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军返驻玉林期间，广西已成无政府状态。刘震寰虽有人、枪七、八千，仍感势孤，全军猬缩于南宁附近，不敢远离。各地军政体系遂无形瓦解。前陆、谭流散部属有二、三万人，其中有经粤军收编，现已与粤军脱离关系的；也有在陆、谭败后，暂时隐匿而志图规复的。他们遍布广西全境，各不相属。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人枪较少的，则自称为司令、帮统、营长不等，各视本身势力而定。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
那时势力较大的，首推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林俊廷、陈天泰、张春如、梁华堂诸人。刘口福原为桂军宿将，粤军克南宁后，刘率部三、四千人退入云贵边界的百色，和粤军相持。粤军退后，刘收拾残部，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次为陆云高，他原为陆荣廷所部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第一师师长为陆荣廷的长子陆裕光，故该部装备极为精良，为陆氏部队中的精华所在。粤军占领期中，陆云高部驻于宾阳、上林、都安一带。至是，陆也自称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另一支有力部队则为陆福祥，自称广西陆军第一独立旅旅长。有人枪三千，驻于武鸣、那马一带。粤军退后，即图规复南宁的，就是该旅。等而下之，则有蒙仁潜，有人枪二千余，自称边防军司令，驻在隆山、忻城附近。在桂林则有赌徒梁华堂，亦纠众二千余，自称“桂林自治军总司令”。驻于龙州、靖西、边关一带的，则有李绍英，有人枪二千，自称“龙州边防司令”。柳江方面，融县有何中权，来宾有韦肇隆，武宣有陈天泰，桂平有刘权中，平南有张春如，各有两三千人不等。谭浩明之弟浩澄、浩清也各有人枪千余。这些自封的将军们大半系行伍出身。其中地位较高的为林俊廷，曾任镇守使，唯此时仅有人枪千余，驻于黔桂边区。总之，这时群雄蜂起，各自称霸称王，互不相属，远交近攻，以大吞小，闹得一团乌烟瘴气。
这时广东孙、陈之间已成水火，无暇顾及广西，而刘日福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的通电已经到来。刘日福、陆云高、陆福样正进军南宁，企图驱逐“反骨仔”刘震寰，其他各处也都各自独立，我们和陈炯明的关系也无形中断。于是，我部下的官长和五属绅商乃一致建议我取消“粤桂边防军第三路”的番号，改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我就在五属绅商和本军袍泽一致拥戴之下，于五月下旬通电就职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我们成立自治军的用意是多少有些排外性的。因此次粤军援桂，极尽焚掠的能事。其原因则是桂人治粤甚久，粤人颇感不平，一旦有了机会，即大事报复。例如粤军魏邦平所部在平南时，曾因细故烧毁村落数十之多，惨不忍闻。又如粤军在桂滥发钞票，强迫商民十足通用，这种钞票限用于广西境内，一旦粤军离境，即成废纸。故此次粤军入桂后，桂人对一切客军都深恶痛绝，一闻粤军离桂消息，即纷纷成立“自治军”。“自治”也者，免为他人所治之谓也。而五属人士之所以拥戴我为“自治第二路”，更有不受其他自治军控制之意存乎其间。
五月二十二日，南宁刘震寰部七、八千人为当地自治军击溃，逃入广东钦、廉一带。省会遂入桂军的掌握。此时，在南宁的各自治军首领，颇觉有重设省政府，统一广西军政的必要。六月初，刘日福、陆福祥、陆云高和蒙仁潜乃联电约我去南宁商讨桂局善后事宜。我当然义不容辞，应邀前往开会。这是我初次和他们会面。他们四人都是五十开外的老年人，除蒙仁潜系秀才出身外，其他三人仅略识之无；多而我则是不足三十岁，受过完备的教育的青年，和他们在一起，显得十分不调和。
至于他们的所谓“开会”，也是不成其为“会”的。大家约好了每日开会一次，便在原来的督军署的会客室内谈起来，既无主席，也无记录。坐得不耐烦了，就爬到桌子上去。说起话来，也非常粗鄙。饿了，便招呼勤务兵去买几大碗米粉来，在会客室内围桌大嚼。实不成体统。
他们四人之中，以刘日福最为老实，赳赳武夫，毫无心计。陆福样则豪爽痛快，虽识字不多，却是极诚朴的好人。因此我们所谓开会，实在都是陆云高和蒙仁潜的主意。他们两人是极狡猾而有野心的人物。最后，他们搬出两颗用黄缎包裹的大印，一为广西省长的印，另一为财政厅长的印。蒙氏发言说，现在广西无主，理应有一位综理全省政务的省长，一位管理税收的财政厅长，和一位统率全省自治军的总司令。我们正在讨论省长人选时，蒙仁潜忽然站起来，把省长大印抢了过去，说：“我是秀才出身，省长应该由我来做。”蒙说完之后，陆云高也手忙脚乱地站起来，把财政厅长的大印抱了过去，说：“财政厅长由我来当吧！”
蒙仁潜问我道：“德邻先生，有什么意见吗？”
我说：“凡是诸位的决定，我一概无成见！”
他们再问陆福祥，陆说：“我管他娘什么省长，什么财政厅长，老子没有了饷，只知道向财政厅长要饷啊！”
刘日福是老实人，没说什么不平的话。陆福祥说刘的防地好，有黑货（鸦片）经过，军饷不成问题。他们又主张联名拍一电报给林俊廷，推戴他为全省自治军总司令，因林氏曾任镇守使，地位较高，所以请他来当此职。林氏当时避居在黔桂边境，久未回电，所以总司令一职也就算了。林俊廷也是一有趣人物，他虽官至镇守使，却一字不识。一次，他责骂他的秘书们，为什么有客来访而不报告他知道，只留下一张名片。随从的秘书解释道，这原是你老人家自己的名片。林又骂道，何人敢把我的名片倒放在桌子上，好大胆啊！我在南宁住了一星期便回到玉林防次。蒙仁潜虽然做了省长，仍旧号令不出郭门，陆云高的财政厅长，也只能在南宁一带收收税罢了。这时既然全省骚然，军政无主，我回玉林后，也只有尽一己绵力，在可能范围之内，使防区内的人民安居乐业。
（三）
我身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驻防于玉林等七县之内，无形中成为这七县之内唯一的军政首长，因而对辖区内军政民政的处理也义不容辞。为承当此项意外的职务，我只好将自治军总司令部扩大组织，军政之外，兼管民政。总司令之下设秘书处长一人，特自南宁请来黄钟岳君担任。黄君前清秀才出身，为人廉洁而干练。陆、谭主政时，曾在民厅及财厅任科长，也曾任县长，颇有政声。承他日夜辛劳，多方匡我不逮，深庆辅翼得人。黄君后来曾任广西财政厅长很久。大陆易手后，寄居香港，贫病交加。民国四十一年逝世时，竟至棺椁无着。追思共事三十余年，劳瘁过人，狷介自守之情，骤闻长逝，实不胜其凄恻耳。
至于本军参谋长则由黄旭初君担任。黄君老成练达，与我有同窗之雅，并曾入陆军大学深造，谨小慎微，应对如流，全军赖其辅导，上下归心。嗣后我军竟能戡平八桂，问鼎中原，渠早年主持戎幕，为本军打下良好基础之功，实不可没。黄君其后主持广西省政达十九年，泽被桑梓，亦非幸致。
秘书处长之外，并设民政、教育、财政各科，分掌辖区内各项行政事务。务使各项政务照旧施行，不因战乱而稍受影响。然军政大权的决策，均操之于我一人，职责极其繁重。
我那时虽尚不足三十岁，所幸我生平治事谨慎，自奉甚俭，一切为当地人民和本军上下官兵的福利着想，所以颇为各县军民拥戴。当地绅商各界都称赞我为人少年老成，而诚心服从我的领导。本军官兵因我大公无私，赏罚严明，所以生活虽苦，亦无怨言，并且上下协力颇有朝气蓬勃的现象。
我军上下的生活相当艰苦，全军仅有伙食费可发，别无薪饷。士兵每人每日领伙食费小洋二角，官长不分阶级，每员每日四角。此外，各级官长视官阶的高低酌发“公费”若干，为数也极有限。但是因为我对财政绝对公开，收支情形，不特全军上下，乃至各界人士俱可一览无余。是以军民能合作，全军上下尤能一德一心，为救乡救国而奋斗。
不过这时两广军队，俱尚不能全脱旧军积习。按新时代的军人生活和各种训练的要求来看，都不够水准；我军自亦不能例外。为增强战斗力和整饬军纪，我在玉林办了一所“玉林干部教练所”，调本军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前往受训。并招收一些中学毕业的有志青年。前来入学，毕业后充任下级军官。另外并附设“教导大队”，调本军班长及遴选足以充任班长的上等兵前来受训，以充实本军的基层干部。这种训练极为有效，其后我们第七军的战斗力多得力于这时训练出来的下级干部。因为我们作风新颖，风声所播，各方有志青年及部队来归，如水之就下，玉林顿时成为广酉革新运动的中心。
我在治军之外，还要兼管七县的民政、财政。省政府的政令既不出郭门，县长的委任均由我作主遴选。在粤军初退之时，所有前省长马君武所委县长愿继续服务的，都予留任。但他们都系粤人，原为粤军各部向马省长所推荐的。粤军退后，他们也无心久留，逐一辞职返粤。在七县县长出缺时，最初我决定实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但是初行之时，即深感此路不通。因乡中有资望的人士对政治都抱消极态度，不愿担任县政。一旦选出，都力辞不就。即使勉强担任，也尸位素餐而已，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其他二三流的当选者，则又物望不孚，难任艰巨。这种现象的发生，其理由也很简单。因服务桑梓，原非易事。生于斯，长于斯，人事关系牵连太多，容易招怨。尤其是值此动乱时期，盗匪如毛，其时县长又并管司法，一有盗案，如因循不办，则有违功令；如按律行事，则公事化为私仇，顾虑尤多。在此贤人不愿为，坏人不能为的情况下，使我处理各县县政，殊感棘手。最后，我想出一民选县长互调的办法，即将甲县所选的县长，调往乙县任职。这样一来，行政效率大为增强。因当选者任事远方，无人事牵制，遇事能秉公处理。有此一番周折后，我才领悟到“离乡五百里之内不得为官”的古制，实有其特殊意义存在的。
我对于七县财政税收的处理，以不加捐增税为原则。使当地人民除额定赋税外，别无其他负担。我所辖六县（贵县旋移交陆云高治理，故不计在内）的税收，每年约有正额钱粮十七、八万元，其他各项杂税，如统税、盐税、屠宰税、烟酒税等，合计也在二十五万元上下。后因收支不能平衡，乃另征所谓“防务经费”，即赌捐。两粤人士嗜赌成风，官方寓禁于征，抽取巨额“防务经费”已相沿成习。陈炯明返粤时曾禁赌，然未几即解禁。玉林赌禁原为胡汉卿所取消，遂未复禁。其他各县后来也恢复旧制。六县每年可抽赌捐约二十余万元。以故我防区之内，每年税收总额约在七、八十万元左右。军政机关樽节开支，尚可维持。
这七县经过了一番整顿，贪污绝少，土匪敛迹，现出一片升平气象。以之与广西其他各地土匪如毛，贪官污吏及不法军队鱼肉人民的情形相对照，这七县算是一块乐土。广西各县乃至广东边区避乱人士都纷纷迁来寄住。
第四编：统一广西
第十四章：两广革命武力之初步合作
（一）
黄绍竑字季宽，容县山咀村人。生于书香之家，天资敏慧，为人干练，并富冒险精神。他原是我的陆小同学，他是第四期，低我一班。辛亥革命时，他随学生军北上到南京。嗣后在武昌进第二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又入保定军官学校。民国主年冬毕业回广西，正是护国军事结束之后，陈炳坤任广西督军之时。绍坛遂在当时号称新军的广西陆军第一师内任见习官。民国六年夏季，广西当局创办陆军模范营，由马晓军任营长，黄旭初等任连长，绍坛与若干陆小同学如白崇禧、夏威、陈雄等都在该营任连附。
是年秋季护法战起，模范营曾奉调入湘，改编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的卫队营。护法战事结束，卫队营于民国八年冬间改编入广西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二团，乌晓军任团长。黄旭初升为团附，黄绍竑、白崇禧俱升任该团连长。当民国九年我们进攻新兴李耀汉所部时，该团因训练有素，军纪较佳，被调来肇庆接防。粤桂战争，桂军失败，该团也由广州西撤。我们退却时被追军截成两段的禄步圩之役，该团任我军右翼，协同将粤军击退。
民国十年粤军援桂战争发生，绍坛等正随第二团驻防百色。陆、谭政权崩溃后，马晓军受马君武省长收编为田南警备司令，下辖五营，黄绍竑、白崇禧俱升任营长。马晓军所部驻百色，旋陆、谭残部为刘日福所缴械，马、黄、白诸人幸得脱险。其后马收集残部，并收编民团合编为六营，以黄绍坛、白崇禧为统领，各统三营，和当地散军继续作战。白崇禧因腿部跌伤去广州治疗。粤军东下回粤时，马部被调回驻南宁。马部到邕，而广西绥靖督办刘震寰被散军及民团围攻，放弃南宁，向广东钦、廉撤退。马也率所部千余人退向钦、廉。行抵灵山县，马以军食无着，前途渺茫，把部队交黄绍坛统率，他自己便经北海往香港去了。
我听说黄绍坛这一支人马正在流离失所，他既是我陆小同学，军中作风自非其他流散部队所能比拟，便有心请其率部来玉林合作。他的四哥黄天泽于辛亥革命时曾随学生军北伐，自我军移驻玉林后，和我常有接触。我便委托夭泽在往廉江路上等候乃弟，请其来玉林合作。
天泽此去果然一说即合，绍坛随即率所部千余人开入我的防区。于是衣食有了着落，又可避免被人并吞的危险，因此官兵异常欢腾。我即委黄绍坛为第三支队司令，并指定其故乡容县为其防地。绍坎来归之后，我军实力大增，由两个支队增为三个支队。其时编制如下：
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李宗仁
第一支队司令：李石愚
第一统领：俞作柏
第一营营长：李明瑞
第二营营长：林竹肪
第二统领：钟祖培
第一营营长：钟祖培（兼）
第二营营长：刘志忠
第二支队司令：何武
第一统领：伍廷扬
第一营营长：伍廷扬（兼）
第二营营长：尹承纲
第二统领：陆超
第一营营长：陆超（兼）
第二营营长：
第三支队司令：黄绍竑
第一营营长：夏威
第二营营长：陆炎（华甫）
第三营营长：韦云淞
炮兵连
机关枪连
（二）
民国十一年夏，两粤政局又起急剧的变化。因陈炯明叛变，中山先生在沪檄调滇、桂各军东下讨陈。当时首先接受中山委任率部进攻广州的为沈鸿英。沈氏系泥水匠出身，后沦为盗匪。辛亥革命柳州宣布独立时出受招安，遂扶摇直上，成为莫荣新的心腹大将。民国十年粤军援桂时，鸿英担任桂军左翼军总指挥。及桂军中路为粤军突破，桂局瓦解，沈氏竟通电诋毁陆荣廷，促其下野。此举颇为桂人所不齿，粤军也疑他为诈降。沈氏自讨没趣，率所部万余人避入湖南的平江、浏阳，因此引起湘军对他的围剿，经北京政府的斡旋，沈部乃移驻江西的赣州。民国十一年十一月，沈军乃乘桂林空虚，窜回桂北一带，实力增至两万余人。这时正值群雄蜂起，八桂无主，沈鸿英怀有囊括广西全省的野心，故派说客四出，企图收编各处的自治军。
首先引起沈氏注意的，便是我部三千多人、枪和六七县地盘。沈氏因遣其子沈荣光偕另一代表刘某前来玉林作说客。沈荣光曾肄业南宁将校讲习所，是我教过的学生。这次衔父命而来想收编我作他父亲部下的师长。我因鸿英曾当土匪，所部风纪荡然，上下全凭绿林豪杰式的义气相维系，实不足以言军旅，所以我自始即有轻视鸿英之心。加以他反复无常，早为两粤人士所不齿，我如何肯听他收编？因此当荣光提及乃父之意时，我便认真地教训他一顿说：“如果你们再不长进，仍旧胡作非为，将来说不定我还有收编你们的一日呢！”说得荣光垂头丧气而去。这时论实力，沈鸿英当然强我十倍，不过他在佳林，我在玉林，他鞭长莫及，莫奈我何。
