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李宗仁先生一起工作的最初二年——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六O年秋季——对我发号施令的虽然不是我的中国”老同事“（李公对我的自谦之词）；而我的背后却有一个时时不耻下问的洋上司——那个出钱出力的哥伦比亚大学。
不用说大学里的”口述历史学部“自有其清规戒律，主管首长要我们一致遵循。我们的正式上司之外，还有些在其他名牌大学执教，而在本大学担任顾问的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智囊人物。他们和她们都坚持，我们口述历史访问人员向被访问者所吸收的应是”原始资料“。一般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应通统删除。他们所说的”原始资料“，用句中文来说，便是什么”内幕“或”秘史“一类的故事。
这种写法，笔者个人是不十分赞成的。我也不知道这部《李宗仁回忆录》里，有哪些种故事在美国汉学家看来，才算是秘史或内幕。老实说，我那时替胡适之先生所编写”胡适口述自传“里，便投有一丝一毫”原始资料“的。在中国读者看来，那只是一篇”老生常谈“。虽然他在美国学者读来，亦自有其新鲜之处。
所以我认为象李宗仁、胡适之、陈立失、宋子文……这类人物，都是民国史上极重要的历史制造者。历史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作平行的研究。这样相辅相成，我们虽不求”秘史“和”内幕“，而秘史、内幕自在其中，我们不急于企求作”社会科学的处理“，而社会科学的处理，也自然探囊可得。
一次我问精研佛理的老友沈家桢先生说：”你们修持佛法的人，搞不搞‘五通’呀？“”五通“也者，俗所谓”千里眼“、”顺风耳“、”他心通“等等”广大“之”神通“也。
沈君说：”不搞！不搞！“
”为什么不搞呢？“我又问。
沈君微笑说：”火候到了，自然‘五通’俱来……我们不能为修‘五通’而学佛……“
”火候到了！“真是禅门的一句渴。
”火候“不到，如何能谈”通“呢？
那时笔者亦已放洋十载，在美洲也曾参加过洋科举。但是笔者毕竟是中国农村里长大的。带着中国土气息、泥滋味的山僧，又怎能和美国的科第中人，参禅说褐呢？！
李宗仁先生那时是坚决地支持我写作计划的当事人，坚决到几乎要拂袖而去的程度。这反使我十分为难——因为我自己并不那样坚持我的一得之愚。林冲说得好：住在矮屋下，哪得不低头呢？事实上，李先生全力支持我的原因，也倒不是赞成我免修五通。他的主旨是想乘机写一部控诉书，或鸣冤白谤书——这一点却正是哥大的清规戒律所绝对禁止的——历史不历史，对他倒是次要的。但他至少是不愿做个专门提供”内幕“和”秘史“的学术情报员。虽然他这条”资格“，最后可能导致他死于非命，他所能提供的”内幕“也实在是很有限的。老实说，这部书上所有的重要关节，很少我是不能在”着述史料“中提出注脚的。
在这两个壁垒之间，我这个撰稿人何择何从？！当时也真是一言难尽，煞费心裁！
八、李传以外的杂务
笔者与李宗仁先生合作，前前后后虽然拖了六七年之久，但是我为这中英两稿的”全时工作“实不出三整年——虽然这两本一中一英的回忆录，都是部头相当大的书。它们也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唯一完工付梓的两部书。
在全书尚未煞青之时，我又被调去访问已故黄郛将军的遗孀，黄沈亦云夫人。黄夫人是位能诗能文的才女，那时正在纽约撰写她的《亦云回忆》。她并带来数箱黄郛将军——那位”摄阁“国务总理，”塘沽协定“的主持人，”蒋介石的把兄弟“——经手的绝密文件。
我的任务是帮助她清理并考订这几箱无头无尾的”密电“和”私档“；并襄赞她老人家改写其回忆录，同时把她自撰的”中文初稿“，增加史料，改头换面，译成英文。
那时寓居纽约一带昔年的中国政要，有意来哥大加入”口述历史“行列者，可以说是成筐成篓的。大学人手有限，应接不暇；所以我上项助理黄夫人的工作，乃被硬性规定——限六个月完工。我便以这迫切的时限，把冗长的《亦云回忆》的中文稿，以英文改编”从……初稿伸缩写成英文稿廿五章“（见一九六八年台北出版《亦云回忆》中文版上册、作者自序二），凡八百余页，亦三十万言。
那几箱”黄郛私档“，是笔者在海外所见真正的”内幕“和”秘史“——关于”闽变“的秘史。我在”民国史“上，很多心头上的不解之结，一读之后，均豁然而释。我对这些”密电“所发生的”考据癖“，大致与胡适之对”红楼梦“的兴趣，不相上下罢。
黄夫人对她丈夫这几箱遗物的内容是不太了解的。我细读之后，向她解说，黄夫人就想改写她的《亦云回忆》了。她改是改了，并另写一篇《自序》——《自序二》。但迫于时限，所改无多。我在她译稿上由她批准的”改写“，也”改“得有限，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
黄稿甫竣，校方又改派我接替对顾维钧先生的访问。我接替的工作阶段，正是顾氏”学成归国“，兼任外交部和大总统府的”双重秘书“，亲手译泄”二十一条“，其后经过”巴黎和会“、”华府裁军“，又继任外长，递升内阁总理，代曹大总统”捧爵祭天“；北伐后隐居东北、襄赞”少帅“；”九一八事变“后，参预国府外交、招待”雷顿调查团“，以至率团出席”国联“并首任中国”驻法大使“的那一大段——也就是顾氏毕生经历上，那最多彩多姿的一段。
