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此时，蒋对武汉的战事已急转直下。蒋命刘峙等率大军数十万，西上直捣武汉。蒋本人也于三月底赴九江坐镇。
武汉此时军中无主。胡、陶二人自成军以后，自认为湖北人，每视第七军为”客军“，颇引起七军中将领的不快，因此中央的反间计乃得乘隙而入。蒋氏原先即派俞作柏秘密活动第一师师长李明瑞输诚中央，反对胡、陶。
俞作柏为人，贪污性成，野心勃勃。渠于一九二六年在广州时，曾对鲍罗廷自称为”广西的蒋介石“，并指斥我李、黄、白三人为”不革命“。因此，渠殊不为广西上下所喜。嗣后，我乃和黄绍竑商量，褫其兵柄，让他担任中央军校南宁第一分校的校长。十六年夏，清党事起，俞氏自己心虚胆怯，潜逃香港，使人劝其归而仍不归，绍竑乃解除其校长职务。俞乃受蒋收买，为其活动李明瑞反对武汉。
蒋同时又派郑介民秘密赴汉活动杨腾辉倒戈。杨腾辉原为林俊廷部下，嗣经我军收编，委为团长，以战功累升至师长。渠和胡、陶有隙，而和郑介民有旧，故接受郑氏建议，私下向蒋氏输诚。
四月初，中央大军西进。夏、胡、陶也以夏威为总指挥，拟在武汉外围抵御。真是无巧不成书，夏威在出发赴黄陂的前夕，忽患白喉，乃临时将前线指挥交李明瑞负责。李于黄肢召集前线指挥官开军事会议。当各师、旅长齐集后，李便即席宣布他主张服从中央，反对胡、陶。同时将与会各指挥官拘留，并立刻回师武汉。
李明瑞既倒戈，夏、胡、陶三人一阵惊惶，竟决意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昌一带退却。刘峙等军遂兵不血刃进占武汉，蒋氏也亲到武汉坐镇，追击夏、胡、陶等。夏、胡、陶等见大势已去，几经和蒋电议，乃于四月二十一日联合通电下野。所余部队，（除李明瑞、杨腾辉两师外）竟被蒋军悉数包围缴械。这一支对革命有特殊功勋的部队，终以不能见容于蒋氏而横被摧残，言之可叹。
当汉口战事急转直下之时，我自粤赴梧晤黄绍竑，筹商善后之策。白祟禧此时刚自华北化装潜返广西。因白氏在华北所指挥的全系唐生智的旧部，未予丝毫更改。十八年初，蒋即密派唐生智携巨款前往活动其旧部叛白。白崇禧被迫离津，秘乘一日轮南下。然中央对白崇禧志在必得，乃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该日轮抵沪时，将白氏逮捕。如该日轮拒绝搜查，则令海军炮舰将其击沉。国际交涉，以后再办。熊式辉原为赖世璜旧部，经白氏一手提拔至于高位，然式辉此时只好执行命令。这一消息幸为上海市长张定璠所悉。张君江西人，曾在白氏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任事，和健生有旧，乃将此消息泄漏予余妻郭德洁。德洁遂商诸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同人，同往日本轮船公司交涉。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轮，在吴淞口外以信号使白氏的船停航，健生乃得换上此一日轮，迳驶香港。王君则乘白氏的轮回沪。后来新闻界盛传白氏藏于衣橱内脱险，并非事实。
白氏抵粤后，适粤方将领陈济棠、陈铭枢已背叛李任潮而分别就任南京所派广东绥靖主任及广东省主席之职，有图桂的打算。白崇禧乃又化装潜回广西梧州。我们李、黄、白三人遂在梧州重行聚首，都百感交集。不久，我们又相偕同往黄绍竑故乡的容县小憩，一面由黄绍竑出面，通电向中央交涉。
中央此时如器度宽宏，自觉不为已甚，乘此休兵，则和平原可立致。无奈蒋先生决心彻底消灭桂系，各路大兵已纷向广西合围，同时发表陈济棠为广西编遣区主任，迫令黄绍竑将我和白崇禧”解送“中央。前方部队人员转返广西原籍的，一概不许黄绍竑收容。广西现有的第十五军只准缩编为一师一旅，多余武器一概缴归中央点收。在上列三项命令彻底执行后，黄绍竑可就任广西编遣区副主任。
此项条件，可说欺人太甚。第十五军当时尚有十三、四团兵力，人数虽少，然全军激于中央蓄意消灭异己的公愤，士气很旺，足堪一拚。我们乃决定先下广东，翦除牵制。再和蒋氏周旋。部队旋即由黄、自二人亲自指挥兼程东下，秘本人则自梧州遄返香港暂住。
第六编：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四章：护党救国军之缘起
（一）
我在香港的住宅是罗便臣道九十二号，位千半山之中，是一座陈旧而宽敞的三层楼洋房。这所房子原是陈炯明在广东失败后，在港避难时的住宅。我在武汉失败后，用月租银九十元赁居于此。到了”九一八“沈阳事变，李济深被释来港，也住在此处。他后来用两万元港币把这座房子买下，直至韩战发生，中共”抗美接朝“达最高潮时，才卖去捐充中共军费。
我在香港住下后，便有各种访客专程来访。最有趣的是张宗昌、孙传芳等也托人来表示说，他们二人的军队可说是我一手击败的，英雄识英雄，不打不相识，他二人很希望南下和我一晤。我恐南京方面借题发挥，说我勾结军阀，所以对他们的善意都婉辞谢绝了。嗣后陈炯明、沈鸿英也用同样方法求见，我也以同样理由婉拒了。
当时最为我抱不平的一位政治访客，却是青年党的领袖曾琦。但是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在”以党治国“的政策之一，政府严禁其他党派的活动，所以我对青年党的实际情况很是陌生，而和曾先生也属初次见面，不知其究为何而来。曾氏和我寒喧后，首先就把青年党的党纲和政策方针从公事包里取出，递给我看，同时批评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非计。并谓，北伐的完成，多半靠我冒险犯难，杀敌致胜所收的果实，今蒋介石过河拆桥，实有违患难安乐与共之旨。这时我心境不佳，得曾氏温语慰勉，殊感欣快，所以第一次的谈话甚为融洽。孰知他第二次来见我时，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原来他来的目的是想拉拢我加入青年党。他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和国民党中央已闹翻，而青年党却正缺少军事人才，我何妨另起炉灶，加入青年党呢？
我说，我只是同蒋先生个人为政策上的歧异而闹翻，我并没有退出国民党。今日国民党中央和我为难，不过是受蒋氏个人把持罢了，与党的本身无关。再者，我在国民党中位至中委，政治上也位跻国府委员，集团军总司令，已是最高层了。我如舍此历史不要而加入青年党，那是又要从小兵做起了，人们岂不要笑我一失意就”朝秦暮楚“吗？青年党也何需乎此类党员？曾连说绝无此事，绝无此事，你如加入青年党，必然是占党中最高位置的。况飞鸟尚知择木而栖，何得谓之”朝秦暮楚“呢？
曾氏到罗便臣道来访我足有四、五次之多，纠缠不稍放松。最后见我态度仍极坚决，才放弃其要求。其目的虽未达到，我们却成为知心的朋友。
在港闲居期间，最使我感到苦楚的是两袖清风，除瞻养家眷和随行官佐一共二十余人之外，尚不时有在武汉或南京被遣散的军官，来向我请求帮助的。我心有佘而力不足，极为尴尬。事为黄绍竑主席所悉，汇我小洋十万元（折合港币七万元），才得稍解金钱上的困难。
在港小住未儿，国内政潮又起了重大的变化。先是五月中旬，南京蒋政权乘我第四集团军新败之余，决定派大军分水陆夹击广西。黄、白二人为先发制人计，即率师入粤，企图一举攻下广州。作战初期虽然顺利，无奈劳师远征，众寡不敌，终于败退回桂。同时南京方面更发表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区编遣主任，杨腾辉为副主任，率原来第七军的一部，自海道南下，并已溯江西上，抵达桂平，而何键所部也深入桂境，直薄柳州。黄、白二人为免使旧日袍泽自相火并计，乃由白崇禧指挥一部劲旅，驱逐何键部回湘，然后将省内部队悉交师长吕焕炎指挥，嘱其与俞、李、杨等合作。黄、白二人即自南宁出走越南，不久也来香港暂住。广西全省，表面上遂为南京政府所统一。
当此之时，南京方面认为我辈已被解决，气焰甚高，乃掉转枪头，指向第二集团军。并以离间、收买第四集团军的同样方式，离间冯的部属。五月下旬，冯部石友三、韩复榘，果为蒋氏所诱惑，通电服从中央。蒋氏把持下的国民党政府随即下令讨伐冯玉祥。冯军也破坏陇海、平汉两铁路以自卫。蒋、冯大战迫在眉睫，南京方面深恐我在香港和冯氏暗通款曲，策动粤、桂起义，为冯声援，乃向香港总督交涉，逼迫我出境。
最初代表港督来访的，是香港绅士罗旭和与周寿臣两君。他们娓婉陈辞，请我离开香港三、四个月，以后再回港居住。在港督一再麻烦之下，我只得答应暂时离港，赴海外游历。乃暗中改名易姓，与叶琪、韦云淞、甘介侯等四人领得赴法游历签证，搭一法国轮船赴欧。但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地却是法属安南的西贡，因西贡去国未远，仍可以随时注意国内的变化。
行前并由前护国军时代的旧长官林虎拍专电去西贡，介绍一碾米巨商辛沂臣来码头相候，以免受法国移民局官吏的留难。
我们一行在十月初自香港上船，驶过海南岛时，风浪极大，阖船旅客都晕呕吐，餐厅中人数日减，船上最后只剩下叶琪和我及三数其他旅客仍在餐厅进膳。舟行数日，抵达西贡泊岸。法籍移民官员登舟，如狼似虎地清查下船乘客。我等四人站在甲板上，极目远望，找寻辛君。移民局官员即用法语向我们盘问，幸有一中国旅客代为翻译，说我们四人拟登岸浏览市区，惟须稍候接船的朋友而已。孰知该法人竟不由分说，立即强迫我们登岸。岸上警察十余人用长绳一根，将所有登陆的中国乘客围绕起来。哨笛声声，竹鞭劈拍，便把一群人领向清查移民的”黑房“中。
此次上岸旅客，十之八九为当地华侨的家属，拖儿带女，老幼咸集，狼狈不堪。按法国属地极不人道的苛例，这些入境的侨胞，首先须关进”黑房“住宿，然后由法籍移民官员按名点验取保放行。所谓”黑房“是一座大厂房，只有前后二门，别无窗户。地下铺着霉烂的稻草，各人随地而卧，其中既无厕所，也没茶水、灯火等设备，臭气熏天。两门关闭后，伸手不见五指，故曰”黑房“。
当我们四人被领着走向”黑房“时，仍然四处张望，寻觅前来接我们的辛君。张望了许久，才发现有一商人模样的中年人，正向我们招手，大概他见我们四人穿着较整齐的西装，和其他旅客有点不同的缘故。我们也向他招手。那人即走近来问我们是否是林虎先生所介绍的某某四位先生。他说的果然是我们的化名。辛君乃向替察竭力疏通，可能还用了些钱。最后法国替官才答应让我们自黑房的大门走进，立刻便从后门走出，免除了我们住帝国主义殖民地牢狱的灾难。
出来之后，辛君即以他的自备汽车送我们往一小旅馆中休息。辛君是西贡有名的富商，法国官员对他颇为尊敬。此次他亲自来接船，我们本可毫无留难地上岸，不幸船早到了三十分钟，才发生这件不愉快的小插曲。
辛君问我们来西贡有何贵干，我们说不过普通游历而已，所以他为我们介绍一所极便宜的小旅馆。斯时天气炎热，住得颇不舒服。不久，我们便迁入另一大旅馆去。看样子，我们又不象是普通的游客，辛君这才开始有点怀疑，但是他也不便多所诘问。
在西贡住下，最恼人的一件事，便是要向移民局请求居留证这一关。这移民局是一所十足的帝国主义者的官僚衙门，办事毫无效率。我们为办居留证，清早就去，等到九、十点钟，它还不开门，去迟了，则门前熙熙攘攘，拥挤不堪。我们为着签证，只得天天去，煞是恼人。
一天早晨，我在移民局前发现一位中国青年，对我注视很久，才行离去。我虽觉得有点奇突，但也未以为意。孰知事隔不久，法国安南总督忽派专员到我旅馆里来访问”李将军“。我问他何以知道我在此。这法国官员说，南京已得我来此的报告，因训令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交涉，说我勾结共产党，以西贡为根据地捣乱中国，要求驱逐我出境。但是法国政府知道我和共产党无关，相反的，他们怕南京方面派人来暗害我，所以特派大批便衣侦探前来保护。
身份既经暴露，行动至感不便。无论我们去何处，后面总有大批暗探相随，实在令人感到不安。加以西贡去国仍然太远，往来信件迟缓。所以我们住了二十多天，便折返越北的海防了。
（二）
我们到了海防，广西局面又发生了变化。原来俞作柏带了张云逸等共产党干部回广西后，又和南京闹僵。俞、李二人忽然喊出共产党口号，想另成一新局面。这样一来，不但全广西军民一致反对，即是和李明瑞同时南返的杨腾辉、周祖晃、梁重熙、黄权等重要将领也一变而反俞、李了。
南京方面得报，乃将俞、李免职，改委吕焕炎为广西省主席。惟焕炎声望不符，不敢遽尔就职。广西各军以及各民众团体乃纷纷派代表来海防，请我和黄、白回桂主持军政大计。我乃于民国十八年秋冬之交，取道广州湾遄返南宁。黄绍竑、白崇禧则先我潜回省内活动。于是齐集南宁，共商善后，广西又变成我们三人联合领导的旧局面了。俞作柏因势孤力单，且为军民所不容，潜逃省外。李明瑞、张云逸和俞作柏胞弟作豫，分成两股，各率残部千余人，退据百色和龙州，组织苏维埃政权，号召赤色革命。
此时北方冯、阎为反对蒋的消灭异己，已在积极备战。国民党中，汪兆铭等也因蒋氏包办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联合反蒋。原来为追击胡、陶而驻于荆、沙一带的第四军也高举义旗反蒋，并派人来联络，拟南下广西，共同出兵入粤，重奠中央。为配合此一全国性的军事行动，我们乃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我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祟禧任前敌总指挥。总司令之下直辖第三、第八两路军。战斗序列如下：
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李宗仁（兼命令传达所所长）
副总司令：黄绍竑
前敌总指挥：白崇溶
第三路军总司令：张发奎
副司令：薛岳
第十旅：邓龙光
第十二旅：吴奇伟
教导旅：黄镇球
第八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兼）
第一纵队指挥官：吕焕炎
第一师师长：梁朝玑
第二师师长：蒙志
第三师师长：杨义
第一独立旅旅长：封克鲁
第二纵队指挥官：杨腾辉
第一师师长：黄权
第二师师长：许宗武
第三师师长：梁重熙
十二月上旬，张发奎率所部万余人自鄂西经湘西，辗转入桂。第三、八两路军乃分道东下袭取广州。张发奎的第三路军由四会、清远入花县、从化，担任左翼。第八路军除吕焕炎所部留守广西自玉林、贵县至南宁之线外、余均东下入粤，循西江经肇庆，攻击粤汉路正面的军田，并分兵一部进攻佛山。
张军在左翼作战，起初甚为顺利，迫近广州时，粤方得到宁方的大军增援，突以主力反攻，来势极猛，张军败退。我第八路左翼受此挫折，遂随同后撤。本拟固守梧州，但粤方海军行动很快，已先期将梧州占领。我军主力乃在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理。粤方追兵一时也未敢深入桂境。时我军给养艰难，隆冬已届，士兵仍多衣不蔽体。值此困苦之际，第一纵队指挥官吕焕炎忽然在玉林率部叛变，并派人间道来平、荔一带煽动将士叛变。黄权、蒙志两师长传闻已和吕焕炎有所接洽，此两师如一旦叛离，则大势危了。
黄、白二人与我为此事在平乐城里商量。我说，在此紧要关头，只有用非常手段，将黄、蒙两师长扣留，以弭乱源。黄、白深恐此举会引起两师官兵的哗变。我保证不会有此事，并立刻叫人去把黄、蒙二师长找来开会。他二人一到，我便下令将其随从卫兵十余人缴械，然后带二人到我室内。我告诉他们说，现在吕焕炎叛变迹象甚为明显，外边谣言很多，都说你二人和他有勾结。此事影响军心很大，现在我为大局计，只好请你两位受点委屈，暂时解除职务，去桂林休息。黄、蒙辩说，吕焕炎虽派人来接洽，但是他二人根本没有接受。我说，吕焕炎既派人来，你们就该据实报告我。你们既不报告，足证外间谣言不虚。外面汽车已预备好了，就请你二人各指定一名随从，即刻乘车赴桂林休息。说毕，便令卫士带出，立刻启行。我随即晋升该两师的副师长为师长，并令其立即将部队集合平乐郊外，听候训话。
这一天，阴霾四布，寒风袭人。部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到平乐郊外集合。两师官兵因师长被拘押，天气又冷，冻馁交迫，嘈杂之声达于山谷。我令该两师人围成方阵，然后站在一张四方桌上训话。我一上桌子，全体官兵立刻便肃静无哗。我告诉他们，将两位师长看管起来，为的是革命前途，和我们团体的荣辱。我们绝不容许有少数人临危变节，自损革命军人的人格。训话约历数十分钟始毕，我遂命两位新师长将部队带回营地休息。一场风波便立时平静下来。
黄绍竑、张发奎二人旋率第八路的一部和第三路全部渡江袭击玉林吕焕炎。吕以部属不听乱命，只身逃往广州，大河上下复归我有。唯是时粤军蒋光鼐等已沿西江西犯，向玉林前进，与黄、张两部战于北流。我军复败绩，因此，大河下游和玉林五属一带，复为粤军所据。是时幸白崇禧指挥有方，将深入平乐的朱绍良指挥的谭道源、刘和鼎等部击破，逐出桂境，民心才稍定。于是形成粤我两军隔江对峙之局。直至民国十九年春，扩大会议在北京开幕，阎锡山也加入反蒋阵营，联合冯玉祥对蒋作战，我军乃再度入湘北伐，参加倒蒋的战役。
第六编：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五章：扩大会议与北上护党
（一）
民国十九年春初，蒋先生和阎，冯的关系已濒于决裂，双方都在积极备战。
自我第四集团军在武汉解体后，蒋先生及其所控制的”中央“气焰很盛，拟乘势一举消灭阎、冯，以实现其党政军”清一色“的理想。事态发展至十九年二、三月间，冯、阎二人不得已，乃采取联合反蒋的军事部署。三月初，阎锡山在太原电邀各主要人物赴并（即太原）共议国是。我们派了叶琪、胡宗铎、麦焕章等代表前往参加。
汪系中央委员陈公博等，及西山派元老邹鲁、谢持等也亲往太原晤阎。他们都是蒋氏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排斥的人。事实上，出席三全大会的代表泰半由蒋氏所控制的中央党部所指定，决不能代表全党。该次大会中，汪兆铭竟被开除党籍，其他同志更不消说。所以在太原会议中，众人遂拟乘机重整国民党，以免党权被蒋先生等少数人所把持。
最初，当张发奎自荆沙南下时，蛰居法国的汪兆铭便有电报给我，希望捐弃前嫌，共为改革本党而奋斗，并着张发奎军改易番号，归我节制。太原会议后，我们电报往返更多，我也劝他早日北上，领导党务活动。