沈鸿英向我勾搭虽未得手，然不久，他奉中山密令东下讨伐陈炯明却一帆风顺。民国十一年十二月，沈和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由梧州、贺县分进合击，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这时各路讨陈军实以沈部为最强。一月中旬，陈炯明通电下野后，沈军盘据广州，威风一时。随后，北京政府竟委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沈也首鼠两端，居之不疑。到二月初，中山先生自沪返粤，组织大元帅府，许崇智也率军自闽边返粤，沈氏才被迫退出广州。那时东江虽有陈炯明部盘据，然西、北两江仍属沈氏势力范围，声势颇为煊赫。沈氏之外另一位向我们玉林方面注意的便是东山再起的陆荣廷。陆氏于民国十一年九月乘广西混乱时，从越南回到龙州，纠合旧部数千人，意图重整旗鼓，掌握全省政权。时蒙仁潜在南宁自称省长，林俊廷也已到南宁任自治军总司令，北京政府即顺水推舟，委林氏为“广西绥靖督办”。陆荣廷回广西后，北京政府又加委陆氏为“广西边防督办”，另委张其惶为广西省长。此项委令自然引起蒙、林诸人的不快。
陆荣廷以边防督办名义不便指挥全省，旋授意部队和人民团体推他为“广西全省善后督办”，他便由龙州移驻南宁。到了南宁，意欲整顿全省军队，故发布命令，改编各部队的番号。但是广西经过这番大变乱后，人事全非，即使陆氏往日的心腹也多面从心违，不复听他调度。原驻南宁一带自称第一师师长的陆云高，和自治军的蒙仁潜等，在陆荣廷回邕后，深恐为其控制，都纷纷撤离南宁。陆云高部沿江东下，并派人来玉林向我商借贵县暂时驻扎。我明知他借了不会归还，但为避免冲突保存实力起见，我遂将所部撤出贵县，让陆部驻扎。
在此时期，全省自治军名目暂时取消，由广西善后督办陆荣廷另颁番号及委任状。我的“第二路自治军”的番号亦由陆氏明令改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我任旅长。下辖三团，由三个支队司令李石愚、何武、黄绍扬分任团长。当时我因实力有限，未便与陆氏龃龉，故对其委任既未正式接受，亦未正式拒绝。为了此事，我在本军司令部召集了高级官长商议。各司令都不愿改变番号，劝我“不要理会那个老头子”。因为我们如果接受陆氏所给予的番号，那我部下各“司令”都须改为团长。团长究不及可大可小的司令来得光辉。商议结果，只将我的“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名义取消，并改总司令部为旅部，其他一概如旧，以改头而不换面了之。
民国十一年年底，陆荣廷来电邀我赴武鸣一行。武鸣是陆的家乡。陆在彼筑有华丽住宅，并修了专用公路，自武鸣直通南宁，是为当时广西独一无二的汽车路。我到了南宁，陆氏派他专用小汽车来接我往武鸣。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
在武鸣，陆荣廷对我十分礼遇，招待我在他家里住宿一宵。陆氏在闲谈之中，大为抱怨粤军的焚杀。他说他治粤时，待粤人不薄。胡展堂（汉民）等常来武鸣访问，渠均盛意招待。湖南的谭延凯在其本省失败时，也曾到武鸣访陆。陆说他曾一次送谭氏大洋二十万元。当时广西省内只用小洋和纸币，渠因使谭氏便于出省使用，故以大洋赠送。陆氏说：“我对广东这一批人都不坏呀，但是他们此次入境，竞将我宁武庄住宅全行烧毁。你看，我现在住的是以前当差们住的；粤军烧剩下的……”言下无限愤怒。
我在宁武庄住了一天。陆氏所说的概属人情应酬话，并未涉及本省的军政大事。我就告辞，乘汽车到南宁，盘桓了两三天，探访亲友，仍回玉林。
那时，陆氏并令各地自治军将名册呈报，以便统筹整编。但令下后如石沉大海，各地军事首领都不愿受陆氏节制。我军在民国五年成立时即和陆氏无甚历史渊源，自更不愿受他节制。广西全省因而形成了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的局面。而野心的地方领袖却又纷图兼并，以扩充一己的势力。这时我的第三团团长黄绍竑，已在容县休息了七、八个月，久静思动，目睹两粤政局纷乱如麻，急欲乘机向外发展，因而有出师梧州之举。
（三）
黄绍竑出师梧州的全盘计划，是我和他秘密商榷后改订的。他原来的计划是应沈鸿英密召，前去广州。因沈鸿英的收编各军计划，虽在我处碰壁，却转而利诱分化我的部属，驻在容县的黄绍竑遂成为他秘密活动的对象。
因为黄绍竑有一堂兄黄绍竑，在沈氏总司令部任秘书，沈鸿英曾命黄绍意秘密作媒介，畀绍竑以桂军第八旅旅长名义，嘱其速率所部去广州。黄绍竑因困居容县，发展不易，遂为其煽惑，跃跃欲动。但他究竟是我的部属，并感我收编扶植的情谊，如不辞而去，就迹同背叛，乃于民国十二年二月间自容县来玉林，秘密向我陈述衷曲。他说，我们久困玉林五属，终非办法，应该乘两粤政局动荡的时机，图谋发展，方为上策。遂将沈鸿英如何向他活动，以及他自己也有赴广东之意，告诉给我听，希望我对他有所箴规。
我听后，思忖黄氏是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异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但我却指出几点请他注意。第一，目前两广局势如此动乱，随时都有机会让我们发展，只看我们的出处和主张是否正确，实力是否充沛。我们驻扎此地，并非终老此乡，只是养情蓄锐，待机大举。我军除中级以上官佐为正式军校出身者外，下级干部多系行伍出身。我们现在急需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将本军练成一支有纪律的劲旅，等时机一到，我们才能攻无不克。
再有，照我的观察，沈鸿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四处树敌，最后必然失败无疑。若不揣时度势，而徒以五、六百支枪的小部队去依附沈氏，何能发生作用？一旦沈军崩溃，则覆巢之下，宁有完卵？况沈的为人，机警狡诈，反复无常，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所以依附沈氏以求发展，不特如探虎穴，凶多吉少，且与同流合污，势将终身洗刷不净。如别人赋予名义，尚可考虑接受，唯沈鸿英赋予的名义，决不可轻易承当。
绍竑听了我的分析后，说他志在假借一个名义东下以图发展，并非真诚附骥沈氏。至出处和危险一层，他是不十分重视的。我说，冒险犯难固是青年革命军人的本色，至向外进取的原则，我更是绝对赞成的。不过自中山回广州再度组织革命政府后，对沈鸿英的骄横跋扈已严加制裁，相信不久必定爆发战争。此时只可与沈氏及其左右虚与委蛇，一俟战争白热化，沈军不支之时，即率所部潜入苍梧境内，乘虚袭取梧州，断其归路，而与大元帅府所辖的粤军相呼应，藉以沟通粤桂的革命势力。然区区一团人，恐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革命使命，待时机来临，我必派遣一支有力部队，和你一致行动。
绍竑听了，深以为然，并衷心地感激我为他的策划和忠告。而我也颇以黄氏能坦白相告为慰，此实为以后我们统一八桂，团结无间的因素。黄氏回容县后，便按照我的忠告，放弃去广东的计划。到三月二十日，北京政府果然正式任命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四月十日沈以移防为名，将军队集中新街开秘密会议。到十六日，便在新街就任北京政府的广东军务督理职，通电请中山离开广东，战祸遂启。沈军虽得北军方本仁开入北江助战，仍节节败退。到了四月下旬，沈军已全线崩溃，分水陆两路向广西撤退。当粤中战事发动时，黄氏即急电我，报告正率所部向苍梧挺进，请派队伍跟进支援。我即令李石愚率俞作柏、林竹舫、刘志忠等营前往。到六月初，黄将部队集中于梧州上游的戎圩和新地圩。黄氏为探明粤中战况起见，特亲到梧州向邓瑞征请领饷弹。恰巧此时在广州疗养的白崇禧和另一保定同学陈雄，也秘密赶回梧州，并携来大元帅孙中山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黄和白、陈会面于他的胞兄仲庵家里，绍竑乃知沈鸿英失利，正在总退却中。现据守肇庆城的沈部黄振邦一旅，已被天元帅府陆、海两军所包围。绍竑知袭击梧州的时机已到，唯实力尚嫌单薄。那时他已骗得饷若干，答应转回戎圩防地，即通电就第八旅旅长新职。陈雄仍返广州。黄氏偕白崇禧返抵防次后，即亲笔函我，派白崇禧和李石愚两人星夜送到玉林。信中说为预防万一起见，请我再派两营前往，以增强战斗力，完成此一有重大意义的任务。我也认为用兵之道，不可患得患失，逡巡不前，只要认定时机成熟，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力，以争取最后胜利。乃令伍廷飏率所部一营，兼程向梧州进发。这是我和白祟禧初次详谈，他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札，头脑清楚，见解卓越。他对中山备极推崇，而对大元帅府所属的粤、桂、滇各军则都有不满的批评。惟对梁鸿楷第一军中的第一师李济深所部，却认为人才济济，作风新颖，可引为将来革命的伙伴。我和他彻夜开诚倾谈，论列当前两粤全盘局势。我认为此番袭取梧州，已如探囊取物，毋须费多大气力，此后彼此应佯作分道扬镳，以免树大招风，遭人妒忌。并希望他们在梧州方面尽力联络粤中新兴革命势力，励精图治。我则采取内刚外柔策略，暂时和陆荣廷治下各旧势力虚与委蛇，以便养精蓄锐，等待他日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此一决策，只让高级干部三数人知悉，其余则严守秘密，以免偾事。白氏听完我的建议后，表示非常赞成和感动。以后我和白氏共事二十余年，推心置腹，患难与共，虽有人屡次企图分化离间，我二人只一笑置之。世人多有因此形容李、白实为一人，私衷亦觉当之无愧。
黄绍竑此次派白、李赴玉请兵，实出于俞作柏的阴谋。李石愚回到岑溪时，接俞飞送一信，谓德公左右需人相助，请到玉林后不必再来，前方指挥作战，作柏可以完全负责云。白崇禧偕伍廷飏营行后两日，林竹肪、刘志忠率部到玉林面报，谓李司令动身后，俞即在新地圩集合三营宣布，李司令已回玉林，部队交其指挥。我们不甘随俞叛李归黄，故秘密由间道拔队回来云。林、刘两营长不知此中秘密，而有此误会。幸伍营补上，黄部不至太弱。
白崇禧偕伍廷飏部援军到达，黄即进袭梧州。发动之日，黄部乘黑夜先断绝水路的航运，拂晓时即扫荡沈部外围。到此邓瑞征方如梦中初醒，仓促率残部向信都、贺县逃窜。当黄部攻进梧州市内之时，有沈军收编不久的冯葆初旅早与粤军暗通声气，至是乃布告市民，脱离沈军而独立，并愿与黄绍竑合作，拥护大元帅孙中山。冯氏系一赌徒，善于钻营交际，收编各地游离小部队而归附沈鸿英。冯因与绅商交游甚广，系梧州的地头蛇，自以为有恃无恐，然究难立足于革命阵营，旋被黄绍竑诱至花舫上生擒枪毙。当黄部占领梧州时，粤军先已攻陷肇庆。总指挥魏邦平即统率大军分乘船舰上驶，当日下午蜂拥进入梧州。西江面上，族旗蔽空，极一时之盛。据云，同来的有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第三师师一长郑润琦，以及其他将官和中级干部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邓演达、蔡廷锴、蒋光鼐、薛岳、严重、黄琪翔、钱大钧、香翰屏、陈诚、李汉魂等数十人。这是两粤革命军人的初次聚会。
随后，广州大元帅府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驻节肇庆，设督办行署于梧州。除粤军第一师的一部留驻梧州外，其余粤军都退回厂东。李济深是苍梧县人，陆军大学毕业，一向在粤军中任职。才高心细，浑厚忠诚。以桂人而在粤军中久任要职，亦非偶然。李从此常驻梧州，颇能与黄绍竑精诚合作，粤桂双方都赖其作介而融洽无间。
（四）
自沈鸿英败退桂林，梧州底定，黄绍竑乃正式改编其所部，独树一帜，脱离和我的隶属关系，自组其“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以白祟禧为参谋长，下辖三团，以俞作柏、伍廷飏、夏威分任团长，共有人枪三千余。渠受有孙大元帅的委任，以讨贼相号召，原可独当一面，毋需再受我节制。所以黄绍竑此举，颇得我的谅解，也可说是奉我的命令去干的。此时两广情形极为复杂，粤军、桂军畛域之见也很深。前刘震寰受中山委为广西善后督办，桂人竟群起而攻之，称他为“反骨仔”。自治军的兴起，就是以“客军”和这批“反骨仔”为攻击目标。民国十一年冬，滇军杨希闵等奉大元帅之命，取道广西东下讨陈，广西自治军竟误以为客军入境，纷起向滇军袭击。我部当时不明真相，也曾派队配合其他自治军向桂平滇军进攻，后经他们派人解释，误会才归冰释。由此可见自粤桂战后，桂人衔恨客军的一斑。现在黄绍竑以三千人枪，居然敢以“讨贼”自命，和全体桂军为敌，实因我屯大军在玉林，互成犄角，做他的后盾。而我军则仍保持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的番号，保境安民，和粤军全无关系。广西当局和其他对我虎视眈眈的各地方军首领，虽心怀疑忌，也无辞以胁我。同时我也可假绍竑出面和广东大本营联络，一则可使两粤革命军人互通声气，有事彼此支援，再则可以减少对粤军的顾虑，专心整顿辖区内的军民两政。所以黄绍竑的独树一帜，实是与我互为表里，收相辅相成之效。
然我们的部属不明此理，有时竟妄图非分，致惹起许多误会。其中最错误的一位便是俞作柏。作柏是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我在广东护国第二军任营长时，他在总司令部当副官，郁郁不得志，很想来我营作连长，但苦无缺额。后来林虎直属的游击队蒋琦帮统的营内有连长出缺，我因和蒋琦交情很好，乃力保作柏充任连长，这是他带兵的开始。后来蒋琦奉调到新兴进剿李耀汉残部时，作柏曾率其全连官兵作有计划的掳掠。黄绍竑在其《五十回忆》内所说，林虎第二军中，有鼓励士兵“发洋财”的“某军官”，便是指俞作柏。事为蒋琦所悉，大为震怒，要将俞氏撤职。作柏大恐，来向我求情，请向蒋氏缓颊，力陈他是有计划地劫财归公，胜于任由士兵掳掠的一套谬论。言下涕泪纵横，状极可悯。在他立誓改过自新后，我乃替他说项，得免撤职。
嗣后蒋琦阵亡，我保荐他升任营长。我率部退入六万大山时，作柏也随我入山。那时全军绝粮，情形极为艰苦，作柏旧性复发，曾建议我派队下山，向灵山县一带富户，“去打一两趟生意”！到了我们下山受编，他又想向当地富户勒派巨款。他的建议虽以开玩笑的方式出之，然我若稍为所动，渠便可乘机去做了。
俞作柏为人野心勃勃，而性喜聚敛。我们自玉林移防贵县时，路劫粤军是作柏擅自决定的行动；在贵县乱枪误毙马省长爱妄，也出自他的命令。总之，作柏是才过于德，偶可为用，而不可为友。此次他助黄绍竑进攻悟州，原是奉我的命令而去的。在开始进攻的前夕，他忽怂恿李石愚司令回玉林向我报告请示。李刚离新地圩防地不久，俞即专人送函来追李司令，请李回玉林后不必再回苍梧，前方战事他可代办指挥云。原来作柏是调虎离山，李司令一去，那数营部队势将归渠掌握。羽毛丰满，大有可为，此间乐不思蜀矣。显然是和我脱离部属关系。