其外顾氏还藏有外交私档三十七大箱，他有意捐存哥大。这对我这位学历史的来说，也真是一座宝山。经顾氏面托、校方授权，我又负责把这三十七箱文件和顾氏四十年的英文日记，接收过来，并负责整理、编目和摘由。为此哥大当轴又调我以助教授身分，兼该校中文图书馆主任，并要我订出中国文史资料的整理和扩充计划。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这项工作是万般繁重的。
这个中文图书馆，不提也罢。我接手时，它哪里是个图书馆呢？简直是个伟大的字纸篓。几乎半数以上线装书的书套，都可摇得丁东作响。那些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书报，由于长期高热烘烤，无不触手成粉。抚摩之下，真令人心酸泪落和愤恨。
对这二十余万本珍贵图书的抢救，我自觉责无旁贷。中文部的华裔同事们如鲁光桓、王鸿益、汤乃文、刘家壁、汪鲁希、吴健生诸光生与我早有同感。因而在我于一九六二年秋初，卷袖下海之时，大家同心一德，通力合作。他们也被我这个”主任“推得团团转。这是我祖国文明的珍贵纪录。我们只想把这宗世界闻名的汉籍收藏抢救下来，如此而已。
但是谁又知道我们这几位隐姓埋名的”天朝弃民“，日以继夜地为大学做了这桩无名无利的苦工——我们的薪金都属于当时哥大最低层的一级——却惹出校中有关部门意想不到的嫉忌和打击。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却是我们的问题出在我们众口交赞、远近闻名的工作成绩——这成绩，纵迟至今日，该校上下还是继续认可的。为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呢？这才使我逐渐感觉到我个人已被卷入美国学府内所司空见惯的最丑恶的”校园政治“。我们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中文部“，要生存下去，它这个”主任“，就得应付人事、援引党与，甚或谄笑逢迎，踢它个校园内的政治皮球！
笔者一介书生，偷生异域。要如此降志辱身？！为着是保持这份嗟来之食呢？还是为着对这宗汉籍收藏的”责任感“呢？”责任感“与”自尊心“原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二者是分不开的。一个善于逢迎的人，他的灵魂里是不会有太多”责任“的。但是相反的，如果只是为着”责任感“，来”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别人根本不知道你责任何在，那你也只是个市井暴徒而已，市井暴徒能完成什么”责任“呢？你牺牲个不明不白，”烈士“”义士“云乎哉？
加以当时哥大校内的”中国学“名宿，老实说，也不知道大学的汉籍收藏究有几本书。他们各有一个专钻的”牛角尖“；只要在这”尖“内，他们所需要的”资料“，能一索即得，也就心满意足了。尖子以外的万卷典籍，干掉、霉掉、烂掉、偷掉，管他鸟事？！我这位”主任“，日不暇给地在忙些啥子，他们除掉那一索之需之外，全不知情，也从不关心。再者，这些尖子与尖子之间，往往亦各是其是，积不相能。在彼此龃龉之下，有时还难免拿无辜的第三者出气。所以要他们并肩而坐，为我这堆烘烂了的中文图书说点公道话，那简直是缘木求鱼！
后来我的继任人，他在详阅我遗留下来的一些文件之后，对我在那种环境下，毫未泄气地干了七年，而感觉惊异。他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啊！
九、对《回忆录》的最后赶工
就在上述这段极其糟乱的发展过程之中，李宗仁先生仍不时找我去吃饭聊天，讨论修改和出版他英文版回忆录的琐事。他老人家是位中国前辈，对洋人习俗，初无所知。在洋人看来，我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只是”受雇执笔“。一旦调职，我这执笔人和哥大这宗”财产“的关系，便要看当初”聘约“了。合约不清，则凭大学随意决定。它如要我为它的”财产“继续工作，按法它是要对我按工计值的。大学既不愿出此”值“，它也就不好意思无酬地要我续”工“了。
无奈那时李先生己存心返国。他总希望在动身之前，把这份稿子作一结束；所以他仍然不时电催，促我加油。我既是中英二稿唯一的执笔人，又怎能因”受调离职“便拂袖不管呢？
加以李德公是我祖国的前辈，我二人都是中国传统孕育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无酬之工“，我连”暗示“也不敢微露了。所以在李公不断催促之下，我还是在大学公馀之暇，漏夜为英文稿赶工，以期不负所望。所幸那时精力犹盛，有时整夜打字，直至红日当窗，我才假寐片刻，便要往哥大上班了。
这部英文稿我终于煞青了。李公一切认可之后，我又为他与哥大出版部拟订合约，一切顺利。不幸此时哥大出版部主持人因为婚姻问题请假，一时无法回任来签署合约。李宗仁先生夫妇，等不及，便悄然离美了。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夫复何言。事隔十五年，最后始由笔者专负文责，独挑大梁来出书，其命也夫？
