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坚持请他不要下野，而他则一再说，他已下了决心，非他下野，则宁汉之局不易收抬。这样便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后来我才听说，总司令赴津浦督师之前，曾派褚民谊去汉口和汪兆铭商洽。褚与汪私交极深，又属至戚，故无话不可谈。褚民谊既已数度往返于宁、汉之间，对武汉方面情形当然知之甚详。我一再喋喋劝蒋不要下野，实是不知个中底蕴，隔靴搔痒之谈，难怪蒋氏说我不知道内幕情形了。
我辞别了总司令，即到隔壁各房间，见陈铭枢、戴传贤、吴敬恒、陈布雷各人，对总司令的下野，均处之泰然，我觉得很奇怪。据陈铭枢说，下野宣言，在驶回南京途中，总司令已命陈布雷起草拟就了。他们也认为局面演变至此，暂时退避，也不失为上策。但是当时外间不明真相，且有部分党人，以讹传讹，歪曲事实，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应钦、白崇禧的头上。说蒋的下野，是我们三人“逼官”使然，恰与事实完全相反。是时白崇禧尚在苏北军中指挥作战，不知此事。据我所知，何应钦当时也力劝其打销辞意，绝无逼其下野的事。下野文告因一再修改，到八月十二日才正式公布，蒋随即赴沪，此时浦口敌人重炮与我狮子山炮台已对战三日了。
这一谣言的发生，可能有三种因素：一是武汉故造谣言，以打击蒋氏的威信。二是部分党员也同我本人心理一样，当此紧急关头，总司令是万不该下野的，而渠竟毅然下野了，其内心必有不可告人的隐痛，若辈疑心生暗鬼，自易听信外界谣言。三是总司令是一个极端顽固偏私而忌贤妒能的人，他对任何文武干部，尤其是统兵将领，都时时防范，连何应钦这样四平八稳的人，他都不能放心。总而言之，蒋氏一生，只知一味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这一谣言可能系他授意所散布，以打击我辈。嗣后，蒋氏由日本回上海，和宋美龄结婚并复职，此项无稽的谣言更为盛炽。我曾两度在他南京官邸请他申明矫正。他只微笑说，这种不经之谈，尽可不必去理他。我说：“我们的冤枉，只有总司令一言才可替我们冼刷干净。”他仍是微微一笑而已。
溯自十五年冬季，蒋总司令与武汉中央发生龃龉，我一直居中调停，以悲天悯人之心，希望党内团结，内摧军阀，外抗列强。后来共产党问题发生，我也是经常袒护蒋氏，其目的无非维护本党，完成国民革命，实无个人恩怨存乎其间。而党内少数人不明真象，将己度人，认为白崇禧居间全力拥蒋，故第七军始终未为武汉方面威胁利诱所动，而蒋总司令的地位始得以维系不堕云云，此事殊有稍作澄清的必要。
蒋总司令请白崇禧为参谋长，非爱其才，而是利用白与各军联系。到了白氏桥梁作用已告终结，蒋就必然要弃之如敞展。加以白氏又是个性直才高的人，重于道义，忠于职守，敢作敢为，而又性喜直言疾谏，深鄙患得患失、奴颜婢膝的行为。此种性格与蒋氏尤为格格不入。因蒋的为人刚直其表，阴柔其里，护短多疑而忌才。自占领江西之后，蒋已对白深感不满。如第二十九章所述，马口之役后，白氏分发所获敌人军械予第二、三、六各军一事，即深触蒋氏之忌。蒋氏或不拟此批武器分发各军；纵使分发，渠意也应由其自发手令执行，不可由白氏为之，以见好于各军。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参溪长为总司令作此处分，原是极顺理成章的事。白氏以大公无私之心，初未想到总司令竟如此的狭隘。
然值此军情紧急之时，将才难得，故蒋氏心虽不悦，但又无可如何。东征军事发动时，白崇禧奉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一、二、三及附义各军入浙作战。命令发表时，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极感不服。因论年龄、资望，鲁氏均远在白氏之上。然蒋总司令与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均知此事非白氏担任不可，鲁涤平实材有不逮。后经谭延闿一再解说，鲁涤平始无言。到入浙战事发生，第二军曾一度失利，鲁涤平几有溃不成军之势。值此紧要关头，白氏曾亲率总预备队两团，星夜冒险蛇行前进，深入敌后，直捣敌将孟昭月的总指挥部，方使全局转危为安，卒获全胜，占领杭州，肃清浙江。此一乘危用险的进兵方式，才使鲁涤平佩服得五体投地。
惟白氏以底定东南之功，不特未获主官青睐，反招致无聊的嫉忌，身为东路军总指挥的何应钦，竟以白氏单独进兵，未等他一同入杭州而不悦。蒋总司令也以白氏竟能运用自如，指挥其亲信的第一军而疑窦丛生。白氏以一员猛将，但知披坚执锐，奋勇杀敌，初不意功高震主，竟有如许的暗潮。
京沪克后，白氏又受任为北伐军第二路代总指挥，指挥陈调元等军循运河两岸北进。陈调元原系白崇禧的老师，且曾任方面有年，此次屈居白氏之下，颇感不服。因亲往见总司令，颇有抱怨之辞。蒋说：“白崇禧行！你应该接受他的指挥。以后你就知道了！”陈调元始郁郁而退。
嗣后，津浦线上之战，白氏用兵如神，每每出奇制胜，陈调元不禁为之击节叹赏。在我军自徐州南撤时，敌军乘虚反攻，如疾风暴雨。陈调元位居第二路前敌总指挥，张皇不知所措。白氏命陈部先退，自率总指挥部特务团殿后，掩护本路军，缓缓南撤。虽迭经敌军猛扑，白氏指挥从容，三军稳重如山，不惊不乱，陈调元尤为之昨舌称奇。其时陈部饷糈不继，白氏乃将总指挥部和特务团的给养，拨交陈部济急，本部及特务团却等待后到接济再行补充，充分显出主帅舍己为人的风度，更使陈氏心折。所以白氏在东南、苏北、鲁南，数度作战之后，终教关、张俯首，士卒归心，“小诸葛”遂更名闻遐迩了。
以上故事，都是谭延闿，陈调元等亲自向我口述的。孰知白氏战绩日着，蒋氏对他的疑忌也日增，甚至在和诸元老谈话中，时时露出对白氏不满的批评，说白氏“不守范围”。张人杰曾为此与蒋辩论，说在蒋氏直接指挥下的各将官，论功论才，白崇禧均属第一等。值此军事时期，求才若渴，应对白氏完全信任，使其充分发展所长，不可时存抑制他的心理。据说，蒋总是摇头皱眉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这是张人杰当面对我和李济深说的。我不免闻言惊然。
为着弥缝蒋和白的情感，中央元老如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等常向我提及此事，希望我也去和蒋先生委婉解释。惟我私自忖度，很觉不便正面提出，以免有左袒白氏之嫌。某次谒见蒋氏，他问广西有几位留学日本士官的学生。我说，只有马晓军一人。提到马晓军，我就乘机介绍马氏以前任广西陆军模范营营长，及民国十年中山援桂时任田南警备司令的情形，并涉及白崇格为人的重道义感情。我举他以前在田南警备司令部内当营长时的故事：
马晓军是一个看钱极重而胆子极小的军人。一听见枪声，便神经紧张，手足颤动。每逢军情紧急，即借故离开部队，躲往安全地区。部队统率的责任则交由黄绍竑、白崇禧、夏威等几个营长全权处理。危险期过，马氏又回来作主官。如是者再，颇为官兵所轻视。加以他视钱如命，偶尔带几个士兵因公出差，有向他借一角或五分于途中购买茶水，回防地后，他也必追索。所以上下官兵早已有心希望他离开部队。某次，百色防地为刘日福自治军所袭，部队都逃往黔边，马氏个人却逃往南宁。到刘部被驱离百色后，马氏又要回队。这时几位营长，如黄绍竑、夏威等，都主张拍一电报给他，请其不必回营。独白氏坚持不可，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犯上作乱，于做人的道义有亏。由这个例子看，以马晓军这样的人，白氏对他尚且忠心耿耿，其为人的正直忠厚可知。
其次，白氏担任我的参谋长，前后达三年之久。一有军事行动，则出任前敌总指挥，从未计较名位。是一位喜欢做事，任劳任怨的人。广西能够完成统一，整训收编部队，提前出师入湘北伐，他的功劳，实不可没。蒋氏知我有所指而言，只连声唔、唔，而结束了我的谈话。
又有一次，比较说得更露骨了。我说，白氏才大心细，做事慎重敏捷，他以前在当我的参谋长时，遇事往往独断独行，然从无越轨之处。我对他也能推心置腹，所以事情做起来又快又好。如今他纵或有“不守范围”之处，推其原意，亦无非想把事做得快，做得好。总司令如觉得有不合体制之处，大可明白训谕，千万不可于部曲之间，吞吞吐吐，疑心生暗鬼，反为不美。
我一再诚诚恳恳地向蒋氏解说，总希望全军上下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但是不管我怎样的言之谆谆，他总是时怀疑忌。忠言准以入耳，实堪浩叹。所以就蒋与白的关系说，自克复南昌而后，已失和谐，还是我居间维系。故党人所传，说我的拥蒋，全是白崇禧居间促成，适与事实相反。
（二）
蒋总司令于八月十二日下野后，京沪一带军民不知底蕴，竟为之人心惶惶。孙传芳知我军有内变，乃拚全力反攻，自苏北循津浦路及运河两路齐头并进，自江北炮轰江南。长江上游的武汉“东征军”也正向下游移动。我军两面受敌，形势颇为不利。八月十九日军委会开会时（蒋下野后我们复用军委会名义），何应钦、白崇禧和我决定以军委会名义，将军队重行部署，把三路大军一齐南撤，防守长江，以阻敌人南渡。
我们的防御部署，系以第一路军，辖第一、第十八（原第六军杨杰师改编）、第十四、第二十六、第十及第三十一等军，担任南京城东郊乌龙山以东至淞沪一带的防务。第二路军，辖第三十七、第二十七、新编第十、暂编第十一等军，担任东西梁山以西长江上游的防务。前敌总指挥陈调元则驻于芜湖。
我第三路，辖第七、第十九（原第十五军改编）、第四十、第四十四各军，则担任乌龙山以西、东西梁山以东、长江中段的防务。
至此，除合肥、六安一带尚由第三十三军防守之外，江北己无我军驻屯。孙军与我隔江对峙，四处扬言，说要克日渡江，消灭我军。武汉军此时倘也东下，我军势难首尾兼顾，前途将不堪设想了。所幸自蒋下野后，武汉方面“反共倒蒋”的“东征”计划已失了籍口。冯玉样又连电宁汉双方调解，汪兆铭也表示论事不论人。宁汉对立的局面，表面上确实松驰了不少。南京中央方面企图遴选要员北上，和汉方接洽化嫌息争，庶几可以合力应付敌军的反攻。在这场合下，大家一致推举我做代表，往武汉商谈。
南京方面推举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性情平易，人缘甚好，武汉方面对我初无恶意。十五年冬，我曾一度为“迁都”问题奔走于浔、汉之间。十六年五月又为宁汉的和平专程往湖口晤朱培德。众人皆知我识大体而无成见，为党国奔走，毫无私意搀杂其间。
众人既以此相推，我也只得勉为其难。此时武汉方面领袖适在庐山开会，经过电报往还之后，我遂于八月二十一日自南京乘专轮西上。惟孙传芳陈重兵于江北，自浦口隔江炮轰南京，终日不绝。我的“决川”号浅水兵舰无法在下关江面停泊。我们一行只有乘夜间自下关上游西岸约二十里的江面，利用芦苇掩护，才得安全登船上驶。
“决川”从前为吴佩孚的座舰，行驶极速。二十二日黎明时，已驶近安庆江面。在晨光曦微中，我发现长江南北堤岸上大军如云，纷纷东下；这显然是武汉的“东征”之师。看到这情形，心头一怔，暗想蒋总司令已经下野，为何武汉大军还在东进？因我军自津浦路失利后，一、七两军已调驻南京，拱卫首都，除调元部也调往芜湖。安庆附近并未驻兵，遂为唐军所占领。“决川”舰过安庆，两岸的武汉军队尤多，向东行进，络绎不绝，且有辎重及炮队等重武器，由船只运输，向东疾驶，显然是有所为而来。
傍午之时，我的专轮便到达九江。在九江与汪兆铭等通过电话后，便赶往庐山。这时已是下午。果然武汉诸领袖都在庐山，遂由汪兆铭召集开会，听取我的报告。到会者，计有：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宋子文、陈公博、顾孟余、唐生智、朱培德、张发奎、邓演达等十余人。
会中，汪氏请我报告南京方面的情形。首先，我说明南京方面清党的苦衷，现在武汉亦已“分共”，双方最大的隔阂已除，以后宁汉合作继续北伐，完成革命，实系势所必然。再者，武汉方面诸同志对南京方面同志误解最深的，只是蒋总司令，今蒋同志为促使宁汉合一，已自动辞职下野。在此情况下，武汉诸同志应已毫无顾虑之处，所以南京方面同志特地派本人为代表，前来欢迎诸同志东下，共商大计。最后，我强调我沿途所见武汉军队东下的情形。我说，如今敌我正在南京上下游一带隔江相持，蒋同志也已下野，人心惶惶，武汉的军队如仍沿长江东下，无异为军阀张目，势将引起极大的不安与误会。因此，我坚决要求武汉的军队立刻在安庆一带停止东进，以释群疑。我并希望能有几位中央大员同我到南京，以安军心，庶几使我不虚此行。
我报告完毕后，汪氏便说：“德邻同志的报告已十分详尽，所说各点也极合情合理，希望大家研究……”。接着，他就把目光移向唐生智说：“孟潇兄，你能否考虑把东下的部队暂时停在安庆呢？”
唐生智回看一下汪氏之后，视线转到我的脸上，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的部队绝不能在安庆停止……至少要开到芜湖！”
此时全场气氛顿形紧张，众人一声不响，汪氏弄得十分尴尬，又无法再说下去。大家只是把目光钉住我和唐生智二人。停了半响，我方说：“孟潇兄，你的军队如开到芜湖一带，江南军心民心都要惶惑不安。江北的敌人也必乘机渡江啊！”
唐把两眼一瞪，说：“那我可不管什么军心民心惶惑不安啊1”
我说：“那末你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在安庆暂停一下呢？”
唐说：“安庆没有粮食能供给大军之用，我军必须到芜湖！”
我说：。“孟潇兄，就我所知，芜湖并不产米，只是个米市而已。真正产米地区是安庆附近各县及巢湖周围区域，为军米着想，你应该把军队北调，进入巢湖沿岸鱼米之乡，再北上可以截断津浦路，和我们南北呼应，以解决津浦路上的敌人。你又何必去芜湖为敌人张目昵？”
唐此时的面色极为严肃，显出十分不讲理的样子，说：“李同志说的话不可靠，……我有我的计划，别人用不着管！”
我看唐生智那副蛮横的样子，心里想这小子真翻脸不认人。他以前为吴佩孚军所败，在穷途末路时，对我是如何地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现在羽毛丰满，便立刻反噬，实在可恶之极。
我既然与唐说不下去了，便问汪道：“汪先生能否派一二中央委员和我一道回南京，庶几我们昭告国人，宁汉之间误会已冰释了呢？
唐生智不等汪回答，便插嘴道：”现在我们哪一个敢到南京去……“
我说：”孟潇兄，南京究有什么危险呢？若说是敌人渡江吧。我担保只要你的军队停止东进，敌人决不敢渡江。如果你更能和我们合作，自安庆北上合肥，出凤阳，直捣津浦路，敌人便会闻风自溃。南京危险在什么地方呢？“
唐生智此时已词穷理屈，但硬是说：”我把部队开到芜湖再说！“
汪氏当即向谭延闿和孙科说：”组安先生和哲生兄，您二人能否和德邻兄到南京去一代趋呢？“
谭延闿看了看孙科，说道：”哲生，还是我两人与德邻兄一道去吧！“
说着，他们便吩咐副官收拾行李。并开来午饭，大家吃了就一同下山去九江，乘船东返。
此次庐山之行，使我深深体会到，宁汉合作的症结在唐生智一人。汪兆铭已失去控制武汉方面的能力，无法驾驭坐拥重兵的唐生智。我因此想到蒋总司令下野这一着来得高明。原来蒋在下野前曾派褚民谊赴汉，那时他可能已得到情报，深知汪已失去了控制的能力，他如下野，武汉即失去”东征“藉口，则汪便可统驭全局，唐生智也失其并吞东南的机会。但是汪氏无兵，必要时仍要请蒋氏出山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待共同敌人除去，则蒋之去汪，实易如反掌了。所以汪，蒋的一离一合，在政治上手脆的运用，实极微妙。惟汪氏究系书生，手腕的运用尚有所为，有所不为；处人对事，也尚有妇人之仁。蒋则不然，渠生性阴狠，久染上海十里洋场黑社会中的恶习，遇事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其对汪氏若即若离的态度，呼之使来，挥之使去，玩弄于股掌之上，真使汪氏啼笑皆非而无如之何！蒋氏此次”下野“手法运用之妙，我不与唐生智一席辩论，实在不知其中的三昧。
唐生智这次不度德、不量力的做法，实是野心太大，见识太小所致。等到我们后来讨唐之后，唐的部将叶琪、廖磊等将唐氏隐秘全部说出，才使我恍然大悟。原来唐生智曾利用蒋百里居间，与孙传芳勾结，意图夹攻我军于京、沪、杭三角地带。按唐氏计划，俟我军为彼等所败时，渠即可收编我军残部，然后再一举而灭孙传芳，北上统一中国。如是则蒋总司令在长沙检阅时堕马的预兆，及”顾老师“的预言，均将同时实现了。这种荒唐绝顶、背信弃义的梦想，也只有唐生智做得出来。嗣后龙潭之役，孙传芳主力为我军一举歼灭，唐生智闻孙军败讯，曾顿足叹息，痛骂孙传芳，说他不等唐军到达南京，便渡江发动攻势，妄图”先入关者为王“，故尔自招覆灭，祸有应得云。可见唐生智狼子野心，当时的阴谋是如何的可怕。孙传芳如真的等唐生智来会师，则北伐前途不堪设想了。
后来谭延闿也向我说及唐生智的野心。他说唐在汉口时，反蒋最烈，曾向汪、谭申述，打到南京之后，他将拥汪为国府主席，谭为行政院长，以何键、程潜、鲁涤平分任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主席，他自已则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云云。谭延闿说到此处，频频摇头说：”唐生智那小子野心大得很呀！“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六章：龙潭之战
（一）
谭延闿、孙科和我于八月二十三日黄昏，自九江乘”决川“舰下驶。舟行极速，次日天明已过芜湖江面。我便频频用望远镜窥探江北的动静。舟抵和县境兔耳矶时，我忽发规北岸江面，有帆船百数十只扬帆待驶，自望远镜中且可着出有大军分批上船，我心中颇为诧异。左右随行人员则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但是我身为指挥官，知道北岸并无我军、这显系欲人在企幽偷渡。
当我们正在注视敌军行动时，长江中忽又出现一小轮船，逆流上驶，向我船迎面而来。船上且有人用喇叭筒夭呼问话，说：”你们是不是李总指挥的船？“我们的船上答话道：”是。“该船上又大呼说，陈总指挥在他们的船上，务请李总指挥停船一晤。