这消息传出后，我军中愤怒之声四起，众人不直作柏所为，竟迁怒于绍竑。他们以为绍竑借我们本钱起家，现在竟然诱出我的部将背叛本军。
关于此事，我倒反能处之泰然。盖我袍泽随我转战数载，艰苦备尝，大家原是患难与共的道义之交。值此省政无主之时，我为数县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本军上下袍泽的福利，谬承推戴，忝总师干。我绝无封建时代要求部曲向我个人效忠的腐败观念。凡我同人，合则留，不合则去，各人原可自作抉择。这样虽为军纪所不容，然三军可以夺帅，匹夫未可夺志，强人所不欲，亦我之所不欲。若处处为我一己打算，恐三军上下早已离心了。由于我本人态度坦然，一时愤愤不平的部属也渐趋宽恕，幸未酿成风波。终使绍竑二度服从节制，组织定桂讨贼联军，奠立日后统一广西的基础。
第四编：统一广西
第十五章：定桂讨贼军之成立与陆荣廷政权之覆灭
（一）
黄绍竑既据有梧州，广州大元帅府并畀予名义，我留在玉林五属的部队，也已久经整训，可以随时出动作战。于是我和黄绍竑、白祟禧便开始计划次一步的行动。这时盘据大河一带四、五百里之地的陆云高就成为我们注意的对象。陆荣廷返桂时，陆云高不愿重受其节制，乃自南宁移驻于横县、宾阳、桂平、平南一带，嗣又向我索去贵县，因有地盘约六、七县。渠有基本部队三团和若干游击队，并有山炮十余尊，及铁皮船“大鹏号炮舰”一艘，总共兵力约六千人，配备甚佳，故战斗力颇不弱。
民国十二年秋季，我遂与黄绍竑约定，自梧州、玉林出动，夹击陆云高。我军出发在抵达桥圩前夕，宣布改称“定桂军”。十一月二十三日，未遭剧烈抵抗即占领贵县。二十五日复东进围攻桂平，守将营长黄飞虎旋即接受改编为我军营长。这时黄绍竑的讨贼军已自梧州、榕潭，藤县、大安克平南、江口，与我军会师于平南的鹏化。两军都未经剧烈战斗，历时仅两旬，陆云高部便全部瓦解，陆本人率残部千人，自鹏化窜入瑶山，往依桂林沈鸿英。从此，整条西江，自贵县直至广州，完全操于两粤革命军人之手，革命政府声势为之一振。
当我们打通西江之时，在孙总理领导下的国民党，正进行改组，实行联俄容共。俄顾问鲍罗廷于是年十月初抵广州，协助总理改组中国国民党，并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党员，包括前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及中华革命党党员，均须履行入党手续。我在桂平时，广州中央和革命军驻梧州将领李济深都派人来约我去梧州会议，并办理入党手续。我当时不明底细，因说我原是同盟会员，何须再入党呢？后经李济深解泽，始知本党此次改组后，一切作风将完全改变。为求本党主义的实现，革命必须彻底，虽老同盟会员也须重行介绍登记入党。我因此便在梧州，经李济深、陈铭枢二人的介绍，重行登记，加入正在改组中的中国国民党。
在梧州之行后，我遂迁司令部于桂平。这时黄绍竑和我虽已统有整个西江上游，然我们的实力仍甚单薄，质虽优良，量究有限。而这时广州大本营本身复受制于滇、桂诸军，竟至号令不出士敏土厂。黄绍竑虽曾两度去广州，并谒见总理，陈诉我们孤军作战的艰苦。然大本营方面也无力支援我们。这时广西的地方实力是陆荣廷、沈鸿英以及我和黄绍竑，俨然成鼎足之势。然陆、沈二人各有一、两万人枪，远非我们的实力所能比拟。所以在我们羽毛未丰之前，我们只有虚与委蛇，以免遭受压迫。唯绍竑既已旗帜鲜明，号称“讨贼军”，公然与陆、沈为敌；我地据大河上流（桂人俗称浔江曰大河），便有缓冲的作用与义务。因此在陆云高部被解决之后。我仍旧须掩护黄绍竑免其遭受陆荣廷的威胁。
陆荣廷虽然找不到攻击我的藉口，但是对黄绍竑则口口声声要“讨伐叛逆”。因为梧州扼西江通广东的门户，复为富庶之区，陆氏如能占有梧州，打通自南宁至广东的水路，一则可驾驭全省，二则可伺隙进攻广州，三则可报答北京政府殷切的期望。有此三利，使陆氏向黄绍竑用兵的计划，如箭在弦，势所必发。陆氏遂想利用我做前驰，俾渠本人能坐收渔翁之利。
到民国十三年春初，陆氏果然派代表陈毅伯来桂平和我谈判，要我担任他的“前敌总指挥”，东下“讨伐”黄绍竑，“收复”梧州。此时我应付陆氏的代表殊为不易。我如顿加拒绝，则陆氏可能以此为理由向我用兵，并可能联络沈鸿英向我们夹击。而广州方面，外有东江陈炯明的牵制，内部的滇、桂军又离心离德，自无力助我。我忖度陆氏的策略，认为广西绝不可三雄并立，要统一广西，则必择沈鸿英与我先去其一。他见我力量较小，因选择我和黄绍竑为第一个对象。我如与他决裂，陆氏必联沈以制我，这正是沈鸿英朝夕以求的。所以我当前的抉择，是不到必要时不与陆氏正式决裂。应付的方法，当以政略战略各项利害说服陆氏，转移目标，以度此难关。
主意既定，我便告诉陆的代表说：老帅这项讨黄的战略，本人认为有填密考虑的必要，并非有所爱于黄某，只是在战略上分析，认为此举是一下策。因梧州为广西通广东的门户，如老帅自信不但有力量收复梧州，且能直捣广州，则应向下游用兵。如老帅志不及此，仅欲收复梧州，则衅端殊未可轻开。一开则不易收拾，势必形成胶着对峙之局。中山援桂的前车不远，老帅宜深思熟虑。再者，老帅身受北京政府的委任，而至今和北京政府的陆路交通尚未沟通。一旦和广东交兵失利，则北京政府纵欲援助，也问津无由！老帅若有志于恢复旧日规模，则应谋定而后动，计出万全方可。自古用兵，未闻后顾之忧未除，而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现老帅的心腹勇将马济和他所率精兵，仍困在湖南，无法返桂，是则老帅本身实力尚不能充分利用，与北方的通路也不能沟通，便想贸然对广东用兵，窃以为不可，愿老帅三思之。
陆氏的代表将我的意见拍电给陆氏。不久陆氏便回电，仍坚持原议，力促我勉为其难，担任前驱。他并一再申明将韩彩凤、陆福祥两军拨给我指挥，辞意非常坚决。我知其不可以利害动，也只好表示消极不合作的态度。要他的代表按我前议，再拍一电，并声明陆老帅如仍志在必行，则我宁愿撇返玉林，让开大河正面，请老帅另简贤能东征。然老帅兵非义动，计从下策，我不忍桑梓遭劫，且为老帅惋惜。此电去后，孰知回电立至。他电文中说，自前电发出后，曾熟思德邻的建议，深觉筹谋允当，堪称上策。本督办决意往柳、桂一带视察，暂罢东征之议云云。一场风波，至此始告平息。
不久，陆氏果然亲率精锐数千人北上出巡。师次桂林城郊，沈鸿英因曾通电请陆下野，故颇觉尴尬，托病避免与陆晤面，而将所部撤离桂林七、八十里，互不相犯。谁知陆氏入城后，加意绥抚商民，申称马济已领得大批械弹，不日即率部回桂林。这消息一出，沈氏极感不安。马济原为沈鸿英的死对头，马如回桂林，渠将无容身之地，乃挥军星夜疾进，将桂林城合围，竭力猛攻。陆氏部众虽出击数次，都未能得手，似有坐以待毙之势。陆氏情急，只得檄调后方各军前来桂林解围，并乞援于湘军赵恒惕。然沈鸿英向称剿悍，陆氏自南宁、柳州一带所调援军，如陆福祥等又各为保存实力，不愿力战，都不能迫近佳林城区。赵恒惕所派的湘军叶琪、李品仙两旅只在黄沙河边境佯作声援。即马济所部三团，也只能进至兴安，距桂林尚有七十里。因此，桂林被围竟达三月之久而不能解。双方鏖战至为激烈，死伤惨重。沈军曾一度将城墙炸裂，然为守将韩彩凤击退，不得入城。直至五月间，经北京政府派人调解，双方乃开始讲和息兵，沈氏答应解围，陆氏也答应率师西返，仍将桂林让予鸿英。
这时黄绍竑和我，可说是坐山观虎斗。正当陆、沈相持的紧要关头，忽闻双方开始讲和。和议如成，则广西仍是三分之局，说不定陆、沈还要合而谋我。我便电约黄绍竑来桂平密议，欲乘其和议未成之时，进行讨伐。但是当时我们决不定应先讨沈，还是讨陆。就道义说，我们应先讨沈，因沈氏为人反复无常，久为两粤人民所共弃，对他大张挞伐，定可一快人心。
至于陆荣廷，我们对他实诸多不忍。陆氏治桂十年，虽无功可言，也无大过。民国成立以来，举国扰攘，而广西得以粗安，实赖有他。至于陆的作风陈腐，思想落伍，这是时代进步使然，非渠个人之咎。再者，陆氏出身微贱，颇知民间疾苦。渠因未受正式教育，时萌自卑之感，故处事治民，反而有畏天命、畏人言的旧道德。这一点且非后来假革命之名，行殃民之实的新式官僚所能比拟。是以广西一般人士，对陆氏尚无多大恶感。吾人如舍罪大恶极的沈鸿英不问，而向陆老帅兴问罪之师，心头难免不安。
然就政略和战略来说，若我们吁请陆氏下野息兵，实是事易举而势易行。因陆氏在桂林被困三月，已气息奄奄，后方空虚，部队解体，他如下野，则其所部可以传檄而定。陆氏一倒，三分广西，我有其二，则沈鸿英便易对付。我辈此时如舍陆而讨沈，其后果将不堪收拾。因沈氏的力量此时正如日中天，非可一击即败。且此时讨沈，无异替陆荣廷解围。纵令我们能将沈军消灭，我军牺牲必大，陆氏反可收抬残部，起而谋我。因此，为两粤乃至中国革命势力前途着想，我们只有先行对付陆氏。
（二）
先陆后沈的决策既定，便部署进行定桂讨贼。两军兵力合计约有一万人，粮饷来源的根据地共有十五县。在我治下的有玉林、北流、陆川、博白、兴业、贵县、桂平、武宣、来宾等九县。绍竑分治的则有苍梧、藤县、容县、岑溪、平南、信都等六县。两军旗号则沿用旧军方式，以主帅姓字书于旗帜之中。定桂军用黑边红心方形旗帜，中书黑地“李”字，讨贼军则用白边红心方形旗帜，中书黑地“黄”字。
经黄、白和我三人详细讨论后，我们决定分两路出兵讨陆。这时陆氏部队尚有一万多人，分据数十县，所幸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我们可以集中力量个别击破。部署既定，我们乃于民国十三年五月间将两军主力集中于桂平、贵县附近，分两路前进。一路由我亲自指挥，包括定桂军李石愚部和讨贼军伍廷飏、夏威、蔡振云所部，乘船溯江而上，直迫南宁。另一路由白崇禧指挥，包括定桂军何武、钟祖培和讨贼军俞作柏各部，自贵县出宾阳、上林一带，转向武鸣，最后往南宁会师。黄绍竑则统率其余各部，留驻梧州，作为策应。
部署已定，师行在即，黄绍竑乃开始在梧州封船，以供军运。南宁方而已有所闻。这时陆茉廷的南宁留守是林督办俊廷。林氏得报后，即拍电来问我说，风闻大河下游军运频繁，似有图攻南宁模样。但他本人不相信此事，因为他一向认为我是好人，决不会乘人之危，进攻南宁。所以他想来贵县和我一谈，以息谣诼。我接电后颇觉为难。最后我还是复他一电，欢迎他来一叙。同时去电梧州，通知黄绍竑。电出不久，林氏即率兵一连，乘轮至贵县晤我。
林氏到后，我便招待他在县署内住下。这是我初次和林氏见面。林为一忠厚长者，烟瘾甚大。我便在他的烟榻上作竟夕谈，颇为投机。这时黄绍竑的复电亦到，他要我把林俊廷看管起来。我看过了，便塞进衣袋中；因为我觉得把这位老先生拘押起来是徒招恶名而于事无补的。我决定仍以礼待他，并于翌日送他上船回邕。
行前，林俊廷告诉我说：“外面人都说你们要攻打南宁，但我知道你是个忠厚人，决不会与陆老帅为难的。你看，我来了不是证明了谣言全是不可信的吗？”他诚恳地说出这样天真的话来，使我颇觉难过。
林氏去后，我们各路大军随即出动。我并于五月二十三日领衔发出通电，请陆荣廷下野。原电如后：（衔略）我省人心厌乱，而陆、沈又起交哄，桂林一带被兵之地，死亡枕藉，饿殍载道，重以河道梗塞，商业停滞，相持愈久，受祸愈深。以我省残碎之余，宁堪一摘再摘？刻柳州、平乐业为沈军占据，田南各属亦曾相继失陷，桂局已成瓦解之势。窃思陆公干卿以胜国遗将之资，丁辛亥光复之会，因绵旧绩，遂掌我省军权，以此把持民政。民五以还，武力外张，地位益固，乃干公治桂十稔，成绩毫无。以言军政，则不事练兵；以言民政，则任用私人；以言财政，则滥发纸币；余如教育、实业诸政，无一不呈退化之象。日图武力侵略，开罪邻省，召客军之凭陵，贻桑梓以浩劫。迨客军已退，赧颜复出，谬膺善后督办之职，既纵容部属虐杀议员故吏，复攘夺政柄迫走林公莆田，倒行逆施，罔图晚盖。夫自民一至民十，实干公全盛时期，尚不能有所展布，乃欲于丧败之后，收拾余烬，借整边营私，恢复其前此之势力，虽爱者亦知其不济矣。自大妄为，于个人则有身败名裂之虞，于省民则益水深火热之痛，干公何心而忍出此？宗仁对于干公夙抱崇敬老成之见，然不敢姑息爱人以误干公，尤不敢阿好徇私以负大局。除电恳干公克日下野外，特联合友军倡议出师，以扫除省政革新之障碍，奠定桂局。关于善后事宜及建设问题，当尊重全省人民之意志。谨电布臆，幸垂明教。定桂军总指挥李宗仁叩。漾。
通电发出之后，联军遂分水陆两路向邕宁所属地区分进合击。六月二十五日，我亲自指挥的左翼军兵不血刃即占领南宁。由白崇禧指挥的右翼军于扫荡宾阳、迁江、上林之敌后，即向左回旋向武鸣进击，也未遭遇激烈抵抗，遂会师南宁。此时桂林战事在湘军赵恒惕调解之下，沈军已撤围，陆氏见大势已去，乃只身入湘。直至九月间，左右两江残部和由桂林窜回柳、庆的谭浩明、韩彩凤等残部约五、六千人也先后被我军消灭，陆氏乃通电下野赴沪，结束了他在广西班牙十余年的统治。
（三）
我军会师南宁后，困难问题也接着发生，因广西全省经历兵燹，百废待举。掌握省政，正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此外军事方面也险象毕露，陆氏残部的零星抵抗仍随处皆是，雄踞东北半省的沈鸿英尤虎视眈眈；而我军因胜利过速，难免骄纵，内部组织的弱点顿现。因为黄绍竑的部队自脱离我自树一帜之后，发展极速，此时已羽毛丰满，不期然自成一系统。他的部曲都野心勃勃，大有使绍竑黄袍加身之概。传说俞作柏曾向黄、白秘密建议，将“定桂军”缴械，庶几“讨贼军”能完全独立。此讯一出，定桂军各将领大愤，第二纵队司令何武甚至主张和讨贼军火并。但我竭力掌握所部，不使有越轨行动，同时向来陈诉的部下解释，决无此事。我说。“我决不相信黄、白两人会贸然出此下策。如果他们觉得有我在，他们不易做事，我可立刻引退，让他们二人完全负责，成功不必在我。为广西以及整个国族的前途着想，纵我不干，我仍希望你们完全服从黄、白二人的指挥，也如服从我一样，以完成统一广西的任务。”我虽然苦口婆心地解说，而两军嫌隙已见，相互戒备，情势颇为严重。黄氏那时尚在梧州，我遂发电催他克日来邕，共商善后之策。
绍竑来后，也觉情势严重，值此敌人环伺之时，我们稍有不慎，必蹈昔日太平军诸王内哄瓦解的覆辙。我因和黄氏议定统一军令政令的全盘计划。各事粗有眉目，黄氏乃在其指挥部内设宴，招待两军官长。席间，黄氏起立发言，声明组织“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他并说明他原是我的部将，前次自容县开往梧州自成一军，乃是有计划的一时权宜之策，今番组织联军司令部，不过是归还建制，重新服从我的领导。所以他以部属资格推我为联军总指挥，他任副指挥，绝对服从我的命令。说毕，他举杯率在席诸将领，全体起立向我敬酒，大家共干一杯。饮毕，绍竑仍擎杯在手，向诸将宣誓说：“今后我们将领，誓当一心一德，服从李总指挥的领导，如有口是心非，三心两意的，当如此杯！”说毕，他便将酒杯摔于地上，跌得粉碎。全场肃静无哗，空气颇为肃穆。
绍竑坐下后，我遂起立致简短训词。以八桂人民乃至全国同胞，多少年来，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有军阀的混战。拯人民于倒悬，救国族于危亡，我辈青年革命军人责无旁贷。现我袍泽既上下一心，当矢勤矢勇，以救国救民为职志。而复兴国族，当自统一广西始。革命大业，肇基于此。本人不揣德薄，愿率诸君共赴之。言毕，阖座均极感动而兴奋。大家酒酣耳热尽欢而散。
次日，“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遂在南宁旧督军署正式成立。当时的编制如后：
联军总指挥：李宗仁
副总指挥：黄绍竑
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白崇禧
