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顾二人也苦笑着说：”老总不答应，那又有什么办法，只有让他垮呵！“他们所谓”老总“就是指蒋先生。
我当时便想汤恩伯只知道蒋先生，把我们李、何、顾三人不放在眼内，简直不成体统。要阻止敌人渡江，首先要把汤恩伯撤职，但是汤氏手握重兵，何应钦、顾祝同又不敢哼一声，我当然也无法撤换他，只好眼睁睁看他胡来。
在这种情势下，我觉得蒋先生如继续在幕后牵制下去，就必然要同归于尽。我要挽回颓势，则必须请蒋先生放手。因于四月十日作一亲笔信请阎锡山、居正两人带往溪口与蒋先生面商。我在信内指出，如果蒋先生不采取适当步骤以挽救这种混乱局面，我本人唯有立刻引退，以免贻误国家大事。阎、居返京后，所谈不得要领，仅由张群传话说，蒋先生拟往杭州，约我赴杭面谈。
但是此时正值紧要关头，我何能分身，遂作罢论。
以后长江防务，自然由汤恩伯按蒋先生之意，作最不堪想像的愚蠢的部署。汤氏把他的三十万精锐（第四、四十五、五十一、五十二、七十五等军）悉数调往上海一隅，征集民财，在四郊筑碉防守。南京、镇江、芜湖一线，则以战斗力极为薄弱的部队聊作应付。这种部署无异于”开门揖盗“，共产党自然就更不愿与吾人谈和了。
三、四月间，我得到情报说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已秘密与共军接洽，预备于共军渡江时叛变响应。我特为此事与参谋总长顾祝同计议。顾认为流言不可轻信。因戴为黄埔学生，为蒋先生所倚重，故畀以江阴要塞司令的要职，而且顾祝同自言与戴为亲戚，信其无他。
我说：”墨三兄，这年头父子尚且不能相顾，亲戚能靠得住吗？为谨慎从事，我看还是把他暂时调开。“
顾说：”这事我不能做主，需要请示总裁才行！“
我知道请示蒋先生是多余的，遂未多言。
孰知四月二十一日共军渡江时，戴戎光果然叛变，利用要塞巨炮反击我江防舰队，舰队或沉或逃，共军木船乃蔽江而过。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大好江南，顿时便赤焰熏天，无法挽回了。
戴戎光可能不纯然为着五百根金条而叛变的。他叛变的最大原因，第一固然是觉得大势已去，应该向共党”立功投效“；第二可能是由于蒋先生授意”保存实力“，让共军渡江。共军既渡，戴无处可退，就索性投降了。
上游共军则自芜湖以西大通、青阳一带强渡。因为此地守军都是刘汝明所部，战斗力十分薄弱，一见共军登陆，或降或逃，中共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南自江阴，北至芜湖，以钳形攻势向南京进迫。
四月二十一日我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高级将领会商今后战略。与会诸人莫不慨叹。因众人皆清楚，蒋先生如不暗中掣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由多方事实参证，我知道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如此，则我李某人坐拥半壁河山，中共固无法南侵，而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亦将永成历史名词了。
蒋先生生性便是极端狭隘的人，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他之所以要把汤恩伯撤往上海，目的是要争取时间，抢运物资，然后把汤部精华撤往台湾，另建一个小朝廷。
我们留在南京的将领，一致认为南京无法再守。但是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坚具信心。他主张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共军攻入西南。
我极同意白崇禧的计划，何应钦、顾祝同也认为这是今后唯一的出路。但是蒋先生如果不同意这计划，则一切皆是空谈。大家乃决意于四月二十二日赴杭州一行，看蒋先生的意思如何。
行前，白崇禧便向我建议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我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四月二十二日晨，我们分乘专机三架飞往杭州，蒋先生已在笕桥航校等候。我们抵达之后，大家面色沉重，心情非常悲愤。我首先向蒋先生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先生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嗣后，蒋先生总是尽量安慰我，要我务必继续领导下去，他当尽其所能支持我，后来他又撇开众人，领我到另外一间房里继续商谈。我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先生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蒋先生说话的态度，真是诚挚万分。我如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一口答应。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我本人一向是个不为已甚的人，所以也只能轻描淡写地提出。这是我不能破除情面的弱点。
不过，当时我纵然破除情面，和他摊牌，他逐条答应了，还是无用，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深知其久染洋场恶习的个性。他说话照例是不算数的，嘴里说得再好听，做起来他还是不会放手的。
我们在杭州的聚谈就这样结束了。当时外界不明真相，都把这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叫作”杭州会议“。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开什么会议，大家坐在笕桥航校会客室的沙发上谈了一两个钟头便结束了，没有作任何具体的决定，因为蒋先生口口声声说，嗣后我们任何作战计划，他都完全支持。
谈话结束之后，白崇禧随即飞返汉口，何应钦坚决约我同去上海。我说我应该回南京去看看。我怕的是南京撤退时，我如不在场坐镇，或许要发生抢劫现象，那我们就更对不起人民了。
四月二十二日傍晚，我从杭州返抵南京时，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道，如中山路、太平路等地商民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部队在做撤退的准备。城防部队和市民听说代总统仍在城内，人心尚称安定，军队纪律亦佳，绝无败兵掳掠的事发生。
当晚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奉召来谒。我问他战局现状如何，汤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
在此同时，我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等人竟联衔来电劝我于共军入城时不必离京，如嫌南京不安全，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遇以上宾之礼，竭诚欢迎。我知道我的和谈代表在城破国亡之时，决心向共党靠拢了。责他们临危变节亦属徒然，遂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
入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机枪声尤密，我知道共军正在加紧进攻城外据点，我军亦在掩护撤退。遂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汤恩伯又来电话，催促起飞。盥洗既毕，略进早餐，乃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宇清备车往明故宫飞机场。总统府随员三十余人亦乘吉普车随行，渠等多通宵未睡，面色惺忪而紧张。
车抵机场时，汤恩伯和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已在机前迎候，专机马达亦已发动。我与汤、张略谈，便进入座机。飞机旋即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斯时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特入机舱请示飞航目标。我说，先飞桂林。飞机随即转翼向西南飞去。从此，南京就不堪回首了。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八章：江南开门揖盗，广州望梅止渴
（一）
当南京危急之时，除我和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及少数高级官员之外，政府本已全部迁往广州。南京失守后，我临时决定飞到桂林的原因，是看透了蒋先生如不肯放手让我做去，则不论政府迁往何处，局势绝无挽回余地。南京三个月的惨痛教训对我太深刻了。在蒋先生幕后控制之下，政治无法改革，军队无法调遣，人事无法整顿，军政费无从支付，经济完全崩溃，守江谋和的计划无法实施。结果，”开门揖盗“，天堑长江，一夕而失。凡此种种，均系蒋先生有意出此，让我早日垮台。
四月二十三日清晨离京之后，我默坐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已。思索抵桂之后，对大局将何以自处？深思熟虑之后，忽有所悟。自觉在今日的情况下，只有两途可循，一即决心引退下野，以谢国人。按照宪法的规定，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并由立法院院长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补选总统、副总统。然而我又顾及在此军事溃败之下，动辄失地千里，国民大会代表散处四方，欲凑足开会法定人数实属不易，故欲走此路，显有事实上的困难。另一可循途径，便是与蒋先生公开摊牌，要求他切实履行诺言，保证绝对不再干预政治、军事和人事，交出国库中的金银和外币，好让我尽心尽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实际上蒋先生绝难做到，所以我也深知选择第二条路亦毫无把握。不过今日已到山穷水尽之时，在主观上只有作如是想法了。
专机抵达桂林时，各界闻讯前来欢迎的仍是人山人海。当时高级军政人员都知道局势严重，他们一致认为在目前局面下，蒋先生既不肯放手，我断然无力起死回生。蒋先生最后必要凭借他优势的海军、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到那时，我们在大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现在我既然在内战中失败，倒不如拿出体育家的风度，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和平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
接连数晚，广西省军政领袖皆聚于我在桂林文明路的私邸内开时局谈话会。最后且由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领衔，由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黄朴心主稿，写了一封很长的建议书给我。该建议书的内容约分四点：第一，就大局来说，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绝无挽回的可能。第二，广西省内尚和平安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第三，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央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亟宜运用李济深居间斡旋，与中共言和。第四，广西如想以实力与共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
在这份建议书上签名的文职人员，除省主席黄旭初之外，可说全部签署；武职人员，除正在前方统兵作战的将领之外，亦全部签名。领衔人李任仁尤其是物望所归。任仁为早期广西优级师范的毕业生，清末执教于会仙墟两等小学，曾为白崇禧的老师，为人淡泊明志，与世无争，极为各界人士所推重。他因为看不惯蒋先生的作风，愤而加入民革，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次他把这份建议书交给我时，便一再地说：”失败已经注定，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要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任仁并强调说：”德公，蒋先生在大陆上垮台，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上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
他们这份建议书所持的意见，以及李任仁向我建议的各点，都可说理由充分，无懈可击。各建议人的态度尤其忠耿可亲，无奈我个人无法转变。西方人处此绝境，他们会顺应环境，罢兵投降；中国人除少数贪生怕死的懦夫，或全无主张的投机分子也会”阵前起义“、叛变投敌之外，正直有为之士，多半主张”不成功即成仁“，绝不觍颜事敌。我国的传统道德是讴歌”断头将军“，而鄙视”降将军“。我当时的心境也是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任凭他们的说辞是如何的顺理成章，我内心也知道，我们的失败已经注定，自觉我方无一项可站得住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同处绝境，断无起死回生之望。但是我仍然强词夺理，驳斥他们的投降论。
不久，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亦皆赶回桂林，一致反对投降。白崇禧尤其声色俱厉，痛斥投降论者。黄旭初更因黄朴心意志颓丧，动摇人心，而将其撤职。一般主和人士见到这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情况，知道多言无益，大家只有重振精神，追随我们和共军作战到底。
今日回思，深觉我们当时明知事不可为，纯以意气用事，与共军力拼到底，致军民多受不必要的牺牲和痛苦，真是罪孽不浅啊！
（二）
我在桂林既不愿去穗，在穗高级人员何应钦、阎锡山等均函电飞驰，敦请我赴广州坐镇。五月二日广州中央并推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随白崇禧飞桂林促驾。
白崇禧自在杭州晤蒋后，径返武汉，主持华中战事。我返抵桂林后，即电约白氏返桂一晤，商讨今后华中方面的防务。白崇禧于四月二十九日自汉飞桂，因天气关系，无法降落，改飞广州。五月二日遂偕居、阎、李三人来桂。
白崇禧来桂之后，见我意志消沉、痛苦万分，非常同情我的处境，一度与我密谈。谓蒋先生既不肯放手，处处掣肘，倒不如由我敦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我说：”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已引退下野，即为一介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劝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千古的罪人。“白氏见我态度异常坚定，遂不再言。此消息不久即不胫而走，传到外面去，对蒋先生可说是正中下怀。他闻讯之后，当然喜出望外。嗣后某次，蒋先生由台北飞广州，住在黄埔军校旧址，特电约白氏见面，很亲切地对白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大局仍有可为。民国十六年我下野，旋复职与你合作，即能完成北伐大业。其后因政情复杂，又分道扬镳。及至二十六年恢复合作，而把日本打败，收复失土。此皆有力的例证，今后亦然。“到政府迁重庆，蒋先生复职已有呼之欲出之势，并有白氏出任行政院院长之谣传，甚至说我与白崇禧意见相左，其实都是蒋先生故弄玄虚的无聊伎俩，殊属可笑。
居、阎、李三人皆是党国元老，早年追随中山革命，也可说是民国缔造者之一，如今眼见大好河山陷落，心头抑郁，非言可喻。阎锡山于民国元年即任山西都督，治理山西垂四十年，如今被中共逐出山西。太原城内巷战时，尸填沟洫，阎锡山说来，情感激动，竟至老泪横流。他劝我以国家为重，速赴广州，领导反共。居、李二人亦以此相劝。他们三人对蒋先生历来的作风，均感不满，对我处境万般同情。我便坦白地告诉他们，蒋先生幕后不放手，我绝无法亦无此能力领导，只有急流勇退之一途。三人都说，他们来桂之前已得到蒋先生的保证，说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希望李代总统领导下去。
五月三日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与海南岛军政长官陈济棠亦衔蒋之命来桂相劝。陈、朱二人皆说，蒋先生已决心将军、政、财大权全部交出，他绝不再在幕后操纵。阎锡山并自告奋勇，愿亲赴上海一行。因蒋先生此时正在吴淞口一军舰上指挥汤恩伯防守上海。行前，复由他们五人磋商，拟出六条方案，由阎锡山面请蒋先生作确切的保证，为我飞穗重主中枢大政的先决条件。这六条方案的内容大致如后：
第一，关于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储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第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第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关于第六点，原非我的意思。我只要蒋先生真能放手，让我以大刀阔斧的手段来加以兴革，我绝无心逼他出国。不过当时与会诸人，为要急于劝我去穗，仍主张把这条加入。
