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学者以“挖肉”、“剥皮”之痛来浩叹毁城之哀，而他的抗争，却引来种种误解与责难的时候，我们就有必要把历史搞清楚了，我希望《城记》清楚地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拒绝遗忘。因为历史一旦被遗忘，它就会重演；因为对待历史的态度在今天已是如此深刻地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当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被推土机铲除的时候，当一幢幢“欧式古董”被迎上街头的时候，当拆迁失衡了社会生活,这个城市必须靠南水北调“打吊针”度日的时候，我们已能真实地感到，今天困惑着我们的仍是梁思成那一代人的困惑。
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城记》的特点是充分利用有关的文献，所谓“文”是指文字记录的资料，包括档案、梁思成先生的日记、笔记和发表的文章等；所谓“献”是指人说的事，书中采访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这在史料上都可以称之是第一手的材料，作者遵循了历史学的基本通则，讲的都是史实，没有虚浮之辞。也没有过多地讲自己的意见，摆出史实，让读者自己判断是非，作为一个记者来写这本书，持这样的态度，我认为是很正确的。
北京旧城是明清两代的都城，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结束了北京作为帝都的历史。但是，北京旧城却仍然存在，城市的历史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它虽然不是帝都，作为城市它仍然在延续变动。在这九十多年里，北京旧城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九五○年以前。这个时期北京旧城最大的改动有三项：一是袁世凯开南海新华门；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开和平门，辟新华街；二是开辟景山前街，拆除了故宫的北上门，把故宫和景山分开，修通了北京旧城东西城之间的交通孔道；三是日伪时期于内城东、西城垣南端开建国、复兴两豁口。虽有改动，但古都风貌依旧。
第二个阶段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包括“文化大革命”。《城记》写的主要是这个阶段的北京城。一开始便记北京旧城的保护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以中南海为中央人民政府，对北京旧城进行改造，变帝王都城为人民城市，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建设新中国的人民首都；另一种是以梁思成、陈占祥为代表的保护北京旧城，另建新市区的城市规划。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最后采纳了前一种意见。于是，拆牌楼、扩街道，拆除棋盘街、千步廊和天安门前的三座门，改建天安门广场，打通和拓宽建国、复兴两豁口间的东西长安街。甚至还酝酿过包括改造故宫在内的更大的改造北京旧城的计划，但由于当时经济实力所限，并没有实现。
第三个阶段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直到现在。北京旧城的保护出现了比以前更为严重的局面。第二个阶段中的两种意见，即《城记》中所记的史实，已清楚地显示出是对北京城市规划的不同意见，反映的是建国初期对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思想的分歧，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这既是学术问题，也是对城市建设这个新事物的认识问题，但绝无钱利之事。这个争论是理念性的，是完全公开的，当然也伤害了许多著名学者的感情。第三个阶段的问题则完全不同，在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的同时，房地产开发商参与进来，这个新的因素构成了第三个阶段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特点，在利欲的驱动之下，官商勾结，惟利是图，暗中操作，恣意破坏中国政府公布的一百零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以北京为例，在北京旧城的内城之内，把公元一二六七年(元至元四年)兴建的元大都城市街道，以“推平头”的方式成片铲平。元大都的城市规划的街道系统一直延续到明清北京旧城，我们再三呼吁说明北京旧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和世界都城史上的地位及其价值，似乎未被当局所重视。
《城记》一书在保护北京旧城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建议作者要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历史，补上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至一九五○年的第一阶段，再补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至今的第三阶段。把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事迹以及破坏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劣迹，都如实地写出来，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历史是无情的，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要向历史做个交代。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所)：很多人都在思考北京城毁城的问题。毁城真正的悲剧性在于这个城是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自己把它保护下来，使它避免了战火的摧残；然后又在和平年代自己把它毁掉。这是非常奇怪的。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城记》做出自己的探索，它冷静地超越了人事恩怨，揭示了一个城市命运变化内在的动力结构。
这种动力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是苏联专家的意见，这有一定的讽刺性，因为当时梁思成很欣赏苏联的规划，认为苏联是规划工作者的天堂，认为只有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圆满地实现城市规划，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城市只能是杂乱无章的、混乱的。但他的愿望很快破灭，苏联专家提出按照莫斯科的经验来重新改造北京，这是对北京致命的第一击。另外就是所谓破旧立新的“革命文化”，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强劲的主流文化，批判、否定旧时代的文化遗产，到“文革”的“破四旧”明确提出彻底消灭旧的物质文化。对文化传统采取这样彻底否定、割裂的态度，直至从物质形态上把它消灭掉，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可行性”，苏联人叫做经济必然性。现实的决策必然要考虑城市在今天的建设和使用，怎样才是最合理的。当时从管理者的角度，否定“梁陈方案”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抛弃旧城、另建新区费用昂贵，财力难以支持，因此只能利用旧城，见缝插针。这在今天看来是尤为可惜，甚至是有些荒谬的。今天和过去的实践早已告诉我们，在郊区征地盖新房远比在旧城区拆迁、安置便宜得多。因此虽然当时否定了“梁陈方案”，但在公主坟一带建设的军队大院、国家机关仍然不断往西扩张，说明内在的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因此经济方面的可行性也是不存在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毁城跟五十年代的动力完全不一样，当然也有一脉相承的东西。现在回过头来解释为什么在战火中保留下的这个城市，又被毁掉了，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初人们并不是把“城市”当作一种文化遗产来保护的，只是保护其中的文物，比如故宫、北海或让梁思成在地图上圈点的那些；至于古城是一个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这样的概念，我相信一九四八年并没有建立，今天也还没有建立。直到当前，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和合理性仍然没有得到必要的尊重，甚至为商业目的不惜一再地毁坏已经被列为保护对象的文物，城市建设完全服从现实的功利，这一课今天仍然需要补上。
张钦楠(建设部)：《城记》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有些段落读了令人流泪，这是历史的教训。然而，北京城的破坏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停止，“文革”以后北京面临新的、更大规模的破坏，这个破坏，这本书还没有触及到，希望能写一本《城记续编》。这个破坏现在是不是已经刹住了？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扭转的办法？我还是感到担心的。北京城市的这种变化在中国是有代表性的，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只是外国刹这个车比我们刹的早得多，他们在总结经验，找保护的新路子的时候，我们还在继续破坏，这是当前最严重的一个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北京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四合院怎么保护？保护起来给谁用等，我前几天走过朝阳门，看见有两幢欧式的建筑标了大大的“拆”字，里面都空了。我看了非常伤心，当时实在太激动了，我就给刘淇书记、王岐山市长写了封信，说这是野蛮拆迁，太狠心、太粗暴、太野蛮，希望对北京旧城要温柔又温柔……后来再经过，看到“拆”字被盖掉了，其今后命运如何，还是个悬念。产生这种破坏，与商品经济有关。商品经济一进历史古城，就像一头公牛进了瓷器店，要有一些有效的控制办法。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市中心地价最高，向外逐渐下降，就像一座金字塔；开发商要赚钱，就得在高价的地段建高楼，低层的到郊外去，结果城市的外貌也像一座金字塔，许多世界城市就是这样。例如东方广场，当时就拼命地想突破限高，突破不成就加大密度，破坏了长安街的格局。我老是在想，除了行政措施外，有没有什么经济手段，可以遏制这种“公牛效应”？比如说，对老城区建立一个“社会成本”的概念，破坏的要支付社会代价。当然这只是想想而已。关键是要承认老城的文化价值，办法就会出来。例如西安在考虑把省政府或是政府机构迁出城外，在城外创造就业机会。
北京朝内大街上两幢欧式建筑，下方标有“拆”字
朱嘉广(北京市规划设计院)：我是做城市规划的，大家一说起北京城，想说的话很多，什么历史呀、争论呀、现在应该怎么搞呀，包括最近的大热点：一个是北京城的保护，还有交通。说到交通，这也跟城市的保护有很大关系，这个问题很复杂。
像徐苹芳先生说的，实际上景山和故宫之间当时为了交通，有了很大的改变，怎么来评价这个？我觉得这里面可探讨的东西实在太多，所以我今天只是说一说《城记》这本书。最近许多评论、文章都提到“梁陈方案”，大家不像我们搞专业的有一定的局限性，技术性较强，大家可以多角度的来探讨。实际上，这个事情也一定要从广阔的背景、视野上来看，如社会的、经济的、历史文化的背景……要想逐步使北京有一个良性发展的轨迹，一定是应该有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法、策略或推动力，才能做好这件事；这绝不仅仅是建造技术问题、风格问题……这都是表象；从经济上来评价当时形成的决策或是过程，从后来的形态来看，行政中心也不是简单的“放在旧城或是城外”，我们看到很多部委在城里，也有许多在城外。每个部委之所以选址在现在这个地方，背后都有很多故事，都能说明很多问题。
我和王景慧也受过梁先生一脉相传的影响，梁先生作为建筑家、教育家，他所关注的背景很广阔，所以才是个大学问家。这对我们搞专业工作的人很有启发，城市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建筑风格的问题，什么应该是“现代的”或是“古典的”等等，这个事情不简单，需要很深入的研究，需要有影响力的著作、文章。
现在有种说法：保护古城永远不晚，只要对路就有希望。话虽这样说，但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和梁先生当年来比至少是差不多严峻。对于城市建设的推动力，经济的作用是特别大的，尤其是旧城。以往的方式基本上都是政府和开发商来左右这件事。其中问题很多，一个是政府的政绩，还有经济上的因素；老百姓住的条件那么差，而政府又没有能力去完全改善老百姓的住房条件，像房管局管的那些公房，房管局背负了很大的负担，哪儿有能力再来考虑什么“风貌、格局”，能不漏雨、不塌就不错了，还要养活一批人。所以，更重要的是机制上、制度上要改变。北京确实很难，尽管外国有多少多少经验，可是咱们的社会基础、观念和他们都不一样，也确实有一些特殊性。
对于旧城保护，应该找到一个很好的机制，简单来说就是既保护了，又现代化了。关键是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开发商的作用是什么，还有居民们能够自主地做什么？从政府和开发商来左右老百姓的利益，要改变成老百姓自主地来决定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被动地听令。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要从更大的范围来考虑，如制度的创新。要保护好旧城，应建立起“政府引导，居民自主”的运作机制。我们的建筑界现在老是没有自己的创新，要么是简单地学外国，要么是模仿古代的。我认为这种建筑创新一定是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文化认识创新的背景上的。我们现在的建筑、规划的评论或争论，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实际上这是很需要的，不需要的是简单的骂人或吹捧。《城记》这本书做了很好的工作。
从一本书说到城市规划、居民的利益，再到老百姓生活的改善等等，其实这其中都有联系；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很有挑战性的难题，北京的事是写不完的。北京城是从古代就有一个很严谨的规划这么延续下来的，而且规模又这么大。我们现在仍然处于一种体制的转型期，又这么急迫的要实现现代化，确实这个矛盾错综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很多人来做这个有责任心的工作，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杨保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我们国家在最近二十年快速发展时期中，像这种拆城、破坏文化的事情是普遍发生的，不光是北京。我们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至少丧失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化资源，一个是自然环境，这个代价很大。
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是不是都要不可避免的面临这样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呢？应该说国内国外好像都有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国家传统文化当中讲究“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以前，我们并没有要把什么都消灭的概念，一个国家被占领后，首先是要找到你，把你这一支留下来，给你一块小封地，让你生存下来，应该把这种传承的传统继承下去。
我们对过去的旧文化粉碎性的毁灭的确是罕见的。我在银川考察西夏故宫的时候，发现地下的瓦片都被敲碎了，当地人告诉我，说是当年西夏文明程度几乎赶上了宋朝，也创造了比较灿烂的文化，可是最后西夏的“党项族”居然被灭掉了，这个民族没了。原因是当时的蒙古族头领成吉思汗临终时嘱咐儿子，一定要把这个民族给灭了。后来蒙古人打下了西夏，觉得把“党项族”的人全部杀掉是不解决问题的，只要他们的文化传承下来，这个民族就灭不掉。因而不杀人，只是把他们的文化灭掉，没有了文化的载体，你就会变得不是这个民族了。所以就从消灭物质文化开始，首先语言不许用了，现在的西夏文字是非常罕见的。音乐不许演奏，服饰不许穿戴，民俗礼节统统禁止，寺庙、塔也毁掉，连所有的瓦片也都敲碎，这个民族的人找不到凝聚的文化了，就都改了民族，“党项族”也就消亡了。这就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找不到根了，这就是文化的重要性。
说到北京，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是我们对“北京”这个古城价值的认识还没有完全到位，尤其是在最近的快速发展时期，在经济的压力下过于屈从发展的需要，在发展的空间上没有找到出路。特别是这种打着“发展”旗号的力量很大，所以带来的是“建设性”的破坏。“文革”那种无知的破坏现在是不敢做了，可是如果打着发展的旗号，你还真不好说。我觉得经济上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当年我在莫斯科考察时得知，莫斯科在规划的时候，斯大林就说过一句话：“我们是社会主义了，你们要给我做个社会主义首都的规划，要让‘上帝’的名字在苏联的领土上消失。”因而当时拆除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教堂，现在还存在的是没拆完的，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当年对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
经济因素也是一个方面，不可回避。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一定是“中间的地价高、两边的地价低”，能不能不这样？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课题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确实要按市场价值规律办事，不是你愿意不愿意，而是你就没办法。问题在于北京比较特殊，从我们的理想、愿望来说，我们不允许它这样。这样就带来了矛盾，土地的价值要释放出来，要得到发挥，这是有利可图的，很多人就要来赚这个钱。商人是要赚钱的，但这是和整个社会的理想相悖的。怎么办呢？要不然你就天天斗争，可是很困难，因为你没有金钱支撑，商人比你雄厚得多，所以就带来一个个的悲剧。如果你天天教育他如何如何，这可能有点用，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你设定很严格的办法来控制他，虽然可以做到，但是成本太高。
规划工作不是技术问题，规划一定是要从工程技术走向经济，走向社会，最后是政治决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找出路。就像“大禹治水”一样，不能只是“堵”，而是要“疏”，要堵、疏结合。在旧城改造中，我们要阻止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仅靠这个不行。要给开发商指出哪里更适于开发，要像巴黎那样，在老城里面不要建高楼，少数已经建成的可以作为反面教材，而在老城外面建一个现代化的新城，新、老城之间还有对话、联系和比较。从这里也可看到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以根据北京的发展，把原来修建的最高的核心——老城，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把里面的“金字塔”变矮，把外面的“金字塔”变高，以吸引开发商的眼光和资金，使之以后在外面投资的价值比里面更高，给老城松绑。这就是通过改变城市空间结构，来缓解城市保护的压力。
我很不赞成把旧城作为改造目标，例如每年要拆掉多少多少……怎么能提这样的口号呢!像天津，把这个都作为了施政纲领、施政目标、政绩、成就提出来，比着看谁拆的快、拆的多。明明它还是社会财富有很高价值，你为什么要急着把它拆掉!且不要说它还有传承历史文化的空间和保存文脉的功能!
