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营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故宫居仁堂，屋宇华丽宽敞，非汉中所能比于万一。不过北平行营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委员长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我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营风马牛不相及，行营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尤其是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我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事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于是颇有一些年高德劭的学者和居民来向我泣诉，希望能稍加制止。
我不得已，乃召集党政军临时联席谈话会，尤其对特务机关负责人马汉三晓以大义，申斥一顿。我说：“你们对’汉奸‘一词的定义，应该依法有明确的规定，不可用来作为勒索人民的借口，须知在敌人侵入国土之时，我政府无力保国卫民而被迫撤退，我们对留下来任敌人宰割的人民已觉愧惭不堪。今敌人幸被逐出国土，我们应如何与民更始，重庆升平？你们不此之图，反欲浑水摸鱼，借口敲诈，成何体统？”我一再告诫马汉三说，嗣后凡非附敌有据的，概不得滥予逮捕。尔部下如有不听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经人民告发，查明属实，当唯尔是问。
经我痛斥之后，马汉三之徒劣迹稍敛，平、津市民始粗可安居。
这些案件中最令人不平的要算是协和医学院内几位知名教授的遭遇了。卢沟桥事变后，协和医院因受美国保护，其教授均未随国军西撤。迨太平洋战事爆发，协和医院为伪政权接收，这几位教授无法离平，只得仍留院内。因此被特务加上“伪教授”甚或“汉奸”的罪名，逐出医院，不许聘用。这几位先生衣食无着，乃托人向我申诉，我一时也想不出解决方法，后来我忽然想到他们既是第一流的医学师资，而广西医学院正闹师荒，何不请他们到广西屈就些时呢？他们闻言，都异口同声说，如蒙李主任替我们找到工作，使妻儿免于饥寒已感激不尽，至于地点，我们就顾不得许多了。我随即发一专电给广西省省主席黄旭初，旋接渠复电欢迎。我乃赠他们一些路费前去广西，才解决了这难题。至其他大中学的教授、教员处境的凄惨，就可想而知了。
（二）
胜利之初，北平的另一难题便是粮食与燃料问题。因为战事刚结束，交通还未恢复，北平四郊又不平静，避难进城的人日多，以致城内发生粮荒。时近严冬，煮食、取暖用的燃料也供不应求。北平本有居民二百万，复员而来的四个国立大学员生在万人以上，解除武装的日军也有数万人，众口嗷嗷，无以为炊。各大学负责人不时到行营来请求设法，华北日军指挥官根本博也不时来谒，请求发给俘虏粮食。我行营虽无实权，却是各方瞩望殷切的最高机关。眼看大学生和教授们无煤无米，我不能不负责任，俘虏缺粮与我国家颜面攸关，也不能置之不问。所以在北平的起初几个月，我行营主任便是替各方搜罗柴、米、油、盐的总管。在各方交涉之下，总算查到敌伪仓库尚有余粮，遂训令河北省省政府和北平市市政府，将这些仓库内的米、煤先期拨出，交各机关分摊。这样才解决了初期的粮荒和煤荒。各校员生以及日本俘虏无不额手称庆。
此外还有少数北方耆宿也时因个人生活发生困难，来行营请求救济的。如八十高龄的老画家齐白石先生即其一例。他老人家时以无法买到米、煤而来看我。我无善策可想，只得在行营人员配额中酌量拨出一些米、煤奉送给他。白石先生居然认为我能“礼贤下士”而万分钦佩，特地绘了一寿桃横幅，亲自送来，以为我夫妇寿。这幅杰作现在还悬在我客室之内。
我对当时北平其他学者、教授也不分轩轾，同样礼遇。并成立一座谈会，每两星期聚会一次，各大学名教授都在被邀之列。会上，我分请他们对政府设施尽量批评与建议，不必隐讳。有些个性褊急的教授如费孝通等，竟乘机对政府痛加指摘，措辞尖刻严峻。他们不明政府内幕，误以为我掌有实权，因此对行营的批评也毫不放松。我在其位，本应谋其政，个人苦衷也未便向他们解释。同时我深知他们对政府的愤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所以我只有虚心地听他们的批评，而毫无不悦意的表示。古语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这些名教授中自不乏观察锐敏之人，毋待我解释，他们也看出北方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我处境的困难颇能曲谅。因此我在平三年，与北方教授们揖让往还，相处甚得，这也是我平生殊可引以自慰的事。
（三）
当我在北平将各种琐碎烦难的问题逐项解决之时，整个国家战后的军政处理却愈变愈复杂，终至无法解决。
战后政府的第一大难题便是接收东北。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应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撤离中国，孰知斯大林却诡计多端，不许我政府利用大连等海港运兵入东北接收，加以国军还在滇缅路上，短时期内万难到达北方，苏联遂借口延宕我方接收日期。
斯大林此项阴谋的第一用意，在使苏联有充分时间拆运东北的工厂和物资，第二用意似乎是让中共有充分时间组织民众，并收编伪满军，训练成强大的野战军。不幸我方负实际责任的接收大员熊式辉又是个只会敷衍做官、不敢负责做事的官僚，东北局面的演变就愈严重了。
中共在东北根基日固，延安方面在国内和平谈判上的态度也就日益强硬起来。
先是，在抗战胜利时，由于美国的斡旋，毛泽东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伴飞到重庆，政府和中共乃开始和平谈判。十二月底，美国前参谋总长马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来华任特使，专事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共双方发表会议纪要，停止军事冲突，当时颇显出化干戈为玉帛的祥和之气。无奈东北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共军因在东北得到补充，在长春、四平街一带竟然和国军作大规模的阵地战。
东北的战火很快便使原已日益减少的国共在关内的冲突重新扩大起来。1946年春间，华北枪声遍地，内战又继续下去，我身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盱衡全局，深觉前途未可乐观。当时在几处主要战役上，我方虽占有优势，但是旷日持久，情形势将逆转。
军事不可为的最大原因是将不专兵，士无斗志。当时在华北负实际指挥责任的是孙连仲，但连仲可以运用灵活、指挥如意的部队已不存在。1945年冬他在新乡指挥北上的是高树勋、马法五、胡博翰三军。
高树勋的部队原从石友三的副军长处劫夺而来，中央不但未论功行赏，且处处伺机消灭他。树勋早已积愤在心。
马法五原是庞炳勋的旧部，炳勋年高退休时，马始代统其众。这一支“杂牌”部队又是中央处心积虑要消灭的。
胡博翰部是日本投降之前不久，在沦陷区收编零星武装成军的，毫无作战力量。
今番高、马、胡三部奉调北上打通平汉线，和中共作战，在高树勋等看来，又是中央借刀杀人的毒计。因此，在十月底军次河北的邯郸时，一经共军围攻，高树勋立刻投降，马法五因士无斗志而被俘，胡博翰则仅以身免。
自此以后，孙连仲在华北所指挥的，名义上，全系由空运或由海道而来的“中央军”。然而这些部队长官俱是“天子门生”，所谓层层节制，逐级服从，早已荡然无存。这种部队不但孙连仲指挥不了，就是蒋先生的心腹股肱也无法指挥。真是积重难返，无法改造。
再者，这些部队长官早已骄纵成性，醉心利禄，贪生怕死。他们对所谓“杂牌军”以及老百姓虽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对共产党则畏之如虎。白天深沟高垒，不敢出击，夜间尤不敢行动。因此除他们的宿营地周围十里之外可说都是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即以北平来说，除市区外，四郊常有共产党游击队出没。有时中央大员来平，想一游郊外的西山，我陪同出游也非带大批扈从卫士不可。
因此三十五年春孙连仲坐镇保定，企图率领大军打通平汉线，不过是望梅止渴而已。我深知华北战局的不可为是军队不堪作战。我想我如能有一两军真正可以作战的军队，如第七军、第三十一军等，任我调度，华北局面或可改观。为此，我曾商之于白崇禧，请他相机向蒋先生建议。白说，我的想法或许是对的，但是为事势所不许。
华北当时唯一可用之兵，便是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所部的两个军。傅作义不但是一员战将，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人才。至于他个人治事的勤勉，从政的廉洁，尤为可取。他在卢沟桥事变前即享有抗日令誉。抗战期间，拱卫绥远西部和北部大青山地区，敌人卒无法越雷池一步。而第十二战区内政治的修明、人民的安居乐业均有足多者。所以傅君的防地虽和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比邻，中共终无法渗透。抗战胜利后，中共为急于打通对苏交通，曾集中兵力猛攻十二战区，然终为傅部击溃。是以中共虽视傅作义为眼中钉，但对他却十分畏而敬之。
傅部虽堪一战，然抗战期中受中央歧视，得不到补充，全军装备窳劣，人数有限。最后大势已去，中央才用他来澄清华北，就难免有蚍蜉撼大树之感了。
三十五年春夏间，政府和中共谈谈打打，中共态度强硬，政府也不甘示弱，各地冲突日多。到是年秋季，内战的扩大已不可避免，中央乃决定先收复张家口，截断共军关内外的交通，再及其他。我深知傅作义的部队可用，遂训令傅作义向东移动，向张垣进攻。另以李文总司令指挥中央石觉、牟廷芳、侯镜如等部自北平北上，夹击贺龙的主力。经半月的战斗，傅作义部终于十月十一日占领张垣，是为内战初期政府军唯一的胜利。但因李文所部逡巡不前，未能按照预定作战计划迅速向左翼延伸，截断共军“西窜”的退路，致战果未达理想，美中不足。
张家口是个战略地区，我军克张家口，便将在东北与华北的共军腰斩为二。当时中央统帅部估计错误，认为张垣既克，关内共军得不到关外的补充，必可次第肃清；关内隐患一除，便可徐图关外，中共将不足为大患了。
以故国民政府于张垣收复的同日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为召开制宪国大，蒋先生颇想再立一下军威，以醒国人耳目，因命陈诚携带亲笔手谕飞平，召集军事会议，企图打通平汉线。
陈诚在抗战后便继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军委会撤销，国防部成立时，陈诚和白崇禧分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部长。就名分上说，国防部部长的职位高于参谋总长，但是论实权，则军政和军令权概操于参谋总长之手。所以陈诚实是当时策划指挥“剿共”军事的实际负责人。
三十五年十月九日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在平召集一重要军事会议。出席者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保定绥靖主任孙连仲，张家口绥靖主任傅作义，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和军长、师长多人，以及行营高级将领的全部。
会议中，首由参谋总长宣读蒋主席手令，略谓“国大”召集在即，为安定民心，鼓励士气，平汉路应于三个星期内打通云云。陈诚读毕手令，即训话式地叙述今后用兵的方略，然后询问与会将领的意见。奇怪的是尽管大家面面相觑，孙连仲和李文等都说应该执行主席命令，于三星期内打通平汉路。傅作义则以平汉路不在他的战区之内，未表示意见。
最后，陈诚始问我的意思如何。我说，论军人本分，原应服从命令，不过为事实着想，我们更不应欺骗最高统帅。若以现有兵力来打通平汉路，简直是不可能。因为平汉路如果打得通，则早已打通了，然而打了这么久还未打通。现在并未增加一兵一卒，忽然限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实是梦想。我们如果不知彼不知己，贸然用兵，不特平汉路打不通，恐怕还要损兵折将，为天下笑。
陈诚说：“德公，你认为绝对打不通吗？”
我说：“照我看，以现有兵力，无此可能。”
陈诚说：“若果如此，我如何能向主席复命呢？”
我说：“辞修兄（陈诚），那只有据实报告了。”
陈诚说：“德公，您是老前辈，能否用你的名义打一电报给主席，据实报告呢？”
我说：“你既不愿直接报告，当然可以用我的名字！”说完，我便要王鸿韶参谋长立刻起一电报稿，向蒋先生报告。略谓，奉手谕后，曾召集各将领讨论，深觉以目前兵力，断难完成任务。与其知其不可而为之，莫若养精蓄锐以待有利时机再行动云云。
这电报发出后，陈诚如释重负。他也深知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为不可能，但又不敢拂逆蒋先生的意旨，如今有我出面负责，他也落得轻松一番。翌日，他便乘机返南京复命去了。不久即奉到蒋先生复电，大意说，接德邻兄来电，考虑允当，前令着即暂缓执行。在平将领闻知此电，都如释重负。李文且亲自来对我说，如没有德公负责打电报，这事就糟了，我们有谁敢说半个“不”字，真要听命发动攻击，岂不准吃败仗无疑。
平汉路虽未打通，但是“制宪国大”却于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准时开幕，制定宪法。我本人也当选为广西省国大代表，然因北方情势不稳，未赴南京出席会议。
国大开会期间，国军战事虽尚平稳，但是内战延长，通货膨胀，人民生活的痛苦日甚一日。感觉敏锐的青年学生遂集会游行，呼吁停止内战。学潮先自南京开始，逐渐蔓延各地，势如野火。北平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圣地，五四运动后，所有学潮恒以北平为马首是瞻，此次学潮自亦不能例外。
国、共两党此时在北平各大学中都有职业学生从中活动。国民党的学生甚至身怀手枪，在宿舍和教室中耀武扬威，颇引起其他学生的反感。并且引致一般青年同情的，总是在野党的言论。以故学潮的扩大，事实上即系公开的反政府的集会。各地军警、特务竟认为学生甘心为共党利用，不惜用武力弹压，重庆、昆明、武汉、南京等地血案频生。军警压力愈大，群众反抗愈烈，学潮的蔓延也愈广。
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怒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
某日凌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忽然面色仓皇，赶来看我。我忙问：“何事？”
何说：“各大、中学学生今天又要大规模游行示威。”
我说：“让他们游行好了。”
何说：“特务机关这次可忍不住了，他们已经准备有所行动！”
我说：“如何行动法？”
何说：“他们预备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务，手枪、手提机关枪都有，今天他们要制造个大屠杀场面来显示他们的威风！”
我说：“他们真准备制造血案？”
何说：“他们已经在各街口埋伏了二百多条枪……李主任，你千万要制止他们，否则这一场屠杀是万难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气不像是危言耸听，我乃立刻打电话给马汉三，叫他务必即来行营见我。马汉三来了，我便问他道：“听说你们今天要制造血案，是不是？”
马汉三道：“报告李主任，学潮愈闹愈不像话了。我看不牺牲几个人恐怕镇压不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几个学生？我告诉你，这事千万做不得。你以为打死几个学生和教授就可把风潮压下去吗？”
马说：“他们是受共产党煽动的。”
我说：“你打死了学生，不是更替共产党制造反政府的借口吗？无论怎样，你务必速将派出去的便衣队撤回！你必须马上就办！”
马汉三闻言颇有难色。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言。
