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琪初来之时，似颇自信三项使命必可完成其一。谁知他住久了，不觉为我们所感化，不但不图离间我们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关系，反而对我们两粤合作表示同情，颇有接受我们的劝告，加入革命的可能。我因而问他：“你看赵炎午会不会加入革命？”
叶琪摇摇头说：“赵省长老了，只求保境安民，谈不到革命了！”
我说：“那么唐孟潇呢？”
叶琪若有所悟地说：“唐胡子倒很有野心！”
我说：“有野心就得啦！我们一定要把他拉入我们的革命阵营！”
自此以后，我们遂发动所有的报馆，通讯社，一致宣传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特来和两粤革命当局会商湘、粤、桂合作的步骤。消息一出，不胫而走。港、穗、沪、汉各报竞相转载，弄得叶琪有白难辩，曾数度要求我更正。我说：“更正什么啊？就做唐孟潇的代表又何妨！”
这样一来，不但叶琪来桂的三项使命一无所成，结果反而变成我们离间昊吴佩孚、赵恒惕、唐生智的工具了。
同时，找们也将叶琪奉命来桂的企图，详细密告中央各领袖，以免引起误会。
（二）
就当叶琪访桂的高潮期间。我们忽然接到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来电，说他将偕中央委员谭延闿、甘乃光到广西来慰劳我们广西军民。因这时正是广东方面二次东征之后，全省粗告统一，一月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黄绍竑和我也当选为侯补中央监察委员。然两广表面上虽然合作无间，实际上仍系统各异。汪、谭此行的目的，显欲以联络感情方式，图进一步谋取两广统一的具体计划，也可能因叶琪的到桂，不无有些疑虑而有此一行。我们当然复电表示欢迎。广东方面因到南宁费时太多，希望我顺流而下，他们溯江而上，到梧州会晤。我们也答应了。会晤的时间便决定在民国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时期将届，我积和黄绍竑便约叶琪一同去梧州，叶琪颇为踌躇。他原为图谋对付广东而来向我们疏通的，现在不但任务没有达成，反要和我们一道去见广州方面的代表，绝非其始料所及。还有，叶琪对谭延闿很瞧不起。谭氏的部队便是在叶等追击之下溃往广州的。加以谭以前在湖南，老谋深算，八面玲珑，周旋于湖南各派系之间的作风，也不是血气方刚、豪爽痛快的青年军人如叶琪等所习见，所以叶琪不愿见他们。
我说：“你愿不愿见他们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们都到梧州去了，你一人住在南宁也寂寞，不如和我们一道去梧州玩玩。”叶琪执拗我不过，就跟我们一道乘轮去梧州。汪、谭一行也于一月二十六日，由我方派往迎接的代表白崇禧陪同西上，到了梧州。我们既然是主人，少不了要发动群众来一幕“盛大欢迎”。好在汪兆铭自刺摄政王以来便享盛名，谁不想一瞻丰采，所以汪、谭等抵梧之时，军民齐集江边，真是万头攒动，欢呼之声震动山岳，盛况空前。叶琪虽未去欢迎，但也颇为此场面所感动。他嗣后曾说，想不到在他心目中须要打倒的人，在此地却有如此的号召力。
这是我和广东方面中央的领导人物第一次晤面。汪、谭二人都仪表堂堂，口角春风，对我们在广西方面的成就称赞备至。他们二人在我当学生期间便已全国闻名，都是我们所企慕的允文允武的英雄人物。今朝一见之下，他们满口“救国”、“革命”，更说得顺理成章，足开茅塞。所以此时我们对他们，尤其汪兆铭，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过，我们对汪兆铭的革命理论多少也有点迷惘。如汪氏谈起革命时，总是口口声声“革命的向左走”。一次在梧州郊外参观，汪氏误向左边走去，我招呼他向右走。汪笑着说：“革命家那有向右走之理？”我说：“向左去走不通啊！”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但是我们当时便有些不解，本党自有其革命程序，何必又一定要向左呢？所以我们对他的一套革命理论也只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
在注、谭初抵梧州之时，叶琪仍不愿去见他们，但是谭延闿对叶琪反而颇为赞赏。当我向谭氏提及赵恒惕的代表叶琪现在悟州时，谭氏倒很想一晤。谭说：“叶琪年轻能干，当年在湖南时，他居然把我们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言下似颇有长者风度，和“不念旧恶”的器宇。我因而把汪、谭的夸赞之辞转述给叶琪听，并劝他参加我们欢迎汪、谭的宴会。叶琪听了这番“高帽子”，颇为高兴，也就答应参加宴会。我告诉他，宴会上恐怕要请他发言。叶说，如要他公开发言，他就不去。但是最后他还是参加了。
欢迎汪、谭的宴会极为热烈。我致欢迎辞后，便请汪、谭两先生训话。汪、谭两氏除竭力称赞我们统一广西的成就外，对叶琪也顺便夸奖了一番。随后，我便请叶琪讲话。叶琪在此场合下，也只有勉强应酬，投桃报李，对江、谭恭维一番，引起热烈掌声，全场皆大欢喜。打被湘、粤多少年来的夙怨，奠立湖南唐生智等日后加入革命的初步契机。
这时我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劝叶琪赴广州一行，作初步的联络，叶琪听了大惊。他返乡的目的原系联桂谋粤，如赴广东观光，岂非背道而驰！他坚持不去，并开玩笑地说道：“广州他们在搞共产，我如到广州去，吴大帅知道了岂不要杀我的头？”
我说，“吴佩孚能管你们湖南的事？纵使广东方面在搞共产公妻，你去看看也无妨。相反的，你看到了其中内幕情形，回到湖南去报告一些真情实况，说不定吴佩孚还会嘉奖你有胆有识呢！总之，去看看不算是坏事。”
经我们再三劝告之后，叶琪终于答应到广州去看看。我便派白崇禧、夏威二人和叶琪同去，因他二人对广州各界相当熟悉，是最合适的向导。白、夏、叶一行，于一月下旬随汪、谭前往广州，在广州受到极盛大的欢迎。我们对叶琪此行的对外宣传，自然仍说他是湖南唐生智的代表，前来两广联络的。此事在外埠各报已哄传一时，叶琪如果是位谨小慎微的人，可能就有所顾忌而不敢去广东，幸而他是个阳份人，痛快豪爽，不拘小节，他又系湘军中的实力派，对本身行动有相当自由，不怕人家误会。所以他在广州酬酢一番之后，便取道香港、上海、武汉，回湖南去了。
（三）
汪、谭梧州之行，外间不明真相，称之为“梧州会议”。其实，我们并未举行任何会议。汪、谭西行的目的只在联络感情，他们也声称为“慰劳”而来。不过我们彼此间虽未提出具体统一的办法付之讨论，然此行的影响，倒确实增强了两粤团结的基础。因汪、谭两氏确曾顺便道及两广党、政、军统一的必要，这和我们的期望正不谋而合。
我方遂于汪、谭返航时，派自崇禧为代表，前往报聘。白氏抵粤后，见广东自统一以后，气象一新，两粤如能统一，则不难问鼎中原。乃根据我们的意见，正式提出确实统一两广的方案，以便将广西军、民、财、教等大政完全统一于中央政府之下，划一办理。中央也特设“特别委员会”来处理两广统一问题。经数度会谈之后，二月十九日白崇禧遂以皓电向我们报告。原电如次：
（衔略）吾省军政前途，今后亟须上革命轨道，前电经
已略陈，素为钧座所明悉。欲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
务，在理论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镕成一
片，直受中央支配不为功。政治关系省内，抑亦关系全国，
自成风气，实不可能。军队更改编制，尤与财政关系密切。
即以军队而论，广东革命军确实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饷十
元至十二元。吾省若将财政自理，则于士兵生活问题必难解
决。结果必有貌合神离之象。而于政治建设方面，结果亦将
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境，将来必为革命之阻碍，而吾国家之命
运，亦必因而延滞。连日与中央诸公磋商，若吾省能将军队
依照广东编制，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财政交中央支配，则
一切问题当能与中央合辙，由中央统同筹划，互相调剂。此
后对于革命任务，因属共同负担，而于补助接济方面，亦已
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矣。禧知两公对于革命重要，已有
深刻认识，对于革命工作，已有坚确决心，历年奋斗，其目
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禧抵粤以来，见中央对广
西仅抱联合的态度，一切设施规模大小，目光在粤省，不似
统一全国机关，于将来革命政府之发展，诸多妨碍。已对
注、蒋、谭诸公自动提出先将两广确实统一，此种主张，驻
粤各方极端赞许，想两公必然赞同。现因体念上级官长，以
图节省电报来往时间起见，由汪先生发议组织一中央特别委
员会，讨论两广统一办法，先将军事、财政统一，次再及其
他各件。议决案由禧带回南宁，交两公核夺认可后，交中央
军事政治委员会议决，由国民政府执行。巧日开始讨论，两
公有何意见，请速电示为祷。白祟禧叩皓印。
我们复电同意后，白崇禧复和中央洽谈很久，然两广统一，仍有许多困难。例如军队改编问题，当时我们广西部队有两个系统，实力和人数，相当两个军而有余。民国十三年总理北上前，曾委我和黄绍竑为第一、第二军军长。此时中央想改编为一军，事实上不无困难。其次即为军费和财政上的困难。广西为一穷省，一向不能自给，在清末即依赖湘、粤两省协饷。此次如由中央统一办理，中央便须弥补广西费用的不足，这点中央显然感觉困难。而我军如按中央各军标准，由中央财政部发饷，则中央“亏本”尤大。其实，中央可以要我们裁减兵额，我们当然可以照办。不过此事中央颇难开口，因值此戎马倥偬时期，练兵之不暇，断然不能裁军。因此项问题无法解决，自崇禧遂未得要领而返。
三月间，我们又派黄绍竑为代表，和白亲禧再度赴粤会商。历时很久，才将问题解决。
第一，我方自动放弃改编为两个军的要求。将广西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由我担任军长，黄绍竑担任党代表，全军共辖九旅二十一团及炮兵工兵等营。兹将第七军的编制列于下：
军长：李宗仁
党代表：黄绍竑
参谋长：白崇禧
第一旅旅长：白崇禧（兼）
第一团团长：陶钧
第二团团长：吕演新
第二旅旅长：俞作柏
第三团团长：李明瑞
第四团团长：李朝芳
第三旅旅长：刘日福
第五团团长：张国柱
第六团团长：龚寿仪
第四旅旅长：黄旭初
第七团团长：许宗武
第八团团长：林畅茂
第五旅旅长：伍廷飏
第九团团长：陆受祺
第十团团长：梁朝玑
第六旅旅长：夏威
第十一团团长：韦云淞
第十二团团长：叶丛华
第七旅旅长：胡宗铎
第十三团团长：（缺）①
第十四团团长：杨腾辉
第八旅旅长：钟祖培
第十五团团长：尹承纲
第十六团团长：周祖晃
第九旅旅长：吕焕炎
第十七团团长：杨义
第十八团团长：蒙志
独立第一团团长：陈济桓
独立第二团团长：罗浩忠
入伍生团团长：吕竞存
炮兵营营长：罗传英
工兵营营长：马典符
当时广东方面的编制，采用苏联式的“三三制”，自班、排、至师、军的编制，都以“三”为递进：三班一排，三排一连，依此类推。我军的编制却稍异，详下章。
至于财政，仍由广西自理，第七军军响也由广西自筹，中央暂不过问。军、财两政既由广西自理，党务自然也由广西当局斟酌地方情形，呈请中央核办。谁知这一党务独立，日后竟获致意想不到的善果。产东当时国共纠纷已日渐显着，嗣后国共纷争扩大，我们广西能够维持一片清白，就因为此。
到此，统一会议中各项问题，才粗告解决，两广总算正式统一于国民政府号令之下。到民国十五年六月，中央正式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民政长公署才遵命结束，改设广西省政府，黄绍竑被任为省主席。
广西为广东以外由中央直接管辖的第一个省份。我们经数年的血战，才把全省统一；复似全力将军、财、民、教各政整理就绪之后，赤胆忠心将全省毫无保留地双手捧献中央。不幸当局目光短小，气度狭隘，满腹生意经，竟认为统筹办理广西省务为“蚀本生意”，而不愿接收，硬性责令我们“自理”，使广西形成半自治状态。此例一开，国家法度全失。其后，中央本可“赚钱”的省份，如湖南等，在我军克复之后也循例“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而始作俑者，厥为中央政府的负责人，岂不可叹！
（四）
当我们两广军政统一逐渐完成之时，湖南内部赵、唐的分裂也日益显着。此时两湖一带的政局，最高执政者表面上仍是吴佩孚。吴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赵恒惕是湖南省长，名义上是受吴佩孚管束的。况岳州重镇，自民国八年以来即为吴氏亲信部队的防地，湘当局常受其监视。赵省长之下，有省防军四师，师长是贺耀祖、刘铏、叶开鑫和唐生智。唐生智又兼“湘南督办”和“水口山矿务督办”，控制湘南最富的水口山锌矿，所以他的第四师是湖南省防军中训练和配备最佳，人数最多的一师。
然而唐、赵、吴之间，表面上虽有隶属关系，事实上却是各不相能的。吴佩孚为图着实控制湘省，暗中拉拢唐生智以制赵，以收分化统治之功。因湖南自谭延闿，程潜被逐出境之后，俨然成为赵家天下。且直、奉第二次战争，吴氏惨败，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势力骤减。孙传芳于曹锟贿选时，对吴的态度已是阳奉阴违，使吴有尾大不掉之感。吴佩孚乃玩弄手法，以分化赵恒惕的部下。当时唐生智业已桀骜不驯，得吴大帅接济械弹，遂更无忌惮。
此次叶琪事件，吴幕内亲赵小官僚乃利用两广的宣传而中伤唐氏。吴佩孚也因唐的坐大可虑，再怂恿赵恒惕抑制唐氏。赵得吴大帅为后盾，遂有收回水口山矿务和提高省长职权的行动。然吴佩孚却又暗中示意唐生智叛赵。唐生智本已有“彼可取而代也”的野心，至是乃正式有囊括全省，驱赵出湘的举动。
为求计出万全，唐生智并请蒋百里在吴大帅前代为说项，庶几在渠出兵驱赵时，不致受吴大帅的阻梗。蒋百里是我国军界的老前辈，又是首屈一指的军事理论家。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复到德国陆军大学深造。民国初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唐生智便是他的得意门生，往还极密。此时蒋氏正在吴佩孚幕内任总参谋长，颇得吴的敬重，吴以“先生”称蒋，见必立迎。
唐生智因利用蒋百里的关系，向吴佩孚疏通驱赵，以霸占整个湖南。而吴佩孚此时的用心也极为阴险，想在唐生智驱赵之后，加唐氏以犯上罪名而讨伐他。一石打二鸟，收复湖南如探囊取物了。所以在唐生智有犯赵行迹时，吴大帅即表示不作左右袒。吴的唯唯否否，自增加了唐生智驱赵的勇气。
唐生智唯恐力有不逮，乃打电报给我，请我在他出兵驱赵时，“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应援”。据说，唐生智拟此电稿时，刘文岛曾从旁建议道，“一旅之众”，未免太少，“在黄沙河遥为应援”，也未免太远。因黄沙河还在广西境内，恐应援不及吧。
唐生智说：“你话虽有理，但是把广西部队请进来容易，恐怕送出去不容易。”所以唐生智此时天大的野心，不过是取赵恒惕而代之，占领整个湖南而已。如果吴大帅对他的驱赵行为不加干涉，唐孟潇也就安心做他的湖南省长，保持一个北洋军阀附庸的地位，无心参加革命了。
但是我的看法和唐生智不同。我认为吴佩孚见赵恒惕坐大，尚且不能忍受，他怎能坐视唐生智驱赵。在我看来，吴佩孚必定是等唐、赵鹬蚌相争到白热化时，再派兵入湘，把唐生智、赵恒惕一锅煮。这样，吴大帅的两湖巡阅使的名义才名符其实，同时已经垮台的直系势力才可复振，以便进一步窥伺两广，征服西南，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迷梦。
所以我当时的判断是：唐生智驱赵必然成功，但是在赵氏被逐之后，吴军必定南下。以吴讨唐，正是师出有名，名正言顺。然以唐敌吴，则无异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唐生智必然一败涂地无疑。这样则唐生智必将向两广乞援，加入革命，我们两广也正可借此机会，以唐生智为前锋，出师北伐。