目前好像对于文化有几种概念，拆的人说:我是救民于水火呀!那里盼着我们去啊!你们住得挺好，就不让我们去帮别人……似乎他有道理。专家们就说他们不对，说你这是强加于人。还有老百姓，也都是各执一词。以往的拆迁，明明是涉及老百姓的利益，可是根本没有老百姓的发言权，只是某个机构与开发商讨价还价的结果。如果老百姓能够介入到里面，可能更好一些。一些群众说，你们偏好这些东西，要留下这些东西，可能是要满足你们怀古式的欣赏，你们怎么不住到这个地方呢？所以，我们也要设身处地听听老百姓的意见，他们愿意在原有基础之上进行改善。首先，他们有改善的愿望，包括设施、环境、配套、服务等等。第二，他们还愿意在原有的地方维系原有的社会脉络、关系……第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也只有离开。
所以我想，北京的建设不要再提急功近利的口号，可能就更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以后北京的旧城改造不要只是政府和开发商两家的事情，如果有第三方——市民、学界、热心人士进来，而且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就会使我们北京的旧城保护、传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现在很重视这个问题，但不要指望总书记的一个批示，北京就保住了，这过于乐观。现在的法律条规也很健全，但是违规的事还是很多，所以大家还是要努力。
杜晓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北京代表处)：第一，想要认识过去、认识历史，首先要了解过去、了解历史。《城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现在，无论是漫步在长安街头，还是行驶在大街小巷；无论是面对东便门明城墙东北方向的“顶戴花翎”的各色建筑，还是站在太和殿前环视故宫周围“日新月异”的变化，都会让我想到《城记》。内心除了感到沉重，更多的是引发我去思考。
第二，关于可持续发展：以前，我们只是从纯经济的角度考虑发展的问题。一九九二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引进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我们谈可持续发展，首先强调的是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历史文化遗产是不是资源？如果无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那样的发展能说是健全的和可持续的吗？对发展要更加广义地去理解。因此，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历史街区，在现阶段的中国，提高全民、特别是提高领导阶层的认识水平，应该是最重要的任务。
第三，关于代际公平：在属于人类共有的资源面前，代际公平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准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代人。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传承给下一代。从人权的角度来讲，下一代也有权利共享祖先留给后代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或者还能够为下一代留下什么？我们的后代将如何评价我们的所为？我们是文化遗产的捍卫者、是负责任的一代，还是任意践踏和破坏文化遗产的、不负责任的一代？同时，代际公平又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
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九七二年发布的《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有责任保护这一部分人类遗产并确保将它传给后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七二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一九八五年中国成为缔约国，条约的第四条规定，缔约国承认，保证本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国家的责任。
王景慧(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城市正处在大规模发展建设的阶段，经常碰到发展和保护的矛盾，正确地总结过去的经验，研究今后的对策，是特别重要的。说到历史文化遗产，无论是领导还是老百姓，现在说不该保护的人好像没有。但是，说到保护什么，怎么保护，则认识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保护的观念，第二是要找到合适的保护和实施方法。
先说观念，观念能影响决策，所谓观念就是解决哪些该保，哪些不该保。这里有个重要的认识，即保护什么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过去觉得不该保的，现在可能认为应该保，现在认为不该保的，过不了多久可能又要后悔。如北京把城墙拆了，现在大家都后悔。我曾和一些城市领导谈过，你们是大权在手的，如果有拿不准的，意见不统一的，宁可缓一点，也可能过一段时间后，你就会有新的认识，大家也会有新的认识，现在争执不下的问题可能就会有结果。但是如果仓促决策，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因为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是容不得后悔的。所以，保护的观念一定要发展地看、历史地看，宁可保守一点，不可冒进。现在做发展规划的时候，好像都展望得很远，比如要二十年不落后，可是在对待历史文化的保护方面就眼光短浅，哪怕三年后人们是什么看法都不管，更不要说二十年后了。经济、社会越发展，人们对历史遗产保护的要求越高，现在的短视，将来肯定会后悔。
保护文物这个概念，在国外大概起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保护历史地区的概念要晚得多。在我国，关于保护文物在《文物保护法》里面有明确规定，要根据它们的价值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对文物进行保护和控制。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破坏文物的环境。一种是四周盖大楼，文物倒是还在，但是四周大楼一挡，最后是根本找不到它。另一种是对于周围历史环境的破坏，天宁寺旁矗起二百米高的大烟囱，这是“文革”时干的，现在又有新的问题，如从太和殿往南看，按说就不应该看见除了故宫轮廓线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这是故宫建筑艺术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但是现在的“东方广场”、“新东安市场”……
还有一种就是对文物轻易地迁移。文物搬家不能认为是一种保护方式，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比如修大型水库，像埃及的阿斯旺大坝、我国的三峡水库等。轻易地搬家是一个悲剧，房子是搬了，可是它的位置没有了，与周围建筑的相互关系没有了，很多历史信息丢掉了。比如北京的王府，在哪儿修王府，它是什么类型的王府，是有一些讲究的。一搬家，王府存在的位置就没有了。为了新的建设搬走文物现在看来有道理，但从长远看，如展望五十年的话，将来要拆的可能是那个新建筑，新建筑是要折旧的，而文物建筑却是会升值，一升一降，你看应该拆哪个？
北京的胡同和成片的四合院保护是当前大家瞩目的问题。关于成片历史街区保护的概念，国际上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最早出现在法国，“二战”之后经济复苏，城市人口增加要建大量住宅，他们的办法也是拆了老房子盖新楼，但是建筑是更新了，城市的历史没有了，所以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日本也是那个时期经济大发展，成片的老房子都拆掉了，专家、学者、原住民想反对，可是没有法律依据，因为它们不是文物，这就促成了保护历史地区的法律的制定。法国在一九六二年订了一个《马尔罗法》，确定保护“历史保护区”；英国一九六七年的《城市文明法》也是确定了要有“历史保护区”；日本在一九七五年修改了《文物保护》，增加了“保护传统建造物群”的条款。其实，中国认识的也不晚，一九八六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就提出将体现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采取保护措施。
文物保护的方法是强调不改变原状，要“原汁原味”，而在历史保护区是一片大地区，而且有人生活，它不能“原汁原味”，应该采取另一种方法。遵义会议旧址周围有一片历史街区，大家觉得应该保护，但有人说：你要保护它的原汁原味，那些老百姓生活怎么办？还是拆旧建新的好。结果让开发商给拆了。这类地区的保护方法和保护文物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类地区的保护原则是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存风貌的完整性，维持生活的延续性。保护的方法应该是保存外表的整体风貌，建筑里面是可以改造的，要改善基础设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实施的方法不是全部拆除而是逐步改善。现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区分这两个层次，不管是文物古迹还是历史街区都要求原汁原味、整旧如旧，其结果反倒保护不了。历史街区的基础设施改善应该由政府来干，不能将基础设施差当成成片拆除的理由。我看到有的地方讲拆除的理由说，这个地方条件很差，居民上厕所要走一百米。其实你再修一个厕所，不就变成走五十米了吗？本来是可以逐步改善的，你为什么非要全拆呢？还有一个拆除的理由说，那里是危房，没有保护的价值。危房是从坚固程度说它不行了，而它的历史价值可能还是很高的，年代久远的房子能不“危”吗？我曾开玩笑说:“你们家老人病危，你什么态度？当然是赶紧抢救呀！”有历史价值的危房应该抢救维修，而不是拆掉！
第三个层次是保护历史名城，历史古城里面，除了文物古迹、历史街区外，还有其他的内容，这就是要保护和延续古城的传统格局和风貌特色。比如说北京，有大量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四十片历史保护区，这是应该保护的。此外应予保护的还有传统的街巷格局、中轴线、历史水系等。北京的中轴线是元大都时按规划建设的，经过明、清一直延续到现在，从南面说，永定门、前门、太和殿、景山，直到钟楼、鼓楼，这是中间的建筑，而两侧与之对称拱卫的还有天坛、先农坛，北海、中南海、什刹海……这些都强化了中轴线的概念。中轴线的结束是安定门、德胜门中间那段城墙，在中轴线的北端城墙上是不开门的，这在“风水”上是有讲究的。关于保护和延续风貌特色，是对新的建筑在设计上的要求，不是限制新建，而是希望新与旧有呼应、有联系。这对建筑高度的控制是十分重要的。如在历史名城巴黎，它的整体高度控制就非常严格，自一九七三年开始老城区的控制高度就是二十四米。所以，尽管有些房子看起来很怪，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蓬皮杜文化中心、阿拉伯中心……但是你从上面看，从埃菲尔铁塔上往下看，整体风貌还是很统一的。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还有非物质形态的历史遗产，如传统的音乐、戏剧、传统工艺、民俗活动、节日庆典等，这些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我们要予以继承和弘扬。
有了以上的认识研究，一个地方该怎么保护，就要研究它是属于哪个层次。菊儿胡同的住宅改造很成功，它属于什么层次？这里不是文物保护单位，也不是历史文化保护区，它是属于第三个层次，只要求延续格局和风貌。如果它属于历史保护区，那就不该盖那些二层楼、三层楼了，只能盖平房四合院。
上海的“新天地”都说不错，它的商业运作是很成功的，符合上海白领阶层的需要，带动了周边楼价的上涨。它也不是历史保护区，它是处在“一大会址”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之中。它没有拆光再建高楼，而是利用了原来建筑的外部墙体和构件，内部赋予新的用途，保存了历史环境。这里的环境风貌和“一大会址”是协调的，所以是成功的。
当前历史文化名城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旧城改造更新的模式。实施旧城改造，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居住环境，这都是好事，但现在许多地方是依靠开发商成片改造，全部拆光，另建楼房，历史风貌荡然无存，以至于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再也找不到一片完整的历史街区，这就成问题了。这种推光头式旧城改造弊病很多：许多历史建筑、名人故居虽未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但仍有保存、研究、利用的价值，如今在对其价值的争论中，一股脑儿全拆了；城市中大量旧房善于利用就是财富，危房可以拆，可以翻建，旧房则应该修，为了成片改造的方便，许多相当好的房子都拆了，很是可惜。大拆大迁的改造方式还容易引发社会矛盾，成为不安定的因素，以开发商为主体实施拆迁，漠视私房主的合法权益和原住民的合理利益，大面积的搬迁，改变了原社区的结构，也加剧了调整群体的困难。
总结前一阶段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实施，可以认为，凡是需要保护的地区就不能引入房地产开发，其保护整治的资金也不可能就地平衡。一些城市的经验证明，在历史文化保护区中即使制定了好的保护规划，但若由开发商来主导建设，为了平衡资金，追求利润，只能是不断修改规划，其结果是达不到保护的目的。正确的做法是由政府主导，按着规划的要求制定相关政策，这才可以保证按规划实施，达到保护的目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不可大拆大建，要采取逐步改善的方式，尊重居民的意愿，保护居民利益，保证社会的稳定。要调动居民的积极性，政府出资为主，居民出资为辅，按“政府主导，居民参与，公司运作，渐进改善”的方式，做好保护区的保护整治工作。
陈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记》它不仅表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而且反映出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史，折射出以梁思成、陈占祥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我国城市规划界的老前辈、一代知识精英当时的际遇、命运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梁、陈所处的那个年代，国家百废待兴，经济拮据；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走了一条被外国学者称之为“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在这一背景下，梁、陈以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为核心的规划方案注定是不可能被采纳的。恩格斯曾经有过一段话对悲剧做了精辟的定义，即“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梁、陈二位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他们的方案体现了很好的理念，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当时的实际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城记》展示的这段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丰富的，我有三点体会。
第一点，是要认识影响城市空间的因素的复杂性，从而因势利导，有效实现历史文化保护的目标。对一个城市的空间可以做多方位、多视角的考察，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人文等各个角度，这实际上反映了影响城市空间的机制和因素的复杂性。当年“梁陈方案”的提出以及围绕这一方案发生的故事，就是梁、陈二位着重从历史文化保护的角度提出的对北京空间规划的要求，与当时其他各种因素互相碰撞、矛盾运动的过程。北京作为一个历史都城，包括建国以后作为首都城市，可以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是影响城市空间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从元代建立元大都，以至到明、清，北京作为都城，其规划布局主要是依循《周礼·考工记》制定的王城形制。空间布局的主要特征是一个中心点和南北中轴线，皇城居于城中央，围绕皇城分布着五十个居住街区，具有明显的社会空间分异的特征。其空间布局主要突出以皇城为中心的皇权至上的理念，但是它的艺术价值是非常高的，是艺术瑰宝，“梁陈方案”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到了建国以后，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实现工业化为主要目标的历史条件下，城市普遍建设了许多工业区。受当时苏联城市规划模式的影响，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就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权威，城市强调几何图形构图，突出城市中心，许多城市建了新的行政中心。市中心通常由体量巨大的建筑围成广场，几条主要大道从中心向外辐射。例如北京扩建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周围形成了政治、文化中心。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沿长安街布局构成新的东西向城市轴线，建筑突出宏大、庄严的景观效果，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的转轨，社会的急剧变革，城市空间经历了建国以来变化最大最快的时期，市场机制对城市发展的调节作用成为影响城市空间变化的重要因素。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后，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商品化的推行，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兴起，使旧城区特别是旧城中心区的土地迅速升值。房地产开发商、大型商贸企业、财团为追求巨大商业利益，竞相投入对中心区的改造，原有的行政、工业、居住等混合用地改变为商业用地。同时也出现了中心区原有居民被强制性地迁移到交通、生活诸多不便的城市边缘地区，大规模高速度的旧城改造破坏历史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的现象。因此，要充分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多种因素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规划师，不能太书生气，不能拘泥于技术思维，不能用你理想的所谓的规划原理去简单地处理复杂的现实。要研究城市空间变化的社会背景和条件，充分认识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各种因素，从而因势利导，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规划师面对政治权力和资本无视及破坏历史文化的行为要敢于说“不”，但简单地说“不”并不能解决问题。要随着政治、社会、行政等体制的改革，法制的完善，公民社会的发展，形成对破坏城市历史文化环境行为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为历史文化的保护提供制度保障。就当前来说，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破坏，往往来自城市领导者追求经济发展、追求政绩的动机，因此，规划师一方面要把握原则，坚持“向权力述说真理”，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寻求两全的办法。例如你能不能把市长对政绩的追求与保护历史文化环境和市民的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需要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需要较高的专业的以至政治的艺术和技巧。但这种两全之策、三全之策并非没有成功的例子。例如哈尔滨索菲娅教堂、中央大街的环境整治和保护，北京的皇城根遗址公园等，就是成功的例证。
第二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更加充分地认识城市的文化价值，使城市历史文化环境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广义文化的产物，是历史上历代物质和精神劳动及其成果的结晶。城市空间的形成和演变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展开的，它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的积淀和我们总是强调城市要有自己的特色。而在全球化、区域化和现代科技、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城市要形成和保持自身的特色并不容易。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环境是保持城市特色、体现城市文化内涵的重要而有效的方式。为什么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难以得到保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不注重实物遗存，只注重文字记载；史官有一个记载，就千古流芳或者遗臭万年了。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是“破旧立新”，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对前朝文化遗迹的毁灭。加之中国的传统建筑是砖木结构，不像西方传统建筑多为石材结构，不易保存，从而导致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体现这种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却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在社会急剧变革和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更要注重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和环境的保护，注重历史文化的延续性，注重城市的文化内涵。