我说：“你如不听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队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如和学生有任何冲突，唯你马汉三是问！”
于是马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便唯唯而退。
当日午后2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游行。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出事。不久，游行也就散了。
事过之后，何思源又来看我，拍手称庆道：“要不是德公当面严令马汉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几十条人命谁能负责？”最奇怪的是马汉三也来向我报告说，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则打死了学生，他也担当不了的。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面的密令，如没有我坚决阻止，他何敢擅自撤销呢？
这场血案虽幸避免了，但是北平的军统局特务后来仍然午夜爬墙进入师范大学宿舍捉人，秘密严刑审讯，间有杀死，投尸于城外沟渠中的事。各大学负责人遇有学生失踪，总是来向我请求营救。其实特务横行，既不是奉我的命令，他们也从不向我报告，不过出了乱子，则责任必然是我的。不仅特务系统如此，其他中央驻平的军事机关、宪兵团也莫不如此。他们皆独断独行，根本不向我报告，我也管不着他们。
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下属的更调，北平市市政府与河北省省政府和行辕近在咫尺，而每次更换首长时，连通知也不给我一个。例如何思源被调职时，我适在南京开会，翌日飞回北平，有人示我以当日报纸说，何思源市长闻已被撤职。我说，根本是谣言，因为我昨日刚自南京回来，行前还见到蒋先生，他并未提及此事！
孰知不到三天，消息便经证实：何思源调职了。北平市可说是北平行辕的直属机关，北平市市长撤换（后来天津市亦复如此），我身为行辕主任，连事先知道的权利都没有，我的实权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我这行辕主任对部下人员撤换的消息还不及一个CC系报纸的新闻记者灵通，蒋先生硬要我顶这个空名义，又何必呢？所以我说，我任北平行营（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二章：竞选副总统的动机与筹备经过
（一）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大会开幕制定宪法。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元旦遂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政府并声称从速召集“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好让国民党还政于民。
直至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行宪国大”开幕之日这一段期间，国内战局表面上似乎政府军尚占优势，但是我则深知此局面的不可久。
就政治上说，最高当局的私心自用和各级行政部门的贪污腐化正与日俱增，毫无改善的可能。从军事上看，东北国军如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正在各个据点为共军逐一消灭。一九四七年八月中熊式辉去职，由陈诚兼东北行辕主任，但是东北败征已见，全部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不能起死回生，陈诚更不是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之才。关内战局也日趋恶化。国军于三月间虽曾一度进占延安，但这是毛泽东有计划的撤退，国军知道中计旋即退出，故对整个战局并无决定性的影响。华北平原泰半已入中共之手，并无斗志的国军所占的仅系少数大城市。华北终将为东北之续已可预见。
经济的彻底崩溃更是致命伤。法币贬值，日泻千里，城市里的工商界、乡村的农民以及靠薪金度日的公教人员均无以为生。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军事当然就更无从谈起。三十六年七月下旬魏德迈将军衔杜鲁门总统之命以特使身份来华，八月初旬飞抵北平，曾与我长谈。魏氏问我关于挽回目前危局的意见和如何运用美援问题。我便坦率地告诉他说，目前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我希望美国政府能贷款助我政府稳定币值，安定人心，至于军火倒是次要的。魏氏颇以我言为然。
在这种环境中，我既无补时艰，便时时想洁身而退，但是蒋先生又偏不让我辞职。不特此也，当东北局面于三十六年夏秋之交已不可收拾，熊式辉在东北人士攻击之下，势在必撤的时候，蒋先生竟异想天开，要我兼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为此曾数度衔蒋先生之命来北平“促驾”。由于我竭力推辞，蒋先生才打消此意，改由陈诚出马。
我虽幸免于介入东北，但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将领泰半系“天子门生”，真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万一我为共军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何以自处？低头觍颜向共军投降吗？此事断非我李某人能做得出来的。临时逃走吗？我是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弃职潜逃，将干国法。事急吞枪自裁吗？我实觉心有不甘。因为我虽为华北军政最高长官，但我事实上未能行使我应有的职权。如果华北情形的弄糟是由于我才有不济，则一死以报国，自觉无憾。今则适得其反，时局的不可收拾可能是由于我权力受无理限制，人不能尽其才之所致。如此而要我杀身殉职，当然于心不甘。
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地，经过了千思万虑，我自觉只有两途可循。第一，作积极的打算，不顾艰难，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加入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因为抗战之后，由于我本人洁身自处，作风比较开明，所以尚薄负时誉，党内外开明人士都把我看成国民党内民主改革的象征。我如加入中央政府，领导民主改革，自信可以一呼百应，全国改观。第二，作消极的打算，不能兼善天下便独善其身，摆脱这种于国于己两无建树的政治生涯，离开故都，解甲归农。正当我为这两种矛盾心理所困扰不得解决之时，发生了副总统竞选的事。使我想到如果参加竞选，便一举而了结上述两项矛盾。幸而获选，我便可作积极的打算；不幸失败，则正可乘机表示消极，告老返乡，息影林泉。因此我就决定参加竞选了。
（二）
三十六年冬季，国共和谈已完全决裂。为统一华北军事指挥系统，中央于十二月初明令裁撤保定、张垣两绥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傅作义为总司令。十二月六日作义在张垣就新职，不久即迁来北平办公。
傅作义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华北军事既由他统一指挥，行辕更可不必多管。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选。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我既决定竞选，遂将私意告诉老友白崇禧、黄旭初和甘介侯三人。白君时任国防部部长，长住南京；黄任广西省省主席，常在桂林；介侯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在平无住宅，所以长住我寓，时时叙晤。
黄、白二人知道我这项企图后，竟一致反对。白崇禧且特地请黄绍竑、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平来劝我打消此意。这批老朋友们竭力反对我竞选的心理是不难想像的。在他们预料中，我如参加竞选，蒋先生必定不会支持，我就必然要落选。我如果不顾蒋先生的意旨而硬要竞选，势将引起我与蒋之间的严重摩擦。我与蒋先生摩擦起来，则向来被目为“桂系”首脑的一白二黄，势必被卷入漩涡，而遭池鱼之殃。故与其听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牵累大家，不若早早断念于未萌之时，免惹多疑善忌的蒋先生不快。
再者，这批老朋友且预为我作了一项退路的安排。当三十六年秋广西选举监察委员时，他们替我竞选，我就当选为广西籍监察委员。他们认为，在必要时，我可以竞选那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院长，以免与蒋先生发生抵触。他们这项安排也可谓煞费苦心。
因此黄绍竑到了北平便劝我说：“既吃不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所以他劝我竞选监察院院长，因为于院长春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我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回答他说：“季宽，我的看法与你和健生的看法不大一致。你知道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光中已反动透顶，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内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
至于监察院院长，我是不做的。因为我如做了监察院院长，我可不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呀！我要行使起职权来，恐怕首先遭受弹劾的便是蒋先生。蒋先生如不服弹劾，那事情就闹大了，可能你们更要遭受无辜的牵累了。”
我虽然不好把我竞选的消极动机告诉他，但是黄绍竑辩来辩去还是无法说服我，更没有动摇我的决心。他见我主意已定，无法挽回，也就怏然回南京去了。
黄君去后，我立刻发出两通长电分别给白崇禧和吴忠信，表示我已决心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选。不久，得白、吴两君复电，俱说，曾将我兄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我得此保证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了。
一月初，中外新闻界已在作将来副总统候选人的各项推测。一月八日在一外籍记者招待会中，一位美国的美联社记者向我问及此事。我回答说，我确有此意图，不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此消息一出，各报均列为重要新闻而哄传海内外。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中外报纸竟有作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参加竞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
一月十一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寄来一短笺说，他听到我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甚为高兴。因为将来竞选，正如运动员赛跑一样，虽“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所以他写此短信，对我的决定“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我也立刻回他一信，希望他也本着“大家加入赛跑”之义，来参加大总统竞选。虽然大总统非蒋先生莫属，但我还是劝他竞选，以提倡民主风气。
嗣后，全国各报又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民社党也推出徐傅霖。因此副总统候选人已有五位。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是东北耆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
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颂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
我既考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没有意思参加竞选。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我胜利。
在北平为竞选筹备得稍有眉目，并将行辕事务略事整理，时间已是三月下旬。国民大会开幕在即，国民党中央亦召开五中全会。三月二十二日我便率领竞选团全班人马专机南飞。同行的，余妻之外，计有行辕秘书长萧一山、机要室主任李扬、行辕参议刘仲华、新闻处处长黄雪邨等十余人。
飞机于下午三时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到机场欢迎的，有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各机关、团体代表及中外新闻记者不下数千人。大家蜂拥而前，人声嘈杂，镁光灯照眼欲盲。一场热闹的副总统竞选便正式揭幕了。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三章：民主的高潮与逆流——当选副总统始末
（一）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我们乘飞机到达上海龙华机场，下榻励志社。亲朋故旧来访的络绎不绝。翌日招待中外新闻记者，报告我决定竞选副总统的经过，以及将来辅翊中枢、促进民主政治的诚挚愿望。
这次招待会规模很大，与会者不下数百人。这原是我竞选团同人在北平时便已拟订的。他们认为上海是中国新闻业的中心，对国内外宣传的开山炮都应在上海发动。果然这计划十分成功，我的竞选一开始便声势浩大，不同凡响。会后，中外新闻界均有赞扬之词，足使国人耳目一新，对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远景增加了信心。
在沪住宿一宵，次晚十一时便乘京沪快车驶南京。翌晨到达下关车站。各界欢迎极为热烈。国大代表们听说我到了南京，结队来我大方巷住宅访问，日夜不绝，真有户限为穿之势。当时东北籍代表对我的欢迎尤为热烈，因为东北局势至此已有不可收拾之势，他们由于政府在东北处置失当而引起的不满心理，很快就化为对我这个欲挽颓局而力与愿违的人的同情心。他们都希望我能当选副总统，拿出气魄来辅佐中枢，挽狂澜于既倒。
其他方面的代表对我也寄予无限期望，对我的当选也均有最乐观的预测，使我深深感到，此次副总统的选举如真能恪守宪法，遵循民主方法，我将必然当选无疑。但我也深知蒋先生将因此而感不快。
三月二十五日，我请见蒋先生，当蒙于官邸接见。寒暄既毕，我便向他报告我已决心竞选，事先并曾请吴、白两位报告过，承蒙俯允，现在希望更有所指示。蒋先生说，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得到蒋先生这项保证，乃兴辞而出。
不久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碰见了孙科。我说：“这次竞选副总统，哲生兄为何不参加，大家热闹热闹？”