我接到唐生智的电报之后，立刻回电照办。我知道唐师一出，暴风雨便会随之而来。因此，我立刻下令，要桂林方面部队钟祖培等向黄沙河进发。同时命令全省动员，各地部队都向桂林集中，准备入湘，实行北伐。同时我也拍电报给广州中央汪、谭、蒋等军政首领，申述此时乘机援唐北伐，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因为直系的势力在北方受挫不久，元气尚未恢复，吴佩孚正想利用统一两湖的机会，复振直系。现在直系讨冯的战争正在进行，精锐部队被吸收在华北，湖北全境空虚，我们如利用唐生智为前驱，乘机北伐，击吴佩孚于立足未稳之时，我们可以一鼓而下武汉。顺流而东，便可师洪杨的故智，直捣沪、宁，统一长江流域，则全国不难定了。我们如不能把握时机北伐，待吴佩孚北方消灭了国民军，南方统一了两湖，直系势力完全恢复之后，那我们问鼎中原的机会，便一逝永不再来。
所以我在致中央的电报中便说，我第七军援湘之师己经出发，北伐势成骑虎，希望中央速定大计，我本人即当东来向诸公就教。我的电报发出后不久，便收到汪兆铬、谭廷闿等联衔的复电，电内对我出师援湘的义举深为佩服，至于速定北伐大计一项，都说“俟兄来广州之后，再行商酌可也”。
就当我和广州中央电报往返之时，唐生智便已出兵驱赵。唐军于三月初向长沙进发，赵恒惕自知势有不敌，吴大帅也态度暖昧，便通电辞职，并荐唐生智为代理省长。赵本人则于三月中旬离长沙避往上海。唐生智遂于三月十七日占领长沙。
赵氏在赴沪途中过汉口时，吴佩孚曾约其一晤。赵恒惕显然认为唐生智的称兵犯上是吴佩孚怂恿所致，竟拒绝和吴氏晤面。
唐生智入长沙后，也因吴佩孚态度不明，不敢遽以代理省长自居。仍以师长身分，请赵氏回湘主持大政。嗣后因见吴佩孚无声讨表示，而我方援师已在途，才于三月二十五日就“代理省长”职，诱捕湘军第二师师长刘铏，并进攻赵军残部，于三月三十日占领岳州。
湘事发展至此，吴佩孚见时机已至，乃立刻调兵南下，循粤汉路向唐军出击。吴军久经训练，精锐无比，远非唐生智所能敌。一经接触，唐军立刻溃败。吴军于四月三日攻入岳州，同月二十四日复将唐军逐出长沙，南向进迫衡阳。唐生智至此几已渍不成军，复拟自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退，并急电向我求援。
我方接电后，即令钟祖培旅兼程前进，向衡阳唐军增援，全省援军也向湘边进发。五月初旬，当唐军正预备自衡阳西撤时，我军适赶至衡阳，和吴佩孚追军发生激战。我军转战多年，绕勇无比，全军奋勇冲锋，喊杀连天，遂将吴军攻势阻遏。吴军闻我军喊杀之声是两广口音，知是生力军，也不敢恋战，纷纷后撤，衡阳才转危为安。唐生智新败之余，也收拾残部，和我军合力反攻，双方遂于衡山、衡阳间和涟水一带相待，进入胶着状态。战事详情，于第二十二章中当再详叙。
［①第十三团团长罗浩忠，因习俗相传“第十三号数不祥”，辞不就职，故缺。——作者注］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二十章：亲赴广州，促成北伐
（一）
和广东方面电报往还之后，我便决定亲赴广州策动北伐。当广西各界知道我此项意图时，南宁、梧州等地均举行盛大的欢送会，情况极为热烈，令人感动。但是广西内部，此时对北伐计划的反应极不一致。大部分民众团体，乃至少数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对我策动北伐的努力，都持保守的态度。他们认为广西统一不久，疮疾满目，百废待兴，我们应当与民休息。待生聚教训有相当成绩时，再图北伐，为时未晚。我则以为不然，因北伐与否，实受两种因素所支配，我们两广本身的生聚教训固属重要，北方时局的变化尤为要紧。现在我们如不乘北方军阀自行分裂向我乞援之时北伐，等待北方变乱解决，局势恢复安定，到那时再行北伐，则以彼之逸，待我之劳，决无侥幸成功的希望。再有，广东为富庶之区，军队久驻该地未有不腐化的，我们如不乘时用兵，旷日持久，必至师老兵疲，不堪再用。因此我于五月初自南宁东下，沿途都以此义遍晓大众，然言者谆谆，而听者仍难免将信将疑。
我行抵梧州，广州方面乃派专舰来接，我遂改乘该舰东驶，于五月十日下午二时抵达广州长堤天字码头。码头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国民政府以及党政各机关首长如谭延闿、张人杰等和各民众团体代表等都到码头之上伫立欢迎，军乐悠扬，人声鼎沸。在这欢迎行列中首先上船的便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任潮）和广西驻穗代表白崇禧、陈雄等人。任潮和我是老友，相见甚欢。他为我一一介绍各欢迎人士。还有黄埔军校蒋校长所派的代表、时任该校教育长的方鼎英。方告诉我说，蒋校长今天太忙，未能亲自来欢迎，明日当专程来拜访云云。
在码头应酬一番之后，遂由李任潮陪同到第四军军部休息。第四军军部设在新广西会馆之内，这会馆是莫荣新督粤时所建，十分富丽堂皇。当晚便由任潮设宴洗尘，由该军各高级长官作陪。餐后我曾和任潮谈北伐大计，他极同情我的主张。只以其时国民党内部明争暗斗尚未完全平息，北伐恐一时难于实现。因广州于三月二十日曾发生中山舰事变。蒋、汪为争夺党的领导权，斗争已至白热化。加以党内左右派系之争，复有共产党依违其间，推波助澜，情势甚为恶劣。汪兆铭因自觉对党政无力控制，一怒之下，称病不视事。方从苏联回国的胡汉民，以环境恶劣。无法立足。两位均在我到穗前夕，秘密赴港。党内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势。我专程来粤策动北伐，显非其时。这些党内纠纷，我在抵穗之前，都不知其详。到此才知广州党政军各首脑部都象“泥马渡江，自身难保”，何能奢言北伐？我一旦目睹此种情况，真冷了半截。然既来之，则安之，仍须尽我最大的努力，促成此一盛举，何况我军已入湘作战，骑虎唯下，欲罢不能呢。
翌日上午，蒋先生自黄埔专程来看我。他原来在党内地位并不重要，在粤军中的位置也不过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民国十二年秋季，奉中山之命赴苏俄报聘考察。十三年春，苏俄派顾问协助蒋氏筹办黄埔军校，遂受任为校长。在校内励精图治，气象一新。其后得苏联军事顾问的支持，获大批械弹的接济，先后成立第一、第二教导团，并以参谋长的地位，从事整顿粤军。那时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生活浪漫，办事因循，整军大计一任蒋氏所为，于是大部分粤军的领导权，遂渐入蒋氏之手。渠乃以黄埔军校学生和教导团为基础，将所掌握的粤军彻底改造，成为其个人的军队。蒋氏并于民国十四年，得各友军的协助，两次东征，击破陈炯明残部。在第一次东征克复汕头时，回师消灭盘据广州城郊勾结唐继尧的刘（震寰）、杨（希闵）反动军队。这些都使我们远道得闻，深致敬佩。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日晨，蒋氏凭藉苏联顾问的声势，突率卫士数十人，包围其长官许崇智的住宅，逼许氏立刻离开广州。申言许氏不去，渠便无法整顿部队，待渠将部队整理就绪，三个月后，再请许氏回粤主持大政云云。当时我们在广西，便闻蒋氏向许氏挟持迫害而颇不以为然。不过我们都知道许总司令处在革命高潮之下，生活还这样腐化，故对蒋氏此一行动，也颇谅解他的苦衷。
那时白崇禧时常往来粤、桂间，对蒋校长和黄埔军校的革命作风颇多好评，更增加我们对蒋氏的饮佩。到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时，我们也不知党中内争的底蕴，只觉当时广州有崇俄的风气，一般党人对俄国顾问敬若神明，蒋氏竟敢公然将俄顾问逮捕，遣送出境。这种行为虽迹近越权乱纪，但和阿谀外籍顾问的风气相对照，自获得我们乃至多数国人的同情心。
所以我们此次到广州，对蒋先生极具好感，加以当时党政中枢的领导人汪兆铭已离职去国，蒋氏成为广州的中心人物，促成北伐大计，第一须说服蒋氏才行。
蒋先生于上午来访。下午我即往黄埔回拜，并参观军校一切设备。当我自黄埔码头上岸时，全校教职员、学生数千人在校门前列队欢迎。该校高级官长、教员都由蒋校长一一介绍握手。何应钦、周恩来、邓演达等，那时都是第一次和我见面，但人数太多，未能一一记忆。
黄埔军校的校址原为前清广东虎门陆军速成学堂所在地，清末时此地也曾办过海军学堂。校舍经历年扩充，现在已能容纳数千人。校内井然有条，到处贴满了革命标语，革命的空气，十分浓厚。唯就技术观点说，军事教育的水准却不甚理想。因为学生入学程度既不齐（有许多系老同志保送，未经考试而入学的），而受训时期也太短。第一、二、三各期连入伍期在内，为时只有六个月。加以政治和党务课程又占据时间很多，所以军事教育在这短时期中，实学不出什么来。
蒋先生亲自导我参观全校。这时第三期已结业，第四期学生正在上课。我每到一处，蒋先生都为我略事介绍，不论在操场或讲堂，值日官都喊“立正”致敬。
（二）
参观完后，蒋先生留我在校晚餐。进膳时，只有我和蒋氏两人，所以可以畅谈。首先，我便向蒋氏陈述我策动唐生智加入革命的经过。我认为北伐时机稍纵即逝，故力主从速敦促中央决定大计。我向蒋氏陈述的内容有三点：
第一，我分析北方各军阀的形势。我说当今盘据黄河、长江两流域实力最强的，首推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阀。然自民国十四年直奉第二次战争，由于冯玉祥倒戈，曹锟贿选总统的政府跟着倒台，吴佩孚仓皇由海道逃回汉皋以后，直系已一劂不振。加以长江下游的孙传芳已企图独树一帜，对吴氏阳奉阴违，直系内部貌合神离，已有解体之势。惟近来吴佩孚乘张作霖、冯玉样互战于天津一带，遂东山再起，自称讨贼联军总可令，整训所部，又成劲旅，虎踞武汉，正联络奉张，挥军北上进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一旦瓦解，吴的势力也必复振。既振之后，必乘战胜的余威，增兵入湘扫荡唐生智所部，从而南窥两粤。我们现在如不乘国民军尚在南口抵抗，吴军主力尚在华北，首尾不能相顾之时，予以雷霆万钧的一击，到吴氏坐大，在南北两战场获得全胜，巩固三湘之后，孙传芳也不敢不和吴氏一致行动，那我们北伐的时机，将一去永不复返，以后只有坐困两粤，以待吴、孙的南征了。
第二，我再分析两粤的政情。我说我们两广近十年来都处在龙济光、陆荣廷等军阀统治之下，革命势力终未真正抬头。其后总理正将残局收拾，又遭陈炯明的叛变，各小军阀的割据，地方狐鼠横行，一片糜烂。近两年来，总算天兴汉室，两广统一。现在我们如不乘时北伐，难免师老兵疲，不堪再用。尤其广东是纸醉金迷的富庶之区，往日军队驻粤，不数年间便会堕落腐化，兵骄将惰，必至天然淘汰，失败消灭而后已。龙济光、莫荣新，乃至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许崇智各军的瓦解，前后如出一辙。现在我们若不乘两广统一之后，民心士气极盛之时，另找目标发展，以避免偷安腐化，则若辈前车不远，足为殷鉴。
第三，我又分析湘局，和我们的第七军已成骑虎难下的形势。我说我虽已策动唐生智起义，驱逐赵恒惕，唯唐氏态度颇不坚定，他一面电请广西派“一旅之众”到湘、桂边境声搜，一面又派代表见吴佩孚，陈明去赵的苦衷，祈求吴氏谅解。其志只在作湖南的主人翁，已甚明显。至于昊氏则久已蓄意确实掌握三湘，作为侵略两粤的基地，如今师出有名，以援赵为口实，驱军南下，协助赵部叶开鑫等击破唐部于湘北。唐氏见事态严重，才请我第七军越界入湘赴援。现在我们如不借援唐之名实行非伐，唐氏一败，后患岂堪设想？更有一点，设吴氏一旦警觉，变更政略，去赵恒惕而容纳唐生智的请求，则我革命军以后欲取道湖南，问鼎中原，实非易事。所以我告诉蒋先生说，根据上述三点理由，我们非即时北伐不可。我更强调，当湘乱初起之时，唐氏乞援，我之所以未向中央征求同意，便毅然决然出师援湘，就因时机稍纵即逝，不容我们磋跎之故。语云“畏首畏尾，身其余儿。”所幸时机未失，战事在湘南涟水两岸进入相待状态，所以我火速来穗，请求中央早定北伐大计。希望他能同情我的主张，促其早日实现。
当我滔滔不绝陈述北伐利害之时，蒋先生在一旁静听，未多发言。我反复地说了很久之后，他才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
蒋氏说时，似有无限的感慨，但是他这回答，却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泼了我一头的冷水。
那时我到广州尚不足两天，的确不知广东中央方面党政军内部的情形。汪、蒋、胡之间的暗斗，国共两党之间的磨擦等等，也确实是很复杂，不象我们广西方面的单纯和团结。这时汪兆铭方负气而去，中枢无主。鲍罗廷为中山舰的事，新自海参威赶回广州。中央党政军内部，都在酝酿新危机，他们哪里有心绪去谈北伐呢？经过这一段的观察和谈话，我才知道广州方面对北伐毫无准备。所谓北伐，在广州真连影子也看不到。而我军却早已入湘，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我们广西全省军民都勒缰以待，只等中央一声号令。而中央方面对我们请求的反应，却太使我伤心了。
因此，我继续向蒋先生辩白说：“正因为我们内部问题复杂，大家情绪不稳，才应该北伐，好让大家有一个新目标，一致去奋斗，以减少内部的磨擦。”
我和蒋先生反复辩论很久，蒋先生的态度仍是十分踌躇，说起话来唯唯否否。他同意我的见解，但是却强调事实上的困难。最后他执拗我不过，才说。“你和他们说说看。”他的意思是要我向中央方面其他同志解释一下北伐的计划再说。
我和蒋先生详谈了数小时，终于未得要领而返。这是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我和蒋先生第一次的会面。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其后我在广州珠江的颐养园和白崇移聊天，白氏问我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象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三）
我和蒋先生谈后，便连日分访中央各要人，酬酢几无虚日。惟其对中央党派暗哄余波未息，更无人对北伐发生兴趣。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后，国共两党裂痕亦渐暴露。俄国顾问对北伐问题的态度极为谨慎，既不赞成，也不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虽未公开反对北伐，但陈独秀所办的机关报《响导》周刊社论却说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我在广州，颇有吾道甚孤之感。
我第二个拜会的中央要人便是张人杰，张氏于汪兆铭离国后任中央政治会议的代理主席。身材瘦弱，并患瘫痪病，不能行动，平时总坐在扶手椅上，由佣人提挚以行。张氏口吃，并带浓厚的浙江口音。他既是党国元老，我对他自然十分尊敬，而张氏对我则更是恭维备至。他说，总理去世之后，唐继尧居然用两省兵力，想来广州篡位，要不是你们在广西把他挡住，中央就糟了。我说，现在回想起来也很觉可怕，以我们区区不足万人的基本部队来抵抗唐继尧号称十万之师，并有沈鸿英作内应，实在是以卵击石，想不到竟凭一股革命精神把他打退了，但也是中央领导有方！张说，那时他还在上海，所有同志均为我们此一战役担忧，想不到最后居然击退唐军。这种战役不特现代所无，历史上也很少见。他又继续称赞我们以少击众，统一广西，然不自居功，愿受中央领导，使两广统一，一扫旧式军人私心自用的习气，尤为难得云云。张氏的态度极为诚恳，真使我有受宠若惊之感。
接着，我便向张氏力陈北伐的重要。张也和蒋先生一样，态度模棱两可。他说汪先生已出国，中枢政情极为复杂，出师北伐问题，宜从长考虑。我乃把我向蒋先生所说的北伐三大理由反复分析、陈述，务必请中央速定大计，否则恐有缓不济急之虞。张氏倾听良久，仍不愿表示他的主张。最后，他要我“再去和介石说说看。”张氏嗣后曾回拜我两次，但那只是礼貌上的往还，对北伐并无表示。
拜访张氏之后，我便去看谭延闿和程潜。谭、程二人都是湖南军政界的老前辈，后因和赵恒惕发生内哄，被逐出湘，率师来粤就食。所以他们对湖南的将领，尤其是唐生智衔恨极深。我向谭氏陈述我策动唐生智加入革命的经过。我说，唐氏现受吴佩孚部的进攻，我已履行诺言出兵援助，唯恐独力难支，故有前电恳请中央诸公速定北伐大计、此番东下，志在促其实现。可是谭氏对北伐并不起劲。他是翰林出身，久历官场，为人极端圆滑。他听我提到唐生智，只微微一笑，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言谈之间，他显然是反对援唐北伐的。