第三点，规划师要增强保护历史文化的社会责任感。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提升自身的历史文化素养。我觉得从整体来说，城市规划界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并不是最为关注和最为敏感的。我倒觉得对历史文化最敏感、最关注的是所谓“文化人”，是人文知识分子，包括画家、作家、艺术家等等。这可能与规划界的人士大部分是工程专业背景有关系，学建筑、学工程的专业人员对单体建筑工程的艺术比较有感觉，有艺术要求，但是对城市整体的文化、对城市历史文化环境往往认识不足。作家王小波在他的杂文里写道：“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除了脏一点、乱一点，北京很像一座美国的城市。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是实情——北京城里到处是现代建筑，缺少历史感。”王小波说他“小时候住在北京的郑王府里，那是一座优美的古典庭院，眼看着它就变得面目全非，塞满了四四方方的楼房，丑得要死”。而我们规划界很多人士未必认为那就是“丑得要死”。铁凝在小说《永远有多远》里述说了她对北京历史文化环境特征的独特感受，她谈到自己站在灯市西口一个胡同口灰瓦屋檐下的青石台阶上，“踩在这样的台阶上，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回到了北京，……‘世都’‘天伦王朝’‘新东安市场’‘老福爷’‘雷蒙’……它们谁也不能让我知道我就在北京”。又如冯骥才，三峡工程尚未竣工，他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三峡，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的文章，预见到三峡工程建成后，沿线一些城市为招徕游客，可能要竞相建设人工景观，将给三峡的历史文化环境带来一场灾难。他们的这种历史文化感、人文意识非常强，我们规划界正是缺乏这种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学科领域在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不断发展的同时，价值理性却日益式微，我们的规划界可能也有这个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发展，我们城市规划的学科看起来是越来越完善了，技术体系、方法和手段也越来越健全了，但是规划师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规划师的人文关怀，包括城市历史文化意识，是不是越来越淡化了？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
王明贤(中国艺术研究院)：王军的《城记》记录了现代北京城发展的重要历史，书中关于“梁陈方案”与“城墙的最后拆除”的章节，真让人潸然泪下，“北京内城、外城、皇城城门被拆被毁的基本情况”一表，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史上最珍贵的资料。
城市是什么？建筑是什么？城市与建筑是一个社会当下政治、文化、经济和科技状况的真实写照。十几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揭开了城市发展史的新篇章。整个北京就像个大工地，不断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新建筑。然而，北京城市开发建设步伐太快，留下了一系列的难题。如果说北京的建设存在着问题的话，那么最严重的问题是北京城里有价值的古建筑拆得太多，又盖了两类很糟糕的建筑——复古建筑和“欧陆式”建筑。当年，有人雄赳赳地把北京城墙拆了，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墙，是北京的项链啊！后来，又拆毁了不少珍贵的四合院。可是，我们盖了什么样的新建筑？放眼长安街，东单至北京站口一带被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称为“建筑重灾区”；大北窑东侧某高楼就像刺破青天的导弹，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北京西客站创世界仿古屋顶之最，那个毫无实际用途的大亭子横跨在四十五米宽的大空间之上，结构极不合理，浪费了几千万元的人民币。平安大街建设在旧城之中开大马路，而未能考虑旧城的空间格局，留下一排类似县城的二三层仿古建筑，停车之难又使许多司机望而生畏。
北京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对“保护古都风貌”的误解有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北京市提出要“保护古都风貌”，到了一九九三年，北京市有关领导又提出“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措施却很简单，就是给大型新建筑加上大屋顶、小亭子和垂花门。北京市的大屋顶例子之多，举不胜举。同济大学王方戟博士曾说:“我们怎么能一方面将一座风貌各异的传统旧城‘改造’成千篇一律‘现代化’的纽约式的方形地块城市；另一方面却希望建筑单体去将传统特色夺回来。城市规划如何去尊重传统特色才是首要的问题。”此话可谓一针见血。
北京城市建设出现曲折是有历史原因的。一九五○年二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规划专家陈占祥先生合写《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他们建议“早日决定首都行政中心所在地，并请考虑按实际的要求，和在发展上有利条件，展拓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地区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财政状况逐步建造”。保存旧城，另建新区，梁陈二公对发展北京建设做了详细规划。可惜当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致使北京市新旧建筑混杂，城市建设陷入两难境地。这是当年有关人士缺乏远见留下的历史遗憾。回想起北京城墙被拆除，恰恰又是由于目光短浅，才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有人甚至认为“城墙阻碍交通，限制或阻碍城市的发展，拆了城墙可以取得许多砖，可以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简单地说，留之无用，且有弊害，拆之不但不可惜，且有薄利可图”。而在一九六三年，有关单位还做了故宫的改建规划的方案，该设计方案要把故宫全部拆光、推平，重新盖大楼。如此荒唐之事，今天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当时却确有其事。
一九五○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撰写《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通过经济、地理等因素来论述上海对外开埠到一九四九年城市发展演变的历程，阐述上海的发展对中国适应世界潮流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今天，我们读《城记》，了解一九四九年以来北京城市的发展演变，看到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悲剧，得到的是更深刻的反思。
唐晓峰(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看到《城记》这本书，引发我不少感慨。这个题目可以说是与我擦肩而过，十几年前我也想做过，但没能做成。
八九十年代，我在美国西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念书，导师赛明思教授一直关心北京城的问题，写过有关“陈梁方案”的文章。九十年代初，陈占祥先生应赛明思之邀，到西拉丘兹大学访问，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我因此有机会常与陈先生接触来往。那时，我正在考虑博士论文的题目，因北京城的问题是我国内国外两位导师侯仁之、赛明思的研究长项，又恰逢陈占祥先生在这里可以请教，所以就选了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建这个题目。当时与陈先生做访谈，确实了解到一些内情，陈先生自己的感想当然更加珍贵。关于这个题目，我也与来访的吴良镛先生请教讨论过。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城建，乃新中国城市问题反省的众矢之的，却又谜团甚多，所以是个诱人的题目。但后来我感到，在美国做这个题目不好办，第一手资料没有，无法做深，即使有研究经费回国跑两趟，也未必容易拿到深入系统的东西，所以终是放弃了。
现在看到王军先生把这个题目做了出来，做得“稳、准、狠”，很是佩服。“陈梁方案”的命运，绝不是北京一个城市的事情，里面包含那个大时代的全局性问题，该想该说的东西很多。我们要了解“陈梁方案”前前后后的详情，不是要看故事，是要找出中国城市建设出问题的根子。中国城建，现在仍然是问题成堆。《城记》把“陈梁方案”的事情端出来给全社会的读者看，可算是痛说家史。我们有那么一段历史，冤屈了各种各样的好人，做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后来我们为受冤屈的人昭雪平反，好像事情就解决了。如今我们读“陈梁方案”，我们会忽然发现，人虽早已平反，但事情照样糟糕。《城记》的现实紧迫意义正在于此。现在北京城里已没有了指手画脚的苏联专家，也不再有被冤屈的梁陈，但大拆大卸的事情照行不误，甚至比过去还要糟糕。究竟祸根在哪里？现在，整人的机制是没有了，但办傻事的机制照旧存在。北京城就摆在老百姓面前，出过的傻事人人皆知。但未曾听说对办傻错事者有何追究，对城中百姓有何交代。现在，一任官，只要不贪钱，就是好官，办多少傻错事不在计较之列，我们为政官员的标准真是太低了。
过去拆是因为没钱，现在拆是因为有钱，有钱没钱都要乱拆乱建，其中一定另有名堂。过去怨苏联专家，现在怨市场经济，其实都没有怨到点上。我觉得关键在为政的政府，施政的官员，决策的机制，监督的制度。在我们的官场上，上级的脸色，左右的人事，标志性的急功，这些都是最要紧的，做好了，便可以升迁，至于交三两次“学费”，区区小事，哪个敢来问罪。现在《城记》一书的价值就在于要站出来问个究竟。
长远的事情在我们的施政体制里面，总是做不好。我们体制中最缺的，就是对长远利益的重视，树立长远战略的眼光，保证长远施政的一贯性。长远的事情，不是几个“领导”个人所能做好的，即使他是位贤明的“青天”。长远的事情只能靠制度、体制、法律。读罢“陈梁方案”的痛史，我们是否对今天就有了信心，很难说。我们的施政体制何时才能有大的改善呢！
看到《城记》中陈占祥先生的照片，不由回想十几年前与陈先生交往的时日。陈先生可谓是洋派十足的学者，英文极好，气度尊贵。在国内活动，人多以为“外宾”。在国外活动，从不向洋人卑躬。陈先生虽然洋派于外，但内心当然是祖国第一，故而对祖国的事情，对北京的事情，倾心而为。陈先生性情单纯，处世直诚，那样一种人格品质，论者无不赞扬。现在《城记》书出，“陈梁方案”始末大白于天下，陈先生的人格也彰显于世，这都不在话下。不过，陈先生若在天有灵，恐怕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那我们的城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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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9003
《城记》座谈会讨论纪要
200409
北京朝内大街上两幢欧式建筑，下方标有“拆”字
二○○四年第二期《读书》上周质平先生《台湾语文发展的歧路：是“母语化”，还是“孤岛化”？》一文中说：“所谓的台语汉字化，无非是用汉字来记录台语发音。”这并不是符合事实的说法。且不说台语的语汇和国语的语汇，相当大一部分是相同的；就是要用汉字来记录台语的发音，本身就已经相当困难了——台语有十五个声母、八十九个韵母和七个声调，配合成二千二百零五个音节；而国语只有一千三百三十四个音节，台语的音节数是国语的1.5倍强，加上那些以-p、-t、-k结尾的入音字，台语的发音，只用汉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记录的。
事实上，台语汉字化的传统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本字法：就是台语的读音、语义和国语一致的，直接用本字。这种情形约占所有台语汉字的65%。
借音法：亦即周先生所说的用汉字记录台语发音。这些汉字语义和台语不同，只有读音相同或相似，约占所有台语汉字的35%，占所有非本字的62%。
训读法：台语和国语的读音不同，但字义相符。这种类型的汉字很少，约有数十个，占所有非本字的21%。
俗用字：这种情况更为少见，如“卜”、“阮”、“兮”等，约占非本字的10%。但近年来有增多的趋势，主要是周先生例举的“俗俗卖”、“俗搁大碗”等情形。
新造字：这是台语汉字化最不常使用的手法，各种造字手法所造的新字，加起来也不过占所有非本字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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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9027
也谈台湾语文的若干问题
苏仔果
200409
十五年前,我就来过北京，此次再访，觉得中国变化很大。最使我惊奇的，一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二是夜晚变得明亮起来的街道；第三，街道变得整洁了很多；第四，服务人员的态度热情了起来。给我感受最深的这些变化，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物质的极大丰富，说明中国人均GDP有了很大的增长；城市夜晚的明亮，说明人均能量的消费也在增长；街道的整洁，是由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很大的改善；服务态度的变化，说明了中国服务型经济的发展。所以说，这十五年，中国已经走上了经济发展的轨道，并在一步步地向前发展。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许多的问题。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是一个变革的世纪，如城市化、工业化、西欧化等等。二十一世纪也会在二十世纪的基础上继续它的变革。其中最大的变化，仍将是全球化。关于所谓全球化，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指跨国企业的发达，跨越国界的人员流动逐渐增多等等，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市场。这是一种乐观的看法或者世界观。还有另一种观点，就是从地球的资源、从环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目前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方式生活下去，迟早会遇到资源枯竭的问题。因此，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这两种全球化观点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二十世纪，我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问题上消耗了七十年的时间。二十一世纪，上述两种关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对立，可能也会持续同样长的时间。在新的世纪里，究竟应该是经济至上还是生态环境至上？我认为，这将是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冲突。然而，如果从理论、科学或是实践上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彼此对立的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缺陷。由于这两种观点只是形成了观念上的对立，各自都没有提供科学的根据，所以，当然也就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意识形态的对立，若是不造成流血冲突的话，当然可以说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很有可能导致一种血腥的对立，比如说“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按照布什的观点，这个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两种文明的冲突，是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冲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突，是一场新的战争。但是，我认为，事件的发生，并不仅仅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对美国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这种生活方式持反对观点的人们的一种反抗。比如，从技术角度看，法国用的是原子能能源，而德国倡导的是绿色能源，这样，法国必然会威胁到德国的环境，这就将形成冲突的新来源。
关于经济至上还是生态至上，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可以超越的。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是不好的，大型企业的生产方式会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于是有了“小的才是美好的”这样的观念。但是，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会对大量生产产生普遍的反对态度——因为这种生产方式破坏了地球的不可再生资源。而大量消费则给环境带来了极大负荷，这种负荷又是不可恢复的。由此，人们逐渐认识到，并不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这种方式本身不好，而是它所造成的后果不好。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非洲国家，也会走上发展的道路，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面对实际，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是改变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内在的形式。比如，不能因为汽车有污染，就废止汽车，而是要想办法减少它的污染。丰田公司现在就开发了以蓄电池为能量的汽车，如果这一方案最终可行的话，即使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汽车，也不会给资源和环境造成恶劣影响。因此，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使用汽油还是不使用汽油的对立，而是应该在技术上找出新的对策。这是未来一个重要的课题。
但是，无论如何，在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很多的对立和冲突。现在中国和美国、日本之间都有很多的摩擦，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之间也有很多的冲突。在这个冲突中，最大的问题是，在未来的经济运营中，其主体究竟是谁。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民族学者对三千五百个民族的生产交换形式做了调查，结果归结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指令型，即由政府制定一些规则来主导生产交换；第二种，是市场型，即遵循市场规律来进行生产交换；第三种，是互惠型，一般表现为捐赠。如果从这一调查结论来看，当今世界上，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主要有三类，即政府、企业和非赢利组织。这三种形式所占的比重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由此就会引发很大的冲突。比如，在日本，许多原先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都正在向民营化过渡。但是，应该看到，最重要的还应该是那些非赢利组织。目前在中国，志愿者活动所占的比例还不是很大，但是，我想，在未来的十年中，中国的志愿者活动将会快速发展。我认为，在未来，大学、新闻机构都将会发展成非赢利组织、志愿者活动的主体。现在的情况是，新闻机构为了生存经常会有裁员一类的举动，大学为了经营还要收取学费，但理想状态并不应该如此。大学生交纳的学费并不应该是一种消费，而应该是学生对大学的一种捐助。新闻机构也不应该收取费用，而应该是大家在认同你的情况下，进而自觉地捐助你。同时，政府也不应该对这种捐助性的费用收税。在有些情况下，大家可以用提供劳动力的方式来进行捐助，对于这种志愿性服务，政府不但不应该收税，更应该将税金返还。可以这样说，政府提供的模式是一种公共的模式，企业提供的模式是一种私有的模式，而我认为，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的模式，就是非赢利的捐助形式。可以设想，像书店这样的机构，本来不该以赢利为目的，书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应该是提供给大家、服务于大家的，因此，书店就应该是非赢利、捐助性的形式。所以说，全球化中，标准性的主体不应该是国家而应该是非赢利组织，应该从现在开始，就着手培养非赢利组织制定规则的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城市化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没有发生急剧性的变化。而在同一时期，美国、欧洲、日本等的城市化进程则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将城市化带入轨道的是产业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另外就是交通和通信体系的发展，所以，在二十世纪主要形成了规模经济和集中经济。规模经济，是指企业扩张为巨大的规模；集中经济是指在一个城市中，相关联的企业集中在一起，形成一种积极的效益。而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恰恰会推进城市化的发展。目前，关于城市化，出现了三个概念，即：大城市、巨大城市、超巨大城市。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就将迅速地进入这三个阶段，在这期间，中国的城市化同时还将会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一般被认为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至一九八二年，美国城市社会学家沃里德曼·沃尔夫就提出了“世界城市”的概念；一九九一年，萨森提出“全球城市”的概念；二○○一年，美国的斯柯特又提出“全球城市带”这一观念。“世界城市”所设想的模式，是国家高高在上，国家之下，存在着很多大的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设想，与“世界城市”在范式上有所不同，按照“全球城市”的观点，这样的城市最终可以和国家形成对抗。
