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李宗仁回忆录
作者：李宗仁、唐德刚
再版说明
《李宗仁回忆录》是李宗仁先生寄居美国期间，与唐德刚博士合作，由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而成。本书在国外已有英文版问世。
李宗仁先生作为国民党桂系领袖，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桂系形成、发展和覆亡的过程，披露了桂系与蒋介石集团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阐述了桂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主张和特点。这些史料，对我们研究解放前的广西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李宗仁先生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重要成员，参预国民党的军政大事多年，在祖国大陆解放前夕，曾位居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他的回忆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至祖国大陆解放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又是我们研究民国史的一份重要参考史料。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李宗仁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必定要站在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宣扬他的政治观点。历史已经证明，他过去的某些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是错误的。书稿中对某些历史事实的叙述也有不确切的地方。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除了个别地方给予必要的附注，并对一些错别字和标点作了校正外，一概未作改动，以保持原着的本来面目。
李宗仁先生从政三十余年，宦海浮沉，饱经沧桑，垂暮之年，寄居异国，退思补过，于一九六五年响应我们党关于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毅然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怀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博得全国人民的好评。李宗仁先生回国后表示：“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伐，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李宗仁先生虽然已经逝世，但是他的爱国热情尚存。现在，我们正式出版《李宗仁回忆录》，既是表达我们对李宗仁先生爱国热忱的赞赏，也是反映我们对台湾回归祖国的热望。
最近，唐德刚博士为此书的中文版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后记--《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此书再版，增加了这篇后记。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二月
第一编：少年时期
第一章：时代、故乡、家世
（一）
近百年来的中国，实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惨烈悲壮的一段。而逊清末叶内忧外患的情形，在这段史实中，比之其他时期，则尤为沉痛。
自满人入主中原以后，经过两百年的专横统治，到嘉庆、道光时代，国势日衰。就在这衰势初起时期，新兴的外族遂乘机侵入。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实开其端。由那时起，清朝的弱点全部暴露。外族嚣张，烟毒横流；国日贫，民日弱，遂至于不可收拾。
正当这外患日趋严重的时候，国内由于长期腐化统治的结果，官逼民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爆发了洪杨革命。时历十余年，蔓延十余省，伏尸千余万，这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大事件。从此，国家元气大伤，外祸乃益发猖獗。其后，不特西方列强纷起谋我，即新兴的日本也接踵效尤。同治、光绪时，我国四周藩篱尽撤，中华本土也早晚有被瓜分的危险。数千年锦绣河山，至是竟沦为列强共有的殖民地。我华族只是苟延国脉于列强均势之下而已。
国是危险万分了，而清廷的昏聩反有增无已。朝廷中竟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荒谬言论；而地方官吏更是贿赂公行，横征暴敛，以致饥民遍野，盗匪如毛。加以外货倾销，国民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的贫困，举世罕有其匹。因而有远见的士大夫和富于民族思想的秘密会党，遂纷起图谋挽救。有主张变法维新的；有主张伸张王权、扶清灭洋的；而图谋揭竿起义，实行民族革命的，更遍地皆是。
广西地邻边陲，对外族侵凌本有切肤之痛。又是洪杨革命的策源地，一般人民的民族思想极为浓厚，对专制、腐化统治所发生的反抗情绪，尤为炽烈。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出生和成长的血性男子，极易受革命风气及抗暴精神的感召，而发为慷慨悲歌的言行！
先祖如玺公、先父春荣公都生活在这国脉民命不绝如缕的时代。对外族的横蛮侵凌，清吏的贪婪苛虐，都曾亲身体验，耳熟能详。平时抑郁之余，也每以叹息悲愤的语调，和家人亲友痛论时事。因此，我家的孩子还未启蒙，便有机会在众人中，旁听乡国沉沦的各种惨痛故事，油然而生革命抗暴的心理。我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中，于清朝光绪十七年辛卯阴历七月初九（1891年8月13日）出生于广西省临桂县西乡的。
（二）
广西当年的政治区划分为十一府和若干直属州、厅。桂林府原居十一府之首，而临桂县则是桂林府的首县。所以临桂县治便是桂林府的府城，同时也是广西省的省会，为清代广西巡抚驻节的地方。
桂林府位于广西的东北境，和湖南毗邻。府内共包括七个县、两个州和一个厅。全境是一片山环水绕、川谷交错的区域。地当南岭干脉的南边，五岭中有名的越城岭居其北，都庞岭在其东，五岭支脉却盘旋境内。桂林的山多系砂岩和石灰岩所构成，久经风雨侵蚀，峰峦耸峭，岩穴深邃。所以在一片原野中，往往平地风波，异峰突起，秀丽无匹。而岩石下边，石灰质为地下水所浸，也往往蚀成奇穴，深不可测，钟乳倒悬，蔚为奇观。如桂林城东门外的七星岩、月牙山，北门内的风洞山、叠彩山，丽泽门外的老君洞，城中心的独秀峰，南门外的象鼻山，都是名闻海内的名胜。
就在这山野间，自北而南，穿桂林府全境蜿蜒而过的，便是西江支流、桂江上游的漓水。溯漓水而上，到兴安县城的东侧，可通湖南的湘江。这便是我国地理上有名的“湘漓同源”。据史书所载，湘、漓原不相通。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便利漕运，曾遣史禄入桂林郡掘陡河以沟通二水。自此两水相通，而水流则背道而下，同源相离，可能便是湘、漓二水得名的由来。在这湘、漓分流处，河床和两岸俱系用重数吨的方块大石砌成，经两千年未尝稍损，工程的浩大，实可称为奇迹，足与四川的都江堰媲美。
由漓水上游顺流而下（桂林以下曰桂江），至苍梧与西江汇合处，又名鸳鸯江（因两水一清一浊得名），东向直达广东。溯漓水而上转入湘水，再顺流而下，可经长沙入洞庭而通长江。所以在我国古代，桂林可说是四达之区，蔚为中国西南部军事、政治的重心。
这湘、漓二水都蜿蜒于奇峰原野间，平时江水碧清见底，游鱼可数。有时水流缓慢，山光水影，一平如镜，显得秀美绝伦。偶逢峰回江转，顷刻间又波翻湍啸，水陟滩高——自桂林到梧州号称三百六十五滩——却又显得雄峻险绝。木船通行其中，两岸猿啼，江山如绘，真使人如置身画图中，所以就风景来说，桂林府的全境都可说是山明水秀，而省会所在地的桂林城区，更是自古就以“桂林山水甲天下”一语而闻名海内。
以前游桂林的人更有许多特别欣赏阳朔县的风景的，因而又有“阳朔山水甲桂林”的佳话。其实桂林城郊和阳朔的风景远较我乡为逊色。因为阳朔山水固称奇特美丽，可是峰峦过于密集，而乏阡陌桑田及纵横河流的陪衬，正如一个少女生得五官毕聚，纵然明眸皓齿，也难免美中不足。所以就风景优美而论，桂林、阳朔均不如临桂县西乡的秾纤适度，只可惜该处地非要津，旅客少到，不为外人所知，所以就不如桂林、阳朔那么享盛名了。
在临桂县的西乡，离桂林城约六十里处，有一小镇曰两江墟。墟内约有数百户居民。再由此小镇向西行七里便是我们李姓聚居的（ｌàｎɡ）头村。两江墟周围二三十里，土壤膏腴，人口稠密，村庄棋布，鸡犬之声相闻。举目展望，远近都是一片良田。就在这平旷的田野中，小山峰稀疏罗列，峻峭秀美，姿态各异，胜过一幅美丽的画图。这些村落各有其不同的村名。或因其地势风景得名，或别有其命名的历史渊源。如白洞村和白崖村即因其村旁有白色的崖洞得名；如大浪坪却以其地势平坦而得名；中宝村相传其村侧的岩洞中贮有宝藏；军营村则为古代军屯的遗址。我家祖居的村子名曰头村。“”字原义为树木茂盛下垂貌，因以树林茂盛得名。我外公刘家所住的古定村，也曾为古代屯军的地方。
就在我们这座村落西边约二十里，便是平地崛起、高耸入云的一系列崇山峻岭。其中柴草、野生花果和山猪、麋鹿之属是取之不尽的。这是我们附近一带数十村庄居民的公产，为居民们农隙时采樵畋猎的处所。
我乡的农业出产以谷米为大宗，桐油、茶叶次之，各项药材又次之，居民颇能安居乐业。然平时除至戚近邻外，彼此间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光景。
虽然当时我乡农民未受教育的多至六成，然多数男子在童年都曾启蒙识字，少的数月，多的三年五载不等。唯女子除少数富户外都无识字机会，这是传统习俗重男轻女的缘故。所以大致说来，我乡居民多数是半耕半读、自给自足的自耕农，贫富悬殊不大。大地主可说绝无仅有，小地主也为数不多。历来民风淳朴，逊清一代，文风极盛，雍正年间的陈宏谋，便以进士及第，历任巡抚、总督，拜东阁大学士，为朝野所称羡，其后代也有名儒，科甲鼎盛。所以在科举时代，我们广西有句谚语说：“广西考桂林，桂林考两江。”意思是科举考试中，桂林实为全省第一，而两江又为桂林第一。所谓两江，即是我的故乡两江墟一带。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这些仕宦之家，原多来自农村，深知民隐，因此，贤官良吏颇能下体民情，知所兴革。据说陈宏谋即是厨师出身，后为某塾师所赏识，蓄意栽培，才使他直步青云的。不过这些官宦之家，一旦发迹以后，便逐渐和农村群众脱离了。因为他们做了官，为着生活享受，都迁入城里居住，衣锦食肉，对家乡的民间疾苦，便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乡正因为文风极盛，故一般习俗比较重文轻武。这种现象亦有其历史渊源。我国专制时代的传统政策，原即重文轻武。其重要缘故，是文人长期伏案，每每形成手无缚鸡之力、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易于驾驭；而武人却恃强好斗，容易造反。故俗谚有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刘项从来不读书，反可横行天下。所以我国专制帝王特厚咿唔诵读，而薄好勇斗狠。再就我乡的情形来说，人民想从武事求上进也很不易。因为专制时代，武人出身只有两途可循：其一系科甲出身，从武童生考武秀才，然后逐步上进，以至于武举人、武进士，甚至于武状元。但是这种考试实非一般乡民的财力所能胜任。武考不比文考，应武考要练刀、弓、石，习骑射，制装备，吃补品，这种种均非清贫农家所能负担。不若“三更灯火五更鸡”式的苦读较为易办。
武人的另一种出身便是行伍。但行伍却要离乡别井，冒险犯难。而我乡农民多半能温饱自给，故亦不愿出此。太平天国时代，洪杨围攻桂林不下，屯兵我乡，居民为其裹胁者虽多，然终乘机逃亡，卒无一人随洪杨远征以至建功发迹的。因此，我乡一向就没有当兵吃粮的风气。在我本人以前，我乡未尝出过一个知名的武将。而我本人的厕身戎旅，却系军校出身，和上述两种方式都有不同，故也另当别论。
（三）
我们在头村聚居的李姓族人，男女约有二百丁口。相传我们祖先原是陇西人。历经数代，迁徙数千里才定居在广西的。最早的传说是说我们的先人是秦时南迁的。始皇凿陡河以通湘、漓时，随史禄而来的，据说有李姓将军二人。这二人便是我们南迁的始祖。秦辟广西为桂林郡，我们的远祖便在这新辟的桂林郡落户了。另一传说则谓我们的远祖最初自陇西迁入关东（即今河南省），再迁湖南，三迁而入广西定居的。至于其年代，一说在汉朝，一说在唐朝，或者即是历经汉唐两代才迁入广西亦未可知。总之，我们李姓聚居在桂林的两江墟头村，其最初迁来的年份虽谱牒无考，然至少也有将近千年甚或千年以上的历史了。经千余年的繁衍，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历代兵灾匪祸的浩劫，以及若干族人迁往外乡谋生，所以人丁迄今仍只有二百余人。
至于我家这一房，则自高曾以上，历代均是单传。至先祖如玺公才生二子——先父春荣公（字培英）和先叔春华公——其后丁口始盛。我家是所谓耕读传家的，历代都是半耕半读。先祖以上，我家尚称小康，加以几代单传，故生活颇为优裕。到了咸丰初年，洪杨围攻桂林很久，故乡迭遭兵燹，于是盗贼蜂起，我家故宅致被焚毁，曾祖又曾被绑票勒赎，因此家道中落，房屋也无力重建。后来故宅的废墟被辟为菜圃，而四周的墙基犹存，忆我幼时，在菜圃内玩耍，曾在这些墙基上爬上爬下，于今记忆犹新。
我家既是且耕且读，所以历代先人都具有农村社会中诚实慈祥的美德。加以几代单传，时虞绝嗣，所以先人更加乐善好施，希望广积阴功，为子孙祈福，因而颇为乡里所称道。所以我们历代都可说是积善之家。
先祖如玺公不但乐善好施，而且豪侠好义，专喜结交各方豪杰。中年时曾往四方游历。下三湘，渡洞庭，远至武汉访察长江形势、中原民俗。后又越南岭下广州，在珠海留连。晚年研究医术，精于小儿科。其时因我家尚称宽裕，不靠行医过活，所以先祖为人治病都是义务性质，为我乡的一位知名的儒医。
先祖少年时，曾被过境的清兵拉夫，中途急智逃脱，几为追者所获，所以他毕生对清朝的苛政和军队的扰民最为痛恨。加以目睹乡间土豪劣绅鱼肉小民，使他头脑里充满了抗暴的思想。在他的晚年正值清廷最弱、外祸最烈的时期，中法之战、中日之战、八国联军、日俄之战接踵而来。越南原为我藩属，与广西唇齿相依，当光绪十年（1884年）法人侵占越南时，广西全省震动。先祖耳闻目睹，至为真切。因之，他对清廷的颟顸、洋人的猖獗，深为痛心疾首。他老人家晚年吸食鸦片，这或许是因为他无从发泄他的愤懑，故借此以吐胸中积愤。烟毒在中国为害已久，同治、光绪年间，为祸尤烈。因当时清廷连年用兵，军饷无着，竟公然将鸦片弛禁，以烟税充军饷。云贵一带本是盛产鸦片区域，故烟毒在广西流传更深。
吸鸦片的人多半喜清谈，好宾客。烟枪在手，亲朋满座，谈风便愈健。我祖父也常在烟榻上把他当年的遭遇以及所见所闻令人愤慨的故事，说给客人和我们孩子们听。因为这些都是实人实事，说来感人极深。我小时乃至我的一生，受这些故事的影响极大，至今不忘。
第一编：少年时期
第二章：父母之教与童年生活
（一）
先父培英公生我兄弟姊妹共十一人。早夭的三人，成长的有五男三女。我家祖产本甚有限，祖父晚年析产时共有田地六十多亩。祖父母保留十余亩为养老之资，我父与春华叔各得二十余亩。我们这一房十口之家的生活费便全靠这二十余亩的田地，家用自感十分拮据。幸赖我母克勤克俭，抚养我兄妹八人至于成立，劬劳之情，有笔难宣。
培英公承先祖家教，也是一位个性倔强、任侠好义的人。先父不但豪爽，同时也极端勤勉好学。他生在文风极盛的临桂西乡，耳濡目染已足胜人一筹，而他又投拜于名师门下，进步自更不待言。
先父的老师李小甫先生，与我们同姓不同宗，也是当时的奇士。他是我乡的一位名举人，然自中举后，即无意科场，隐居故乡，终身不仕。他的同寅中有官至高位的，曾保荐他做知县，而小甫先生力拒不受。或问其故，他说他不愿为腐败无能的清廷作鹰犬，更不愿与捐班出身的贪婪官吏为伍，其友人也不能相强。小甫先生因此以高风亮节闻名乡里。先父慕其名而义其行，遂拜小甫先生为师，就读门下。其一生为人行事，都以小甫先生作模范；淡泊名利，无心仕途，都是受小甫先生的影响。
小甫先生不但无心功名，其思想也极为新颖。在家乡竭力破除迷信，主张兴学堂，办实业，为地方兴利除弊。他因深知科举制度当废，乃亲自将其四子中行二、行三的送往上海进教会学堂。其后行三的德晋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学习土木工程，和中国最早的着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先后同学。这位早期留美的李老师的儿子，有件趣事值得一提：李君赴美以后，受到西洋文化的洗礼，对中国盲婚的习俗起了反抗的心理。他写信回家，要求和他才三、四岁时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订下的未婚妻解约。女家父母却认为无故退婚，有辱门楣，乃严词拒绝。这事闹得满城风雨，远近皆知，乡民不知真相，传说纷纭。有的甚至说李君在美国已被彼邦巫医，为取睾丸配制药丸，将其阉割，致失去性机能，不得已而要求退亲云云。辗转相传，似乎煞有介事，由此可见当时新旧习俗是如何地格格不入，以及民众排外情绪的炽烈了。李举人既是位名儒，先父又极勤勉好学，所以先父在当时科第中，很有前途。然他老人家原不以功名为意。一试未酬之后，又值先祖母和先祖父去世，前后丁忧六年，因守制下场，遂未再试。从此也就无心仕途，以其余生在家设馆授徒。
在先父壮年时期的中国，已与祖父当年迥然不同。清廷腐败日甚，外患有增无已，瓜分大祸迫在眉睫。这时革命热流已极澎湃，戊戌前后的维新思潮尤风靡一时。在这种风气激荡之下，培英公也成为我乡革命派激烈分子领袖之一。尤其是他的破除迷信、毁庙宇、兴学堂的主张，引起了当地守旧派的剧烈反对。那种主张在当时是件很不平凡的事。旧时代的农村社会原极迷信，更加以统治者的提倡，欲使人民易于就范。于是人民不但认为富贵荣华是由神鬼在冥冥中作主；而疾病荒歉，也由于魑魅从中作祟。平时求神拜佛，烧香还愿，都习以为常。若逢祈雨驱鬼等大事，且由专业此道的道士主持。这种道士，有事相召时即来设坛作求神、驱鬼等各种法事，无事时彼等也另有职业。为首的虽或以道士为专业，但其门徒却都系普通农民。
这种道士有时亦确有些巫术。我乡的道士有时为病人驱鬼时所表演的巫术亦颇足惊人。有些道士在地下挖一长坑，在坑内烧炭，当炭火熊熊时，渠即喃喃念咒语，然后将农家所畜的鸭一只，驱其踏火而过，而羽毛足爪毫无损伤。他更能策病人全家踏火而过不被灼伤。这或系一种魔术，然而乡村愚夫愚妇便以为道士确是法力无边了。故在专制时代，朝廷严禁和尚、道士入场考试，以示其人格在社会上低人一等。为的是怕他们凭借邪术，煽惑民心，与统治者争夺天下。
我乡还有许多其他迷信，也很可笑。如祈雨游行时，不许人戴草帽或持洋伞。“洋伞”为东洋舶来品，因“洋”“阳”同音，故被认为有触禁忌。过路行人，如有犯的，常被群众追逐、殴打。必至将伞帽撕毁才罢手。所以每当祈雨行列经过时，行人都要在骄阳下把草帽洋伞收藏起来，而观者更四处寻觅追逐戴草帽、持洋伞的人以为笑乐。然戴斗笠、持纸雨伞的则不在此例，因斗笠和雨伞都是下雨的象征。
先母也信鬼神。某次我父病势危急时，她也请了道士来家“驱鬼”，但不让父亲知道。当父亲在病榻上听到外面的嘈杂声，问是什么事，我们都设题骗他。若他知道了，是要大发雷霆的。
我们邻近各村，每年秋收以后，或逢农历新年，农民们都要演戏酬神。若不演真人戏，便演木偶戏，也十分热闹，但是我父从不参加，他对迷信总归是深恶痛绝的。他这种态度的养成，可能是受小甫先生和当时维新风气的影响。不过他对于求雨一道似不如对他项迷信反对得激烈。求雨时，各村每家至少出一人参加游行，我有时要求前去参与热闹，我父并不加以阻止。
培英公在乡间，因为思想较新，加以为人正直，所以常受到地方上恶势力的攻击，而先父对他们亦不稍让。我乡当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散兵游勇鱼肉人民的情形，随时都有，而先父和他们冲突的情形，我今日回忆起来，犹历历如见。这对我童年心理的影响，决定了我后来统兵治政的整个作风。我本人是曾经身受其中痛苦的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后来约束官兵、告诫部曲的一句重要格言。同时希望使我幼年间耳闻目睹的事，永不复现于中国。
培英公是一位能力甚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不甘以一位三家村的塾师终其生，因而他时时想远走高飞，创立一番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他忽然听说洋人在香港招募华工出洋工作，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到海外游历，闯闯世界。于是他就结束了教馆生涯，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去香港应募，当了华工，随即出洋到了马来西亚。培英公想出洋的目的，多少受了些海客谈瀛的影响，以为海外浪阔天高，大可振翮翱翔，一展平生抱负。谁知一到马来西亚，始发现为洋人所骗。华工的生活惨于牛马，而洋人的虐待工人，更是怵目惊心。不久便发生了当地华工团结抗暴的运动。先父因为是个读书人，所以被推举为华工代表，与资方的英国人实行斗争。经过年余的奋斗和交涉，被资方解雇，遣回香港，乃结束了他的一场海外历险记。因此他后来一提到英国资本家便咬牙切齿，痛恨入骨。
先父体格素健，但他毕竟是个书生，体力劳动非其所长。他在马来西亚做工时，多半时间也是以他的文墨工作——如替人写家信，或其他笔札方面的事——和他人交换体力劳动。在家乡时，他也因为终日教馆，无暇下田工作。
我家所有的田地，都由我们自己耕种。我父既少下田，一切劳动遂由我母担任，我们弟兄不过从旁协助而已。农忙时我们偶尔也雇请短工，但那是极少的例外。提起我乡妇女的勤劳，举世实罕有其匹。广西妇女多不缠足。举凡男人能做的劳动，如上山采樵，下田割禾等，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地操作，从无稍异。然男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有定时。妇女则不然，白天她们和丈夫、儿子一同下田耕作；入晚回家，她们还要煮饭、洗涤、纺织、缝纫和哺乳幼儿，工作倍于男子。生活的痛苦劳瘁，实非常人所能想像。我的母亲刘太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勤劳的妇女，更因父亲教馆，不能操作，母亲难免分外辛劳。
当我七岁时，我家便已析产分居。而我房人口逐渐增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家庭经济总是入不敷出。每年都要借债，甚或卖去一两亩田地。那时我们唯一可以借贷的地方，便是我外祖父刘家。
我外祖父家亦系克勤克俭以兴家的。每年都有余粮，以高利贷出营利（这时乡村贷款的利率，有时高至百分之百）。因而每年青黄不接时，母亲便去外公家借贷，我外公和两位舅舅为人甚为宽厚，外公尤其是忠厚长者，对我们极愿帮助。无奈我外婆，虽然聪明干练，但生性极为吝啬，自不愿常把粮食无利贷与我们。我幼时常跟随母亲挑了担子去外婆家借贷，有时借得少许，有时甚至红着眼睛，空担而回。
记得有一年粮食歉收，新谷登场尚需月余，而家里谷仓颗粒无存，米罐子又已见底，情形严重极了。于是母亲要我也挑了箩筐和她同去外婆家借谷。去后，外公外婆留我们午餐，却故意装作不知来意的样子。饭后，我们应该回家了，母亲才不得已说出想借粮食的事。外婆脸上顿时就有不愉快的表情，并埋怨我们不该常来借贷。她说现在市上利息很高，借给我们的当然不好意思要息，不过损失未免太大了。母亲却说，每年不够吃，实因食口太多，非好吃懒做所致。外婆和母亲因为是亲生母女，说话当然不太避忌，互不相让，遂吵起嘴来。母亲一气之下，便流着眼泪，索性不借了。我们母子两人挑着空担子回家，当时母亲心头的辛酸，实无法形容。在路上，她勉励我长大后必须努力做事，不可依赖别人。她说自己亲生爹娘尚且不能借贷济急，何况他人。言下实有无限的感慨。这年，我们终于典掉两亩田，才把难关渡过。计当时一担（一百二十斤）谷子，价值不过两块毫洋，而且有借有还，竟弄得母女反目，真可一叹。
