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DS0406113
舞蛇者说
刘东
200406
田余庆先生新作《拓跋史探》，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北魏子贵母死制度与离散部落的关系；第二，拓跋与乌桓共生的问题；第三，《代歌》、《代记》与《魏书·序纪》的关系。我认为，其中第一部分是全书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部分。
关于北魏子贵母死这一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赵翼说：“立太子先杀其母之例，实自道武始也。”(《廿二史札记》卷一三“《魏书》纪传互异处”。)周一良先生说：“拓跋氏入中原前之旧制，凡其子立为太子者，母妃先赐死，至孝文帝母犹因此而被杀。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未闻有此风俗。且游牧部落亦不如封建王朝之易于发生母后专权之例，其来源尚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韩国学者朴汉济对此提出过一个解释。他认为，子贵母死既非拓跋旧法，也非汉制，而是北魏胡汉体制中的特殊事物，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皇权。(见田书所引)这个解释是不错的。
关于北魏离散部落，《魏书》中一共有三条记载。《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魏书》卷一○三《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惟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魏书》卷八三上《贺讷传》：“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对于道武帝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之举，研究者多从拓跋社会由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变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求得解释。这个解释也是不错的。
总之，不论是子贵母死，还是离散部落，都是老问题了，而且也都有了不错的解释。不过事情常常是这样的，不错的解释往往对我们妨碍最大，因为它使得我们有理由停下来，不再进一步思考。田余庆先生的可贵之处却恰恰是不满足于此，而是按他惯常的思考习惯，在一般人停下来的地方继续穷追不舍。他指出：“拓跋鲜卑，相对于先后兴起的其他胡族说来，是一个发展缓慢的部族。东汉桓帝时拓跋南迁，‘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群体庞大松散。汉末建安年间拓跋诘汾再次南迁，部落联盟更扩大了。？？拓跋部作为联盟领袖，其后妃必取之于七族、十姓以外的部落，其女子也必于七族、十姓以外择偶。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出现一些与拓跋部世代为婚的部族，形成于拓跋部的特殊关系；由于君权不张，拓跋后妃也就自然而然地居间起着联络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维系拓跋部落联盟的关键人物。”(24—25页)在本书的另一处，作者明确写道：“道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的。？？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3页)至此我们看到，作者从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出发，终于把本来属于皇室内部的子贵母死制度与看似毫不相干的离散部落问题结合了起来；两个问题的结合真可谓互相发明，相得益彰。如果没有联系到离散部落，关于子贵母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无话可说；如果没有联系到子贵母死，离散部落的问题就难以落到实处，而只能是国家形成理论的一个具体例证而已。
诗歌语言中有所谓“陌生化”之说。一位诗人朋友曾就此向我解释说，“形式主义”批评家们提出过一个概念，他们认为文学，这里主要指诗歌，目的就是要把语言“陌生化”，也就是说，让语言能够给人以新的刺激，提供看待世界的新角度。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不妨说，田余庆先生也是把我们熟悉的问题陌生化了。在原本已经题无剩义之处开掘出了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动力。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是诗人的有意追求，而田余庆先生的“陌生化”却并非刻意为之，而只是他研究工作的客观结果而已。
与陌生化的结果相反，对于熟悉他研究特点的人来说，作者在书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点也不陌生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政治史的方法。我们知道，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作者曾研究了南方几大家族的政治关系，而在《拓跋史探》一书中，作者研究的则是北方几大部族的政治关系。这本书的各个部分总括起来说，实际上就是一部拓跋早期政治史。众所周知，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而对于属于短时段的政治史则比较轻视，认为是“转瞬即逝的尘埃”。这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在以前写的《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较多地指出单纯政治史的缺陷。但是读了《拓跋史探》，我却感到政治史的方法也有它不容忽视的长处。政治史虽然不能解释一切，但从此入手，却也可以发现并解释民族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具体到早期拓跋史，政治史的方法显得尤其必要。如果从传统的民族学的角度去研究，除非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否则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料了，而一旦从政治史的角度切入，就会发现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分析的素材。正是借助于政治史，作者才描绘出了一个早期拓跋族的隐约身影。由此，拓跋早期的历史不再只是一种部落→国家的理论概念的演进，而是变得具体了、生动了、活泼了。
研究政治史，不止田余庆先生一人。但他的政治史研究却别具一格，颇有值得论说之处。我们知道，研究政治史，既可以依据政治学的某种理论框架展开，也可以不要这些框架。在我看来，田余庆先生属于后者。我们看作者在本书前言中的一段话：“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结柢是五胡日趋融合，其主要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农业地区而被汉族文明逐渐同化之故，这可说是今天史界共识。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呢？”(1—2页)我们再看作者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就“王与马共天下”说的一段话：“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的问题。”(3页)这两段话充分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认识。这个认识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事情必有当时的原因。由此，他自然不会满足于理论框架给出的解释，也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说明，而是一定要找出一个具体的历史原因。受这种认识的引导，他在本书中又有如下的一段话：“我不排除道武帝曾在某个时候发布过离散部落号令的可能，也不排除某些具有定居条件的部落俯首接受号令的可能，但不认为所谓离散部落主要就是如此而无其他更直接、更急迫的原因和具体的过程。”(62页)把问题具体化的思路会很自然地诱导出新的疑问：道武帝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离散了哪些部落？道武帝母后究竟又是来自于哪个部落？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之间的关系就自然地呈现了出来。在解释历史现象时，研究者很容易急切地求助于“规律”、“趋势”来加以说明，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向“具体”索要答案。与众不同的思考方法使他更像是一位旷野中的孤独旅行者。在他不断的追问中，泛泛的解释愈来愈显得苍白无力，而我们原本熟悉的问题也终于变得陌生了。
研究早期拓跋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料太少。作者虽然竭尽全力钩沉索隐，但很多地方还是不得不以推测来弥补资料的不足。这之中有的推测极有道理，给人以启发，但也有的推测难免令人生疑。
在《<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一文中，作者指出《魏书·乐志》中《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应该就是拓跋史诗。根据有限的记载，作者进而推测，在当时替道武帝整理、辑集代歌者只能是汉族士人邓渊。以后邓渊又奉命修《代记》，《代歌》中的内容应是《代记》的主要资料依据。因此《代歌》、《代记》同源。邓渊之后，又有崔浩修国史。记录了早期拓跋史的《代记》基本包含在了崔浩的国史之中。这些资料以后又成为魏收《魏书·序纪》的蓝本。因此辑集《代歌》、撰成《代记》的邓渊应是《魏书·序纪》的第一作者。由此，作者就勾勒出了《代歌》→《代记》→崔浩国史→《魏书·序纪》这样一条史学发展线索。我认为这条线索不仅清晰而且很有道理。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代歌》与《代记》之间可能的联系。《代歌》早已不存，根据有关的只言片语而注意到它的价值，并将其纳入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是很不容易的。
与上述合理的推测相比，接下来的推测就不那么合理了。关于邓渊之死，史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魏书·邓渊传》载，渊从父弟晖坐和跋案，“太祖疑渊知情，遂赐渊死”。但作者不相信这条材料，反而认定邓渊与以后的崔浩一样，也是死于国史之狱。在毫无材料依据的情况下，作者为什么一定要作出这样的推测呢？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作者不自觉中已经被前面自己发现的《代歌》、《代记》的线索束缚住了。我们先来看崔浩国史之狱。崔浩因修史“备而不典”、“暴扬国恶”而遭祸。《通鉴》也说崔浩国史“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北人无不忿恚”。由此可知崔浩国史当是记录了一些有悖人伦、有伤风化的早期拓跋故事，因此惹怒了皇帝，引来杀身之祸。但是，崔浩所记拓跋早期历史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代歌》、《代记》线索，这些内容应该都是从邓渊所撰《代记》那里来的。既然崔浩已经死于国史之狱，那么更早的邓渊能不死于国史之狱吗？看来，为了符合这个逻辑，作者只能让邓渊死于国史之狱了。
更为值得商讨的问题还不是邓渊之死，而是关于离散部落的史料依据。根据作者的统计，贺兰部被离散的经过是这样的：
第一次：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魏登国三年(三八八年)三月，“燕赵王麟击许谦，破之，谦奔西燕。遂废代郡，悉徙其民于龙城”。作者指出：“显然，慕容麟尽徙代郡民于龙城，当包括三十年前的前燕时期由贺赖头率领居于代郡平舒城的数万贺兰部民在内。”(67页)第二次：登国五年，道武帝与慕容麟合击贺兰、高车诸部于意幸山。稍后，铁弗刘卫辰又袭贺兰，贺兰部请降于拓跋，“遂徙讷部落及诸弟处之东界”(70页)。第三次：登国六年，贺讷兄弟内讧，后燕“兰汗破贺染干于牛都”，慕容麟“破贺讷于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数万。燕主垂命麟归讷部落，徙染干于中山”(70页)。第四次：作者在叙述皇始三年贺讷之弟贺卢逃奔南燕后说：“至此，道武帝舅贺讷、贺染干、贺卢三人，只剩下贺讷一人，据《贺讷传》，此时贺讷已无所统领，而且后嗣无闻。道武舅氏中还有一个贺讷的从父兄贺悦，待道武‘诚至’有加，得到道武善遇。贺讷、贺悦的部民，自然也被强制离散，分土定居了。这是第四次离散贺兰部落，也就是现知的最后一次。”(70—71页)
以上离散贺兰部事例中，第一次、第三次都是被慕容部离散的，真正被拓跋部离散的只有第二次、第四次。我们再看独孤部被离散的情况。
第一次：《资治通鉴》登国二年记“燕王(慕容)垂立刘显弟可泥(亢泥)为乌桓王，以抚其众，徙八千余落于中山”。作者指出：“刘显八千余落徙中山，这是独孤部的主要部分第一次被强徙，是独孤部落离散之始。”(80页)第二次：刘亢泥降于慕容氏，《魏书·太祖纪》皇始元年(三九六年)六月“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亢泥部落于平城”。作者指出：“这是《魏书》所见独孤部民第二次被强制迁徙。”(83页)
独孤部被离散两次，一次是慕容氏所为，一次是拓跋氏所为，这与贺兰部被离散的情况类似。作者在五十九页曾分析说：“部落离散，就其实质说来，本来是部落发育的自然过程，它之所以在道武帝时比较集中地出现，却也是由于道武帝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离散部落只留下这几家外戚部落的个案，而大量的对道武帝帝业无害的部落却得以保存下来。”显然，作者十分关注、十分强调的是道武帝拓跋离散贺兰、独孤部落，而不是别人的离散行动。但是，根据他提供的事实，不论是对贺兰部还是对独孤部，离散部落的发动者都是不仅有拓跋氏，而且也有慕容氏。两家各占一半。既然如此，恐怕就不能把离散部落很特殊地仅仅看成是道武帝为打击外戚部落，“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了”。应该说，作者也意识到了慕容氏在离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在三十五页又补充说：“看来，贺兰部破败主要是拓跋部借慕容部之力，得利的是拓跋部。”这个补充其实没有太大用处。这里所谓“借慕容部之力”一说，给人的感觉似乎慕容氏只是前台的表演者，而拓跋氏才是幕后操纵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述由慕容部发动的离散事例就不构成对本书观点的反证了，但遗憾的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可以证明。所谓“得利的是拓跋部”云云，其实只是一种客观效果而已，并不能因此把慕容氏离散贺兰、独孤部归结为受拓跋氏操纵的、有预谋的行动。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概念问题。究竟什么是离散部落？按书中多数场合的表述，所谓“离散部落”就是指强制迁徙部落。但十六国时期某个部族强制迁徙另一个部族从甲地到乙地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仅在此意义上来理解离散问题，那道武帝离散部落还有什么特殊意义可说呢？作者似乎也认识到这个问题需要解释，所以在七十五页又说：“强徙部落自十六国以来就是常有的事，包含离散部落，但并非都离散。道武帝在完成帝业的过程中，从总体上意识到离散部落的深层意义，理解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采取更主动更连续更强烈的措施，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要离散部落。这是他与十六国君主的不同之处。”按这个表述，似乎强制迁徙部落又不等同于离散部落了。
按我的理解，强制迁徙部落不等于离散部落。前引《官氏志》说：“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贺讷传》说：“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按离散的结果既然是“同为编民”、“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因此所谓“离散”应该是指打破部落内部旧有社会等级结构而言的，唐长孺先生也是这样理解离散部落的，他说“部落的解散使贵族、人民都成为单独的编户”(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205页)。而所谓强制迁徙部落，只是把某部落从甲地强制迁徙到乙地，是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按作者表述，似乎道武帝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离散了部落，但根据前面提到的有关贺兰、独孤部的史料，我们见到的还只是迁徙而不是离散。总之，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如果强制迁徙部落真的不等于道武帝登国年间的离散部落，那么本书所有关于此的讨论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写到这里，我不想再就作者的种种可疑推测说更多的话了，因为作者本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前言中说：“我衰年涉入拓跋史题，颇感力不从心、步履维艰，更感到资料不足，结论难下。”他还说：“基于以上认识，我把本书所见主要作为窥探拓跋史的一种思路，而不一定是作为确切结论，奉献给读者，希望起到促进思考、共同探求的作用，以期尽可能把古史的这一模糊区域一点一点加以辨识。”凭借着几十年的研究经验，田先生当然知道要尽量避免过多推测，本书诸多推测实在是出于无奈，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炊。史料的极度缺乏制约着每一个研究者。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尽管有些推测还需要再斟酌，但他毕竟已经给我们描述出了一个以前未曾见过的、精细的历史过程。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载，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本传又载司马迁语：“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实录”之说、“文采”之说，正反映了史学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另一方面，史学也是展现史家思想、才华与魅力的手段。换言之，史学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艺术的。从求真的角度看，我对《拓跋史探》多有疑惑；从展现史家个人才华与魅力的角度看，我又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著作。这种矛盾的态度或许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真与美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统一。