孙科摇摇头说：“我绝无意思，绝无意思……”接着，他便向我解释他不参加的原因。他认为根据宪法，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位置。他既是现任立法院院长，行宪后竞选立法院院长是轻而易举的事。立法院院长既比副总统有实权，又何必去竞选副总统呢？
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大会如期开幕了。蒋先生当选总统当然是不必讨论的了。但是几位副总统候选人便展开了激烈的竞选宣传，真正呈现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的气氛。虽然鹿死谁手尚未可必，但是一般预测都认为我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在此紧要的关头，蒋先生开始忧虑了。
其实按照宪法，副总统真如孙科所说，是“吃闲饭”的。我如当选于蒋先生究竟有何不便，蒋先生可能也说不出。但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战后我在北平，因为作风比较开明，颇为全国清议所重，又触蒋先生的大忌。他所喜欢的常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其人声名愈狼藉，愈得蒋先生的欢心，因为他愈不敢脱离蒋先生的左右，而蒋先生也愈可向其市私恩。例如抗战期间在河南征调民工、征发粮秣、视民命如草芥、搞得声名狼藉的汤恩伯，便是蒋先生的心腹爱将。后来汤在河南吃败仗，在重庆的豫籍参政员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闹得不得开交之时，蒋先生不惜亲自出马，到参政会解释说，汤是听他的命令行事，一切责任由他来负。参政员固然无可奈何，汤恩伯则感激涕零，愈要向他个人效忠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
在一批策士密议之下，他们便想以由党提名的方式，把我的名字自候选人中剔出，因而召开第六届中央执监委临时联席会议。表面上是为将来行宪交换意见，事实上是想使我接受“由党提名”这一主张。一日，正在开会休息的时候，洪兰友忽然走到我跟前细声地说请我到某休息室去，有事相商。我乃起立前往，内心猜测必有枝节发生。到了休息室门口，推门一望，见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陈果夫、孙科、丁维汾各人已在里面。他们见我进来便一齐起立，请我坐下。这谈话会的重心似乎就在我身上，此时已见端倪了。大家坐下后都默不作声，气氛非常沉重。有顷，张群站起来，说是奉总裁之嘱，特请诸位先生来此谈话的。他推吴稚晖说明其中原委，吴先生亦未谦辞，略谓，本党一向是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不过国民党本身需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这是本党内部的事，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故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正副总统的竞选应尊重本党意旨，由党提名。这办法确极公允，应该照办的。他又根据这原则，手舞足蹈，口沫横飞地说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记得民国十九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吴稚晖原和冯玉祥颇有交情的，至此为维护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不惜破口大骂冯氏为军阀。冯复吴一电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颇能道出此老的作风。时谈话会中同人早已不耐烦听他胡说八道，张群乃起立将他的话头打断，而以非常亲切的口吻解释蒋先生的苦衷说，总裁深恐由于副总统竞选引起党内的摩擦，为防患于未然，总裁有意使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如果大家同意，我即去另一间休息室报告总裁。于是，吴忠信即征询孙科的意见。孙说，他绝对服从总裁的意旨。吴氏乃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听了他们一大堆的话，心中极不以为然，乃申明不赞成这项办法。选举正副总统既是实施宪政的开端，则任何国民都可按法定程序参加竞选，如果仍由党来包办，则我们的党将何以向人民交代？我更强调说，以前在北平时，我便向总裁建议从缓行宪，先将国内政局稳定再说，总裁当时并没有考虑我的建议，只说，解决今日问题一定要行宪。现在既已行宪，本人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任何其他办法，本人将反对到底。程潜也自动发言，表示与我的意见一致。
他们见我辞意坚决，立论又无懈可击，遂不再多言。最后居正站起来打圆场，说：“我看德邻先生既不赞成这项办法，那就请岳军兄去回复蒋先生吧。”这才结束这一尴尬场面而相率离去。
后来在大会中，尚有人轻描淡写，有意无意地提及党提名方式，但无人附议。我本想起立发言，后见大家未讨论此问题，也就算了。会后，白崇禧对我说：“你这次幸好未上台说话，此事既已不了了之，又何必再提呢？”
然而蒋先生并未因此罢休。不久他又单独召见我，还是希望我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面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丁丁东东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南京都已组织了竞选事务所，何能无故撤销呢？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吧！”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蒋先生满面不悦，半天未说话。我便解释给他听，我一定选得到的理由。我说：“我李某人在此，’天时‘、’地利‘都对我不太有利。但是我有一项长处，便是我是个诚实人，我又很易与人相处，所以我得一’人和‘。我数十年来走遍中国，各界人士对我都很好，所以纵使委员长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蒋先生原和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而谈。他听完我这话，满面怒容，一下便站起来走开，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我也跟着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取得到！”
我站在那儿只见他来回走个不停，气得嘴里直吐气。我们的谈话便在这不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蒋先生是有名的威仪棣棣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和他吵嘴。但是我则不然，他有时说我几句，我如认为他没有道理，就顶还他几句。所以蒋先生误以为我对他不服从，因而对我时存戒心。
蒋先生迫我退出竞选之事当然不久就传出去了。许多支持我的国大代表颇为此愤愤不平。有一次，蒋先生往国民大会堂出席会议，只见会场内十分嘈杂，他有点不惯，招呼左右要代表们“肃静点，肃静点！”代表们不但未静下来，楼上代表席中竟有人大声反唇相讥，颇使蒋先生难堪。他气愤极了，认为这大概又是拥李的人干的。回官邸后不久，他就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出席的全是黄埔系和CC系的重要干部。在会中，蒋先生竟声称，我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云云。
这故事是一位参预机密的“天子门生”刘诚之后来告诉我的。诚之是黄埔四期毕业生，由蒋先生资送日本入警官学校。抗战期间，被派为警官学校西安第四分校教育长。胜利之后，驻于北平。他在北平的附带任务便是侦察我和孙连仲的行动和言论，向蒋先生打小报告。所以他在行辕出入很勤，和我也很熟。日子久了，他发现我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没有什么可报告的。相反地，他且为我的忠厚无欺所感动，不但同情我的处境，而且认为蒋先生那套作风不对，常在他的朋友面前为我抱不平说：“领袖对李先生那样忠厚长者都不能用，也实在不对。”所以他时时把他们黄埔系中许多机密说给我听。竞选期中，类如以上所说的许多秘密，刘君都毫无跪瞒地告诉了我。我当然只有一笑置之。
（二）
蒋先生既知勉强我自动退出的不可能，他就只有用支助他人竞选来击败我的一途了。因此他便发动CC系和黄埔系来支持孙科和我竞选。
孙科本无意竟选，现在何以忽然变成蒋先生的“黑马”呢？据孙科左右和蒋先生的亲信所传出的内幕消息，其中有一段煞费苦心的故事。
当蒋先生认定我决不自动撤退之时，他便想请孙科出马来击败我。在他想来，孙科是唯一可以击败我的人选：第一，孙科是总理的哲嗣，在党内国内的潜势力很大；再者，孙科是广东人，可以分取我在西南方面的选票。
蒋先生作此决定后，便派蒋夫人去劝请孙科参加竞选。孙科推托说，他宁愿做有实权的立法院长，不愿作空头的副总统。再者，竟选需要竞选费，他也筹不出这一笔费用。
蒋夫人一次无结果，乃衔蒋先生之命再访孙科。说，当选副总统之后仍可兼任立法院长，孙科如没有钱竞选，则全部费用由蒋先生拨付。但是孙科仍旧吞吞吐吐，不愿立刻允诺，并推托说，有人说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立法院长呀！
蒋先生不得已，乃亲自出马劝驾。孙科便不再坚持了。他的左右且怂恿说，纵使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长立法院，但是如果蒋先生要你兼，谁还敢说不能兼。蒋先生此次亲访，当然就作下了此项保证，于是孙科便正式登场了。
孙科正式宣布参加竟选以后，果然声势浩大。CC系所控制的各级党部以及蒋先生所直接领导的黄埔系，利用党部、黄埔同学会以及其他党政军各机关为基础，向国大代表们威胁利诱一时俱来。派人直接或间接向各国大代表分头接洽，凡投孙科票的，要钱有钱，要官有官，其不愿合作的，对将来前途必有不利影响。
CC系报纸和新闻机构此时更对我个人造谣中伤，其中最无稽的，便是说某省当局为支持我竞选，曾接济我法币有数卡车之多云云。其他无稽毁谤更不胜枚举。所幸公道自在人心，我所遭受的影响并不如他们所希望的大。
四月十九日蒋先生正式当选总统。二十日国民大会公告副总统候选人六名。二十三日遂开始选举副总统的投票。这一次副总统选举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何人当选，无人敢作决定性的预测。因此全国各界，乃至外国新闻人员对此都密切注视。南京、上海一带尤其议论纷纷。
第一次投票结果，我以七五四票领先；孙科以五五九票居第二位；第三为程潜，得五二二票；第四于右任，得四百余票；莫德惠第五，徐傅霖殿后，各得二百余票。
初选因无人达到法定票数，故24日再投票。我的票数增至一一六三票，孙科、程潜亦递增至九四五及六一六票。竞选至此已达最高潮，各地人民对之均感莫大的兴趣。电台不断广播投票消息，报纸则发行号外，俨然是胜利以后最热闹的一件大事。其中也有不少滑稽场面，例如《救国日报》被捣毁便是一例。
南京《救国日报》社社长兼主笔向有“大炮”之称的龚德柏，与我素昧平生，然自竞选开始就支持我。他攻击孙科的措辞有时也未免过火，因此激怒了支持孙科的粤籍代表。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之后，他们乃决定捣毁《救国日报》。由张发奎、薛岳、香翰屏、李扬敬、余汉谋等几位上将亲自率领大批代表，涌向《救国日报》社，乒乒乓乓地把《救国日报》社捣毁。幸好该社编辑部在楼上，龚德柏拔出自卫手枪，在楼上守住楼梯口，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他必与一拼。张向华等不敢上楼，便和“龚大炮”隔梯对骂一阵，愤愤离去。这也是竞选期中一幕滑稽剧。但是不管怎样，孙科的助选团终究挽回不了孙科在竞选中的颓势。
孙科的幕后人至此已觉得不用非法手段抢救，孙科必落选无疑。因此凡可动员活动的机关，如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等一齐出动，威胁、利诱、劝告更变本加厉。甚至半夜三更还到各代表住处去敲门访问，申明总裁之意，从者有官有钱，违者则自毁前途。国大代表不堪其扰，怨声四起。
二十四日晚我的助选团也开会讨论此事。大家认为蒋先生和他的股肱们这种作风迹近下流，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我自己却认为反正当选已无问题，就让他们去胡闹好了。黄绍竑说，事情恐不那么简单，我们如不加阻止，说不定要闹出血案来。我们讨论到深更半夜，黄绍竑最后乃提出一项他叫作“以退为进”的战略。由我本人声明所受幕后压力太大，选举殊难有民主结果，因此自愿退出竞选。
照黄的看法，我如退出，孙科和程潜为表示清白，亦必相继退出。我三人一齐退出，选举便流产了。蒋先生既不能坐视选举流产，只好减轻压力恢复竞选常规，则我就必然当选。
二十五日我便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辞，声明退出竞选。消息一出，果然全国舆论大哗，支持我的国大代表，尤其是东北代表们，无不气愤填膺，认为最高当局幕后操纵，破坏民主，孙科如当选亦无面目见人。孙科为表白计，亦于翌日退出竞选，程潜亦同时退出，国民大会乃宣告休会，延期再选。
蒋先生不得已，只好将白崇禧找去，要他劝我恢复竞选。蒋说：“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
最高当局既已软化，底下的人也就不敢过分胡闹。四月二十八日国大恢复投票。我的票数仍然领先，孙科遥落我后，程潜票数太少，依法退出。原投程潜票的乃转投我的票。二十九日四度投票，我终以一四三八票压倒孙科的一二九五票，当选副总统。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卫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此消息后由总统府扈从卫士透漏出来，我亦为之怏怏不乐，早知蒋先生如此痛苦，我真就不干算了。
当选翌日，我偕内子德洁至蒋先生黄埔路官邸拜候，并谢他向白崇禧所说支持我的盛意。内子和我在客室中枯坐了三十分钟，蒋先生夫妇才姗姗而出。相见之下，彼此都感十分尴尬。我表示谢意之后，遂辞出。
按政府公布，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五月二十日。我照例遣随员请侍从室转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民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孰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
五月二十日是南京市一个隆重的节日，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各通衢大道上悬灯结彩，爆竹喧天。总统府内尤其金碧辉煌。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数百人皆着礼服，鲜明整齐。各国使节及其眷属也均着最华贵庄严的大礼服，钗光鬓影与燕尾高冠相互辉映。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也确是全民欢庆，气象万千。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感到穿军便服与环境有欠调和。
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因为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观礼人员中，谁不清楚蒋先生的作风？大家既然明了，这尴尬的场面与其说使我难堪，毋宁说使他自己难堪罢了。将来史家秉笔直书，势将使蒋先生本人在历史上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