当时我们的家庭经济虽全靠母亲一人操心维持，但她总能辛辛苦苦地使我们兄弟姐妹有衣有食，不虞冻馁。母亲虽未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宽厚仁慈，能忍能让。当我家析产时，祖父母所给资财，由我父和春华叔两房平分。祖父母因体念我房小孩众多，故特地多分给木凳数条，给我们孩子们使用，但母亲竟婉辞不收。因她知道春华婶嘴尖心狭，看到我房多得几条板凳，心头将有不快，所以母亲不愿收这几件额外的家具，以安春华婶的心。
还有一事也可表现母亲的为人。有一年秋收时，母亲带了我们在田内割禾，我们已将谷子打好装入箩筐。时已黄昏，遂逐筐向家中搬运，这块田离我家约半里路，往返需时。当我们搬了一转回来时，发现留在田中尚未运走的箩筐，每筐谷子都浅了数寸。显然是邻近同在收禾的人，趁我们离开时，将每筐偷了些去。我们兄妹们发现谷子被窃，自然大嚷起来。母亲立刻制止我们，并说：“算了，算了，值不了多少。”她的意思是嚷也无益，使人听了，徒增邻人的难堪而招致怨恨。以后我们对那家偷窃的邻人仍谈笑如恒，相处怡然。诸如此类，母亲对人处世的贤良宽厚，我想都是生性使然，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似居其次。
嗣后我们兄弟都长大了，我供职军旅，有薪饷可以接济家庭，母亲才稍释重负。她晚年乡居，附近老幼残疾都络绎于门乞求救济，凡真正是鳏寡孤独、残废无依的，母亲总是经常帮助他们。若是少壮贫困的，母亲济其急外，并勉励他们努力工作，以图温饱。凡有向母亲借贷的，她总说：“你将来如有了便还我，如还不出，就算了吧……我知道穷人借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母亲直至晚年，生活仍极勤俭。在我后来统一广西，完成北伐，参加抗日战争，率数十万众，身经百战，而全国知名时，乡里邻人对我家自亦难免另眼相看，而母亲居处简朴，谦诚和蔼，与往日初无稍异。我弟兄幼时，母亲只勉励我们勤耕苦读，做个诚实忠厚、自食其力的人，绝无心要我们为将为相。后来她老人家年老了，亦绝不因为有儿子为将为相而稍易她简朴忠厚的家风。某次，我回家省亲，我的三个胞妹向我说：“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我回答说：“在劳工神圣的今日，耕田种地是可骄傲的。”母亲也很以为然。
其后，我因职务关系长住通都大邑，每思迎养，而母亲总不肯离开乡间，情愿过其极简朴的农村生活。而我乡的老弱残疾则因之得其周济。所以母亲暮年时，善名播于四方。到她老人家于1942年寿终时，远近乡人多有泣不成声的。我今日回想我家从前衣食的艰难，以及母亲抚育我兄弟姐妹的辛劳，真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二）
我是我父母的第三子。然因长兄早夭，所以我实行二。唯据族谱凡属本房男性，我又列行九。至村上邻里的人多喊我为老九，而不称呼名号，骤听虽不大顺耳，但“老”字的含义已属尊称，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兄等。今年逾七十，家中侄辈尚喊九叔，倒觉亲切，不以为忤。哥哥德明长我两岁，我之下还有三个弟弟——文卿、德辉、松龄——和三个妹妹。在我七岁以前，我们过的是大家庭生活，和祖父母及春华叔婶都住在一起。祖父十分好客，所以我家那时常常宾客满堂。祖父尤喜堪舆之学，朋友中很多是看风水的专家。我们弟兄幼时即常在祖父烟榻旁听他们讲故事。
我家既是历代务农，所以我兄弟们都是地道的农家子弟。我学步未久，就跟着母亲下田去玩。经常与日光和新鲜空气接触。虽然晒得皮肤黝黑，但是身体却十分健壮。我们因为经常要下田工作，所以除在书房和过年外，我们都喜欢赤足。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因习惯成自然，亦如履平地，不觉刺痛。
我们因是农家子弟，长辈虽也要我们“开蒙”读书，但是他们的意思无非要我们稍知诗书，明白事理，将来能承继且耕且读的家风，做一个诚朴纯良的农民而已，绝无意要我们以诗书作晋身之阶。母亲偶然也喜欢念几句《幼学诗》上的话给我们听，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丹桂有根，独长诗书门第；黄金无种，偏生勤俭人家”一类的话。但她的意思亦只是勉励我们而已，并非真希望我们能折丹桂，积黄金
当时我们的家庭经济虽全靠母亲一人操心维持，但她总能辛辛苦苦地使我们兄弟姐妹有衣有食，不虞冻馁。母亲虽未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宽厚仁慈，能忍能让。当我家析产时，祖父母所给资财，由我父和春华叔两房平分。祖父母因体念我房小孩众多，故特地多分给木凳数条，给我们孩子们使用，但母亲竟婉辞不收。因她知道春华婶嘴尖心狭，看到我房多得几条板凳，心头将有不快，所以母亲不愿收这几件额外的家具，以安春华婶的心。
还有一事也可表现母亲的为人。有一年秋收时，母亲带了我们在田内割禾，我们已将谷子打好装入箩筐。时已黄昏，遂逐筐向家中搬运，这块田离我家约半里路，往返需时。当我们搬了一转回来时，发现留在田中尚未运走的箩筐，每筐谷子都浅了数寸。显然是邻近同在收禾的人，趁我们离开时，将每筐偷了些去。我们兄妹们发现谷子被窃，自然大嚷起来。母亲立刻制止我们，并说：“算了，算了，值不了多少。”她的意思是嚷也无益，使人听了，徒增邻人的难堪而招致怨恨。以后我们对那家偷窃的邻人仍谈笑如恒，相处怡然。诸如此类，母亲对人处世的贤良宽厚，我想都是生性使然，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似居其次。
嗣后我们兄弟都长大了，我供职军旅，有薪饷可以接济家庭，母亲才稍释重负。她晚年乡居，附近老幼残疾都络绎于门乞求救济，凡真正是鳏寡孤独、残废无依的，母亲总是经常帮助他们。若是少壮贫困的，母亲济其急外，并勉励他们努力工作，以图温饱。凡有向母亲借贷的，她总说：“你将来如有了便还我，如还不出，就算了吧……我知道穷人借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母亲直至晚年，生活仍极勤俭。在我后来统一广西，完成北伐，参加抗日战争，率数十万众，身经百战，而全国知名时，乡里邻人对我家自亦难免另眼相看，而母亲居处简朴，谦诚和蔼，与往日初无稍异。我弟兄幼时，母亲只勉励我们勤耕苦读，做个诚实忠厚、自食其力的人，绝无心要我们为将为相。后来她老人家年老了，亦绝不因为有儿子为将为相而稍易她简朴忠厚的家风。某次，我回家省亲，我的三个胞妹向我说：“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我回答说：“在劳工神圣的今日，耕田种地是可骄傲的。”母亲也很以为然。
其后，我因职务关系长住通都大邑，每思迎养，而母亲总不肯离开乡间，情愿过其极简朴的农村生活。而我乡的老弱残疾则因之得其周济。所以母亲暮年时，善名播于四方。到她老人家于1942年寿终时，远近乡人多有泣不成声的。我今日回想我家从前衣食的艰难，以及母亲抚育我兄弟姐妹的辛劳，真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我是我父母的第三子。然因长兄早夭，所以我实行二。唯据族谱凡属本房男性，我又列行九。至村上邻里的人多喊我为老九，而不称呼名号，骤听虽不大顺耳，但“老”字的含义已属尊称，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兄等。今年逾七十，家中侄辈尚喊九叔，倒觉亲切，不以为忤。哥哥德明长我两岁，我之下还有三个弟弟——文卿、德辉、松龄——和三个妹妹。在我七岁以前，我们过的是大家庭生活，和祖父母及春华叔婶都住在一起。祖父十分好客，所以我家那时常常宾客满堂。祖父尤喜堪舆之学，朋友中很多是看风水的专家。我们弟兄幼时即常在祖父烟榻旁听他们讲故事。
我家既是历代务农，所以我兄弟们都是地道的农家子弟。我学步未久，就跟着母亲下田去玩。经常与日光和新鲜空气接触。虽然晒得皮肤黝黑，但是身体却十分健壮。我们因为经常要下田工作，所以除在书房和过年外，我们都喜欢赤足。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因习惯成自然，亦如履平地，不觉刺痛。
我们因是农家子弟，长辈虽也要我们“开蒙”读书，但是他们的意思无非要我们稍知诗书，明白事理，将来能承继且耕且读的家风，做一个诚朴纯良的农民而已，绝无意要我们以诗书作晋身之阶。母亲偶然也喜欢念几句《幼学诗》上的话给我们听，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丹桂有根，独长诗书门第；黄金无种，偏生勤俭人家”一类的话。但她的意思亦只是勉励我们而已，并非真希望我们能折丹桂，积黄金。
记得我幼时，有一次在田里帮助拔黄豆，母亲问我和德明二哥将来长大了希望做什么。二哥说他要做个米贩子。我们农村里唯一大宗出产的便是谷子。有些农人利用农暇，买了谷子回家，碾成白米，挑到市场上去卖。这样可以赚得些微利息，碾米而得的米糠又可饲养家畜，这种人叫作米贩子。二哥羡慕他们长年有猪宰杀，所以他长大了也要做个米贩子。
母亲问我，我说我要做个“养鸭的”。我乡养鸭的人，的确对我们孩子们的引诱很大。养鸭也在农忙之后，那时各处田内收获后所掉下的谷子，正是饲鸭的最好食料。一个养鸭的可养两三百只鸭子。鸭子在四处田塘河沟内觅食，故不需太大的本钱。在我们小孩子想来，鸭生蛋，蛋变鸭，十分可羡。所以我说我长大了做个养鸭的汉子罢了。当时母亲很满意我们的志向和想法，可见我们自幼就只希望将来做个诚朴的农夫，胼手胝足，以求温饱。及后稍长，我们就帮助母亲做一切田间工作和家里杂务。诸凡插秧、割稻、打柴、喂猪、切猪菜、舂米、织草席等无所不做。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大概孔子少时，也能做这类粗重的事。
但是我家既然历代不曾废读，祖父和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忽视。因此在我六岁那年父亲就让我“开蒙”了。所谓“开蒙”，就是举行一个小小的祭孔仪式，让孩子们正式开始上学读书。在清朝，开蒙是一个家庭内的大事，仪式甚为隆重。我记得在我开蒙那一天，家中备了三牲——猪、鸡、鸭——和一些水果，为我祭告孔子。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只觉得很好玩，向那个红纸做的“先师”牌位叩头，却不知是什么东西。
开蒙后，我就正式入塾读书了。我的塾师，就是我的父亲。我最初的学业是认方块字，并学习写字。写字的最初步骤是“描红”。即先生写了红字，我们用墨笔跟着在上面“描”，这就叫作“描红”。在我识了一千多个字以后，我就正式开始读书了。我最早的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诗》；接着便开始读“四书”和“五经”。那时我国的教育方法，不知由浅入深，一开始便是很艰深的课业。经书不必说了，即使《三字经》也不是启蒙年龄的儿童所能了解的。我读书的天资本是平平，没有太高的悟性，故读起来就颇觉吃力。
那时的私塾，今日想起来也是十分奇特的。每一私塾约有二十来个学童。大家挤在一间斗室里，每两个共享一张长方书桌，先生却独用一张方桌，放在最易监视全体学生动静的位置。塾师多半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样子十分严肃。他们大多数丝毫不懂儿童的心理，对学生管理的严格实非现在的人所能想像。教授法也极笨拙，往往不替学生讲解书义，只叫学生死命地念，以能背得滚瓜烂熟为度。先生规定某部书从第几章起逐日背诵，自一本积至十余本，都要从头背诵下去。学生如背诵欠熟，先生就将整沓的书甩到地上，待读熟后再一一从头背起。至于书中的意义，学生是不甚了解的。
先生的桌上必备有一块长方形木板，叫作“戒方”。学生如不守规矩，或背书不出，先生就用戒方打头或手心，打破打肿，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先生的桌子旁边甚至放着一根丈把长的竹竿。如果学生妄言妄动，先生不需离开座位，就可拿起竹竿，当头打去。屋子小而竹竿长，所以书房内每个学生的头，他都鞭长可及。
从前学生的家长们都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严师出高徒。先生愈严，学生的进步愈快，因而做先生的也以作严师自豪。于是学生对老师，怕和恨之外，简直无情感之可言。这种教法，自今日眼光看来，不特不能启发学生的智能，适足以得相反的结果。卒至一般学生都视书房为畏途，提起老师，都是谈“虎”色变的。我们的私塾也不能例外，我父亲尤其是秉性刚直，责功心切。同学中被斥责、被罚跪，事极寻常。我那时宁愿上山打柴，也不愿在书房内受苦。
学生们被关在书房里念书，每日多至十余小时。唯一可以溜出书房、闲散片刻的机会，便是借口小便或出恭。这是先生无法管束的。因而书房内，出去“小便”与“出恭”的学生总是川流不息的，造成公开欺骗的习惯，影响儿童心理很大。今日回想当年的情形，实属幼稚可笑之极。
我在父亲的私塾内读了约三年的书，父亲便不教了。我乃转入另一私塾，随塾师龙均时先生又读了两年。嗣后，父亲受外婆的聘，到她家古定村设馆，我才又回到父亲的私塾内在外婆家继续读书。那时我乡私塾设立的惯例，是由一位比较富有的人家出面请师设塾，课其子弟。左右邻舍的学童也来入塾读书。这位塾师的薪金（其时尊称曰“束修”）都是由学生的家长分别以米或银钱付给的。而敦请塾师的“东家”，在束修外，并供给书房、塾师的住房以及日常所用的油盐和柴炭。这次外婆既是我父亲的“东家”，她循例要供给这些日用品，我也常奉父命往外婆处领取。外婆生性勤俭吝啬，平时与乡人买卖东西，总是锱铢必较，从不稍让。我那时虽才十一二岁，却已深知外婆的个性，所以我每次向外婆领取油盐时，总是踌躇不敢放胆前去。有一天放学之后，父亲在厨房内预备炒菜吃晚餐，锅子已烧着火，才发觉没有半滴油，父亲便急忙叫我到下屋外婆处索取。我执着油壶三跃两跳已看见外婆坐在厨房那一副冷酷的面孔，便有点胆怯，停止在厨房外的墙边，徘徊不敢进去。这时父亲因为烧红了锅子也不见我回来，就走来找我。他看我不声不响地靠在外婆厨房门口——父亲是个急性人，又因等了许久——不由得火上心头，一把将油壶从我手中夺去，狠命地打了我两巴掌。外婆见了，才对父亲说她看见我拿着油壶站在外边，不知是来做什么的。父亲取了油就回头走，我在后面跟着，想哭也不敢哭。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是知道外婆分明晓得我来取油的，只是父亲不明白我站着不进去的原因，冤枉地打了我一顿，使我感到有冤无处申诉，又不便说破外婆吝啬的情形。这也是我在外婆家读书时的一件趣事。
父亲私塾内的学生，都是农家子弟，所以都是半耕半读的。农忙时节私塾便放假，让学生们回家帮父母操作。记得有一次我跟随村上几个成年人上远处的山中打柴，那时我大概十三四岁的光景，当夕阳西下准备回家时，看他们都装满一大担，我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心情非常好胜，觉得一担柴百把斤重，他们既然做得到，我又怕什么？所以我也装上一大担，和成年人几乎一样多。最初挑来似乎不甚重，谁知“长路无轻担”，愈挑愈重，渐渐我就落伍了。最后竟至五步一停，十步一歇，实在挑不动了。而这时和众人相去已远，且时近黄昏，四顾茫茫，我不禁嚎啕大哭起来。但是我一面哭，一面仍勉强挑着柴担蹒跚前走。幸而母亲预料我挑不动，远道来接，才结束了我这场悲壮的场面。
我在父亲的私塾内又读了两年，四书五经，粗可理解，父亲便应募往南洋去了。母亲不愿我辍学，乃让我跟一位名叫李庆廷的先生读书。这位李先生是一位廪生，和父亲为莫逆之交。后来他要到桂林进新办的法政学堂。我得了母亲的同意，也跟李先生上省城，进了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日里上课，夜间温习功课，受李先生的指导。那时正值庚子八国联军之后，清廷正在废科举、兴学堂、办新政，我们的临桂县当时就办了这所小学。所教的除了国文之外，还有许多新式的学科，如数学、博物、英文等。我是私塾出来的，从未学过这些，而又插入高年级，当然对这些学科一无所知。因而在学期终了时，我在榜上“坐了红椅子”。那时出榜的通例，榜末要用红笔一勾。因为那一勾正在最末一名的下面，所以考最后一名的叫作“坐红椅子”。而这次校里的一年两学期期终考试，“坐红椅子”的就是我。加以我又是乡下初来，体质尚称结实，而衣着不甚入时，举止言行，都带几分乡土气，因此城里的同学们都讥笑我是“乡下的傻瓜”。现在考试又坐两次“红椅子”，使我分外觉得难为情，所以我在这小学里读了两个学期，就辍学不去了。这便结束了我在文科学堂的教育。
我离开了临桂县立两等小学，父母无力使我继续升学，家中可以耕种的田地又不多，我这个壮健的孩子，也到了觅取一项正当谋生职业的时候了。读书上进，就我们那时家中的环境说来，可说已经绝望。
这时候，各省正在试办“新政”，广西省新设奖励工商业的“劝业道”，并在桂林城内设立“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招收二百学徒，学习纺织。此时父亲方自南洋回来，也觉得这项新兴的行业很有前途，因此送我进习艺厂做学徒，希望我在半年肄业期满后，回家改良我乡的织布手工业。这习艺厂是由桂林城内原有的“考棚”改建的。建厂的目的是训练一班学徒用新式方法来改良旧式的木机织布。这在当时算是新式的工厂，规模很大，厂长似由劝业道道台自兼，训练也还认真。我们的厂长既是一位大官兼的，厂内自然也有些官场应酬。我记得厂中当局有时在厂内请客，规模极大。我们学徒只可从远处看去，那一派灯光人影、呼奴唤婢的场面，真是十分烜赫。
我在这厂内一共学了半年关于纺织的初步技术——从下水浆纱，到上机织布，我都学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初，我十六岁时，学习告一段落，我便回家了。政府设厂的初意，原为改良农村手工业，增加农民副业生产，我回家之后，大家都欢喜，就买了一部新式木机，从事织布。才过半年，由于家人对织布一事，无太大兴趣，也就算了。这时父亲又已应聘到姑丈家教馆，我便又跟着父亲到姑丈家读书，而姑丈对织布倒颇有兴趣，他在桂林买了一部木机，要我教表姐们织布。谁知我在习艺厂所学的，仅是一些皮毛，故浆纱时，把纱浆焦了，一旦上机，随织随断，弄得十分尴尬。后来我又曾应聘到别村李姓家里教织布，可是均告失败。深叹任何行业从业的不易。我在姑丈家这次认真地读了两年多的书，便得了机会考入陆军小学，从此遂成了一名职业军人。
第二编：陆军教育时期
第三章：陆军小学的教育
（一）
我之能够进广西陆军小学，实出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促成，却不能不归功于先父的挚友--湖南邵阳人李植甫先生。先父和李先生订交，也有一段传奇式的故事。
我乡农民都喜欢练武术。各个农村往往请了拳师主持教练。我村近邻的西岭村，在光绪末季也请了一位拳师。这位拳师名唐四标，湖南人，教武术之外，兼卖跌打损伤青药。他生的十分健壮，打的一手好“花拳”，除了在西岭村教拳，也挑了他的青药担子到两江好上叫卖。他在卖膏药前，往往先表演一套拳术，以吸引观众，然后又作江湖上的自我宣传，大有“拳打三山好汉，脚踢五岳英雄”的气概。因为他生得身材魁梧，又练得一副蛮劲，故虽盛气凌人，而无人敢与较量比武。有一次在两江抒上，唐四标表演拳术之后，正在自吹自夸之时，观众中忽然站出一位读书人模样，约摸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长得很结实，也操着湖南口音，向唐四标说道：“听你老兄的口音，我知道你也是外路人。作客异乡的人，总应该谦虚礼貌一点，不应该在当地人的面前夸下偌大海口，目空一切……”他还未说完，唐四标已恼怒了起来，捏起拳头，朝这人脸上一幌，说：“你是何等人，也敢来教训我！”他接着更提高了嗓子，大声喝道：“你是过路的人，不该干涉别人的私事，难道你要打破我的饭碗吗，有胆量就过来比个高低，死伤各听天命。”于是那人也脱了长衫，在众人围观拍掌之下，和唐四标交起手来。彼此拳来脚去打了不多几个回合，已见唐四标渐渐不支，最后被逼到墙脚下，无可再退了。这人举起拳头，告诉唐四标说：“老弟，你现在该要说话了，否则我怕你要受伤！”唐四标至此觉得实在无法反击了，只得说。“好汉住手！”才结束了这一场拳斗。
唐四标被击败后，自觉没趣，乃收拾了膏药担子，垂头丧气，逸自去了。然而这场拳斗的新闻却立刻不胫而走，哄动了全市赶抒的人。西岭村当然也得到了这消息，唐四标既不辞而行，遂决定请这位新英雄来递补唐的遗缺，他也就答应了，就此在西岭村住下。这位击败唐四标的新拳师便是李植甫先生。李先生也是一位性喜结交的人。他在西岭村住下了，便打听当地豪侠好义之士。他听到先父培英公的名字，特来登门拜访。先父与他一见如故，谈得极为投契。
李先生不但武功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能诗能词，风格的豪迈，略似石达开。因与先父时相唱和，酒酣耳热，每有慷慨悲歌之作，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植甫先生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客。
植甫先生曾秘密告诉先父，他是一名犯了杀人罪、曾为湖南官厅缉捕的要犯。他原是湖南邵阳县的一名秀才。某次进长沙省城作客，听说城内有一位恶少，是某大官的儿子，仗着父亲的权势，无恶不作，时人莫敢谁何。植甫听了心抱不平，便决心要碰他一下。后来他打听出这位少爷在某妓院内有一位宠妓，视若禁有，不许任何人染指。一日，植甫到那妓院，指名叫那妓女陪侍。未几这位贵公子来了，他故意不让开，因此和这位少爷的保镖打起架来。保镖不敌，这位恶少乃亲自上前呵叱，不意被植甫三拳两脚打死了。植甫既闯下大祸，乃化名易姓，逃出长沙。但是官厅追捕甚急，湖南无法存身，又逃到桂林。因顾虑城里耳目众多，遂下乡躲避于植甫在西岭村教了些时，我村也把他请来，教馆半年。我便是奉先父之命，泡茶拿烟，洒扫炊煮，专门招待他的人。而他对我这个结实爽快的小伙计，也着实爱护备至。
当时广西兵备处总办是蔡锷，总办以下，乃至陆军小学里的各级办事人员，多半是湖南人，植甫先生的同乡。所以他对该校的情形非常清楚。因此在我从习艺厂毕业回家，无适当职业的时候，植甫先生便力劝先父，送我去应考新成立的陆军小学。
关于投考陆军小学，我母亲并不热心。她认为象我这样一个勤劳的青年，与其去投考那不可知的陆军小学，倒不奴留在家里，帮忙操作为佳。后来因为植甫先生一再劝告，先父才决意要我认真地准备功课，以便应考。所以当父亲应聘到姑父家设塾时，仍携我同往。他那时便认真督贲我的课业，不让我轻易离开书房、作其他事务。经过充分的准备，我乃于光绪三十三年（一九O七年）冬季，进城参加陆军小学第二期的招生考试。
（二）
广西陆军小学是推行“新政”的设施之一。清廷自庚子八国联军之后，维新派人士策动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同时停止科举，兴办学堂。广西遂也在这风气下实行起新政来。那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是一位年轻有为、好大喜功的人。他锐意延揽新政人材，推广新政。为此，当时政府行政部门中也添了些新机构，如管教育的提学便；司警政的巡警道，管工商的劝业道。为训练新军，又设立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
在这些新的机构之下，又先后成立了各种新式的学堂，如法政学堂，典狱学堂，农林学堂，优级师范，普通中小学，警察学堂，警察督练所，陆军小学堂，陆军干部学堂，陆军测量学堂。宣统元年（一九0九年）又成立了谘议局，为省级民意机关。
为了充实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巡抚张鸣岐又四处张罗新政人才，一时讲时务而富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如庄蕴宽、钮永建、王孝缜、李书城、孙孟戟、蔡锷、尹昌衡、耿毅等，以及留日返国的学生如孔庚、赵恒惕、蒋尊篇、雷寿荣等都先后到了桂林，分担各项职位。如成立最早的兵备处，即由庄蕴宽任总办，钮永建任帮办。至光绪三十四年（一九0八年），庄、钮因与张鸣歧不洽，自请外调，张鸣歧乃调南宁讲武堂总办蔡愕接替庄氏。
广西陆军小学堂直辖于兵备处，乃清末军制上一种全国性的设施。这是模仿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由各省办陆军小学，就基本学术科训练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预备中学，两年后毕业，再行送入国立保定军官学堂分科受训二年，毕业后派充各军下级干部。这三级学堂内部的组织和设备，均极完善，而训练和管教的严格与认真，实为民国以后的中央或各省军官学校所望尘莫及的。
