人的暴政”。
正是由于蔡爱眉将民族变量加入市场和民主之中形成一个三元范式，使她相当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诸多冲突的滋生。在她二○○三年七月一日写的后记中，她认为伊拉克的局势远比美国政策制定人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伊拉克同样也存在少数民族得益于市场制度和急速民主化下多数民族掌权的问题。她说：“战前乐观主义者认为美国人会顺利地将伊拉克转型成自由市场民主国家，就像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样。……不幸的是，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更像是铁托之后的南斯拉夫。”一年过去，伊拉克局势的发展正在逐步证实她的预言。加入民族变量之后的三元范式迫使美国知识界及政界不得不重新反思其外交政策，同时也是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复兴的法律与经济发展运动提出新的挑战。而对于今天民族或种族问题并不严重的中国来说，似乎可以暗自庆幸在全球化到来之前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使汉民族——其实是一个假想的文化共同体——成为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是中国当然的强势民族，从而避免了市场带来的少数外来民族得益的问题。但同时这个范式的分析也让我们警惕那种急速的、不加任何限制的普选民主。正如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所言，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成功也许部分地因为它是不民主的，而俄罗斯的失败也许部分地因为它被民主化了。
在分析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仇恨之后，蔡意犹未尽，用她的范式去回答“九一一”袭击之后困扰美国民众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他们恨我们？”在作者看来，美国人——美利坚民族——在全球范围不过是一个得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少数民族，它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4%，但却控制了全球自由市场包括金融、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这导致了全球其他民族的妒忌、无奈、屈辱以及愤怒。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恨美国人，阿拉伯人恨美国人，更不用说整个伊斯兰世界了。于是，蔡认为“九一一”袭击与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和塞尔维亚的种族清洗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
然而，将这个范式运用到伊斯兰极端武装力量对美国的攻击就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同意美利坚民族确实是全球化市场的得益者，但美利坚民族之外的世界各民族绝不是什么因为民主或者普选制而处于政治强势的大多数民族。联合国也绝不是什么按多数逻辑运行的机构，它甚至无法落实任何一项美国绝对反对的“决议”。其次，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其实并没有在阿拉伯国家输出普选民主，恰恰相反，美国支持的是当地独裁、腐败和极其不受欢迎的政权。美国遭到攻击的原因在深层次上，一般认为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所持价值观的冲突；更直接的原因，则是美国在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中拉偏架。同时，伊斯兰武装力量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也不是什么代表全世界人民的行动。也许有些人认为美国人自取其咎，但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种对无辜的民众的谋杀应当受到谴责。
更为重要的是，蔡在回答“为什么他们恨我们”的问题时，对概念的使用没有把握恰当的分寸。在书的开头，她将市场定义为“自由放任的市场”，但在这个具体任用中，很难让人接受目前全球的市场已经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这个问题在民族这个概念的使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民族这个概念的确是一个相当模糊，难以定义的概念。但即便是最难以定义的概念也必须有一定的外延和内涵，必须具有大多数读者可以同意的核心方面，否则作者与读者之间就没有交流的平台。在我看来，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宗教、语言、人种基础。但书中的民族则可以轻易地跨越这些界限。她写道，民族，“强调的是一种主观认同，因而跨越了人种(比如，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可以视为同一个民族)，地理来源，文化，宗教，语言等客观差别”。“民族身份也不是静态的，而是非常多变和可塑的。”在这样宽泛得几乎没有边际的民族定义下，无论是东南亚的华裔，俄罗斯的犹太裔，卢旺达的图西族人，拉美的更“白”的人，还是五颜六色的美国人，甚至是除美国人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人，均可以被视为一个民族。这样看来，民族这个概念外延的边界在哪里呢？它与群体又有什么差别？照此推论下去，又如何界定受到自由市场制度偏爱的少数“民族”呢？