三月中旬，各派反蒋人士遂在北平酝酿发起”扩大会议“，并组织新的党中央与政府，军事上也实行改组。三月十五日，鹿钟麟等五十七位将领通电全国，一致推举阎锡山为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经数度电报往返之后，冯玉样和我遂于四月一日分别于所在地联衔通电就职。于是原在广西的第三、第八两路军也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其编制略如下表：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
副总司令：黄绍竑
总参谋长：白崇禧
参谋长：陈翰誉
第一路指挥宫：张发奎
第四军
第四十三师
第二路指挥宫：白祟禧（兼）
第七军
第四十五师
第三路指挥官：黄绍竑（兼）
第八军
教导第一、第二师
迟至五月中旬，北平”扩大会议“尚未开幕，而蒋、冯、阎的大战已全面爆发，津浦、陇海两线皆有激战。而广西境内的战事至此却成胶着状态。粤军虽莫奈我何，然以我区区数万之众，想把入侵的粤军逐出省外，亦复不易。在此情况之下，白、张二人和我乃筹商打破僵局的办法。我们三人一致同意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冯、阎友军会师中原。黄绍竑时在右江剿匪，我们将会议决定电告他，他也不反对。计划既定，我们乃于五月中电告华北友军，同时将全军秘密北移。五月二十二日我梁瀚嵩师先放弃浔州，许宗武师接着放弃贵县、横县。全军集中桂东，分三路入湘。第一路取道柳州、桂林，出全州，直向永州、衡阳前进。第二路出平乐，经永明、道州，亦向永州、衡阳集中。第三路则布置于迁江一带，掩护各军集中，俟各军入湘，才随后跟进。广西后方则酌留保安团队，维持治安。
（二）
大军北进，所至如入无人之境，湘军何键等部都望风披靡。五月二十七日湘军唐生明（唐生智之弟）率部向我输诚。我军旋即占领衡阳，继续北进，于六月三日占领长沙。敌军朱绍良、夏斗寅、钱大钧等部仓卒退入湖北。何键部则遁入湘西。六月八日，我第一、二两路军乃占领岳州，前锋已入湖北境内。我本人也进驻岳州，指挥北进军事。黄绍竑的后续部队和辎重等则正向衡阳跟进。预计十五日可以攻占武汉，与友军冯、阎等部会师。
孰知六月十日我后方交通重心的衡阳突为粤军蒋光鼐所占，我军顿被腰斩，首尾不能相顾。因我军五月底放弃广西根据地全师北进时，粤军陈济棠、陈铭枢等误以为我军绕道北江入粤，乃仓率全师自西江流域东撤，向北江增防。会我军北上向长沙推进，陈铭枢部乃随我军之后，乘虚占领衡阳。
我军既被中分为两，当前的决策只有二途可循。一、不顾一切，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直取武汉。二、回师会攻衡阳，克复衡阳后再继续北进。最后，我们决定采取第二项，回师攻衡阳。因我军辎重给养都滞留于湘、桂边界，无给养则我军便势难久持。
六月十八日，我军全线自长沙南撤，围攻蒋光鼐于衡阳。不意是年湖南大旱，赤地数百里，购粮无处。我军给养中断，军心涣散，加以缺乏重武器，屯兵于坚壁之下，无能为力。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六月底，敌我复在湘南展开激战。我方官兵至此已疲惫不堪，我虽亲赴前线督战，终以全军缺粮，无法维持。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值此极端困窘之时，适阎锡山接济我四十万元，才得渡过难关。
阎氏送我四十万元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当民国十九年八月上旬扩大会议正在北平进行时，余妻郭德洁适闲住于香港。她的一位好友——舒之锐女士忽自北平来信，约她往故都一游。德洁以我在军中，一人住在香港也感觉无聊，遂答应舒女士之请，往北平观光。此行原是私人游历性质，事前我且不知其事。孰知此时正当北平冠盖云集，扩大会议最高潮时期，内子忽然北来，汪、阎诸公不知其详，都误以为我专派内子为私人特别代表前来与会。因此，当她在天津登岸时，军政各界代表到码头欢迎的不下数百人。抵北平时，欢迎的场面更为热烈，党中元老如邹会、谢持、张知本，及陈璧君、陈公博等，纷来拜访恳谈。内子因事先无此心理上的准备，最初颇觉尴尬，幸而她尚有应变捷才，乃索性假戏真做，与各方代表酬酢一番。
后来因张学良袒蒋，率兵入关，北平局面紧张，扩大会议决定移往太原，内子遂也乘机往太原拜访阎氏。此时冯、阎的败征已见，岌岌不可终日，扩大会议事实上已经解体。阎氏感我率军入湘遥为呼应的往事，乃自库存中拨款四十万给我。阎的本意，以大势已去，失败已成定局，故特地分给我个人一笔巨款，以为日后生活费用。孰知此款转到之日，正是我军粮饷两缺之时，骤得巨款，颇足稍纾燃眉之急。
此次我们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倒蒋失败的重大关键，在于张学良被利诱入关。先是，当蒋、冯、阎三军在中原剑拔弩张之时，三方面都派人向张学良游说。阎、冯方面仅给予张氏以”全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虚衔，劝其袖手旁观，而蒋先生方面据说，除了”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外，还有河北、山西等省地盘，及现金六百万元的实际利益。张接受了，遂率兵入关勤王。
蒋和阎、冯本来势均力敌，张学良入关，自然举足轻重。东北军既占领平、津，阎、冯两军斗志顿失，遂一败涂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蒋先生所以能独霸天下，张学良实居首功。孰知因此便伏下”九·一八“沈阳事变的祸根。
第六编：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六章：苦撑桂局与西南开府
（一）
民国十九年夏，北方阎、冯势力瓦解，扩大会议无疾而终，蒋先生的声势至此可说是如日中天，因而他要以武力彻底解决本军的心也愈坚。
自我军退回桂林后，湘、粤之敌在蒋先生命令之下，不断侵入桂境，企图消灭我军。云南方面的龙云也受中央唆使，令卢汉率三师之众，将南宁包围。共产党也于此时利用李明瑞、张云逸等，屡陷百色、恩隆等地，组织苏维埃政府。广西全省弄褥疮痍满目，残破不堪。我军处此危殆的境地，实在疲惫已极，军心难免涣散。纵是高级人员如张发奎、黄绍竑等，也心灰意冷，表示极端的消极。
张发奎军自荆沙南下时原有万余人，士气尚旺，无奈首受挫于广东的从化，再败于广西的北流，三败于湖南的衡阳，三战三北，张氏愤概已极。自湖南撤入广西时，全军仅剩千余人。
张氏回到桂林后，曾向我说，该军人数所以没落至此，并非由子向敌人投降或被敌缴械，乃是由于薛岳在忿怒冲动之下，在撤退途中向部属官兵公升宣布，他本人和张军长决不再干了，各官兵所携武器听凭自由处置。卖枪得款，返乡务农也好，聚众持械，入山落草也好。总之，张某、薛某是不过问了。因此全军解体。他们的部队退抵桂林时，所剩不过五、六百枝枪，比之极盛时代的第四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张氏甚至屡请撤销该军番号，俾息仔肩。为慰勉张氏，我总以乐观的态度说，胜负为兵家常事，劝他不必消极。张说，他现在毫无凭藉，难以重整旗鼓。我为维持第四军于不坠，遂将本军许宗武、梁重熙两师番号取消，将该两师的装备，和少校级以下官兵约六千人，拨交张发奎补充第四军，以恢复其战斗力量。我们苦心孤诣维护第四军，可说是仁至而义尽了。
孰知张氏对拨补的部队，只收了士兵和枪械，将各级官佐陆续送回我的总司令部，另行安置，而易以他的第四军原有的心腹股肱。被解除职务的官佐，不免喷有烦言。我则竭力疏解安慰，以维持全军上下的和睦。值此万分艰难之时，我为维持正义，支撑残局，用心之苦，实难尽述。嗣后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汪、蒋再度合作，汪兆铭出长行政院。张发奎以广西地处边陲，发展不易，乃自柳州防地以急行军方式入湘，向南京开拔。张氏北上依附蒋、汪，本可减轻广西的负担，我们是不会留难的。
当上年张氏图粤失败，入桂避难期间，我们为表示欢迎及开诚合作，曾委张军中的陈劲节为第一方面军的军需处处长。到两广化敌为友，开府广州时，又改派为我军驻香港办事处处长。后来，本军因弹械缺乏，曾由陈氏经手，向德国购买七九步枪三千枝。该批弹械到港后，陈氏竟秘不报告，反拟转运上海，交第四军应用，事为我方所侦悉，其谋乃败。
张发奎之外，另一表示绝对消极的，便是黄绍竑了。我军自湘败退后，绍竑便认为局面极端严重，无法应付而时有去志，经我和白祟禧苦劝无效，终于八月通电息兵一下野，南宁收复后，即取道安南赴港。黄氏此去纯系他个人消极所致，并非与我李、白有何不洽。黄氏的通电措辞极为委婉，殷殷以和平为职志。然则我李、白二人坚持内战吗？此种内战的不断发生，纯然是由于蒋先生的独裁乱纪，以不正当的手段图谋消灭异己所引起。蒋氏这种作风，已引起全国的公债，广西军民对蒋氏，无不痛心疾首。我们纵想解甲归田，也不愿在蒋氏的淫威之下俯首帖耳。其所以陈兵抗拒，实是逼上梁山。故黄绍竑的通电在广西袍泽中未发生丝毫反应。此非八桂袍泽独厚于我李、白二人而薄于黄氏，实因黄氏的主张有违军民大众心理所致。
（二）
为应付广西当前危局，我乃以柳州为发号施令的中心，重新整顿所部，决定择要固守，并先派黄旭初军长驰赴南宁指挥韦云淞师固守，拒止滇军与贵县余汉谋粤军的合流，（旭初在邕垣竟被围困达两个月之久。）然后次第将客军逐出境外，全省或可以复苏。
军队改编后的新序列，略如下表：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
副总司令：黄绍竑
总参谋长：白崇禧
前敌总指挥：张发奎
第四军军长：张发奎
第十师师长：吴奇伟
第十二师师长：薛岳
第七军军长：杨腾辉
第十九师师长：莫树杰
第二十一师师长：廖磊
第十五军军长：黄旭初
第四十三师师长：梁朝玑
第四十五师师长：韦云淞
独立第一师师长：韩彩凤
这一期我们肃清广西的战略是对湘、粤两方敌人取守势，而以全力先将滇军逐出省外，以解南宁之围。讨滇的战事自九月底发动，由白祟禧指挥，经两周的激战，已迫近南宁。南宁守军在黄军长旭初指挥之下出城夹击滇军。至十月中旬，入侵滇军才悉数被逐出境，西线遂无战事。
卢汉既去，我军乃乘势进剿盘据右江一带的共军李明瑞部。李部不支，退据东兰，其后又向桂北溃窜，终于二十年春初越境逃入湖南，东窜江西，与正在滋长中的朱、毛部队合夥。
（三）
西线戡平之后，我军本拟回师进击侵入桂境的粤军，然而此时广东与南京之间又酝酿新变化，粤军已与我军通款言和。我军乃兵不血刃，将梧州以西和平收复。
此次宁粤的龃龉实缘于粤籍元老胡汉民的被囚，而胡的被囚，则又起源于所谓”约法“之争。原来当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之初，蒋氏以战胜余威，竟不经中央党政机构会议，擅自通电声言制定”约法“，开国民会议。中央要人如吴稚晖、杨永泰、张群之流，都附和蒋氏，唯胡汉民独持异议。汉民坚持党统，主张训政，反对约法。加以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尤为胡氏所反对。二人相持不下。至民国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蒋先生突然将胡汉民幽禁于汤山，并于中常会中宣布胡氏请辞本兼各职。
胡氏在党中允为元老，地位高于蒋氏，在政府中，胡氏也位居立法院院长。蒋先生竟因一言不合，即加以幽禁，则蒋氏对付他人的手段为如何，更可想见了。这些都可见蒋先生的独裁，目无纲纪，实为招致党内外一致强烈反对的原因。
胡汉民被幽禁后，举国哗然，粤籍中委纷纷南下，集议于广州，反对蒋先生。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作坚固的团结。如陈铭枢、陈济棠争夺广东地盘即是一好例。当李济深被拘押后，蒋先生以利禄分化李的部属，以陈铭枢为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为绥靖主任。我军出湘时，陈铭枢部下的蒋光鼐、蔡廷错等，竟自告奋勇，为虎作伥，开赴衡阳作战。其后，陈部被调往津浦线，参加对冯、阎的战争。陈铭枢在粤顿失羽翼，陈济棠乃排挤陈铭枢离粤。铭枢诉诸中央，蒋先生故意纵容陈济棠的所为，意在使两陈相斗，从中渔利。陈铭枢含恨在心，从此乃暗中积极反蒋。到了胡汉民被囚事件发生，所有粤籍中委又团结一致，铭枢、济棠也尽释旧怨，在广州开会反蒋援胡。
这时广州方面的实力派为陈济棠，因而粤籍要人如孙科、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刘纪文等，群起赴穗依附陈氏，策划反蒋，甚至连汪精卫的改组派也被邀参加。
粤籍要人并师民国七年中山先生护法故事，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开府西南，以与南京对抗。粤方反蒋计划既定，乃决定自广西撤兵，并派林翼中为代表，到南宁和我们商议合作，请我方派兵维持粤军撤退地区的治安。因此峰回路转，两广化干戈为玉帛，又由敌对之局转而为合作了。
第六编：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七章：沈阳事变后广西之新面貌
（一）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是在五月下旬在广州召集的。凡属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而不愿与南京合作的，都纷纷到广州参加。同时由非常会议议决成立国民政府。推选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为委员，汪兆铭为国府主席。通电要求蒋先生下野。
五月二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我也于是日自广西应约前来参加。粤、桂两军二月前尚在西江对垒，今又释嫌修好，共议北伐大计了。我到广州时，中枢要人齐集天字码头欢迎，握手相见甚欢，前次血战，似已遗忘干净。
新的国民政府治下的第一要务便是整军，拟北上讨蒋、粤、桂两军改编为第一、四两集团军。我受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伐。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预备在湘、赣一带堵截我军。
民国二十年夏季，双方电战不绝，继之以动武。唐生智在湘收编的部队，已和宁方军队发生接触。忽然日军侵占沈阳的警报自天而降，将内战风云立时吹散。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蒙不抵抗便将东北拱手让敌的罪名，全国人心大愤。（据说张氏原拟回师与日军作战，为蒋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纷电宁、粤两方息争对外。蔡元培、张继等奔走和平，不久，胡汉民、李济深在宁先后恢复自由，和平空气顿形浓厚。广东非常会议乃推出汪兆铭、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李文范等赴沪，会商宁、粤息争间题。广东中央提出，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当自动撤销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
十二月十五日蒋氏终于被迫通电下野。广东方面遂撤销国民政府，另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暂时党政最高机构。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
蒋氏下野前，特手令将在沪被捕的邓演达枪毙以泄愤。于此也可见蒋氏残忍的本性，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民国十六年八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民国三十八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三事的发生，前后如出一辙，实为怪事。
值此期间的另一怪事，为南京、上海、广州几于同时举行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为蒋派所主持，广东方面为孙科等粤籍委员所主持，上海则为汪兆铭系的改组派。三方各选出中央执监委员数十人，实在不成体统。
蒋氏下野后，三方人士乃齐集南京，共赴国难，我辈均应约前往。十二月二十二日，四届一中全会在京举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二十一年一月中旬，汪、蒋会晤于杭州，商议合作，并宣布同返南京负责国事。一月二十五日孙科辞行政院长，由汪接替，中枢遂又恢复汪、蒋合作的局面。一月二十八日晚，淞沪战事爆发，战火扩大，国难日深，国府部分机关自南京迁往洛阳。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国民党党内的内战总算暂时停止，各地维持现状。我也暂回西南，一面长住广州，和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和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作抗日的准备。
（二）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登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民国二十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故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材，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也多倦游归来，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这一阶段内的广西，可说人才济济，大可振作一番。