定桂军总指挥：李宗仁（兼）
参谋长：黄旭初
第一纵队司令：李石愚
第二纵队司令：何武
第三纵队司令：钟祖培
第四纵队司令：刘权中
第五纵队司令：何中权
第六纵队司令：韦肇隆
讨贼军总指挥：黄绍竑（兼）
参谋长：白崇禧（兼）
第一纵队司令：俞作柏
第二纵队司令：伍廷飏
第三纵队司令：夏威
第四纵队司令：蔡振云
第五纵队司令：吕焕炎
第一游击司令：马夏军
第二游击司令：何正明
第三游击司令：黄桂丹
第四游击司令：陈智辉
第五游击司令：封辅军
第六游击司令：卢文驹
军事得到适当安排之后，我们一面派队分途赴左右江的龙州、百色绥抚陆荣廷的旧部，同时筹划政治的建设。当我军进占南宁时，北京政府所委的省长张其锽（民国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任）自然无形解职。张氏是我桂林小同乡，进士出身。他们张府更是世代显宦，在乡间筑有高楼大厦。我年幼时，看他们张家真是高高在上，显赫之至。此时他见到我，便说：“你们来了也好。”不久，他就离开南宁回北京去报命。我前去送行，张说他希望沿途无事，我担保他平安通过。张说：“马省长不是半途被劫，几乎丧命？”我说：“马省长是匹夫怀壁，他遇到危险是因为他带了一营卫队的缘故。你现在出境，只一仆一担，不会有人注意你的。”张氏始觉释然，取道龙州、安南而去。
我们既占有省会，即有统一全省政令的必要。广西，也可说是全国，在民国元年以后，便在军人统治之下。我们既是革命军人，作风应有异于往昔。我因决定以广西为全国倡，力行军民分治。乃和黄绍竑、白崇禧会商军民分治的办法。我说：“省长一职，我决不自兼，我并希望你们两位也不作此想。庶几广西可为全国首倡，军民分治，使政治纳入常轨。我们革命军人，应有革命军人的新作风。”
黄、白两人也深以我言为然。但是随即发生省长人选的问题。那时我曾想从广西的国会议员中推举一人来担任，但黄、白二人都反对。因为他们前在保定读书，对广西的国会议员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知之甚详。他们对这批政客极其反感，此议遂寝。几经磋商之后，我们乃决定推举广西省议会议长张一气氏来担任省长。我们尚在求学时代，即常从报上看到省议会和陆荣廷争省预算的消息。陆氏当时是炙手可热，而省议会居然能在张一气领导之下为广西人民争取减轻负担，实属难能。所以我们觉得张氏众望允孚，足以表率全省。
张氏这时正避居香港。我们因去电请其驾返南宁一叙，张氏旋即返抵昌宁。当我们说明请他回桂的用意后，张氏大为惊讶。他以旧时代的眼光来看，认为此事简直不可思议。江山既是我们打的，那有拱手让他作省长之理？后来他见我们三人俱十分诚恳，才勉强答应下来。为使他安心整理省政起见，我们且担保他从省级到县级有全部人事任免之权，我们不荐任何人充当任何职位。
这一项新设施和新作风，不特为当时全国所未有，便是中国历史上也少见。我们所以能毅然做到，实是青年人的一股向善之心和革命的热忱使然。谁知“文章不与政事同”，一般人所向往的政治大道理，说来甚易，施行起来则有意想不到的困难。我前在玉林实行民选县长时，已深深体验到此，而张氏所遇困难，又为一例。按常理来说，张氏有我们全力支持，应可大胆从事兴革，然他竟至一筹莫展。
原来张氏所委的县长多为渠昔日省议会内的同事和教育界的朋友。这些人在县长任内，有时因个人渎职，须撤职查办；有时因地方士绅与其为难，致政令无法推行，须调省另有任用。不意他们往往不听调度，有的已经撤职，仍拒不交代，并指摘张氏不念过去同事之谊。此种情形，一月之内竟有数起，使得张氏捉襟见肘。到了民国十四年春，滇唐军队入桂，进驻南宁，张省长便杳然离去，广西遂陷入无政府状态。直到南宁收复后，九月间，才由黄绍竑组成民政公署恢复省政机构。
（四）
在军政双方的整理稍有头绪之后，我们遂决定次一步统一广西的战略。这时陆系健将韩彩凤仍屯兵柳、庆一带，意图伺机规复。右江方面，只自治军刘日福部有人枪三千，已接受收编，仍令驻于百色。蒙仁潜、陆福祥各有人枪二千，盘据都安、那马一带，窥伺南宁。龙州方面有李绍英、谭浩清、谭浩澄三部，各有人枪千余。都有待肃清。
为对付这些残余势力，我将所部分为三路，分头进剿。右路由我和白崇禧亲自指挥夏威、伍廷飏、何武、钟祖培、韦肇隆等部，并约沈鸿英军夹击韩彩风。中路令俞作柏和蔡振云向武鸣进发，肃清那马、都安的敌军。左路令胡宗铎总参议指挥吕焕炎、刘权中等，溯左江而上，直捣龙州。
当我军进围柳州时，我们便得到沈军方面复电，派参谋长邓瑞征前来离柳州九十里的大塘会晤，时在八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当我和白崇禧乘肩舆至大塘时，邓氏已率卫士百余人先到数小时，视察该地形势。双方会谈数小时，白祟禧长于辞令，我遂让白君和邓君详谈，我则未多发言。最后，邓君表示韩彩凤是彼我的共同敌人，愿派兵前来会剿。
会后，邓氏返桂林沈军防地，我和白氏即向柳州进发。柳州城垣虽坚，据以待援则可，孤军死守则不可，韩彩凤知不可守，早于八月十一日退出柳州。我军即于同日进驻城坦，向北迫击。然韩军主力谭占荣、黄日高、邓定邦等有人枪三千余，配备和训练俱佳，加以韩氏又系本地人，所部都是他的子弟兵，地利人和，两得其便。韩军退出柳州后，据守上雷一带，与我决战。我军乃由白崇禧指挥，于柳城、上雷之间正面进攻韩军，我本人则率两营，由柳州出发攻其侧背。
韩彩凤是当时广西能战之将，十分飘悍。我军则因白崇禧初次指挥，部将不服调度，几致发生意外。因我军第二纵队司令何武，原系学兵营出身，初充炮兵排长，以射击准确，晓勇善战，积功累迁至营长，曾随我避入六万大山。当我军改编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时，他受任为第二支队司令，直至此时。何君为人正直爽快，忠诚可靠，然毕竟学识有限，加以骄傲成性，有时难免不识大体。此次讨韩之役，我调他受白崇禧指挥时，他便不大愿意。因当时我国军中风气轻视参谋人员。何武以其本人身经百战，功劳赫赫，自以为可独当一面，今反受白崇禧指挥，便觉心有不甘。在部队出发之前，何武来问我：“总指挥要我受白崇禧指挥吗？”言下颇有愤愤不平之意。我正色告诉他说：“白崇禧是当今一位初露头角的军事家，你必须服从他的指挥，这是军令！”
此次上雷之役，韩彩凤亲握大旗，号令全军冲锋肉搏。两军呼声震天，战况空前惨烈。我军阵地几次被其突破。白乃亲赴前线督战。当军情紧急之时，白氏调总预备队增援，但一部分由何武掌握的部队却不听调遣。
幸而这时我所率的两营正威胁敌人的侧背，另有沈军两营前来观战。韩军见腹背受敌，遂开始溃退。我军乘势追击，敌人遂全线崩溃。我军乃克复上雷、大浦、沙浦一带。韩军残部分途退往庆远、融县。我军跟踪击破，克庆远城。守将韩彩凤之兄韩彩龙巷战时被击毙。韩彩凤率残部数百人逃入湘、黔边境，我军遂班师凯旋。
其后我们在柳州检讨此次战役的得失，发现何武不听调遣的事。我特地郑重询问白崇禧关于此事的始末。白以何武随我有年，出生入死，忠心耿耽，不愿使我为难，故不肯明言。经我一再追问，白君见我态度坚定，方吞吞吐吐说出。并说，毕竞我们已打了胜仗，此事也不算严重，不必追究了。我说：“在我看来，此事甚为严重。军令如山，焉有大敌当前，而敢违令之理。何武不听你的命令，就等于不听我的命令。我如知而不办，以后命令将无法贯彻，我一定要彻查重办！”同时我也认为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其人思想落伍，爱好享受，仍是旧式军人的一套作风。不能长进，将来难免不再偾事，故决心将其撤职，以肃军纪。
我因而着人将何武找来，告诉他说：“这次作战，我已查出你不听命令。按照军法，这种重大情节的过失是犯死罪的。现在我要撇你的职，希望你准备交代。”何武说：“总指挥，事情有这样严重吗？”他的意思是怪我不念他相从多年，遽忍出此！我说：“你看过《三国演义》，当知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我们的私交是私交，军令是军令。我如拘徇不办，将来无法维系军令。你这次必须撤职。”何武说：“那我就回家种田去：”我说：“我们革命军人解甲归农也是很正当的归宿。以后仍希望你常常和我通讯。”
我随即将何武明令撤职。何武办了交代，便回昭平乡间务农去了。此事传出之后，全军震动，上下将士均服我大公无私、赏罚严明的态度。当韩彩凤被击溃之时，中路我军进展也很迅速。除陆福祥在那马附近一度顽抗之外，右江一带旋即削平。刘日福所部两团早已归我军收编，其本人则受委为定桂军第一独立旅旅长。林俊廷率所部三千人也已退入广东钦州。陆福样负伤逃入安南，所部两团亦表示愿意受编。蒙仁潜逃入黔桂边境。我右、中两路军遂均班师回防。而将柳州地盘让予沈鸿英，以免其向我捣乱。
左路我军也于八月初进入龙州，二谭未作抵抗便遁往安南，左路战事遂告结束。溯自我军五月兴师，未及半载，以区区八千子弟，竟将陆荣廷所部二万余人悉数消灭。陆氏在桂十余年的经营，至是遂连根拔去，广西境内乃形成我军与沈鸿英两雄对峙的局面。
第四编：统一广西
第十六章：拒唐和讨沈
（一）
当我们在广西将陆荣廷残部解决时，混乱的北方政局，也起了新的变化。民国十三年直奉战后，曹、吴势力在华北瓦解。一向主张联张制吴的孙中山先生也于十三年十一月北上入京。行前曾有电约我和黄绍竑赴广州一行。同时并明令将“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取消，改组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委我为督办，黄绍竑为会办。下辖两军，第一军军长由我自兼，第二军军长由黄绍竑兼任，白崇禧则任督办公署参谋长。两军的编制略如下：
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李宗仁
会办：黄绍竑
参谋长：白祟禧
警卫第一团团长：郭凤岗
第二团团长：陶钩
第一军军长：李宗仁（兼）
参谋长：黄旭初
第一纵队司令官：李石愚
第二纵队司令官：陆超
第三纵队司令官：钟祖培
第四纵队司令官：刘权中
第五纵队司令官：何中权
第六纵队司令官：韦肇隆
统领：封高英
第一独立旅旅长：刘日福
第二军军长：黄绍竑（兼）
参谋长：白崇禧（兼）
第一纵队司令官：俞作柏
第二纵队司令宫：伍廷飏
第三纵队司令官：夏威
第四纵队司令官：蔡振云
第五纵队司令官：吕焕炎
第六纵队司令官：罗浩忠
边防第一司令：徐启明
边防第二司令：龙得云
游击司令：马夏军、何正明、陈秀华、卢文驹、
余志芳、封辅军、陈先觉
统领：黄桂丹、岑孟达
支队司令：陈济桓
此时西南局势也极为不稳。在中山离粤之前，广州已岌岌可危。陈炯明部虎踞东江，有随时回师粤垣的可能。盘据羊城附郭一带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则把持税收，恣意搜括，对中山的命令阳奉阴违。其他拥护中山的湘军、粤军也都离理想甚远。粤南钦、廉、高、雷一带的邓本殷和申葆藩早已垂涎广州。即距离稍远的军阀如沈鸿英、唐继尧也莫不有志于广东。这些人都持中山革命大旗而舞之，时叛时服。而最为腹心之患的，便是驻在广州的滇、桂两军及商团。所以中山虽名为大元帅而号令却不出大元帅府所在的士敏土厂。
滇军将领范石生曾经告诉我当时广州的情形。范说，杨、刘税收到手，向来不发给士兵。有时官兵闹饷，他们便说：“你们有枪还怕没有饷？”那时滇军将领都有烟癖。范石生说：“有时我们正在烟榻上吸烟，忽然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来了‘，我们便放下烟枪，走出去迎接大元帅，回到烟榻房间坐下，请问大元帅来此有何指示。如果是谭延闿或胡汉民来访，我们就从烟榻坐起，请他们坐下商谈。有时蒋介石也来，我们在烟榻继续抽鸦片，连坐也不坐起来的。”他说得津津有味，我听到却无限心酸。
范石生所说的，也系实情。大元帅府全部工作人员，因政府财源无着，有时甚至无米为炊。那时蒋先生在黄埔作军官学校校长，艰难的情形也相同。因此中山一度有意放弃广州，移大元帅府于韶关，以免受制于这些假革命的军阀。所以我和黄绍竑的名义虽由大元帅所给予，但我们始终未获一枪一弹或一分一毫的接济。事实上，我们的督办公署的实力和场面也非空虚的大元帅府所能比拟。
民国十三年冬，中山离粤后，广东情形更糟。因中山北上后不久即患癌症。消息传来，西南各野心家都蠢蠢思动。原来中山先生虽无实力，然究为缔造民国的元勋，声威所及，犹足以慑服国人，至少在表面上尚为若干地方军阀所拥戴。如果中山一旦溘然长逝，则群龙无首，野心家势必竟争中山的衣钵，谋为南中国的首领。
先是，中山决定北上时，曾指派大元帅府秘书长胡汉民为“代帅”。然汉民先生一介书生，无拳无勇，声望又不足以服众，其处境的困难自不待述。在这种情况之下，惟一有资望有实力、足以承继中山的名位的，便是云南的唐继尧。继尧为云南东川人，日木士官学校毕业。袁氏当国时，继尧继蔡锷为云南都督，后以云南起义，反对帝制的首功，为国人所钦仰。嗣任军务院抚军长，代行总统职权，俨然是护国运动时期的中国元首。唐氏素来自命不凡，自刻图章曰“东亚大陆主人”，志大言夸，雄心勃勃。护法之役，中山当选为军政府大元帅，继尧被选为元帅，名位仅次于中山。其后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制，继尧竟和中山并驾齐驱同为总裁。民国十二年春间，陈炯明被逐出穗，中山重组大元帅府时，曾请唐氏为副元帅，继尧居然不就。在他想来，论名位渠原与中山并肩，论实力则渠远在中山之上。他那时名义上拥有滇、黔、川三省地盘（实际只有滇、黔两省），有精兵十余万，所以不愿屈居中山之下。
如今中山病危，南中国一时无主，唐继尧不禁食指大动。盖中山如死，南方便无人再足以驾凌唐氏。论资望，论实力，孙死唐继，实是天经地义。
所以正当中山病笃之时，唐氏忽然通电就副元帅之职，并拟自淇、黔两省派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
那时驻在广州的滇、桂各军，对唐氏都表示欢迎。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且亲往昆明促驾。其他的地方实力派如桂林的沈鸿英、东江的陈炯明，盘据钦、廉、高、雷一带的邓本殷、申葆藩都暗中向唐氏输诚，表示一致拥戴。
不过唐氏大军入粤，广西的西江水路实为必经之途。然这条咽喉孔道则在我军控制之下，我如果和他人一样，输诚拥唐，则号称十万的滇军，不出一月便可越境抵达广州。我们若和唐氏龃龉，则必首当其冲，遭受攻击。因此我们如为个人利害着想，盯衡全局，似应和唐氏妥协。但我一再考虑，对唐氏的为人和作风，实感深恶痛绝。因唐氏封建思想极为浓厚，他的卫士号称佽飞军，着古罗马的武士装，手持长枪大戟。每逢唐氏接见重要僚属或贵宾时，他的佽飞军数百人，在五华山联军总司令部内排成层层的仪仗队，族旗招展，盔甲鲜明，传帅令，开中门。唐氏本人则着戎装大礼服，踞坐于大厅正中高高矗起的黄缎椅上，威仪显赫，侍卫如林。想古罗马帝王接见大臣的仪式，恐亦不过如是。
如果这样一位封建怪物，率大军进入广州当起大元帅来，恐怕正在改革中的国民党，和正在滋长中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工农运动，黄埔军校，乃至蒋先生等一干人物和鲍罗廷、加仑等势必被一锅煮去，什么革命，民众运动，北伐等等，将全成画饼无疑。