萨森对全球城市的基本假设为：企业生产逐渐分散，而企业整合能力增强。公司管理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公司逐步依赖外部力量来进行管理，这样就出现了管理服务业，比如像审计、法律服务、广告、项目规划等行业。对这种管理服务业的需求，恰恰形成了全球化城市的基础设施。跨国企业可以在世界各国自由移动，比如从东京到上海等。这些跨国企业会在所到之处出高薪聘请一些当地的专家，这样，同一地区的人们之间在收入上就将会出现很大差距，这也是全球化城市和非全球化城市之间的差异之一。
至于“全球城市带”的主要概念是：政府和企业向一个地区集中，向各种企业提供金融等服务的这类企业大量增加，另外，观光旅游业也会迅速发展。在全球城市带中，还会出现文化创新的产业。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两年前，我前往纽约，美国人对我说，最近日本的职员非常没有意思，日本企业的驻外人员总是声称，日本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黑暗的十年。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有两次大的转变。最初日本的产品质量很差，被美国人认为是便宜货，后来出现了索尼、本田等高品质的产品，形成了美国人看法的一次转变。到了九十年代，美国人又转而认为，日本出产可爱的产品，像游戏、动画片等。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一直认为日本人很狡猾，现在，日本人的形象开始向“可爱”转变。这就造成了认识上的差异：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虽然日本人自己一直认为经历了黑暗的十年，但美国人反而并不这么认为。可能在钢铁、汽车等产业方面，对于日本来说，九十年代意味着空洞化的十年，但是，在文化产业上，这却是充实的十年。从全球城市带的角度来讲，日本在文化和创新的产业上有了很大的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可以分为建国之前和之后两个明显阶段。一九四九年后，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的过程，是以户籍、档案制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大城市的人口很少，中等规模城市人口很多，当然最多的还是农村人口。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由政府主导转向了由市场主导，开始进入急剧发展的时期，这种势头可能会持续到二○○八年北京奥运会和二○一○年上海世博会。中国的城市化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大城市圈的形成，二是全球化对城市化的影响。大城市圈的形成和全球城市带的形成在同时进行。日本在大城市圈发展的时期，有80%的人口住到了城市，而中国的城市化、全球化也将伴随大量的人口移动。所以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是超大城市化。城市化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始时期，10%的人在城市，90%的人在农村，这也正是十九世纪中国清朝时的情况。在第二阶段，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在50%时，是个正态的分布。第三阶段，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比例的70%，一般来说，达到这个比例后，城市的人口就会趋于稳定。日本的城市化发生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七五年的二十年时间。中国的人口巨大，它的城市化可能会需要三十年的时间。
这样算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就将从一九八五年的37%一跃到二○一五年的70%，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出现很大的城市问题。城市问题的发生有一个基本模式：某些问题发生了，于是，首先要找清楚起因，然后要探索解决办法。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城市学家会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这就引出了第三步，就是要对专家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所选择。在实施某种方案以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会造成有些人的既得利益有所损失，这时，原来的问题就转变成了政治问题。所以，实施对策的难度非常之大，于是就会出现矛盾。就这样，在解决既有问题的过程中又会派生出新的问题，如此地形成循环。问题的发生与解决之间会有一个时间差，于是城市就面临许多现实的难题，比如能源不足，水源不足，或是医疗跟不上等等。这时，居民会对他们所面临的这些城市问题表现出不满或不安。实质上，他们的不满是两方面的：一是对问题本身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对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不满。这两种不满同时存在，是十分关键的现象。居民的不满，会从对问题的不满转向对解决方法的不满，然后逐步导致对政府的不满。这时，信息交流的模式也会发生变化，可能有两种：一种是面对面的，另一种则是通过大众媒介。面对面的交流是小规模的，不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大家有很多的传言，但不清楚真相。大众媒介的影响则大得多，也许，大众媒介可以加以控制，但在如今这个互联网的时代，网络传播是无法控制的。通过这些现代传媒手段的信息交流，社会的不满和不安就会扩大，有一部分人会害怕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总之，这种不满和不安发展下去就会演变为冲突。这种冲突与不满，不会在奥运会这类树立国家威信的场合中表现出来，因为这涉及到民族自尊心。所以，在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时，日本人民的不满和冲突没有表现出来。但在之后的五年到十年中，就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至七十年代，日本就发生了学生运动。
在中国将会形成的全球城市带中，居民也将是多国籍的，而人们之间收入的差距会非常明显。大的城市带会跨越许多行政单位，像东京城市带就包括一都三县，所以，在做出相关决策时，必须要考虑到地方自治体之间的协调。日本为了解决全球城市带问题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在大城市带内部施行指定性政策，二是截住人口流动的源头。在人口流出的农村，也采取了很多政策来缓和相关问题。在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策一直是优先发展城市。其实，为了解决城市问题，首先要处理好农村问题。中国一直是优待城市居民，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赚取更多外汇，给农民增加了很多税收，使农民税收过重。现在该开始考虑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村成为稳定的居住地，这样才能截住人口流动的源头。所以，中国应该把城市、城镇、农村的人口按时间顺序做一个统计，然后制定合理分布人口的政策。
由此引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东京作为一个顶级城市，它的决策和国家的决策有矛盾吗？谈论这一点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日本是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其全部税收都是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然后，有30%被分配到地方自治体，但是，现在这种制度也在进行改变。
目前，东京的有些功能之所以被亚洲的其他四个城市替代，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地价惊人昂贵。另外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在纽约、巴黎、伦敦，像音乐厅等娱乐设施都设置在城市中心。而在东京的中心，大多是行政机构，缺少文化中心。这是由于东京在规划上实行严格的区域划分，其后果之一是，东京的人口在白天和夜晚有很大差别，白天熙熙攘攘的城市中心区，一旦夜色降临之后就变成了“空城”。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东京也正在考虑，在城市中心的区域建造住宅，让人口回流。在现代性的积累上，东京赶不上巴黎、纽约等欧美大都会，但是这个城市更富于变化。可以说，东京正在向全球城市带发展，但还没有真正达到这一程度，它现在还是一个全球城市。 (张茵整理)
28
DS0409028
北京，东京，全球城市
[日]高桥润二郎
200409
这本书写的“安顺”石城，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第二故乡。但是，我要说，真正认识安顺这座城，真正走进这“城”与“人”的“心灵”深处，却是在读了这本《一个人的安顺》之后：这也是我为之动心，甚至受到震撼的原因所在。
是的，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十八年，书中提及的许多地名我至今都依稀记得，但我对世世辈辈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安顺普通百姓，他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他们的情感、内心渴求，他们的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思维习惯……其实是十分陌生的，识其“面”而不知其“心”，我只不过是曾在这块土地上匆匆行走的“过客”。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自称热爱安顺的我，是难堪而痛苦的。
因为这涉及或许是更大的一个问题：“你认识脚下的土地吗？”我发现自己一生竟是在不断地迁徙、奔走中度过的，于是，许多的城市：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北京，安顺……都和我发生过关系，却都不深，缺乏刻骨铭心的生命的血肉联系。这也跟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走到哪里，都是关在校园或公寓的封闭环境中，过着与世俗生活隔离的书斋生涯(我当年在安顺的十八年也是这么度过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将自己从看似凡俗、具体、琐细，其实是更生动、活泼，也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土壤中拔出，成了“无根的人”。这样的人的无根化的悲剧，恐怕并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它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根源：应该说迅速变化流动的现代生活本身，即容易使人成为失根的漂泊者；而我们那时代对人的世俗生活的绝对排斥(一律斥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人的纯精神化的要求与精心培植，就自然会产生像我这样的畸形人。据我的观察与感受，前一方面的问题将随着全球性的流动变得更加突出与复杂；而后一方面的问题，却并不具有普遍性，甚至出现了反向的排斥精神的现象；应该警惕的倒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与表现，也变成是纯物质的，而忽略了其精神内核：这也是一种消解，而且是根本性的。我也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此书的叙述的价值：它将中国边地小城市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如此真实而精微，具体可触地呈现给我们，这对我辈不知俗事的偏颇，自是一个有力的纠正；而作者对世俗生活背后的普通百姓的生命存在形态、精神面貌、命运……的关注，及其内在诗意的发掘，处处流露出对生息于故土之上的乡亲父老的深切理解，相濡以沫的悲悯情怀，则更有助于读者接近普通百姓真实的生活。这大概就是此书的格外动人之处吧。
据我所知，这本书最初命名为《石城浮世绘》，作者显然有描绘市民生活中的人情世态，以展现大时代中的边地小城的历史风貌的自觉追求。这或许是我更感兴趣的，于是更以一种学术的专业的眼光来看这本书：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不得的。
我多次发出这样的感慨：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往往有“事”而无“人”，或者有“大事”而无日常生活的“小事”，有帝王将相学者名人“大人物”而无普通平民百姓“小人物”，有人的“外在行为”而无人的“内心世界”。这其实都是反映了一种颇为狭窄、机械与粗糙的历史观的。因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进入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时，便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一定要把研究的触角伸向普通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将战争与文学对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为此我做了许多努力，包括大量查阅当时的报刊与有关回忆录，虽略有所获而沾沾自喜，又远不及理想而沮丧。因此，当凭借本书作者戴明贤先生的生花妙笔，如此丰富多彩的关于战时教育、文化艺术、商业、警务、宗教，关于民间习俗、餐饮、缝纫、娱乐……方方面面的“清明河上图”式的生活长卷一一展现眼前；这么多的战乱中的小城人物：“慈心与侠气兼备”的大姐，“始终娇慵着”的下江女人与“始终殷勤着”的下江男人，“披着灰白色的赶毡大氅，无比剽悍”的马哥头儿，“气质高洁”、“独来独往的剪花姑外婆”，有一只“维纳斯铅笔”、记忆中永远是一个“漂亮的大孩子”的裁缝师傅薛大哥，“洒脱和妩媚”的昌明和尚，并称“龙虎豹”的山城名师，还有“踽踽而去”的“卖葵花的皇帝”、“施施然而来”的食客等“江湖落拓人”……一个个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传递着那个已经消逝的时代的生命气息，这样的超越时空的心灵的相遇，将把我们的历史研究带入怎样一个新的境界！
我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历史情境之中，仿佛成为历史中人，遥远而陌生的变得可以理解，神秘莫测的也似乎可以把握了。真的，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当然是经过戴明贤先生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回忆与介绍)，我们这些事后的研究者，就不会知道、更无法感受到，在这个边城的“孤独内向、整天生活在幻想世界里的小孩”的感觉里，“惶惶然的战争恐怖”是与小城的永恒记忆：“肃杀的寒冬，闭塞的乡民、沉闷的大家庭，不幸的少女锁定在一起的”，于是，留下的战争记忆竟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夭亡”。作者关于在华严洞“躲警报”回忆，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汪曾祺先生的同名文章(顺便说一句：汪先生的此文已经多次为研究四十年代的学术论文所引用)；作者说：“写躲警报写出这么些闲情逸事，可谓离题千里。但小城老百姓的躲警报生活不过如此。于是，他们更相信石城是块福地。”在我看来，这或许与小城是否“福地”无关，倒是反映了战争状况的某些真实：即使是在战争中，人依然要生活，不仅要吃、穿、住、行，也要有唱歌、看戏、喝茶、下棋这类闲情逸事：这都是战争的发动者(例如日本侵略者)所试图摧毁而又摧毁不了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构成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的日常生活(包括闲情逸事)正是在战争的非常态条件下，才显示出其非常意义，为人们所珍惜，并津津乐道的。当然，战争也自有日常生活中所少见的惊心动魄之处，例如作者特意描绘的那个场景：“不明身份的飞机一次次迫近，全校学生一次次惊喊，胡坚校长始终兀然站在旗台下，神色不变”——我也认识胡坚校长，却没有想到她竟有如此不简单的定力！这真是一个永恒的瞬间：这危难时刻的镇定，与前述日常生活中的从容、洒脱，构成了山城市民，以至整个民族的战争心态，反映了这场全民抗战的本质和内在精神，现在都在戴明贤先生的笔端，毫发毕现了。
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更惊喜地发现了战争中五四新文化在这个边地小城的传播与影响，而我尤感兴趣的是这种传播的途径、方式以及其精神内涵。
作者告诉我们，正是抗战时期大批涌入贵州的“难民”(因江南人数最多，热情活泼，容易造成鲜明的印象，当地人将他们统称为“下江人”)成了传播新文化的使者，就同明代的屯军带来了中原文化(包括江南文化)一样。作者因此说：“这是继明初屯军以后，石城文化的第二个划时代关捩，意义非常的深远。”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影响首先是“下江人像一股劲风，破门窗而入，带进众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冲击了石城传统生活方式”。“奇装异服，特殊口味之类犹在其次，最碍眼的是一男一女挽臂而行，何况女的还是‘鸡窝头’、红嘴皮，化了浓妆！……(于是)路人公然做侧目而视状，或互相挤目怒嘴；小孩则尾随其后，拍手嘘哨。但下江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故我，渐渐也就见怪不惊了。还形成了一个词叫‘吊膀子’。……此词大约也来自重庆人。”——此话不确：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杂文里就提到了上海滩上的“吊膀子”。“上海时髦”现在深入到中国内地小城，当地青少年纷纷模仿，生活方式的潜移默化也许是最根本的。
作者说安顺人与下江人因“国难”而结缘，这话说到了要害：下江人最让人同情与感动的，是他们“背井离乡的凄楚”和“宁肯流亡三千里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之情。作者说：“实际‘下江人’就是‘异乡人’，就是‘流亡者’，包括着浓烈的沦落、苍凉、同仇敌忾的内涵。”或许“我”这个从未走出石城一步的小孩，第一次从下江人，还有因马帮运货与修建滇缅公路而路过的云南人这里，获得“国”的概念与远要扩大的“家”的概念。“我这个生活在白日梦里的小孩”，还“用想像恣意描绘它们的模样，想像自己在其中徜徉”，将自己的“精神家园”延伸到了江南、云南：“江南带给我那么多凄婉怅惘、低回不尽的思乡歌曲”，“云南乃成了我童年幻想的源头之一”：全新的“大地域”即“国家意识”就这样充满诗意地萌生在中国边地小城年轻一代的心中。这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下江人还带来了许多“新玩艺”：“师范教育。职业大学。话剧。音乐会。画展。”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电影、戏剧和唱歌。作者甚至说：“在童年记忆中，抗日战争与歌声交织在一起，甚至就是一回事。”这乍一看，有些不可思议；仔细一想，却是事有必然：抗战要求着也必然带来新教育的普及与新文艺的普及。在所有的现代文学教科书(包括我们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都会提到抗战初期所提出的“文人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以及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戏剧宣传队，走向全国穷乡僻壤，宣传抗战，实行“全民总动员”。现在，由作曲家舒模率领的剧宣四队(后来还有高博、杜雷等人的新中国剧社)就来到了安顺；几乎同时，著名的中学教育专家曹刍受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之托，将江苏镇江师范内迁，在安顺创办了黔江中学。于是，安顺就有了新文化(新教育，新文艺)的中心。正是这中心传出的“为我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脚步连着脚步，背膀抗着背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四万万被压迫的人民，都朝着一个方向！”……的歌声，震撼着山城，打破了古老的平静，封闭沉寂的心灵也被唤醒。《雷雨》、《日出》、《家》、《风雪夜归人》这些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些中国现代音乐的杰作，就这样走进了中国边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中，成了这一代人的神圣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重要的是，这一切在作者的笔下，并不是教科书的抽象的概括，全是鲜活而传神的细节。你看这“街头小景”：“背着书包去上学的男孩，口中念念有词，忽然拔足飞奔，扬手高唱：‘冲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你看那“影院风景”：“都是大城市过时已久的破旧拷贝，断头多，动不动就中断情景，改变画面。正在室里对座，一眨眼到了海边打斗。有时放着放着画面就静止了，几秒钟后开始变形解体，见多识广的看客就大喊：片子烧了！片子烧了！交代情节传达对话的字幕一出，观众们就出声朗读，场内一片嗡嗡声浪……”读着这样的可视可听可触可感的文字，依稀进入历史现场，这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