广西陆军小学堂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0六年），堂址在桂林南门外大较场的旧营房。是年招收第一期新生。蔡锷任陆小总办，雷飙任监督（也就是后来的教育长）。其后蔡离职，蒋尊篮（伯器）继任总办。宣统元年（一九0九年）蒋调任参谋处总办，陆小总办改由钮永建继任。
我参加陆军小学的第二届招生考试时，桂林文昌门外的陆小新校舍正在建筑中，第一期学生在南门外大较场的兵营内上课，第二期的招考地点则在城内的旧考棚。陆小因为是新创办的官费学堂，待遇甚优，学生除供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外，每月尚有津贴以供零用。加以将来升学就业都有保障，所以投考的青年极为踊跃。报名的不下千余人，而录取的名额只有一百三四十人，竞争性是极大的。
考试完毕，已近岁暮，我就回家了。托了邻村经常去桂林贩卖货物的商人代为看榜。一天我正自山上砍完柴挑了回家，路上遇见一位“赶圩”回来的邻村人，他告诉我说陆小第二期招生已发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备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备取，准可入学无疑。这也可算是“金柳题名”吧，我立刻敏感到当时压在肩膀上的扁担，今后可以甩掉了，实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学堂规定报到的日期，我辞别父母，挑了简单的行李，便到桂林去上学了。那时乡下人是不常进城的，有时逢年过节，偶尔应城内亲友之约，去看舞龙跳狮，才进城住三数天。所以进城对我们原是件不寻常的事。我们平时为着工作方便，都是短衣赤足的，要进城，首先就要预备一套干净的长衫和鞋袜，打了个包袱，背在背上。走到离城约数里的地方，才在河边洗了脚，把鞋袜穿好，换上长衫，然后摇摇摆摆学了假斯文，走进城去。穿鞋袜和长衫，对我们原都不大习质，一旦换上新服装，走起路来，觉得周身受着拘束，异常的不舒服。加上我们那副面目黧黑、粗手粗脚的样子，和白嫩斯文的城里人比起来，自然如驴入羊群，显而易见。临时雇了一名挑夫，替我挑了行李，然后进城。先在西门内大街上找个伙铺，将行李安顿好，才到陆小去报到。谁知事出意外，校方拒绝我报到，理由是我迟到了十来分钟，报到时限已过。那时陆小重要负责人都是刚自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认真，执法如山。而乡间出来的青年，既无钟表，对时间的观念自甚模糊。于是我就以十分钟之差，失去了入学的资格。垂头丧气的情形，不言可喻。不过校方负责人勉励我下期再来投考，并说我录取的希望很大，因为我这次体格检查被列入甲等，这在应考的青年中是不多的。
（三）
我怅然归来之后，父亲命我继续随他到黄姓姑丈家去读书，准备来年再试。于是我又在姑丈家用功地读了一年。至翌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O八年）冬季，陆小招考第三期学生时，我再度前往投考。这一次投考生增至三千余人，而录取名额仍只百余人。榜发，我竟被录入正取。按时报到，因而我进入广西陆军小学堂的第三期。
这时陆小在文昌门外的新校舍已全部竣工。全校有新式楼房十余幢，另有礼堂一所。学生的宿舍和课堂分建在大操场的两侧，学堂办公厅和礼堂则建于操场的两端，十分庄严宽敞。当时校方的教官和各部门主持人，多半是新自日木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他们都穿着非常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件，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够当陆小学生，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象蔡愕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作梦也没有想过的。后来我读古今名人传记，时常看到“自幼异于群儿”、“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一类的话，总觉得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话。我幼年时，智力才能，不过中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向无栖栖皇皇急功好利之心，只是平时对人处事，诚恳笃实，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而已。
陆小的训练，分学、术两科，完全是摹仿日本式的，十分严格。学科的程度相当于旧制中学，除国文史地外，还有各门科学和外国语，教学都很认真。即就国文一科来说，我们的国文教师都是些举人或秀才出身，国学造诣极深，而同学中也不乏文人学士。当宣统元年，广西举行最后一次拔贡考试时，我们学堂里面两位第一期同学，竟暗中报名投考为人枪替而被列入优等。拔贡在清代考试制度上是高出秀才一等的，能枪替考拔贡而被列入优等，其国学程度，亦可想而知了。
就各门学科来说，陆小对数理特别注重。当我进入第三年度时，我们的数学已学到小代数的二次方程式了。
至于外国语则为选修科，于日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中任择其一。因广西和法属安南接壤，法语被认为比较重要，所以我就选修了法语，教师是位法国人，名白利。可是我的个性和语言一道不大接近，同时我知道一旦离校便无进修的机会，也没有应用的机会，日久就会全部忘记。因此我在课堂上学习，也只是应付考试，图个及格而已。所以我跟那位法国教师学了三年法文，至今已一句不会说了，把所学的，全部还给了先生。同班中虽不乏孜孜研读外国文的同学，成绩极好，但是毕业后，果如我所料，也于几年之内忘得一落千丈干二净。
我们的术科课程并不十分注重，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初期训捧包括徒手与持枪的制式教练，逐渐到班、排、连的密集队伍教练。此外尚有器械体操和劈刺等课目。
我当时身体非常健壮，锻炼又勤，所以器械操中的双杠、单杠、木马等有风险的玩意儿，都可作极精采的表演，一般同学跟我比起来，实逊色多了。至于劈刺，尤为我的拿手本领。在比赛中，许多比我高大而结实的同学，都非我的敌手。第一是因我的技巧纯熟，以前李植甫先生在我村教武术时，我虽未正式学过，但平时观摹所得，亦颇能得其三昧。第二则是我的动作敏捷勇猛，一交手就取攻势，每使对方胆怯，因此我在同学中有个浑名叫做“李猛仔”，这就由劈刺比赛得来。
陆小既是个军事学校，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课等，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动作确切而敏捷。稍有不慎，便要受警告或处罚。处罚的方式有立正、禁闭，或假期“禁足”（不许外出）等等。我在陆小三年，幸未受过处罚，所以校内上下对我印象极佳。
学生中也有托病请假、不出操或不上讲堂的。因为一个学生如经医生证明有病，便可请准“半休”（不出操）或“全休”的假期，那时的医学知识和设备都很简陋，不易查出一个人是否真正生病，所以请假比较容易。然而我在陆小三年，连一次“半休”也未请过，足以证明我身体的健壮。
陆军小学教育因为是国家陆军军官训练的基础，所以在创办之初，便十分认真。经费也比较充足。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四菜之中有三荤一素。我们的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则有呢大衣。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后来经费稍感困难，然每人每年仍可领到三双。当时我们的服饰是十分别致的，学生多数拖着一条长辫子，却穿着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来，虽有不调和之感，但在那时是觉得十分神气美观的。我们的留日返国的教官，以及少数得风气之先的梧州籍同学，间或有将辫子剪去的。也有少数将后脑剃光或剪短，把前面的头发编成辫子，再把辫子盘成一个饼，贴在头顶上，然后戴上军帽的。但他们在寝室内或操场上脱掉军帽时，却倍觉难看。
衣食之外，每人每月尚发有零用钱。一年级新生每月领八钱银子的补助金，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考上最优等的可得一两二钱。二年级生每月例发零用银一两，成绩优秀的可得一两二钱，最上等的可得一两四钱。三年级生每月例发一两二钱，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四钱，乃至一两八钱。当时桂林物价极低，所以这些零用钱是每月都有剩余的。我记得那时一两银子，至少可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而一碗叉烧面不过制钱十文，物价之廉，由此可以类推了。
满清末年，广西在一些新人物的励精图治之下，颇有朝气勃勃的现象。在这种风气薰陶下的陆小学生，尤其表现得年轻有为。陆小的校风是极为严肃笃实的，全校上下可说绝无狎娼、赌博情事发生。学生日常言谈行动，都表现得极有纪律。即使星期假日在街上行走，也都是挺胸阔步，绝少顾盼嬉笑、行动失仪的事。甚至学生在校外提取行李等物，校方亦规定不许负荷太多，以免有失青年军人的仪表。当然也难免有犯规或行为失检的学生，然究属例外。学生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学术训练和德性薰陶的进步，可说是一日千里，非一般文科学堂所能及。不幸在我入校后第二年，校内一连发生了两次风潮，学风遂渐不如前。辛亥之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学风更是每况愈下了。
（四）
陆小的两次风潮，一是“驱蔡”，一是“倒蒋”。“驭蔡”是驱逐蔡锷（松坡）离桂。“倒蒋”则是和蒋尊鉴〔伯器）为难。
蔡得原为南宁讲武堂总办。由张鸣岐调来桂林，任兵备处总办，后又兼任参谋处总办，统率所有新军及训练新军的机构，权倾一时。但是蔡锷是湖南人。在逊清末叶，湘人居桂的极多，湖南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一般人——尤其是寄居广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准，平均较广西人为高。这徉本已招广西人的嫉忌。加以他们人多势大，又盘据要津，也难免有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国人特有的乡土畛域之见，遂更易闹事。再者，办新政的新人物中间，也不无派别、省界之分。甚至同为同盟会员，亦往往因工作秘密，声气不通而自相倾轧。蔡锷原为同盟会员，和当时革命领袖黄兴、赵声等，都有秘密往还。但是蔡锷或许因为时机尚末成熟，不愿暴露身分，所以和桂林极为活动的同盟会会员没有联络。因而风潮一起，连同盟会会员也群起参加驱蔡运动了。遂使这风潮带着浓厚的革命气氛。
驱蔡的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原来广西在清末训练新军时，拟编练一镇一协，所以为培养这一镇一协新军的军官而设的干部学堂，招收了二百余名新生，其中湘桂籍均有。因那时下级干部缺乏，需材孔急。后因经费不敷，新军只编一混成协。如此则干部学堂所培养的二百余名军官亦嫌太多。蔡愕时为兵备处总办，乃令干部学堂举行甄别考试，以期裁减该校学生，并以国文程度为取舍标准。当时湘籍学生的国文水准一般地较桂籍学生为高。因而甄别结果，获留校的一百二十人中，湘籍的占九十多人，而淘汰出校的则几乎全是广西学生。于是桂人大哗，认为蔡锷袒护同乡，有失公允，遂群起作驱蔡运动。而同盟会分子对蔡也有严重的误会，驱蔡尤为积极。
干部学堂驱蔡运动一发生，瞬即波及校外各机关。湘桂交恶已久，此次乘机发作。作为民意机关的谘议局也被卷入。始则若干议员为袒护其本省籍被淘汰的学生而弹劾蔡氏，继则全会一致驱蔡。于是在谘议局的掩护下，风潮日益扩大，甚至全省罢市罢课，要求蔡锷离桂。
在这风潮扩大时，陆军小学也全体参加，学生整队到抚台衙门请愿。集合在抚台衙门外照壁墙前，守住不去。抚台派人来温言抚慰，要我们回校，我们不理。最后他又派了一个文案之类的职员出来威胁众人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大家都有杀头的危险。当他提到“杀头”两字时，我们队伍中忽有人领导大呼：“不怕”，众人也跟着乱嚷一阵。今日回想起来，实在觉得当时的无知与可笑。
在广西各界胁迫之下，蔡锷终于被迫离桂赴滇，谁知这一调动对蔡氏正是塞翁失马。因为云南政治局面比较单纯，蔡氏很快的便脱颖而出，至辛亥革命时遂被举为云南都督。后来又因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滇军将校都是蔡氏的旧属或学生，使滇军成为蔡氏的子弟兵。袁世凯称帝时，蔡氏微服出京到云南，振臂一呼而全国景从。袁氏被迫取销帝制，蔡氏竟因云南起义的首功，获再造民国的盛誉。如其留在广西，蔡愕或不致如是功业彪炳而名垂青史吧。
在蔡愕被迫离桂后不久，我校又发生了倒蒋的风潮。陆小学生的国文程度很高，而校方的教学也以学科为主，术科为辅。但是任管理人员及术科教练等工作的助教们，却多半是弁目训练班一类出身，略识之无的老粗，学生难免有些瞧不起他们，然而他们是管理人员，学生的日常生活由他们来管理，请假等事也由他们来批示决定。他们因为受教育有限，批出来的文字，往往别字连篇。有一次就因为学生讥笑他们的批示而起了纠纷。作“批”的助教，或许是老羞成怒，而触犯他的学生也不肯低头认错。正在两造纠缠难解难分时，一部分旁观学生一阵喊打，把事情闹大了，直闹到总办蒋尊笠那里。蒋氏为维持军风纪，养成学生服从习惯，乃下令将闹事学生开除，学生当然不服，风潮便扩大了。
陆小在驱蔡运动之后，人事本已有些变动，学风亦渐不如前，此次风潮中尤表现得十分嚣张。有些人竟以为那炙手可热的蔡锷将军尚且被赶走，何况蒋尊笠。大家要求总办收回成命，并惩罚侮辱学生的助教，但是校方不允许，双方坚持甚久。学生又设法把风潮扩大到校外去，然一般人士对这风潮极少同情。因而到最后还是学生屈服，肇事的学生卒被开除，而风潮平息。
陆小既经两次风潮，学风遂有江河日下之势。到宜统三年（一九一一年），离我毕业之期只有三个月了。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发生了辛亥革命。广西响应之后，一部分学生组织敢死队，从军北伐，学校无形停闭，遂结束了我三年的陆军小学的教育。
第二编：陆军教育时期
第四章：广西青年与辛亥革命
（一）
我在陆小的最后两年时，革命的爆发已有山雨欲来之势。各地的革命党人都在密谋起事。革命领袖如黄兴等都盘桓于香港、安南之间，与内地党员声气相通。两广地处边睡，遂成为革命志士聚集的区域。
革命党在广西的活动本有悠久的历史。因广西是洪杨起义的故乡，人民的民族意识极为浓厚，更兼民风强悍，富于冒险犯难的精神。所以革命党人的注重广西，自因其具有特殊背景的缘故。而当时广西的新机构，如陆军小学、干部学堂、学兵营等，都是革命党人所盘据的机关。
在张鸣岐抚桂的初期，革命党人的活动，可说是肆无忌惮，有时简直可以说是嚣张。张鸣岐当时以新人物自命。同时为了禄位着想，他更不敢滥事镇压革命党，以免激成大变。洪杨故事不远，张氏是聪明人，自不愿再蹈覆辙，所以他对革命党的活动装聋作哑，曲予优容。因此广西同盟会的活动，简直成了公开的秘密。在上的领导人，最先有庄蕴宽、钮永建等。后来庄、钮自请外调，然同盟会的人数已多，基础已固。所以同盟会分子如王孝缜（勇公）、何遂、尹昌衡、耿毅，冷逾等都极为活跃。某次张氏宴客，尹昌衡酒醉之后，竟宣称清廷不能存在。同时王勇公闹酒，竟以张氏所佩手枪，自室内向外射击，致击碎窗上玻璃。由此可见当时青年革命志士气焰的一般。后来张氏深恐同盟会势大不可收拾，乃设法压抑。不过张鸣岐不久即调升两广总督赴粤，遗缺由沈秉坤继任，于是革命的风气复振。同盟会广西支部乃于宣统二年正式成立，并发行《南报》（后改为《南风报》），以鼓吹民族革命。
陆军小学在创办之初即为革命党人的巢穴。它虽是清廷的陆军基干训练机关，但校内平时极少提到“忠君”一类的话。有之，则为敷衍远道前来视察校务的钦差而说的。同盟会支部成立之后，我校革命空气遂益形浓厚，成为广西同盟会活动的中心。会中于部并在陆小附近租屋成立“军事指针社”，专门在陆小学生中吸收同志。他们所选择的对象当然是成绩优异而有血性的青年。因此他们就来吸收我加入同盟会。
同盟会是一个秘密的革命机关，它要听命于海外总部而随时发难。在满清时代，搞革命的都被目为“叛逆”，随时可以有杀身之祸。为表示死而无悔的革命精神，入会时都要填具志愿书，歃血为誓，示无反悔。我校入会的三期学生共有五十余人，并租有民房三间，每月聚会两次，记得我们在该处入会，用钢针在指头上戳血作誓。我只把针向手指上一戳，血便出来了，并不觉得痛。而胆小的同学，不敢遽戳，把针在指头上挑来挑去，挑得痛极了，仍然投有血出来，颇令人发笑。这也是一件趣事。
（二）
大约在我加入同盟会之后半年光景，广州便发生了七十二烈士进攻督署失败而壮烈成仁的大事。当时我们都跃跃欲试，惟以事出仓卒，未及响应。再过半年，武昌起义便在旧历八月十九日爆发了。首义的分子便是驻在武昌城内的“新军”和陆军第三预备中学的学生。消息传来，人心振奋。就在广西的新军（混成协）和陆小学生预备起事之时，桂抚沈秉坤和藩台王芝祥等见清廷大势已去，乃与谘议局议长等合议响应武昌起义。广西遂于宜统三年农历九月十七日（公历十一月七日）宣布独立。同时由谘议局推举沈秉坤为广西都督，王芝祥和时任广西提督的陆荣廷为副都督。革命的地方政府乃正式成立，并定期开庆祝光复大会。谁知就在这庆祝会中，发生了一部分巡防营“旧军”叛变的怪事。
广西的“新军”与“陆小”初成立时，已为“旧军”巡防营所嫉视。这新旧两派军人，因思想、作风的不同和利害的冲突，早有水火之势。而旧军恃其资格老、历史深，对这一新兴力量的成长，尤视为眼中钉。加以新军和陆小在当时都被看成革命党，我们自己也以革命党自居，今番革命成功，又难免趾高气扬。而一向反对新军和反对革命的旧军，对这一变革，更不愿附和。因而在开庆祝大会这一夭，一部分巡防营旧军乃发动叛变，目的是抢劫政府金银、现钞所在的“藩库”和银行。
庆祝会是决定下午八时在桂林皇城内谘议局前面的广场上举行的。这天下午七时，我们陆小学生每人提了一个写着庆祝标语的灯笼，整队进城参加大会，并预备在会后提灯游行。所以整个队伍部是徒手的。当我们的队伍自文昌门入城，转入南门大街到鼓楼底时，驻在鼓楼上的巡防营士兵，突然向与会群众开枪，一时枪声劈拍，秩序大乱。我们的队伍乃调转头来准备冲出文昌门去。这时人声鼎沸，步伍杂沓，各人所持灯笼，互相撞击，发出勃勃之声，使本已慌乱的场面，益增紧张空气。当我们队伍只有一半逃出文昌门时，驻城楼上的巡防营突然将城门关闭，一部分同学乃陷在城内。我们逃回学堂，喘息方定，听见城内只有稀疏的枪声，仍不知真情实况，大家猜想是巡防营兵变。
这天因为是假期，学堂各级长官早已出去观看热闹，只留两位队长各自率领两期同学进城。所以我们逃回学堂之后，成为群龙无首的状态。幸而不久总值日官爬城脱险回来，集合全体讲话，并问学生关于应付这一事变的意见。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和旧军早已有隙，现在旧军叛变，一定要向我们进攻无疑，我们应准备自卫。于是，总值日官打开弹药库，将我们平时打靶用的子弹分给众人，每人各得子弹十颗。这时局势紧张，我们人数既不足，子弹又不多，若巡防营真来进攻，恐不足以抵御。大家乃决议开往新军混成协的驻地李家村，以便和新军一致行动。李家村距我校有二十里路，这时已是深夜，夜间警戒行军，必须搜素前进。在讨论这问题时，同学中有人大呼：“请调李猛仔当前卫搜索组组长！”在大家呼喊下，我也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总值日官因在大队中又挑选了数名身强力壮而有胆量的同学来辅助我。我便带着这几位同学，荷枪实弹，在夜色茫茫中，走在大队的前面，担任搜索，向李家村进发。
这是我们第一次战备行军，大家知道这不是演习，所以都难免有点紧张。我们几个担任搜索的同学，自然更为警锡。当我们出门不远，前面忽然有一个黑影跃起，跳入路旁草丛里。有一个胆小的同学，一时沉不住气，举起枪来，便向那黑影连发两晌。这一支没有作战经脸的队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颇为慌张。迨真相弄明白了，才知道那黑影是一只狗，见到大队人群走来，向草中逃避而已。大家这才安心继续前进。因夜间警戒行军行动缓慢，将近天亮，才抵达了李家村。
当我们到达就地休息之时，混成协的新军正在鸣号集合，整顿器械马匹，准备出发桂林，进剿叛军。我们这一百多名陆小学生的到来，甚出他们意料之外。他们对于剿灭叛军，似有成竹在胸，不须我们参加。双方磋商之后，我们的总值日官和他们的负责官长向我们表示：凡愿留在新军营盘内的，可以暂住营内，家在附近，可暂时回家的，不妨暂时返家，到叛乱平息后，再回校归队。我就决定回家暂避。
李家村在桂林之南，我家树头村在桂林之西，两地相去百余里，步行要一天多才可以到。我既决定回家，便带了自己的六八步枪，自李家村向两江圩走去。边走边问，路虽不熟，但是方向是不错的。走了半天之后，饥肠辘辘，想找点食物充饥，途中经过一大村庄，我便停下来休息。但是这村庄上却没有卖食物的店铺。最后有一间小店内的几位壮年人答应替我去买几个鸡蛋，要我稍等一下。我等了一阵，未见他们回来，而其他留下的几个人则交头接耳，神色有异。我顿时觉得有点奇怪，提起枪来，就继续上路。刚走出村庄一两百码，忽然发现后面有人赶将上来，其中有人竟拿着鸟枪和刀棒。他们追近了我，便咳喝：“站着！”我度其来意不善，也连忙将刺刀装上，问他何事，他们便支吾其辞，但是仍向我走来。我便警告他们不许接近，否则我耍开枪了。他们知我有备，同时他们的武器也远没有我的钢枪厉害，所以他们只得懊丧地退回去了。我也急忙赶路回家。
其后，陆小附近一家餐馆内，有位和我很熟的工友黄老二，他告诉我一个故事。黄老二便是上述那村里的人。他说有一个陆小学生携枪经过他的村庄时，被村里的几个匪徒看见。这些匪徒专做打劫行旅、杀人趁货的勾当。他们一见这位陆小学生有支钢枪，立生杀机，想乘其不备把他杀了，夺取他的枪支，然后把尸骸用猪笼装着，沉入河底灭迹。幸而这位学生机警，乘机离去，未遭毒手，好不危险云云。我听了不禁毛发悚然，说道：“那位陆小学生就是我！”黄老二大惊失色，连声说我“福气大！”这也是我在辛亥革命期中一件插曲。
在我遇险之后，天色渐黑，四顾苍茫。其时我乡有狼患，常有行人被狼咬伤或咬死。我深恐为狼群所袭击，乃横持着枪，两边摆动，使野兽有所畏惧，不敢偷袭。离两江圩渐近时，见沿途村落中，人影浮动，有的打着火把，挑着行李，似乎是上山躲难的样子。途经单桥村，我便走了进去，见一家大门洞开，正在忙着搬什物，忽然看见我士兵装束，提着钢枪，登堂入室，顿时惊慌失措，相顾愕然。好在我立刻说明原委，他们才化惊为喜。原来他们也听到城内兵变，恐被波及，所以纷纷逃难。他们听说我刚从城里来，都来问长问短。我也略说城中叛乱情形，唯后来只闻稀疏枪声，至实情则无从知悉。这时我已饥饿不堪，想向他们买点食物。那家主人说，这年头还分什么彼此，有鸡尽管杀好了。说着，他们就杀了两只肥鸡，招待我大嚼一顿。乡人知道实情不至恶化，相谈甚欢。他们并招待我住宿一宵，翌日我才回到自己家里。
我在家里住了半个月，听说城里兵变已经平息，陆小可能复课，所以我又回到桂林。到省城之后，才知道兵变情形并不严重。藩库因有备，未遭抢劫，城内除富家略有被掠的外，别无其他杀伤和焚毁情事。变兵瞬即被镇压缴械。不过此时广西政局却有了极大的转变。都督沈秉坤，因自觉非广西人，不足以表率群伦，已经辞职，由副都督陆荣廷继任都督。
（三）
这位后来统治广西十年、威震西南数省、号称“南中国第一人”的陆荣廷，亦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陆是广西武缘县（后改武鸣县）人。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出生于一个无赖的家庭。其父不务正业，沦为小偷，被其族人拘入祠堂吊死。其母因贫病交加，不久又去世。这时陆荣廷才十四、五岁，无处藏身，遂流浪到南宁，在鸦片烟馆及赌场里向人乞怜讨钱过活。稍长之后，在龙州县署内当差。龙州地邻安南，故该地法籍天主教传教士的势力极大。其时正是庚子之后，中国政府畏洋人如虎，而传教士亦借其本国政府声势，横行一方，莫敢谁何。这时龙州有一位法籍传教士，畜有警犬一头，十分凶猛，附近妇孺，时有被咬伤情事。因官民畏惧教士，均不敢告诉，然私下愤恨之心，与日俱增。一日，这位教士往访龙州州官，把狗系在衙门头进大堂的柱上。荣廷因事走过，该犬狺狺相向，陆氏一怒之下，用木棍将狗打死了。这一死不打紧，教士就向中国官厅要狗。地方官恐开罪洋人，乃缉捕陆氏。荣廷一时藏身无处，不得已，逃入盗薮，落草为寇。陆氏本是一位重义气、有领导天才的人物，逼上梁山之后不久就成为盗魁。率领喽罗百数十人，打家劫舍，出没于中法边境。不过陆氏作强盗却专以抢法国人和安南人为务，而中、法两国官兵对他竟无可如何。据说，有一次宜居“七划”（所谓“七划”，是法国军官袖口上所绣金色条纹的数目，中国乡民遂以此来称呼他们）的法军指挥官亲自出马，来剿陆氏，追到崎岖的山路中，忽见树干上贴着一字条，原来是陆氏所留，上说：“如你不停止前进，将有杀身之祸。今先一试小技，射你的右臂而不伤骨。”这“七划”方将条子看完，忽然山林内一声枪响，“七划”果然受伤如条子所写，丝毫不差。“七划”大惊失色，遂不敢再向山中搜索。沮丧而返。这故事的真实性可能很小，但陆氏的枪法，确实非常准确，后来他身为广西都督时，偶施小技，也足使市民咋舌称叹。