十、李宗仁给黄旭初的信
我和李宗仁先生七年合作的工作情况，当然只有我二人知道得最清楚。但是他那时和在香港居住的”老部下“、前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氏通信，亦偶有报导。李氏在北京逝世之后，黄氏曾将他二人的有关撰写回忆录的通信，在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上择要发表。下面几段，是谈到我们当年工作的情况，黄氏写道：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李〔宗仁〕又来函说，同忆录已写至围攻武昌，只唐德刚（安徽人）一人工作，整理文字、抄写文字、译成英文，全部是他，故进展缓慢。完成后或有百万字等语……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李又来函云：”去春已竣事之回忆录，中文有六十万字。依工作惯例，应由唐德刚继续整理，因哥大另有时间性之工作须唐担任〔刚按：此一‘时间性之工作’，系指为黄沈亦云夫人译改回忆录，并整理‘黄郛私档’事。因黄夫人那时拟返回台湾定居也。〕对此不拟出版之回忆录，待后整理。“〔刚按：”不拟出版“云云，系指中文稿，因李氏与哥大有先英后中的出版承诺也。〕
李氏一九六五年六月离开美国到瑞士，我〔黄旭初氏自称〕得他七月八日由苏黎世来函云：”哥大当局集中精力整理英文回忆录工夫，正拟与我商洽今年秋间订立合同出版事宜，而我事前已启程来此，只好停顿。唐德刚以副教授兼哥大图书馆中国馆长，一身数职，赶理英文稿，常至深夜尚未回家，所以中文稿之整理充实，不便向其催促。“（以上三段引自一九七0年八月一日，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第三一四期，黄旭初着《李、自、黄怎样撰写回忆录？》第十五页。）
李宗仁先生在上引诸函中所说的我们工作情况，均系事实。只是在他离美之前，我把英文全稿已”赶理“完工；哥大出版部所拟的合约，亦已拟就打好，而终以阴错阳差，李氏未及签字，便秘密离去，这也是命中注定该如此结束的罢？！
十一、李宗仁返国始末
李宗仁先生夫妇于一九六五年六月，秘密离开纽约赴苏黎世，然后再由苏黎世专机返国，在当时是一件国际上的大新闻。这新闻原是我首先向哥伦比亚大学当局打电话，其后再由哥大校长寇克氏向新闻界宣布的。
李氏返国定居，是他早有此意，但是其发展的过程，却是透过不同的路线的。
我个人所得最早的线索似乎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春天。他那时有意无意地告我，他”要去巴黎看戴高乐“！
李宗仁和戴高乐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戴高乐于一九六二年冬，在法国大选中，大获全胜之后，威震西欧。懂憬当年拿破仑之余威，他要在西欧政治中压倒英国，在世界政局中摆脱美国，而自组其以法国为首，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这个名词，是戴高乐最初发明的，其意义与今日所使用的显有不同——但是环顾全球，能与法国携手，共奠”第三世界“之基础，与美苏两大集团抗衡者，那就只有刚刚脱离苏联集团、同时仍与美国对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所以在六十年代初期，戴高乐主义形成后的第一着棋，便是与北京建交！
至于巴黎、北京之间的秘密建交谈判的”内幕“，历史家虽尚无所闻，而戴高乐想讨好北京，帮同人民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则是意料中事。
戴高乐想居间调解国共之争，以为中法”关系正常化“的献礼。而国共之间的奉线人，当然最好是一位由左右为难、转而为左右逢源的中国政客。这样，戴高乐可能就想到在美国当寓公的李老总，而李老总也就要到巴黎去看戴高乐了。
可是李氏巴黎之行，始终没有下文。这后果，老实说也是在我当时的逆料之中。因为戴老头没有读过中国近代史，他不知道这位在政治上已一败涂地的李寓公，在蒋、毛之间，绝无做政治掮客的可能。国共之间的政治掮客是有其人，但是不是李宗仁——这是当时笔者个人的观察，李宗仁之所以去不成巴黎的道理。
可是一九六五年夏，李宗仁却偕夫人悄然而去。他之所以决定离美返国的道理，据我个人的观察：第一、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国共两党中的领袖们曾有几位是甘寂寞的呢？在美国退休的寓公生活，对他是太孤寂了点。他有时搓点”小麻将“来打发日子。找不到”搭子“之时，有时就两对夫妇对搓也是好的。
有位年轻的主妇告我说：”陪李德公夫妻打麻将，‘如坐针毡，。“原因是他打那”广东麻将“，”花色又少“、”输赢又小“、”出牌慢得不得了“、”说话又非常吃力“！
