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细说三国》内容介绍
《细说三国——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内容介绍：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系已故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着。作者以生动别致的“讲史”形式详细讲述了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书中不但将三国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剖析、介绍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加上作者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让读者更深刻、更有兴趣地了解历史真相。作者还善于用现代人所了解的名词去解释历上的各官职和家族关系等，使全书显得通俗易懂。本书则是丛书中最富可读性的一种。
图书目录：
代序（序一）
说三分——序黎东方先生《细说三国》（序二）
原出版自序 写在《细说三国》之前
中国大陆版自序
一 合久必分
二 黄巾
三 董卓
四 吕布
五 袁术
六 公孙瓒
七 陶谦
八 早期的刘备
九 袁、曹之战
一○ 乌桓
一一 公孙度
一二 公孙康
一三 公孙渊
一四 孙策
一五 孙权
一六 诸葛亮
一七 赤壁
一八 孙夫人
一九 荆州问题
二○ 益州易手
二一 曹操收降张鲁
二二 刘备攻取汉中
二三 刘备称王
二四 孙刘翻脸
二五 汉吴同盟
二六 诸葛亮北伐
二七 诸葛亮的为人
二八 蒋琬
二九 费祎
三○ 从董允到樊建
三一 曹家的事
三二 孙家的事
三三 刘家的事
三四 司马懿
三五 司马师
三六 司马昭
三七 姜维
三八 分久必合
出版说明
一、本书原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分为上下两册出版，今合为一册。
二、由于两岸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的差异，经作者同意，在这次出版时，我们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提法稍作修改。因受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难以修改的部分，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
编者
代序(序一) 顾毓琇
人类有文化，文化成历史，历史即文化。
黎东方教授将重印《细说三国》，函嘱以诗词代序．一九九二年以后，余已停作诗词，因此只能抄录旧作若干首，以应雅命。
满江红
长江赤壁(上阙)
滚滚长江，浪淘尽，英豪俊杰。叹蜀相，鞠躬尽瘁，出师未捷。借箭东风烧赤壁，抚琴天水悲明月。至今留，两表见忠贞，空心血。
临江仙
用李清照韵
玄武名湖湖水涨，紫金山色青青。挑灯夜饮到天明。春归碧霞岭，人老石头城。 金粉六朝多少恨，秦淮旧事伤情。苍松犹在放芳馨。玉笙吹散曲，花影惜飘零。
南乡子
用辛稼轩韵
滚滚大江流，无限风光黄鹤楼。天下兴亡多少恨，休休。明月轻舟赤壁游。 极目望神州，大地丰收众志酬。千古英雄无敌手，悠悠。如画江山何所求。
菩萨蛮
用辛稼轩韵
贺兰山下西江水，长安北望离人泪。街雁报平安，可怜江上寒。 春光留不住，江水东流去，江岸有垂杨，能教夏日长。
以上数词，分咏南京(吴)、成都(蜀)及长安(魏)。兹录二词，祝文艺复兴，以颂黎东方教授的历史名着。
临江仙
文艺复兴 一九九一年
文艺复兴今日事，开来继往精神。山河大地尽回春。九州同意志，五族一家亲。 诗圣词仙书画妙，况加科技更新。年丰物阜最堪珍。仁人心日月，天际摘星辰。
一 剪梅
一九七二年
浩荡长江卷浪花。大哉中华，美哉中华。黄河一泻倾天下。复兴文化，发扬文化。 雪耀昆仑映日斜。易水悲笳，胡马鸣笳。巍峨五岳彩云霞。爱我邦家，护我邦家。
黎东方教授受业于梁任公先生。任公先生在清华讲《历史研究法》，东方教授得其真传，留学巴黎，讲学美邦，着作丰富，发扬文化。
作此代序，祝寿而康。
一九九八年十月于费城
时年九六
附诗四首
(一)和李白《忆东山》
奇才楚屈子，汨罗起浪花。
江山摇落处，空忆贾长沙。
(二)和王之涣《登鹳雀楼》
长城延万里，黄河九曲流。
千年大雁塔，天际耸层楼。
(三)和杜甫《蜀相》
锦城翠柏早成林，丞相祠堂最足钦。
自有丹心昭日月，长留华表矢忠忱。
三分天下隆中策，六出祁山汉帜临。
昭烈帝陵呵护在，英雄终古感知音。
(四)和杨慎(升庵)《武侯祠》
茅庐三顾怀先主，诸葛画谋史迹闻。
剑阁关山愁落叶，锦城江水漾秋分。
回想蜀汉争雄日，怅望峨眉入暮云。
五丈原头想往事，猿啼巫峡绿沄沄。
说三分(序二)唐振常
说三分——序黎东方先生《细说三国》(序二)
唐振常