听到他们的喊话，我知道来船便是陈调元，来打听我牯岭会商的消息。我立刻吩咐停船，我船的舵手乃在江面上兜一大圈，将船头掉向上流，逐渐与陈船靠拢。距离约数十公尺时，陈调元便站在甲板上，问我牯岭之行的经过。我没有回答，只用手招呼一下，全神仍注视江北。只见那百数十艘帆船已起描下驶，乘风破浪，向我们斜驶如飞而来。这批帆船原在我船上游约六、七百码的对岸。仗着水势，很快便与我船接近。用肉眼已可看得很清楚，每船所载的军队，二十、三十不等，分排而坐，头上戴着童子军式的军帽，须上系着白布带，显然是敌军无疑。说时迟，那时快，有一只敌船已逼近”决川“舰约二十公尺处，我站在甲板上，大声喊道：”你们是敌人，赶快缴械！“他们一声不响。等该船驶近”决川“舰七、八公尺时，忽有一连长模样的人，一跃而起，从船夫手中抢过一头有铁钩的竹篙，高高举起，想钩”决川“的船沿，同时叫：”冲锋！登船！“我见这帮敌人泯不畏死，情势又万分危急，便大声下令船上士兵说：”这是敌人，快开枪！“我船上原有携驳壳枪士兵一排，乃一齐举枪向敌人射击。舰上两生的排炮四门，和四生的旧炮一门，也同时开炮，向敌人船只轰击。陈调元船上的一连士兵旋亦开始射击。敌人不甘示弱，也频频开枪还击。此时风大浪急，敌船向我们一涌而来，真如蔽江蜉蝣。双方在短距离内隔船互射，烟雾迷漫，枪弹横飞。谭延闿、孙科和我，原来都在船侧走廊甲板上，这时乃避入舱房里面。孙科忙着觅地避弹，我和谭延闿则凭窗观战。只见敌船排山倒海而来，有的已向我船靠拢，船上士兵急急放枪，应接不暇。此时我们舱内有一副官也在凭窗射击，但是他枪法欠准，又无战场经验，心慌意乱，竟屡射不中。谭延闿说：”你把驳壳枪给我！“说着，便把枪拿过来，瞄准射击。谭氏少年时喜骑射，今虽年老，工夫仍在。敌人方靠近我船，未及攀登便中弹落水。迎面蜂涌而来之敌，竟被谭氏打得人仰船翻。
邻船陈调元随带的一连士兵，均用手提机关枪，火力尤猛。敌军被击落水，逐浪浮沉，恍似浮鸥。也有敌军自己慌乱，致舟失平衡而阖船翻溺江中的。一时枪声劈拍，水花四溅，时值长江水涨季节，风摧浪卷，嘶号呼救之声，惨不忍闻。双方鏖战二十分钟，敌船百数十艘，有的折回北岸，有的顺流窜至南岸，而沉没水中的，也不下数十只之多。烟消雾散之后，船上恢复平静，一场激烈的水战才告结束。计此役敌人死的约二、三百人，伤者倍之。我船上也有数人受伤，惟尚无死亡。
为顾虑敌人用大炮轰击，陈调元未过”决川“舰详谈。他只说，武汉军确有东下模样。我也告以谭、孙两委员己随我东来，同去南京。言毕，陈乃驶往芜湖，我轮也迳驶南京。
陈调元抵芜湖后，果然接到唐生智的信。信中称陈为”老师“，大意说，生智已决定东下沪宁，”老师“如愿合作，则请为前锋，进袭南京，如不愿，也请将芜湖让开，莫阻唐军东下之路，以免误会而发生意外云云。
陈氏接到此信，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渠既不愿与唐氏合作，又不敢单独与唐军作战，乃电南京军事委员会，请示应付方针。军委会即复电，如果唐军逼近芜湖，陈军即应向南撤退一日行程，取监视态度，避免与其冲突云。
（二）
我返抵南京之后，尚不及向中央报告庐山会议的经过，便用电话命令第十九军，说现有一部分敌人在大胜关兔耳矶一带渡江，着速派兵前往剿灭。旋又命令夏威，将现驻南京近郊的总预备队八个团，迅速东调，往乌龙山后方集结，准备应援守军，并告以短期内，敌人必在南京下游附近强行渡江。因根据我的判断，敌军在兔耳矶白日强渡，显系以声东击西手法，故布疑阵，吸引我军主力于长江上游，而渠则从下游乘虚渡江。我即将计就计，将我军主力调往下游，等他来自投罗网。
命令下达的次日，便接到第十九军报告，兔耳矶渡江之敌已被肃清，缴枪数百枝，嗣后并无敌军企图续渡。此项报告益发证实我判断敌情的正确。当天午夜以后，乌龙山脚以东，原为第一军的防守区域，果然有敌军南渡登岸成功，向我乌龙山阵地夜袭。我军只注意江面对岸的敌人，初不料右翼友军阵地发生意外。我军仓促应战，战况激烈之至。乌龙山有炮台七座，竟被敌军冲陷其四，我军死守其余三座，以待拂晓，援兵到达时反攻。
在战斗初起之时，我军不解何以敌人竟从友军方向而来，遂误以为第一军姚琮暂编师的叛变。因此时雾浓夜黑，既未见敌人渡江，也未闻友军防区内有枪声，而第一军防地中突有一支人马冲出，向我军袭击，非第一军叛变而何？
战至天明，才发现敌人原为孙传芳的北军，同时八卦洲一带，江上船只来往如梭，乌龙山脚以东第一军第二十二师的防地已悉为敌有。事后查悉，才知第一军换防，原防军为新偏师，未等替换友军到达，便先行离去，而敌军适于此时此地偷渡，故鸡犬无声，便渡过南岸，时我友军已不知去向，而敌人援军大至，向我阵地冲击，势极猛烈。我军乃在夏威亲自督战之下，向敌逆袭。激战至午，卒将所失炮台全部夺回，并向东继续扫荡，在东部地区作拉锯战，才把栖霞山克复，交还第一军防守，第七军则回原防。
孙传芳军向称能战，此次背水为阵，破釜沉舟，更具有进无退的决心，数度与我军肉搏，均被击退。惟此时我友军第二十二师的栖霞山主要阵地又被敌攻陷，第一军全师向南京后撤，敌军跟踪追击，绕出我军右侧，有包围我军之势。我见情况紧急，乃电令夏成自乌龙山阵地向东出击，夺回栖霞山一部分阵地。我军既出击，敌人即停止深入，全师回据栖霞，瞰射仰攻的我军。
二十六日敌我在栖霞山麓一带高地反复冲杀一昼夜，双方寸土必争，敌军志在死守栖霞，我军则志在必得。第七军第一、三两师更有进无退。炮火弥漫，敌我尸体狼藉，山上树木几无全枝，真是崖裂土翻，天日变色。敌军抵抗的骁勇，与我军攻击的修烈，实为北伐史上所仅见。
激战至二十七日清晨，栖霞山麓一带的高地悉为我攻克。残敌退据山顶，死守待援；我军乃将栖霞合围、继续仰攻。然坡峻岩高，我军攀登殊为不易，而残敌数千人，困兽犹斗，居高临下，枪炮齐施，加以擂木滚石，一时俱来。我军在李师长明瑞亲自率领之下，也攀藤附木，奋勇冲锋，绝不稍懈。此时据报，长江中适停泊有英国兵舰数艘，遥遥观战。见孙军退到绝顶，情势危殆，为图挽救孙军，竟不顾国际公法，悍然以十英时的巨炮，向半山我军轰击。一时炮声隆隆，烟雾蔽天，整个栖霞山均为烟雾所笼罩。山顶敌军视界不清，瞰射效力反而大减。李师长乃于烟幕中一哄而上，山巅敌军数千，悉数俯首成擒。帝国主义者原为助孙而来，结果适得其反，可谓心劳日拙了。
栖霞山攻克之后，在鸟龙、栖霞一带渡江之敌，遂被全歼。我军也伤亡数千人，急待整顿休息。我遂令夏威全师撤返乌龙山原防，将栖霞防地再度交还第一军防守。是为栖霞山之战最惨烈的一役。
（三）
当栖霞争夺战正在激烈进行之时，我们得报，知龙潭已失守，镇江、高资之间，也有大批敌军南渡，高、镇、京、沪间的铁路及电讯交通俱已断绝。警报频传，因孙传芳此时已动员其所谓”五省联军“全部，号称十一师及六个混成旅之众，倾巢南犯。
敌军南渡的主渡点在龙潭。开始渡河之前，先由上下游佯渡，以牵制我军。实施渡河时，却先由江北的通江集、望江亭等地向乌龙山东侧登陆，以牵制我左翼部队。然后突向栖霞山，龙潭等地强渡，占领各险要高地，以掩护后续部队登岸。
因此，当我方乌龙山一部分炮台和栖霞山为敌所占时，龙潭也同时失守。所幸白崇禧在自沪返京途中，被阻于无锡、镇江之间，乃就地调集附近第一军各部向龙潭反攻，与我军呼应。形成对孙军东西夹攻之势。
自崇禧之所以能在此紧急关头坐镇镇江，指挥反攻，其中有一段微妙经过，也可说是”无巧不成书“。
先是，蒋总司令下野之后，胡汉民、吴敬恒等也先后去沪，南京方面惟剩何应钦、白崇禧、李烈钧和我等数人支撑残局。然此时军饷奇绌，三军嗷嗷，不可终日。所以当我于八月二十一日西去九江时，白崇禧则东往上海，其目的是向上海商界、金融界的巨子筹借若干军饷济急。因白氏曾驻沪相当时日，与若辈大亨尚薄有往还。惟此时革命军从津浦线上，与苏北运河流城败退不久，孙传芳向京、沪人民团体声言将往上海欢度中秋（九月十日）。商民闻讯，将信将疑。故白氏去沪筹款时，各金融巨子皆托词推委，一连两日，尚无结果。白氏原定于二十五日下午四时专车返京，卒因与商界集会，不能成行。斯时上海北站有煤车一列，原定俟白氏专车西开时随之跟进，现白既不能及时离沪，站长乃吩咐此煤车先发，这是五日午夜前的事。煤车去后约一小时，白氏专车也离沪西开。谁知此煤车刚过镇江便出轨，车翻人伤，因路轨已为孙传芳的便衣队所破坏。同时京、镇间的电讯也中断，渡江孙军已于二十六日清晨三时占领龙潭车站，京、沪交通全断，镇江附近也发现敌人。
白崇禧得报，即停止前进，在无锡下车，电令驻京沪路东段的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就近率部向龙潭反攻，同时电令正自常州开往杭州的第一军第二师刘峙，回师往援。卫立煌奉令后即率部赶往龙潭，于二十六日晨将敌人逐出龙潭站。惟敌人仍据守江边，掩护大军陆续渡江，向我反攻，我军渐有不支之势。白崇禧得讯，乃自无锡赶往镇江坐镇，并檄调驻沪杭路的第一军第一、第三、第二十一等师，星夜驰援。
惟自蒋总司令下野之后，第一军各师均无斗志。闻蒋临去时，曾暗示各师”保存实力“，并将第一军大部调往沪杭路一带。今番京沪吃紧，白崇禧严令各师赴援之时，据说沪杭路上第一军各师、团长曾开秘密会议，讨论是否服从白参谋长命令。会中曾小有辩论，所幸其中多数人深明大义，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定服从指挥，向龙潭进兵。（此实为蒋总司令嫉忌白崇禧的又一原因，谁能指挥他的心腹军队，他就恨谁。）
孰知援军未到，龙潭于八月二十八日晚再度失守。敌军攻势极猛，孙传芳已亲自渡江，到龙潭水泥厂坐镇，指挥督战。我军第二、第十四两师因众寡不敌，纷纷后撤，几至溃不成军。栖霞山也于是时为敌三度攻占。我方溃散部队糜集南京城外麒麟门一带，混乱不堪。敌人便衣队已在尧化门一带出现，南京闻风震动。政府机关、党部、报馆均纷纷将招牌取下，各人摒挡行李，准备向汤山方面逃避。南京城内一片混乱景象，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谭延闿、孙科两先生，一夜电话数起，向我探询战局。谭氏曾惊慌地问我说：”德邻先生，你莫要把我们请到南京来当俘虏呀？“
当夜，我便严令夏威督率所部，再度向栖霞山出击，限期夺回。我内心忖度，第一军的战斗力何以如此脆弱，实堪诧异。整夜焦急，不能成眠。翌日清晨，我一时心血来潮，乘车到第一路总指挥部去拜访何应钦。那时南京只有一条马路，其它街道都不能通汽车。我车抵该部巷口，忽然发现人声嘈杂，行李拥塞满巷，似乎正在作撤退的准备。第一路指挥部人员见我来了，均让路敬礼。我问道：”你们的总指挥呢？“他们齐声回答说：”在里面，在里面。“
当我走进第一路总指挥部时，只见何应钦正在办公室内吩咐各参谋整理文件和行囊。
”何敬公！“我说，”为什么搬行李出发呢？“
何应钦一抬头，看见是我，脸上即现出忸怩的样子，说道。”德公这样早，我原打算就到你那里去辞行，我要出城收容部队。“
我说：”现在战局这样紧急，收容部队，应由师长负责，何须总指挥亲自出马？况且你行李都捆绑好了，集合巷里，这不是准备出发开拔了吗？“
何说：”你看，我的军队不能打了，我怎么办呢？总司令下野之后，军心涣散，他们不打，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首都存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
何说：”德邻兄，我的军队打不得了呀！你看栖霞山两得两失，还都是你的军队夺回来的！“
我说：”敬公，你真要走，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何见我辞色俱厉，连忙道：”你要我不走，我不走就是了。你要我怎么办？“
我说：”你的军队不能打，让我的军队来打，好吗？我们生要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绝不能离开南京！在这紧要关头，你一走，必然影响民心军心，南京就守不住了。……你快叫他们把东西搬回总指挥部来。“
何便吩咐他的副官：”不走了，不走了。叫他们搬回来。“
那些运输兵又急急忙忙地把行李担挑了回来。我与何应钦遂同车往军事委员会，与李烈钧等商讨指挥反攻的大计。
此次我如去何的总指挥部迟三十分钟，他必已撤离南京，大局便不堪设想了。我平时极少往该部访何，有事只打电话，或在军委会见面。不意一时心血来潮，竟发生如此重大作用。
抵达军委会后，何仍然说他的第一军打不得了。我请他把第一军暂时调离战场，让我第七军与第十九军，除留少数部队监视河面外，一齐向东出击。适此时白崇禧自镇江拍无线电报来，约我军迅速出击，夹攻孙军于龙潭。我便向何应钦说：”现在我七军、十九军子弹缺乏。出击之前，能否请你补充一点子弹呢？“因此时军委会在南京尚存有七九子弹七、八百万发，由何氏负责保管，须他下条子，才可领用。
何说：”你要多少呢？“
我说：”六十万发！“
何氏皱皱眉头说：”德公，太多了。“
我说：”你预备发给我多少呢？总是拿出去打敌人的啊！“
何氏笑笑道：”我看，三十万发，三十万发。“
”好了，好了。“我说，”就是三十万发吧。“这时我心里实在觉得何应钦小气得可笑。南京战局紧张到如此程度，何氏自己也准备逃命了。我向他要六十万发子弹去打敌人，他还要讨价还价地给我三十万。何氏在军中，原有”何婆婆“之名，从这点小事上，也可看出何”婆婆“之所以为”何婆婆“了。
先是，我军将栖霞山再度夺回后，仍交第一军防守。不久，栖霞又被敌军夺去，我遂令第七军与第十九军再向栖霞山进攻，并占领之，不必再交予第一军。同时以军委会名义电白崇禧，约定三十日东西两方同时向龙潭之敌反攻。
计划既定，何应钦乃派员持军委会命令到南京城郊，制止第一军退却的部队。凡退下官兵已到麒麟门的，即在该地待命，不得入城，其尚在陆续退却中的，均各就现地停止。何总指挥并通令第一军，即刻准备反攻，渠本人且将亲赴前线指挥。号令一出，军心复振。各机关也暂停迁移，城内秩序，遂得安堵如常。
当晚东线我方第一军的第一（王俊）、第三（顾祝同）、第二十一（陈诚）等师援军均已到达龙潭附近。三十日拂晓，我军三路全线反攻。第七军的第一、三两师和第十九军的第一、二两师在夏威和胡宗铎指挥之下，自栖霞山向东进攻。沿铁路及江边前进，目标为龙潭镇及青龙山、黄龙山的敌军阵地。何应钦则亲自指挥第一军的第二、第二十二、第十四师的一部，自东阳镇进发，会攻龙潭。
此时敌军已渡江的部队，和栖霞山等地溃败之敌，都聚集在龙谭一隅。计其兵力，有孙传芳联军的第二、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师，及第十五、二十七、二十九、补充第一各混成旅，约达六万余人。依据龙潭以西的黄龙山，以南的青龙山、虎头山，和东西的大石山、雷台山等险隘，编成坚固不拔的根据地，严阵以待，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孙传芳驻节水泥厂，亲自督战。其悍将李宝章、上官云相、梁鸿恩、崔锦桂、段承泽、郑俊彦等都在龙潭前线指挥。孙军官兵俱带数日干粮。船只在部队渡河后，悉数开往北岸，以示全军有进无退的决心。我国古代名将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为阵“等孤注一掷的战略，孙氏已并而有之。三军悬的以赴，志在必逞。故我军于三十日晨发动拂晓反攻时，敌军也全线逆袭。龙潭周围数十里地，炮火蔽夭，血肉模糊。战斗的惨烈，实为笔墨所难形容。激战终朝，敌军渐不支，乃退守山隘，我军乃逐渐形成三面合围之势。惟敌据山顽抗，深得瞰制之利，我军仰攻，死伤极大，尤以青龙、黄龙二山的争夺战，最为惨烈。我七军第一师损失尤大。然士气极旺，至下午三时，遂占领二山。敌军仓皇向江岸溃退，所有扼守山险的机枪百余挺，及山炮十多门俱不及携走，我军遂于午后五时克复龙潭。
我军因连日奋战，均已疲惫不堪，乃在龙潭彻夜警戒，俾翌日拂晓再歼残敌。孰知三十一日清晨五时，我军正在部署追击，敌忽反攻，来势极为猛烈。情势险恶，较前尤甚，幸我军将士均极奋勇。何应钦、白崇禧均已抵达龙潭督战，卒将敌人攻势阻截，并向敌反攻。自晨至午，卒将敌军迫至长江南岸，包围缴械。孙传芳仓皇登上小汽艇逃命，仅以身免。到午后二时，不及渡江之敌，遂全部被俘。孙军此次倾巢南犯，血战七昼夜：至是终于全军覆没。
计此役孙军渡江的不下六、七万人，除窜逸和伤亡溺毙者外，为我军所俘的约四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枝，炮数十门，高级军官，师、旅长等被擒的亦数十员。俘虏自龙潭押返南京明孝陵时，分四路纵队前进，排头已抵南京城郊，而排尾犹在龙潭，人数之众，可以想见。惟战后我军官兵疲乏已极，尚须担任警戒，故每一千俘虏仅持枪兵数名押送。既无火车输送，又无给养，途中食宿均随遇而安，致乘机逃遁的极多。抗战期中，前孙军第四师孙旅长曾在我五战区任少将高级参谋。我们谈到当年龙潭之战的往事。孙高参说，他那时与其他孙军师长均在龙潭被俘，惟在解赴南京途中逃脱云。
此役我一、七、十九三军伤亡也达八千余人，敌人死亡当倍于我军，实我国内战史上罕有的剧战。
综观此役我军虽获全胜，其得之于微妙的契机的，实有甚于作战的努力。第一，我自九江东返，如不在兔耳矶遇敌军偷渡，我便不会将八团预备队调往乌龙山后方集结，则敌军二十五日夜偷渡后，必能攻占乌龙山而直趋南京，则大局不堪设想了。
第二，如白祟禧不因事去上海，则东线便无兵增援，更无人统一指挥。再者，如白崇禧返京的专车，不因金融界巨子的推宕观望而避开，则必陷入敌人便衣队的陷阱，白氏或因此而遭不测，则战局也不可收拾了。
第三，二十九日晨，如我不因情绪紧张，心血来潮，亲往何应钦总指挥部探视，则何氏可能迳自向杭州方面撤退去了。何氏一走，不特第一军无法收束，第七、第十九军的士气亦将大受影响，南京秩序必愈陷于混乱，则大势也去了。有此三点的巧合，卒能使我军转败为胜，孙军一败涂地，虽云人事，岂非天命哉！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七章：宁汉复合的困难与特委会的风波
（一）
龙潭之敌既为我全部消灭，江南遂无敌踪。九月一日我军更渡江追击。此时孙军残部已如惊弓之鸟，闻风溃退。江北浦口、扬州等要隘，一时俱克。我军复向苏北猛追，残敌望风披靡，已绝无卷土重来之力，江南遂安如磐石。
惟此时西线忽告紧张，唐生智的”东征军“分江左、江右两路东下。江左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已于九月一日奉唐生智之命，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并委派各厅长。江右军刘兴所部第三十六军的前锋且已抵达当涂，距南京仅六十里。九月六日刘兴本人也进驻芜湖，简直有一举而下南京之势。
唐生智本与孙传芳约定东西夹击我军，然后平分东南。惟唐氏暗怀鬼胎，拟俟我军败后，收编我残部，再消灭孙军。孰知孙传芳也是一代袅雄，深知唐氏意图，故仅借唐氏东下之势，牵制我军，不待唐军到达，便先期发动攻势。冀师”先入关者为王“的故事，独吞东南。我军如被消灭，则区区唐生智实不足道了。
孙、唐两氏既同床异梦，遂为我军各个击破。孙军败后，军委会乃严令唐生智自安徽克日撤兵。惟唐氏于九月十一日曾亲赴芜湖视察，仍拟伺机而动。然此时我军新克强敌，士气正旺。六朝金粉，虽使唐胡子垂涎不止，然终不敢妄动。我们闻报，曾由何应钦、白崇禧、李烈钧和我联衔，电请渠来南京一晤，府氏也不愿东来。时我海军”决川“、”浚蜀“两舰，适在芜湖江面停泊，遂为唐氏胁迫强掳而去。
南京国府的威胁既除，京沪路也完全修复，党中重要领袖乃仆仆于京、沪、汉之间，谋求宁汉复合、继续北伐的大计。我们在南京，更急电汪兆铭和汉方诸领袖，克日来宁，主持大政。
当时我们在南京负责的军事首领，以及党中央无数忠实同志，都有一种相同的想法。我们认为宁、汉分立的症结所在便是共产党问题，今宁方既已”清党“，汉方也己”分共“，则宁、汉便应重归于好，合而为一。南京方面成立政府原是从权，今宁、汉合一，则应当仍以武汉的中央为正统。