陆氏在中、越边境横行数年，法方无技可施。最后，驻越南法督恃强逼迫中国官厅限期剿灭。驻龙州提督苏元春官保不得已，乃改剿为抚，许陆以高位。荣廷乃率其党羽就抚，任管带之职。嗣后以剿匪有功，逐年升迁，至辛亥年，已官至广西提督。广西独立时，为谘议局公推和王芝祥同为副都督，到沈秉坤、王芝祥去桂，乃继任都督，是为陆荣廷统治广西的开始。陆氏由南宁来到桂林时全城各学堂、机关和人民团体一齐赴南门外将军桥欢迎，军乐与鞭炮之声不绝，场面的热闹，实为前所罕见。
我回到陆小，见校中并未复课。留校同学中的一部分，正在组织学生军，预备随军北伐。因这时武昌的革命军和清军正相持不下，故檄调各地的革命军增援。这时广西的新军和旧军仍时生磨擦，所以沈秉坤、王芝祥均力主调新军北伐。一则可消弧新、旧军间的冲突，二可减轻广西的负担，三可增加北伐的声势，实属一举数得。沈自愿以湘、桂联军总司令名义亲自统率先行北上。王芝祥待陆荣廷将到桂林时，也率旧军六大队赴鄂。沈、王的原意，除调协两军的冲突外，亦欲乘机离桂以自保。是为广西北伐军的由来。
广西学生所组之北伐敢死队除陆小学生外，文科学堂学生参加的也非常踊跃。全队共约百余人，由前陆小“学长”梁史（润轩）任队长，克日北上参战。
我回陆小之日，正是学生敢死队组织就绪之时，我立刻前往报名参加，谁知为时已晚。因为经费和弹械所限，仅能容纳一百余人，后来的都被婉拒。那时抱向隅之叹的青年，正不知有数十百人，我也只有徒呼负负了。
第二编：陆军教育时期
第五章：从陆军速成学堂到将校讲习所
（一）
在北伐军离桂之后，陆小遂正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后改“堂”为“校”），林秉彝为监督。林氏出身南宁讲武堂，系陆荣廷的参谋长林绍斐（号竹筠）的长子。竹筠初为陆氏办文案，荣廷逐年升迁，竹筠也随着水涨船高，累迁至广西都督府参谋长，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林秉彝原无资历，因其父关系出任陆军速成学堂监督。
速成学堂成立时有学生三百余人，其中大半数为自陆小改编而来的，另一小半则系另招的新生。速成学堂于辛亥年底筹备成立，民元壬子（一九一二年）乃正式开学上课。从前陆军小学的教学，以学科为主，术科方面的军事操等每天只有一小时。至速成学堂则完全不同，因它是一所纯粹的军事教育机构，故其训练以术科为主。教授法与进度约与保定军官学校相等。我们一进学校便开始分科教练。三百名学生分为三队。第一队半数为炮科。我属于第二队，步科。最初的三个月是士兵个别教练。第四月起则受军士班教练。其后按级递进，由排教练而连教练，最后到一个营、团的战斗教练。这时在操场上的制式教练和野外演习俱极认真。此外马术、器械操、劈刺等技术训练亦极严格。我们的教官多半是南宁讲武堂一类的中国军事学堂出身，极少留学生，但总教官中村孝文则是日本人。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日俄战争时曾任大尉连长，立有战功。陆荣廷聘他来任陆氏总顾问和速成学堂总教练兼战术教官。他并娶了一位广西女子为妻。其人作事认真，毫不马虎，颇为学生所敬重。因他不谙华语，教练时由一浙江籍译员翻译。
我们在讲堂里的学科，都是与军事有关的科目。至一般的学科如国文、史地、外国语等一概豁免。军事学科包括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四大教程和其他几门与军事有关的科目。我在陆小时最感头痛的便是外国文。现在外国文没有了，而各门学科都是我所喜欢的，所以我非常用功，每次考试总在前三数名之内。在速成学校两年和在陆小三年一样，我从未请过一次假。这颇能助长我作事认真，不苟且、不偷懒的习惯，而为师友所推重。同时，我和教官同学间相处亦极融洽，极少龃龉。古人说：“师克在和”，我在速成学校两年，很能体会袍泽间融和合作的乐趣。
就一般生活和教育情形来说，速成学枝的管教远不若陆小的严肃，学风也不若陆小的淳朴。例如我们在陆小时代，全枝上下可说绝无“吃花酒”或狎妓情事。可是速成学校内却常有教官前往桂林的“花区”所在地警洲的妓院内宴客和“吃花酒”。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同学中也有于假期内易服狎游的。这种现象固然是由于办学的人的作风不同，但也是因整个社会政怡风气的颓废。当清末厉行新政时，朝廷中一部分大员和各省少数封疆大吏，可能是敷衍门面，缓和舆情；然下级办新政的人物，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确生气勃勃，有一番新气象。不意在革命之后，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反而消失。、以前的所谓新人物，现在大半变成旧官僚；以前的新政机构，现在又都变成敷衍公事的衙门。加以革命后崛起的人物如陆荣廷等，究竟新知识有限，对于革新之道懂得不多，因而造成江河日下的现象。速成学校和陆小学风的迥异，仅是这种普遍存在的颓风中的一环而已。
（二）
按照陆军速成学校的规定，训练期本为一年半，然我们陆小留下来的学生，实际上受教育两年。因为我们在新生入学前已开始上课，迨新生正式开课时，我们已上课数月了。我是在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岁暮入校，民国二年秋季毕业的。毕业后，速成学校即告结束，并把校里的一切设备，移交给新开办的“将校讲习所”应用，因陆荣廷自民国元年继任广西都督（民国三年改称将军）以后，深感广西旧军有整顿的必要。而旧军将校大半是行伍出身，或者也同他本人一样是绿林出身的。这些将校，积习极深。平时扰民有余，而对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则完全是门外汉。所以陆氏要办一个“将校讲习所”，把旧军中各级将领分期调到所里来施以短期的现代化的军事教育。所长即由前速成学校监督林秉彝充任。所内的低级军官则由速成学校毕业的优秀学生中选任。这样我就获选为将校讲习所的准尉见习官。
将校讲习所设在南宁东门外大较场（又名标营）。南宁是广西的新省会。广西省会的迁治，早在宣统年间即有人提起。因为桂林偏处广西东北部，对全省省政的处理，不若南宁的适中和方便；加以陆氏的家乡又近南宁，所以力促其实现，乃于民国元年秋正式自桂林迁往南宁。我们速成学校毕业生，被派往将校讲习所的，自然也随省治南迁。我们一行数十人，由校方雇大号民船十余艘，满载器械装备，由桂林顺桂江下至梧州。在梧州另雇数艘小汽轮拖曳，溯浔江而上，直达南宁。
在这筹备迁移期间，我们仍住在速成学校内。这时校内有马数十匹。我性喜驰骋，闲来无事，便以练习骑马为乐。我们在速成学校肄业期间，本有马术一科，我因身体健壮，胆大敏捷，所以在同学中，我的马术实首屈一指。我能够当马疾驰时，据鞍跃下跃上，往复十余次而不倦。这一项马术，全凭身体灵活，臂力过人，才能胜任。当我作这种表演时，师友均叹为观止，我亦颇以此自豪。
这时速成学校内有好马数十匹，而其中有一匹“马头”，高大雄壮，确是名驹，但一向没有人敢骑。所谓“马头”，也是一桩很有趣的故事。我们南方的军用马，多购自内、外蒙古或西北各省。在这成群买来的数百匹乃至一千匹里，经常有两三匹马头随行。马头事实上就是群马的领袖。它生得特别高大雄壮，遍体乃至腿的下部，生满长毛。这种马头，力可敌虎。它有管理马群的天赋能力。当草原上万马奔腾时，如有少数马匹偶然落伍或离群，这马头会疾驰而去，把它们赶回队伍里来。因而每次当政府在蒙古购买大批的马时，总少不了有马头随之俱来。那时养在我们校内的便有这样一匹马头。这马头除专门饲养它的词养兵外，别人亲近不得，更不要说骑了。走近了，它就乱踢乱咬，而它又力大无比，无人可以制服。它原为前混成协所有，因它不服驾驭，才交我校饲养。
一日，我为好奇心所驭使，要求管它的饲养头目，替它扎起马鞍子来，让我试骑一下。最初，他们都有难色，说。“老爷（马佚叫学生为老爷），马头是骑不得的！”然而我一再地要求，并且他们也知道我的马术超人一等，所以答应让我试试。次日，他们在马栏内慢慢设法把鞍子扎好，由三个饲养兵牵了出来。我隐蔽在操场正面学校办公厅后走廊边的大往子之后，居高临下，等他们把马头拉近大柱旁边时，我纵身跃上马背，提过缰绳，准备它跳跃。谁知它一动也不动，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数十公尺。我正有点诧异时，它突然把头和身子向操场左边一摆一窜，势如疾风暴雨，那三个牵着它的饲养兵，未及叫喊便被摔倒在地，它再纵身一跳，三个人便被拖成一团，全都撒了手。这时，马头便疯狂地跳跃起来，我用尽平生之力也勒它不住。它最后一跃跃上走廊，当它两前足踏到走廊边缘长方石块上时，这石块被压翻了下去，因此它虽冲上走廊，却失去了重心，也随之倒下。我见情势危急，连忙把右腿提上马背，跟它倒下，被摔在一边。这时马又跃起，冲向一小门，门狭马大，用力过猛，竟将新的皮马鞍撞毁脱落。它然后逃回马房里去了。这时旁观的群众都捏着把汗围拢来看我，发现我并未受重伤，只是擦破了手背，而地上则鲜血淋漓，原来马头撞掉了一颗牙齿，还落在地上。大家不免埋怨我不该冒此大险，并赞叹我马术好，福气大。因为这马如不把石块踏翻跌倒，把我摔开，我一定在门上撞死。如果马跌倒时，我未能沉着应付，或动作稍欠敏捷，我的右腿一定被马身压断。又如果我两脚夹着马身不够紧，或未将身子贴在马背上，我一定被摔在墙根上，弄得脑浆迸裂。我那时真是生死间不容发，不特旁观的同学夫役等怪我鲁莽轻生，我现在想来也觉那时太年轻气盛，视生命如儿戏了。这也是我五年军事教育结束时一件惊险的轶事。
后来速成学校结束，一切设备器械及马匹等，都运往南宁移交给新办的将校讲习所。那时这匹马头已不知去向。当时桂林人嗜食马肉，马肉米粉为一道着名小食，这马头可能已入马肉米粉铺，也未可知。
（三）
我在南宁广西将校讲习所报到，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的秋冬之交。我被派为准尉见习，事实上即是队上的助教，月薪十四元。开学后，任少尉队附，事实上即是排长，月薪三十二元，未儿又晋升中尉。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军职。讲习所内的学生都是旧军里的中、下级带兵官，年龄大约在五十岁以上，官阶高的有位至统领的上校乃至少将。有臃肿的大胖子，也有瘦削的矮子；有礼貌周到的君子，也有抽鸦片、逛妓寮的腐败分子。至于他们出身的复杂，更不必提了。有一部分固然出身于武考或行伍，然不少是由绿林招安而来的。因为广西在清末，是盗匪如毛，而全省皆山，剿平不易，所以当时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诊语。
这种匪风的养成，据说是由于道光年间的官吏纵盗养奸所致。洪、杨以后，盗风更炽，官吏怕事，不敢认真剿除，相反地，却以高位重赏来招抚匪首。这样一来，许多不安分的野心分子，都视作贼为进身之阶。由匪首可一跃而为哨官或管带（约等于尉官、校官的阶级），如想从行伍升迁，恐毕生也无此希望。这种化匪为官的风气，在清末盛极一时。远如官至提督、因追剿太平军战死在南京城外、清廷赐谥“忠武”的张国梁，近如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是由匪变官的最显明的例子。这种风气当然不止广西一省，北方的张作霖、张作相、张宗昌等也都是绿林出身。所以我们讲习所内，也有若干人是土匪头目起家的，习惯恶劣，不守纪律。他们都保持着原有的官阶和厚禄，拖家带眷前来受训，当然不把我们这些小队附们放在眼里。故此驾驭他们，也象试骑马头，殊非易易。
我们的第二队一百三、四十人中，便有位至少将统领的高景纯君在内。我管教他们的态度是公私分明，不卑不亢。在开学后不久，他们也开始对我表示好感和敬畏。我逐渐以新式的军事知识灌输他们，使他们的兴趣提高而乐于接受。那大胖子高景纯统领和其他素无训练的军官，有时在出操时体力不支，我就叫他们站在一边，看同学操练，而我自己则丝毫不苟且。他们在我以身作则的感化之下，也都自愿前来练习、操演，一反他们旧军本来散漫和不振作的习气。后来也颇能觉今是而昨非，完全服从新学术的教导，使全休上下和睦，精神焕发。等到一年受训期满毕业时，他们对我都有依依不舍之情，并联合起来送了我一件很名贵的纪念品，使我深为感动。
讲习所于试办一年之后，本拟扩大组织，继续更番调训各级旧式军官，故省方派所长林秉彝携带巨款前往上海购置新式装备。谁知林氏爱好排场，喜欢应酬，到了那十里洋场，为声色犬马所诱惑，乃大肆挥霍。不数月，所携公帑被用一空之后，他又打电报回省，诳称款项不足，要求补汇。于是陆荣廷左右不满林氏父子的人，乃大肆攻击林秉彝浪费公帑，主张停办将校讲习所。这时省府亦确实不愿再汇巨金给林秉彝，遂明令把讲习所停办。我们这些教职员，文的被遣散，武的则只有在南宁听候派遗工作了。
第三编：初期军中生活
第六章：护国军中的青年军官
（一）
在将校讲习所停办之后，我们这批无职军官，奉令听候另派工作。明知等来等去总不会有结果的，因旧军各有其系统，门户之见甚深，我们不易插足，且我们新式军人也不愿置身其间。而新军究属有限，更无余额可以容纳我们。所以当我的同事们纷纷搬进城里住下候差时，我就不愿浪费时间和金钱，决定返乡务农了。我家原是耕读之家，因此我觉得在外无职，回家务农是很正当的事，就在民国三年的秋季，回到临桂县的祖籍。
我对于稼穑是个熟手，体力又强，所以我和一般农夫做着完全一样的工作。而他们对我则有些诧异，认为我是一个读书人，在外面求学的洋学生，居然也能和他们一起下田工作。有些不明大体的人则认为我在外面作事无出路，被迫返乡种田，难免有絮絮闲言。我听了也处之泰然，并不介意。本以为可在家乡长期务农，谁知我在桂林的一些朋友认为我在家种田太可惜了，于是便约我到桂林去教书。
桂林许多新式学校，教授的都是新式课程，因而师资便有供不应求之势，而其中最感缺乏的便是军事和体育教员。我国的传统，读书人都文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一旦要找一个能担任各种军事教育和体育运动的人，实非易事。这些学校虽先后请过几位军训和休操教员，结果不是他们的学术科不行，为学生所不满，就是教导无方，或人缘不好，而自动或被迫离职，故各校当局为这项课程，颇感头痛。所以当我的朋友们知道我赋闲乡居时，他们便认为我是这项职务最适当的人选，而向各校推荐。民国四年的春天，省立模范小学首先送来了聘书，我当然也乐于接受，就摒挡一切，到了桂林，做了省立小学高级班的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军训是我的本行，器械操更是我的拿手本领，时常在操场上作惊险的表演给学生们看。他们对我那种马戏班式的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加以我的人缘一向是好的，校方同事对我均极推重。所以我就职不久，便声誉雀起，全桂林的学校都知道了。不久，县立桂山中学也送来了聘书，要我去兼课，我推辞不了，也就兼了。所幸这两校距离不远，而同事和学生都对我极好。学生们敬我如父兄，学校当局则视我若瑰宝，优礼有加。合计两校给我的薪金，比上尉官傣还多四十元，在那时确实是个很可观的数目。我因而有余钱接济家用，剩余的尚购置些田地。精神上与物质上的生活都很惬意。
不过我终究是个职业军人，教文科学堂自非我的素志。所以我时时在想重返军界。我在桂林任教将满一年时，我的一位朋友冼伯平君是我将校讲习所早期的同事。他现在滇军张开儒第三师，已任至营长。承他的器重，邀我到他那里去当连长。因为这时正值袁世凯称帝，西南政要群起兴师讨袁。滇、桂各军都在扩充，号称护国军，干部需要人，象我这样一个经过长期训练的青年职业军人，自然就在他们罗致之列。我当然也乐于应召。所以我就向学杖当局辞职，以应冼君之约，加入护国军讨袁。
（二）
冼营长翰熙（伯平）是广西宁明人，广西干部学堂步科毕业。我们在将校讲习所共事时，他是第三队的队长，我是第二队的队附。洗君在当时同事中是一位年轻而佼佼不群的新军人。衣履非常整洁，随身有自备的帆布行军床，日常生活极有规律，而且注意卫生。总之，他一切都很洋化，和普通军官迥然有别。其后，他加入滇军，当李烈钧的护国军由蒙自开到南宁时，冼伯平正任滇军第三师张开儒部三十一团第二营营长。当时的第三十一团团长便是在杭日时期曾任江西省主席的曹浩森。
冼君对我的邀请，可以说正合我心。因此我就复电冼君，表示接受新职。谁知道我向学校辞职的消息一出，两校师生一致挽留。终因我去意甚坚，他们也不好过分勉强。在我临行之时，学校当局一再表示惋借，并谓值此动乱时代，各方职位变动甚多，现在姑且请人为我代课，如果我觉得在外边不妥，他们随时都欢迎我返校任教。几番惜别，互道珍重之后，我才离开了桂林。
这时正值幕春季节，风和日暖，我自桂林顺漓江而下，直达悟州。梧州本是西江上游的大城市，这时更值护国军兴，运输频繁。各军都在向肇庆集中。时滇军第四师方声涛部适开抵梧州，故沿江码头附近设有第四师的招待所。当我乘的船靠岸时，只见码头上下，军民杂杳，熙熙攘攘。我正预备上岸找旅馆，再候船去南宁，忽然在人丛中瞥见前陆小第一期同学朱良祺、梁伯山和谢绍安。梁、谢二君且是我两江小同乡。旧雨相逢，惊喜交集，互道别后之情，才知道朱良祺现任滇军第四师步兵第三十四团第一营营长。梁为该营营附，谢为第一连连长。当朱知道我正打算去南宁担任连长时，便决意留我在他本营充当连长。我告诉他说曾与冼君有约在先，未便失信。良棋说，大家同属一军，分什么彼此。不容分说，便招呼勤务兵，把我的行李搬到第四师招待所安置下来。并立刻呈请委派我为第一营第三连连长。在良祺的强制执行之下，我无法脱身，只好写信给冼君请辞，并陈述不得已的苦衷。
这时第四师的兵额尚不足，正在梧州一带加紧招募。我们在梧州住了十多天，我的委任状由上峰批了下来，所报连长不准，但准以中尉排长任用。这对我当然是一个小小的挫折，不过我也并不介意。于是我就在第四师内当了一名排长，随军开拔到护国军都司令部所在地肇庆。谁知道这时滇军第三师也开抵肇庆。我忽然间又碰到了冼营长。他因责我为何爽约，未去南宁？原来因为戎马倥偬，我在梧州所寄的信，他没有收到。当我解释清楚被朱良祺等挽留的经过，以及现在当排长的情况，冼君大为不平。因为他已替我请准了当连长，我不到差，却在良祺这里“炒排骨”（那时军队中把当排长叫做“炒排骨”，连长叫做“莲子羹”）。他要我回第三师去。我觉得此事很难开口，所以没有答应他。不意有一天营长们在一起吃花酒，我也奉陪末座，大家又提起了关于我的事。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伯平便责备良棋不该把我中途拉夫抢了过去。伯平说：“你把他抢了过去也罢了，但是你没有机会让他当连长，却叫他在你那儿‘炒排骨’。”两人说到最后竟吵了起来，再加上几分酒意，彼此甚至拔出手枪来。这事一下闹大了。我夹在中间觉得非常为难，为免使朋友们因我而伤感情，我想还是辞职不干的好。承朋友们推爱，觉得我李某为人作事诚实可靠，都要来争取我。我现在只有两边都不做，方可维持朋友间的感情。于是我就决心辞职搬到端州旅馆暂住。
这端州旅馆是肇庆当时最大的旅馆，里面住的客人极为复杂，但多半是与反对帝制运动有相当关系的，或在候差，或是有事与都司令部接洽。我在端州旅馆也遇到几位以前将校讲习所的学生。他们知道我斌闲无事，曾有意介绍我去参加他们的朋友所编的地方民军。他们说如果我肯去，他们可以推荐我以校官阶级任用。因为这时各地都在成立民军，或是收编土匪，纷纷请求都司令部给以番号，官阶极为混杂。“关内侯，烂羊头”，故校官也可随便委派。我自思是一个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殊不应与这些乌合之众的民军为伍，所以他们的好意我都一概谢绝了。但是长期赋闲，也不是办法。正在进退维谷之时，我忽然发现了前陆军小学同学李其昭。
其昭毕业于陆军小学第二期，后又转入干部学堂，他且是我临桂县的小同乡，平时过从极密。他这时是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部林虎的部属——步兵第七旅第十三团第二营的连长。他一见到我便问我现隶何部？我当然据实以告。其昭便说如果我不嫌弃的话，何妨到他的连里去“炒炒排骨”呢？我说反正是闲着，如果他那里有缺，我当然很愿意追随。其昭说，等他向他的上峰报告一声，我就可以搬到他部队里去了。
其昭的上司第十三团团长周毅失和第二营营长黄勉都是广西人，广西干部学堂毕业的，和冼伯平、朱良棋都很熟。第二天，其昭带我去见黄营长，黄一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大大有名的”！原来他早已知道冼、朱两营长为我而拔枪相见的故事了。他一再地说：“欢迎！欢迎！”这样，我在当天便搬入林军第二营，当了一名中尉排长。这就是我参加护国军终于隶属于林虎先生部下的经过。
第三编：初期军中生活
第七章：讨龙之役与初次负伤
（一）
林虎先生，别字隐青，广西陆川人。毕业于江西武备学堂。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林仅二十岁。初任哨官，驻桂林。旋位至管带（校官阶级）入粤驻防钦、廉。辛亥武昌起义，升为团长，率所部参加北伐，进驻南京。民国二年二次革命时，江西都督李烈钧起义独立，林氏时为李的混成旅旅长，据守马当、湖口、九江等要塞地区。袁世凯派李纯统率大军南下，进击李、林等部，久攻不克，后来绕至上游，由武穴偷渡长江，经南昌截断南浔铁路，才将林部重重包围。悬赏以缉林虎，生死不拘。此时，南昌省垣忽生兵变，李烈钧微服出走，大势已去。林氏乃率部突出重围，到达湖南醴陵县。自动解除武装，将枪械弹药送予素与革命党人有默契的谭都督延阁。林氏本人则潜逃海外，度其亡命生活。时人曾誉之为彪虎将军。
到袁世凯阴谋称帝之时，林氏即潜回广西，策动广西耀武上将军陆荣廷褐橥义旗，响应云南独立，而护国战役中南北优劣之局，因此顿形改观。此举实为洪宪帝制覆亡、护国运动胜利的关键。因此当时为讨袁而设的军务院中诸领袖如岑春煊、陆荣廷等对林虎先生极为器重，故特界予护国军第六军总司令的要职。我幸能投到他的麾下充当一名排长，虽位卑人微，无关轻重，但每思飞鸟尚知择木而栖，人固宜择善而事，私衷亦颇欣慰。至于林虎先生的勇敢善战，出处磊落光明，廉洁自守，用人不疑，此种作风感人尤深，影响我一生做人处事，实至巨大。可惜当时中国政治未能进入法治常规，内战频仍，致使他常陷逆境，为时代的牺牲者，然吾人固亦不宜以成败来论英雄。林先生晚年曾于柳州经营一小农场。中共席卷大陆后，尚未听说他遭受清算，而被推为人民政协委员，亦不幸中之大幸。
本团团长周毅夫先生，广西恭城县人，也系早期同盟会革命党人。营长黄勉，连长李其昭以及全团上尉以上官佐，十之八九出身干部学堂，士兵则概由广西各县招募而来，所以皆系本省人民。我至连上到差时，他们在肇庆集中徒手训练了还不到两个月，新兵基本教育尚未完成，也无枪械。在我报到后五天，才由日本运到一批六五口径的村田枪，发给士兵，方开始实施持枪教练，这批枪枝在日本人心目中早已成为过时的废物，不堪用来作战了。惟当时中国军队获得此项武器，确已心满意足。不意当我军正在积极训练、秣马厉兵、准备北伐讨袁时，袁世凯忽于六月五日暴卒。袁氏既死，副总统黎元洪正式“接任”总统，以段棋瑞为内阁总理，通电全国息兵，这样护国军也失去了作战目标。军务院和都司令部乃准备解散，所辖各军也听候编遣。谁知袁氏死后，北洋军阀的重心随之解纽，逐渐形成各系—皖系、直系、奉系—军阀割据之局。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如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与广东的龙济光也互不相让。因此袁氏死后南北大战的危机虽可避免，而各区域争权夺利的小内战反因此加剧。就南方来说，首先变成各方讨伐的对象便是粤督龙济光。
龙济光是云南土着的彝人，原为土司，后以襄赞清廷剿灭云南彝乱有功，逐步升迁，光绪末季，由岑春煊荐为广西右江道。光绪三十四年（一九0八年）署广西提督，宣统元年真除。辛亥革命前数月，率军入粤为镇抚使。至民国二年，二次革命解体后，广东都督胡汉民被迫去职，龙氏因效忠袁世凯，受任为粤督。民国三年六月，都督府裁撤，济光乃以振武上将军名义，督理广东军务。袁氏称帝时，曾封龙为一等公，旋加郡王衔。
至民国五年四月，西南各省以兵威胁，龙氏宣布独立，并按护国军例改回民元旧制，称广东都督。但是龙氏参加军务院而为抚军之一，不特非其本意，且处处与护国军为难，阻挠滇、桂军假道广东北上。那时滇军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都司令岑春煊和广西都督陆荣廷（时陆已率师入湘），都急于北伐，不愿与其破裂，而虚与委蛇。几经交涉，济光始允李烈钧部滇军假道，自三水趋粤汉路，经韶关，袁世凯忽然病故，都司令乃令李氏暂停北进，就地待命。