当时唯一足以为唐氏障碍的便是我们。但是我们在广西的力量和唐氏比真是螳臂当车。所以唐氏也料定我们不敢说半个不字。为使我们平易就范，唐继尧不惜威胁利诱一时俱来。早在民国十三年冬，唐氏即派一代表文俊逸前来南宁和我们接洽，可见唐氏的东来，早有预定计划。文君为保定军校毕业，和黄绍竑、白崇禧以及我们军中若干将校都有同窗之谊。文君到南宁后，住在最华贵的“南宁酒店”，挥金如土，竟摆出令人作呕的钦差大臣的气派。并携有大批名贵礼物，分赠熟识将领，与我方高级军政人员酬应无虚夕，气势颇有咄咄逼人之概。
文君来拜访我时，即传述“联帅”意旨。文君说联帅不久即去广东就任副元帅之职。联帅抵穗后，当和西南各省军政首要拟订北伐大计。并已缮具委任状交其带来，委我和黄绍竑各任军长之职。倘若同意，唐氏允送云南鸦片烟土四百万两（约值七百万元）以为酬庸。一俟烟土运到南宁，希望我们便通电就职，以昭信守。联帅并表示此次大军取道广西入粤，因为广西是一贫礴省份，渠无意干预省政，沈鸿英虽派使节表示竭诚拥护，但沈究系绿林出身，难当大任，故广西省政设施，一切照旧等语。文君更以“四校同学”之谊劝我说，联帅东来，势在必行，我们如踌躇不决，或妄图反抗，均属无益。言下大有“有平西王的典例在，唯执事实利图之”之概。
我听了他这番话之后，觉得唐氏十分可鄙。唐平时的生活方式和封建作风，我早已有所闻，其滇军以往在川、黔横征暴敛的情形，路谤犹在。况且昔日中山先生委他为副席，居然不就，今乘中山抱病北上之际，忽然就职。用意所在，昭然若揭。倘一旦唐氏野心得遂，为祸之烈，将不知伊于胡底！因此我便告诉文君说，值此中山北上之际，唐总司令忽欲率大军赴粤，恐难免不招致物议；况两粤久苦兵燹，民困待苏。唐总司令既有意北伐，何不迳在昆明召开军事会议，然后分道北伐，又何必劳师远戍，前往广东？如此则北伐未成，内哄已起，为国为民，均属下策，本人实不敢苟同。盼为复电，代达鄙意。
文某见我辞色俱厉，不敢多言，只唯唯诺诺说，当遵督办之意，拍电联帅，俟有回音，再来谒见，遂索然告辞。
文某去后，我以此事关系重大，乃飞电梧州黄绍竑速来南宁会商大计，并先召集在南宁的高级干部密议。会上，我首先痛斥唐继尧的封建与腐化；继述其乘中山北上，图谋攫夺本党领导权的不仁不义，我们断难听任其野心得逞。说了遂分请到会各人各抒己见，不必隐讳。
我首请参谋长白崇禧发表意见。白参谋长对我批评唐氏的话完全同意，至于如何应付唐氏，他感觉兹事体大，不愿轻作主张。以下将官发言最多的是俞作柏。作柏主张纵令我们不受唐氏委任，可否先取得他的四百万两烟土后，然后决裂。因为本军饷糈支细，七、八百万元的巨款，对我军实有莫大的裨益。其他将领有赞同俞的意见的，也有反对的，莫衷一是，会议无结果而散。所幸黄绍竑已在来邕途中，我拟俟黄氏到后，再开会决定我们或迎或拒的大计。
不料刚过四天，这位文代表又来见我，说已奉到联帅的复电，接着就把唐继尧的电报高声朗诵给我听。大意是说：“本帅大计已定，师行在途，未便中止，仰该代表即转饬李宗仁、黄绍竑知照”等语。电文十分傲慢，似乎我们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一般。而这位文代表更是神气活现，说的一口极重的云南土音，开口联帅，闭口联帅，力促我勿庸迟疑，迅速表示态度，拥戴“联帅”，以免引起干戈，作无谓的栖牲。同时，他说四百万两烟土已在运桂途中，并将电报交我阅看。
这时我为正义感所驱使，深觉头可断，志不可辱。我如再和他敷衍，必然夜长梦多，足以动摇军心而偾大事，不如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刻和他摊牌。当文某还在说他的联帅、联帅之时，我顿时把桌子一拍，骂道：“什么联帅、联帅，唐继尧这东西，乘中山北上，企图趁火打劫，不仁不义，到了极点。一个封建军阀，不自度德量力，不知悔过，居然想承继做大元帅，还想拖我们革命军人和他同流合污，实属无耻之尤。……”语毕，我立刻招呼副官，把这姓文的代表拘押起来。
这时，文代表已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战栗，跪到地下哀求说：“自古两国用兵，不斩来使，还清督办饶恕我罢！”我对他坦白地说，我们谊属四校同学，并且这事也非你之过，我绝不加罪于你。不过你既是军阀唐继尧的代表，今后你在南宁是不能有行动自由的。语毕，副官便带了卫兵数名，把文某押回南宁酒店，看管起来。这一来，整个南宁都为之震动。因为文某初来之时，气派十足，谁知昨日的座上客，今朝忽为阶下囚，外界不知底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文某被扣押的当日下午，总值日官忽来报告说：“广州大元帅府胡代帅有代表来见。”我闻报便招呼“请进”，同时即自办公室走到会客室的门口，以表示欢迎。那位代表正由总值日官陪同，向我迎面走来，距我尚有数丈之地。大概副官已告诉他我就是李督办，所以他一见我便笑逐颜开，高举双手，大声说：“李督办，我这次来，不辱君命！不辱君命！”热情洋溢，大有不胜雀跃之概。
这位代表名董福开，是江西人，携有胡汉民给我的亲笔信前来看我。他到南宁已有好儿天，也住在南宁酒店，但是只开了一间三等房间。他看到唐继尧代表文某那一股仆从如云，往来冠盖不绝于途的“钦差大臣”气派，以为我们已接受唐继尧的委任，故尔不敢暴露身份。今晨忽然见到文某房前站着卫兵，被看管了起来，不免喜出望外，立刻到督办署来看我。
据董君说，此次胡代帅原拟请林森（子超）先生为代表前来看我的，但是林子超先生殊觉为难。他告诉胡代帅说，此次去南宁的目的是要稳定李氏，使不受唐继尧的诱惑。然欲李拒唐，无异以卵击石，我们如要强人所难，至少应予李督办等以相当接济，才能要人家去牺牲。今日我们不持无一枪一弹的接济，即少数稿赏款项也无法筹措。我一人空头跑去，于情于理，俱有不合。因此子超先生不愿担这个任务。
胡代帅不得已，才改派董君。董君也是同盟会老同志，追随总理有年。据董君说，那时大元帅府同人伙食都成问题，他动身前夕，旅费尚无着落，最后胡汉民向私人借了两百元，才能让他成行。然胡代帅以中央对我们无丝毫接济，故不好意思明白地要求我们作“螳臂当车”式的牺牲。所以在胡氏致我的亲笔长信中，只将当前局势及总理的革命理论阐扬一番，并将宵小想乘火打劫的困难环境，作概括的诉苦，并征询我对时局的意见，希望有所条陈。
董先生到南宁后，原拟悄悄住下，如事不可为，他便打算潜返粤垣。谁知出其意料之外，他的使命竟然全部完成，其喜可知。
我们谈话之间，董君对我的断然拒绝唐氏，不计今后成败的魄力与作风，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所以断然出此，多半是出于青年军人的血性，尤其是受到中山先生革命理论的薰陶使然。一心只觉得唐继尧作风下流，不仁不义，非和他拚一下不可，结果如何，却未遑计及。嗣后事隔多年，回想当年情状，也觉不寒而栗。
后来在民国三十八年，我从南京撤退，迁国府于广州时，董福开先生也自江西故乡避乱到粤，曾来看我。谈及当年情形犹如昨日，而三十年来，国家变乱如斯，彼此相对有不胜欷欲之感。
在文代表被拘押的翌日，黄绍竑才由梧州赶到。他一见到我便说：“德公，你这次祸闯大了。”我便说明拘押文某的必要，以及骗其烟土再行决裂的危险性。黄说：“事己至此，我们只有决定如何对付唐继尧吧。”
当晚我们便举行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讨论今后军事部署的问题。我们的到断是纵使唐继尧倾巢东犯，各项作战准备和行军所需时间至少尚有一两个月，才能抵达南宁和柳州。乘这空隙，我们应当全力讨伐沈鸿英，必要时，不妨将左右江地区和省会南宁放弃，以便集中兵力讨沈，讨平了沈氏，再回师用全力抵抗唐军。
孰知事有巧合，在文某被拘一星期之内，沈鸿英忽然自桂林用“建国桂军总司令”名义，向各县政府暨各法团发出通电，大意是“本总司令不日出巡视察各地民情，仰各知照，不得误会”等语。事实上，他就是以出巡为藉口，指挥大军出发，向我们进攻。
沈氏固早与唐继尧有联络，何机谋我，但是他何以未等滇军到达，便先期单独向我用兵呢？其主因是在于他的轻敌。沈军向称剽悍，纵横数省，未尝铩羽，自然对我们有轻视之心。再者，他希望在滇军入境之前，将我军击破，“先入关者为王”，以免滇军入境时反客为主，觊觎广西的地盘。殊不知他倾巢而出，也正符合我们各个击破的原则，我们实求之不得。
双方既都已准备用兵，黄绍竑、白崇禧遂立即回梧，和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取得联络，计划分进合击沈军。南宁方面，我令伍廷飏率兵两营守城，如唐军进迫，则撤出南宁以避其锋。敌进我退，敌停我扰，勿与敌正面作故，待我军消灭了沈鸿英，再回师拒唐。
部署既定，我便将桂西可用的部队悉数东调，我本人也于民国十四年一月中旬自南宁移驻桂平。
（二）
我移驻桂平不久，黄绍竑、白崇禧已和粤军第一师师长兼西江督办李济深决定进攻沈鸿英计划。一月二十九日，黄、自二人遂乘轮来到桂平向我报告他们的全部战略计划。
他们所决定的计划，大致是以摧毁沈鸿英老巢为第一要务。据他们的判断，沈的老巢是在贺县、八步一带。沈于该地设有大规模的修械厂和炼锡厂。沈军精锐的一部，由其子沈荣光统率，也驻于该处。在他们三人的估计，沈氏此次用兵，必自其老巢南下，志在夺取梧州。因此我方的对策，当以梧州为轴心，调夏威纵队联合粤军旅长陈济棠所部，自信都攻击贺县、八步，直捣沈军根据地。另一路则由白崇禧指挥蔡振云、俞作柏、陆超、吕焕炎、钟祖培等纵队和郭凤岗的第一独立团，集中江口，自蒙江、平南向蒙山北上，攻击平乐、荔浦，进窥桂林。至于大河上游，他们的计划是只留少数兵力，固守桂平和南宁。
黄、白二人报告完后，我立即表示不赞成他们的计划。我的看法是，沈氏之志不在夺取梧州。因柑州下通广东，路线太长，沈氏纵能夺得梧州，也无力进攻广东，况梧州四面受敌，得了不易守。故沈氏的意图，当着重在大河中游，志在限斩我军，使我首尾不能相顾。不意绍竑性急，无心多听我的辩论。他说他们三人已一致同意，只等我首肯，便立即开始攻击；此时不能顾虑太多，且师行在途，若重行部署，殊非易事。他和自氏都要克日东返指挥部队，已没有时间再从长考虑。
我因此一计划为他们三人所共同决定，如我坚持不可，可能引起分歧，反使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然如照他们的计划而行，则败亡立至。所以当日下午黄、白决定回航之时，我乃强留白氏多住一刻。因黄返梧州，航程较远，白去平南，数小时可达。我们会议完毕已是晚上九时，白君返抵平南，将是半夜，所以我请他多盘桓几小时，待午夜开船，在船上睡眠一宵，翌晨抵平南，便可挥师出发。因此，黄氏先行，白泉禧遂留下和我再谈。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便平心静气地将目前敌我态势分析一番，并指出他们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在我看来，沈氏乘我们和滇唐决裂时，对我先行用兵，其理由不外有二端：第一，沈氏断定我有滇唐大敌当前，军心必已动摇，不堪一击。第二，沈氏深恐滇军削平我军之后，蟠踞不去，则为患更大。故借滇军的声势作呼应，一举而灭我军，唐继尧遂失其蟠踞广西的藉口，而沈鸿英则可囊括全省，南面称孤。
因此据我的判断，其主力必在柳江一带，意在南下桂平，截断大河，使我首尾不能相顾。渠便可左右开弓，借重东来的唐军的声势，以疾风扫落叶的姿态，肃清大河上游，在滇军入境之前，便可将我军残部悉数收编。然后顺流东下，不特可以占领梧州，甚至可以分兵直下广东，报粤军的旧怨。所以我军应付的策略，在迅速捕捉其主力而歼灭之，不在争一城、夺一地。我们如仅以捣沈氏的老巢为功，而听任其主力入据大河，则我辈危亡立见。最后我强调说，值此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的战略不容有丝毫错误，否则必至前功尽弃。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倘用兵而如盲人骑瞎马，未有不偾事的。谈到这里，我主张立即将作战计划重新修正，以贺县、平乐、柳州三处为第一期作战目标，将我军分成三路御敌，使得首尾易于兼顾。得手之后，再会师进攻桂林，这样部署，更可防止沈、唐两军合流，实为至上之策。白氏静听我分析之后，即鼓掌赞成我的计划，并主张立即照此计划重新部署。他悟性的敏捷，和果决的气魄，实非常人所能及。白氏并问我说：“季宽在这里时，你为何不详细分析给他听？”
我说：“你们三人决定的计划，究系多数的意见，我未便以一己之意来否决。再者，季宽那时自信力很强，事又繁忙，心情已极烦躁，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和我对事理作客观的分析，我多说了必易引起辩论，愈辩论则其主观愈强，而事理愈不明。所以我等宵深夜静，和你煮茗而谈，头脑清醒，才可事半而功倍。”
白氏说：“事不宜迟，我们现在立即遵照你的计划，全盘重行部署。季宽、任潮那面，由我负责去电说明。江口、平南方面各纵队，即用电话改调至武宣集中。……”因此，我们的一夕之谈，竟把我们讨沈的战略全部变更。这一重大的改变，也只有白崇格有这气魄和才智可以做到。
当我们的命令发出之后，立将以平乐为目标的第二路改由俞作柏指挥。白前敌指挥官则兼第三路指挥以柳州为目标。部署既定，白氏即率卫士三、四十人，和钟纵队司令官祖培率士兵一连，乘轮船循柳河上驶，于午夜向武宣进发。我也于翌日（三十日）率独立营乘轮跟进。
白崇禧、钟祖培一行官兵二百余人于三十日正午到达武宣。此地有我部游击统领朱为珍率部四百人驻防。朱部为收编地方军组成的，训练和装备都很差，毫无作战能力。自崇禧等到武宣后，深恐大战即将爆发，便往四郊侦察地形，拟凭险设防。
我们今日回想当年作战情形，真如儿戏。敌我两军都无谍报人员，敌人行动全凭判断或道路传闻。我前夕向白崇禧说敌人主力在柳州一带，也仅是个人臆断，并无情报作根据，故白氏到武宣后，初亦不知是否真有大股敌人取此路南下。
孰知正当他们在察看地形时，忽然发现敌军漫山遍野而来，人数有数千之众。白氏知是沈军进犯，乃急令士兵就原地卧下，并放列两挺重机关枪向敌人射击。沈军也蜂拥而来，顿时展开一场血战。双方正坚持间，不料另一股敌军约二、三百人从柳江的左岸利用河边隐蔽地形，绕到白氏等的左侧背，向我军包围，情势危急达于极点。白氏乃命士兵边打边退，一挺重机枪座的三脚架在仓促中竟至不能带走，为敌掳获，狼狈情形，可见一斑。白氏因左脚不良于行，几至被俘，幸官兵虽伤亡十余名，尚能勇敢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撤入武宣城内，闭门坚守，以待援军。此种危险情况，完全由于朱为鉁疏忽不负责任所致，当时我们如有正规部队驻在武宣，当不致有此危急场面出现。
这时进犯敌军为沈军师长邓瑞征、邓佑文两师，共约一万人左右。其作战目标系奉沈鸿英之命，南下袭击桂平。当他们发现白崇禧竟被围于武宣城内，随从不过一两百人，原驻防部队又不堪作战，大喜过望，乃立刻将武宣城合围。这时候敌军如乘守军立脚未稳，蚁附爬城，则自崇格必被生擒无疑。然沈军原即缺乏训练，行军竟日，疲惫不堪，同时认为白氏已成瓮中之鳖，无处可逃，遂在城郊息下，埋锅造饭。想候三军饱餐后，一鼓作气，爬城活捉白崇禧。