（三）
我就任副总统后，即向蒋先生签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这个有空衔无实权的中间机关原是为安插我而设的，我既职辞，蒋先生便索性把这机构裁撤了。从此我便长住南京。从北平行辕主任改任副总统，对我说来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不过从地理上说，却是从华北迁到了华东。
政府在行宪以后，中枢人事并无多大变动。孙科与陈立夫于五月中旬分别当选为正、副立法院院长；六月初于右任、刘哲分别当选正、副监察院院长；王宠惠、石志泉分掌司法院；张伯苓、贾景德分掌考试院。前行政院院长张群辞职，蒋先生改提翁文灏、顾孟余（后改张厉生）分任行政院正、副院长，也于五月二十四日经立法院同意就职。
我在副总统任内几个月，真是平生难得的清闲日子。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先生也向不邀请我陪客。只有几次总统招待国内元老的餐会，我偶尔被邀作陪罢了。我平生原不喜酬酢，蒋先生既不来邀我，我也落得清闲。
在京闲住日长无事，就在宁、沪、杭一带游山玩水。农历中秋曾赴海宁观潮，备受蒋先生故乡各界的盛大欢迎。为结束北平行辕事务，我也曾飞北平小住。此时华北军政大事已由傅作义全权筹划。作义虽是不羁之才，可惜为时已晚，他和我一样，也只有坐困愁城，默待局势的恶化。傅君是个硬汉子，既不愿投降，又不愿逃亡，也不甘心自杀。处此艰难环境，终日深思苦虑，忧心忡忡，无以自解。他的左右告诉我说，总司令常常彻夜不睡，在阶前廊下徘徊不定。他们知道傅君的个性，深怕他觉得事不可为而自杀，要我得机劝劝他。我得闲便向他提及此事。傅君和我开诚相见，无话不谈，他此时心境的痛苦和思想的矛盾，与我在北平时如出一辙！他屡屡问我：“到那时，怎么办？”他显然预料到北平必有被合围的一日。傅将军是以守涿州而一举成名的，他可以拿出守涿州的精神来死守北平。无奈时移势异。第一，内战非其所愿；第二，守涿州是待援，守北平是待毙。傅君连连问我在此情况下何以自处，希望能以我一言为依归。但是我自己此时幸能摆脱此恶劣环境，傅君不幸为我之继，我一不能劝他逃亡，二不能劝他投降，三不能劝他自杀，则我又计将安出？最后我只好说：“宜生兄，万一局势发展到那地步，那只有听凭你自择了。你要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久，我便乘机南旋，傅作义送我至机场，彼此执手踟蹰，欷歔而别。想不到几个月后北平被围，他为使故都精华免于炮火，便向共产党投降了。
我返京不久，长兄德明忽然在桂林病殁。大哥以半商半农为业，胼手胝足，一生劳苦。我历年驰骋国事，对他亦未有太大的帮忙。骤闻殂谢，忆念手足之情，颇思返桂林吊丧。因赴蒋总统官邸，拟当面向他请一两个星期假，俾便返里。谁知蒋先生多疑，他深恐我乘机与两广人士又有联络，对他不利，竟不准我请假。我一再坚持，他仍是不准。最后才笑着说：“嫂夫人很能干，让嫂夫人去料理好了。”我不得已，只好打消此念，而由内子飞返桂林吊丧。自思我身为副总统，在中国真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先兄去世，我连吊丧的自由都没有呀！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四章：急转直下的内战
（一）
当我于副总统任内，在南京闲住期间，内战却急转直下，终于不可收拾。
内战逆转的开端，正如众所周知，始于东北。国军在东北的失策，前已约略说过。至于东北军事受挫经过的详情，将来史家自可秉其春秋之笔加以论述，我本人既未参与战略的筹划，更未尝作直接或间接的指挥，故仅能就我个人观察所得，对国军在东北战败的原委略事分析。
抗战胜利前夕，蒋先生曾命张群、吴鼎昌、陈立夫、熊式辉、沈鸿烈诸人成立一小组委员会，研究制订一战后接收东北的方案。闻陈立夫以五人小组中无一东北籍人士，而其余四人又全为政学系要角，认为必有阴谋，不愿参加。然此小组委员会卒拟订一草案，将东三省分为九省，旋交立法院通过，由行政院公布。这一措施表面上是以山川的形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理由，而其真正目的，乃在将此边陲富庶之区割裂，以便控制而已。
东北原为战后共产党最难渗透的区域。因其土地肥沃，人口稀少，谋生容易；加以地接苏联，近百年来所受帝俄与赤俄之祸，仅次于日本的侵略，所以居民在情感上及利害上仇俄之心特别坚强。东北受日本人铁腕统治达十五年之久，土共难以立足，战后共产党自不易渗透。而国民党则不然，国民党在中国当政二十年，其贪污无能甚于北洋政府，并不为全国人民所拥戴，但国民政府究属正统，沦陷区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处于敌伪治下，身受水火，久望王师。政府此时如处置得宜，实是收拾人心、安定边圉的最好机会。而东北情势终至不可收拾，实下述数种最大因素有以致之：
当时，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和中苏条约的规定，苏联在东北的占领军应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胜利前后，我政府如对东北接收有通盘计划，则其时我为四强之一，国威正盛，英美友邦又竭力从旁支持，苏联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阻碍我军进入东北。无奈我政府当局对东北接收事前毫无计划，临事又私心自用，不接受我“后浪推前浪”的建议，舍近求远，自滇缅边境抽调嫡系部队前往，致迟迟不能到达，反而两度要求苏军延期撤退，贻苏联以拒不撤退的口实，而予中共以从事发展的时机。
胜利后，中共深知东北人民不愿为其利用，赶紧在关内训练大批干部，分别自山东的烟台渡海，及察哈尔、热河两省由陆路进入东北，由中共高级干部林彪、高岗等督导，在佳木斯建立训练中心，并于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吸收伪军。
苏联此时尚不敢公开违背中苏条约，明目张胆地接济共军，只故意疏于所收缴的日本军械库的防守，一任中共军前往“偷窃”。此时我政府如态度严正，一面向苏联政府抗议，一面加紧进兵接收，则中共在东北的势力断不致酿成燎原之势。无奈我方接收大员又是一些胆小如鼠、敷衍塞责的官僚，所以东北的局面一开始便不可收拾了。
熊式辉于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以东北行营主任身份率随员百余人专机飞往长春。抵长之后，如入敌国，被苏军招待居住于一指定的大厦内，派苏军站岗保护。式辉以本国接收大员，因恐开罪苏联，竟服服帖帖地龟缩于住宅之内，甚至连本地人民派来的欢迎代表也不敢接见，真是可耻之极。
俄人原即欺善怕恶，今见我方大员如此，遂更肆无忌惮，处处留难我方接收人员和入驻东北的国军。旅顺、大连已租予苏联，我政府固无法使用，甚至营口也不让我军登陆。中共乃有充分时间在东北逐日壮大。
更有一荒唐绝顶的事，便是陈诚在胜利后所发一连串的遣散伪军的命令。东北伪军四十万均由日本配备训练，极有基础。他们久处日军铁蹄之下，含愤莫雪，一旦抗日胜利，无不摩拳擦掌，希为中央政府效命，一雪作伪军之耻。当时政府如善加绥抚，晓以大义，这四十万伪军只需一声号令，即可保东北于无虞。无奈陈诚仰承上峰意旨，竟下令遣散。熊式辉若是一个有眼光而勇于负责的干员，未尝不可把这道命令暂时搁置。殊不知熊式辉就是一位只知做官的人物，他竟把陈诚这道糊涂命令通令全体伪军。此举直如晴空霹雳，数十万伪军顿时解体，林彪乃乘机延揽，伪军的精华遂悉为中共所吸收。迨中央发现其错误，企图加以纠正时，已来不及了。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春初，美式配备的嫡系中央军才自滇缅边境由海道开来，在秦皇岛登陆，循铁路向沈阳和长春前进。但是在林彪指挥下的共军经半年的准备已相当强大，乃开始在铁路沿线与国军作战。自此而后，国军始终无法离开铁路线寻找共军主力作战。相反，国军竟逐渐蛰伏于若干重要据点，广大的东北原野遂为共军所有。至三十六年夏季，共军显然已在东北占有优势，野心勃勃的中共指挥官林彪竟想对国军主力作歼灭战。
是年六月底，国共双方动员起在东北的主力，在四平街发生决战。白崇禧适于其时飞往沈阳视察，乃顺便协助指挥作战。前敌指挥官陈明仁且立下遗嘱，赶至四平街前线。这本是双方为争取东北的第一个主力会战，关系东北前途极大。
共军指挥官林彪这次显然是过分自信，竟倾巢而来，企图一鼓将国军主力歼灭。但是国军究系美式配备，火力炽烈，阵地战经验丰富，经数日夜血战之后，林彪主力终被彻底击败，向北撤退。这是共军在东北空前的败仗。
白崇禧本是四平街会战的主要划策人，林彪败退之后，白氏即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必将共军主力摧毁。当时负责东北军事指挥的杜聿明虽同意白氏的主张，但未敢专断，陈明仁则认为战事瞬息万变，时机稍纵即逝，应立刻挥军穷追，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复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前敌将领得此复电，无不顿足浩叹，白崇禧亦颓然而返。
其时纵是嫡系将领如陈明仁、杜聿明，甚至熊式辉，均不了解何以蒋先生不许乘胜追击，任林彪所部安然脱逃。我得此消息便心中有数而暗笑。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
蒋先生就有这样嫉贤妒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是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
是年九月，参谋总长陈诚兼掌东北行辕，这位立遗嘱血战四平街的陈明仁即被陈诚撤职查办，罪名是利用大豆作护墙工事，乘机贪污。其实在“嫡系”将领中，贪污的何止千百人，陈明仁何以独被撤职查办呢？这可能与他和白崇禧亲近有关。
东北战争中还有一荒唐而有助于共军的事件，便是中央当局对滇军的分割。胜利之后，随中央嫡系部队自越南海防海运东北的尚有卢汉部一个集团军，由集团军总司令孙渡率领，共计两个军——第二军军长张冲，第六十军军长安恩溥。
滇军抵东北后，杜聿明便将这两军拆散。张冲一军调往吉林，安恩溥一军则驻在长沈路沿线。两军既被拆开，则集团军总司令孙渡只落一个空衔。这位空头总司令常仆仆于长、沈、京、沪之间。他亦偶自北平经过，除第一次来行辕对我作礼貌上的拜会，谈了二十分钟外，便不敢再来看我，其小心翼翼可知。但由此亦可知滇军将领对中央的情绪为如何了。其后，张冲突于吉林危急时叛变投共，旦夕之间，吉林全省便变色了。
东北战事至三十七年暮春已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国军于三月九日自动放弃永吉，整个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据点和若干重要交通线。当时美军顾问团——最早连美国特使马歇尔都曾向蒋先生建议放弃东北，将数十万精锐之师全部调入关内，以解决长城以南的共军，再缓图规复东北。无奈蒋先生置若罔闻。长春此时与外间交通已断，守军全赖空运补给，自无法长期维持。
至三十七年九月，林彪发动大军二十余万围攻锦州，锦州危在旦夕，蒋先生乃飞往沈阳亲自指挥。此时负东北全局指挥责任的为东北区“剿匪”总司令代行辕主任卫立煌。
卫氏盱衡全局，认为国军在沈阳一带孤立为不妥，乃向蒋先生建议，将沈阳一带国军主力南移救援锦州，并打通北宁线，必要时则放弃沈阳，以北平为后方，与共军在辽南一带决战。蒋先生闻言，未置可否。卫立煌遂将国军主力十二个师沿北宁路南调，尚未到达锦州，而锦州守将范汉杰已兵败被俘。迨国军到达，共军已放弃锦州，扑了一个空。共军自锦州撤出，埋伏于北宁路西北侧山地，准备居高临下与国军战斗。蒋先生因判断错误，认为共军撤出锦州，志在转移目标，乘虚袭取沈阳。时共军不但扬言会师沈阳，且确有一小部分兵力向沈阳以西一个战略据点作佯攻，做出来势极猛的姿态。蒋以沈阳若不守则东北即非我有，乃电令卫立煌自锦州全师东返，救援沈阳。卫立煌则认为共军主力仍在锦州以东北宁路北侧一带山地，对沈阳只是佯攻以吸引国军的注意力，故不同意蒋的主张。蒋先生见卫立煌与己意相左，竟直接电令各军各师，限于接到命令后立刻星夜回援沈阳。各军长、师长得令，遂自锦州一带纷纷东撤。此时已有若干铁路、桥梁为共军所破坏，大军拥挤于铁路线上，争先恐后，混乱不堪。共军主力遂自西侧山地突出，一举将国军截成数段，首尾不能呼应，为共军分段截击，大军七万余人瞬息之间即为共军消灭。
十月十五日锦州失守，十九日长春守将郑洞国、廖耀湘等见突围无望，遂向共军投降。蒋先生见东北无救，乃离沈南飞。卫立煌因沈阳已无兵可守，也于十月三十日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沈。国军在东北最后据点的沈阳遂为共军所占。
综计东北之战前后三年，国军精锐调往东北的不下三十余万人，到沈阳弃守时，除少数高级将领由飞机撤出外，其余官兵悉数被俘，可谓惨极。
事实上，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蒋先生从卫立煌以北平为后方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净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二）
东北陷共之后，林彪所部不下百万人马，迅即越过长城进入关内；对平、津作大包围。傅作义部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平、津两市，被重重包围。天津终于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被攻破，守将林伟俦等被俘。傅作义见大势已去，为保存故都文物，不得已与共军言和，北平遂于一月二十二日为共军和平占领。
当东北战局紧张之际，山东战局亦急转直下。守兖州的前伪军吴化文部因被围，山东省省主席王耀武拒不援救，乃降共。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共军陈毅部已逼近山东省会的济南。二十五日城破，王耀武被俘，山东除青岛外，遂全部失守。
苏北、鲁南一带的战事原由汤恩伯指挥。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秋，汤恩伯奉令率中央嫡系若干残部撤往江南整补，以刘峙、杜聿明分任徐州“剿匪”总司令、副司令。原属汤氏指挥的黄伯韬所部粤军和川军则尚留于苏北、鲁南一带，与共军周旋。后又征调中央嫡系美械部队，暨徐庭瑶、蒋纬国的装甲兵团集中徐州，准备与共军决一雌雄。旋因刘峙不孚众望，调京任战略顾问，遗缺由杜聿明、邱清泉升任。到了山东全部瓦解，共军陈毅、刘伯承两部主力南下，不时向徐州外围挑衅。内战重心乃自华北移向黄淮平原。
所以国共之战发展到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共军已奄有东北、华北的全部。政府方面仅有陇海路东段若干据点，终必陷落无疑。不过政府辖区，此时尚有淮河以南、豫南、豫西、长江流域的全部和西北各省。因此国共战争的前途将全视双方在黄淮平原一带的胜负了。
为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蒋先生曾于三十七年春初召开战略会议，决定以白崇禧兼任华中“剿匪”司令长官，驻节武汉，与徐州形成犄角之势。我闻此讯息后，即向蒋先生建议将黄淮平原划成一个战区，由白氏统一指挥。因为在战略上说，黄淮平原西至潼关、宜昌，东达滨海岸，本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有陇海、平汉、津浦三铁路纵横构成一交通网，调遣部队和指挥作战均极方便。无奈蒋先生不接受这一建议。他硬要把这个战略单位分裂为“华中”、“华东”两个“剿匪”总指挥部。此种分割已铸大错，而以刘峙担任更重要的华东“剿匪”总司令长官，尤非其选。
此时驻防徐州的为中央嫡系部队的精华，约三十余万人，全系美式配备的机械化部队，由兵团司令邱清泉指挥。黄伯韬兵团则驻于徐州东约五十余华里陇海东段的曹八集和碾庄一带，以为犄角。杜聿明和邱清泉在徐州的战略是采取严阵以待的方式。杜、邱二人皆是“天子门生”，志大言夸，骄纵不堪。东北、华北一连串的失败并未动摇他们无知的骄傲和可怕的自信。他们仍然认为共军不堪一击。眼见共军六十余万自四方向徐州合围，杜、邱二人却守株待兔，希望共军在徐州四郊平原猛烈围攻，好让中央的机械化部队充分发挥效能。