五月四日阎锡山便专机飞沪，在上海和蒋先生长谈三日。5月7日返桂，说我们所要求各条，蒋先生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他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但是蒋先生希望能居留台湾，因国家败亡至此，他觉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云。
局势发展至此，使我无话可说。我深知蒋先生往往自食其言，我为希望蒋先生交出大权而去广州，可能是望梅止渴，但是我说的话却不能不算数。蒋既有此诺言，我就应赴汤蹈火。遂于五月七日南飞广州，为防止中国”赤化“，做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三）
我在桂林虽仅逗留两周，然此两周间，共军在江南的战事直如疾风扫落叶。我飞广州时，共军前锋已入福建境内。汤恩伯的江防计划是将主力配备于镇江以东。全线最弱的一点，为芜湖以西的大通、贵池一带。该处守军为战斗力极弱的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和安徽保安队。
共军的渡江战略便是针对这个防线的弱点而部署的。四月二十一日，中共分两路自江阴和大通江面大举渡江。由于戴戎光叛变，陈毅部大军二十余万，一枪不发便占领了江阴要塞，切断了京沪路。汤恩伯部未作激烈抵抗，便将主力约三十万人悉数撤入上海。镇江、南京、芜湖间未及东撤的部队十余万人，则向浙江西部撤退，为共军追击，逐一包围消灭。
上游共军则由大通、贵池一带强渡，刘汝明无力阻遏，全军向皖南及赣东撤退。共军人多势猛，乘胜穷追，六十八军大部被歼，刘汝明率少数残部遁入闽北，安徽保安队瞬被消灭，皖南、浙西遂成真空状态。共军一日夜强行军二百余里，5月初遂占领贵溪、弋阳，一举切断华南大动脉的浙赣路。
自五月五日至五月十日五天之内，共军连下上饶、玉山、江山、衢州、龙游、汤溪、金华、义乌等县。浙西国军后路被断，无法向江西撤退，援绝粮尽，乃纷纷向共军投降。据中共新华社于五月十七日所宣布的战果，国军在此区域被消灭的，计有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四、五十一、六十六、六十八及一○六各军的全部，九十六军的大部，八十八军的两个整师，四十六军的一七四师以及张雪中第九编练区所辖第十二、七十三、七十四及八十五四个军的全部，第十八、二十一、五十四、七十三及九十九各军的一部。六十六军军长罗贤达和安徽保安司令张义纯被俘。
这次江南的溃败，可以说是空前的。我军有时一日夜退二百里，共军追击的速度有时一日夜达二百华里以上，四处设伏，邀击包围我军。双方并无激烈战斗，我军便俯首投降。
从军事学观点来看，此次的大混乱实全由蒋、汤二人不知兵所造成。前已言之，我和白崇禧的战略，原是以南京为中心，以重兵向上下游延伸，阻敌渡江。万一守江失败，则放弃上海和南京，将大兵团沿浙赣路配备，与华中区大军成犄角，作有计划的西撤，退保西南五省以待变。
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执行，则我们可以逐渐形成抗战期间的敌我形势。刘伯承虽十分剽悍，亦断不能对我军直如摧枯拉朽一般。
无奈蒋先生坚持以主力守上海一隅，而皖南方面又故意使其成为真空状态。以故刘伯承一旦渡江，便如入无人之境，沿鄱阳湖东岸长驱直入，至5月中旬竟侵入闽北，致使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防地形成劣势的突出状态。值此紧急时期，白崇禧仍图补救，曾急电蒋先生，请将株守上海的精锐部队速由海道撤往汕头，联合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琪第九兵团约五六万精锐部队，自闽南、粤东北上，坚守大庾。而蒋先生不听。
当上海不堪再守时，蒋把部队先撤至舟山群岛，逐步撤往台湾，刘安琪兵团则撤往海南岛。坐视白崇禧的华中区战事日趋恶化而不闻不问。
还不止此。当浙西战事接近尾声，共军已准备攻赣时，蒋先生突令原在吉安、赣州之间驻防的胡琏兵团撤往粤东避战，南昌一带顿受威胁。白崇禧为抢救此一裂罅，乃将原守鄂东的徐启明兵团迅速南调，鄂东遂拱手让予共军。而武汉三镇更形突出，白崇禧乃不得不作撤守武汉的打算。
武汉既不可守，湖南便受威胁。驻守湖南的两位湖南将军——程潜、陈明仁，为恐桑梓糜烂，遂暗中与共军勾结，整个西南的抗共部署便瓦解了。
共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并非他们有天大的本领，能使我军一败涂地，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蒋先生原是一位低能的战略家，由他亲自指挥而吃败仗，本不算稀奇。不过此次江南之败，似非由于他指挥低能之所致，细研全局，我深觉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
蒋先生引退时，我原坚持不就，他定要我出来支撑残局；及我勉为其难，他又在背后处心积虑地要我从速垮台。其居心何在，只有让后世史学家去细细探讨了。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九章：自我毁灭的西南保卫战
（一）
五月八日我自桂林飞抵广州，随即发表书面谈话，声明中共破坏和谈，一意孤行，政府只有作战到底。可是广州此时情况较南京尤为艰难，蒋先生所开的空头支票，一张也不兑现。通货膨胀尤无法阻遏。行政院曾派副院长朱家骅两度飞台谒蒋，希望能动用一点存台的银元、黄金与美钞，以安定金融，均无结果。
斯时唯一的希望，只有美援一途。美民主党政府如能于此最后五分钟改变对华政策，则西南川、滇、黔、湘、桂、粤、闽七省，或许不致土崩瓦解。但是我每次电询驻美顾大使，顾氏的复电均不着边际。为抢救危局，美援实刻不容缓，非加派专使赴美直接接洽不可。因电召甘介侯博士于五月十三日自港来穗，拟具计划，任代总统私人代表，以专使身份赴美一行，向杜鲁门总统及艾奇逊国务卿作最后的呼吁，甘君卒于五月十九日自香港东飞。
但是战局至此，政府方面已濒临绝境。白崇禧的华中战区为全盘战事的心脏，得失关乎整个大陆的存亡。而白崇禧此时外临强敌，内有反侧，也已岌岌不可终日了。再原来当白崇禧出任华中军政长官时，所辖地区为豫、鄂、湘三省，到徐蚌会战败绩，国防部乃根据战局演变的形势，重新厘定华中战区的作战地境，拟将江西划归白崇禧指挥。无奈蒋先生别有用心，强迫国防部另成立一个”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派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驻于台北，而将江西划归其指挥。当五月初旬，共军渡江，自皖南真空地带进入浙西、赣东一带，有南下切断浙赣路的企图时，白崇禧见局势剧变，遂商承国防部的同意，双方同时致电驻于上饶一带的胡琏兵团（共辖第十及第十八两军精锐部队约五万人），略谓：如上饶不守，可撤往赣江上游地区，协同华中区友军据险防守。国防部并通令胡琏兵团，着拨归白崇禧指挥。如此则可阻止共军西入赣南、南下粤东的企图。不料胡琏竟直接奉蒋先生的密令，率所部速循民国十六年贺龙、叶挺在南昌”八一暴动“后南进的旧路，取道抚州、汀州，直退潮、汕，以保存实力。赣南因此空虚。敌人如衔尾追来，即可切断赣浙路，直捣南昌，威胁长沙。
为弥补胡琏所造成的裂罅，白崇禧乃急调原自安庆撤往鄂东的夏威兵团（辖第七、第四十八两军精锐部队约五万人）的第四十八军，南下到赣江两岸防守，共军才不敢深入。但是鄂东既兵力单薄，第七军乃不得不撤至武汉，敌军遂威胁九江，会同平汉路正面的共军第四野战军的精锐部队，自三面向武汉合围。
我自桂林到穗，即会同何应钦、白崇禧拟针对目前危局，将全国军队自宁夏、甘、陕，以至鄂北、湘北、赣南、粤东、闽西，通盘重新调整部署，以便与共军作有计划的长期作战。
关于西北方面的新部署：我们原拟调察哈尔的孙兰峰两骑兵旅和绥远的董其武部共约三万人退守宁夏。董原为傅作义的部属。傅在北平投共时，原与中共签有和平协定，但共方入据北平之后，未能充分履行协定，以致傅部驻察、绥的孙兰峰和董其武两部官兵有所不满，而迟疑不愿接受改编。所以我们有意令其西撤，以便缩短战线，加强防守实力。
原驻宁夏、青海一带的伊斯兰教将领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等部，我们原拟令其南撤至陕甘一带，而原驻陕甘的胡宗南部号称精锐部队六十万人，则调至鄂北、鄂西一带。原驻鄂西的川湘鄂绥靖主任宋希濂部两个兵团（钟彬、陈克非）约十余万人，则移防湖南西北部。另调胡琏兵团与新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琪兵团，以及江西省省主席方天所部，防守赣南、粤北一带。如上海不守，则取海道南撤的汤恩伯部，也调至汕头登陆，进驻闽西和粤东潮梅一带。广州城郊方面的防务，则由余汉谋所部和薛岳的省保安团担任，由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统一指挥。
至于武汉至长沙一带的粤汉路正面，则由白崇禧华中战区的部队担任，盖华中战区此时尚有能战之兵二十余万人。张淦、鲁道源两兵团原守武汉，陈明仁和张轸兵团则布防于鄂南、湘北，黄杰和沈发藻兵团则驻于湘东及赣西南一带。
此项调整如果实现，则我方防线自宁夏、甘肃、西安，经鄂北、湘北、南昌，至粤北、闽南，一字长蛇，未始不可与共军作最后的周旋。如运用得宜，美援适时而至，则将来鹿死谁手，犹未可预卜。
无奈在背后操纵的蒋先生，无论如何不让此计划实现。前已言之，胡琏兵团一遁而不复返，刘安琪兵团擅自从青岛撤往海南岛，国防部连电北调，则均抗不从命。后来汤恩伯放弃上海，所部退入舟山、大陈，亦拒不入粤。致使我们原拟派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统一指挥赣南、粤北一带的计划无从实现。
五月上旬，原自河南撤往湘北的张轸兵团忽有叛变迹象。白崇禧不得已，于五月十七日放弃武汉，回师解决张轸。张轸率残部北遁，加入共军第四野战军，回戈反击白崇禧。白崇禧乃迁华中长官公署于长沙。仍拟以张淦、陈明仁、黄杰等兵团守武长路正面，以徐启明兵团（徐原为第七军军长，续夏威为兵团司令）守赣西为右翼；另以宋希濂部自沙市南撤至常德、芷江一线为左翼。再以由长江退入洞庭湖的海军为辅佐，构成一坚固防线以阻共军第四野战军南下。
在何应钦、白崇禧二人想像中，均认为我军左翼可万无一失。盖宋希濂部十余万人，弹械充足，其防地又左依湘西的大山，右靠洞庭湖，共军短期内绝无法入侵。不料宋希濂竟不听命令，擅自将全军撤至鄂川边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共军如乘隙南下，即可将白崇禧的主力包围。何应钦见情势急迫，乃以长途电话命令宋希濂，按计划迅速撤往湘西。
何应钦那时是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负责指挥全国军事。孰知宋希濂态度傲慢，抗不从命。当何氏一再强迫其调兵南下时，宋说：”我撤到恩施去是老总的命令！“
他所谓”老总“，就是蒋先生。
何说：”恩施一带并无敌人，你到那里去实无必要！常德一带异常空虚，你如不来，湖南战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绝路。“
宋说：”我管不了许多，老总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何说：”我是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负责指挥全国部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宋气愤地说：”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说毕就把电话挂了。
何应钦气得面孔发紫，立即赶来向我报告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也未受过这种侮辱！“
何、白二人的保卫华南计划既一挫于胡琏的南撤，再挫于宋希濂的抗命，则华中战区的彻底瓦解，将为必然的后果。何应钦见势难挽回，再加以政治、经济诸多问题的无法解决，乃向我坚请辞职。最初我曾经诚挚地挽留，立委、监委闻讯亦群起吁请何氏打消辞意。何氏最后竟以最沉痛的语调对我说：”德公，如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
他求去的意志既如此坚决，我强留也无益，立委、监委也不再勉强，我乃于5月下旬批准他辞职。
何氏在黄埔系中的地位仅次于蒋先生。何氏去后，黄埔系的将领益发不听命令，战局就更不可收拾了。
（二）
值此紧要关头，湖南省省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的态度忽起变化。白崇禧知道他二人异动在即，便将张淦兵团撤出长沙，设防于长沙、衡阳之间，并迁华中军政长官部于衡阳。程潜、陈明仁和客串的唐生智等早与共军暗通款曲，准备”起义“已是公开的秘密。白崇禧为做最后五分钟的挽救，于六月下旬只身飞往长沙，希图说服程、陈两氏，不可临危变节。
程潜和陈明仁有一批部下急于向中共邀功，认为白崇禧今番自投罗网，正好将其劫持，献于共军，据说唐生智主张尤力。所幸程潜和陈明仁都还算是有为有守的正派人，陈明仁尤其因为在东北蒙冤莫雪时，白氏对他的扶植，曾使他感激涕零，故白氏留长沙数日，他们对白还尽量敷衍周旋。白氏心知环境险恶，但他还强作镇定，言笑自若。最后上飞机时，陈明仁还亲赴机场送行，才结束了这惊险的一幕。
白氏返衡阳后不久，程、陈、唐遂正式联名通电易帜。他们三人都曾参与白崇禧华中战略部署的机要，又都是湖南人，对本省地形和国军部署了如指掌。共军五万余人遂在我叛将指点之下，攻入湖南，威胁华中战区的左翼。白崇禧固早已预料及此，他在返抵衡阳之后，即将湘南防务重行调整。”入侵“共军竟堕入白氏预设的包围圈中，被国军包围于宝庆以北的青树坪。血战两日，共军终被击败，为徐蚌会战以来，国军所打的唯一胜仗。自此共军为整理部队，消化既得战果，对白部不敢轻犯，白崇禧因得在衡阳一带与共军相持达三月之久。
但是整个局势发展至此，已无法挽救。白崇禧固然是一位卓越的战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部在衡阳粮弹两缺，孤立无援。
上海于五月二十七日弃守时，何应钦、白崇禧曾一再电请蒋先生将精锐部队由海道调至汕头，北上布防，以阻共军入粤，而蒋氏不听。待共军攻大庾时，胡琏兵团竟由汕头乘船退至厦门，最后渡海撤至金门、马祖等岛屿，使粤东完全空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为巩固广州防务计，屡请蒋先生把刘安琪兵团从海南岛调至广东增防；广州人民团体更函电纷驰，作此呼吁。蒋先生虽口头答应，刘兵团却迟迟不来，终至粤局无可收拾。
七月下旬共军在赣南发动攻势，守吉安的徐启明兵团及第四十八军孤立无援，白崇禧乃将徐启明兵团调入湘南，共军遂陷吉安，南下攻击赣县。原守赣县的沈发藻兵团不支，八月十六日赣县遂为共军所陷。
沈发藻兵团在名义上虽辖有第二十三和第七十两军，事实上这两军等于空番号。沈氏所部只是一些新成立的部队，弹械两缺，战斗力异常薄弱。自赣县南撤后，沈军遂退守粤赣交界的大庾岭，阻共军南下广东。此时原在粤东一带的胡琏兵团如接受国防部命令，协守大庾，刘安琪兵团再适时赶到，则共军于短期内绝无翻越大庾岭的可能。无奈蒋先生硬要破坏此一防守计划，致大庾天险，瞬亦拱手相让。9月中旬，共军第四野战军自赣南分两路南下攻粤。一部突破大庾防线，沿北江而下，直趋曲江；一部自大庾以东突入粤东真空地带，直趋广州。广东防线未经任何激烈战斗，便土崩瓦解了。
（三）
在此期间，西北防线在中共政治与军事双重攻势之下，亦土崩瓦解。傅作义原驻察哈尔的孙兰峰和驻防绥远的董其武两部军队共约四万人，既不肯接受中共改编，而且共军主力的四个野战军中，除彭德怀第一野战军滞留西北地区对付胡宗南和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等伊斯兰教部队之外，其他刘伯承、陈毅、林彪的第二、第三、第四三个野战军早已渡长江，深入东南和西南地区作战。以故毛泽东深恐发号施令的北平受到威胁，乃特派傅作义率大批政工人员到察、绥向孙、董暨军民人等进行广泛的安抚说服工作，并许以若干优待条件。我政府闻此消息，立即采取对策，遴选要员中委徐永昌于5月中旬飞往包头，邀傅作义、孙兰峰、董其武等将领晤面，进行拉拢工作。因徐、傅二人均属山西籍，谊属同乡，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后，又同为阎锡山将军的重要干部，私交甚笃。徐氏负此使命，应可胜任愉快。中央同人原希望由傅作义率孙、董两部军队撤往宁夏，至万不得已时，即退守甘、陕，甚至退入四川，作困兽犹斗的打算。不料形格势禁，在大局急转直下之际，所谓形势比人强。徐、傅诸人在包头虽曾一度于严肃暗淡的气氛中集会，首由徐永昌申明其前来的意义与目的，继由傅作义慷慨陈词，略谓：国军已至”兵败如山倒“的绝境，民心军心已去，败亡仅指顾间事。即使勉强将察、绥残余之众撤至宁夏或甘、陕，甚至四川，亦无补于大局的危亡，徒增军民的痛苦与牺牲。倒不如听天由命，替国脉民命保存一点元气之为愈。兼以傅作义秉性诚实，不愿二三其德，做朝秦暮楚的小人。就这样结束了这场小小的政治斗争。徐永昌既不能完成任务，中央同人的希望自是彻头彻尾地消失了。平心而论，傅君不无先见之明，故吾人亦谅解其处境与苦衷。嗣后朝鲜战争爆发，闻董其武曾率领所部参加朝鲜战争，战果颇佳，为中共政权所嘉许云。此是后话。
察绥局面演变至此，益陷西北的伊斯兰教部队于孤危，蒋亦存心使其毁灭。盖马鸿逵、马步芳等与白崇禧同为伊斯兰教徒，一向对白极为尊崇。如胡宗南部遵令南调，他二人亦愿死守陕、甘。是年夏初，国防部曾令二马派其骑兵劲旅南下渡泾河，肃清该处的共军，并严令胡宗南与马氏约定日期，出兵作呼应，且派空军助战，以巩固泾河两岸的防地。孰知马军渡过泾河后，胡宗南竟因蒋的密令，不肯出兵接应，驻扎西安的空军亦不见踪影，致马军为共军所乘，损失极大。二马以胡宗南不独公然违抗中央军令，且对友军背信忘义，愤恨达于极点。尤以马鸿逵为甚，一面电呈中央，力辞所兼军政各职，一面着其堂兄马鸿宾军长从权暂行代理其所辞各职。同时不惜重大代价，租赁陈纳德主办的”中国民航大队“飞机，将其积蓄的金银财宝运至香港，随即到美度其寓公生活。马鸿宾旋因大势已去，独力难支，乃通电拥护中共政权，被中共委为宁夏副主席。青海省省主席兼军长马步芳则不受中共的招降，彭德怀乃分兵进攻西宁。而马步芳性极倔强，即集中所部七八千人于西宁一带，企图死里求生，背城一战。殊不知此在战略上已属失着，因外无援兵而死守孤城，何异瓮中之鳖，且马步芳的才能亦非彭德怀的敌手（若马氏采用运动战术，则当可发挥牵制的作用）。以故激战数日，城被攻破，演成全军覆没的惨剧。马步芳狼狈逃至机场，乘机到香港，仅以身免，为西北地区”剿共“战役中的失败的最惨烈者。后来，他曾到广州向我请罪，旋赴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过其逃亡生活。