在群贤协力之下，我们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由我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叶琪为总参谋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夏威为第十五军军长。
广西省政府则由黄旭初担任省主席，所有任职人员俱是一时之选。二十三年本省召集”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中通过”广西建设纲领“，具体地确定了广西省内建设的方针。这一纲领当时便成为广西的”根本大法“。大致说来，这一纲领系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而拟定的。
例如：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能力，以树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础。“这一”三自政策“便是与”民权主义“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
又如：第九条”施行社会政策，依法保障农工利益，消弭阶级斗争。“第十二条”运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业。“第十三条”适应民生需要，公营重要工商企业。“等等，都是依据”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原则所拟订的。
第二十一条”提高民族意识，消弭阶级斗争，创造前进的民族文化。“则分明是发扬”民族主义“。
所以我们当时的口号便是”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希望将广西建立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为全国作一榜样，以逐渐达到复兴中国的最后目标。
在上下一致根据广西建设纲领励精图治之下，为时不久，全省政治便面目一新。原来在黄绍竑治下的广西，行政效率已为全国各省之冠。然有计划的现代化建设，则实自”九·一八“以后开始。
我认为廉洁的政府，在广西已经确立，然当时唯一当务之急，则为维持治安，清除匪患。广西向以多匪出名所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洱洞无匪。“广西之所以多匪，有数种重要因素。第一，广西人民的构成分子极为复杂，风俗不同，语言各异。大致说来，西江流城居民的言语多属广东语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则说普通官话。此外还有客家，以及少数民族如壮、苗、瑶、夷、傣等。彼此习俗不同，极易发生争斗。相沿既久，遂养成广西人好勇斗狠的习性。这种习性固可练成好兵，也易养出惯匪。第二，广西地方偏僻，人民教育程度很低，也是养成盗窃的主因。第三便是贫穷，语云”饥寒起盗心“。冻馁不堪忍受的人，则往往挺而走险。
以前官府剿匪政策的失败，实由于未能掌握广西产匪的基本原因。所以兵来匪去，兵去匪来，终无根治办法。至于传统的地方民团制度，更是无用。所谓团练多数为地方土豪劣绅所包办，鱼肉乡民则有余，维持治安则不足。
我们既掌握了广西匪患的基本原因，故能治标治本，双管齐下。治标的方法，则严申军令，明辨善恶，实行剿灭政策。治本的办法则实行保甲制度，严密基层组织，并以受过严格训练的乡村青年干部代替原有的腐败的团局。
第一步，先由省政府创设”广西全省民团干部学枝“，招考知识青年受训。最初为期半年，后来增至八个月。训练的主要科目为灌输现代的知识，培养专门的技能。例如：地方自治，户口调查，农田水利，筑路造林，国民教育，畜牧兽医的常识等，此外更着重组织乡村壮丁，加以军事训练。一言以蔽之，即是训练出大批足以推行”三自政策“的育年千部。
这些青年于受训期满后，便分发到各县任村、乡长和街、镇长。由他们负责调查户口，将各区人民的人口、财产、教育情况，生死及流动的情形完全调查明白，向上级机关按期呈报。所有民枪均集中于乡、村公所之内，由乡、村长于农暇时，集中壮丁，加以军事训练。村长兼民团训练的中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每县的壮丁则编为一或两个以上联队，以县长任总队长。军训教官则由无职军官中遴选充任。
这种制度在推行初期，颇受地方土豪劣绅的反对，但因政府政策坚定，阻力瞬即消失。一两年后，全省匪患几乎绝迹，风声所播，全国各界来桂参观的络绎于途，对广西的治绩，颇致称道。
同时，我们的教育和经济建设也齐头并进。新政策下的广西，基层的国民教育是义务性的。每村设一国民基础学校，由村长兼校长。每乡则设立一设备较优的”中心学校“，由乡长兼校长。所有学龄儿童都强迫免费入学，并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学男女。不数年间，全省文盲大减。
二十二年，我更在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提议公共积谷的办法。因中国农村，贫农每因食用不足，向富农或地主高利借贷。消灭这一高利货，便是我们”积谷“的最大原因。其办法是每村设一公共谷仓，由每年有余粮的农户以累进的方式摊派，征集收入公共谷仓，为各该村的公产，由村民公选的委员会任保管。每村更抽出若干成，积存于乡公所，借以挹注贫村。这种积谷，凶年可以防饥，平时则可出借予贫农以扫除高利贷。贫农可无利贷谷，唯秋收归还时，每百斤多还若干斤，以填补新谷折耗。
这种公产且可挹注乡村其他公营事业，如补助教育，兴办水利，开荒，养鱼，畜牧，植林等。民有之，民享之，类似西方的合作事业。积谷累年而有盈余时，则由乡、村公所购买田地，以为公产，且可藉此防止土地集中。至于城市街镇，无谷可积，则以公积金方式行之。这样行了数年，有些乡村可说是仓寮充实，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为广西农村有史以来所未尝有。
在整饬广西省府时，我们最感棘手的一项，便是税收机关。因税收机关中饱，祖沿成习，不以为异，故最难杜绝。广西当时内地关卡不下五、六十处，专事征收商贾货物过境税。这种关卡积弊最深，商贾受其扰害也最大。例如某地江边设有一税局，过往货船须往报税。验查数量的多少自不消说，即是验税和清查的时间先后，也有极大的弊端。有些税员故意稽延不查，使货物不能按时转运销督。因此税员最易收受贿路，政府虽三令五申，肃清贪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革新实非易易。
民国二十三年，一日我问省财承厅厅长黄钟岳说，这些扰民的税局可否全部裁撤，只保留通省外的边境税局。黄说，那如何使得，偌大的税收一旦裁去，省经费将如何弥补？
我问他，这笔税收每年共有多少呢？他估计一下说，总在七、八百万元之间。我说，开支要多少呢？黄说，约三百万左右。我说，那末，净收入不是只有四百多万吗？黄说，四百多万不是个小数目，裁去将如何弥补？我说，那只有节流，我们可以裁兵。当时我们便这样决定了，由省府下令，除通省外的税局外，其余一律裁撤。这消息一出，全省商民无不额手称庆，颂为德政。同时为减少省经费的开支，我即着手裁兵。孰知年终结算，税局裁撤后，税收不特未减少，且拉前多出八百多万元。黄厅长起初极感惊奇，其后仔细想想，道理也甚简单。因自内地各处税局裁撤后，商旅称便，货畅其流，省内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对外省的出入口贸易，都大为增加，市场繁荣，税收也就增加了。这一点证明了，福国利民，实在是事在人为。
关于裁兵，民国二十一年以后，广西裁得相当彻底。由原来四十个团，一气裁至十四个团。其中两个团且用作兵工，调至贺县的八步开采锡矿。
但是，我们也估计到抗日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所以我们的裁军，事实上，只是寓兵于民的政策。一旦有事，政府一道命令，旦夕之间，便可成立军旅，调赴前方。芦沟桥事变后，我们在两个月内便装备了四个军（第七、三十一、四十八、八十四军），共四十八个团，配备齐全，开上前线。动员的迅速，是全国所无的。
广西动员所以能这样迅速，一则由于平时有准备，有健全的行政基层组织，有全省皆兵的民团训练，再则归功于兵工政策配合的适当，有武器、弹药、被服储存，随时可以取用。民国二十年以后，我们在广西节衣缩食，一面向外国购买枪械，一面设厂以谋自给。我们的兵工厂计有：轻机枪厂、重机枪厂、步枪厂、迫击炮厂、迫击炮弹厂、手榴弹厂、七九口径子弹厂、硝酸硫酸厂、无烟火药厂。以及飞机修理厂。上述各广的机器，大都构自捷克，为最新式的设备。抗战爆发后，我们便将大小兵工厂悉数交予中央统筹管理。据接办的人员说，我们的兵工厂中，有两个其规划的精密，设备的新颖，实凌驾中央各厂之上。
同时，我们还积极建设空军，设有航空军事学校。最初，我们聘粤人林伟成为校长，兼空军大队长。林君曾在美国学习民用航空，对军事航空是门外汉。广西的空军最初自然是模仿广东的空军。不过广东空军中，骄傲轻浮、奢华的习气很深。因这些创办空军的人物，概属美国华侨子弟，只学会了一些民航驾驶技术，回国之后，社会上即恭维他们为”飞将军“，因此习气极深，和我们艰苦卓绝的精神颇不调和。为救此弊端，我们乃派航校学生十余人往日本空军学校深造。起初，我们以为日本既是我们的假想敌人，恐不会认真为我们训练空军人材。谁知这批人员回国之后，其学术与纪律和原有空军人员完全两样，使我们对日本另眼相看。
抗战前夕，广西空军共有各式飞机五、六十架，英、美、日式样俱备。我们另设规模宏大的飞机配制厂。据专家说，这个厂的规模较中央所有的又新又大。当时英、美、日的经纪商人出售飞机，照商场惯例，都有很大的回扣，意在酬庸买方经手人员。但是我们和厂商订合同时，首先就问明，除掉回扣，实价多少？所以我们购买飞机、枪炮和兵工厂机器，绝无任何中间人中饱。飞机厂商也不敢瞒混欺骗。但是当时中央就不同了，层层侵蚀，官官相卫，上下舞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民国二十五年，陈济棠连络广西发动请缨北上抗日，孰料蒋氏反而用金钱收买陈济棠的部曲，终致黄光锐率广东空军投奔中央。嗣后蒋又以同样方式策动广西陆、空军叛变，然仅林伟成一人接受煽动，驾一架练习机潜逃广州。林去之后，白崇禧乃自兼航校校长和空军大队长。抗战起后，广西空军悉数移交中央。八年血战，当年广西空军将士泰半都已壮烈殉国，真是可泣可歌。
（三）
民国二十四年冬季，中共号称二十万红军，忽自江西突围西窜，并自湖南经茶陵、桂东等处，直迫桂北的恭城、灌阳、全县三个县边境。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共军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一面反捏造电讯，诬蔑我们私通共军，居心险恶，令人发指。
共产党系在民国十七年春初，发动湘南一部分农会暴动，何键第三十五军中的团长彭德怀也树起红旗响应。为我西征军所派部队协同三十五军分途兜剿，地方治安旋即恢复。彭氏无处容身，乃率部和毛泽东等向赣南地区流审。不久又有驻防广东南雄的范石生师所收编的朱德一团叛变，这是中国共产党据有武装部队的开始。但那时中共的武器、兵员究竟不多，故蒋先生一向忽视共军的发展，认为他们是”土匪“，不足为虑。加以私心自用，意图挟寇自重，内则胁制江、浙一带的财阀和中央元老们，为其出钱出力，外则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鼓吹其反共的决心，以自抬身价。蒋氏既故意养痈，剿共军队更不堪作战，时为共军所败，例如第二军副军长张辉瓒的阵亡，陈诚第十八军的溃败，孙连仲所部数万人的投降，使中共日益壮大。到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后，江西的红军已增至数十万人，盘据数十县。不过中央如能倾全力围剿仍不难消灭。无奈蒋先生别有怀抱，意欲利用共党为其消灭异己，局势遂益发不可收拾了。
民国二十二、三年间，江西剿共战事正炽烈之时，我们也派一师军队假道广东入赣助剿。不久，江西共军在中央第五次围剿之下，有突围他窜模样，我军乃撤返广西，增加省防。
共军此次西窜是由于中央第五次围剿战略的结果。这一战略原是采取德籍顾问的建议，一面用碉堡政策，一面建筑公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共军，并断绝其食盐的供给，使其坐困。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调，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如民国十六年贺、叶南窜，终于在潮、汕一带为李济深、黄绍竑所击败，便是一绝好的例证。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
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同时，中央宣传机构在海内外大事宣传，捏造截获我们予共军电报，说广西李、白勾结赤匪，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民国二十三年九、十月间，共军先遣部队万余人在萧克率领之下，窜至湘、桂边境，全军十余万人随后跟进，有入桂模样。为应付这一紧急局面，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乃下令地方政府，将桂东北各县坚壁清野，以防共军入侵。同时将本省常备军十四个团悉数调往湘、桂边境，由白崇禧指挥，堵截共军入境，全省民团也奉令动员，以为增援的准备。不久，共、我两军遂在湘、桂北边境的全州、灌阳、资源等处发生接触。共军来势极猛，所幸该地山岭重叠，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军以寡敌众，共军无法逞其志。经旬余的战斗，共军攻势已有再衰三竭之势，我军乃全面出击，共军狼狈溃窜，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注：据当时参与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的周游同志称：”一九三四年农历九月，共产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恭城、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等县的边界而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时间。桂系的最高指挥言白祟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当时我是广西桂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处长是潘宜之，科长是李文钊。我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队长是黄学礼，那时红军己经过了兴安华江，越过老山界。进入资源的浔源乡（今两水公社），向龙胜三江去了。在兴安县城外收客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的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总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佘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其中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时至今口，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一一编者注］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
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说共军已和我军妥协合作云云。因此，在共军被我击溃之后，我即发一急电给上海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共军西窜，我军加以堵截，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共军为我击伤击毙的凡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己就地设法遣送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共军在苏、浙、魄、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庶使被胁良民返乡务农，并慰其父母妻子喁喁之望，实为德便云云。
吴铁城得电后，立即回电说，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云云，在我和吴市长数度电报往返后，全国非CC系的报纸俱有报导。因而CC系报纸造谣中伤的阴谋，适自暴其丑，从此不敢再度造谣了。这也是剿共战役中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共军既不能得志于广西，乃西窜入黔。我得报后即分电中央和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建议将湘、黔边境道路彻底破坏，凭险防堵。因湘、黔边境多羊肠小道，一经破坏，共军即运动困难。中央军和我军再从后夹击，则湘黔边区便为远东共党的坟场了。孰知中央置若罔闻，其原因固然是中央别有企图，同时也可能是中央军实在不经打，与其见屈于共军，倒不如保存实力，慢慢跟进，以占领共军离去后的地盘。