谁知共军指挥官陈毅和刘伯承也十分狡黠，他们避免和中央机械化部队作阵地战，只是遥遥实行围困。同时用以大吃小的“人海战术”，于十一月初旬将火力较差的黄伯韬兵团（四个军，七万余人）重重围困，猛烈进攻。
黄伯韬突围不成，乃向邱清泉乞援。清泉竟拒不赴援。参谋总长顾祝同见事急，遂亲自飞往徐州，责令邱清泉出兵。邱清泉把眼睛一瞪，说：“我出兵援黄，徐州方面出事，谁能负责！”
顾祝同拍胸说：“我是参谋总长，徐州失守，我参谋总长负责！”
邱说：“你说得好，你才负不了责呢！”
顾说：“难道你一定要违抗我参谋总长的命令？”
邱说：“什么总长不总长，我就是不出兵！”
顾墨三气得面孔发青，但他终无法使邱清泉援黄。此事在别的军事系统看来，简直是笑话，在他们黄埔系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都有“通天本领”，谁能管得着谁呢？
顾祝同回报蒋先生。蒋先生居然“御驾亲征”，专机飞徐，在飞机上以电话命令邱清泉出兵援黄。邱仍然以徐州危险为辞，抗不从命，蒋亦无功而返。
至十一月二十二日，黄伯韬弹尽援绝，全军覆没，伯韬不愿被俘，乃拔枪自戕而死。
当此消息在南京传出时，我们几乎不能相信，因为邱清泉拒绝参谋总长之命犹可，何以蒋先生的命令亦不能生效。因此有很多人就怀疑邱清泉的抗命是蒋先生授意的；至少蒋先生的命令的语气是可以便宜行事的，清泉才敢如此。因为黄伯韬兵团原是“杂牌”，早在蒋先生蓄意消灭之列，为使邱清泉保存实力而牺牲黄伯韬，也并不是费解的事。
黄伯韬所辖的四个军，一军原为余汉谋的广东部队，一军原为杨森所部川军，其余两军亦属“杂牌”。抗战胜利后不久，蒋先生命宋子文主粤，特于衢州设一绥靖公署，调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为衢州绥署主任。这又是一项因人设事的空机关。余汉谋就职之后，他的两个军遂奉命北调至苏北、鲁南剿共，受汤恩伯指挥。
粤军北上后，中央又施展分割的故技，将一个军拨归黄伯韬指挥，调往鲁南；另一军则调往陕、甘，受胡宗南指挥。此令一出，余汉谋便认为不妥。因为这两军都是岭南子弟，相依为命已久，作战时互相配合尤为有效。如今分调两地，殊无此必要。加以两广人民对陕、甘的气候、语言、生活习惯均不能适应，尤不能发挥作战效能，徒作无谓牺牲。
余汉谋首先向白崇禧和我诉衷曲，请向中央说项，收回成命。白崇禧和我都觉得我二人如开口，不但无效，反而得更坏结果。余氏不得已，乃亲向参谋总长陈诚请求。陈诚竟把桌子一拍，说：“你要把两军人留在一起，预备造反啦！”此时抗战新胜，陈诚之势炙手可热，余汉谋何敢多辩，只得黯然而退。孰知三年之后，黄伯韬全军就这样平白无辜地给牺牲了。抗战期中及抗战以后，中央企图消灭异己，结果害人害己的事例，像这样的真是罄竹难书啊！
黄伯韬兵团覆灭之后，共军陈毅、陈赓、刘伯承等部加上新降受编的国军，不下百万，遂将徐州重重包围。他们的战略是围而不战以坐困国军。徐州至蚌埠铁路交通已全部被破坏，国军的补给全凭空运。军队和居民都煤粮两缺。时已隆冬，黄淮一带雨雪交加，大军数十万饥寒交迫，惨不忍睹。蒋先生乃电令华中“剿总”速遣大军往救。白崇禧乃于十一月底派黄维兵团（约十万人）自豫东循皖北一线向徐州增援。黄维师次皖北宿县以南的双堆集时，便为共军围困，战斗不及一周，卒于十二月中旬全军覆没，黄维被俘。
当黄维兵团被围时，徐州已完全孤立，蒋先生乃决定放弃徐州，下令各军突围南撤。但此次蒋先生亲自指挥撤兵又重演锦州的故剧。大军数十万并不按战术原则作有条理的撤退。因此一声“撤退”，便人马杂沓，夺路而逃。风雪满天，道路泥泞，各地大军挤成一团，进退两难。全军于十二月二日放弃徐州之后，勉强行抵徐州以南永城一带，又被共军重重围困。共军并发动民夫数十万，于一夜之间掘壕沟数道，使国军机械部队毫无移动的余地。国军便在风雪之中露宿兼旬，终于饿寒交迫中全军覆没，邱清泉死于乱军之中，杜聿明则被共军生擒。国军精锐，至此几全部消灭，剿共战事，遂不可收拾了。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五章：从副总统到代总统
（一）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徐蚌会战已接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首作此项呼吁的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参议会。他们都有通电呈蒋总统，希望能作此项考虑。蒋先生为此也曾两度找我到官邸商谈。他说明想即时引退，希望我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我闻言大惊，说：“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蒋先生一再作出恳切的姿态劝我接受，我却竭力推辞。嗣后蒋先生又迭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来我处，数度相劝，我均表示无论如何不愿承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
但是蒋先生既有此动机，消息很快就传遍海内外，对军心民心影响极大。十二月下旬徐蚌会战结束，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曾有密电给蒋先生和我，希望能与中共恢复谈判，这便是外界所传的“亥敬电”。其实他的电报只是向蒋先生作极温和的建议，采纳与否，自需蒋先生自己决定。京、沪、港有政治背景的新闻界不明底蕴，故意以猜测之词，写出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而白崇禧尤为谣言的重心。因在徐蚌会战后，国军在东南地区的精锐丧失殆尽，而白崇禧坐镇武汉，还掌握了三四十万能战之兵，为华中擎天一柱。
白氏且因为所谓“扣留军火”的事件，增加了外界对他的怀疑。这故事的实在情形，其实远不若外间所传之甚。先是，三十七年秋冬之交，白崇禧正在整编陈明仁的第一兵团。陈明仁系湖南人，黄埔军校出身，原为蒋先生最信任的部将。年前四平街一役，在东北打了一个空前的大胜仗。此次奉命在两湖成立新编部队，颇为白崇禧所倚重。无奈陈氏所部都是杂凑来的，武器奇缺，屡请中央拨给，均无下文。是时重庆兵工厂适有一批械弹东下，停泊汉口江岸码头。白崇禧得讯，乃挂一长途电话给参谋总长顾祝同，希望能以这批军火补给陈明仁。在电话里，顾祝同已经同意了，不过顾还有相当保留的地方，说等到向总统报告之后，才正式拨付。白崇禧便打电话请示蒋先生，蒋说可向顾总长商酌办理。白氏因急于取用，未待正式命令便径自将这批军火分给陈明仁。
当时还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误传。说徐州危急时，白崇禧拒绝派兵援救。其实在宿县以南全军覆没的黄维兵团（共有十个师），便是白崇禧从华中调去的。
总之，白崇禧不幸是因为他以往曾和蒋先生合不来，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责任都加到白氏头上去。CC系分子更仰承谕旨，推波助澜，推卸失败责任，嫁祸于人，于是什么“拒命”、“逼宫”一类的谰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诛。
当外界谣言极盛之时，傅斯年曾来看我，说：“外传白崇禧企图威胁蒋总统与共言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把白氏给我的电报原文给他看。白氏把他给蒋先生的电报另拍一份副本给我，两电内容相同。傅氏看过电报后说：“白先生的话也很近情入理，真是谣言不可轻信！”
当京、沪一带和谣方盛之时，中共新华社突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一批“战犯”名单。第一批共四十三人，蒋先生居首，我名列第二，白崇禧第三。此外中央文武大员如孔祥熙、宋子文、孙科、陈立夫、陈诚等也皆“名列前茅”。
局势发展至此，蒋先生深觉战既无望，和亦不能，这才使他下了引退的决心，好让我上台与中共谈判和平。
为试探共产党甚或美国方面对他下野的反应，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元旦，蒋先生发出一纸皇皇文告。该文告首先叙述政府一向是具有求和的苦心，说：“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同政府的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产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
接着，蒋先生便说：“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其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至于政府对和平的基础，蒋先生提出了五条空洞的原则，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如果中共能答应上述五点，蒋先生说他自己“更无复他求”。
他最后暗示有意退休，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唯国民公意是从。”
一月四日蒋先生“御驾”亲来傅厚岗我的住宅拜访，这是一次破例的行动。蒋先生有事找我，总是“召见”，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面化，对中共和友邦作一试探。
此次我们见面，蒋先生对引退的事说得非常具体，他首先问我说：“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我说：“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的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蒋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败后，共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我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说：“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蒋先生说这话时，显然想到民国十六年他下野那回事。那次他一下野，武汉方面气就松了。但是现在的局面可不相同。共产党的对象并不是蒋先生一人，他是要整个拿过去的，不管谁出来都是一样。我心里这样想，嘴里当然未便明言，只是拒不接受蒋先生的委托。
蒋说：“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缓和一下。”
我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当此事的。”
“我支持你，”蒋先生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我还是坚决不答应，蒋先生便回去了。
次日，蒋先生派张群和吴忠信二人来找我，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当今局势非十六年可比，蒋先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张、吴二人未得结果而去。不久，蒋先生又找我去谈话。我还是坚持。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既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一月五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来看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总统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巴大维为此事曾与司徒大使商议。司徒大使愿知道李将军的意思。”傅氏的话使我大为吃惊，因美大使馆的情报远比我灵通。傅氏言之凿凿，使我十分诧异。
一月八日蒋先生又派张群约黄绍竑自南京飞往武汉和长沙，与白崇禧、程潜商讨关于他引退的事。蒋先生显然是恐惧手握重兵的白崇禧和程潜会同中共接洽“局部和平”。张、黄之行的最大目的是为稳定两湖。
白崇禧得悉蒋先生决定引退，由我出来与中共谋和，遂包一专机，请黄绍竑飞港邀请李济深入京，作国共之间的调人。李任潮反蒋历史深长，而与我辈私交殊笃，亦为中共所敬畏。他如能来京助我，则第三方面人士将不会受中共利用。不过这全是白崇禧个人的看法，并未与我商议。外传黄绍竑飞汉去港是衔我之命，全非事实。再者，当时新闻界讹传，说我也急于要蒋先生下野，尤为荒谬的揣测之辞，因为当时我根本不想做蒋先生的继承人，还在竭力设法摆脱之中呢。
当这项消息已传国内外之时，中共终于在一月十四日对蒋先生的文告提出八条答复。这八条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共这种答复原是意料中事，任何人也不会感到惊奇。不过蒋先生还在观望，他在表示引退之前，曾派蒋夫人作私人代表赴美乞援，显然还在希望美国的态度会悬崖勒马，重订援华政策，作挽留他的措施。所以他在“引退”消息传出之后，仍一再观望，迟迟不作决定。但是他表面却故意显示出有人“逼宫”而他故意不去的姿态，其实他是别有所待。孰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事的反应极为冷淡。蒋夫人在美的活动也处处碰壁，使他绝望。再者，此时各地民意机关、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等都急于谋和，甚至有人公开表示希望他早日引退，庶几和谈能早日实现。
更有一重要因素，促使蒋先生下最后决心的便是共军的长驱直入。至三十八年一月中旬，共军已攻到江北。北岸我方只剩下乌衣、浦口和安庆三个据点，中共大军百余万饮马长江，南京已微闻炮声。局势发展至此，正如张治中所说，“即死硬如ＣＣ分子，亦深信蒋先生下野乃必然之趋势”。蒋先生觉得不能再等了，他要让我出面来缓和这一紧张的局面。
（二）
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许，蒋先生召集在京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在其官邸举行紧急会议。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
蒋先生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最后结论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
蒋先生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时训话时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他说话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等他说毕，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洪兰友、张道藩等竟失声痛哭，全场空气万分哀痛。CC少壮分子、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先生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了。”随即自衣袋里掏出一纸拟好的文件，告诉我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吧。”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之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或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文件上签了名字。蒋先生便收回去了。最后，大家又商讨一些今后和谈的原则问题，蒋先生便起立宣布散会了。