根据这种赤胆忠心的想法，所以我们欢迎武汉的国民政府汪主席早日东下，来南京办公，蒋总司令也应早日复职，继续领导北伐。我们的意见颇获当时党内忠贞之士，乃至全国人民的同情。李济深自广州且专为此事发出通电，力劝蒋、汪化除前嫌，继续合作，领导中央。
我们这种想法，后来才逐渐发现太夭真和幼稚了。当时党内的重要领袖，如汪、蒋、胡等，及其私人的党羽与小政客等的想法，却和我们忠实同志们完全两样。他们对党国前途根本置之脑后，一切考虑纯以个人和小团体的政治前途为出发点。
我党至此，非蒋、汪、胡三人赤诚合作，不足以谈复兴，但是他们三人相处有年，他们自己均深知他们三人绝无合作的可能，因此从未打算真正长期合作。偶尔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机则必然又来一个你死我活。
但是当时使我们忠实党员们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们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党，领袖群伦，而使党员大众一致归心。
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处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晤。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
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利的人，中山逝世后，汪氏一意左倾，与蒋中正互为表里，不择手段地揽权夺位。谁知他的合作者蒋氏，也是个热衷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他二人各取得党权、军权之后，竟又短兵相接，火并起来，经历多次，汪氏自知非蒋的敌手。故此次我们诚心诚意地请他留在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必须回广东另起炉灶。这便是汪氏的基本观念，也是嗣后宁、汉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蒋中正的为人，因其幼年混迹上海的黑社会，颇受其薰染。对同事，御部属，一以权诈为能事。在在均使贤者裹足，壮士离心，而攀龙附凤之徒则蚁附帷幕。因此，在蒋氏独断专行之下，终使一领导革命的政党，逐渐变为争权夺利的集团。此种转变，在清党后，已日益显着。惟当时我辈仍痴心妄想促成汪、蒋合作，完成国民革命，今日回思，实不胜其叹息耳。
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
在这种世局人事不调和的情况下，我们一心一意想把党务国政纳入正轨的同志，均左右失其依据，而有无能为力之感。偶有主张，均必然被卷入漩涡而无法自拔。甚至昔日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袍泽，如四、七两军，后来在广东亦竟至自相残杀，伤亡逾万，言之实深痛心。
（二）
汪兆铭在我们一再电促之下，终于九月五日偕徐谦、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朱培德、程潜等自武汉抵达南京。我们赤诚地欢迎他从此长住南京，主持中枢大政。此时蒋总司令如即复职，则军政恢复统一，我们便可继续北伐，直捣北京。无奈汪氏心志不定，绝不愿在南京久住。
再者，此时宁、汉破镜重圆，诚心为党为国的领袖们本当相容相让，才可化除前嫌，孰知一部分不识大体、甚或别有怀抱的党务负责人，竟于汪氏抵京之日，遍贴反汪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但是这些标语并无正式机关署名，事实上，仅是一些无头招贴。不幸汪氏正是一位极易冲动的人物，忍愤东来，其心本虚，一见这些招贴，不禁又肝火大动。
在我们欢迎他的会议席上，汪氏便质问我说。”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我说：”谁敢贴标语骂你呢？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但是汪仍旧气愤不已。
我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氏不论我如何的苦口婆心的劝告，也是不听。在南京稍一勾留，便迳往上海。汪氏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谭延闿、孙科等且坚决邀我一同于九月九日乘京沪车去上海。一时冠盖云集，中央执监委，乃至西山会议派诸领袖齐集上海。九月十日乃由谭、孙、汪等出面邀请在沪各同志，在戈登路伍朝枢寓所开谈话会，交换全党大团结的意见。到会者计有：汪兆铭、谭延闿、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人杰、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叶楚伧、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可说是集党中各派领袖之大成。惟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
谈话会共开三夭，各方均甚融洽，无大辩论。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本党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
九月十五日，互选结果，所有参预谈话会的各方代表均当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其因故未及参加的党中重要领袖，蒋中正、胡汉民、李济深、白崇禧、何应钦、冯玉祥、阁锡山、唐生智等，亦均当选。
九月十六日，复由特委会决议，改组宁、汉双方的国民政府，并于翌日通过国府委员四十六人，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江兆铭、于右任等人为常务委员，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也改组，蒋中正、李烈钧、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程潜、朱培德等高级将领均当选。
特委会的成立，就事论事，本是最适当的过渡时期的办法，暂时使各方有一团结的中心，以待三全大会的召集。所以我当时对”特别委员会“甚为拥护。
在构成特委会的分子中，值得特别一提的，便是所谓”西山会议派“的一群元老，如：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肖佛成等。这些都是总理同盟会时代的老同志，辛亥革命的元勋，在民国初年便享盛名。如张继在民元、二年间便任国会议长，名满全国。这批元老因不满于容共政策，在中央颇受左倾分子的排挤。到总理逝世后，党权入于汪、蒋二人之手。彼二人藉国际共产之助，对这批元老排斥尤力。张继等乃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集议，自成组织，以与广州的汪、蒋相对抗。是为”西山会议派“的由来。他们与汪、蒋表面上所争执的，是共产党问题。西山派坚决反共，而蒋、汪则实行容共。
到宁汉分裂后，宁方亦已反共，惟蒋总司令对西山派公开诋毁攻讦，犹如往昔。有时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简直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我个人对西山派毫无恩怨之可言。因自北伐开始时，我便以纯军事人员自矢，服从命令，指挥作战。对政治既无兴趣，对党争尤感厌恶，因此对任何方面的政客都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对西山会议派也存着很大的戒心。当我们占领京、沪之初，即有人在我面前说刘峙是西山会议派。我说刘峙自北伐开始便一直在军中担任指挥，戎马倥偬，怎么会是西山会议派呢？那人说：”他的思想是西山会议派！“这一顶”莫须有“的思想帽子到处乱加，真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此次在上海，我第一次与”西山派“人士晤面。我发现他们都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这批元老对我个人素昧平生，然站在客观的立场，对我这样一位战绩辉煌而仍极守本分的将领，亦殊表敬爱之意，处处对我表示好感，存心拉拢。但我为避免党中误会，加以生性不喜与政客接近，对他们只是虚与委蛇，没有深一层的往还。其时外界不明底蕴，曾有我与西山派接近的传说。事实上，若辈存心拉拢我则有之，而我却绝对无心与西山派采取任何联络的。
不过在特委会组织过程中，西山派分子大为活动也系事实。因特委会的组织，表面上是清党后的国民党各派大团结，西山派以其在党内的历史与资望，在此新的大团结形成之中，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蒋二人原均是西山派的死敌，今西山派借清党机会卷土重来，则汪、蒋均不能坐视，自是必然的道理。
以故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汪兆铭、顾孟余等西去汉口，陈公博则南下广州。
九月二十日，特委会所选的国府委员和军委会委员在京就职。而汪兆铭于九月二十一日抵达武汉，与唐生智组织武汉政治分会，竟宣布反对特委会。汪氏反对的呼声一出，原先便反对西山派的亲汪、亲蒋的各省党部，也纷纷声言反对特委会。特委会前途的荆棘，也就不言可知了。
（三）
在此党内纠纷无法解决之际，参加党争的人，大半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流风所及，国民道德，社会风气均蒙受极不良的影响，其中最显着的一个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的社会地位的提高，终至与党国要人相颉颃。
上海原是一五洋杂处的国际都市，将近百年的帝国主义者殖民地的统治，使其畸形发展成为一世界流氓、盗匪、娟妓和投机、冒险家的乐园。我国旧式社会中淳朴忠厚的民风固已一扫无遗，而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政体，以及活泼、积极的民风毫无所染。因此上海的租界遂成为一个流氓横行的社会。中国流氓作帝国主义者不法商人和官吏的鹰犬，对中国商民极尽其鱼肉之能事。
民国二十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红两大帮，最有名的流氓头为杜月笙和黄金荣。他们在租界内倚靠洋人保护，包庇烟赌、盗匪、娟妓，无恶不作。以上海租界为巢穴，青、红两帮流氓的势力简直笼罩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码头。商民旅客畏之如蛇蝎。
但是在军阀时代，这批黑社会的流氓们尚有一种自卑感，不敢与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张胆地称兄道弟。旧时代社会上的正当绅士官、商也羞与为伍。那时纵系贪赃枉法的军阀，也向不与流氓往还，他们还多少有点旧式士大夫的头巾气。卢永祥于民国十一年任上海护军使时，他的儿子卢筱嘉和黄金荣曾有一段趣事。
相传卢筱嘉某次进租界看戏，见一女戏子色艺均佳，便大声喝采。筱嘉自以为是护军使的大少爷，向一个女戏子喝采，固为一极寻常的事。孰知他采声方息，身边便走来一矮胖的中年人，指着筱嘉厉声骂道：”你是什么人，敢在此放肆！“未等筱嘉回话，他劈劈拍拍便打了筱嘉几个耳光。筱嘉正待发作，招呼便衣卫士回打，他的随员连忙上前说：”大少爷，算了，算了。“筱嘉见势不妙，乃忍气吞声离开了。原来这个矮胖子便是大流氓头黄金荣，这女戏子就是他包起来的姘妇。慢说是护军使的少爷，就是护军使本人，也休想在租界内染指分毫。
卢筱嘉受辱之后，只好匆忙逃回闸北华界。事过不久，黄金荣因朋友请酒，到了闸北。事为卢筱嘉所悉，乃派持枪卫士十余人，将黄金荣押至护军使署。卢大公子自设法庭，验明正身，令健壮卫士将黄金荣按倒在地，棍杠交加，一顿毒打，把黄金荣打得皮开肉绽，伏地惨号乞怜。打过之后，卢筱嘉才叫卫兵把他放出去。此时黄金荣已不能行走，从护军署爬了出来，幸免于死。
黄金荣被打的消息一出，人心大快。因黄党流氓在上海一带作奸犯科，欺压善良，商民衔之入骨，而莫奈他何。今番遭此毒打，实罪有应得。此一消息，当时曾哄传国内。我们广西方面自上海回来的人，都津津乐道，引为快事。此事足征军阀时代，官方尚不屑与流氓往还，黄金荣还可随时被抓来打屁股！
后来蒋中正回到上海，流氓们的社会地位便上涨了。蒋氏于民初不遇时，曾列名黑社会，加入青帮。因其加入得迟，故”辈份“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还是他的”长辈“。今番蒋氏衣锦荣归，贵为革命军总司令，他以前的”阿兄“、”阿弟“们，自然都难免有”鸡犬升夭“之感。十六年夏初清党之时，蒋便利用他们以前的关系，由青、红帮流氓头代为组织工人，对付租界内的共产党。事实上，那时清党的主力还是军队，得力于流氓的究竟不多。不过他们自以为与蒋有旧，于清党更有微劳，遂居然以绅士姿态出现，周旋于党国要人之间。而我党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以视北洋军阀，犹等而下之，实堪浩叹！
我初到上海时，杜月笙、黄金荣竟然也来拜候。我一概回绝，未许入见。龙潭战后，我又因公去沪，杜、黄二人曾两度联衔请宴。我均置之不理，也未向其说明理由。我自思身为国府委员及革命军高级指挥官，忝统数十万将士，国家名器所关，何可与这批作奸犯科的黑社会中的流氓为伍。
一日，我因事去见当时的国府主帝胡汉民。见胡氏办公桌上有杜、黄联衔的请柬一张，我不免诧异地问道：”展堂先生，杜月笙和黄金荣居然也来请你吃饭吗？“
胡氏说：”敷衍敷衍他们。“
我说：”你真去吗？“
”我去的。“胡沉默了半响。又说：”上海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好得罪他们。“
胡氏这句话真使我冷了半截。我又问：”胡先生，难道你竟要我们的革命政府向黑社会的恶势力低头吗了“
胡说：”不过他们对我们的清党运动，多少也有点功劳！“
我对胡氏的态度真感觉失望之至。胡公此时身为国府主席，竟不顾国家元首之尊而迁就事实，可叹孰甚。
胡汉民见我态度迟疑，便劝我道：”他们最近几次请客，你都没有到。我看你也太认真。在上海这种环境里，我们应该敷衍敷衍他们，免得让他们给别人利用了。“
胡氏的解释真使我不寒而栗！我们革命政府的作风，竟军阀之不如！
其后，杜、黄又联名请客，胡氏在赴宴时，特地叫人打电话给我，说：”胡先生己去了，请你务必就去。“我不得已，也只好乘车前去。我车到之时，中门大开，杜、黄二人均在门外迎接，执礼甚恭。他们大概认为我居然肯来，是件很难得的事。我走进餐厅，见瘦削的胡汉民，戴着眼镜，坐在上一首。我立刻想到胡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而请客的主人却是一群大流氓，我心头真有说不出的感觉。
这是我和杜月笙、黄金荣第一次见面。杜氏瘦长，黄氏矮胖。表面看来，二人均是守本份的人，不象个流氓头。据说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流氓社会里，很讲义气，爱打抱不平，是所谓”盗亦有道“。嗣后他们曾特地来拜看我两次。他们知识甚低，说不出什么来，一口上海土话，我也不大听得懂。二人稍坐即辞去，我们遂未再见面。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八章：唐生智、张发奎之异动
（一）
当上海方面正在商讨组织特别委员会之时，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仍在蠢蠢思动。因自南昌共产党八月一日暴动之后，张发奎以追击贺、叶为名，已将其第二方面军（原第四军扩充）悉数开往广东，两湖遂变成唐生智的势力范围。嗣后，唐又乘我与孙传芳交兵，取得安徽地盘。所以当特委会所选的国民政府于九月二十日在南京成立时，唐生智已坐拥两湖、安徽三省，声势显赫。国民政府一再电令其自安微撤兵，唐皆抗不从命。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汪兆铭返汉组织其”武汉政治分会“，唐生智更是如虎添翼，并假借”护党“之名，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否认南京中央政府。其时唐生智入党尚不足一年有半，便以”护党“自诩，亦殊为滑稽。
南京国民政府在谭延闿领导之下，对唐均极愤慨，一致主张讨伐，其中尤以程潜、谭延闿、孙科等为激烈。那时唐派叶琪为代表来南京，声言渠绝不放弃安徽。叶琪为我辈老友，来京后住在夏威家中，和我们不断磋商。我告诉叶琪说，南京中央对唐生智的跋扈极为不满，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所难免。叶说，唐总司令最多只答应让出芜湖，渠绝不放弃安庆，因为何键已出任安徽省主席，省政府在安庆办公已久，南京政府如坚持收复安徽，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云云。
事态发展至此，用兵已成必然的趋势，因唐生智的蛮横已引起公愤，中枢党政军领袖一致主张讨伐。十月中旬国民政府乃密令军委会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
溯自唐生智加入革命以来，国民政府待他不为不厚。孰知渠一旦羽毛丰满，竟得意忘形，不特不饮水思源，且图利用党中矛盾而逞其私欲。在渠私心妄想之中，如我等老辈不除，则渠必将久居人下，永无唯我独尊之望。先是，当我军于十五年底抵达武汉之时，唐生智即戏呼我们自两广来的革命军人为”老长毛“。因从前洪杨革命金田起义时的老辈太平军，也有这样的称呼；而两湖、三江一带的附义者，则为”新长毛“。唐氏显然以”新长毛“自居了。嗣后宁汉分裂，唐生智预备”东征“时，即时常以”打倒老长毛“来鼓励其部属。在他看来，”老长毛“一旦打倒，唐氏便可唯我独尊，而其部属也均将”鸡犬升天“。无奈生智野心虽大，而见识德望不足。在武汉时，自恃坐拥重兵，气焰咄咄逼人，武汉党政军重要领袖，对唐均侧目而视，口虽不言，心实非之。唐氏固亦深知武汉方面的”老长毛“对渠不满，竟一不做二不休，秘密和孙传芳勾结，倒行逆施，达于极点。孙军龙潭败后，我方所获敌军秘密文件中，都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字样。所以现在国民政府决定讨伐，实在是唐生智自召覆灭。