这个宽泛的民族概念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此书的范式的解释力量：如果民族是多变可塑的，那还分什么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呢！其实，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民族是不可流通的，至少是难以流通的。如前文所述，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防止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们的机会大致公平，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现状。但民族或者种族归属却是一个人无法选择、由娘胎里带来的事实。它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轻易改变，至少在现世的这一代很难改变。即使控制市场的少数民族与本土的多数民族之间可以通婚，民族之间的完全融合也必须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而只有当多数和少数民族完全融合之后，这类“民族冲突”才会大体上消失。今天的泰国之所以没有其东南亚诸邻国存在的排华问题，究其根本，就是上个世纪中期以来泰国实行民族融合的强制措施。时至今日，“几乎每一个泰国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流淌着华人的血”。但在有一定的通婚融合、而融合尚未完全到不可分的情况下，这类民族冲突依然发生。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拉美国家的更“白”的与不那么“白”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着大量的通婚，但由于这两个民族的外表特征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民族问题依然存在。事实上，由于宗教、文化、历史、语言、起居习惯等各方面的原因，许多国家中的两个民族间恰恰是完全不通婚的。比如，东南亚的华裔与当地占绝大多数人口的穆斯林就几乎不通婚。正是由于这种民族之间的不可流通或者难以流通，使得本土多数民族与外来的少数民族分化成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本土多数民族的被剥夺感、外来民族带来的羞辱感、贫富差距带来的怨恨没有渠道消解。得益的少数民族认为本土多数民族懒惰、愚昧；在另一方面，多数民族把外来少数民族当成国家经济和资源的吸血鬼。一旦出现导火索，民族怨恨就会质变成民族仇恨，酿成灾难。
其实，“九一一”袭击是很难在民主、市场、民族的三元范式下得到解释的。在这个具体运用中缺少本书最为精彩也是最为关键的民族与市场、民族与民主整合的分析。不幸的是，读者只能看到牵强的类比以及对市场和民族等概念不够合理的运用。此书将这个三元范式任用到全球每一个大洲、几十个国家和民族，时间跨度也长达一个半世纪(从美国的南北战争到今天)。如何适当把握一定的范围正是蔡爱眉在应用她的范式时遇到的两难。
本书是在三篇学术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她关于民族与市场民主之间的关系和范式在一九九八、二○○○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已经成形。而对“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这个问题的讨论显然是在二○○一年“九一一”袭击之后加进去的。可以说，后来加进的这一部分是应景之作，与作者原来的范式有生搬硬套之嫌，而且对“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这个问题的回答本身也是问题多多。这本书商业上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作者成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如说是因为作者成功地选择了这个问题。