黎东方先生既以九二高龄于一九九八年初逝世美国，他那写完出齐从史前到民国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雄伟计划，自然中道而废，这于黎先生的名山事业自是莫大遗憾，而对喜读“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众多读者来说，更感损失无穷。所幸黎先生生前已有台湾传记文学丛刊《细说三国》上下册之刊行，上海人民出版社信守前约，今兹出版《细说三国》大陆版，我承命续为之序，今番拜读黎先生两年前寄来的这部大作，写下这篇序文，惜不能就正于黎先生之前了。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三国史只不过是短短的一段。但人物多，事件多，头绪纷繁，错综复杂，治这段历史的人或如治棼理丝，或如串置散钱，能够综而贯之，然后考其得失，论其精要，以为后世之鉴，殊非易事。偏偏这段历史又很热闹，又很有趣，吸引了后世众多的读者。这就形成一种现象：欲知根底，便深读历史；可是往往深读而仍不明究竟，甚至是愈读而问题愈多。陈寿的《三国志》，分写魏蜀吴，实是不得已的办法。正因为分而写之，每成割裂，人物与事件不能综贯，甚至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志》中说法不同，读者取舍难定。读陈寿书，如不辅以裴松之《注》或其他材料，往往使人糊涂。此本是史书常见之事，不独《三国志》为然。但于三国历史，尤增人困惑者，则在古典小说名着《三国演义》之盛行。《三国演义》真真假假，大大影响了三国史，造成了读者印象中三国史的假假真真。小说紊乱了历史，以此为最。加上京戏舞台上搬演三国故事最多，亦复掺假。历史之有演义，非只《三国》一部。而《三国演义》最为深入人心，说明三国史之吸引人。三国史之吸引人，非从《三国演义》成书开始，应该追溯到讲史之“说三分”。
“说三分”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一种形式，起初专门说讲三国故事，以及摭而大之。陆游“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蔡中郎者蔡邕，东汉末人，不过这并非“三分”之主题故事政治与战争，而衍化成了赵五娘琵琶记的爱情专题。从陆游此诗，一可见说书听书的盛况，一已显露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当然，放翁轻轻的一笔“身后是非谁管得”，如今发展到了伊于胡底的种种怪现象，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历史被糟践到了不成样子，远非放翁当年所能想象。
黎东方先生是前辈史学家，又继承了讲史说三分的民间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后方各大城市多作历史演讲，讲得最多的是三国故事，他是真正的“说三分”专家。当时，学生，教授，商人，市民，军人，各阶层的人都喜欢听他讲史。他所讲的是历史，不是演义。难得他多少年以后还坚持下去，尽管他或许不作口头的讲史了，却以其治史讲史所得，笔之于书，于是，我们读到了他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已成的元、明、清、民国初年诸史，和现在这一本《细说三国》。
《细说三国》是真正的说三分。全书三十八章，第一章“合久必分”，是总纲，简述东汉末年形势。第二章至第三十七章，多冠以人名，由人物带出事件，间插入事件的命题，仍归结于人物，第三十八章“分久必合”，是收尾，写蜀、魏、吴的灭亡，殿以刘禹锡《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战争过去，人世循回，怀古念今，意气油然。话题转入各章中所未曾及的三国时代的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科学诸方面，约而举之，以为结束。
读竟全书，以为黎东方先生所写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正因他对三国史深有研究．每在叙述过程中，能指出正史之误，对于陈寿《三国志》他不轻信，指出所记不实或各传互为矛盾之处甚多，如诸葛亮究竟斩了马谡与否，陈寿本人就有三个不同的说法。黎东方先生于此，提出“历史不可深考性”，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与胡适之先生引张载说，指出研究当于不疑处有疑，是从事之两面去探究真实的科学原则。黎东方先生写三国史，必然时时会意识到《三国演义》的存在与真真假假的混淆历史，他指出了《三国演义》的以假乱真，如张飞绝非莽汉，而是写得一手好字、善画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陈宫非真实，陈宫叛曹另有原因。凡此，皆一新耳目。尤难者，辈东方先生在维护真史的基础上，能指出野史之有可信。举一例，孙策讨黄祖，为父报仇，卢溥《江表记》引野史《吴录》载孙策所上《表》一篇，黎东方先生以为绝妙之文，引之书中，读后确感是佳文。黎先生细考《表》中所记从征将领。在《吴志》各传中皆有如实记载，断言此《表》为真。如黎先生所言：“野史包括了真实。”
其二，读史书，往往最弄不清官制与地名。而二者一经混淆，便成混乱。《细说三国》对于宫制和地理沿革，大费功力，作了认真考订，乃得其实。如当时所谓扬州刺史，其治地并不在今之扬州，应是九江郡的寿春(安徽寿县)，辖境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与长江以南的江苏，就是没有扬州。今日的扬州，在东汉末年属于徐州，称为广陵。又如，火烧赤壁实是火烧乌林。赤壁在江南，乌林在江北，赤壁之战只是序幕，火烧大战实在乌林。凡此，不搞清楚，必误读历史。官制变化多端，更须注意时代之异。邓广铭先生曾有解读古史三把钥匙之说，信乎其言。《细说三国》随分点染官制、地理沿革的变化，使读者得明真相，真是一大功德。