十月十九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讨伐唐氏，我遂受命为西征军总指挥，白崇禧为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分三路向武汉进兵。三路军所辖番号暨进兵路线，略如下：
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
第三路总指挥：李宗仁（兼）
第七军军长：夏威
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
第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
第四路总指挥：程潜
第六军军长：程潜（兼）
第十三军军长：陈嘉佑
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
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
第三军军长：王均
第九军军长：金汉鼎
航空队司令官：张静愚、曹宝清（副）
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
楚有舰、楚同舰、永健舰、永绩舰、江贞舰
除以上战斗序列之外，冯玉祥亦奉命派樊钟秀、方振武、吴新田向鄂北挺进，中央并密令驻宜昌的第二军军长鲁涤平，湘、黔边境的黔军师长李樊，两广的黄绍竑、范石生、方鼎英、李福林各军，及湖北省防军相机出动袭击。因战事迅速结束，故上述军队未及参预战斗。
此时唐生智部也很强大，所辖计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五军（何键）、第三十六军（刘兴）、第十八军（叶琪）、第十九军（高桂滋）、第三十军（赵振国）、暂编第五军（庞炳勋），以及十个暂编师，总计有兵力十余万人，颇堪一战。所以军委会所订西征第一期作战方略，拟先肃清皖境之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占领皖西后，即停止西进，担任警戒皖北任务，然后协同上游各军，会攻武汉，肃清两湖。
我方计划既定，三路大军乃于十月中旬发动。第三路军奉令沿长江北岸西进，扫荡盘据西梁山、巢县、合肥、舒城一带之敌，进占安庆。第四路军则沿长江南岸，扫荡芜湖、湾址、大通、贵池一带之敌，进占东流、秋浦。第五路则以主力集结九江、湖口，阻绝汉、皖交通，相机截击西退之敌，并以一部沿萍株路威胁长沙。惟朱培德的第五路军因受汪兆铭的影响，态度暖昧，唐军乃得安全撤退，祗三、四两路大军向指定地点集中，此是后话。
时唐生智的代表叶琪仍住在第七军军长夏威家中，毫不知情。我对夏威说：”你可别把军事机密泄漏给叶琪呀！“夏威笑道：”这种军国大事如何能泄露呢？“所以夏威和叶琪仍终日游山玩水，若无其事。
最后，叶琪看出真相，知我军已发动西征，不觉勃然大怒，说不应该瞒着他。他并根据中国”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要求立刻回武汉。我们也不强留，遂送他到下关，搭外国轮船上驶，回部队指挥堵截我军。我也于同日乘轮西上，指挥部队出击。彼此握手言别，明知即将在战场上拔刀相见，所以江干送别，也颇富浪漫滑稽的意味。
我军三、四两路沿大江两岸齐头并进，海军则溯江而上，所向势如破竹。唐军士气沮丧，不堪一击。十月二十五日我军克安庆，敌军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狼狈西窜，敌十九军则被我俘缴殆尽。我乃于十月二十六日乘舰到安庆，指挥追击。
这时据报，敌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已退据广济、武穴之线。武汉唐军也逐渐向东线增加，似有在鄂东地区与我军一决雌雄的模样。
我到安庆后，即拟定第二期进攻武汉计划。决以第三路的第十九、第七、第四十四等军，分途自大湖、潜山、安庆、舒城、望江等据点向西追击。第四路则自秋浦、东流一带乘轮往九江，自赣北向湘、赣边境截断武长路，再北上攻武昌。
第二期攻势于十一月初旬发动。我军攻击前进，敌军则节节后退。在广济附近，敌曾一度强烈抵抗，但旋即溃败。十一月八日我再破敌于蕲春，九日进抵兰溪附近时，敌军第三十六军曾作困兽之斗，抵抗极烈，与我军相持一昼夜，卒被击破。我军俘获敌军官兵数千人，枪三千余枝。我方第十九军也死伤八百余人，为西征中的第一恶战。这时，长江南岸我军也节节推进，未遭强烈抵抗。
蕲春、兰溪激战后，敌军向西逃窜，已溃不成军，再无抵抗能力。且冯玉样也派所部方振武，樊钟秀、吴新田向鄂北挺进。唐生智见士无斗志，武汉已成四面楚歌之势，乃在汉口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议，商讨善后方针，渠表示决心下野，基本部队则退守湘境，徐图再举。遂于十一月十一日通电去职，并以巨金收买日本军舰，东驶出国。所部分水陆向岳州撤退。唐氏此一措置，不失为明智之举，地方幸免糜烂。我海军乃于十一月十四日进泊武汉。我第三路的第七、第十九两军也于十五日先后到达汉口；旋第四路的第四十四军则进克武昌，第六军也克咸宁，第十三军克通山、崇旧，均停止待命。
我军此次向鄂进兵之速，第十九军胡宗铎部实功不可没。胡部多鄂人，久戍思归，故作战格外勇猛。据说，唐生智在下野前，曾拟调其精锐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死守汉口外围，以掩护大军撤退。惟张师长见大势已去，死守无益，故反劝唐氏迅速撤退为愈，唐颇为不怿。后竟将张氏在其私宅勒毙以泄愤。此举充分表现出唐生智性格的毒辣。嗣后，据目击此事的唐部军、师长李品仙、廖磊等告我，其故事的惨毒，实令人昨舌。
原来唐生智在决定下野时，曾数度召集各军、师长在其私宅会议。最后一次会毕，各将领正纷纷下楼，唐氏忽对张国威说：”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张氏遂遵命留下。到其他将领均已走出大门不远时，唐又告诉张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张遂一人单独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忽率士兵数人，拿了一根麻绳，自张氏身边出现。不由分说，便将绳子向张国威颈上一套。张氏知情不妙，乃大力挣扎，然终被按倒地上。张氏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呀……“这时，李品仙等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头探视，只见张师长已被勒毙地上，惨不忍睹。李品仙等后来和我谈及此事，犹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唐生智通电去职时，我正自安庆乘舰西上。在马当附近，见日舰两艘疾驶而下，初不知唐生智即在其中。我于十一月中旬抵达武汉。时唐氏旧部均已退入湖南，李品仙部第八军暨叶琪部第十八军布防汩罗河，守长沙。何健、刘兴的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则守岳州，与我军相持。适此时京、沪方面，中央领袖人物汪兆铭、蒋中正、胡汉民等，均在上海集议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解决党内纠纷。同时何应钦在津浦路上，与直鲁军鏖战亦烈，南京军委会亟需有人坐镇，主持各项要务。再者，广州方面于十一月十七日忽又发生张发奎的叛变，事态正逐日扩大，全国哗然。因此，我遂和程潜计议，委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监视湘境内唐军残部的行动，一面派员入湘，劝唐部归顺中央。西征军事至此遂暂告一段落。十一月下旬我和程潜、白崇禧乃联袂返京，听候中央计划解决张发奎的叛变。
（二）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部在广州的叛乱（嗣后又引起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可能系汪兆铭、张发奎二人经过长期缜密计划而后发动的。
当唐生智七月间发动”东征“时，张发奎实已面从心违，汪兆铭也深知唐生智终非囊中物，不可久恃。汪、张二人似已有秘密计划，转返广东革命据根地，然后再卷土重来。适贺龙、叶挺、朱德三人各率所部于八月一日在南昌叛变，张发奎遂在九江以追剿叛军为名，全军南撤。惟贺、叶等叛军于八月八日抵达赣南抚州，有窜入粤东模样时，张发奎便停止追击，并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迳向广州前进。会贺、叶南下，潮、梅吃紧，广州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乃派前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迎张于途，嘱其向东江尾追贺、叶，与两广部队夹击叛军。张发奎坚不从命。李济深不得已，乃檄调驻广西的第十五军（原七军留守部队改编）兼程赶往粤东，与第八路军的陈济棠等会剿叛军。在李济深、黄绍竑二人亲自指挥之下，数度血战，卒将叛军消灭，贺、叶自汕头乘俄舰秘密出国。朱德则率残部回窜江西边地，为范石生所收编，粤东共患始平。
谁知正值李、黄会剿共军胜利时，张发奎、黄琪翔等部率其第二方面军数万人，乘间于九月下旬进入广州，加以盘据，并散发充满火药气味的回粤宣言，公开攻讦南京国民政府，并扬言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一时不满意南京中央的党人，如陈公博等，均纷纷南下入粤。汪兆铭也于十月二十九日自上海返抵广州。
先是，汪兆铭既已赞成组织特别委员会，其后又反悔食言，于九月二十一日自南京到汉口，策动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员会。汪到了汉口，见唐生智别有怀抱，而南京中央政府己决定讨唐，且张发奎也已进入广州，汪氏乃于十月二十四日自武汉抵沪。翌日便搭轮南下，于十月二十九日抵广州，与张发奎合流。汪氏抵穗之日，即在葵园官邸召集南下中央委员陈公博、何香凝等开会，谋在广州设立中央执监委员会，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
此时南京中央政府谭延闿、孙科等，屡电汪氏，恳其克日来京，召集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均为汪氏所拒。因汪那时正在计划以武力统一两广，作为政治资本。然欲统一两广，则首先须铲除李济深、黄绍竑二人。惟李济深德望素着，张发奎、黄琪翔等中、上级干部，均其多年部曲，颇难遽下毒手，加以翦除。汪、张二人乃决定先用权术，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并将黄绍竑骗来广州，加以逮捕、枪杀。李、黄二人一除，则以汪兆铭、张发奎的资望与历史相号召，两广可传檄而定。有两广作基础，前途便大有可为了。这个如意算盘，也可谓极阴险毒辣的能事了。
汪、张计划既定，适蒋中正于十一月十日自日本返国到沪，来电请汪北上，会商党事。（当特委会成立之初，汪氏自汉东下时，曾电蒋求一晤，为蒋所峻拒，今蒋氏自日返国，反而移樽就教。其前据后恭，曲折奥妙的手腕，实一言难尽。）会南京方面谭、孙等再度致电汪氏，主张在沪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委会各问题。
这两项邀请，对汪说来可谓适逢其会。汪氏乃于十一月初旬电邀黄绍竑自南宁来广州一晤，并商谈李济深一同赴沪，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李、黄二人固不知汪氏笑里藏刀，其后别有文章在也。黄绍沈遂于十一月十五日中午自南宁应召抵穗。当即往葵园谒汪，适汪与李济深正整装待发，彼此匆匆略谈数语，汪、李便联袂乘轮去沪。
黄尚拟于翌日与张发奎聚晤，孰知夜十一时半，广东财政厅长黄的老友冯祝万匆匆亲来黄氏寓所告密，谓夜半将有兵变，嘱黄速避。绍竑得报，连夜化装潜出寓所。未几，全市即枪声大作，街头巷尾贴满”打倒黄绍竑，实现汪主席救党主张“的一类标语。李济深的公馆也于同时被缴械劫掠。叛军包围黄氏寓所及其他军政机关，搜捕黄绍竑甚急。黄氏乃潜上一粤港轮船，终于逃出广州。
张发奎在广州叛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大哗。李济深在上海至是始知受骗，乃呈请中央剿办张发奎、黄琪翔，并痛斥汪兆铭。而张、黄二人乃一不做二不休，竟将其第二方面军的精锐溯西江入桂，拟一举戡平广西，实现其统一两广的计划。黄绍竑此时已潜行返桂，指挥第十五军集中梧州，筹谋抵抗。双方虽尚未短兵相接，惟剑拔弩张，大战迫在眉睫。
孰知正当第四军悉数西调，广州空虚之时，前第四军将领共产党人叶挺偕着名共党首领张大雷、彭湃等潜返广州。利用原赤色工会作基础，勾结第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利用苏俄领事馆的掩护与接济，煽动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叛变（该两团干部多系共产党分子），改称”红军“，以叶挺为总司令，于十二月十一日实行全市大暴动。
共产党此次暴动，可说是毫无理性，烧杀之惨，实无前例。全市火光烛天，尸体狼藉。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匆忙潜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返穗。张、黄二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无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逭，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李济深以被骗离粤，积愤尤多，乃急电在东江的陈济棠、徐景唐、钱大钧等，和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鼐部，在桂的第十五军，分路向广州出击。张发奎、黄琪翔知众怒难犯，大势已去，均通电离职。由朱晖日继任第四军军长，率部离穗，向东北方面撤退，与粤、桂进剿各军大战于五华、岐岭等地。战斗的惨烈，为北伐诸役中所鲜有，双方共死伤万余人。第四军勇将许志锐战死，黄镇球受伤。昔为比肩作战，同生共死的袍泽，此次竟自相砍杀，一至于此，言之实堪痛心。
汪兆铭此时自知不能见谅于党内同志，乃于张、黄叛变时，竭力鼓吹，促使蒋中正复职。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握党权。到了广州暴动之后，汪氏受各方攻击益烈，乃一意拥蒋以自救。惟全党上下攻击汪氏，并不因此稍懈。汪氏自知无地容身，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宣言引退出国，旋即离沪赴法。汪氏一去，党争顿失一巨擘，大局乃急转直下，呈现一新局面。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九章：重建中枢、绥靖两湖
（一）
汪兆铭的再度下野，虽为促成蒋中正复职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蒋氏这次访日归来，传闻携有日本政府秘密借款，资本雄厚。复职实系必然趋势，毋待汪的下野而后定的。
据说，蒋先生在日住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利用头山氏在日本军、政两界中的潜势力，以游说日本朝野。嗣后复因头山满介绍，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都有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导，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决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后日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
惟蒋氏的手腕也很灵活，渠出让”满洲“权益，系以”统一中国“为先决条件。嗣后直至”九一八“事变时止，中国迄未”统一“，故蒋氏有所藉口，不履行其个人诺言。而日本官方也因此密约系由少数个人所签订，未便予以公布。蒋氏既自食其言，日本政府也”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到”九一八“前夕，日本少壮军人积愤已深，蒋氏如再推宕，少数不更事的军人可能公布此蒋、日秘件。日内阁为检讨对华全盘政策，曾召集所谓”东方会议“以胁蒋。蒋不得已，乃允日人派代表来南京秘商，惟事先声言，渠所持的文件已在上海遗失，嘱日方将所签原件携来。
民国十八年十月，日本政府乃特派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专使，来华与蒋秘商有关满、蒙事项。佐分利贞男一行于十月四日抵达上海。蒋乃令上海市长竭力招待，网罗上海的交际名花，举行大规模酒会。日专使一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搭坐挂车晋京。车行至中途，所有日人均烂醉如泥，南京特务，乃乘机将此秘件窃去。
翌晨，日使一行酒醉醒来，到日使馆整理行装，拟拜晤蒋氏时，才发现此密件已不翼而飞，未免大惊失色，然又不敢声张。与蒋晤谈数日，自然毫无结果。佐分利贞男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返日，自觉无面目见人，未几，遂于箱根温泉旅邸吞枪自裁。日本政界曾为此起一小风波，因佐分利贞男无故自杀，群疑莫释，知其内幕的，口虽不能明言，然内心的愤懑实不能自抑，而见之于言辞。这一内幕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这故事虽系传闻，而日本军人却言之凿凿，似确有其事。再者，蒋氏于民国十六年在日时，确曾与田中及南次郎等会谈。会谈内容如何，蒋先生讳莫如深，也是事实。再证之以北伐完成后，蒋氏不断制造内战，以及养痈贻患，任令赣南共产党坐大的情形。似均在制造”中国尚未统一“的藉口，以抵制日人的要挟。凡此种种迹象，对上述传闻俱不无蛛丝马迹可寻。