蔡爱眉是一个出色的作家，文笔颇佳，这本书也极具可读性。她极善于将自身的经历与要建构的范式结合起来，使读者觉得她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但她生动的叙述并不能掩盖她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回避。比如，她没有回答她的范式中一个相当核心但十分棘手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对某些外来的少数民族有利？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支撑着她三元范式的半边天——民族与自由市场的关系。蔡描述了许多这方面的事实，大致能让读者相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确实对某些外来少数民族有利。然而她终究没有能够告诉读者为什么会这样、到底什么机制在运作。仅仅在一个段落中，她提到了韦伯所论述的新教伦理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新教伦理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解释东南亚华裔对当地私有经济的控制和俄罗斯犹太人经济寡头的普遍存在？她也提到了“路径依赖”对外来少数民族保持经济上的优越位置的重要性，但“路径依赖”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解释这些外来少数民族最初的成功？其实，如果她能够将其范式的任用范围做一些适当的限制，这个问题完全是可以解决的。就我所知，社会学家对移民在移入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就有十分深入的研究。比如，外来移民居无定所，更愿意吃苦，勤劳，少花费，多积蓄，于是在经济上更容易成功。而也正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清高，超然于当地人，有的拒绝同当地人通婚，引发当地人与外来移民的政治冲突。这样看来，为了追求她的范式在各个地区和历史场合的广泛任用，蔡不得不放弃讨论这个重要的题目，从而掉进了一个自设的陷阱中，使得这本书的分析似乎少了一条腿。
(Amy Chua，World on Fire：How Exporting Free-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 Global Instability，Arrow Book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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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10015
自由市场和普选民主中的民族仇恨
贺欣
200410
我们需要知道的几个名字是：王凡、丰江舟(“苍蝇乐队”)、左小祖咒(“No乐队”)、“舌头乐队”、王磊、窦唯，这些人不但代表最近十年来中国新音乐的线索，而且，也是对新一代音乐家影响颇深的先驱——无论是在音乐语言，还是文化态度方面，这些人和乐队都已经改变了历史，而且，看起来，还会继续改变下去。在这个已经丢失了音乐传统的国度，摇滚乐是所有非学院派新音乐的传统，而这些名字，也都是从崔健那个舞台上分离、背叛或进化而来的，对于更年轻的实验/前卫/地下音乐家来说，他们就是新音乐的地平线。到了“fm3”、Ronez、B6、“顶楼的马戏团”、“Junkyard”、“另外两位同志”、李剑鸿与“第二层皮”、钟敏杰这些音乐家在远离摇滚乐的地方展开新风景的时候，那些名字，已经和音乐文化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了。
而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来谈论中国大陆以外的新音乐，比如说台湾地区，从“零与声”到王福瑞和“Pei”，比如说香港特区的“DJ Dee”和“Sin：ned”，以及住在美国伯克利的姚大钧和伦敦的“Xper. Xr.”。事实上，这些地区的情况也的确迥异于大陆，因为在这些地方没有发生过极端严重的文化封闭状态；换句话说，来自世界的音乐资讯被彻底隔绝，因而导致了无法及时复制、学习，另一方面也就谈不上“影响的焦虑”，或者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这是中国大陆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大特点。
另外，我们将要开始说到的“新音乐”，指的是从摇滚乐到噪音和IDM的各种音乐，只要它们在中国还是新的。
中国的摇滚乐，到今天已经有了二十年的历史。尽管这是一个每天都在向资本主义疯狂奔跑的、变化中的社会，但因为生活方式的封闭和文化资讯的匮乏，这种大众的、青少年的音乐一直缺乏响应——它从一开始就代表着精神解放和革命，它被看做先锋艺术，即使是演唱最抒情的流行摇滚，也会像地下英雄一样孤独和悲壮。直到一九九三年，左小祖咒成立No乐队，丰江舟成立苍蝇乐队，秋野成立“子曰乐队”，被称作“另类”的地下摇滚场景才开始诞生。同时，因为台湾的大唱片公司投资，独立歌手张楚、何勇、窦唯被当时的学生和其他年轻人接受，因此也改变了人们对摇滚乐单一的印象。当时没有得到人们注意的“清醒乐队”主唱，在后来成立了著名的摩登天空公司，并第一个穿上英国式的尖领衬衣，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英式流行乐的行列。
蔡鸣
丰江舟(蔡鸣摄影)
一九九七年前后兴起的“地下摇滚”概念，也代表着外省摇滚乐在朋克思想鼓动下的兴起，他们像真正的革命者，匆忙、粗糙、激进，并且缺乏足够的音乐技术。多数人对“朋克”的理解就是立即行动，就是针对受压抑的青春和受压抑的社会现实说“反对”，因此那些吵闹、混乱、极端的声音和愤怒、扭曲的歌词一下子爆发出来，直到二○○○年前后，这种热情又转向了同样具有泛政治色彩的新金属运动。就在这段时间，在北京，No乐队无法归类的噪音吉他和尖利的演唱、子曰乐队阴沉怪异的贝司和歌词，终于开始让摇滚乐迷感到不安，因为那些风格不但以前没有听说过，而且也不是受外国地下音乐影响而产生的。“穴位乐队”(他们有一个华裔英国籍主唱)的英国式地下风格，苍蝇乐队(他们有两位日本乐手)的独立朋克风格，也显得和别人格格不入。而王凡，已经完成了他最早的一些作品，包括采样拼贴、噪音摇滚、合成器实验和更多充满神秘主义和宗教色彩的古怪的歌曲。