二十三年底，共军入黔，贵阳吃紧。为免贵阳沦陷，我遂派廖磊率我军精锐的第七军，星夜赴援。共军乃舍贵阳，北窜遵义。嗣后不久，蒋先生即偕顾祝同飞贵阳视察。事毕，蒋先生即原机返京，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亲赴机场送行。当飞机正发动时，蒋先生忽命王主席上机，告诉他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家烈闻言大惊，连忙道，我还有事务待亲自处理，且随身也无行李。蒋说，你可招呼随从人员回去收拾，交随行飞机带京。王氏无奈，只得到机舱口吩咐了善后事宜，随蒋先生往南京。不久，中央便发表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所以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共军绕过贵阳之后，一部分取道滇、黔通路窜往云南，顾祝同也遥领大军尾随其后。云南省主席龙云得讯大恐，乃倾全力堵截，和共军血战于滇边，共军不支而北窜，与朱、毛在遵义合夥，往川边骚扰。四川省主席刘湘又为之惊惶失措，乃调重兵至大渡河一带严防，并急电龙云，请派兵乘势夹击。龙云复电，请刘湘转向中央请示，质问顾祝同，其大军不追击共军，却屯于黔、滇边境，用意何在？刘湘乃商请张群转呈蒋委员长办理。中央不得己，乃将顾祝同所部主力北调，然共军此时已越过大渡河入川了。大渡河夙称天险，太平天国时，翼王石达开便铩羽于是，终至身殉军灭。今朱，毛却能飞渡天堑，长驱北进，非朱、毛的才略远过翼王，只因蒋委员长培养来等候他们往成都为其效死力而已。蒋先生玩火自焚，朱、毛终至壮大，席卷神州，岂非天意！
第六编：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八章：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
（一）
”九·一八“以后，全国都在抗日气氛笼罩之中，人心悲愤。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前内战中的重要领袖们，现在多少都有”先国难而后私雠“的概念，认为内战实在不应再继续了。孰知就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两件可笑的小政变。一为民国二十二年，抗日成名的十九路军诸将领所导演的福州”人民政府“，另一则为二十五年夏，陈济棠在广州所号召的”反蒋抗日运动“。两件都富有高度的戏剧性。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干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全国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中央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淞沪战后，中央为防止十九路军再度抗日滋事，有碍和局，乃将蒋、蔡等部队调防福建，并发表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其实，中央如真为防止十九路军闹事，则大可将蒋、蔡等调往河南、安徽等无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岂不更为保险？蒋先生不此之图，而调之入闽，实系一阴谋。
因十九路军原为北伐时第四军的一部。将领官兵多为粤人。其指挥官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更自视为广东的主人翁。十九路军于民国十九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奉调自粤北上，使时为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顿失羽翼。不久，陈铭枢便为陈济棠排挤而去，其衷心对陈济棠和蒋先生的怨恨，无时或释。一有机缘，渠等便想对广东卷土重来。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击两鸟的目的。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广东方面的陈济棠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顿时感到极度的不安，而蒋先生则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统治的手法。
不过此时陈济棠虽感恐慌，十九路军的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楷各人，对蒋先生这一手法却洞若观火，不愿轻易上当。故陈铭枢竭力设法和陈济棠取得谅解，希望福建和两广合作，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号召抗日，和南京的汪、蒋相对抗。但这一计划却不能为陈济棠所接受。因陈济棠盘据广东，俨然是岭南之主。如在广州组织政府，则党中元老以及陈、蒋、蔡等人将接踵而至，这样则抗日反蒋未成，而济棠先已失其在广东唯我独尊的局面，所以陈铭枢、蒋光鼐等人虽舌敞唇焦，陈济棠仍不为所动。
陈铭枢、蒋光鼐等无可如何，乃积极向我们游说，希望广西和福建合作，通迫陈济棠同意开府广州，使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不负起抗日的责任。而白崇禧和我则期期以为不可，因此项措置将愈陷国家于分裂。当前问题的中心是中央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等到忍无可忍，则必然被迫抗战。一旦抗日战事爆发，则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对外，若再开府西南，实非国家之福。
孰知陈铭枢、蒋光鼐等，昧于大势，不听我言，决定单独行动，树立中枢于闽垣，用资号召。仍向我们游说，希望福建举起抗日大旗之后，两广即通电附和，以壮声势。我和陈济棠蝎力劝阻，也难遏止他们的行动。此外他们更竭力和急进派民主人士徐谦、谭平山、陈友红、章伯钧、沈钧儒、黄琪翔等，合作包围李济深。济深斯时刚自南京汤山恢复自由不久，避居香港，孑然一身，久静思动，而内心对蒋氏又极端怨怼。当他被陈铭枢等包围时，我曾向他献议，略谓，在目前情势之下，只以十九路军为后盾来组织中枢，号召抗日，似嫌势孤力单，反予蒋氏以借口。请诘诫陈铭枢等慎重考虑，不要轻举妄动，自贻伊戚。李济深也颇以为然，主张慎重，不可孟浪从事。我乃自香港转广州回南宁。无奈陈、蒋、蔡和第三党领袖们对开府闽侯一事，仍积极筹划，势在必行，即使两广反对，他们也要硬干到底。民国二十二年秋，陈、蒋、蔡等和第三党分子，急进派民主人士接触频繁，并陆续齐集福州，另外更与江西瑞金的中共取得谅解，因而他们在福州组织”人民政府“的空气已甚嚣尘上。个中情节，蒋已深悉，然渠却故作不知，只是暗中从事军事准备。
到十月下旬，福州已密锣紧鼓准备成立政府。陈、蒋，黄、章、沈等人，要求李济深立刻前往主持。济深以为不可。然陈铭枢却诳他说，福州方面各级军官已准备发动，陈等无法控制，希望李济深亲往解说。李为忠厚长者，信以为真，且经不起左右亲信张文、李民欣等的怂恿，遂决定往福州一行。
当香港方面包围李济深已至成熟之时，我在南宁和白崇禧恐他们会弄假成真。但我们也深知，只要李济深不参加，陈铭枢辈就无法另组政府。为消弭这场无谓的纷争，我和白崇禧乃决定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把李济深从他们的包围中接出来。于是，我们立即包了一架民航机，由白崇禧亲飞香港，接李济深来南宁小住。谁知在白氏飞抵香港之前数小时，李济深已被骗往福州。
我在南宁得此消息，立刻便感到事无可为了。我判断李济深一到福州，他们必然拥李为首，组织政府，与持不抵抗主义的南京相抗衡。但以区区十九路军肩此重任，必然失败无疑。
果然不出所料，李济深一到福建，第三党人士即召集所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人民政府“，推选李济深为主席。同时宣言打倒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废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上红下蓝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消息传出，全国大哗。因一般国民和国民党党员虽不满意于蒋先生，但对国民党和青天白日旗仍有无限的依恋。
胡汉民闻报，即首先通电痛斥闽方，措辞极为严峻。陈济棠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继之。我原拟不作任何表示，因断定闽方必败，实毋需多此一举。但因外界盛传闽、桂合作，胡汉民、陈济棠等乃劝我也发表通电，以表明心迹。我和白崇禧遂联名通电，劝闽方人士”幡然改图，共赴国难！“
十二月中旬，中央军约十余万人由蒋鼎文统率，兼程自浙、赣两省分路南下入闽。闽方因和江西共党有谅解，以为共党可与之夹击中央军。孰知共军竟自赣东让开，中央大军数万乃一举而侵入闽北。闽方总司令为蔡廷锴，蔡氏负抗日英名，号称能战，原拟背城借一，与宁方一战。孰知蔡氏幕中早伏有宁方间谍。其参谋长邓世增虽极忠诚，但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参谋处长范汉杰家中则装有秘密电台，以故闽方的军事动态，中央了如指掌。加以名不正，言不顺，军心涣散，军长毛维寿等都暗中向南京输诚，蔡军因此不战自溃。到二十三年一月中旬，福州、漳州、泉州都为宁方所攻克。福州军政大员纷逃香港。十九路军残部退入广东，为陈济棠所收编，旋即缴械。抗日有功的十九路军到此竟全军解体，良堪惋惜。追溯闽变自二十二年十月中旬发动以来，到二十三年一月底十九路车缴械止，前后尚不足三个月，其经过情形亦殊堪浩叹。
（二）
继”闽变“后的另一政变，便是陈济棠在民国二十五年夏季所导演的”六一运动“了。
在闽变期间，陈济棠曾力斥闽方的行动为幼稚。何以在”闽变“失败之后，又来导演这幕悲剧呢？其内幕也甚为错综复杂，政治的斗争之外，还参杂了一些荒唐和迷信的故事，说来难以令人置信。
原来在”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成立后，胡汉民先生俨然是西南的物望。关于西南方面的党务和政事的处理，我们都以胡氏马首是瞻。因胡先生为党国元老，德望素着，推他做西南领袖，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当时握广东实权的陈济棠却另有怀抱。在他看来，假使胡汉民掌握了西南的党政实权，则他独粉广东地盘的迷梦，必被打破无疑。因此，在胡先生去世前，西南方面每以胡先生为号召而有所作为时，济棠皆若即若离，不甚热心。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胡汉民忽患脑溢血逝世。原在广东有号召力的领袖，如李济深、陈铭枢等又以闽变之故，无法抬头，济棠在广东的地位乃大增。西南有所行动，陈济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决策人。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随之增涨。
另一个促使济棠发动政变的重要原因，便是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要彻底解决西南。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原来在胡汉民逝世后，济棠为刺探中央对西南的新政策，派乃兄陈维周入京晋谒蒋委员长。蒋先生为羁縻陈氏，曾设宴欢迎，优礼有加，并与维周详谈。据说，维周在南京时，探悉了中央彻底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
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
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
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
这一决策可能是蒋先生亲自告诉陈维周的，希望因此挑起粤、桂之间的磨擦。维周回粤后，即将详情密告乃弟。济棠得讯大恐，他深知两粤团结的重要和蒋先生分化离间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反复思维，为之惴惴不安，深觉今后两广的局面，决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而当时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了。这一考虑可能是陈济棠导演”六一运动“的最主要的动机！
此外促使济棠妄动的迷信也是因素之一。原来济棠兄弟行中，他最敬佩的便是大哥陈维周，济棠对他可说是言听计从。维周粗通翰墨人亦精敏，惟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米。据说，维周某次特往广东花县洪秀全的故乡，察看洪氏的祖茔，发现秀全的祖坟正葬在”活龙口“上。据维周及其堪舆朋友们推断，秀全的祖茔可惜葬高了一些，如下移数十尺，便正在”穴“上，秀全就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拥半壁河山，及身而败了。维周认定此一墓地的可贵，便要洪姓子孙卖与他。洪姓起初不允，但经不起维周的成胁利诱，就将墓地割爱了。陈氏兄弟遂将生母遗骸迁往该处安葬，深信陈府不久便要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但环顾陈家上下，余子碌碌，除掉济棠还有谁呢？因而陈济棠就野心勃勃，予志自雄。
此后不久，维周便衔乃弟之命，去京与蒋委员长作促膝长谈。这又给维周一个最好的机会替蒋先生”看相“。据维周回粤语人，从相上看，蒋先生断难过二十五年这一关。说也奇怪，蒋先生的相倒是给维周看中了。当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先生丧命。不过其事的发生，是应在张学良身上，而不是陈济棠罢了。
又据说，在济棠发动请缨北上抗日之前，维周曾约了翁半玄等术士替他卜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字样，也使陈氏兄弟相信要”应“在蒋先生身上。孰知事变发动之后，陈济棠的空军——飞机数十架，在黄光锐率领之下，北飞投奔中央去了。原来”机“者”飞机“也。济棠既”失机“便只有亡命了。也可说，他被卦仙开了一场大玩笑吧！
济棠既预备发动，乃于五月间拍电至南宁给我，谓我们应在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口，不可畏首畏尾。不久，陈济棠又派林翼中和陈维周等先后来邕，催促我和白崇禧去穗共商大计。我说，伯南（陈济棠）何以一时心血来潮，急于要发动抗日呢？如此鲁莽从事，万一与中央部队发生冲突，岂不末抗日而先内战了吗？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说陈总司令也无意内战，不过据他判断，只要西南作出抗日的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先生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垮台无疑。他们并一再强调，即使广西不参加，陈总司令还是要发动的。
在陈济棠一再要求之下，我便商请白崇禧赴穗一行，劝伯南不可妄动。自氏飞穗后，不数日便回，说陈济棠意志坚决，势在必行，无法挽回。然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广西如果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份鲁莽灭裂。此实我们不得已的苦衷。
我既知无法挽回，乃于五月底飞往广州。济棠给我一个盛大的欢迎，并详述他此次发动抗日运动的原委。济棠且强调说，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均派有代表在此，声明堆西南马首是瞻，劝我纵不愿积极参加，至少也应向他的部下打打气才对。因此，在若干重要军事会议中，济棠便约我向其部将讲话。我当然讲了一些非抗日不足以图存，中央既不愿抗日，我们领导抗日实责无旁贷的大道理。说了，只见陈氏部将面面相觑，无丝毫热烈的反应。看这情况，我便觉得这一运动的前途，凶多吉少。
在广州，我也见到元老萧佛成先生。萧佛成先生时为西南元老中的硕果仅存者。西南政务委员会中，自邓泽如、胡展堂（汉民）相继谢世，邹海滨（邹鲁）借故离粤之后，已有故老凋零之态。”九·一八“前后，西南冠盖云集，我也常住广州，尔后不常来穗，即以此故。此次，我问萧佛成，何以他也赞成这一运动呢？萧微笑道：”抬轿子、抬轿子。“他的意思是说替陈济棠捧场。陈以前不愿替胡汉民”抬轿子“，现在却发动这些元老来替他自已抬轿子。