(《拓跋史探》，田余庆著，三联书店二○○三年版，24.60元)
125
DS0406125
在题无剩义之处追索
胡宝国
200406
二○○四年一月中旬我去印度旅行，访问了印度最大的港口城市孟买和首都新德里。去孟买的直接原因是观察于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那里举行的第四届世界社会论坛。
作为与一年一度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由世界大公司总裁和政界要人参加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对立物，世界社会论坛二○○一年一月在巴西南部城市波托·阿尔格尔第一次举行。
世界社会论坛的起源与一九九八年至二○○○年左右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有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于一九九五年起开始谈判拟签订一份“关于投资的多边协议”，并准备将此协议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该多边协议如果签订并执行，将给予资本流动高度的自由化和对外国投资的高度保护。在多边协议的争端解决程序之下，如果外国投资者认为资本输入国的法律或法规对他们有歧视或是有损于他们的利润，他们则可以向该协议的法庭对资本输入国政府提出诉讼。巨额赔款的威胁将大大削弱资本输入国政府执行本国法律以保护本国人民的福利、创造就业机会、维护国内小企业以及储存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能力。一九九八年初，法国报纸《外交世界》发表了使这一协议草案曝光的文章；该协议的不合理性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法国国内社会运动的强烈抗议之下，法国政府撤出了谈判，并最终导致该协议草案的搁置。法国的社会组织“托宾税援助公民协会(Association for a Tobin Tax for the Aid of Citizens)”在这一动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曾提出应对投机的资本运动课税以控制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该组织即为实施此提议而奋斗)。在此之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当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召开部长级会议时，美国的工会组织(劳联和产联)与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举行了激烈的抗议活动。两个月后，二○○○年一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五十名知识分子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会期间组织了“在达沃斯反对达沃斯”的活动，试图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论点传播到世界媒体。
在这些背景之下，两位巴西的社会运动领导人Francisco Whitaker和Oded Grajew向法国的“托宾税援助公民协会”的会长Bernard Cassen提议，联合组织一个由世界各国的社会组织参加的世界性会议。这个会议要超出仅仅是示威和群众抗议，要有知识理性的分析并寻求具体的替代方案。会议称之为世界社会论坛以示社会关怀。这一提议得到了“托宾税援助公民协会”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他们一致认为，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自一九七一年开始举行以来在世界各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所作出的决定负面地影响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而又不受任何的民主制约。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以及工业化国家中的贫穷人口和受排斥的部门应当迫使这些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本国的政府向社会负责。世界社会论坛即是“为那些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资本和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统治世界，并致力于建设一个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地球之间具有富有成果关系的社会的民间团体和社会运动提供一个开放的集会地点，使其能够在此进行反思，民主的辩论，提出方案，交流经验，并相互连接有效行动”(世界社会论坛宪章原则第一条)。为了象征对达沃斯的资本统治世界的抗衡，世界社会论坛特意选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召开的同期举行。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的地点选在巴西的波托·阿尔格尔市举办。波托·阿尔格尔是巴西南里约格兰德省的首府，该市以实行了多年的公民参与对政府预算的规划和监督而闻名；与此同时该市的生活质量指标属于巴西少数几个最高的城市之一，因而是民主管理资源的榜样。
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吸引了来自一百一十七个国家的各种民间社会组织的大约四千七百名代表出席，另有一万多名个人参加。会议围绕“财富的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例如，如何建立一个为全体成员生产物品与提供服务的平等的体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贸易？什么样的金融体制可以保证平等和发展？如何保持地球的多元性功能？)“财富的分配和可持续性发展”(如何将科学的发展转化为人类的发展，保证人类共同资源的公共性以及防止这些资源变为商品，促进保证所有成员拥有尊严的生活的财富分配，建立对环境的社会控制)，“民间社会和公共领域”(加强民间社会行动的能力和发展公共领域，保证公民获得信息的权利和媒体的民主化，世界性公民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保证阶级、民族和其他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新的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和伦理道德”等四个主题举行了十六次会议，四百二十场研究和专题讨论会。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论坛的组织者们决定今后每年举行。
世界社会论坛的批评者认为他们是保护主义者，是反对全球化；并进而指责他们反对经济全球化给贫穷国家和人民带来生活的改善。而世界社会论坛的组织者和支持者则认为他们反对的是大公司惟利是图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因为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全球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他们指出，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是为了少数富人的利益，而世界社会论坛才是全球性的，是为了世界人民的利益。世界社会论坛的口号是“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为了维护世界社会论坛的民间性和多样性，世界社会论坛的宪章原则规定任何国家的政党和军事组织都不得参加论坛的活动；政府和立法机构的成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在二○○三年一月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会上，刚刚当选的巴西总统卢拉仅得以东道主的身份向与会者致欢迎词；委内瑞拉总统柴沃斯希望在论坛上发表讲话，也被安排为非正式的论坛发言。
社会论坛的规模也一次比一次大。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有一万多人参加，主要来自拉丁美洲、法国和意大利。第二届参加者的人数增长到四五万人，第三届进一步扩大到七八万人。随着参加者规模的扩大，代表的多样性也越来越广泛。在二○○三年的第三届世界社会论坛上，共有来自一百三十个国家的五千七百多个组织参加。不仅来自各国的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包括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团体、社区共同体、部落和原住民、学生和学术界、环境保护组织、人权组织、反战运动、宗教团体、消费者协会、公平贸易协会以及少数族群有代表参加；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欧洲各个政党的人士也来参加世界社会论坛，他们关心环境保护和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社会论坛的焦点也在不断深入。第一届社会论坛着重分析世界的形势、抗议达沃斯的新自由主义；而第二届和第三届则着重于讨论提出改变目前局面、建设“另一种世界”的方案和实施策略。
世界社会论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论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最明显的例子是二○○三年九月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的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坚持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不公平的农业协议，导致坎昆会议无果而终。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农业人口仍占很大的比重，因此农业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长时期以来，世界农产品的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发达国家一方面要求甚至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其农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却对自己本国的农业实施各种补贴和高关税的保护。因此，发展中国家希望在WTO新一轮的农业谈判中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它们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其农产品的补贴，限制发达国家农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倾销。然而发达国家显然不希望对已有的协议做过多的修改，他们希望进行新的市场开放，将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和贸易便利化等四个议题(即所谓的“新加坡议题”)纳入WTO的谈判。针对这种状况，以世界社会论坛的主办国巴西为首的二十一国集团(即二十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联盟，包括印度、中国、南非、埃及等，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坚持认为在美国和欧盟的农业补贴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能启动“新加坡议题”的谈判。由于二十一国集团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拒绝妥协，坎昆谈判宣告破裂。巴西外交部长阿莫瑞在坎昆接受采访时表示，二十一国集团的出现是对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有力的抗衡，使WTO的力量对比“突然之间重新洗牌”；他还指出，保持二十一国集团的团结至关重要，它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和其他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
在巴西的波托·阿尔格尔市举办了前三届世界社会论坛之后，今年的集会移师印度的孟买。这是社会论坛的组织委员会将论坛扩展到另一大洲，使亚洲和非洲能有更多的人参加的努力。二○○六年世界社会论坛将在非洲举行。孟买是印度的金融和商业中心，是拥有一千三百万人口的超大规模城市。然而孟买是一个财富分配极端不均的城市，一方面印度70%以上的上市资本在孟买股票市场交易，另一方面孟买40%的居民居住在贫民区，城市的基础设施亟待改进，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因此有人认为在孟买举办世界社会论坛有些嘲讽的意味，因为孟买是印度新自由主义影响最具象征性的城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孟买又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大都市。它是印度国内移民优先选择的地点。在孟买说南亚次大陆的各种语言、信仰世界上各种宗教的人都有。而且在孟买工会运动、妇女运动、反抗种姓制度的运动以及各种非主流的艺术、表演和电影都很活跃。因此，孟买为代表社会各个层面和各种政治观点的团体和组织一起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实践证明，本届社会论坛移师孟买是成功的。在印度组织委员会的努力下，不仅印度社会极度多元化的各种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踊跃参加了论坛，而且亚洲其他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许多代表参加，来自非洲的代表也明显增加。因而实现了论坛组织者将世界社会论坛从南美洲扩展到亚洲的初衷。据印度组委会统计，来自一百三十二个国家、二千六百六十个民间社会组织的八万多名代表参加了本届论坛，加上非代表的个人，本届论坛有十万人出席。来自四十五个国家、六百四十四家媒体的三千二百多名记者报道了论坛的活动。论坛的新闻中心使用自由软件Linux的操作系统。
此次世界社会论坛的议题在保持了前三届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统治世界的传统的基础上，还具有印度和亚洲的特色。首先，印度种姓等级制度的最低层——Dalit，即过去被称为“不可接触的贱民”——的代表在本届论坛最为显著。虽然印度的宪法已经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Dalits仍然是印度最受歧视的阶层。大约两万名Dalits从印度各地汇集孟买抗议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次，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教派冲突和宗教政治化(特别是印度教政治化)是辩论的一个主要议题。第三，反战运动的诉求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这不仅是由于美国目前在西亚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而且因为南亚次大陆充满了核武器。本届论坛共举行了一千二百多场研究和专题讨论会。除此之外，各种民间手工艺的展览，街头戏剧性表演，以及抗议游行充满了会场。因此有的报纸将此次论坛称之为“边缘人的狂欢”，但是这种描述并不准确。参加论坛的不仅有各种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的代表，包括社会底层民众的代表；也有各种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开发署、福特基金会和德国的艾伯特基金会等等)的代表和观察员，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去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伊朗女律师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和二○○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参加了论坛的专题讨论会。在关于世贸组织中的二十一国集团的讨论会上，巴西WTO的首席谈判代表和印度贸易工业部的副部长分别介绍巴西和印度在世贸谈判中的立场并与与会者进行了对话。这种听取民众意见的方式使我印象深刻。