这时白崇禧正在城上率众布置防务，忽闻城外鸡鸣犬吠猪叫的声音，乱作一团。白氏知道这是敌人正在捕捉牲畜，预备午餐的信号，因悬重赏，挑选敢死队百余人，待沈军饭菜正熟、举箸用膳时，突将东西两门敞开，敢死队鸣枪呐喊，分两路奋勇冲出。沈军丢下饭碗，慌忙应战，混乱不堪，大军数千人，竟被百余名敢死队冲得七零八落，后退了十里，才能立足。我军俘获敌人五十余名，枪百余枝，遂又退入城内固守待援。敌人受此挫折，当夜不敢反攻。白氏提心吊胆地度过一夜难关。
当白氏在武宣城郊和敌接仗时，我正率一独立营乘轮自柳江上驶。是日下午五时，才到离武宣约三十里、位于柳江右岸的拦马村，有村民数十人招手呼喊，我船乃靠向岸边。这时我忽于岸上人丛中发现前陆小同学李澜柱，乃招呼李君上船，询问上游军事情况。李澜柱说，今夭中午，武宣北门外五、六里曾发生战事。我军旋即回城中固守，不久枪声又大作，似曾发生巷战。据传沈军已被击退，这是乡民的报告等语。我根据这一情报，判断沈军的行动，果如所料。其主力企图沿柳江两岸东进，攻我桂平，截断大河交通的目的已甚显明。幸而我军已改变作战计划，否则全局不堪设想了。这时我预料武宣城兵力虽微不足道，然城垣必仍在我军掌握之中。因武宣如果失陷，至少也有败兵乘船顺流东下。武宜既有白氏镇守，我大可放心，此时前去也无多大作用。目下当务之急，莫过于迅速掌握西进的我军，以便部署向敌人反击。我估计由江口一带向武宣西进各纵队的先头部队，明日中午以前定可到达由东乡通武宣的大道上，乃决心上岸向东乡、武宣间的新圩进发（新圩离武宣城约四十里）。翌日拂晓前，我所率独立营便抵达新圩。天亮后，由江口西进的钟祖培等纵队，果然如期陆续到达，此时并得探报，敌人已自武宣退至二塘，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和我军鏖战。我遂和白崇禧取得联络，决定是日下午二时，向二塘之敌展开总攻击。我将主力配备于右翼，以将敌人压迫至柳江的左岸而歼灭之。此时我军已有六千之众，乃全线展开，向敌施行总攻击。敌人也不甘示弱，全线跃出战壕反扑。两军冲锋肉搏，杀声震天，战斗的激烈为前所未有。我和白崇禧都亲冒炮火，在最前线指挥督战。全军见了，都奋不顾身，前扑后继，和敌人搏斗。双方屡进屡退，形成拉锯战。正值难解难分之际，幸我军李石愚纵队由贵县赶至二塘，威胁敌人的右翼，并隔河吹号呐喊射击助战。敌人见我有援军赶到，恐被截断归路，顿时心虚，阵线开始动摇。彼怯我勇，全军乘势猛攻，敌人遂全线崩溃，自二塘窜往黄茅。我军尾追不舍，敌人乃渡江退入石龙。我军也追入石龙，敌人主力遂退守柳州。然两邓所部己溃不成军，柳州旦夕可下。我因和白崇禧在黄茅商议，不如乘此时声东击西，使李石愚纵队衔尾佯攻柳州，吸引敌人注意力。而将主力东调，全军携带数日干粮，由我和白氏亲自统率，自象县、修仁瑶山边缘，越三排、四排，循崎岖山路，直奔桂林的南乡。这时沈军正为我第一路军陈济棠部所攻，贺县已为我军占领。第二路俞作柏所部也攻占蒙山。沈军前线失利，惊耗频传。不数日，忽闻我军已迫近桂林，直似从天而降。沈氏初闻，尚不信我军进攻有这样迅速，乃着人“再探”，其情形恰似“空城计”中的诸葛亮。“三探”之后，消息证实我军已越过良丰圩，离桂林仅三十里地。今非昔比，我人非但不象司马懿被空城吓退，反而挥军向桂林急进。沈鸿英大惧，乃匆忙北遁。行前曾约集桂林绅商话别，沈说：“我沈鸿英十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言下大有“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的气概。
沈氏既遁，我军乃于二月二十三日夜克复桂林。
那时滇军范石生部已自广东抵桂平增援拒唐。我和白祟禧乃联袂南旋准备和石生晤面，留吕焕炎纵队留守桂林，并以侯砺霜为桂林善后办事处处长。侯系我陆小同学，后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孰知我们去后不久，二邓竟收拾残部三、四千人，逆袭桂林，侯、吕两人疏于防范，桂林再行沦陷。我闻报即派白崇禧到柳州抽调军队，赶赴桂林，进行兜剿以固根本。沈军不敢恋战，我军乃于四月十日再度收复佳林，惟此时沈军残部仍有三、四千人，退守西乡的金竹坳（临桂县、古化县交界处的山区。古化后改百寿），伺机和入境的滇军相呼应，再行出扰。
白崇禧跟踪迫击，见金竹坳为一系列的大山，道路崎岖，进兵扫荡不易。乃散布谣言，谓一俟滇军入境，大军即行南撤，并将我军从山口圩前线向两江圩方面撤退，而潜伏于两翼间的丘陵地带，以诱沈军出击。沈军果然中计，下山渡河进驻两江圩，正图跟踪追击。而白崇禧已兵分三路向两江圩突击，围而歼之，沈军指挥官知已中计，仓皇撤退。适值山洪暴发，两江河水骤涨，浮桥被洪水冲断，沈军无路可逃，被击毙二百余人，溺毙更多，被俘凡七百余人。时为四月二十四日。自此役以后，这一路沈军残部一撅不振。沈鸿英至是一败徐地，个人四处藏匿，我军画影图形，悬赏缉捕。然沈氏究系土匪出身的地头蛇，躲藏甚密，我们遂也舍之不问。
事隔一年，正当我们准备北伐期间，西江有一客轮下驶，刚过三水，直航香港之时，船上人丛中，忽有一彪形大汉站起来，把胸脯一拍，大声说道：“老子就是沈鸿英，谁人不知，那个不晓。哼！不怕你李宗仁、黄绍竑如何凶狠，还有白祟禧会用计谋，画影图形捕捉老子，老子还是跑了！哈哈！”的确，全船数百乘客，哪个不知这位绿林大盗出身的沈总司令。全船哄然，一时传为趣事。
后来我们猜测，沈鸿英大概藏匿在贺县姑婆山，化装从怀集经四会到三水，溜上轮船，躲入舱底，船过三水之后，便不再靠岸，直航香港。沈氏躲藏了一年，一旦重获自由好不高兴，情不自禁地显出其绿林好汉的本色来。沈氏后来在香港置产甚丰，并建一巨宅，号日“将军第”，因北京政府曾给以“将军”头衔之故。民国十八年我在武汉失败后，寓居香港，沈氏曾有意来拜会，我为避免时人误会，婉辞却之，所以我和沈氏终未晤面。
第四编：统一广西
第十七章：讨唐两大战役—昆仑关和沙埔之战
（一）
正当我们讨伐沈鸿英军情紧急之时，唐继尧所部号称“建国军”的滇、黔两省部队约六万余人，浩荡东下。唐军侵桂计划果不出我所料，系分三路而来。第一路由唐继尧的胞弟唐继虞任总指挥，自贵州的东南边境侵入三江、融县，以柳州为进攻目标。第二路由龙云任总指挥，自滇东的广南经百色东犯，以南宁为攻击目标。第三路由胡若愚任总指挥，由滇南的富州侵入镇边、靖西，经养利、同正，会攻南宁。
这三路滇军的总兵力超过我军数倍。来势的凶猛，真是上吞日月，下撼山河。他们的兵力和人事编制略如下表：
甲、第一路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唐继虞
第二十二、三混成两旅兼第一梯团：李家勋
警卫第一混成团：张光宗
警卫二、三两团万、张两支队
宪兵队：袁嘉谋
随息队：魏嘉献
挺进军司令：罗建
卫生队、弹药连、工兵营军乐队
兵站监：林正森
近卫军司令官：王洁修
第三混成旅：何世雄
第五团团长：何错章
补充三团团长：谭宗敏
第二十棍成旅：景世奎
独立营
第二十四团
警卫营及机、炮、卫、弹各军队
第一路前敌总指挥兼第十军军长：张汝翼
第四混成旅：孙渡所属第十七团团长：曹发高
第十七混成旅：马荃所属第十六团
第十八棍成旅：林丽山所属第二十团
第十九混成旅：田钟毅所属第二十七团
第二十四混成旅
补充一团：欧阳好洁
独立混成团：俞沛英
骑、炮、机、卫生、弹药各队
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吴学显
第八混成旅：杨友棠所属第二十一团
第二十一混成旅：禹发起所属第二十八团
第二十二团：皮中和
第二十三团：钱秉珍
炮、机、卫、弹各队
第七军总司令官：刘显潜
第一、二、三纵队及边防补充各团
警卫营及机、炮、宪各兵队
计人数二万五千，枪约万三千余枝。
乙、第二路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龙云
第一混成旅：卢汉所属一、二两团
第十混成旅：孟友闻所属十三、十四两团
第二混成旅：朱旭所属三、四两团
第九混成旅：张冲所属七、八两团
第十一混成旅：张凤香所属补充二团及十九两团
警卫营及机、炮、宪各兵队
计人数二万五千余，枪约一万五千余枝。
丙、第三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胡若愚
第五混成旅：杨瑞昌所属九、十两团
第六混成旅：徐维光所属十一、十二两团
第七混成旅：欧阳永昌所属十五、十八两团
警卫大队：胡柳溪
计人数约万余，枪八千余枝。
滇军人数虽众，然因滇、桂、黔三省边区多属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人烟稀少，数万大军一时俱发，殊难齐头并进。加以滇军饷糈多赖鸦片烟维持，沿途销售鸦片，尤妨碍行军速度。据说唐继虞即有数百万两烟土，随军携带，因候沪、汉一带商人前来贩运，致耽搁行军日程。使我们有充分时间击溃沈鸿英，复能从容部署内线作战，各个击破入侵的滇军。
三路滇军之中，以龙云一路入桂最早。当我讨沈军进入桂林时，龙云所部于同日占领南宁。我守军伍廷飏部按预定计划于二月二十三日退出南宁，逐步背进，撤往宾阳，取不决战的监视姿态。如敌进至宾阳，即向迁江撤退。敌如跟踪至迁江，我军即退守红水河左岸。至此即不再撒退，以防龙云与其第一路滇军会合。
龙云占领南宁之后，前锋于三月间越过昆仑关，占领高田，逼近宾阳。这时我们讨沈军事已粗告结束，乃回师进攻龙云。这时正是中山先生逝世之后，西南人心浮动。唐继尧已于中山逝世后第六日（三月十八日）自昆明发出通电，以副元帅名义代行大元帅职权，号令西南。广州大元帅府，也由胡代帅发出通电，申讨唐继尧。并已先遣驻粤滇军范石生部入桂增援我军。
范石生部万余人，原属顾品珍系统。民国九年顾氏驻防川南时，四川实力派利用“川人治川”口号，逼顾氏回云南。顾氏返滇后，竟将唐继尧驱逐，自作其云南王。翌年，中山号召西南各省出师北伐，顾氏为减轻云南军费负担，遂拨两个军东下附义，就食广东，石生所部即其中之一军。民国十一年春，唐继尧东山再起，顾品珍战死。范石生始终反唐，乃乘唐氏东侵之际，请缨援桂，企图和我军合力击败龙云，乘机返滇。
范军于三月十一日自梧州开往贵县。范氏所部滇军约万余人，不为不多，惟全军上下皆有烟癖，军纪极坏，训练毫无。沿途强买强卖，闹得梧州、贵县一带鸡犬不宁，商民甚至罢市相抗。
五月初我在桂平和范石生初次见面，范本人也是好人，豪爽可亲。他的参谋长杨蓁甚为精明强干。我一见面便很不客气地规劝他们说：“你们这种军队，怎么能打回云南呢？”范说：“积习难除，以后要痛加改革。”杨蓁笑着说：“我们是土匪军，范石生是大土匪头，我就是二土匪头！”
嗣后，杨蓁果然认真地改革滇军，戒除鸦片，整伤军纪。据说因操之过急，受部下之忌，竟为一旅长所枪杀。也有人说，是范石生恐其尾大不掉，授意部下杀的。不知何说为是，然凶手竟逍遥法外，则是事实。总之，杨氏之死，实为范部滇军一大损失。
当我们在桂平聚晤时，范石生说：“我们对唐总应有一正式文件发出，以表明我们的立场。”我说：“你可草一通电，由我们会衔发出。”范喜文墨，自称为范增的后裔，刻有“军中一范”的图章。此次通电由范亲自执笔，由我领衔于五月九日发出。这时白崇禧适自桂林赶回，黄绍竑的名由白代签。原电如次：
（衔略）去岁曹、吴未灭，我大元帅孙公以北伐讨贼为职
志，东撤惠、博之围，予陈炯明以自新；西颁副元帅之命，
予唐继尧以振拔。陈既负固东江，不自悔悟；唐复按兵滇
境，严拒宠命。及至曹、吴覆灭，我大元帅简从北上，号召
和平，为国忧劳，以致薨逝。正举国地裂山崩，痛悼哀毁之
际，唐继尧乃敢妄冀非分，擅自称尊，出兵邕、龙，图占
桂、粤，希冀颠覆我革命政府，捣乱我西南和平。凡有人
心，莫不发指眦裂。本月九日，奉读谭、杨、许、程诸公三
日通电，殷殷于继续大元师遗志，努力革命工作，并力辟唐
假借名义，祸国叛党。足征整伤纪纲，义正词严，宗仁等不
敏，誓当督饬滇、桂子弟，力从诸公之后，为拥护吾党主
义，先驱杀贼，海枯石烂，此志不渝。仅布区区，诸为亮
察。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范石生、杨蓁同叩。
这时的作战部署是我军担任正面和右翼，范军担任左翼。五月九日的通电发出后，我军遂循贵宾大道向高田进逼。预料敌人必退守昆仑关，据险顽抗。昆仑关号称天险，宋将狄青即以昆仑关一战而垂名史册。范军此时则自贵县过横县，经甘棠圩向敌人右侧背迂回，以助我军进攻昆仑关。
这时，我军除伍廷飏部外，俱系自讨沈战场上急调来的。俞作柏纵队系自平乐、荔浦回师，由平南、江口，集中于桂平一带。刘权中、韦肇隆、钟祖培、陆超四纵队，系由桂、柳两战场调来的。各军星夜赴援，衔枚疾走，喘息未定，遂于昆仑关前，面临我军在广西省内作战以来最强大的敌人。
这次战役，不论地形对我如何不利，我军也只能有进无退。因一战而败，则数万滇军，三路东进，势必顺流而下，直迫广东，则革命根据地必被摧毁无遗。而我党数十年来革命成果，势将全付东流，中国前途将不可复问了。
心知此役关系重大，我乃亲赴前线，日夜指挥。我军参预此役的共六个纵队，约七、八千人。我首调钟祖培、俞作柏两个纵队担任正面攻击，陆超、刘权中两纵队则向右翼延伸，以包抄敌军左翼；伍廷飏、韦肇隆两纵队则留为总预备队。我军左翼则留待范部滇军前来担任。
部署既定，我军遂于五月十六日向昆仑关进攻。我本人也亲临前线指挥。将士见主帅也在前线，都奋不顾身，爬山仰攻。唯此地岩壁耸峭，山高路险，易守难攻。我军血战一昼夜，死伤千余人，仍不见左翼友军加入战斗。我遂调韦、伍总预备队加入战斗，向左翼延伸。全军奋勇冲杀，滇军不支，前敌总指挥卢汉弃关而逃。滇军遗尸遍野，死伤二千余人。我军跟踪尾追，滇军复于八塘凭险顽抗。我军又与之血战一昼夜，敌人乃退守七塘，再退至五塘，仍图顽抗，我军再度将其击破。所谓五塘、八塘，乃骚站的旧称。往时商旅自南宁出发，每十里便有一释站，可资休息。第一站叫么塘，第二站叫二塘，余依次类推。故五塘、八塘，即是离南宁五十里及八十里的小镇。敌人连败之余已不敢野战，遂退入邕垣，闭门死守待援，我军遂将南宁合围。唯龙军虽死伤数千，守军仍有两万余人，且南宁城墙坚实，我军又无重炮，一时难以攻克。我遂下令将南宁重重包围，以饿困滇军。此役敌人抵抗的顽强，和我军攻击的勇猛，都为前所来见，战场上死尸枕藉。
唯此次战斗延长至四、五天之久，转战百余里，始终未见范石生部前来左翼参战。当时既没有电话，更没有无线电可资联络，军中侦察也始终未见友军，实令我万分惊讶。
我在五塘整整等了两天，至五月二十四日才见范石生和他的参谋长杨蓁各乘四人绿呢大轿一顶，姗姗而来。他们的轿子是在广州定制的，极为华丽舒适。石生一见我，便露出很难为情的微笑，并滑稽地说：“敌人跑得太快了，我的烂部队偏偏又走得太慢些。辛苦了贵军，请即收队体息，由我们来接替。”石生并要杨秦立刻写信给龙云，劝龙率部投诚，大家一齐返滇，改革本省政治，而杨蓁要等鸦片抽足，才能动笔。
忆范石生当初誓师白马，奉命入粤驱陈时，是何等的声威赫赫，今番何以散漫幼稚到此程度呢？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直至第二天，我们才见范军的先遣部队，零零落落，不成队伍的经过五塘，向三塘、二塘集中；拖泥带水，毫无蓬勃之气。范军受鸦片之害太大了。时人讥刺滇军说，他们每个官兵，都带着两枝枪，一为钢枪，另一则为烟枪。加以他们在广东驻扎很久，搜括有方，囊中富足，这种贪婪怕死的部队，自然就谈不到作战了。
（二）
范石生到五塘不久，黄绍竑也自梧州赶到，我们三人乃会商破敌之策。我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莫外二端。一是攻坚，硬行爬城，另一是久困，将南宁重重包围，使其弹尽粮绝，不战自溃。