战争就是这样极大地开拓了夜郎之国古朴之民的视野，改变了他们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与想像。于是“小城出现美国大兵”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他们蜂拥而来，小城立即热闹了许多。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玩艺：吉普车、短茄克、口香糖、冲锋枪、骆驼牌香烟、各种战地食品、大拇指加‘顶好！’等等。”洋人来了，西餐馆也应运而生；单是那“招牌”——“国际饭店”就足以让喜欢评头品足的民间评论家琢磨半天。而那七八十辆大小越野车穿街而过的“壮观”，更引发了民间笑话的创造:“说是一个乡下人目送小吉普飞驰绝尘而去，惊叹道：崽哟！这么小点就跑得飞一样，长大了还了得！”的确，“美国大兵(只)是石城历史上一个来去匆匆的远客”，但马克思所说的最边远的地区也要进入“世界市场”的历史过程实实在在开始，而且不可逆转了。
当然，西方世界打入中国内地的努力早就在悄悄进行；作者提醒我们注意：“小城原也有外国人的。那是天主堂的修女和神父”，“永远是沿着街边走，俯视疾步”：这都不是不经意的闲笔。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作者特意刻画的小城里的“缙绅”、“生意人”和“名师”，这都是小城的上层人物，既是小城的“门面”，又在相当程度上掌握、决定着小城的命运。在戴明贤先生的描述中，他们无论当官，经商，还是教学，无一不是半新不旧，用作者的话说，他们“都属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之子”，同时也就承担着历史过渡的重任。像作者的“太老师”吴晓耕先生就是“学政法出身”，“后来教中学，多选鲁迅、胡适的文章作课文，讲郭沫若、茅盾，讲高尔基，还指导学生读三国西游红楼”。那么，新文化的浸润，是早已在默默进行的。抗战是一个强力的推动，遂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由其发源地——北京等少数中心大城市向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的传播、扩散。看似很慢——从“五四”到抗战，已有二三十年；意义却非同小可。我曾经说过：“历史变革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往往要看它对边远地区的蔓延、渗透的程度。”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本书所描述的抗战时期来自安顺这样的中国内地和社会底层的响应，才是真正显示了它的深刻性与深远影响的。本书所传递的这一历史信息的重要性，应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本书所描述的，不只是小城的历史变动。读这本《一个人的安顺》，我总要想起沈从文所提出的历史的“变”与“常”的概念与命题。我到现在还没有提及本书的开篇《浮世绘》，这正是最让我感动的篇章：我从中看到了某种“永恒”的东西。是“小城居民一生一世、每时每刻，没有离开过(的)石头”，是小城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还是小城人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风姿，我都说不清楚。或许正是这“城”这“人”所特有的韵味，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量。它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乱中支撑了这座小城，这个国家，因而不朽。
二○○四年四月六日凌晨写毕
(《一个人的安顺》，戴明贤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四年五月版，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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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9035
我读《一个人的安顺》
钱理群
200409
初次知道何炳棣先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中文大学书店买到刚刚出版的《东方的摇篮》。当时正要到牛津哈特福德学院进修，遂藏行箧相携。这样，一个空闲而又灰暗的星期六下午，无意中拿起此书翻阅，竟深受吸引不能释手，一口气读完。当然，这主要是受其雄辩而充满自信的行文，广博的论证与周密的推理所打动，至于其所涉及诸问题的复杂背景，以及其在学术界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则自非外行如我者所能够深悉。翌年回港，无意中又读到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那是实证性社会史研究，问题较简单，方法、结论简洁明晰，即使是外行也感到清楚了然。从这两本分属完全不同领域的著作，以及他八十年代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两次公开演讲，开始感受到先生的气魄和雄才。
^^从批判到自述
但和先生有直接交涉，则是九十年代我和朋友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之后不久的事。一天，编辑部忽然收到何先生亲自寄来，以检讨杜维明治学方法为主题的文章。这本刚满周岁的刊物竟然得到这样一位前辈投稿，刊中同仁自不免受宠若惊，然而，应当如何处理这样一篇旨在“讨伐”另一位著名学者的文章，却也颇费踌躇。斟酌再三之后，我们决定先请杜教授对他的严厉批评做出回应，然后同期刊登双方文章。经过这第一回合交锋，刘述先教授觉得是非未明，要代杜方发起反攻，我们亦按同样原则同期发表何先生的回应。这时已经有点硝烟弹雨的味道，编委会乃须订定行文“游戏规则”，幸亏双方合作，论辩始终未曾越出学术研讨的范围。这样，感谢先生的“垂青”、维明兄的“应命”(他回应文章题目中的“既惊讶又荣幸”一语，为刊社同事所忍俊不禁，称引至今)，以及述先兄的“仗义”，《二十一世纪》乃得脱颖而出，成为各方瞩目的学术论坛──这是我们在“发刊词”所曾提到的愿望，但实现之速，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此后先生访港，就开始有些交往。这一方面因为他陆续来稿，另一方面则因为老先生个性率直，谈锋朗健，喜怒爱憎分明，所以辈分相隔虽远，却一见如故。以是我也就得以与闻先生另一“硬仗”，即九十年代末他与罗斯基(Evelyn Rawski)关于清皇朝统治基础的争辩。这是牵涉到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及其本质，也纠缠上所谓“后现代史学”解构“大历史”潮流的一场正面而短暂的交锋，以罗斯基出任美国亚洲学会(AAS)会长的就职演词始，以何公在该会《亚洲研究》季刊发表长篇强力反驳文章告结束，此后对方再没有公开反应——何公形容其宛如在拳赛被“击倒”(knocked out)，充分显示他硬朗和童心未泯的一面。从事后的评论看来，罗斯基讲词背后的具体研究虽然细致，其论旨之偏颇过火却难以否认。时兴的“后现代史学”率多如此，不足为怪，但倘非碰上如先生之才气纵横与性格豪迈者，也就得以引领风骚无碍了。
前年何公来港，有机会做半日闲谈，与闻不少治学往事，也初次得知先生正在撰写自传。此后不久，即得香港商务印书馆寄来大叠手稿影印本，于是很荣幸，有机会先睹为快了。当时只断断续续看到书的后半部，未窥全豹，对其颇为复杂的结构以及可谓包罗万有的内容未免感到迷惑。数月前终于奉到洋洋四十万言的《读史阅世六十年》，捧读之下才恍然明白，先生这部气魄宏大的“学术回忆”其实是负担了自传、史料汇编、学术论述等多种不同编撰功能，所以其结构、行文和当今的“多媒体、多场景、多角度”表达方式不谋而合，是有内在必要的。先生年臻耄耋，所做却与最新表现观念若合符节，适足以反映他心智活跃，性格倔强一如往昔，完全未曾受到岁月消磨。
^^有我与无我之境
的确，此书中那位在运动场上虎虎生风的健将，在试场和国家抡才大典中所向披靡的才子，在北美学术圈中坚忍卓绝，气壮山河的怪杰，怎么可能以不动声色，平铺直叙的自述为满足？一部循规蹈矩、顺流而下的自传，又怎能容纳得下他那些令人目瞪口呆亦复悠然神往的青少年反叛和战斗往迹，他那众多亲戚、师长、朋侪、同窗、学人的记载、事略、评论，还有他本人跨越古今，出入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考古、考据、历史地理学等众多领域的学术工作综述，以及他对平生每一事件、每一争论，乃至内心种种期待、困扰、得意、豪情的披露、反省和剖析？显然，以何公经历之波澜壮阔，以及二十世纪之复杂多元、变化万端，没有相应笔法和章目结构，是绝不可能将他和他的世界充分描绘出来的。
不过，当然也难说绝不可能。例如，另一位史学大师钱宾四先生的自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版)，其内容所牵涉的，其实也同样广泛驳杂，同样包含了叙事、论学、论事、知人论世、感怀等各种不同成分。然而，其体裁、行文却极其简单自然，有如信步庭除，随手拈来，起承转合宛若无痕。这样看来，两者分别似乎只不过是文笔差异——也就是钱先生沿袭了传统文风，何公则更受现代学风影响。不过，从文笔差异亦往往可以窥见更深层、更基本的分歧。在钱的自传中，一切故事、议论、感慨无不以宾四先生为主体，也就是事事从他记忆浮现，从他眼中看见，从他胸臆抒发出来。凭借此主体，全书的千头万绪遂得以融会贯通为一。所以，这部自传的精神在于书题中那两个“忆”字：既为追忆，则无论所涉题材若何，其观点必然统一于“我”，其行文亦自较为畅顺。
《读史阅世六十年》则不然：在“序言”中何公强调，要把一生“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卑不亢地忆述出来”，还要有“严肃的自我检讨”，以期“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因此本书不以追忆个人经历和感受为限，还着意包括背景的铺陈、事件的分析、学术观点的论述，乃至来往书信、学术评骘报告、各种出版及档案文献以及种种原始资料，例如考试分数、试题和课程编排的记录等等。显然，何公并不以主观回忆为满足(虽然这也是书中重要部分)，而还要以一位史学家的客观精神来探究、分析、论证其本人(以及其师友)的历史，并且更要为此论证而提供第一手材料。这客观性的追求无疑导致了，也决定了本书的自述、历史、史料这三层立体结构以及其驳杂的编撰体例。就作者意图而言，本书重点并不完全在主观的“我”，而毋宁更在客观的、身外的“事”——也许，更应该说，是在通过反省、论证和资料编排而客观化的“我”。
不过，“历史的客观”是个相当吊诡、滑溜的观念。柯林伍德所谓“所有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固然过分，但个人的思想、感受、判断则肯定不能够排除在历史以外。例如，即使是主观回忆如钱先生的自传，无疑也是客观历史的重要部分，也同样具有客观史料价值。但这样一来，《读史阅世》三层立体结构的独特意义何在呢？说得更直接和冒渎一点，此书所详细论证并且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的许多事件，其荦荦大者如一九三六年底先生与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冲突，其开展北美学术生涯之初所遭遇的数度挫折，以及其扛鼎之作《东方的摇篮》在学界所引起的恩恩怨怨与明争暗斗等等，都莫不与先生个人有重大直接利害关系。既然如此，那么书中论证是否不偏不倚，所提供的资料是否完整而没有选择性，原则上就都必须重新接受全面检查和质疑。换而言之，原则上“自我客观化”的可能性是有限度的，本书虽然力求客观详尽，恐怕也无法达到“无我”之境，也难以就此被全盘接受为历史真实。当然，话也得说回来：在客观世界的法庭上，这些论证、资料虽然不等同于定谳之词，却无疑构成了一份完整和坚强有力的申辩书，欲加否认，就必须提出旗鼓相当的反证。何公此传的特殊意义，主要当在于此。
^^人如其传，传如其人
传如是，何公本人亦何独不然？当然，人如其传，传亦当如其人，一本真正的自传，不但在其内涵，更应该在其风格、结构充分反映传主本色。在这点上，风格南辕北辙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与《读史阅世六十年》可谓异曲同工，同样能将传主迥然相异的精神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而他们之间的差异，除了禀赋相异以外，恐怕更是其背后不同文化与时代的反映吧？
中国传统文化所注重、所追求的，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亦即“其所异不胜所同”；其所最感痛心忧虑的，则是“道术将为天下裂”。在此和谐与大同(当然，这是“大同小异”之大同)理想的背后，自然还有一个长达三千年之久，逐步趋向于融合、一元的文化与政治传统。而毫无疑问，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无锡七房桥世界中成长的钱先生，正就是这大传统所孕育出来最自觉、最纯粹、最有代表性的传人。
至于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出生于一个从杭州迁居天津家庭的何公，文化背景就复杂得多了。这其中有得自于家教和私塾的传统文化，有南开中学的严谨新式教育，更有三十年代荟萃全国精英的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之陶冶，特别是蒋梦麟、蒋廷黻、陈寅恪、雷海宗、吴宓、潘光旦、冯友兰那一大批学贯中西，对传统则情怀各异的著名学者之教诲和潜移默化。这是个英才俊发，竞争激烈的环境，在其刺激和熏陶下，青年何炳棣很自然地养成了无论在运动场、试场或者学术论坛上都那么勇往直前，都以其强大战斗力、冲击力自豪的性格。这一切，加上自幼即为父亲所深植于脑海的“考清华……考留学”(《自传》，10页)以求出人头地这个大方向，是塑造他一生志向、憧憬的最基本因素。这早年的培养、磨炼、激励，当亦是日后他能够克服多番挫折，考取公费进哥伦比亚大学，以“扎硬寨，打死仗”(60页)，梳爬大量史料的方式创新立说，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奋勇前进，而终于得偿夙愿，卓尔立于美国第一流学府的动力和原因吧。有此经历，他治学讲求创新与实证，服膺科学方法而少所假借于传统观念，吸收“有人挑战，必须应战，否则……不易受到人家尊敬”(361页)的经验，与同侪学者“所同不胜所异”亦在所不计，那自然不会令我们感到惊异了。
然而，自幼即在父亲督促下研读经史，又曾经出入鲁大、清华、燕大、西南联大之门十余载的何公，无论其对西方文化、体制如何钦慕，亦不可能忘怀中土。西方学界是激发他心智的竞技场所，又为他提供了水银灯照耀的学术舞台，却难以成为他安身立命之所。至终，作为一位具有高度自省、自觉精神的历史学家，他不能不深切感到必须通过学术与文化上的回归，其生命意义才得以彰显，得以完成。这是个漫长的旅程。六十年代中，他有感于杨联教授的忠告：“要开始做前代的较大课题，以求达到既‘博’又‘通’的地步”(349页)，乃有七十年代第一部综合性和溯源性，而非仅仅为考证性与分析性的巨著《东方的摇篮》出现，那也许可以视为这旅程的开始。然后，以一九七一年重入国门与翌年投入钓鱼台运动为契机，他的目光、心思开始向东方回转，其后回国讲学日益频繁，一九九○年重回台北“中央研究院”，都是自然不过的事。但其回归旅程之真正到达家园，则在于他晚年受了只有治思想史“才能对中国历史做‘画龙点睛’的工作”“这句具有傲骨的漂亮话”(445页)刺激，而终于全面转向这一领域。
^^回归之旅
触发这转变的，似乎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对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的推介。何公为此所发第一炮引出来的，正就是本文开头谈到的“克己复礼”之争那段公案(443—452页)。其后十年间，他在《二十一世纪》、《哲学研究》、《中国文化》、《燕京学报》、《中央研究院集刊》等多种中文学术刊物陆陆续续发表多篇重头文章，题材几乎全部属于先秦两汉思想史的考证与探讨，所论遍及儒、道、诸子以及天、礼、宗法、人本主义等传统思想中最根本的观念，其所用资料之详细与全面，论证之精辟，见解之戛戛独造，迥异流俗，都是令人叹服的。至此，先生超过半个世纪的史学工作也就的确得以“画龙点睛”了。
其实，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何公去国之后这半个多世纪间，中土学界也已经沧海桑田，非复旧观。三十年代钱先生所游心其中，“有所捧手，言欢相接，研讨商榷”的那个学术环境，众多“学有专长，意有专情，……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的文史教授所交织而成的那许多学人圈子，乃至师生群相论难，日常讲课亦“几如登辩论场”的热炽风气(《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都已经烟消云散，一去不返。这固然和政治与社会巨变有关，但更根本的，则是五十年代以来，古代遗迹、文物、文献之如滚滚洪流大量出土，引发史前史、古史、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蜕变，影响所及，古代思想史自亦逐步趋向高度专业化；而且，如余英时先生近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二○○四年)显示，今后中古以降的思想史亦不免走上相同道路──只不过其素材是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而非出土文物而已。在西方观念冲击之下，文化大传统之破裂自是势有必然，但今日实证性研究之全面进入历来最“传统”的思想史领域，恐怕也非何公当年焚膏继晷之际始料所及吧？
犹记得中学时代在《自由学人》杂志上初次读到英国史家屈范连(George M.Trevelyan)的自传，立即为其所娓娓讲述的治学环境以及写作生涯所吸引，而特别感到印象深刻的，则是他所说：在此熟悉的土地上，前人和我们同样真实地生活过，“但是现在都没有了，一代随着一代全告消灭，如同鬼魂到了鸡啼时候，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是人生中我们最熟悉、最确实的事实，但也是最富诗意的”。其实，人如是，学术风气、传统亦何独不然？其变化虽然有徐疾缓速，但何尝不也总是不舍昼夜地与时推移，以迄陵谷变迁，无可复识，令人徒添鹤归辽东之叹？何公在变动中的华夏成长，其后长期浸淫于西方学界，至终又向中国学界回归，他思想上这往而复返的大回转的奥特赛之旅，不正就是大传统瓦解而又重建的最原始动力吗？无论如何，从二十世纪开始，人文中国即已再临“道术为天下裂”的危机，其重新整合则十分遥远，可以说仍然隐藏在未来迷雾之中。不过，在全球化潮流高涨的今日，这已经不止是中国，而是整个人文世界的问题了。
《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著，香港：商务印书馆二○○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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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9042
史家之史：气壮山河 虎虎生风
陈方正
200409
拙文《从好言到好智》(《读书》二○○四年四月号。以下简称“上文”)扼要地回顾了德语文化圈内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期，古典和罗曼语文学蓬勃发展的历史以及这种发展同哲学的关系，并大致勾画了作为精神成长过程的从语文学到哲学的运动。在这样一个历史和理论的回顾之后，让我再从传记的角度说明一下这个传统对西方汉学的影响，并以此纪念体现了这一传统及其朝汉学的转移的傅汉思教授。
从传记角度看，德国的古典及罗曼语文学家的组成有两个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一个是世家多，例如上文提到的权威的品达研究著作的作者、普鲁士贵族乌尔里希·封·维拉莫维奇-摩兰道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娶了罗马史家蒙森之女，而他们的一个儿子提守(Tycho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克绍箕裘，也是重要的希腊语语文学家，著有重要的索福克勒斯研究；另一个是他们中间有不少出色的犹太裔学者，上文还提到的奥尔巴赫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作为犹太裔德国人，奥尔巴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被迫加入了犹太裔学者的大流亡。他先是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就是在那里任教期间写下了《摹仿》一书；最后辗转来到美国，任教耶鲁，殁于一九五七年。
在德籍犹太裔罗曼语文学家中，奥尔巴赫也许是最有名的。但是兼备以上两个特点的德籍语文学者要数赫尔曼·傅兰科尔(Hermann Frnkel)，著名的希腊语文学者。因为傅兰科尔氏既是一个语文学的学术世家，又是德籍犹太裔。傅兰科尔的内弟叫爱德华·傅雷恩科尔(Eduard Fraenkel，德文原文如此)，是著名的拉丁语文学者，古罗马抒情诗人贺拉修研究权威。傅兰科尔最重要的著作是《早期希腊诗与哲学》(Dichtung und Philosophie des Fren Griechentums。初版一九五○年)，这是他移民美国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时用德文写的，在瑞士由发表了库尔修(E.R.Curtius)和奥尔巴赫的弗兰克出版社(Francke Verlag)发表。该书问世后旋即成为德国和北美大学研究院中关于希腊文学和思想史的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地位几近经典教科书。傅雷恩科尔的名著则是他移民英国后在牛津任教时用英文写作发表的《贺拉修》(Horace。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一九五七年初版)。《贺拉修》严格地说是一本评传式的著作，但是在博学、翔实、全面和精到各方面，一般的近现代人物评传很难望其项背。在材料的详尽和权威方面，它不啻是一部关于贺拉修的百科全书；而在诠释方面，它给任何想为诗人做笺注的人提供了所需的骨架。半是由于它是一个诗人的评传而不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学史，半是由于它是用英文而不是德文写作的，在上文中总结的德国语文学的五个特征中，《贺拉修》虽然具备其中的前四个，而第五个特征，即历史主义的世界观，却并不太明显。然而它的前四个特征依然标明了它对德国语文学传统的从属关系。