其三，如黎东方先生所指出，中国史书多重纪传，而纪传体之失，在于分割事件，其结果乃成重人物而不明事件。《细说三国》尽管各章多以人物名篇，而着重写的则是人物所做的事，没有事件则失去了人物，因之，人与事乃相连结，索然可解。书中对事件之尤着力者，是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在两次事件中，写出了人的活动，不同性格人物的活动，所以事件与人物乃为有机构成。黎先生在他写的人物中，也时发议论，如对曹操、刘备、诸葛亮，就发了很多议论。我以为读者对他的议论，可以同意或不同意，要皆为其治史论人有得之见。中国史书纪传确有佳作，史迁班书以后愈演而愈成一种套式，只是把不同姓名的人往里面一套，以致流为履历表，于事不明，于人不可解，实在乏味。黎东方先生以其活泼之文，论人论事。也为史书增加了几分清新，其可取也。
是为序。
二○○○年四月四日草，十四日修订
原出版自序
——写在《细说三国》之前
黎东方
××主编要我把当年在重庆“开讲三国”的经过，向年轻一代读者说一说。我真有点不好意思。怕说得太多了，叫人难以相信。所以，我只想轻描淡写说一下。当年在重庆捧过我的场，而今日在台湾的，人数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到今天还在背后捧我，见面的时候鼓励我。他们甚至“加油添醋”，给了我不少我无权接受的荣誉。例如，说我讲了《红楼梦》，又说我是中国最早的一位演讲卖票的人。
在中国最先以卖票的方式演讲的，不是我，而是战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他所讲的是政治问题。在重庆最先以卖票方式演讲的，似乎是我。但是，龚德柏先生说，是他。大概是他，也许还是我，记不清了。
在外国首先卖票演讲的，可能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也许是另一人。让将来的有心入。以这个题目写一篇博士论文罢。
我开始讲《三国》的一天，是1944年9月24日，一连讲了十天。地点是在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为什么要在实验剧院?因为，院长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当时名叫蓝苹，其后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员的老师)；王泊生把该院的大礼堂借给我，不收场租。
为什么要讲十天?因为，一天讲不完。说书人讲《三国》，讲上一两年。也每每讲不完。十天，只不过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与若干值得一谈的小事，浓缩了又浓缩，给听众提供一个提纲挈领的叙述而己。十天的讲题，每天换一个，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十天是“分久必合”。
根本，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卖票？为什么不讲别的，偏要讲《三国》?为什么要讲?是为了卖票。不是为了讲而卖票，是为了卖票而讲。为什么要卖票?因为穷。为什么穷?因为通货膨胀。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四十担米。到了 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当时，有了免费的场子，我却没有现款去登报上的广告、印刷入场的票。好心的《中央日报》社同仁，特许我先登广告，后收广告费。印刷公司也让我先印入场的票，后收印刷费。在门口卖票、收票的，是几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们纯尽义务，不收报酬。
没想到，一炮打响，穷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第一天，便来了三百多人。每人的门票是法币四十元(当时美金一元的官价，是法币二十元)。一连十天，总收入相当于我的教授薪水几十个月。
其后，重庆近郊化龙桥的热心人士，邀我去作了一串演讲，重庆下半城的民众也邀我到都邮街附近的合作会堂，讲了一串。这两串．我都只讲了五天。一方面，我似乎觉得钱赚得太多，会遭造物者忌；一方面，也确是精力有所不及。天天晚上站在那里，一口气指手画脚，说上两个多钟点，一连五天已经够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讲十天，是因为在下午讲，并且当时颇有点要钱不要命的决心)。
再其后，到了泸州、昆明，每每只讲三天。分别以曹操、孙权、诸葛亮为主题。三天的收入，当然不比十天的多。于是，我又添了唐朝与清朝两个“戏码”。唐朝的三个主题，是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清朝的三个主题，是康雍乾、太平天国、慈禧。有时候，专讲太平天国，便以洪秀全、石达开、曾国藩三个人为主题。
胜利以后，我在南京、贵阳、安顺也讲了几次，后来用九百六十张讲演票的收入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的小飞机“包机”的费用。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向我道贺，他说：“的确，全国还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钱包过敝公司的飞机。您比胡适之有办法得多了。”我说：“哪里，哪里!我所花的却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钱呢。是热心于听我演讲的，成千的可爱可感的听众的钱呢。”