就在这时，我忽接到柳州方面告急的电报。原来唐继虞率领的滇军第一路，已由贵州侵入广西，我边境守军蔡振云纵队因众寡不敌。正逐渐南撤。敌人进据长安，有直捣柳州之势，柳州守将李石愚遂来电告急。
我为布置柳州防卫战。乃将南宁围城工作交黄、范二人担任。并将我军各纵队除五纵队外，悉数抽调，星夜开往柳州增援。同时自柳州调收编沈军的邓竹林、罗浩忠两部约三千人至南宁，以补其不足。我本人则自五塘退往八塘，部署援柳战事。
我军大部分撤围后，龙云见有机可乘，乃悬重赏，遴选敢死队，出城突击我军。广西军阀残余谭浩澄乃自告奋勇，请为前驱。浩澄为谭浩明之弟，原系我在将校讲习所中教过的学生。那时他仅十八、九岁，以一哨官头衔，在将校讲习所受训。此次受命为敢死队总指挥，率健卒千余人，每人发烟土二十两，饭饱烟足，一声呐喊，从东、北两门冲了出来。杀声震天，弹如雨下。围城的范军措手不及，竟被冲得七零八落，仓皇后撤。我闻讯急调俞作柏部赶回救援，由黄绍竑亲自指挥，和滇军在城外大河两岸，演了一阵捉迷藏，卒将谭浩澄击毙，其敢死队亦蒙重创。滇军遂缩入城内，不再蠢动。这时黄绍竑忽然病倒，乘船返梧州就医。我不得已，乃长驻八塘附近的思陇圩，一面策划援柳的部署，一面指挥围困南宁的战事。胡若愚所率滇军第三路也突入南宁和龙云合股。我们为诱致滇军出城野战，曾将在东北方的围城部队撤去，使网开两面，任其出瓮，然滇军卒不敢出，而与我军胶着相持。这时柳州方面的战事，已十分激烈，守将李石愚竟于前线指挥作战时阵亡。石愚广西兴业人，桂林干部学堂毕业。初在林虎护国第六军十三团任营长，护法之役，调充副官长。民国八年退休归农。其后，随我至六万大山，任支队司令。为人豪爽有侠气，晓勇善战。讨陆、讨沈，无役不与，威名赫赫，劳苦功高。不意于广西将告统一之时，竟于柳州殉职。
柳州告急之时，我既分身不得，自崇禧、黄绍竑二人乃分别自桂林、梧州赶往前线指挥，围攻柳州之敌。柳州滇军为唐继虞的前敌指挥官吴学显所部，约七、八千人。绍竑抵柳后，乃亲率新近赶到增援的钟祖培、陆超、刘权中、韦肇隆、昌焕炎等纵队，向滇军出击。滇军不支后退，两军遂相持于沙埔。六月四日，白崇禧也率夏威纵队、郭凤岗第一警卫团各部，自桂林赶到增援，遂与敌展开激战。此役双方参战的都在万人以上，战况十分激烈。敌军背水为阵，退路浮桥为我炮兵轰断。在我军一再冲杀之后，敌军被逼向河边，泅渡不得，溺毙者凡六、七百人。血战一日，敌军死伤二千余人，被俘的也有二千余，乃将唐继虞入桂的主力一击惨败。敌胆已寒，唐继虞和龙云合股的希望遂彻底破灭，而滇军被各个击破的命运，遂不可避免了。兹将沙埔战役之后，白崇禧向我报捷的电文附录于后：
（衔略）。长安方面之敌，被我军在沙埔围击，缴获步
枪二千六百枝，大炮三门，水机关枪两挺，俘虏二千二百余
名，溺水死者六、七百人，其总指挥王洁修，旅长何世雄，
团长何玉章均被溺死。其余官长，自团、营以下，均完全俘
虏，无一漏网者。现唐部所存部队，只有警卫军千余人，及
由柳败溃之吴学显部千余人，合共沈鸿英部，最多不过四千
余人。查沙埔彼我两军战斗时，沈鸿英率残部合吴学显部已
到太平，意欲前来沙埔救援，适沙埔之敌完全扑灭，遂连夜
退窜大良、潭头一带。现时长安空虚，进退维谷，我军日内
即向长安方面攻击前进，扫清残敌。已经电令桂林徐司令启
明率领所部前来古化方面，协同梁华山、曾军伟司令袭击长
安滇军后方，以期一网打尽。徐司令到达古化后，梁、曾两
司令归徐司令指挥。滇军辎重烟土三百余担均在长安，无路
可逃，夺获甚易。白崇禧鱼叩。
沙埔大捷之后，我军复跟踪追至庆远。经数度激烈战斗，俘获唐军数千，器械无算。侵桂唐继虞所部，至是已溃不成军，于六月底经桂、黔边境退回云南，沿途为广西民团据险截杀，残部所剩不多。
是时龙云在南宁尚不知唐继虞已溃败，仍株守孤城，妄图和唐部会合，作最后的奋斗。我们遂就俘虏中择两三百人送入南宁城，去告知龙云滇军在柳州一带溃败的情形，使龙云知事不可为而自动撤退。传龙云性情残暴，竟认为他们接受我方愚弄，意欲动摇军心而悉数枪决。我们不得已，又从俘虏中选旅长二员和士兵五百余名再送入南宁，至是龙云才信唐继虞确已惨败。此时南宁城中，粮弹缺乏，疫病流行，且广州方面响应唐继尧入粤的刘震寰、杨希阂、蒋光亮等部队，都在此时覆灭。龙氏知困守南宁无益，乃于七月七日夜间，放弃南宁，渡河向左江方面逃窜。
当龙军渡左江支流黑水河时，我军本可按原定计划，乘其半渡击之，孰知我追击指挥官俞作柏于七月八日进入南宁之后，竟忙于委派税收人员，耽搁两天，龙、胡两路滇军遂得安全渡过，向靖西、镇边窜回富州。七月十日，范石生因急于回滇，乃自那龙、百色进入广南。讵知俞作柏到雷平之后，即迳赴龙州，未能和范军呼应，以致范军孤军深入，其部队又不能作战，竟被唐继尧派出的援军和龙、胡两部杀得大败，遂又撤回百色。其后北伐，范部改编为独立师，东下入粤，驻防南雄。
广西至七月二十二日，敌人溃退回滇后，终于完成统一的局面。
第四编：统一广西
第十八章：统一后之广西
（一）
民国十四年秋，广西统一，陆、沈残余部队除林俊廷二千余人逃往钦、廉依附邓本殷外，都已次第肃清。此时全省虽在大兵之后，疮皮满目，毕竟烽烟已息，盔贼日少，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形成小康之局。
然此时广东的局面则仍在风雨飘摇之中，外面东江陈炯明、南路邓本殷和北路熊克武的窥伺，内有党、政、军派别各异的明争暗斗，情势险危，岌岌不可终日。先是，民国十四年春初陈炯明乘中山病危之时，向广州反攻，革命政府被迫誓师作第一次的东征；尚未顺利完成任务，而中山已逝。那时盘据广州的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军长蒋光亮等，竟公开表示欢迎唐继尧入粤。刘氏并早秘密去滇，向唐氏促驾。革命政府明知杨、刘异动的企图，然苦无力制裁。
当我们于五月九日在贵县正式通电讨唐之后，唐继尧知我不为其威胁利诱所屈服，邀公然以副元帅名义于五月十二日任命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兼省长。这时杨希闵则潜赴香港，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一面暗中活动，唆使广东商民团体电请段执政派渠为广东军务督办，和刘震寰相颉颃。因此逆迹昭着，路人皆知。
当我们讨沈拒唐战事正在捷报频传之时，想着刘、杨盘据广州，勾结唐氏，实为我中央政府心腹之患。庆父不除，鲁难未已。我们乃一再密电中央诸领袖，要求翦除刘、杨，我并允于必要时抽调劲旅入粤助战。这时广东第一次东征已克复潮、汕。广州中央各领袖胡汉民、廖仲恺等，迭获我们的建议之后，朱培德、廖仲恺便去汕头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开秘密会议，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也都派代表参加。会中一致同意我们的主张，乃决意暂时放弃潮汕，回师省垣，消灭杨、刘。六月十日战事遂在广州近郊发生，刘、杨所部二万余人悉数被缴械改编。心腹大患既除，中央所在地才稍得稳定。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大元帅府乃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采委员合议制，以汪兆铭、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闿、戴传贤、林森、张人杰、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等十六人为委员。并推定汪兆铭为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内部政潮的起伏和外围敌人的窥伺初未稍息。八月二十日廖仲恺竟被奸徒行刺殒命，中央的有力领神利用这惨案排除异己，株连极多。至九月底，前代帅胡汉民、前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都先后被迫离粤。于是东江陈炯明乘机再度进犯广州，盘据粤南八属的邓本殷随即响应，企图东西夹攻广州，声势汹汹，不可一世。自四川南来广东就食的川军熊克武部也进驻粤北的连山、阳山一带，和陈炯明暗相勾结，图谋不执。中央既四面受敌，乃不得已而发动二次东征，以蒋中正为总指挥，进剿陈炯明，同时檄调我军赴湘、粤边境截击熊克武部川军。
熊克武四川人，也是同盟会中的老革命党员，曾任四川军务督办，拥众数万人。民国十三年熊氏在川政争失败被逐出省，东下就食湘西，愿隶中山魔下，继续为革命效力。民国十四年夏季熊乃率师进驻粤北，渠本人并亲往粤垣和大本营商洽，我军也以友军待他，未与为难。讵知熊氏曾暗通陈炯明，至粤后事发，被扣留。时熊部川军尚有万余人，中央应付力量不足，乃电调我军出省解决熊部，遂由白崇禧任总指挥，率师分三路出省，蔡振云纵队由桂林出连山，钟祖培、夏威两纵队由龙虎关出江华，白崇禧亲率郭凤岗、陶钧两警卫团由全州出马头，断其北窜之路。激战月余，熊军不支北窜，我军乃于十一月十六日大破之于全州之八十山。熊军总指挥罗观光被击毙，部下两旅长一死一伤，我军掳获枪械不少。熊军溃不成军，流散部队遂为湘军所收编。中央政府西部的一大威胁遂从此解除。
当我军攻击熊军之时，南路的邓本殷和申葆藩也已蠢动，乘广州中央二次东征及熊军叛乱时，进窥粤垣。邓、申俱系粤人，原录陆、谭部下，民国九年第一次粤桂之战时，二人叛离陆、谭，改投陈炯明。民国十二年陈炯明败往东江，邓本殷乃接受北方段祺瑞政府的委派，任粤南八属督办，有人、枪二万，自任总指挥，而以申葆藩为副。在广西无法立足的陆、谭残部如林俊廷等，也纷纷来归。九月间，邓部遂乘广州空虚，分三路进犯西江。邓自任左路，以部将陈德春为中路，苏廷有为右路，分头东进，声势浩大。粤南的阳江、罗定、云浮各县，相继失守，广州动摇。
中央乃任命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为南路总指挥，南征邓本殷。惟李总指挥以邓逆声势凶猛，自身兵力又嫌薄弱，乃于十月十二日亲来南宁乞援，希望我军自西北两方夹击邓军以毁其老巢，当得我方同意。粤、桂双方乃分四路而下，夹击邓军。第一路由陈章甫指挥，自肇庆向三罗进攻，第二路由陈铭枢指挥，向两阳进攻，第三路由俞作柏指挥，由陆川向高雷进攻；第四路由胡宗铎指挥，由上思向钦廉进攻（以上第一、二两路为粤军，第三、四两路为桂军）。四路大军一时俱下，邓逆疲于奔命，始知末日之将至。
惟当三路大军顺利前进之时，第二路陈铭枢部忽被突破，逆军迫近四邑，威胁广州。这时我军吕焕炎纵队正奉命经大乌至玉林出高州，向俞作柏增援。到了东线告急，我遂急调吕焕炎回师向陈铭枢增援，将敌军堵住，广州人心始定。
我军三、四两路在数度血战后，已迫近钦廉。十二月五日胡宗铎部已达石船，黄旭初部到达陆屋，俞作柏部到达合浦，黄玉书部占领防城。邓本殷、申葆藩知大势已去，乃通电下野，林俊廷也只身逃往安南。残部由杨腾辉率领于十二月七日向我投诚。南路遂平。
这时广州二次东征之师也已凯旋。陈炯明所部除刘志陆、陈修爵率残部三千逃窜闽南外，完全覆灭。一时烽烟俱息，革命策源池的两广，乃完全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今日反观史实，固知我们消灭陆、沈，统一广西，力拒唐军东下，并出师讨伐邓、申和截击熊克武，实为助成国民政府统一广东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二）
广西既告统一，军、民、财、建、教各政在我们积极整顿之下，渐上轨道。
在统一广西各战役中，我军除少数训练有素的基本部队外，其余多系收编而来，良莠不齐。因此纵在作战期间，我们便已开始整训。尚足以应用的部队则进行改编、改造，其不堪使用的部队，便缴械、遣散。这工作说来容易，但是做起来也时有惊险场面出现。
例如我军肃清陆、谭残部时，陆荣廷悍将之一的陆福祥被击伤，所部陆得标、许辉生两团乃向我投诚，请求改编。许辉生为讲武堂出身，治军尚粗有法度，其为人也还知时势、识大体。所以收编后，我乃以许氏为团长，仅整训其所部。
陆得标却是行伍出身，初任陆福样的马弁、副官等职，为人粗野，毫无现代观念和军事学识。渠所部都是陆荣廷的心腹，器械精良而骄横成性，官兵已不堪造就。然而我如下令遣散，全团必定哗变而流散为匪，收拾不易。因此我在收编后，未加任何整理工作，只调其前来南宁郊外驻扎。驻防月余，我乃调该团来南宁督办署侧的箭道内点验。陆得标即问要否带武器。我说：“带。”陆才放心。在他想来，既带武器，谁也奈何他不得。陆乃率其全团荷枪买弹至箭道集合。所谓箭道，是一长方形的操场，可容数连人同时出操，为前清时试箭的所在，故名。
陆团集合之后，我便出去训话。训话毕，我便喊“立正”，再喊“架枪”。全团架枪之后，我又喊“退后三步”、接着我便叫一名副官宣读我的命令，略谓：“广西兵燹经年，民生凋敝已极，人民实负担不起偌大的军费。本团官兵转战经年，亦应休息。本督办现命令全团官兵解甲归农。”副官宣读命令之时，我声先布置的军队遂在操场四周出现，以示该团不可抗命。
命令下达之后，我便命令陆得标随我到督办署去领取遣散费，并令其副团长率领全队徒手官兵返回营房，以便分发遣散费。于是，草木不惊，陆得标全团便悉数被缴械、遣散。
当我作缴械计划之时，幕僚都认为太危险，劝我不必亲去训话。我则认为我如不亲自出马，反易发生危险，因我亲自去发布命令，事出仓卒，使他们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有遵命缴械。当全团缴械之时，旁观的官兵部目瞪口呆，而我则丝毫未改平时的从容态度。
北伐龙潭战役之后，我曾用同样方法，在南京大较场将不听调度的王普的第二十七军全军缴械。此是后话。
广西对部队的整顿极为迅速而有效，冗兵汰尽，则所余的全系劲旅。我更竭力革除我国军人派系分歧的恶习，严禁军官因出身的不同而划分派系。信赏必罚，大公无私。所以全军上下一心，进攻退守，足可收指臂之效。
再者，我们在广西严禁军人干政，因军队自有其军令系统，与地方行政部门各有专责。平时驻防，除训练之外，便协同地方团队清除盗匪。按昔日两广甚至全国通行的剿抚兼施政策的旧例，凡官兵剿匪无功，便以官爵诱股匪投诚。行之日久，使狡黠之徒视结伙抢劫为升官发财的捷径。此风不除，则匪患此起彼伏，永无宁日。所以我们的剿匪政策是清剿、消灭而不招抚。投诚之匪只准悔过自新，由其族长、父兄或乡党亲友担保永不为匪，准其归农为良，不予究治而已。在此雷厉风行之下，号称多匪的广西，竟日趋太平。
军政之外，我们对民政也大加整理。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初成立，自顾不暇，对省政尚无划一办法，而“省长”一辞，又系北洋政府所用的名称。不得已，我们乃自创一名称曰“广西民政长”，由黄绍竑担任。黄氏于民国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就职。当时的组织，最高级为“民政公署”，署内设“政务会议”，为本省最高的财务机关。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由粟威、苏绍章、甘浩泽、盘珠祁分任厅长。