我问：“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先生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
说着，他就走向门外。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呈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
我们都知道蒋先生下午要在明故宫机场起飞离京，大家午餐之后，便陆陆续续地赶到机场。谁知蒋先生离开会场后，便径赴机场，乘美龄号专机飞到杭州去了。大家都空跑一趟而回。
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产党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疆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意停战讲和呢？
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攻？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在都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走一步算一步了。
当天下午张群打电话给我，说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我过目后发表，希望能与我一晤。为客气起见，我特地乘车往张群住宅晤谈。张即将蒋先生所留交的“文告”给我看，其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而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我坐下细看全文，觉其中颇有不妥之处。第一，我发现这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如是则一月二十一日以后的蒋先生究系何种身份？所以我坚持在“于本月二十一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而蒋先生所引则为该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总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如蒋先生亲口所说的“继任”。所以我主张将“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改写为“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为此，我们又把吴忠信、张治中和王宠惠找来。王是我国法界老前辈，时任司法院院长。他对宪法程序的解释，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王宠惠看过文告后也说：“蒋总统此一下野文告应该有’身先引退‘等字样，否则与宪法程序不合。”后来CC分子为使“代总统”的“代”字合法化，曾故意在外捏造王宠惠的谈话，说代总统是因为总统辞职，尚未经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的继任，也未得国民大会追认，所以只好“代”云云。其实，宪法上根本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认。王宠惠也根本未说过这话。所以根据王院长对宪法程序的解释，我认为总统退职文告，如不经修正，不可发表。
张群见我意志坚决，乃和我商量打电话给蒋先生请示。是时蒋先生住在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内。电话接通之后，张群便把我的意思报告蒋先生。蒋先生竟在电话内满口承诺，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至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当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将文告依我的意思加以修正，然后交中央社发表。孰知次日早晨，各报所登蒋先生的文告和我自己的文告竟然还是修改前的旧稿。这时我从报上才看到蒋先生替我代拟文告的内容。全文如后：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细读此两项文告，以及蒋先生已允修改而中央社仍照原稿发表之各项安排，我觉得蒋先生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之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最令人气愤的是一月二十一日晚间，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的名义，照上两项文告的原义，通令全国各级军、政和民意机关知照。此项通令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我这位总统竟一无所知。
我看到该通令后，便立即把吴忠信叫来，气愤地说：“礼卿兄（吴忠信），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我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
吴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我说：“礼卿兄，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事情发展至此，我才了解，一切都己由蒋先生安排好了。前晚的电话挂掉之后，他可能又另外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从新安排，做到木已成舟再说。他知道我为人忠厚，不愿为此事闹伤大体。他对我显然是“欺以其方”，谅我必会为大局而让步的。
但是我当时认为他欺人太甚，遂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吴忠信不得已，竟威胁我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任何事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吴的话也是实情，不过我并未被他吓倒。我仍然坚持不就职的老态度。下午，我又把吴忠信、张治中、邱昌渭找来。我把这事的原委向张、邱二人重述一遍。他二人也认为蒋先生这样做太过分了。张治中本以为蒋先生下野，和局有望，至此也强调说，可惜“美中不足”，能否请礼卿兄设法稍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竭力附和。不意吴忠信竟大发雷霆，把张、邱二人臭骂一顿，说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说什么“美中不足”。张文白也不甘示弱，闹得不可开交，我反而做起和事佬来，才把他们调处开了。
这件事很快地就传了出去。许多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都为我不平，他们纷纷到我住宅来请愿，要我“速正大位”，不要作“代理”总统。入夜，白崇禧也打长途电话来询问经过。我把详情告诉了他之后，白崇禧就说出刘邦告诉韩信的老话来：“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当时民营各报尤为我不平，群情激昂，议论纷纷。张群、吴忠信等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先生；蒋先生又满口承诺，“修改”，“更正”。但正在大家愈闹愈激烈之时，我本人反而泄气了。我想国家都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闹得太凶了，人民是不能谅解我们的。我如能聊补时艰，拯人民出水火于万一，私愿已足。吴忠信又乘机来苦劝。于是，我反而劝为我抱不平的国代、立委等顾全大局。大家见我如此，也只有叹息而退。
蒋先生退休之日是星期五，这一个周末，我虽尚未就职，而军国大事已纷纷压到我身上。我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
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国府举行总理纪念周。由居正担任监誓，我便在纪念周上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
（一）
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急待处理：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我要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所以在蒋氏离京之后，我就立刻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以及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如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这些民主人士原先都有反共的历史；但在战后都转而亲共。他们的转变，一方面固然由于中共统战策略运用之灵活；同时也是蒋氏一帮为渊驱鱼的结果。不过这批人一向对我都十分友善，毫无芥蒂存在。所以他们如果能转而支持我的话，我就可以推动第三方面人士，对中共增加压力，庶几使中共不致毫无顾忌，而将此毫无意义的内战进行到底。可是我这一想法，未几便证明完全破产。这时中共之胜利，几乎已成定局。这些民主人士也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不特此也，中共这时的统战反较前更为活跃。李济深在亲共的左右包围之下，已离港赴平，参加中共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去了。
为试探中共对我谋和的反应，我又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组成一“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此时的“华中剿总”参议刘仲容①[①原稿是刘仲容据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救国日报》在报道“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时说：“随机同往者，有代总统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华，可见，此处似为刘仲华而非刘仲客。—编者注]，立委黄启汉也要求随机前往，我也特准了。后来的新闻报道说他二人是我的私人代表，实是误传。
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乃正式致电毛泽东，提出和平方案。原电全文如下：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弥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现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如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进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轻，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唯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惮得早卸仔肩，还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捆，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
李宗仁子感京秘印
在此同时，我又特派甘介侯以我私人代表资格，去上海联络当地一批有声望的社会贤达，如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希望他们也能以私人资格去北平，作为政府和中共之间的调人。一月三十一日，我又亲率邵力子去沪，一一登门拜访。
我另外又邀请陈光甫也加入此行列，偕同飞平，但为陈氏所婉拒。光甫与我为老友，是沪上有名的银行家。一九二八年当蒋先生主持南京中央时，曾一度邀请陈氏入阁，陈氏婉却之下，我曾劝他接受。陈氏当时微笑向我说：”等到有一天您荣任国家元首时，如有差遣，我一定不辞犬马！“此次在上海我重提前约，加以邀请。陈说现在时移势异，今非昔比，他实在难践前诺了。
我自沪还京不久，前派”人民代表团“在与共方领袖协谈之后，亦自平返京。刘仲华告我，共方领袖有意与我合作，但有先决条件。第一、他们要我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第二，要帮同中共解决蒋帮的残军余党。中共此项要求是显然在离间我和蒋的关系。至于我和美国的关系，我那时并未收到一分美援。纵使美国政府对我政府提出经援，此项美援亦与往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性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绝不为接受美援而丧权辱国。我固针对共方建议也提出五条对策，嘱刘携往上海，俾由第二批飞平洽谈的代表携平面致共方诸领袖。我所拟的五条要义如下：
一、政府同意以政治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
二、双方立即组织正式代表团恢复和谈；
三、和谈期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四、今后国家建设应遵循下列原则：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军队国家化，人民生活自由。
五、今后外交方针应遵守平等互惠之原则。
我的第二个代表团终于二月十四日专机飞平。在此前后，共方由于正在消化其上次战役所获之战果，长江下游的军事几乎完全停顿。同时我方海军舰只，亦在大江上下巡逻，防止共军渡江，因此京沪两地的紧张局势，顿见和缓。人心日趋安定，市面亦恢复繁荣，人民正日盼来自北平的好消息。殊不知即在此时，孙科主持下的行政院突然自南京撤往广州。孙氏此举的目的，是显然与我故意为难。
（二）
原来在我主政之初，我就想一反蒋氏当初的独裁作风，好让行政院按宪法总搅政务。而不幸的是那时的行政院长，却是我竞选副总统时期的政敌孙科。孙氏原于上年十二月中句继翁文灏为行政院长。
孙科与我本有多年友谊，不幸在我竞选副总统期间，我的几位助选人——尤其是黄绍竑——曾把宣传工作搞得有点过火，对孙氏作了人身攻击。那时绍竑以笔名在报刊上写了一系列攻击孙科的文章，揭发其所谓”敝眷蓝尼“事件。
蓝尼原是上海一位颇有姿色的交际花，一度也曾作过孙科的外室，并替孙科生了两个女孩子。但是战时蓝尼仍留居上海，并由不明途径取得了大量私产。因此在战后政府没收汉奸财产时，蓝尼财产亦在被没收之列。蓝尼不得已乃乞援于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孙氏乃出面为其缓颊，因而在孙氏为此事向战后上海当局所写的信件中，曾提出”敝眷蓝尼“如何如何。这就是”敝眷蓝尼“事件的发端。蓝尼既是沪上交际名花，照片和新闻屡见报端，因而这”敝眷蓝尼“的新闻一经传出乃不胫而走，成为一时的花边新闻。所以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副总统竞选的白热化状态之下，孙氏以蒋氏的”黑马“身分一跃而出，那本有相当文学天才的黄绍竑便搬出这些老故事，写出新新闻，一时哄传，孙科为之尴尬不堪，也因之痛恨入骨，对我当然更不谅解。他对后来的竞选失败，本可淡然处之，唯独对此蓝尼事件，则永难冰释。所以在我接任代总统之后，他就乘机报其一箭之仇了。