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气沸腾，各地学校罢课，要求中央出师抗日，是时两广民气尤为激昂，户西省府并密令民众团体，组织纠察队彻查日货，雷厉风行。日政府希图缓和两广民情，曾派大批文武官员及民众代表来两广活动，藉资联络感情，并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阻止民众的过激排日行动。值此时期，我在广州私宅接见这批日籍访客，先后不下百余人之多。接谈之下，我力辟日木侵华政策的错误，希其改正。
那些日本访客听了我的分析，都很动容，唯土肥原贤二少将和合湾司令官松井石根中将的态度，极为倔强。他二人强辩说，沈阳事变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固处置失当，但是你们的委员长对我们日本人也太无信无义了。我们当即追问，我们的委员长究竟有什么地方对日本无信无义，以致激起他们对中国动武呢？我愿闻其详！然土肥原与松井二人坚不吐实，似颇有难言之隐。
嗣后，我便根据此一线索，嘱我方谍报人员及与日方接近的友人，多方自日本少壮军人集团中设法探听，才获得如上的情报。事虽迹近荒诞，然证之以蒋先生在”九一八“前，对内对外扑朔迷离的作风，实难断言此事的必无。
（二）
蒋先生自日返国后，遂一意与汪言归于好。蒋既有意负荆，汪更无心拒客，双方都已半推半就，共产党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后，汪曾腆然公开宣言，吁请蒋同志复职，领导中枢，渠本人则从旁消极协助云云。汪氏的话一出，蒋的复职几成定局，而攀龙附凤之徒，乃乘机堆毂，上海四中全会的预备会遂正式通过请蒋氏复总司令职的议案。蒋氏本已有”别人不请我自来“的腹稿，一月九日乃在南京正式宣言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
在蒋总司令复职的酝酿中，外界传闻，白祟禧和我曾有反对的表示。此种谣言，可说是毫无根据的揣度之辞。在两广统一，出师北伐之初，我们以一股革命热忱，服从中枢，拥护胡、汪、蒋的领导，完成革命大业，可说是出于赤诚。到了共事日久，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置国家利益于脑后的作为，始则忧虑，继则惋惜，终则傍徨。试想历年以来，数万将士断头流血，肝脑徐地，所换得的，徒为若辈植党营私、揽权窃位的资本，宁不令人痛心。故对汪、蒋的作风，心至不悦则有之。至于蒋总司令复职与否，权在中央执监委员会，我等统兵将领惟当服从中枢决策。且蒋先生的复职也断不会因我等反对而中止，我们心纵不悦，也雅不愿作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的。
不过蒋先生于十二月一日在沪与宋美龄女士结婚之前，特于报章发表声明，其内容大略是说，他与毛氏、姚氏、陈氏的结合，并无婚约，从今起断绝一切关系。并申述他以前的革命是假的，今与宋女士结婚后，才是真正开始革命工作云云。（此谈话的原来措辞可能较报纸所载为委婉。）蒋、宋结婚时，我已由武汉乘轮东下，正在赴沪途中。当时阅报及此，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自思我们革命军全体将士在蒋总司令领导之下，打了一年多的仗，死伤数万人，难道都为”假“革命而牺牲？我们此后再追随蒋总司令，冒锋镝矢石，去”真“革命，也岂视一女子为转移？内心悒悒不乐之下，我遂决定不送婚礼。殊不知党、政、军各政要均奉赠厚礼，即与蒋先生最为格格不入的程潜，也未能免俗。唯我一人，始终未送礼物。当时年轻，阅世未深，颇易任性，今日思之，也觉毋乃过分些吧。
蒋、宋婚礼的次日，我偕内子到达上海。蒋先生知道我们抵沪，当晚即送来请吃饭的帖子，三日下午七时，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睹此情景，我反觉此心坦然，毫不感到难为情。蒋先生夫妇也落落大方，殷勤招待，言谈甚欢。
蒋氏复职后，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直蒋与汪合作，先后离京出国。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之局，至是复定于一。党内政潮重归平静。中央政治会议也恢复办公于南京，并筹备召开四中全会。经过数星期的筹备，四中全会乃于十七年二月一日集会于南京。汪派人物，何香凝、顾孟余、陈树人等七、八人，也照常出席，惟汪兆铭则避居海外。大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及恢复军事委员会，唯人选则大体如旧，国府仍采常务委员制。大会并通过整饬党务，完成北伐，十七年八月一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政治分会各议案。
四中全会于二月七日圆满闭幕。宁汉分裂以来，不少省份有分崩离析现象，至是总算表面重归统一了。
（三）
当中央正在筹开四中全会时，唐生智的基本部队残部均退回湖南。当时我军所以未衔尾追击，乃为顾虑地方糜烂，故派西征军参谋长张华辅入湘，洽商收编。惟唐军残部不愿受编，反竭力招兵买马，与各方勾结，企图扩大叛乱。一月初旬，国民政府乃电令白崇禧（为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程潜自武汉督师南下，继续讨伐。白、程奉命后，即分两路入湘。程潜率第六、第四十四等军，自武长路南下，自祟禧则指挥第七、第十九两军，由通城向平江会攻长沙。我军于一月十五日发动，十七日占领岳州，程潜即进驻岳州，白崇禧也亲往通城指挥。一月二十一日我军发动全线总攻，冀一举而下长沙。此时敌军也背城借一，拚死抵抗。双方在汩罗河两岸鏖战正酣时，我右翼第四十四军叶开鑫部忽然叛变，乘午夜由黄沙街向左翼第六军和十三军的侧背猛袭。两军碎不及防，损失很大，正面之敌复乘机出击。第四路的第六、第十三两军己溃不成军，形势极为危殆。此时我左翼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三路军，正向平江急进中，得报知右翼我军失利，遂不敢孤军深入，并急电南京，建议两策；（一）回师营救第四路军，巩固武汉，（二）不顾第四路军的失利，突破正面敌军，直捣长沙。此电报到达国民政府后，谭延闿、何应钦、李烈钧和我当即研究战况。他们一致主张檄调白氏所部回援，巩固武汉。但是我的判断，与他们三人却大异其趣，我主张一面令程总指挥收容第四路军，逐步抵抗，迟滞敌军北进，一面令白崇禧不顾一切，努力击破当面之敌，迅速向长沙推进。长沙如克，武长路上的敌军自然不战而溃，此即古人”围魏救赵“的战略。李烈钧等颇为踌躇，渠意若我军攻长失利，武长路上的敌军势必乘虚直取武汉，则魏赵俱失，前途不堪设想了。我说，敌军统帅唐生智早经宣告下野，所属屡败之余，军心涣散，如按我的计划执行，白崇禧必克长沙，湘局指日可定，不出旬日当有捷报。李、何、谭三位将信将疑，蒋总司令时因事赴上海，不及请示。最后，大家同意我的计划，令白前敌总指挥不顾一切，急攻长沙。白氏在前线奉到电令后，乃挥军出击，连战皆捷。我军伤亡虽重，然第七、第十九两军卒于一月二十七日攻入长沙。长沙既破，武长路上敌四十四军遂不敢恋战，越洞庭湖向湘西逃窜。敌将李品仙、叶琪、刘兴、何键等匆率残部，逃往湘南宝庆一带，我军衔尾追击，占领衡州。未几，全部敌军便接受改编。湘省战事不到半月，遂圆满告一段落。李品仙的第八军、叶琪的第十二军、廖磊的第三十六军被调到湖北整训。叛变的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已潜逃，由副军长邹鹏振率领归编，调至武昌，旋即解散。
当长沙克复，敌军全线淡败的捷报到达南京，李烈钧翘起大拇指对我说：”德公，还是你行，还是你行！“我们相对大笑。湘局粗定之后，二月二十八日我仍回武汉坐镇。两湖因军事行动的影响，若干边区地带土匪益炽，我乃计划派军队清乡，以安闾里，并积极准备北伐。
先是，当我西征军于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攻克武汉时，唐生智所组的湖北省政府自然无形解体，新的省府急待组织，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以身为鄂人，每思毛遂自荐。一次，他竟笑着向我说。”德公，这一次我应该当仁不让了。“
我也笑着回答说：”你是一位现役军人，为什么要分心去搞省政呢？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张军民分治的，我曾有机会一手掌握全省军民两政大权，而我还预先表示不干，竭力婉辞呢！你应该向我学习……“接着，我便举当年统一广西之初，我邀约黄、白二人均不作省长，及北伐军底定安徽时，我又力辞兼任安徽省主席的前例，希望他也能学习我们，不要以现役军官兼任省府首长。经我这一解释，胡君以我确是以身作则，也就不再多言了。
胡宗铎，湖北黄梅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均有同窗之雅。嗣后随我参加统一广西及北伐诸役，跷勇善战，我军军令虽严，而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交则如兄如弟，彼此相处甚得，毫无官场习气。胡君落落大方，知兵善战，是一将才。惜一生一帆风顺，未受折磨。自击破孙传芳军，底定长江之后，各种恶习，一时俱来。并认为武力可以决定一切，天下事也不过如是而已。我虽屡诫以”骄兵必败“的古训，渠不甚体会。故其个性难免粗鲁而轻浮，容易冲动。我军北伐之初，尚无”师“的编制，我任军长，夏威、胡宗铎则分任第一、二两路指挥官兼旅长，肃清长江一带之敌后，我军为谋与友军编制渐趋划一，编制也略有变更。我本人事前己由江左军总指挥改为第三路总指挥。占领徐州后，夏威升任第七军副军长，我本人仍兼军长，胡宗铎升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军长刘佐龙抱病武汉）。两路指挥官撤销，夏、胡并兼师长，旅制仍暂保留。栖霞之役，第七军实际上由副军长指挥。龙潭战后，我遂辞去七军军长，保荐夏威继任。同时因胡氏所部鄂籍居多，故将胡宗铎部队改编为第十九军，即以胡为军长。（时刘佐龙已病故于汉口。）
当十九军成立之初，胡宗铎曾要求将第七军精锐分出一部编入第十九军。我说，此事可以考虑，待与夏军长商量后再决定。宗铎认为我有意推宕，竟一怒而携眷去上海。最后还是白崇禧亲往上海，把他找回来，并将第七军中一部精锐，拨归第十九军，宗铎才无话。嗣第十九军经过整训以后，其战斗力实与第七军不相上下。举凡重要战役，我均令该两军当其要冲，而以其他作战能力较差的部队作为辅助，故颇能收相辅相成之效。
我军既克武汉，收编部队很多，乃另成立第十八军。军长人选，白崇禧和胡宗铎力保资历甚浅的旅长陶钧逾格超升，资望较深的师长，如钟祖培、李明瑞等，反而向隅。陶钧系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骁勇善战，也是一员猛将。惟陶君治军，失之于严，有时竟达残酷程度。作战行军时，遇有士兵落伍，陶氏有时竟枪杀以示儆，亦殊不近人情。其用兵布阵，乃至平时训练，均善独出心裁，标新立异，处处表现，皆似一匹不羁之马。当时第四军的作风便是如此，我七军中胡、陶二人的作风，则颇与四军相似。此种人才，最为白崇禧所赏识。以故十八军成立时，白氏竟力荐陶钧为军长。不按资历升迁，实违体制。我第七军自广西北上时，共有旅长四人。夏、胡之外，李明瑞、钟祖培，亦均战功赫赫。此番弃钟、李二人，而逾格擢升陶钧，不平之鸣自所难免，钟祖培因此挂冠求去。再者，湖北久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鄂人治鄂“的呼声已非朝夕，今一旦如愿以偿，则鄂人以乡土情谊，对具有实力的胡、陶二氏不免过分阿谀奉承，以图一官半职。而胡、陶于得意忘形之余，也不觉以鄂省主人翁自居，是亦人情之常。然第七军的地位，遂无形中成为客卿了。而野心政客又从旁激荡之，到民国十八年第四集团军不战而瓦解消灭，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后话。
钟、李二人俱随我甚久。民国十年我军避入六万大山时，钟任营长，李任连长。嗣后统一广西及北伐，两人亦无役不与。平时因我军军纪严肃，所至秋毫无犯，各级将士均事劳俸薄，而每临剧战，又均亲冒矢石，首当其冲。所幸上下一心，甘苦与共，尚无怨言。钟君为人四平八稳，临阵勇敢，治事也从无陨越。此次求去，我未便强留，因军中服役的辛劳，转不若优游泉林的自若。钟君返籍后，曾自营一农场，度其真正解甲归田的生活。民国三十八年共军入桂时，闻钟君曾组织游击队，与之对抗。其后果如何，无从获悉。多年相从，今日缅念贤劳，犹不免若有所失之感。
陶钧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不久，率所部深入鄂西清乡。斯时宜昌有一禁烟督察局，每月税收平均逾百万元。陶军长即攘自委其军需处长为该局局长，前往接收。嗣后我查悉此事，深不以为然。盖我军自桂北伐，向不与闻地方政事，转战数千里，未尝委派或推荐地方官吏，深为党内外人士所称许。今陶军长接手不久，即擅委地方税收官吏，不特有违体制，而军人干政之风尤不可长。我遂拟请财政部另行委员接长该税局。陶钧闻风大惧，央请白崇禧向我说项。最初我坚持不可，嗣后白崇禧一再代为恳求，我恐白氏多心，遂未深究。然此一马虎将事，其后颇有恶果。因该项特税收入甚丰，而无规定比额，任由局长自行填报，解款多少，无法稽查，故大部收入，除以一部分为十八、十九两军公积金，并贴补两军将士服装及饷额外，其余概入陶钧私囊。斯时各军饷糈均虞不足，而新成立的十八和十九军的官兵生活，反优于他军，以致七军将士极感不平，军心颇受影响，此风的形成，不能不怪白崇禧，白氏虽精干，然缺乏冷静的考察，因此其丰富的感情遂易为不肖者所利用。
底定武汉时，我既以身作则，说服胡宗铎不兼湖北省主席，因此其人选颇费周章。我们既不愿乱荐私人，只有在湖北本省贤能之中，择人而荐。几费思最，才想到湖北籍第一届中委张知本君。张君虽以接近”西山派“，不为党中有成见的领袖所喜，然渠究系法学界中人，久享清誉，甚为当时湖北各界人士所推重。当我提出张氏时，鄂籍人士，及军人如胡宗铎、陶钧等，均甚折服。众望所归，我遂向国府保荐张君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人咸知我是张主席的保荐人，但鲜有知道我与张氏固素昧平生。
张氏奉派主鄂之后，我们更助其遴选省府各厅人选。民政厅长严重，建设厅长石瑛，财政厅长张难先等俱负一时之名。张知本到职后，励精图治。严、张两厅长并常微服出巡，探听民隐，侦察县吏。不期年而湖北省政积弊一扫而空，为全国所称誉。
民国十七年秋间，李四光、王世杰、彭学沛等鄂籍知名教授回到武汉，和我磋商，拨款兴建武汉大学于珞珈山，我亦深觉建国之道，首需人才，故在军费极其支绌之时，慨然先拨二十万元，以资提倡。省府不甘落后，也筹拨相同之数。后来该大学的校舍竟成为全国最壮丽的学府建筑。
湖南唐生智残部改编后，我们也将湘省政府改组，并荐程潜兼任主席。事前，我曾派员征询程氏对湖南省政府改组的意见，并请其推荐一位有才气、孚众望的人出任主席。他力陈湖南情形复杂，不比湖北的简单，非有权力者任主席不可。我明白他已决心当仁不让。为避免有伤感情，发生误会起见，我乃保荐程潜兼任湖南省主席。由湘、鄂两省政府改组的人选看，可知我当时对人处事的大公无私的态度。殊不知仍因此招忌，而惹出后来战祸，实非始料所及。因此后不久，我便奉命出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事详下章）。孰知在武汉政治分会治理之下，两湖省政首先发生问题的，便是程潜。
程氏无论在军中党中，均属老资格，自出任湖南主席之后，更倚老卖老，目无余子，根本忘记武汉政治分会还是他的上级机关。按当时的制度，省政府只征收地方税，至于烟、酒、盐等国家税收，应由政治分会财政处直接征收。然程氏主湘后，竟将所有税收完全归省库，致政治分会虚拥其名。湘省军队有限，税款支用不尽，而武汉政治分会所辖部队甚多，开支浩繁，各军索饷，均无法发放。我一再口头或派人向程潜疏通，他一概置之不理。因此武汉政治分会中诸委员乃一致主张对程潜采取行动。有时我将程氏横蛮态度向中央吐露，中央方面人物，如吴忠信等，竟怂恿我将程潜撤职。
在各种因素累积之下，程潜与武汉政治分会的关系，逐渐发展至非决裂不可的程度。武汉政治分会为此事数度开会密议，大家一致主张将程潜扣留撤职，并敦促我从速执行。一次，在程氏来汉开会时，武汉政治分会遂将程氏扣留，并呈请中央将其撤职，改派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所部在湘驻防的第六军，闻主帅在汉被拘，乃自动向江西撤退。鲁涤平在中央明令发表后，也率其第二军入湘，接任主席。湘局既定，程氏即恢复自由，武汉政治分会乃拨巨额川资，送其东下，寓居上海。
此次拘押程潜，虽系程氏咎由自取。然事后，我对武汉政治分会此一孟浪行为深觉过分。颂老受一时之屈，事后对我未尝有片言的抱怨，其胸怀的豁达，实属可钦，而我本人则引为终身之疚，至今悔之。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四十章：完成北伐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既经重建，唐、张之变也已平息，所部均奉令整编，预备继续参加北伐。由于宁汉分裂而左右为难的川、云、贵各省，至是也表示绝对服从中央。全国除东三省、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尚为奉军所盘据外，余概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了。为彻底统一全国，国民政府乃决定完成北伐。
国民政府职权，名义上虽由蔡元培、李烈钧、谭延闿、张人杰、丁维汾五位常务委员负责，但是中央实际权力则操于蒋先生一人之手。然蒋先生复职伊始，为避免国人骂他是军事独裁者起见，特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四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样、阎锡山分任政治分会主席。
