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四个月，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三月己卯日，司马昭叫少帝曹奂升封自己为晋王，封地由十郡增加为二十郡。
司马昭作了晋王，本可以再进一步，升自己为皇帝。然而八字不够好，当晋王只当了一年又五个月，便在咸熙二年八月，一命呜呼，享年五十五岁。
《细说三国》三七、姜维
姜维是(甘肃伏羌西南)天水郡冀县的人，少年丧父，被母亲抚养长大，教育成人，他对经学颇有研究，喜欢郑玄一派的注解。他在本郡的郡政府当过“上计掾”，在州政府当过“从事”，升为“中郎将、参天水郡军事”。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天水郡的人民与若干官吏都响应了诸葛亮的号召。当时，姜维与功曹粱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都跟随天水郡的太守马遵，在外县出巡，马遵怀疑姜维等人都已经有意对诸葛亮响应，便瞒着他们，独自一人去上邽，闭了城门，设防。
姜维等人发现了马遵已走，就迫到上邽，不料上邽的城门已闭，他们只得退往冀县，冀县的城门也闭了。他们无路可走，一起奔向蜀汉军营，向诸葛亮投降。
诸葛亮很赏识他，把他带回汉中，任命他为丞相府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官衔。他的年龄只有二十七岁，诸葛亮就把他拜为将军，是因为一则他已经是“中郎将”了；二则他确是“凉州上士”，“才兼于人”。
诸葛亮对姜维极为器重，说他非当年的马良与李邵可及；说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姜维的尤其可贵之处，是他“心存汉室”。
诸葛亮决定：把自己所知道的军事学识，完全传授给姜维，然后，送他到成都觐见后主，请后主予以重用。
姜维很专心听诸葛亮的教诲；后主也先后升姜维为中监军、征西将军。
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公元214年)去世，姜维被召回成都，改任“右监军、辅汉将军”，统率在成都及其附近的所有部队；而且封他为平襄侯。
大将军蒋琬在延熙元年(公元238年)率领大军进驻汉中，姜维跟了去。其后，蒋琬改任大司马，叫姜维以“司马”的身份带一支“偏军”，向敌方的西边进展。
延熙六年，他做了“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十年，升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
《三国演义》说姜维“九伐中原”，错了三个字，只有“九”字不曾错。姜维前后一共有九次用兵，但地点都不在中原。
这九次，第一次是在延熙十二年。当时，费祎抑制他，不让他带足够的兵去打，只给他不到一万人。费祎是一个知守而不知攻的人，并且是失败主义者。他向姜维说：“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姜维带这一万兵去陇西郡，被邓艾打败。次年，延熙十三年，费祎让姜维再去打一次，而所给的兵也是不到一万。姜维不仅不敢像诸葛亮那样指向上邽或五丈原(诸葛亮有十万兵以上)，也不敢再到陇西找邓艾打，而绕到更西面的西平郡(青海西宁一带)，结交了许多羌人领袖。
费祎在延熙十六年死，姜维这才稍能施展，有了三四万兵。他从延熙十六年干起，一连五年，干了五次，亦即他生平用兵的第三次至第七次。
第三次，在延熙十六年，他围攻南安城，久攻不下，魏方的雍州刺史陈泰来救，姜维于粮尽之时撤退。
第四次，在廷熙十七年，他攻下了狄道、襄武两个县，把狄道县与临洮【tao】县、河关县三个县的人民，带回西蜀(当时，西蜀苦于户口太少，兵丁太少)。
第五次。在延熙十八年，他率领车骑将军夏侯霸，共击魏方雍州刺史王经，杀了王经的部队几万；于魏方的征西将军陈泰及安西将军邓艾带了很多的魏军来救之时，撤退，扎在(甘肃成县西北的)钟题。