二○○○年前后，北京刚出现英式流行乐和“超级市场乐队”这样的电子流行乐，来自新疆的舌头乐队却用重而复杂的节奏和越来越黑暗粗糙的音色成为反叛者的领袖，是的，他们晦涩的歌词充满了对现实的嘲讽。另一支有名的乐队是南方的“盘古”，他们的音乐过于简陋，就像是刚开始排练的、快速凶猛的、朋克式的民谣摇滚，但政治态度相当鲜明，在后来演变成右翼民族主义分子之前，他们鼓舞了许多外省的热血青年。今天，狂热、愤怒的潮流逐渐平息下来，舌头现在已经成为地下亚文化的一个象征，他们的成员也同时成为开发民族音乐的核心人物。外省和中心(北京)的对抗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根据风格、美学和生活方式来归属的不同的圈子，他们的确脱胎于同一个文化，但今天已经泾渭分明了。
窦唯和王磊，是最高产也最有公众知名度的独立音乐家，他们的影响也不限于一个时期。窦唯先是作为著名的“黑豹乐队”主唱而闻名，之后的个人专辑又因为低调、自恋而受到学生的欢迎，但二○○○年以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爵士乐队的鼓手、一个清凉优雅的电影配乐者、一个民族音乐和氛围音乐的融合者，同时也是实验电子乐队fm3的合作者。和窦唯越来越接近禅的方向相反的是王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因为民谣摇滚而出名，一九九九年以后却组建了中国最早的电子摇滚乐队，而现在的风格，从抽象到地下，从东西方结合到欧洲的时尚，他都可以作为电子乐的代表人物。
中国新音乐的特点在于“reinvent”(重新发明)，这个词作为音乐术语，是指有意或无意重新发明一种已经被别人发明过的手法、规范，因此产生不存在于原有语境、既破坏又重整原有体系的效果。在这个国家，想要获得最新的国外音乐资讯实在是太难了，更不要说随之而来的文化和音乐哲学。王凡用他那些匪夷所思的手段创造出了完全不同于任何现有体系的声音，而他自己还一无所知；Ronez，一个经常被人用阿法克斯孪生兄弟来对比的噪音/实验电子音乐家，最初是用随身听研究拼贴和噪音的。而另一方面，信息和权力的匮乏带来的压抑，又使某些音乐家爆发出了极大的创造性和感情，这就像一种原始的，而不是系统化的创造。
因此，在地下摇滚和英式流行乐成长起来之后，“reinvent”开始被国际化取代，那些最热情的人开始认为整个场景失去了气氛，他们希望重新看到二○○一年前后的“木推瓜”(短暂存在过的地下乐队)，而不是越来越美国化的朋克英雄“脑浊”，或者性感温暖的布鲁斯乐队“沙子”，更不是男扮女妆、用摇滚乐嫁接了二人转的“二手玫瑰”，而后面这些乐队，都是新出现的大批摇滚乐迷追捧的对象。
但是网络等新手段改变了一切，年轻的音乐家正在学习MAX/MSP程序，并在网络日志上写“Mego”、“ReR”和“Alien8”这些前卫厂牌的评论。国际化为年轻人带来的好处是，摇滚乐场景开始出现了更多的独立朋克，他们保留了大城市青年最后的愤怒；而电子乐在两年之间突然兴盛起来，上海的B6(他同时也是制作人、平面设计师、“ISMU”和“尘匣”等乐队的成员)被法国电子乐前辈雅尔赞美的事情，传得到处都是；Sulumi开设的厂牌“山水”正在和日本的“19-T”合作……在噪音和声音艺术方面，台湾乐评人、声音艺术家姚大钧通过他的网络电台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钟敏杰、王长存这些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音乐家，就属于被他影响和发掘出来的新一代。
三十岁左右的音乐家是今天最重要的力量——当然，四十岁以上也只有崔健还在创造——第二层皮乐队的风格有点像日本地下巨星灰野敬二，他们的吉他手李剑鸿的唱片可以在东京买到，他和其他的杭州音乐家形成了一个噪音和声音艺术的圈子(当然，这也和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系带动的风气有关)。王凡的作品从最安静，到最吵闹，从悦耳到新奇，跨越了领域，但始终保持着混沌神秘的宗教色彩。fm3乐队从宁静的氛围音乐，到激进的新极简主义，以及把约翰·凯奇式的“加料钢琴”用在中国传统乐器上然后加以调变，这一切使他们受到了欧洲乐评人和同行的赞美；以人声实验、毒辣的歌词和各种打击乐器组合起来的顶楼的马戏团，用简单的、宗教仪式般的现场表演开发出新的空间，他们的现场，有时候也会和视觉、行为艺术结合起来……有趣的是，这都是些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佛教、道教和民俗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
沉波
fm3乐队 (沉波摄影)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没有即兴的场景。虽然王凡曾经短暂地组织过一些演出，用最好的地下乐手来完成他的宗教气氛、噪音摇滚和迷幻史诗，但事实上中国没有爵士乐和学院派前卫音乐的基础——这两个领域至今也非常可怜——演奏技术、即兴交流能力和突破“音乐”限制的想法，都相当有限。在王凡放弃和别人合作之后，只有兰州噪音协会偶尔进行这样的演出；最近两年，北京的“美好药店”(他们曾经因为大量的行为艺术表演而出名)、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也因此而受到重视，他们甚至联合进行了一场以催眠般的狂欢结束的演出；五月到六月，我负责采样，和另外两位同志乐队的前主唱、“野孩子乐队”的前鼓手组建了一个临时乐队，参加了“成都乐队”的十城市巡演。如果再算上fm3，这就是全部了。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中国的新音乐才刚刚踩上了油门，因为即兴音乐体现着全面的素质和音乐观念的解放，它是一个标杆。
