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琦过了不久便病死了。刘琦的部下，与刘备自己的部下，公推刘备继刘琦之任，为荆州的长官，不称荆州刺史，而称荆州牧。这时候，刘备已经于刘琦病死以前，用刘琦的名义，替刘琦收降了属于荆州的四个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刘备把武陵郡由自己直接控制；其余的三个郡，长沙、桂阳、零陵，他委托了诸葛亮代管调配军粮；他给诸葛亮的官位是“军师中郎将”。名为军师，而不是参谋长，相当于后勤司令之类；中郎将的军阶也不是将官一级，而是介乎将军与校官之间，介乎将军与校尉之间的一级)。
刘备不仅有了四个郡的地盘，而且接受了庐江郡的曹军将领雷绪的来归，雷绪的部队有几万人之多。
孙权见到刘备有地盘，有兵，又深得民心，就把妹妹嫁给了他。刘备是一个常常丢掉妻子的人，丢给了吕布，也丢给了曹操。甘夫人被赵云救了，不曾丢，在名义上却只是妾，不是妻，而且，甘夫人于赤壁乌林之战结束以后，活了不多久，就病故了。
刘备做了孙权的妹夫以后，便亲自由公安，乘船到京口(江苏镇江)，算是谢谢他的盛情，而且，既然作了亲戚，当然该见面会亲。
刘备带去一件见面礼；写给汉献帝的“表”；在这一份“表”里，刘备推荐孙权为徐州牧，于是，不必等待汉献帝有什么回话，孙权便就了徐州牧之职。
《细说三国》一八、孙夫人
孙刘联军在建安十三年十一月胜了曹操。一年又一个月以后，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孙权把妹妹嫁给了刘备。
再过一年，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刘备才前往京县(镇江)拜访孙权。
这样看来，刘备与孙夫人结婚的地方，不是“演义”所说在(镇江的)甘露寺。事实是，在今天湖北省石首县的绣林山。
刘备与孙夫人，一为英雄，一为美人，本可以成为圆满的结合。虽则年龄有些悬殊，却并非克服不了的爱情障碍。
可惜，孙夫人个性太强，又极喜欢模仿男子，经常带了一百多名武装齐全的丫环在身边，在闺房前后四周放哨站岗，使得刘备提心吊胆。
孙夫人不仅有武装的丫环，又有人数不少的男性卫队，驻扎在公安县。这卫队的军官与兵士，来自江东，与荆州幸地的人民处得不好(在言语上就格格不入，饮食习惯也不相同)。因此，难免有打骂老百姓，或甚至超过了打骂等不愉快的事。
刘备对孙夫人原可以爱，而且很应该爱。有了那些武装的丫环在闺房前后，甚至闺房之内，刘备对孙夫人就只有恐惧，而没有爱了。加上那目无纪律的孙夫人卫队，横行公安城内外，刘备的情绪就不仅是恐惧，而又免不了怀恨了。
夫妻之间的维系，有人以为是钱。但刘备与孙夫人之间的问题，不是钱。也可以说，不是爱。爱是本来可以有的。而是政治、军事等问题。
他们二人的婚姻，原是一个纯政治的安排。孙权极想与刘备结为长期的同盟，才把妹妹嫁给这位年已四十九岁的半老将军(孙权自己虚岁二十九岁，妹妹的年龄不见于现存史料。可能是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也许更小。母亲“吴国太”吴氏太夫人，是在建安七年去世的)。
刘备娶了孙夫人，在心理上添了一重负担。即使孙夫人极美、极温柔可爱而不以武装丫环追随，刘备也颇难对这位夫人有百分之百的爱心。因为，刘备感觉到，有了这位夫人便必须永远与孙权合作，必须永远对孙权的欲望与情绪尽量迁就。这不是像刘备这样的人所喜欢做的作茧自缚的事。
从军事的观点来说，有了孙夫人的武装丫环在闺房前后，有了孙夫人的男性卫队在公安城内外，刘备的司令部不再像一个司令部。连刘备本人的生命安全，也受了威胁。《三国志．法正传》引了诸葛亮所说的几句话：“主公(刘备)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
“生变于肘腋之下”，极有可能。刘备怎么不“惧”呢？
古今中外，惧内的岂止刘备一人?内之所以可惧，各有其可惧之处。然而可惧到孙夫人那种样子的，似乎绝无仅有。
刘备值得我们同情。然而，却不用我们替他担心。他毕竟是也有他的一套的。他能够设法，于无声无息之中，叫这位男性荷尔蒙成分略嫌过多的孙家小姐，自动在公安县的西边另筑一城，与她的武装丫环及若干男性卫士住在一起。
于是，刘备重新获得了相当的宁静，除了周期性的小干扰以外。
刘备在建安十六年应刘璋之邀，到益州(今日的四川、贵州、云南)去抵御盘据汉中的张鲁。他不曾带了孙夫人同去，却也把当时唯一的儿子阿斗(刘禅)，留给孙夫人抚养。
这个儿子阿斗是甘夫人在建安十二年所生，虚岁五岁、实岁四岁，刘备不是没有小太太与女仆丫环可以托付，可见刘备在感情上与形式上还不曾与孙夫人作最后的决裂；虽则孙夫人不陪伴他“入川”，他不带孙夫人入川，都是事实。
刘备是一个颇为仔细的人，他把荆州几郡的军事与政务，交给了关羽、张飞、诸葛亮，也把关于孙夫人及儿子阿斗的事，委托了赵云。赵云当时的名义，是牙门将军，兼“留营司马”。
刘备带了几万兵与“谋臣庞统”，离开公安，走向益州，孙权在江东听到消息，勃然大怒，认为益州该是他孙权所有，刘备不该先去，就下令派遣水军，到公安西边的“夫人城”，把孙夫人接回江东。
孙夫人在丈夫刘备与二哥孙权之间，选择了二哥；在益州与扬州之间，选择了扬州。她不经考虑而说走就走，带了刘禅与武装丫环及男性卫队，到长江边乘上二哥派来的船。
赵云感觉到责任重大，自己的力量与地位似乎不够，慌忙报告张飞。张飞是颇有决断与魄力的人，立刻点齐兵马，偕同赵云走小路抢先到了江边，把孙夫人及其娘子军与卫队拦住。
张、赵二人先礼后兵，劝孙夫人留在公安，取消江东之行。孙夫人哪里是这两个人的好话所劝得了的呢?她坚持非去不可。张飞、赵云说：“您一定要走，我们不敢强留；但是主公的儿子阿斗，却无论如何请您留下。”孙夫人是一个聪明女子，心里明白她的那一批娘子军与卫队，绝对不是张、赵二人及其身经百战的老兵的敌手。于是，她就只好把刘禅留了下，交给张、赵二人。
有人说，孙夫人想带走阿斗，不怀好意，可能是想把阿斗送给二哥孙权当人质，帮助二哥来协迫丈夫刘备当孙权的部下。
我不知道孙夫人的本意是否如此。孙夫人是一个女人，女人总是有天生的母性，喜欢小孩子的。况且，她自己还没有生育；阿斗又已经被她抚养了两年，彼此之间可能已经建立了母子的感情。
张、赵二人定要孙夫人把阿斗留下来，也有他们无可辩驳的理由。他们知道，刘备一辈子辛苦，只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一条根。刘备以前的几个太太所生的儿子，连同他们的妈妈，都已经被吕布与曹操先后俘虏去了，或是在败兵难民群中走散得不知下落了。剩下的这个宝贝阿斗，不能又让他去当孙夫人与孙权的俘虏。
在阿斗未生以前，刘备的别的儿子丢了以后，刘备收养了一个姓寇的大孩子，改姓刘，名封。张、赵二人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却不能因为有了刘封，就不重视刘备的亲生儿子刘禅(阿斗)。
历史的变化，是谁也不能预料的。我们一般人，通常都是事后有先见之明。就张、赵二人“截江”强迫孙夫人留下阿斗的这件事情而论，他们的忠心值得我们钦佩；但是，倘若他们行动得慢一点，赶到江边之时，孙夫人与阿斗已经登上了船，后果又如何呢?是否真对刘备及其集团不利?