第六次，在延熙十九年，他由祁山的一路进攻(在秦水西南的)段谷，被邓艾打得大败。原因是，胡济的一支兵，没有按照预定的日期到达。胡济是蜀方的“镇西大将军”(这一年，姜维刚被升为“大将军”不久，把“镇西大将军”的位置交给了胡济。战败以后，姜维自请处分，降为“行大将军事”)。
第七次，在廷熙二十年，姜维听到诸葛诞在寿春对司马昭造反，很兴奋，就再集合了几万兵，走骆谷的一条路，到了盩厔【chou，zhi】县南的沈岭，魏方所造的一条小长城之下。向司马望挑战。邓艾从陇西赶来，帮助司马望守这个长城。司马望与邓艾下了决心坚守。姜维移军到盩厔之东的芒水，依山为营；司马望与邓艾也到东边来，依渭水为营。任凭姜维如何挑战，司马望与邓艾二人总是“大量包涵”、“相应不理”。
姜维与司马望、邓艾相持到次年(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听到诸葛诞兵败身亡，这才撤退，把军队留在汉中，自己去成都向后主报告。后主恢复了他的“大将军”之职。
姜维生平最后两次用兵(亦即第八次与第九次)，均为被动。第八次，是在景耀五年(公元262年)，他向后主建议，杀掉坏宦官黄皓。后主不仅不采纳，而且告诉了黄皓，叫黄皓到姜维那里谢罪。姜维不敢留在成都(怕被黄皓暗算)，就带兵去洮水北岸的洮阳，在侯和遇到邓艾，又被邓艾打败。他不敢回成都，留在甘肃西南部的沓中，办屯垦。
第九次，在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大举伐蜀，分兵三路：第一路，叫邓艾带三万人把姜维牵制在沓中；第二路，叫诸葛绪带三万人打祁山，断姜维的归路；第三路，叫钟会带十几万人翻越秦岭，进取汉中。
钟会带领十几万人分别由骆谷、斜谷、子午谷，都翻越了秦岭，进抵汉中的外围的两个城；汉城与乐城。这两个城，各有五千人把守。钟会只叫部队对他们包围监视，而不必忙于破城，只须阻止城内的兵去救汉中。
钟会在孤立了汉中以后，不费吹灰之力，将它占领。阳平关也被他收买了一个姓蒋名舒的攻下。守关的将领傅佥，力战而死。
姜维听到汉中失守，不再和邓艾死缠，抽兵东下，到了阴平桥头，骗过诸葛绪，而回到今日的四川，与张翼共守剑阁。
姜维骗过诸葛绪，真可说得上只是“略施小计”而已。姜维先绕到阴平桥头的北边，诸葛绪就走到北边来堵截；姜维又很迅速地来到阴平，走过了桥。
张翼原本是与傅佥守阳平关的。关破了以后，张翼带了残部向南走，遇到姜维的兵，会合在一起，共守剑阁，抵挡钟会的大军。
姜维也许犯了一个错误：他不应该不解决诸葛绪，留兵守住阴平。然而他是值得原谅的。第一，他急于到四川去抵挡钟会；第二，他以为追他的邓艾，会过了阴平继续追他。不曾料到邓艾竟然由阴平直接翻山，穿过七百里的无人之境，经江油县到达涪县(绵阳)。
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绵阳抵挡邓艾不住，退往绵竹。邓艾追到绵竹，诸葛瞻战死。
邓艾长驱直入，到达成都。后主听了谯周等人的话，捆绑了自己，走到邓艾军前，向邓艾递了一张投降魏国皇帝(少帝曹奂)的表。邓艾欣然接受，解了后主的绑。
后主这时候已经下诏书给姜维，叫姜维投降。姜维与将士从剑阁走到郪【qi】县(三台)，打听消息，接到了严令投降的诏书，全军将士都气得“拔刀砍石”。
钟会的大军追他们，从剑阁迫到了郪县、涪县(绵阳)。姜维只得就在绵阳，率领部队向钟会投降。
钟会对姜维不仅很有礼貌，而且推心置腹，成为最好的朋友。这是很容易解释的。双方都是颇能打仗的人；这叫做惺惺相惜。钟会与姜维“出则同辈，入则同席”。
钟会告诉他自己的长生(秘书长)其后以注解《左传》成名的杜预：“拿姜伯约比中原的人士，他好过了诸葛公休与夏侯太初”(姜维的字，是伯约；诸葛诞的字，是公休；夏侯玄的字，是太初)。
钟会只见到姜维的能力，不曾识得姜维的内心。姜维在内心里实在不愿意投降。他的投降，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有一套极苦心、极大胆的“阴谋”，而目的在于消灭已经侵入的魏军，让后主重新登上皇帝的宝座，先恢复汉的益州领土，再收复整个的江山。