李先生的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找和他工作的最初三年，有时就带了一批谈客去和他”谈国事“。李公真是一见如故，谈笑终宵。后来我不常去了，李先生遇有重要新闻，还是要打电话来和我”谈谈“。有时我不在家，李氏和昭文也要为”国事“谈半天。他那一口”桂林官话“和我的”上海老婆“谈起来，据昭文告我也是”吃力得不得了“。
和这些年轻的家庭主妇”谈国事“，李代总统也未免太委屈了。想起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只要北京不念旧恶，铺起红毡，以上宾相待，那自然一招手，他老人家就”落叶归根“了。
第二，他回国，也是受他的”华侨爱国心“所驱使。纽约地区十六年的寓公生活，已把李氏蜕变成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华侨“。有时我陪他老人家在”华埠“街上走走，喝喝咖啡。我就不觉得这位老华侨和街上其他的老华侨有什么不同之处，而街上的华侨，多半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老几；知道的，也不觉他和别人有何不同。
只要良心不为私利所蔽，华侨都是爱国的。他们所爱的不是国民党的中国或共产党的中国。他们所爱的是一个国富兵强、人民康乐的伟大的中国——是他们谈起来、想起来，感觉到骄傲的中国！
那”十年浩劫“之前的中国，在很多华侨心目中正是如此。她也使老华侨李宗仁感到骄傲。想想祖国在他自己贵党统治下的糜烂和孱弱，再看看中共今日的声势，李宗仁”服输“了。在一九四九年的桂林，他没有服输，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李代总统“，一九六五年他服输了，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老华侨“。
国民党骂他的返国为”变节“。他如不”变“，又向谁去”尽节“呢？向”党“？”党“在何处呢？”总裁“？”黄埔系“了”CC系“？”政学系“？汪系？胡系？太子系？……究竟应该向哪一位”尽节“呢？他们对他的”桂系“是深恶痛绝的，他的”桂系“，对他们也痛绝深恶。大家一丘之貉，半斤八两。拆伙了，”党“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
向”主义“尽节？孙总理不是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李宗仁也是能言善辩的。这样一想，”落叶归根“也就是无限的光明正大了。
但是促使李宗仁先生立刻卷铺盖，还有个第三种原因——郭德洁夫人发现了癌症。
在李夫人发现这种恶疾之前，他二老的生活虽嫌孤寂，然白首相谐，也还融融乐乐。丈夫以不断翻阅自己的回忆录为消遣，亦颇有其自得之乐。夫人则随国画家汪亚尘习花鸟虫鱼，生活亦颇有情趣。
郭德洁略有积蓄，亦雅善经营。在五十年代中，美国经济因朝鲜战争而复苏，股票市场甚旺。郭夫人以小额投资，亦颇有斩获。据她告我，她在股票市场中，有时还”买margin如呢“！
笔者生财无道，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买margin“的真正步骤，只知道那是有相当风险的”买空卖空“的股票交易之一种罢了。不过”艺高人胆大“，她在六十年代初的小额投资亦颇有亏损。不过那都不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的。
可是郭夫人一旦发现了癌症，这就是个晴空霹雳了。
一九六四年李夫人在医生数度检查之后，终于遵嘱住院。在病院中，她时时想起”老头子一人在家，如何生活？“越想越不自安，一次在午夜之后，乘护士小姐不备之际，她披衣而起，溜出医院，叫了部计程车，迳自返家。这位失踪的女病人，曾引起病院中一阵骚乱，但是她既溜之后，决定再也不回去了。
郭德洁原是一位美人，衣着一向整齐清洁。她虽不浓粧艳抹，但是淡淡梳粧薄薄衣；虽是半老徐娘，犹自仪态翩翩。纵在身罹绝症之时，仍然轻颦浅笑，不见愁容。英雄儿女，硬是不愧为顶呱呱第一夫人。
她在真正的”年方二八“——十五虽有余，十六尚不足的豆蔻年华，便被那战功赫赫的青年将领李旅长，在桂平县的城门楼上，居高临下地看中了。他原是和一位”拍马屁的营长“，躲在城门楼之上，好奇地偷看美人的。可是”一看之下，便再也忍不住了！“（这句话是李公乘夫人去香港探母之时，和我一起烧”火锅“时，亲口含笑告我的。）因此将心一横，停妻再娶，郭美人便是李旅长的”平头“夫人了。
她原是位木匠的女儿，出嫁之前还在小学读书——那时革命风气弥漫，小学生是常时”出队“游行的。在这游行队伍之前掌旗的便是她。虽是一位小家碧玉，然天生丽质，心性聪明，年未满二十，便着长靴、骑骏马，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广西妇女工作队“，随军北伐了。北伐期中的第七军，真是所向披靡、战功彪炳。那穿插于枪林弹雨之中的南国佳人、芙蓉小队，尤使三军平添颜色。