与之相比，傅兰科尔最重要的著作《早期希腊诗与哲学》则兼备德国古典语文学的所有五个特征。例如在原书中关于女诗人萨福那一章的结论部分，作者同他那代人所共有的历史主义的思想背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萨福有魔力的诗歌中，历史的运行一时间停息下来；但是它并不像荷马那样，是被故意拦截住了；它静止着是因为所有的力量达到了一种完满的平衡。在最优美的平衡里，即时的(das Zeitgeme)同无时的(das Zeitlose)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无争斗的和解犹如一个奇迹。即使在萨福的同代人中它也是无双的。(214页)
“历史的运行”原文是geschichtliche Bewegung，这里的所谓历史不是指萨福的诗歌所叙述的故事，而是指涉被看作是普遍历史的西方历史。因为对于历史主义者来说，Historie并不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只有Geschichte才属于具有目的论意义的人类(也就是西方的人类)普遍历史(参见海德格尔:《阿纳克西曼德箴言》(Der Spruch des Anaximander)，《林中路》(Holzwege)，Frankfurt a.M.一九九四年，337页)。虽然作者并没有想在这里特别发挥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它却是不言而喻的，先定的，是希腊语文学的哲学前提。
傅兰科尔-傅雷恩科尔家族下一代的代表人物是傅兰科尔与傅雷恩科尔的姐姐所生的儿子，Hans Frankel(移民美国后去掉了姓氏中元音a上的圆口变音符号)，汉名傅汉思(一九一六——二○○三)。年轻时随家移民美国的汉思由于出身于这样一个古典语文学世家，在大学毕业后便选择了作为罗曼语文学的一个分支的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语文学作为其主攻方向；又由于早年接受了坚实的欧洲式的人文教育，于一九四二年二十六岁时，即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博士学位。他博士论文的标题是《却维多正经诗中的喻像语言》(Figurative Language in the Serious Poetry of Quevedo：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onceptismo)。其主题人物却维多(Francisco de Quevedo，1580—1645)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一个诗人和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同代人和朋友。凭着这篇论文汉思一毕业就得到了伯克利的教职。
然而他后来竟然没有继续这一专业。起因是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受胡适聘请，来到北大西语系任教。在任教北大期间，同冯至等许多学者友善，并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充和。偕充和回美国后他改弦更张，从西学转到汉学，基本上靠自学成为六七十年代美国最重要的唐诗学者之一，著有研究中国中古诗歌的专著《梅花与宫帏佳丽》(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oetr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该书出版时他早已在耶鲁东亚系任教多年。
汉思的博士论文的标题中“喻像”一词，在罗曼语语文学的语境中，无疑令人想起奥尔巴赫著名的长文“喻像”(“Figura”，Archivum Romanicum 22(1938):436—489)。这个最初来自基督教解经传统的概念在但丁等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文学和神学中的重要意义，经过奥氏的阐发，早已成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学者的基本概念。这个关键的概念成为汉思博士论文的基本概念，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我们由此可见德国背景的这些罗曼语语文学家的渊源上的共通之处。
在他转到汉学以后，汉思所属的德国罗曼语文学传统在其汉学论著中依然是可感的。更精确地说，他实际上是把那个德意志传统带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来了。这在他最重要的著作《梅花与宫帏佳丽》里最为明显。这不仅可见于书中常有的同西方诗歌，特别是同西班牙和德国诗歌的对比与参照，而且更见于全书的结构和安排。在具体的同西方诗歌的参照方面，例如在讨论《诗经·野有死麇》(总第二十三首)时，在细致分析了原文并列举了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和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等西方主要汉学家的解释之后，汉思写道：
为了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主张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原型：即猎人追(有时是杀戮)鹿同男人追(有时是强奸)女人等同起来。这个原型常常在许多国家的民间文学和正经文学中出现。在歌德的《浮士德》里，优弗里昂把他所玩弄的女人比作“轻步的鹿”，把他自己比作“猎人”(第二部，第三幕)。另外两个例子是英国民谣“三只乌鸦(Three Ravens)”和德国民谣“夜间猎手(Nachtjger)”。……(7页)
这里的中西比较和参照不同于许多海内外中国籍学者的比较。因为作者不是像例如钱锺书那样只满足于说明猎鹿和求欢这个象征或对应在中西文学中都存在，而是把这些个例提升到原型的抽象层次，旨在最终建立起一套为中国文学所特有的原型母题。这些母题有的同西方文学中的类似，但是更多的是完全不或者不那么类似的(对求同的过分迷恋是上述那种比较学的误区之一)。其实，《梅花与宫帏佳丽》的结构就是根据一系列中古诗歌中常见的母题安排的。该书大部分的章节题目很好地反映了这个组织原则：人与自然，拟人化，人与他人的关系，回忆和反思，情诗，寂寞女子，乐府，离别，怀古，往昔，传说与讽刺，平行与对仗等等。除了其中的几个形式原则外(例如平行与对仗，乐府)，其他的都属于所谓的原型母题。所谓原型母题，在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中叫做topos(德文称Topik)，这个希腊字的原意是地方，借指文章中经常为人光顾的母题，就像为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一样。在直到十八世纪的传统西方文学中，起源于演说术的修辞学的母题对于许多作者来说是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上文提到的库尔修在其《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介绍母题这个概念的第五章中，对来自修辞学的母题及其运用是这样说明的：
在古代修辞系统中，母题是个储藏室。人们在其中可以找到最一般性的观念——即可以在各种演说和写作中运用的观念。比如，每个作者都想把读者引入有利于他的心态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直到十八世纪文学革命之前，他都会先推荐一个谦虚的首例，然后再把读者引向他的主题。因此对于“破题(exordium)”来说，会有一套特定的母题；同样，对于结论或“束股”，又有另一套母题。所以谦虚式、开场式和结论式总要有。而其他的母题则只能用于某一特定类别的演说。
显而易见，这种来自于西方修辞学的原型母题概念对于上古和中古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并不陌生。至少从《昭明文选》以来，但是特别是随着科举而兴旺的诸如《文苑英华》这一类的总集和类书的产生以来，为了方便时文写作而出现的类书中题材的分类同西方源自修辞学和演说术的母题系统有某些不谋而合之处。但是汉思的《梅花与宫帏佳丽》当然并没有照搬《文苑英华》等总集和类书所使用的传统分类范畴，而是把西方的母题概念与中国中古文学的某些基本的体裁(如乐府)和形式(如对仗)概念结合起来，为未来西方对中国中古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入手的切口和基本的批评语汇。汉思把母题原型这一西方古典和罗曼语文学概念引入汉学研究的功绩，曾得到汉思的学生、现在执教哈佛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的特别承认(“Hans Frankel,the Gentle Revolutionary,”T’ang Studies 13(1995),7-8；该期杂志为纪念汉思的专号)。上文和本文对德国语文学传统渊源的叙述以及对汉思个人学术渊源的说明则更充分、更具体地显示了汉思在对母题概念乃至体裁和形式概念的运用上有多少是得益于他德国古典和罗曼语文学的背景和训练。汉思走过的从却维多到中国古典文学这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其本身就是一座桥梁，沟通了西东两极的文学和学术传统，而且这个沟通是及时的，假如错过便会永远失去的。他把德文所谓的夕土——Abendland，仿希腊文Hespera和拉丁文Occidens而生的词，指西方——的好言与好智传统同德文所谓的旦邦——Morgenland，仿希腊文Anatole和拉丁文Oriens而生，指东方——的文学传统联结起来，在夕土的好言与好智传统即将崩溃的时刻，他将它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抢救到一个属于全然不同传统的旦邦文学的研究中。汉思的这种沟通对当代西方汉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对于这种影响的深度的估量，也许只需提两个人就足够了，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他的学生宇文所安教授，另一个是放弃了耶鲁教职一直在华盛顿大学执教的《文选》的翻译者大卫·科内希特格斯教授(David Knechteges)。这两位曾是汉思学生的当代学者在北美汉学界的权威地位，就是汉思对西方汉学所做贡献的明证。
余生也晚，无缘交接、就学于昔日的德国古典或罗曼语文学大师。但是通过师从最后一代大师们的某些高足——例如曾就学于奥尔巴赫的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教授和曾师从希腊语文学家莎德瓦尔特(Wolfgang Schadewaldt)的封·施达登(Heinrich von Staden)教授等——，我或许可以自诩得到了一些那一伟大传统的薪传。而我同汉思的忘年交，却进而俾使我庶几得以“登堂入室”，从更为个人的角度领会那一业已终结的传统。作为蒙其恩泽的后学，对这样一个经历了从夕土到旦邦之转移的德国语文学传统的后人、一个中古中国文学学者，我这里用陆机《叹逝赋》中的旧辞来纪念去年八月去世的他、并结束我对他的家族所体现的那个博大精深的传统的回顾是恰当的，他会知道这绝非仅仅是一个topos：
寻平生于响像，览前物而怀之。
步寒林以凄恻，玩春翘而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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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9049
从夕土到旦邦
——纪念傅汉思教授
刘皓明
200409
刚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对那些年纪轻轻就已经发表了大量论文的同学极为佩服。但是，读了半年，就知道发表文章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大多数人发表文章都是花钱“买”的。第一，很多期刊社一旦知道作者是研究生，即使文章确实达到了发表的水准，也会向作者索要几百到一两千的“版面费”。第二，某些期刊在高校有“联系点”，直接向联系人交钱交文章，保证文章能发表。以致有些路子广的同学借此发了一点小财。第三，大量的增刊涌现。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我觉得主要是高校的管理政策有问题。我所在的学校要求每个硕士研究生至少要在省级或以上的期刊发表一篇文章(有些学校要求更多)才能获得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研究生奖学金的评定主要按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刊物“级别”计算；少数研究生导师给学生报销一定数额的“版面费”，使学生花钱发文章无后顾之忧。当然，这些又与社会的评价机制密切相关。例如，一个用人单位在决定是否录用一个研究生的时候，喜欢用发表文章的数量等“量化”的指标进行评价。
我很怀疑，通过这种方式发表的文章是否有一点价值，会不会浪费太多的纸张和油墨？我很担心，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是否够格，会不会只是徒有一张毕业证和学位证？我更担心，我们以后是不是要靠这些研究生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55
DS0409055
研究生的论文
余杞
200409
杨昶兄嘱我为《读甲》一书写个序言，我想都没想就应允了下来。在我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如此爽快地应允为人作序和作文，这可以说是第一次。之所以承诺此事，实是因为我与杨昶兄之间近一年的交往，“迫”使我对诸多原本并未引起重视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或反思。作为一个自然人和一个因身体不适而与医学相关的人，我将这些思考或反思发表出来，一方面要表达我个人对人之生命的一种以信为凭的关照；另一方面则是要对杨昶兄表示深深的谢意。
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主要在于二者对待人生的态度不同。西方是一种进取向前的态度，印度与之相反，所持的是一种避世退后的态度，而中国则是调和二者。对于梁漱溟先生的这一观点，我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我想更具体或更进一步地指出，东西医学的差异，或更准确地说，中西医学之间的差异，除了整体性思维方式与局部性思维方式这一点不同以外，在根本上乃是对人的态度的不同。在我看来，西方医学对人的认识，基本上是一种在根据不尽相同的指标将病人进行“类”化以后的对待；实际上，这是一种知识方式的对待，因为惟有透过知识这一普遍化的建构，类分病人所依凭的各种不同的指标才能够确立起来，进而各种不同“类”的病人也才能够分立开来。更深一步言，这种将人按“类”进行界分的普遍化知识建构，实是以人之各种指标是相同的这一判断为前设的，甚或是以产生人之某种指标的因是相同的这一判断为前设的：凡是符合某一种指标的人，就是在西医意义上的同一类人，因而也就可以或应当用同一种治疗手段或同一种药进行治疗。但是，与西方医学不同，中国的传统医学或者我所谓的作为绝学的中医对人的态度则是一种将人按照每个人本身的方式做出的个殊且独特的对待。在我看来，中医不是不需要，而是在根本上就不考虑对人做“知识化”的处理，因为它所依凭的前设认为，病的表象相同未必就意味着病的因相同，而这在根本上则意味着每个人是不相同的。因此，中医所实践的就是与每个人接触，亦即与每一次病接触，是众所周知的中医对所有表象相同的身体不适者依旧需要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望闻问切”的方式。这在杨昶兄那里则是一种特有的“观”甲的方式——我更愿意称其为“读”甲的方式。这是一种以经验为依凭的对每个个人展开的个殊化的阅读，是一种将每个身体不适的人视作每个人本身且不同于他人的阅读。
坦率地讲，我在接受西医治疗以及与杨昶兄交往的过程中，所体悟和洞见到的正是中西医学之间所存在的上述差异。显而易见，这一洞见中所透露出来的我对中西医学之基本前设的理解，对于我们认识中西医学或中西文化来讲乃是极其重要的，甚至对于我们探究西方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所存在的紧张来讲也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之于一个接受治疗的身体不适的人，却有着更为直接的生命意义。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接受西医治疗的过程中，按照前述逻辑的展开，病人对于医生而言只是一个对象或客体，是一个被客观化了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讲，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所需要做的或所能够做的就只是听从和采纳医生的嘱咐。即使病人在西医治病的过程中萌发了对西医的“信”，这也只能是一种在根本上无法参与西医与他之间所存在的那种“治疗”关系的单向度的信赖，而且病人在保有这种“信”的同时也在被对象化、客体化。
但是中医却不同，因为一个身体不适的人在接受中医调理的过程中必须以“信”这样一种感觉参与其间，而且一个身体不适的人与特定的中医之间是否能够建构起一种特定的调理关系，所依凭的也惟有这种“信”。这就是我在与杨昶兄交往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那种深深的但却无法用知识予以分析的感觉。实际上，每一次我都能够感觉到杨昶兄是在用一种生命经验读我的指甲，读我的指甲中所透露出来的我对生命的希冀和渴望，而同时亦将他本人对生命的理解和想像投射进了我的生活之中。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杨昶兄的所有努力，在与我的交往过程中，都是以我所具有的对他的“信”为基础的。因此我觉得，一个身体不适的人在接受中医调理的过程中根本就不是一个客观化的对象，而毋宁是其间的主体；他是中医调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调理过程中比医生更为重要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若去发现那些所谓客观的真理，念通所有哲学体系，并评论出每个体系里不衔接之处——这对我有什么用呢？假如真理站在我面前，冷冷地裸露着，根本不顾及我是否认得它，使我产生一种惧怕的战栗而非一种信仰的皈依，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在一般意义上讲，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种人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圣经·希伯来书》11：6)同样，对于中国传统医学而言，一个身体不适的人所具有的这种信，又何尝不是如此重要呢？信，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实是一种自然且没有条件的感觉，是一种能够使一个身体不适的人依旧成为人的感觉！仅就这一点而言，信便是一种最重要的感觉，因为它是一种有关生命意义的信，是一种以生命相托的信，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建构某种特定关系赖以为凭的信。在我的情形中，信所意指的乃是我以我的生命对杨昶兄的信。当然这并不只是对杨昶兄的信，更是对一种透过杨昶兄所呈现出来的经验的信，对一种经由杨昶兄而传承下来的关照人之生命的传统的信。当然，这样一种信的产生具有着很难用文字表述的默会性质，而且这样一种信本身也是无法凭借理性知识加以分析的。我自己猜想，这样一种信的产生所依凭的是一种缘，亦即中国人都清楚地知道但却无法阐明的那种缘。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对这种信所做的上述发生学解释只对那些拥有信和珍惜信的人才具有意义。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医学，在历史上，不是也不可能按照我们在当下所熟知的传授知识的方式加以传承，而是以一种师徒之间熏习的方式存续下来的。因此，这种绝学乃是按照熏染习得的方式深深地嵌在传人的身体和血液之中，甚至演化成了传人的生活方式。当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和发展无论如何都是以那些身体不适的人以生命给出的信为基本前提的。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传承和发展之基本前提的信的存续，并不仅仅是身体不适者的问题，更是医生的问题，因为这种信是因他们产生的，而且也是需要经由他们的日常实践来维护的。
但是，当我们根据上述认识来直面中国当下的境况的时候，我们却不难发现，作为中国传统绝学的中医已然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困境之中。具体而言，在普遍性知识思维方式在民族国家的正式认可下成了各级学校训练人们认识世界、自然、人类自身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不二法门的情形下，在主客体二元论认识观否弃主体间性的调理方式而成为惟一正当的认识论的情形下，在追逐利润成为意识形态而正当诚信基本缺失的情形下，作为中国传统绝学的中医也不得不以某种自觉的方式在药材人工生产、药物片剂化和传承学堂化这三个主要方面与西医“接轨”。甚至我在上文所说的中医存续和发展赖以为凭的那种通常以生命相托的信，仍有人敢利用它去大发其财，并且在利用的过程中逐渐摧毁了种种产生信的条件。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也正是立基于对这种困境的认识，我愈发感到了信与中国传统医学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性，亦愈发体悟到了杨昶兄惜信并致使我萌生信的医术及品格所具有的弥足珍贵性。毋庸置疑，杨昶兄所具有的这种医术和品格，也正是作为中国传统绝学的中医在这个时代得以传承和发展所亟须建构的基础。
最后，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者，我仍必须指出，杨昶兄此次将深深嵌入在他自己身体和血液中的绝学经验以书的形式发表出来，也就是用一种可以被分析和阐释的语言文字将那些原本只是绝学实践的东西陈述出来，而不是一如既往默默地恪守中国传统绝学所依凭的那种实践性的“阅读”方式，是否是对我在上文所述的种种冲击情形做出的某种妥协呢？是否也会侵害到产生信的某种条件呢？为了捍卫杨昶兄使我意识到的我们自己本土性的对生命关照的独特方式，我将这个大疑问提出来，一方面希望杨昶兄在未来的思考和实践过程中能够关注这个重要维度；另一方面也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能够带着这个大疑问去思、去考。
二○○四年六月二十日北京北郊未名斋
(《读甲》，杨昶著，将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56
DS0409056
信与中国传统医学
邓正来
200409
张鸣先生在《读书》二○○四年第三期上有篇名为《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的文章，读毕深受启发。不过，张先生在介绍河北徐水县高教大跃进的情况时说河北徐水县“被伟人称赞，说是跃进规划像一首诗”，这个说法似乎有误。