世界社会论坛在成功地举行了四届之后，今后如何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议题。有些人认为，世界社会论坛作为“一个开放的集会地点”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有助于将各种力量集合在一起，但是在经过了几届论坛的各种会议、讨论、辩论和专题研究之后，应当付诸联合行动、成为一个运动。但是，世界社会论坛的两位创始人则认为论坛应当继续保持作为“一个讨论和教育的集会地点”，论坛“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实体”。他们指出，如果将世界社会论坛变成一个单一的运动就会大大地减少其丰富性和多元性；与此同时，开放的论坛并不影响各个组织举行他们都同意的行动，只是不应当将某一个行动强加于论坛。从前几届论坛的经验来看，作为“一个讨论和教育的集会地点”，世界社会论坛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它将为促进世界的平等和可持续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133
DS0406133
“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周小庄
200406
一九三六年，凯恩斯的《通论》刚一发表，“凯恩斯革命”的提法便不胫而走，成为人们熟知的概念，有论者指出，凯恩斯革命实至名归，最不需要加引号。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凯恩斯以前经济学家的大部分或全部言论都为虚妄，凯恩斯经济学一出，面貌根本性改观，自此后，经济学走上了康庄大道。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回答是否定的。否定性的回答起码有三种方式，一是检视凯恩斯经济学自身的正确与错误；二是检视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核心思想和论证方法与其经济学背景的批判、扬弃和发展的关系；三是站在经济哲学的高度，分析凯恩斯经济学与其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思想文化背景的关系，以期显示出，凯恩斯革命这个最不需要加引号的提法中真实的一面和虚假的一面。
亚当·斯密经济学经萨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等人的消化改造，来到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西尼尔手里，便成为职业经济学家捞饭吃的一门学科，其自身的逻辑逐渐完满，亚当·斯密经济学中不明确、不清晰的思路和提法不断被澄清，以致凯恩斯所面对的学院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管它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多么不沾边，但在理论逻辑的相对完满自足、分析技术的日渐成熟和研究传统的基本形成等方面，还是给人造成了强烈印象，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真的成熟起来了。
凯恩斯革命就是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这样的状况发动和完成的。凯恩斯革命的真实性起码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经济现实的态度上。凯恩斯所面对的经济学躲在高墙深院中自娱自乐并以此自恃自傲，至于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如何，都是学院化经济学家不屑于或自认为无必要涉足的领域。凯恩斯逆这种传统而动，直接研究和论说当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转具有生命攸关意义的失业问题。这种态度上的根本性转变非同小可，因为这既涉及职业经济学家的“天职”问题，还涉及经济学的正本清源问题。在这一点上，凯恩斯确实对西尼尔以后的经济学传统发动了革命，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向亚当·斯密的回归。
二是在分析单元问题上。亚当·斯密经济学的分析单元有两个：国家和个人。萨伊等人以后，经济学的分析单元由两个变成一个：个人。中经边际效用学派的加固和提升，个人作为经济学分析单元的传统被确立下来。凯恩斯经济学的分析单元是国家而非个人，这使得亚当·斯密经济学中非自觉存在的宏观经济学浮出水面，宏观制度的效率问题和正常运转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学术焦点之一。不管凯恩斯具体的学术观点正确与否，分析单元上的根本性转变本身就是一大贡献，所以，这种革命适时且必要。
三是在市场自足性问题上。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认定，市场运转带有自足性，所以，类如政府干预等外力的涉入有百害而无一利。亚当·斯密用哲学隐喻“看不见的手”论证这一点，萨伊则是以“供给创造需求”的命题使其成为经济学原理。市场经济运行中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现实是对市场自足性偏见的绝妙讽刺画，现实使命感极强的凯恩斯要提出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就必须在这一问题上发动革命，因为，认定市场运转的非自足性是政府宏观调控理论的绝对必要的逻辑前提。在逻辑上，凯恩斯并没有百分之百地赢得这场“战争”，因为市场的非自足性与政府宏观调控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市场的非自足性不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充分根据。但是，凯恩斯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市场非自足性的事实被大部分人认定下来，市场自足性的神话被打破，经济学为自己确立了内在约束的条件，自此后，经济学的探讨再也不能光在想当然的逻辑中耗力而不顾及现实了。
四是在政府职能问题上。在这一点上，凯恩斯革命的具体内容复杂一些。亚当·斯密虽然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转过程的胡乱干预，但他肯定政府职能存在的必要性，且给政府举办私人企业无能力或不愿为的公共工程留出理论正当性的空间。萨伊“干预本身就是坏事”的口号一出，人们的思维定势发生了变化，政府的职能成了“守夜人”、“看门狗”，这除了偏执的极端化之外，又加了一条伦理紧箍咒，如果有谁胆敢主张政府职能的扩大，理论上的“荒谬”自不待言，就是在道德操守上，也大成“问题”。凯恩斯不信这个邪，理论出发点上他坚持市场非自足性的立场，政策主张上，认为政府不积极干预经济的运转过程，资本主义大厦将倾覆。他把食古不化的学院派经济学家逼到了二难择一的境地：要理论的纯洁和完满还是要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往往夸大凯恩斯与亚当·斯密二人之间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凯恩斯是向亚当·斯密回归。他们之间的不同只是：后者让政府举办公共工程是自发地承认了市场的非自足性，前者把自发变为自觉且更进一步，政府已不仅是市场运转的保障和补充，而且是市场运转中必不可少的、积极的内在因素。在这里，革命与回归交织并存，不需要加引号的革命相对于“守夜人”、“看门狗”观点才符合实际。这不仅是理论观点的革命，也是经济学家“天职”观念的革命，面对急迫的现实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以学术自重作为逃避的借口，并不是光彩之举。
五是在认识论问题上。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中这个问题以自发的形式存在。他在批评政府官员胡乱干预经济的时候，预设和承认了信息不完整存在的理论前提，而主张私人资本持有者自会为自己的资本找到最好的获利去向时，这显然是暗设了人的信息的完整性。萨伊等人本该把这个问题明确化且使其朝符合实际的方向发展，实际的结果是，“供给创造需求”的提法把亚当·斯密自发且自相矛盾的理论问题引向歧途，供给和需求二者在信息上都是完整的。均衡概念进入经济学且大行其道，使信息完整的假定成为逻辑大前提，人们再也不去追问其相对客观现实正确与否的问题了。凯恩斯公开承认信息的不完整性。这种革命性的主张相对于亚当·斯密而言，是把问题自觉化和明确化，相对于萨伊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而言是拨乱反正，相对整个经济学研究而言，是用正确的经济哲学基础代替错误的经济哲学基础。
六是在对消费的态度问题上。凯恩斯在这个问题上发动的革命最彻底，也最纯正。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名言“节俭是人类的恩人，奢侈是人类的天敌”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定下了基调，一是在伦理道德层面上切入问题，二是经济总量和性质如何变化也不会对这种思想倾向构成威胁。虽然马尔萨斯等后人总想扭转这一点，但亚当·斯密所造成的理论势能太强盛，所以总也无济于事。凯恩斯反其道而行之，极力主张，节俭是失业的原因，尽情消费是爱国之举。凯恩斯在这一问题上的革命表现有三点：一是把对消费问题研究的伦理学切入角度重新拉回到经济学切入角度；二是使由于亚当·斯密的理论强势而被挤入地下的消费经济学传统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视野；三是把消费问题作为经济学起码是失业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加以探讨。
凯恩斯经济学革命不仅有六个方面的表现，但它们足以说明革命的真实性一面。不过，这里的革命还有虚假的一面，正是这一面往往被人们忽略，忽略的结果是，误解凯恩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的关系，误解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凯恩斯经济学)的社会立场和价值化倾向。更客观、全面地认识凯恩斯革命，其虚假性的一面同样不能游离于我们的视野之外。
虚假性的意思是说，在理论观点、分析技巧、思想资源、政策主张和更新概念诸方面造成革命性事实的同时，在另一个层面即经济哲学层面上，革命并没有发生，凯恩斯比其他人更积极、更有效地继承和捍卫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哲学思想。
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价值无涉”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实际，它的阶级实质和政治立场是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当是不争的事实。凯恩斯在《通论》的最后一章(尤其是在《劝说集》一书中)，对这种实质和立场深信不移，其立场坚定有加，与其思想先辈和同辈相比，差别只是在于，他结合新的现实，用创新性的理论成果、由理论成果影响经济政策和行为做到这一点。
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中最根本的逻辑前提——人性论的看法上，他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明确区分改变人性和管理人性这一极易引起根本性混淆的问题，改变人性是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要过但又无法过的难关，管理人性则是市场经济过程中激发经济、政治、法律、哲学等创造性智慧的难题。具体说，管理人性而不是改变人性，既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逻辑根据和切入点，也是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根本区别开来的标志。凯恩斯提出的这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哲学问题太重要了，抓住了它，也就搞懂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式的市场经济(即“受到管理的资本主义”——高鸿业语)三者之间的细微差别，本质上的相异，更是一目了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是研究和追求效率的历史，同时也是推崇甚至崇拜效率的历史。虽然凯恩斯屡屡涉及公平问题且时有偏激之论，但在实质性的经济学立场上，他并没有脱离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的正轨。他同样关注效率问题，同样推崇效率，只不过他关注的效率在外延上有所扩大，除个人效率之外，还有宏观的制度效率和弥补市场运转缺失所带来的效率。判断新的经济学流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效率一个标准就够了，认识的深浅和有无创新之处是理论上继承和发展情况的判断标准，态度上的认同和推崇是属于这一传统范围之内还是游离于这一传统之外的判断标准。用细化后的两个标准衡量，凯恩斯革命之说确属虚假，因为他以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捍卫、继承和发展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中的效率观念。
凯恩斯政府宏观调控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一出便引来非议，以为他背离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念。实际情况是，就其信念的坚定不移而言，他不逊于任何一位自由市场经济的热烈崇拜者。非议实在是由于误解所致，误解的原因有三：一是忽略他宏观调控范围仅限于私人企业不能为和不愿为的一再申明；二是忽略他宏观调控仅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补充但绝非代替或取消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立场；三是忽略他宏观调控只不过是保护自由市场经济、扩大个人选择范围的手段的根本性观点。这是不应有的忽略，因为《通论》的最后一章对这三点都有说明。总之，凯恩斯革命并非全真，这显示出他的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连续性关系；一部分为真，这表明他的理论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真假交织，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中的本真状态。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二○○三年五月版)
140
DS0406140
凯恩斯革命的真与假
宫敬才
200406
最近，因读杨绛《我们仨》，见有钱锺书赠向达(觉明)的打油诗等记载(74、92页)。联想数年前，我曾读向达先生《西海感旧记》一文(《中法杂志》一卷十期)，亦记载钱锺书赠诗之事。翻阅旧时抄录的笔记，证实记忆不虚。
一九三四年，向达先生受北京图书馆袁同礼馆长的派遣，与王重民先生至欧洲寻访流失海外的珍稀资料。在英法期间，他与钱锺书、杨绛夫妇多有交往。向先生说“钱锺书的学问和为人，人家知道他的很多。不过，一般人对他颇多误解。其实他是‘语狠心慈’，有见解，有真情，是一位典型的文人”。
一九三八年八月，向先生从巴黎返国。离别时，钱锺书赠两首七绝相送。一首是：“岂能容子老山阿，草木皆兵到桂萝；危幕燕巢时有几，枯槐蚁聚地无多。”另一首是：“言归访旧多成鬼，惜别高歌一动神；凄绝沧浪危苦语，湘江南去少行人。”向先生对之评价“语重心长，感慨百端，他的为人由此可见”。
查《钱锺书集·槐聚诗存》(三联书店二○○二年十月)，未载这两首七绝，特此补上。
145
DS0406145
钱锺书的两首佚诗
秦和平
200406
《钱币的社会意义》一开篇，就对功利主义研究的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功利主义研究的基本假设为：一、钱币的界定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二、所有的钱都是一样的；三、钱和无价之物的区别是清晰的；四、钱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腐蚀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五、忽略了互惠的力量，只看到了金钱的力量。进而，作者对当下关于钱币的一般观念提出了批评，指出，对经济学家而言，钱币是完全可互换的交易媒介和计算标准，经济史学家把钱币的过去看成是国际通货(单一货币)扩张和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对社会学家而言，例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卢曼(Niklas Luhmann)，钱币被视为现代社会体系中交换的一般性符号媒介。对功利主义倾向的批判，从人文主义者到后现代主义者，都把生活的完全金钱化和商品化看成当代主要的病症之一。尽管齐美尔认识到了钱币解放和异化的两面，看到了早期社会中地方化的钱币交换，但是却认为它们后来变成了统一的现代通货。
在作者塞丽泽(Zelizer)看来，钱币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和用途，远不是统一的和可交换的。她举例说，对一群十几岁的少年组成的“团伙”而言，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把他们母亲给他们的钱捐给教堂，而当他们打算把抢掠弄来的钱捐出去时，他们会畏缩不前，因为那是“赃钱”。同时，她也声称没有看到走向通用的统一的货币的趋势，相反，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中被标记的专用的钱币倒是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这倒不是说金钱没有能力穿透现代社会生活，而是人们根本就不抵制商品化，他们占有钱币并对它加以改变。如果人们只能获得一种标准化的公共通货，他们就会把钱币切割成专门化的“分支”。一旦可能，为了不同的社会用途不同的钱币(通货)就建立起来。
