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司马懿的一套“媚”的功夫，有了更确定的对象。他常常被曹丕邀请“参与机密”。他每次参与机密，都拿得出“奇策”来。因此，他越久越被信任。
陈群是曹家的“老臣”，陈群的地位被司马懿赶上了。陈群与司马懿，加上吴质、朱铄，被人们称为“四友”。
司马懿一方面做了曹丕的亲信，同时也保持了与曹操的接触。他做了太子中庶子以后不久，曹操就把他调回，放在自己身边当“军司马”。他常常对曹操有所建议。这些建议，也颇有被曹操采取的。
他的最重要的一次建议，是在建安二十四年，曹操于关羽掳了于禁之时，有意思放弃许县，迁都到黄河以北、邺县之类的地方，司马懿恳切谏阻，说千万不可迁都，一迁都人心就会动摇。曹操对司马懿的建议，欣然接受。迁都的念头，立即打消。
曹操与司马懿处得很久了，对司马懿的才干，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对他也生了一种恐惧之心。曹操看出了司马懿有一种“狼顾”的特征。“顾”是回头看；“狼顾”是像狼那样能够身体不动，两肩不动，而头与颈项可以向左右转一百八十度。凡是有这种“狼顾”的特征的人，曹操知道，心术一定很坏，坏得像狼一样。曹操这个学问，是从看相的书上得来的。
曹操而且做过一个梦，梦见有三匹马，同在一个马槽里吃草。这是“三马吃一曹”(预言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将要把曹家的天下吃掉)。曹操因此对司马懿更不放心。他向儿子曹丕说：“司马懿不是能够给别人当臣子的人。他会干涉到你的家事。”曹丕这时候早已被司马懿迷住，像被狐狸迷住了一样。曹丕不仅不遵照父亲的意思，对司马懿疏远，反而替司马懿说了许多好话。
司马懿也觉察到曹操对自己颇不放心，就更加在办公之时特别卖力，一天到晚办公，办到深夜，应该睡觉之时，仍在处理公事。而且他大事肯做，小事也肯做，奉了命令的事，他一定去做；不曾奉到命令而似乎不妨一做的事，他也自动去做。例如喂曹操所骑的马，如此的小忠小信，使得曹操渐渐感觉到自己的看相术可能有问题：这样的一个忠心耿耿、办事卖力的司马懿，也许没有什么不可靠罢。
结果，曹操终于也像曹丕那样，对司马懿放了心。
孙权在关羽打胜曹军之时，派吕蒙偷袭关羽的后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孙权与刘备，本是反曹的战友，虽则在赤壁乌林之战以后，为了荆州南三郡的问题一度几乎翻脸。然而这关于南三郡的争执，已经获得和平解决，为什么孙权要在关羽可以长驱直捣中原之时，对关羽施展出这偷袭后方的绝招呢?原来，这是司马懿的安排。司马懿向曹操说：孙、刘二人“外亲内疏”。刘备的关羽打胜仗，不是孙权所希望的。不妨派人叫孙权偷袭关羽的后方，关羽就不得不放弃对樊城的围攻了。
曹操听到司马懿的这一番话，觉得此计甚妙，就立刻派人去说动孙权。孙权也果然依照曹操的吩咐，做出那丧心背理、出卖盟友的事。
事后，孙权把关羽的首级迭到洛阳，献给曹操。曹操接到以后，很快便旧病复发，头痛难忍，一命呜呼。于是，司马懿又得到了一个重要任务：替曹家办理丧事。他把丧事办得井井有条，“内外肃然”。
这时候，曹丕以魏国“王太子”的身份留守邺县。司马懿把棺柩运送到邺县去，交给曹丕。这分明是告诉已经来到洛阳的曹彰、曹植等等，接班人不是他们，而是曹丕。
曹丕继承了曹操所遗留下的魏国的王位与汉朝的丞相之职。司马懿被升为“丞相府长史”。“长史”相当于今日的秘书长。曹丕而且封他为侯，封为河津亭侯。在此以前，曹操所赏给司马懿的官，只不过是主簿与“军司马”而已。
曹丕上台以后，第一招的辣手是杀掉丁仪、丁真兄弟，与两家的所有男人。这两位姓丁的，是曹植的好朋友。
是谁，教了曹丕，干出这种缺德的事？
司马懿!不久，曹丕篡了汉朝的皇帝之位，不再是汉朝的丞相。司马懿也不再是汉朝丞相府的秘书长了。他改做了魏朝政府的尚书，由尚书转任为督军、御史中丞。爵位也从亭侯升为乡侯：安国乡侯。
曹丕当皇帝不到一年，就在黄初二年又升谓司马懿的官，从“督军、御史中丞”升调为“侍中、尚书右仆射”。
司马懿所已经担任过的“督军”，与民国初年的“督军”不同。司马懿所“督”的，是曹丕在延康元年七月所率领南下到谯县的、作为一种耀武扬威的姿态的象征性的军队。督的字义，只是主管军风纪而已。那时候，作为司令官的督，不称督军，而称“督汉中”、督某处。
延康元年，是汉朝的年号，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开始，到十月结束。曹丕在延康元年十月篡位，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黄初元年仅有三十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次年正月，便是黄初二年的正月了。
司马懿所担任过的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手。
侍中，很重要，是宫门以内最大的官，在皇帝的左右侍候皇帝。