他的办法是：劝钟会第一步除掉邓艾，第二步申讨司马昭，第三步自为天子。他留下了一个第四步，不曾告诉钟会。他的第四步，是杀掉钟会，让后主再做天子。
钟会果然听他的话，向司马昭诬告邓艾，说邓艾图谋不轨。司马昭派人用囚车把邓艾装载回京。中途，有刺客把邓艾杀了。这刺客，可能是钟会派遣的；也可能是姜维暗中派遣的。
邓艾死了以后，司马昭对钟会发生怀疑。他亲自带了十万兵来到长安，而且又叫贾充带五万兵由斜谷先行由汉中入蜀。
钟会心里明白，这分明是对付自己。于是，立刻实行姜维教给他的第二步：对司马昭造反，自称“益州牧”，宣言以魏国忠臣的姿态，申讨奸臣司马昭。
传说，与钟会同来的魏方将士都害怕起来。他们不愿意与钟会一致，对司马昭造反；他们更不愿意于钟会被司马昭打败之时，受到牵累。
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姓胡名烈，是中级军官，临时想出了一个保命的主意。他散布谣言，说钟会不再信任魏军将领，而只肯信任姜维；又说钟会已经挖妤一个大坑，要把魏军将领全部活埋。于是，魏军将士便在某一天暴动了起来，杀掉钟会，也杀掉姜维。
事实是：钟会并没活埋魏军将领之意，只想派姜雏带领五万兵当先锋，北上汉中，与贾充对敌。
姜维倒是真想找机会杀了钟会的。《华阳国志》记载了他写给后主的一封密函：“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
《华阳国志》也说了，姜维“欲杀会，尽坑魏兵”，这显然是扩大了胡烈所造的谣。胡烈不过说了钟会想尽坑“魏将”，《华阳国志》却说成姜维想尽坑魏兵。尽坑魏将，已经很不容易；尽坑十几万名魏兵，如何可能?那么多的魏兵，他们能够俯首帖耳，听候活埋么?
姜维的全套计划，不幸败坏在胡烈一人所造的谣言上。倘若他成功了，不仅批评家另有一番夸奖，就是那些以耳代目，作应声筒的谣言传播家，也不会说他心狠到准备尽坑十几万的魏方将士了。
批评家中对姜维最不客气的，是孙盛。孙盛说：姜维不忠、不孝、不义、不节。其实，姜维投奔渚葛亮，由于天水郡太守马遵不让他回去。他见到诸葛亮，表露了他“心存汉室”，这是忠心于汉。忠心于汉，当然要比忠心于篡汉的魏好多了。不能遵母亲之意而回乡，那是忠孝不能两全，值得原谅。带蜀兵打魏军，是打奸臣，不是打家乡或旧邦，不应称为不义。国亡不死，一则是奉了后主之命，二则是“留此身以有待”，不应称为不节。孙盛的批评，完全错误。
况且，如却正所说，姜维一生清廉、好学，不仅功业彪炳，私生活也确不愧为“一时之仪表”。他死得太可惜了、太可悲了。
《细说三国》三八、分久必合
蜀汉在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结束；魏国在咸熙二年(公元265年)被篡于司马炎。
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儿子。于司马昭死时，继承了晋王与魏国的相国之位。那时候，是咸熙二年八月辛卯日。
三个多月以后，魏国的最后一个少帝曹奂，便叫人把皇帝的玺绶，双手捧送给司马炎。
司马炎在十二月丙寅日，集合几万名臣僚与四夷君长，在洛阳的南门外，郊祀上帝，宣告就皇帝位，改国号为晋，改年号为“泰始”。于是大魏咸熙二年十二月，改称为大晋泰始元年十二月。
魏国也结束了，曹操的一生辛苦与曹丕的一时得意。都幻灭为春梦一场。
吴国亡得最后，要再过十五年，才轮到它。到了孙皓的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三月壬申日，才被司马炎派来的大军所征服。
孙皓是孙权的孙子、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吴国在孙权与孙皓之间，有过两个其他的皇帝：孙亮与孙休。
孙权的第一个太子，是长子孙登，孙登不幸早死。孙权的第二个太子，是第三个儿子孙和。孙和因姐姐大虎向孙权进谗而被废。最后，孙权死时，小儿子孙亮得到皇帝之位。
孙亮当了差不多七年的皇帝，为权臣孙[左纟右林]所废。以后，自杀；自杀之时，还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