程潜却没有谭氏那样含蓄和浑厚。他的个性直爽，有话即说，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大有恃才傲物之概。他说：“你想把唐生智那小子能加入革命？他以前倚靠北洋军阀打我们；现在吴佩孚打他，你要我们去救他？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程潜说时悻悻然，似乎对唐生智余怒犹存。
总之，这两位湘籍的军事首领都反对援唐北伐，他二人都不相信唐生智真能诚心诚意参加国民革命。他们是唯恐湘局不糟，唐生智不败。但是我说，我的第七军已在湘作战，而且胜利可期。我们革命军人应以革命前途为念，捐弃前嫌，予唐以加入革命自新的机会。同时，我又把北伐的重要性和时机的不可失，详详细细地分析给他们听。我一再强调，千载良机，稍纵即逝。我希望两位先生同情我的主张，促成此事。他二人虽也同意我的分析，但是始终吞吞吐吐，对北伐不表示兴趣。
嗣后，我又去访俄顾问鲍罗廷，鲍氏方自华北赶回广东。此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在筹备开会，蒋、鲍二人都忙于弥补国共之间因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裂痕，更无暇讨论北伐。
鲍氏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强干，口若悬河。我们见面寒暄之后，他便向我谈一套革命的大道理，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工农运动等等，大体都能言之成理。接着，他又解释苏联的对华政策，说苏联如何地以平等的原则扶助弱小民族，废弃不平等条约。苏联帮助中国革命，完全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发乎道义的、真理的等等一套理论，都很动听。
我即以他所说的话恭维他一番，同时向他陈述北伐时机的重要性，并反复申述以前我和蒋氏所说的三大理由。鲍氏闻言默然，只说兹事体大，应从长考虑。其实，俄顾伺和中国共产党此时都不赞成北伐，其原因，在我猜测，可能有两种：善意的，他们可能认为我们力量太小，此时不能和北洋军阀抗衡于战场之上，应多多休养生息，到有把握时而后动。恶意的，他们可能因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发展的力量还不够，在军、政两方面，他们渗透的根基尚薄弱，民众运动除广州外，尚未普遍，一旦国民党势力大张，奄有全国，对彼等的工作，自属不利。所以鲍罗廷此时对北伐的态度非常冷淡。
我此次东下广州，系专为策动北伐而来，除民众团体热心同情外，各友军，乃至党政首脑、苏联顾问的反应，实是我意料所不及。几乎使我有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的感觉。幸好李任潮对我的呼吁表示十二万分的赞成和热心，使我感到无限的安慰，故仍竭诚奔走疏通，最后卒使北伐成为事实。此一内幕，错综复杂，其中重大关键及转捩点，实为当时全国人民，甚至国民党一般同志所未能洞悉的。
（四）
李济深原是在他到梧州以后我才认识的朋友，也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原籍苍梧县，陆大毕业。初入北京陆军部服务，后参加革命，到粤工作，任职于粤军第一师，原师长便是忠于孙中山被奸人狙击而殉职的邓铿将军。该师干部多系保定军校出身，军纪严肃，训练装备俱佳，为粤军中的劲旅。
沈鸿英在西江被击溃后，中山遂委李氏（时任第一师师长）为西江善后督办，驻节肇庆，设行署于梧州。李氏豁达大度，忠实淳朴，和黄绍竑合作，二人颇能相得益彰。粤、桂两方赖以融洽无间，奠定后来两广统一的基础。
此次我来广州，和李氏朝夕过从，都能开诚相见，所以无话不谈。我既觉中央尤其是多数军事首脑，对于出师北伐反应冷淡，颇为失望。而李氏则一再鼓励，劝我再接再厉，不可功亏一篑。他这种忠忱热情，使我感激涕零。
某一晚，我和他促膝掬诚作竟夕之谈，偶尔触动灵机，半正经半玩笑地向他建议道，你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调两个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湘南、湘东防线之后，我们便可有充裕时间，催促中央决定北伐大计。按照常理及当时地方习惯，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因就好的方面看，如第四军出师胜利，他们固可乐观其成，即使不幸失败消灭，他们也可瓜分第四军的地盘。鼓励四军北伐，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我相信以四、七两军的能征惯战，一定可以把敌人打败，甚至可以收复长沙，造成有利形势，使中央不得不赞成我们的主张。他听完我分析之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我继续说，明天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我已接得通知书请我列席。届时我当重新提出北伐时机成熟的重要性，你即起立发言，附和我的主张，并诸政治会议决议，准许第四军先派部队两师，立刻动员北上入湘，截击南下敌人。但是第四军主力远戍西江、高州、雷州、琼崖等处，集中需时，而叶挺独立团驻防广州，朝发命令，夕可开拔，应使叶团先行，以壮前方士气（此即叶独立团先到安仁、禄田拒敌的由来）。
我二人计划既定，当政治会议开会时，我便起立发言，仍将我前向各首长游说的三大理由反复陈述，并强调我军已在前方作战，且已挽救了衡阳陷落的危机，刻正节节推进，长沙在望，胜利已见端倪，决不可中途而废。倘仍踌蹲不决，吴佩孚必得抽调鄂，赣劲旅增援进攻，我方孤军苦战，势难持久，一有差池，粤、桂边境立受威胁，而云南唐继尧和福建周荫人也必伺隙蠢动谋我，若两广四面受敌。前途将不堪设想了。故请中央速定大计，克日北伐。我发言既毕，李济深随即起立发言，大意是说他听德邻同志所分析各点，都极中肯。今日北伐实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何祝唐生智已声明附义，我第七军正在前方作战，并已节节推进。今日北伐已势成骑虎，中央断不可坐视我第七军和唐军孤军作战而犹像不决。他更自动提议说，为免第七军和唐氏部队孤立无援，他愿将驻琼州、高州第四军的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北调赴湘增援，现驻广州城郊的叶挺独立团且可立即出发。李氏呼吁说，戎机不可坐失，第七军已在浴血作战，第四军也已准备牺牲，希望其他各军袍泽一致响应，共襄盛举，中枢更宜速定北伐大计，以解中原人民的倒悬，以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喁喁之望。
李氏这样突如其来的慷慨陈词，说得全场空气陡然肃穆、军政首领都为之动容。今粤军既然自告奋勇，愿为先驱，其他驻粤各军原系“客军”，实无任何反对北伐的藉口。中央上自主席乃至文武大员，在原则上也已一致同意北伐的主张，会场情势遂急转直下，我的北伐建议遂在中央政治会议中正式通过。政治会议并同时通过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嘉奖李济深自动请缨的义举。并决定推选北伐军总司令，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北伐至此，才进入具体计划阶段。
到五月二十一日二中全会之后，军委会遂发表时局宣言（不用国民政府而用军事委员会名义，使我当时甚感迷惘），表示愿意接受海内外请愿，决定北伐，但是纵至此时，中央仍只是原则上的决定，各方筹备工作俱极滞缓。这种情形显然表示中央尚在观望，看我们入湘作战部队的战绩如何，再相机而行。我看此情形，不尽乐观，所以经常去黄埔，面促蒋先生，早日请中央定期誓师北伐。蒋先生对我的催促却颇有不耐烦的表示。据说他在他的五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上曾埋怨我“不识内情，徒怪出师延缓”，他“深致惋慨”云云。这都可说明他们那时是如何地踌躇不决，而抱着观望的态度，而我那时对出师北伐是何等地急切和企盼！为了减少蒋先生的顾虑，我和李任潮曾私相约定，拟明告蒋先生，北伐正式出师时，我们自当推举他担任“总司令”。任潮后来曾委婉地将我们私下所交换的意见告诉了蒋先生。
政治会议既已通过北伐，唐生智的第八军军长也明令发表。唐生智此时的驻粤代表是刘文岛。刘和唐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后又赴法研究政治，足迹遍中外，多见识广。我在未见面以前，已久闻其活跃于湘、鄂之间，甚是羡慕。此番初次见面，却发现他对人谈吐迹近夸大，华而不实，语云耳闻不如一见，实有至理。刘此次来粤，偕有随员七、八人，也住在第四军军部。刘颇好阿谀，他对我和李任潮极尽奉承的能事，但对他的随员却动辄无理呵斥，声色俱厉，仍欲藉以显示其身分地位。其随员中有一少将刘高参，也是保定军校学生，和唐生智私交甚厚，就不卖他的帐，某次因不堪辱骂，竟反唇相讥。刘文岛在众目昭昭之下，弄得无法下合，此亦“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之谓欤？宁汉分裂时，听说刘氏曾于某次纪念周中演说，要求唐氏部下“孝顺”唐总指挥，象儿子孝顺父亲一样，惹得台下文武官员二千余人哄堂大笑。而唐氏全副戎装，正襟危坐于演说台上，犹怡然自得。会后，何键、李品仙等高级将领故意揶揄刘文岛道：“你要做儿子尽管去做，我们可没有资格领受这个荣衔呀。”一时成为革命军官场中的笑柄。在武汉时代，据说刘文岛反蒋比谁都激烈，等到武汉局势解体，唐氏已成孤立，刘乃摇身一变，输诚投到蒋先生的怀抱，又对蒋先生“孝顺”起来了。旋即荣膺立法院委员。后来希特勒崛起，纳粹疯狂时代，又被派为中国驻意大使。竟以善拍马屁，而官运亨通了。
这次在广州，我们业已看出刘氏是个上谄下骄的人。当唐氏的第八军军长发表后，第八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之缺犹虚，刘氏便一心一意想抓到手。一次在政治会议席上，刘以唐生智代表身分列席。会议中，他起立发言，首先代唐生智夸耀一番，说唐氏如何雄才大略，如何献身革命，不愧国民革命的股肱。继说第八军党代表一席犹虚，中央似应早遴大员充任。接着便介绍他自己说是保定军校出身，又留学法国，实在文武兼资，做党代表一职似最为合适。这一席毛遂自荐的讲演，说得口沫横飞，惹得全场相视窃笑，主席张静江又未便阻止他。只见谭组庵（延闿）以手帕掩口笑个不停，程潜眼如铜铃，怒脉偾张，大有起立申斥之势。我和刘氏座位相连，看此情势，殊为他感到尴尬，而刘尚不自觉，我连连踢了他几脚，刘文岛才停止讲演，坐了下来，忙将手帕拉出，频频向额角、颈项抹汗不休。主席遂说第八军党代表事，以后再谈吧，才收拾了这场不愉快的局面。
散会后，刘氏和我们同车回四军军部。在车上，李任潮和我都埋怨他说，今天会场局面弄得很僵；你如想做党代表，为什么不先和我们说明，我们可替你疏通一下，安可不顾一切，自吹自擂起来。刘闻言，故作大惊道：“我这样干错了吗？德公，你是老前辈，以后务必请你随时指教：”说得我和李任潮都为之失笑。
过了几天，唐生智特电中央保荐刘文岛任第八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央随即发表了。刘氏欣喜之余，屡次天真地问我，党代表究系什么阶级。我说，可能是上将，即中将也不小啊！他又问我，黄绍竑是什么阶级，我答：“上将”。他才心安。一次在政治会议席上，刘氏又故态复萌，大放厥词，大意仍是他才兼文武那一套。最后说，唐生智自保定毕业后，便一直在湖南，未出省境一步，现在竟位至上将。弦外之音，如我刘某是法国留学生，其官阶断不可在唐某之下。这一场演说闹得比上次还要僵。我再度踢他，才把他的话堵住了。后来在车子里，我和李任潮又把他教训一顿说，我们革命不是为阶级而来，足下何以如此热衷呢？刘氏闻言，把眼一瞪，天真地道：“德公，我这次又讲错了吗？”
其实，党代表在当时是没有官阶的。刘氏后来的官阶是中将政治部主任，阶级并不算低，但他却以官阶在唐氏之下为耻，平时竞不肯穿军衣，这也是促成北伐过程中的小趣事。
（五）
当我在广州策动北伐渐有头绪之时，湖南战事因我军加入战斗也逐日好转。到六月初，党二届二中临时全休会议乃共推蒋中正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蒋氏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这时湖南方面战事既在急剧发展之中，北伐军势必设立一“前敌总指挥”以担任第一线指挥作战的责任。关于这一席，政治会议一致通过要我担任，而我却推荐唐生智担任。理由是湖南战场上第八军地位的重要性。第七军援湘时，我曾电告唐氏，请其直接指挥。并说：“我兄应视我军和贵军为一体。请不必客气，直接指挥。”
我军入湘作战，原是师以义动，今番我如担任“前敌总指挥”，入湘指挥唐氏，易使唐氏和其它湖南将领误会我以义始而以利终。所以我在政治会议上说：“我们革命军应开放门户，以广招徕。唐生智以区区师长，一旦加入革命，便位居前故总指挥，足证我革命政府大公无私，革命人人有份。如是则全国附义者势必风起云涌。何况我军入湘时，我已命令所属听唐指挥，这是既成事实，不必再行变动。我们革命军人不可斤斤于小的名位而忘忽大体。”
但是我这一席话，全场均不以为然。他们总以为唐生智加入革命历史太短。其原有的职位只是一名师长，实力也很有限，骤界以大任，恐他负担不起。其中反对最烈的为程潜，他向我说：“德邻同志，难道你要我回湖南时听唐生智指挥吗？我看你无论如何勉为其难罢！”我仍旧坚持让唐生智，会议乃无结果而散。事后，我向李任潮一再剖析此事。任潮最初仍坚持非我担任不可，后来他见我态度坚决，遂不再勉强。第二次政治会议开会时，我一再劝告程潜勿念旧恶，并坚持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政治会议才正式通过了唐的新委任。会后，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曾来我处，代唐道谢；并连声说我荐贤任能的“伟大”！刘氏此时也有详细报告给唐生智，唐氏后来对我很表感激。
唐生智新职发表后，湘局已完全稳定。唐氏遂于六月二日在衡州正式宜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及前敌总指挥职。这时第四军的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两师已自南路和琼崖北调，叶挺独立团也已于六月初离穗北上入湘。六月五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时中外哄传，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北伐，就这祥三凑六合的发动起来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二十一章：北伐前夕的革命阵容
（一）
我在广州策动北伐的时候，和广州方面党政军各层干部同志以及各种民众团体也有联系，因有机会对我方革命阵营作一番更深入的观察。
开头给我印象最深的为革命的群众运动。我初抵天字码头时，各民众团体代表欢迎的为数甚众，旌旗飞舞，鼓乐暄天。群众高呼“欢迎革命领袖”，“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震天地，情绪十分热烈。
在广州期间，曾参加过无数次民众团体的欢迎会，接受他们的慰问和献旗。这些民众团体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组织的，计有：工会、学生会、商会、店员工会、乃至摊贩工会、人力车夫工会、海员工会以及各地前来广州开会或受训的农民协会的代表。他们都是活泼、热忱、充满革命热血的青年，对广西方面拚死力拒唐继尧东下篡夺革命根据地的血战，都赞扬备至。同时他们对我们在广西统一的艰苦情形，以及助成广东统一的功劳，都有深刻的认识。深使我感觉知音遍海内，而受到莫大的鼓励。
不过在这革命空气之中。我也渐渐看出了一种潜伏的危机，那便是国共两党，乃至本党领袖之间的暗哄。国民党是个老大的政党，党员极众，可说是少长咸集，良莠不齐。其中青年的党员们和一部分少壮派的领袖们都热情洋溢，坚苦卓绝地为革命而奋斗。其革命热情有时竟发展到“革命狂”的程度。但是另一部分老党员里面，却杂有官僚、政客和腐败的军人，思想陈旧，生活腐化，对革命意义一无所知。而他们也混在革命阵营内高喊革命，挂羊头卖狗肉。因此在国民党内已划分成两个集团，彼此迥然有别，暗潮起伏，互相嫉忌，长此以往，难保没有差池。