有了阿斗在江东，养在孙夫人的身边，当了事实上的人质，一方面孙权便可以继续对刘备放心，不怕刘备不永久与自己合作；另一方面，刘备对孙权，不得不对孙夫人与孙权继续保持礼貌，承认孙夫人是太太，承认孙权是大舅子，承认孙权有权利分享荆州的地盘。这样，就不会发生以后孙、刘二家为了荆州而失和的不幸事件。
《细说三国》一九、荆州问题
荆州本不是孙权的，也不是刘备的，是汉朝的皇帝的。
在东汉末年，灵帝既死，少帝既废，献帝初立之时，各州、各郡的长官于袁绍等人的号召之下，纷纷出兵讨伐董卓。当时，荆州的刺史是王睿，长沙的太守是孙坚。孙坚有决心与董卓一拚；王睿却扬言必须先杀掉他所不喜欢的武陵太守曹寅，然后才肯向洛阳进军。曹寅于是伪造了“案行使者”温毅的檄文，列举王睿的罪状，叫孙坚逮捕王睿，先斩后奏，孙坚信以为真，就设法把王睿逼得吞金自杀(所谓“案行使者”，是中央朝廷派下来的巡回监察官)。
孙坚于逼死荆州刺史王睿以后，也杀了南阳太守张咨。张咨的罪名是：“道路不治，军资不具”，“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
孙坚带了他的部队，由南阳进到鲁阳，在鲁阳见到袁术。袁术在形式上写“表”给董卓所把持的洛阳朝廷，推荐孙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行是“暂代”，领是“兼领”)。
从此，孙坚被他的朋友们称为“孙破虏”，很少被称为“孙豫州”(常常被称为“豫州”的是刘备；刘备后来曾经由曹操所把持的许县朝廷，以献帝的名义正式任命为豫州牧)。
董卓与袁术是死敌，当然不理睬袁术所上的推荐孙坚的“表”。董卓以献帝的名义，任命刘表为荆州刺史。
荆州的首郡首县是南阳郡宛县。刘表却到不了宛县去就刺史之职。南阳郡的地盘，于太守张咨被杀以后，已经由孙坚交给了袁术。孙坚上过一表，推荐袁术为南阳太守。袁术本人留在所驻扎的鲁阳，派人占领了南阳郡的各县。
刘表没奈何，就到南郡所属的襄阳县，设立一个新的刺史衙门。
襄阳县此后在刘表活着的期间，一直是荆州刺史与荆州牧的治所(刘表于董卓死后，被李傕、郭汜升任为荆州牧。襄阳县属于南郡；南郡的首县是江陵)。
襄阳由县而升格为郡，要等到刘表既死，曹操收降了刘表的小儿子刘琮以后(原因是，南郡的首县江陵成了周瑜、刘备所攻打的目标，不久又入于周瑜之手，襄阳县变成无所隶属，不得不自成一郡)。
至于那一度为袁术所盘据的南阳郡，早已先后为张绣及曹操所占领了。
荆州在东汉原有七个郡：南阳郡与南郡之外，有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
这五个郡，刘表曾经都掌握得很紧。
江夏郡，刘表交给黄祖负责。黄祖曾经在襄阳附近用伏兵射死了来攻的孙坚，立了功；因此而受到刘表付以如此重大的责任，以江夏太守的职位，一再抵御了孙策、孙权的进攻，最后败在叛归孙方的甘宁之手。刘表却能于黄祖败死了以后，赶紧守住江夏，使得孙权的军队撤退。
零陵郡，包括今日湖南省的西南部与广西省的一部分，在西汉的时候治所在(全县之北三十华里的)零陵县；到了东汉，治所就搬到了(今日湖南的零陵县县城所在的)泉陵县来。
中国历史之所以特别难于研究，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古今的地名常常改变，而每每变得没有道理可说，例如把今天湖南的某一县称为华容；其实汉朝的华容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或是虽则变得未尝没有道理，而这个道理甚不显明，例如把东汉泉陵县的所在地称为零陵县，而不老老实实地称为泉陵县，它的道理是：这地方在东汉作过‘零陵郡’的首县，虽则在东汉时那“零陵县”另有其地!