为了报答这些可爱可感的贵阳听众，我特别破例写了简要的讲辞大纲，每天印了一张报纸，折起来，成为十六开的薄薄的一本“分册”，题为《新三国》，定价每分册银圆五分，一共有六个分册。
这《新三国》，其后在旧金山与槟榔屿均重印了一次。吴俊升先生交了一部给浦家麟先生，于是远东图书公司也发行了台北版(未订版权买卖契约，只是租赁版权性质)。
现在，我开始用“细说”的体裁写《细说三国》，以就正于台北及世界各地的读者诸君。这细说体裁的《三国》，应该与演义不同，也与《新三国》不同。它将与《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等等成为姊妹篇。倘若《细说清朝》已蒙万千读者谬许为可读性颇高，则这部《细说三国》的可读性，有希望不比《细说清朝》差。因为，三国人物的本身，就比清朝的所有人物更富于传奇色彩。
我是一个大愚若智的作家。有人说我“聪明绝顶”；其实我是笨到极点的人，只是外表略带秀气而已。有许多事情我想不通，有许多道理我弄不明白，有许多句子我写不顺。我只是懂得，像我这样的笨人，惟有埋头苦干才能得救，惟有把句子一改再改，才念得顺，惟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我这个文章“厨子”，所做出来的菜未必色香味俱备。但区区微衷，很希望读者诸君吃了容易消化。
这却《细说三国》，不是《三国演义》或陈寿《三国志》的修订本，也不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的改编。这三部书各有千秋，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动。
民国时代的卢弼，编了一部《三国志集解》。堪称为我们之中的裴松之。他有裴松之的耐心，抄录了不少裴松之以后的雪泥鸿爪。吕思勉、祝秀侠与姚季农、李则芬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对《三国志》贡献最大的，直至今日为止，恐怕依然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作补注的裴松之，与《资治通鉴》及考异的编者司马光。我的法宝，也就是他们写的这几部书而己，不惜对读者“和盘托出”，为的是让后起之秀能够写出比这《细说三国》更好的书。此外，碑铭、地方志，有关各人的文集诗集，与当代各方学者的短篇论文，也都是我的法宝，趁此一并公开。
中国大陆版自序
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老友李新民教授，是他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使得我获得该社的礼遇，得以于离开故乡父母之邦五十个年头以后，重新能与祖国史学界以文字相会，共同切磋，增进知识。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全仗她耐心从事，重行校订我这四部拙着，使得用字遣词，合于大陆青年的习惯，也在若干方面沟通了两岸的术语。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史界祭酒邓恭三(广铭)先生，他以九十高龄，为了我的文幸，写出洋洋洒洒飞情文并茂的介绍辞.使得当今后起之秀不再对我陌生，也同时略率愉扬，兼寓针贬。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借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本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干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
黎东方
1996年12月12日，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这是作者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时所写的自序。
《细说三国》一、合久必分
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
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们这礼义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拨乱反治”。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而我们中国每逢“天下大乱”以后，不久便“形势大好”，一冶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道，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而真的合了?“人”的关系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决心与能力，是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倘若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两汉的大一统局面，维持了四百多年；种种机构已经磨损、腐蚀，不再管用。分的趋势，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央，剥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阴补阳。