另有一部青年的党员和少壮的领袖却是“跨党分子”。他们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信仰不同，背景各异。他们和国民党的结合是暂时性的，日久必然分道扬镳。不过他们多半是青年分子，对革命狂热奔放，极少腐败分子掺杂其间。他们平时虽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但是暗地却发展其共产党的组织。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勾结热情的国民党中少壮分子，互相标榜，于是国民党本身里面，暗斗愈烈。
再有，本党中央领导机构也极不健全。总理逝世后，独树一帜的西山会议派固不消说，在广州中央方面，汪、蒋等各为私利的明争暗斗，也不足以表率群伦。当时集党政军大权子一身的蒋介石先生，纵横捭阖，予智自雄的作风也很欠正派。
国民党改组之初，蒋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涨的过程，实得力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论蒋的手腕，起初联络汪兆铭、廖仲恺、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等，以打击西山会议派的元老集团，并排挤胡汉民、许祟智等。胡氏和西山会议派的势力既除，蒋氏又利用党内一部分反共情绪和西山会议派等取得默契，发动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拘押俄国顾问，并逼汪兆铭去国。汪氏既去，蒋又施展手段，将其政变越轨行为嫁祸于人，将反共甚力的所谓右派军官如十七师师长兼广州警卫军司令吴铁城及其他反共领袖等拘押，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以取悦于俄国顾问及中国共产党以自固。这种种都足以说明蒋氏的才过子德，不能服人之心。
所幸此时我们在广西原是独立发展，然后和广东方面合作的。虽然我们对广东的政潮起伏，引为隐忧，但是我们实际上尚未被波及。我们只希望和广州中央精诚合作，以完成北伐，实行主义。并希望用革命及北伐大前提来消弭广州中央方面的内哄。所以对中央各领袖，都无分轩轾，同样尊崇，以期北伐能早日出师。
（二）
在广州时，我对共产党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许多共产党的领袖们和他们重要的同路人，这时我们都是第一次会晤。当时广州共产党第一号领袖谭平山曾来拜访我。谭是共产党员，却是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也是广东人，为人极老实厚道。颇为可亲。周恩来这时也见过，大家握握手而己，印象不深。林祖涵也来看过我，他给我的印象极好，为人老成练达，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物。叶挺此时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时到军部，故常常见面。叶氏短小精悍，有热情，有朝气。将兵、任事各方面都可说是头一等的人物，可爱可敬。我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会议席上。毛氏那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办的农民讲习所所长，并曾担任短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氏时常穿一件蓝布大褂，长得身材高大，肥头大耳。在议会席上发言不多，但每逢发言，总是斩钉截铁，有条不紊，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这位共产党很不平凡。
在广州的共产党同路人中给我印象很深的要算邓演达（择生）了。邓为广东人，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到粤军中服务。讨伐沈鸿英时，渠在粤军第一师中任团长。嗣后赴苏联和德国留学，回国后遂服膺社会主义。此时在军委会中任职，专司军中政治工作。邓氏生活刻苦，精力过人，每日工作十余小时无倦容。他对革命工作的狂热，几乎到失常的程度。然邓氏为人极正派，是非之心极为强烈，他任事和待人实是可钦可敬的。当时郭沫若也随邓氏来拜访过我两次。郭氏爱说爱笑，是一位斯斯文文的人物。
大体说来，我当时对广州方面的所谓跨党分子印象大致都不坏。他们都勤劳刻苦，热情洋溢。虽然和我们因信仰不同，难免格格不入，但是我对他们的任事作风是很佩服的。不过广州当时的崇俄风气却使我感觉不满。俄国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一般干部如能和鲍某有片语交谈或同席共餐，都引为殊荣；大有一识荆州，便足骄人之概。这种心理其实和洋行大班无异，甚是可鄙，我为此事颇感不怿。所以我对共产党人看重之余，这一点却引为遗憾。
我到广州后约两星期，俄顾问鲍罗廷特地为我举行一盛大宴会，到中央党政军首长和各团体代表凡百余人。席间，主人鲍罗廷讲了一大套革命理论，并着实把我恭维一番，然后请我发言。我起立道谢，先就鲍氏的话，恭维俄国一番，说俄人仗义援华，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奠立今后中苏的友好，并为解放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先声。接着，我便说当今我们革命根据地有一极不好的现象，各级干部和人民团体负责人都以出入俄顾问之门为荣，稍受青睐便沾沾自喜，四处骄人。其实俄顾问来华助我，实在是发乎道义，出乎至诚。他们并不希望我们的阿谀谄媚。如果我们不了解俄国顾问同志来华助我的初衷，而以洋行大班奉承经理的态度来取媚于俄顾间，反使我们俄国友人助我的一片真诚无法表达。所以我一再强调说：“我们革命同志不可忘记我们的革命天职。我们尤其不要把俄顾问当成主人，我们自己当成客人。我们要以主人的态度来敬客，不要学洋行大班的习气来奉承上司。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远道而来的友邦顾问！”
我演说的前半段引得掌声四起，宾主均眉飞色舞。但当我说到后半段时，全场便显得沉寂了。那时鲍罗廷的翻译似乎是张太雷，也停止了翻译；场面显然有点僵，但是我仍畅所欲言。主人和其他宾客都知道我是远道而来，并不依赖任何方面的援助，所以对我的逆耳忠言也只有笑而纳之，未发生其他的反响，嗣后，胡派和接近右派的同志曾向我鼓掌，称赞，说我所指摘的都切中时弊云云。其实我所说的都是平心之论，对任何方面俱无成见。
鲍罗廷之外，俄顾问中和我往来最多的便是加仑将军。加仑将军身躯修长，为人沉默寡言。关于战略战术，渠都有独到之处，不愧为一卓越的军事家。凡渠所发言，都从纯军事观点立论，极少涉及中国的政治问题，确是一难得的人材。听说后来张古峰事件时，他因力主对日作战，被斯大林枪毙，实甚可惜。
然而俄国顾问团最初派往第七军的顾问马迈耶夫却是一外行。马氏工人出身，对军事并无所知，因他稍谙华语，遂被派到第七军作顾间，滥竿充数而已。后来北伐军到江西，马氏去职，代他的名西干，却是军校出身，曾任军长，在军事上比马氏高明多了。
大体说来，当时俄国来华的顾问品质都很优良，诚实刻苦，不大说话。日常生活规规矩矩，稍有不慎，立刻便奉调回国。所以他们谨言慎行，较一般中国人更守规矩，故颇受中国人的欢迎。苏联顾问这种作风适和美国顾问成一对照。美国顾问因管束较松，平时言行俱不若俄国人的谨慎，加以他们大半有优越感，言行极为骄纵，一般中国人对他们都有敬而远之的感觉。美国顾问之所以不能深入群众，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
（三）
在广州时，我和其他方面的同志也经常保持接触。一般说来，印象都不算坏。当时的风云人物如徐谦，也曾来拜访我，我我也去回拜过。徐是前清进士出身，这时已五十许人，高高瘦瘦的身材，背部微驼。说起话来，满口革命的大道理，也颇能使人折服。听其言而信其行，还以为他是个有操守的革命领袖，后来听说他在司法部长任内，滥用私人，一塌糊涂的情形，才知道孔子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的重要。
陈公博此时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和我也常有往还。陈氏生得一表人才，能说会讲，在广州风头甚健。我和顾孟余也曾晤谈数次，顾氏沉默寡言，有翩翩学者之风，办事也极干练。一次，我们自黄埔同轮回广州，顾氏力述土地革命，打倒地主等政策的重要。我便和他辩论，我说北方的军阀现在割据一方，渔肉人民；东西帝国主义仍在卧榻之侧，伺机破坏革命，如此内外大患不除，而奢言打倒地主，恐反增加革命的困难。我们各执一词，无结果而罢。
吴稚晖和我在广州也是第一次见面。他已是六十左右的老前辈，说话时议论风生，诙谐之至。陈友仁此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渠系海外生长，不谙华语，和我谈话须用翻译。陈氏为人严肃而毫无官僚习气，他的极度平民化的生活和作风，极令我佩服。此外，我还见到革命元老古应芬和廖夫人何香凝女士。何女士一见到我便嚎陶大哭，痛骂反革命派谋杀廖先生。她对我们在广西的统一工作和拒唐战争都称赞备至。她说，没有你们在广西，广东早完了，廖先生死了，以后革命任务都在你们身上了，说了仍啜泣不已，使我心中无限凄侧。
在这些党国要人中，给我印象最特别的为孙科。孙氏性好应酬，生活腐化。他在广州市长任内，补发房契，弄得人言喷啧。觉得他只是一位自美国留学回来，学洋派，爱享受的人物。
（四）
在广州时，我于一般公私事务之外，也曾留心观察广东方面党、政、军、财的一切设施。当时广东方面，最活跃的中、下级党人多为左倾分子和共产党徒。而在广西，除梧州市党部为少数共产党渗透外，其他各级党部极少共产党分子掺杂其间。广西省党部中虽有几位委员以左倾自命，然尚无真正共产党人渗透。且黄绍竑自兼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开诚布公，不作左右袒，所以共产党在广西，不能发生多大作用。而中央方面，自五月中旬党务整理案在二中全会通过后，国共两党的权限表面上虽已逐渐划清，可以荀安一时，然前途的荆棘却正在滋长中。
政治方面，自汪兆铭被迫离粤以后，由谭延闿、张人杰分别代理国民政府中政会主席，而实权则操诸蒋介石先生一人之手。蒋先生骤揽大权于一身，既众望难孚，又私心用事，中央政局的破裂，实伏线于斯。
至于军事方面，广东原有的粤军和各地来粤的客军，自刘、杨消灭之后，共编成六个军。第一军的基础为前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许去后，蒋自任军长，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初由蒋自任军长，到民国十五年初，由何应饮继任，下辖五个师，共计十九个团，驻防广州和东江一带，谭延闿原来率领来粤就食的湘军则改编为第二军，以谭为军长，驻防于北江一带，共辖四师十二团，原由朱培德所统率，辗转流离的滇军则改编为第三军，朱仍为军长。辖三师，共有八团二营，驻于广州和四邑一带，李济深所率的第四军原为粤军第一军，辖四师，共有十三团二营，驻西江和琼崖一带，李福林所辖的前福军，则改编为第五军，辖二师，共八团一营，原驻番禺、南海和广州河南一带；程潜所率的第六军，系就他原来所率的湘军改编的，辖三师，共九团二营，驻广州附近和北江一带。
所以名义上广东六个军共七十一团，实际兵力约有七、八万人，和飞机数架。其编制是“三三制”，亦即一师三团，一团三营，一营三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薪饷发给的标准大致是：士兵每名每月十元，班长十二元，少尉排长三十二元，中尉排长四十元，连长六十元（另公费二十元），营长一百二十元（公费一百元），团长三百元（公费二百元）。按当时的生活程度，士兵每名每月伙食费约二元，作战时食米且由公家供给。所以一个士兵的薪饷可以养二口之家。
以前军队都就所驻之地筹饷。后来朱培德、程潜、谭延闿等率客军入驻广东，仍是划疆而治，就地筹饷。到民国十四年八月，各军划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饷项才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统筹办理。
当时军饷的来源，一般统税和钱粮之外，最大的收入却是“禁烟特别捐”和“防务经费”两种。所谓“禁烟特别捐”实即鸦片税。我国原为国际禁烟签约国之一，未便明征鸦片税，故以“寓禁于征”之意，课以重税，所以名为“禁烟特别捐”。在广东每两烟土课税在一元以上，所以收入很大。所谓“防务经费”实即赌捐。两广人民嗜赌成习，官府禁之无效，乃课以重税。这两种税收都由政府招商投标，组织公司承包税收。大公司再招较小公司投标承包。这种烟捐、赌捐在任何政体内原都是犯法的，但在我国当时却是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现在想来，这种制度实在是秕政害民，迹近荒唐，但在内乱频仍，干戈扰攘之际，都是不得已的挖肉补疮的办法。
当时广东六军之中，作战能力最强的当推第四军。第四军的老底子原是粤军中训练装备最佳的第一师。带兵官俱为一时之选。军长李济深固是人中之龙，其中师长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店、团长叶挺、蔡廷锴、黄琪翔等也都是能战之将。该军并自办讲武堂于肇庆，培养下级干部。第四军之外，第一军也是劲旅。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虽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至于其他各军，则自郐以下不足论矣。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原为一政客，治军非其所长。第三军即朱培德的滇军，拖曳经年，久经风霜，全军尽为云南人，补充时也以滇人为主，不拘体格年龄，加以朱培德又贪婪成性，不顾官兵死活，故作战能力甚弱。第五军李福林则系一地方主义者，久驻广州的河南，士气极低，战斗力更说不上了。第六军军长程潜虽是一名将，惟所部为地方军杂凑收编而来，成军不久，既无战斗意志，也无作战能力，打起仗来自然就弱点毕露了。
（五）
我们第七军的编制和广东方面所采的苏联军制略有出入。我们是沿用民国成立后陆军部颁发的编制：三班一排，三排一连，四连一营，三营一团，二团一旅。旅以上我们暂时不设师，作战时则视实际情形设“路军指挥官”，其职位虽略同于师长，然运用则比较灵活。一位第几路军指挥官作战时可以指挥两个旅乃至几个旅，按实际需要，各团可以随指挥官之意调动，不受建制及军队系统的牵制。这些都是广东各军所不易做到的。
我第七军当时的编制分九旅十八团，另加二独立团，一入伍生团，另有炮兵营、工兵营，以及军校第一分校的学生队。共有战斗兵员约四万余人，乡枪三万余枝，山炮廿余门。重机枪八十余挺。第七军编制表和统兵长官姓名已见第十九章。
本军士兵几全部在广西招募，但也有邻省接壤县份前来投效的。至中、下级军官则外省籍的亦复不少。如第七旅旅长胡宗铎便是湖北人。至于出身，旅团长中，有保定军校的，如俞作柏、夏威、吕焕炎、胡宗铎、周祖晃、尹承纲、陆受棋、李朝芳、吕梦熊等；也有广西干部学堂的如伍廷飏，也有广西陆军速成学校以及其他各种军事学校出身的。然本军官兵都身经数十战，上下团结一心，纵令是高级指挥官也无不身先士卒，所以每个战斗士兵都能勇往直前，有进无退。在统一广西各大小战役中，无一而非以少击众，士气极为旺盛，加以本军经济公开，所有各级官长俱能与士卒共甘苦，再施以严格训练，晓以革命军人救民的大义，因此本军所到之处，南自镇南关，北至山海关，可说是战无不摧，攻无不克，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北伐期中，本军所过之处，当地居民的口碑都可为本军纪律严明作佐证。