中央政治会议又决定将冯、阎所部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成立四个”集团军“，以资划一，并以将中正（兼任，何应钦代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其余不属于四个集团军战斗序列的部队，则由国民政府直接指挥。
此项新任命的发表，表面上虽为中央政治会议所通过，事实上则为蒋先生一人所策划。当时我适因公在京，但是我并非政治会议委员，不便参加讨论。因而在政治会议开会前，蒋先生特地约我到他官邸谈话，并告知我此项意图。这多少含有市恩之意，而四人之中，当然以我受惠最多。蒋先生事先以此告我，以为我一定受宠若惊，谁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因为当蒋先生正在告诉我此项决策时，我一面静听，一面揣测其含义的本质。这新措施显然与蒋先生大权独揽的作风背道而驰。蒋先生何以忽然要将中央的权力分散到我们四人身上呢？他无非想利用冯、阎为北伐卖力，挥军北进击破奉军。至于我和李济深，不过是被用作陪衬而已。因冯、阎二人都是军界老前辈，资望在蒋先生之上。如番号统一，二人均将受蒋节制，颇使他自觉不安。所以蒋先生要把我超迁，与冯、阎并列，一则可以表示蒋总司令大公无私，不究资历，唯才是视，再则因为我原系他的部下，今日摺升与冯、阎平等，可对冯、阎起规范作用，使蒋总司令便于指挥。我同时想到我个人的名位，蒋先生今日与之，异日又取之，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我毅然表示不同意。
我对蒋先生陈述我不同意的理由，大意是说，设置政治分会的省份，概在交通便利，中央政令可以朝发夕至之区，并非中央鞭长莫及的边疆；而且政治分会的组织和权力，有甚于北洋政府的巡阅使制度，颇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似不宜有此一骈枝的机构，请慎重考虑，然后决定。
至于集团军的设置，也不必把我和冯、阎并列。在冯、阎附义之初，冯氏已自称”国民联军总司令“，阎氏也称”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今不久即将会师燕京，数十万大军向同一战场前进，中央将各军番号划一，委冯、阎为第二、三两集团军总司令，不失为明智之举。惟我本人现任第三路军总指挥，统率战斗序列内的部队原可多可少，何况北伐已近尾声，一旦战事结束，则”总司令“、”总指挥“等战时名称，即应撤销，故不宜升我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以免改弦更张。对我个人来说，也正符合总理昭示革命党人”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遗训，请勿建议我担任此项新职务。
蒋先生却说，处今日的情势下，非如此措施不可。并说：”他们北方既有两个’总司令，我们南方也应有两个‘总司令，方为公允“云云。蒋先生身负全国军事的重任，而私心仍存南北畛域之见，我闻言不禁毛骨悚然。蒋先生复一再声言：”你可以担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一定升你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当仁不让，你不必谦辞。“可是我已决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再三辩论，竟相持不下，颇觉难以为情。
彼此默然有顷，我只好说，倘你认为政治分会必须设立，则不如请谭延闿担任主席，因为他是湖南人，德望素着，出任斯职，可谓人地两宜。蒋先生说，谭先生在中央另有借重。最后，我只得表示，中央即使发表此项新任命，我也必坚辞不就，务请从长考虑，乃辞退回寓。
次日早晨，我的副官喜气洋洋地手执两张报纸，递给我看，说：”总指挥，恭喜你高升了总司令和政治分会主席。“我展开报纸一看，果然第一页头号大字标题登载我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和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当日许多朋友登门道贺。我内心郁郁不乐，其中苦闷，实非可为外人道的。我并非故意沽名钓誉，表示清高，其中实有难言的苦衷。嗣后，我只好一再滞留南京，不往武汉就职，表示消极的抗议。我既一再谦辞，蒋先生乃迭派吴忠信来寓敦劝。最后一次，他说：”你如不就职，蒋先生说他就不能继续北伐了。“一听此言，使我恐慌万状。在吴氏苦劝之下，我说：”吴先生，蒋总司令既把事情说得如此严重，那我不敢再推辞，只有遵命首途去就职了。“以故在冯、阎就职后一个多月，我才在汉口宣誓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职。
我自京返汉不久，正在整饬部队，预备北伐，蒋氏忽又派吴忠信来汉，劝我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之职。我说：”吴先生，我是军人，对打仗尚粗有经验，对政治则既无经验，更无兴趣。并且我已转推谭组庵先生，以谭氏担任此职实最为理想。“
吴忠信说，蒋先生一定要你做，你如不做，蒋先生说，你就是不愿意和他合作了。依我看，你还是应该和蒋先生合作的。现在其他政治分会主席都早已就职，独你不就，也容易引起外界的误会，你就立刻就职吧。
我说，吴先生，你提到与蒋先生合作与不合作的问题，事情太严重了，那我只有遵命就职了。吴氏见我答应了，他也可不辱君命，当然大为高兴。
我又说：”吴先生，自古只有逼人丢官的，尚未闻有遇人做官的事，蒋总司令现在居然逼我做官，也为少有的奇闻。“我就职后，吴忠信遂欣然返京复命。
出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实非我所愿，何况政治分会的设立，原就是非驴非马的制度。政治分会的权力极大，有任命所辖区内地方官吏，及处理政、军、财、教、建各要政的全权。然政治分会并非中央政府以下的二级机关，管辖地区有限，凡不属于政治分会掌握的省份，却又直属于中央，与各政治分会错综而治，形成一极奇特的政治制度，实与素主中央集权的蒋先生的意旨大相迳庭。蒋先生复职后，忽然搞起这种制度来，或系一种权术的运用。因蒋氏下野之前，党内党外曾一致攻讦其为新独裁者。今番故意奠立此一分权制，或借以表白而已。
（二）
第四集团军的编制是直辖第七、第十八、第十九军等基本部队，以及唐部改编的各军。我既担任总司令，白崇搏也奉派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四月中旬，整编就绪，乃由白崇禧率领李品仙第十二路军，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
那时，北伐战事已接近尾声。（北洋军阀中所余的唯一实力派张作霖，已无心恋战，华北传檄可定。）先是，当我军于十六年底发动西征时，孙传芳残部仍在津浦线蠢动，有乘视西征时向南京发动反攻模样。军事委员会为减少后顾之忧，乃决定同时命令何应钦率第一路军，循津浦线继续北上。十月中旬。何应钦部遂向徐、蚌及淮河两岸发动攻势，并电约冯玉祥自陇海路东进，会攻孙军。
孙军一经接触即向北溃退。十一月十六日我第一路军遂克复蚌埠。时直鲁军张宗昌部向孙传芳增援，自徐南下反攻。双方相持经月，我第一路军卒于十二月十六日克复徐州，俘获甚众。以故，当我西征军事结束时，何部正抵徐州待令，北伐战事也暂告一段落。直至十七年春初，蒋总司令复职，四个集团军重行部署之后，才继续发动攻势。
完成北伐的最后阶段的战略部署，大体上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循泰安、济南、沧州而直薄天津。第二集团军则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的攻击任务，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北上，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四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四集团军则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直捣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团军则自太原循正太路，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北上与第四集团军会师北京。
此时敌军应战的策略，系以张宗昌的直鲁军与孙传芳残部据守津浦线，以阻截我第一集团军的北进。奉军主力则后撤，以缩短战线，并以保定为轴心，向西线集中，拟乘我第四集团军尚未到达正定时，一举将我突出的第三集团军包围歼灭，然后回师截击其他各路革命军，以达其各个击破的战略目的。
我军攻势系于十七年四月中旬发动，第一集团军贺耀祖、方振武两军于五月二日克复济南。孰知日本山东驻屯军福田师团，竟出兵阻扰，围攻济南。蒋总司令不欲与日军扩大冲突，乃派交涉员蔡公时及随员十余人到福田师团部交涉，希望和缓此一严重局面，不料蔡等竟为日军所枪杀。我军迫不得已，忍辱乘夜突围。日军旋在济南城恣意捕杀平民，遭难者数千人，酿成”五三“济南惨案。第一集团军贺、方两军自济南脱险后，协同一部分友军绕道鲁西，越黄河，北进占领沧州、德州，因之颇受稽延。时我三、四两集团军已克京、津，第一集团军遂未续进。
攻势发动后，第二集团军冯玉样部防区并无强敌，本可兼程而进，惟冯氏却稽延不进，并撤回原驻博野、安国一带的部队，仅留置少数骑兵警戒前线地区，冯军既无意急进，我第四集团军尚远在豫南，奉军乃得乘隙实行对阎锡山第三集团军的包围。五月中旬，阎部几陷入三面被围中，阎锡山见形势危急，乃电请冯玉祥迅速北上解围。孰知冯玉祥不但不派兵赴援，反而通令所部，略谓”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亦枪决！“他意在禁止其驻在京汉线上的部队，擅自北上，解阎部之危。冯氏此项通令，后来在北伐军中传为笑谈。因在向敌人发动总攻时，”擅自前进者，枪决！“实是骇人听闻。
冯玉样见友军危难而不救，实在出于意气用事，欲报阎锡山的旧恨。原来当民国十四年冬，冯军在南口战败西撤时，阎锡山曾应吴佩孚、张作霖之请，陈兵晋北，企图腰击冯军。因而冯氏怀恨在心，得机乃一泄私愤。
冯玉祥既不赴援，阎锡山在危急中，无以为计，适白崇禧率叶琪第十二军乘车赶到定县、新乐一带增援。奉军由其飞机侦察，知我第四集团军已赶到，乃改变计划，向关外撤退。我军即乘势追击，于五月三十一日克复保定，并向北京挺进。
我第四集团军原定于四月底在武汉乘车北进，惟以车少轨坏，运输困难，乃由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第十二（叶琪）、第三十（魏益三，河南收编）、第三十六（廖磊）各军，及第八独立师（刘春荣）先期北上。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运输，先头部队第十二军才抵正定附近。五月三十一日克复保定后，乃沿京汉路直捣北京。第三集团军也于六月一日占领宣化、花园，向怀来追击。第二集团军也向高阳、雄县、永清、固安、河间挺进。第一集团军同时占领沧州。概未发生激烈战斗。
各路大军齐头并进，孙传芳知大势已去，乃于六月三日通电下野。所部归郑俊彦统率，向革命军输诚。张作霖不敢恋栈，于孙氏下野的次日，偕吴俊陞等文武官员出关，车至皇姑屯，被日军河本大佐预埋的地雷炸死。所部奉军仍由”少帅“张学良统率，继续向关外撤退。六月八日我军遂进占北京。六月十一日阎锡山、白崇禧联袂进入北京。
唯此时张宗昌所部，除徐源泉率万人归顺中央外，尚有三万人稽留于冀东一带。本拟随奉军撤入东北，但是奉方因宗昌部队纪律废弛，恐其反为东北之累，故不让张部出山海关。宗昌所部乃麋集于滦东一带，要求我军收编，同时准备作困兽斗。此时蒋总司令与我已抵北平，知该部已无可改造，乃令白崇禧率第四集团军及第二集团军鹿钟麟部，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剿。不久即全部缴械肃清，驰名一时的大军阀张宗昌遂一撅不复起了。
在此期间，东北张学良也派遣代表入关，接洽服从国民政府。于是，东北显无用兵必要。北伐至此，乃大功告成，军事上所余的，只是一些善后问题，有待处理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四十一章：善后会议与东北易帜
（一）
在我国历史上，凡是大兵之后，善后问题总是难处理的。北伐完成，自然也不能例外。
平津克复时，由于中央任命文武官员实际上均为蒋先生一人所操纵，有欠公允，致心怀怨恚。而表示沉默反抗的，便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因直隶（旋改称河北省）、察哈尔两省及北京（旋改北平）、天津两市的光复，实系第二、三、四各集团军协力作战的战果。然战后中央政府对光复地区地方军政机关人事的安插，除第四集团军保持一贯作风不荐人外，几乎全是阎系人物，冯玉祥仅分得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此税收机构原为北京政府历任总统私人占据的肥缺，每月收入约二十万元。这数目对拥兵十余万的冯玉祥说来，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面对坐拥河北、察哈尔两省暨平、津两市的阎锡山，难免感觉不平，因而发生怨言。
蒋先生这种措施，事实上也是一种权术。意在挑拨本已互相嫉忌的冯、阎二人，使其发生龃龉，以便控制。阎锡山对蒋先生的厚己固然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久历官场的冯玉祥，对蒋先生的用意岂有不知之理。因此他对阎氏尚无甚恶意，而对蒋先生的运用诡谲伎俩，却积愤很深。
因此蒋先生于六月中旬，电邀我和冯、阎到北京举行善后会议时，冯玉祥遂托病复电不来参加，并电令其驻汉口代表李鸣钟向我解释，希望对他原谅，顺便探测我对善后会议的态度和意见。冯氏此时坐拥重兵，虎踞西北陕、甘各省和中原河南四战之区。他的消极态度，不特对蒋先生而子上极为难堪，而中央政令在全国即将统一之时，遭受极大的阻力，尤损威信。
冯氏的消极抗命，就事论事，也情有可原。因冯军所驻西北各省均极贫瘠，地方收入不足以养重兵。今平、津光复，地方税收甚丰，冯军几一无所获，安得不怨？
事实上，军事新胜之后，诸将争功，本不易应付。而蒋先生不但不善加处理，反想扩大其矛盾，促成其恶化，以收渔利，实有失全国军事统帅的风度，居心也不可恕。我当时在武汉目击这种事态的演变，内心颇引为隐忧。因一面电中枢，主张裁兵，移军费作工农建设，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的纷争（此一裁兵电报曾传播各地，颇为舆论界所赞扬）；一面派曾在冯处任职的高级参谋黄建平偕李鸣钟前往河南新乡，慰问冯先生的病状，并代为恳切陈述我对善后会议的意见。略谓，民国成立以来，外有帝国主义的侵凌，内有军阀的割据，北征南讨，扰攘经年，民苦已久。今赖将士用命，人民输将，北伐既已完成，国家统一在望。倘善后会议遭受挫折，中央固有责难，人民也不会谅解，则吾人何以自处？深盼冯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则公私两利，实国家之幸。旋接冯氏复电，略谓，黄、李两君花临，并出手示，情谊拳拳，铭感肺腑，至分析时局，洞若观火，尤为钦佩。我兄如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弟当扶病奉陪末座云云。我接此电后，极感快慰，随即拍电报告蒋先生。中央诸公获此清音，一天云雾顿时消散，欢忭可知。那时，蒋先生已派吴忠信来汉，拟请我居中调处。因我实是担任这项任务最适当的人选。论攻克平、津的战功，我第四集团军或在第二、三两集团军之上，但我军功成不居，禄亦弗及，我辈也从无怨言，殊足以为冯玉祥作规范。不意我已自动从旁疏解，并已获得了圆满的绪果。
南京接电之后，蒋总司令乃决定约我同道往新乡，亲约冯玉祥往北平开会。这是蒋氏舍近求远，取道武汉，前往北平的原委。
民国十七年六月下旬，国民政府乃正式通过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并决定于北平召开善后会议。六月二十八日蒋总司令率总参谋长李济深、中委蔡元培、吴敬恒、张人杰、戴传贤及随员张群、陈布雷等一行二十余人，自京抵汉。我既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少不得带了文武官员暨各民众团体到江畔欢迎。旗帜招展，锣鼓喧天，为蒋总司令复职以来难得的盛会。当晚设宴为诸公洗尘。谁知在此宴会上，竟发生一项不愉快的小事件，后来蒋先生的歧视第四集团军，可能便种因于此。
原来在宴会举行时，我第四集团军中的夏威、胡宗铎、陶钧三军长俱未出席奉陪。盘箸虚陈，情形颇为尴尬。我发觉之后，立即派人去催，他们竟都托故不来。此事使位居首座而气量褊狭的蒋总司令颇为难堪，心头自然不悦，可能更疑窦丛生。
其实，夏、胡、陶的缺席并无恶意。只是他们三人都是习于战场的生活，粗迈豪爽，不拘小节。性喜高谈阔论，大碗斟酒，大块吃肉，对于蒋总司令特意装模作样，严肃静穆的官场应酬，感觉乏味和不惯。我间或有款待上宾的正式宴会，他们三人也往往不参加，并说：”有总司令在招待难道还不够光辉，要我们去干什么呢？“我也不以为意，因一般宴会他们本可不必参加。
但是这次的情形便不同了。我们的主客是复职不久的最高统帅——蒋总司令。在这场合，他们三人一致不参加，就容易引起误会了。事后，我深悔没有事先关照他们三位粗枝大叶的莽汉，致造成不愉快的场面。
更坏的是，宴会的翌日，蒋总司令循例检阅第四集团军驻汉部队。我首先致简单欢迎词，然后恭请蒋总司令训话。训词当然冠冕堂皇。大意谓，革命军人应忠诚拥护中央政府，应尽阶级服从天职和确守军风纪，不惜为国家牺牲云云。蒋氏辞毕，不料身为阅兵总指挥官的胡宗铎，心血来潮想出风头，突然站出阅兵台前，对中央来宾诸公和官佐士兵，提高嗓子，大放厥词。略谓，革命北伐军在进展期中，中央政府政潮迭起，致影响军事，屡受波折。自今以后，深盼中枢开诚布公，赏罚分明，用人唯才，造成政府廉洁风气，俾武装同志为国牺牲才有代价，才有意义等语。这番话显然与蒋总司令的训词针锋相对，使我骤然陷于诚惶诚恐的境地。宗铎此种言论，发之于私人谈话之间，尚无不可，在这种场面下，公开演说，实在太为不雅。蒋先生当然大为不快。此事可能也是他后来决定消灭第四集团军的原因之一。