尚书，在汉朝初年地位不高，只不过是宫内的书记之流而已，却也经手大小衙门向皇帝上奏的文书。霍光当了“录尚书事”。在名义上只不过是有权抄录全部尚书们所经手的文书，却成了综揽大权的“真宰相”。
尚书们之中的第一位尚书，称为尚书令。尚书令在霍光以后，有时候权大，有时候权小。倘若同时不曾有大官兼“录尚书事”，那末，尚书令的权力就要大些，倘若有大官兼“录尚书事”，这位尚书令便只是“录尚书事”下面的一位属员而已。
尚书令的副手，称为“尚书仆射”。这位仆射的重要性，也是有时候大，有时候小；要看当时在他的上面，有没有人担任尚书令。倘若尚书令的一职，暂时虚悬，这位仆射就等于是事实上的尚书令了。倘若当时又没有一位兼“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仆射便是“有实无名”的真宰相了。
司马懿在黄初二年担任“尚书仆射”之时，在他上面有一位尚书令：陈群。
再过三年，黄初五年，他却在事实上爬到了陈群的上面，升凋为“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
陈群要到了黄初七年，曹丕从广陵班师回朝，才破曹丕升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都督水军”，在名义上与司马懿共同“录尚书事”，在事实上坐镇许昌。“录尚书事”的政务，都是那回了洛阳的司马懿一个人办了就算(在陈群尚未领了水军还许昌以前，坐镇许昌的是司马懿。许昌在汉朝称为许县；到了魏朝，才改称为许昌)。
曹丕在黄初七年五月丙辰日病重，把陈群由许昌召回洛阳。与司马懿、曹休、曹真，同受托孤的顾命。这四人的名次是；曹真第一，陈群第二，曹休第三，司马懿第四。曹真，虽则是本不姓曹，而是曹操“抱来”的姓秦的儿子，地位却比曹休高。曹真是“中军大将军”；曹休只是“征东大将军”。陈群呢，是“镇军大将军”；司马懿是“抚军大将军”。在这四个所谓大将军之中，真正的大将军，相当于汉朝的大将军的，只是曹真一人。
然而，曹真自始至终，只执掌过兵权，而从来没有主管过行政，从来没有兼任过“录尚书事”。自始至终，替曹丕在名义上与事实上都担任过“录尚书事”、替曹丕“当家”的，只有这位工于孤媚的司马懿一人而已。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为人比曹丕略好，天贤也高，却也看不清司马懿的本质。他给了司马懿以相同于曹真的兵权，叫他镇守宛县(南阳)。
司马懿在镇守宛城的期间，做了一件大事：消灭了孟达。这件事，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孟达造反，是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十二月，也就是蜀汉后主的建兴五年的十二月。他以新城郡太守的身份宣布反魏归汉，仅仅过了八天，司马懿已经率领兵马，来到了孟达的上庸的城下(上庸城，在今日湖北竹山县东南，房县西北)。
这是司马懿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指挥作战，而所获得的是一个全胜。
魏明帝曹叡特别召见他，问他：对于东吴、西蜀，应该先征讨哪一个。司马懿回答：不妨先征讨东吴。曹叡问他，如何去征讨东吴？司马懿回答：不妨先攻皖城，引吴军去皖城，然后乘虚直捣夏口(汉口)。因为，夏口是吴国的心脏。曹叡认为很对。不过，并没有予以施行。
曹叡不叫司马懿去征讨东吴，却在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升他为“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命令他与曹真共同领兵去打西蜀。
三年以后，魏明帝青龙二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带了十几万人，由斜谷出兵，来到郿县城附近，屯扎在渭水南岸五丈原。
这一次，曹叡加派了两万兵来，交给司马懿调度。司马懿挨了一百多天，不敢对诸葛亮决战。在这一百多天以内，诸葛亮曾经对他多方挑战，而他一概不理。
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蜀汉的军队撤走。司马懿不知道诸葛亮已死，追到赤岸，才得到确实的情报。
魏明帝曹叡景初元年(公元237年)，辽东太守公孙渊在夏天宣布独立，自称燕王，不再听命于魏。次年，曹叡拨四万兵给司马懿去讨伐公孙渊。
司马懿到达辽东，不攻公孙渊所设防的辽隧，而迂回到公孙渊的根据地襄平(辽宁省辽阳县之北)。司马懿把襄平围了，断绝粮食的供应；围了差不多三个多月，然后猛攻。
司马懿攻破襄平城，杀掉公孙渊与城里的两千多文武官吏、七千多无辜的男性人民。他这一股残忍劲儿，十足暴露了他是狼，不是人。
另有一件小事，也显出了司马懿的为人。辽东的气候极其严寒，有些兵士实在抵挡不住，便向他请求，把辽东郡仓库中储存的短袄赏给他们。司马懿竟然不肯。他打着官腔说，“接收下来的敌人物资，是公家的，我怎么可以擅作主张?”