一九九三年，英国新音乐杂志《线路》(Wire)杂志曾经刊登过关于中国摇滚乐的全面报道；二○○三年，它上面的一篇文章用大友良英当年的崛起来形容王长存、Ronez这些音乐家。无论如何，我们不是在讨论“古老城墙下的摇滚乐反抗”这类《时代周刊》式的爆料，有时间的话，还是下潜到现场吧。欢迎来到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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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10024
十年——中国新音乐快照
颜峻
200410
蔡鸣;沉波
丰江舟（蔡鸣摄影）; fm3乐队 （沉波摄影）
我上大学的那几年，是读书气氛极浓厚的少有的好年头。牖窗初启，各学科的读书人都在努力引进诸多新学说，此一热潮，正巧赶上了西方建筑界的新说辞源源不断的热潮。这两拨儿热潮劈头盖脸地打来，呛得人不得不手忙脚乱地扑腾着学弄潮。依照科学认知的程序，对黔境新来的或驴或马或虎豹，琢磨起来要讲究一个什么、怎么、为什么。迎面扑来了建筑的新旧“主义”一大堆，让你分不清楚谁是谁，怎能够自如地仿效和操演，更不必说到创新和超越啦。于此之际，一九八八年，建工出版社及时推出了貌似西方当代建筑史的一本书的中文版，即英国人肯尼斯·弗兰姆普敦在一九八○年写就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望文生义，这书上的内容好像该是既有历史又有批判，出版社简直就是做成了一件积德造福的大好事儿。我和我的同学们几乎马上就人手一本，企图凭它按图索骥的功利心，隔着八丈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但，令人沮丧且惊诧的是，我旋即发现自己读它不懂。隔几天再看，仍然读它不懂。看来看去，书页变旧了，放上书架时显得颇有几分学问气。现在它还在那里，四元四角五分的一本书，很体面地发了黄的旧书。不懂。
光阴转眼催人老，书却不肯老，今年又在三联书店出了新版，雪白挺括，这一回是四十六元的书了。我赞成保护作者权益和知识产权，但我有一点为现在的穷学生发愁。
更让我发愁的是，现在的穷学生买了这么贵的书回去，只怕，多半和我当年一样，也是看它不懂。
作者在前言里开宗明义地说：“我尽可能使本书可以多种方式阅读：既可以按序连续披阅，亦可随意选读一个章节。本书的组织顺序着眼于一般读者或大学本科生，但我希望，偶一涉猎也能吸引研究生的兴趣，并对某些愿意深入探讨某一专题的专家也有所帮助。”
由于目前城市人民对建筑环境的兴趣日渐高涨，这样的前言难免会引诱许多人动心，试图顺手翻阅一睹为快。然而，根据我读此书经受十余年打击的经验，作者或是在顺嘴儿胡说八道，或是高估了读者的理解能力；再不然，就是他的那些英国同胞读者们在建筑和艺术和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修为比咱们深了一个世纪有余。
这本书压根儿就不是为普通读者写的，虽说它实际上真是一本好书啊。
为辩明我不是在妄自菲薄，且先翻到本书的第二篇第一章：《来自乌有乡的新闻：英国一八三六——一九二四年》。乍一看到这题目，何为“乌有乡”立即有点儿让人犯晕。好在，几页后的行文里便有了解释——这里引用了威廉·莫里斯写于一八九一年的代表作、著名的乌托邦传奇的书名儿。如此一个下马威，其实不过略考较一下读者的耐心罢了。真正棘手处还在后面。
看见了这一章的题目以及题目下的“胸饰”处对莫里斯文章的引述，我们很容易猜测，这一章该是集中解说莫里斯其人及其建筑主张的。作为鼎鼎大名的艺术理论家，莫里斯的著述和设计深深影响了主要发生在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而工艺美术运动又被无数历史学家公认为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之一。因此，把莫里斯放在了这部现代建筑“批判的历史”的开篇，可称恰如其分。
然则在作者的操纵之下，本章并不是由着莫里斯一个人在独唱咏叹调，却引出了数不清的满台人，纷乱错落地上演着多主题多声部的重叠又重叠的重唱。单是在本章第五页这一页里，我们读到的名字除了莫里斯之外还有：一、拉斯金；二、乔治·吉尔伯特·斯各特爵士；三、卡尔·马克思；四、艾里娜·马克思；五、艾德华·艾夫林；六、恩格斯；七、傅立叶；八、沃尔特·克雷恩；九、麦克默多；十、肖；十一、莱瑟比；十二、E.S.普莱尔；十三、恩斯特·牛顿；十四、阿什比；十五、沃伊奇；十六、费边。这十六个人当中，有生年彼此交错的思想家、革命家、理论家，也有真正动手设计的、出名或者未必出名的建筑师，不论规格大小，一揽子的都被弗兰姆普敦用来解说莫里斯：莫里斯继承了谁、启发了谁、和谁意见相左、和谁有所呼应，还有别的哪个人怎么看待莫里斯。弗兰姆普敦甚至都舍不得多花一点儿篇幅来转述上引十六君的相关见解究竟是什么，只是点到了名为止。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人本是何方神圣，又各有什么主张与建树，这整个错综交织的参照系的意义当然也就化为乌有，于是从中衍生出来做全景式描绘的正文便随之完全不知所云了。