于是，毛泽东派前议和首席代表张治中飞兰州，进行绥抚工作；同时命令彭德怀分数路向陕甘进兵。除陶峙岳所部远戍新疆的迪化，和原属西北系之×××将军（这位”将军“的姓名原稿是空着的。据查史料，此人可能是马步芳的嫡系马呈祥，当时他担任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易帜为中共改编之外，其余甘肃省省主席郭寄峤和胡宗南所部主力不下四十余万人，概不敢恋战，闻风溃退四川。共军遂得陇而望蜀了。
综计此次西南保卫战，尤其是全局关键所在的华中战区的失败，实系蒋先生一手造成。蒋先生何以处心积虑要把白崇禧弄垮呢？其中最大可能是由美国政府曾透露消息，将对中国反共有效的地方政权给以援助。蒋先生深恐白崇禧在华中站稳了，美国乘势改变政策对我大量援助，则他将永无重揽政权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权早日垮台，好让他在台湾重起炉灶，运用美援，建立一个小朝廷，以终余年。居心可诛，一至于此。所以我在一九五四年反对他”连任“总统时，曾写一长信给他。信中说：”并在紧急关头，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团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琏军南撤汕头，置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于不顾。国防部原令撤退青岛之刘安琪军南下增援粤北，吾兄则密令开赴海南岛，结果共军遂得乘虚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言之可痛！“便是指这一段惨痛的史实！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七十章：在粤之最后努力，对蒋之沉痛教训
（一）
在全国军事溃败声中，广州内部的政潮亦正有增无已。首先使我感到困难而疲于应付的，便是何内阁于六月间辞职以后，新内阁继任人选的问题。
首先我想到居正。居氏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不亢不卑，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居氏如组阁，则蒋氏不易在幕后违法操纵。此外，蒋、居之间尚有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据居告我，民国二年年”二次革命“前，中山先生派他出任山东民军总司令，蒋先生曾活动想到居氏司令部任参谋长，为居所拒绝，不克如愿。嗣后，民国十八、民国十九两年全国反蒋运动进入高潮时，居亦尝有反蒋论调，深为蒋先生所忌，一度被软禁于上海。故当我提居正继何，蒋先生即授意CC系立委设法阻挠。同时居氏本人对组阁并无兴趣。他向我建议说：”现在既已行宪，何不找民、青两党的领袖来担任行政院院长？“他主张在张君劢、曾琦、李璜等人中遴选一人。我说曾、李等人资望似嫌不够，君劢具有资望，但他未必肯干。居说：”我去找他谈谈。“张君劢那时住于澳门，居遂秘密去澳访张。张君劢闻言大惊，力辞不就。居、张正商谈间，李璜适来访张，也说君劢干不了。居正知不可相强，便回来了。我又力劝居氏勉为其难，居正也答应了。但是对立法院的同意问题，他本人则未做丝毫活动。我认为立法院对居氏组阁当无异议，亦未加注意。孰知我于五月三十日向立法院提名居氏，竟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此时，支持居正的桂籍立委韦永成、张岳灵二人正自香港启程来穗开会，他们以为投票时间在三十日下午，不意大会在上午投票。他二人如果早几个钟点抵穗，居正就可以一票超过半数而组阁了。
居氏落选后，陆军总司令张发奎等主张再提名，更有一部分立委主张电召白崇禧返粤，组织军人内阁。此二建议皆未被我采纳。第一，我不愿坚持己意而贬抑立法院，致损”法治“的尊严。第二，我认为白崇禧在前方指挥是最适当的人选，不宜内调。最后不得已，乃改提阎锡山。阎锡山于太原即将被围之时，只身入京，后随政府南迁。阎善于观风转舵，素以手腕圆滑着称。以他出掌行政院，自为蒋氏所喜。所以一经提名，立刻便得到立法院的绝大多数同意而正式组阁。
阎锡山组阁后第一项难题，便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攻芸因拟起用存台金银以安定金融，为蒋所呵斥，愤而辞职。阎锡山请前财长徐堪重主财政，徐氏竟欣然承诺。徐堪接事后第一项措施便是收回”金圆券“，改发”银元券“。按政府预算，每月须支出军费三千万银元，政费一千五百万银元，合计四千五百万银元。但国库的收入，每月仅一千万银元，不足之数，每月达三千五百万银元。政府的计划便是以台湾的库存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如蒋先生能同意这个计划，则”银元券“未始不可维持一两年，不致重演恶性通货膨胀的悲剧，民心士气亦可赖以保持，则死里或可求生。
至于政治方面，粤籍将领都主张简化政治机构，使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和广东省省主席薛岳能掌握实权，实行军政配合。粤主席薛岳尤竭力怂恿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将广州市府改制。因广州为一直辖市，市府与省府平行。今因军事的影响，致广东全省的税收不及广州一市，而省府、市府同城而居，机构叠床架屋，尤无此需要。故薛岳为便于掌握战时行政起见，主张将广州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
至于防守广东的军事措施，国防部最初的计划拟充分利用胡琏、刘安琪两个兵团配合白崇禧的华中部队，坚守湘南、粤北，当时更有人主张必要时将白部调入广东，在广州设立总部，居中调度。凡此均由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阎锡山作缜密计划，直接处理。我因实行责任内阁制，除按例盖印之外，不加干预。
不过身居幕后的蒋先生却要作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七月十四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随员专机飞穗。自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梅花村陈济棠旧寓召集一连串的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一项法外机构叫作”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做主席，我做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这完全是蒋先生为加强他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数月以来，他在幕后的非法操纵已加速了政治、军事、财政的崩溃，如今他再利用此一”非常委员会“加以控制，尤将使大局从速崩溃。我对蒋此举深觉痛心，然而顾全大局，未便与蒋先生公开龃龉，隐忍了事。但是副秘书长程思远却万分消极，他参加了一两次会议之后，便去香港居住了。根据宪法，行政院按既定计划推行政务，总统的职权只是在各种法令颁布之前盖印副署而已。今蒋先生妄自恢复一党专政，设置”非常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将宪法束诸高阁。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议决通过，方为有效。蒋先生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无异恢复一人独裁的把戏。如此他屡次声言五年内不问政治，非自欺欺人而何？至是我更觉无事可办，所以在7月底决意出巡一趟，借以了解政府辖内军事、民政的实际情形和民间的疾
（二）
七月二十六日我自广州飞往衡阳，在白崇禧指挥部里与白氏晤谈两小时。白崇禧此时方从长沙脱险归来。他认为战局危急万分，程潜和陈明仁既已叛变，中央军嫡系又不听调度，他只有把第七军用在衡阳正面作总预备队，以大卡车百余辆集中待命，何处吃紧，便向何处输送应急。因此那时湘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锐部队——第七军，在卡车之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说：”这样调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吗？“白感慨地说：”现在能用的部队实在太少了，有什么办法呢？“
衡阳晤白之后，正午乃续飞福州。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率大批文武官员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在机场欢迎。我与朱主席同车入城，全城各机关、学校、团体以及全城民众均伫立道左，欢迎情绪的热烈，前所未有。晚间，朱氏并在省府设宴为我洗尘，所致欢迎词，尤恭维备至，对我的招待亦极周到。我本人一向是轻车简从，所到之处向例不愿铺张，朱绍良对我的欢迎实出我意料之外。尤因朱是蒋先生的心腹，我深恐他热烈招待我而惹蒋不快。所以我领其盛情，而内心颇为他的处境不安。
福建为我国东南滨海的重要省份，海道交通便利，人民富于冒险性，故赴海外谋生者甚众。历代人才迭出，文物甚盛。福州古迹尤多，我向往已久，今日才得亲临其地。惜因政局逆转，心情撩乱，又为时间所限，故此无心游山玩水。
我在福州住了两夜，曾拜访海军宿将萨镇冰。此公已九十高龄，而精神矍铄，令人生敬。后闻为中共迎养于北平，尊为上宾。与朱绍良亦数度长谈，他深恐招蒋之忌，对军国大事多不涉及，不过对时局的悲观，则时时溢于言表。
七月二十八日我乘原机飞往台北。台湾省省主席陈诚率领文武官员和各团体代表暨仪仗队不下千人，在机场列队迎接。我下机后，只见金光闪耀，军乐齐鸣，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场面隆重肃穆，前所少见。我和趋至机前的陈主席及高级军政官员一一握手寒暄。检阅仪仗队后，陈说：”德公，可否先到机场休息室小憩？“
我说：”不必了吧！“
陈微笑说：”蒋先生在里面等你！“
这倒使我受宠若惊。我二人走入休息室，蒋先生起立相迎，我们握手寒暄片刻。旋互相道别，蒋自回草山寓所，我则与陈诚同车驶入市区，学生与市民列队欢迎，极一时之盛。当晚宿于台北第一宾馆。默思本日的欢迎场面，必出于蒋先生的授意，以取悦于我，其实我志不在此繁缛的礼节。翌日下午我赴草山作礼貌上的拜访，蒋先生留我晚餐，并邀我下榻于草山第二宾馆。外界谣传我台湾之行是为与蒋先生开谈判而来的，第一要蒋先生在军政大权上放手，第二要利用台湾所存的金钞。其实这些全系无稽之谈。我们根本未涉及这些问题，因为我知道谈亦无益。我们只是约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后的动向，又说了些无关宏旨的应酬话而已。
在台时，我曾飞基隆视察海军基地，并曾茶会招待在台的立委、监委，报告军政设施。三十日遂原机返穗。
八月二、三两日，中央非常委员会连续举行例会，通过阎锡山内阁所提如本章前述的关于政治、财政、军事三项议案。适此时吴铁城由蒋先生授意由行政院派往日本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这三条议案便由他过台向蒋请示时，呈蒋先生核阅，以便付诸施行。
孰知不久蒋先生即拍来复电，对军事部署方面仍坚持重点作战的守势防御，主张集中兵力保卫广州等几个据点。事实上胡琏既一去不返，刘安琪兵团亦故意延宕不来，致使大庾等天险无兵可守，广东防御已门户洞开，静候中共深入了。
至于财政方面，蒋当然更不愿放松丝毫。不肯以存台金钞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只允每月自台湾库存支取一千二百万银元。以故政府每月仍有赤字两千三百万银元，须以不兑现的”银元券“来弥补。故自”银元券“于七月四日开始发行之后，中央银行每日仅开一小门，允许市民兑现。市民挤兑的百不得一，因此，”银元券“很快地变成”金圆券“第二，通货膨胀一泻千里。各地农民拒收”银元券“，各路大军军粮无法补充，后方人心惶惶。通货膨胀便做了共军南下的开路先锋。
至于政治方面的情形尤其糟乱。广州市改为省辖市，尤使蒋先生气愤。因广州市市长欧阳驹为吴铁城的私人，一举一动完全听命于蒋；广州公安局长宣铁吾和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又系黄埔学生，一切皆由蒋直接控制。广州改为省辖市，对蒋说来，无异与虎谋皮。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受薛岳的怂恿作此建议，尤成蒋的眼中钉。居正为此特地警告李汉魂说：”你如不赶快辞职，将来你生命都要发生危险。“
蒋对地方政治的控制还不止此。八月中旬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突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实经过尤为离奇滑稽。原来在我巡视台湾之后不久，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撤职，遗缺由汤接替。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省主席来。此事的发生，行政院与总统府毫无所知，真是荒唐绝顶。嗣后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来穗，阎锡山和我才知此事的始末。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的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蒋经国在他的《负重致远》一书中曾提到十月二日汤恩伯有电报致蒋，抱怨我反对他任闽省主席，”词极愤懑“，蒋先生”甚表同情“云云。经国却未曾写出汤恩伯是怎样地当了闽省主席，而我又为何反对。因为他如果把事实说出了，蒋先生也就见不得人了。
朱绍良原是蒋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难堪的处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七月二十六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雠了。
蒋先生连续不断地自私违法而拖垮保卫西南及两粤局面的毒计，引起了志在保卫两粤反共到底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粤籍将领的普遍愤懑。曾在何内阁末期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便是最激烈的一个。南京失守后我留住桂林期间，张发奎特到桂林敦劝，促我早日去穗主持大政，保卫两广。那时他便看出蒋先生绝难坐视两广单独成一局面，继续反共。因为两粤将领在四、七两军早期革命的传统上，对蒋都曾有过不满。如今蒋政权瓦解，两粤如在我领导之下，支撑下去，自非蒋所能容忍。张发奎有见于此，便主张保卫两粤，必先清除蒋在背后的掣肘。他甚至向我建议说，把蒋介石请到广州，然后把他扣留起来。我当即反对这种鲁莽灭裂的举动。
到了白崇禧两翼为蒋所断、广东岌岌可危之时，粤籍将领已怒不可遏，张发奎再度向我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
我说：”向华（张发奎），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
张说：”德公，你胆子太小！德公，你胆子太小！“
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我便解释说，在现今局面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的一连串拖垮两粤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逭，把蒋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局面已定，我们既有”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雅量，就应任其全始全终。不必于败亡前夕，做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笑！
张发奎还是怪我姑息。但是我的姑息总是还替我们这批失败的国民党人，维持了一点失败的光荣。
蒋先生不知底蕴，还不时在穗、台之间飞来飞去，并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方法来阻止粤籍将领和我接近。一次，为广州改省辖市问题，蒋先生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粤籍将领，当面大发雷霆说：”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这种话可说充满了流氓气。这批将领回来之后，莫不冷笑。其实别人也未始不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蒋先生会做，别人也会做，不过不愿做罢了。
九月底，蒋先生单独召见白崇禧于黄埔，闭门密谈。略谓：民国十六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形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白崇禧是个直爽而重感情的人，颇为蒋先生的甜言蜜语所感动。他回到广州来对我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我知道蒋先生又抓住白崇禧重感情这一弱点而大做其功夫。
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南京失守后，他坚信华中可守。到华中战局为蒋搞垮，他自信必要时退回两广，人熟地熟，仍然可守。健生（白崇禧）是一员战将，他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点。殊不知如今时移势异，纯军事观点和局部安排都不能单独存在。此次得蒋先生一番慰勉，他便顿释前嫌，便是他感情用事和深信还有大西南和两广可守的信心所促成。