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减轻了赋税，因袭了秦的“三权分工”的制度，加上武帝以后之征用全国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学术。
所谓“三权分工”，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同。在没有三权分立之时，这“三权分工”究竟要远优于霍光以后之权臣包揽一切了。
所谓征用全国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国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选拔，留在身边训练、察看，然后再分别任用为县令、县长，于任期完满以后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渐升为中央的九卿(部长)、三公(院长)。
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是虚衔(加官)，大将军在平时没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权，由于替皇帝“录尚书事”。尚书原是宫内的小官，在皇帝身边管文书。霍光以宫外的大官的身份，“录”起皇帝的所有的文书事务来，这就成为丞相与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皇帝。
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浅显的话来说，霍光替皇帝代阅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虽则是写给皇帝的；事实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处理。
霍光以后的外戚如王莽、窦宪、邓骘、阎显、梁商、梁冀、窦武、何进，都于种种不同的加官与虚衔之下，大权独揽，宦官的领袖们，有时候大权独揽，有时候几个人合伙。作“集体领导”，如单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赵忠与张让等十二常侍(俗称“十常侍”)。
东汉的皇帝们，在和帝以后都是短命的人。寿命较长的桓帝，死时才三十六岁。灵帝死时，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和帝自己，二十七岁。其余的，两位少帝，与质帝、冲帝、殇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顺、桓、灵之所以短命，因为后宫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顺、桓、灵，留下了年轻的寡妇，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们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父亲(国丈)，或哥哥、弟弟(国舅)。于是窦、邓、阎、何等几家外戚，便先后当权。
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亲生的，则问题比较简单；倘若是“抱来的”(由别支皇族过继而来的)，那就每每发生小皇帝略为长大以后，就被宦官挑拨利用，以政变的方式推倒当权的国丈或国舅，使得大权落入宦官之手。
中央的政治机构，由于不再有三权分工，一坏便全部都坏。地方官吏之推选孝廉，成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竞争不过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于是现任的及未来的官吏，从上到下，极大多数成为贪污分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残喘于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
东汉在经济上，本可以比西汉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够解救的奴隶，逐渐地解救了。光武帝又尽量减少贵族与大官的俸禄，尽量不卷入西域各国的纠纷，军队的开销缩小，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可以休养生息。