佛成又告诉我一些关于陈济棠的笑话。这故事是当邓泽如在时，某日时近午夜，济棠忽亲自访邓氏，约其同赴燕塘军校。邓问何事。陈说，他的将领今晚在军校”宣誓“，他希望邓先生前往”监誓“。邓氏到了燕塘军校礼堂，只见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时，由济案唱名，各军官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一类的”誓言“。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身上痛劈三剑，以表示仇恨与决心。萧佛成说，陈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一至于此，如何能成大事。
香翰屏也告诉我一件故事。翰屏与济棠可说是亲如手足，陈氏任连长时，香即为该连排长，嗣后随陈升迁，最后充第二军军长。翰屏为人很通达，思想也很新。他实在看不惯济棠的开倒车作风，但是劝又无用，只好表示消极，请辞军长职，济棠不允，历时很久，香才摆脱军职。翰屏告我说，济棠对其亲信的部属都心存疑虑，防范他们有背叛的行为，但是他防范的方式却又愚蠢万状。
例如：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原是陈的心腹股肱，济棠却疑其有贰心，密派特务暗中监视。余氏在广州东山建有一住宅，陈便命其特务在余宅对面也筑一宅。余氏每自防地返穗，陈的特务便在对面屋顶鬼头鬼脑，日夜窃伺余宅的访客，和其室内的行动。日久，此事为余汉谋所悉，乃渐生怨怼之心。
翰屏又告我一事说，广州市内的警察都奉有陈氏密令，随时报告各高级军官的行踪。有时三数高级军官将领暇时赴某地寻欢取乐，其地外人原不知道。孰知当他们玩兴正浓，陈总司令忽然轻车简从翩然莅止。陈来此并无恶意，只是笑对众人说：”你们到哪里我都知道呀！“换句话，便是说你们要小心啊，你们有什么不法举动，我陈总司令都一概知道啊！诸如此类的事，广东将领都可以数出一些来。于此可见陈氏是如何不得部曲之心。
济棠做的另外一件荒唐的事，便是在五月底突然发表陈维周为广州卫戍司令。维周是个文人，从未涉足军旅，何能平地风波，一跃而为卫戍司令呢？因而，命令发表之后，广东各界都人言啧喷，尤其是各将领，一致认为济棠此举是有意侮辱其将校的人格。济粱这一失着，也是引起其部曲离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分析各种因素之后，我们便深知陈济梁所领导的这一运动必然要失败。但是西南政务委员会中既已有此决议，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主张反蒋抗日人士都已联袂来粤，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唯一补救之道，只有在运动发动后，加以纠正，使其不趋向于越轨，而免宁、粤双方同室操戈的一途了。
（三）
六月一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正式集会，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郁，并通电全国，吁请国民政府领导抗日。呈文的内容要义如下：
”连日报载，日人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在昔我中央尝依赖国联，而国联之助我如何？尝屈辱图存，而屈辱之效果如何？今敌人又加紧侵略矣，中央忍辱负重之苦心，国民非不谅解，惟和必有方，忍必有期。长此因循，则敌人无餍之求，日甚一日，得陇望蜀，岂有穷期。呜呼，’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平津又将继之矣。昔人有言，以地事人，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上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扰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惟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
六月二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乃根据这呈文的内容，通电全国，是为”冬电“。两日后，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和我领街，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并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冬“、”支“两电一出，全国震动，是为有名的”六一运动“！
在当时不明内幕的人看来，以为两广又假抗日之名，对中央用兵。其实，一看”冬“、”支“两电的内容，就知道我们所要求的，只是由中央出面，正式领导抗日，西南当局无对中央作兵谏的行动，也无用兵的意图，大家只是发一个抗日通电，做个样子而已。当时中央如置若罔闻，或与西南电战一番，此事也便消灭于无形，而我们也算慎重地应付了陈济棠这次的妄动。
不料中央谋粤已久，反间工作做得十分有效。”六一运动“的发动，正予蒋氏以打击陈济棠的机会。先是，自非常会议之后，蒋先生即派蒋伯诚为代表，常住广州，伯诚是个老官僚，善于应酬，与济棠的部属过从极密，乘机大施反间之计，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空军司令黄光锐都和蒋伯诚有勾结。”六一“之后，蒋伯诚在反间上所用款项多至数百万元。果然”银弹“效力甚大，七月四日空军司令黄光锐突率飞行员四十余人，分驾飞机数十架，飞投中央。七月中旬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护中央，师长李汉魂亦称病离职，赴港休养。七月十三日南京军委会乃明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遗缺由余汉谋升任。余在粤北防地立即通电就职，并声明率部回广州。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乃于十七日晚间十一时约我到其官邸一晤。见面之后，济棠便说如今大势已去，他决定一去了之，并劝我回广西缓图善后。
陈氏并当面书一便条，送我大洋二十万元。是晚即由广西驻粤办事处主任王逊志赴广东财政厅如数提出，交轮运往梧州。陈氏临别赠金，其情形正与民国十九年阎锡山解囊相赠相似。因两广团结数年，共同维持西南的局面，陈氏一走，便要散伙了，陈氏所赠二十万元，大概就算是”散伙费“罢。
（四）
陈济棠于七月十八日拂晓前，悄然离穗去香港，我也于同日中午包用一可乘四人的民航机迳飞南宁。登机之后，我才感觉到此事殊欠考虑。此时广东局面己解体，中央特务在港、穗一带活跃异常，万一他们事先买通该民航机师，将飞机飞往江西，我岂不立刻成为俘虏了吗？想到这里，顿觉悚然。乃默察飞机的航线，如渠真图谋劫持，我便立刻取出手枪迫其改航，嗣见渠循西江而上，才放下了心。
回到南宁，满以为”六一运动“从此结束，陈济棠愚不安愚，咎由自取也就罢了。因为当中央于七月十三日将陈氏明令免职时，曾附发一电令，声明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我李、白二人分任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我等也已专电中央表示就职。
孰知我返桂后不久，中央突然变更原意，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往中枢军委会任职。这突然的转变，据说是由于时任湖北省主席、政学系巨擎杨永泰的建议。蒋氏于七月十八日自南京飞往庐山，曾接见杨永泰作长谈，杨氏乃有”彻底解决广西李、白，此正千载一时的机会“的建议。蒋先生深然其说，遂顿食前言。
我们接到电令，深感诧异。因而复电，认为中央”墨渖未干，自毁信誉“，我们”殊难遵令“。不久，又接复电，改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我本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桂局善后则由黄绍竑出任广西绥靖主任，负责处理。白崇禧和我接电后，均觉难以从命，乃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
地方官吏调职，原无抗命的必要。白崇禧和我也断无割据称雄的军阀心理。我们所不服的，只为中央政府的无能。蒋先生大权独揽，遇事不以国脉民命为重，只为一己私利，纵横捭阖，予取予求。因此在中央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如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都是治绩最糟的几省。中央拿省政来应付人事，在上的贪婪渎职，在下的则民不堪命。但是广西近数年来，在我们苦心孤诣建设之下，各项政绩俱有可观，全国誉为模范省。中央无片言只字的褒奖，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胁迫我辈离境，好让他们来糟蹋。此事不仅我李、白等人心有不服，广西千余万人民也深知苛政猛于虎，断难让蒋家势力再入广西。
我们和蒋先生数度电战之后，广西全省人民也激昂无比，誓死为我李、白二人的后盾。蒋先生乃一不做二不休，调集各路大军，来围困广西。顾祝同所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则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进遇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一带压迫。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广西军民也愤激异常，不数日，省防军已由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弓上弦，刀出鞘，预备与中央军一决雌雄。中央方面策士知广西不可轻取，乃一面派遣高级人员如居正、朱培德、程潜等，入桂游说，一面发表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及”广西省政府主席“。更派无数特务人员，在港、穗一带活动，冀以高位厚禄，分化收买我军干部。谁知我军意志坚定，万众一心，中央策反工作完全失败，即使排长也未有被收买去的。黄绍竑也不直蒋氏所为，渠虽与我和健生（白崇禧）有旧，但迄未作片纸只字向我辈招降，更未认真在我军干部之间实施离间工作。以故我军士气迄未动摇，都愿与敌人一拚。
事态发展至此，蒋先生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遂渐有放弃武力解决，并收回成命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乃乘机向蒋先生进言，劝毋斵丧国家元气。在冯氏缓颊之下，蒋乃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九月初旬，局势逐渐和缓，中央声明收回成命，各路大军也同时撤围。白崇禧和我也觉不为己甚，战争不可轻启，都同意和平解决，战争才算是避免了。
但是广西此时已全省动员，大军十余万义坡填膺，皆勒缰以待号令。全省民众，尤其是热血青年，都激昂万分，大家认为中央向日寇妥协投降，丧地辱国，我广西军民请缨抗日，反招致”围剿“的后果，中央方面怯于御侮而勇于内战，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非和蒋氏中央军一拚不可。
当时来广西响应抗日的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更是唯恐天下无事，坚决要求以兵力威胁中央发动抗战。先是，蔡、蒋、翁等来桂后，我曾拨出一师部队，委派曾任前十九路军师长的翁照垣为师长，仍用抗日有名的第十九路军的番号以为号召，进驻粤南的北海一带。至是，我训令翁师长将部队撤回广西，照垣竞抗不从命。九月初，并无故将一日商杀害，企图引起国际争端。李济深、蔡廷锴等也随之鼓噪，全省军民随声附和。自崇禧和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舌敞唇焦，才将此一风潮平息下去。
九月中旬，蒋先生飞抵广州，电召白崇禧飞穗一晤。原先，白崇禧曾与某中央访桂大员提及，如蒋先生认为有此必要，彼可前往谒见。至是，蒋既来电，白氏似有践约的必要。孰知白夫人闻讯，深恐乃夫一去不返，力阻白氏赴穗，并向我哭诉。但我认为，丈夫一诺，重于千金，白氏既不能去，至少我应代其一行，虽然我本人并未作此诺言。
九月十七日，我乃只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归于好，共赴国难。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接着抗战也就爆发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经历，遂又进入另一阶段。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四十九章：暴风雨的前夕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十一时”卢沟桥事件“的爆发，实为日本帝国主义要沦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最后一击。我全国军民至此已忍无可忍，而奋起抵抗，企图死里求生，或与日偕亡。
日本侵华系明治维新以来的一贯政策。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日首相田中义一上日皇的奏折说：”如欲征服中国，必须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便是这一狂妄政策的中心要义。然自甲午以来，中国因苟延于列强均势之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日本军阀侵华的行动，尚畏惧列强干涉而有所顾忌。直至”九一八“之后，日本才明目张胆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本是若干少不更事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冒险的尝试，尚非日本政府的有计划行动。无奈我国政府应付失策，抱不抵抗主义，而国际联盟又作壁上观，不积极制止日本暴行，遂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于是，”一·二八“淞沪之战与伪满的成立，相继发生。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日军更西侵热河，窥伺关内，迫我签订《塘沽协定》。由是意大利墨索里尼也起而效尤，派兵进攻埃塞俄比亚了。
至希特勒于一九三三年登台以后，竟公然废除《凡尔赛条约》，这也是国联的姑息政策所诱致。欧洲多事，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侵华乃益发积极。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日竟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组织”自治政府“，割裂河北省政权，使其成日本的附庸。而日本军阀犹嫌其政府侵华不够积极，竟于一九三六年发动”二二六“政变，树立军阀政权，退出国联，不顾西方抗议，一意侵略中国。内阁总理广田更向我政府提出制止抗日运动，承认伪满、经济合作与共同防共的所谓”三原则“，迫我接受。我政府如接受此”三原则“，即无异亡国，如果拒绝，则日本大举武力侵华将为必然的结果。在此局面之下，南京中央政府乃一味拖延，日本军阀则步步进逼。组织冀东伪政府之后，继之以进兵察、绥，组织内蒙伪政权，并企图使华北五省”特殊化“。日韩浪人更乘机在中国贩毒走私，无所不为，日本侵华方式的下流，实史无前例。局势发展至此，已无可收拾，全面抗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值此时期，我们在西南，便觉全面抗战的暴风雨即将临头，蒋先生和中央虽一再拖延规避，最后还是无路可走，非挺身而出领导抗战不可。所以我们在广西建设的中心目标便是准备全面抗战，但是以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一旦全面抗战爆发，我们怎样才可以作有效的抵抗，以制暴日于死地呢？经过长时期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我于民国二十二年草拟了一篇讨论抗日战略计划的论文，名之曰《焦土抗战论》。”焦土抗战“四字后来在抗战期间曾被广泛引用，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我这篇论文便是这一口号的来源所自。
在这篇论文里，我特地指出，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奋起而全面抗战以图存。我们虽是一个落后国家，工业建设和交通设备尚未现代化，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胜负之数，不待蓍龟。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以迫我作城下之盟。但吾人必须避我之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并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积年累月，则暴日必败无疑。这便是我《焦土抗战论》一文的精义所在。”焦土抗战“一词的涵义，并非真个自行对所有物资烧毁一空，而是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以激励全民与敌人斗争。