郭夫人告我，北伐途中，一般同志都把她比作甘露寺里的孙夫人和黄天荡中的梁红玉。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军民争睹丰采，也真出尽风头。她军次我们安徽芜湖时，曾往”孙夫人庙“祭奠求籖。籖中寄语，这位不系明珠系宝刀的刘先主娘娘，竟要与我们将来的代总统夫人结为姐妹呢！
郭德洁也确是一位聪明人。她虽连广西落后的国民小学也未毕业，但是从”旅长娘子“做到”第一夫人“，言谈接应，均能不失大体。在纽约期间，我看她与洋人酬酢，英语亦清晰可用。笑谈之间，不洋不土，俨然亦”威尔希莱“式的中国留美夫人焉。
我知道她很敏感，因此每次有洋客来访时，我如是翻译，我总介绍她为”麦丹姆“，而避免用”蜜赛斯“。本来嘛，宋美龄既然一直是”麦丹姆“，郭德洁为什么一定要做”蜜赛斯“呢？所以每当我介绍”麦丹姆“之后，我总见她有一点满意的微笑。
我们的麦丹姆，平时也是很有精力的。烹调洗浆之外，开着部老林肯，东驰西突，随心所欲，她那土老儿的丈夫，只好坐在一旁，听候指挥。……可恨造物不仁，这样一位活生生的中年夫人，顿罹痼疾；和平安乐的李府，不出数月，便景物全非！
一九六五年初夏的一个深夜，我独自开车送李宗仁先生回寓。时风雨大作。驶过华盛顿大桥之上，我的逾龄老车，颠簸殊甚。这时李公忽然转过身来告我说，据医师密告，他夫人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了。言下殊为凄凉。
我凄然反问：”德公，您今后作何打算呢？！“他说他太太已不能烧饭了。为着吃饭方便计，他们恐怕只能搬到他开餐馆的”舅爷“家附近去住，好就近在餐馆寄食。我知道李夫人有位兄弟在瑞士开餐馆，我想他们不久将要搬往瑞士去住了。殊不知那次竟是我和李宗仁先生最后一次的晤面，今日思之，仍觉十分凄侧也。
那时——一九六五年——正是我在哥大最忙乱的年份。图书馆内杂事如毛。我周日工作繁忙，是断然没有工夫回家午餐的。可是就在我送李先生深夜返寓的几天之内，一次不知何故忽然返家午餐，餐后正拟闲坐休息片刻，突然门铃大响，有客来访。开门竟是郭德洁夫人，含笑而来。她虽然有点清瘦，然衣履整洁，态度谦和，固与往日无异。
李夫人没有事前打电话，便翩然来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也使我夫妇二人受宠若惊。我们问她何以突然光临，她说是她儿子志圣开车送她去看医生，路过我处，所以顺便来看看我们。志圣则因无处停车，只好在车中坐候，由她一人单独上楼来访。
她看来不象重病在身，和我们亦如往昔地有说有笑，谈了个把钟头，才依依不舍而别。这是我夫妇和她的最后一晤。两个星期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郭夫人此次来访，是特地来向我们道别，也是永诀了！
天下就有这等巧事吗？我至今一直在想。我这个绝少回家午餐的人，就回来这么一次，却正好碰着她前来辞行！真是不可想象的事！
她一去，我们就从此永别了！
十二、归国后的余波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五，我于下午工毕返寓时，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封自苏黎世的来信。一看便是李宗仁先生的笔迹。信是给我的，里面却写着”德刚、昌度两兄“。他说近年来身体日颓，加以妻子病重，午夜们思，总觉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所以就离开”我的第二故乡美国“了。
信中又说年来致力国民外交，希望中美早日和好——李氏在返国前数年，曾与战前中国驻波兰公使张歆海数度联名致书《纽约时报》，倡导台海罢兵，中美和好——谁知却隔阂日深。自觉无能为力之下，所以就决定”重返新中国“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娣娟“，我们的友谊将不因人处两地，而稍有区别云云。
此时胡昌度不在纽约，我接信后未经他过目，便直接交到哥大去了。因为李公一去，我们将如何处理这宗百万言的回忆录呢？
正当哥大上下会商对策之时，纽约各报与电视，已同时以头条新闻报出了七月二十日李氏专机飞抵北京的消息，接着便是毛、周等欢宴的场面。举世哄传，这位过了气的”李代总统“，旦夕之间，又变成了国际新闻人物。在新闻记者搜寻之下，我们这部百万言的《回忆录》，居然也成了当时的重要新闻。
这时在纽约与李宗仁先生一向很接近的人，最感紧张的莫过于甘介侯先生了。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要追查李氏与北京之间的”搭线人“。各报并盛传在李家经常出入的还有几位”共产党员“。此时正是美国害恐共病最严重的时期。为追寻共党，麦加锡参议员所搞的白色恐怖，在知识分子之间余悸犹存，而甘介侯与当年执政的共和党又有前隙，因此恐惶尤甚。
原来当国民党在大陆上溃退时期，蒋李两派人物在美国争取”美援“的活动，都有其”一边倒“的政策——蒋派专交共和党，李派则专交民主党。甘介侯那时身任”李代总统驻美特派员“，便是搞民主党活动的中坚人物。