当时我们虽竭诚拥护国民政府，然事实上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更无心过问广西的军政事宜。因此广西在此全国政局动荡之时，竟形成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一切法令、规章悉由我们自行拟定。直到民国十五年夏，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省政府组织法后，民政长制度才取消，黄绍竑才由国民政府明令特任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之职。
在此过渡期间，关予县长的遴选，官吏的委派，我们全以三个大原则为根据：一曰廉洁，二曰能干，三曰守法。因我国官吏往往廉洁的未必能干，能干的又未必守法，守法的又未必能干。所以我们遴选官吏的标准，一定要三者兼备，缺一不可。
再者，我国旧官场往往派系分歧，门户畛域之见极深，相互摒斥。我们的新作风则是绝不任用私人，严禁派别。我自己以身作则，深幸黄、白二人也颇能体会斯旨，与我一致。我们更利用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和经常举行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不时告诫部曲。身正则令行，所以全省上下，风气焕然一新。
广西的财政，在全省统一之前，制度颇为纷歧。我在玉林五属时，一切税收都由我委派专人征收。这种方式在政治未上执道时，弊端极大。因旧式的下级税收人员，在前清多为世代相传的，其最低级的估价员叫做“签手”，都属斗霄小人，其子孙照例不许参加考试。其上则有稽查、书记、文案、局长之流。向例以多报少，视为应得的利润。经他们层层剥削之后，国家税收多入私囊，政府所得仅他们的唾余而已。我在玉林时，深知其中弊窦，故力改此陋规，虽不无成效，但已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绍竑在梧州时，戎马控偬，未暇计及改革，渠仍循广东革命政府的旧例，招商投标，包办税务。其办法即由行政高级机关，估计某地每年约可征收税款若干，规定一税收总额，公开招商投标，出价最高的得标，并预先缴两个月税款。至于征税细则，虽有明文规定，也等于具文而已。因商人志在谋利，因而百般勒索商民，政府为增加收入，竟亦漠然置之。
统一后的广西，全省税务改由财政厅划一办法，精选廉洁干练的税务人员，公平征收。一时商民称便，贪污之风顿戢，政府收入也因之大增。
统税之外，我们对田赋也大加整顿。因我国田亩已多年未经丈量，漏税极多，纳税人既感不均，国家的损失也大。广西统一后，我们遂设立清理田赋总局，重行丈量土地，改订税额。这种工作虽一时不易完成，但在进行期中，全省田赋收入已大有增加。
综计广西在统一之后，因积极兴利除弊，使生产和消费两者日有增加，更因税收机关的改善和贪污的澄清，使全省税收逐年增加。计民国十五年的收入约在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元小洋左右。至于军政公务人员，在节衣缩食，努力奉公之下，也粗可维持。
我们对于整顿广西的教育也不遗佘力。民国十五年冬间，黄绍竑即在梧州筹办省立广西大学，勘定校址在梧州三角咀蝴蝶山，新建校舍，聘请前省长马君武为校长，以盘珠祁副之。民国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正式开学。后来迁往桂林，为西南重要学府之一。
至于中学教育和国民教育，我们也全力以赴。不过我国教育界以前有一种恶习气，就是门户之见。各立派别，互不相让。这种情形，广西也不能免。当时有三大派：桂林省立师范派，广东省立师范派，及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派。中学校长和教员多为这三校出身。三派暗斗倾轧很烈，一派得势，则凡属本派的贤与不肖一概任用，真是“刘公得道，鸡犬升天”，至于他派中的分子，不论其道德、学问如何可钦，一概在摈斥排挤之列。这三派你争我夺，把广西教育界弄得乌烟瘴气。
广西统一之后，我们任命甘浩泽（沛霖）为教育厅长。甘君为留日学生，人尚老成，惟不久因事去职。我们遂于民国十四年二月另委黄华表为教育厅长。黄氏藤县人，广东师范出身，后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照理，以黄君的学历任教育厅长，应无问题，孰知他胸襟狭隘，派系之见极深。就职后，竟将北京师大及广西师范出身的枝长，不分皂白，逐一撤换，而代以广东师范出身的。其任免人员毫无标准，悉以派系为依归。于是全省教育界舆论大哗，经我们调查属实，乃把他撤职。当时不仅教育界，甚至西医也分派别，德日派和英美派也互不相让。自黄君为此撤职后，此风稍敛。
关于建设方面的工作，我们首先致力的为公路。陆荣廷时代，广西仅有自南宁至武鸣的公路一百二十华里，此路事实上为陆氏私用，和国计民生无涉。到马君武为省长时，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兴修南宁通柳州的公路、然动工经年，只修了五里多路，即行搁置。广西统一后，建设厅乃正式兴修公路网，计有南宁经柳州至桂林、黄沙河线，南宁至龙州线；宾阳经玉林至苍梧戎圩线。玉林经陆川至石角通广州湾线，荔浦经平乐至贺县、八步线。此外水利建设、植树，开垦、开矿等也着手兴办。至于兵工方面，我们也着手改良，并扩建原有的修械厂。原先我在玉林、黄绍竑在梧州都有小型的兵工厂可以翻造子弹，修理各种枪械。至是，乃将原厂扩充，或迁往他处成立兵工厂，试造无烟药、轻重机枪、步枪和手相弹。另设专厂自制硝酸、硫酸，实行兵工自给，都颇有成绩。
（三）
广西经我们艰苦卓绝的整顿之后，颇有一番新气象。这时广东方面也已逐渐统一，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党、政、军各方面都显出一种蓬勃的朝气、和广西的新局面颇能相得益彰。瞻望全国大势，我们革命势力定鼎中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这日夜辛劳，百废待举的情祝下，我们少数领憾人物责任之大，自不待言。而正当此时，我忽然发现黄绍竑的私生活竟相当浪漫和颓废，甚至瞒着我们偷吸鸦片。黄氏身为民政长，并兼军长，在军、政两方面的地位，仅次于我、此种生活，不将影晌官箴，抑且对革命风气和他本人的健康都有极大的损害。
我觉得黄氏此种颓废浪漫的生涯，终非了局。加以他自戕过度，身体日见消瘦。当时我们于开会或晚饭后，每好作非正式的谈话，借以检讨军、民两政进展的得失，用资改正。而黄氏则常借故溜走，因此我更以为忧。因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在迈进之时，他竟如此委靡不振，焉能任此新时代的艰巨，而为全省军民的模范。我觉得于公于私都有规劝他的必要。首先，我就劝他戒烟，但是戒烟并非易事。他给我的回答总是：“德公，我怎么能戒烟呢？生活太苦闷啦！”
我每次劝诫他，他都是如此回答我，使我深深感到，他的生活所以浪漫，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乡间的妻子既不能适应今日的场面、别恋的妓女又不能露面。所以欲求其生活正常，必先助其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样才使我想到为他物色一个适当的配偶，以改正他的生活。
一次，我在办公室，无心听到隔壁有人在闲谈以前南宁的趣事。这两位对话人原来是黄绍竑的族兄黄剑鸣和讨贼军副官长、现尚在台湾任国大代表的吕竞存。吕氏久居南宁，对地方情形甚为熟悉。他说，前数年凡有庆祝游行或欢迎广东军事首脑等场合，南宁男女学校都整队前往参加。是时马草街省立第二两等女子学校的队伍中担任掌校旗的便是该校的校花蔡凤珍。她年方十五、六乡，美艳无比。那时我和儿位同学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去追求一下呢！
他二火言之无心，我却听之有意。事后我便向他们问及此事，并向黄说：“为何不替你季宽老弟设法介绍呢？事成了还可挽救你老弟的腐化生活！”他二人在我鼓励之下，都深表同意。吕君说，此姝住在东门大街，其父开一照相馆。自我军进驻南宁以来，未尝见其芳踪，不知是否已名花有主。此事可托红十字会田会长次廉撮合，如声明做平妻，则成功的希望可有七成。后来果然如愿以偿。
消息传来，督办署高级同人皆大为欢喜，准备着吃绍竑的喜酒了。这时绍竑不待我再间。便把几套极精致名贵的鸦片烟具，当我的面捣毁，从此戒绝鸦片，重新作人。
一般人戒烟都要吃三、四个月西药才可戒除，而绍竑居然硬着头皮，不用药品，一举戒绝。最初两星期，虽然全身瘫软，涕泪横流，痛苦不堪，渠也甘之如饴，不到一月，便恢复健康了。
在戒烟期中，黄、蔡两家，报聘纳彩，一按旧俗办理。黄君原娶的妻子韦氏则按“平妻制”办理，也即是两房夫人并不同居，彼此在名位上毫无轩轾。这习俗在当时的广西是认为合理的。
广西统一之后，全省欢腾，而我个人却感受到一项终身之戚，盖先父培英公适于此时弃养。
先是，广西内战最剧之时，培英公曾偕吾母往上海避乱。到了广西统一，地方恢复安定，培英公即决定返桂。在离沪前夕，培英公因久闻苏州之名，以未往一游为憾，乃与三数友好，结伴赴苏观光。不料此时苏州霍乱正在流行，培英公竟受传染，回沪后，吐泻不止。时适值星期天，延医困难，经一昼夜的吐泻，遂至不起。恶耗传来，我缅念“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古语，哀痛欲绝。先父灵枢旋由海道经港、穗运返南宁开吊，再运至桂林原籍祖茔安葬。沿途党政机关均设路祭，备极哀荣，足令为人子者没齿难忘耳。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十九章：两广统一与潮南之内哄
（一）
我们以少击众，消灭陆、沈的部队，打退唐继尧东侵之师，在短时期内统一广西之后，全国莫不另眼相看。因三数年前，我李某，黄某、白某，位均不过中下级军官，名不见经传，且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而我们的对手，如陆荣廷、沈鸿英、谭浩明、唐继尧等，都是轰轰烈烈中外闻名的老前辈，得势享名凡十余年，然不出三年，竟被我们一一翦除。统一后的广西，军事、政治都显出一股空前未有的朝气，为全国各地所无。而我们三人始终合作如一，彼此为建国，建省而奋斗，毫无芥蒂存乎其问。以之和其他各省当轴的互相水火，如皖、直系的分裂，国民党内胡、汪、蒋三人之间的斗争，云南唐继尧和顾品珍的火并，贵州刘显世和外甥王电轮的骨肉相残，以及湖南和北方各省的内哄等相比，我们似确有人所不及之处。而广西也因此薄负时誉。那时联省自治，保境安良之风正炽，于是，川、湘、黔等邻省，都纷纷派员来桂观摩。
这些代表中，最受我们注目的，便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代表叶琪。叶君那时在湘军刘侧第二师任旅长。他是广西容县人，陆小第二期毕业，后入保定军校，与黄绍竑、白崇禧及广西许多高级将领都有先后同学之谊。当时更有所谓“四校同学会”的组织，由陆军小学、预备中学、保定军校、陆军大学四校毕业生所组成。因四校同学都和叶氏有相当学谊，赵恒惕即利用这种关系，派他来和我们就政治立场有所商洽。
叶琪于民国十四年冬季，衔赵省长之命，取道桂林来南宁和我们会晤。叶君既是我陆小何学，为人又豪放不羁，＿所以和我们无话不谈。他此次回桂，所负使命约有三端。湖南当局鉴于广西新近统一，生气蓬勃，故盼湘、桂两省能采取同一政治立场，实行联省自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能守望相助，攻守同盟，自然更为理想，此其一。如我们广西当局有野心，想恢复以前陆荣廷囊括两广的旧局面，湖南当局愿意出兵协助，同下广东，但湖南当局之意仅在消灭广东境内谭延闿和程潜所部的湘军，不是想和桂军分割广东地盘，故湘军一灭，他们便班师回省，此其二。如以上两项我们都做不到，则湖南当局希望我们不要为广东方面所利用，至少在湘、粤发生战争时，采取中立态度，此其三。
总之，叶琪实负着说客的任务，他的注意力尤集中于广东方面。因那时广州中央实行联俄容共政策，聘请俄国顾问等事，招致全国的注目，而湖南当局疑虑更甚。他们认为广东方面联俄容共的结果，必将帮助被逐的湘军回湘。如是，则赵恒惕、唐生智便首当其冲。为防患于未然，所以派一位广西人叶琪和我们联络。叶君来时所携除赵省长亲笔函件之外，还有湘军其他师长“四校同学”赓生智、贺耀祖等的联络函件。
叶君已多年未回省，对省内情形颇为隔膜。他在湖南时听说我们忠诚拥护广州国民政府，便很不以为然。因此时外界谣传广东已经赤化，实行共产公妻制度。叶琪到南宁后，便责问我，为何和广州方面的共产党合作？我说：“我们国民党自有我们的三民主义，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共产主义呢？”
还有，叶君在湖南久闻我军纪律森严，战斗力坚强，而十分景仰。不意回桂后见我们的军队都是衣着不整的“叫化军”。因为广西当时财政困难，我军的制服都是最粗的土制灰布制成，既易褪色，又易破烂，士兵着久之后，难免褴褛不堪。因之，叶琪觉得十分诧异，为什么这一窝烂军队能打胜仗呢？但是他对我军战斗力的坚强，体验最深。先是，当陆、沈交兵之时，赵恒惕曾派叶琪、李品仙、马济等部入桂援陆。马济入广西稍一交绥，便被沈鸿英打得弃甲曳兵而退。叶琪、李品仙则率师在黄沙河观望一番，未敢前进。而沈鸿英后来和我军交战时，不数星期，大军二万余人便一败涂地。两相比较，便知我军和湘军的胡斗力是怎样的了。这位叶将军赞叹之余，实百思不得其解。
叶琪对我们的新作风中，最感新颖的便是群众运动。因为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我们仿效苏联，发动群众运动。各县都组织有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大会经常举行，情绪极为热烈，军民打成一片，如水乳的交融。这些，都不是华北和长江流域各省可比。有时我们也请叶将军在群众大会给我们讲演，并请他指导，群众辄报以欢呼和热烈的掌声，叶琪系初次见到这种热烈的革命运动的场面，颇为感动。我告诉他说，“这就是革命运动啊！北方的军阀迟早要被我们革命势力所打倒，我希望你们湖南也能加入到我们革命阵营里来！”叶琪听了颇为向往，但和他所负使命又极相矛盾。看准叶琪这种矛盾心情，我便乘机责以大义。针对他的三项使命，我也以“三不可”说服他。
我说，联省自治在中国不可行，因联省自治，事实上是否认中央政府，助长地方割据，为军阀制造占据地盘的藉口。现在中国所急需的，乃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非地方割据，这是一不可。我辈如为私心所嗾使而妄图并吞广东，势必蹈陆荣廷的覆辙；粤桂相争，也将永无已时，让唐继尧等军阀坐收渔利，破坏革命，这是二不可。至于湘、粤战争，我守中立一点，也不易办到。因我们已在广东成立国民政府，以前的湘军，现在同为革命军的一部。以后没有战争便罢，如有战争，断非湘粤地方主义之争，而为革命和反革命之争，浙南将首当其冲而已。我们既已许身革命，断难置身事外，这是三不可。我于是乘机劝叶琪加入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