孰意袁氏病故后四日，龙济光未得军务院同意，单独取消广东独立，宣布听命中央。这当然引起护国各军的不满，加以滇军假道广东北进时，龙氏曾令地方官不与过境军队合作，甚至多方留难。当李烈钧屯兵韶关待命时，韶州镇守使朱福全竟关闭城门，并断绝商民贩卖食品，以困滇军。滇军在城外露宿数宵，适值大雨，全军困乏，商之于朱，朱仍闭门不纳，两军遂于六月十九日发生冲突，城上龙军竟发炮向滇军轰击，大战遂起。广东各地的龙军（时称济军）与护国军随之皆有接触。一时各地枪声劈拍，函电纷飞，莫衷一是，是为粤中讨龙战争的序幕。
（二）
讨龙战争发生后，我们的护国第六军在粤汉路南段沿线一带与龙军也发生接触。这时我们的第十三团正在肇庆训练，村田枪刚才发下，士兵持枪各个教练的基本训练都还没有完成。但是前方战况紧急，我们遂奉令向前方增援。全团自肇庆乘船出发，到芦包上岸，步行兼程前进。第十三团的士兵训练很差，如何作战呢？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在行军休息的时候，练习一些基本动作，如射击、卧倒、利用地形、地物等等。我连的士兵中亦间有持枪、瞄准熟练的，我起初很诧异，后来由他们的伙伴说出，原来这些人都是当过土匪的，其中有三个班长且做过土匪小头目，后来受招抚才改邪归正的。因此我就特别注意他们的生活和行动。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他们每次战斗，不只勇敢善战，而且极重义气，毫无欺善怕恶的习气，较其他的士兵反而容易管教。古语说“‘盗亦有道”，这确是我宝贵的经验。
我们一路经炭步向高塘火车站进发，望见粤汉路上的火车南北疾驰，听到车声辘辘，心情顿觉开敞。一个生长在山国的人，从未越出省门一步，此次因投入军队，方远行至珠江下游，见轮船火车往来行驶，热闹非常，虽则离乡背井，不无思乡之苦，但也因见到新的天地而异常兴奋。军行抵高塘车站，略事休息，并各自整理队伍。此地距战地约三十里，前线战事正紧，催我军开去增援，于是立即整队开拔，用快步前进。我连士兵除极少数出身绿林、与官兵打过游击战外，其他都未上过战场，内心不免感觉紧张。走了十余里，隆隆的炮声和犹如鞭炮的枪声，响彻云霄。我当然未便询问别人此时的感觉如何，但我自己内心忐忑，神经紧张，脚步轻浮，呼吸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我深信我的爱国热忱与人无殊，而视死如归、不避艰险的胆量，尤不在他人之下，何以一听到枪炮声，情绪就如此紧张，连自己也英名其妙。反观路旁耕种的农民，反而神态自若，令我暗中吃惊，惭愧万分。原来此地民风强悍，族与族或村与村之间，每因争夺牧场和水利灌溉而发生械斗，情祝的激烈，有如两军对阵，必须政府派军队弹压，方才停止，所以他们视战争等于家常便饭。
我们的部队赶到前线时，已近黄昏。这时火线上枪声正密。我以为战场上一定死伤枕籍，血肉摸糊。谁知在我们进入总预备队阵地之后，枪炮声便寂静下来，我们发现并无太大的死伤。此时天已全黑，为调整各营连位置，我团担任左翼，派步哨及连络兵搜索前进。黑夜之中，部队缺乏训练，自不易确实掌握，因之指挥失灵，弄得方向不辨，敌我不分。一时枪声大柞，混战了一番之后，才发现原无敌人，而是自己的部队在互相射击。今日思之，实觉得当时部队的荒唐和作战的儿戏。
经过半夜的紧张和恐怖，我们的连长李其昭，开始有点胆怯，他不等向营长报告及批准，假托腹痛须返后方休息，便擅自将他的连长职权，委托予我，他就退到后方去了。我便代理连长职务，指挥部队。次日拂晓，我们便向左翼延伸，加入前线作战，发现敌军正向我方前进，开始其拂晓攻击。我们尚未挖掘壕沟，仅仅凭藉地形，与敌人遥相射击。经过数十分钟的战斗。在敌人冲锋之下，我们的阵地开始有动摇迹象。这时我想，我们如果不能立即将敌人的攻势阻截，全军很快便会溃不成军。根据军事学，要阻止敌人进攻，必须向他们逆袭。这时我们和各方都已失去联系，营长也不知去向。我只好命令掌旗兵，举起我们的连旗，准备着随我冲锋。我随即大声号令全连官兵，冲向前去。这时，一则因为部队训练不够，命令不易贯彻，再则因为枪声正急，我呼喊的命令未为全连官兵所听到。所以当我向前冲了约二、三百公尺时，回顾士兵随我而来的，零零落落，为数不多。这时枪弹横飞，已颇有伤亡，我正预备转身督促部队前进，而右侧树林已为敌人所占据，正向我们所前进的部队射击。在一阵密集的枪声中，我突觉头壳猛震了一下，立刻右腮上血如泉涌，满嘴都是碎牙。我马上把牙齿吐出，用手在右颊一摸，方知道子弹自我右颊射入上腭骨。我再一摸左颊，则并无伤痕，我想子弹一定停留在上腭。这时血流如注，头昏目眩，我知道不能继续指挥，乃招呼一排长代行我连长职权。我告诉他，我暂时退下包扎，如情形不太严重，我仍当回来继续指挥。我连本有勤务兵三人，但是因为李连长带走了一人，余二人又未可分身。我本可带一二枪兵，以备使唤，然深恐因此减少我连的战斗力，所以便独自一人退出阵地。步行未几，遇着了一个挂着红十字的军医。他在为我略事检验之后，便说：“恭喜！恭喜！子弹并没有留在你的头部，它已从左鼻孔出去了。”大概这顺子弹受了皮帽勒和我的上腭骨牙根的阻力，转了个弯，自左鼻孔出去了。
听了军医的话，我深自庆幸。因为子弹如留在面部，必须开刀才可取出。且不说开刀的危险，即使能顺利地将子弹取出，面部破了相，岂不难看。我正在伤脑筋时，经他这一说，心中颇为宽慰。他替我稍事包扎后，我便继续前行。将近黄昏时候，我走到了高塘镇的临时后方医院。这医院设在一所祠堂里面，伤兵充塞，满地呻吟而无人过问。
这时我已困乏之至，想找一点食物和一席安身之地而不可得。厨房里空空如也，水浆全无。最后实在因为困乏太甚，我自外面检了两块砖头，在伤兵群中找得一席空地，将砖作枕，躺了下来。头方落枕，便蒙拢睡去。一觉醒来，已是午夜，饥俄不堪，而口渴尤甚。乃起来走到厨房，想找点食物充饥，但是厨房里非但无半碗冷饭，甚至滴水全无。这时我实在口渴难熬，遍找之下，竟发现一只木盆，靠在厨房的墙角里，里面还剩有些没有泼完的水。这水可能是洗菜剩下的，也可能是洗脚剩下的。我也管不得许多了，弯下身去，一饮而尽。琼浆玉液，稍润枯喉。喝完之后，我又回去睡下，虽然饥肠辘辘，仍旧闭眼睡去。
睡下不久，医院里忽然骚动起来，把我惊醒。据说是前方战事失利，敌人追兵已近。龙济光军在那时是有名的不守纪律和残酷的部队，不但虐待俘虏，就是俘获的受伤官兵也无幸免，有的伤兵甚至被活活烧死。因此前线失利的消息一出，后方，尤其是伤兵医院内，更是惊惶失措，大家匆忙逃走。那些伤残不能行动的士兵，尤感恐慌，哀号乞助之声，惨绝人寰。但在兵荒马乱之时，各人逃命还不及，谁能相顾？
我们自医院仓皇出走，向北撤退。这时高塘全镇居民也都为兵败消息所惊醒，扶老携幼，纷纷向北逃避。一时军民杂沓，势如潮涌，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夹在人群中，循铁路线向后方走去。面部伤口肿痛，十分难受。但心中却自庆为不幸中之大幸，假如我伤在别处，不能走动，被迫兵捕获，岂不可悲。约两句钟，了望东方即呈现一片白色和红霞，一轮火红太阳顷刻东升，天已大亮。
我沿着铁路线走了约二十余华里，便到了新街车站。此地有一设备较好的后方医院，我就住了进去。其中医生护士照拂俱甚周到。这时方知道前方战事已趋稳定，我方并未失利，龙军更没有追来，前次慌乱，只是一场虚惊。所以我就在这所医院中，静心养伤。翌日，我的部队中又派来了勤务兵一名，供我使唤，并将我的日用品送来，因此生活颇为安适。
这所新街后方医院是设在一座大庙里面，院子里有葵叶搭成的遮阳天棚，在夏日炎炎时，而庙内仍是清风习习，凉爽之至。庙前广场上有大榕树两株，枝干参天，绿荫如盖。广场前面是一条小河，泉声潺潺，水清见底。日长无事，坐在榕树下的石凳上纳凉，遥看河畔洗衣妇女，燕瘦环肥，各有风韵。因此，一些负轻伤的官佐，便整日徜徉于格树底下，评头论足，颇为逍遥自在。
我入院之初，伤势颇重，脸部肿如皮球，十分痛苦，尚无此闲情逸致。后来伤势渐减，也时常参加榕树下的“谈论会”。伤兵见有官长在此，都悄悄离开，不来拢闹。我们几个下级军官坐谈树下，无忧无虑，清闲得有世外桃源之感。就在这宜人的环境之中，我一下便住了四十余日。
（三）
我住入新街后方医院不久，讨龙战争便结束了。我军已自石马战地开往仁和圩附近的鸭湖整训。我进医院后尚不足二十天，伤势稍退，营长黄勉已两度派营附唐隶生来催我早日出院归队。原因是我连的李其昭连长临阵畏缩，为士兵所轻，到停战后回到连上已无法约束士兵，业经请准辞职，遗缺由我递补，要我早日接任。我又住了二十天左右，正式接任本连连长。
我连是驻在鸭湖的一所祠堂之内，时常给养不继，军纪松弛，处境万般困苦。回顾本人统兵数十年，而鸭湖整训这一段时期，实是我所见军队生活中最艰苦的。当护国战役初起之时，各地民军蜂起，各有其盘据的地盘。经都司令部给予番号之后，均于当地税捐中，扣除军晌，自行维持。我们护国军第六军是直属于都司令部的正规军，并无地盘可据，军费薪饷来源，全凭上级发放。最初由都司令部核发，都司令部撤销后，我军改隶于广东督军陆荣廷，我们的薪饷遂由督军署核发。然此时战事初定，省级经费也十分困难，我军欠薪欠饷，自不待言。有时不特薪饷全无，甚至伙食亦无法维持。有时全军竟日枵腹，饿至深夜，才有少许糙米送来，沙石稗壳掺杂其间，煮熟亦难下咽。
至于士兵的服装，则更不堪一提。我军在肇庆建军时，曾发下质料粗劣的军服，每人一套。经过一场战争和数月溽署天气，己经朽烂。士兵不特无衣可以换洗，简直是衣不蔽体，褴褛不堪。有的士兵，衣裤破烂至遮羞无计时，竟用草茎将破处扎起，更显得狼狈不堪，这时正是盛夏，炎热难当，而蚊虫之多，尤不堪想象。每当黄昏或拂晓，蚊虫活动最剧之时，嗡嗡之声令人心烦，随处用手一挥，即可扑落数只。我连士兵又全无蚊帐，我和三位排长虽各有一顶，然为与士兵共甘苦，我劝告各排长，一律藏而不用，入晚之后，我们的血肉之躯不堪蚊虫吮啄，均不能入睡，但闻蕉扇驱蚊发出拍拍之声，通宵达旦。士卒生活如此之苦，当然谈不到训练。幸而我团士兵多系新募乡农，对长官尚知敬畏。加以我们官长，以身作则，和士兵寝食相同，甘苦与共，士兵也颇为感动。以此我的命令尚无人敢违抗，纪律差可维持。平时虽不常出操，却时常集合作“精神讲话”。我军原为反袁护国而成立，精神讲话的题材，自以维护民国、反对帝制为主。不过我们那时对民主、议会政治这一套，自己也很茫然，士兵当然更莫名其妙。所以我们的精神讲话，言者既不谆谆，听者更是藐藐。官长训话时，有些士兵交头接耳，有些随便嬉笑，我们官长也只好装聋作哑。幸好士兵之中，绝少“兵油子”，否则纪律更不易维持了。
这时我团内官长们的生活虽较士兵略胜一筹，仍然很苦。薪饷累欠不发，制服又无着落。我们军校出身的军官多穿旧日校中发给的制服，有的甚至穿起当时广东夏季盛行的香云纱便服来。偶尔，我们也三五成群至鸭湖镇上茶楼内，啜茗聊天。但是我们都是宦囊久空，既不能吃大鱼大肉，一杯清茶，久坐不去，自然不为堂倌们所欢迎。他们常以怠工来作消极抗议。他们每见我们来了，都窃窃私议说“电灯胆”又来了。“电灯胆”的意思是不通气。不通气者，即不知体察他人脸色之谓也。我们也佯作不知，来去如恒。
所以此时我军和当地居民间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不融洽。此地居民习于械斗，对我们这样衣不蔽体的部队，当然不放在眼里，而身穿二尺五的士兵们，亦不愿向老百姓低头，因而军民之间的小冲突时常发生。加以仁和圩上私赌之风甚炽，有少数好事士兵，前去抓赌，偶有被殴伤情事。全团士兵积怨在心，时思借机报复，更有好事者暗中煽动。某日中午，全团士兵忽然哄动起来。我为喧哗声所惊动，忙问何事。有些士兵便说：“连长，我们要上仁和圩里去报仇，那里的人欺人太甚了。”我喝道。“不许胡闹！”但是他们和其他各连士兵早己暗中决定一致行动，已不听我的命令了。当时全团士兵千余人，一哄而起，冲向仁和圩去。此时团长周毅夫、营长黄勉俱在省城未回，第一、三两营营长和我们各连连长也无法制止形同哗变的士兵。幸而我们的驻地和仁和圩距离三四华里，且有一小河相隔，商民闻变，立把船只全部靠到对岸去。士兵无船可渡，乃隔岸鼓噪，声震田野。更有士兵，乱放冷枪，使事态更形严重。仁和圩的居民亦惊惶莫知所措。当地绅商乃派人过河来说好话，赔不是，我们连长们也乘机向士兵劝说。最初他们坚持不从，必欲摧毁仁和圩而后快。
我对本连士兵如哄小孩子一般，苦口婆心地劝说。第一，我说，你们这种举动形同兵变，为军法所不容，坚持不回营，上级一定要调兵前来弹压，结果将不堪设想。再者，纵使你们真的成为兵变，变了亦无处可去。本团士兵多系广西人，客居广东，如零星逃亡，必为广东民团个别捕杀无疑。况此地民风强悍，民团器械精良，纵使我们整团兵变，也有弹尽援绝之时，何况零星逃散。大家如果真的哗变，前途是不堪想象的。其他各连连长亦以同样方式向士兵劝慰。最后，士兵们总算答应让仁和圩的商民放爆竹赔礼。于是，仁和圩的商会购了整箩筐的爆竹，一筐又一筐地在对岸燃放。士兵嫌少，商民便遵命多放。爆竹响处，士兵隔河欢呼胜利，拍手跳跃，声闻远近，热闹非凡。商民赔礼毕，士兵才纷纷返营，结束了这一幕喜剧。
这鸭湖镇一带的居民是十分强悍的，不特男子对驻军不稍戒惧，纵是青年女子，对军队亦初无回避，畏怯之心。一日上午，我在驻地的祠堂门前闲眺，偶见门前左侧大路上，有一青年女子姗姗而来，当她渐渐走近祠堂时，我因身为长官，未便注视一过路女子，乃掉身回归房内。未几，忽闻士兵嘈杂，和一女子喧嚷怒骂之声。我忙走出去一看究竟。原来这喧嚷的女子已闯进祠堂里来，正是我刚才所见的。她一见我出来，知道我是位官长，便立刻向我叫起来。
她说：“你们这里的士兵，太不规矩，为什么调戏过路女子？”
我说：“少奶奶，我的士兵怎样冒犯你了，我查出一定重办！”
她说，“我从你们祠堂旁边经过，有两个士兵跑到我身边，动手动脚！”
我说：“少奶奶，你能不能认出这两个士兵呢？”说着，我便自衣袋里取出哨子，吹了几下，全连士兵闻声便在院子里集合起来，请她指认。
最初她很自信，以为可以立刻指出。谁知她对这一百多人注视了一会，她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了。这一百多位都是一样年轻力壮的穿着二尺五的丘八，她也认不出究竟是哪两个刚才摸了她一把。认了半天，她勉强指出两位来，而这两个士兵却坚决否认。
我因而告诉她说：“少奶奶，请你务必当心，不能冤枉人家啦。调戏妇女，按军法报上去，可能枪毙的。事关人命，请你千万不要认错了人！”我这么一说，她更觉怀疑，便在士兵中又指认了两人，一共四人。
我说：“少奶奶，刚才调戏你是两人，现在为何变成四人啦？”
她说：“就是这四人中的两人。”究竟是哪两人，她仍无法判明，我自亦未便乱加处罚。为免使她下不去，我便当她面，将全连士兵训诫一番。她也觉得很够面子了，才向我道谢而去。
事后，我询问这四个士兵，是否真有不规矩行动，四人均矢口否认。大家猜想，可能有两位调皮士兵，见她姿色动人，私下打赌，看谁敢摸她一下，其中一位真的大胆地向她上身摸了一把，谁知竟被她追到连部里来。至于谁是真正调戏她的人，她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指认不出。但是她当时那副激昂气概不让须眉，言谈清脆和态度逼人的样子，使我今日想起，仍觉事如昨日，余音在耳。我带兵数十年，地历十余省，鲜见有如此只身闯入军营喧嚷的青年女子，这也是鸭湖一带特有的情形。
第三编：初期军中生活
第八章：护法战争
（一）
我们在鸭湖驻扎不久，粤局已获适当解决。南北虽因黎元洪继任总统的法律根据问题，尚在争辩，大规模的战争终于避免了。黎氏上任后，仍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七月六日北京政府明令改革地方军政制度。独立时期的军务院、都督府等固然取消了，即旧有的将军和巡按使制度也一律废止。各省统军的长官改称各省督军，民政最高长官仍称省长。理论上是实行军政分治的。为统军方便计，督军之上，又视各地情形分设巡阅使。例如在两广有两广巡阅使，在华中则有长江巡阅使，在北方则有直鲁豫巡阅使等。
督军之下，按地方情形置护军使或镇守使，以统驭驻军兼以维持地方治安。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军务院正式结束。当时北京政府拟派岑春煊为广东督军，而岑氏因有“袁死，己即引退”的诺言在先，谦辞不就，乃改派陆荣廷督粤。龙济光被调往琼州（海南岛》任矿务督办，率军离广州。陆氏部将陈炳坤（陈原为苏元春的差官，陆荣廷就抚时，和陆结为兄弟，其后一直为陆氏的左右手）却奉派督桂。到民国六年四月十日，陆氏升任两广巡阅使，遂荐其部将陈炳坤、谭浩明（谭系陆氏妻弟）分督粤、桂，自此以后，两广遂成陆氏的地盘。与云南督军唐继尧，贵州督军刘显世形成粤、桂、滇、黔犄角之势，而和正在分裂中的北方皖、直、奉各系军阀相抗衡。
龙去陆来之后，我们前护国军林虎的总司令部乃奉调入广州。我们十三团移防广三铁路的西南。林虎旋即受命为高雷镇守使，率所部前往高雷驻防，清剿当地土匪。我们全军乃又自黄埔搭海轮分途开往高雷。这是我第一次乘海轮。我们广西是遍地皆山的，很少看到平原。当我顺西江东下，地势逐渐平旷，已觉眼界不同，至此初入大海，浪阔天高，一望无际，心胸更觉十分舒畅。
雷州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雷州半岛之上，隔海与海南岛对峙。此地居民多系讲黎话的汉人，所说黎话和广州话完全不同。其风俗极端保守，时己民国五年，全国各地男子都已剪去辫发，而雷州男人仍留着辫子，使我们初到的人感觉惊异。雷州人多务农为业，然因地邻海滨，土壤中盐质极重，不宜耕种，故人民生活极苦，文化水平也较广东其他各地为低。然雷州民风强悍，勇敢善战。
我们部队开抵雷州的海康县时，正是中秋前后，秋高气爽，这时驻在高雷一带的部队车驾龙部，是临时招募的地方民军和上匪，纪律极坏。
车驾龙（号云六）广东茂名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当护国军初起时在高雷一带招募了大批民军，经呈准都司令部编为第六师，以车氏为师长兼高雷镇守使。迨都司令部撤销，第六师原应遣散，讵料车驾龙拒不受命，所以林虎在广州受命为高雷镇守使时，即奉有密令，就地解决车驾龙。等我们部队开到海康县部署就绪，林虎的高雷镇守使任命才由广州明令发表。于是，林虎假名交替，设宴招待车氏。这是一场鸿门宴。事先由林氏秘密计划
当酒酣耳热之时，发炮为号，即席逮捕车氏，并缴其部的枪械。
我这一连因为原已部署进驻海康县，故奉命收缴县里的武器。海康是雷州的首县，县长兼任车部军职，有军队二三百人，实力似在我连之上，如措置不慎，则危险之至。因此我决定擒贼先擒王，精选敢死队数十人，听到一声炮响，即率队直冲县长办公室，将县长逮捕。
这位县长似乎是位文人，当我持着驳壳枪冲入他的办公室时，他似乎很惶恐。我说，“我现在奉命来缴你们的枪，希望你不要抵抗，否则玉石俱焚！”这县长乃连忙招呼他的左右，不许抵抗，说：“我们公事公办，不许抵抗。”于是我们草木不惊地便把县署内的枪支缴了。车驾龙同时亦被逮捕，未作抵抗。解决车部之后，我们在雷州住了二十多天，便开往高州剿匪。高州与广西接壤。我们在高州过了年，在粤、桂边境剿了半年多匪。这时南北政要又发生了所谓“护法”的争端，内战再起，段棋瑞派兵入湘窥粤，南方各省乃组“军政府”与“护法军”，以桂督谭浩明为总司令，北上援湘。我们这一团中先后被抽调两营北上，任护法军右翼，入湘作战。因此我们在民国六年秋季，遂由高州防地调回省城，然后奉命北上参加护法战争。
（二）
谭浩明为广西龙州人，农家出身，系陆荣廷的内弟。相传陆氏某次搭乘谭浩明的父亲的篷船赴龙州，因而认识了谭浩明的姐姐，两人竟私订终身，约为夫妇。其后，陆氏被迫为匪，而谭浩明之姐矢志不嫁以待陆。迨陆氏受抚，此一对情人始成眷属，所以陆谭的姻娅关系实非泛泛的。护法之战既起，陆氏以两广巡阅使身分坐镇南宁，而谭氏则以总司令身分统率粤桂军分三路入湘增搜，并相机北伐。军政府特派老革命党人钮永建为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我们的中路约万余人，由谭浩明直接指挥，自桂入湘，攻长沙，窥岳州。左翼主力为湘军，约两万余人，由程潜、刘建藩、赵恒惕等指挥，自宝庆北上。右翼约六、七千人，为广东护国第一军，归马济指挥，由广州经曲江入湖南的郴州，北指醴陇，为中路军的侧翼，并可东窥江西。马部人数不多，因马和林虎为莫逆之交，故调我们第十三团第一、二两营归其节制。
我们的团长原为周毅夫，到达醴陵后，不知何故被免职，由中校团附何文圻升任团长。营长原为黄勉，于团长更换后自请调差，乃由中校团附冼伯平调任营长。洗氏原在滇军任营长，都司令部改组时，冼乃脱离滇军，到我们第二军任团附，至是，又调任营长，成为我的直接上司。
我们北上时正值秋冬之交，自省城乘粤汉路火车至韶州（曲江），然后步行经乐昌到湘粤交界的坪石。这一带正是骑田岭的主脉所在，我们在崇山峻岭之中前进，所行俱系羊肠小道，然风景绝佳。山中常有小溪，水清见底，路的左侧，有河流一道，蜿蜒而东，和广东的北江会合。乡民用两头翅起的小船作交通工具，顺流而下，行驶如飞。
坪石镇位于湘粤交界处，一半属湘，一半属粤。过此便入湘东平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入湘。湘粤两省虽属毗邻，然我们一入湘境，便觉别有天地。就气候说，古人所谓岭南的梅因向阳而先开，岭北的梅却因春到较迟而后开，就是说明岭南的广东和岭北的湖南气候的差异。就风土人情来说，湘粤也有显着的不同。在我们到坪石之前，所见两广妇女概是夭足，操作勤劳，与男子等同。但一过坪石，妇女都缠足，脚细如笋，行动婀娜，凡田野间及家庭中的笨重工作，悉由男子担任。其他差异之处很多，不暇细述。
我们部队自坪石北上，经宜章、郴州、永兴、安仁、攸县，直趋醴陵。除在攸县城外二十里处的黄土岭和北军小有接触外，未发生其他战事。
过枚县后，便进入湘江流域富庶之区，人民比较安乐，妇女的服装和打扮尤为入时，男女的交际很是开通。沿途所见所闻，对我们都很新奇，自坪石至醴陵约五百余里，也多趣事可述。这一段商旅频繁，沿途部有小客栈，当地人叫“伙铺”，大小可容数人或数十人不等。逆旅主人为招徕顾客计，往往雇用青年姑娘们，盛装坐在门前作针线。来往客商常为她们的美色所引诱而入店投宿。其实她们都是农村的良家妇女，由伙铺主人雇来点缀门面的，入晚以后，她们就收抬起针线，各自回家去了。她们并不害怕军队，与他省习俗大有差别。
我们于十一月中旬克复醴陵，中、左两路军亦于同月底攻占长沙。段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弃城而逃。北军在湘的主力——王汝贤的第八师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都不曾力战即撤退。我军复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攻占岳州，主力前进至羊楼司，进窥武汉。一时护法军声威大振，举国为之震动。
这次我军能迅速推进的主因，还是北方政府的内哄——冯段失和。总统冯国璋主张与西南和平解决，乃于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将国务总理段棋瑞免职。到了湘鄂战争失利，段系军人如安徽省长倪嗣冲、鲁督张怀芝等于十二月三日在天津集会，力主对西南用兵。岳州易手后，鄂督王占元也感受威胁，遂附和段系。冯氏不得已，乃屈从用兵之议。于民国七年二月中派直督曹锟为两湖宣抚使，鲁督张怀芝为湘赣检阅使，张敬尧为攻击前敌总司令，率劲旅吴佩孚等所部再度入湘。三月二十三日复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湘鄂战事乃急转直下。
张怀芝所部自湖北通城反攻，与我中、右两路军激战于湘、鄂边境，不分胜负。北军主力第三师吴佩孚部则循粤汉路及洞庭湖水道南下，我湘军即受挫于羊楼司。三月十七日，我军被迫退出岳州。三月二十六日，吴佩孚又破我长沙，四月二十日吴部复攻占衡山，我军乃退守湘南衡宝、耒阳、永兴之线。
（三）
在湘中战争开始逆转于我不利之前，我们这一团最初曾奉令自醴陵北上岳州，作前线右翼军的总预备队。当我们将入湖北通城县境时，忽闻吴佩孚率其精锐第三师南下，水陆并进，武长路正面我方战事失利，岳州危在旦夕。且敌人的长江舰队企图由洞庭湖溯湘江而上，直捣长沙以断我军的后路，我们乃奉命火速撤退。三月二十六日长沙失守，我们中路军向衡阳撤退，右路军亦自醴陵南撤至茶陵、攸县之线，旋再退至安仁县城以北约二十里的绿田圩，阻止敌人南进。这时张怀芝部节节进逼，正面也发生激战。我营于安仁县城奉令开赴前线，准备参加战斗。到达绿田圩时，前线战况已见和缓，唯据探报，敌人有大队向我阵地右翼移动迹象，我营乃受命即向阵地的最右翼延伸增援，以备万一。冼营长乃率领本营由绿田圩北进，经过一座大石桥，再行约二里，然后向我主阵地的后方向右前方进发。到达目的地后，一面派侦探搜索敌情，一面派哨兵担任警戒。此时全线枪炮声已归沉寂，我营正面亦无敌人。忽然，冼营长发起烧来，不能支持，必须回后方治疗，故即命我代理营长指挥作战任务。于是我就召集其他三位连长研究攻防作战方针。我先发言说：“安仁县城至绿田圩之间，无一较好的阵地可资防守。我军现选择此一丘凌地带为攻势防御阵地，其优点在于前面开敞，可以瞰射敌人。惟其间亦有不少隐蔽之地，使敌人容易潜伏，接近我们的阵地。而阵地后约五里直至绿田圩却是一片水田，并有不能徒涉的小河横亘其间，这是名符其实的背水阵，是为其最大的弱点，万一战事失利，我们只有向前冲杀，死里求生，绝不可向后撤退，自取灭亡。请各位同仁提高警觉。”