循着这一叙述习惯，作者随时都会顺手拈来一本书，比如拉斯金写的《威尼斯之石》、霍华德写的《明天：一条通向改革的和平之路》之类，用以取代一长串铺垫细述的文字，诱着你的思路跟随他一起跳来跳去，纵横捭阖地比拟与重构前人的思维发展轨迹。读者要想跟得上他，就得先对那些书目有个大致的了解。可惜，现如今即便是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读到过这些典籍的人也在极少数，因此我们很难亦步亦趋地跟着他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运起轻功绝尘远去。再随便翻开一页，我们看到他会这样来讲述一位建筑师沃伊奇(拉斯金的门徒麦克默多的门徒)的影响：“沃伊奇这些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一样影响深远。建筑师C.R.麦金托什、C.H.汤森，维也纳建筑师J.M.奥尔布列希和约瑟夫·霍夫曼都曾受到他作品的影响。”如果不熟悉现代主义前期那一段建筑历史，无论谁看见这一长串名字都只会感到困惑而且厌倦，不明白就算他影响了这么些人，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只要了解到，这些人当中包括了格拉斯哥学派和维也纳分离派的主将，他们各自孤独探索而又相互启发的实验，参与构成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交替之际最勇敢的建筑探索，筚路蓝缕地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现代主义建筑开辟了道路，那么，何必来勾勒其先一直上溯到拉斯金的这一系列学术渊源，个中的缘由也就不言而喻。但同样可惜的是，今天学建筑的人，熟悉解构主义者哈迪德的人多，熟悉麦金托什和奥尔布列希等人的就很少了。
我想，要理解弗兰姆普敦捏合出来的这种叙事，需要深厚的学养以为后盾，这一苛刻条件正是当年我看不懂此书的首要症结。刚刚死啃课本考完十二年的试还没过多久，满脑子净是元素周期表这些跟建筑不相干的事儿，谁能知道那么些于高考无用的外国人！这书里随手拈来的故典太多，七拼八凑，斑斓锦绣，直是乱花定欲迷人眼，没有足够的修为便只能倒也倒也。真想凭谁对外行而又外国的普通读者伸出手来拉一把的话，惟有指望译者做出比正文更长得多的注解，把所需配备的历史文化知识解说详尽。然而，这种译注更像是个专业研究者的读书笔记，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翻译所应负责的领域，对于译者的学术修养和时间投注也是个无限的挑战。我只在周作人当年翻译日文书的版本里见识过这样的译注，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盛景，其难再，可叹而不必解说。
更可恶的是，弗兰姆普敦在全本书里谈论不休的，毕竟是个关乎建筑的话题，但他字里行间处处涉及的无数建筑方案，却是极端悭吝地舍不得给配上插图，更让局外人难以揣摩他所说到的那些形象该当如何——尽管在他看来，这些似乎本应是尽人皆知的。如上所述，他提到过，麦金托什诸人的建筑作品受到了沃伊奇的影响。但无论是稍远的沃伊奇还是麦金托什诸人的建筑，在相关文字旁边都没有配上相应的照片或者绘图；直到隔了四章专论麦金托什的时候，一整章里的插图亦不过小小三帧。此般图片等级，真是愧对了这一回新版本所用的重磅好纸张！就算有哪个优秀学生要认真读书去查对，从我们最习见的西方建筑史的教科书里，也很难查得到足够多的图片，至多其中某人的单独哪一个建筑有张鬼影模糊的黑白小照罢了。在初学者来说，这书读完了可不就如同盲人摸象，只能是晕头涨脑的！与此书相互折磨了若干年后，我才开始摸到一点读它的关窍，大致有点儿模模糊糊的把握，who is who，what is what，约莫该向哪里去找到相关的建筑资料，而且这还先得取决于一个可以借重的图片资料库——咱们的公共图书馆是指望不上的。时至今日，我真正诚心诚意来读它的时候，正经还得在手边预备上几本以编年方式组织的原版大部头建筑史，分分秒秒拿来做“辞海”用，搬动书本的频率和分量都堪比在工地上搬砖。这显然不是随意读书的悠然情调了，怎能不让人跟它起急呢？！
说到这里，准会有人要跳起来质问：晦涩到这么刁钻的程度，你凭什么赞它是好书？
咱们再回过头去，查查它的目录。
全书正文共分为三篇。
第一篇题为《文化的发展与先导的技术一七五○——一九三九年》。开篇先来通盘分析了现代主义建筑产生过程中的文化、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为后面的论述铺陈出一个泛泛的轮廓底子来。这一部分共有三十三页，在全书总篇幅中占了不到一成。
第三篇题为《批评性的评价以及向现在的延伸一九二五——一九九一年》。其实际内容是在讲述国际风格成型以后的自我变异与更新发展，重点放在现代主义建筑被“后”的过程以及迄今为止的发展状况。这一部分共有一百一十四页，其中还包括三十五页内容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新扩充出来的。第三篇占了全书总篇幅的三成。
如此一来，这本书就明显暴露出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形结构特征，完全失去了均衡的美感。作者不惜此举，让第二篇的分量在全书总篇幅中超出了六成，当是出于必需，非此不能言尽。第二篇一共被分成二十七章，篇名与书名部分重合，叫做：《一部批评的历史一八三六——一九六七年》。根据分量及题目这两项参数来看，它显然是作者写作时最用心的重点所在，是正经正文。
第二篇中，几乎每一章都使用了同一模式的标题：“某人与某一种学派(或倾向)+某段时期”。在这篇的二十七章里，有四章的时段延伸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涉及到的主题人物分别是：柯布西埃、密斯、莱特、富勒+约翰逊+康。其次有一章写到了一九五七年，主题人物是芬兰人阿尔托。随后就直接缩回到了一九四六年，还是在讲柯布西埃。其他二十一章的年代下限，都环绕着二十至三十年代这个中心，也就是说，第二篇的绝大多数内容，写的都是在以包豪斯为象征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定型之前的那些日子。