在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之后，共和党人为打击政敌，便要追查民主党执政时期”失去中国“的责任，庶几以”通共卖国“的罪名来对付民主党中的官僚、政客与职业外交人员。如此则甘介侯自然是最好的见证了。他们要使甘介侯对民主党官员反咬一口，乃不惜用尽一切利诱威胁的手段，来套甘某入彀，以便使其去国会挺身作证，这样他们的政敌，就要鎯铛入狱了。幸好甘氏亦老于斯道，未入圈套。但是身在虎穴，又已冒犯虎威，欲摆脱干净，谈何容易！
甘氏告我：某次一位贵妇在游泳池内，对他以重利相诱，甘氏婉却其请。她恼羞成怒，两眼一瞪说：”甘博士！再不听话，将见尔于六尺地下！“
甘介侯一个穷光蛋，慢说六尺，三尺他也就够受的了。惶恐之余，最后还是李宗仁出资，以一百元一小时的重价，雇请律师，以”外交特权“为护身符，而幸免于难。
而甘氏开罪于共和党更严重的一次，则是对艾森豪总统的有辱君命。
据李宗仁告我，某次艾森豪的幕后大员、纽约州长杜威，约其密谈，谓有要事相商。李以不谙英语，乃遣甘介侯为全权代表。原来艾帅为防台湾落入中共之手，而又嫌”蒋介石独裁腐化“，因有意”送李总统回台，重握政权，以替代蒋氏“云云。杜威言外之意，艾总统有意在台湾策动一武装政变，以翦除蒋氏，然后乘机送李宗仁返台”从事民主改革“。杜威因以此不存记录的密谈，劝李宗仁合作，共成大事。
当李氏事后把这一惊心动魄的密议告我时，我问他当时的反应如何。李说他既在美国作难民，自然不便与美国当局公开闹翻，所以他就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
李并感慨地告我：美国人所批评蒋先生的那几点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和蒋氏针锋相对地斗了几十年，也是事实，”但是要我借重美国人来把蒋先生搞掉，这一点我不能做……“
李宗仁当然也知道，做美国人的傀儡，并不比做日本人的傀儡更好受！
后来李氏回国，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也曾暗喻此事，但未提杜威之名。那时的退休总统艾森豪闻讯大怒，因亦隔洋与李氏对骂。他说李宗仁在扯个”黑色大谎“！但据笔者所知，”谎“则有之，不过说这”谎“的是李宗仁或是艾森豪，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李宗仁既然不愿做艾森豪的傀儡，那个和艾帅手下的二杜——杜纳斯，杜威——打交道的便是甘介侯了。在甘氏看来，共和党的政客们对他的要求既无一得遂，李宗仁在美时他还可躲在李氏背后，虚与委蛇。如今李氏一去，托庇无由，一旦共和党旧帐新算，借口把甘介侯这小子捉将官里去，那真比捉只小鸡还容易呢！因此甘先生便大为着慌起来。
一日清晨我刚进哥大办公房，便发现甘氏在等我，神情沮丧。一见面他就抱怨”德公太糊涂“！
”德刚，“甘公告我，”我来找你是告诉你，以后我二人说话要’绝对一致，啊！“
”怎样绝对一致法呢？“我说。
”你知道他们在找‘搭线人’，你我皆有重大嫌疑！“甘氏口中的”他们“，自然指的”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了。后来这些”他们“，把”我们“这批与李宗仁很接近的人，都调查得一清二楚。据说其中只有一个涉嫌重大的”中国人“，他们尚未找到。这个人的名字叫”韦慕庭“。”我们“得报，真喷饭大笑。
这时我看甘氏实在狼狈不堪。我便笑问他道：”甘先生，您是不是‘搭线人，呢？“
”共产党怎会要我做’搭线人‘呢？“甘说。
”那你怕什么呢？“
”德刚，你初生之犊不畏虎！“甘说，”你不知道美国政治的黑暗！可怕！“
最后我和甘先生总算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这在英文成语里便叫做”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我二人既均非”中间人“，”他们“如果要对”我们“来个”隔离审讯“，我二人是不可能说出一个”绝对一致“的故事来的。对”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各自”据实告之“！
十五年过去了，甘先生当时慌张的情况，我今日想来仍如在目前。我一直没有把这事看成什么大灾难；但是甘某却是个”惊弓之鸟“！记得我在《李宗仁回忆录》中，原拟有最后一章，叫做”退休也不容易“，想谈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华政治“（不只是”对华政策“）。那也是甘介侯建议不要烧纸惹鬼，少谈为妙而搁笔的。缺了这一章，我始终心有未甘，大概就因为我是个”初生之犊“的缘故罢。
十三、《回忆录》的版权问题
至于李先生对他的《回忆录》的出版问题，在回国之前，他是迫不及待的，一直在催着出版。可是回国之后，他就从北京来信说”不要出版“了。
上文己提过，这份由昭文所抄的《李宗仁回忆录》的中文清稿，一共只有两份。哥大存了正本，李氏存了副本。但是在六十年代的初期，他为征询他老部下黄旭初先生对本稿的意见，乃把这副本寄给了黄氏。后来他匆匆束装取道瑞士返国时——因黄氏侨居香港——乃未及索回。因此此一副本乃落入黄旭初之手。