是晚平静无事。翌晨拂晓之后，枪炮声渐密。当我们士兵用早膳时，阵地前后落下的炮弹有数十枚之多，幸未伤人。早餐刚毕，我军全线战斗已渐入猛烈阶段。敌人屡向本营猛扑均不得逞。我为明了敌人的动态计，乃跑到散兵线上，观察敌我双方战斗状况，即见一部分敌军利用地形，逼近我方火线。和我前线位置相距尚不到三百公尺，五官面貌几可辨认。散兵线后敌人炮兵阵地有炮八门之多，距离不足三千公尺，正向我散兵线盲目轰击。同时又发现我军正面似已被敌人中央突破，友军已纷纷向绿田圩大道溃退。此时战况危急万分，我立即令营部号兵吹冲锋号，向敌逆袭，以遏止敌人的攻势。不料竟无一兵一官向前跃进，我急忙拿起营旗，跃出战壕，大声喊杀，冲上前去。全营士兵见我身先士卒，乃亦蜂拥而前，枪炮声与喊杀声震天动地。我举着旗子正向斜坡冲下去时，忽见前面一丈多远，有黑影一闪，泥土纷飞，溅得我满头满脸。我用手将脸上泥土抹去，仍继续挥兵反击。顷刻间即将当面之敌击退而占领其阵地。这时正值黄梅季节，下着小雨，岭上泥土甚松，刚才那黑影原是一颗炮弹，似乎没有爆炸，只把泥土掀起，溅了我一身。
经本营一阵冲锋之后，敌人全线攻势果然被我们堵住。这战场是一个丘陵地带，长着不少松木和茶油树。当我们抢占敌人阵地时，他们大部分退走，小部分仍利用隐蔽地形，一面退却，一面逐段抵抗。我蹬在一株茶油树之后，只听得敌人枪声不绝，却不见机枪的位置，我只得将身体略略站起，以资观察，忽然一排机枪射来，正打入我胯下。我觉得大腿的肌肉振动了一下，俯视即见血流如注。立刻伏在地上，但仍大呼冲锋，并说，夺得敌人大炮一门的，赏洋五百元。于是全营蚁附而上，杀声震夭，敌人竟弃山炮四门而逃。我军全线遂尾跟敌人追击。此时，两名勤务兵才扶我退出战场。我发现自己身中四弹，然其中只有一弹射入大腿，其他三弹只打穿了裤子，未伤及肌肉。如果我提高身体迟了一、二秒钟，则此四颗子弹必将射入腹部，那就不堪设想了，真是险极！
我自战场退出后，行走不到一里，伤口疼痛难当，便倒了下来。勤务兵乃自附近农家找了一只梯子，把我抬到安仁县城。说来奇怪，大军作战，城里竟无治疗伤兵的设备。不得已，只好请县政府代雇本地的草药郎中来医治。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先生随身带了药物前来，一到之后，先把带来的生草药捣得稀烂，然后将紧缠伤口的绑腿布解下，检视一番，开口说道：“恭喜！恭喜！腿骨幸未折断，子弹从骨膜之左侧穿过，敷药之后，约十天即可痊愈走动了。”我听了将信将疑，唯恐他在说大话。这大夫随即叫人端上一碗清水，他左手接碗，以右手食指指向碗中作写字画符模样，一面口中念念有词，我也不懂他念些什么。只见他从碗里吸了一口清水，喷在我的伤口上，然后把捣烂了的草药敷上，另拿一块干净白布包扎起来。说也奇怪，我的右腿受伤已六，七小时之久，红肿充血，疼痛异常，而一敷草药之后，痛楚立止。他因我不能在县城久留，另给我一包药，以备替换。我送了他两块银元，这是相当大的酬谢，他一再谦辞，始肯收下。据说此草药郎中是当地跌打损伤的权威，果然名不虚传。我即日雇了一乘轿子，向后方的永兴县进发，当晚宿在途中一伙铺里。铺主人有一年方二八的掌上珠，她听说我的勇敢，转败为胜，乃自动替我包扎、烧水、泡茶，百般抚慰，殷勤备至。当我翌日离去之时，她似乎颇有依依不舍之情，令我感激难忘。湘女多情，英雄气短，这也是受伤后一段颇值得回味的韵事。
到达永兴之后，得悉我军己收复攸县和茶陵两县城，所获战利品有：沪厂造七生的五山炮四门，步枪二百余枝，机关枪数挺。不意，数日后忽传衡阳失守，北军分兵向祁阳、耒阳挺进。我右翼军左侧后大受威胁，正向永兴、耒阳之线撤退。我遂退到郴州休养了半个月，创口渐痊愈，行动无碍。
此时敌方前敌指挥吴佩孚，忽暗中与我军通款言和。战事乃进入停顿状态。本营乃奉令驻防高亭司，马济的总司令部则设于郴州、耒阳大道上的栖凤渡。至五月中旬，乃有冼营长奉调回粤，遗缺由我接充的消息。
第三编：初期军中生活
第九章：护法归来
（一）
自我接任营长之后，战局入子停顿状态。吴佩孚按兵不进，我军亦未反攻。我营遂驻于耒阳县的高亭司训练。惟此时我发现本营处境十分困难。因我营系自林虎将军所部暂时调归马济指挥，由于系统不同，难免遭受歧视。寄人篱下，远戍湘省，真如大海中的孤舟，四顾茫茫，官兵都有惶惑之感。加以入湘以来未及一载，而已撤换团长一员，更换营长两员，自然影响军心。我升任营长之后，除第二连原为我所统率，不成问题之外，其余第一、三、四各连连长都因本营处境困难，前途渺茫，故乘更动营长的机会，先后辞职回粤，另谋高就，影响士气尤巨。
再者，此时故争胶着于湘南，我方陷于失利状态。而政治上，孙中山所领导的军政府和陆荣廷所领导的实力派，又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初由政治见解的分歧，演变成两粤地方主义的斗争。原来中山开府广州时，所招募的军政府卫队，难免良莠不齐。其中有数名官兵被督军莫荣新部下指为土匪，而遭逮捕。军政府数次派员交移，也无结果。此数名官兵终被枪决，致使中山忍无可忍，乃于民国七年一月三日亲登军舰，指挥官兵，对观音山督军署开炮轰击，一时炮声隆隆，全城震惊。幸而炮弹只掠过山头，并无死伤，山上炮台也未还击，一场风波，旋即平息。嗣后，中山张贴布告，晓谕军民，申斥莫荣新藐视法纪，故特炮击，以示薄惩云云。中山先生素富革命热情，并善于词令，每对群众演说，口若悬河，故有“孙大炮”之称。此次怒轰观音山，名实相符，全国一时传为趣谈。至二月二十六日，接近中山的海军部长程璧光，又被奸人刺杀于海珠码头，形势对中山殊为不利。中山先生乃毅然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赴沪从事三民主义的着述。其后，军政府大元帅制虽经改为七总裁制，也不能消饵政客派系与地方主义权利的斗争，更因此而招致前退驻琼崖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的异动。龙济光受段祺瑞的怂恿，乘隙进攻南路的高州、电白及两阳，其势甚为凶猛。林虎奉命率所部进剿，鏖战两月，不分胜负，后等李根源率滇军增援，方将龙部击溃，退回琼州。然龙济光仍不能立足，乃率残部二、三千人乘船逃往天津。此一勾结袁氏、鼎鼎大名的济军遂消灭于无形。
值此讨龙战事紧张阶段，军糈浩繁，各单位饷项时虞不继，本营又远驻湖南，更难相顾，饷项积欠尤多。兼以团长何文圻诚朴有余，干练不足，遇事因循，累积各种因素，影响本营军纪，致使管教困难。是年秋冬之交，北风凛冽，寒气袭人，不独饷项无着，即御寒服装亦渺无音信。士兵饥寒交迫，怨言丛生，每向各连长质问，亦只空口安慰，无补实际。十月二十日下午一点，全营士兵事前似已互通声气，各连自动集合，声言齐赴团部要求团长发饷，我和各连官长，忽闻警耗，仓皇驰赴队伍中，竭力告诫阻止，但无效果，只得跟随士兵齐到团部，请何团长当面对士兵解释一番。其中有若干士兵盛气向团长质问，来势汹汹，虽迹近聚众要挟，惟困难确属实情，亦情有可原。何团长听士兵报告完毕后，便多方解释，最后甚至诉苦说，就是把我身上的皮剥下，天上也不会掉下银子的，情词极为凄惨。于是我和各连官长，一面向士兵劝导，一面拉拉扯扯，好不容易才把几连士兵带回宿营地去。
孰知本团闹响的消息，不胫而走，竟哄动了附近的驻军。俗语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更有人难免画蛇添足，以讹传讹，甚至说何团长被打伤。消息不久传到广州，林虎、马济二人俱甚震怒，尤以马氏为甚。因马济治军，素称号令森严，尤喜沽名钓誉，故力主严办，以肃军纪。林氏虽秉性浑厚，胸襟豁达，但因对马氏情谊甚笃，不便因循不加追究，故即面派参谋长梁史，拟具惩治办法，以便实施。当时有主张就地缴械遣散的，也有主张撤换营、连长以警告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我们全营官兵闻耗，大起恐慌，然亦未敢申辩，只得听天由命，凄凉景况，难以尽述。幸梁参谋长办事精细公允，他查出总司令部确拖欠本营晌银数月之多，而本营转战粤湘，战绩卓着，不无徽劳，此次虽有越轨之嫌，尚属不无可原。且我们第二军自南路讨龙之后，聚众索响，以及其他不法情事亦时有所闻，均未究办，如对本营矫枉过正，未免有失公道。乃签呈意见，略谓湘局已等于休战状态，应将本营调粤，归还建制，以便就近考察实际情形，再定夺法办云云。于是一场惊险风波，竟得平安渡过，可说是万分的侥幸了。
民国八年二月，本营奉令开拔回粤，宫兵无不喜出望外。营部暨各连笨重行李，概由宜章县城落船下驶，沿途山高水急，舟行如飞，不到两天已抵曲江车站，转乘火车而达广州的东堤，暂宿营于珠江水面的花舫中。各连的官兵仍循民国六年北征时的道路，越过崎岖的骑田岭，走了七天光景，才到曲江，转乘火车而与营部会合。当我们离去高亭司时，附近诚朴可爱的乡民，以本营官兵生活十分清苦，都能维持军民合作，军民杂处将近一年，绝无强卖强买，或调戏妇女等情事，故纷纷购买鞭炮燃放，以尽地主欢送之谊，情况很为热烈。归粤途中，进入湘粤交界的乐昌县时，陡见妇女完全天足，在山上和田野中工作，有的挑着担子，在路上横冲直撞，类皆面目黧黑，汗流浃背；以视湘省妇女的白皙细嫩，举止斯文，真有霄壤之别。骤看之下，颇不顺眼。可见社会一切习俗，甚至眼帘的审美观念，也不觉由习惯而成自然了。
我们在花舫中住下，稍事休息。一面请领服装，一面请发欠饷，俾官兵购买鞋袜什物，全营焕然一新。
我于高亭司开拔前，屡次剀切浩诫官兵，悟守军纪，爱惜军誉，以破灭外间的流言蜚语。时东堤岸上，高楼巨厦，酒馆林立，俯瞰珠江水面，花舫如云，都为军政显要与富商巨贾的应酬娱乐场所。每届黄昏，灯光照耀，恍如白昼，笙歌达旦，繁华为全省之冠。我们住在花舫中，距离这些热闹地区不过数百码。早晚按时到郊外出操，队伍整齐，市民啧啧称赞。一入夜间，官兵即已在沉沉酣睡，鸦雀无声，并不为外界的声色所诱惑。据说，林虎曾数度在晚上到本营附近，微服暗访。他发现我营上下官兵号令贯彻，纪律森严，实为全军之冠，乃大为诧异赞叹，这才一洗外间诬蔑的耻辱。
（二）
我们在天字码头附近的花舫上驻了五，六天，便奉令开拔往新会县城驻防。按照一般部队的习惯来说，驻防新会是挣钱的难得机会。因新会县是侨乡富庶之区，舟车辐辏。驻防部队官长，在当时政治污浊气氛中，违犯禁令，包烟包赌，习以为常。包庇奸商，偷关漏税。更是司空见惯。以前驻此的部队长官，无一不腰缠万贯，满载而归。上峰是否有意派我到此，以示酬庸，实未敢臆断。我率队到后，当地绅商即以往时惯例待我。派人来说项疏通，并饵以重利。我自思系一受新时代教育的青年，岂可贪图分外金钱，自损人格，故即严词拒绝。他们见我不为所动，仍不肯罢休，一再托人来说，一切不要我负责，只要我遇事佯作不知，不认真执行法令，仍可不劳而获，暗中分肥。但我仍不为所动，并声明公事公办，绝不丝毫通融，违法的当按律惩罚不贷。我这种破例的作风，颇为当地一般人所不解，因他们历来尚未见过任何驻扎此地的军官有此“傻劲”，视黄金如粪土，宁开罪于地方的不法绅商，而不愿荀取一介。但我驻防新会将近一年，除为少数劣绅与市侩埋怨外，一般人民及正当绅商，均对我称颂备至，亦颇足使我私衷欣慰。
当我到新会驻防之时，广东政局已是动荡不定的状态，省长一席，尤为明争暗斗的焦点。结果省长李耀汉被逐，翟汪宣布上台。因此，李对支持翟汪上台的陆荣廷和莫荣新怀恨在心，并想利用他在任省长期间扶植起来的势力，策划谋反。他收买土匪，运动民团，实行暴动，捣乱政局，以泄私忿。在我驻防新会之后不久，正李氏准备移交之时，渠即先委其死党何瑞珊署理新会县长。当时，李耀汉的死党企图暴动的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何县长湘籍，约五十上下年纪，行伍出身，曾随李耀汉任军职多年，老于世故，为人极端圆滑，是一位老官僚。渠上任之初，即专程来访我，我亦循例到县政府回拜。过了一个月光景，时在七月上旬，我忽接本军驻江门第一游击队统领黄业兴密函，叫我即日赴江门，有要事相商。我猜度可能与政局有关。惟本营系直接受总司令部管辖，并不属黄氏指挥。不过在系统上，同是护国第二军，他是少将统领阶级，我只一少校营长，有事当然受其指挥。即乘新宁铁路火车前往江门，晋渴黄氏。他屏退左右，把房门关好，然后说道，他昨晚才由省城赶回，政府获得确切密报，前省长李耀汉，现住香港，派人四出收买土匪，策动各县地方团队，密谋举事，捣乱粤局。其重点系在阳江、阳春、新兴、罗定，云浮与四邑等县份，上峰决意先下手为强，分头派兵驰赴各县镇压，以弭乱源。并查得新会何县长是策动四邑的主要负责人，着我明天即将其逮捕。我问逮捕之后，如何处置，是否递解来统领部？他说：“不必，不必，千万不要送来。”我说：“那么送到哪里去呢？”黄说：“就地崩掉吧！”意思是就地枪决，“崩”的一声，将他打死算了。我听了他的吩咐，心中愕然，自忖未经审讯，竟如此处决，未免儿戏。他见我半晌不语，便郑重说道。“这是上峰当面交代的办法呢！”我乃无言退出。当晚回到营部，立即召集四位连长秘密会议，决定部署进行。次日清晨约六时光景，用两连士兵，把县政府包围得水泄不通。我亲自率领其他两连，冲进县政府去，先把县警队官兵制服，命令他们不得擅自行动，并申明是奉命来捕何县长的，与县府职员及官兵无涉。当时见一扫地的夫役，即强迫他带路进入上房，于县长卧室门外呼叫开门。一个女佣人不知何事，便把房门打开，陡见一群官兵闯进来，吓得面如土色。此时何县长和他的年轻的太太尚在甜蜜沉睡中，邱连长乃一手把他抓起来说，我们营长有要事，请县长到营部去。何县长两眼赚陇，半睡半醒地说，什么事如此急迫，可否稍缓，等到中午，我亲到营部会见你们营长呢？但是此时那有他说话的余地，各官兵叫他赶快穿上长衫和皮鞋，半推半拉地把他拖出房门之外。斯时何太太吓得面无人色，跪在地上嚎啕痛哭，哀求勿伤害她的丈夫，景况很为凄惨。
人总是感情的动物，我与何县长曾有一面之缘，政治派系斗争，与我又无切肤之痛，且不甚了解双方斗争的症结所在，只知服从为军人的天职。我已预料到这场面的惨绝人寰，内心实在感觉不安，但为慎重达成任务起见，又不能不亲自出马，故自始至终，只是站在官兵群中，竭力避免与何氏见面。我们的营部在东门外约一里地的陈侯柯内。何氏认为到了营部，见我之后，总不会有多大问题的，所以一路上尚称镇定。再者他即使负有密谋暴动的使命，然并无举事的证据，所以他判断或不至于死。谁知一出东门，距营部不远，路旁有一运动场，官兵即推他进入此一空地。此时，他才知道不妙，乃大吼如雷，说：“唤我到营部，为何又要进入运动场？”顿时挣扎，不愿前进。他个子高大，威武有力，又颇具武艺根底，在此生死关头，他企图死里逃生，乃向围绕着他的数十名官兵拳足交加，恰似一头疯了的黄牛，秩序顿时混乱起来，唤打叫杀，叫成一片。官兵又怕误伤袍泽，不敢向他射击。幸而我事先已料到可能有此一幕，特精选一群善于搏斗的官兵，故际此场合，尚能应付裕如，纠缠不到一分钟，何氏便被按倒在地，“崩”的一声，结果了他的性命。此一具戏剧性的搏斗，和西班牙武士斗牛一般惊心动魄，使我终身难忘。每念中国内优外患，杀伐频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人权毫无保障，象何县长的不知多少，说来痛心。我旋将办理此案的经过呈报上峰，出乎我的意料，竟得一道嘉奖的指令，文中有“处置有方，草木不惊”的官样文章。并另有一电令，在新县长未到任之前，着我暂代县长。但我并不引以为荣，反有啼笑皆非之感。
在驻防新会期间，还有一件趣事：广东民风，有两姓械斗的旧习，因此民间储备枪械甚多，匪风猖獗，此亦为原因之一。其械斗的原因，有为争山场或水利，也有为争阳宅（房屋）或阴宅（坟地）而起的。每遇械斗，辄纠集千数百人，对垒厮杀，如临大敌，非有大队官兵驰至弹压，不肯罢休。当我们在新会驻防时，有古井乡李姓父老，想和我拉上宗亲关系，免遭别族欺凌，乃托人说项，请我到该乡认宗亲，拜祠堂。申明于祠产存款项下，有利市封包酬谢，少则三、五千元，多则可能逾万。我因顾虑地方人士误会我有偏袒李姓之嫌，乃一再谢却。
（三）
我在新会驻防九个月，又奉命开往肇罗阳镇守使署所在地的肇庆。肇庆古名端州，为西江下游的重镇。地当粤、桂交通的要冲。这时我们的护国第二军总司令兼肇罗阳镇守使林虎即驻节于此。林虎所部各师部队也分驻在城郊一带。我的营部便设在东门外李家祠堂。此一三进大厦系前省长李耀汉发起建筑，完成不久。雕梁画栋，颇为堂皇富丽。
我军初到肇庆驻下，总司令林虎便着我们前往察看肇庆一带形势。林氏并开始在城外要隘构筑钢筋水泥工事。其假想敌系来自广州方面，因之找们的工事上，炮口都指向广州。当时我们都不明白其用意。广州是省会所在地，焉有敌人自那个方向来进犯之理。不过既是总司令的命令，我们亦未便多问。
我军除每日照例出操和作精神讲话之外，长日无事，倒颇觉清闲。一日，我在营部内忽闻街上有群众喧哗声音，极为热闹，我营士兵也多在旁呐喊助兴。我为好奇，出街一看，才知是当地人民“抢亲”。肇庆习俗，结婚间有采取“抢亲”的方式。抢亲就是男家聚众前往女家“抢夺”新娘。女家也集合亲友邻舍，贮积大堆碎石以抵御来抢亲的队伍，而男方来抢的均备斗笠等物作盾牌，以防御投来的碎石。当入侵队伍接近女家时，男方指挥便发令将斗笠预备好，一声呐喊冲向女家。女家防守部队也呐喊抵御，并以所贮碎石向男方投掷。迨两军短兵相接时，砖头瓦砾，纷如雨下，冲锋呐喊笑闹之声乱作一团，好不热闹。双方搏战良久，女方阵线卒被男方冲破，乃由男方所派健壮妇女数人冲入小姐绣房，将新人架走，于是双方遂由两军对垒，转为儿女联姻。化干戈为玉帛，各以酒肉享客。曲突徙薪，焦头烂额，并为上客，皆大欢喜。
当抢亲正在热烈进行时，我们的士兵也从旁呐喊助兴。迨男方已抢得新人，双方战将与旁观群众仍旧喜扬扬，大有与新郎同乐之概。其欢乐、热闹与滑楷，较今日文明结婚够味多了。这也是我所目击的肇庆奇异风俗的一种。后来我曾有一机会与曾于抗战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谈及此事。余氏便是肇庆人。他说“抢亲”是肇庆的土俗，相沿成习，已不知有几千百年了。
我们住在肇庆时，还曾发生一件极滑稽的事。那便是我们护国第二军第五旅第一团团长苏世安的住宅里忽然发生了“闹鬼”的怪剧。据他说家中的用具每每自动腾空飞起，瓦砾沙石，常常凌空而下，声势惊人。虽无人受伤，然阖家被闹得鸡犬不宁。有人乃建议说，鬼怕印。苏氏乃将他团部用的官印，盖了许多，贴在门上，但是毫无效果。苏氏又往镇守使公署借来了镇守使的大印，益了十数通、并在印侧写了些镇压鬼怪的话，贴在各处门上，说也奇怪，“鬼”竟然被印吓住了。从此苏府始再见太平。这也是驻防肇庆时，一段有关迷信的小插曲。
至民国九年二、三月间，李耀汉终于在两阳、新兴各县收买土匪，运动民团，发动叛乱，抢劫烧杀，四境骚然。本营奉命协助友军，由南江口经罗定向新兴进剿。新兴县是李耀汉的故乡，土地富饶，盛产烟草。境内群山环抱中有两区平地，田土丰美，当地人呼之为“内外天堂”。李家便住在“外天堂”。李氏及其亲故并以历年所积财富，在“天堂”里建筑了不少壮丽的中西合璧的房屋，绿窗红瓦，殊为“天堂”生色不少。此地因人民富庶，所以民团的组织与装备，都不在正规军之下。
当我率领本营行抵离“外夭堂”五十里的大道上，遥见前面官兵，纷纷溃退下来，民团漫山遍野，打着红白旗号，正在喊杀，追赶溃兵。我旋于乱军之中，发现一员青年军官，骑在马上，频频扬鞭，似欲阻止士兵的溃退。我立即传令本营，就原地散开，准备参加战斗，然后策马驰向那位青年军官，拦住了他，询问匪情、战况。互通姓名之后，知道他是本军游击队帮统杨鼎中部下的一员营长，名叫陈铭枢。陈济棠当时也在该帮统部下任上尉副官。蔡廷锴在陈铭枢营里充当排长。沧海桑田，驹光如矢，孰能料到十年后，这几位竟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时风云人物。
这一年的秋天，陈炯明在漳州誓师回粤，两广政权易手，陈铭枢部未及追随林虎退入广西，遂为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所收编，陈氏即升任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时李济深为邓铿的参谋长。民国十四年冬，广东完成统一时，第一师扩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陈铭枢任第十一师师长。其后出师北伐，驰骋大江南北，战绩卓着。这是后话。
当时陈铭枢看到我，知道援军已至，喜出望外。他对我说：“前线情况不好，溃了，溃了！”他希望我立即指挥所部前进，向匪军冲击，以挫其锋。我说：“我既然来了。一定负责把这一群暴民击散，以保地方安宁。”故即挥军反攻。反叛团队和土匪究系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纷纷作鸟兽散。我们乃跟踪追击三十余里，游击队统领黄业兴，帮统蒋琦，各率所部分进合击，先后攻至“外天堂”的边缘。时已黄昏，不敢冒险进入，乃就地宿营。翌日拂晓，乃翻山越岭，涌入李耀汉的家乡。此一地区广阔十余里，有河道可行木船，经罗定，下驶南江口而入珠江，货物吐纳，殊为便利。
我们派兵向四处搜索，不独匪踪毫无，即村民亦逃一空。牛、羊、猪、犬、鸡鸭游荡在田野里，无人照顾。不注意军纪的友军官兵，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宰牲口，以餍层口腹之欲。古语说“大军过，篱笆破”，非身历其境，难以洞悉个中凄惨的景况。天堂圩上烟草堆积如山，由统领黄业兴分别以逆产充公，本营亦分配到一小部约值千元的烟草，用以犒赏官兵。此次平乱，本营官兵无一伤亡。在天堂住了五夭，即开拔回肇庆原防。善后事宜，由友军协助新兴县政府办理。此后不久，我军乃又卷入粤桂战争。
第三编：初期军中生活
第十章：第一次粤桂战争
（一）
粤桂战争发生于民国九年八月。那时一部分广东首领，主张粤人治粤，企图将桂人陆荣廷的势力赶出广东。因自衰世凯帝制失败，龙济光被逐离粤后，广东军政大权悉操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手上，以其部将谭浩明、陈炳坤分督桂、粤。护法战起，孙中山率海军回粤组军政府时，陆荣廷、陈炳煌虽阳示欢迎，而实际上颇不愿军政府有实权，故迭与中山龃龉。经中山数度和陆荣廷磋商，陆才把陈炳坤调开。而以另一部属莫荣新继任，并将原由前省长朱庆澜拨给的二十营省防军，交陈炯明指挥，号为“援闽军”，由陈氏率领赴闻，以避免和桂军冲突。这是陈炯明驻兵漳州的由来。
这时中山与陆、莫等龃龉日甚，陆荣廷和唐继尧都早已不就军政府的元帅职。到翌年五月，乃索性将军政府改组，废除大元帅制，改用总裁制。选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等七人为总裁。不久，更选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中山不得己，乃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飘然去沪。广东政权遂完全落到陆、莫实力派手中。他们和政学系政客杨永泰等朋比为奸，盘据地方，剥削人民，兵骄将惰。当年劲旅，偷安数年，已成师老兵疲状态。陈炯明（时称粤军第一军）陈兵漳州，久有回广州之意。到民国九年八月，见时机成熟，遂和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会师漳州，声称“粤人治粤”，挥戈西指，进攻潮、梅，其势甚锐。陆荣廷、莫荣新仓皇发兵阻截，所谓“粤桂战争”于是爆发。
当战事未起之时，粤中将领间早有磨擦不协调的现象，加以督军莫荣新久戍粤东，与其上司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因各为左右亲信所影响也不无隔阂。这时驻防省会的粤军护国第一军总司令马济，为陆氏的心腹大将，兼任督军署参谋长，自视甚高，与莫氏的股肱沈鸿英、刘志陆、刘达庆等时相磨擦。惟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林虎和驻琼崖镇守使李根源的滇军，却采取中立态度。到了战争发生，乃成各自为战的局面。
当时莫督军鉴于潮梅镇守使刘志陆已被陈炯明击破，乃檄调琼崖李根源的滇军到河源布防。滇军的左翼为沈鸿英军，右翼为马济和惠州警备司令刘达庆两部。我们第二军林虎所部，则由肇、罗、阳地区抽调约一万五千人，东进接连马、刘两军的右翼，伸到海岸线上。前线总兵力不下五、六万人，以逸待劳，采取防御攻势的姿态。
我率本营自肇庆开往三水，乘火车到广州河南的石围塘渡河，经长堤，再乘广九路火车到樟木头，即向淡水方面前进。不料粤军洪兆麟部已乘虚占领淡水圩。我军先遣部队黄业兴部正在围攻中。旋将洪部击溃，本营并未加入战斗，惟跟踪追击，经白芒花，向稔山前进。而敌军的杨坤如部增援，据守稔山，向我军反扑。杨氏为陈炯明心腹健将之一，异常剽悍。敌人得此生力军，战斗力大为提高。激战终日，不分胜负。最后，作为总预备队的本营也奉命加入战斗，乃获大胜。敌人波不成军，我军乃衔尾穷追，直到七泥、八泥地区，已进入陈炯明家乡的海丰县境，如果再继续追击五十里，海丰县城即可垂手而得。惠州方面战况也很顺利，破平山，克复三多祝，和本军能做到齐头并进。不意正在此时，左翼河源方面的沈鸿英、李根源两军，忽告失利，节节败退。这消息对我们无异冷水浇背。当时且有谣言，广州警察厅长兼江防司令魏邦平，河南地方军李福林，以及虎门三角洲等处要塞和炮台，早已联成一气，暗中勾结陈炯明。到前线战事失利，这谣言遂成为事实。魏邦平等通电吁请莫督军下野，以避免兵燹而维护地方安宁。于是人民团体也纷纷通电响应。民心既去，大局急转直下，遂成无可挽回的局势。林虎为避免本军被消灭起见，下令星夜向肇庆撤退。旦夕之间胜败殊途，官兵心情怨恚，可以想见。