河北徐水县在一九五八年夏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跑得很快，确实受到过伟人的赞赏，说“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但该县制定的《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和诗好像搭不上边，不大可能会被伟人说成“像一首诗”。不仅如此，徐水县的跃进不久就遭到伟人的批评。在同年十一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曾批评徐水县是“独立王国”。
倒是山东范县(今属河南)的跃进规划被毛泽东称赞“是一首诗”(不是“像一首诗”)。这年十月底，在一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中，山东范县县委打算两年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并制定了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说“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几天后，还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这个规划，很感兴趣，并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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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9060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黄珍德
200409
最近十来年，我一直致力于濒危剧种的传承与保护工作，经常往来于北京和各地之间，考察各地濒危剧种的现状，与那里的剧团、艺术家们，尤其是政府官员们商讨这些剧种的保护策略，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些濒危剧种的生存与延续提供一些帮助。瓯剧无疑也是典型的濒危剧种。温州经济在近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是众所周知的，政府财力日渐雄厚，对文化事业包括对戏剧的投入水涨船高，恐怕会让许多中、西部的大剧团羡慕不已。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这还不足以真正实现拯救瓯剧的目标。瓯剧在温州已经生存发展数百年，形成了它非常有个性的独特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迟至三十多年前仍然是最受温州民众喜爱的戏剧表演形式之一，但现在它的市场空间已经非常之小，仅剩的最后一个剧团也必须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才得以维持。另一方面，这个最后的瓯剧团能够上演的传统剧目非常之有限，更严峻的危机在于，它已经失去了当年曾经有过的那个庞大的观众群体，它已经不再是温州人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欣赏对象，有关瓯剧的一切，也不再是温州人精神与情感生活的重要内容。而瓯剧在温州人生活中这种迅速边缘化与陌生化的趋势，并不会仅仅因为政府增加对剧团的若干拨款而马上改变。
导致瓯剧陷入困境的原因十分复杂，但至少，其中一个关键原因，与包括跨国传媒在内的大众传媒影响力日益扩张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如果说在此之前，构成温州一般民众审美趣味的基本视觉经验，以及影响与支配温州人审美判断的公共话语的所有因素，都是温州人认同与肯定瓯剧价值的重要支撑，瓯剧向来都是温州人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瓯剧以及有关瓯剧的知识与感受，一直是温州人借以相互认同的重要途径，那些最为人们熟知的传统剧目里的男女主人公以及他们的情感交往，始终为一般民众口口相传且成为他们的情感表达范式，那么，当新的大众传媒影响力日益增大之时，温州人所接受的信息中，有关瓯剧的以及足以支撑瓯剧文化与美学价值的信息，却突然稀薄到不能再稀薄。
我们看到有关瓯剧的信息与知识渐渐从温州的地方媒体中消失，我们发现温州本地的媒体渐渐变得像所有传播范围更广阔的媒体一样，对跨国传媒精心制造出的艺术家以及艺术作品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温州本地艺术的关注，而不再或很少谈论那些最重要的瓯剧表演艺术家，以及数百年来一直为温州人熟悉的瓯剧传统剧目。当瓯剧不再是温州人的公共话题和他们生活中关心的对象时，它也就不可避免地迅速从温州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中淡出。
当然，在同时出现于世界各地的无数同类事件面前，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地责备传媒业的从业人员，指责他们不关心与不重视本土艺术，而应该深切体会到，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清晰地意识到，确实存在一种有形无形的压力，逼迫着各地的地方性媒体放弃原有的价值。
瓯剧《独木关》，孙来来饰薛仁贵
首先，在全球化进程中，知识、信息、经验、感受的传播交流模式发生了非常关键性的变易。在此之前的人类悠久历史进程中，人只能以人的身体(包括完全依赖于身体的声音与形体语言)为主要传播媒介，这种特定方式决定了交流的有限性。恰恰是由于传播与交流受到身体本身的限制，决定了这样的交流以及它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被局限于交流双方所能够直接触摸的经验范围内，因此，交流与传播的过程同时就成为营造特定群体与社区共享的情感空间的过程。然而在当今世界上，以跨国传媒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它们运用的传播媒介不再依赖于身体甚至主要不借助身体，在一个人们从报纸、电视与广播等渠道获取的信息量远远多于亲属、邻居和同事的时代，非身体性的超距传播已经渐渐成为人类知识、信息、经验、感受传播与交流的主渠道，这样的传播与交流，它们特有的方式必然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一改变的结果就是，知识因其具备地方性而拥有价值的传统格局遭到致命破坏，基于人际直接交往的可能性与频率，以地域区隔为屏障保证某个空间的公众拥有同样的知识与经验，因而能够分享同一种价值的历史已经彻底终结。
其次，由于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的超距传播能力得以迅速提高，这种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刺激着传媒企业无休止的扩张欲望的急剧膨胀，所以，任何跨国传媒，都不会满足于仅在一个狭小空间内传播知识与艺术等等资讯。而任何一个希冀获得在相当大的空间成功传播的大众媒体，都不可避免地要顾及到这个广阔空间内公众的平均趣味与需求。为了传播与接受的有效性，它只能有选择地传递那些更具普世性的资讯与内容；然而越是适宜于大范围传播的信息，就越是注定会弱化它的地方性，注定要越来越远离每一特定区域内公众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如果说一个媒体只局限于温州这样一个范围内传播，那么它只需要考虑温州人对哪些信息感兴趣，而一个省的媒体却需要考虑哪些信息能令全省的公众感兴趣，跨国传媒的信息筛选更是必须考虑到全球公众的兴趣。在这一场合，一方面是那些被媒体认为是更具备普世价值的资讯与内容在这种传播机制中获得优先选择；另一方面，即使是地方性的资讯与内容，也会被媒体按照普世性的价值与视角加以处理。正是这样一些大众传媒，令温州人和浙江其他地、市的民众与中国其他省份的民众，甚至与世界其他国度的民众接受同样的信息，在接受具有普世性的信息的同时，人们对地方性知识、艺术和信息的兴趣却在下降。我们用这样一个假设来加以说明：如果说《温州日报》和温州电视台每周可以有一两个栏目谈论温州的本地艺术瓯剧以及与瓯剧相关的内容的话，《浙江日报》和浙江电视台可能每个月只能有一两个栏目涉及到浙江所属的地级市温州流传的地方艺术瓯剧以及相关的内容，至于《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恐怕每年也未必会能够安排一两个栏目，专门谈论温州的地方艺术瓯剧以及与之相关的话题。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奢望同时需要面对世界许多国家受众的跨国传媒像温州本地的媒体一样关注温州的艺术？从技术的角度看，假如说《浙江日报》和浙江电视台每周都会考虑安排一两个栏目谈论浙江的地方表演艺术，那么它会更多地选择谈论在浙江受众更广泛的越剧或婺剧，《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自然会更多地选择谈论京剧等等。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真正令人困窘的麻烦在于，在全球化时代，媒体传播范围的差异，同时也就意味着影响力的差异，并且，这样的差异很容易就演变为价值发现能力的差异，导致地方性的、因而在传播过程中显得较为弱势的媒体，很难真正持续地保持自身的价值立场，导致这些弱势媒体非常轻易地就为强势媒体的价值观念牵制引导。具体说到地方艺术的传播，那些受到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强势媒体关注的艺术与知识，其价值会有更多机会得到更多人认识，与此同时，也会被理解为更具价值的知识与艺术；而被传播的频率与空间范围，在这里极易被曲解为价值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正是这样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它诱使地方性的弱势媒体自觉不自觉地仿效跨国传媒的传播方式乃至于传播内容，于是，举例而言，你真的很难让《温州日报》和温州电视台断然拒绝跟随着跨国传媒的触角，同样去关注温州之外的音乐、舞蹈与戏剧，关注由跨国传媒精心包装的明星，尽管这样的关注明显是虚假的——出于经济的和技术的等等原因，事实上为地方媒体所津津乐道的那些跨国巨星的所有信息，都只能来自于传播范围更大的那些大媒体乃至于跨国传媒。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希冀任何地方性的媒体像关注跨国巨星那样关注有关本地的信息与知识，都既不现实也无可能。
这就是传媒时代地方性艺术的宿命，而且，跨国传媒介入艺术传播领域所带来的问题更为复杂。大众传媒影响力的扩张，其结果不仅仅是开阔了公众的视野，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向公众传递着媒体传播与选择中包含的既定价值。当艺术成为跨国传媒集团向公众提供的一种文化商品时，就不仅仅是在向公众提供一些可资欣赏与娱乐的艺术产品，同时还在向公众提供它的选择标准。在这个人们对艺术的欣赏与判断如此受大众传媒影响的时代，跨国传媒公司的商业化选择很自然地构成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暗示：越是受到跨国传媒公司青睐而被选中、因此得以越广泛传播的艺术品，就受到越多公众关注，同时也就意味着在公众日常精神生活中占据着越重要的位置，得到公众越是无保留的价值认同。正是由于全球化时代跨国传媒的商业化传播影响越来越大，各地民众原有的、由地方性艺术培养出来的各具特色的美学取向渐渐被这种由跨国传媒虚构出的、似乎更普泛化的趣味所替代，它一方面必然导致人类审美趣味的扁平化，进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还包含了一种令人不安的逻辑：就像“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种经典表述所昭示的那样，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必须在它有可能被纳入更大范围的知识体系，在它获得世界性确认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成立，因此实际的情况就变成“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所以人们觉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国内城乡各地演出并且广受欢迎是不够的，似乎只有进入维也纳金色大厅表演一次才能最终证明中国艺术的价值，而演出结束后请一位外国观众、哪怕只是一位家庭主妇说几句好话，也比一位对中国艺术更熟悉也更有研究的本土专家的赞扬有分量；一部川剧史或越剧史会专门以很大的篇幅写“走向世界的川剧”或“走向世界的越剧”之类，浓墨重彩地渲染它们受到本土之外的观众欢迎，仿佛国外偶然接触到这些剧种的观众要比中国资深的观众们更有资格确证这些剧种的价值。在这里，地方性艺术价值与意义的自足性，显然已经成为“走向世界”的祭礼与牺牲；既然跨文化传播对于地方性艺术的价值确认变得如此重要如此关键，艺术愈来愈依赖于跨国传媒的现象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然而，跨国传媒的传播模式的特点，在于它是以将某些事实上是个别人或小群体的趣味无限放大，使之“显得”像是一种全球性趣味的方式传播的，因此，这样的传播，从本质上看不仅不能真正有助于地方性文化保持其本来面目与坚持本土价值，而且其作用恰恰相反。但更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对于大部分地方性艺术而言，即使这样被扭曲地“走向世界”的机会也很少；全球化对人们艺术趣味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却只有极少数民族的艺术因为幸运地得到跨国传媒关注而被理解—误读为“世界性艺术”，与此同时，更多同样拥有浓厚地域色彩的知识与艺术，假如它们不幸因为后发达、地处偏远或其他种种缘由，无法得到大众传媒的关注，那么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就极易成为社会与人类文化整体中被遗忘的存在，直至丧失其在原生地的公众精神生活中原有的地位，从而永远离开人们的视野——首先发生公众兴趣的转移，进而连它的创造者自己也开始产生对其文化与艺术价值的质疑，最终遭到遗弃。
只有充分理解跨国传媒的传播规律以及传媒对当代社会以及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影响有多大，才会真正明白在温州人失去或者说几乎失去瓯剧的这出悲剧里，媒体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诚然，媒体并不完全排斥所有地方性艺术，相反，借助于高度发达的技术手段，大众传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超强的传播能力，每天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数量上数十百倍于此前的信息与知识，其中显然就包含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地方性的内容，通过这样的途径，我们得以更方便、快捷且更大量地接触到各种各样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边远地区的艺术。但是，跨国传媒是通过将这些地方性艺术夸张地表现为非地方性的全球性艺术的途径，而令它们为全球所知的。因此，跨国传媒对地方性艺术进行发掘与传播的理由，并非基于对这种艺术形式的地方性价值本身的确认。而且，即使有了如此强大的传播手段，我们还是不能不遗憾地看到，相对于无限丰富的人类精神创造的整体，跨国传媒所能够关注的对象是如此之微不足道，比如说，对于无数像温州这样的地区的民众，跨国传媒根本不可能真正给予他们自己原有的艺术与文化传统以充分、足够的关注，它们所提供的只能主要是与这些民族、地区无关或关系很小的知识与艺术。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后发达国家，在诸多大众传媒从未关注过的角落，就有无数类似于瓯剧这样的传统艺术，迅速被旋转的时代之轮无情地甩到社会边缘。
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瓯剧一样有着悠久历史，拥有独特的表演艺术传统的剧种，它们面临同样的境遇。其中包括福建泉州精美绝伦的梨园戏，湖北武汉作为京剧母体之一的汉剧，还有河南新乡古老而苍凉的二夹弦，当然，还有分别存在于甘肃、山西、广东及河北唐山周边地区的皮影等等。但我在这里不是想要昭告瓯剧以及与之类似的传统艺术形式与文化活动濒临衰亡的悲剧，仅仅满足于为它们唱一曲挽歌。我不想夸张地说温州人不能没有瓯剧，但我想说，后发达国家的民众一定不能生存在一个排斥与鄙薄本土文化艺术传统的、价值失衡的文化环境里，只仰赖于总部建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夸夸其谈的跨国传媒提供的艺术欣赏对象，按照他们提供的是非优劣标准选择、判断艺术欣赏对象，并且根据他们的模式重新设计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我也绝不会轻率地忽视全球化与艺术的跨文化传播过程的正面价值，我一刻也不想忽略它们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这种正面与积极的作用还包括，就在许许多多地方性知识与艺术因为传媒的漠视而日渐趋于湮没的同时，毕竟还有某一部分原来同样只能在一个很有限的文化空间内生存与传播的杰出的艺术家与艺术作品、艺术活动，因其幸运地进入跨国传媒的视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传播，突然间就一夜成名天下知。我只是希望借此揭示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对于大多数后发达国家的公众而言，我们何时并且如何丧失了对本土艺术的价值认同，以及假如我们还愿意保持最后的文化自信，那么，在这个全球化无远弗届的时代，将如何可能重建这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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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0409061
我们如何失去了瓯剧
傅谨
200409
瓯剧《独木关》，孙来来饰薛仁贵
刘国玉先生的画作，是要“走进去”才能读深读透的。
“走进去”，是要走进笔墨的枯润肌质里去；走进笔力的隐忍触觉里去；走进挣扎拼打着抓咬纸张纤维的大黑大白里去；走进大满大舍的章法布局后面颠连颤栗着的精神世界里去——走进古来中国士人独自面对的人世苍茫；走进满目青山一席琴棋所透见的心底乾坤；走进山水血脉、泉石心魂之间的生命感悟；走进无论进退显隐、丰益损毁一仍潇然洒然、坦然荡然兼且安然怡然的襟怀与自信；走进因无欲无求而宠辱不惊、因不离不弃而苍天不负吾道不孤的天道天理……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有言：“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刘国玉来自莽莽粤北翁源丛山，一身泉涧尘土的素淡谦厚，但笔抒墨舞里自见衣冠风华，清肃疏淡间难掩书卷贵胄之气。
笔者本与刘君素昧平生。在为他写出第一篇画评时，甚至尚为隔洋隔海无缘得识的“远人”。或者更具体地说，我是在对熟口熟面渐成陈套的中国山水画的厌倦偏激里，突然被刘国玉的焦墨隔洋“击中”而震撼不已、低徊不已且寻思不已，从此才观察追踪起刘国玉风霜披沥的笔墨履痕的。日前接刘君来鸿，邀我得便返国时到粤北翁源宅中看看他的近作，曰：有朋友认为，对照一九九五年香港展览时的作品，已有“今非昔比”之感。我心下一惊：可能么？有《秋山赋》、《根桥》、《客家山居》、《雨瀑图》、《迎风翠竹千杆起》等等奇篇大制的珠玉在前，不就是那么一套皴劈刮折的笔墨么，还可能“今非昔比”到哪里去呢？
穿越两洋云烟，好奇心促使我在短窄逼仄的假期内硬是挤出两日空隙，飞车越岭，顶着滂沱大雨，终于站到了山城闹市间局促一隅的“井观居”前。我以往曾用过“想哭泣的力量”一语去言述读刘国玉画作给予我的独特视觉冲击。当言谈举止一若粤北农人一般质直淳厚的刘国玉先生，站在他的陋室中略显奢侈的书斋画案前，徐徐向我展开他的近作———《劲松图》、《春山》、《白云深处》、《山之脊梁》、《雪霁》、《丹山霞韵》、《万里江山铁铸成》、《宫墙柳》、《岭南秋气图》、《山魂》……我整个人被慑住，心底里被撞击得欲歌欲哭的那个声音，化作了一声浩叹：这样的笔墨巨制，这样的绝尘高格，再也不应该只是让我这样的“惜玉者”千里万里、隔山隔洋的寻访而“藏在深山人未识”了！画家的经历坎坷及其“出身寒门”，不应该成为如此高标超拔的画作被冷待被忽略的应然性理由。它——其中的精品上品，应该毫无异议地、理所当然地，进入中国传统经典大师所传承绵延的山水笔墨巨册里，成为值得我们当世人重视、景仰的雄山大岳。
是的，我今天把自己当时心中涌出的“重话”“撂”在这里，反而是基于一种接受历史检验同时为历史负责的心情：我深信，时间将可以证明一切；只是，我们不应该被“时间”所姑息。
南朝画家宗炳有“含道映物，澄怀味象”之语。以之讨论刘国玉的近作，恰切确当。
听过这样一个说法：“笔墨就是形式。”离开形式的需要，“笔墨等于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今天中国画里的笔墨功夫，确实仅仅沦为一种“材料意识”、一种形式表现的手段了。坊间众多时行画作，说根底不能说无根底，师承、出处、用笔、章法都有丁有卯；说中看也不能说不中看，虚实不紊，浓淡有致，东方情调，富装饰性。但是，就是——空。空泛的“空”而不是空灵的“空”。笔墨是浮在纸面上、挂在墙根角头、消散在空气里的，不管多大尺幅的作品，都像背景音乐似的，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完全抓咬不住视觉感受——既留不住眼睛，更留不住心魂。这里说的还是最好状况的“画境”，亵渎视觉的那些“作品”且先勿论。
眼前刘国玉这些焦墨、水墨却是“异物”：一经展开，你一待站在它面前，就休想“轻轻带过”了——这笔墨里面“有东西”！这“东西”非得要抓住你的目光心魂，让你驻马留步、屏息凝神，非得要“走进去”，不探究出个因由究竟而不忍离去。
——《山之脊梁》。撞眼而出的焦黑里满布笔力的经纶，山势淋漓倾泻却又昂然坚挺，山形的骨骼脉络清晰却又有一种劈甩摔打出来的浑然率意。那抖颤的墨色既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小小的斗方尺寸里，竟凛凛然有一种横空出世的大气大象。其布局章法，则简直是用一种挑衅观者视觉的破局式处理，一上来就是不留余地、逼得你喘不过气来的大黑大满，这“黑”、“满”里你可以读出黄宾虹、李可染的影响，细读却自有画家的跳脱与超越：敢以纯黑绝色出之，落笔坦豁且胸有成竹；墨色破满得几乎要溢出画面去，却含蕴着不温不火的笔力节制与收蓄。
《山之脊梁》
——《劲松图》。夺势而起、浮凸而出的枝干叶丛，骨挺墨饱而格相高古，凛然穆然扑向你的襟怀，真乃雄山大岳一般傲视古今的一巨松也！这样慑人的气势，是要让人站在跟前禁不住会倒抽一口冷气的。以山之形画松，以松之姿喻山，霜枝有节，墨点有灵(请注意此画中“点”的运用，成了画面构成的最重要的元素)，从形式的意义，刘国玉或许打破了许多古来画松的笔墨格局，但是仅以形式的话语已无法容纳《劲松图》的意蕴了，谈论此画，非得用“气”、用“度”、用“势”、用“魂”这样玄虚的字眼不可。“铁杆数枝峰上横，凌霜傲雪抚云生。任凭风雨张狂过，总是无声胜有声。”细读画侧题写的诗句，你就可以味出画家在笔墨后面的寄托——是咏物抒怀，更是人生自况，形诸于岁月磨砺出来的遒劲笔墨，这《劲松图》画面上“呈现”的“东西”，便有了一种令人颤栗、令人动容的内在精神力量。