尽管塞丽泽关注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但是她的分析依然具有较广泛的生命力。她首先分析了家庭用钱。如果丈夫是掌握收入的一家之主，妻子就会不断为争取家庭用钱而斗争。这成为家庭冲突的主要来源。家庭主妇们经常在她们的丈夫熟睡的时候从他们的口袋里“偷钱”，这些钱用于个人花销，有时也用于家庭开支。在一九○五年，一名妇女曾因从丈夫的口袋里“偷”了十美元获罪，被判四个月监禁。
详细考察了不同阶级的状况，在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家庭中，丈夫会针对妻子的一些特殊要求给一些“小钱”，有时是为了哄哄她，有时也与她讨价还价。另一种模式是丈夫直接支付家庭的所有开支，在支付时有时给妻子一些可以允许的误差。这两种模式都涉及到小规模的争斗和监管。妻子便求助于秘密的机动“资金”，比如买衣服后再把衣服换成现金，有时候这样做也是为了支付家庭开销。当送礼在世纪之交盛行起来后，家庭主妇们处在严格的家庭制度下，不得不以买圣诞节或生日礼物为借口而获得自己可支配的钱币。第三种方式是丈夫定期给妻子一笔钱，甚至在银行开一个联名账户。
在上层阶级中，妻子受到的财政约束一般是最严格的。在经营农场的家庭中，妻子可以支配她自己的收入，这叫做“零花钱”，一般来自于卖鸡蛋和黄油等的收入，而这些钱是与家庭主要收入相分离的，后者源于出售农作物和牲畜的收入。作为一种不是很主要很正式的收入来源，“零花钱”一般用于较琐碎的开支。但是不仅如此，它有时也用来买孩子们的衣服，从而为家庭福利作出贡献。
相反，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则控制了家庭用钱，她们掌握着丈夫的工资，在满足家用后，给他们一些个人零用钱。遗憾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塞丽泽似乎更为关注其结果，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中由丈夫控制家庭用钱的反转(inverse)。在工人家庭中，丈夫和已经工作的孩子们要么不说出他们的真实工资，要么隐藏他们的收入，以获得个人零用钱，用于不法的娱乐消遣或者购买家庭主妇不让他们买的必需品。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和上层阶级中的妇女非常类似。塞丽泽进一步指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的“双收入家庭”，妻子们拥有了自己的收入来源，然而当代的研究表明，妇女获得一份独立的收入并不意味着使她们从家务活中解脱出来，也不意味着她们获得更多的家庭权力。塞丽泽指出了两点：第一，妇女的收入在家庭中仍然是边缘化的，被视为“零花钱”；第二，妇女把她们的收入的很大部分用于家庭开支，而男人们则想保留更多的钱用于个人享乐。这就出现了矛盾：妇女们的收入曾经是不被看重的，但是现在却常用于家庭开支，这就需要对以性别为基础的家庭财政社会学进行研究。
塞丽泽考察的另一个主题是礼品经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赠送圣诞礼物或其他节日礼物成为一种风尚。送钱逐渐流行起来，现金成为受人欢迎的一种礼物。现金礼品实际上已经被心照不宣地打上标记，成为“被标记的礼品”。例如，一张圣诞节的支票不能用于家庭日常开支或支付赌债，违背这一期待会导致冲突。塞丽泽还分析了在层化交换中出现的“情感钱币”，例如父母给孩子们的钱，长辈们给新婚夫妇的钱。层化的礼品赠送也出现在封闭的私人交换之外，例如小费。作为一种显示地位的赠品的原型，小费在二十世纪以后逐渐流行起来，导致了公众对其不同的道德评价。小费的出现是暧昧的，它游移在收买、施舍和敲诈之间。一些立法者甚至试图禁止小费，认为这是一项轻罪。而从习俗上讲，小费是从欧洲舶来的，被认为是非美国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小费还是存在了下来，一九一八年一个送报员就曾因为拒收客户两分钱的小费而被解雇。
各种复杂的社会力量也参与到关于小费的问题上来。直到一九二○年，通过从法律上把小费定义为一种合法收入，官方才正式地将其归入功利主义钱币的范畴。这一做法的结果使得美国服务员收取小费的行为得以制度化。他们的工资一般被定得很低，因为他们被认为可以获得很多小费。在这里，塞丽泽留下了很多未能解释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在美国的饭店要付小费，而在法国不用？一旦情境被设定，服务员收取小费的动机是明显的，但是，同时也需要对消费者为什么感觉到有必要或有压力付小费进行更为细致的解释。
作者关注的第三个主题是给穷人的慈善救济和福利。直到一八三○年，美国给穷人的慈善救济还主要是以分发现金的形式进行的。十九世纪中叶，救济变成了实物形式，比如供给食品、燃料、衣服和药品。他们认为金钱破坏了穷人的道德力量。随着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大家关注的问题集中到穷人的社交礼仪上来，例如在公共场所酗酒和消遣。一个特定而又持久的主题是给穷人以优先权使他们得以持续地参加“寿险”投保。这么做的目的是防止他们彻底沦落成乞丐，从而不得不用公共开支来埋葬他们。这种做法引起了社会工作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应该破除移民社区中存在的失败的“道义经济”，通过对穷人的“启蒙”打破他们原有的社会理想和财产观念。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社会工作者开始努力把穷人救济从实物形式变回现金形式，实物形式的救济使穷人产生了物质上的依赖和心理上的冷漠，而现金形式的救济则使穷人家庭有机会学习理性购买行为。而到了四十年代，钟摆又摆了回来，鉴于实物救济难以管理，人们建立了各种特定的“通货”，例如食品券。这种来回摆动的现象说明了反作用力的存在。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把被标记的通货挪做他用的秘密过程，他们的做法类似于塞丽泽在前面所描述的家庭主妇的策略。食品券是不能用来买烟草、化妆品或快餐的，但是他们通过物物交换的形式获得了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把塞丽泽的理论放在网络分析的框架中，就可以更为精确地分析在特定钱币流通过程中变量间的因果决定关系。例如贝尔(Wayne Baker)，他的研究表明了芝加哥商品交易相互分离的网络是如何形成分离的动态价格的。推而广之，一种特定的钱币就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路径，它通过一种特定的网络流动。借用塞丽泽的例子，妓女们就很少把她们的功利性支出和福利支出混同起来，她们往往把做皮肉生意弄来的钱用来吸毒或者参加派对。这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领域，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个人网络并与一种钱币对应。其实在塞丽泽所关注的每个主题中都是如此，例如，丈夫和妻子的钱币对应于他们各自的网络结构。为了扩大网络出现了斗争，而网络又以物质财富为支撑，无论你是参加今天的毒品俱乐部还是参与当时欧洲移民的葬礼，如果没有一种特定的钱币完成物质交换，你就不能进入网络中，从而赢得社会尊敬。
从网络分析的角度来看，塞丽泽所描述的大量围绕家庭开支的斗争可以视为男性和女性所参与的关于物质财富的社会交换的不同的路径(流程)。将她的分析推进一步可以看到，不仅仅是由于妻子比丈夫更致力于家庭福利，更愿意为家庭做贡献，从而使她们把其控制的收入的大部分用做家用。大量事实表明，与男性在喝酒和其他男性的社交活动流程中花费了很多钱一样，妇女也把大部分的家庭开支用在购买衣服、饰物、餐具和其他用以展示身份地位的物品上。例如，她们为在学校上学的孩子们购买最时髦的衣服，这和她们的丈夫用在喝啤酒、参加葬礼和打高尔夫方面的开支一样，不光是功利主义倾向的，而是一种身份的展示。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仍然存在着性别分化的交换路径和网络。如果我们追踪这些网络的延伸范围，可以发现，女性构成了一个地位展示的舞台，她们逛商店争相购买流行的家具和时髦的衣服。有关这些特定的钱币的社会学问题其实就是关于网络结构的问题，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钱币的存在和什么因素决定了不同类型的网络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同一个问题。
塞丽泽对被支配者的钱币流动关注较多，然而在支配者当中同样存在着特定的流程，事实上，这些网络的特异性和分化构成了金融上层阶级的统治，例如，同样一颗钻石，在私人持有者手中和在属于某个“小圈子”的钻石商人手中的实际货币价值是有较大差异的。在高级金融市场中，在一个较大规模网络的中心存在着一个具有特权的交易网络，而外围则是其利润来源。当一个融资买入者利用要收购的公司的资产价值来负担或融通收购过程中所负债务时，如果没有网络，就会遭到其他融资者的抵制和袭击。因此，金融归根到底就是网络，钱币只是不同的网络位置间的沟通符号。
塞丽泽总结性地指出，“标记……位于经济过程的核心”。这个结论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动态网络或钱币流程，它们互相贯通而又相互冲突。一种是被标记的钱币，对应于特定的路径，当个人出于促进内部团结和排斥或控制他者的社会动机时就会采用此路径。另一种是以经济功利主义中性钱币为基础的范围广大的网络。每一个网络都会产生出支配性的力量，某一网络中支配力量(相对处于优势地位的力量)的改变或者被支配者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都会导致结构的反向运动。在社会科学中如何提出一般性理论对此进行解释，是塞丽泽开辟的一个新的理论空间。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Pin Money，Paychecks，Poor Relief，and ofter Ourremcies by Authors：viviana Zeliz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August，1997)
146
DS0406146
钱币流动的网络
郑广怀
200406
我是个“考古门外汉”，考古、古文字、古文献都学过一点，兴趣广泛而浓厚，但我和每个行当都保持一点距离(“距离产生美感”)，基本上是从“门外”看问题。以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学习过七年，从此和考古学结下不解之缘。我对考古学是有感情的。但我知道，一个从未参加过田野发掘的人，或者像我，曾经干过又离开了田野发掘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考古学家的。充其量，我只是一个考古学的忠实读者。今天，我想从“读者”的角度讲话，从这个角度，讲一下我对“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的想法。我理解，考古学的“作者”一定是专业从事田野发掘的人，但它的“读者”却并不限于这些人，它还包括许多“友邻学科”的学者，包括许多热心此道的公众，甚至是盗墓贼和古董贩子。我们不应忘记公众，忘记读者。你忘记他们，他们也会忘记你。那样，考古的书就卖不出去了。当然，干这一行的，如果地位不高，关系不深，没人赠送，咬牙跺脚，书总还是要买；“贼”也会惦记着你们，我们没钱，他们有的是钱。其他人只好敬而远之。
下面谈三个问题。
(一)考古报告的忠实性。考古报告是记录性的东西，档案性的东西。档案的特点，就是要忠实可靠，记录一定要准确，资料一定要详备(当然不可能巨细无遗)，长期留下来，供人查考。谁参加挖，谁参加写，谁负责哪一部分，都要讲清楚。夏鼐先生曾反复强调，考古报告要忠实可靠，文献考证和推测性的东西，最好是另外写文章，不要放在报告里。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说到考古报告的忠实性，我有个并非多余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考古工作中的失误，怎样在报告中反映这类问题，甚至当学术问题和方法论来探讨——知耻近乎勇，对错误也老老实实。因为，我同一些国外的学者接触，他们常怀疑我们的工作水平，特别是对我们的工作态度和思想方法有怀疑，因此对我们的报告持保留态度。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敢讲它的失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一次两次不讲，让人发现了，引起的将是整个可信度的丧失。
我想，凡是参加过考古工作的人，谁都承认，发掘过程，一定会有失误。但我是实话实说，如果我们做坏了，比如打破关系挖掉了，像濮阳西水坡，挖成花瓣形了；比如车轮，半个轮子没有了，看见车毂才恍然大悟，就不应拿土拍上去，拍假照片，而是亡羊补牢，坦言失误，不给读者造假象，误导他们。但这样的话，谁都不敢说，也不愿说。说了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同行会看笑话，拿这事黑他栽他。更何况，我们都有私心作怪，有人想的是，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容易吗？我吃的就是考古报告。我希望的是，读者都乖乖听我的，我说是啥就是啥，有此一书，别无他求。但用举例代替全体，不提供基本材料和基本线索，没有详细的器物登记表和有关的实验报告，则无异登高去梯。
忠实可靠的必要，首先就在于，它有不可替代性。凡已经发表的报告，都是我们说话的依据。科学出版社是讲科学的，但有的考古报告，如九店楚墓的报告，有人写文章，说是错误百出或几百出。这样的书，即便修订再版(除竹简释文部分在中华书局出过修订本，还没见到再版)，出版社反复出，读者反复买，总不是办法。还有文物出版社，他们出过下寺楚墓的报告，这个报告，国内有署名“建夫”的书评，说它的优点是原原本本，翔实可靠，分属五组的九座大墓，一座一座分开讲，非常清楚，即便读者不同意作者的排队，也可以利用书中的材料，推倒重来。此书获得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是本好书。但这样的好书，对我来说，也有遗憾，就是尸骨鉴定的材料不太清楚。尸骨鉴定对判断五组墓葬的男女主从关系很重要，但这九座大墓，真正“尸骨全无”只有一座，其他八座，只有一座有鉴定，说是男性。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也写过书评，他发现报告中的七号墓，原书说“尸骨全无”，但平面图却标有“头骨碎片及牙齿”，就是个矛盾。还有，很多报告，它们对典型器物比较关心，对可以用来排队的东西比较关心，偶尔一见的东西，昙花一现的东西，有时只有文字描述，不发器物图像，也是遗憾。比如满城汉墓的报告，它提到几件小器物，是刘备祖上搞色情活动的东西，正好可以印证《汉书》对墓主性格的描述，但其中的银制品，很可惜，什么图像也没有。其实，这些小玩意儿并非无关宏旨，特别是放在一起看，翻回头去看，也许很重要，后来发现，其实数量也不少。最近，西安市北郊徐家庄的一座汉墓就一下子出了好几件。有关发现已经到了应该汇总研究的地步。考古发现中暂时莫名其妙，叫不出名堂，后来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的东西很多。它们是考古发现中的“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我们不能歧视。考古发现，多了，只能举例，非常合理，但少了也要省略，岂不等于消灭。
当然，任何考古报告都无法避免作者的主观取舍，这一点，陈星灿先生有很好的讨论(见所著《我看考古报告的编写》和《考古学解释的不确定性和解释过渡》，收入文物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他的新作《考古随笔》)。我只是希望，考古报告的作者，他们可以考虑更多的写作角度，和读者有更多的沟通，不一定只是按固有的角度和固有的程式写。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有两点希望：
一、近年来，很多典型报告都已经不太典型，如《沣西发掘报告》对于西周，《洛阳中州路》对于东周，与新的发现相比，材料太单薄，理解要修正。西周，国墓地的报告出版后，现在有张家坡、曲村、三门峡、平顶山等等。东周，材料更多。我是学青铜器的，明显感到，过去的印象，很多都存在问题，应该根据这些材料做大调整。我希望在不断出新报告的同时，能组织系统地阅读和评价。国内的书评都是拉朋友说好话，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广告。我个人是只写读书笔记，不写正式书评，但我希望有一天，国内可以建立规范的审阅制度和书评制度，从积极的方面，正确及时地引导阅读，不能书评和口碑拧着来，大家说坏，你偏说好。
二、中国的“五大发现”和由“五大发现”引起的相关研究，已经有百年历史，应该有所抢救，有所总结。但上一世纪的发现，特别是其前五十年的发现，好多都不是科学发掘或不完全是科学发掘，即使今天，这个问题也存在。华盛顿的赛克勒美术馆有一部档案，叫Bishop Papers，就有很多这类材料，老照片、测绘图，还有各种信件往来，非常宝贵。对于这类材料，我看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收集有关材料，有关线索，比照考古报告，模仿考古报告，编一些抢救性的东西。如李家楼、浑源、金村、朱家集的发现都是，楚帛书也是。最近发现的眉县铜器，其实也不是得自考古发掘，也同样是抢救的结果。
(二)旧话重提：“考古围城”。前些年，《读书》杂志组织过一个关于“考古围城”的讨论。参加者，除陈星灿先生是城里人，其他人和我一样，都是城外人。有的前辈不以为然，说这是虚构的问题，考古是个自我满足的系统，城中之人绝未打算出去，城外之人也休想进来。我看，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会也就不必开了。因为，如果没有出来进去行内行外的沟通，还谈什么“传播”。你只要把该挖的挖出来，记下来，存档查档，也就够了。公众不读考古报告，也读不懂考古报告，这没错，但沟通并非不可能。我说，考古需要知识的普及化和通俗化，这不等于说，考古报告也可以通俗化。相反，我强调说，这需要转换，而且是很复杂的转换。我理解，考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说的转换，是指由考古材料生发，还有多角度的进一步思考，还有二级、三级的再创造。这绝不是纡尊降贵，像幼儿园的阿姨跟小孩讲话，故意娇声嗲气，逗他们玩，而是把考古提高到历史、文化的层面去理解——对公众是普及，对专家是提高。这种沟通，当然，最好是由兼具专业知识和公众眼光的专家去做，但非常难。实际上，经常都是借助于某些过渡层次，借助于某些边缘学科和边缘人。我在纪念张光直先生的文章里曾说，国内国外需要沟通，沟通是伟大的牺牲(常常里外不是人)。考古内外的沟通也是如此。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不必太多，但绝不能没有。比如，孙机先生的文物研究，杨鸿先生的美术考古，还有其他很多学者的研究，它们就有这样的作用。各“友邻学科”的参与，对考古不是多余，而是大有帮助，甚至不可或缺。比如，没有学古人类、古动物、古地质、古环境和人类学(或民族学)的专家参与，新石器考古怎么搞；没有学冶金史和古文字的专家参与，先秦文献和历史都糊里糊涂，商周考古怎么搞；没有学艺术史和工艺史的专家(包括从事古建、石刻、金银器、丝织品、瓷器和绘画的学者)参与，没有研究中西交通和西域语言的专家参与，汉唐考古怎么搞。这都是很明显的道理。现在，撇开这些协助，考古报告已没法写。