桂阳郡是今天湖南省东南部，与广东省的一部分(包括韶关)，首县是郴县。
武陵郡是今天湖南省的西北部与湖北省的一部分(包括刘备其后新设的公安城。公安城的所在地油江口，原来是属于武陵郡孱睦县的)。汉朝武陵郡的首县是(今天湖南常德之西的)临沅县。
长沙郡是湖南省的中部。首县不称为长沙县，而称为“临湘县”。汉朝的临湘县城，比今天的长沙县城小得多。今天的长沙县城，是在隋朝的时候扩大的：隋朝政府把临湘县北门外的郊区都收进了新的城墙里面，改临湘县之名为沙县。
刘表于黄祖死后，把江夏太守的位置给了大儿子刘琦。其他五郡，只有南郡太守的姓名不曾保留下来。零陵、桂阳、武陵、长沙，这四个郡的太守是：刘度、赵范、金旋、韩玄。
刘表死后，曹操率领大军，以泰山压顶的气势，吞了襄阳县、当阳县、江陵县，与整个的南郡。他在赤壁、乌林吃了周瑜、黄盖的亏，不曾拿到江夏郡，更谈不到今天湖南省的四个郡了。
曹操留下曹仁，撤了大部分的兵回许县。曹仁在建安十四年也走了，南郡只剩下襄阳等县尚在曹军之手。江陵及几个其余的县落到了周瑜之手。孙权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已经被他任命为江夏太守)。
刘备于赤壁乌林之战的前后，运用他的老手法，形式上上表给汉献帝，推荐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做荆州刺史。他随即又派兵遣将，以刘琦的名义，用武力征询(湖南)四个郡的太守的态度。这四个太守先后都表示归顺。其中，以桂阳太守赵范不甚可靠，刘备把这位赵范换了，叫赵云做桂阳太守。其余的三个太守，刘度、金旋、韩玄，不曾更动。
于是，荆州七个郡之中，刘备有了四个郡：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孙权只获得了一个半郡：江夏与半个南郡(曹方获得了一个半郡：南阳与半个南郡)。孙权认为，刘备白占了便宜。倘若孙权不派周瑜带了两三万兵来，倘若不是周瑜接受并实行了黄盖的火攻建议，刘备与刘琦的一万多兵(不足两万)，早就被曹操的几十万兵吃得干干净净了。孙权自问待刘备太好，除了救了他以外，又送了年轻的妹妹给他当“续弦夫人”。孙权不曾预料到这位老妹婿竟然大揩其油，一举而“偷”得了四个郡。
刘备而且不久又在刘琦病故之时，叫部下公推他为“荆州牧”；事前，不曾与孙权商量。孙权认为，刘备越来越过分了。回想起来，当孙刘联军追曹操，追到江陵城下之时，孙权曾经对刘备的驻扎江陵对岸“油江口”的计划，表示过同意。这油江口的小地方，属于武陵郡孱陵县，在法理上既不属于刘备，也不属于孙权，而属于当时的已经投降了曹操的荆州刺史刘琮。不过，它在事实上已经入于孙刘联军的控制之下，刘备有资格在这油江口驻扎部队，甚至建筑一个新城，取名“公安”；比起孙权之喧宾夺主，把刘琦的江夏郡据为已有，任命了程普为江夏太守，刘备的作风不见得在道义上有什么逊色，更绝对说不上欠了孙权什么人情、什么债务。
孙权不甘心，两度为了这荆州几郡的地盘，与刘备失和。事后，他自己或他下面的文人，就造出一段“借荆州”的虚构故事来，以掩饰孙权背弃同盟、袭击关羽的丑行。
当时汉朝还不曾亡，天下是汉朝的天下，领土是皇帝的领土，除了汉献帝本人行使其自由意志之时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有权力把荆州或任何一州赏给任何人，或借给任何人(倘若按照今天的中国人的思想来说，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中国，不是皇帝一人的中国，汉献帝也没有把荆州借给别人的权力)。
有人说，孙权虽不曾借了全部荆州给刘备，却也真正借出了油江口、南郡江陵县的一部分。江陵是南郡的首县，也就是孙方的荆州的首县(曹方的荆州，已经改以襄阳县为首县)。因此，江陵与南郡被混称为一；也与荆州混称为一。那末，所谓借荆州，实际上是借江陵；借江陵，实际上是借油江口。虽则以大称小，究竟还可以把“借荆州”这三个字勉强说得通。
这一种说法，是一种不肯“实事求是”，而一味“好作调入”的说法。油江口，并不属于南郡江陵县；它是属于武陵郡孱陵县的。孙权并没有占领了这油江口，如何能把它借给刘备呢(到了孙夫人嫁给了刘备以后，才带了她的武装丫环与武装卫队来)?
孙权之所以念念不忘刘备“借去了”他自己的荆州，与周瑜之死有点关系。倘若周瑜不在建安十五年因箭疮而死，孙权对刘备之荆州“坐大”便不会有太大的疑虑(有周瑜在，孙权就不怕刘备)。
另一种使得孙权很不放心的事，是刘备在建安十六年率兵进入益州。那显然是刘备占领益州的第一步(暗弱的刘璋，绝对“耍”不过“枭雄”刘备)。这还得了?倘若刘备既有荆州的一大部分，又得到益州，岂不是有了周瑜生前所建议给孙权的、那对曹两路出兵的根据地?
周瑜在死前曾经从江陵专程去京县见孙权，建议：(一)请孙权同意他偕同奋威将军孙瑜，西征刘璋与张鲁，事成以后，留下孙瑜守益州与汉中，和马超结援；(二)然后请孙权自己与他(周瑜)由南郡共取襄阳，对曹操进迫。
周瑜的战略计划，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不谋面合，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双方彼此互不知道有这么一种计划)。
周瑜对孙权建议了以后，获得孙权的同意，就离开京县，回江陵去准备西征刘璋。走到中途，在巴丘(湖南岳阳)箭疮复发而死。
我一向对周瑜佩服，关于这一件企图西征的事，我觉得他操之过急。他即使不在巴丘去世，而多活三五年，也未必能用硬干的方法，打进益州与汉中。
他死后留下在江陵的直接指挥的“士众”，仅有四千多人(孙权下令交给鲁肃接管，鲁肃的军职由“赞军校尉”升为“奋武校尉”。周瑜所遗下的南郡太守的位置，孙权调程普来继任)。
周瑜活着的时候，没有像《三国演义》所说，一心想害死者葛亮。他对任何人不曾有如此毒辣的存心。但是，他为了忠于孙权，为了要扶助孙权统一中国，的确也把刘备看得很不顺眼，他不想杀刘备，却极想让刘备搬到江东去，用豪华的房舍、漂亮的女子与珍奇的玩物、可爱的犬马，把他软化成一个废物，同时把关、张这两位“熊虎之将”与刘备隔离，各置一方，由他周瑜自己“挟与攻战”。
这个软化刘备，隔离关、张的计划，由于孙夫人个性太强，未能合作，而化为泡影。
孙权自己，也不十分热心于这个计划，刘备在建安十五年来京县拜访孙权之时，吕范也曾经“密请留备“，孙权没有接受。
周瑜在临死的时候，上疏给孙权，推荐鲁肃自代，认为鲁肃是个“良将”，“智略足任”，有能力镇抚百姓，同时防备曹操，注意那“边境密迩”、“近在公安”的刘备。
鲁肃对于刘备的看法，与周瑜对刘备的看法并不相同。鲁肃始终以为，有曹操在北方，孙、刘二家必须诚心合作。他是诸葛瑾的好朋友，与诸葛瑾的同胞弟弟诸葛亮也很谈得来。是他，促成了孙、刘协力抗曹于赤壁乌林之役。《三国志.鲁肃传》，一再说他主张“借地”给刘备，是不是事实呢?