此时恰好黄氏也正在撰写他自己的《黄旭初回忆录》，并分章在香港的《春秋》杂志上连载。李氏返国之后，不久便卷入”文革“漩涡而消息全无。黄氏乃将李宗仁的回忆录，大加采用，改头换面地写入了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去。因此笔者在李稿中的许多笔误和未及改正的小错误，也被黄旭初先生误用了。
黄氏在港逝世之后，才又由黄氏遗属将此一”副本“转交给李公的长子李幼邻。幼邻于七十年代末期侍母返桂林定居时，乃又将此稿送交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在一九六五年李宗仁先生返国时，此一副本既在黄旭初之手，李氏自己身边就有个英文稿副本了。据说当年毛泽东主席接见李氏时，曾询及此稿，有意批阅。可惜毛氏不谙英语，而李氏又无中文稿；毛主席乃面嘱将此英文稿发交”北京外国语学院“译回中文。
这宗”奉谕回译“稿是否全译了，笔者在海外，当然无由得知。至于这个回译稿现存何处，笔者当然更无法打听：不过我确知其存在，因为李先生在一九六五年底写信给我，嘱我转告哥大当局，停止出版英文稿的理由，便是他”重读“这份”译稿“，觉其与”原中文底稿，颇有出入“的缘故。
李氏之言，分明是借口，因为这份英文稿之完成是经过他逐章、逐节详细核准的，在离美之前，他还不断地催着要出版呢：回国之后，主意改变，这在当时不正常的中美关系影响之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这位受影响最大的”撰稿人“，对他这一”出尔反尔“，倒颇能处之泰然；但是哥大当局那些戆直的洋学者们，则认为李氏此函有欠”诚实“！他们因而把这批文化公案，移送法院，让美国法律加以公断。
我当然是这一项法律程序中跑不掉的第一位”见证“。在律师盘诘之下，我也是一切”据实以告“！至于这件”案子“，其后如何由法院公断，我这位”见证“是无权过问的，只知道其结果是按美国出版法以及国际版权协议，这宗文献，全部被判成”哥大财产“。因为在本稿撰着过程中，李宗仁先生只是本稿”口述史料“的提供者，他并不是”撰稿人“，而本稿的真正撰稿人，却又是哥大的”雇员“，所以哥大对它自己的”财产“，有任意处理之”全权“。
哥大显然是根据此项法律程序，便把全稿封存了。
在研究室被搬得一空之后，我拍拍身上从五十年代上积下来的尘埃，洗清双手，对镜自笑：十年辛苦，积稿盈笥，而旦夕之间，竟至片纸无存！这对一个以研究工作为职业的流浪知识分子来说，履历上偌大一个空白，对他的影响是太大了。但是头巾气太重，沉溺所好，不能自拔，入其境而不知其俗，咎由自取，又怨得谁呢？
十四、千呼万唤的英文版
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虽循法律手续”封存“了它那份”财产“，但是学术毕竟是天下之公器。这份中文稿既经黄旭初氏借用出版了一部分。哥大的英文稿屡经访问学人的阅读与传抄，亦颇有变相的流传。
这份英文稿，固为写当其时，在五六十年代，也曾是有地位的出版商争取的对象。当哥大的出版部以其篇幅浩繁而感经费支绌之时，柏克莱的加州大学则向哥大协商转移。该校政治系主任、名教授查穆斯·约翰生博士，并曾为本稿写了一封他认为是中国的”民国政治史上不二之作“的，逾格推崇的介绍信。这一来这一部稿子，乃又自哥大出版部于六十年代后期，转移到加大出版部去。
那时中国大陆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李宗仁先生亦消息全无。加上当局有鉴于这部文稿历史复杂，出版部负责人乃专程来纽约找我加以澄清，并问我对英文稿能否负担全部文责。这本是我义不容辞之事。我遂正式以口头并书面，向加大负责人表示，不论本书在法律上版权谁属，我个人均愿独负文责。他闻言欣然同意。这便是在后来的英文版上，我的名字被列于李氏之前的最初动议。其后相沿未改者，无他，只是一位治史者对他所写的一部传世的历史着作，署名负其全部文责而已耳。
加大既已决定出版本书，他们乃廉价雇用一位据说粗通中文的美国退休外交官，来担任美国出版过程中例行的核校工作。他由于个人关系，且向哥大要去了一份复印的中文清稿，来帮助核校（这时已有廉价复印机）。谁知这位年高德劭的”中国通“自己却在这时卷入了另一桩文化漩涡，无暇及此——同时他的中文根基，似乎做两稿互校的工作亦难以胜任——但是他却抓住了本稿，死不放手。他前后一共”工作“了七八年之久，却只”核校“了十五章。如此一年两章地”校“下去，那末七十二章就要化掉他老人家三十六年的退休时光了。
加大当局为此事而甚为着急。一再要我去催他，并转请哥大负责人去催他。可怜我这位”着作人“却身无”版权“。我催多了，人家总是说：”干卿底事！“多次自讨没趣之后，我也只好索兴不管了，听其自生自灭罢。我所怕的是旁人在稿子上乱动手脚，那就不可收拾了。
最后这位校稿人终子倦勤停笔，把稿子退回加大，而加大出版部，也由于他拖延太久，时效全失——美国是个时效决定一切的社会——为顾虑出版后亏本的问题，也就废约不印了。这时美国由于越战的关系，银根已紧，这一失去时效的”巨着“，便再也没有出版商愿意去碰它了！
一九七五年年底，这批文稿终于辗转又退回到哥大了。这样哥大负责人，才把这已失时效的一只大鸡肋，发还给我，要我觅商付梓。大学当局并以正式公函告我，两书出版时，我可以收取中文版的版税。