继孙亮而为皇帝的，是孙权的第六个儿子孙休。孙休在位，六年多而死。
废了两年
他的丞相濮阳兴与左将军张布受了他的临终之时的“顾命”，却并不扶立他的儿子孙[上雨下单]，改立了一位“长君”，年方二十三岁的孙皓。
孙皓即位不到三个月，便杀了濮阳兴与张布。原因是，他听说这两人见他性情粗暴，好酒好色，颇有后悔立了他的意思。
孙皓在位十六年，除了把交州重新夺回以外，别无其他作为(交州是在他即位以前的一年，被司马昭的人夺去的)。
他下令所有的大臣，必须把女儿送进宫来，任他挑选，选剩下来的，才许领回去嫁人。传说他的后宫女子，有五千名之多。事实也许与这个数目稍有出入，然而他是一个昏君，而不是一个贤君，已经是千古的定论。
他不仅是一个昏君，而且是一个暴君。他喜欢剜掉“犯人”的眼睛；也喜欢用锯子锯掉“犯人”的头，有一个官居太守的奚熙犯了“非论国政”之罪，被他杀掉三族。
像他这样的一个既昏且暴的亡国之君，竟然能在蜀汉已亡以后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令我们又叹一声“天道难知”。英美人也有一句俗语：“上帝有他的奇特作风。”(God has His strange ways.)我们倘若多懂一点上帝的奇特作风，便多了解一点历史哲学。例如，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来了“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的那一套呢?
请原谅，我必须先交代一下，孙皓在公元280年是怎样丢掉了他的江山的。很简单，司马炎于休养生息了十几年以后，调遣大军，分兵六路，对孙皓的东吴下手。
这六路的司令与目的地．是：
一、司马伷，涂中(当涂)。
二、王浑，牛渚(采石矶)。
三、王戌，武昌。
四、胡奋，夏口(汉口)。
五、杜预，江陵。
六、王浚，西陵及其以东。
在这六人之中，杜预的地位最高：他是“镇南大将军”，其余的五人都只是“将军”而已。我们今天的人，仅仅晓得杜预是一位《春秋左传》的注解家，不曾注意到他曾是显赫一时的“镇南大将军”。
杜预一向坐镇在襄阳。他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月间出动，在二月甲戌日打下江陵。
东吴在荆州南部几郡(湖南)、交州与新设的广州的大小官吏，都纷纷派人送了印绶来，向杜预投降。
这时候，王浚也已经带了他的部队，乘船由益州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烧断了东吴水军用来“锁江”的几千尺长的铁索，占领西陵峡与荆门、夷道两个城。
司马炎叫杜预镇抚零陵、桂阳、衡阳；叫王浚继续东下，与王戎、胡奋共同进攻武昌和夏口。
王戎懒得自己费事，只派了两个参军带一些兵去。胡奋相当卖力。于是王浚与胡奋二人很快就拿下了武昌、夏口。
王浚在三月间又“顺流而下”，到了建业的城下。中途，他收降了孙皓的游击将军张象，与张象所率领的一万水兵。
孙皓曾经让丞相张悌，带了建业城内的精兵三万人，在三月初旬渡过长江，抵挡那来攻牛渚的王浑。张悌忠义有余，而军事学识不足，一战而败，本人阵亡，部队被杀了七千八百多名，剩下来的残部，都丧失了战斗能力。
司马炎的叔叔、晋朝的琅邪王司马伷，也率领他的部队到达了涂中(当涂)。
孙皓生活在王浑与司马伷四只眼睛的监视之下，已经够害怕的了。忽然，听说又有“兵甲满江，旌旗烛天”的王浚，即将来到建业城外的长江江面。孙皓不再考虑，立刻叫人写降表，写三份，分送给司马伷、王浑、王浚。
这三人都很欣赏孙皓送来的这张降表。
王浚的船，行列有一百华里长；王浚的兵，共有八万之多。这些兵敲着鼓，喊着、唱着，果然来到了石头城(建业)的城下。他们抬头看到，城墙上竖满了降幡。
唐朝的刘禹锡，有一天航行到今天湖北省大冶县之东的西塞山，想起了这是当年王浚带了“楼船”所经过的地方，不免诗兴大发。吟了一首“怀古”：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以前，孙坚、孙策何等英雄。孙权也不愧是一时豪杰。而今，这窝囊的孙皓丢尽了曾祖、伯祖，与祖父的检。他捆了自己，带了棺材，走到王浚的军门，去听凭处分。