可惜，由于政治的结构出了毛病，人民在赋税方面的负担，表面上比以前少，事实上比以前多。公开的负担少，暗中的负担多。所谓暗中负担，第一是铜钱贬值。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元年，一共铸造了二百八十“亿万”(所谓亿万，是十万万。二百八十亿万是二千八百万万)。东汉的铜钱流通量，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做量人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做“平衡国家收支”。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在顺帝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数字上是六十万万，等于是西汉两百年所铸铜钱的总数之百分之二以上。
其他的暗中负担，是官吏的种种摊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贿赂。
官吏的生活费与娱乐费，都是取之于老百姓的，却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让它荒废不修。黄河决口；别的河流也颇有泛滥的。大水之年以后，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灾与旱灾，轮流地逼得老百姓没有日子过。天公又不作关。老天，不仅对人世间贪污横行与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视若无睹，而且助纣为虐，于水灾、旱灾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虫、瘟疫。
东汉末年的人民，对洛阳的中央政府失望，对老天也失望。于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的鼓动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将死；倘若能另有一个新的老天、新的上帝来替代这生病将死的老天，该有多好!张家三兄弟告诉他们：这苍天确是生病将死，替代这苍天的，将是黄色的天。你们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头裹黄巾，便能于天崩地陷、宇宙换一纪元之时得救。结果，有三十六万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张家的黄巾组织。
《细说三国》二、黄巾
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的失败的农民革命之一。
它的人数不为不多，组织不为不强，它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人物之不学无术，既没有对于当前客观环境的正确了解，又没有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与理想政府的构想，更不曾聚集或培育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人才。
作为黄巾徒众之大头目的张角，及其两位弟弟张宝、张粱，懂得的只是以画符念咒、喷水治病的魔术或催眠术，用来广收信徒，借以推倒汉朝及其政府。汉朝的各级政府，何以会在安、顺、桓、灵诸帝之时坏到那种田地?要用什么样子的政府来替换这东汉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杂税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要用什么措施来铲除当时经济上的病根?这些大问题，不是张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们所能想得出的。
他们，正如其后若干次的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黄巢、李自成等等)，只不过是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凭着一时冲动，“为革命而革命”、“先破坏了现状再说”!从开头起，他们便不想睁开眼睛，而只肯闭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动，安得不失败呢？
计划，张角不是没有。他活动了十几年，遣派大弟子八人分头到各地区活动，吸收了三十六万左右的徒众，以一万人为“一方”，有些方超过一万，有些方不到一万。每方，设一个“大帅”。这三十六万人，遍布于十二州之中的八州【剪文公：七州？】：位于今日河北省的冀州、幽州，位于今日山东省的青州、兖州，位于今日河南省及湖北省、湖南省的豫州、荆州，位于今日江苏省的扬州。
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边的中常侍封谞与徐奉二人。这二人加入了他的组织，愿作内应。
他预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初五日，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事。徒众一概以头裹黄巾为号。
这起事日期，由于有一个姓唐名周的叛徒向汉朝政府告密，不得不提前在二月某日举行。唐周的告密，使得张角一位负责洛阳地区的大帅马元义被捕，受车裂之刑；也使得宫内宫外有一千多名徒众被捕、被杀。否则，洛阳可能在三月初五日一夜之间被马元义率领的这一支黄巾军占领。
这边，在洛阳的汉朝政府立即行文到各州各郡，尽量捉拿张角及其所有徒众；那一边，张角也十分紧张，在暗中通知各地徒众，同时举动。