蒋先生最后一次来穗，住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中央非常会议开会，我们彼此都感觉无话可说。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为设法冲淡这一尴尬场面，曾向我建议，要我请蒋先生吃饭。
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他有时还肯为大局着想，不囿于小圈子的单纯利益。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此次他劝我请客，其用意不过想弥补我和蒋之间的隔阂，也是一番好意。
我说：”骝先兄（朱家骅），客我是可以请，蒋先生喜欢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
朱说：”蒋先生一定喜欢，一定会到的。“
他解释说，蒋先生生活太严肃了，平日只吃一些简单的宁波菜，此次到广州来，也应该尝一下”食在广州“的广州菜啊。
朱家骅替我约好了，我便在迎宾馆宴请蒋先生，并约党政军高级人员作陪。迎宾馆在广州城内靠西，蒋先生则住在城东的东山住宅区。到了那一天，沿途布满便衣队，蒋先生带着大批卫士，穿过广州闹市来迎宾馆吃饭。我的住宅向来只有两个卫兵，兼司传达。蒋来之后，他的卫士竟将迎宾馆重重包围，如临大敌，殊使我看不惯。窃思蒋先生时时自炫是人民的领袖，到处扈从如云，未免与”人民“相去太远了。
我所备的广东菜，依照蒋先生的习惯是中菜西吃。在蒋先生的许多随员中，我看到蒋经国在里面穿穿插插忙个不停。到入席时，却不见经国前来吃饭。我问蒋先生说：”经国为何不来吃饭？“蒋说：”不管他吧，我们吃我们的。“终席未见经国出来，我心里颇为诧异。
事后才听到我的副官说，蒋经国率了一大群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师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经他们检查过。出锅后，又须经他们尝过，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经国在替我做监厨。他显然怀疑我要毒害蒋先生，这也未免太过虑了。
我第一次见蒋经国是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行辕主任任内。经国那时为办理青年军常在北平视察，特来谒见。因我与他父亲曾有金兰之盟，所以他口口声声尊称我为”李叔叔“。他那时曾告诉我留苏十四年的经过。据他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肄业，后转入列宁大学深造。结业后，被派在苏联一所工厂内当副厂长。我乃故意问他道：”据我所知，自’九一八‘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日亟，中苏因而恢复了邦交，闻蒋委员长曾命驻苏大使向苏联外交部口头交涉，欲调你回国服务，你为何迟迟其行？“经国说：”李叔叔，你知道苏联的新闻是被政府统制的，不过日子久了，我也辗转听到这消息，乃决心尽一昼夜的时间驶车逃到中国大使馆。苏联秘密警察确实非常厉害，随即有便衣警察在大使馆周围监视，倘不慎外出，必被逮捕无疑。“
我问：”若被逮捕，结果如何？“
经国说：”那就惨了，一定押解到西伯利亚做苦工，不病死也要冻死。好在使馆是有治外法权的，警察不敢擅入搜查，故得幸免于难。“
我又问：”后来你用什么方法回到中国呢？“
他说：”化了装，混入大使馆的专机飞回的。“
其实他在苏联时早已加入共产党，为稍留心时事的人们所周知。但他回国之后，并未宣布脱离共产党，故特意对我撒谎，以掩蔽其共产党员的身份。以经国与蒋先生的关系，斯大林如不让他回国，而他居然能溜进中国大使馆，并化装潜上飞机，逃回中国，那么以效率出名的苏联秘密警察机关也可关门大吉了。忆民国二十九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少将参谋，奉命到鄂北第五战区视察苏联军事顾问工作成绩时，曾告诉我说，他与经国乘同一飞机回国，首途之前，经国曾蒙斯大林召见，并赠以手枪一枝。我说：”你何以不被召见呢？“屈君笑答道，他尚未有召见的资格。足证经国是在对我撒谎。
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原是一番好意。无奈蒋生性多疑，更因惯于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授意经国严为防范，致造成类似”鸿门宴“的紧张场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
（三）
广东保卫战发展至十月中旬已不可收拾了。共军自赣南分两路入粤：一路自南雄一带越大庾岭，大庾守军为沈发藻兵团，战斗力过于薄弱，不战而溃。十月七日共军跟踪进入粤北门户的曲江，沿北江及粤汉路南下。另一路则自大庾岭东麓绕至东江。胡琏兵团早已远遁厦门、金门，东江已成真空地带，共军第四野战军乃得以旅次行军姿态，自东江向广州进逼。余汉谋部只是一支训练未成熟、械弹两缺的部队。共军一到，即不战而退。广州因而危在旦夕。至此，蒋先生始循人民团体之请，敷衍面子，自海南岛刘安琪第九兵团中调一师人北上援穗。该师刚在黄埔上岸，共军已迫近广州郊外。上岸之兵旋又下船，原船开回海南岛。不久，竟索性全部调往台湾去了。
当广东全境失守已成定局之时，我检讨战局，实愤懑不堪。深觉蒋先生如稍具良心，局面不会弄到如此之糟，溃败不会如此之速。蒋氏见他破坏防守广东的计划已圆满成功，复施展诡谲伎俩，在黄埔召见白崇禧，故弄玄虚，说那番言不由衷的鬼话，想来令人发指。就于是时，他决定离粤回台北，我因而打算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他一顿，稍抒胸中积愤。
约在九月中旬，一天我特地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蒋乃约我到梅花村他的行馆（前陈济棠的公馆）晤面。该私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抵达梅花村之后，蒋引我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侍役奉上茶水即退下楼去。
我二人坐定后，我对蒋先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我之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是因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
在蒋先生默坐静听之下，我便把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我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接着我便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几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我又检讨他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作为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我亦提到他在我秉政之后幕后掣肘的情形，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省主席陈仪，并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我更进一步解释道，即使不谈国事，专从蒋氏的自私心而言，蒋氏的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谚曾有”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话。我并举例以说明汤的暴戾。抗战时，某次汤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因雨，乃自洛河改乘小轮船东驶。启碇时，船身碰及囤船，稍为震动，此亦常事。不意汤氏竟大发雷霆，饬该船公司经理前来责询，在大骂奸商之后，竟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击毙。一时传遍遐迩，叹为怪事。斯时我驻防老河口，听人言及此事，犹以为汤纵暴戾，当不致任性若此。然言者谓，彼时汤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为证明。后来我在北平行辕任上，某次沈克便道过访，我偶尔想起此事，以问沈氏。沈克叹息说，他那时以为汤总司令不过装模作样，持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竟认真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氏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并说在抗战期间曾追随汤氏数年，类此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言下不胜慨叹之至。我就以这个小例子向蒋说：”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先生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我有所责问时，他只是唔唔诺诺，讷讷不能出口。可是当我说完汤氏这段故事时，蒋氏面色反显和缓。原先我曾预料，以蒋氏的个性与历史，在我严厉教训之下，必定要反唇相讥，和我大闹一番。初不料他听完我的责备之后，面色转现轻松，并问沈克现在何处。此时我当然亦不知其下落。
最后蒋氏竟含笑向我道歉说：”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于是我也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这时我心里忖度，以蒋先生唯我独尊的一生，今天受到如此严厉的诘责，居然能容忍，不至咆哮和反唇置辩，可能是因为我开始便声明以国家元首身份对他说话之故。蒋先生专横一生，目无法纪，此次或能因我一言而悟及国家尚有名器，非他一人所得而私也。
我见其低首认错，遂不再多言，起身告辞，他亦跟随下楼，送我登车而别。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七十一章：国府最后播迁，大陆全部沦陷
（一）
10月10日国庆时，广州已微闻炮声。国民政府各机关早已决定迁往重庆，由民航飞机分批运送，笨重物件则循西江航运柳州，再车运重庆。10月12日共军已接近广州市郊，我本人才偕总统府随员乘机飞桂林，翌日续飞重庆。
广州撤退时情况极为凄凉，因为我本人坐镇至最后一刻，市内人心尚称安定，败退的国军亦无抢劫情事。唯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最后撤出市郊时，竟命令工兵将海珠铁桥炸毁，实属不该。此事徒贻共军以宣传口实，于军事毫无裨益。
共军占广州后，旋即分两路向西进袭。一路循西江而上直捣苍梧，攻击白崇禧部的右侧背；一路循四邑、两阳直趋高、雷，进逼雷州半岛，以切断白部由广西撤往海南岛的退路，构成三面大包围的态势。
国防部与白崇禧原先对这一方面的战略计划是以海南岛为后方，必要时将主力撤至海南岛，再图反攻。此一计划卒未实现。第一，白崇禧自信广西可以固守；第二，因为共军迫近川东与黔北之时，蒋先生命令原拟自湖南退入广西的黄杰、鲁道源两兵团向黔东增援宋希濂部，以固守贵阳，以致白崇禧的精锐部队第七、第四十八两军西撤时主力伤亡过巨，无力南顾雷州半岛，全军遂逐渐陷入共军的包围圈中。
我于十月十三日抵渝，暂住歌乐山前林森故主席官邸，旋迁入城内。重庆城防以及川东防务，全系蒋先生的嫡系部队，我的命令不发生丝毫效力，而蒋先生却可为所欲为。我只身在渝，一举一动都在蒋氏心腹监视之下，言行稍一不慎，立刻可以失去自由。
原先在广州时，黄埔系将领及蒋先生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先生复职的企图，然那时尚无人敢公开说出。抵渝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此时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氏，而径呼为”总统“。我深知蒋先生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
果然，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便先后来找我，他们不敢明言要我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我拍一电报请蒋先生来渝坐镇。其实蒋先生一直飞来飞去，向来不需要我敦请，现在何以忽然要我拍电促驾呢？他们辞穷，便隐约说出希望我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劝进“。
当吴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时，我勃然大怒说：”礼卿兄（吴忠信），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我不愿劝进的原因，并非对名位有何恋栈。我只是觉得，第一，蒋先生欺人太甚。我原劝他不应灰心引退，我本人尤坚决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他迫我为之。在我任内，他却又处处在幕后操纵，并将国库金银擅运台北。先纵敌渡江，后瓦解湘、赣、粤、桂的防御。如今政府重迁，国亡无日，他居然又企图”复辟“，置宪法于不顾，未免欺人太甚。再者，我觉得蒋政权的垮台，多半是由于蒋先生玩弄国家名器，目无法统，一味独裁孤行之所致。如今国已将亡，他仍至死不悟。宪法既予我以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反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我虽知道我反对亦无用，蒋必然要复出无疑，但是我维护国家名器的原则却不能让步。
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见我态度坚决，遂不敢勉强。在此同时，居正再度劝告内政部部长李汉魂辞职。居很严重地说：”你如不辞职，就赶快离开这里，蒋先生来了，你命也保不住！“李汉魂听到这话，难免着急。我也知道一旦蒋先生来渝，他必要强迫我签署劝进书，此实大违我的心愿。因此我决定以出巡为名，暂时离开重庆。
（二）
十一月三日我率随员数人，专机飞往昆明，卢汉率云南绥靖公署及省政府各级官员和各界民众团体在机场迎接，随即与卢汉同车赴五华山绥靖公署。一住数日，每晚与卢汉谈至深宵。卢氏对我近月来所受蒋先生的折磨十分了解，深表同情。他对蒋先生以往所加予他的种种阴谋迫害，说来尤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蒋先生调虎离山，要他率滇军精锐两军在安南接收，以便杜聿明在昆明解决龙云。迨杜氏政变失败，卢汉始奉命回滇任云南省省主席。在他任内，中央驻大军于滇，中央官员嚣张万分，使他穷于应付。讲到愤激之处，卢汉说：”为应付他们，我卢某简直在做婊子！“”婊子“就是”妓女“，卢汉的意思是，他应付那些中央大员卑躬屈节的情形，简直如妓女一般。
后来卢汉又郑重地向我建议说：”总统，蒋介石是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人发电报给他，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
我一听此言，不觉毛发悚然。心想战事尚远在湘黔边境，而卢汉已经不稳了。蒋先生如真来此，卢汉说不定把我二人一道捉起来献给中共邀功呢！但是我表面上却强作镇定，只是劝他明人不做暗事，这事千万做不得。此事我在白崇禧面前亦不敢提及，因白氏正统兵作战，如果听到卢汉不稳，将使他无心继续指挥作战了。
我在昆明小住数日，便飞返桂林。留昆时间虽短，却有数事值得附带一提。第一便是张群衔蒋之命来昆劝我回重庆，被我拒绝。他们的迎蒋复职运动已如箭在弦上。我一到重庆，蒋必立刻来渝，我必须变成”劝进表“上第一位签名人。我绝不能投入圈套。只是推辞道，我要对各地作短期巡视，重庆方面有责任内阁负责，总统在不在重庆无关大局。至于请蒋复职，以及蒋来渝等，我皆绝口不提。提了，他们将来一定要引为口实，说我负不了责任，自动请蒋复职的。张群不得要领，便径自回重庆去了。孰知后来在蒋经国所着的《负重致远》的小册子上，曾一再提到我向许多人表示希望蒋先生”复位“的事。该书关于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记载，曾捏造一通我致张群的所谓”戊文桂“电，其中说”请速电总裁促驾，不必候仁返渝“云云。这一连串的记载，不是蒋经国事后捏造，便是吴忠信、张群等人揣摩蒋先生意旨而矫诏行之，致蒋氏父子误认为确实出自我口。
另一件事便是李汉魂携带华侨周锦朝来见的趣事。周锦朝为旧金山一华侨，向无正业，只是喜欢以”侨领“身份自居，四处招摇撞骗。一九四八年美国大选时，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巴克莱至旧金山做竞选活动，周便以”侨领“资格见巴氏，并与巴氏合摄一影。此事在美国大选期间原极平常，绝不足以证明二人有极深的关系。抗战胜利后，李汉魂曾到美国旅行，周因得结识李氏，便以这种照片向李汉魂夸耀彼与民主党核心人物如何有交情。如今中国政府已无法循正常外交途径向美国民主党政府乞援，彼深信以他与民主党领袖间的深交，如采用国民外交方式，由他居间斡旋，必可事半功倍云云。
他这一席话居然把李汉魂打动了。后李回国出任内政部部长，在广州对我说，周锦朝不久回国，必大有助于国民外交，可否拨路费若干，促其启程，以示政府召见，无负于侨民。我依议批了两千美金，由李汉魂经手转汇。迨周锦朝抵港时，广州已失，彼便直飞重庆。适李汉魂因受居正警告，不敢留渝，已随我飞往昆明。闻周氏抵渝，而昆、渝间又无民航班机，李汉魂便向我要求用总统座机往渝接其来昆，我也答应了。周锦朝居然就大模大样，乘了总统专机来昆谒见。稍一接谈，我便从他的谈吐中看出他完全是一个毫无知识、信口开河的流氓。他如何能担任”国民外交“的重要使命呢？