王浚也像以前邓艾对待刘后主那样。解了孙皓的绑，烧了孙皓带来的棺材，请孙皓进来相见。然后，点收了东吴的领土地图与户口册藉。地图上列有四个州(扬州、荆州、广州、交州)，户口册籍上列有五十二万三千户人家。
驻扎在涂口的王浑，大吃其醋，认为王浚无权受降，他王浑自己是“安东将军”，而王浚不过是一个不三不四的“龙骧将军”。王浑又认为，既然司马炎曾经命令他攻涂口，可见这攻进建业的事是司马炎准备交给他的任务。王浚分明在“越俎代庖”，而且，真正打了一次硬仗、击溃张悌的，是他，不是王浚。他尤其生气的是：在王浚经过(江宁峡之东的)“三山”之时，他派人请王浚到自己的军营里“谈谈”，那王浚却藉口“风大，船停不住”，竟敢不来(王浚也知道，倘若去王浑的营里，王浑一定要“节制”他，命令他暂时不要进展到建业城下)。
王浚赶紧把孙皓押送给王浑，把首功让给王浑。王浑却仍然向司马炎告了王浚一状，说王浚不受他的“节度”。
司马炎把王浑的状子，交给主管的臣子们审议。这些臣子竟然站在王浑的立场，建议用囚车把王浚押解来京，从严惩罚，像以前对邓艾那样(为什么这些臣子对王浑“一面倒”呢?因为王浑的儿子王济，娶了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王浑与司马炎是“亲家”)。
司马炎在这一件事的处理上，不愧为开国之君，比他的爸爸司马昭还略高一筹。司马炎不准把王浚用囚车押解来京，只是下了诏书，申斥王浚一番，不该违抗了王浑的节度(王浚上表申辩，说自己在三月十五日中午已经到达秣陵关，到了黄昏之时才接到王浑要他接受“节度”的命令。在命令中，王浑叫他回军西向，围石头城。这时候，孙皓已经来降，实在没有再去围石头城的必要)。
那位天子亲家王浑，也真是够无聊的，他又告王浚“得吴宝物”。王浚又不得不申辩，说：先走上孙皓的御船的，是王浑，不是他王浚；先进孙皓的皇宫的，不是他王浚，而是晋朝的扬州刺史周浚。
到了王浚到京觐见之时，王浑在京城的党羽，又告他擅自烧了孙皓的船一百三十五艘，奏请司马炎把王浚“付廷尉椎”(抓到大牢里，严刑拷打，看他招也不招。这是我们中国人白玉一般的文化之中，挺难看的一点微瑕)。司马炎说：“不必如此。”
司马炎升了王浑的爵，由京兆侯晋封为京兆公，也升了王浚的官，由龙襄将军升为“辅国大将军”，其后再升为“镇军大将军”。
孙皓到了洛阳以后，被司马炎封为归命候。以前蜀汉后主到洛阳，所得到的爵位是“安乐公”。公爵，比孙皓高。魏国的末代皇帝曹奂，是在禅位以后被封为“陈留王”，王爵，比刘后主又高了一层。
司马炎待他三人(曹奂、刘禅、孙皓)都很宽厚，让他们安享余年而死。
现在，我们可以略为谈谈分久必合的大道理了。我在三十三年前曾在重庆于演讲之时说过：分久必合的必字，与合久必分的必字，都不妨“修正”为“可能”两个字。“合久了可能分，分久了可能合”。现在，我以为这“可能”两个字，又不妨再修正为“容易”：“合久了容易分，分久了容易合”。
原因何在?合与分，本身都各有可爱之处，也各有缺点。刚合了不久，一切新鲜，颇有“开国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庆升平，合久了，有若干缺点就显露了。当皇帝的以为宝座稳如泰山；当官的懒得向老百姓讨好；没有当到官的，由于爸爸或丈人不是官而似乎永远没有机会一过做官的瘾，因此而“唯恐天下不乱”；至于一般浑浑噩噩的老百姓，过久了出汗纳粮的日子，也感觉烦，倘若又遇到什么蝗虫、大水、干旱、地震、土匪，那就颇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说”的造反之意了。于是，大一统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地在地平线上冒出来若干割据一方的群雄。群雄互相比武，比到后来，就有几位尖尖儿的角色，演出在时间上或长或短的“分”的局面。