很多年前，我当研究生，受过教育。有个老师上课，一上来就讲“划清界限”，一是同历史学和民族学，二是同文物研究和艺术史研究，三是同金石考证和古文字学，即同各“友邻学科”，统统划清界限。其实，这是“画地为牢”。“画地”是什么意思？孙悟空要保护唐僧，给他画个圈，让他坐在里面，主要是怕妖怪来了，把他师父吃掉，这就叫“画地”。我现在出了这个圈，没有这个顾虑。我认为，考古学是历史学的前沿学科，是大时段大范围的研究，它的中心是研究“人之所以为人”，这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人文学术共同关心的问题，不但公众有权过问，学者也有责任解答。我们不应以学术为壁垒，自绝于人，把考古仅仅看作物质的东西，并以学科局限为托词，认为它与社会领域和思想问题无缘。比如俞伟超先生就讨论过这类问题，他以占卜为说，就是很好的例子。因为这样的发现，既属于史前时期，也属于有史时期。如中国的骨卜和龟卜，上可追溯于新石器时代，下可延伸到明清时期，即使没有占卜文字，这也照样属于精神领域。他说考古研究中也有精神领域的问题，我赞同他的说法。
大众传媒，我的看法，似乎不必认为都是消极之物。记者和公众有肤浅、幼稚和其他不入眼，让专业工作者觉得形成干扰，疲于应付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理解。考古报告是供专业人士查阅，而不是供大众阅读的普及读物，他们怎么下功夫也看不懂，我也可以理解。但专业人士不应放弃普通人的立场，放弃和普通人的沟通。我说放弃，那是朝好了说。有些人不是被迫放弃，而是自动放弃，从一开始走向专业化，就闭目塞听，等于自己把自己的武功废了。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我一直认为，很多专家学者都是精神残废，离开家门一步，就连话都不会讲，而且还特别喜欢以己之长非人所短。我从来都不认同把聪明当糊涂、糊涂当聪明的学者定义：学问越大越不会讲话，问题越钻越说不清。
说到考古学的传播，我觉得电视和电影很重要。它有第一现场，有参与感，视野大，让大家都能安全围观，这是好事。专业工作者说是破坏，未必都是吧。它帮我们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即使对专业人士，也大有好处。过去，为了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强调安于本职工作，有人曾立下规定，就是不要去别的工地参观，更不要出国乱跑。那的确不失为一种强迫人死心塌地、埋头苦干的好办法，就像拉磨的驴要把眼睛捂上。但这也是愚蠢的办法。北风和太阳比赛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电视和电影，还有很多成功的书刊，它们是吸引年轻人关心考古，甚至投身考古的重要原因。我相信，把年轻人的希望一一扼杀于摇篮，那就等于挖了专业的坟。
所以，问题不在要不要，而在好不好，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本事。
(三)博物馆也是考古传播的重要途径。我参观过不少国内和国外的博物馆。没有去过的比去过的要多得多，希望今后能有机会跑。比如，我特别想去伊拉克看亚述、巴比伦的东西，想去伊朗看埃兰、波斯的东西，还有阿富汗、中亚五国，乌克兰和蒙古，都是魂牵梦绕。但文明古国的特点都是灾难深重，缺乏安全。我去过赛克勒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吉美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都是国际性的，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地方的东西都有。有时他们犯糊涂，竟然会问，为什么你们那么保守，只展自己的东西，拒绝别人的东西，一点都不国际。我说，道理很简单，中国近代落后，我们只有被抢的份儿，没有抢人的份儿。同样的问题，陈平原说，德国有个W教授问过他。中国的博物馆，外国的博物馆，它们都有教育公众的作用。我们的博物馆比较强调历史教育，过去的陈列思想不是没问题，但它有教育的功能，这并没有错。我们的优势是发掘品丰富，展品有系统。西方的博物馆，很多是艺术博物馆，抢来的东西很乱，只能拣好看的东西往出摆。当然了，他们也展发掘品，比如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他们的博物馆就是如此。我说我们的材料比较单纯，比较有系统，这并不等于说，凡是博物馆，全都应该照考古报告，按坑按组往出摆。如果把博物馆办成考古队的标本室，也有问题。现在的地方博物馆，多半是靠一个或几个重大发现，用这些“镇馆之宝”来支撑。比如，湖北省博物馆就是靠曾侯乙墓，河北省博物馆就是靠中山王墓(两个中山王的墓)，很多年如此。如果没有，情况就惨了。像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的重大发现主要是新石器，北辛、大汶口和龙山的东西。但前些年，新馆落成，在千佛山下，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没人看，人去了，只爬千佛山，不看博物馆。为什么？就是这个博物馆，论传世品，它没有特别精彩的东西，发掘品又枯燥无味(对一般公众的理解力和口味来说)。况且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普遍的博物馆、考古所分家，分家后，博物馆都没有新东西，也是令人绝望。当然了，我不是说，新石器就没有看头。相反，我觉得新石器时代才是关乎人类发展最伟大也最精彩的一段，问题是它的沟通难度太大，需要广泛的知识储备和深刻的理论素养，通俗转换更不容易。最近，我读陈星灿先生的《考古随笔》，他是研究新石器的专业学者，短文就写得很有意思，能把新石器时代大家视为枯燥无味的东西写成枕边厕上供大家消遣的东西，令人玩索有得。可见，只要愿意写，而且能够写，即使是新石器时代，也可以讲出很多精彩的东西，引人入胜的东西。
前两年，我在挪威，看他们的博物馆。挪威是海盗国家，他们的先辈比哥伦布还早就已到达美洲，航海是他们的特长。他们的博物馆就专讲航海，不但展出他们挖出的海盗船，还把考古学家的航海复原展示给大家。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展品上多突出一点我们的特色，让它多出一点彩呢？我想，只要去做，肯定能。
话说回来，我一直认为，专家对公众的教育完全可以起很大作用，通俗是很难的事，只有高人才配做。比如，就拿古文字来说吧。这门学问专不专？肯定很专。但大英博物馆出的Reading the Past，就是请了各方面的专家，一本一本向读者介绍有关知识，很多都是大专家。还有，现在市面上卖的，美国出版的《失落的文明》，法国出版的《发现之旅》，很多也是请专家写。它们都是插图本，文图并茂，我就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总之一句话，替读者着想，什么时候也不会错。
尊重公众，将为考古赢得尊重。
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本文为在北京科学出版社召开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52
DS0406152
一个考古读者的希望
李零
200406
《读书》今年第五期《追寻一己之福》文中(135页倒数第6行)提到《中国上古时期的写作与权威》的作者时，误为“鲁惟一”。其实，该书作者应是“鲁威仪”，与《剑桥中国先秦史》的主编鲁惟一不是同一人。
159
DS0406159
订正
200406
一九九九年，有几本考古考察报告《舞阳贾湖》、《龙虬庄》、《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出版了。这几本报告与过去的同类书有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没有了“附录”部分。这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对考古界意味着什么呢？
在考古发掘报告出版时附加“附录”的方式，最早见于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沣西发掘报告》和一九六三年出版的《西安半坡》这两本考古发掘报告，它们在体例上除正文外，新增加了“附录”。考古发掘报告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在正文里用大量的篇幅阐述房址、墓葬等人工遗迹和陶器、石器、金属器等人工遗物的形状。《沣西发掘报告》和《西安半坡》新增的“附录”内容为：使用体质人类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对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动物骨骼和植物孢粉资料进行鉴定和研究。以认识当时的人种类型、死亡年龄和男女性别，当时人饲养和狩猎动物的种类，及当时的气候特征等等。自那时开始，放在考古发掘报告正文之后、阐述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附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体例。迄今为止，作为专刊形式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大致有一百七十余本，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有“附录”，探讨的内容包括人骨、动物骨骼、孢粉、植物硅酸体、植物种子、金属器和陶器成分、石器的材质等等。
到一九九八年，新出版的《敖汉赵宝沟》在体例上又有所不同了，虽然还保留有关于陶器烧成温度和石器微痕研究这样两篇“附录”，但是在探讨人工遗迹和遗物的正文里专门增加了一节“动物骨骼概述”，介绍动物骨骼的鉴定和研究，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探讨当时人的行为。同为一九九八年出版的《驻马店杨庄》则第一次正式取消“附录”，把对出土的植物硅酸体和动物种类的讨论专门列为一节“自然遗物”，放在正文里。
一九九九年出版的《舞阳贾湖》、《龙虬庄》、《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等就均不设“附录”了，一应对自然环境、人骨、动物骨骼、植物遗骸等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人地关系探讨的内容，全部都写成相关的章节，安排进了正文。一种新的体例至此正式形成。
追究这种一直沿用了几十年的“附录”从有到无的过程，可以看到这与考古学本身的变化密切相关。
考古遗址是过去人类生活的凝结和定格，它包含了当时自然环境与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当时人生活过的城市、村落会保存下来，记录当时自然环境信息的土壤也会保存下来。当时人居住的房址会保存下来，埋葬当时人的墓地也会保存下来。当时人使用的各种器物会保存下来，当时人食用、祭祀和随葬的动物和植物的遗骸也会保存下来。当考古学家用手铲挖出这一切的时候，他必须担负起报告的任务。由于知识的局限，除了人工遗迹、遗物之外，考古学家自己不可能讲清楚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特征、动物骨骼的种属和部位、植物遗存的门类、各种器物的成分和结构等等。因此只能把这些资料交给自然科学家，由他们去进行鉴定、测试和分析，请他们提交报告。自然科学家并不了解多少考古学的子丑寅卯，只能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在研究报告里对这些鉴定、测试和分析结果就事论事，而考古发掘报告里谈论较多的又是人工的遗迹、遗物的形状，两者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那些鉴定、测试和分析报告只能作为考古发掘报告的“附录”，放在正文结束之后了。
随着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出土的人工遗迹、遗物确定一个遗址、一个类型或一个文化的年代早晚、文化特征，逐步构建起整个中国大地上众多古代文化的时空框架以后，他们开始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归纳古代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这样一个新的层次上，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得到全面加强。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开始共同对鉴定、测试、分析的对象和过程进行设计，对全部结果进行讨论。既要认识新的发现是什么，更要追究其为什么是这样的。所有的探讨都直接与解释当时人的行为相关，这成为考古学家构思遗址发掘和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比如，在《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中，就是先从陶器、石器的形状谈起，把握这个地区距今六千至五千年的考古学文化特征，而后依据地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研究，认识全新世以来的气候变暖，逐渐造成冰川融解，海平面升高，海水带着大量海产资源进入陆地。当时的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格局，捕捞贝类和鱼类作为食物资源，促成了贝丘遗址的形成。但是长期大量地捕获贝类又构成人为的“捕获压力”，影响到贝类的生长过程。最后，这个地区还没有等到海退的开始，贝丘遗址就消亡了，这是由于外来文化作用的结果。这样，以考古学为主的多学科研究，写出了特定时间跨度和地域范围内的一段史前人地关系史。在编写这本考古发掘报告时，这些涉及鉴定、测试和分析的内容就成为正文中的有关章节，与考古发掘报告的其他内容融为一体了。
今天，考古学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以人文科学研究为目的、包括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的交叉性学科。能否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研究手段，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
我们今天在考古学中应用自然科学的主要目的是适应考古学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高考古工作的效率和科学性，全方位收集田野考古中获取的信息，充分发挥考古学资料的价值，更加拓宽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全面深化考古学研究的内容。
迄今为止，在考古学中应用的自然科学具体涉及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数学等基础学科。其中，物理学和化学主要探讨遗物的年代、结构和成分，生物学全面涉及古代的人、动物和植物，地学基本讨论的是当时的自然环境，而数学大致集中于各种资料的统计分析。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物质遗存。研究对象的这种物质性特征是我们能够在考古学中应用自然科学的关键。因为自然科学就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可以说，从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和在考古学中应用的自然科学研究这两者的研究过程看，它们都使用同样的仪器设备，依据同样的分析原理，运用同样的技术手段，对由同样的物质结构和化学元素组成的对象进行分析。当然，它们之间也有区别，那就是分析的材料属于现代还是古代，以及研究目的的不同。
在考古学中运用自然科学秉承“以今证古”的原则。这个原则最早出自英国地质学家莱尔于十八世纪提出的“均变说”。他认为“地球的变化是古今一致的，地球过去的变化只能通过现今的侵蚀、沉积、火山作用等物理和化学作用来认识。现在是认识过去的钥匙”。自然科学各门学科的科学原理及其它们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些学科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应用自然科学有关学科对古代遗迹、遗物进行研究时在方法上的正确性，同样也能保证最后结论的可靠性。贯彻“以今证古”的原则，为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过去，令人信服地解释过去奠定了基础。
比如《马桥》这本关于上海闵行马桥遗址的发掘报告就是以考古学为主的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产物。研究者通过对各种人工遗迹、遗物的分析，确认遗址里存在距今四千多年的良渚文化和距今三千多年的马桥文化这样两种前后相继的文化。通过环境考古学的研究，认识到自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自然环境变迁明显，气候由温暖转凉，湿生植物变为草本植物。通过植物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证实在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兴盛，获取肉食主要依赖养猪。而到后来的马桥文化里稻作农业明显减少，吃肉反而要靠狩猎麋鹿和梅花鹿。有意思的是尽管马桥文化的居民在获取食物资源的方法上出现倒退，但是他们善于制作印纹陶器并发明了原始瓷器。化学成分分析表明马桥遗址的原始瓷器生产技术由印纹陶器发展而来。依据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数据，把迄今为止出土原始瓷器的遗址按时间早晚顺序排列，马桥遗址的年代属于最早之列。对马桥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DNA的研究发现，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居民在遗传上具有继承性，属于百越民族群体。借助多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上述通过肉眼观察人工遗迹、遗物不可能得到的有关当时天、地、人的认识尽收囊中。