周辞退之后，我心恚恚不乐，觉得李汉魂太老实，上了这华侨骗子的大当。到后来我乘专机来美时，李汉魂偕行，他又央求我让周锦朝搭专机返美。飞机中既然空位很多，我也勉强答应了。后来听说，周锦朝竟利用中国元首专机所享的治外法权，贩来违禁商品，获利极丰。此事虽无佐证，然今日思之，犹有余愤。
（三）
我从昆明经柳州飞返桂林，当地已风声鹤唳，市面萧条。共军正逼近湘桂边境的黄沙河。十一月十四日乃偕白崇禧飞往南宁，我察看当时情形，西南的弃守只是时间问题，孤悬海隅的海南岛，或可保留为最后立足之地。故于十一月十六日又专机飞往海南岛视察。当地仅有陈济棠的海南岛特别区公署部队四千人和余汉谋的残部，合计不足一万人。至刘安琪兵团则早已被蒋先生擅行调赴台湾。所以防务极为单薄。此时我心境的恶劣为生平所未有，加以连日奔波，辛劳过度，年近花甲，体力已不能支持。自海口返邕之后，胃病夙疾突发，便血不止，来势极猛，大有不起之势。
胃出血为我家庭中的夙疾，先母、先叔均以此疾逝世，今我又重罹斯疾，不觉心悸。窃思国事至此，我回天无力，我纵不顾个人的健康留于国内，亦属于事无补。一旦国亡身死，此种牺牲实轻于鸿毛，倒不如先行医治夙疾，如留得一命，则将来未始没有为国效死的机会。因此我便决定赴美就医。
计划既定，便召集留邕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黄旭初等，告以此意。他们也完全同意，认为救命第一，并劝我于病愈之后顺便察看美国情形，做争取美援的最后努力。我本人对美援固早已绝望，唯众人既以此相劝，我也只有答应，做着看吧。
我留邕期间，蒋先生已飞往重庆，连电促我返渝，阎锡山等亦函电交驰。但是事实上，四川防务已由蒋先生彻底掌握，我以重病之躯，赴渝究有何益？
十一月十九日我发电致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嘱其以责任内阁立场全权处理国政，我身染重病，需出国治疗，一朝痊愈便立刻返国，并请白崇禧明日飞重庆分晤政府领袖，面致此意。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我乃乘专机飞香港，当日下午便住入养和医院。我离邕之后，白崇禧即飞往重庆。黄绍竑则早于八月十三日通电投共。三十余年患难相从的朋友，至此便各奔东西了。
我在住院期间，重庆中常会曾两度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来劝请回渝。我既坚拒不去，他们也分明看到我身染沉疴，无法相强。十一月二十二日美国第七特种舰队司令贝克中将曾来谒见，稍谈即去，仅系礼貌上的拜会。二十八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诺兰亦来探视，谈约半小时，辞去。
十二月五日，赴美手续及飞机包租均已办妥，遂自香港直飞美国。
在这段时期内，西南战局亦一泻千里。十一月底，宋希濂所部两个兵团十余万人在川东覆灭，宋氏未几即被俘。十一月三十日共军侵入重庆。
原驻陕西的胡宗南部此时尚有精兵四十余万人。抗战中期以后，胡部逐日扩充，其任务专为监视中共的行动。全军悉系最精良的美式配备。此次蒋先生调其入川保卫成都，全军可说一枪未发，便土崩瓦解。十二月二十日共军进占成都，胡宗南率残部退往西康雅安。该处未几亦为共军攻入，胡宗南只身逃出，川、康遂陷。
云南方面，卢汉于十二月九日正式”起义“。原驻云南的李弥兵团遂被迫西撤，残部数千人最后退入缅甸。广西方面，因海南岛通路已断，各军残部在广西境内为共军分别包围消灭。黄杰所部退入越南境内，被越南当局解除武装。大陆至此遂全部陷入中共之手了。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七十二章：纽约就医和华府做客
（一）
12月8日我由香港飞抵纽约。新闻记者和侨胞在机场欢迎的很多，美国国务院也派专员迎接。我驻美大使顾维钧和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也在机场迎接，并由顾大使担任传译，我即向新闻界宣布此行全系就医性质，一俟身体复原，便当束装返国。随即乘车入纽约城，并专程到唐人街答谢留美华侨欢迎的盛意。
同时即住入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检查胃疾。该院系世界最佳医院之一，主治医师都系世界权威。检查结果，发现我十二指肠发炎，亟待割治，我便留院医治。时国务院忽派专人前来邀请我即赴华府一行。主治医师闻讯，认为就我病情而论，非先行开刀不可做任何活动。不久，院方即为我施手术割治十二指肠。该院设备既佳，主治医师又系名手，经过情形十分良好，精神恢复甚速。
此消息为美国国务院所知，国务卿艾奇逊君乃又着人送来一函，约我往华府一行，好和杜鲁门总统面商今后中美关系。该函原文如下：
总统先生阁下：
欣闻贵体于动手术之后日趋康复，迅速复原，早庆勿药，实所至祷。如贵恙痊可后，有意来华府一行，余深盼能有此荣幸，为贵我两国之相互利益，拜晤阁下一叙也。
艾奇逊
不过我在来美之前，对美国已经绝望，今大陆已全部失守，曲突徙薪，为时已晚，故对美国政府的邀请，早不感兴趣，加以我仍在病中，不宜远行。因请甘介侯君缮复一函，告以遵医嘱，俟身体完全复原后，再来华府拜候。
1950年1月间，我身体已大致复原，然接国内报告，大陆已全部失守，国府迁往台湾，蒋先生因我在美未表示意见，未便贸然复职，但他已是事实上的独裁者。
白崇禧所部数十万人在广西被中共全部消灭，兵团司令张淦、鲁道源等，悉数战败被俘。数十年来驰骋疆场、所向披靡的第七军及第四集团军旧部，至此可说已片甲不存。
白崇禧只身飞往海南岛，和退往海南岛的粤籍将领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会商防守海南岛的计划。此时海南岛的守军仅两万余人，然残余海军尚有不少舰只，空军亦仍完整，中共海军、空军皆缺，一时想渡海攻占海南岛尚非易易。政府如坚守琼、台二岛，苦撑待变，则反攻大陆的机会远比台湾一岛为大。
无奈守海南岛非蒋先生的心愿。因为他的着重点仍在美援，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七千五百万援华款项。蒋先生务必造成一事实，使美国不援华则已，援华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台湾又是蒋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所以他训令海南岛守军全部撤往台湾。中共未发一矢，便扬长渡海将海南岛占领。
在这种局面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劝进“，等他”复正大位“之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逆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个人牺牲不足惜，然对国脉民命究有何补？
但是我也深深知道，蒋先生在未能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对我还存有投鼠忌器的戒心。因为当时美国舆论界以及美国民主党政府对蒋已感绝望。”蒋介石“三字，成为中国政府贪污、无能、独裁、专制的代名词。蒋介石政权早为中国人民所唾弃。而我本人自竞选副总统那时起，尚薄负时誉。中国人民痛恨蒋政权统治的，多寄我以无穷的希望。我本人因而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民主改革“的象征。因此欧美友邦同情中国的人民，对我均极具同情与好感。我就任代总统后，美国朝野对我所受背后的挟制，亦殊感不平。
所以蒋先生对我这位民主象征，在未充分掌握美援之前，必不敢加以毁灭。再者，蒋先生现在虽掌握了实权，而我仍身肩国家的名器。如果国内人民、海外侨胞，以及友邦舆论界与友邦政府，能予我以有力的支持，我未始不可把台湾建成一民主政治的示范区。这便是我当时的心境，也可说是万分绝望中的一分希望，我要为这一分希望努力到底。因为国家、民族既以一国元首的名器托之于我，我一息尚存，即不能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这就是我病愈以后，在美勾留所努力的方向！
叙述至此，我且将甘介侯博士于1949年夏初奉我之命来美从事外交活动的经过，作一简略的叙述，作为叙述我自己与美国杜鲁门总统及国务院往还的注脚。
我派甘介侯来美的最初动机，是由于驻美大使顾维钧的玩忽法统。顾大使当时对政府完全采敷衍态度，一切活动完全受命于蒋先生。政府如将其撤职，渠必抗不从命。如在国家将亡之际，还要在海外演一幕大使抗命的丑剧，未免太不成话了。所以政府为顾全大局，不加撤换，而另派甘介侯为总统的私人代表，与美国政府直接交涉。
介侯抵美后即分别与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巡回大使杰塞普、国防部部长约翰逊等人晤谈。杜鲁门总统对援华所存的疑虑，即南京失守后，中国政府是否能在华南立脚的问题。杰塞普个人对介侯极友善，曾两度约介侯到其乔治镇私寓用晚餐。但杰君显然对国民政府已绝望，而对与中共建交已有腹案。他竟坦白告诉甘君说：”今日吾人如继续援华，必将引起中国人民的敌视。“
证以美大使司徒雷登的言行，美国似已有承认中共政权的趋向。
不过当时国务院内几位实际负责人，如副国务卿罗斯克、助理国务卿向德华、中国司司长泼鲁斯、中国司副司长弗里曼等则对援华尚未完全绝望。他们只表示中国军民已无继续作战的意志，如要提高民心士气，中国政府一定要改弦更张，改弦更张的第一项步骤便是蒋先生必须在幕后撒手，蒋一日不撒手，则美援必如往日一般堕入蒋集团的私囊。蒋如一日不放手，则美援一日不应继续。
9月初旬，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莱竟在参院公开宣称：”蒋介石已自其人民之前私逃至台湾，并席卷价值一亿三千八百万元原非其个人所有的黄金入其私囊。此项财产为中国政府所有，彼竟窃据之。若辈何不先用此一亿三千八百万元，然后再乞请吾人予以援手乎？“
然参院终于在康莱参议员主持之下，在9月中通过新援华法案七千五百万元，以济中国军民之急。此项援助由杜鲁门总统作全权支配，不以中国政府为唯一对象，凡中国地方武力抗共有效的，皆在援助之列。蒋先生侦知此事，所以非一心一意把我在两广撑持的局面拆垮不可。他首把胡琏调走，继要刘安琪迟迟不行，大庾岭天险不守，两广遂彻底为共军占领。到了大陆全部失守，蒋先生又放弃海南岛，使美援非送至台湾不可。
蒋先生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但其使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1949年以后，美国本想撇开蒋介石另行支持新兴的力量，而蒋先生却有本事玩美国政客于股掌之上，使美国讨厌他却仍不得不支持他那独裁反动的政权。在这方面，美国人的笨拙和蒋先生的厉害，恰成一尖锐的对比。
我因和蒋先生共事数十年，对蒋先生的手法领教太多，所以他一举一动的用意何在，我均洞若观火。蒋之所以能每策皆售，固然是他的本事，同时也是国民党内开明分子的力量太小。稍有改革举动，蒋先生渗透、离间、威胁、利诱各种毒计一时俱来，必将其连根拔除而后已。如有一种革新的运动真正有力量、有方案、坚持到底，蒋先生未必就能一意孤行于天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便是一个例子。
至于台湾，我知道美国今后必继续予以援助。蒋先生在台湾既已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他今后在台湾的横行霸道，独裁专制，将十倍于大陆之时。如此，大陆有中共的专制，台湾有蒋氏的独裁，则中山先生的遗教与民主政治的宏观，在中国将永无施行的一日。
吾人醉心于民主改革，非至绝无可为，不愿眼看国脉民命如斯而放弃奋斗。所以我在1950年2月间病愈之后，即拟应杜鲁门总统之约，赴华府听听美国人对我们的意见。然后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台湾去，领导同胞，将台湾建成一个民主政治的示范区，使其不致变成如今日的贪官污吏、反动政客的逋逃薮。
杜鲁门总统如果真正是中国的友人，关心民主政治在中国今后的推行，他一定会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来，在经济方面全力支持我，让我团结海内外中国民主人士，回台湾去着手改革，使蒋氏投鼠忌器，不敢过分阻扰。这便是我接受杜鲁门总统的邀请的主要动机。
2月下旬，甘介侯奉我之命去华府回拜艾奇逊，并接洽我和杜鲁门总统会见的安排。艾奇逊当即预备请帖，不过他认为既是两国元首晤面，在外交礼节上，似应通过大使馆。介侯乃往访顾大使，孰知顾维钧竟推托说，现值林肯及华盛顿诞辰，美国各机关都很忙，晤面时间应安排得晚一点才好。不数日，顾氏竟以度假为名，飞往迈阿密去了。
顾氏去后，艾奇逊遂直接和介侯接洽。由杜鲁门发出请柬，约我于3月2日至白宫用午餐。艾奇逊在电话内问介侯，请帖内是否应包括顾大使，介侯转以问我。我说，请他把顾维钧也包括在内。事情便这样决定了。
在此期间，顾维钧当然把全部经过报告了台北。3月1日，蒋先生便撕破面皮，正式”复职“了。当晚我便收到他的电报说，由于环境的需要，他已于3月1日复任总统，希望我以副总统的身份做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云云。
蒋先生的”复职“并未使我惊异，因为事实上他早已是台湾的独裁者了。不过站在国家法统的立场上，我不能不通电斥其荒谬。按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今蒋先生复任总统是根据哪一条宪法呢？本来，与蒋先生往还，还有什么法统可谈？不过我的职位既受之于宪法，并非与蒋介石私相授受而来，蒋氏的”复职“，在法统上说便是”篡僭“。我至少亦应作诛锄叛逆的表示，以为国家法统留一丝尊严。
我与杜鲁门的会面并未因蒋的”复职“而变化，杜氏给我的信函仍称”总统先生“。有好奇的新闻记者问杜鲁门对我如何称呼，杜说：”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他对蒋介石如何称呼，杜说：”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
3月2日我自纽约乘车抵华府，随即赴杜氏宴客的白赖尔庄午餐。顾维钧闻讯，也临时飞回华府。在初次会面介绍礼节上，顾维钧承蒋意旨，企图以”副总统“一词作介，为国务院执事者所否定。顾氏始被迫改用”代总统“为介绍词。
杜鲁门请客用的是一张圆桌。我坐于杜鲁门与艾奇逊之间，甘介侯坐于杜之左，美国防部部长约翰逊与顾维钧则坐于对面。杜氏致欢迎词后，按外交礼节，应请顾大使翻译，然杜氏一反常例，却请介侯翻译，终席未与顾氏交一言。
我在席上，除对历年来美国援华表示感谢外，并对共产党胜利我方失败的因素作一番分析，兼论我们今后反攻大陆的策略，以及我个人对促进中国政府民主化的方针。杜氏细心倾听，不时以手轻轻击桌说：”总统先生，你这分析深刻极了。“或是：”对极了！“他有时未听明白，还请介侯重译一遍，以表示他在留心地听。杜氏所说是出于他的真心，或仅是外交辞令，我不得而知。我只觉得我有说出来的义务，好让一位与我国荣辱相关的友邦元首知道我们政府当局的真正意见。
饭后，杜鲁门领我至餐室隔壁的客厅休息。这客厅之外尚有一小客厅。杜氏引着我边走边谈，竟穿过大客厅走向小客厅。这时，跟在我们后面的艾奇逊突然拉顾维钧在大客厅坐下，介侯原拟随之坐下，约翰逊连忙推介侯的背，要他随我与杜鲁门至小客厅，他自己则与艾、顾二人同在大客厅坐下了。
在小客厅内，杜鲁门和我倾谈很久。他说他是一切都了解，只是来日方长，劝我务必暂时忍耐，并与他保持接触。我知道杜鲁门已决定应付现实环境，别的也就不必谈了。
自杜鲁门处辞出后，我们一行暂赴大使馆休息。此时新闻记者数十人齐集于大使馆客室内采访消息。美国前驻法大使，后与中国官僚厮混极熟的美国政客蒲立德亦豁然出现。他在众记者之前，举手大骂甘介侯。无非是说，蒋总统已复职，甘介侯不应介绍李将军以总统身份与杜鲁门总统相见云云。
大使馆内有一小职员李干，与介侯是同学，是在中国购料委员会中当一名低级秘书，也居然当众指摘介侯荒唐，怒脉贲张，像煞有介事。
介侯亦不甘示弱，首问蒲立德：”两国元首会晤，干卿何事，要你到中国大使馆来大声疾呼？“再骂李干说：”足下位不过小秘书，你有何职责在大庭广众中提出抗议？“
我把介侯叫进来说：”算了，算了。他们既不是向我抗议，更不是骂你，他们是做给蒋介石的特务看的，好去报功！“
蒲立德此人，与所谓”中国说客团“秘密勾当极多。他这番表演从蒋介石的美金户头下分得多少，我不得而知。不过这位姓李的表演之后，官运就亨通起来了。他由一名无关紧要的小职员，旦夕之间便被提升为国际银行协会中国董事，年薪两万五千元，一直做了十年，到1960年才被免职。为着这个远景，也难为他怒脉贲张地表演一番了。
国家一日没亡尽，便一日仍有寡廉鲜耻的分子在继续钻营。这就是蒋介石统治中国三十年所养成的风气啊！
结 论
我自一九四九年岁暮因胃病来纽约诊治，在纽约城郊乡居已十余年。因不谙英语，平时和当地居民极少往还。日常除阅读书报和偶有友好得暇来访之外，闲居无事，对我国三十余年来的变乱和个人所参预的军国大事，曾不时作冷静的深思及客观的分析。对个人说，固不无”退思补过“的功用；对国事说，以个人的经验与观察，对将来当国者也未始不可作刍盏的贡献。余妻郭德洁女士每每劝我撰写回忆录，以为后世国人留一部可信的史料。
一九五八年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克尔克博士、该校远东学院院长幸尔勃博士也分别来函，以此相劝，并云在幸尔勃、何淬廉两教授所主持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为保存当代史料，极愿襄赞其成。我本人既早有此心愿，复承世界第一流学府之约，因欣然承诺。该校旋派研究员唐德刚博士前来助理撰述，中、英文稿同时并举。我口述后，由唐笔录，整理成篇，然后再就有关史料，详加核订，再经我复核认可后，视为定稿。英文译稿则就中文原稿，略加删节。三年以还，已积稿盈笥。原稿凡七十余章，约五十余万言。虽仍觉言有未尽，然数十年来我个人所参预国事的要节，以及我个人生平事迹的大略，于斯篇已可见其梗概。兹于篇末，再缀数言，以为结论。
（一）
回忆我少年时代，正值满清衰敝，国内仁人志士群起力图匡救之时。当时立宪维新和驱满革命两派人士，均朝气勃勃。人尽忘其小我，为挽救国族而奋斗。照常理推论，辛亥革命已告成功，民国应可立臻富强，孰知辛亥以后，朝气顿失。昔日慷慨悲歌、舍身为国的志士，往往于旦夕之间即变为暮气沉沉的政客，甚至为拥兵殃民的军阀。那时我本人正是少年，目击此种变易，失望之余，便深觉革命大业开创固属艰难，守成亦至不易。
辛亥以后，我国在军阀统治之下，凡十余年，即以广西而论，陆荣廷的十年统治，虽无赫赫之功，然亦无大过的可言。因其人出身草莽，尚具自知之明，不特对士大夫甚为尊重，对传统道德规律也颇知敬畏，不敢过分越轨。可惜所受教育有限，思想陈腐，无法与时代前进，至为时代所遗弃。然就我个人所目击之事，以陆荣廷的治绩与后来蒋先生标榜革命的省政相较，则陆氏实颇有足多者。今日回思，能不令人浩然叹息！