孙科之外，我还有一个待解决的问题，那便是cc系对我的反对。该系领袖们从未体会到我之出任代总统实为政府图存之必需；他们只觉得蒋去李来，却是”桂系“在中央夺权运动中取得了最后胜利。为此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他们对我都要杯葛一番。因此在蒋氏幕后示意之下，cc系乃联合孙科一帮，对我进行打击。打击我的第一着便是把政府南迁。
在此紧急关头，如政府突然搬家，不特替中共制造借口，拒绝和谈；同时也会动摇军心民气。但是不管我如何反对，在蒋先生下野之后，孙科还是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去了。未几立法院亦随之摒挡而去，南京顿成半空状态。所幸那时尚有大批颇识大体的立法委员，仍愿留在南京，与我同其甘苦。
我们的政府既然形成宁穗分立，两方甚至公开对骂，我真为之伤透脑筋，因此我在把政府中急务稍清之后，并在等待共方回信时期，乃以南巡为名，于二月二十二日亲飞广州。抵广州机场时，孙科和陈立夫二人皆在机场接机。当晚我便和孙氏作竟夕之谈。我用温和而坚定的口吻，要孙科把政院各机关立刻迁回南京。最初孙氏还说：”在敌人的炮声隆隆之下，我们怎能办公呢了“
”哲生兄，“我说，”抗战八年，哪一天我们不在敌人炮声隆隆之下办公呢！？“
孙科终为我的诚恳而坚定的态度所折服，答应把行政院迁回南京。二月廿五日我乃绕道桂林、汉口还都。孙科亦于二十八日迁返，这样才结束了一场小小的府院之争。只是那时仍由CC系掌握的”中央党部“则仍留广州，拒绝北返。
（三）
孙科在和我闹那点小蹩扭期间，他显然是错估了当时国内政局的客观形势。他的不顾大局的行动，当时颇为一般立法委员所不满。孙氏固为立法院之前任院长，但是这时竟有立委鼓躁要投孙氏不信任票。孙氏为此颇感尴尬，乃向我递辞呈。我把辞呈送回，并劝他和我和衷合作共济时艰。但是三月七日他再度坚辞。那时既然大部立委也认为孙科非济乱之才，我也就只好让他辞职了。
但是遴选一位孙氏继任人亦殊属不易。几经考虑之后我决定邀请何应钦将军担任斯职。何氏原任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那时刚自纽约卸任归来。我要白崇禧和吴忠信二人专程前去劝请，然为何氏拒绝。三月九日我又亲自赴沪登门邀请，但是何氏坚拒如故。可是我以我们二十二年前，当蒋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八月第一次下野时，我二人在南京共撑危局的旧事说动他。
”敬之兄，“我说得极为诚恳，”历史现在正在重演。蒋先生二度下野，南京又已危如累卵。你能忍心看你以前的老同事今日独撑危局而无动于衷吗？“
何应钦似乎颇为我的诚挚言辞所感动，他答应帮忙，但在蒋先生点头之前，则不敢妄动。我乃立刻叫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蒋家请示。蒋说：”请德邻兄自己安排罢。我是位退休之人，何能代作主张呢？“
何氏闻言，更加不敢遽出，请我收回成命。我乃派吴忠信到溪口请求蒋给何说几句话。蒋先生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接受下来吧。“何应钦亲往溪口向那位”退休之人“再为请示一番，最后何氏才接受了我的任命。
何应钦虽然终于衔命出山，但是我二人为组新阁，还是伤透脑筋。新阁员——尤其是财政部长——如何遴选呢？前财长徐堪请辞，不愿复任。我们希望报请陈光甫或张公权这两位沪上金融巨子，能出任财长，但是他二人都婉拒了。我们再请他二人推荐，最后他们才提出刘攻芸。刘氏时任中央银行总裁，颇为蒋氏所信任。我未识其人，亦未闻其名，但他倒是何之旧交，他总算是接受任命了。
可是我自沪回京之后，却又发生了另一个辞职事件，此辞呈来自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为补吴氏遗缺，我想请翁文灏出任。但我又有点迟疑，因翁曾任行政院长。按中国官场惯例，以相国之尊来屈就秘书长，似与体制不合；但我还是决定一试。谁知出我意料，翁氏竟然一口答应了。文灏说：”只要还能替国家做点事，我决不迟疑。国家今日已残破到如此地步，我还能谈到什么个人委屈与否呢？“
我对刘、翁二人之毅然出任，真具由衷之敬意，因为在那个时期，大家抽身之不暇，谁还想投身政海呢？他二人之不计个人利害，毅然而来，真是全凭一腔爱国热忱。谁知翁氏接篆未几，蒋氏便密派私人予以面斥并出语下流。此人说翁氏一辈子安富尊荣，都为蒋氏之所赐，如今旧主刚才退休，翁氏便卖主求荣，投靠桂系，实为无耻之尤云云。翁氏为之气愤不已。其后翁氏卒于一九五一年投奔中共，可能便是受蒋氏这种狭隘心肠所刺激的结果。
为参加此新阁，刘攻芸后来亦备受磨折。五十年代之初，刘氏退休于香港，想向台北外交部申请出国护照，外交部以刘为要人，不敢轻发，乃将此事上报。据我听到的可靠消息，当蒋先生看到刘之申请书时，曾拍桌大怒，说：”刘攻芸是投靠桂系的反动派！“因此刘的护照也就拿不到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我们终于组成新阁，并将新阁名单咨请立法院认可。立法院乃以二百零九票对三十票的绝对多数，正式通过。
新阁阁员名单如下表：
行政院长：何应钦
秘书长：黄少谷
内政部长：李汉魂
外交部长：叶公超（代）
财政部长：刘攻芸
国防部长：何应钦（兼）
总参谋长：顾祝同
教育部长：杭立武
审计部长：林云陔
新阁成立之后，立刻便有两大急务待理：第一、组织正式代表团与中共和谈；第二、谋求内部安定团结，以便从事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制止通货膨胀并加强江防。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在我方由颜惠庆率领的第二个代表团抵平以后，共方亦指派林彪、董必武、叶剑英为代表和他们谈判；中共广播亦明白表示愿意与政府和谈，所以在二月二十五日我自广州飞回南京以后，乃立刻召集留京各同志商讨对策。我们在会中决定了对共和谈三项原则如下：
（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
（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
（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当然我也完全知道，除非我们能守住长江，使共方在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他们是不会根据此三项原则来和我们谈判的。至于长江是否能守住，那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在新阁成立之后，我便授权行政院长，根据此三原则与共方交涉。何应钦在和蒋氏通过电话之后，乃指派张治中为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团员包括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和李蒸。当何氏将此名单呈交总统府时，我在名单上又加一刘斐。张治中随即去溪口向蒋先生请示，并将全部名单电告对方。三月二十六日，共方亦在北平指派周恩来、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组织一正式代表团与政府代表和谈。并提出四月一日为和谈正式开始日期，和谈地点便是北平。
在我方代表团启程前夕，我又召集居正、阎锡山、白崇禧和张治中等人聚会，并提议组织一小组委员会来指导和谈。此一小组委员会成员除我之外，有委员十人。十人名单是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和童冠贤。孙科这时已不在南京，但是我们还是选了他。四月六日，何应钦又专机飞往广州，将这一小组委员会名单交国民党中常会止式认可，以示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绝对一致的和衷合作。
（四）
当何应钦新阁正在安排和谈之时，我在外交方面也在加强联系。我就任代总统之后，便立刻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问他苏联政府能否帮助中国政府停止内战。以前我就听说蒋先生在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间亦尝作此努力。据说一九四五年底蒋曾遣其长子经国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斯大林为此曾提出先决条件，要中国与苏联订一中立条约；并由中国方面组织联合政府，如此则苏联自当支持中国政府云。这两项条件据说为蒋氏所拒绝。
但是在一九四六年蒋又向苏方表示愿意重新考虑斯大林的意见；他自己亦有意访苏。斯大林为此曾遣专机到中国迪化（乌鲁木齐）来迎接[注：上面这个关于斯大林派飞机到乌鲁木齐的故事，是根据模糊的记忆写成的，这个故事是罗申亲自告诉我的，没有文件证据。因此，要查对中国和苏联的档案材料，才能进一步证实。—作者注]，并训令苏联驻华大使善为安排。罗申告我他本人当时便是承命办理此事的。可是当专机抵迪化之时，他曾想晋见蒋氏，但蒋拒绝接见。不得已罗申乃找经国另作安排，盖经国原来也是我方的接头人，可是经国闻讯则避往上海；罗申又追踪至上海，但是大城之内人海茫茫，当然找不到经国踪影，只好作罢。苏联专机也只有空机飞返了。
据说斯大林为此事至为愤怒，乃训令苏联驻华使领人员对中国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可是当国共内战国军在东北受挫之后，蒋氏又向苏联重申前约，并将以前的爽约归咎于经国的安排失当。当罗申电报斯大林请示时，斯大林复电说，既然蒋介石有欠诚实，罗申不必再理他便了。
罗申因而向我说：”总统先生，现在已嫌太迟了。中国政府是不会摆脱美国的。在这情况之下，苏联又何能为力呢？“罗氏的语气既如此尖酸，我也就未再多说了。
我深知苏联的用意。过去三年苏联对华的要求便是万一苏联对外发生战事，中国方面应严守中立。如今我们面对中共的继续进攻和一个中国中立条约，在这两者之间的抉择如何，我再嘱甘介侯去约罗申一谈，但是此时罗申已高抬身价；斯大林亦不再以中立中国为满足。他要求的是一个真正的中苏合作。他要求中国为表示诚意，首先应尽其所能把美国势力赶出中国。当甘君为此要求回来向我请示时，我便告诉他苏联此项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我要他告诉苏方，中国政府今后对外政策将不分轩轾，对所有友邦一视同仁，绝不歧视任何一国。但苏联大使则冷然见告，以后的中苏关系将端视中国是否能接受苏联条件为依归，他无可述。
就在此同时，我又派甘介侯去见美国大使，希望美国能发表一件支持我政府的书面声明，如此则对我们在将来和谈上利用苏联的影响，强迫中共勿走极端，将大有裨益。不幸这件小往还，于数月之后，被美国误载于其国务院所发表的《白皮书》。白皮书上有关此事的报导如下：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代总统派一代表来见司徒雷登大使，要求美国发表一件支持〔中国政府〕的书面声明。这位代表说李将军已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发生接触。中苏双方已拟出一件三点协议草案。该件已由苏联大使于数日前携往莫斯科矣。该三点协议是。（1）中国在将来国际战争中严守中立，（2）将美国在华势力削减至最小限度；（3）中苏之间建立一真正合作基础。李将军对此三点，原则上已完全同意。但是李氏觉得在他与苏联作此项交涉时，如美国政府能发表一公开援华声明，对其交涉将大有帮助。（原文译自一九四九年美国国务院所发表之《白皮书》第二九三页）
这一错误报导，可能是由于美国外交人员当时过分敏感所致。另一可能则是中国若干方面为促使美国改变其对华政策而发出的谣言亦未可知。然就我个人记忆所及，我和苏联的接触只限于上述我与罗申的简短谈话。在一九四九年中我绝未与苏联方面有何正式接触也。
对苏恢复友好既已无望，我们的外交活动则限于对美一方。我与司徒大使经常保持接触。司徒为我老友，我们一向相处十分友善。当我还在北平期间，他便常来我处吃饭，我有时也被请去燕京大学相聚。我和他的中国助手傅泾波也很熟悉。傅氏也是我行营中的常客。
从在当年北平我便和司徒雷登讨论到美援问题。每提到美援，这位未来的大使便总是说中国贪污问题太严重，美援只能助长贪污。后来蒋氏退休，我在南京又向他再次要求，希望他能说动美国政府贷我五亿美元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我并强调说蒋介石今已辞职，中国政局大变，我担保我们今后对美援运用会更为有效。如果今日美国不愿援华以竭阻世界共产主义之扩张，则将来美国纵愿在远东多用百亿美金来制止共产主义，恐亦无效。不特此也，将来美国青年还可能在远东流血，亦未可知。我并提醒司徒大使，如美国不愿在目前采取行动而俟诸他日，则将来势将被辱骂为帝国主义。可是这位大使十分顽固，对我的要求，始终置之不理。并且一再地说，蒋介石今日尚在幕后操纵，中国政治形势并未改变太多。美国对远东政策早已决定，目前未便遽改云云。
当国共和谈正在进行之时，我与美方接触亦进入高潮。我虽明知美援无望，但我还是希望至少美国会给予我若干道义上的支助。在四月中旬的一次讨论会上，我要求司徒大使能在他的大使馆内，为我举行一个茶话会。表面上以我为主客，使英法两国大使作陪。司徒总算对我还不错，茶会是如期举行了。英法大使亦应邀在座。会中我起立致辞。〔刚按：据司徒雷登回忆录，此一茶会举行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应邀参加者有英、澳、加拿大三国大使。加拿大大使迟到，法国大使并未参加。见司徒着《中华五十年》，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三一页。李宗仁先生作此回忆时，身边无片纸原始记录足资参考，笔者遍搜有关资料，亦未有法国大使参加之记录。李氏记忆，显然有误。〕
在发言中我首先说明，中国政府有鉴于人民所受内战之痛苦，已经着手与共党开始和谈。我们希望此和谈能达成协议，以便中国能步入民主建设之途。我并强调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西方民主国家便一直为竭堵共产主义而努力。可是二次大战之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已控制东欧，现正在西欧进行冷战。我因即席发问道：”如今西方列强正在西方建立一条防堵红潮的大堤，但是却眼睁睁地看着同样的红潮在远东泛滥成灾而不稍顾。这样能算是有智慧的办法吗？“
我又说，中国现政府如果崩溃，我相信整个远东亦将随之不保。我希望西方国家能注意这件事实。今日中国实是今后世界政治发展的契机所在。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内乱，而对这一内乱漠不关心。我在谈话结尾时更强调，在目前我政府无心向西方列强要求物资援助，但我希望在座诸位能将鄙意转达贵国政府，至少应给予我若干道义上的支援。我更希望三国大使能联名发一支援中国的共同声明，对今日正在进行中的国共和谈表示关心，并希望和谈能够圆满结束，庶几和平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可以永系不堕。如果三国政府能发此声明，势将对我政府和谈代表其有莫大之鼓励，同时也使插手中国的国际共产主义分子知所警惕。
在我辞毕就座之后，我一直盯着司徒大使希望他能支持我的建议。谁知司徒此时却使出一般政客的滑头办法，他避开我的眼光，转向英国大使，要英国大使为他们三人代致答辞。英大使乃起立略说数语，用辞极为审慎而不着边际，把我所说的各项问题都含糊过去，这便使我想到西方列强对中国政府之崩溃是决定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了。
在此同时，我更试图与美国政府直接接触。其时我驻美大使为顾维钧。顾为一小心翼翼的政客，一切以蒋氏的指令为依归。白崇禧曾一再向何应钦和我建议，撤换顾氏，但是何氏则顾虑万般，未得溪口许可之前，不敢轻动。话说回头，那时我们纵使能换掉顾氏，而另派高明而有责任感的外交官，实亦无济于事，因为那时的美国政客早已下定决心，眼看我们一步一趋走进地狱，而不加理会了。