在考古学中应用自然科学的意义在于开拓了传统的考古学所不能涉及的研究领域，极大地提高了考古学研究的效率和精确度。
多年来，传统的考古学一直强调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自己独特的方法。其实考古学的地层学是从地质学引入的方法，类型学是受到生物学的启发。考古学中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发展过程证明它们都是通过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逐步完善起来的。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地层学。丹麦地质学家斯坦诺于十七世纪提出叠置律、连续律、水平律这样三个地质学的定律。叠置律是指未经扰动的地层，保持早的沉积在下面，晚的沉积在上面的规律。连续律是指未经后期变动的原始地层，在横向上连续延伸而逐渐尖灭。水平律是指地层的原始产状是近乎水平的。考古学家把这三个定律引入考古学，开始时同样是按照水平层划分地层，年代早的地层在下面，年代晚的地层在上面。后来在发掘工作中意识到这种方法不能客观地揭示当时人类的活动。于是逐步发展到按照土质、土色、文化堆积、打破关系划分地层，其间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现在地层学已经成为考古学的第一方法。类型学的方法来自生物学的自然分类法，考古学家按照其原理确定各种遗物的形状、纹饰特征，进行排比分类，逐步建立起考古类型学。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科学家利比依据生物死亡后体内的碳十四按照规律不断衰变的原理，发明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方法，并把它引入考古学。通过测定考古遗址出土的木炭、植物、骨骼、贝壳等遗存来确定遗址的距今年代。利比由于这个重要贡献而获得一九六○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的准确与否一直受到一些考古学家的质疑。经过自然科学家和考古学家长期的沟通和努力，终于建立起科学地测定碳十四年代的方法。近些年来，发掘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遗址时，考古学家都要尽可能地采集碳十四测年样品，以便测定遗址的绝对年代，确认其在时间长河中的准确位置。现在，依靠大量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的积累，距今一万年以来分布于中国各个地区的数十个史前文化类型大致都有了自起始到消亡的年代范围。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夏代自始至终的时间，商代前期的年代框架。商代后期自武丁(商第二十三代王)到周代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这个时间段里历代商王和周王在位的年代。这样，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可见在考古学中科学地应用碳十四测定年代的方法也经历过一个相当大的变化。
总结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据考古学实践的需要，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实践中不断完善、充实这些方法，使之逐步适应考古学的研究，成为考古学自己的方法。重温这些方法的发展过程对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启示。
事实上，今天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遗址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都是为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内，局部或全面地展现出自然环境状况和人类社会的生存活动、生活方式、制作工艺、社会组织、礼仪制度、丧葬习俗、祭祀特征、文化交流等方方面面。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在原来应用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做好时空框架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考古勘探、年代学、环境考古学、人类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器物的成分和结构分析等诸多领域开展系统的研究，科学地再现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演变及人类与之相适应的互动关系，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征和风俗习惯，采集、狩猎、种植、家养等一系列获取食物资源方式的演变过程，包括动植物在内的各个时期人的食物种类，人类制作各种器物的方法、原料及发展过程，当时人进行随葬和祭祀活动的各种动植物种类和不同时期的特征，文化与文化之间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这样才能提高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效率和精确度，完成考古学调查和发掘的目标。
可以设想，经过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共同努力，若干年以后，大家对自然科学相关学科在考古学中应用的认识很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看待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但是现在还远远没有走到这一步。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以全面探索古代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探讨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目标，以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的发展过程为鉴，更加积极、主动地在考古实践中使用包括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在内的多种方法进行发掘和研究，进行新的尝试，去推进考古学方法的创新过程早日成功。
160
DS0406160
高科技与手铲
袁靖
200406
先是关塔那摩，而后是阿布格莱布，非法关押和虐待战俘一再成为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一位朋友不解地问：为什么有些媒体对虐俘事件大加报道，却对导致大规模平民伤亡的战争本身持支持态度？关于虐俘事件的起因，各方说法不一，但这一事件已经将“反恐”行动与恐怖本身联系在一起，在美国和英国国内进一步瓦解着“反恐战争”的基础。在新近公布的几幅新发现的虐俘照片中，让我最为震惊的不是那些正在施虐的画面，而是那个在被折磨致死的伊拉克俘虏旁边灿烂微笑的美军女兵的照片。如果把那个欢乐的微笑与伤痕斑斑的尸体从照片上的狭小空间中分割开来，你不可能找到它们之间的任何联系。这一残忍的关联足以让人感到极深的黑暗——恐怖和死亡可以如此轻易地转化为欢乐和满足！这就是所谓人性的残忍吗？我毋宁视之为国家恐怖主义的产物，因为在当今的世界里，惟有国家恐怖主义可以用“反恐”或“人道主义干预”等高尚的言辞将暴力和残忍正当化——这也正如当年在侵略战争中为帝国政府效忠的士兵从杀人中感到幸福和荣耀一般。
其实，从其他社会的眼光来看，虐俘行动虽然令人震惊，但并不比用巨型炸弹对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狂轰滥炸更为严重，它们不过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事件。本期有关国家恐怖主义的讨论提出的就是国家、战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赛尔登教授是《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和《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等书的作者，一位资深的中国学家。过去许多年，他一直在研究东亚的战争及相关问题。就《读书》而言，这次讨论也是早先的“战争与革命”的专题及去年十二期刊载的小森阳一有关日本天皇制的研究的继续。在“九一一”之后，媒体和社会将关注的中心从以往的国家战争，转向了新的全球现象，即恐怖主义。然而，赛尔登教授提醒我们：在整个二十世纪，恐怖主义的主导形式是国家恐怖主义，它导致了上亿人的死亡，这还没有算上那些目标对内的国家恐怖主义所造成的种族清洗、政治迫害等。在二十一世纪的所谓“反恐”战争中，战争的主导方面仍然发生在国家之间：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大量的平民和并未参与侵略战争的军事人员死于轰炸和有组织的迫害及谋杀。从二次大战后的东京审判，到今天有关南斯拉夫战犯的审判，每一次审判都是胜利者在国际法名义下对失败者的审判。若以杀伤平民为准则，那么东京审判并未触及美国在广岛和长崎的核打击。霸权的逻辑能够审判霸权吗？美国的准则能够审判美国吗？究竟怎样的规则和法律能够实现“普遍的正义”，而不只是“胜利者的正义”？
正是从这样的追问出发，赛尔登教授也试图指出中国学者和读者经常忽略的问题，即在中国公众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的时候，对于美国主导的战后法律审判体系缺乏深入的讨论，从而也很少涉及美国及其盟国在对日、德作战中对平民进行的轰炸。正如在讨论中人们思考的：一种公正的国际法和战争法是可能的吗？消除导致战争的动力是可能的吗？
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探讨。但没有疑问的是：在“反恐”战争成为世界的主要话题和强权的实际行动之时，重新提出国家恐怖主义这一问题，有着特别的尖锐性。
165
DS0406165
编辑手记
200406
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等 帝国、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政治———————— 3
蔡爱眉 起火的世界 著译者言————————————16
崔勇列 大国力量与大国之道—————————————27
胡晴舫 我们这一代人————————————————37
赵川 王墨林 艺术与身体的政治——————————————45
朱国华 合法趣味、美学性情与阶级区隔————————52
李政亮 媒体、文本与文化工业————————————62
张英进 神话背后：国际电影节与中国电影———————69
翟永明 新媒介，新经验———————————————75
张宇燕 “科学的历史也就是能者的错误史”——————82
梁小民 拯救亚当·斯密———————————————90
短长书———————————————————97
乡土教育与人文素质(乐黛云) 法国“文化例外”
主张的衰亡(单万里) 有趣的“平均数”渲染(王则柯) 做乘法的凯尔泰斯(王威廉)
缺乏理论的实践(吴玉章) 沪申画廊落成感言(陈嘉映) 作家的“苦旅”(邹蓝)
林少阳 “文”的思想史—————————————— 124
旷新年 “不屈不挠的博学”———————————— 132
岳健勇 不容乐观的工业化前景——————————— 140
吴毅 农地征用中基层政府的角色————————— 144
高山杉 从维也纳学派看古印度逻辑学派——————— 151
荒川正晴 道路、国家与商人————————————— 160
读书短札
还有两种《赵氏孤儿》(张芳，74) “犹是开元
全盛年”(杨竹剑，89)
编辑手记————————————————— 166
丁聪 漫画————————————————————96
陈四益文 诗画话 丁聪配画—————————————封二
目录
DS0407921
目录
200407
二○○四年六月，《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三年)一书的两位作者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来到《读书》编辑部，与多位大陆学者举行座谈，就“帝国”理论及相关问题展开了交流。
黄平：关于两位远道而来的朋友，这里不详细介绍了，因为《帝国》已经有中文版发行。但是有一句话需要说明一下，奈格里教授在有一点行动自由之后，这是第二次离开欧洲、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此之前他去过一次拉美。我们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与《帝国》的两位作者面对面地讨论。
麦克尔·哈特(以下简称哈特)：先由我来介绍“帝国”的概念，再由奈格里先生介绍“诸众”(multitude)的概念。我们提出“帝国”这一概念作为一个有关主权的新概念，意思是，有关主权的形式及其概念本身，都从民族国家的观念转变为一种超国家的新形式。我们把帝国这一新的主权形式理解为一种网络权力，其中包括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要的资本主义军事力量、资本主义大型公司，以及超国家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同其他国家的或超国家的力量。对于这一概念，有两个口号式的解释：一是无中心，二是无边界。说“无中心、无边界”并不是指全球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或者全球所有的力量都有同样的效力，而是指权力网络是各种不同等力量间的协作，一些力量显然会比另一些力量更重要。当我们试图解释美国与其他民族国家或与其他超国家组织的关系时，当我们解释美国与这个帝国系统的关系时，我们使用了一个欧洲式的旧比喻，这就是君主式力量与贵族式力量的协作。当然，今天美国往往扮演着君主这一角色，首先五角大楼常常扮演君主这一角色，其次在经济方面，美国也常常是君主式力量。然而我们关于帝国的概念是说，美国不能脱离网络中的其他力量单独行事。换句话说，君主式力量必须与各种贵族式力量密切协作，这也是我们今天理解伊拉克战争的途径。或许有人会说，今天美国对伊拉克的行动证明了我们的帝国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是按照旧的帝国主义的方式行动的。我认为，布什的计划是想将君主与贵族分离，即打破帝国概念所要求的协作网络。我想，现在看来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失败的，布什帝国主义计划的失败反证了我们的假设，这次战争中的许多因素，例如使用雇佣军以及虐俘正好证明了美国在建立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时的绝望和无力。从我们的帝国观点来看，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世界的解放，而可能是意味着对某种帝国形式的回归，也就是君主力量和贵族力量的协作，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现在我来解释几个难懂的术语。我们常常在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概念之间发生混淆，帝国主义是指近代的西欧、日本这样的强国，更确切地说，传统的帝国主义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而新的帝国概念是一种全新的主权形式，与简单的国家主权不同。这里要避免两个误区，首先，我们说帝国不再基于民族国家，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就不再重要了，民族国家依然十分重要，而且其中一些会比另外一些更加重要。然而，在我们的帝国概念中，民族国家甚至是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都必须在一个更大的权力结构内起作用。另一个常见的误区是关于帝国的现时性，或者说，今天帝国是否已然存在？我们的假设是：当今世界存在着形成帝国的趋势，帝国尚未最终形成，我们是在尝试认识促生这一趋势的各种必然因素所形成的进程。我和安东尼奥认为，帝国主义的结束或者说帝国主义可能性的结束，也同时表明着民族解放斗争的结束，这也是理解我们的主要分析的途径之一。新的力量形式要求有新的革命抵抗形式，在此情况下，如果说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帝国主义，我们就必须找到新的政治斗争形式。
安东尼奥·奈格里(以下简称奈格里)：我来谈谈“诸众”的概念。为了准确定义“诸众”这一概念，我将从近三十年来欧洲及美国的劳动组织形式转变的一系列经验谈起。首先要谈在劳动价值中非物质性劳动日益重要的这一倾向。我们说的具备霸权倾向即某种价值能力的非物质性劳动,指的是处于合作和网络中的智力劳动。因此，我们谈论的是一种与某种劳动单一性密切相关的价值，即一种与人类劳动的独特性相关的劳动价值。在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中包含两种特性：第一正是这种价值的独特性，第二是社会合作。我们所说的社会合作是指社会整体地被纳入劳动中，也就是说，不再仅仅是社会的某些部门，而是处于其种种联结中和网络中的社会整体来生产价值。非物质性劳动因此是贯穿整个社会的劳动，因此我们谈论的是劳动的生命政治的特性。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被投入到劳动中去的不仅仅是智力因素，还有情感因素和人际合作关系的因素，以及男性劳动的传统品性与女性劳动的传统特征，社会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种种特性。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劳动变得具有空间上的流动性和时间上的灵活性。很显然，这一形势已根本改变了价值的特性。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的经典理论也被深深改变了。剥削不仅是对劳动时间的剥削，而且也是对整个社会合作劳动的剥削。而在社会合作劳动中，由社会合作确立的科学的、艺术的、想像的、情感的、关系的成分，日益成为剥削对象。揭示出非物质性劳动的存在，恰恰改变了剥削的特征。如果我们要谈诸众的概念，就必须首先明确一点：诸众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大众。旧的工人阶级的概念是一个大众的概念。而在诸众的概念中，多样性被有机地统一为独特性。诸众的概念蕴含着差异，而价值的生产与差异的制造密切联系。因此，自由这一因素被内化为劳动的创造性，也因此，自由这一因素被内化为劳动的组织化和价值的生产。最后一点，诸众这一概念还有另一个特点。人民的概念是由国家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加以定义的，人民概念是主权概念的对应物。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国家、主权和政治主体的定义标准已经完全改变，因此，应该思考的是，所有这些概念的流动和不确定现象是否允许我们也可以设想一种全球斗争的合流。