这两不幸事件发生后，我曾因夏、胡、陶三人不识大体，认真地训斥了他们一番，然究有何补？
夏、胡、陶三人都是革命军中第一流的战将。然因百战功高，本已有骄蹇之态，一旦战事平息，住入繁华的大都市，经不起声色犬马的诱惑，都取了年轻的新欢，宴安鸩毒，目无余子，及卷入政治漩涡，又因缺乏政治素养，难免误事。言念及此，益觉秉政当国，用人行事的不易。
（二）
六月三十日我们一行在蒋总司令率领之下，自汉口专车北上。原拟迳赴新乡访问冯玉样，但冯氏来电约在郑州晤面。翌日早晨，我们车抵郑州时，冯氏已自新乡赶到，在车站迎接，握手相谈甚欢。
此时是七月上旬，中原天气已渐燠热。冯氏设午宴款待我们。我见冯身躯结实，满面红光，无丝毫病容。然他在宴会席上，仍频频咳嗽。望其人，听其声，分明是假咳嗽。我就用膝盖碰了碰坐在我身旁的李济深。散席后，我问李：”你看冯先生在害病吗？“李微笑道：”他在扮戏！“
与冯小聚后，我们仍搭原来专车北上，冯则另乘一车随后。翌日，当车抵北平郊外的长辛店站，阎锡山、白崇禧等都亲自来迎。这是我和阎锡山第一次晤面。阎是中等身材，皮肤黧黑，态度深沉，说的一口极重山西土音，寡言鲜笑，唇上留着八字胡须。四十许人，已显苍老，一望而知为工于心计的人物。渠为山西晋北人，生于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据阎的同学程潜告我，渠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在朋辈之间，并不见得有任何过人之处。谁知其回国之后，瞬即头角峥嵘，驰名全国，为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民国初年历任山西都督，山西督军等职，励精图治，革命军北伐至长江流域，渠即向国民政府输诚，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锡山为人，喜愠不形于色，与冯玉祥的粗放，恰成一对比。
我们一行抵平后，于七月六日齐赴北平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举行祭告典礼。由蒋先生主祭，我和冯玉祥、阎锡山任襄祭。祭告典礼开始时，蒋先生忽抚棺恸哭，热泪如丝。冯、阎二襄祭也频频擦泪，状至哀伤。我本人却在一旁肃立，虽对总理灵枢表示哀悼，但并未堕泪。窃思总理一生，事功赫赫，虽未享高寿，然亦尽其天年。如今北伐完成，中国统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功成告庙，也足慰总理和诸先烈的英灵于地下。抚棺恸哭，擦泪相陪，都似出于矫情，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
我们到北平去，原以开北伐善后会议为标榜。当时参与会议的，计有：蒋总司令、冯总司令、阎总司令、李济深、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吴敬恒、李烈钧、戴传资和我，一共十一人。而事实上，并没有议事细则，更无预定提出讨论的大政方针，只是一个座谈会而己。说话最多的是吴敬恒，其次是戴传贤。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开了四天的会，毫无结果可言。吴敬恒屡于席上诙谐地说：”好在国民党惯于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这次的会议当然无伤大雅。“不过我由各种迹象推测，蒋总司令利用这场合来造成他的中央党政军领袖的地位，确实相当成功。最后，大家同意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再续议裁兵。蒋总司令乃取出一份拟好的裁兵计划，阎、冯和我都一致副署，拟于五中全会时，作为议案提出。
蒋总司令驻节北平日子虽短促，但做了两件富戏剧性的事，令人玩味。第一件，他忽然以总司令名义通缉前曾历任国务总理和执政的段祺瑞。此公年迈，隐居天津，不问政治已有五年。门生满全国，革命军中将领均多呼段氏为”老师“。某次，我特对蒋先生说，段祺瑞不问政治已久，何必通缉他。蒋先生回答说，段为北洋军阀的巨头，不把他的威信打击一下，对我们国民革命很有妨碍。
第二件是关于蒋先生学历上的一段趣事。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象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本来”英雄不问出身“，蒋先主实在是多此一举。
在北平除开编遣会议之外，其余时间则消磨于联络情感的社交饮宴。一次，冯玉祥作东，在故宫宴请中央要人和四个集团军的高级袍泽，与宴的凡百余人。酒酣耳热时，忽有百余位大小职员和工友排队走进餐厅前的天井里。与宴者均不知这群人究为何事而来，不免相顾愕然。
他们站定后，做主人的冯玉样乃起立发言说：我冯玉样在民国十三年将清废帝溥仪赶出故宫时，外界谣传都说我冯某曾乘机偷窃故宫财宝。刚才进来的这一批人，都是在故宫内做事的人，知道溥仪出宫的情形最为详细。冯氏越说声音越洪亮，大声问道：”你们都是在故宫做事很久的人。你们直说，宣统出宫时，我冯玉祥偷过东西没有？“
冯氏问毕，站在天井中的百余人都大声回答说：”我们都知道冯总司令没有偷东西！“
冯又大声问：”你们说话诚实不诚实？“
众人又大声回答说：”我们说话是诚实的！“
冯氏乃转身向众宾客行一鞠躬礼，然后说：”诸位现在已知道我冯玉祥并未偷过故宫宝物吧！“
冯氏的话，引起哄堂大笑。那一大群”证人“遂又整队退出。一场喜剧才告收场。
一九五七年，纽约一位中国古董巨商曾到我家里闲谈。我把上述的故事告诉他，并问他，古董商场上有无冯先生出售古物的痕迹。他说，在若干年前，有一美国大古董商请他考证并估价一个长约一英尺、高约五时的中国式花舫，是整块翡翠雕琢而成的。人物生动，花草逼真，确是精致绝伦。他用放大镜细看，证实系乾隆朝代的贡品。据说，这宝物原属冯玉祥所有，这洋人用二万金元购得的。这位中国商人对我说，该花舫诚稀世的宝物，至少值十万元以上，原售主以两万金割爱，殊为可借云。
又抗日胜利后，我任北平行辕主任，时孙连仲任河北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某次，我问孙说：”人们都传说，民国十三年冯先生携取故宫的宝物，据你推测，有无此事？“孙说，当时他任冯的卫队旅旅长，派部队保护故宫。后来听说，有一士兵误以为一只大铁箱里藏有金银，乃用斧头铁锤把它打开，发现其中贮藏的全系历代磁器，已震碎无余。至于冯先生曾否携带宝物出故宫一事，孙君并未作答。
不过，冯氏的为人也有殊足为人称颂的。据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氏和张作霖勾结，赶走直系首脑曹馄和吴佩孚后，奉张应玉祥约请，只身入北京相晤，磋商善后问题。然直系倒台后，张、冯二人的政治利害又直接冲突，无法协调，善后商谈，自然没有结果。因而在欢宴张作霖之夜，玉祥曾约其股肱胡景翼（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和孙岳（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密议，终无善策可循。胡、孙二人一致认为张作霖将为西北军的大患，不及早除去，将噬脐莫及，故力主将张作霖即刻逮捕为质，然后出师驱逐奉军出关。冯氏以合作未逾匝月便下此毒手，将召物议。无奈胡、孙坚持，以为时机稍纵即逝，不可畏首畏尾。辩论到最后，胡景翼竟代书手令，逼玉祥签字。冯氏拒不握笔。胡、孙二人，一执手令，一执毛笔，和冯玉祥在中南海居仁堂中往返追逐，作团团转，直如演戏一般。三人争辨彻夜，玉祥卒未下令，张作霖才能于翌日平安离京。孙连仲时任冯玉祥的卫队旅旅长，是晚因身负拱卫居仁堂之责，故能目击这一戏剧性的会议。抗战期间，我受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连仲为副。偶尔闲谈往事，孙氏对我说来绘影绘声，听了为之捧腹不止。
（三）
善后会议期中，关乎全局的最重要一项决策，厥为接受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方案，对关外停止用兵。
当革命军进驻平、津，张作霖为日人谋杀之后，我即电陈中央，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以政治方式谋求统一。我的想法是，全国统一大势已定，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断不敢作负隅顽抗之想，和平接受中央领导，将为必然的后果。再者，此次日人谋杀张作霖，其处心积虑侵略东北的计划已如箭在弦上，我们如出兵东北，日军加以阻挠，可以断言，济南惨案的血迹未干，出兵东北更应特别慎重。
当善后会议在北平开会时，张学良果派来代表三人——邢仕廉、王维宙、徐祖诒——接洽东北易帜，归顺中央诸问题。然冯、阎两方人士认为东北已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故力主乘机进兵，一举削平奉系，以除后患。他们的主张盖基于两种心理：一、冯、阎二人和奉系都有夙怨，此时正可报复，二、戡平东北后，我一、四两集团军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则白山黑水之间，沃野千里，必系他二人的天下。
他二人态度既很坚决，蒋总司令也为之举棋不定。因此奉方代表在六国饭店住了十来天，尚未蒙总司令接见，心有不悦，乃决意遄返奉天复命，三代表之一的徐祖诒且已先行离平赴津。
我目击此事发展的危机已着，而蒋总司令腹案仍未定，乃单独去见蒋先生，分析对东北继续用兵的非计。蒋也深以我言为然，并叮咛说，本晚约冯、阎谈话时，你可将此意见提出。
就在同日，前广西国会议员王季文忽到我的住处来告我说，东北代表因久未蒙总司令接见，自觉和平无望，决意于明日离平返奉。季文并说，他们非常愤慨，因为他们曾收到恫吓信，并不时受到言辞间的侮辱，其情形直如亡国贱俘，颇觉难堪。
我听了，知此事关系重大，乃请王君去六国饭店代为致意，请各代表再住数日，敢保必有佳音相告。如各代表感觉安全堪虞，请即搬到北京饭店和我的朋友同住，我并当派便衣人员保护。并告诉他们，此次和平使命关乎国运至大，希望他们为国忍辱，以大局为重。至于就内战来说，实是胜不足武，败也不为辱，希望他们不必介意。
季文去了不久，便来回报说，邢、王二代表感激我的盛意，愿冉住下，但搬往北京饭店及派便衣保护等事，俱不必要。
与季文谈后，我立即往见蒋总司令，告以所闻种种。蒋说：”你听谁说的？“言下颇为诧异。
我说：”王季文说的！“
王季文和蒋也很熟稔，前中山先生定桂时，季文曾受中山委任为桂林清乡督办，和蒋颇有往还。
蒋先生既知此讯确实，立刻便派员往六国饭店，约东北代表晤谈。东北易帜的大计由是遂定，其余细节留待以后再行磋商了。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四十二章：编遣会议的纠纷
（一）
在北平方面的事务已粗告结束，蒋总司令便于七月二十五日启节南旋。冯玉祥与吴敬恒旋亦联袂离平。吴先生是冯玉祥约他到其军中小住的。冯氏素以刻苦耐劳、粗衣淡食出名，吴氏此次特地随冯前去，尝试其”苦生活“。
七月二十八日，阎锡山、李济深、戴传贤和我也结伴专车南下，自平汉路转陇海路到开封小游。开封为冯玉祥驻节之地，渠以地主之谊，亲来车站迎接，并导游名闻全国的开封博物馆。其后，我们又同车到徐州，转津浦路返京，预备出席正在筹备中的五中全会。
五中全会于八月八日在南京正式揭幕。会中，除一般党务议案外，最重要而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便是各地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政治分会的设立原为蒋先生的意思，现在才施行数月，蒋又欲把它取消。冯、阎二人和一部分党中元老，如李煜瀛、张人杰等，则主张暂时保留。于是，由政治分会的存废而牵涉到党的理论问题来：三民主义的政治体制，究系中央集权抑系中央和地方均权？蒋派人士主中央集权，李煜瀛、张人杰等元老则说，总理遗教地方自治理论中明白规定中央地方均权。后者主张有步骤的削藩，逐渐削减政治分会的权力，然后加以裁撤。如生吞活剥地加以撤销，恐怕要出乱子。这一问题闹得满城风雨，结果还是无疾而终。
五中全会所通过最重要的决议，便是实行五院制，并推选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长；并成立编遣委员会，设法裁减全国兵额。
蒋先生同时并发表冯玉样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我们三人长期住京。我曾向蒋先生建议说，我长期住京，决无问题。因为武汉政治分会可由程潜、胡宗铎、张知本各委员负责处理大政。第四集团军也可由参谋长代拆代行。但是我深深感到冯、阎二人绝难长住京畿，因为他们二人的军中大小事务悉由他们亲自裁决，参谋长形同虚设。他们二人不在军中，则军中一切事务都要停顿。强留他们长住南京，反不若让他们常去常来比较好些。
至于裁兵问题，我向蒋先生说，裁兵不难，裁官难，裁高级军官尤难。
因士兵均系招募而来，军中逃亡风气很盛，任何部队如停顿一年不招兵，则士兵人数便可能降至半数，如着意裁兵，则下降速度自更快了。至于下级军官，退伍后转业也不难，如强迫他们退伍，尚不致引起严重抗拒行为。而师长以上将领就不同了。军人到少将以上，便成为一纯粹的职业军人，正如一只桐油桶，除盛油外，别无他用。如对他们任意裁撤，而不予适当安插，他们兵符在握，必然不肯就范，那就反使中央为难了。
为今之计，莫若由政府提出一笔巨额经费，将各军中的高级将领分批派遣出洋考察军事。一则可以增长他们的见闻，再则可以作一旋回的步骤。他们回国后，可令入高级研究机关深造。其可继续任用的，仍给以军职，其不堪造就或自愿退伍的，则由国家优给退休金，使能优游林泉，或转务他业。国家所费虽巨，然亦革命军人于革命成功后，所应得的报酬。再退一步想，万一因裁兵不慎而招致内乱，所耗军费将更不止此数了。
蒋氏闻言唯唯，未置可否。其实，他这时已另有腹案。他的第一集团军断难裁减，至于其他各军，他意对第二集团军首先开刀，然后再及其他，庶可各个击破。
（二）
编遣会议表面上系根据五中全会的决议案而成立。会中设常务委员九人至十一人。蒋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等都是常务委员。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编遣会议举行成立典礼。嗣后连续开会达一月之久。
在这些会议中，蒋总司令便首先提出编遣第二集团军的计划。但据当时中央的统计，各集团军的人数却以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二十个军、四个独立师，共五十余万人。第二集团军共十个军、八个独立师，合计四十二万余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因蒋氏未提到第一集团军的编遣计划，殊感不服，遂提出辩难。
冯氏首先提出裁兵的原则：（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他因而指出，第一集团军内所收编的南北部队十余万人，应该首先是裁撤的对象。如今这些收编的部队留而不裁，反要裁北伐有功的正规部队，实有欠公平云云。
冯氏语毕，蒋先生便说，第一集团军也有编遣的计划。他要何应钦回答这一问题。何氏起立，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未提到任何具体方案。冯氏颇有不愉之色。此后不久，冯氏便称病不到军政部办公。冯氏未称病前，阎总司令已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于回防，但又不便说出口。然此公工于心计，结果，蒋先生留他不住，勉强允许他回太原一趟，于是冯的内心更为着急，”病“也转剧。找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卧在床上，盖了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岭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
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望冯氏，并嘱他好好静养。孰知一日，冯氏竟秘密渡江往浦口，乘事先预备的铁甲车返回原防，并留书蒋主席道别。
冯氏一去，所谓编遣会议，自然就无疾而终。仅就原先通过的议案，成立南京、武汉、太原、开封、沈阳五个编遣区，缓图编遣，大会乃匆匆结束。
第六编：十年国难与内战
第四十三章：所谓”武汉事变“之因果
（一）
民国十八年发生的所谓”武汉事变“，事实上仅是蒋先生挟天子以令诸侯，志在消灭异己的许多战争之一而已。
蒋先生企图用武力消灭异己，远在北伐刚完成时，似乎便已决定。十七年七月底，我自北平回到南京后不久，便在李济深家里听到一则惊人的消息。李济深当时住在南京鼓楼附近一座小洋房里，渠因曾兼黄埔军校副校长职，故家中常有黄埔学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粤籍黄埔生去找他，并告诉了他一项特别消息。略谓：
蒋校长此次（十七年七月杪）自平返京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并召集驻津浦沿线的第一集团军中黄埔军校出身上尉以上军官训话。训话时，发给每人一小方白纸，并询问大家，北伐完成后，军阀是否已经打倒？认为已经打倒的，在纸上写”打倒了“三字，若认为尚未打倒，则写”未打倒“三字。各军官不知校长的用意，为仰承其意旨起见，概按照事实，作正面的答复。蒋看后大不以为然，遂再度训话说，你们认为军阀已打倒了，其实不然。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阁一齐打倒不可。蒋氏最后更强调说，只有连新军阀一齐打倒，你们才有出路，你们现在当连长的人，将来至少要当团长云云。
我问李济深，你看蒋先生所说的”新军阀“是指哪些人呢？李答道，蒋先生向来说话是不算数的，不过随便说说而已。我说，恐怕没有这样简单吧？！我们分析之下，俱觉惊异。从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蒋先生是如何计划以利禄引诱其部属，从事消灭异己的内战。