当时全国各地军队，因连年内战，任意扩充，既不注意训练，又缺乏饷糈，以致军纪废弛，本军自亦不能例外。有的将领甚至鼓励士兵抢掠以提高士气。我曾亲眼看到统领黄业兴的部队，包围淡水，正在对战激烈时，一部分官兵已勇敢地冲锋到圩场的边缘，另一部分尚伏在子弹打不到的隐蔽地方。黄氏乃走向前去，用自由棍轻轻地逐一撩着士兵的屁股说：“丢那妈，你们还不前去，东西被人抢光啦！”士兵们果然笑嘻嘻地弯着身子，向前跃进了。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旧式行伍出身的军官，以这种卑鄙的手段来为自己开辟升官发财的捷径，思之真不寒而栗。黄业兴的部队攻破淡水之后，不顾虑敌人反攻，只一味搜括商民财物，捆载出圩外拍卖，该地旋踵已成为一个热闹的临时市场，无知乡民，趋之若鹜。我曾碰见一位中级军官，从口袋里掏出一对翡翠手镯，碧绿晶莹，光彩夺目。他喜洋洋地告诉旁人说，得之于一士兵之手，价值甚廉，说时洋洋得意而不以为可耻。我心中自思，这种军队若不消灭，实无天理！
我们退到樟木头时，广九铁路已不通车。形势险恶，达于极点。乃徒步过石龙，行抵石滩，才知道广州方面的实际情况。莫督军已徇人民团体的请求，允诺不把广州市作战场，以商会筹五十万元作各军的开拔费为条件（原要求一百万元）。莫氏即宣布下野，赴香港。同时取消广东独立，军政府也自动解散。原来拱卫省垣的广东第一师陈坤培所部（该部系讨龙济光时入粤，扩编成立）和平退出广州，向西江上游撤退。李福林、魏邦平已宣告独立，维持市面秩序。我们大军如向广州撤退，恐易发生误会，不得已，由石滩绕出增城，经从化、花县，越过粤汉路沿线的军田、清远、四会等县而向肇庆进发。我军在石角渡过北江后，在清远境内，不知为何，和马济第一军及韩彩凤等友军共约三、四万人会合，挤在同一道路上，向同一目的地进发，争先恐后，行军序列颇为混乱。
大概上峰认为我营的军纪和战斗力，在本军内均属上选，故自七泥开始撤退时，即令我部担任后卫的责任，掩护本军安全退却，并制止落伍士兵骚扰人民。这种命令，真是所谓“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哪里会有效果？记得当时彻夜急行军，某一午夜，在增城、从化之间，大军已穿过一小镇，有百数十名狡黠士兵，故意落伍停留下来，到民房前拍门叫喊，本营适于此时赶到，把他们驱逐走了。我带了三名士兵，稍事停留，不到十分钟，忽从一间铺里发出妇女惨叫声音，我偕随从士兵赶过去，叫喊开门。里面的士兵把门开了，女人呻吟之声，惨不忍闻。我站在门口，向他们叱道：“你们何故不跟队伍，在此骚扰人民，干犯军纪？”在油灯的微光下，看见里面有约摸六、七人。他们见我们人少，并不害怕，竟反唇相讥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管闲事！”我的随从士兵答道：“是我们李营长。”他们便咆哮起来：“直属官长也管不了，你偏来管闲事。”马上，叫打声、扳机枪声，乱成一团。我付度这些士兵已不可理喻，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忍气吞声，避了开去，任由他们无法无天，发泄兽欲。迄今想起当时情况如在目前，我一直认为此事是终身的奇耻大辱。
再说大军浩浩荡荡向肇庆进发，道窄人多，拥挤不堪。一日，黄昏之后，进入一条长约三十里的隘路，两侧山岭连亘不绝，险峻异常。出隘路后约五里，有一镇叫莲塘圩，故隘路出口处扰叫莲塘口。有一夫当关、万夫莫闯之势。我进入隘路之后再向前走，便隐约听到枪炮声。我即策马急进，只见我们大军壅塞隘路，山野之间，人马杂沓，秩序乱得难以形容。原来莲塘口是四会和肇庆间唯一的通道。而此通道已为敌军李福林、魏邦平所部，自广州乘火车赶来先行占领，堵截我军去路。本日上午，我军先头部队到达时，即开始向敌猛攻，不下。后各路大军汇集，马济、林虎两总司令也亲赴前线督战，激战终日，仍无法将通路打开。不幸这时又逢连宵大雨，大军数万人陈兵路侧，一筹莫展。幸而此时后无追兵，否则情形便不堪设想了。
当晚，我折回本营所在地，派出连哨，严加戒备。时大雨如注，人困马乏，疲惫不堪，士兵想觅地避雨固不可得，即我们营部想觅一席之地，也不可能。最后勤务兵在田野间，找到一个上有草篷，旁有泥墙的大粪坑。他们建议说，如果找得到十来根木头，架在粪坑之上，再铺上稻草，虽然臭气通人，也未尝不可暂避豪雨。我说，不妨试试看。不久，把木头架上，稻草铺好，十多人挤卧其上，酣睡一宵。翌晨雨止，晓走到司令部所在地，只见林、马两总司令都在一起，相对无策。我向林总司令敬了一个鞠躬礼，他把我介绍给马济。在护法战争时，我在湖南曾做过马济部下，但马氏迄未召见过我，也不认识我。然而他对我在绿田圩一役负伤，并缴夺敌方山炮数门的事，尚能记忆，并十分赞赏。
我当时报告林总司令，想到前方去看看，立蒙应允。在前线我看见莲塘口附近的地形，确实十分险峻。所谓莲塘口，确是在两列高山中露出的唯一“出口”，宽约二、三百米突。口的两侧则为高耸的山峰。敌人在这两侧的山坡上，以及正面的峡谷中，都筑有工事，架设机枪，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我军如从正面进攻，正在敌人火网密集的交叉扫射点上，如从两侧仰攻，则不但目标暴露，且须爬上山顶，尤非易易。不过此处敌军为李福林、魏邦平所部，既乏平时训练，也乏战斗经验，倘用先声夺人之势，向莲塘口作正面撞击，定能将敌人防线冲破。舍此之外，实别无他途可循。各友军显然见不及此，故毫无进展。我回到司令部时，乃将上述意见陈明，林虎和马济倾听之后，似均有难色。因为在一峡谷之中，大队向前突击，敌人居高临下，三面夹攻，势必聚歼无遗。但是他们也知道，中央突破是唯一的希望，现在已是最后关头，为免全军被俘，纵知其不可，也只有一试。林虎因问我能否把我原是后卫的这一营调作前锋，担任这项暴虎冯河的任务？在这情况下，我自不便推诿，只得说：“让我试试看吧！”他两人闻言大喜，并允许另调帮统蒋琦率一营，为我的接应。
我回到营部之后，立即召集部下四位连长训话。我告诉他们这项进攻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战况势必万分惨烈，但事已至此，死里求生，义无反顾。这次抢关，势在必得，否则只有全军缴械。说毕，四位连长皆表示服从命令。我便令全营进发。当我们迫近莲塘口阵地时，我命令全营五百余人，就峡口前面附近散开。我自己带着掌旗兵和号兵走在前面。当我们快进入敌人射程之内时，敌方的机关枪和步枪遂密集向我们发射。我们沉着前进，走到适当距离时，我命令号兵一齐吹冲锋号，一声喊杀，全营蜂拥而上。敌人三面炮火，向我队集中射击，地上烟雾弥漫，血肉迷糊。我指挥全营，冒死冲向前去，竟将敌人正面阵地一举突破。敌方全线乃开始动摇，我便挥军追击，并扑向两翼山坡，敌人不及退走的，纷纷缴械投降。一阵厮杀，整个莲塘口的敌人遂被肃清。作为我后援的蒋琦营尚未及参战，敌人已被我击溃。天险既下，峡口大开，全军数万人循序平安通过，欢声震天。战事甫定，我检点残部，发现本营伤亡一百数十人，为全营人数三分之一以上。我随身的一名掌旗兵阵亡，二名号兵，一死一伤，两名卫兵也伤了一个，战况的激烈可见。莲塘口一役之后，我的声名随之大噪，竟以勇敢善战，闻名两广。
过了莲塘口，便一望无际，再无山地，全军遂顺利开到肇庆。当林虎作肇庆镇守使时，曾在肇庆城外筑有强固工事，似早预料会有令天的变局。我们回到肇庆后，曾数度视察这些工事，本有固守之意。嗣因广东大势已去，乃继续撤退。我们奉到命令之后，亦颇有轻松之感。
（二）
在我军继续撤退途中，总司令部高级官员马济、林虎等，均乘船西上。我们最后撤退的部队侧循西江北岸江边的小道，向梧州撤退。除我们林军之外，尚有韩彩凤部，马晓军第二团，以及其他番号的部队，共约三、四万人，自肇庆出发。我们的第一站目的地是离肇庆约七十里的悦城。
不意我们大军尚未抵达悦城，粤军追兵已到。杨坤如部由四会经石狗突然占领了江畔的禄步圩，把大军切为两段，使我们首尾不能相顾。当时退却的部队都归心似箭，已经过去的部队都不愿回头夹击敌人，而我们未通过的部队，遂被阻于禄步圩江畔。这时江中粤军小炮艇也溯江西上助战，以四生的小炮向我军轰击。我军被困江边，受水陆两路夹攻。统领黄业兴乃率我部与友军游击司令韩彩凤部和马晓军的第二团，向江边和山上的敌人反攻，自晨至暮，战况胶着，毫无进展。这次我仍担任后卫，当我抵达禄步圩附近江畔时，黄业兴便要我营参加战斗。这次战况也很激烈，我营与马晓军团为邻，数度向敌人猛扑，俱被其火力压制。直到黄昏时候，敌人阵地才被我突破，溃败而逃。然我营又伤亡百余人，第四连邱连长明熙亦阵亡。在这场战役中，我第一次遇见了白崇禧和黄绍弘，他们都在马晓军部下任连长。
禄步圩为一小镇，约有二、三百户人家。一、二万大军同时开进，一时秩序大乱。少数不肖官兵，索米索食，甚至抢掠纵火，乱成一团。当邱连长阵亡之后，我派士兵觅得一具大棺材入殓，拟随军搬运。谁知圩上数处起火燃烧，军队拥挤，棺材太重，无法抬运，后竟为村民抛入江中。当时如不用棺材，则邱君尸体或不致遗失，至今思之，犹引以为憾。
过禄步圩后，我军不再沿江西进，另由他路到梧州。这时粤军追兵已远。粤人治粤，桂人治桂，暂时相安无事。我营在梧州稍住些时，便奉令开往玉林驻防。
第三编：初期军中生活
第十一章：中山援桂之战
（一）
我军退回梧州之后，粤桂战争已暂告一段落。这时，广东护国第二军番号取消，改称粤桂第一路边防军，林虎到桂后，即辞去军职，间关赴港去沪。所部由黄业兴统率，黄氏即由统领升任边防军第一路司令。
我营到了梧州，因大军云集，水陆壅塞，一时不易开赴指定地区，乃奉命开到梧川对岸下游七、八里地的沙洲露营。在此期间，一日午餐时，有一排长忽然神经错乱，鬼话连篇。自称是第四连连长邱明熙，说他在禄步圩阵亡之后，我们不该遗弃其尸体而去，这是不仁不义之举。大叫大闹起来。该连特务长仓皇到营部来向我报告，我听了非常诧异，立刻过去一着究竟。只见许多官兵正围着他在看热闹。我走上前去，厉声说道：“胡言乱语，捣乱吓人！”我说了几句后，那位排长情绪紧张，面色赤红，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便低下头去，不再作声，不久便清醒了。有人间他：“刚才你说了些什么话？”他竟毫不知情。时军民大众，把此事说成咄咄奇谈。其实这在现代心理学和生理学上也许可以得到解释。该排长或许一时受良心谴责，神经紧张起来，至头脑昏迷，想到邱连长阵亡的情形而情不自禁地说出些怪诞的话来。
我们在沙洲住了一个星期，便奉命坐船上驶经藤县到武林登岸，徒步到玉林。随后我营又分防到兴业县属的一个小镇叫做城隍圩驻扎。这一带是当时着名的六万大山匪穴的边缘。当地民团常有被土匪袭击缴械情事，我们来此亦负有剿匪的任务。
此时边防军司令部设在玉林，我因公常到玉林城去。有一次，我和司令部里几位高级军官出去逛街。据他们说，这里有一位姓崔的星相家。我们的袍泽中有请他看过相或算过命的，都说他十分灵验，所以他们意欲前去一访，请他看看相。我们原是无事逛街，因此一行六、七人便一同去了。没有请他看过相的人都请他看相。我因我父亲是最反对迷信的人，故此素不相信星相。等到大家都看完了，这位星相家早已对我频频注意，至是才说，要替我看一看。我因顾虑人家说我迷信，不甚愿意。他说，看你的相，比他们都好，看看不妨，并不收相金。加上朋友们的怂恿，我就让他看了。他首先就说：“我看你先生的相，比你同来的朋友们都好多了！”他这话说得相当大胆，因为我们同去的都是司令部和本军里的几位高级军宫。有位至少将的，我当时是少校，官阶最低。
我说：“在这里，我是阶级最低的啊！”
“没关系，”他说：“按相上来说，你明年要连升三级，”
我说：“那除非明年这里发瘟疫，把我这批朋友都害死了，我才有这机会连升三级！”大家哄堂一笑。
“我不知道啊，”他说：“但是相上是应该如此的。”
别人又接着问他：“连升三级以后又怎样呢？”
他说：“鹏程万里，前途无疆。”
他又说了许多奉承的话，最后他真的不收相金。在当时我仅以渠为一江湖术士，信口恭维人，讨几文相金而已，根本未加注意。谁知翌年粤桂战争又起，我竟由营长而帮统，而统领，最后升任边防军司令，一年之内恰恰连升三级。民国十三年夏，我通电吁请陆荣廷下野息兵，亲率大军，直捣南宁。中山先生委我为广西绥靖督办时，这位崔某特地远道来南宁访我。当督办公署的总值日官、副官处长周祖晃向我报告说，我的一位朋友崔某来拜访。我接了名片一看，心中愕然，并不认识这位贵客，因我已经把这件事忘记了。总值日官见我发怔，便说：“他说他在玉林替你看过相，说你要连升三级，故此特来道喜。”我这才仿佛想起有这件事，同时心中也觉得奇怪，何以如此碰巧。但是为避免议论说我们革命军人提倡迷信起见，我没有亲自接见他，只下了一张条子，叫军需处送他五百元，庶几使其不虚此行。我今日回思，仍觉此事奇怪，因为崔某所说我将来的事，如子息二人，父亲早死，母亲高寿等等，一一应脸，诚属不可思议。
我在城隍圩驻防时，还有一件与迷信有关的趣事。我是民国九年年底到玉林，在城惶圩过年的。当地人民于农历新年，带了酒、肉、爆竹来我们营部劳军。营部是设在一所祠堂内，屋宇非常高大，四合围的天井之上，尚架着竹编的遮阳天棚。贺年的商民就在天井里姗放爆竹，一不小心，火花忽然把天棚烧着了，所幸人手众多，抢救迅速，故未成灾，只是把天棚正中烧了一个大圆洞。阳光下照，院落中反而显得明朗了。事后，我营的医官李庆廷，忽然来向我道贺。李庆廷便是我前章说过的教师。因为他精研中医，我在当了营长之后，聘诸不到西医，便把他请来做医官。这时他已六十以上的年纪，深信阴阳灾异之说。因为我是他的上司，所以他叫我“先生”。他拱了手对我说：“德邻先生，恭贺！恭贺！自今以后，必逐年高升！”
“李先生，何以见得呢？”我问他。因为他是我父亲的莫逆之交，又曾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也称他“先生”而不叫名。李先生说，根据他几十年来的经验，这事是一件难逢的好兆头。天棚烧了一个大洞，上见天日，如果燃烧成灾，当然就不好了。起火而无灾，正是上通霄汉，光照万里，大吉大利。而且又发生在大年初一，所以他要向我郑重道贺。这种迷信，在中国旧社会里，原是不足惊异的，我当然也未加注意。
（二）
我在城隍圩住了五个月，已经中断的粤桂战争，旧火复燃，我们边防军再度奉命向广东进攻。原来在粤桂初期战后，陈炯明回粤，桂军回桂，本可相安无事。不意桂军败退回桂后，广西督军谭浩明取消自主，接受北京政府命令，而中山回粤之后，也把军政府招牌重新挂起，自任大元帅，以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广东省长，有统一两广之志。加以北京政府利用两广间的矛盾，进行离间挑拨，委前广东督军陈炳坤为梧州护军使，伺机窥粤，有卷土重来之意。这样一来，粤桂战事的延续已不可避免。到民国十年六月，战火终于爆发了。
这时广东方面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分兵三路入桂。广西方面，陆荣廷也分三路堵截。中路由陈炳坤指挥，在梧州对岸的大坡山布防，采取攻势防御姿态。主力军则置于两翼；左翼北路由沈鸿英指挥，由贺县、怀集东进，攻北江；右翼南路由谭督军浩明坐镇玉林，指挥攻高雷。
不久，左翼沈鸿英军入广东境，占领连山、阳山，颇有进展。右翼军亦迭获胜利，占领钦、廉、防城。我们第一路边防军于六月间自玉林出发，未几即攻克化县，而将高州合围。粤方高雷镇守使胡汉卿为湖南人，原系林虎都属，和我本是熟人。后因战局不利，胡氏率部向陈炯明投靠，被派为高雷镇守使，驻节高州。我们将高州合围时，胡氏未及逃遁，遂被困于城内。是日黄昏之际，我营首先爬城攻又高州。或许因为胡部军纪不佳，所以当我们攻入城内时，即有商民报告，说胡镇守使仍在城里，可能藏匿于外国天主教堂之内。我闻报后，即率卫兵向教堂搜索。在一个传教士的卧室角落里，我发现有一只大衣柜。我亲自将衣柜打开一看，果见胡氏躲在其中，满面胡须，低着头，状极毅觫。我对他说：“胡汉卿先生，请你出来吧。”胡氏举首看我，混身发抖，讨饶说：“请你叫他们不要打死我啊！我们以前还是同事啊。……”我说：“请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们朋友还是朋友。请你出来，请你出来。……”
我随即把他送到司令部去，司令黄业兴和他也相熟，所以对他很优待。后来我军退却，就把他释放了。
我们攻占化县和高州之后，敌人因未遭受重大损失，旋即向我军反扑。其先遣部队约千余人，占领了高州通化县道上约三十里的石鼓圩，将我军后路补给线截断。上峰命蒋琦和我指挥步兵两营附炮四门、驭逐该敌，以维持后方交通。谁知该圩为防御土匪而筑有极坚固的石围墙，并有碉楼数座，无异一座要塞，短期内实难攻破。足见本军黄司令暨参谋人员疏于防范，致令此一重要据点落入敌人手中，而陷本军于不利的形势，殊可惋惜。这两营官兵以屡战皆捷的余威，数次冲锋，都为敌人火力所压制，无法冲入圩中。蒋琦乃和我计议，以为进攻之道，首在描毁敌人的碉楼和围墙，碉楼和围墙一毁，则敌人瞰射的火力大减，我军便容易迫近，突入圩内。这些碉楼和围墙既是十分坚固，摧毁它一定要用山炮轰击，但现在炮兵放列阵地距目标过远，很难命中。蒋帮统和我乃决定将炮兵阵地推进接近圩场。又因间接地段很多，不能直接瞄准目标。不得已，只好推进距离该圩约一千五百米的土冈上，将四门山炮放列轰击。这时蒋帮统和我都站在山炮的侧翼六、七公尺处，观察弹着点。因我们的目标过于暴露，又在敌人步枪射程之内，忽然枪弹横飞，密如雨点，官兵即纷纷躲避于阵地棱线之后。我和蒋琦身为指挥官，为官兵的表率，彼此鼓着傻劲，不肯随部属躲避，以示懦怯。不知为何，我当时有一种直觉，老是感到蒋氏处境甚为危险，而未想到我自己正处在同一危险境界之中。这感觉的产生，是因我忽然想起蒋氏和他的夫人曾屡次说过，他俩游遍大江南北，所遇算命看相的术士，都说蒋氏“过不了四十岁”。他自己也深信此说，因此放荡不羁，花天酒地的过日子。不巧，今年他正是四十岁。而去年在玉林崔某替我看相时，却说我遇险时能逢凶化吉。故当流弹鸣叫横飞之时，我就向蒋氏建议，此处目标太大，应向炮兵阵地左侧移动二、三百公尺，以避开敌人火力。蒋氏同意，乃向左移动了约三百公尺。他站在我的左侧不到一公尺，我们两人正在用望远镜窥测炮兵发炮的弹着点，他忽然蹲下去，坐在土丘棱线之上，拿着望远镜继续观测。他蹲下还不到两分钟，我发现他身后突然尘土飞扬，蒋氏随即慢慢地仰卧下去。我立刻把他扶住，只见他两眼一眨，似“死鱼眼”一般。但他马上恢复正常，对我说，他受了伤。我和卫士将他扶离原地几公尺，在棱线后，以保安全。随即解衣检视，见他的小腹左下侧，为枪弹贯穿一小孔，流血并不多。蒋对我说。“我现在受伤了，要去城里包扎一下再回来，这两营兵即请你指挥吧。”担架兵便把他抬走了。翌日，我便听说，他因子弹击中小腹，贯穿数层肠子，腹部发炎，不治身死了。倘当时我们不移动位置，或他不蹲下来，可能不致中弹。是则人之生死，殊末可逆料。后来见到蒋的夫人，她也说她丈夫的阵亡，恐怕是命里注定的。
直到第二天黄昏时候，我们仍仅包围该圩场，后更因炮弹用尽，补充不上，终未能达成任务；而粤军的援军又到，我乃奉命退守高州城。旋接密电，我们中路军陈炳坤部，已被粤军攻破，梧州失守。敌人分水陆两路猛进，一部在武林登陆，向玉林挺进，我军后路有被切断而陷于包围的危险。不得已，乃决定放弃高州，回师迎击粤军。时我被升为帮统，继蒋氏的遗缺。
这时粤军正在节节进逼，向高州合围。我军约七、八千人，即就高州城郊抵抗，同时赶紧架设浮桥，俾便撤退。时值初夏，河水高涨，好不容易才把浮桥草草架成，先将辎重和炮兵撤退。敌人料到我军已成瓮中之鳌，进攻愈急。不幸阵地忽然被敌人突破，全线动摇，顿成混乱状态。大队都向高州城退却，群集河岸，争过浮桥，人马杂杳，混乱不堪。江涛汹涌，水流湍急，架设浮桥的材料，又只是些木板绳索。大军蜂拥过桥，桥弱人多，全军半渡，浮桥突断，而岸上不知，仍向前力挤。桥滑水急，桥上人纷纷被挤落水中。一时呼号之声，惨不忍闻。
当桥断时，我正在桥上。也被挤落水。在水中忽又被同溺的二人抱住双腿，三人一同沉入江底。幸而我这时神志尚清，先把右腿挣脱，然后用右腿猛踢抱我左脚的人的头部，那人才松了手，我乃脱身浮出水面。抬头一看；只见江面上人头钻动，马匹行李，逐浪翻腾，人号马嘶，哀叫呼救。溺者四处乱抓，万一被抓住，势必同归于尽。所幸我身体强壮，泳术不弱，躲开人群，抢游到对岸。虽自庆更生，但见袍泽逃生无术的，都纷纷逐波而去，此情此景，真惨不忍言。此外，随我有年、转战湘粤的那匹爱马，也被冲失，使我惋惜不止。后闻该马为前入湘护法曾认识的张韬所掳获，但不知确实否耳。
浮桥既断，未及渡过的部队只好沿江岸西行，和敌人且战且走，终亦渡到河的对岸，向玉林汇合。后来听说河中溺死的并不多，可称不幸中之大幸。
过河之后，经信宜向广西北流县，到隆盛圩稍事休息。闻玉林已被围困，谭浩明不知去向。围攻玉林的系陈炯明之弟陈炯光所部，我们遂回师解玉林之围。敌人在玉林逐村固守，我们也逐村肃清，敌人不支，向北流、容县退去。我们孤军不明全盘情况，未敢远追。到防守玉林城的第一师陆裕光（荣廷长子）部向贵县撤退时，我军也退回玉林。在玉林住了两三天，我又被升为统领。这次由帮统升统领，为时不过十数日而已。
第三编：初期军中生活
第十二章：六万大山去来
（一）
在玉林勾留约六、七夭，因大势已去，我军又开始向横县退却。黄业兴仍派我为后卫。这时各方情况既不明，更是兵败之后，军纪废弛，士无斗志，沿途骚扰焚掠。我因担任后卫，有时看见落伍士兵，在抢掠或强奸，我总是上前去斥责一番。有的士兵看见官长，悄悄逃走，然持枪反抗的也大有人在。黑夜之中，我随从的卫士又不多，也无法管柬。统兵者治军无方，为害百姓，罪大恶极，实难尽言。
我们从玉林撤退，途中总是每十五里或二十里一小休息，三、四十里一大休息。每逢休息时，我总到司令部所在地去问究竟。我们的参谋长梁史是我陆小时代的学长（等于今日的队附或排长），他和我有师生之谊，可尽所欲言。一天晚间在路上休息，我便问梁参谋长部队开往何处。梁说：“按计划，我们应开往南宁待命。不过现在防荣廷等已通电下野（七月十六日），桂局全非，恐怕开往南宁也非上策。”
我问：“哪究竟怎么办呢？”
梁说：“黄司令可能要把部队开往钦、廉、防城一带待机，将来免不了要受粤军收编的。黄司令是广东钦县人，所部官兵也是钦、廉人，所以他要开到那里去。”
我说：“我统率的这两营，多半是广西人，与其开往钦、廉去受收编或遣散，倒不如就在广西被收编或遣散，离家乡还近些。……万一我部下的官兵不愿随大军向饮、廉撤退，则如何呢？”
梁说：“如果你的部下不愿随大军远去，你又掌握不住，我、看你只有自已酌裁了。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我回到我的部队里后，部下的官长都纷纷来探问究竟。有的就提议说，黄可令现在带兵去钦、廉，我们广西籍官兵，与其到钦、廉受编遣，还不如留在广西。我说我正在考虑此事，诸位意见如何？有人即主张将部队开入粤、桂边境的六万大山之中，暂避一下，再作决定。总之，钦、廉是去不得的。我说：“我正有此意，我们就这样决定吧。”
天明之后，我们已走近六万大山边缘，傍午时分，我军已抵达城隍圩附近。我借口休息，命令所部停止前进，并召集各部队长官商议，大家一致赞同暂时将部队开入山区。六万大山本是有名的匪巢，为免士兵误会我们带他们上山落草，我命令各部队长官向士兵解释，我们只是到山中暂避，并非去当土匪。部署既定，我便命令各军掉转队伍，直接开进山区里去。直属司令部的炮兵一连，机关枪一连，都愿跟随我入六万大山。
前进部队见我部久未跟来，黄业兴顿生疑窦，因询问鑫谋长粱史。梁说：“李统领因所部都系广西人，恐不愿随军去钦、廉，所以中途停下了。”黄司令即派一参谋赶来劝我，我只好以实情相告。黄业兴闻报后，其部下有主张派兵回来强迫我一同前进的，但是梁史暨黄本人都不以为然。他们深恐派兵来追，引起自家火并，反为不美。现在大局已起急剧变化，不如各奔前程为是。
黄司令统率大军开走之后，我部约千余人遂在六万大山住了下来。六万大山本就险峻荒凉，加以历年为土匪盘据和官兵清剿，山内庐舍为墟，耕地荒芜。我们开入后，只得就地露宿。山中极少平地，部队只好化整为零，由各小单位觅地住宿。有帐篷的便架设帐篷，无帐篷的便结草为庐。
我们边防军本自护国军改编而来，在讨龙、护法诸役中，都立有战功，蔚为广西一支劲旅。今日兵败之余，遁入高山，形同落草，景象全非。全军千余人，露宿荒野，各项学、术训练，因无操场课堂，一时俱废。官兵心理上都有异样感觉。无知士兵以为我们真的落草，上山来称王扎寨的。官长中也竟有提议“出去打几趟生意”的。我有时出巡视察各宿营地，但见平时赌禁森严的我军，竟有席地呼卢喝雉，摆摊摸牌的，也有哼小调，讲笑话，练拳腿的；……各行其是，其乐融融，也别有一番夭地。
我们露宿了一宵，翌晨发现俞作柏营长所属两连官兵于黑夜潜逃出山。这两连官兵多半是钦、廉人，不愿留在六万大山，所以乘夜逃去。当时，有人主张派兵去追的，我竭力反对。当初我们留下，黄业兴不来追，今日他们离去，我也主张由他们去罢，何必强留。
我们在山中住了不久，忽然发现另有部队数百人开入山来。最初我们以为是敌人前来搜索，后来看见不象准备作战的模样，派人前去查询，才知是友军，也来山中躲避的。他们一共有四连官兵，枪械齐全，由管长陆超率领。陆部原为莫荣新系统下的部队，莫氏败走，他们未及退却，遂为粤军所收编，开来粤、桂边境作战。因为我军初期胜利，他们又叛离粤军，不料我军旋即再度败绩，他们无处容身，乃避入六万大山，躲一躲再说。他们对我李某人原都知道的，听说我已先期入山，他们极愿前来“合伙”，我当然把他们收容下来。
再过两天，我们又发现有部队入山，约有两连之众，经过情形和陆部大致相同。由一位姓徐的营长率领，也愿归编我军。后来徐君因见我无适当名位安擂他，便独自离去了。两连官兵即拨归俞作柏节制。截至此时，在我指挥下，驻在山中的部队共十余连，约两千人，据险自保，声势相当浩大。我驻了一个星期，军粮饷项渐感拮据。所幸离此地不远的城隍圩，便是我以前的防地，人事很熟，当地耆绅以前对我都很推许，其中也颇多富户。故这次军中缺粮，我便派员分头去拜访绅商，请求接济。当地绅士即组织起来，为我筹划一切，军粮遂有了着落。