文成之后，我即送给胡汉民先生，希望用他的名义发表。因胡氏是党国元勋，望重中外，以他的名义发表，更可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胡先生看过该文之后，承认我的看法完全正确，不过，他说，他是个文人，以文人谈兵，反令人有凿枘不投之感，而我既是一员握重兵的将领，倒不如由我自己发表。在胡氏敦促之下，该文乃由我自己署名，送交报馆和通讯社发表。全国各报竞相转载，成为当时舆论研讨最热烈的题目之一。
九一八”、“一·二八”以后，我国民间的抗日运动极为澎湃，当时借抗日口号而别有所图的，虽然大有人在，但是绝大多数人民，都是激于义愤，情难自抑。无奈中央有意敷衍日本，竟通令压制各地的抗日运动。两广因一向与中央的政治主张相径庭，故两广的抗日运动独能不受干扰。我们两广，尤其广西，抵制日货的彻底，可说史无前例，真是尺布寸纱也不能偷关一步。
日方有见于此，乃多方派人来粤做拉拢的工夫。因此，“九一八”以后的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军人中，如土肥原贤二少将、松井石根中将、冈村宁次少将、梅津美治郎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铃木美通中将、和知鹰二中佐、血田宽三、服部、中井、吉野、佐方等，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
文人、政客、学者来访的，如现任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的十河信二，便是当年与我长谈过的访客之一。年前十河氏来美，我们于纽约畅谈往事甚欢。
对于这些日籍访客，我总是开门见山毫不留情地痛斥日本强占我东北的狂妄行动。以同文同种之国，中日两民族亟应相亲相重，以维持远东和平。而日本不此之图，却一意步西方帝国主义的后尘，变本加厉侵略中国，可耻孰甚？我一再强调说，日本咄咄进逼，最后必然要引起中国的全面抗战。试问以日本蕞尔小国，是否可将中国一举吞没？如不可能，则战事必然旷日持久，使日本陷入泥淖而无法自拔，最后必惹起世界大战，日本玩火自焚，终要招致灭亡而后已。
一般日本人，在我责以大义以后，都有赧然无辞以对的表示，唯独土肥原和松井二人却态度倔强，向我反驳，此事已详见第三十九章。其他日人则有一共同遁词，说中国国势不振，赤祸弥漫，苏联最后必将以中国为踏脚石而侵入太平洋，赤化东南亚。中国的东北位居苏联东进的要冲，而中国无力防守，为免沦入苏联之手，日本实不得不越俎代庖云云。
针对这一点，我竭力反驳说，诸君此项遁词实是自欺欺人。为着反共，必须侵略中国，这种理论不值一驳。如真有一二糊涂君子，以为侵略中国可以反苏，则他们将来所招致的结果将适得其反。中日交战，适使苏联坐收渔翁之利。日本也将为渊驱鱼，把中国广大的抗日群众驱向苏联怀抱，同时予中国共产党以坐大之机，将来赤化中国，祸延远东。
日本访客中，除少数顽固分子外，大都对我这项分析，口虽不服，而心然其说。在和他们广大人群接谈之后，我深深觉察到，日本人之间对侵华、反苏两项抉择实持有不同意见。纵使是少壮军人之间，意见也相去甚远。南进、北进两派颇为格格不入，陆军和海军也时相水火。
当时访粤的日本少壮军人中，和知鹰二中佐便是不赞成侵华而力主反苏的重要分子。他在和我接谈时，对我的分析几乎完全同意。他认为日本侵华是最大的错误，苏联才是日本的真正敌人。日本应联华反苏，不应把中国赶入苏联的怀抱。因为观点相同，和知在粤和我相处甚得，可说无话不谈。后来沪战爆发，和知任少将旅团长，在大场和我军血战。嗣因发表反战言论，为军部褫去兵柄，转任运输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又奉调为日本驻菲律宾占领军参谋长。战后，曾以战犯身份被捕入狱，嗣因渠一向反对“南进”，且在菲期间，对美国战俘多所庇护，故获无罪释放，此是后话。
在广州时，我便看到“南进”派极为得势，咄咄逼人。我乃竭力拉拢“北进”派，企图扩大两派间的摩擦，并乘此刺探日本侵华的秘密。因此，我与和知的交情日笃，和知也引我为中国知己，不时有意或无意地将侵华机密泄漏给我方情报人员。担任此项重要任务的人，便是何益之君。
何君是辽宁大连人。日本帝大法政科毕业，能操流利日语。“九一八”事变时，自大连逃出，企图到关内投效。但因关内无亲无友，不特请缨无路，甚至无计糊口。不得已，又潜返东北，终因其学历过人，日语流利，为日本军方所罗致，派充日本驻华南各机关华语译员。他遂乘机与土肥原、板垣、冈村、和知等厮混极熟，以故所有我的日本访客都请何君为通译。
我和何君见面多次之后，觉得他为人正派，年轻热情，何以竟甘心事敌呢？一次，我便秘密着人约其来私邸一谈。
见面之后，我便很诚恳地问他说：“何先生，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残破，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何君经我一问，顿时泪下。他因而告诉我，他于“九一八”事变后入关投效失业的一段往事，以及后来为日本军部罗致，充当传译的经过。
我说：“何先生，我看全面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你希望不希望替祖国尽点力呢？”
何说：“如有机会替祖国报效，万死不辞！”
我见他出语诚挚，乃私下和他议定，要他做我方情报员，刺探日方机密。何君一口允诺，并谢绝任何报酬。民国二十三、四两年间，他果将日本派大批人员到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国家活动情形向我报告。根据这一情报，我即断定日本向中国全面进攻为期当在不远了。“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益之得和知鹰二等朋友的掩护，在沦陷区行动自由，常搜集日方重要军事行动情报，交设于法租界的地下电台拍发至第五战区。故日军每一军事动向我方都事先得报，历验不爽。甚至军委会所得情报，尚不及五战区所得的为可靠。所以军令部曾迭电嘉奖五战区的情报组，此实何君之功。
日本侵华与抗日运动发展至一九三六年，已至相当严重阶段。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剿匪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暨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突然发动“西安事变”，劫持蒋委员长，要求全面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剿匪军事停止，全国抗日运动乃急转直下。到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日本向华北压迫，有增无已，抗战遂成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为应付即将爆发的抗战，我们深觉广西省会的南宁距离海口太近，极易受敌人威胁。二十五年秋，“六一抗日运动”事件结束后，我乃于广西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陈述，为应付将来抗战军事上的需要，省会应自南宁迁返桂林。一则可避敌人自海上登陆的威胁，再则可与中央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加以桂林多山洞，是最好的天然防空设备。一省省会的迁移，往往引起人民不绝的争执，且兹事体大，最难作出决定。但此次经我解释后，大家一致通过，殊出人意料之外。广西省会迁治后，果然不到半年，抗战便爆发了。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五十章：“七·七”事变与上海、南京保卫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实为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的挑衅行为所发动，消息一出，全国民气沸腾，一致主张全面抗战，不再让步。此时蒋委员长正在庐山举行谈话会，邀请着名教授和社会名流聚论国是。与会人士也多数认为只有发动抗战，才可挽救国家的灭亡，于是中、日全面大战遂成定局。
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日，蒋先生即自庐山拍电来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白崇禧和我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我们接电后，不假深思，便复蒋先生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当我们同中央电报往返之时，四川省省主席刘湘、云南省省主席龙云均有所闻，两人乃相继来电劝阻。大意说，传闻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云云。
刘、龙二人当时对国是意见颇尊重我们的主张，故对我们北上特别关切。他们认为蒋先生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我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则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来电劝阻。
我得电后，当即复电劝慰刘、龙二主席。大意是说，我们的判断与他二人大有出入。因日本侵略者现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今蒋先生既有发动抗战的决心，广西自当响应号召，实行全省动员，参加抗日。希望刘、龙二公也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
电报发后，白崇禧便乘广西省府所购的法国制六座小飞机，直飞南京。我本人则暂留桂林，主持动员计划。
广西平时仅有常备军十四个团，其中两团还被用作兵工，在贺县开采锡矿。幸而我们平时寓兵于农的政策十分成功，广西于1933年起实行征兵，新兵训练一年后退伍。所以“七七事变”前，我们已有四届经训练的士兵退伍在乡，各级干部也储备齐全。现在抗战爆发，我们拟立刻编成四十个团，开赴前线。一经号召，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不满一月，便编成四个军，共四十个团，嗣后改编为三个集团军。开中国近代史上，军事动员前所未有的先例。战斗序列如下：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
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各军指定集中地点为桂林、衡阳、岳州、武昌，以便听候中央统帅部调遣。各军成立时，重武器虽不多，然轻重机枪和步枪均系自己新制或购自欧洲。士兵一律戴捷克制钢盔，士气旺，纪律佳，军容亦盛。
各军编成后，廖磊、李品仙两集团军即依次北上入湘，开赴前线。我在离桂前，特地电白崇禧，决定将广西数年来惨淡经营而颇具规模的兵工厂，悉数移交中央统筹办理，并请白氏就近通知中央派人接收。其实当时各厂原有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均已驾轻就熟，中央接收时，仅须将管理系统改由中央直辖便可，本无须作人事上的更动。孰知中央竟将内部行政人员一律撤换，殊属不近情理。我们为促成全国团结，一致抗日起见，力诫部属不得吐露微词。
十月十日晨，我参加桂林各界庆祝双十国庆节后，乃专机北飞，参加抗战。专机起飞时，我察看手表，正指着十时十分，可谓巧合。
二、
自桂林动身之前，我原定直飞南京，不意在长沙遇到大雨，飞机着陆后无法起飞。天气短期内也无转晴迹象，不得已，乃改乘火车到武昌。本拟即时换乘客轮下驶，但是一时无定期班轮开行，所幸湖北省省主席黄绍竑、建设厅厅长伍廷飏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便问伍厅长有无办法。最后，伍厅长替我找到一艘可乘百人的破旧小火轮。当天中午，我便率随员数人，搭该轮下驶。不料行至中途，西北风大作，长江之上，白浪滔天，这艘轮船既旧又小，风摧浪卷，危险不堪。尤其因西北风从船尾吹来，时常将船头压向浪中。船尾螺旋桨脱离水面，舵手便无法操纵，只得随风逐浪漂流，船员和同行官兵都面呈忧惧之色。然此时轮船已不易靠岸，只有冒险前进。一路历经险恶，翌日船过芜湖，风浪稍减，人心始定。据船上领江的告诉我说，他在长江上下游操舟数十年，尚未遭遇过这种危险。
船抵南京下关，已是十月十二日晚间，我便暂时在中山陵园一座洋房内和白崇禧同住。这座洋房据说是张学良被囚前的私人住宅。翌日，白崇禧乃陪我去拜访蒋委员长。此时敌我双方已在上海战场血战两阅月，国军死伤甚巨，南京也时受敌机空袭，市面萧条。但是委员长精神饱满，且不时作豪语，一再向我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当时我心中殊不以此言为然，为最高统帅的，断不可意气用事。我想，我们如果能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敌人也不敢来侵略我们了。但是值此鏖战正烈、民气沸腾之时，最高统帅有此豪情，我们也不便浇他冷水。一日，我见有机可乘，便对他陈述意见，略谓：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我并建议将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其他增援前线的部队调至苏嘉路国防线上的既设阵地，凭险据守，然后将沪上久战之师抽调回南京整补，再相机向国防线增援。如此更番抵抗，才能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至不得已时，我军便自动放弃南京，将大军向长江两岸撤退，诱敌深入，节节抵抗，实行长期的消耗战。
无奈蒋先生个性倔强，不听我的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他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并告诉我说，他已命令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赶赴上海参战，要我去电催促他一下。这既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我的建议未蒙采纳，自然只有绝对服从。不久，廖磊所部六旅之众赶到上海，奉命参加大场的决战
三、
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
敌方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为松井石根大将，所部有第三、六、九、一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总共不下三十万人；有大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辆，飞机二百架，兵舰数十艘。战斗力之强，火力之旺，一时无两。
我方投入这一河道港湾交错、地形复杂的三角地带的部队，也是国军的精华。初期作战（自八月十三日至九月十七日）司令官为冯玉祥，嗣后由委员长自兼。全军分三路，战斗序列，略如下：
司令长官：蒋中正（兼）
副司令长官：顾祝同
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兼）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兼）
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左翼军总司令：陈诚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另直辖部队九个师
以上我军参战的约五十余师，战斗兵员总数在七十万左右。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能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沪战进行中，除前敌指挥官外，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也经常亲冒炮火，在前线督战。委员长以及我们高级将领也不时亲赴前线鼓励士气。某夜，委员长和我们若干高级将领专车抵苏州，适敌机数十架前来空袭，一时照明弹满天照耀如同白昼。我们均在车站月台附近暂避，幸而敌机狂炸苏州城内，未炸车站，故我们一行未有死伤。
此时前线我军虽抱必死的决心，然血肉之躯究不敌炮火的摧残。十月中旬，我军已不能支持，自上海华界市中心撤至郊外大场一带。幸廖磊及时赶到，协力扼守大场，阵地赖以暂时稳定，但敌人倾全力来扑，我军也只能固守一星期。二十一集团军原有旅长六人，数日之内，三死两伤，战斗的激烈，可以想见，大场遂为敌所陷。
淞沪会战至此，我军已成强弩之末，亟应后撤。然委员长意气用事，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知道委座脾气，谁也不敢以真情实况报告，偶承以电话垂询，多诳报士气旺盛，倘直陈实际情形，即遭申斥。