另一件事也可证明蒋先生的居心叵测。民国十七年秋季，共产党在江西已十分猖獗。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合伙，江西被他们闹得天翻地覆。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束手无策。京、沪的江西同乡会也常向国民政府请愿，乞加派军队进剿，但蒋先生置若罔闻。一天在南京朱来访我，说，屡请辞去江西省主席既不准，请抽调部队赴江西剿共又无下文，所以他拟向我”借“一军或两军人，前往助剿。我告诉他说，我当然乐于调拨部队，归你指挥，可是我二人不能私相授受，军队是国家的，必须蒋先生发一纸命令，方可调动。朱培德高兴异常，立刻邀我一同去见蒋先生，请他颁发命令。
见蒋时，朱培德即将我们私下商议的事委婉陈述。蒋先生闻言，似乎很觉奇怪，望了我一眼，说，用不着自两湖调兵去剿，江西的军队一定剿得了。朱培德还在诉苦说，江西共产党已有燎原之势，不可忽视。蒋先生说，那只是一些土匪，为害不会太大。蒋氏此言大出我意料之外，因此我在一旁坐着，终场未发一言。两人遂扫兴辞退。和朱培德同车回寓途中，我问朱说，蒋先生为什么不要我自两湖调兵呢？因按中国军界的恶例，拥兵将领为保存实力，多不愿轻易出兵助友军作战。今我一反常例，自动允许出兵，而蒋先生未加思索，即连声说”不需要“，实令人不解。朱培德说，那没有什么费解，只是蒋先生不乐意我二人要好罢了。
除朱氏所说的原因之外，我想蒋先生可能还另有顾虑。盖由两湖方面调部队到江西剿共，如果成功，则我难免有”震主“之功，实非其所愿。
到了九、十月间，江西东南地区共军攻城略地，恶耗频传。我迫不得已，再向蒋先生建议，请派遣其第一集团军驻南京的刘峙第二师，前往助剿，以遏乱源。因刘氏籍隶江西，且为蒋先生的亲信，况该师已扩充到五个团，实力雄厚，较朱培德的残破的第三军（共两师，仅六个团）的实力，有过之无不及。调刘去江西增援，可谓人地相宜，必能得到蒋的同意。不料蒋先生竟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恐惧与土匪无异的共产党？我说，我们决不可将具有武装的共产党部队与上匪等量齐观。因他们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有第三国际做背景，有刻苦冒险耐劳的知识分子领导，岂能目为土匪或乌合之众？蒋先生听了我的话，忽然严肃地说，只要你相信我，服从我，一切都有办法，不必如此焦急。至此，我就很坦白地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胫而走的流言，说党军北伐，而政治南伐，党军可爱，党人可杀。我们如细推此语的涵义，实足发人深省。从前北京政府的官僚和军阀，虽作恶多端，然尚畏人言。今日全国统一了，我们标榜以党治国，凡人民对我中央政府设施有不满的，则办党的同志动辄以文字宣传作反击，不说他们是共产党同路人，官僚余孽，买办洋奴，奸商市侩，便说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帽子满天飞，务使人民大众箝口结舌而后已。须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中央政府如不正本清源，励精图治，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专以压制人民为能事，则前途殊未可乐观。如此则不独我个人力量极其微薄，拥护总司令无济于事，即有一百个李宗仁拥护总司令也无能为力。蒋先生听后，默默不发一言，自然是忠言逆耳，不是他所乐闻的。这是我为共产党问题，第二次向蒋先生陈述意见，而引起的不愉快的情形。
此后不久，一个早晨，有位中外闻名的银行家朋友来访我，说，上星期宋子文部长到上海召集金融界首要，筹借巨款。但是各行业负责人都以政府底定东南到现在已一年有半，每向商家筹款，总是有借无还，现今各行业头寸短绌，实无法筹借。几经磋商，终无结果而散。不久，宋部长即以国府蒋主席名义，请各行业首要到南京，并由国民政府茶会招待。到会的共二十余人，蒋主席亲临训话，略谓，江西共匪猖獗的情形，料为各位所周知，现在政府急于调遣大军前往痛剿，但开拔费尚无着落，所以才派宋部长去上海，请诸位帮忙，而你们推说头寸短少，无钱可借。须知今日不仅江西有共匪蔓延，即在上海潜伏的共匪也不在少数。你们如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何能帮助你们去镇压呢？说完便悻悻离去。
蒋氏去后，与会者相顾愕然，一时无所措其手足，又不敢自行散会。幸而其中有一位发言道，政府派兵剿共，连开拔费也无着落，同人等应体念政府困难，回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的借款。会场中人一致附和，乃请宋部长用电话报告蒋主席，才得奉命散会。会后，大家因蒋先生以共产党暴动来吓人，用心险恶，莫不摇头叹息。
最初，我想蒋先生既以迹近敲诈的手段，以剿共为藉口，向商人筹得巨款，则调刘峙第二师去江西必可实现。孰知巨款到手以后，军队开拨仍渺无音信，实使我感到不妙。
又张静江先生此时已任浙江省主席，因关怀国事，常到南京去向蒋先生陈述意见。某次，他特地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诸元老暨李济深和我，到其寓所喝茶聊天。静江忽然慨叹地说，从前介石未和宋美龄结婚时，我凡向他有所建议，他莫不静心倾听，且表示考虑采纳。今则态度完全两样了，大约己为宋美龄及其姐妹所包围。昨日和介石谈话，他忽然冲动，大发脾气，说要做这件事你也不赞成，要做那件事你也不同意，动辄得咎，倒不如让我辞职，让共产党来干好了。
张又说，介石每拿共产党来吓人，很是奇怪。希望各位也常对介石进言。尤其是两位李先生，手握兵权。介石是很讲现实的人，倒容易听你们的良言。
我听完张氏的话，便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虽然站在党的立场，也可进言，不过若太逾越身份的话，反易发生无谓的误会，而引起更不良的后果。
当时在座诸人中，发言最多的是吴稚晖。一口无锡土话，措辞滑稽，令人发噱。他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地说，蒋先生个性倔强，自信力极大。劝大家不宜进言。他尤其叮嘱静江先生要压仰感情，不可常向蒋先生噜苏。与其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
稚晖又说，若说句粗话，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浪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我当时心里想，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吴先生，他对蒋先生的批评，确有深入独到之处。不过对事对人毋乃太无责任感了。真是”逢君之好，长君之恶“，兼而有之。听了吴的话，张静江似有悒悒不乐之色，大家乃不欢而散。
综合那银行家和张静江等所说，蒋先生拿共产党问题来恐吓要挟党内外的人，甚至西方友邦的心迹，实不辩自明。中国古语所谓”养寇自重“，正是蒋先生的作风。我于是恍然大悟，蒋先生所以不愿派兵往江西剿共的真正原因所在，真所谓愚而好自用，玩火自焚。
（二）
蒋先生既然对真正的敌人共产党要养以自重，对党内的异己就要设法锄除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原是冯玉样。
编遣会议无结果而罢，冯玉祥悄然离京后，蒋先生极为愤慨，一再向我表示要对付冯玉祥，并试探我的反应。后来并派吴忠信来向我疏通，以便对冯一致行动。我力持不可，认为党内干戈千万不可轻动，因共产党日益坐大，日本军阀虎视在侧，我党内如发生内战，将予若辈以可乘之机。因此，我再向蒋先生进言说，冯玉祥个性粗放，言语尖刻，是其短；而刻苦耐劳，善练兵，能与士卒共甘苦，爱国情热，是其长。倘中央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未尝不可使其为国家建设而尽力。政府如更发动舆论界，提倡正义，明辨是非，引人为善，冯氏必能接受中央的领导，故对冯氏宜感之以德，千万不可躁急从事。
蒋说，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蒋特别强调”我们“二字，以示我也有一份。
我说，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十余万，他下面的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样。一个冯玉样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样就难应付了。冯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钱索子“。有这钱索子在，有事便拿着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这索子断了，钱散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
蒋氏见我言之有理，且辞意坚决，遂不再多言。孰知他心中已另订腹案，一变”近交远攻“的策略为”远交近攻“，对第二集团军暂时用怀柔敷衍政策，掉转枪头来先对付第四集团军了。
蒋先生的初步办法，便是利用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及其第二军暗中准备，以便他对第四集团军用兵时，可收两面夹击之效。因鲁涤平的防地处于武汉和两广中间，一旦有事，鲁氏可切断两湖和两广间的交通。故在民国十八年二月初，蒋即秘密以大批弹械，取道江西，接济鲁涤平。这一秘密泄漏后，第四集团军在汉将领夏威、胡宗铎、陶钧都发生恐慌。因中央接济湖南弹械，尽可利用军舰溯长江，转湘水去长沙。值此承平时期，难道还有人敢拦路打劫不成？又何必偷偷摸摸，自江西陆路辗转运输呢？
再者，此时蒋先生曾密遣湖北人，以同乡之谊向第四集团军中鄂籍将领，如十八军军长陶钧、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等暗中游说，促其脱离所谓”桂系“。此种离间作风，颇为胡、陶等所不满。他二人早日在桂，与我们李、黄、白相从有年，由幕僚擢升为第七军中的指挥官，旋又晋升军长，可谓踌躇满志。然饮水思源，他们对我们三人公谊私交均无反目之理，何况他们对蒋先生的作风都深为鄙弃呢？因此，胡、陶曾一再将中央离间的诡计据实告我，并痛骂蒋先生此举为”无聊“。
中央偷运弹械接济鲁涤平的事既被发现，证之以其他军事布置，夏、胡、陶三人乃觉中央处心积虑消灭第四集团军的计划已到最后关头。而何键于此时亲赴武汉告密，说中央部署已定，对武汉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团军似应采取自卫行动。夏、胡、陶三人得报，至为焦急，深觉”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乃未加深思，便对鲁涤平动起手来。殊不知蒋先生半年来的各种布置，其策略便是激人成变，使中央有”讨伐“的口实。夏、胡、陶三人的鲁莽干法，正中了蒋先生的圈套。
先是，北伐完成之后，我为免使蒋先生多疑，所以常在南京居住。十八年初，武汉和中央不协的谣言又炽。我为消除此谣特自武汉掣眷至京以示无他。孰知二月二十一日早晨，军政部海军署长陈绍宽忽来成贤街寓所看我，并报告说，据海军电台的消息，武汉方面已对湖南采取军事行动，问我是否得到报告。我说，绝无此事，也毫无所闻。陈绍宽觉得很奇怪，稍谈便匆匆离去。陈氏去后，我即查询有无电报到来。当即发现有武汉急电一通，正在翻译。译出一看，才知夏、胡、陶三人已对湖南鲁涤平采取军事行动，要我得电后立刻离开南京。
此电报殊使我惊诧，他们三人为何未得我的命令便擅自行动呢？然我也深知蒋先生的作风，我如不离开南京，必被羁押。乃立刻化装，和第四集团军参议季雨农躲往下关一小旅邸中，于傍晚秘密搭京沪三等车去沪。
我离家后不久，陈果夫、何应钦果然先后来访。内子佯说我出去行街未归。一日之内，陈氏、何氏来了数次。最后，余妻才告以我或已因公去沪。
到了上海，我在法租界海格路的融圃暂住。武汉对湘战事已急转直下，叶琪军迫近长沙，鲁涤平率所部遁往萍乡。武汉分会乃呈请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何键为湖南省主席。中央方面则厉兵袜马，准备讨伐武汉。
此时全国函电纷飞，中央系的报纸对武汉和”桂系“低毁不遗余力。蒋先生并密派唐生智携巨款北上活动白崇禧所指挥的第四集团军将领李品仙、廖磊等背叛白氏。另外又派黄郛、邵力子等前往河南、山西，疏通冯、阎，共同对武汉用兵。冯、阎二人向来认为一、四两集团军是一家人，今日自相火并，他们也乐于坐山观虎斗，因而通电”服从“中央，以促成此一内战。蒋乃益发决意用兵。
当时，三全大会即将在南京开幕，各地代表正在赴京途中，李济深也自广州率一批代表，于三月十一日抵沪。有人因仰承蒋先生意旨，想请他出面调解。任潮遂来融圃看我。我乃向他解释所谓”武汉事变“的前因后果，以及我个人的态度。
我说，武汉事变是中央处心积虑要消灭第四集团军所激成的。但是，千不该万不该，是夏、胡、陶三人不应卤莽灭裂，掉入圈套，予中央以”讨伐“的口实。今事已至此，夏、胡、陶等违法乱纪，中央自当治以应得之罪。我本人虽不在军中，然我既为一军的主帅，部曲违法，我也责无旁贷，现在我束身待罪，只要不打仗，我任何条件都可接受。但是，照我看来，蒋先生意不在此。他要造成党政军清一色的大计已定，断难挽回。现在既然有这样冠冕堂皇的藉口，他必然要将第四集团军彻底消灭而后已。
因此，我劝任潮千万不可去南京，否则必被扣留无疑。因为他虽然未在广西做过事，却一向被目为”桂系“，和我李、白、黄三人有特殊友谊。而任潮又是在粤军中起家的，广东将领多为其旧部，他如在沪担任调人，以渠在两广的德望和实力，蒋氏投鼠忌器，必不敢贸贸然对武汉用兵。他如轻易去京而为蒋所拘押，则中央必以甘辞厚禄引诱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等背叛李济深，如是则广西顿失粤援，武汉完全孤立，中央大军四面合围，则第四集团军必被全部缴械而后已。以故李济深如不去南京，战争或者可免。如去南京，则适足以促成内战，并危及其本身安全。李济深听我分析后，极以为然，当即对我说，他决不去南京。
不久，蒋先生派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四位元老来融圃看我，并约李济深同来融圃谈话。他们一致劝任潮入京作调人，任潮当然不敢答应。我遂将我原先向李济深说的一番道理重述给四位元老听。最后，我更强调说：如果任潮去南京，牺牲了个人而能消弭了内战，使十余万袍泽免受屠戮，则此项牺牲才有价值。如牺牲了个人而结果适得其反，则个人即不应作无谓的牺牲。
吴稚晖说。我们来沪之前，便曾和蒋先生谈到任潮入京后的安全问题。蒋先生表示，以人格担保，不致使任潮失去自由！但是任潮如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对武汉用兵！
我说：中央如有诚意和平解决，则在上海谈判和去南京谈判，究有何区别？必要时，蒋先生自己也未尝不可屈尊来沪。至于蒋先生以人格担保一层，象蒋先生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人格可言，你们又何必骗任潮去上当呢？
吴仍旧说，只有任潮去南京，才可消饵兵祸。最后，他甚至说，如蒋氏不顾人格，自食其言，他便当蒋的面，在墙上碰死。
我说：稚老，慢说你没有自杀的勇气，纵使你自杀了，战争还是免不了的。
最后，吴稚晖生气了，暴躁如雷，大肆咆哮，并大声地说：”我们不管了，我们不管了！你们有的是枪杆，你们去打好了！“
四位元老和我们足足谈了两夭之久，第二天竟自上午十一时谈到夜半十二时，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吴稚晖因我一再阻止李任潮去京，简直是气愤填膺。最后还是李济深软化了，他告诉我说，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
我说。”你去南京必被扣留，你一失自由，战祸就免不了！“但任潮是好人，他终于在四位元老的”蒋先生以人格担保“的诺言怂恿之下，于三月十三日自沪去京。
任潮和蒋先生接谈之后，才知中央已决意用兵，西征军事正在积极部署。他的一切行动已有大批密探在跟踪。同时南京放出空气，所有李济深的旧部，只要服从中央便官加一等。蒋氏并派粤籍党人古应芬、孙科等，四出疏通各粤籍将领背叛李氏。至于蒋先生以前的诺言，则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济深到此才知上当，乃企图逃出南京。事实上，已无此可能。李的左右想秘密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接洽，派一法国军舰泊在卞关江面，李氏才可乘人不备，驰车往江边，跃上汽船，登兵舰驶往上海。但是李济深认为此计不妥，因恐未抵江岸，已为蒋的密探用机枪射杀了，终将这计划放弃。三月二十一日，蒋乃公开将李济深幽禁子汤山。原来向李氏担保的四位元老，到此也箝口结舌，莫知所措。蔡元培一怒去沪，其他三人则常往汤山向李济深抚慰，然究有何用。
中央大军数十万已向上游移动，大战迫在眉睫。这时冯、阎驻沪代表都来看我。冯的代表是其前参谋长刘鞠春，阎的代表是赵丕廉。
我向刘、赵二人解释说，此次武汉事件本为夏、胡、陶三人的较举妄动，自应治以应得之罪，我本人也束身待罪，一切处罚我都愿接受，只是希望不打仗。但是目前蒋先生显然是借题发挥，目的在消灭异己，摧残对革命有功的部队。战事一旦发动，则第四集团军必全部瓦解无疑。第四集团军的毁灭不足惜，然此例一开，蒋先生必将以同样方法消灭其他部队，第二、第三集团军势必遭受同样命运。蒋先生为政不以德，一切以权诈武力为能事，则内战必无已时。内战不已，则外为日本帝国主义者造机会，内为中国共产党造机会，国家前途实不堪设想。所以我希望冯、阎二总司令不可助封为虐，应出来调停，讲句公道话，消弭内战的根源，为人为国也为己，请转报三思之。
陈仪此时也来看我，这是我和陈氏第一次的私人谈话。我也把这套理论说给陈仪听。陈很感动，未发一言而退。
我知道中央已决意消灭第四集团军，而武汉方面军中无主，断难和中央大军相周旋。我乃决定自粤转汉，亲自坐镇。如中央见制胜不易，事或另有转机。
我于三月二十五日乘轮抵粤。粤方将领陈济棠、徐景唐等，对我还算客气，并准备飞机，让我直飞汉口。谁知春雨连霄，飞机无法起飞。乃暂时回桂，再作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