百事粗有头绪之后，才知粤军溯西江而上，已占据南宁。中山先生也准备由漓江赴桂林，并委马君武为省长。广西部队除少数受改编外，大部分都潜伏各县农村，进行游击，对抗粤军。其中武鸣、都安、那马及左、右两江的势力尤为雄厚。故粤军尚在源源开入广西，由玉林经城惶圩往南宁的部队，络绎不绝于途。那时企图收编我军以扩充实力的，大有人在。首先派人前来接洽的便是陈炯明之弟陈炯光，次为钟司令景棠。我因深知他们的用意，所以他们的收编计划我全未接受，相反地，我向粤军当局提出了收编的条件。我的条件是：（一）不受任何单位部队的收编。我要直属于粤军总部，成一独立单位。（二）我要一职兼两省的头衔，不愿直属于任何一省。我这些条件原为防止有被乱行调动，而被无故缴械的危险。谁知出人意外，陈炯明对我的条件完全接受了。因此我部遂受编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我被派为本军司令，由陈炯明下令，开往横县“点名”。
（二）
陈炯明所以能完全接受我提的条件，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桂军各地残部仍在抵抗，且在南宁西部实行反攻，并迭获胜利。我部在林虎军中向以能战闻名，陈炯明深恐我部和其他桂军合流，对他实行夹击，所以他急于收编我，而接受我所提出的一切条件。可是在收编后，却不发粮饷，仅命我将部队带往横县，听候“点名”。
陈氏这命令，使我身为主帅的人，颇感进退维谷。一则陈氏意不可测，开往横县甚或开往南宁，有随时被缴械遗散的可能。再则，我部久困穷山，军纪难免废弛，本已不易掌握，加以士兵衣履破烂不堪，今大军开拔，竟无开拔费，士兵赤足行军，连草鞋都买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军令自更不易贯彻。所幸士兵一向知道我军需公开，身无余财，并未克扣粮饷，所以尚肯服我。而我这时也只能以劝告方式，有时甚至亲自去拉他们前进。大军至此，直如一群淘气的孩子，且行且止，口中牢骚不绝。他们自知身无长物，唯肩上的一杆钢枪和腰间的百余发子弹是一笔财产。当时地方团队购枪，每杆值二百余元，子弹每粒二角。一个士兵如将其武器卖去，逃回乡里，可数年不愁衣食，而随军前进，却衣履不全，口腹不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部队的长官，只有苦口婆心，百般劝慰，才勉强将大军开出山区，走上通横县的大道。
这时粤桂边境，大兵之后，遍野荒凉，途经小镇，俱不见商民。因此时粤军方才过境，沿途奸掳焚杀，以致人民逃避一空。我们离六万大山后，向西进发，当日宿营于一小镇名叫寨圩，属广东合浦县。寨圩原有商民三、四百户，有当铺数家，都筑有碉楼，平时也算是一繁荣的圩场。不过此次在过境军队焚掠之后，全市寂无一人。我们的士兵也有到已被掳凉一空的废墟中，寻找残剩衣物。有时我亲自上前阻止，士兵中有较为顽皮的，竟笑着向我说：“司令，没有什么了，我们也只是来看看罢了！”
在寨圩宿了一宵，翌日我们便进入广西属的横县。横县民风强悍，地方团队组织尤为强固。我军入横县境后，沿路看见军人的尸体零零落落横于道左，也有若干人民的尸体杂在其间。经检查这里被杀军人的番号，发现都是粤军。后来听说，粤军过境时，纪律不好，为人民所仇恨，到大军过后，地方团队遂击杀零星落伍的军人，军队也还击，所以军民的尸体，杂陈田中，触目惊心。因此，每当我军中途休息时，我便指粤军遗尸为例，告诫全军，务必秋毫无犯，免蹈粤军覆辙，自毁令誉。当晚在横县境内百合圩宿营时，我便集合全军训话，三令五申：（一）本军不许占住民房。（二）本军对商民买卖公平，严禁强买强卖。百合为一极大圩场，有商民千余户，贸易很盛。为防士兵肇事，我特另组军风纪检查队沿街巡逻，以防意外。谁知第二天在街上，竟然有一士兵和一老太婆发生纠缠，被检查队所发觉。原来这老太婆有衣服一件被窃，她便怀疑是我部士兵所为。正好她在街上碰见这位士兵，提着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包袱。老太婆疑窦顿起，以为包袱内一定是她的失物，要打开检查，两人遂纠缠起来。检查人员排解不了，便命令该士兵将包袱打开，其中果有便衣一套，虽是旧衣，尚完整清洁。检查人员就问这老太婆，是否即遗失之物。老太婆似乎不敢承认，吞吞吐吐，不愿说出。检查人员以其不能决定，遂没有把赃物判交老太婆，而把这有偷窃赚疑的士兵拘到司令部来，向我报告。
我问那士兵：“你为什么偷人家东西？”
“报告司令”，士兵回答，“这些衣物不是偷来的！”
“哪里来的呢？”
“是前天晚上在寨圩的街上捡来的。”
这时我已决心整饬风纪，拟重办一、二犯法士兵，以儆效尤。所以我说：“不论你的东西是哪里来的，总是从民间非法取来的。非法掳掠民财，我要重办你！”
那士兵闻言，当然发慌，哀泣认错。我说：“认错是不算数的，按军法还是要办。”最后他更哀求说，他是我临桂县两江圩的小同乡，冀求分外宽容。我见他用同乡之谊来请求宽恕，我更要以同乡之名加以重办，庶几大公无私，军威可立。治军之道，原要恩威并济，如今军纪颓废已极，不立威不足以挽颓风，我乃决定牺牲这名士兵，以整饬军纪。
计划已定，我便命令号兵吹紧急集合号。瞬息之间，全军两千余人已在圩前的方场中集合，围成一四方圈。圈中置一方桌，我遂将犯兵押到桌前，我自己则站在桌上向全军训话。略谓，我军是一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参加护国、护法诸役，俱立有辉煌的战绩，功在民国。今日行军至此，愧未能保国卫民，反而骚扰百姓，殊为我军人之羞。现在这个士兵违反纪律，偷窃民财，人证物证俱在，然渠竟以为是本司令的小同乡，冀图幸免。实属罪无可迨，当按军法议处，就地枪决。嗣后，如有任何违法官兵，干犯纪律，也必按律重办，决不宽恕云云。语毕，遂命令将该士兵就地枪决。
这时全军寂静无声，四面围观的民众，也暗自咋舌，赞叹我军军令如山，纪律严明，为历年过往军队所未见。自这番整顿之后，全军顿形严肃。令行禁止，秋毫无犯。所过之处，军民都彼此相安。
但是，我每想起这件事，即感内疚。这名士兵劫取民财，有物证而无人证，罪不至死。且我事后调查，那套衣服确是从寨圩废墟中捡来的，而他也确是我两江圩的小同乡，他家与我家，相去仅七里。他那时如不说是我的小同乡，我或不至将他处死，正因为他说是我的同乡，我才决定牺牲其性命以整饬军纪。虽然那时军纪废弛，非如此不足以挽颓风，然这士兵本人多少有点冤枉。我之杀他实是一种权术的运用，而非治以应得之罪。我的一生最不喜用权术，而生平只用这一次，竟用得如此残酷。虽当时情况使然，实非得已，数十年来，我每为此事耿耿于怀。
（三）
本军在百合圩住宿一宵后，翌日再向横县进发。过乐民圩再渡过邕江便是横县。当我们军次乐民圩，离横县约十余里之地，陈炯明忽派点验小组，一行数人前来。说陈总司令现正在横县，命令我军即刻停止前进，不得渡河，就地点验竣事，即刻回师，到北流县驻防。陈氏此令是何用意，我当时不得而知，但我本人不愿孤军去横县，恐陈氏心怀叵测。现在他忽然命令停止前进，对我说来，实是“阿弥陀佛”，求之不得。
奉令之后，我们就在乐民圩驻下，听候点验。这时我军共有人马约二千左右。步枪一千零四支，德国克鲁伯厂制水凉重机枪（俗称“水机关枪”）六挺，广东兵工厂制气凉重机枪（俗称“早机关枪”）四挺。另有德国克鲁伯厂制七生的五退管山炮四门。我军的编制是：司令之下辖两个“支队”。支队设支队司令。第一支队司令为李石愚，第二支队司令为何武。每支队下辖二营，每营直辖四连，每连辖三排。每连有步枪九十支。所以按编制，我的第三路边防军的两个支队共计四营，凡十六连（内有直辖炮兵一连），轻重武器俱全，军力可说是相当强盛。
点验既毕，粤桂联军总司令部乃发给我军二十天伙食费。计士兵每人每天伙食银二角，官长加倍。发散既毕，总司令部即命令开往桂东北流整训。这时陈炯明正驻节横县，我想一探粤军虚实，暨打听战事发生情形，乃假名采购，派徒手官兵十余人，随点验小组去横县一行。小组负责人最初严拒我方人员同行，说为何不在百合圩一带采买，何必去横县。我们的理由则是，大兵之后，百合圩一带商民逃散一空，已无物可购，势非随小组往横县不可。
听了“采买”人员回来后的报告，才知道自百合圩到横县沿途和邕江渡口两岸，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因陈炯明深恐我伪装收编，阴图异动。我所派去的“采买”人员，虽是徒手，沿途也横遭阻扰，若非有点验小组同行，断难通过。他们到了横县，消息才豁然开朗。我们自入六万大山之后，几与外界消息完全隔绝。因为当时既无无线电，也无电报电话可资联络，甚至报纸也是早几个月前的旧报，消息全失时效。他们到横县后，才知道桂省当局虽已下野，而散在各处的桂军仍在游击抵抗，粤军追击焚掠很惨，而桂军的抵抗也变本加厉。最近武鸣一役，粤军惨败，南宁震动，所以陈炯明亲自赶往南宁坐镇。他刚到横县，即闻我军师次百合，他深恐我响应武鸣桂军向彼夹击，所以命令我停止前进，折回东部驻防，免与桂西各残部合流。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陈炯明所以戒备森严的道理。
于是，我军遵令东开北流。北流在玉林之东，也是玉林五属的一县，尚称丰腴。到北流后，陈即派来上校参谋和中校参谋各一人，长期住在我的司令部里。名为联络参谋，实是监军，防我心怀异志。我在北流将本军十六连分驻城郊训练，并随时剿匪，因玉林五属向以匪多出名。
我在北流住下不久，陈炯明忽又派高雷镇守使胡汉卿率兵数千驻于玉林城内。其意或在就近监视我的行动。胡氏就是前在高州为我所俘，后将他释放的。谁知事隔不到三月，他又以我的监视者身分出现。
我对胡氏的驻兵玉林，虽未十分注意，而胡氏对我则颇感惶恐。胡氏因非将才，加以所部人械有限，益发胆小。渠所率三数千士兵，悉数蜗缩玉林城内，不敢外出。平时将城门紧闭，因北流在玉林之东六十里，所以胡氏只开玉林西门，阖城商旅概由西门出入，其他三门则白日长扃。初闻传言，我尚不信，后为酬酢，赴玉林拜访胡氏，也由接待人员导从西门进城，才知传言无误。加以所见玉林城乡胡兵戒备的情形，遂深知胡氏奉命驻军玉林的用意。
胡氏性喜聚敛，胆小无大志。全军都在城内，占住民房，强买强卖，弄得阁城骚然，里巷喷有烦言。陈炯明回粤初期，颇思有所作为，凡渠号令所及之地，烟赌一概严禁，很有一番新气象。可是胡汉卿屯兵玉林时，公开包赌抽捐，革新空气荡然无存，而绅商路谤却与日俱增。于是他在玉林驻了些时，见我并无异志，遂请调回高雷去了。
我驻兵北流时的作风则正与胡氏相反。不住民房，不派捐税，严禁烟赌，公平买卖。士兵与当地商民相处，宛如亲人。与玉林对照，判若霄壤，所以我军颇受当地人民拥护。但是正因为如此，我军的饷糈遂日益艰难。总司令部所发的，只是些微的伙食钱，绝难维持全军的费用。按往昔驻军通例，总是就地取材，派捐包赌，甚至无理勒索，随意苛求，居民也不以为异。然我驻军北流，决心不随例出此下策。在紧急关头，我曾将司令部内所存伤病官兵缴回的闲枪中拨出一百枝，每支配子弹二百发，折价每枝一百五十元，售予当地防匪的地方团队，得洋一万五千元，终于未取民间一芥而将难关渡过。
就在我们军铜十分困难之时，南宁的粤桂联军司令部不特饷金欠发，陈炯明反而下令要我军将山炮四门交出。他的理由是，我的第三路原是步兵，不必有炮。缴炮的命令一到，两位联络参谋就时时来催。我即行文总司令部婉拒。我的理由则是，玉林五属，盗匪如毛，且此地随处皆有碉楼，万一为匪所盘据，官兵如无山炮，绝难攻坚。为清剿土匪，此四门山炮断难交出。陈氏见我词意坚决，知不可动，遂未坚持。
但是他随即又电召我去南宁报告。这原是一个难题。当我在司令部集会讨论此事时，部下官佐，都认为我既未遵命交炮，陈总司令疑虑已久，如贸然前去，恐遭不侧，因此都不主张我去南宁。而我本人则期期以为不可。我如不去南宁，是自示携贰之心，故违军令，反为不美。所以我便告诉他们说：“我去南宁设有不测，那时诸君可自作决策。如总司令意在缴械遣散部队，而诸位认为可行且系应该，则堵君可不必以我为虑，迳自遵命缴枪便可。如诸君以缴枪遣散为不可，则高举义旗抵抗可也。我军转战千余里，大小十余战，声名赫赫，谅亦不致任人轻取。总之，诸君见机行事，千万不必为我而投鼠忌器。……”商酌部署既定，我便自北流到贵县，乘船溯江到南宁。
（四）
到南宁后，陈炯明就在总司令部召见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那时声势煊赫、后来竟因背叛中山先生、终至声名狼藉的陈炯明。他召见我的地方是在总司令部的客厅里，这客厅十分宽敞。陈氏高高上座，离我很远，双方都须大声说话，才能听得清楚。
陈炯明身材魁梧，仅表非凡。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便是他总不正眼看人。和我谈话时，他远远地目光斜视，殊欠正派。孟子说“胸中不正则眸子眨焉”，大概便是如此。这或许也因为他是近视眼的关系。我们用广东话交谈了几句，未着要领，他就叫我出来了。
照例，高级长官召见远道而来的部下，总要垂询一些军中情形，随机慰勉训示，甚或设宴扭待，以示慰劳激励之意，庶可使部曲畏威怀德，上下归心。但是陈炯明召见我则不然，三言两语之后，遂无下文，或许他是很忙，也没约我吃饭。关于缴炮的事，他也没有向我说及，百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陈氏当时在西南是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位居粤桂联军总司令，连战皆捷，所向披靡。再加以革命为号召，敢作敢为，作风新颖，为人廉洁，颇为物望所归。可惜他究系文人，将兵非其所长，更兼性多猜忌，气量褊狭，除亲友故旧以及潮、梅同乡之外，对一般袍泽以及赴义来归的官兵，都视为外人，难于兼容并包。此实系陈氏不治之疾，非因此丧志辱身不止。陈氏后来叛孙失败，蛰居香港有年，住于罗便臣道九十二号。我在民国十八年中原战争失利后赴港，也曾住于该宅。同年，李任潮（济深）被禁闭于汤山，民国二十年获释来港，也赁居于是。我们三人都是在大陆政争失败后来港，才居住其中的，实是一桩趣事。此屋后为李任潮所购得，任潮附共后，为响应中共抗美援朝捐款，闻已将该屋售去了。我在民国十八年住于其中时，陈炯明曾想来看我，为我所婉拒。由于一般国民党人因其背叛中山，目为党的叛徒。我当时虽与蒋先生政见相左，然此是我二人私人闲事，我本身则始终未曾脱党。为免党内同志们误会，我拒绝了陈氏的访问。所以我平生只在南宁见过陈氏一面。
在南宁我还去拜访过当时中山所委的广西省长马君武。马氏也是临桂县人，和我更多一层乡谊。他是欧洲留学生，精通英、法语。年方四十开外，风度翩翩，谈风甚健，为人亦和蔼可亲。他一见到我就发牢骚，说他虽为省长，但号令不出郭门，全省各地都为驻军盘据，无人约束。他并告诉我，关于军饷弹械，不能倚靠他云云。同时我也以乡谊请他向总司令缓颊，不要再追缴我的四门山炮，马氏也一口承诺。我们在南宁过从五、六次，厮混得很熟，我对他的印象极好。
马氏是留学生，目击西方物质建设的进步，自然十分心折，一旦身为省长，殊思有所兴革。他首先注意的便是交通建设。截至此时，广西尚无公路。陆荣廷当政十年，只修了一条马路，自南宁通到他祖居的武鸣故乡，为他一人的方便，其他一概无有。马氏仍决定修公路，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修了五里路，无功而罢。
我在南宁住了十来天，也没有多少公事可办，除有少数同学故人来访外，和军政各界的接触并不多。而招待我最殷勤的，却是当时桂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刘氏是一位极富戏剧性的人物。他原是广西桂林师范学生，柳州马平（今柳江）县人，清末时加入同盟会搞革命，联络绿林是其所长。因陈炳昆和他同乡，陈任梧州护军使时，援引他为统领，率领他收编的土匪两三百驻守梧州左侧背的木双。中山援桂时，刘向粤军通款，放粤军由木双击梧州背后，陈炳昆因此放弃梧州而逃。刘便于民国十年六月二十一日率部进入梧州，通电附义，自称桂军第一师师长。电文中力数陆、谭等罪行，语极尖刻。当时广西人士对陆、谭虽无好感，然亦不直刘震寰之所为。他的师长名义大约是粤军前方指挥临时给与的。陈炯明接到这份通电，颇为诧异，在桂军宿将中，刘震衰之名不见经传，何来此“第一师师长”？因电令前敌总指挥叶举逮捕刘某，就地枪决。叶举因粤军其时正多方号召桂军赴义，故认为杀降之举为不智，再三为其说项，才为陈炯明所优容。这次我到南宁，刘震寰竭力拉拢我，其目的是想收编我部，委我为他的“第一师”中的旅长。但我对刘的观感：第一，刘氏非军人出身，原不知兵，我雅不欲为一外行军人的部属。再者，刘氏原无基本部队，一时荣显，全仗其投机取巧得来，收编一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而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他的为人。他临阵通敌，已非军人本色，而通电过度诋毁原来长官以取媚于新主人，尤属可耻。所以他虽派员与我殷勤周旋，我始终无动于衷，没有上他的圈套。
第四编：统一广西
第十三章：孙陈失和与自治军成立的经过
（一）
我在南宁见过了陈炯明，住了十来天后转回北流原防。在南宁时我已微闻粤军内部发生龃龉，两粤政局又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因消息不灵，不知其事本末，事隔多年，我才知道其基本原因在于孙、陈失和。中山先生是民国十年四月在广州由“非常国会”选为大总统，而陈炯明则经中山一再提拔而任为粤军总司令。他二人如不能合作，则两粤政局必然会起极大的纷争。
原来粤军入桂打倒了陆、谭，陈炯明为彻底消灭桂军残部，乃溯江西上，驻节南宁，志在从事改革两广政治，然后缓图发展，原亦未可厚非。但中山统一两广之后，适逢直、奉酝酿大战，奉张向中山求援以夹击直军，中山亦认为北方军阀中势力最大最强横的是曹锟与吴佩孚。“擒贼先擒王”。要铲除军阀，必先从直系下手。奉系既来通款曲，则暂时与之合作，亦为革命党政略上应有的措施。中山乃决定乘机北伐，即在桂林组织大本营，意图假道湖南北上，而窥长江。这时中山除原有的粤军许崇智、李福林所部之外，游散各地前护国、护法各军，如朱培德所部的滇军，彭程万所部的赣军，和谷正伦所部的黔军，也纷纷入桂附义，声势颇大。民国十一年春，一部分北伐军且已进入湖南边境。然此时一则因孙、陈的主张相左益甚，陈氏不但不支援北伐，并百计阻挠其实现，二则因湖南省长赵恒惕为巩固地盘计，不愿卷入南北政争的漩涡，藉联省自治之名，发动民意机关吁请中山体念湘省历年兵燹之苦，万勿假道湖南，以苏民困。中山见内受陈炯明的制肘，外受赵恒惕的阻挠，乃于民国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在桂林大本营开会，决计变更计划，调在桂林亲信各部回粤。四月十六日，中山师次梧州，电召陈氏至梧会晤，陈不敢应召，一面急电坐镇南宁的前敌总指挥叶举班师回粤，一面呈请辞去本兼各职，作为消极的抵制。四月十九日，中山颁令准陈氏辞去广东省长暨粤军总司令的兼职。陈氏本人却退往惠州。中山见陈非大患，即按照原定计划，取道韶关，入赣北伐。出师未捷，在后方的陈炯明忽令部将叶举率师回省。中山闻讯，仓卒赶回广州坐镇，六月十五日终于发生叛军炮轰总统府情事，中山因此离粤，粤事遂益发不可收拾。
所以孙、陈失和，以及国民党的内哄，实是两广政局转变的一大关键。然孙、陈失和的主因，实系两人政见的不同，非纯然为意气之争。中山先生自矢志革命之时，即以全国为对象，不愿伺促于一隅。以故中山力主北伐的动机，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必。但是把握时机，不计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先生气魄雄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故不辞冒险，期达目的。
至于陈炯明，其平生抱负，任事作风，处人态度，都恰恰和中山相反。陈炯明自始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大志，加以其时联省自治之说正风靡一时，陈氏及其部曲，均心向往之。他们认为中山的北伐，绝无成功的希望，与其以两粤的精华，作孤注一掷，倒不如切实整顿两广，待羽毛丰满，再相机北进。其所见亦未始非稳健之策。所以他叛变之后，北方的知识分子如胡适之等，竟公然同情陈氏，甚至有说陈炯明叛变为“革命”的。然陈氏最大的错误，在于其为人有欠光明磊落。他身为革命党员，受中山的厚托，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如以中山北伐计划为不可行，大可剀切陈词，力辩此计划的非计。如中山不纳，也大可洁身引退，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做一个革命党人，原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能盲从领袖。而陈炯明既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中山的计划又口是而心非。到了最后关头，竟至唆使部曲叛变，不论公谊私交，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沦为叛逆，实不可恕。
我由南宁回到北流不久，驻在玉林的胡汉卿部于民国十年十二月十日撤往高州，我部遂接防玉林。到翌年四月下旬，粤军向广东仓促撤退。玉林地处粤、佳交通中枢，陈炯明电调我驻防贵县，将玉林五属移交陈炯光接防，以预防我乘机袭其后。嗣后，我曾赴郊外迎接陈炯光。陈氏随他的大队人马向北流而去，并未入城停留，只和我应酬了三言两语，说罗统领即将到玉林驻扎，嘱我稍候，以便接洽。我因恐粤军恃众围缴我部枪械，故特令部队避开大道，从小路先行开拔。我自己则带了特务营一连，等候罗统领到来。继而自思，既已和陈炯光见了面，何必再敷衍罗统领呢？遂不再等他，即刻上道。不料走了才十余里路，忽有粤军军官两人率士兵十余人跟踪赶来，说罗统领有事须和我商量，请我折回玉林。我说，已和陈司令接头过了，现须赶路，无暇和罗统领见面了。两军官苦苦要求，无奈我意志很为坚决，他们只得掉转头回去了。旋于途中，得当地人民报告说，我的部队曾在离兴业县城二十余里某隘口两侧设伏，袭击粤军。罗统领亲率官佐三数人殿后，坐了轿子，杂于队伍行列中，缓缓向东行进，毫无防备。骤遭袭击，手足无措，遗弃轿子，落荒而走。我军掳获械弹辎重不少。我到兴业县城后，查明确有此事，系俞作柏营长所为，他料我在玉林不会逗留多久，忽出此一举，儿乎陷我于不测。罗氏初被袭击时，以为是土匪或民团企图劫取枪械和财物。但旋即觉得土匪和民团不会有如此沉着的作战经验和强烈的火力，乃怀疑是我军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派员追来，要我折回玉林，问个明白。幸好我认为他们既班师回粤，已无再和他们周旋的必要，不肯折回玉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思之，此一机运关系我个人的安危实在不小啊！
我在行进中在兴业县城和桥圩住宿了两宵，第三日到达贵县。不料贵县刚发生了一桩不幸事件。当中山放弃桂林，班师回粤时，特派广西第一师师长刘震寰为广西善后督办，驻节南宁。省长马君武见两粤政局突然发生变化，龙州、百色、左右两江地区，以及南宁附近各县，因粤军撤退，散军土匪遂蜂拥而起。省会竟呈现风声鹤唳的状况，乃决计率省府一部分重要职员和卫队一营，分乘轮船数艘，迁往梧州办公。当他们到达贵县时，正值春夏之交，水小河浅，轮船不能夜航，遂在县城下游约一里的罗泊湾对岸停泊过夜。适我军第一支队司令李石愚率领俞作柏及陆超各一营先马省长一日抵达贵县。俞营长以警戒为名，于午夜派兵潜至泊船地附近，鸣枪呼喊缴械。一时枪声大作，马氏等宿在船上，无处躲避。马氏身边随侍的爱妾深恐马氏受伤，乃伏于马氏身上以作掩护，不幸竟被子弹射中要害身死。马氏的卫队营卒被缴械。翌日，我于途次闻报，连忙赶到贵县，即赴船上向马省长慰问道歉。马氏大发雷霆，说如要缴械，只消说一声，便可垂手而得，何须开火，以致酿成惨案呢？我处此场合，异常尬尴，只有自承约束部曲不严，致发生此不幸事件，连声赔不是。值此混乱时期，马氏亦深知我不在贵县，对俞部实不易约束。事已如此，夫复何言！乃愤然命令开船下驶，行抵梧州，跳力辞省长之职，由省府财政厅长杨愿公暂代，广西由此而入无政府状态。于是，散军、土匪、恶霸，更无忌惮，一时全省鼎沸，形成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
（二）
我军在贵县驻扎不及半月，玉林五属的粤军早已悉数退出。地方官吏暨人民团体纷纷来电，请我回师坐镇玉林五属，以维持地方安宁。我军驻该区日久，较之粤军军纪严明，军民感情融洽。今日既然地方无主，官民一致请我回师驻防，我也觉得义不容辞。于是，除留一部分队伍在贵县维持治安外，其他的即于十一年五月上旬开回玉林五属。这时广西全省骚然，治安殊不易维持，本军枪枝不足一千，只得勉力为之。旋容县亦请我派兵驻防，一共七个县份。我四处张贴布告，严申军纪，并禁止外县散军窜入我防地的范围。在全省干戈扰攘之际，我一面整军经武，一面修明地方吏治，使人民能安居乐业，成为当时广西仅有的一片干净土。孰料此即我日后披荆斩棘，削平群雄，统一广西，参与北伐，使八桂子弟足迹远达山海关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