在陆氏及其他军阀被翦除后，广西各界在我和黄绍兹竑、白崇禧等共同领导之下，毅然加入国民党，促成两广合作，奠定国民政府的基础。当时革命势力的膨胀，固不能不归功于中山先生”联俄容共“与改组国民党的大计，然促成北伐军的早日问鼎中原，统一中国，我们领导桂籍同志，不计利害，拥护国民政府光明磊落的作风，实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我们一腔热血，绝未想到最后竟演成”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惨痛局面。
此种不幸结果的形成，今日回思，实由两大因素所养成。因国民党改组后，一意”以俄为师“，实行一党专政，使人治重于法治。而中央领导分子则拳拳以扩张个人权力为目的，致酿成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明争暗斗之局，终使全党分裂，党权无法统一。另一原因则为国、共两党部分同志的左倾幼稚病所促起。当时在革命大后方，工会、农会领导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不法行为层出不穷，造成社会上的大恐慌，此实为促成国民党”清党“的主因。”清党“以后，党内派系原可捐弃成见，团结一致，为国民革命而奋斗，不幸手拥重兵又善用权术的蒋先生不此之图，反而乘机扩大党内派系的斗争，以便从中渔利，遂使国民党的声誉一落千丈，造成军事独裁、政治腐化的局面。
北伐完成后，蒋先生如气度恢宏，为政以德，以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建国事业，则堰武修文，并非难事。无奈蒋氏无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诛锄功臣、消灭异己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连祸结，内战之惨甚于军阀时代。不论贤与不肖，俱被卷入漩涡，甚至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以拒敌图存为职志，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会正义沉沦无遗。本为吊民伐罪的革命军，转瞬竟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民国十九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相持不下时，张学良受蒋的利诱率其奉军入关参战，终以东北防务空虚而引起”九·一八“事变。东北四省沦陷于旦夕之间。虽满族的颟顸，与北洋军阀的无知，其所招致的外侮也不若蒋氏主政中枢时之甚。
蒋先生经此惨痛的教训，如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督率治下各省，厉行如我辈在广西的兴革，号召全国军民抵抗外侮，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无奈蒋氏不此之图，反而挟寇自重，对日寇坚持不抵抗主义，对共军则围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统治的省区内坐大。迨共产党武装已发展至不可侮，蒋先生又私心自用，以剿共灭赤之战，作消灭异己军队的安排，终使星星之火，成其燎原之势而不可收拾。
到芦沟桥事变起后，全国激于义愤，一致团结，拥护以蒋先生为首的中央，即陕北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亦不例外，形成民国以来空前未有的大团结。中央当局如于此时乘势一变其以往褊私狭隘的作风，化人治为法治，纳中华民国政府于正轨，”抗战“、”建国“双管齐下，则日本一旦投降，我国便可以崭新局面出而为四强之一，作安定世界的柱石。无奈蒋氏及其小集团，把持中央，其褊狭贪污的作风竟变本加厉。政府仿独裁政体的恶例，而无独裁政体的效能。上下交征利，政风军纪败坏达于极点。抗战胜利变接收为”劫收“。腐化颓风弥漫全国。直至民怨沸腾而不知悔，终为中共所乘，数百万大军一败涂地。谁实为之，孰令致之，今日痛定思痛，能不感慨系之。
（二）
以上所述固为近数十年来中国变乱的主因，然国际因素自亦不容忽视。满清的覆亡和革命的兴起，原为东西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民国成立后十余年的纷乱，帝国主义者从中作祟亦为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英、日两国在中国横行无忌，中山先生始被迫而联俄容共。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完成，与夫革命军北伐初期的胜利，主要的外在原因实为苏联的全力协助。无奈斯大林胸襟狭隘，违背列宁扶助弱小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遗教，故其对华援助，以义始而以利终。北伐军尚在中途，第三国际即决议支持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结果引起国共的纠纷而使国民革命流产。嗣后数十年的纷争因之而起。中国人民固遭其殃，于苏联又有何益？
回看日本。两千年来日本虽未向中国正式称臣，然明治以前日本立国精神多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实无可置辩，何期日本一朝西化，即步西方帝国主义的后尘，对文化母国竟有吞象之心。结果战败乞降，蒙数千年未有的奇耻大辱。此固日本军阀咎由自取，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实为对任何残余帝国主义者的教训。因人类生而平等，民族自觉尤为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不幸二次大战后，仍有少数反动集团昧于时势，继续做其种族优越、弱肉强食等旧帝国主义的残梦。如今日法国少数反动军人仍欲维持其奴役非洲的特权，又如南非联邦和澳洲政府仍迷恋其自杀的种族歧视政策，将来终必自取其祸。我本人痴生七十年，为中国革命运动重要的一员亦垂三十年。北伐之役，我们以数万之众，不旋踵便自镇南关打到山海关，抗日之役，我们以最落后的装备陷数百万现代化的日军于泥淖之中，终至无条件投降。此非我辈革命党人生有三头六臂，只因革命浪潮为不可阻遏的历史力量而已。嗣后中共的席卷大陆，其趋势亦复如此。我本人亲历此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凡数十年，深知其势不可遏。任何反动力量，试樱其锋，必遭摧毁，深愿今后国家的秉政者能三复斯言。
（三）
次说美国。二次大战后，美国实为影响中国国运最大的友邦。近百年殖民运动中，美国亦为对外劣迹最少而对内最为物阜民丰的西方大国。然美国在二次大战前却为一自了汉，渠有安定世界和平的力量，然未能负起对世界和平的义务。一九三一年沈阳事变时，如美国振臂一呼，以后来联合国对付北韩的方式对日，则”满洲国“断不致成立。日本侵华如因此受阻，则嗣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亦必有所顾虑，则第二次大战或可避免。邱吉尔说，第二次大战为不必要的战争，观此岂不信然？
二次大战结束，美国以古道热肠的态度，遣马歇尔专使调解国共之争。然美国政府固不知中国问题症结所在，因而调解结果治丝益棼。到国共纠纷至无法和平解决时，美国竟一反常态，全盘撤手不问。白官智囊以国民党中央少数当权派的腐化无能，竟误以为国民党内全无开明可为的势力，足以挽狂澜于既倒。艾奇逊见不及此，直至捉襟见肘不知何所措其手足之时，竟以”等尘埃落定“为遁词。
试即就美国利益立场来说，乘混水始可摸大鱼！如何能”等尘埃落定“？若就中美两国之间利害相关的立场来说，我们阖室大乱、尘土飞扬之时，也正是我们需要友人帮同澄清之时。试看今日中国，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请问艾奇逊先生，于美国究有何益？
今日东南亚乃至南美各国的局势正亦步亦趋走向二次大战后中国的局面，而美国的对策则仍因袭昔日的窠臼，举凡一切号称反共的国家，不论良窳，美国悉加援助。因而美国所支持的往往为各该国表面上似乎最反共，而本质上却为最反动、失民心的政权。此无异为共产党制造温床。至治丝益棼，此种政权无法支持时，则美国又不加检讨，率尔撒手作壁上观，徒呼奈何。长此以往，我们将坐视共产党势力的”解放“全人类了。
再就最近发生的西藏问题来说，美国朝野为僧恶中共，竟抹煞客观真理，认定西藏非中国的一部，并以中共对西藏的改革措施为侵略行为。须知远在隋、唐时代，中国政府即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千余年来即西藏土着亦未尝否认。近百年来英国觊觎西藏，然亦未敢否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事实。民国以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藏族为中华民族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更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朝野为厌恶中共，便歪曲史实，硬欲将西藏划出中国版图，其幼稚无知，岂不可笑？
再者，中、印疆界不清，有史已然。尼赫鲁忽提出中国侵略之说，而又不愿与中共谈判划界，其用意似不在疆界之争，真正动机或有对内对外两重作用。因印度民族衰老，共产潜力尤大。此时提出中共侵略口号，对内足以打击印共，提高民族精神，转为建国图强的精神力量。对外则无非藉反共的幌子，以骗取美援。美国扶日反共已有先例，印度正可乘机效尤。聪明政客如尼赫鲁者，明知中共目前对内致力于建设，对外争取友邦，并无心亦无力侵略任何国家，故敢虚放誉报，混淆视听。如中共真有侵略行为，则尼赫鲁可能反要作睦邻的活动了。美国朝野不明斯义，竟帮同摇旗呐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对于反共实无益而有损，宜三思之。
（四）
最后拟对祖国国、共两党现阶段政权略作分析：
大陆上的中共政权，十年以来已渐趋稳定。惟中共急于工业化，及实现共产社会理想，不无躁进之嫌。然中共十余年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战出现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
至于台湾，十余年来，蒋先生小朝廷内的一切作风似仍沿袭大陆时代的恶习而无甚改进。按常理说，蒋先生痛定思痛，应有一番新作风。辛亥革命时，中山先生曾有意划崇明岛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实验区“。蒋先生统治中国三十年，未能在大陆实行三民主义，今日在台湾已做到党政军清一色的局面，理应发挥理想，把台湾治成一”三民主义的实验区“，才可与中共在政治体制上唱对台戏。但是蒋先生十余年来的独裁作风，且有甚于大陆时代。如此而犹欺人自欺，动辄以”反攻大陆“作宣传，岂不可笑。一种政治宣传，如果连自已都欺骗不了，如何能欺骗世人呢？
但是台湾问题今日必须解决。因台湾问题已成世界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环。直接影响世界裁军问题，乃至有导致中共与美国直接冲突的可能。是以台湾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一日有变成世界火药库的危险。但是今日国共双方已不可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蒋先生既无力反攻，况他用兵还要受中美协防条约的约束。中共虽高唱”武力解放台湾’，但内战停止已久，中共纵能越过美国第七舰队而进攻台湾，恐亦得不到中国人民的谅解。所以台湾问题的解决，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政治解决台湾问题，则不外以下三种方式：
（一）联合国暂时托管；
（二）成立独立政府；
（三）按现状继续拖下去。
这三种方式中，第一、二两种国、共双方都不能接受。因据最近史家考证，远在殷商时代，台湾即为中国人所发现。隋、唐以后，中国即开始向台湾移民，晚而益盛。明末，荷兰人虽一度作短期的占领，但不久即为郑成功所驱逐。成功且踞台作反清复明的英勇斗争，虽以众寡不敌而失败，而台湾一岛却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上的永远纪念碑。清末甲午战后，台湾割归日本凡五十年。然珍珠港变起，中国对日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失效，按照国际公法，台湾遂复还于中国。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更经同盟国领袖正式承认。故台湾绝无独立的法律依据，任何中国人自皆不愿接受。因此前述第一、二两种方式均不会实现，则维持现状，势在不免。但台湾局势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严重问题，对中国固不利，于友邦亦无益。按情理言，美国尤其不愿拖。因中共视台湾问题的不解决，便等于中共政权的未完全统一。在其国力日盛之后，万一中共有原子弹出现，渠可能和美国赌国运，冒世界大战的危险，和美国摊牌。中共和美国之争，韩战即是先例。苏联以华制美，正可一石两鸟，全力支持中共对美作“局部的战争”。在此情况下，美国如不愿为保持台湾而赌其国运，则台湾问题便要急转直下了。
今后解决台湾问题之道，在我个人看来，可有甲、乙两案可循：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成为纯摔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我想蒋先生已逾七十高年，一生饱经忧患，至愿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想蒋先生亦不致河汉斯言。
我退休海外，不问世事已十余年。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的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五）
总之，今日中国，乃至任何国家内的严重纠纷，都为世界问题的一部。而世界局势的变动对各该国国内问题亦有严重的影响。任何国家今后决不能再孤立于世界。人类文明今已进入太空时代，太空船环绕地球一周，费时不足两小时，世界已无形缩小。将来国界消灭，举世界书同文，而车同轨，当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不幸今日文明社会仍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所困扰而不能自拔，而第三种的民主社会主义依违两者之间又无法抬头。如因此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双方各以原子武器相对抗，则人类数千年文明或将从此斩绝。不过，就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及其与之俱来的殖民主义经数百年的演变，今已日趋没落。因资本主义制度对内每易发生无法解决的阶级问题，对外则难免趋向扩张主义。时至今日，由于此两项问题的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已至日暮途穷之境。
社会主义的兴起原由于资本主义的没落。其初时最动听的口号即为对内解决阶级问题，对外扶持弱小民族的独立以阻遏殖民主义。何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社会主义国家均逐渐形成极权政治，剥削人民基本自由。因此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反为保有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引为反共的口实。两大相持，是非不分，致使中立小国茫然不知何所取舍。
然今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虽剑拔弩张，真正诉诸武力，目前似无此可能。战既不能，则和平共存，作政治、经济建设的竞赛，似为必然的趋势。试看近代世界各国建设史迹，凡以社会主义方式，以暴力从事社会主义与经济改革的，其牺牲至大，而收效极速；其以民主资本主义方式改革的则反是，而且往往远水不能救近火。中共与印度即为一最明显的对照。再者，在和平共存世局之中，落后国家因人民教育有限，生活水准极低，民主政治乃至民族资本主义均不易实现。勉强试行，若非流为武人专政，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以及今日的阿拉伯、巴基斯坦、南韩各国，即为共产极权。以故第二次大战后，民主集团的失势即在此等落后国家之间。
不过近世科学昌明，工业化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准与教育程度都在日渐提高之中。到人类生活水准普遍提高之后，其要求自由的呼声必随之高涨。极权主义的不能持久，民主政治的日益普遍，实为必然的趋势。而资本主义经济蜕变的趋向社会化，英、美近代历史中亦昭然若揭。以故今后极权政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蜕变而殊途同归，亦为必然的结果。为调剂二者的优劣，我国孙中山先生首已阐明此义。二次大战后英国工党亦试行其制。两者功效虽均未大着，然就近年来世界政治制度演变的推测，民主社会主义终必大行于世界，盖可断言。我国先哲于两千余年前即有“大同”的理想。今后世界政体演变的终点，我亦将视其为国界消灭，种族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后之读者，重读吾书于大同实现之时，亦将有感于斯文！