鲁肃在南郡驻扎了一些时，移屯陆口。陆口是陆溪水进入长江的口，在今天湖北嘉鱼县的西南，赤壁之东。
为什么鲁肃不留在南郡，而退驻陆口呢?这件事，有点蹊跷。《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有一段话，我以前读了不十分相信，因为它很像是证明了《三国演义》所说诸葛亮第三次气坏周瑜的经过。
《资治通鉴》的这一段话是说：孙权曾经接受了周瑜和甘宁的建议，想出兵攻取益州，他派人告诉刘备，征求刘备的同意。刘备的答复是：第一，孙权不可以为曹操败于赤壁以后，就不想、或没有力量“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第二，“我刘备与益州牧刘璋是本家远房兄弟，倘若刘璋有得罪了你孙权的地方，请看我的面子，加以原谅。”孙不重视刘备的反对，仍然派遣叔父孙静的大儿子孙瑜，率领水军多人，进驻夏口(汉口)，作跃跃欲试的姿态。刘备不让孙瑜的水军，通过公安城之北的长江。刘备而且“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部，备自住孱陵。(孙)权不得已，召(孙)瑜还。”
《三国志．孙瑜传》，没有一个字说到孙瑜有率领水军、进驻夏口，被刘备这样大张旗鼓来阻止孙瑜西上。
《关羽传》与《程普传》，不但不曾提起孙瑜率领水军西上，而且明明白白地记载了：关羽之接防江陵，程普之离开江陵而回任江夏太守，是在建安二十年夏天。当时孙权与刘备言归于好，把他们的荆州各郡重新划分，以湘水作为疆界，孙权把南郡送给刘备，刘备把长沙郡，加上桂阳郡，送给孙权。
这时候，张飞与诸葛亮二人均早已在建安十九年四月，与赵云离开了今天的湖北与湖南，进入了今天的四川，去帮助刘备打刘璋。
所以，《资治通鉴》的那一段话，极不可靠。这部《资治通鉴》，并非司马光一手所写，而是于他的校阅之下，“成于众手”。司马光虽则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历史家，校阅之时也难免有时疏忽，不曾注意到这段话所根据的只是一些传闻、野史。
事实是，周瑜在死前确有邀同孙瑜，去一起打益州的意思，并且孙权也允准了。然而，周瑜一死，这个攻取益州的计划就由于鲁肃并不赞成而作为罢论，孙瑜及其水军始终并未出发。
周瑜是在建安十五年的冬天去世的；刘备应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孙权派水军到公安来迎接妹妹孙夫人回江东，也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刘备离开公安不久。
孙权对刘备第一次翻脸，是在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打败刘璋，夺得益州以后。翻脸的具体行动，是派遣吕蒙率领两万兵进入今天的湖南，而且同时任命了三个郡的太守以下的官吏。这三个郡，是长沙、零陵、桂阳。
刘备在荆州，原本只有四个郡而已；孙权一举而夺了三个，只剩下武陵一个郡未曾抢。他大概是因为武陵为公安城的所在地，有点不好意思罢。
孙权所想夺取的三个郡，有两个郡的官吏望风投降。这两个郡是长沙与桂阳(赵云这时候已经不在桂阳)。不肯投降的，是零陵太守郝普。
刘备在益州接到报告，认为事态严重，就亲自由益州赶到荆州武陵郡的公安城来。来到了以后，他派遣关羽率兵前往湖南，与鲁肃、吕蒙对敌。
孙权自己也从扬州吴郡的京县(镇江)来到了今天湖北嘉鱼西南的陆口，亲自坐镇，指挥前方军事；同时，派了鲁肃，带一万人进驻益阳。
在益阳，鲁肃与关羽两军相遇。
传奇性的“单刀赴会”，便是在这鲁肃、关羽两军相遇以后所发生的；但是其经过与《三国演义》所说，颇有出入；并非一个人叫周仓拿了单刀去赴会，而是双方的将领拿了单刀去赴会。所谓单刀，意思是不带部队前往。双方的部队，彼此停留在一百步的距离之外。
这样的一次“阵前会谈”，其结果是极难预料的。谈得好，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谈得不好，混战立刻开始。
鲁肃首先发言：“长沙、桂阳、零陵，这三个郡是我们借给你们的，为什么不还？”
关羽答复，“乌林之战的时候，左将军(刘备)身在行伍之间，和你们一齐出力，破了敌人，怎么可以让他徒劳，分不到一块土地？你这次来，难道是想收回土地的吗?”