分的局面，未尝没有它的令人向往之处。以读书人而论，在战国时代活着，确是比在明清两代捱着，舒服得多。明清两代有盐商，却没有孟尝君，也没有像“稷下”那样可以雄辩滔滔、畅所欲言的公共场所。做官的，与希望做官的，也会羡慕他们在战国时代的老前辈：本国或另一个国家的君主不赏识他们，他们就可以走到另一个国家去活动活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以苏秦而论，只要还留着“三寸不烂之舌”，不怕没有一个可以让他“飞黄腾达”的国家。
我想大胆说一句对先贤失敬的话：倘若诸葛亮不留在隆中等机会，而跟着哥哥诸葛瑾到东吴去找工作，像诸葛均后来跟了他去西蜀一样，那么诸葛亮十有九成，在东吴当不上丞相，而极可能倚靠哥哥的社会关系，做到一名比“长水校尉”高不了多少的不大不小的官而已。
诸葛亮之所以能与哥哥诸葛瑾各仕一国，分途发展，正是天下三分的可爱之处。太史慈是山东人，到了东吴，才遇到一个自称为他的知己的孙策。当时，北方人跑到南方，南方人跑到北方，东边人跑到西边，西边人跑到东边，忙得很，热闹得很。
老百姓夹在三个国的里面与中间，岂不很苦：要打仗，要纳粮，还要做无薪的工。事实，却也并不太坏。三国时代到来以前，当老百姓的还不是一样要纳粮、做工、打西羌、打乌桓、打鲜卑?三国时代的仗，也只有几次比较激烈。
就一般的生活情况而言。老百姓在三国时代，远比在东汉时代活得好。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除了西蜀在最后几年有一个宦官黄皓而外)。三个国家的大小官吏，绝大多数是清廉的。诸葛亮而且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遗。
曹魏的法律，比较偏于太严，却也有严的好处，叫人民不敢轻易犯法，也就免得受刑。明帝曹叡所修订的魏律，其后成为几个朝代的法律的蓝本。
曹魏也创行了“九品中正”的制度。这制度虽未必能实现以绝对客观的标准来登记青年才俊的构想，却也不能不说是好过了东汉末年那些孝廉、茂才，都并无优良品德或真才实学，全靠父兄与岳家的权势而获选。
曹魏的屯田政策与水利建设，虽则是以便利军事行动为目的，而间接却大大地帮助了农民。
曹魏在金融的处理上，有点儿颠颠倒倒：恢复了五铢钱，又施行“以物易物”。在这一方面西蜀比曹魏高明，一度发行了当百的大钱，而不久便恢复了五铢。后主与诸葛亮继续执行这一种取信于人民的好政策，让人民始终生活得十分安定。孙权也发行过大钱，而且发行了“当千”的“大钱”，来套取人民的“小钱”。但是，后来他也觉悟了，把“大钱”收了回去(东汉与三国时代的人，喜欢那重量固定、成色固定的五铢钱，正如民国的许多老百姓之喜欢所谓“袁大头”。袁大头，每块重库千七钱二分，质量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纯银)。
魏蜀吴三国的领土，加起来，比以前东汉的大。它们三国彼此的力量差不太多，在中原角力，角成了一时彼此无可奈何的相持的局面，于是分头对外发展，把较为弱小、在文化上较为落后的邻居部族，“纳入范围”。魏对于乌桓、鲜卑；蜀对于南方的夷(蛮夷)与青海及甘肃西南的羌，吴对于江浙皖三省山地的“山越”、皆是如此。
三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军政人才。这些人，倘若生在东汉，大概只能有三分之一的数目春风得意。
三国时代的经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都十分发达。原因是：有刺激、有挑战，又有热心的老师。小道如看相算命，也颇有可观。至于，虞翻谈《易经》，谈出了新鲜的道理来，那就更高于看相算命的管辂了。一度想说服诸葛亮向曹魏投降而反被诸葛亮用“正议”申斥了一顿的王朗，对《易经》也有相当研究。他所写的“传”，到了北魏之时，仍被经生用作课本。他的儿子王肃，是有名的古文家(被有些人怀疑为“伪孔安国古文尚书传”的作者)。王肃的儿子王弼，是天才：他注解了《老子》，又用《老子》解释了《易经》。
论文学，我们只须再提一下曹操的“对酒当歌”与曹植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不就够了吗?再说，建安七子怎么样？东汉有没有?