这样一来，中文稿始由香港《明报月刊》分期连载，前文己有交代。可惜这时李宗仁先生已早成历史上人物。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已经不知道李宗仁究竟是什么人物了。该刊连载过久，编辑先生感到乏味——这也是新闻界的常情——所以连载未及半部也就中断了。
我们重觅英文稿出版人，也是历尽艰辛的。一本”巨着“（超过六百页）如新闻价值已失，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度里，是没有生意人愿意出版的——要不然，便是：（一）作者先垫巨款，出版后如有钱可赚，再慢慢归垫，否则拉倒，（二）本书煞青工作上一切杂务——如核校、制图、索引等工作，按例都是由出版商负责的——这时都由作者自己负担，将来销路好，再由版税中，逐渐扣除归垫。
我这位两袖清风的作者，哪里能拿出印刷费呢？我纵有心张罗筹借，我将来既无版税可抽，我又何以偿欠呢？！
如此，就只好眼看这部拖延二十余年，我个人，乃至我的小家庭，都被它拖得心力交瘁的历史着作，便要永远”藏之名山“了。在万无一望的情况之下，我把死马权当活马医，乃转向我自己服务的”纽约市立大学“研究部申请资助。
纽约市大此时正在全校宣布”破产“之后，一连申的减薪、裁员。直至目前为止，它老人家还欠我们教职员半月薪金未发呢！
我的挚友、最忠实无欺的君子、李佩钊教授，他在市大服务已二十一年，领有”终身职“聘书，这时竟惨被裁撤。他一时想不开，可能也感到苦海无边，生意全无，竟于一夕之间悬梁自尽，遗下弱妻幼子，惨不忍睹。
市大在这种经济绝境之下，我递去”出版辅助“的申请书，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聊以尽心焉“而已。谁知天下事往往就出于意外。我的申请书竟获市大各阶层一连串的同情，最后竟在极艰难的情况之下，总校允于少额研究费项下，拨款支援。
市大既已解囊，哥大亦不甘示弱。一班新当权的年轻执事，遂亦自该校研究费中，酌拨若干，以为资助。市大、哥大这两项合资，原不能算小，但以今日的美金比诸今日的工资，这数目也不算大。”不足之数“，我这位”作者“就只有”归而谋诸妇“了。
我们是有两个孩子进大学的小家庭。夫妇二人日出而作、日入未息的收入，也只是从手到口，所余有限。但是这部书已经把我们拖得够惨了。我壮年执笔，历时七载，为它牺牲一切，通宵不寐的情况，记忆犹新。如今煞青在望，我个人亦已两鬓披霜……无论怎样，它是应该和读者见面的了。我二人乃决定，咬紧牙关，不顾一切地，把不足之款，和剩馀工作承担下来。
去年六月，这部《李宗仁回忆录》的英文版，总算以最原始的印刷方式面世了。新书既出，我回想起二十多年的曲折遭遇，真不禁捧书泣下！
十五、出版后的感想
如今这部《李宗仁回忆录》，互有短长的中文、英文两个版本，总算都与读者见面了。在英文版的”序言“里，我对李宗仁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曾略有评析。暇时当另译之，以就教于中文版的读者，此处不再赘述。但在英文版序言中，笔者对此书的撰述经过，则语焉未详——因为这些都是将来”中国史学史“或”目录学史“上的琐碎而专门的问题，西文读者是不会感觉兴趣，甚至嫌其哆嗦的——可是对中文版的读者们，尤其对那些专攻中国近代史的专家们，笔者就应该有个比较详细的交代了，否则他们一定会奇怪，这中、英两版为什么”不尽相同“？糟更的便是将来严肃的考据学者，在中、英二稿中，可能都会闹出个”双包案“来。言念及此，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非交代清楚不可，因为在目前知道本稿撰述经过详细情形的，只有哥大已退休的教授韦慕庭和笔者个人等三二人而已。所以笔者才不惮烦地冒美东百度以上的褥暑夭气，裸背为本书制数万言后记以阐明之。尚乞中、英两版的贤明读者，批阅后不吝指教！
最后，笔者更不揣冒昧，以撰写本书时亲身体验的辛酸，来略志数语，以奉劝中国知识界和我有同样短处的书呆子；你如有圣贤发愤之作，你就闭门着书，自作自受。能出版，就出版之，不能出版，就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你有自信，莫愁它没有传人。
不得已而与人合作，也要一是一，二是二，搞个干净利落。千万不可把你呕心呖血之作，婆婆妈妈地弄成个妾身未分明的状态。因为一个作者着书，正如一个艺术家，创造一件艺术品；一个花匠，培护一园名花：一个养马师，养育一匹千里名马……你对你心血结晶品的感情，绝不是主权谁属的问题。问题是你能看她有个美满的结果和如意的归宿。
笔者为这两本拙作，披肝沥胆，前后凡二十有二年。回顾它在过去二十二年中所经历的沧桑，而我这位原作者，心情之沉重，怎敢讳言？！
古人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在本书今后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笔者自信，知我者当不乏其人也。
一九八0年七月二十八日于北美洲北林寓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