密斯·凡·德·罗，法恩斯沃思住宅，伊利诺斯，1946-1950年
讲起这些年代比较久远的故事，除了莫里斯之外，写到沙利文、莱特、柯布西埃和密斯、包豪斯这等，是人人预料之中的内容，而未来派、格拉斯哥、分离派、风格派，也是一本现代建筑史绝不能忽略的话题。相近的内容范围，却又没有过硬的配图，弗兰姆普敦的专擅在哪里？
试举一个小小例子。通常，在讨论上一世纪转换时期的建筑趋势的时候，不可或缺地要讲到新艺术运动，其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吉马尔、比利时的奥尔塔、荷兰的伯尔拉赫，还有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高迪。通常，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说法：新艺术运动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场松散的装饰艺术运动，波及了整个欧洲和美国。它受到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以及日本浮世绘的影响，相关领域除了建筑设计以外，还包括家具设计、平面设计、雕塑、绘画、插图装帧和服装，并涉及到了文学、音乐以及戏剧舞蹈等诸多方面。由于反感工业生产对艺术造成的冲击，艺术家们转而推崇手工制作产品的独特个性和细腻精致，崇尚自然清新的艺术风格，大量运用自然纹样所特有的蜿蜒的纤柔曲线。新艺术运动的建筑师们善于朴素地利用钢铁、玻璃、混凝土这些新材料，做出许多曲线，或繁或简，用冷硬的材料表现出建筑柔和的一面，展现了结构的韵律感。
高迪，居埃尔宫，巴塞罗那，1888年
根据这样的描述，人们会想当然地以为，新艺术风格是以自由的感性对抗冰冷的技术理性的一种风格。在上面提及的几位建筑师当中，我们最熟悉的应当是高迪，他那些遍布巴塞罗那的建筑作品也恰好印证了所谓非理性、超自然风格的印象。但是在论及新艺术诸人的一章，弗兰姆普敦用的标题是：“结构理性主义与维奥莱－勒－杜克的影响”，这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又和“理性主义”有了瓜葛呢？根据作者的看法，以新型的建筑材料对结构与构造方法进行忠实的表述，加上在塑造空间效果方面开始进行的尝试；对地域性的“本土”的民族主义特点的追求，同简洁化、标准化生产及建造的社会要求融合在一起：这些出于理性原则的考虑，是与原始力量、表现主义相制衡的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着新艺术运动时期的建筑探索。在上述几位建筑师的作品中，这些因素分别起着比例不同的作用，流露出了侧重不同的迹象。而这探索，又是建立在维奥莱－勒－杜克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如果无视这些，而过分强调其非理性的侧面，则新艺术运动与后来的现代主义建筑应该算是南辕北辙的走向，其间思想的衔接与艺术手法的传承就是不可思议的了。事实上，也确有一些人是把新艺术时期的建筑看做是现代主义建筑之前的一段“反动”，因此避过不提，直到最近才把它当成诡异华贵的怀旧对象，重作谈资。
又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的构成派，在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早期，它是最重要的前卫流派之一。这群年轻的梦想家极力突破地心引力的禁锢，创造出了超乎想像的结构语言。他们狂热开掘着结构本身所具备的艺术表现力，远远超越了自己身处的时代。构成派在当时除了推出大量的设计方案以外，还通过与包豪斯师生们的交流而直接影响到了后者的发展，推动了现代主义者在结构表现性方面的探索，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最终完形有着不可轻忽的贡献。继而，一直晚及九十年代解构主义兴盛的时期，依然有许多建筑师都以构成派的设计思想作为无上的灵感源泉。这么一种具有无限生机的建筑理想，为什么却会夭折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历来习见的结论，都是归罪于斯大林保守集权的文化政策，归罪于他对这种带有民主气质的艺术倾向的本能反感。但是在本书中，弗兰姆普敦却揭示了另一个并不稍弱的现实原因：“随着列宁的逝世，革命英雄主义时期结束了……从建筑角度看，最长期存在的显然是住房问题。……面临弥补这一匮乏的任务，年轻一代建筑师中的部分成员感到自己不能再沉陷于当时……那种对形式主义的关注了。”随即，苏联建筑界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聚焦于住宅设计的竞赛与研究。在这样的气氛里，先锋派建筑师不仅没有能力满足斯大林对新国家政体的象征形象的要求，也同样没有能力满足社会对实际建筑类型的现实要求，因此才不得不退出了苏联建筑的舞台。后来的一些年里，苏联在大规模建造社会住宅时，以另一模式遵奉着现代主义建筑的某些原则——我们国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盖的许多“苏式住宅”，就是眼前一个确切的明证。无视社会现实条件的一面，只片面责怪斯大林扼杀新生的、开放的艺术实验，对他个人有失公允倒在其次，关键是把一个复杂的建筑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扁平化了。由于弗兰姆普敦本人的意识形态立场偏左，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尤其与西方学界的习惯意见有所差异，也为我们读者提出了另外一个可资参照的思考角度。