但是北伐开始时，本军的饷糈却远不及其他各友军的优裕。在统一广西期中，我军因战费浩繁，有时未能按月发放薪饷。士兵每名每日只有伙食费小洋二角，官长不论高低，一律发伙食费四角。各单位主官除另发少数“公费”之外，别无其他律贴。所幸我们经济公开，虽患贫而不患不均，因此官兵都能甘之如饴，而无怨尤。
民国十五年春初，白崇禧，黄绍竑曾和中央交涉两广军民两政统一问题，未得圆满结果。此次我到广州策动北伐，又向中央重提结束此地方半独立状态的局面，请中央从速划一整理。因将来北伐，其他各省将陆续归入中央治下，则此种各自为政的局面，断不应继续维持。为今后国家大计设想，我广西省当局愿为天下先，将军民两政交中央统一办理，然中央仍旧不愿接受。
我为奔走两广统一事宜，数度和宋子文详谈。宋氏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广东全省税收由他统筹征收，各军军饷也由他统筹核发。所以我就要求宋氏对广西照例办理。宋部长坦白地说：“你们广西税收太少了，军队太多了，收支不能相抵，中央统一了，财政部是要吃亏的。”
我说，宋部长，这是国家百年大计啊！中央如对穷的省份就不统一，对富的省份就统一，这还成个什么体统呢？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中央也应该有个通盘的打算，不应畏首畏尾。何况第七军是我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出师北伐要由地方单独筹饷，一切和其他各军有轩轾之分，也不成个体制。再者，湖南是个富庶省份，将来万一唐军长引第七军和广西为例而不让中央统一湖南，中央将何辞以对呢？宋氏闻言为之语塞，但是他不愿接管广西财政的决心，并未因之稍改。我们的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宋子文当时也确有其困难，他在广东的理财政策本是竭泽而渔。为着替政府和各军筹经费，他简直是不顾一切的“横征暴敛”。我在谈话之中，也批评他那种干法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说：“不这样干，哪里有钱来革命呢？”事实上，当时广东的经济来源，也亏着他用这么狠心的干法，否则真不易维持。为革命而行苛政，其功过是非实无法定论了。
到六月初旬，北伐出师大计已定，民众情绪极为热烈。蒋总司令这时正在考虑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一日，他特地来问我关于国民革命军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我说，钮永建（惕生）先生应该最适当了。按资望，锡老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总理的老友。论才千，惕老在护国护法诸役中俱膺要职，以干练闻名国内。再从革命历史来说，他和西南革命领袖都有极深厚的友谊，在革命青年之间有至高的德望，而他本人又是长江流域的人，当我军师次长江时，他的声望可能有极大的号召力。所以我说北伐军参谋长一职，实以惕老最为相宜。
蒋先生听了，沉默片刻，然后说；“钮先生我另有借重。”
我说：“你心目中认为何人适当呢？”
蒋说：“我正为此事来问你。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
我说：“恐怕健生资望太浅，年龄太轻，不能负此重任，”
蒋说：“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蒋去后，我仔细分析他提议自崇禧当参谋长的用意，大约不外以下三点。第一，白崇禧确实干练精明，可以肩负此重任，此为蒋氏所深知。第二，以白崇禧与我和黄绍竑的公谊私交，蒋如能得白氏为辅佐，在他看来，他对我第七军便可指挥自如，毫不费力。第三，革命军的中坚将校多半是白的保定军校同学，蒋可利用白以联系一般保定出身的军官，出力效命疆场。因此，白氏出任参谋长，对于统御和指挥，自可事半而功倍。白氏既和各方都有深切的关系，蒋氏又可用以作“告朔之饩羊”，如对各军有所举动，可以白氏之名出之，必要时，并可使白氏代他受过。所以逾格擢白崇禧为参谋长，正是蒋先生厉害的地方。
后来蒋先生正式邀请白氏担任此项要职，白氏乃问我意见如何。我坦白地告诉他说：“我怕你干不了。”接着，我便分析蒋先生的为人，和他请白的原意所在。白氏听后，大有所悟，说：“我看这责任我确实负不了，我还是不干罢！”于是，白氏真的把蒋先生第一次的邀请辞谢了。
我到穗后不久，蒋介石校长曾告诉我说，俄国接济革命军的械弹已运抵黄埔港，约有步枪万佘枝，重机枪百余挺，无线电发报机数十座，彼自动表示将拨一部枪械接济第七军。我当即代表全军，面致谢意。旋各军均已领取了一部分俄械，独第七军犹付阙如。我数次着驻粤办事处主任陈雄向军委会洽领，都以未奉蒋总司令条谕为辞，不允发给。我觉得很诧异，何以蒋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话仍不算数呢？乃藉赴黄埔辞行之便，再一提枪械的事。蒋氏闻言，故作惊讶，含糊其词。我就忍不住说：“总司令，我领了这些武器，是去打敌人啊！”蒋才说，他去查查有关部门，何以尚未拨给。照我推测，可能有人向蒋氏进言，认为第七军缴获陆、沈、唐等军队的械弹甚多，似不必再给予俄械。可是，蒋先生忘了“一言既出，驯马难追”的古训，他不该自食其言啊！后来，总算由驻粤办事处领到了俄制七七口径步枪一千枝，重机枪四挺，无线电收发报机二座，乃火速运往湖南前线。孰知当我们把木箱打开检验时，始发现并不如想象的满意。原来这批俄械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用过的旧武器，和本军所用的德制七九双筒步枪（亦属第一次大战后，协约国将德军解除武装，由商人私运至中国出售的）不相上下。然总算中央政府体念我第七军频年征战，不无微劳，而作首次最大的赏赐，于士气上不无鼓励的作用罢了。
这时已是六月中旬，湘中战事正捷报频传，我第七军北上部队正有待我的亲自指挥，所以我便于六月十八日辞别中央各首长，离粤回桂，转赴前线指挥。广东方面闻我将去，各界曾举行盛大欢送会。中央各政要及蒋总司令率各机关团体代表，亲自送我至石围塘而别。
壮士长歌出汉关，历史上有名的北伐战役现在便正式揭幕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二十二章：向长沙前进——北伐的序幕战
（一）
我于民国十五年六月十八日离粤返桂。此次赴穗策动北伐，在广东住了将近五十天，虽辛劳备尝，然终将北伐发动起来，归途中颇感兴奋。六月十九日下午，我由三水河口所乘的专轮遂抵达梧州。梧州各界闻我策动北伐归来，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到江边码头来欢迎的各机关代表暨民众团体简直是人山人海，这时梧州驻军为伍廷飏（展空）旅，伍氏在随我自码头回其司令部途中，便问我说。“德公，我们真要北伐了吗？”
“为什么不要？”我说：“我们的部队不是已经开到湖南去了吗？”
伍说：“德公，你觉得北伐有把握吗？”
我说：“我觉得占领武汉没有大问题。”
伍说：“要是败回来就糟了。……唐继尧还在伺机蠢动啦！”
我说：“我保证不会败回来。再者这次北伐，我们只预备出去一半部队，留半数在广西对付云南也足够了。”伍展空虽不再说什么，但是他心中仍觉得没有把握似的。这时我的直属部下尚且如此，也就难怪广东那批首脑们的疑虑和踌躇了。
我在梧州住了两天，参加了各界欢送出师北伐大会。六月二十一日遂自梧州乘电船到阳朔，再登岸步行。于六月二十四日抵桂林。在桂林，不用说，又是连续不断地举行欢送北伐出师大会。更有各机关学校纷请训话讲演，应接不暇。这时家母仍住在桂林乡下两江圩树头村故宅。我们母子已久未见面，她老人家听说我返抵桂林，派人来叫我返乡小住。但此时正值北伐出师之时，军书旁午，日不暇给，实在没有工夫回家省亲。不得已，只好派人接慈母进城承欢数日，稍尽人子之情。
我到桂林不久，忽然接到广州的电报，说白崇禧已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了。此一电讯很使我惊诧。
白崇禧原是我第七军参谋长，今番升迁，使我顿失臂助，我乃电商于黄绍竑。绍竑自南宁复电，推荐其同窗旧友王应榆氏接充七军参谋长。王为广东东莞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其后似曾在李济深处作幕僚。当李，黄在梧州合作时期，王氏转到黄绍竑的“讨贼军”中任职。王氏虽出身军校，然对治军作战并无太大兴趣，却将全副精神用在国计民生方面的生产事业。为人淡泊，向不介入党争。黄绍竑因渠长于企业管理，乃请他整理贺县八步一带的锡矿。渠任矿务局长年余，对兴利除弊成绩颇有可观。此时第七军参谋长出缺，绍竑乃推荐其担任。王因事出仓卒，赶办移交，我军到武昌后，他才自贺县赶来就职。王未到职前，由胡宗铎兼代。
当时各军中除党代表外，都有政治部的设立。北伐开始时，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副主任为郭沫若。邓极左倾，其左右也悉为左倾或共产分子，第七军政治部初成立时，中央派来的政治部主任黄日葵，便是一名共产党。黄少年任事，干劲十足，为人又能说会讲，吃苦耐劳，全军上下都极敬重佩服他。但是这时广东，上自党政军各级机构，下至农、工、学生运动，国共间的裂痕已日趋明显。我深恐黄氏在我们部队中发展共产党组织而招致分裂，影响作战精神。所以当我返抵桂林准备出湘时，密向黄绍竑建议，将黄日葵留在后方，为第七军后方留守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另行推荐麦焕章为第七军前方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麦为留法学生，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都有私谊，为人忠实坦白。但是我推荐上去后，总政治部却拒绝加委，闹出许多误会。后因我态度坚定，麦氏才得就职。这件事在当时虽引起了小风波，然在民国十六年清党时，各友军多为共产党所渗透，唯我第七军能保持一贯纯洁无染的作风，未始不是我们未雨绸缪之功呢。
此次北伐，我第七军的动员计划是抽调十二个团，由我亲自指挥入湘作战。其余八个团则留守后方，由党代表黄绍竑指挥。如我前线兵力不够，则随时可抽调开往增援。谁知出师后，所向披靡，后方留守部队并未动用，我们已打到南京，此是后话。
兹将我军参加北伐部队番号及编制列如次：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党代表：黄绍竑
参谋长：王应榆
政治部主任：麦焕章
第一路军指挥官：夏威
第二路军指挥官：胡宗铎
第一旅旅长：李明瑞
第一团团长：陶钧
第二团团长：吕演新
第二旅旅长：夏威（兼）
第三团团长：俞作豫
第四团团长：李朝芳
第七旅旅长：胡宗铎〔兼）
第九团团长：陆受祺
第十四团团长：杨腾辉
第八旅旅长：钟祖培
第十五团团长：尹承纲
第十六团团长：周祖晃
独立第一营营长：李少杰
炮兵营〔辖三连）营长：罗传英
工兵营（辖三连）营长：马典符
兵站分监：曾其新
通讯大队（辖三连）大队长：覃连芳
我第七军中编制的第一路、第二路，实即其他各军中的师长。所不同的，师长仅能指挥其本师官兵，我们的两路指挥官则视环境的需要，指挥或多或少的部队，不受建制的约束。
综计北伐初期，我军参加战斗的官兵约二万余人。七生的五德国克鲁伯厂制管退炮四门，七生的五日制架退炮两门。此种山炮尚系清末张鸣岐任两广总督时所购，原有二十四门。辛亥革命时，王芝样带十二门到南京，两广尚存十二门。民国五年讨龙之役，林虎夺得数门，嗣后辗转为我军所有，也已历尽沧桑了。
我军每团有一机枪连，每连有德制水凉重机枪四至六挺，故八个机枪连共有重机枪四十余挺。通讯大队共有三连人。一连随军部，两路指挥部各有一连。军中各单位间的通讯全凭电话。这时被复线极为有限，一般通讯全凭舶来品的铁丝线，军和军间的通讯却利用无线电。总司令部发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俄国旧品，笨重不堪，随军移动时，需十六人分两班抬运。机件故障时常发生，实不堪使用，然又弃之可惜，成为行军时的一大累赘。
我第七军除战士之外，尚有由广西省党部号召青年女学生百余人组织的“广西学生女子北伐工作队”，随军担任宣传、看护、慰劳等事务。时余妻郭德洁女士适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遂由党部推为女子工作队队长，随军北伐。她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女子，然在革命空气熏陶之下，均抛却脂粉，换上戎装，在枪林弹雨中，登山涉水，不让须眉。当我军在前线喊杀连天，所向披靡之际，战场上忽然出现这一支小队。各界不知底细，以为她们也是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战斗人员，敌人为之咋舌，我军士气也随之高涨。一洗数千年来我国女子弱不禁风的旧面目，为我革命阵容生色不少。
那时各友军政治部虽也有女子工作人员，然以女子单独组成一队在前线工作的，我第七军实开风气之先。其时去清季不远，民间习俗，仍极保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观念，牢不可破。我广西女子，所以能毅然挺身而出，参加北伐，实是革命风气感召使然。
（二）
我在桂林，为着部署本军入湘事，住了十四天。在这十四天中，我军后续部队已次第入湘，我本人乃于七月六日离桂林，取道黄沙河下衡阳。这时前线我军已捷报频传，正向长沙挺进中。
钟祖培旅的尹承纲团五月中旬已加入唐生智部作战，唐调尹团赴醴陵协防。不久，唐有衡山退守衡阳，钟祖培旅长乃亲率周祖晃团，于五月二十八日开抵衡阳增援。尹承纲团也返抵衡阳，归还建制。
当此之时，吴佩孚在南口向冯玉祥部国民军进攻甚急。北军精锐尚在京汉线北段，湖南攻唐之师系赵恒惕部的湘军。吴佩孚委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指挥对唐战事。另调北军余荫森师受其节制，自衡山向唐生智军作正面攻击，并令赣军唐福山师与驻赣粤军谢文炳师由萍乡出醴陇，向唐生智军右翼进逼。另以湘军刘铏、贺耀祖两师进逼唐生智的左翼。大军三路而下，气势极旺，衡阳岌岌可危。唐生智见情势阽危，乃一面派员向叶开鑫诡提和议，以缓敌待援；一面将辎重和重要军需物品向祁阳、永州移动，拟于必要时退入广西。另一面则预备且战且走，以李品仙、周斓、刘兴三师布防于萱州、樟木至店门之线，以何键师沿蒸水南岸布防于洪罗庙、金兰寺之线。五月二十九日，敌军贺耀祖部猛攻何师，情势危急。唐生智乃调我军钟旅向洪罗庙增援，钟旅于六月一日到达洪罗庙，当晚乘夜出击，将敌人攻势阻截。翌日再约同何师强渡蒸水，将敌人攻击部队一举击破，斩获极众。敌军闻风丧胆，急退涟水北岸据守，唐军左路的威胁才告解除。
这时唐军中路在敌人猛攻之下也已动摇，溃败在即，忽闻左翼大捷，军心一振。敌人误以为西广援军大至，乃不敢再攻，战况胶着。我第四军叶挺独立团适在此时赶到攸县，将右翼稳定。唐生智见事有可为，乃于六月二日我军大捷之后，正式宣布就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之职。又三日后，中央才正式发表蒋中正为北伐军总司令，宣言出师北伐。换句话说，便是我们自动入湘作战的部队已取得决定性的初期胜利之后，中央诸公才决意北伐。然蒋氏于六月五日发表为总司令后，又迟至七月九日才正式就职，其中曲折迂缓的原委，此地也不烦赞了。
六月中旬，吴佩孚确知两广派兵援湘，遂重行部署。六月十八日吴下令以北军宋大沾为第一路司令，协助叶、余等担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为第二路司令，担任右翼临澧、常德一带防务。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仍率谢文炳师担任左翼作战。以鄂军夏斗寅旅加入贺耀祖、刘铏等部进入湘西。蓝政国为第四路司令，率阎日仁、唐之道两旅为总预备队。一时大军云集，大战迫在眉睫。
幸而援湘部队我军第二路军指挥官胡宗铎率李明瑞旅和杨腾辉、陶钧等团及时赶到，开往永丰集中。我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自琼崖北上，也于七月初行抵湖南攸县、安仁一带。七月四日我三路大军遂同时发动攻击。北军不支向后溃退，我军三路皆捷。叶开鑫部乃放弃长沙，据守汩罗河北岸待援。我军遂于七月十一日克复长沙。北伐军因此一举成名，全国震动。