举动的一天，张角在他的家乡冀州巨鹿郡，自称“天公将军”，叫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巨鹿郡的郡城，不是今日河北省的巨鹿县，而是在巨鹿县西北很远，今日宁晋县西南的地方。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均说张宝是老二,张梁是老三。司马彪《九州春秋》与袁宏《后汉纪》，以为张宝是老三，张梁是老二)。
张角的黄巾徒众，到处攻村庄，攻市镇，遇到衙门就烧。汉朝的地方官吏敢抵抗他们的很少。原因是：他们人多。不到十天，就“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在南阳响应他的一位黄巾头目，是张曼成。在河北蠡县之南博陵的，是张牛角。张牛角战死以后。由楮飞燕继为头目，褚飞燕改姓名为张燕，不久便把部队增加到一百万人左右。此外，各地的重要分子有李大目、张丈八、陶平汉、雷公、白雀、波才，等等。
洛阳的汉朝政府，派三个中郎将到冀州、豫州，分别讨伐张角及波才等人。派往冀州的，是“北中郎将”卢植。派往豫州的，是“左中郎将”皇甫嵩与“右中郎将”朱儁。
卢植是刘备的老师，也是刘备的小同乡：生长在冀州涿郡。他以极少的兵，对张角的基本武力作战，竟然能把张角围困在今日河北省威县之东二十九里的汉朝广宗县城。灵帝派了一个姓左名丰的宦官来视察，卢植不向左丰送钱，左丰回去报告灵帝，说卢植有力量消灭张角而不肯卖力。灵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卢植逮捕，用槛车(囚笼)押解洛阳，派“东中郎将”董卓来带卢植的兵。
皇甫嵩出生在民风强悍的边地凉州安定郡朝那县(朝那县城的地点，在今日甘肃平凉县的西北)。他的曾祖皇甫棱与叔父皇甫规，均为“度辽将军”，可说是军人世家。他的祖父皇甫旗做过扶风都尉父亲皇甫节做过雁门太守，他本人被推举为孝廉，做过中央政府郎中(相当于今日的司长)，也做过霸陵与临汾的县令，被调回中央做“议郎”(地位在今日的顾问与参议之间)，转升为北地郡太守(北地郡包括宁夏的黄河两岸及甘肃的庆阳一带，东汉时的郡治，在灵武县东南)。这样看来，皇甫嵩似乎又是一位标准型的文官。
他留在历史上的令名，是一手平定了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他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位名将。汉朝的读书人，原是文武合一，不曾离开孔子所创下的射御与礼乐书数并重的教育传统。中国到了清朝中叶，仍然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几个文人，先后担任统帅。只是到了民国初年，有了保定军校，文武才分了途。
皇甫嵩会同朱儁，把豫州颍川郡的黄巾打平。他于决战之日。用夜袭兼火攻。黄巾徒众本是乡下的种田人，过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白天精神抖擞，到了黑夜就酣睡如泥。皇甫嵩对他们实施夜袭，可说是看准了他们的弱点。皇甫嵩之所以用火攻，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的头目毫无知识，竟然“依草结营”。这河南禹县附近“长社”的一战，皇甫嵩杀了几万名黄巾。大头目波才率领残部逃往阳翟(禹县)，被皇甫嵩追击，再度击溃。皇甫嵩附带扫荡了汝南郡与陈国(河南大康县一带)，及东郁(山东濮阳县一带)的黄巾。
张角等人在冀州(河北省中部)，于卢植被槛车召回以后，打败了卢植的继任人董卓。汉灵帝的朝廷，命令皇甫嵩去。皇甫嵩移兵向北，在广宗与张角的弟弟张梁决战，所用的方法又是夜袭。这一次，不在深夜，而在凌晨鸡鸣之时，张梁全军覆没，被杀了七万多人，投水而死的黄巾又有五万多人(张角这时候已经病死，皇甫嵩开棺剉尸，割下他的头，送往洛阳)。
张角的另一弟弟张宝，逃去了“下曲阳”(今日河北省晋县之西)。皇甫嵩指挥巨鹿太守郭典，同往追击，捉住张宝，斩他的首。据范晔说，十几万黄巾徒众也同时被斩首，合埋在下曲阳的城南，造了一个很高很大的坟(京观)。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会觉得皇甫嵩不该杀人如此之多。汉朝以及迄于清朝的各个朝代的法律，有关“造反”的刑法一向是很严酷的(后来，黄巾在中平五年再起，曹操在青州，即山东北部，打败他们，不杀而加以收编，这是曹操比皇甫嵩高明之处)。
皇甫嵩立了大功，被拜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为槐里侯，食邑八千户。不久，由于在凉州造反的边章与韩遂等人，进兵威胁长安一带的“三辅”之地，朝廷把皇甫嵩从冀州调回迎敌，大宦官(中常侍)张让向他要五千万钱，皇甫嵩不给。张让在灵帝面前，告皇甫嵩一状，说他打黄巾无功，又浪费了公款。灵帝立刻收回了皇甫嵩的“左车骑将军”的印绶，削减食邑六千户，改封为“都乡侯”。
《细说三国》三、董卓
董卓是凉州临洮郡人，与皇甫嵩是大同乡；但出生在豫州颖川郡轮氏县；父亲在该地当县尉，主管境内的治安与兵役。
董卓生下不久，便被父亲带回凉州，和羌人混在一起。那时候羌人已经占了凉州不少地方。董卓天性好斗，力气不小，会骑马，又会左右开弓，喜欢腰挂双弓。他能打仗，可以当小军官，而不是将帅的材料；读过兵法，却食而不化，不会运用。政治，他却颇为擅长；可惜也只是长于权谋，不明大道。