哈特：关于诸众，我从一个反例来讲一下。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传统中，设定了一种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之间的差别，工业劳动是主导，农业劳动跟随其后。这样的区分同样设定于男性劳动和女性劳动之间，以及各种国情之间，比如中国工人阶级和美国工人阶级之间等等。诸众的概念要求放弃不同劳动之间的这类区分。这并不是说所有劳动都等同，有着同样的价值和性质，毋宁是指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之间，以及不同地域中的各种劳动之间建立起一种共同的政治计划。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诸众的概念是被导向国际共产主义的传统。诸众这一概念提示了对劳动进行共同规划的可能性，同时也提示了社会运动的合流。事实上，“合流”应该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因为必须清楚，各个社会运动都致力于其在地的、民族的议题。不过，尽管社会运动所面对的本地议题都具有独特性，但它们之间在抽象层面上仍具有联系性和相似性。
汪晖：你们在说到“诸众”时，实际上是在暗示，旧的斗争形式已经改变了，强调新的斗争里面的多方向性、内容的多样性及其综合。你们的这个概念产生于对一个社会过程的描述。从政治的角度说，你们提出诸众的时候，对社会斗争的期待是怎样的？或者说你们认为怎样重新构造社会斗争的可能性？我猜想，除了对过程的描述外，你们也有一个政治的议题，一个关于社会运动的构想。旧的社会运动，如民族解放运动、阶级的运动等目标相对单一的运动解体之后，在新的条件下，作为诸众斗争的政治议题，你们怎样来发展它？你们期待的社会斗争的模式是怎样的？我说的不是一个描述，而是斗争背后的议题是什么？
哈特：其实你问了两个问题。首先，诸众概念的意味之一是，各种斗争形式之间是有内在区别的，因此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控制形式。这里不需要我或是在座的各位去告诉如今的社会运动应该怎样组织，因为人们已经着手做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认为在学术界，我们应当做的只是有效地认识这些社会运动的新机制如何既存在着内在不同又仍然有共通之处。其次，如何理解这些社会运动的共同愿望和共同目标？安东尼奥和我认为，近十五年来各种社会运动的共同目标是一种新的全球民主。在我们看来，这是在呼唤对民主的重新定义。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都是发生在民族的语境内，已经不再适合形势了。关于诸众的政治计划的目标，这是我们的第一点回答。并非是我们提出了这一目标，我们只是在去认识它而已。
奈格里：很显然，新的斗争，以及政治斗争的新的主体的转变过程将会极其漫长和艰难，因为这一过程遭遇的困难来自于斗争内部，也就是说，很显然地，欧美所面临的基本危机就是代议制的危机，而代议制乃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性概念。对此，我们有必要回溯马克思早就发出的关于这种资产阶级政体中的政治异化的精确预言。因此不论从积极或消极乃至批判的意义上说，都有待创造出斗争的代议制的新形式，我想，从这一点来说，赋予社会主义制度以新生，相对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对斗争的形式加以革新，前者可能更为重要。当然，我们无法发明斗争的代议制的新形式，只有到斗争中去体验，明白斗争的内在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斗争的新形式并不能由我们发明，而将是在运动中产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这过渡阶段我们就毫无作为，我认为，新的运动得以形成的组织形式和目标已经开始显露痕迹。最为根本的是各种斗争运动的内部联系，无论是农民的、非物质性劳动者的还是知识分子的斗争，都会围绕着一些目标，例如有保障的收入。围绕和平的斗争，以及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等组织而进行的各种斗争，展示了这一过渡阶段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将内部运动与外部运动、与针对资本和政府的国际运动相联结的能力。例如，如果不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某种货币政策的话，很显然，巴西农民就不可能得到土地。在这一点上讲，不存在民族革命。因此，运动会有针对政府的行为，但这不仅仅是为了改变国内形势，同时也是为了阻止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显而易见，各种政治组织的设想正是在这个过渡阶段的内部才得以确立，因此，有三点是至关紧要的：第一，是所有各种斗争的联结，以及探索这些斗争内在的相通因素；第二，是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全球范围内联结各种斗争；第三，创造新的代议制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这些运动不是反全球化的，而是全球之间的运动。
黄平：你们的概念体系认为，形成了一个新的帝国，它属于一种网络化的权力体系，而且在这个网络化的权力体系中不只有国家，还有作为网络联结点的跨国公司；在国家当中，除了美国之外还有贵族式的政治力量。但是，这些情况过去也存在，过去也是有各种力量的，并且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主宰世界，不管是大英帝国，是西班牙、葡萄牙或是荷兰等等，所以你们讲“新”到底新在何处？第二个问题，在帝国内部，是不是仍然有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比如说美国。另外，美国是否还是一个民族国家？再者，你们说各地的斗争多样化，但是在抽象意义上它们有一种联结，你们的意思仅是指理论上有联结，还是真的在实践层面上希望它们将来被联结起来？目前，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印度的反全球化运动等等实际上没有联结起来，实际情况是劳动人民被打散了。
刘北成：一方面，你们认为帝国“无中心、无边界”，是一个网络；另一方面，你们又认为在其中存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力量，比如说美国，在你们的表述中是否存在矛盾？
李陀：你们的论述有一个哲学基础，这个哲学基础假定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具有同质性的，并且你们强调帝国主权是一个混合型构成，也强调帝国是一个权力网络。从哲学的角度看，就是由所谓非物质性概念生发起来的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尽管其中有等级、有差别，但是它并不能掩盖此哲学概念对独特性的强调。我觉得这样或许就有一定的危险。我们能不能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同一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无论从一般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历史发展是共同存在的，那么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和不同的地域对全球化的反应是不同质的，因此，我觉得你们的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如果我们从那些被动地进入全球化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来察看的话，它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各自有各自的历史，跟现代性的联结，也各有各的联结形式。如果将这些区别都抹杀掉的话，会产生一种可能，就是在斗争策略上我们会找不到现实的可能性。因为，与现代性、全球化的不同的联结关系造成了斗争的不同形式和蕴藏着的不同可能，这样，至少在策略上，我们就看不到差异、差别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新的可能。
韩水法：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将来的世界会是一个帝国，其军事将会由美国来单独负责，其他民族国家只能在经济上、政治上来展开竞争。你们的理论与新保守主义的帝国模式有什么区别？是新保守主义影响到你们，还是你们影响到新保守主义？第二个问题，你们的书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在，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正如刚才有学者提到的，现在劳动者已经被打散了，并且实际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和美国的无产阶级之间或许有根本的利益冲突。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碰到了问题，当然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这些概念还适用，但是阶级之间的划分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们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什么是后社会主义？全球民主是什么意义上的全球民主？全球民主的目标和基础是什么？
韩毓海：我的第一个问题涉及中国革命的遗产，确切地说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欧洲左翼传统的一些区别。我觉得区别首先在农民问题上，因为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中国革命和农村的地方运动、保护运动之间的关系恰恰是欧美国家了解得比较少的方面。我注意到，《帝国》一书中很少涉及到该部分的内容。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非物质性劳动的。我发现，目前在中国，劳动的基本状况并没有因为信息技术革命而改变。你们的理论与沃勒斯坦的依附理论有重叠之处，尽管沃勒斯坦等人尝试作全面的分析，但是他们的政治议题是相当清楚的，集中于国民解放运动、阶级斗争等，然而你们提出了非物质性劳动的概念及其新的资本主义形式，这就暗示着旧的斗争形式存在不足或不适之处。你们讲，你们想要努力认清正在出现的整个过程，但是这其中似乎有某种政治预示，你们能否对此作出解释？
曹卫东：两位说得很清楚，帝国是一种新的主权理论。在这一帝国概念之下，又强调说帝国一方面要超越民族国家，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彻底地否定民族国家，那问题就产生了：在这一帝国体系中，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到底有怎样的定位？按照经典的国家理论，到底有哪些可以让步出来给帝国,哪些不能？
奈格里：我先来回答民族国家的哪些主权可以让步于帝国的问题。民族国家已经向帝国让步了许多特性。民族国家主权的定义是以对军事力量的垄断和衡量劳动价值的能力即制造货币的能力为基础的，并且它也以形成文化的能力为基础，其中包括语言。然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形势是，其垄断军事力量以发动战争的能力已经被怀疑，并且赋予货币以价值的能力已经实实在在地被超越了，民族国家已不再能够赋予货币以价值。在文化上，民族国家有效抵制世界文化均质性的能力正面临着危机。今日的民族国家是抵制全球化的民族国家，这一场抵抗不一定会取得胜利。我认为，正因为此，某种政治规划才在全球范围内活跃起来，这一政治规划是受激于美国在能力上的危机，但无论如何，仍显示出了某些政治上的危险。因此，我们强调，在下一阶段的政治规划，将是建立区域性的权力，在不同的区域里组织起若干针对美国压迫的大型抵抗力量。其中当然包括欧洲、拉美，显然，中国也可能是其一。也许，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可能会出现一个轴心，它将类似发生在坎昆的反全球化运动。因此，将会有一种全球性的贵族式力量反抗君主的尝试。人们常常指责我们创建的是一种倾向于贵族的理论，但是事实并不如此，我们只是在尝试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以便确定问题的所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帝国主义行径破产了，不是吗？因此，关于帝国的想法是在形诸现实的。不过，君主与贵族如果迫于形势联合成一体，这样的情况对诸众来说将要更危险得多，并且这也正是美国的一种策略。举例来说，如果美国策略能够成功，那么就有可能在诸众和贵族式力量之间形成联合，就可能重拾民族主义传统。我们应该想到，当从左派角度、从共产主义者的角度来谈国家的时候，我们说的是阶级之间的联合，国家概念实际上说的是各阶级之间的和谐。我们已经看到第三世界主义的幻影，即第三世界理论、独立理论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将国家和发展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些观点是失败的。然而，今日惟一具体的可行性，当然也是任何一种实际理论都必须具备的，就是“全球视野，在地行动”。对我和麦克尔来说，如果我们的书能够让世界上一部分学者和斗士注意到这样一个小小的事实，就很满意了。另外我谈一下现代性。我注意到，在毛泽东关于现代化的思想中一直存在有反现代化的成分。在西方革命的全程中，涉及现代性的概念时，也总是存在着一些反现代性的面向。但是这种反现代性不应被解释为彻底的反现代性，而是另外一种现代性。即使在西方左派的全部斗争传统中，关于现代性的概念，也许是乌托邦式的，也许非常实际具体，是可以实验与塑造的，但从哲学的角度看，它总是“另外一个”。从马基雅维里到斯宾诺莎、马克思都是如此，整个共产主义传统，直到葛兰西，直到一九六八年运动，都有一个观念，就是现代性可以是共产主义。即便是非物质性劳动的概念，从本质上讲，也处于欧洲的劳动者的某些革命传统中。劳动者一直就明白如果没有他们劳动的质量、没有他们组织的能力和质量的话，工厂是无法运转的，工人文化仍然存活于非物质性劳动的想像之中。
哈特：让我再补充一点哲学观点。许多问题都被认为与认同和差异之间的选择有关，而我与安东尼奥想跳出这一点。我认为，美国与全球力量的关系，以及每一社会运动与其历史本身的关系都是值得追究的。我们所使用的几个术语容易在翻译中引起混淆，如网络这个概念，还有单一性的概念，但这是为了绕开认同和差异这些矛盾概念。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一点是差异之间的协作并不意味着认同或者说同质化。像欧佩克这样的跨国家组织的概念强调的是统一性，而网络的概念设想的是相互协作的不同力量。不应为了达成联合，就忽略各个地方的传统。例如当我们谈及中国社会斗争与其他斗争之间可能存在的交流性时，并不是说要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抹杀干净。相反，一切社会斗争都必须保持其社会传统才能与别的社会斗争联合起来。我只是想强调，在哲学层面上，这与差异和认同的矛盾概念有很大区别，所以我们宁愿使用单一性和共性这样的概念。下面我就给出一个简单的农业方面的例子，因为我承认在我们的书中没有谈及农业的问题，我们打算在下一本书中涉及。这个例子是关于非物质性劳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的。这两者看起来截然不同，但我认为，今天农业发展的趋势是使得信息和信息技术比农业本身还要重要，比如种子基因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知识产权斗争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非物质性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显示出，非物质性劳动的重要性同样存在于农业中。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非物质性劳动并不涉及到认同和差异性，显然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电脑生产的那种同质化程度，差异很大，各具特性。而从信息争夺的角度来看，种子基因的问题却又参与到了各生产领域内的同类型的政治性、法律性斗争中。
汪晖：您谈到了区域性的联合，并把这种联合作为君主式力量和贵族式力量之间的一个新的形式，您对这种联合形式持什么态度？刚才奈格里先生讲到封建君主和贵族的关系，其中涉及在新的全球体系中斗争的形式是与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关系的形成有关的，如欧盟、如有关亚洲的各种构想。你们两人对此似乎是怀疑的，因为这里面的确蕴藏了一些危险。我们是否就此做一点讨论？
黄平：如果说撇开区域间可能出现的合作形式来与美国制衡的话，在短期内还有什么别的力量，人民也好，阶级也好，能与美国的霸权抗衡呢？当然，这种区域的合作有很多危险，但是，如果撇开这种区域的合作，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么？劳动者、工人阶级是不是被更加拆散了，边缘化了？我们能为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制定一个怎样的政治计划呢？如果创造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或亚洲联盟，尽管会有各种危险，但这是否能构成与美国的霸权抗衡的力量呢？