我于七月十五日抵衡阳，时我军前锋胡宗铎部已追过长沙，在汩罗河南岸布防待命。第四军的一部也已越过醴凌和北军对峙中。在我军进攻期中，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已随军至长沙。渠闻我到达衡阳，乃自长沙乘电船来衡阳和我会晤。
这是我和唐孟潇第一次见面。大家在捷报声中把晤，自然都有无限兴奋。唐氏身材高大，留了一搬八字胡子，和我握手言欢，谈笑风生。他对我仗义援湘，促成北伐，并推荐他任前敌总指挥各点十分感激，一再诚恳地问我，需要何种报答。我说，你现在已经弃暗投明，加入革命，革命胜利，就是对我的报答了。唐意犹未已，自动的提议说，现在克复地区有几个收入极丰的税局，问我可否推荐数人去担任局长。唐氏此时加入革命不久，头脑里还充满了旧式军阀的想法，他以为我如推荐几个私人去当税局局长，我便可乘机分肥，以饱私囊，这样也可以算是他对我报答的一法了。我当时便郑重地告诉他说，我们第七军里的人才已感奇绌，哪里有人介绍给你呢？唐氏还以为我不好意思直说，嗣后，他又间接地派人来问。我回答说，请孟潇不必如此，我们革命军人是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唐氏才息了心。
我和唐氏会晤时，曾好奇地问他，此次从湘南撤退，为何不打算撤往广东，而偏欲撤往广西，我说。“广西贫瘠，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石山，你们退到广西，难道想吃石头吗？”
唐说：“我退往广东去让谭延闿、程潜缴械收编吗？”我们相对大笑。
我们在衡阳晤谈之后，翌日唐生智和我遂同乘电船自衡州驶往长沙。这次胜利是我们革命军小试牛刀。士气旺盛达于极点。民众情绪尤为热烈，真有“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概。不久，余妻所率的百余名“女子北伐工作队”也行抵长沙，并立刻展开慰问伤兵、访问民众等工作。簪缨巾帼，相映成辉，对民心士气都发生极大的鼓励作用。
在长沙，除计划次一步战略部署和参予欢迎大会之外，我对唐生智的第八军也作了一番仔细的观察。唐生智是最近加入革命阵营的，军中作风有许多地方仍未脱军阀的窠臼。官、兵界限分明，不共甘苦，不象我军官长士兵打成一片。我军纵是高级指挥官出门，随行卫士也很少。短途便步行，稍远才骑马，极少坐轿。而唐军纵系连长官阶也威风凛凛，不可亲近。一日，我在长沙街上步行，忽然又碰到刘文岛。他坐了一乘华丽的四人大轿，前呼后拥而来。那时长沙尚未筑有马路，街狭人多，摩肩接踵，拥挤非常。我们徒步的人见到这乘大轿，不期然都向两旁让开，驻足侧目而视。谁知我却给轿子里的刘文岛一眼看到，他连忙弯身向前，大拍其轿杆，要桥夫停下，然后匆忙下轿，向我立正敬礼并寒暄一番，问我到何处去，为何不坐轿子。我说，只是出来散步，用不着坐轿。刘文岛当时在长沙是十分显赫的人物，经他这样卑躬屈节一来，街上围观的市民才知道我便是第七军的李军长。我并非故意表示我的平民化，这只是说明两军作风之不同而已。我们第七军自始便是一支平民化的军队，虽然我们纪律严明，军令如山，但是平时官长士兵则生活在一起，大家如兄如弟，不拘形式。正如汉将李广的部队，“随水草而安”，不务繁文缛节。但是当时的第八军，乃至所有的北方部队，都爱讲排场，摆门面。至于作战能力如何，则又当别论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二十三章：长沙会议
（一）
在我军占领长沙之前，全国各地认为我们的北伐不过和中山先生昔日的北伐大同小异，最多又是一次湘、粤边境的小战事罢了。不仅北方军阀如此看法，即广州中央不少军政大员对胜利也殊觉渺茫而一再迟疑观望。但是当我七、四两军入湘援唐的部队迭克名城之后，全国的观感便不一样了。首先，中央军政首脑对胜利增加了信心，蒋总司令于七月九日轰轰烈烈地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正式誓师北伐，公告中外。七月二十七日蒋总司令也率其第一军一、二两师（当时战斗序列为总预备队）自广州出发北上。到此，全国否界才知我们是倾全力北进，决心和军周作殊死战，与昔日中山先生北伐的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语。昊佩牢、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巨头，开始对我们这一新兴势力刮目相看，而再重新估计和部署，以求自全之道。其他左右依违的地方势力，也开始和我们通款曲，冀图加入革命阵营。首先来归的，便是贵州的袁祖铭。他声标愿将他的两军改隶于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到七月中旬，经军委会核准，遂委袁部师长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令率所部自贵州出湘西，直捣常德，袁祖铭本人并受委为北伐军的左翼军总指挥。
第九、十两军于七月中旬，由黔东向湘西前进，使我军无西顾之忧。不久，第一、三、六各军也抵达湘、赣边境，自攸县至醴陵之线，东向警戒湘、赣边境。中路我军则和敌相持于汩罗河两岸。战况胶着，双方都在作第二期作战准备。
这时唐生智和我经常交换关于第二期作战计划的意见。我二人不约而同主张一鼓而下武汉。当时正传广州中央有人主张克复长沙之后，对鄂采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进攻。唐生智得报，焦灼异常。遂约我联名函陈蒋总司令，详细分析利害得失，坚决主张直捣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我也完全同意唐氏的主张。因先鄂后赣，为湖南当局切身利害着想，固为必须；而为北伐整个战略前途计，也极为顺理成章。我二人乃根据此种论断，拟具意见书，派人专程送往正在前进中的总司令部，并决定亲往衡阳欢迎蒋总司令，当面解释我们的意见。
我们于八月九日晨抵衡阳，同行的还各有机关和民众团体代表数十人。蒋总司令偕白崇禧、加仑等一行旋亦抵衡，握手相谈，甚为欢杨，唐生智因前线事忙，稍谈即折回长沙，我却和蒋氏详谈。唯此时欢迎代表甚多，旅途匆匆，未谈出什么结果。
当晚我又到白祟禧处坐谈甚久。白氏这时才详细告诉我，他出任参谋长的原委。他说，最初他是坚决不干的。但是当我们前方已打得炮火连天之时，而广州总司令部还迟迟没有组织。他深恐拖延日久，我七、八两军在前线孤立无援，一旦吴佩孚大军南下，岂非前功尽弃？所以他不断地向军委会和李任潮催促，但是他们众口一声地说，现在无人可负组织总司令部的责任，除非白氏答应为参谋长，才可着手组织云云。中央各政要和蒋总司令、李任潮等不时赴颐养园白氏寓所力劝，川流不息，急如星火。白氏推脱不得，最后才提出折衷办法，他要求将“总司令部参谋长”职衔之上加一“总”字，变成“总参谋长”，由李任潮担任此一头衔，而白氏则以“副总参谋长”名义，代行总参谋长职权。蒋总司令立即同意此一办法，白氏才就副总参谋长之职，着手组织总司令部。这便是白崇禧出任副总参谋长的内幕情形，也即北伐期中，军中仍呼白氏为“参谋长”的由来。
接着，我便问他一个多月来作参谋长的经验和观感如何。白说，事情非常难做。他说他以前做我的参谋长时，凡事他认为应当做的，他都可以当机立断，放手做去，所以工作效率高，事情也容易做得好。但是他现在作蒋总司令的参谋长，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因为广东方面各军人事极为复杂，系统各异。蒋总司令原为第一军军长，现在他虽然是总司令，但对第一军难免有些偏爱，使其他各军感到不平。军中耳语、烦言极多，他身为参谋长遇到这类事件，简直无法应付。加以蒋总司令又耳明眼快、事必躬亲，使参谋长益不易发挥办事效率。所以白说他坐在参谋长的位子上，实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之至，遇事总要请示总司令亲身处理云云。
后来在长沙，我遇见了二、三、四、六各军的高级官员，他们向我询问前线战况，同时也告诉我一些出发途中情况，以及总司令部中许多内幕情形。他们听到我军在前方所向披靡的战绩，都觉得战事前途极为乐观。但一提到补给的情形，不免异口同声的怨言四起。他们举个明显的例子说，各军出发以来，例须按期发放草鞋。然蒋总司令却吩咐，他的第一军每一士兵发给两双，其他二、三、四、六各军，却平均每一士兵连一双草鞋还领不到。
他们同时又抱怨蒋总司令治军无法度，遇事不论军法而好市私恩。例如有时第一军中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军官闹亏空，发不出薪饷来。其上级无法解决时，照例只有报告总司令。蒋总是说：“把他叫进来！”这营长或连长被叫到总司令办公室后，蒋便责问他为什么闹亏空。此人往往坦白地说：“报告校长！我一时行为失检，把饷银赌输了，发不出饷来。”蒋闻言大怒，顿时鸳得他狗血淋头。但是骂过之后，还写一张便条手谕，叫他拿去向军需处领钱，将这军官的亏空补发了事。他对这个犯法的军官不特不加处罚，甚至认为他诚实，颇可嘉许呢。
据他们说，诸如此类的滑稽剧，当时在军中时有所闻。黄埔学生都知道蒋总司令这一套作风，因而都喜欢单独求见“校长”。他们对“校长”的处理办法，亦从不讳言，并津津乐道，以夸耀于人。故全军上下，皆耳熟能详。因而所谓层层节制，按级服从的制度，可谓荡然无存。蒋氏不但不以为虑，还以黄埔学生忠于他个人为得计。
告诉我的人，说到这类故事，都感觉十分愤懑。所幸我第七军的给养，由于中央不肯统筹，而单独成立一军需系统，没有卷入这一漩涡。所以我听到这些怨言，未便多作评论，以增加军中内部的困难。然而我心中却感到一种隐忧。我觉得我们北伐的胜利，一定可操左券，但是我们的内部问题，可能亦随胜利而扩大至不可收拾。
（二）
八月十日午夜，我和总司令部一行遂同乘小轮北上，在株洲换乘火车。十一日夜半抵长沙。此时北伐军重要将领多在该处。蒋总司令之外，计有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俄国顾间加仑、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公博、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和我。此外还有各军参谋长、师长等多人，济济一堂。十二日晚遂由蒋总司令召开军事会议于长沙前藩台衙门，讨论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
长沙会议是北伐途中在前方所召集的第一个战略会议。此一会议所要决定的便是打倒军阁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但是我们北伐军的实力实极有限。除原有的八个军外，另有袁祖铭部两军的附义。八月初，江西方本仁声称加入革命，暗中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所以长沙会议时，我们总共有十一个军，不到二十万人。其中除一、四、七、八各军战斗力稍强之外，其他各军战斗力俱属有限。至于秘密附义各军是否可靠，更有待于考验。
然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实力则数倍于我军。正面的敌人是吴佩孚，所部驻于京、汉沿线，号称二十万。吴氏自民国十四年冬和张作霖取得谅解后，化敌为友，于十五年春双方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于南口。冯军败绩西溃。吴佩孚乃将北路精兵南调，欲于潇湘之间，和我们革命军一决雌雄。
长江下游的敌人为孙传芳。孙氏拥有五省地盘，自称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也号称二十万。孙氏治军素称能手，又据有全国富庶之区，所部训练有素，饷糈充足，向称能战。
至于奉军张作霖所都，则较吴、孙的部队更为精锐。民国十五年春，张氏击溃冯玉祥入关，占领天津、北京，俨然中国之主，其兵力合奉、吉、黑、直、鲁、热、察，号称三十五万人。战将如云，声势极为煊赫。
此外，窥伺我后方的云南唐继尧也有三、四万人之众，随时有入侵广西的可能。
综计此时和我革命军为敌的全国大小军阀，实力约在一百万人以上。以我革命军区区十余万人的基本部队，若欲扫荡军阀，统一全国，则必须运用机动战术，出奇制胜，掌握有利时机，对敌人各个击破。
在长沙会议时，蒋总司令首先发言，略谓，他首途入湘之前，有人主张对鄂暂时取守势，将主力移向江西采取攻势，旨在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各位同志对此建议有何意见？我即起立发言，竭力主张乘吴军南北疲于奔命之时，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将敌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蔽，扼守武胜关。北则可进窥中原，直取幽燕。若沿长江顺流东进，则孙传芳五省地盘，已为我革命军三面包围，底定东南，也非难事。且当总司令誓师北伐之时，我中央已决定对孙传芳采取怀柔政策，派人联络，希望与其合作，使其不作左右袒。故当我军主力进入湘东，孙传芳即通电保境安民，表示中立。我中央运用政略、战略，双管齐下，已成功大半。虽然孙氏的中立固不可靠，其志欲我军和吴军鹬蚌相争，而彼收渔翁之利。然我人正可利用此点，达成各个击破的目的。今若转移目标，进攻江西，不仅逼使孙传芳和吴佩孚相结合，抗拒革命军，抑且使吴部得到喘息的机会，重整旗鼓以谋我。得失利弊，洞若观火。再者，赣境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如果战事偶有差池，新附义的友军可能逡巡不前，影响民心士气更大。根据上列各点来说，我军攻赣实甚危险，盼总司令、加仑顾间暨各同志加以深思熟虑。
唐生智也起立补充说，如果中央一定要先图江西，则不妨左右开弓，对鄂、赣同时进攻。此建议原只是唐氏的激将法而已。以我们区区兵力，进攻一面已感吃力，“左右开弓”，实无可能。
中央方面某一部分人士所以有此先赣后鄂的建议，实系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正如我们讨伐沈鸿英时，李济深、黄绍竑等主张以梧州为中心，而忽略上游的重要性一样的心理。同时，中央也可能在暗防唐生智的反侧。恐他得志于武汉之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今番如对武汉取守势，全师东移，则吴佩孚主力南下，和他作消耗战的，将为唐氏。待其两败俱伤，我主力肃清江西后，再北取武汉，便无虞唐生智的割据称王了。在政治上说，此议原未可厚非，唯纯就军事观点来说，实犯了兵家的大忌。
再者，我军精锐的第四、七、八各军，都已在汩罗河前线，滞留湘赣东线的，为作战能力较差的第一、二、三、六各军，用来监视江西或可胜任，以之进攻则断难制胜。因此反复讨论后，蒋总司令和俄顾问加仑都同意我和唐生智的原来提案，也就是先攻武汉，对赣采监视态度。我们第二期的进攻部署遂按此原则进行，长沙会议也就圆满结束。
开会时，加仑将军因见我主张攻鄂最力，且主用速战速决战术，会后闲谈，他便问我说：“李将军，你主张进攻武汉最力，你估计要多少天我们革命军才可打到武汉呢？”我约略对路程远近估计了一下，便回答说；“我看有十四天的功夫，便可打到武汉。”
“噢！”加仑感到无限惊讶地说：“你凭什么计算只要十四天呢？”
我说：“我以我军以往作战的经验来计算。我们由攻击开始，连带追击，强行军，每天平均约可前进五十里，汩罗河距武昌约七百华里，所以我估计要十四天。”
加仑说：“你就不计算敌人的固守和反攻吗？我看十四天到不了武汉！”
我说：“那末你看要多少天呢？”
加仑说：“我看要四十夭。”
我说：“绝对不要这样长的时间！”
加仑将军见我十分自信，因而说：“咱们打赌！”于是我们真的打起赌来，赌注是两打白兰地。因为那时的风气以喝白兰地为阔绰。我们赌定，如果在我军正式发动攻击后，二十天内打到武汉便是我赢，否则便是我输。
谁知我们后来竟以十二天的功夫打到武汉。在武昌城下，我又碰见了加仑。我笑着对他说：“加仑将军，我们只用了十二天便打到此地，你快拿酒来！”加仑也笑着指指武昌城墙说；“还有这个东西你没有打下啊！”说得大家大笑。我们这个小小的有趣的打赌，算是变成“和局”。如今事隔三十余年，仍恍如昨日，而加仑被斯大林杀害了，现在应该是墓木已拱。我今日回忆起他的声音笑貌，对那位杰出的军事家仍有无限的悼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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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会议结束后，各军遂待命出发。十四日，蒋总司令召集第七、八两军在长沙的部队举行检阅。阅兵典礼是在长沙东门外大较场举行的。我第七军参加检阅的部队共有两旅四团，约七千余人，第八军参加的却有两师四旅八个团，约一万五千人。第八军此时的编制和七军相仿，系按我国旧制，和广东各军的“三三制”略有不同。