附录：李宗仁声明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亲爱的同胞们：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当飞抵北京机场之际，又受到热烈的欢迎，内心感动，尤难自已。谨借此先向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由衷恳切的谢意，并述个人愿望和感触以告国人。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成功地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其次，我深愿以留美十多年所得的感受，寄语留台国民党同志。这些年来，美国表面上以“反共”为名，实际上乃进行着一系列反华、反世界人民的肮脏勾当，企图孤立中国，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特别自约翰逊主政以后，更变本加厉，扩大侵越战争，甚欲借此挑起一场跟中国人的战争。此举不仅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同声谴责，也遭到了其国内各界知名正义人士不断反对和抨击。此种情况，为美国立国以来所仅见。
我尤欲寄语留在台湾的国民党同志者，多年以来，美国必欲据台湾为己有，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台湾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绝不容许美国霸占。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美国插手。吾党同志继承孙中山先生爱国反帝的革命遗教，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两度合作的光荣历史。当此美帝国主义亟欲谋我之际，何忍引寇自重，为敌张目，甘为民族罪人，国家蟊贼。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最后，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人士也应该坚决走爱国反帝的道路。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祖国早已宣布“爱国一家，不分先后”和“来去自由”的政策，此次我以待罪之身，也能获致宽大的待遇，就是一项具体证明。亟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
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并望能在祖国颐养天年，于愿已足，别无他求。谨布荩忱，敬祈垂察。
（原载196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
一、《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后记
唐德刚
一、李宗仁的历史地位
李宗仁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数的国家领袖。他的出身是满清末年落后的广西农村里一个诚实忠厚的牧童。他是个真正赤脚下田肩挑手提、干过粗活的贫苦农民。然而历史和命运，三凑六合，却渐次提携他在中国军政两界，逐年上升；终于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年中，成为国家元首——有历史和正统地位的国家元首。这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上说，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位“末代帝王”罢。“末代帝王”——尤其是传统的宗法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转移时代”的“末代帝王”，是任何读史者所不能忽视的。
从李氏个人在历史上的事功方面来看——让我引一句套语——他的一生也可说是“有足多者”。他在二十来岁初主“方面”之时，居然能摆脱旧军人的传统，跳出当时腐化的环境而以新姿态出现，这就是一件那时军人不容易做到的事。其后他加入国民党，侧身国民革命，论战功、论政略，他都是国民党旗帜下一位佼佼不群的领袖。在那些国民党执政时期诸多决定性的大事件之中——如“统一两广”、“北伐”、“清党”、“宁汉分裂”、“武汉事变”、“中原大战”、“国共第一次内战”（“五次围剿”与“反围剿”）、“闽变”、“六一事变”、“抗战”、“国共二次内战”、“国民党行宪”、“蒋氏二次下野”、“国民党退守台湾”等等——李宗仁都是关键性人物之一；少了他，历史可能就不一样了。
就以最后这件（蒋氏二度下野、国民党退守台湾）事来说罢，李氏也是造成今日台海两岸对峙的重要人物之一。当年李宗仁曾对笔者力辩一九四九年“逼官”之说为“诬赖”。据个人探索，我也认为“逼宫”之说有点过甚其辞。但是蒋氏当年既然退而不休，却为什么又要坚持“引退”呢？
原来“内战”与“外战”不同，在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支配之下，对外战争在情况险恶之时，卫国将士是应该“宁为玉碎”的。但是内战在同样情况之下，那便不妨“阵前起义”或谋“局部和平”，以求“瓦全”了。蒋氏下野而置李氏于“炉火之上”，其用意显然是在“稳定桂系”，免得它效法傅作义，在华中地区搞“局部和平”罢了。
在蒋氏那时的估计，桂系如不搞“局部和平”，他或许仍然可以“割据两广”以抗共军。这样蒋所直接控制的中央系也就可以确保台湾了。这也是“守江必先守淮”的次一步安排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旦国际局势转变，国民党卷土重来，还怕“桂系”不听指挥吗？这可能就是国民党“毋忘在莒”原始思想的出发点罢！
后来桂系在“两广”虽然“割据”未成，但是李、白二人没有和程潜、陈明仁一道去搞“局部和平”，倒给予中央系人物较充分的时间去准备退守台湾——搞个如胡适在抗战期间所说的“苦撑待变”！而国民党在台湾居然能并未怎样“苦撑”，就“待”出一个朝鲜战争之“变”来，而拖延至今。那时李、白二人如果也搞起“局部和平”来，则台湾可能早就被人民政府统一了。没有个台湾，整个中美关系，乃至今日三强互制的整个世界局势，也就不一样了。
一九六五年初夏，李宗仁先生有一次忽然十分伤感地向我说，他年纪大了，想“落叶归根”！他那片“落叶”，如果在一九四九年就“归根”了，今日中国和世界的局势还会是这样的吗？
匹夫一身系天下安危。我们读历史的人，岂能小视李宗仁这位“末代帝王”的个人故事！所以我们要治“民国史”，则对李宗仁其人其事就必须有一番正确的认识。但是要认识李宗仁，他本人的回忆录自然是最直接的原始资料。
二、本书正名
当然古今中外任何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圈内的人物——的自述，都有其片面性。它的论断是极度主观的。但是一位创造时势的英雄，对他如何创造他那个时势的自述，其史料价值究非其他任何间接史料所可比。至于如何在这些第一手史料中去甄别，取舍，那末见仁见智就要看治史者和读史者——不论他是个人、是团体或是阶级——个别判断能力之高低和成见框框之大小来决定了。
笔者不敏，由于“治史”原是我的终身职业；“读史”也是我生平最大的兴趣；加以上述理想的驱策，因而在美国大纽约地区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之聘，自一九五八年暮春至一九六五年初夏，断断续续地用了将近七年的时光，在李宗仁先生亲自和衷合作之下，写出了这部《李宗仁回忆录》的中、英二稿。属笔之初，李公与我本拟在《回忆录》之外，另加一书名叫《我与中国》，使它和当时风行美国的《艾森豪回忆录》另有个书名叫《远征欧洲的十字军》一样。至于作者的署名则更经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提议，李氏的同意，用：“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编纂发行”等字样。这种安排也可说是一种三边协议罢。
我们那时想取个“附带书名”的原意，只是为本书“英文版”着想的。因为当时欧美社会的时文读者们对“李宗仁”这个名字，并不太熟悉，加一个“我与中国”就比较清楚了。不幸英文版之付印由于李氏于一九六五年夏秘密离美而中止。如今二十年快过去了，李宗仁的故事在欧美已不成其为“时文”，而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史料书”了。史料书再用这个附带书名不但失去原来意义而且会影响本书史料上的严肃性，所以笔者征得哥大校方同意，为保持本书的纯学术面貌，就决定不用了。
至于本书的“中文版”，它原无加一附带书名之必要；画蛇添足，就更犯不着了。这件事从头到尾是笔者个人向李先生建议的，取舍之间并未违反李公之原意也。
三、中文稿出版的曲折
本书共有中、英文稿各一部。
中文稿共七十二章，约六十万言。此稿内容政治掌故太多，牵涉广泛，各方阻力不小。海外可销量有限，出版不易，以致积压甚久。因此在七十年代中期，当国际环境好转，海内外学术风气亦有显着改变之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乃委托笔者将本书中文稿转交香港《明报月刊》，暂时以“连载”方式，按月分章发表，以飨读者。
哥大执事人并有正式公函告我，因为我是本书中、英二稿的唯一撰稿人，根据国际出版法我个人有权收取本书中文版的国际版税。至于本书英文版的版税问题，哥大历届当轴均一再言明，校方为本书“投资”太多，为收回成本计，大学拟以英文版版税“归垫”云云。
以上都是哥伦比亚大学向我这位“着作人”主动提出的。笔者一介书生，对资本主义学术界的生意经，既无研究，更无兴趣，只要他们能不动本书内容，能保持这本历史记录的真面目，我就很满意了。至于大学当局主动地向我言“利”言“权”，我多半是由他们作主而不置可否的。这可能也是我们海外中国知识分子，治学异邦，而仍然未能摆脱我故国乡土书生的头巾气，有以致之罢。
香港《明报月刊》于一九七七年四月份（该刊总第一三六期）起，按月连载至两年之久。后因该刊前编辑以此稿过长，希望暂时停载若干期，以免读者乏味。同时亦因哥大所发之中文稿中，竟然缺了极其重要的有关当年“国共和谈”的一章—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需由英文稿回译，而笔者事忙，一时未能动笔，这一“连载”便暂时中断了。
今年（一九八０）年初，笔者承香港《明报》发行人查良镛先生函告，以《明报月刊》对《李宗仁回忆录》将恢复连载，并拟刊行全书。此时适本书英文版业已问世。笔者乃着手将此缺稿回译。唯平时教学事忙，一时无法抽空，遂拖至学期结束。
四、英文稿和中文稿的关系
本书的英文稿原是笔者对中文稿的节译、增补和改写而成——共五十三章，四十余万言。此宗英文稿于年前经笔者重加校订，由哥伦比亚大学授权英美两家书商，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在美英两国同时出版。为节省纸张用小号字排印，亦有六百四十二页之多。
这中英二稿在份量上说，都不算小，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传记项下，是一部鲜有其匹、全始全终的一部当国者的自述。用常理来说，这中英二稿自应以中文稿为主；英文稿不过是一部“节译”而已。谁知就撰写的程序来说，这中、英二稿却相辅相成，各有短长。其内容亦间有不同。此种情况之发生固亦有其常理所不可测之处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这部书的写作原是一所美国大学所主持的。美国大学对出版中文书是毫无兴趣的，当然也就不愿提供非必需的经费，来支持中文写作了。
笔者当年受聘执笔，要随时向校方主持筹款的上级，报告“进度”；而学校当局对我这位“研究员”的“研究工作”之考核，亦全以英文稿为衡量标准。幸运的是李宗仁先生不懂英文，我非起个“中文草稿”，则李氏便无法认可。那时笔者如为着省事，但向哥大按时“交差”，则中文草稿原无加工之必要——哥大当时所主办的其他中国名人“口述自传”（如胡适、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蒋彝、吴国祯、李汉魂、何廉等人），均无中文稿。该校在同时期所主办的一些东欧名人的“自述”，亦无东欧文底稿。笔者所撰这部中文版《李宗仁回忆录》，则是其中唯一的例外。
说实在话，这部书原是我个人循李宗仁先生之请，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一点“额外工作”——说是笔者个人“偷空的私撰”亦未始不可。
为着赶写英文稿，按时向校方“交卷”，同时并保持中文稿最低限度的可读性，我那时精力虽旺，也还是日不暇给；工作时间，往往是通宵达旦的；而这点自讨苦吃的“额外工作”，也不知道给予我多少一言难尽的“额外，苦恼，有时因之气馁，有时因之心力交瘁，是难免的，但是笔者愚而好自用的个性，总算也有可用的一面，我是咬紧牙关，不计后果地坚持下去了——坚持着用掉数十打铅笔，多写了一百多万个中国字！
那份”铅笔稿“——多半是我在午夜前后，一灯荧荧之下，埋头书写的——它的份量虽大，而哥大当局却一直不知其存在。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深秋，李宗仁先生秘密离美后三个月，哥大的律师为向法院”备案“，细查全稿撰写程序，才被他们发现的。一旦发现，校方乃要我交出归公，由哥大”封存“，从此就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财产“了。该稿现在仍被锁在哥大图书总馆的”珍藏部·手稿室“。笔者前不久曾被特准取阅，全稿纸张，已苍黄不堪矣。
这部中文稿既是一部”额外工作“，而这额外工作又多至百余万言，因此落笔之时，我断然没有工夫去字斟句酌的。事实上那份草稿的撰写方式，简直与一般”限时发稿“的新闻记者的写法一样——真可说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要推敲、要考订、要章节改组，就到英文稿上再去加工罢。
据笔者个人、乃至海外一般同文的经验，写英文在某些方面，远比写中文轻松。主要的原因便是中文须”手抄“，而英文可”打字“。打字是机器工业，快而省力——笔者本人便可于一分钟之内很轻松地”打“出四十五个以上的英文字——所以一稿可以数易。必要时且可请打字员代劳，甚或录音口述，不必挥动一指。写中文则是手工业；一字一句都得亲自手抄。一篇短稿，往往也要个把钟头，才能抄完。要把一份长逾百万言、”额外工作“的手抄稿，不断地改写改抄，那儿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部《李宗仁回忆录》，却是经过六七年的时间，不断地改动才完成底稿的。因为有时完稿之后，已经李氏认可了，忽然又发现了新史料，甚或新回忆（”忽然间想起来了！“），为此则部分手稿必须改写，而这项改写工作，我往往就舍中就英了，在英文稿上直接加工，然后要打字员重新打过就是了。
至于中文稿，手抄太困难，而海外又无中文”录事“或”钞胥“可以帮忙，所以中文稿需要改动，我只写了些”眉批“，或标上一两张签条便算了。”改写工作“就只好”留待异日“再做罢。
举一个小例子：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北伐途中，蒋李二人”拜把子“之时，蒋总司令的盟帖上原有四句四言的”盟诗“。李先生忘记了。那盟帖也在一九二九年”武汉事变“中遗失了。所以在中文稿上我们就没有写下来。可是后来郭德洁夫人阅稿时，她还能记出原文。李公乃要我”加上去“。我便把这四句译成英文，把原稿抽出”改写“，并重行”打“好，天衣无缝地补了进去（见英文版第一七五页）。
但是在中文稿上，我只加了一张签条，以便将来”整理“时，再行补写。孰知李氏一去，”补写“不成，而这张签条后来又在哥大复印全稿时被暂时”抽下“。一抽之后，不识中文的助理员便无法复原。因此蒋总司令的这四句”盟诗“，和陈洁如女士的芳名，在《明报月刊》上发表这一章时，也就不能出现了。
以上所说的虽然只是一点小出入，而如上节所述的中文稿第六十六章《收拾不了的烂摊子》，则全章都是笔者最近才从已出版的英文稿第四十七章，整个回译的。原来当我发现中文清稿中缺了该章之时，我曾专程去哥大各处搜寻，却遍觅无着。这章稿子究竟怎样遗失了呢？事隔二十余年，真是线索毫无！后来我在自己的日记和其他一些杂乱的残稿之中，才找到点影子。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祥的，在当初我把那一章中文底稿译成英文之后，哥大方面的美国同事阅后都嫌其太简略了——因为这是当时大家等着要看的”最重要的一章“——我自已反复读来也自觉有避重就轻之感，乃决定把全稿抽出，从头改写。改写再经李先生完全同意之后，未等着把中文底稿润色后抄成清稿，我就把底稿译成英文了，因此中文清稿一直没有叫昭文补抄。没有补抄的原因，是笔者对改写稿仍不满意，只以”来日方长“，以后与李宗仁先生商量，再来个三次改写罢。
原稿既然抽下来了，打杂的女秘书，可能就忘记放回去。后来哥大的中国口述历史档案室又先后三迁，而直接管理档案的女秘书又一死三换，先后不接头。笔者原不管庶务——按规章我也无权过问，也没时间过问——后来受调离职就更不能过问，残余的中文底稿第六十六章也就再也找不到了。
原先我个人对整个七十二章中文全稿的打算，是等到英文稿完工之后的遥远将来，在李宗仁先生继续合作之下，再”慢工出细活“地补充，润色，甚或彻底改写。因为在李氏与哥大合作之初，便同意在回忆录英文版面世之前，不得以中文发表任何回忆史料。这本是美国学术界的生意经，所以我对于中文稿，原也打算天长地久，以后再慢慢琢磨的。这本是我个人的心愿——这部中文稿太毛糙了！她是一块璞玉，玉不琢、不成器，我是预备把她好好地改写的。一部必然传之后世的中国史书，怎能让后世史学史家看出”英文版优于中文版“呢？这种心理也可说是我们寄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伟大的祖国文明，所发生的班超式的愚忠愚孝罢。
谁知英文稿甫告完工之日，李宗仁先生忽然自纽约”失踪“！哥大随即循法律程序，把与李氏有关的中英文一切文件，全部封存。哥大这一锁就锁了十二年之久。直至一九七六年初，中美国交”解冻“已成定局之时，哥大当局始决定把这项中文稿”解冻“发还。这时李宗仁先生夫妇墓木俱拱，海内外人事全非。笔者亦两鬓披霜，摩挲旧作，真是百感交集！
笔者虽然是这部书从头到尾唯一的执笔人，但是在体裁上它毕竟以”自传“方式出现。在治学的基本原则上说，我今日对这部稿子，除掉改正少数笔误之外，我是不应易其一字的。改写和润色，都为治学常规所不许。
但是这部书，原只是一束”草稿“——一位未施脂粉、乱发粗服的佳人。她原是学术在政治上的牺牲品。因此这中、英二稿，并不是一稿两文，而是一个着作程序中，两个不同阶段之下的两种不同的产品，相辅相成而各有短长。中文稿还没有脱离”草稿“阶段，英文稿在程序上却是”定稿“，而这一定稿大体说来却又是中文草稿的节译和补充。这点实在是我们华裔知识分子在海外以中英双语治中国史，无限辛酸的地方。这也是笔者要向《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读者抱歉，并请逾格体谅的地方。