在那个紧要的关头，美援实是唯一能起死回生的良药。在蒋我交递期间，国内情势大变，一剂美援，便可奏实效。在我竞选副总统期间，我便向中国人民保证实行民主改革；在蒋氏下野之后，一般人民都希望政府中的贪污、腐化与无能，亦随之而去。在我主政的两个月之中，全国也确实气象一新。假如那时美国的总统和国会内的领袖们具有远见，能及时转变对华政策，予我经援，来竭止通货膨胀，则国事未始不可为。如此则在军心、民心同时复振之下，我们一面巩固江防，一面实行民主改革，双管齐下，这样我们对共和谈，亦未尝无成功希望，至少我们仍可为半壁河山，保持自由。
那时我断未想到华府的决策人，是若斯其短见。他们真的未吭一声气，便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大陆，被共党席卷而去。在占领中国大陆之后，共产党顿形强大，不期年，他们就胆敢发动高丽战争了。
可是我今日试一回顾，对美国的援助，反觉不寒而栗。想来我之碰着这批无经验的美国政客——这批但能维持现状而无应变之才的美国政客，我是幸运了。那时如果他们也和斯大林一样的狡狯与残忍，善于在国际争端中混水摸鱼，中国可能就被他们彻底毁灭了。试思那时美国如以全力援我，使我与毛泽东划江而治平分中国，则中国势将沦入亦如今日之南北韩、南北越、东西德乃至寮国、老挝一样悲惨的命运。南华恃美援，北华靠苏联过活。双方俱无法获得完整之独立，而却于两面旗帜之下，自相残杀。以六亿人口之大国，而陷入若斯惨境，其情形当较上述诸小国，更惨痛万倍。祸国殃民之余祸，那真是子子孙孙，百世不能改了。试思中国果真陷入此一绝境，则我岂不成中国民族史上之千古罪人！？
今日中共政权虽为求实现共产主义之速效而不惜残民以逞，然中国至少已十年无内战。大陆上的物质建设亦颇有可观，足使西方列强对国人另眼相看。在西人眼中，今日中华民族究为一富于智慧之民族，不久将来定为世界首强之一，足使他们既敬且畏。成功不必在我，不论谁人当政，而国家元气未伤，终有可为。言念及此，我个人虽失败去国，偷生异域，然亦殊觉心安理得也。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七章：不堪回首的江南战役
（一）
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三下七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省主席。
前已言之，陈诚于三十七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三十八年一月一日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三十七年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
蒋先生在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以及毛氏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据毛氏事后对人说，蒋先生虑及与中共和谈成功，联合政府成立，该款必落入新政府之手，乃有此不法私相授受的措施。其后因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毛邦初素有夙怨，向蒋互控贪污的罪名。周指毛购料舞弊，毛则控周将公款私自提存香港某银号，据为己有。政府即派员到美京空军购料办事处查账，结果并无账目不清的迹象；而对周将空军款项以私人名义存放香港银号一事，竟亦置之不问。毛氏认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龄以毛邦初系蒋先生元配毛氏的内侄故，心存忌妒，遂怂恿蒋先生将毛邦初撤职，并勒令将当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该款既属渠私人名义所有，并无公款佐证，拒不接受。此为后来国民政府控告毛邦初内幕的由来。
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为抢救这危局，我曾数度就商于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能贷中国一批白银，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总是说：”总统先生，你有其名无其实，政府实权完全未更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我不得已，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就近向美国政府交涉。无奈顾大使仍以蒋先生的意旨为依归，对我虚与委蛇，来往电报完全漫无边际，不得要领。
金银之外，蒋先生又秘密将海军、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值此江防紧急之时，海军、空军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军斗志便大半丧失，纵有可为也不可为了。
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了。
一月五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余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划地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因自平、津、济南失守，及徐州会战失利后，共军虽已增至二百万人以上，但国军亦立即调整补充，兵力仍号称三百五十万，虽装备奇缺，唯尚有半数可战之兵。且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在此时期即做放弃大陆的准备，无乃太早。巴大维将军并认为台湾系美军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虽开罗会议时有归还中国的协议，但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之前，其主权谁属，究未有法律的根据。今蒋总统即欲据为己有，作为撤退海军、空军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维将军拟请司徒大使向蒋总统提出口头的抗议，但是司徒大使尚未决定采取任何行动，故特遣傅君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我只好对傅君说，我对蒋先生这项计划一无所知，未便作任何表示。傅君始怏怏而去。
事后种种迹象证明巴大维的消息是正确的。蒋先生确已作放弃大陆的决定。他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蒋先生既有这项决定，则我不论为和为战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为军国大权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虏，只有听任他的摆布。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二月十六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蒋先生这种作风，当时不特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他们一致认为要挽狂澜于既倒，一定要蒋先生放手，让我可以大刀阔斧地兴革。他们认为要蒋放手，最好请蒋先生出国考察。但是谁都知道蒋先生的脾气，南京方面，虽大家都有此意，却谁也不敢向蒋先生当面提出。至于接近我的人，为避嫌疑，皆谨言慎行，尤其不敢乱作主张。当时CC系报纸以及少数不明内幕的新闻界，以讹传讹，甚或故意造谣，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所谓”桂系“领袖如黄绍竑、白崇禧等，那时皆常住武汉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干部如李品仙、程思远、张任民、韦永成等，也都齐集白崇禧幕中，很少与我接触。我在南京日常过往的，皆是蒋先生夹袋中人。甚至我身边的卫士，正如吴忠信所说，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谨慎。所以当时气愤填膺而形于颜色的，不是”桂系“领袖，却是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等人。
蒋先生幕后违法控制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撤职逮捕一事。三十八年二月底，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忽亲赴杭州，将陈仪拘押撤职。遗缺由汤部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碞接替。
此事的发生殊出人意外，我身为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省主席的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才知道。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亦不知此事。事后，蒋先生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出追认。此事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实全由蒋先生指使。汤的地位不过是京沪卫戍总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换省政府主席的事来，实在太不成体统。我闻报之下，便十分愤怒，拟查明事实，严办汤恩伯。
京中高级文武官员见我生气，怕我要手令撤职查办汤恩伯，而汤分明是遵蒋先生的意旨办理的，这样一来，岂不对蒋的面子下不去，大家纷纷来劝。
后来孙科、何应钦也先后来相劝说：”蒋先生的作风一向如此，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这两位先后身肩内阁重任的行政院院长的态度尚且如此，我为顾全大局，不为已甚，只好不了了之。
陈仪被拘禁撤职的原因，据报纸所载，是因为他有意劝汤恩伯于长江下游让出一缺口，任由共军渡江。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真正的内幕却是蒋经国向他父亲告御状的结果。蒋先生每次下野，总归要杀人泄愤。此次陈仪被蒋经国告一状，适逢其时，所以便倒霉了。这件事的内幕是这样的：
三十七年八月政府发行”金圆券“以吸收民财之时，蒋经国奉命去沪监督兑换民间白银、黄金、美钞。蒋经国为此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青年救国团“约数千人，分头逼迫人民兑换，并借故查究商人贩卖奢侈品。拘人、枪毙民命、查封商铺，日有所闻。不肖之徒，乘机勒索，尤不胜枚举。不到三个月，金圆券的币值已不能维持，人心惶惶，举国鼎沸，舆论尤啧有烦言。蒋先生见搜刮民财的目的已达，为平民愤起见，乃下令撤销蒋经国的兑换机构，并饬其率领”青年救国团“赴杭州候命。不久，蒋先生即引退下野。适此时美国有一批剩余物资（军火）运抵上海。一批黄埔系军官闻讯大喜，群起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予以分配。顾向蒋先生请示，蒋坚拒批发。原来蒋经国意欲用这批美械来装备他的”青年救国团“。蒋先生自然不便一下就发给蒋经国，只叫顾祝同将该批军械运往浙江衢州，暂交经国保管。蒋经国遂令其副团长负责执行。孰知这副团长是个潜伏的共产党，后来共军渡过长江向浙赣路急进，这批美械竟原封不动转到共军手中去了。
”青年救国团“在杭州无所事事。这批青年原来又是乌合之众，良莠不齐，在杭州一带横行霸道，居民不堪其扰，纷向浙江省省政府告状。陈仪收到的人民控诉书不下数百份，正不知如何处理。适蒋经国由上海到杭州来向陈仪讨给养，说：”请陈伯伯多多帮忙。“本来省政府的经费是有一定预算的，何况这”青年救国团“是私自成立的，并未向政府登记，这突如其来的数千人的给养，一时实不易筹措。据说，陈仪曾对蒋经国沉痛地说：”我们既救国乏术，也不应尽情蹂躏自己的桑梓，吾人实无面目见浙江的父老。“说了，从桌上拿起盈尺的控诉书递给经国说：”你看里面控告’青年救国团‘的罪状，较诸土匪有过之无不及。“经国接过来略为翻阅了一下，便放回桌上，一言不发，掉头而去。经国素以”太子“自居，目空一切，今番不独有求不遂，反而碰了一个大钉子，焉肯干休？乃气冲冲地到溪口去向乃父告御状，难免画蛇添足，说陈伯伯抨击”青年救国团“类似一群土匪，如此说来，经国是土匪的小头目，而爸爸就是土匪的大头目了。
蒋先生闻言，不加思索，即大发雷霆，立刻打个电话把陈仪骂得狗血淋头。未等陈仪答腔，便把电话挂了。次日，汤恩伯便奉召到溪口，汤旋即亲到杭州将陈仪撤职拘押，遗缺由汤氏暂派周碞代理。事有凑巧，那时有个闲散军官是陈仪和汤恩伯的小同乡，到省府求差事，陈因无法安插，就写了一张便条，介绍给汤恩伯酌予录用。汤即捏造事实，谓便条之外，陈仪并致意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这闲散军官先被枪毙以灭口，这段骇人新闻曾刊载于沪上各大报。
这一类事，在蒋先生个人经历上本是罄竹难书。不过现在他已下野，国事至此，他的恶习气竟变本加厉。在南京的何应钦、顾祝同等，提到蒋先生这种作风，无不痛心疾首。但是何应钦心头口头虽然不满，而对蒋先生仍不敢有丝毫违抗。我有时难免因何应钦的矛盾言行而诧异。何才据实告诉我说，他在南京早有特务跟踪，他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祸！说来令人不寒而栗。
二
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究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所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上最脓包的汤恩伯。
一、二月之间，当共军已逐渐迫近长江北岸时，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事前并由该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中将拟就守江计划，开会时提出讨论。此次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出席者有各级将领蔡文治、汤恩伯等人。我与何应钦也应邀列席。
首由蔡文治提出江防计划。大意是说，我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此一方案，何应钦、顾祝同和我都认为十分妥洽。
但是汤恩伯却大不以为然，声言这方案大违总裁意旨。他因而另提一套方案，大体是把我江防军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简言之，便是守上海而不守长江。
蔡文治认为这是自杀政策，在战略及战术上均属下策。无奈汤恩伯是掌有实权的江防总司令，他的防地上自湖口，下至上海，大军四十余万人都在他一人节制之下。汤坚持他的守据点的计划，并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说：”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便怎么做！“
蔡说：”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至此已血脉贲张，完全失去常态，顿然把桌子一拍，大声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蔡文治也气呼呼地把文件收起来，连说：”这还能干下去？这还能干下去？我辞职了！“
我望着何应钦、顾祝同二人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