白崇禧因常在前线视察，深知敌我战斗力的悬殊，乃于十一月初建议委员长下令后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点罢了。委员长才于十一月九日下令分两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线撤退。然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敌人跟踪追击，不出数周，便自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
四、
上海会战失败后，委员长乃约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应召到会的，计有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和我等多人。
委员长首先便问我说：“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说，我不主张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历史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而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蒋先生说，在他看来，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是主张死守的。
接着，他便问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二人皆异口同声说，他们没有意见，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询及德国首席顾问，他也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最后，委员长问到唐生智，唐忽然起立，大声疾呼道：“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唐氏说时，声色俱厉，大义凛然，大有张睢阳嚼齿流血之概。
委员长闻言大喜，说孟潇兄既有这样的义愤，我看我们应死守南京，就请孟潇兄筹划防务，担任城防总司令。唐生智慨然允诺，誓以血肉之躯，与南京城共存亡。死守南京便这样决定了。
当唐生智在会上发此豪语时，我就揣测他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会后，我便向唐生智跷起大拇指道：“孟潇，你了不起啊！”
唐说：“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生智此时意态鹰扬，满腹豪气跃然脸上。我们遂互道珍重而别。
会议的翌日（十一月十二日）我便搭车赴徐州，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此时国民政府名义上虽然早已迁往重庆，但中央各部会仍多在武汉办公。唐生智于城防司令职务公布后，公开宣称与南京城共存亡，并督率军民赶筑防御工事，准备和敌人厮杀。到十二月上旬，敌军前锋已逼近南京城郊，发生零星的战斗。
此时，驻在蚌埠、职司保卫津浦路南段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忽有长途电话给我，说：“唐孟公要我在浦口车站替他预备一列车，这是什么意思呢？恐怕南京沦陷就在旦夕了！”
我说：“孟潇大概预备逃走了吧？”
果然不久，噩耗传来，南京失守了，大军十余万人，激战不到三四天工夫便全军溃败。据说，撤退时毫无计划，任由官兵乱窜，各自逃生。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误认友军畏缩，擅自撤退，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卒至自相残杀，死伤枕藉，惨烈之至。敌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后，更大肆奸掳焚杀。我军被俘和无辜平民被屠杀的，计数十万人。充分表现日本军人的兽性，为人类文明史永远留下了污点。
我军在南京损失部队十余万，器械弹药无算。当南京城郊尚在激战时，李品仙又来电话说，唐孟公已乘车经蚌埠北上，将过徐州转陇海路去武汉。我闻讯乃亲到徐州车站迎接。见面之下，真使我大吃一惊，唐氏神情沮丧，面色苍白，狼狈之状，和在南京开会时判若两人。我们在徐州列车上倾谈二十分钟，握手欷歔。
孟潇说：“德公，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外，实在对不起人。”言罢叹息不已。
我说：“孟公不必介意，胜败乃是兵家常事，我们抗战是长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无关宏旨。”
我们谈了片刻，唐生智便垂头丧气，转陇海路驶向武汉而去。
五、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之后，我国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于是汪兆铭等主和派沾沾自喜，以为有先见之明，一时妥协空气甚嚣尘上，若非全国军民抗战意志坚强，实已不堪再战。
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的一掷。
蒋先生当初作此次决定的动机，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以争一日的短长。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血战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谁知此点完全错误。第三便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敢说，蒋先生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乘危用险，破釜沉舟，只可在少数场合偶一用之。长期战争，断不可竭泽而渔，自丧元气。
淞沪之战，不过表示我国抗战的决心而已，自应适可而止。当我方败征已现时，蒋先生应即采纳白副总参谋长的建议，作有计划的撤退，实行节节抵抗。则我虽退不败，敌虽胜不武，以空间换取时间，达成消耗战的目的。
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可惜蒋公不明此道，而好逞匹夫之勇，怎能不糟？溯自北伐以来，凡蒋先生亲自指挥各战役，如武昌之围、南昌之围、徐州之溃退，以及后来“剿共”战争中，东北与淮海的全军覆没，均如出一辙，实堪浩叹！
所以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藉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只以军事一端作简单的论列，中共统一大陆，实非偶然。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五十一章：第五战区初期防御战
当我于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抵达南京时，中央统帅部对全面抗战的通盘战略已经拟好，任命我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职务是指挥保卫津浦路的防御战。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自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的海岸线。直辖地区计有：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辖区辽阔，责任綦重。而最高统帅部为集中力量起见，特规定长官部的职权，可直接指挥辖区内的党政机构。
我奉命后，即选拔徐祖贻君任本战区参谋长，嘱其立刻束装赴徐，组织司令长官部，我本人则奉委员长面谕暂留南京。因此时淞沪战事正急，中央统帅部也需要我随时建议和协助战事的筹划。
徐君为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为人十分干练，军事学识也极丰富。北伐前在奉军服务，十七年曾任张学良代表，来北平和我方接洽东北易帜之事，但是那时因徐君先期离平，我们未能晤面。“九一八”以后，徐君奉调至中央，出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筹划作战事宜，颇有能名。我受任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想由军委会中选一干员为参谋长，以便和中央联络，因而想到徐君。我们虽未尝谋面，然一经把晤，即一见如故。
当沪上溃败，南京告急之时，我徐州司令长官部已组织就绪，只待我亲往坐镇。不过此时我五战区所直辖的部队却少得可怜。部队番号和驻地大略如下：
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辖一三一（师长覃连芳）、一三五（苏祖馨）、一三八（莫德宏）三师。本军虽为我在广西所亲自征调成立，班长以上的各级干部多系北伐前后的旧班底，颇有作战经验，不过士兵多系新近入伍的乡农，受训期间很短，也无作战经验。幸本军究系我所直接领导的，指挥起来可以得心应手。三十一军奉调北上到苏北海州驻防，以防敌人在该地登陆。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所辖两军为第十二军（孙桐萱）和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韩部驻在山东境内，训练和装备都还差强人意，不过是否服从命令拼死作战，却大成问题。因此时我已得到情报，韩复榘曾派遣代表赴天津活动，有和敌军妥协的企图。
第五十七军缪澂流，下辖一一一（常恩多）和一一二（霍守义）两师，驻在苏北。缪部原为东北军，装备尚可，但战斗力素称薄弱。
第八十九军韩德勤，辖三三（韩德勤兼）和一一七（李守维）两师。韩部为江苏省保安队改编，原非正规军，故战斗力很差。
第五十一军于学忠，辖一一三（周光熊）和一一四（牟中珩）两师，驻在青岛。于部原为东北军，尚可作战，然算不得是劲旅。
第三军团庞炳勋，辖五个团，驻防砀山。庞部原为西北军，因其年资甚高，故位至军团长。然该军团的实力，只有五个步兵团而已，作战能力自甚有限。
所以当时第五战区内可用的兵力尚不足七个军。而且这些部队均久被中央列为“杂牌部队”，蓄意加以淘汰之不暇，更谈不到粮饷和械弹的补充了。因此，这些军队的兵额都不足，训练和士气也非上乘。和当时在上海作战的部队相比拟，这些部队实在是三四等的货色。唯在抗日战争以前，因内战频繁，各级干部的战阵经验极为丰富，若在上者能推心置腹，一视同仁，并晓以国家民族的大义和军人应尽的天职，必能激发良知，服从命令，效命疆场。不过我们的最高统帅蒋先生的一贯作风，却是假全国一致团结、共赴国难的美名，企图将这些非他嫡系的杂牌军悉数消灭。所以这些被视为杂牌军的将领，一面激于民族争生存的义愤，都想和日军一拼；一面却顾虑部队作战损失之后，不仅得不到中央器械兵员的补充，恐还要被申斥作战不力，甚或撤职查办，并将其部队番号撤销，成为光杆一根，即无以谋生，因此都怀着沉重惶惑的心情。我在日常言谈之中得知他们的隐衷甚详，也引以为忧。
在战略上说，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次一目标。当时若干新闻记者和一知半解的政论家，都有一错误的论断。他们认为敌人在京沪一带将我军主力击破之后，如能长驱直入，一举而下武汉，则我们抗战的局面可能就彻底溃败而不堪收拾了。其实，这说法是缺乏军事学识的、纸上谈兵的谬论。因敌人在京沪线得手之后，必定要打通津浦线以清除右侧面的威胁，然后才可西进，这是军事学上最起码的基本认识，不必多赘。所以我在离宁之日，便和委员长谈起将来津浦线防御战的兵力问题。我说，津浦线处于南北两面夹攻之中，敌人且可随时自海州、青岛登陆，目前的七个军的兵力，断难应付。委员长说，将来京沪线上撤往江北的部队，都可归你节制。我心才稍安。
我离宁赴徐时，深知南京危在旦夕，唐生智断不能久守。南京一失，敌人必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犯津浦线。我军在宁沪线上有百万貔貅，尚且一败涂地，今敌人挟新胜之威，自南北两路倾巢而来，我胆敢以七八万疲惫之师，与之周旋，也未免有螳臂当车之感了。
此时我虽深知情势危迫，然自思抗战至此，已是千钧一发的关头，我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行部署，则我们抗战还可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便不堪设想。思维及此，我深觉责任重大，然统计所部兵力，则又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所以我赴任之日，虽未作唐生智所发的豪语，然哀愤之情，与拖住敌人的决心，则远非唐氏所能比拟。
徐州是四战之区，无险可守。平、津沦陷之后，太原、淞沪也相继失守。徐州居民知道徐州的危险性，迁徙一空，市面萧条，形同死城。我到徐之后，即发动民众抗战运动，召集民众代表大会，策励寸土必争，组织第五战区抗战青年团。南北流亡学生闻风而至，市上行人渐多。我为安定人心起见，每日清晨或午后，骑马到主要街道巡视一番。此时心情虽极沉重，而态度故作悠闲。一般市民见司令长官尚有此闲情逸致，出来试马，相信战局必可稳定，乃相率回市开店复业。不旋踵，徐州市上又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起来。人心安定，物质充裕，市面恢复繁荣。
然此时南京已失，敌军屠杀我军民数十万，主将松井石根竟在我国民政府前，举行规模极大的所谓“入城式”。全军杀气腾腾，一个个如狼如虎，以为我军主力已为其消灭，今后北上津浦线，不过是旅次行军，徐州、蚌埠可以传檄而定。
我也料到敌人此时是骄狂无比，我要掌握住他们这“骄兵必败”的弱点，以我所可能运用的数万哀兵与之周旋。然此时津浦路南段直至浦口，完全空虚，无兵防守。我即将原驻海州的三十一军调至津浦路南段滁州、明光一带，作纵深配备，据险防守。由明光以南，为湖沼和小山交错的地区，易于防守，而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则不易发挥威力。
三十一军虽是新成立的部队，但是全军上下义愤填膺，足堪一战。加以此时适有在上海战场被俘后逃出的一位广西籍排长前来报告。他在淞沪被俘时，伪称炊事兵，敌军遂迫令挑运伙食担。他沿途竟亲自看见敌兵将比较肥胖的农人砍死，然后割取肘上的肉，放入饭盒，到宿营时，取出烤食，吃得津津有味。据说，这部分敌军是虾夷族，以烤食人肉为癖嗜。这位排长亲眼所见，言之凿凿。三十一军全军上下抗日情绪本已十分激昂，一闻敌军兽行，尤为发指，誓与野蛮的敌人一拼到底。
津浦路南段的敌军指挥官为畑俊六。十二月中旬，敌军约有八师之众，先后自镇江、南京、芜湖三地渡江北进。在津浦路正面的敌军即有三师，总兵额当为我三十一军的数倍。敌军原意，显然是以旅次行军方式，直趋蚌埠。孰料行抵明光以南，即为我军所堵截。血战逾月，双方打成平手，敌军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大出敌军指挥官意料之外，遂自南京调集援军及坦克车、野炮等重武器，倾巢来犯。我深知我军不论就人数，还是就武器来说，均难于与敌相对抗，到了我军将敌军主力吸入明光一带时，我便命令坐镇蚌埠的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总司令，将三十一军全军于二十七年一月十八日自明光迅速西撤，将津浦路正面让开。在此之前，我已将原守青岛的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南调，布防于淮河北岸，凭险拒敌越河北进。
敌人以狮子搏兔之力猛扑明光，结果扑了个空，没有捉住我军主力。嗣后虽连下定远、怀远、蚌埠，然为我军阻于淮河南岸，一无所获。此时西撤的三十一军忽自敌军左侧背出现，向东出击，一举将津浦路截成数段，四处围歼孤立之敌。
淮河前线之敌，因后路忽被切断，乃迅速将主力南撤，沿津浦路与我三十一军展开拉锯战。敌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将我军自津浦线向西加强压力，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人始终无法消除我军对津浦线的威胁。而参加淞沪会战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时已北调到合肥，我方力量更加雄厚，使敌人增加后顾之忧，不敢贸然北进。因此，津浦南段战事乃形成敌我双方胶着、隔淮对峙之局。
这一战役的关键，是第三十一军执行命令的彻底。敌退我进，始终钉住津浦线，使敌军不能北进。因第三十一军为我亲手训练出来，调动起来，如臂使指。若是其他部队，恐怕在被敌向西加大压力之后，便不敢再乘虚东进，袭击敌人的后路了。如是，则日军早已越过淮河，与南下之敌会师徐州了。
以上是津浦南段，初期保卫战的大略。
二、
津浦线北段的保卫战，原由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所指挥。
韩氏与中央素有隔阂，抗战开始后，对最后胜利也无信心，所以自始至终想保存实力。敌军占领平、津，沿津浦线南下时，即传韩复榘秘密派遣代表，与敌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小矶国昭和津浦北段指挥官西尾寿造秘密接洽，希图妥协。无奈双方条件相去太远。敌人要韩复榘宣布山东独立，正式充当汉奸。而韩氏之意，只希望日军不犯鲁境，以达其保存实力的目的，双方条件相距太远，当然无法谈得拢。但是敌人总还是希望韩氏当汉奸，而不愿逼其抗战，故津浦北段的日军迟迟未渡黄河，以期待韩氏的叛变。这样反给我们以充分的时间来从容部署。