五、初访李府
《李宗仁回忆录》的中、英二稿的”正本“虽被哥大积压了将近二十年，其”副本“则在海内外变相流传，易手多次。笔者既是两稿唯一的”撰稿人“，我自觉对这部稿子撰写经过中，若干关键性的细节，亦有稍加叙述的必要。
这部书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之下撰写的。这个”学部“（或译为”计划“）原于一九五七年试办成立；也算是该校总口述历史学部中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主持人是该校授中国近代史的白人教授韦慕庭。各项经费原是他向福特基金会、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其他方面筹募的，一切内部政策也就由他一人决定。笔者在拙着《胡适杂忆》的最后一章里，也曾略有交代。
韦氏为与中国流亡政要洽谈方便起见，后来也邀请当时在哥大教授中国经济的华裔何廉博士参加。但是何氏的职务只是陪陪客，吃吃饭，做点谘询工作而已，并不负丝毫实际责任。何氏是搞经济的，同时因为他早期在国民党中做官是属于”政学系“那个官僚集团，历史既非其所长，而他过去在中国政治圈中的恩怨，反增加了哥大对中国口述访问中的不必要的困难。即以宋子文为例罢，宋氏曾多次通过顾维钧先生向哥大表示愿意参加。宋是哥大的校友，又是所谓”四大家族“中的宋家的第一要员，在后期的国民党政权中，他是位核心人物，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最重要是他还拥有整箱整箱的私人文件。
不幸当他在重庆的时期，由于他的影响，当时作下属”农本局长“的何廉被政府关了起来。据说其时何氏如没有”政学系“的靠山，是可能丧命的。
如今大家都流亡海外，纵不记前嫌，但是把杯握手，也难免脸红——尤其当时华人知识分子圈圈内的传说，都以为这个口述历史是何廉主持的；何氏对外自然也当仁不让——所以宋子文就有点踌躇了。后来宋氏还是不顾既往，颇有参加的愿望，但是在”谘询“过程中，他的名字却被划掉了。
后来顾维钧先生向我说，宋子文先生希望你也能帮帮他的忙，他想写本”回忆录“。我斩钉截铁地告诉顾先生，我愿抽空，为宋先生义务帮忙。但是顾先生知道我是一位”穷忙“的流浪汉，哪里能抽出这个空；一人担三口，昼夜不停走，哪里又能负担起这个”义务“呢？所以也就作罢了。
后来宋氏在西岸吃鸡，不幸噎死的消息东传之后，我个人闻讯，真锥床叹息——我们治民国史的人，怎能把宋子文这样的”口述史料“，失之交臂呢？
哥大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自始至终就只有两个全时研究员。那便是夏连荫和我。夏女士最早访问的对象是孔祥熙和陈立夫；我最初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
李宗仁先生是在一九五八年春夏之交，适之先生决定出长台北中央研究院之后，才应邀参加的。参加的程序是先由哥大校长具函邀请；李氏答应合作了，东亚研究所乃派我前往，商讨有关合作的一切细节和工作方式。
记得我第一次受派往访之时，是一个天明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当我开着汽车在李氏住宅附近寻找门牌号码之时，忽见迎面开来一部黑色的林肯轿车。开车的是一位相当清秀的中年东方妇女。她见了我便把车子与我车对面平行停「，微笑地问我：”你是来找我先生的吗？“我一看就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郭德洁了。我答应之后，她便说：”我先生正在等着你呢。“说着她便掉转车头，领我到他们的住宅。那是一幢只有一间车房，相当朴素的平房。据说原是一位美国木匠的住宅，是李夫人以纽约市内房租太贵，由她坚持着买下来的。我二人下车之后，李先生己站在门前，含笑与我握手了。
李先生中等身材。穿一件绒布印红黑格子的运动衫，灰呢长裤。他那黄而发皱的老人面孔，看来就象祖国农村里的一位老农夫。他领我到客厅，延我”上座“。李夫人捧出咖啡、茶点之后，便又开车买菜去了——说是留我午餐。果然不久，当李公与我谈兴方浓之时，李夫人已经放好了一桌子的菜肴，来约我们吃饭了。这便是我在他们李家所吃的有纪录的一百六十八顿饭的第一顿。莱肴不算丰盛，但是十分精致可口。我顺便一看她的厨房，里面一清如水，杂物井并有条，杯盘银光闪闪。我不禁暗自赞叹：”郭德洁原来还是一位好主妇！“——那时他们是没有佣人的。
后来一位广西籍的岑女士（岑春煊之后裔）也告诉我，战前在桂林，她便常时看到郭德洁骑着脚踏车”上街买小菜“。郭是那时佳林的”第一夫人“，居然骑单车出街，也确是难能可贵的。
这时在李家我们三人且吃且谈，笑语悠然。郭夫人则时起时坐，替我们加莱添汤，看着座上的主人，我简直不相信，他二人便是”李宗仁、郭德洁“这一对民国史上的风云夫妇！他二人言谈举止，都极其平凡而自然，没有丝毫官僚气氛，或一般政客那种搔首弄姿的态度。
这是我对他们夫妇的”第一次印象“，也是我们其后七年交往的肯定的印象。我至今觉得李德邻先生是一位长者；一位忠诚厚道的前辈。他不是一个罔顾民命、自高自大的独夫；更不是一个油头滑脑的政客。我在他身上看出我国农村社会里，某些可爱可贵的传统。
至于郭德洁夫人，我觉得她基本上也是一位”鸳鸯“、”平儿“这一类型的好姑娘、贤七妇。不幸她命大，做了”代总统夫人“，无端地被人看成个女政客，实在是有点冤枉。人孰无过？人孰无短？李氏夫妇亦自有其过，自有其短。但他二人都不是在人格上有重大缺点的人。
日子过久了，我和李府一家上下都处得很熟。李先生的长子幼邻那时与其生母（李氏乡间的”原配“）同住在纽约。幼邻经商很忙，不常来父亲家。我们偶尔一见，也很谈得来。李先生的幼子志圣，那时正在纽约读大学，长住家中；后来应征入伍，当了两年美国兵，又返纽复学。他是位极其诚实忠厚的青年，为人亦甚为爽快，我们相处甚得。李公的侄儿李伦是位工程师，后来也是全美驰名的武术教师，在欧美两洲开办了好几所”功夫学校“，一度也住于李家，我们都变成挚友，相处无间，至今仍时相过从。这三位青年虽也是当年达官贵人的子弟，但是他们都没有以前大陆上那些常见的公子哥儿辈的坏习气，也颇使我刮目相看。
李公夫妇和我处熟了，他二人也告诉我说，他们对我的”第一次印象“也不太坏。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时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来访问的”博士“，可能是一位假洋鬼子；谁知却是一位”诚实本分“的”五战区老同事“——因为笔者在抗战时期曾在”五战区“做过小兵。可能就因为我们双方相互欣赏对方从祖国农村带出来的土气罢，我们七年中的工作和交往，真是全心全意的合作。我的老婆孩子也逐渐变成李家的常客。内子吴昭文与李夫人也处得感情甚好，我的儿子光仪，女儿光佩，也颇得”大桥公公“和”大桥婆婆“的喜爱——那时我们访问李家，一定要开车通过那雄伟的”华盛顿大桥“，所以孩子们便发明了这一称呼。
相处无间，我们就真的变成”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这样也就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效能和乐趣。为此我也曾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而安于这项没没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更不知道这项苦差做久了，在这个商业习气极大的社会里，由于为人作嫁，后来几陷我于衣食难周、啖饭无所的难堪绝境！
我个人那时不能入境从俗，而害了我国传统文人的”沉溺所好，不通时务“的旧癖——这样对一位寄人篱下的海外流浪汉的谋生养家，奉养老亲，抚助弟妹来说，可能是件一言难尽的绝大错误罢！但是回想当年，闭户撰稿，漏夜打字的着述乐趣，以及和李宗仁先生夫妇的忘年友谊，此心亦初不稍悔。是耶？！非耶？！今日回思，内心仍有其无限的矛盾与酸楚，时难自怿！
六、撰稿的工作程序
李宗仁先生一生显赫，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物；生性又十分好客而健谈。不幸一旦失权失势、流落异邦，变成个左右为难、满身是非的政治难民，不数年便亲故交疏、门可罗雀。
政治圈子——尤其是中国式的政治圈子，原是最现实的名利市场。纵使是从这个名利市场破产倒闭下来的政治难民们，他们对现实性和警觉性，仍然有其深厚的遗传。象李宗仁那样两头不讨好的是非人物，那时的中国寓公们和左右两派的华侨，都是不愿接近的。
他们李家原出自广西的落后农村，本来也就门衰祚薄，至亲好友，原已无多；在这特殊的情况之下，社交的圈子当然就更小了。此时李先生年事已高，每天只要四小时的睡眠。他又没有象胡适之那样的”读书习惯“。平时看点一无可看的”侨报“之外，也没有读闲书的兴趣。加以不谙英语，又不能——不是不会——开车，邻居和电视，都不能助解寂寥。日长昼永，二老付坐，何以自遣？因而他们最理想的消磨时光的办法，就是能有闲散的客人来访，天南地北地陪他们聊天解闷了。
就在李府二老这种百无聊赖的真空状态之下，忽然来了我这位”清客“，而我所要谈的，又是他二老最有兴趣的题目。所以对二位老人来说，我的翩然而至，也真是空谷足音，备受欢迎。因此当我最初访问时，李先生便希望我能每周访问三次！
我是如约而往了。每次都是自上午十时直谈到深更半夜。吃了李家两餐饭之外，有时还要加一次”宵夜“。原先我是带录音机去的。如此谈来，录音又有何用？所以我就改用笔记了。但是每次十余小时的笔记，也未免太多，我又何从整理呢？
我这时与李氏工作，是紧接着我与胡适之先生工作之后。这两件虽是同样性质的工作，而我这两位”合作人“却有胡越之异。
胡适是一辈子讲”无徽不信“、”不疑处有疑“、”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的考据家。我和他一起工作，真是一字千钧，半句不苟！
李宗仁恰好是胡适的反面。李氏一辈子总共只进过三年多的”军事学校“。他幼年在家中也宁愿上山”打柴“，不愿在私塾”念书“。在军校时期，日常所好的也只是些器械、劈刺和骑术等”术科“，做个拳打脚踢的”李猛仔“。李猛仔自然对”文科“也就毫无兴趣了。他其后做了一辈子猛将，叱咤风云，上马固可杀贼，下马就不能草露布了。稍为正式一点的”笔墨“，就全靠”文案“、”师爷“或”秘书“来代笔。李先生告我，他当年和蒋总司令结金兰之好时，他迟迟未能把”盟帖“奉换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不好意思找秘书来代做那四句‘盟诗’“。
所以李先生对我辈书生所搞的什么考据、训诂、辞章、假设、求证……等等做”学问“的通则、规律和步骤，当然也就完全漠然了。正因为如此，他却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他所讲的，无一而不可以写下，传之后世。这就是”隔行如隔山“的必然后果罢。我既是前”五战区“里的一个小兵，我虽明知照他老人家所说的原封写下来，是要闹笑话的，我也不好意思向我的”老长官“发号施令，直接告诉他；”信口开河，不能入书！“
日子久了，人也更熟，我才慢慢地采用了当年”李宗仁少尉“在”广西将校讲习所“，对那些”将官级学员“教操的办法——用极大的耐性，心平气和，转弯抹角地，从”稍息“、”立正“，慢慢解释起。
最初我把他老人家十余小时的聊天纪录，沙里掏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挡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那时尚没有”民国大事记“一类的可靠的”工具书“——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他”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
就以他在”护国军“里”炒排骨“（当”排长“）那段经历为例来说罢！我们在大学里教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当年反袁”护国军“背景的了解，总要比那时军中的一员少尉排长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了。所以我就劝他在这段自述里，少谈国家大事或政治哲学，而”炒排骨“的小事，则说得愈多愈好。
因此他所说的大事，凡是与史实不符的地方，我就全给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写而补充之。最初我箍得太多了，他老人家多少有点怏怏然。我为着慢慢地说服他，便带了些《护国军纪实》一类的史籍，和民国初年出版的一些报章杂志给他看。我甚至把《民国史演义》也借给他读。这部《演义》虽是小说，但是全书大纲节目，倒是按史实写的。李先生对这种书也颇感兴趣，也有意阅读。我为他再解释哪些是”信史“可用，哪些是”稗官“要删。俗语说，”教拳容易改拳难“，要帮助一位老将军写历史，实在也煞费苦心。
李先生每每欢喜开顽笑地说他所说的是”有书为证“，而他的”书“，往往却是唐人街中国书铺里所买的”野史“。我告诉李将军说，写历史也如带兵打仗。打仗要靠正确的”军事情报“，情报不正确，是会打败仗的。写历史也要有正确的”学术情报“；情报不正确，写出的历史，就要惹行家讪笑了。
这一类军学参用的建议委婉地说多了，李先生也颇能听得进去，而觉得我”箍“得有理；对我也有完全的信任——这大概也是因为”在野“的人，总要比”在朝“的人，更为虚心的缘故罢。这样我这位唐少尉，才渐渐大胆地向我”将官级的学员“，叫起”稍息“、”立正“来了。
大体说来，我那时起稿的程序是这样的：第一、我把他一生的经历，大致分为若干期。他同意之后，我又把各期之内，分成若干章。他又同意了，我乃把各章之内又分成若干节，和节内若干小段。其外我又按时新的史学方法，提出若干专题，来加以”社会科学的处理“；希望在李氏的回忆录里，把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点新鲜的社会科学的答案来——这也是当时哥大同仁比较有兴趣的部门。
可是经过若干次”试撰“之后——如中国传统史学上”治、乱“、”分、合“的观点和史实，在社会科学上的意义——我觉得这种专题的写法，是”离题“太远了。盖李氏所能提供的故事，只是一堆”原始史料“而已。他偶发议论，那也只是这位老将军个人的成熟或不成熟的个人意见。我这位执笔人，如脱缰而驰，根据他供给的”口述史料“，加上我个人研究所得，来大搞其社会科学，那又与”李宗仁“何干呢？这样不是驴头不对马嘴了吗？所以我就多少有负于校中同仁之嘱望，决定不去画蛇添足。还是使他的回忆录以原始史料出现罢。
在李先生觉得我的各项建议俱可接纳时，我就采取第二步——如何控制我的访问时间，和怎样按段按节，一章章地写下去了。
首先我便把访问次数减少。每次访问时，又只认定某章或某几节。我们先把客观的、冷冰冰的、毋庸置疑的历史背景讲清楚——这是根据第一手史料来的；无纪录的个人”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甚至是相反的——然后再请李先生讲他自己在这段历史事实里所扮演的角色。约二三小时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我便收起皮包和笔记；正式访问，告一结束。
随后我就陪李氏失妇，夭南地北地聊天聊到深夜，这也算是我们的”无记录的谈话“罢。这个办法是我从访问胡适所得来的经验。因为这些不经意之谈，往往却沙里藏金，其史料价值，有时且远大于正式访间。
李先生很欢喜我这种办法。因此有时在正式访问之后，我也约了一些哥大的中美同事和友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无记录谈话“。哥大师范学院的华裔胡昌度教授，便是后期常时参加这个”谈话“的李府座上客。人多了有时也宾客盈室，笑语喧哗，俨然是”代总统府“在海外复活。
但是就在这轻松的谈话之后的三两天内，我则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来，送交李公认可。他看后照例要改动一番。取回之后，我再据之增删，并稍事润色。
我写这长篇故事，归纳起来说，亦有三大原则：
（一）那必须是”李宗仁的故事“；虽然在他的口述史料之外，所有成筐成篓的着述史料，全是我一手搜集编纂的。
（二）尽可能保持他口述时桂林官话的原语气，和他对政敌、战友的基本态度。李先生说故事时虽亦手舞足蹈，有声有色，但本质上是心平气和的，极少谩骂和愤激之词。他对他的老政敌蒋公的批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每提到蒋，他总用”蒋先生“或”委员长“而不直呼其名，或其他恶言恶语的称谓。提到其他人，他就直呼其名了——这大概也是多少年习惯成自然的道理。所以笔者撰稿时，亦绝对以他的语气为依归，断不乱用一字。
（三）他如有少许文字上的改写，我也尽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里古怪的朴素文体，以存其真。只是有时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之时，我才加以改写。例如李氏专喜用”几希“二字，但是他老人家一辈子也未把这个词用对过，那我就非改不可了。全稿改后再经他核阅认可。取回后，我再把这初稿交予小楷写得尚称端正的内子吴昭文，用复写纸誊写两份（那时尚无廉价复印机），我留下正本，以副本交李公保留备查，这就算是我们的清稿了。
这样地完成了两三章之后，我便停止访问若干时日。一人独坐，把这两三章中文清稿，用心以英文缩译，甚或改组重写，务使其在文章结构的起承转合上，和用字造句的锤炼上，进入全稿的”最后阶段“；以便向校方报告”进度“，并按时分章”交卷“。所以笔者在本文前段便提过，本书在写作程序上，这中英二稿，并非一稿双语，而是一宗文稿在撰写程序中的两个阶段。中文稿实是”初稿“，而英文稿反是”定稿“也。
我打出英文稿之后，再交李先生转请甘介侯先生以中英两稿互校；由甘先生说明或修正，再经李氏认可之。我取回该稿之后，再请校方编者涉猎一过，并对英语造句用词，稍事润色，我再作最后校订之后，便打出五份，这便是全稿着作过程中的”定稿“了。照例也是哥大留原本，以一副本交李氏。其后哥大向外界申请资助时，提出作证的资料，便是这种英文原稿。
以上便是我和李宗仁先生的工作程序。经过长期合作，李先生总算对我完全信任。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可说是顺利而愉快的。在这顺利而偷快的气氛之下，李宗仁先生最大的消遣，便是静坐沙发之上，微笑地欣赏他自己的回忆录；而我则日夜埋头赶稿，也真是绞断肝肠！
七、美国汉学的火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