八月十四日是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参加检阅的两万余人，均属战胜之师，人强马壮，在阳光普照下，更显得旌旗鲜明，器械整齐，军容极盛。
当总司令部一行分乘骏马十余匹，在检阅场出现时，全场军乐大作。蒋总司令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色战马，缓缓地进入主帅的位置，听取各单位报告检阅人数。三军主帅，春秋正富，马上英姿，更显得器宇轩昂，威仪万千！
人数报告毕，随即举行阅兵式。七、八两军排成横列。蒋总可令自右向左，按辔徐行，各高级将领则分乘战马十余匹，紧随其后。我位居第二，唐生智则紧随我后。按序列，首先便检阅第七军。我七军因频年征战，战场经脸最然丰富，而操场上的连营制式教练却极为陌生，阅兵式更少举行。加以广西士兵多自龙州、百色左右江一带招募而来，该他人民身材特别瘦小。土制军服，久厉风霜，颜色也已账褪，不堪入目。至于军乐队、仪仗队等，我们都无暇多加注惫，且末随军出发，所以检阅起来，不够壮观和整齐。第八军却不然。他们和北方军队一样，极注重门面的装饰。战场上实际经验虽少，操场上却训练有素。士兵身材，一般说来，也比较高大，服装整齐，旗帜鲜明，军乐队尤其声光夺人，殊为整齐美观。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时奉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坐骑，已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十余人，当总司令的坐骑刚走过军乐队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十余号兵立即举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悦刘耳。蒋总司令的坐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较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夭，顿时翻鞍堕地。但是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于地下。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两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都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哗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脱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这时，第八军的号兵已停止吹奏，总司令部的副官也赶来把蒋氏身上泥土稍为拍落一些。蒋总司令乃率领我们徒步阅兵，一颠一跛，勉强将阅兵式举行完毕。
大家回到检阅台下，再检阅分列式。我七军因素少是项训练，分列式经过阅兵合下，步法“踢他踢达”，颇不雅观。第八军当然操得十分整齐美观。分列式完毕，总司令对官兵演说，训勉有加，才马虎给束了这一场大典。
蒋总司令阅兵堕马的情形，确实很狼狈。但是我所感到的不过是军人不应该不会骑马罢了，谁知周生智竟想入非非。唐氏虽为一现代军人，却迷信很深，军中时有星相、巫师一类的人出入，唐氏本人也常常持斋礼佛，相信阴阳谶纬之学。
据说，唐氏幕中豢养了一位顾姓巫师，能知过去未来，十分灵验，遍收男女信徒。唐氏及其高级将领皆拜顾为师，军中因尊称之为“顾老师”，市民和官兵背地里却呼他为“顾和尚”。此人其时不过四十来岁，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是一个十足的“酒肉和尚”。但据唐氏部将李品仙等告诉我，说他有时确很灵验。唐氏家中阃闼之私，顾老师巨细皆短。这或许可说顾某是一能干的侦探，然唐生智等则以其为活佛。我在长沙时，曾要求唐生智介绍其“顾老师”和我一见；唐氏知我不信，笑而不答。蒋总司令阅兵堕马，自然是替“顾老师”制造机会了。据说他便向唐生智说，蒋氏此次北伐凶多吉少，最重要的便是蒋氏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将来必为第八军所克服。唐君应好自为之，将来蒋氏失败，继起的或是唐孟潇吧！我以后曾也时常听到第八军中人窃窃私语，说“蒋总司令将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云云，象煞有介事。据说，蒋氏本人也很迷信，他对堕马一事讳莫如深，认为这是凶兆。我国古代常有大将出师，被大风吹折大旗，而认为是不祥之兆一类的事。不意二十世纪的今日，仍有类似情事发生，这也是北伐途中的一件有趣小插曲。唐氏后来在武汉企图异动，其心理可能是深受这堕马事件的影响。
在长沙时，还有一趣事值得一提的，便是蒋总司令和我“桃园结义”的故事。蒋氏到长沙后，我时常在总司令部出入，有时是有公事接洽，有时却是闲谈。我去见蒋总司令也毋需预先约定。一日，我在蒋先生的办公室内闲话，他坐在他的办公桌椅子上，我却坐在他的桌子旁边一张木椅上。蒋亲切地问我说：“你今年几岁了？”我说：“三十七岁。”蒋说。“我大你四岁，我要和你换帖。”所谓换帖，便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我念头一转，心想蒋先生为什么来这一套封建的玩意儿呢？令我不解。
我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再讲旧的那一套啊！”
蒋说；“没策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他说着便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来，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要我收下。我站起来说：“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坚决不收。蒋先生也站起来说：“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我一面回话，一面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他的兰谱。他抢上两步，硬把他的兰谱塞入我的军服口袋里。并一再叮嘱我也写一份给他，弄得我非常尴尬。
辞出之后，我拿蒋先生所写的兰谱看看，那上面除一般兰谱上所共有的生辰八字和一般如兄如弟的一类例有的文字之外，还有蒋先生自己所撰的四句誓词，文曰：
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誓词之后除“蒋中正”三字的签名之外，还附有“妻陈洁如”四字。看后我便想到，蒋先生搞这一套封建时代的玩意儿，其真正目的只不过是拉拢私人关系，希望我向他个人效忠而已，其动机极不光明。我想当时南北双方的要人，相互拜把，或结为亲家的正不知有多少，但是往往今朝结为兄弟，明日又互相砍杀，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反观我们广西的李、黄、白三人，并未金兰结盟，而我们意气相投，大公无私的合作，国内一时无两。相形之下，益觉以封建手腕作政治结合的方式有欠正派。蒋总司令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领袖，能和蒋氏结拜兄弟，任何人都必然要受宠若惊。然而我的心里却老大的不高兴，所以除内子一人知道之外，我未向外间任何人提及此事。
在蒋先生给我兰谱后某日，他又向我说：“你要写个帖子给我啊！”我把他的要求支吾过去。又过些时，他又问我“帖子写好了没有”？逼得我好难为情。推托不了，我就说我不知道如何写法才好。蒋说，就照他给我的那种方式写罢。我就依样画葫芦，将蒋先生给我的帖子上那一套四言誓词，照抄上去，下署“李宗仁，妻郭德洁”，送给蒋先生。他笑容可掬，郑重地说，我们从今以后更加上一层亲切的关系，誓必同生共死，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说着，表示非常愉快的模样。
蒋先生给我的兰谱，后来在民国十八年他向武汉进兵，我身陷沪上，因军中无主，致全牟瓦解，连我的行李也一道遗失了。兰谱中所谓亲如兄弟，同生共死的话，转瞬间，竟变成兵戎相见你死我活了、毋怪有深见的人曾说，政治是最污浊的东西婀！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二十四章：泊罗河、汀泗桥、贺胜桥的攻击战
（一）
长沙会议之后，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大体是分为三路向北推进。以第四、第七、第八三军为中央军，循武长路直捣武汉。第一军的第二师和第六军为中央军的总预备队。第二、第三两军为右翼军，集结于攸县、醴凌一带以监视江西，并掩护中央军右侧背的安全。黔军总司令袁祖铭所部的第九军、第十军和第八军的教导师为左翼军，出常德、澧县，北窥荆沙以掩护中央军的左侧。唯黔军此时尚滞留于湘、黔边境，态度暖妹，颇有看风使舵的意向。
然左右两翼的实际任务不过是掩护和策应而已，二期北伐的主要战场仍在中央军的武长路上。中央军的作战序列仍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其下分为左右两纵队。唐氏指挥其第八军为左纵队，并自兼左纵认指挥官，我则指挥第四、第七两军为右纵从指挥官。
这时我们的中央军和敌相持于汩罗河南北两岸。为强渡汩罗河，直捣武汉，我们第四、七、八三军乃计划分三路齐头猛进。我们战略上的进攻路线预定如后：
第四军攻击平江之敌，然后循通城、崇阳一线向武昌推进，右翼警戒赣北，左翼与第七军联络。
第七军于浯口南岸附近抢渡汩罗河，攻击平江以西的敌军，然后循北港、蒲圻、咸宁、贺胜桥向武昌前进。右与第四军，左与第八军取得联络。
第八军攻击浯口市以西、营田以东一带之敌，取道岳州向武昌前进。并以一部相机自嘉鱼或金口渡过长江，向汉阳、汉口攻击，截断敌人退路，将敌人聚而歼之。右与第七军联络，左方警戒长江及湘江江面。
第一军第二师为总预备队，自长沙随第八军后推进。第六军则集中浏阳，随第四军后向北推进。
我们预定的总攻击日期是八月十八日。在总攻击前，各军奉命向指定地区集中。为集中兵力计，第七军并将汩罗河南岸分水岭以东防地让出，由第四军接替。
正当我们作攻势部署时，敌人也在迅速地作其守势的部署以待援军。这一期我们作战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吴是直系军阀的首脑，他的部队是当时北方军队中作战能力最强的一支。吴氏治军甚严，训练有方。自护法战争后，吴氏便横行华中、华北，战无不摧，攻无不克，声威的显赫，真是一时无两。吴氏直系部队和受他指挥的杂色部队共有二十余万人，实力既若是的雄厚，所以他对我们两广忆口数万的革命军一向不曾放在眼里。直至我军攻克长沙，威胁武汉时，吴氏才感事态严重，对我军也另眼相看，乃决心倾巢南下，亲自指挥。不过此时吴佩孚和张作霖在南口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的故事尚未完全结束。吴军精锐尚滞留在京汉路北段，未及南下。所以湘、鄂边境仍由原鄂军、湘军防守，由湖北督理兼中央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和代理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号倬章）二人负责指挥。吴佩孚的直系部队参战的约有枪三万余枝，加上湘军总司令叶开鑫所部的湘军三师，另有赣军和陈炯明残部的粤军，以及韩彩凤等前桂军残部，为数也有三、四万人。
敌人在武长路正面的防御部署系沿汩罗河设防。在汩罗河北岸的长乐街、浯口市、张家碑等地构筑强固工事，由湘鄂边防军第五路总司令兼湖北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宋大霈、第十七混成旅旅长余荫森所部和部分湘军担任防守。汩罗铁桥两旁长乐街、南渡河、夹塘之线，则由湘鄂边防第八路总司令董政国率第六混成旅旅长王梦弼、第七混成旅旅长李乐宾和湘军总司令叶开鑫所部师长邹鹏振等部担任防守。平江方面则由平通防御司令兼暂编第五十混成旅旅长陆云所部防守，梅筑强固工事并铺设地雷及电网，以逸待劳。
（二）
我军在汩罗河南岸沿线部署既定，各单位乃于十八日相继进入攻击位置。十九日我第四、七两军乃开始进攻。我第七军第一路由夏威指挥，于是日拂晓向沿河配备的敌军孙建业第二混成旅进攻，将军山一带之敌旋即肃清，第一、二两旅遂开始强渡汩罗河。惟河中船舶已早为敌人掳去，无船可渡。所幸时值初秋，河水甚浅，深处亦仅及胸，我军官兵乃徒涉而过。当日即占领浯口市。
我军第二路第七、第八两旅由胡宗铎指挥，也同时由滑石滩强渡占领张家碑。敌军万余人初尚顽抗，经我军数度冲杀后遂溃不成军，向北部山区逃窜。我军夺获山炮两门、机枪四挺、步枪五百余枝，俘虏六百余名。我第七军也死伤二百余人。
敌军被击败后已不堪再战，各部只是分头逃窜而已。为使其没有收容整顿的机会，我于十九日晚即下令衔尾穷追。第一路循岑川、长安桥，第二路循立师桥、谈家坊齐头并进。战事至此已进入山地战，沿途都是崇山峻岭，所行多系羊肠小道，人烟稀少，林木阴森，不要说作战了，便是旅次行军也很感艰难。据当地居民说，此地区原系世外桃源，向无大兵经过，纵是洪杨太平军过湘北伐时，也不曾涉足此地。所幸我军官兵多来自西南山区，登山涉水如履平地，不以为苦。加以老百姓处处为我们设茶水，送粥饭，探消息，指迷路，亲如家人，为我们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时逃窜的敌军却适得其反。他们的官兵多半系直、鲁、豫一带平原地区生长的，许多士兵甚至连山岭也未见过。此次入湘系乘火车而来。一旦溃败入山，则恍如进入八阵图，不辨东西。湖南历年来受北军的祸很大，人民衔恨。每逢北军过境，居民便逃避一空。加以北人食面，南人食米，生活习惯，容貌身躯，言语行动和当地人民都有显着的不同，平时纪律又坏，所以一旦溃败，便遍地都是敌人。凡溃兵所到之处，人民都到革命军内来报信，并领路去包围缴械。
所以我军追击北进时，左右山林内甚或后方都有敌人的溃兵四处流窜，有待肃清。更有北军重机枪三连，携带十七、八挺重机枪向我投诚。我接受他们的投降后，即集合训话一番，然后编入我军战斗序列，随军北伐。但这批北军加入我军后，生活语言多感不惯。我七军官兵多说粤语，使这些北方士兵如置身异国。言语既不通，习俗也不同。这三连北军后来竟于我军在德安会战后撤退时，乘黑夜潜逃，不知去向。
我军自山区追击前进，到八月二十三日第一、二两路才在北港会师。翌日本拟直趋蒲圻、汀泗桥、咸宁一带以切断武长路，使岳州前线的敌军无路可退。谁知第七军抵达大沙坪附近时，忽然发现第四军先头部队已超过我军，向左翼前进。
因第四军自八月十九日克平江后，敌军守将旅长陆云自杀，残部向马鞍山、通城一线溃退。第四军乃街尾穷迫，八月二十三日夜四军前锋随敌溃兵之后进入大沙坪。敌军再退往汀泗桥一带，四军尾追不舍，乃越入我七军原定追击路线之内。七军既和四军相遇于大沙坪，四军向西北追击前进；七军遂将错就错，舍弃原定路线而向东北方向追击前进，和第四军前进路线交叉而过。因此我除派遣第一路一小部分部队仍循原路北上蒲圻，协助第四军攻击汀泗桥外，七军主力乃东进，越祟阳，直趋咸宁，向贺胜桥方向前进。
按当时的部署，第四军原属我指挥，然自八月十九日攻势发动后，我偕第七军军部前进，和第四军便无法联络。因当时军事进展极速，我们军部虽都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但因电机陈旧，随修随坏，故各军联络时时中断。我们在汩罗河以北山区追击前进时，事实上是各自为战，按既定计划和战术原则分进合击，苦打穷追，因而发生两军互易作战地区的趣事。