我初到徐州时，即顾虑到韩氏抗战意志不坚定，乃亲赴济南一行。在韩氏的总司令部中住宿一宵，和他作竟夕之谈。这是我和韩复榘第一次见面。韩氏虽识字不多，言谈也很粗俗，但是却生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骤看之下，俨然是一位白面书生。
韩氏一见我，便问：“长官，你看我们抗战有把握吗？”
我说：“抗战有把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
嗣后我和他骤谈终宵，我反复解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道理。我说，我们的抗战是不得已的。日本人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有“抗战”与“亡国”两条路。我们选择了“抗战”！须知日本侵略中国，不是单纯的中日两国的事，它是有国际性意义的。日本入侵我东北，国联无力制裁，鼓励了日本，同时也鼓励了西方德、意两国的侵略集团。西方今日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增长，吸引了英、美、法的注意力，也增加了日本侵华的勇气，才有今日的战事。所以东、西两方的侵略势力是相互为用、相互影响的。今日日本侵华得手，世界各国莫奈伊何。你看德、意两国一定要步其后尘，如法炮制。以今日形势来看，欧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欧战爆发了，英、法、荷等国自顾不暇，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地便成了俎上之肉，听任别人宰割了。到那时，日本这头贪狼岂能坐视肥脔在侧而无动于衷？
接着，我就分析日本必然南进的道理。我认为日本的南进不仅是国际间的利害问题，同时也是日本国内问题发展的必然后果。日本军阀之间，陆海二军原即相互嫉忌，水火难容，如今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横行无忌，扬威一时，大小军阀皆鸡犬升天。但是，以英美为假想敌的海军则原封未动，值此时机，能不跃跃欲试？根据我在华南所得日本在南洋活动的情报，日本将来必然南进无疑。日本南进，英、法、荷等国无力东顾，则美国必定挺身而出，与日本作战了。到那时，欧亚反侵略战争合而为一，便是我们抗战转机的时候了。
根据我的分析，我们抗战的战略重点便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待世界局势的转变。我们能拖得愈久愈好，千万不能泄气。我们如果泄气了，投降了，侵略者势力东西相呼应，则可能西方被侵略国家也不敢蹈我们的覆辙，作不量力的抵抗。如果欧战因之不能爆发，或爆发后，不旋踵即为德、意侵略势力所扑灭，则二次世界大战不能实现，我们就永远做日本的奴隶了。
韩复榘听了我这番分析之后，如大梦初醒，也认为我们的抗战是有前途的，前途建立在欧战和世界大战之上。所以他一再追问我：“长官，你看欧战什么时候可以爆发呢？”
我说：“迟早总归要爆发的，至于确定的日期，则谁也不敢说了。”
我们在济南分手时，韩复榘对时局的看法，便完全以我这番话为依归。他也认为抗战是长期的，是有前途的，汉奸是当不得的。但是，他的愚而好自用的简单头脑终于误了他。他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那两军部队，断不可在长期抗战的局面下，而在短期之内被消耗了。他不能与日军死拼，保存实力是第一要务。
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日方既攻下南京，乃强迫韩复榘摊牌，韩氏不肯。敌军遂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由青城、济阳间渡河。二十七日侵入济南。韩复榘不战而退。三十一日敌陷泰安。二十七年一月二日韩部放弃大汶口。敌军乃于一月五日攻入济宁，沿津浦路长驱直入。我于徐州得报后，即严令韩复榘循津浦线后撤，设险防守。无奈韩氏不听命令，竟率所部两军，舍弃津浦路，向鲁西撤退，且不向我报告，以致我方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大批敌军乘虚而下，若非沿路少数部队拼力死守，则大局不堪收拾了。
一月中旬，统帅部忽传出命令，要一、五两战区，师长以上的军官可以暂离阵地的，齐集归德，举行由委员长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我心知这一会议系专为惩治韩复榘而召集的。韩氏本人果然也疑虑丛生，特派专人来徐州长官部请示，问他应否亲自出席这一军事会议。我告诉他的使者说：“应该去。”韩乃如命前往。
归德军事会议系在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举行。委员长偕白副总参谋长已先一日到归德。事实上，此一会议是会而不议。共到师长以上军官八十余人。首先由委员长训话，鼓励大家奋勇作战。随即面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和我分别报告战况。报告毕，委员长遂宣布散会。
当与会众人纷纷离去之时，刘峙忽然起立大呼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韩复榘闻言留下。离会众人遂议论纷纷，齐说：“韩复榘糟了，韩复榘糟了！”
当散会时，我走在最后，只见会场内留有委员长的便衣卫士四五人。刘峙便指着卫士对韩复榘说：“韩总司令，你可以跟他们去。”韩氏脸上顿时发青，低着头，蹒跚地随卫士去了。
同日下午，委员长在其归德行辕召集一小规模的谈话会。出席者仅委员长、程潜、白崇禧和我，共四人而已。大家方坐定，蒋先生便声色俱厉地说：“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我要严办他！”
程潜应声说：“韩复榘应该严办！这种将领不办，我们的仗还能打下去吗？”
白崇禧和我在一旁默坐，未发一言。我回徐州后不久，即闻韩复榘已被枪决于武昌。虽未经过军法审判，然此事确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这是后话。
此次谈话的另一问题，便是实施军政合一。委员长认为抗战以来，地方行政机构未能切实配合军事上的要求，影响作战甚大，故提议以战区司令长官兼辖区内的省政府主席。并随即提议程潜兼河南省省主席，我兼安徽省省主席。程潜当即附议，认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则认为无此必要，因为司令长官应该集中精神筹划军事，哪里还有时间兼管全省的政务？如果只是担任一个名义，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再者，军事与省政之所以未能密切配合，双方均有责任，如果只责一方，实欠公允。双方如均能设身处地，互相谅解，则闲言飞语自可消弭于无形。故对“军政合一”，我请委员长缜密考虑，然后决定。但是委员长仍说：“我看还是兼着好！”白崇禧也以为然。谈话至此乃告结束，并未作具体决定。
不意我回徐州后不久，中央便明令宣布程潜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我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程潜当即就职，我则去电恳辞。无奈电报数度往返，中央仍坚持不准。最后白崇禧从汉口打电话来，劝我先到六安就职再说吧。同时皖省前主席蒋作宾，已于接到调职令后，离职去汉，致省政成了无政府状态。各厅长均频频来电相催。我不得已，乃勉强抽空往六安住一星期，接篆视事。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五十二章：台儿庄之战
我在六安就省政府主席后回到徐州时，已是2月初旬，鲁南保卫战至此已进入紧急阶段。敌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正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
先是，当韩复榘态度游移之时，津浦路敌军可以随时南下，青岛在战略上已成孤立之点，无死守价值。我乃命令青岛守军于学忠部南下，沿淮河北岸据险防守，以堵截敌军北进。对青岛防务只采取消极态度，由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五百人和一部分警察，协同维持治安，并监视海面敌人。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敌军板垣第五师团在青岛的崂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沈市长即率所部南撤。敌军占领青岛后，乃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莒县一线，进迫临沂，与津浦线上的矶谷师团取得呼应，齐头猛进。
板垣、矶谷两师团同为敌军中最顽强的部队。其中军官士卒受侵略主义的毒素最深。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今番竟协力并进，与自南京北犯的敌军相呼应。大有豕突狼奔、一举围歼本战区野战军的气概。
二月上旬，临沂告急，该地为鲁南军事上所必争的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处此紧急关头，既无总预备部队可资调遣，只有就近抽调原守海州的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固守县城，堵截敌人前进（庞部防地则由驻苏北的缪澂流军接替）。
庞军团长的职位虽比军长要高，但所指挥的军队则只有五个步兵团，实力尚不及一个军。庞君年逾花甲，久历戎行，经验丰富。于抗日以前的内战时期，以善于避重就轻，保存实力着称。人极圆滑，为一典型的“不倒翁”人物。凡为庞氏的指挥官和并肩作战的友军，莫不对渠存有戒心。
但是庞氏有其特长，能与士卒共甘苦，廉洁爱民，为时人所称道。所以他实力虽小，所部却是一支子弟兵，有生死与共的风尚，将士在战火中被冲散，被敌所俘，或被友军收编的，一有机会，他们都潜返归队。以故庞部拖曳经年，又久为中央所歧视，仍能维持于不坠。
当庞部奉命编入第五战区序列之初，庞氏即来徐州谒见，执礼甚恭。我因久闻其名，且因其年长资深，遂也破格优礼以待。我虽久闻此公不易驾驭，但百闻不如一见，于谈吐中察言观色，觉他尚不失为一爱国诚实的军人。在初次见面时，我便推心置腹，诚恳地告诉他说，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不过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列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务而已。所以在公事言，我是司令长官，在私交言，我们实是如兄如弟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
接着，我又说，我们在内战中搅了二十多年，虽然时势逼人，我们都是被迫在这漩涡中打转，但是仔细回想那种生活，太没有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今日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也值得了，这样才不愧作一军人，以终其生。
庞听了很为感动，说：“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我这次绝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我又问他道：“你的部队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替你解决呢？”庞叹息说：“我原有五个团，现在中央有命令，要我把一个特务团归并，共编为四个团。长官，我的部队兵额都是足额的，我把这个团归并到哪里去呢？不能归并，就只有遣散。现在正是用兵之时，各部队都在扩充，唯独要我的部队遣散，似乎也不是统帅部的本意吧！”
我说：“可能上级不知道你部队的实际情况！”
庞说：“报告长官，我如不遵令归并，中央就要停发整个部队的粮饷！”
我说：“中央这样处理是不公平的，我当为你力争此事。”我又问他道：“你的部队还缺少些什么呢？”庞说：“子弹甚缺，枪支也都陈旧，不堪作战。”我也答应在我权力所能及尽量予以补充。在庞部去海州之前，我便认真地向中央交涉，请求收回成命。旋奉军政部复电说：“奉委员长谕，庞部暂时维持现状。”我将此消息告诉庞，全军大喜过望，庞氏自更感激涕零，认为本战区主帅十分体恤部曲，非往昔所可比拟。我更命令本战区兵站总监石化龙尽量补充第三军团的弹药和装备，然后调其赴海州接防。全军东行之日，我亲临训话，只见士卒欢腾，军容殊盛，俨然是一支劲旅。
此次临沂吃紧，我无军队可资派遣，只有调出这一支中央久已蓄意遣散的“杂牌部队”来对抗数目上且占优势的号称“大日本皇军中最优秀的板垣师团”。
二月下旬，敌我两军遂在临沂县城发生攻防激烈的战斗。敌军以一师团优势的兵力，并附属山炮一团、骑兵一旅，向我庞部猛扑。我庞军团长遂率其五团子弟兵据城死守。敌军穷数日夜的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
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与友邦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一不见经传的国民党“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板垣征四郎显然因颜面关系，督战尤急。我临沂守军渐感不支，连电告急。
所幸此时我方援军张自忠五十九军，及时自豫东奉调赶至津浦线增援。张部按原命令系南向开往淮河北岸，增援于学忠部，适淮南敌军主力为我李品仙第二十一集团军的第三十一军和廖磊第十一集团军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所纠缠而南撤，我遂临时急调张自忠全军北上临沂，援助庞部作战。
张部以急行军出发，于三月十二日黄昏后赶到临沂郊外。翌晨，当敌军攻城正急之时，五十九军先与守城部队取得联系，乃约定时间向敌人展开全面反攻。临沂守军见援军已到，士气大振，开城出击。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暴雨。板垣师团不支，仓皇撤退。庞、张两部合力穷追一昼夜，敌军无法立足，一退九十余里，缩入莒县城内，据城死守。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造成台儿庄大战前之一出辉煌的序幕战。
敌军退入莒县后，我军围攻数日，终因缺乏重武器，未能奏效。
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尔后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
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奋勇赴战之功，实不可没。张自忠部也在“杂牌”之列，他之所以能造出这样赫赫的战功，其中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张自忠原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中的师长，嗣由宋氏保荐中央，委为市北平市市长。“七七事变”前，敌人一意使华北特殊化，张以北平市市长身份，奉宋氏密令，与敌周旋，忍辱负重，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七七事变”后，张氏仍在北平城内与敌交涉，因此舆论界对其攻击尤力，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概。迨华北战事爆发，我军失利，一部分国军北撤南口、张垣，张部则随大军向南撤退。时自忠被困北平城内，缒城脱逃，来南京请罪。唯宁、沪舆论界指责张自忠擅离职守，不事抵抗，吁请中央严予惩办，以儆效尤。南京街上，竟有张贴标语骂他为汉奸的。群情汹汹，张氏百喙莫辩。军委会中，也有主张组织军法会审的。更有不逞之徒，想乘机收编张的部队，而在中央推波助澜。那时我刚抵南京，闻及此事，乃就西北军自忠的旧同事中调查张氏的为人。他们，尤其是张的旧同事黄建平，便力为辩护说，自忠为人侠义，治军严明，指挥作战尤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勇将，断不会当汉奸。我听到这些报告，私衷颇为张氏惋惜。一次，我特地令黄君去请他前来一叙，孰知张君为人老实，竟不敢来，只回答说，待罪之人，有何面目见李长官。后经我诚恳邀请，他才来见我。当张氏抵达之时，简直不敢抬头。平剧中，常见犯人上堂见官，总是低着头说：“犯人有罪，不敢抬头。”对方则说：“恕你无罪，抬起头来。”我以为这不过是扮戏而已，殊不知抗战时期，北方军人中尚有此遗风。
我说：“荩忱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是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是没有理智的，他们不知底蕴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们，毕竟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
张在一旁默坐，只说：“个人冒险来南京，戴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