汪晖：从亚洲来看，东亚对亚洲的讨论很容易受到殖民主义知识的影响，而且目前对“亚洲”的兴趣主要不是从社会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民族国家在其中仍旧是极其重要的核心力量。所以这个区域联合与原来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似乎还有待观察。在讨论区域问题时，除了对抗单极霸权外，社会运动一定有具体的目标，区域的问题里应该产生出不同的立场。危险性确实存在，可是如何来思考其中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呢？
黄平：其实我还有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在原来那种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民主和他们提出的那种全球民主中间嵌入一个区域性的民主？
邓广：奈格里先生，在您的《帝国》一书中，有没有对您过去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做一些总结？或者说您认为哪些斗争形式不太适合在目前的形势下继续进行？您有没有发展出新的斗争理论？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如今把某些东西归为恐怖主义，其实在欧洲也有很多被污名为恐怖主义的东西，您怎样来认识这一现象？现在资本很容易就联合起来，那么如何才能抵抗它，瓦解它？
鲁泰光：我觉得两位作者对“multitude”这个概念非常有感情。有人认为，在中国游走于各个城市的民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无名”状态。我的一位老师问我，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地做这种无名者？这种无名的状态是被动的幸福还是主动的幸福？这些游动的人群在中国的农村还是需要一个根据地吧？此外，刚才你们问及哪些遗产对我们今天是有意义的，我想合作化的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重要遗产之一。
黄平：除了策略，还有一个语言问题。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比如合作化以及在此之前的土改，再如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都使用了很通俗的语言，农民都能懂的语言，这种语言能形成一种不仅是语言或政治，而是组织的一种东西，比如毛泽东一个一个的口号，农民一听就能明白。这就涉及到你们刚才说的各地的、在地的小运动如何勾连的问题。我们在印度和拉美看到的这些运动，其实有通过语言进行勾连的成分，也不是完全打散的。
马万立：共和主义有这样两个观点：一是，它认为“共和”是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力量的混合和平衡；二是，它认为一个大的共和国最终会走向帝国，一个帝国最终会走向灭亡。我在思考，这样一个观念在今天这个帝国里是否仍然起着作用？而帝国是否是对这样一个观念的验证和说明？
哈特：第一，我不认为在区域性联合战略和其他形式的战略之间有什么矛盾。各位的想法似乎想在二者中选择一种，我想，肯定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可能性，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也许在世界社会论坛上我们已经概括了一些可能的途径，因为各种力量都参与到了世界社会论坛中。世界社会论坛并不是世界秩序的解决之道，而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可能性。在有关区域联盟的种种疑虑中，我们应该认识到，正如应对全球资本的问题不存在民族国家的解决之道一样，我觉得，同样不存在区域性的解决之道。我想，亚洲，更不要说阿根廷，都不可能单独背离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即便是整个拉丁美洲也不可能单独行事。另一点是，当我们谈及诸众时，并没有试图否认政治组织的种种形式，只是努力认识到它们正在衰亡罢了。换句话说，移民潮，传统认同感的崩溃，农业生产的变革，政党结构的过时，这一切不是我们臆造的，不是我们抛弃了传统，而是传统已经被抛弃了。我们的任务是去认识今天已经存在的政治组织形式，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概念。这就是我从政治的角度看待“诸众”这一概念的方式。换句话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是个非常好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今天我们已经无法重新构造这样的组织形式了，我们只能思考在农民的流动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如何组织今天的农业生产。
奈格里：我将对同志们提出的问题作出简要的回答。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意大利共产党一段斗争的经历，也是工人自治运动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意大利，七十年代是由传统工业生产，由工人大众向技术工业转变的过渡时期。我们的抵抗运动是共产主义的，激进的，我们当时是为了工人的权利而奋战的。我们经历了失败，尽管失败的代价是惨重的，痛苦的，但却成为了历史的经验，我们懂得了各种社会变革的主体是不同的。如今工人阶级以及成千上万的劳动者都改变了，在这些流动性的劳动者当中正在形成新的知识网络、信息网络、新无产阶级网络，而这一切与七十年代抵抗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相比已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正如我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所做的一样，这就是进行调查研究，每天都在调查研究，我们想弄清在非物质性生产中的剥削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的。最近我们组织了“五一”大游行，在米兰有五千人参加了游行，这是第一次流动性工人的游行。在欧洲有另一部分运动力量，它认为可以保持新欧洲构成的开放性。对于这一观点，近年来欧洲兴起的谋求和平的斗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确信欧洲的问题难以解决，惟有通过斗争才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乐观地认为在世界的君主制过程中欧洲是可以实现阶段性民主的。但是，设想一下，假如没有美国左翼力量的加入，我们又如何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在全球范围内，所有的反对力量都应该受到关注。
黄平：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所说的全球化和韩教授刚刚提到的新保守主义的全球化恰恰是针锋相对的？
奈格里：显然是的。
(田妮娜、吉春整理)
3
DS0407003
帝国、全球化与后社会主义政治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等
200407
一九九四年九月的一天清晨，我接到母亲从加州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我的姑妈莉安娜，也就是我父亲的孪生姐姐，在菲律宾她的家中被她自己的司机割喉。母亲用我们老家的客家话告知了我这一消息，但“谋杀”这个词她是用英语讲的，仿佛是要凭借语言的墙壁，将这一事件阻挡在我们家门外。
根据警方的报告，我的姑妈莉安娜，“一名五十八岁的独身女子”，是在她的客厅被一把“菜刀”砍死的。她的两个女佣交代说，我姑妈的司机尼洛·阿比克在她俩知情和给予协助的情况下，策划和实施了这一谋杀行为。
在马尼拉有名望的华人墓地，我家的亲戚们为我的姑妈举办了一个隐秘的葬礼。我祖上有不少人都安葬在这个墓地里的白色大理石家族墓穴中，但据请来看风水的道士说，由于我姑妈是凶死，因此她不能跟族中其他人合葬。于是她被独自安置在一个小墓穴中。我无法理解我的亲戚们就事论事般的近乎麻木的态度。我的姑妈被伺候她的人、与她朝夕相处的人冷酷地杀害了，为什么他们感受不到足够的震惊？当我追问我叔父时，他对我有点不耐烦。“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嘛，”他说，“这里是菲律宾，不是美国。”
我叔父绝非单纯的麻木不仁。原来，我姑妈的死遵循着一个普遍的模式。在菲律宾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华裔被绑架，绑匪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菲律宾裔。菲律宾的警察，他们本身都是出身贫穷的菲裔，在处理这类案子时是臭名昭著的无动于衷。当有西方记者问，为什么暴力攻击的目标总是华裔时，一名菲律宾警察咧嘴一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
我的家族属于菲律宾那个数量不起眼、但经济实力雄厚的善于经营的华裔少数族群。尽管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华裔菲律宾人却掌控着高达百分之六十的私营经济，包括菲律宾的四条主要航线和几乎所有的银行、酒店、购物中心以及主要的集团企业。
自我姑妈遇害以来，有一段童年的记忆总是纠缠着我挥之不去。那年我八岁，住在马尼拉我家的高宅大院里。一个清晨，天还没亮，我醒了，到厨房找水喝。我肯定是往楼下多走了一节楼梯，因为我实实在在地绊在了六条大汉的身上。我发现了男仆们住的地方。我家的勤杂工、园丁和司机——有时我想像阿比克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正铺着席子睡在肮脏的地板上。那地方散发着汗臭和尿臊味。我被吓坏了。
后来我跟姑妈莉安娜讲起了这件事，她慈爱地笑起来，解释说那些仆人能给我家做工算是走运。要不是有这份活干，他们就得上无片瓦地睡在路沟里与老鼠为伍。菲律宾人嘛，又懒又笨，别无所求。要是他们不愿意给我们干，他们随时可以请便。说到底，他们是雇工，又不是奴隶。
在菲律宾的大约八千万菲裔人口中，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百分之四十的人一辈子都居住在临时收容站，百分之七十的菲裔乡下人自己没有土地，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菲裔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卫生设施。在菲律宾，成千上万的菲裔在给华裔打工，但几乎没有华裔为菲裔打工。华裔主导着工商业的每一个社会层面。全球市场经济强化了这一主导地位：当外国投资者到菲律宾做生意时，他们接触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除了一小撮腐败的政客和少数西班牙混血的贵族家庭以外，菲律宾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是华人的后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菲律宾所有脏累卑微的下等工作都被菲裔包揽了。所有农民都是菲裔。所有的保姆佣人和游民都是菲裔。
每次一想到尼洛·阿比克我的心中就涌起仇恨与厌恶。但有些时刻我也会意识到，华裔确实应该正视广大的菲律宾多数族群，即尼洛·阿比克那样的人：在他们眼里，华裔作为剥削者、外来的入侵者，其富有是莫名其妙的，其优越是难以容忍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警方报告中阿比克的“杀人动机”一项中，所填写的内容不是抢劫，尽管填写了这个司机盗走的珠宝和钱财，被当作动机的只有一个词：“报复”。
在这个比我们绝大部分人所想像的凶残得多的世界上，我姑妈的被害只是沧海一粟。在美国我们读到大屠杀和种种野蛮事件，起初远在天边，现在离自己越来越近。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也不知道我们在这些事件的发生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塞族集中营里，女囚反复遭到奸淫，女儿们往往与母亲一起受辱。至于男囚，就被高唱着国歌的塞族卫兵活活打死；如果没这么幸运的话，他们会被割掉生殖器，或者，在枪口下，被迫阉割其他被囚的难友，有时是用自己的牙咬下来。
一九九四年在卢旺达，普通的胡图人在短短三个月间杀了八十万图西人，常常用大刀砍死，身首异处。
一九九八年在加尔各答，印尼暴徒叫喊着打、砸、抢了数百家华裔店铺和住所，烧杀抢掠间有两千人丧生。一名幸存者是个十四岁的华裔女孩子，后来服鼠药自尽，她曾在亲生父母面前惨遭轮奸。
一九九八年在以色列，一名自杀袭击者驾驶着满载爆炸物的轿车冲向了一辆校车，校车内有三十四名犹太小孩，年龄都在六到八岁间。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类似的事件加剧了，成了家常便饭，成了巴勒斯坦人的仇恨的一个强大的集体表达。“我们恨你们”，阿拉法特的一名资深官员在二○○二年四月对此表示。“空气仇恨你们，大地仇恨你们，树木仇恨你们，你们呆在这块土地上毫无结果。”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中东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美国飞机。他们摧毁了世贸中心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西南部，砸死烧死了大约三千人。“美国人，想想吧！为什么你们在世界到处引起仇恨”，一个阿拉伯示威者高举的横幅上这样写着。
除了暴力以外，这些事件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吗？答案就在今天世界上运作中的三股最大的力量的关系上：市场、民主和种族仇恨，这三者之间的爆炸性碰撞正有增无已。
《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一书讨论的是一种现象，即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现象：由于种种不同原因，一些少数族群在市场条件下趋向于在经济上起控制作用，在极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们周围的“本土”多数族群。
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在世界上随处可见。华人不仅在菲律宾，在东南亚各国都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一九九八年，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的印尼华裔控制着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印尼私营经济，包括该国所有最大型集团企业。在缅甸，华裔经营者简直就是接管了曼德勒和仰光的经济。白人在南非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并且，在某种更复杂的意义上，在巴西、厄瓜多尔、危地马拉以及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亦然。黎巴嫩人在西非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伊博人在尼日利亚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克罗地亚人在前南斯拉夫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犹太人在冷战后的俄罗斯也几乎肯定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是自由市场民主的不起眼而又致命的缺陷。在有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存在的社会里，市场和民主不单是偏爱不同人，或者不同阶级，而且偏爱不同族群。市场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手中聚敛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而民主则赋予穷困的大多数的政治力量。在此情况下，对自由市场民主的追求成为启动潜在的灾难性民族国家主义的发动机，造成备感挫折的“本土”多数族群——那些很容易被拉选票的投机政客煽动的人们——起而对抗他们所仇视的富有的少数族群。今天，这一矛盾正在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上演，从印尼到塞拉利昂，从津巴布韦到委内瑞拉，从俄罗斯到中东。
自“九一一”以来，这一矛盾也开始在美国显现。今天无论在哪里，美国人都被视为这个世界上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展现着与美国的面积及人数极不相称的经济实力。这使美国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一如世界各地其他许多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所经历的那样。
全球反美主义的产生有诸多原因，讽刺的是，其中原因之一乃是自由市场和民主在全球的扩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市场都被极大地理解为是在强化美国的财富及其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的平民主义者和民主运动将力量、合法性和发言权赋予世界上贫困、迷惘和被排斥的群众以力量、合法性和发言权。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比美国人更容易承认这样一点：自由、公平的选举会把权力带给反市场、反美的领导人。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人一直大力地在世界范围内同时推进市场化和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将受挫群体的愤怒情绪牵引到自己身上。
自由市场民主与世界各地的种族纷争之间的关系，是与全球化密不可分的。但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这一现象引发了复杂的纠葛，同时躲过了全球化的热衷者及其批评者的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