鲁肃说：“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刘豫州(刘备)，是在当阳县长坂坡。当时，他的兵，数目及不上一个‘校’；他本人而且在打穷算盘，想到很远的地方去逃难(到今日的广西梧州，找苍梧太守吴巨)。我们的主上(孙权)同情他无所依靠，就不惜花费物力、民力，让他有个安身之处。谁料到刘豫州很会做作，‘愆德堕好’(违背了道德，抛弃了友好)；现今有了益州，仍想兼据荆州的土地。这是普通的人所不忍心做的，身为一方的领导人物，怎么可以如此？”
《资治通鉴》这一卷的执笔人，在抄录了《吴书》上的这一番鲁肃的高论以后，加抄了该书的四个字结论：“羽无以答。”
这一位执笔人真是够客观的!他把《三国志．鲁肃传》中的下列几句话，完全不管：(鲁肃)“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鲁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关)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这一位敢于插嘴，而说得极有道理的仁兄，鲁肃不应该对他厉声呵斥。这位仁兄究竟是谁呢?是不是如《三国演义》所称，周仓?周仓的姓名，不见于《三国志》。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只有“演义”的作者自己知道。依照这位作者自己所说，周仓原是黄巾的小头目。既然不过是黄巾的小头目，不可能说得出“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我个人以为这位敢于发言而被鲁肃呵斥的仁兄，一定是关羽的部下军官。否则，关羽没有办法对他使了一个眼色，就打发了他走。
其实，他的似乎冒失的话，在事实上挽救了双方在言语上相持不下的僵局。没有他挺身而出，打个诨，关羽可能被鲁肃的很不讲道理的话，气得立刻打了起来。
倘若打了起来，鲁肃绝对不是关羽的对手。论个人的武艺，或是兵员的数目，均是如此。鲁肃的一万人，如何经得起关羽打？
鲁肃败了以后，孙权一定不肯甘休。那末，赚便宜的是曹操。
这曹操聪明一世，糊涂不只一时。他以前在乌林把大小船只扣在一起，“首尾相接”，已经是够糊涂的了。现在，他听说孙、刘二人就要为区区荆州的湖南三郡，而拚个你死我活，他喜欢得了不得，同时竟然也急得了不得。他下了命令给下面文武官吏，赶快准备进军汉中(今日陕西南部)，收拾张鲁，为将来到益州收拾刘备的工作铺路。
刘备一生在力量上比不过曹操，比聪明也常常吃亏，现在，却聪明了起来(也许是受了诸葛亮的影响)。刘备于鲁肃、关羽二人在益阳演出了单刀会议以后，主动向孙权让步，情愿把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都让给孙权(不是“归还”)，仅仅要求以一个南郡作为交换条件。孙权欣然接受，派请葛瑾来负责实现这双方言归于好的大喜事。荆州问题，于是暂告解决。
《细说三国》二○、益州易手
刘备在建安十六年的冬天，应刘焉的儿子刘璋之邀，前往益州，防备在汉中的张鲁。
刘焉是汉景帝的后裔，和刘备算是同一支派的皇族。不过，刘焉是从鲁恭王刘余的一系传下来的，而刘备是从中山靖王刘胜的一系传下来的。
刘焉生长在荆州江夏郡竞陵县(湖北天门西北)；刘备生长在幽州涿郡涿县(河北的涿县)。
在辈分上，刘焉比刘备高一辈(刘焉的儿子刘璋，算是刘备的远房兄弟)。
刘焉当过地方官的“佐吏”，也做过私塾老师，其后被举为贤良方正，获得进身之阶，一帆风顺，当了雒阳县的县令、冀州的刺史、南阳的太守，与中央的九卿中的宗正与太常。宗正管皇族的族谱、继承次序、家规；太常管祭祀与星象、天文以及人民的教育。
灵帝中平六年，黄巾造反，天下大乱。刘焉觉得京城洛阳与中原各州各郡都不够安全，就设法活动得“益州牧”的位置，兼一个“监军使者”；同时，获得了“县侯”级的封爵(他作了“阳城侯”。东汉的县侯，比乡侯大，乡侯比亭侯大，亭侯比“列侯”大)。
益州在当时并不太平，也有所谓黄巾徒党。这些所谓黄巾徒党，于自称天子的马相的率领之下，已经杀了益州的前任长官(刺史郗俭)，攻破了蜀郡、广汉郡、犍为郡(简单说来，蜀郡是今日四川的西部；广汉郡是四川的西北部；犍为郡是四川的西南部)。
马相被益州的“从事”贾龙打了几个月，打平。贾龙肃清了整个益州，迎接刘焉到任。
刘焉把“州治”(州政府的所在地)从雒县(四川省广汉县)移到绵竹。
刘焉治理益州的政策，是对老百姓宽，对地方上的所谓“豪强”严。他一出手，便杀丁王咸、李权等等十几个。这些所谓豪强，有些是该杀的，有些也并无死罪，被杀得冤枉。曾经立了消灭马相之功的益州从事贾龙，对刘焉的辣手作风十分愤慨，便联合了犍为郡太守任岐，与刘焉兵戎相见，但不久就被刘焉打败、杀死。
从此，刘焉在益州境内没有可以对他反抗的人。他听说“益州有天子气”，也的确亲身经验到东汉朝廷的腐败，各州各郡的分崩离析，于是就颇动了“自为天子”的念头。暗中叫人制造了许多皇帝所需要用的马车、人辇、器具等等。不料，忽然有了“天火”，把雒县烧去了一大部分，他的那些准备当皇帝用的马车等等完全烧光。
雒县他不能再祝他把家搬到成都。
他有三个儿子留在长安。汉献帝派其中的最小的一个刘璋，到成都来劝告刘焉,不要妄想非分。刘焉把刘璋留在成都,不让他回长安去复命。
留在长安的大儿子刘范，官居左中郎将,竟然勾结了在凉州造反的马腾,准备与马腾里应外合。长安的朝廷把刘范逮捕，明正典刑。刘范的弟弟、刘焉的第二个儿子刘诞，这时候也在长安当一名小官，治书御史；受了刘范的牵累，同时被杀。
刘焉经过了这些事件，虽则在名义上仍是汉朝政府的益州牧,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君主，正如关东(函谷关以东的)许多州牧、刺史和太守。
益州有九个郡，除了蜀郡、广汉郡与犍为郡以外，还有在四川东部的巴郡，在四川与西康的越嶲【xi，同“雟”】郡，在贵州的牂牁【zang ke】郡，在云南的益州郡与永昌郡，以及在陕西南部的汉中郡。
当时汉中郡的太守，姓苏名固，对刘焉不甚服从，刘焉派遣两个姓张的去讨伐他，把他赶走。这两个姓张的，一个叫张鲁，另一个叫张修，都是“五斗米道”的分子。
五斗米道，是张陵所刨设的一种宗教组织。它的正式名称，并没有“五斗米”这三个字，可能仅仅是“道”一个字，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必须先缴“五斗米”作为人会的会费；因此，这个组织才被大家称为“五斗米道”。
《三国志．张鲁传》说：张陵是豫州沛国丰县的人，侨居在益州，进入今日成都之西祟庆县境内的一座深山之中，可能遇到异人，传道给他，也可能是自己本人悟得了道。下山以后，他教人悔过，信天；也画符念咒，替人治病。他的信徒们，称他为“天师”。
张陵得道之处，是鹤鸣山。《三国志．张鲁传》把它写成了鹄鸣山(这可能不是陈寿写错，而是抄写的人写错)。
张鲁是张陵的孙儿。中间的一辈，是张衡。张陵被信徒们称为“天师”，张衡被称为“系师”，张鲁被称为“嗣师”，亦称为“嗣天师”。后代的道教信徒，称他们为第一代天师，第二代天师．第三代天师。
第二代天师张衡，与大文学家兼科学家同姓同名。那个张衡是荆州南阳郡西鄂县人。这个张衡，在籍贯上是属于他父亲张陵的豫州沛国丰县。
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传道很远很广。于是难免有些信徒或自称信徒的人，把原来的教义与作风，加以或少或多的改变，甚至与政治混在一起。张鲁虽是嫡传，也大搞其政治；何况旁支流派，如巨鹿的张角、张宝、张梁，作为黄巾最高首领的三位兄弟，以及益州巴郡的张修?