他发迹很早，在本州做过“兵马掾”，主管武器与马匹；在中央当过“羽林郎”(羽林营中的军官)。不久，他被派在中郎将张奂下面当“军司马”，对汉阳郡的羌人作战，立了微功，升为“郎中”，慢慢地又由郎中升为“西域戊己校尉”。
汉朝校尉的军阶不低，不是今日的校官尉官可比。校尉仅次于将军，而将军的人数极少。最高的一位校尉，是“司隶校尉”，所辖的地域是京城及其外围各郡，等于一个州，称为“司隶校尉部”。他的职权，很像是首都警备司令兼全省保安司令。
西域是新疆天山以南各地。“戊己校尉”没有“部”；西域便是他的“部”。戊己两个字，很费解。原来，这两个字代表东西南北以外的地域(甲乙是东，丙丁是南，庚辛是西，壬癸是北)：用在此处，意思是“带兵巡回各地，没有固定的辖区”。
董卓在新疆住了不太久，便丢了官。他很有办法，很决就东山再起，作了并州刺史，又升为河东太守。刺史管一州，职位低，年俸只有(名义上的)六百石粮食。太守管一郡，地位高，权大，兼管民政军政，有权指挥本郡的都尉，年俸有(名义上的)二千石。
中严元年，黄巾造反，董卓被拜为“东中郎将”，派到冀州作卢植的继任，打张角，被张角打败，又丢了官。
中平二年，凉州的造反者在边章、韩遂二人的率领之下，打进了陕西渭河流域，“三辅”(三辅，是汉朝的三个郡：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郡，长安之右的扶风郡，称为“右扶风”，长安之左为冯翊郡，称为“左冯翊”。扶风的中心是咸阳，冯翊的中心是大荔)。朝廷慌忙从冀州调皇甫嵩回来，也起用了董卓，任命董卓为“中郎将”，不再加一个“东”字。皇甫嵩与董卓这一次均不能胜过凉州叛军。朝廷改派张温来做主帅，拜张温为“车骑将军”，不像对皇甫嵩那样，加一个“左”字。董卓又升了官，由“中郎将”改为“破虏将军”，算是列入将军的一类了。
董卓打了败仗而仍能升官，可能是由于懂得“政治”，懂得送礼的重要，懂得如何送，以及送给什么人。
张温在中平二年冬天，打了一个小胜仗，把边章、韩遂赶回榆中县城(甘肃省榆中县西北)。张温派一位部下一一荡寇将军周慎，带三万兵去追击。周慎不听孙坚的话，被边章、韩遂打败，丢了辎重与车辆，狼狈撤退(孙坚当时是张温的“参军事”，相当于今日的高级参谋。孙坚劝周慎以奇兵断边章、韩遂的粮道。周慎不听，只晓得以全力围攻榆中县城；自己的粮道反而被边章、韩遂断了)。
董卓与周慎的地位差不了多少，张温也给他三万兵，叫他去打先零种的羌人；他走到天水郡的望垣县，就被敌人围了，几乎全军覆没；用了他的小聪明，伪装筑堰捕鱼，军队在堰的那一边渡过了河，逃走，“全师而还”，有功，受封为斄【li，①硬而鬈曲的毛，可以絮衣服。②牦牛：“今夫～牛，其大若垂天之云。”；tai，古同“邰”，古邑名，在今中国陕西省武功县南。】乡侯。
边章与韩遂在中平三年发生内讧。边章死于韩遵之手。韩遂而且杀了其他的同伙，如北宫伯玉和李文侯，兼领了这些人的部队。
韩遂带了十几万兵，围攻陇西郡的郡城(甘肃省临洮县东北)。陇西太守李相如，向韩遂投降，参加他的造反。他们共同杀死凉州刺史耿鄙；耿鄙的一位姓马名腾的“司马”，也作了韩遂的同志。
为什么凉州有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反叛汉朝的武力呢?因为在洛阳的宦官及其在凉州的爪牙，激怒了北地郡的羌人与枹罕县、河关县的汉人。他们在中平元年冬天共同推戴了湟中郡的归化胡人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为领袖，以声讨宦官为造反的借口(枹罕与河关两县均在甘肃西南部。湟中郡在青海省的东南部)。
马腾是马超的父亲。自从马腾入伙以后，凉州造反者的声势更加浩大。他们在中平五年围攻陈仓(陕西宝鸡)。朝廷升皇甫嵩为左将军，升董卓为前将军，带了很多兵来，才解了围。
董卓因此又再升为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管钱的“少府”。董卓却嫌九卿的地位不够高，不肯来洛阳就职。朝廷就改派他为并州牧。州牧比刺史大，也比太守大；主管一州的军政民政，不像刺史只是刺探与监察郡以下的官吏而已。
朝廷叫他把部队交出来，统归皇甫嵩指挥。他不交；把部队带去了并州，驻在河东，待时而动。
朝廷中的大将军何进，不仅不惩办他，反而求他进兵洛阳。他带了三千兵赶来洛阳；到达之日，何进已死。
何进是被宦官们杀死的。宦官之中的蹇硕，先被何进杀死。这是又一次的宦官外戚之争，也是东汉的最后一次。
事情发生在灵帝死后不久。灵帝死在中平六年四月丙辰日，不曾来得及先立太子。比较大的一个儿子，是十四岁的皇子辩，为皇后何氏所生。另一个儿子，是九岁的皇子协，为王美人所生；王美人已死，这个皇子协是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抚养大的。
传说，灵帝将死之时，有意立皇子协，吩咐蹇硕执行他的遗命。蹇硕身体肥大，手握重兵，官居“上军校尉”，统辖了袁绍、曹操、冯芳等其他七个校尉。
蹇硕真可能不曾受有如此的托孤之命；或是能力太差。灵帝死后的第三天。继位为皇帝的并非皇子协，而是何皇后的儿子皇子辩。皇子辩在历史上被称为“少帝”(他是东汉的第二个少帝。第一个少帝，是殇帝之后，安帝之前的一位)。
何皇后临朝称制，以皇太后的身份替少帝当家。她的哥哥何进，在中平元年三月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之时，已经受拜为大将军。现在，她叫何进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袁隗“参录尚书事”。袁隗被加官为“后将军”，对何进很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