在才华上比曹植略逊一筹的曹丕，却也自有千秋。在诗的体裁上创始了“七言”，又在小说方面写了一部神怪的《列异记》。与他有“谈鬼”的同好的，是《搜神记》的作者，干宝。
干宝同时也是一位“掌故家”，留下了《魏晋春秋》，作为其后南北朝刘宋的裴松之用作注解《三国志》的材料之一。以裴松之所引的若干书籍而论，三国时代的当代历史家确是不少：写《魏略》的鱼豢，写《吴书》的韦昭，等等，不胜枚举。甚至那人格不甚足取的谯周，也表现了他对古史的浓厚兴趣(写过一部《古史考》)。
三国时代在艺术上的成就，图画可以用美国波士顿城美术博物院所藏的壁画为例：上面有两个极其生动的游春的人。建筑，东吴的佛教寺庙很多：武昌有慧宝寺，建业有瑞相院、保宁寺，吴县有通玄寺，鄞县有德润寺。曹操在赤壁之战战败了以后所建的铜雀台，大概不太难看。他的孙儿，明帝曹叡，是一个很喜欢搞建筑的皇帝。
谈到科学，三国时代有过会用麻醉药，又会动手术取出肾结石，甚至有把握进行“神经解剖”的名医华佗。马钧，传说为水车的发明家，但他确是曾经发明了“发石车”、“指南车”，与“十二蹑绫机”。以及一种自动儿童玩具，叫做“翻车百戏”。马钧是魏国人，魏国另有一位刘徽，在数学上颇有造诣，写出了一部《海岛算经》。
三国时代的分裂局面。竟然有那么好，那又何必再合呢？是什么人，为了什么原故，要把三个国家又合成了一个呢?为什么，在最后合的时候，又合得那么容易?
想合的，不仅是司马昭与司马炎，吴蜀两方的君臣，也都是想统一宇内的，只不过是力量不够而已。自从孟子以来，中国人的政治思想都有了“天下定于一”与“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等等牢不可破的“定论”。他们接受了孟子的判断：天下要安定，只有在统一于一个君主之下的时候；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因此地上也不该有两个大王或皇帝。
这个理论，是否有斟酌的余地，只有少数入私底下在“胡思乱想”。极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是皇帝与大臣，而且是一般的老百姓，总以为：有了两个以上的皇帝就会有内战，就不太平，就不安定。而且，在一个“天下”之内，一个中国之内，是不应该有两个皇帝的；倘若有，那是违反天道，不能长久。
除了这种心理上的因素以外，三国的大臣与人民也有点儿感觉到，再分下去没有什么意思。分久了，似乎就怀念过去合的时候的光彩。晋朝的司马氏一家，虽则以“狐媚取天下”，似乎对老百姓倒很宽厚。司马炎本人，也不像孙皓那么昏而且暴。中国能够统一于司马氏之下，也许要比天下三分好。
因此，司马昭与司马炎把三国合了起来，合得十分容易。曹操曾经想拚出一个统一的局面。诸葛亮也试图帮助刘备与刘禅，以追求同样的目的，却鞠躬尽瘁而死。曹操与诸葛亮的才干，均比司马昭与司马炎高，高得不成比例。
为什么司马昭与司马炎先后轻轻一动，就吞并了西蜀与东吴？大概是，正如我的假定：分久了，便容易合。正如两汉合久了，也容易分。
话说回来，两汉是合了四百多年才分的；为什么三国分了几十年就又合了呢？我的答复是：司马炎在公元280年所完成的合，只是暂时的合而已，过了十年便有八王之乱，接着又有“五胡乱华”与南北朝，要到了隋炀帝以后的李渊、李世民，由于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些第一流人才作为帮手，才把庞大的中国真正合了起来，却也不过合到了安禄山造反为止，前后只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真正统一而已，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