我相信张陵本人，最初创立道教之时，只是为了治病(当时疟疾与其他的瘟疫，使得各州各郡有极多的人死亡)，为了“以忠孝导民”，劝人为善。他叫病人先承认自己的过失，反省自己的过失；然后，他画符，念咒，叫病人喝下他用符咒所灵化了的水(灵水之中，他有没有放下特效药?我们无法查证。四川所出产的“常山”，便是极能治疟的草药)。
张陵与张衡，均不曾在军事上与政治上有特殊的活动。作为第三代天师的张鲁，由于刘焉的提拔与支持，竟然割据汉中，做了军阀。
张鲁不仅以“智义司马”的官职，打败了汉中太守苏固，而且也袭击了同去作战的益州别部司马张修。张修，我在前面说过，是张鲁的五斗米道的教友。张鲁如此对待教友，实在太不应该。他的动机与目的是：吞并张修的军队，以便独霸汉中。
独霸了汉中以后，张鲁就烧掉汉中与宝鸡长安之间的栈道，和汉献帝的朝廷断绝关系。
他而且与刘焉的儿子刘璋闹翻。刘璋杀了张鲁在成都的母亲与其他的家人。
刘璋是在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得了痈疽而死之时，被刘焉的部下拥戴为“益州刺史”的。其后，长安朝廷的主持者李傕、郭汜不仅追认了这个既成事实，并且升任刘璋为“益州牧”，向刘璋表示好感。
张鲁在汉中郡不自称“太守”而自称“师君”(天师兼君主)。他废掉了各县的县令及其他的官吏，只设道教教会的职员，以职员兼管民政。最高级的职员称为“治头”。每一个行政区域称为一个“治”。治头之下，设大祭酒与祭酒。再其次，普通刚入教的教友，称为“鬼卒”。
人民犯法，张鲁不肯立刻用刑。第一次犯法，张鲁加以原谅。第二次，也加以原谅。到了第三次，张鲁才肯用刑。
张鲁在他所割据的全境，叫祭酒们到处设置“义舍”，义舍里有饭有肉，免费招待来往的旅客。老百姓有病的，张鲁的祭酒们叫他们静坐反省，或公开承认自己所犯的过失，然后，喝下用指头画过符的水，与烧了的用笔在纸上所画的符。
张鲁确有他一大套的办法。在他的境内，新的道路极多。因为，他命令犯了罪的人，以出钱、出力来修筑道路，替代坐牢。
他在去汉中以前，在巴郡西部收了不少信徒；割据了汉中郡以后，这些巴郡西部的信徒，对他仍旧服从。
刘璋特地任命了一个姓庞名羲的，作所谓巴西郡的太守，用武力来镇压巴郡西部的这些“米贼”(米贼两个字很不好听，所指的是“五斗米道”的教友)。
汉朝原只有一个“巴郡”，没有什么“巴西郡”。首先在初平四年擅自把巴郡分成了两个的，是刘焉的“帐下司马”赵韪。赵韪把巴郡分为巴郡与永宁郡。到了建安六年，刘璋为了镇压“米贼”，就再把巴郡由二郡分为三郡：巴郡、巴东郡、巴西郡。
巴郡的郡治，设在垫江(四川省合川县治)；巴东郡的郡治，设在永宁(四川省奉节县东北)；巴西郡的郡治，设在阆中(四川省阆中县城之西)。
刘璋命令他的首任巴西郡太守庞羲，不仅要镇压郡内的米贼，还要抵御张鲁所直接指挥的汉中部的武装部队。
然而不久以后，他的喜欢听小话的作风，便使得庞羲灰心，由灰心而和刘璋貌合神离。庞羲也未尝没有遵照刘璋的指示，对张鲁的部队交锋了若干次。可惜，每次都败在张鲁之手。
因此之故，刘璋才想到争取“外援”，派人到许县向曹操致敬。曹操以汉帝的名义，拜刘璋为“振威将军”。
刘璋再度派人到许县，向曹操表示进一步的尊敬。上一次所派的，是河内郡人阴溥；这一次所派的，是蜀郡人张肃。
刘璋派张肃押送三百名本地的土着民族叟夷，给曹操挣更大的“威服四夷”的面子。曹操果然十分开心，立刻任命张肃为广汉郡的太守。
到了建安十三年，曹操由许县出发，南征刘表。刘璋赶紧派张肃的弟弟张松，去向曹操表示赞成曹操这项举动。张松由长江顺流而下，到了荆州江陵县，遇到曹操。曹操一则军务极忙，二则看见张松其貌不扬，就对张松不太重视，只给了他一个县令的位置：越嶲郡的比苏县县令。张松认为，这是他生平所未曾受过的大侮辱。他这时在刘璋面前的官职，已经是“益州别驾”，是州牧以下的第三人(第一人是州牧，第二人是“治中”，第三人是“别驾”。别驾二字的意思，是，乘坐在别一辆马车上的大官。他与州牧同进同出，各坐马车一辆。他的实际职务，是参事顾问一类，也兼办对各方的公共关系与“外交”。“治中”与别驾不同，专管对内，等于是一位代拆、代行的副州牧或副刺史)。
曹操可能是一时疏忽，没有查问张松的现任官位，便贸然以区区县长的位置赏给了他。
张松很气。恰好，过不了多少天，曹操就在赤壁乌林吃了一个大败仗。张松便回去益州，向刘璋报告，曹操已经败得一蹶不振，劝刘璋与曹操断绝来往，改与刘备结盟，加入反曹的阵营。
刘璋这个人自己一向没有什么主见。这也难怪。他生长在富贵之家，在仆妇、丫环的手里长大，没有养成男子汉的刚强性格，遇事不能有所决断，只能依赖左右与部下的人代作主张。于是，他就接受了张松的反曹联刘的建议。