记得在钱穆先生的书里曾看到过前人对史学家的不同分级。史学家需要具备三类素质：才，学，识。才是天生的，再加以学，在学问中始长出见识来。弗兰姆普敦这位前辈耆宿在建筑史方面浸淫多年，有没有才，我辈不必去衡量。以前文所述，足见他掉书袋的功夫之深，其学当然也就很够了。那么，算不算得一位上等学者，他在历史方面的识，即见解，就是最根本的，而独辟蹊径的见解在学术研究中，历来也正是人人必欲得之而又极难获得的。正是在这个方面，本书有着优秀的表现，是它不同流俗的最好一面。
书虽是好书，但却这么难读，需要人奉献偌许精力给它，在我们一个西方世界的“外人”而言，又有什么必要呢？
最关键的要义，仍在于它的着眼点放在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前传”。
如前所述，在菜鸟阶段，和我一样的许多建筑学生在读书时，持着一种查阅时尚发布图集的心态。这也不单是中国学生的毛病，在整个后现代时期的建筑文论里，同样的把建筑风格如时装流行趋势对待的态度弥漫成风。正是因此，用贴标签来处理建筑思潮的思维方式才一度大行其道，而所谓后发国家的建筑师们也才会追着最新的流行趋势上气不接下气。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相形于身边颓败晦黯的城市景象，面对着如潮涌来的西方建筑的新局面，我们不得不瞠目结舌五体投地继而发愤研习生吞活剥的话，那么，在本土建筑界已然彻底接受西化走向并走过了漫漫二十年的引进之路以后，却有不少人会忽然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在邯郸学步呢。
对于我们正在效仿着的西方现代建筑及当代建筑，其根本发生原理和内在逻辑，我们的研究和认识都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我们惊喜地发现，在现代主义建筑的原发地，竟还有人也在同样研究着它的发生史，探询着那些被国际风格掩盖和湮没了的早期实验，猜想着曾经还有过哪些不同的可能性。都说现代主义建筑毛病大大的，可是针对现代的城市生活，除了它以外，还能采用什么充当替代疗法呢？所谓的地域主义一天比一天更像是抗衡天下归一的僵化理路的支点，那么，什么样的地域主义在当代的社会环境里才是可能的？科学研究有一项重要内容是无数次的“试错”，其意义丝毫不亚于那惟一的一次“试对”，甚至更重要，它是后者的必由之路。本书最重要的篇章，是在讲述着建筑史上对我们直接影响至为深远的那一段漫长的、全方位多思路的“试错”的历程。与其说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份确凿踏实的阅读享受、一种自圆其说的历史解读，倒不如说，它做成了更多的留白，挑战着读者的思绪。
珀尔齐格，大剧院，柏林，1919年
由于包豪斯学派在“二战”之后与美国的工业化生产体制的成功结合，导致了国际风格一统天下的格局；与美国在全世界的文化霸权联手，更让世人以为这就是现代主义建筑惟一正确的面目。不可否认，这一种现代主义建筑在满足民主社会对大规模建设的需求方面，的确是居功至伟；但它的缺陷，也在征服天下的过程当中暴露无遗。其中一个痼疾，就是它对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视若无睹，把全球城市都装进一元模式的壳子里，严重地败坏了这个世界在文化生态上的多样性。就此进行反思和考问时，在国际风格之前进行的那些湮没了的实验，为人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照系。其中，有不少建筑构想之所以在当时没有能够得以广泛实现，并不一定是因为它“错”，而是因为它“对”得太早、超越时代太远。因此，并非巧合的，在当今的建筑领域，有许多以往的旧学说开始重新引起了注意，甚至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架势，这不仅对后发国家才有意义。
针对如此重大的学术探讨，一本书的细读和难读又何足道也。这个课题不是单独哪一个人坐对书山就可以悟道的事儿，需要许多相关领域的无数学人为它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弗兰姆普敦的书，只是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一本著作而已，它不适合被当做休闲读物，也不适合登陆畅销书排行榜。它本应像作者的学问一样，安然处于寂寞的境地，只要确实仍有同人在沉潜地做着研究、奉献着心力就好。
本书的译名，其实是有点儿值得商榷的。critical一词现身而为history的前缀，顺理成章就会变成“批判的”历史。但我并没有品出作者的批判味道有多么强烈。它更像是一本“评传”，夹叙夹议，娓娓道来。在词典里，critical也确有“评论的”一种译意。此外，在许多英语作者的笔下，这个词有时候还意味着面临巨变时给人启发、刺激奇思异想，这和作者的主旨该当更合。不过话说回来，通观全书行文，这一版翻译之信达雅已经很是难能可贵了。
大概是弗兰姆普敦多年授徒的习惯使然，他的文章读起来仿佛是罗列着一章章不同主题的教学讲义；甚至他那枝蔓无限的借重于互文性的表述方法，也隐约透漏出留给学生们的家庭作业：课下需要恶补的如山堆积的参考读物(书末真的有文献索引，但中文读者几乎不可能读到其中百分之一)。这样的书，恐怕是现在的学人们写不出来的，比较一下查尔斯·詹克斯的文章就知道了，那还算是个才子快手呢。
这么沉甸甸的写法，难怪弗兰姆普敦的书虽算得上是经常被人引述的名著，却又和者寥寥。其实呢，写书，读书，都该是只一个人面对着灯光，孤独的行径。而读书，写书，又都该是掏心掏肺，把自己全部奉献出去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