借用此二作(一山水、一木石)，我们或许可以领悟所谓“含道映物，澄怀味象”的意义了。在这里，“道”与“物”之间，不仅仅是一个对应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那是传统写实的根基——“反映论”的意思)，更是一个“道”映照“物”，进入“物”，化解“物”；以心魂(“道”)的真生命与自然(“物”)的真生命对话，从而在升华自然的同时升华一己生命的过程。因之，“物”(形而下的具象)也进而升华为“象”(形而上的具象)；经此“升华”(所谓“澄怀”)，“象”则不但已不复为“物”，更进而与“道”(精神、心魂)相融和，刘画中的山水、木石，也就别具另一种情味，另一种境界、另一番气象了。明乎此，笔墨的意义，在刘画里(或者在一切形神兼备的传统中国画佳作里)，就既是“术”(技法)，也是“艺”(形式表现)，更是“道”(生命、境界)。以石涛在《画语录》中的“一画”说言之，则笔墨与“道”的关系，更是洞烛分明。石涛曰：“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一画之法，乃自我而立。”
笔墨，须以创作者主体的内在生命动力为本。
——“以笔墨悟道”，此之谓也。
以传统笔墨根基为起点，融进了一己的真生命，同时也画出了山水的真生命，因而画得诚恳，画得自信。这是刘国玉近作值得我们思味再三、加以具体讨论观照的地方。
“传统笔墨根基”，今天一般人们总是想到皴染、斧劈、刮铁、乱柴、乱麻等等一类的笔墨技法。却往往忘记了，“中国画”之谓“中国画”的最根基性的东西：诗书画合一，与诗书画同步。前者，指的是画幅的文本呈现：诗境是绘画的内容，而书法是绘画的形式表现手段。也就是宗白华先生说的“中国画以书法为骨干，以诗境为灵魂，诗、书、画同在一境层”。——后者，则是要求创作者的“内外兼修”，即把诗、书、画放在同一个技法层次去追求、去训练、去经营，使形式(笔墨)与内容(精神文化修养)同步俱进，因之，作者笔墨传送的就不仅仅只是山水具象，而且是意幽韵远的精神文化内涵。
可以说，没有后者——技法上的“诗书画同步”，前者——画境里的“诗书画合一”，就往往成了空话侈谈。恰恰是这一点，成了今天传统中国画事业兴灭继绝、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一道“硬伤”。环视当今中国画坛，中、青一辈的画家中“诗书画”俱优俱进者，真是鲜矣、鲜矣。对此，刘国玉一直是秉有痛切的自觉认识并且长期付诸艰辛努力的。细读刘国玉近作，“今非昔比”之处，不独画境也，诗艺、书道俱日臻高境——诗笔豪雄清脱而快意天成，书法骨力沉厚而元气淋漓，而这诗境与骨力，都无一不浑成糅合到他的墨意峥嵘的画作之中。“十里平川堪试马，何方伯乐试骝骅，三千弟子多才俊，俱是梅关雪里花。”(《为韶关学院建校四十周年庆所作》)“细读汉瓦秦砖辨识千秋国色，激扬唐风宋韵徜徉万树玉林”,“窃思我岂薄缘万卷诗书半楼明月，自顾身无长物一枝画笔满目青山”(刘国玉“井观居”自撰联句)——何等的笔力猛健而襟怀潇洒！中国画，若离开“诗书画同境”的精神要义与“诗书画同步”的训练根基，“笔墨技法”之沦为快餐式、罐头化的“形式材料”与“大排档自助餐”类的行货手段，从而造成整个绘事行当的式微与欣赏趣味的萎靡，也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了。就此而言，刘国玉的“内外兼修”且诗书画俱成一体一格，在当今中国画坛，是相当具备典范意义的。
“原创性”是一个容易谈滥的话题。那种脱离传统根基的“创新”每每流于空虚浮泛自不待言，其艺术寿命如同苏打酒精，“各领风骚三五天”，三不五时便挥发净尽了。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拘泥于传统笔墨技法恰正是今日中国画走入的死胡同之一，虽然可以做“某门某派传人”之类的炒作，那些似曾相识熟口熟面的老套套，同样是没艺术生命可言的。——“原创”，究竟应该植基何处呢？
读刘国玉的焦墨山水，你会觉得它确实画出了中国山水画的新面貌。这个“新”，既是“传统”的“新”，也是富“原创”意味的“新”——它，究竟立足何处呢？
——生命感悟。
刘国玉画作的每每触动人处，就在于它的既是“笔墨正宗”的又是“章法险奇”的；既是写真具象的，又是形上超越的；既写入了前人的笔意，又画出了超越前人以至前无古人的画意，乃是因为他在笔墨里画出了自己真实的生命感悟——将一己真生命注入画中，才画出了如此有歌有哭的山水木石的真生命。看《丹山霞韵》，身临过丹霞其境的人会深知它画出了丹霞山的真山真面(它既不是黄山，也不是泰山华山庐山)，但那扼制着奔泻的墨色和流动的山势，又让人分明感触到笔墨下激荡倾吐的情感块垒，又远远逾越了丹霞的一山一景而拓出了别一个高怀旷远之境了。《龙蟠虎踞》的山势走向及其光影处理，就完全是西画式的俯角透视，几处墨色的微妙对比形成的明暗效果，使得山峦山脉几乎是三维立体的，显然得之于画家早年的西画写生素描训练，却又已不着痕迹地，化入焦墨技法的纯熟挥洒之中了。《雪霁》的笔墨则幡然大变。墨色忽然由重入轻，刮折乱柴的笔墨走势来得轻爽率意，却仍然是力度挺然的、内张的，枯笔润笔里分明是大写意的章法，却又是可以清晰分辨出山势走向的细致肌理的。轻中见重而举重若轻，写来胸无城府而略带一点辛冷凄怆，这是一帧真正在冬日的寒山峻崖间体味过风刀霜剑的山人，爱山敬山而又不乏山困山怨的抒心感怀。
这种“山人的感怀”，在《万里江山铁铸成》里是一派苍郁浩然的大气大象，像是画笔立于峰巅的歌唱，墨映宏阔而笔照丹青，俨然一曲笔墨的《正气歌》；在《宫墙柳》里，却是小品格局里画出的大感大慨，那些骨节委曲而笔墨破格的枯干新柳，(记得“画树难画柳，画人难画手”的古训么？)似在无语道尽朝代兴替而天道亦老的历史沧桑；在《岭南秋气图》里，则就是风生水起、如歌如诗的甜润和甘美了。构图上的承与破，流走的山势与笔墨的动势形成一种节奏感和韵律感，本是焦黑的画面却溢出仿若五彩的斑斓，一种如沐春风的爽心。都说：传统章法里讲究“惜墨如金”，刘国玉的焦墨，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惜水如金”。但《春山》里的枯黑墨色却偏偏画出了的水气，《白云深处》的满盈墨色里反而写出了层次邈远的视觉空间……同是这独色出之、大泼大写的焦黑，有工笔的细致肌理，有色彩的怡人甜美，有赋歌唱性的悠远抒情，更有立意的讲究、空间的动势、虚白的韵致与江山草木的骨格心魂——这是何等出神入化了的焦墨境界！
画得诚恳，画得自信。这是因为生命的意蕴已全然融会于绘事之中。借用歌德的一句话：“灵魂的吃苦受难使文学成为必要。”歌德所言，是将人生的痛苦找出根由来加以艺事的表达。就这一点而言，刘国玉既曾是不幸的，也是大幸的：画事成了自我的救赎，坎坷人生又成了画事的救赎——正是几十年的坎坷人生，铸就出了刘国玉这一支有骨有节、如铁如虹的健笔。
谈中国画不能不谈师承、源流、流派。无师承则无传统；无源流、无流派，则无创新发展的根基。刘国玉的焦墨山水属于什么派？——京派？吴派？西北派？岭南派……其笔墨师承，出处何在？——黄宾虹？李可染？张大千？石鲁？傅抱石……粗略读去，他在笔墨上的传统根基是一目了然的，早期的画作里，也有很深的上述诸家大师的影响痕迹。但是，细读近作，发觉他已经完全“走出来”了。愈走愈显出自信，愈走路子愈宽，有点像唱老戏的唱到了火候，“到哪儿都是地方”——焦墨山水以至整个山水画境，已经被刘国玉画出了新的气度，新的标杆，幡然别是另一种新样貌、新境界了。——是焦墨的工笔，是焦墨的写意，更是焦墨的抽象；是焦墨的哭泣，是焦墨的歌唱，更是焦墨的兴亡浩叹。它站在巨人的肩头，却又自成一座山峰了。
——故曰：“丹霞派”。
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记于北美耶鲁大学东亚系澄斋
68
DS0409068
以笔墨悟道
苏炜
200409
《山之脊梁》
到美国不久，有幸见到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一见投缘。承蒙垂爱，指点迷津，并邀请我们到洛杉矶西来寺门下的满地可精舍居住，以每幅一千美元的酬金，为他们画一百幅禅画。是很大的恩惠。我们得以免费住进位在山上、四周风景优美的一栋独立豪宅。既自食其力，又无须为了挤上艺术市场或者思想市场早已琳琅满目的货架，去拼命地包装和叫卖自己，这是我们最怕也最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同时，也得以避免卷入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这是我们更怕也更没有能力处理的问题。
怀着感恩的心情，我们决心把画画好。传统佛画，多为工笔重彩，这是小雨的特长，但于禅宗不宜。禅宗史上本有北渐南顿之说，北尚渐修，或可金碧写之。但唐安史乱后，南宗成为主流至今，都首重顿悟。“公案”不落言筌，“话头”无迹可求。一旦图像化，机锋就死了，工倍愈拙为道日损，几乎是背道而驰。我想最好还是水墨渲淡，以意写之。相马遇以神，解牛游乎虚，或可得些禅机。我们商定这批画我一个人完成，小雨利用这段时间，集中精力学英语。
这种画只能用中国生宣，美国的艺术用品店里没有。后悔没有从香港带一些来。很多天跑来跑去，才在一家中国画廊看到一批有安徽泾县印章的宣纸。用舌头一舐，却是假的。就像吃中国餐馆，菜名是中国的，味道是美国的。每到这种时候，身在异国之感就特强烈。有位李欧梵先生来访，带我们到一家“马家馆子”吃了一顿羊肉烧饼，地道的中国北方风味。我想文具店里，必也有个马家馆子。下决心再找，几乎找遍了整个大洛杉矶，终于以贵得离谱的价钱，买到了一些勉强可用的生宣，以及中国的毛笔墨汁。
如获至宝，回来天天试。就像小小小小的时候，在荒山野村中的病床上胡涂乱抹。就像监狱中出来的那年，怎么生疏就怎么弄。也还是“废画三千”，才得到一些禅意。但是拿到庙里，众僧尼，众护法，众信徒一致摇头，说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这是达摩面壁？怎么像块石头？这是野鸭飞空？怎么像些水渍？……太粗糙了，太简单了。美国的好纸多得很，干吗偏用这么单薄、见水就化的纸……星云上人开示，这些都是外行话，二位不要介意。但是弘扬佛法，为的是普度众生，还得让广大众生喜闻乐见，才能起到作用，你们说对吧？我回答说，知道了。
“知道了”三个字一出口，我就吃了一惊：三十多年以前，我从夹边沟被押到兰州，为宣传“建国十年伟大成就”作画。省委书记张仲良要我把画上的笔触去掉。说颜色不匀，人民群众不爱看。说别管学院里那一套，要人民群众说好才算好。我的回答，是同样的三个字。三个字的重复，意味着转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几十年的挣扎，几万里的奔逃，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背景的重大变换，都毫无意义。荒谬感，魔幻感，无力感，无意义感，一时云集。集成一朵更加沉重的、漂泊的云。
要迎合大众的趣味不难，俗套故技，驾轻就熟。但很费时间，还是得两个人合作。数量大，也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如僧尼都无须发，又服装一律，画多了容易雷同。鸠摩罗什菩提达摩都是西域形象，慧能支遁百丈希迁皆有大德威仪……弄不好就分不清谁是谁。虽庙里没要求分清，我们还是想做到百幅画数百人各有特点。总得有点儿追求，工作才有乐趣。完成任务时，一九九四年已经过去了。对开大小的一百幅，亮丽整齐，拿到庙里，皆大欢喜。在台湾展览以后，出了本精印画册，星云上人亲自作序，并题写书名。销路很好，报酬也丰厚。十万美元，够用几年了。
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成就感。画册到手，都不好意思给朋友看，自觉俗气。口袋里有了一点儿钱，就想下山走走，看看世界。星云上人诚恳挽留，说这房子你们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山上有做不完的事情要做。我们知道，这样一直画下去，必定发财。我们知道，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上人的深恩厚泽，我们确实感激不尽。但是奔逃万里，却以这样一种形式的自我放弃作为终点，总归是心有戚戚。无意义感不是空无，它压得我们在美景豪宅里寝食不安，决心拜辞。别无长物。为了表示深深的感激，我们在临走以前，把出国时自己拿着因而没有丢失的大部分画作，包括我们最为珍视、朋友们帮助运到香港的那个雕刻和半装置，一并捐赠给了星云上人。
从西部的太平洋海岸，驱车到了东部的大西洋海岸。辗转到了新泽西州的海洋郡杉谷湖，买了栋林中小屋，圆了几年在祖国圆不了的隐居梦。苟能如此，都是星云之赐。我们常饮水思源。三年后再次应上人之邀，到台湾佛光山雷音寺画了一堂长三十米，高五点五米的壁画。本想画成传世之作，但也像那一百幅禅画，仍只能以俗套故技了事。画上神、人三百多身，鸟兽楼观难以计数，两个人用了五十多天的时间，《中国时报》评为“栩栩如生，满壁生风，宏伟壮观，如临佛国”；“完成的速度之快，显出两位画家雄厚的功力”。十分善意，十分支持。虽时评如过眼烟云，总算是为我们苦味的台湾之旅，圈上了一个消逝着的甜美的句号。
其实，画得快，不单因为我们厌烦俗套故技，还因为不喜欢雷音寺，想尽快离开那里。这个庙使我们想起官场。看到星云这位开创了佛光山和人间佛教的一代伟人，在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以后，如何被门下捉弄，陷入百年孤独，不禁感慨莫名。爱莫能助，我们临时决定，将此画无偿呈奉给星云上人。对于这位尊者和智者，我们在原先的敬爱和感激之上，又增加了一份深深的同情。
离开台湾之前，在台北的佛光缘美术馆看到一套四本《当代名家艺术精品义卖》画册，齐白石、张大千、于右任、徐悲鸿、罗青哲等的鼎鼎大名，和许多陌生人的名字混在一起。我们捐献的那批作品也在其中，都卖掉了。其中小雨的一幅黑色观音，被“蒋家”后人以二百二十万台币买去，是我们的画中卖价最好的一幅。但画册上小雨的名字前面，加上了我的名字。据说这是因为，知名度比技艺值钱。但是我名下的那个雕刻和那个半装置都没人要。枯木锈钉，后来被当作垃圾，丢弃了。
至此，这两只偶然归来的灵鸟，也飞了。如同地上的刀画，墙上的水字。如同它们那些在劫火中飞散的同伴。感谢好朋友罗青，他在一九九一年访问大陆时，曾经光顾寒舍，为这两件作品拍了反转片，并在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他所主编的我的文集时，印在了卷首。这是那两件作品留下的惟一痕迹。雪泥鸿爪，益增川上之思。
据说要想打开局面，就得进入主流。我办不到。从西到东一路过来，看了许多画廊、美术馆、博物馆、设计学院之后，感到我这个出自另类生态的野鸟，要学会在这个自由竞争所形成的复杂湍流中游泳很难。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有个语义场和文化基因的问题，加上笨。这些抽象、装置、行为、现成物、声光组合、概念设计等等存在的价值、意义和理由，都植根于一个话语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杜尚的马桶只是马桶，劳森柏的纸箱只是纸箱，此外什么也不是。反过来也一样，纽约的博物馆里开过中国水墨画百年回顾展，也开过八大山人原作展。听与会的外国专家用流畅的中文谈中国书画和八大山人，除了背景知识以外，于字画本身，可以说完全外行。这不奇怪，杜尚的后裔和八大的后裔，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而我，属于我们这个物种中最笨的一类。说杜尚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取消了视觉的审美要求，是美术史上伟大的革命等等，挺有理。但我还是做不到喜欢，比方说那个马桶。喜不喜欢，无需理由。波普早期有人收集包装著名艺术家的粪便，受到达利的称赞。近期有人收集世界各国不同人种妇女用过的月经带作为艺术品，被认为很有创意。我就感觉不到，所有这些妙处。至于把一座大楼包起来或在两山之间拉一块布，“造成视觉震撼”之类，在我看来，也和某厨师为打破吉尼斯纪录而做的特大蛋糕类似。鱼有鱼的乐趣，未必野鸟可知。但如果野鸟铩羽，要来学鱼，那就惨了。
何况技术方法可学，动力能源不可学。学到了，又如何？这里是市场，作品是商品，所谓成功就是卖得出去，卖得越贵越成功。收藏是投资，贵贱取决于行情。行情靠炒，得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行。许多具有波希米亚气质、并且早已扎根美国本土的欧洲画家出手不凡，现在连二十年前的苏荷厂房(已变成了富裕雅皮士精品店式的社区)都住不起了，只能在东村窄巷的小酒吧里终其一生，就因少了这画外功夫，何况我们。少数能超越画廊，经由美术馆、博物馆，进入美术史的人们是幸运的。但是即使他们，一阵辉煌之后，就被新潮淹盖，前卫冷淡，在稠人广众中寂寞。彼犹如此，我何以堪？
像两只迟飞的笨鸟，“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来到这海边林中，就像是再一次逃亡。生计成了问题，但体验到一种解放。写了些文章，画了些画，小雨还翻译了一些童话。换不来钱(稿费极低，有等于无)，只为喜欢。这是过分奢侈，玩一场玩不起的游戏。中国古人隐居，都是回到故乡。“百亩耕桑五亩宅，先生归去未必非。”即使贫穷如陶潜，也有个将芜的田园可守。他因脚踏实地，所以能此心悠然。我们存款无多，蛰居异乡，天天要吃饭，月月要付账单，钱越来越少，想悠然也难。朋友们都劝我们搬到纽约去住，说那里机会多些。这是真的。但在这海风松涛里面，我们有一种与外间世界同一的感觉，害怕那异己的楼群，拖了又拖没去。
想把在香港画不出来的中国古代神话系列再画出来。只因材料太贵，没敢动手。
一位朋友和他的夫人来访，想找个有办法的人给我们帮点儿忙。不久，他们带来一位深得美国政要大亨欢心的“学生领袖”。不久，后者又带来一位银行家罗伦斯先生，商定三年内罗伦斯每年给我们三万美元，我们给他画三十幅画，内容形式不限。三年后为我们办一个大型展览，出一本大型画册，打开局面。他们一走，我们就到纽约采购材料，将近五千美元，咬着牙都付了。把沙发桌椅都塞进书房和卧室，腾出客厅做画室。动起手来，满屋子松节油的气味，好像生活变了样。
不久以后，“学生领袖”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不能光让别人帮助我们，他自己也要帮。我说这个忙实际上是你帮的，我们已很感谢，不用再帮了。他坚持要帮，让我们给他本人也画一批画，每幅用了多少时间，多少材料，都记下，他付钱。我说我可以送你一幅作为感谢。他坚持要画一批，要付钱。说不付钱不公平，影响也不好。我说艺术价值不是可以用计时工资计算的，同材料贵贱也没关系，你要公平……他打断说，什么艺术价值，凡高的画，他生前不过是废纸一张……我没听完，挂上了电话。接着电话铃响，还是他，说，告诉你一下，罗伦斯不干了。
朋友来电话，说“学生领袖”让他劝劝我，要我遵守协议，不要说好了的事又不干了。罗伦斯带着他的侄女儿来我们家玩，看到满屋子画，很惊讶，说你不是说不干了吗？知道了事实，他一再道歉，说他只是出钱，别的都没过问。我问可不可以不经过“学生领袖”，我们直接合作。他说不可以，人家是大英雄，他出面办画展，许多大亨政要好莱坞巨星都乐于捧场，会来花大钱买画，画价一下子就上去了。我不过是个商人，起不了那个作用。他回纽约以后，寄来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赔偿损失”。小雨要退回去，说不是他的责任。我赖着脸皮收下了。后来他又寄来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是“新年礼物”，我们没去兑现，支票留作纪念。
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已故大诗人(我喜欢他早期的诗)的女儿打来的。她听说我们手头有一批字画，想帮忙找个出路。要我们寄点儿反转片、画历给她。说办画展，一开始就要在最高档次的画廊办。要是在低级画廊里办过一次，以后所有高级画廊都不会再理你了。她说纽约的“日本画廊”和相邻的“韩默画廊”，都属于最高档次的画廊。“日本画廊”有九十七年的历史，上万名会员，全是大亨，名气特牛，挑选展品也特严。她和“日本画廊”有联系，可以帮我们打进去。以后的路，就好走了。我们没有反转片，她说那就普通照片也行。没有画历，她说那就简历也行。一个在敦煌工作十年，一个在首都博物馆工作十年，都是资格，不说，是浪费本钱。寄去照片简历不久，她告知审查已经通过。“日本画廊”将在十月份举办一次“高尔泰浦小雨双人联展”。说这是“日本画廊”近百年来第二次为中国人举办画展，非常难得，表示祝贺。让我们准备字画三十多幅，九月下旬带到纽约。已经是九月中旬，我说时间太紧了，下次吧。她说那怎么能行，我已经和人家说好了。十月金秋是办展览的黄金时段，画家们都抢着要，我好不容易才争到，你们怎么能放弃？
“日本画廊”位在曼哈顿中城五十七街一座咖啡色玻璃摩天大楼的底层。展厅收租金和管理费，字画的装裱买卖由画家自己负责。装裱合格才收。需自费印刷两千份贺卡那样的双页彩色请柬，印上作品一幅，画展年月日，署名“日本画廊”。自己一一装进信封，封好，贴上邮票，交给他们。他们有个名单，可以帮寄一下，但要另收服务费。需自费办一个酒会，要有各种名酒(品牌很具体)，要雇一个调酒师(时薪八十美元)……每一项都是大钱，我们花不起。女士说她已经替我们签约了，废约赔偿的钱更大。我问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们，她说要办画展，这是起码开支，凡画家都知道的，你们怎么会不知道？还需自费雇请一个接待员和讲解员，男的须西服领带，女的还要化妆。为了省钱，我们自己充当(未着装也没化妆，算是画廊让步)。
在布鲁克林那种“二战”前造的三层连栋屋里租了一间房住，早出晚归，像上班族一样。“上下班”坐地铁。来回三个多小时耗在路上。
住处的一边，街上有水洼，墙上满是涂鸦。有些鸦也涂得真好，如惊蛇走虺，如奔浪崩雷。那些无名天才，不知今安在哉？再过去是海。沿海是废弃的工厂，空寂荒凉，一派灰色的忧郁。住处的另一边，越走越繁华。过去是八大道，热闹脏乱的程度，不亚于法拉盛。在那里乘地铁，到五大道五十七街出来，像穿过时光隧道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无数深色玻璃的摩天楼互相映照着蓝天白云，而真正的蓝天白云只在高空冥冥一线。楼底深谷里草坪碧绿树木欣荣，街道整洁秩序井然。名牌商店的橱窗，比的是格调品位。
如果从地面上过来，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好像千百个不同社区的结集。它们各持固有的习性和交往方式，从不互相影响。你会发现，许多纽约人可以很自得地在一个比与世隔绝的偏僻村镇还要狭窄闭塞的区域中度过一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政治、经济的一体化，网络资讯的普及，地理上无藩篱的连接，以及它们各自的文化息壤的水土流失，都未能改变这种状况？我想像当年杜尚们宣布格林威治村从美国独立出去时的景象，就像看见了一样。我怕未来的地球村，很可能也是那样。有时不免觉得，办展览是一种荒唐。各国观众进出展厅，不知道谁有什么感想。
十月下旬的一天，一位中国老人步入画廊，注意什么忽略什么，一看就是内行。旁边有人碰碰我，低声说，这个人就是周方，前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赫赫有名。他看得很细，完了过来握手，说都是好东西，问怎么进来的。我们说了女士帮助联系的经过。他摇头。问合约怎么签的。我说不知道，是女士代签的。他又摇头。说他看《画廊指南》，今年十月份“日本画廊”展出的是李庚，怎么会是你们？我说不知道，什么是《画廊指南》？他说回头我寄一本给你，你得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没有本人签字，哪里来的合约？没有宣传造势，画怎么卖得出去？画卖不出去，花的钱怎么回来？
我拿着《画廊指南》，坚持要看合约，终于没能看到。女士代理的是李庚，人在日本，不知何故没来。我们被临时抓住，当了替身。我据理力争，把开销降到一万二千美元。不能再低了。这期间，很意外地，先后卖掉了两幅字画。一幅小雨画的菩萨，四千美元。一幅我写的心经，五千美元。弥补了大部分开销。打电话告知周方，不知道怎么感谢。他说，要在纽约地面上行走，你得先学会保护自己才成。
来时三十几幅一卷的字画，装上镜框以后，变成了一大堆笨重的货物——我们愚蠢的象征。画展闭幕时，没法子再随身带走。友人詹益文开了一辆箱型车，来帮我们拉。在车流里停停开开几个小时，才到了哈德逊河边。一上了华盛顿桥，望见新泽西辽阔的天野，我和小雨都长长舒了一口气。不用问也知道对方的感动：像囚犯获得释放，像游子回到家乡，像小船从惊涛骇浪里出来，断桅破帆，驶进了平静的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