刘璋在张松的怂恿之下，派遣“军议校尉”法正，作自己的代表，去荆州武陵郡公安城拜访刘备，同时叫孟达带几千兵去，送给刘备指挥。
法正从公安城回到成都复命，向刘璋描述刘备如何英维、如何仁义、如何够朋友；叫刘璋听了恨不得立刻就与刘备见面，请他来成都团聚在一起。
张松借此机会，劝刘璋命令法正再跑一趟，请刘备率兵入川帮助刘璋抵御张鲁。刘璋照办。
建安十六年冬天，刘备从公安城来到了益州，抵达涪县(四川绵阳)，与刘璋见了而。和刘备同来的，是庞统、黄忠，与一万名不足的兵士(关羽、张飞、诸葛亮，都留在荆州)。
刘璋请刘备驻扎葭萌县(故城在四川省昭化县南，葭萌二字被后人念成“剑门”；唐朝改称它为剑门县，元朝把这个县废了，清朝设了一个剑门驿，剑门关就在这剑门驿的北部。唐朝另把剑门之南的梓潼县，改称剑州；到了民国时代，这剑州又被改称为“剑阁县”。这剑阁县，不是刘备当年的驻扎地；剑门驿才是。我到过这些地方，虽然是山路，却有铺了长方花岗石的大道，道旁有树)。
这条大道，南边经绵阳与广汉，通到成都。北边经昭化、广元、沔县，通到南郑。南郑在汉朝是汉中郡的郡治，也就是张鲁所盘据的地点。
在这条大道之东，有嘉陵江由西北遭向东南，在剑门关东北，今日的昭化县城，与大道交叉。嘉陵江由昭化经过阆中(巴西郡)流向合川(巴郡)，继续向东南流，流到今日的重庆，与长江汇合。
刘璋叫刘备驻扎葭萌，可算是选对了地方；既可北御汉中，又可东御巴西。
刘备在葭萌驻扎了足足一年，所忙的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并不急急于进军汉中，与张鲁一较雌雄。他的兵力，包括自己带来的与刘璋送给他的，慢慢地增加到三万人以上(留在荆州的，不在此数以内)。
刘璋而且把所谓“白水军”也交给刘备节制。这白水军驻扎在今日昭化县西北的白水县，与陕西的宁羌县交界；指挥官二人，一人姓杨名怀，一人姓高名沛。
刘备对刘璋翻脸，是在刘璋杀掉张松的时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曹操在建安十七年十月，大举南下，集中在长江北岸的濡须口(安徽无为县之东，濡须水进入长江之处)，声势浩大，有消灭孙权之意。孙权派人送信给刘备，请刘备帮助他。
刘备告诉刘璋，准备离开四川，亲自前往华中，策应孙权，或是与孙权夹击曹操的大军，请刘璋给予大力支持。刘备并且向刘璋说明理由：孙权不能不救，倘若曹操把孙权消灭了，那他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随时以全力侵犯益州。到了那个时候，益州就很难挡得住曹操。所以，必须现在赶紧去救孙权。至于张鲁，刘备认为此人并无大志，只想保持汉中郡的地盘，没有并吞益州的野心与胆量。
刘备同时报告刘璋：关羽在荆州，也需要他去救。曹操的大将乐进，正与关羽在襄阳西北的青泥河对峙。乐进倘若得胜，就会转军西向，来打益州。这个威胁，比张鲁的威胁严重得多。
刘璋的反应很冷淡。刘备也不过是请借一万名兵士与战具军粮，刘璋却只肯拨付四千名兵士，与四千人所需要的战具军粮。刘备不能嫌少，也不能说走不走。于是，全军做出一副即将开拔的样子。刘备是真想走，还是并不想走，而仅仅作一个姿态呢?我们看不清楚。当时张松也看不清楚。张松写了一封信给刘备，劝他不要走。
张松在信里向刘备说：“现在，我们想办的大事快要成功。您为什么要丢下了这里而走呢?”
不幸，这一封信被张松的哥哥张肃看见了。张肃一则是极忠心于刘璋，二则是在主张上一向亲曹，就不顾真兄弟之情，向刘璋告了密。
刘璋立刻就下令，把张松抓来杀了。这一杀，闯下大祸。刘备因张松之被杀而知道自己对益州的企图已经暴露，没有可能再与刘璋和平共处。刘备很明白，即使撤军离开益州，刘璋也不会让他与他的部队好好地走。于是，二刘之间的战事成为无可避免。
倘若刘璋不杀张松，刘备也许会带他的兵回荆州。我这个“也许”，是建筑在刘备过去的仁义作风上，他一生注重仁义。
“宁人负我，我不负人”；对刘表与刘琮他均未下过辣手。诚然，诸葛亮《隆中对》之中的，兼取荆益二州的政略，他曾经接受过；诚然，他这一次应刘璋之邀而进入益州，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于适当时机夺取益州之意。然而，他内心中的利与义的冲突是一直存在着的。否则，他何以不在刘表生前夺取荆州，又不在刘表死后，刘琮降曹之时，对刘琮作致命的一击(他的将士，人数虽少，却远非刘琮的部下所能抗拒)?