当我第四军在八月二十六日于汀泗桥占领阵地时，第八军也已攻克岳州、羊楼司，和我七军的一部会师于蒲圻。因八军原在浯口以西长乐街一带伺机渡汩罗河，然船只已全为北军掳去，长乐街一带河深水急。无法徒淡，所以八军在四、七两军已在上游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下游敌军自动撤守后，才于八月二十日渡过汩罗河，较四、七两军渡河迟了一日。
嗣后第八军遂循铁路前进。二十三日占领岳州，二十四日占领羊楼司，二十五日和我七军一部会师蒲折。由于我四、七两军进展极速，已在蒲圻、汀泗桥一带将敌军退路切断，大批敌军见无路可逃，乃自动向追来的第八军投降。所以在武长路追击战中，第八军遭遇的抵抗最微，而缴获的敌军武器弹药却最多。因此唐生智到武汉后，乘中央政潮斗争剧烈时，竟将其第八军扩充为四个军，李品仙、何键、刘兴、叶琪等师长都升为军长，实力大增。从吴佩孚部所缴来的军火便是他后来在宁汉分立时的本钱。这是后话，暂不多赘。
当第四军于八月二十五日夜向汀泗桥迫近时，敌军宋大霈、董政国等已收集从前线各地溃退的残部万余人，据汀泗桥死守。原在武昌坐镇的湖北军务督理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也率所部精兵万余人来援。
汀泗桥为武长路上二大着名铁桥之一。附近为一湖沼地区，位于长江南岸，水深港阔。陈嘉谟陈重兵于铁桥两端和附近高地，所以我军和敌激战终日，颇有死伤而并未奏效。二十六日江水突然暴涨，进攻益发无望。我军在桥的南端虽稍有进展，然望桥兴叹，大有天堑难飞之叹。因此，桥北守军也休息度夜，不以我军为意。这时我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忽然自告奋勇，夤夜于附近港湾觅得渔船数十只，一夜之间将该团渡过河去。此时敌方守桥各军都在酣睡中，黄团长乃亲率该团精锐于晨光曦微中，自敌后向桥北守军作拂晓攻击。一时喊杀连天，守军自睡梦中惊醒，不知敌从何来，顿时秩序大乱，夺路逃跑，溃不成军。我军其他各部遂乘势猛攻，一举而克汀泗桥。
敌人望风逃窜，我军乘势追击，二十八日遂克咸宁。敌残部乃退守贺胜桥。适此时吴佩孚率精兵数万人自北京南下，抵达贺胜桥，我第七军主力也于是时自崇阳一带赶到。因而敌我两军决定性的主力战遂在贺胜桥前展开。
（三）
在吴佩孚和张作霖合作，于八月中旬将冯玉祥的国民军击溃于南口后，直系势力已无北顾之忧。唯因吴和张后有小龃龉，致稽延南下日期。到八月二十日左右，忽闻湘中大败，武汉震动，吴氏才觉革命势力不可侮，乃亲率精锐刘玉春、陈德麟、张占鳌、靳云鹗等部数万人于八月二十二日晨自保定乘京汉车兼程南下。二十五日到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拟先守汀泗桥。会汀泗桥败讯至，吴氏席不暇暖，即自武汉率师南下，亲自指挥固守贺胜桥。同时檄邀孙传芳自江西袭我后方，并图诱致袁祖铭部叛离革命集团以扰我左翼。
吴氏于八月二十八日亲到贺胜桥部署一切。其兵力在贺胜桥设防的，计有吴氏亲率的第十三混成旅、陈嘉谟的第二十五师、刘玉春的第八师等，都是吴氏的精锐，从来是所向披靡，号称无敌。此外还有自汀泗桥退下的前武卫军马济，以及宋大霈、董政国等残部万余人。合计不下十万人。并附有铁甲车和山炮、野战炮数十门、重机枪二百余挺。全部实力较我前方作战的四、七两军总数多出数倍。
在吴氏亲自指挥之下，敌军在贺胜桥前以纵深配备构筑临时工事。其大部兵力集结于贺胜桥附近，主要阵地设于桥前高地杨林垱、王本立之线。
当敌军正在作防御部署时，我前方高级指挥官齐集于咸宁县商讨进攻贺胜桥的计划。到会的计有蒋中正、白崇禧、唐生智、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和我。会中决定由我直接指挥进攻贺胜桥，直捣武汉；唐生智则率其第八军为总预备队，并调第八军的何键师自嘉鱼渡江，绕攻汉口、汉阳，以拊吴军之背。
计划既定，我遂于二十九日令第四军仍沿铁路前进，进逼贺胜桥正面，第七军则出咸宁东北，自王本立攻击贺胜桥以东地区。令夏威率第一、第八两旅任右翼，胡宗铎率第二、第七两旅任左翼，与第四军并肩前进。当日第八旅即在王本立之南和敌军警戒部认遭遇，发生激战，将敌人逐回贺胜桥前阵地。我四、七两军遂向桥前迫近。
贺胜桥的守军是当时中国最享盛名的直系部队的精华，督战者又系直系的主帅——能攻善守的吴佩孚。我方进攻的也是北伐军的中坚。双方都以其最大的本钱作孤注的一掷。我们以连战皆捷的旺盛士气，虽然自觉甚有把握，而后方的唐生智却颇为我们担忧。他在蒲圻得报说，吴佩孚大军因西面阻湖不能展开，现已大部向东方运动。渠深恐右翼第七军独力难支，乃遣参谋长龚浩来前线和我商讨增援计划。而我则觉得全军士气极旺，可以独力撑持，故要龚参谋长回报唐总指挥放心，静听捷报可也。
三十日拂晓我遂下令四、七两军同时出击。我亲率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到前线督战。我全线官兵宛如万条毒蛇向敌人同时进袭。而敌人也侍险顽抗。斯时敌军重机枪、山野炮同时向我军盲目射击，战场上简直是一片火海。
贺胜桥一带都是波状地和可徒涉的小湖沼，地形起伏不大，而遍地都是茅草和小丛树，障碍视线，不利于守势阵地。即高级指挥官的视界也不出三数百尺。敌军的移动固然不易察出，就是我们自己各单位的行动也不易掌握。所以战斗的进行，几乎是各营、各连、甚至各排、各班自行判断，按着战斗原则，各自为战。幸我军士气旺盛，全军有进无退，向敌人接合部隙缝袭击猛冲。
此时敌军也顾不得目标，只是集中火力向我军射击，枪炮之声震耳欲聋，机枪声的紧密尤为各次战役中所未有。其火力之猛，北伐途中除德安、龙潭两投外，鲜有可比拟的。我们高级指挥官也都浴身于火海之中，流弹横飞，炮弹时在前后左右爆炸。
这时第四军黄琪翔团在铁路正面左侧的小高地丛林中，为敌军的铁甲车和排炮所轰击，无法立足而后退。敌军复向我四、七两军阵地的接合部袭击，情势危殆。我遂急令七军第四团向左延伸增援，才将阵地稳定。这时敌又向我右翼移动，我七军第三团被围，情势甚危。我遂令第十四团向右翼延伸，而敌援军也到，再度对十四团作大迂回，包抄我右翼。当敌人正和十四团厮杀得难解难分之际，我再调第二团赶到，自第十四团、第三团之间冲出，将敌阵截为两段，一部向右蹴敌侧背，敌阵才见动摇。我军正面乃乘势冲锋，敌遂全线崩溃，纷纷逃往余花坪、贺胜桥一带阵地。其退往余花坪的，因得金牛来援之敌，复起向我反扑；然我第一路跟随尾追不舍，敌人立足未稳，又被击溃。夏威乃衔尾穷追，敌军宋大霈残部几全部缴械，夏威遂进占鄂城。
这时四军第十、第十二两师暨七军第七、第八两旅倾全力向贺胜桥敌军正面冲锋前进，敌人仍图顽抗，然以我军冲杀甚猛，无法立足。吴佩孚见情势危急，除令陈嘉谟、刘玉春各率队押阵外，并亲率卫队、宪兵队、军官团、学生队到贺胜桥头督战，以壮声势。复排列机关枪、大刀队于桥上，凡畏葸退却的，立被射杀。吴并手刃退却旅、团长十数人，悬其头于电线柱上，以示有进无退。所以敌军的抵抗极为顽强，机关枪向我盲目扫射，疾如飙风骤雨。所幸我军士气极旺，喊杀连天，前进官兵竟以敌人的机枪声所在地为目标，群向枪声最密处抄袭，敌军不支乃弃枪而遁。敌将陈嘉谟、刘玉春阻止不住，吴佩孚乃以大刀队阻遏。敌军溃兵因后退无路，被迫向大刀队作反冲锋，数万人一哄而过，夺路逃命。据说陈嘉谟见大势已去，又不愿退却，竟滚在地上大哭。因其受恩深重，今日兵败若是之惨，实无面目以见吴大帅也。这时我追兵已近，马济在一旁大叫：“你再不走，就要被俘了！”陈氏卫士乃将其架起，夺路而逃。此事我后来闻之于马济部下投降的军官，当非虚语。
吴军全线溃败时，已近黄昏。其溃兵和我追兵混成一团，不分先后向武昌城前进。我军中的炊事兵、运输兵等也各挑其什物炊具，杂在战斗兵行列中前进。夜深之后，我追兵已过贾胜桥数十里，敌人也已去远，我乃令各部停止追击、就地休息。因我军搏斗一昼夜，到此已疲惫不堪，亟待休息整顿。谁知我军有炊事兵数名和大队失去联络，竟挑了饮具，一夜未停，跟随敌人溃兵，进入武昌城。嗣后吴军闭门守城，这几名伙夫竟被关在城里，当了四十几天的俘虏。后来武昌克复，他们才被释放。四、八军攻城的指挥部因为他们隶属第七军，而我第七军又已远去江西，所以要送他们回广西后方服务。这几名伙夫却不愿回去，又赶到江西前线来归队。这事一时传为军中趣谈。然也可想见贺胜桥之役，我军士气是何等的旺盛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二十五章：武昌之围
吴军在贺胜桥大败后，残部退入武昌城据守，我追兵于八月三十日夜间在途中稍事休息，翌日拂晓遂以急行军向武昌城追击前进。三十一日黄昏，四、七两军主力均抵达武昌城下。我拟乘敌军喘息未定时一举而下武昌，因于四、七两军大都到达后，立刻下令爬城。出兵遂向民间征发木梯数百架，呐喊冲向城脚，援梯而上。谁知武昌城垣甚高，坚实无比，墙外并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我军所征发的木梯又太短，距城墙上端甚远，纵然攀上梯端，仍无法登城。而敌人守城部队似已早有准备，城上灯炬通明，使爬城我军毫无隐蔽，一接近城垣，城上机关枪、手榴弹便一时俱发。我方官兵前有坚壁，后有城壕，在敌人机枪瞰射之下，伤亡极大。于是我军第一次攻城无功而罢。
九月一日晚，四、七两军已全部抵达城下。刘峙率领的总预备队第一军第二师也已奉命前来增援，旦夕可到。我军乃重行部署，仍由我任攻城总指挥，陈副军长可钰任副总指挥，准备作第二次攻城。
此次攻城任务的分配是：第七军胡宗铎部任中和们、保安门、望山门的攻击。右与第四军联络，左则警戒长江江面。
第四军任忠孝门、宾阳门、通湘门的攻击。左与第七军联络，右则警戒沙湖方面。
第一军刘峙师到达时，应由洪山、徐家棚向武胜门前进，并接替第四军忠孝门防地。
炮兵则占领洪山阵地，俾步兵爬城时，轰击城上守军。
攻城主要工具则责令工兵和政治部购集大批粗大的毛竹竿，每枝长约二丈，重百余斤，用两根接起，扎成一长约三、四丈的竹梯。攻城时以奋勇队先进。奋勇队以每十二人组成的小队为单位，每小队抬长梯一具。
第二次大规模攻城于九月三日晨三时开始。先由炮兵以猛烈炮火轰射城上守军，然后奋勇队携竹梯蚁附而上，不料城内敌人并楚望台、蛇山、龟山上所设置的敌军山、野炮和江中敌舰枪炮一时俱发，火力猛烈之至。我军伤亡甚大而奏功甚小，加以竹梯笨重，墙高水深，我攻城官兵虽奋勇异常，然有的竹梯尚未架牢，官兵已全部牺牲。我亲自督战所得经验，知以我军目前的攻城器材，绝难奏效，徒招无谓牺牲。好在我军在下游已攻占鄂城，第八军自嘉鱼渡江后，也已逼近汉口、汉阳；驻汉口的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正和我暗通款曲，愿意投诚。如是则吴军久守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日久必然发生内变。我军与其作不可能的攻坚战，反不若坐困的有效。因此，三日晨八时我军停止攻击后，我遂不再作硬攻的打算。
吴佩孚此时也另作固守武汉三镇的准备。派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守备军总可令、陈嘉谟为武汉防御总司令，二人同驻武昌城内，据城固守待援。吴本人则坐镇汉口，调度由北南下的援军。
九月三日晚蒋总司令偕白崇禧、加仑、唐生智一行抵达武昌城南的余家湾车站，翌日召集紧急攻城会议。开会时，蒋氏并未分析敌情便说：“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乘敌人立足未稳，一定要攻下！”他说话的态度非常严厉，哪里象在开会，简直就是总司令下令攻城罢了。在场的高级将领皆面面相觑，未发一言。我也未便陈述不宜硬攻的理由。大家因而皆接受命令，再作第三次攻城的部署。
胡宗铎私下问我道：“武昌这样的坚城，限期之内如何攻得下？”
我说：“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攻不下我们也得应付应付！”武昌城我们己两度硬攻不下，蒋先生还说“敌人立足未稳”呢！不过我知道蒋先生的个性极强，遇事往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析无益，我们也只有应付罢了。蒋先生总喜欢遇事蛮干，一味执拗，不顾现实。武昌第三次攻城之举，把他个性的弱点暴露无遗。蒋先生这种个性可说是他个人成功的因素，也可说是国事糟乱的种子。嗣后他亲白指挥南昌攻城失败，与武昌之败如出一辙。
第三次武昌攻城，仍由我任攻城司令，陈可钰任副司令。一切部署仍按第二次攻城计划实行。蒋总可令另调第一军刘峙师接替第四军在忠孝门的防务。并恳赏登上城垣的，官长二百元，士兵一百元，最先登上的部队三万元。登城的准备完毕时，号兵吹集合号，士兵齐呼“革命万岁”。奋勇队的编制如前。前锋部队在奋勇队后，取五十米至百米距离齐头并进。前锋都携带短枪、手榴弹以便爬城。这些都是蒋总司令明令所规定。
第三次攻城于九月五日晨三时开始。我军逼近城垣时，敌枪炮齐发，较前尤为猛烈。第七军奋勇队扑攻保安门，该处城垣较高，竹梯甫架，伤亡随之。后缘附郭民房而上，敌军乃以火药包、手榴弹、爆发罐等引火物，自城上掷于已注射煤油的民房，顿时烈焰熊熊，火光烛天。同时敌军机枪野炮火力自空而下，我军伤亡枕籍，仍然无法爬城。
第四军在通湘门一带的遭遇也约略相同。四军独立团曾潜至城脚，挂梯数具，官兵相继攀登，然敌方机枪弹如雨下，登梯官兵悉被击毙，无一幸免。牺牲的惨烈，达于极点。此时军中忽然谣传刘峙师已攻入忠孝门，四、七两军闻讯大为振奋，益发奋勇争先，死伤辄至整连整排，仍无入城之望。
正当前线战况最激烈时，蒋总司令忽然约我一道赴城郭视察，我因为蒋氏未尝作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葸胆怯。我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我们左右簌簌横飞，我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
这时蒋氏也感到硬攻无望，我随即下达命令停止攻击，各军暂退安全地区待命。这样遂结束了我们第三度激烈的武昌攻城之战。
所幸我第八军何键、夏斗寅两师在嘉鱼渡江后，此时已迫近汉阳。九月五日，原与我通声气的刘佐龙鄂军第二师正式声明附义，加入革命。刘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之职，自汉阳炮击查家墩吴佩孚的司令部。吴氏仓皇乘车北逃。自河南向武汉增援的吴军也为刘所扼，于汉水中淹毙甚众，不敢渡河。刘部遂于九月六日占领汉阳，七日进占汉口。吴军悉数北撤，江面敌舰也顺流下驶，武昌之敌遂成瓮中之鳌，俯首就擒只是时间问题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二十六章：进军江西
（一）
当我军自汩罗河向武汉疾进时，吴佩孚曾檄请“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来湘、鄂应援，以便夹击我军。孰知孙氏此时却作坐山观虎斗的打算。意图等待我军和吴军两败俱伤后，一石二鸟，取吴氏而代为华中之主。至于我军，因素为孙氏所轻视，渠如能取吴而代之，则区区华南便不难定了。
不意我军长驱北进，直如疾风扫落叶，一举而囊括武汉。孙传芳到此才知革命军不可侮，急谋应敌之策。那时我国当代第一流的战略家蒋百里适在孙氏幕中，据说，蒋氏于我军转战汩罗之初，即向孙氏献援吴三策。
蒋氏的第一策是乘革命军北进和吴军鏖战时，孙氏突出奇兵，自江西全力西进，腰击我军，占领长沙，以断我军归路。
第二策是待我军进围武汉时，孙氏挥海、陆大军溯江西上，解武汉之围，使吴我两军相持于武汉以南，相互消耗战斗力，然后孙军待机而动。然此二策都未被孙氏采纳。
其第三策则系将孙氏五省联军的主力向江西集中布防，以逸待劳，以俟我军。此策或系蒋氏三策中之最下者。然吴氏既失武汉，革命军底定湘、鄂，声威大振，孙传芳也不得不采此下策，急速将原驻苏、浙、皖各军集中江西，以待我军来袭。因此当我军方合围武昌，右翼我军担任向江西警戒的第一、二、三、六各军已和孙军前锋发生遭遇战。武昌既经合围，孙军大部也已入赣，敌我江西之战便迫在眉睫了。
孙传芳虎踞长江下游有年，饷裕财丰，弹械充足，其实力较之吴佩孚有过之无不及。现将孙军实力及其向江西集中前各部驻地，列于下：
一、江苏之部
卫队二团：驻南京
陈仪师八千人：驻徐州
孟昭月旅六千人：驻南京
郑俊彦师八千人：驻清淮
谢鸿勋师万二千人：驻津浦、沪宁线各站
周凤岐师六千人：驻南京
白宝山师三千人：驻海州
冯绍闵师四千人：驻泗阳、邳县
二、浙江之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