张松确是误了大事。张松不应该写那么一封不必要的信(有话，尤其是像这样重要的话，应该走到葭萌去当面向刘备讲，怎么可以写信?写了信则一定是委托他人代送，那末，虽不必哥哥张肃发现，也可能被代送此信的人出卖)。
张松与法正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很成问题的。不论他们的借口如何，他们对刘璋是百分之百的不忠。
刘璋对法正未加重用，法正不应该因未被重用而出卖刘璋。君子与小人之别，正在于此。君子的处世，是有原则的：合则留，不合则去。不合而仍留，那就该留得很有道德，所谓“为贫而仕”，按照听受的待遇而出力，不必贡献全部的力与智。这叫做，待我以众人，则以众人之身份报之。
上边把我看成了庸碌之辈而不予重用，我只能在下列两种办法之中选择一种：一、不就此职，或辞去此职，在别处另找知己。二、忍气吞声，埋头苦干，做出值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同时，骑马找马，注意更好的工作机会。倘若，既已就职，又不辞职，天天大发牢骚而不肯勤于工作，同时又把职务上的机密，卖给长官或雇主的竞争者，甚至勾结长官或雇主的敌人，卖主求荣，那末，不是小人是什么？
我因此要给法正与张松一个千年以下的“论定”：这两人是小人。
法正早该离开益州。他不离开益州，每月照拿刘璋发给他的薪水，却暗中勾进来刘备，把益州卖给刘备!他不是小人，是什么？他而且是小人之中最坏的。
张松，并不曾被刘璋冷落。他当了益州的“别驾”，在地位上仅次于州牧与“治中”，刘璋有什么地方对不起这个张松呢?法正出卖刘璋，已经该死；这张松以别驾的身份而出卖刘璋，更是该死、死有余辜。也许有人会说，刘璋是不值得法、张二人对他效忠的。那末，法、张二人，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开刘璋？另有一些人，被《三国演义》的纯主观的叙述所迷，以为只有刘备才是值得全中国的人所效忠的对象。小人而能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就不再是小人；君子而站在与刘备相反的立场，就不再是君子。
老实说，我个人连刘备本人都不完全佩服。他一生固然做了不少使得我佩服的事，例如救孔融于北海国被黄巾围困之时，对关、张二人的义气始终如一，屈身三顾茅庐，虚心向一位二十七岁的青年才俊请教(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没有一个刘备来拜访我。现今活到七十一岁，仍旧没有一个刘备上门)。然而，刘备不是圣人，所以也做了若干难以叫我佩服的事，例如，被吕布偷了徐州，不惜厚着脸皮，倒转来向吕布投降；每逢军事失利，就把老婆、儿子一齐丢掉，只顾自己逃命，等等。
刘备不仅不是圣人，而且不是贤人，甚至有时候连英雄都不是。单就夺取益州这件事而论，人家骂他“枭雄”，一点也不冤枉。
依我，刘备该怎么办呢?上策是：为而不有。进入益州以后，劝刘璋下决心，以益州为反曹运动的根据地，广揽天下英雄志士，以有计划的步骤，东联孙权，北取汉中，西结韩遂、马超，第一步椎进到函谷关；第二步请孙权同时出兵，夹击曹操，直捣许县，救出汉献帝。刘备不仅必须言行一致，绝对不盗窃刘璋的益州地盘，而且应该始终以首功让给刘璋，于大功告成以后请汉献帝给刘璋以重赏，自己呢，不妨退隐田园，或留在京城，作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所谓大隐于朝)。
中策是，在进入益州以前，就拜托法正、张松之流，代向刘璋把话完全说得明明白白：“我愿意来益州，帮宗兄(本家哥哥)打张鲁，希望宗兄了解两点：(一)我需要足够的兵力与给养；(二)我不是一个以打平张鲁为满足的人。我的志愿是打平曹操，振兴汉室。宗兄在我打平张鲁以后，不妨派人接管汉中郡。汉中郡应该属于益州牧管辖，但是宗兄必须承诺，在我由汉中继续北进，攻取陈仓(宝鸡)以及长安之时，给我以十万兵与给养。否则，我倘若没有由汉中郡进一步对曹操作战的可能，我只得留在荆州，另作准备，请宗兄原谅我无法抽身。打张鲁的事，请宗兄另找别人帮忙。”
下策是：不接受刘璋的邀请，也不理会法正，干脆始终与刘璋为敌，从荆州进军攻打益州。这一个策略，执行起来相当吃力。因为，攻益州是仰攻，对方的守军不仅是居高临下，以逸待劳。然而，这虽则是下策，却仍不失为一种策略。这至少是一种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的行动。
比下策更不如的一种办法，便是：先和刘璋做朋友，答应替刘璋打张鲁，接受刘璋的礼遇和厚待，而终于突然翻脸，以怨报德、杀害刘璋的爱将畅怀与高沛二人，不践言向北进军打张鲁，反过来向南进军打刘璋。这是一种什么作风?也许有《三国演义》的读者，还要替刘备辩护，说：“刘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为了打曹操，不可没有益州这大块地盘。为了取得这一大块地盘，只好暂时对不起刘璋一下了。”
我也读过《三国演义》，我也认为刘备比曹操好，而且好得多。但是，我绝对不赞成刘备或任何人，只顾目的，不挥手段”。目的是正义，而手段与正义相反，如何说得过去？并且，用反于目的之手段，以求达到反于手段之目的，又怎么能够达到?古语说，“南辕北辙”，正是指的这种作风。
我并不是一个拥护刘璋的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打刘璋未尝不可，然而不可以于做了朋友以后才打。
刘璋在杀了张松以后，随即命令各地将领，不再把公文送交刘备，刘备召见刘璋的白水军的司令杨怀与将军高沛，骂了他们一顿，将他们斩首。
刘璋、刘备成了仇敌。刘备一面派遣黄忠与卓膺，带兵向涪县(绵阳)前进；一面亲自冲进白水关，接收杨怀与高沛所遗留下来的白水军，先叫白水军的军官与兵士每人都把家眷留下来当“人质”。然后就率领这些军官兵士，开到涪县，与黄忠、卓膺二人的部队会合。
涪县很快就被攻下，刘璋的主力退守绵竹县。刘璋加派一个姓李名严的人，做守城的“督”。这李严守了不久，就伙同费观等人向刘备投降。
刘备进一步包围雒县(四川广汉)。围了差不多一年，破不了城。守城的是刘璋的大将张任。张任的部队，射死了刘备的两个“军师中郎将”之一：庞统(另一位军师中郎将是诸葛亮，留在荆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