司马懿的次一重要事迹，是在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受到魏明帝曹叡的顾命(托孤)。与他同受顾命的，是曹真的儿子曹爽。曹爽原任“武卫将军”，而此时升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司马懿的官职，只是“太尉”。
曹叡所托的孤，是他的养子、封为齐王的曹芳。曹叡这个人也够特别，自己生不出儿子，却不肯选一个侄儿或堂房侄儿，或弟弟，作为曹家帝位的继承人。偏要抱一个来路不曾交代的曹芳为养子，而且一定要把这个未必姓曹的八岁小孩子，托给曹爽与司马懿。
于是，在曹爽与司马懿二人的保护之下，曹芳顺利即位。司马懿被升为“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
是谁把他升到与曹爽几乎一样高的地位并掌握实权的?不可能是“少帝”曹芳，因为曹芳才有八岁；而事实上是曹爽，因为当时，“录尚书事”的只有曹爽一人。这是曹爽所做的一件糊涂事。
曹爽不久便后悔了。他把司马懿明升暗降，升他为“太傅”，去掉他的“录尚书事”的兼差，剥夺了他的行政实权。
少帝曹芳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孙权派遣大军，分三路伐魏：叫全琮攻芍陂，朱然、孙伦攻樊城，诸葛瑾、步骘攻祖中。
司马懿向少帝曹芳与曹爽讨得了一个差事；带兵去救樊城。他在六月间南下。朱然、孙伦在他快到樊城之时，撤军而去。
两年以后，正始四年，司马懿又有了一个机会掌兵：攻打吴方的皖城。这一次，吴军也是闻风而逃。皖城的诸葛恪，在司马懿到达舒县之时，便烧了存粮放弃皖城而去。
司马懿可算是得到了一个空城。他为了补偿未能获得敌人存粮的这一个缺憾，便加宽淮阳渠与百尺渠，用这两个渠的水灌溉更多的田，并且把颍水两岸的坡，也整修了。从此，在寿阳(安徽寿县)与洛阳之间，有不少的屯田兵士的聚居之地；也有了不少的粮食仓库，分布在这一条路上，使得魏军对东吴有所举动之时，不必忧虑粮食的接济与运输问题。
司马懿虽则是一个心狠手辣、不顾道义的人，论行政能力，他却也有过人之处。他一向很知道重视水利与屯田的工作。
倘若他永是于曹爽主持的朝廷之下，以官居太傅为满足，有时带兵出京，打打仗，散散心；有时督率文武官吏，开开水渠，办办屯田，我们就不会把他批评得一文不值。相反，我们会夸奖他是魏朝的一位“能臣”。
他不以官居太傅、打仗开渠为满足，他定要与曹爽争权，他定要打倒曹爽，取曹爽而代之。
这个，其实也不太严重。争权的事，在历史上极多。他以能臣而与一个无能之臣争权，我们可能会同情他，说他是为了想“做事”而不得不争权。
可惜，他夺得了大权以后，又不满足。他硬要杀掉曹爽三族，杀掉曹爽的几个“党羽”的三族，又借口有人告发王凌，想背叛少帝曹芳，另立楚王曹彪当皇帝，把王凌抓了，把王凌及其“余党”的三族也屠杀了；同时，强迫楚王曹彪自杀。
他也命令所有姓曹的王爷、公爷、侯爷，都搬到洛阳来住，不许互相来往，一切行动由他派人监视。
他这样做，分明是为儿子与孙儿铺下一条将来篡位的路。
因此，我们才对这样的一个司马懿深恶痛绝。他地下有知，应该后悔。对曹爽、王凌、曹家宗室，做得太绝，太缺德。
曹爽也有他的取死之道。
他应该为国求贤，进君子、退小人，增强少帝曹芳的力量。最好，把若干在事实上等于囚犯的曹操子孙，都“放”出来，分别给以文武官职。也只有这样，曹家的天下才能稳固。
也许，曹爽自己在心里有毛病。他的父亲曹真，原本姓秦，不姓曹，是曹操的养子。他曹爽不是曹家的亲骨肉，犯不着把姓曹的都“放”出来，排挤自己。
他和司马懿同受魏明帝曹叡的顾命(托孤)，在地位上与司马懿相等而略高一筹。为了礼貌，为了使司马懿明升暗降，他表请少帝曹芳，把司马懿由太尉升为太傅(太尉是从秦朝沿袭下来的中央最高的三个大官之一，执掌兵权，其余的两个，丞相管文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太傅是从西周沿袭下来的，在名义上高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事实上并无权力的“皇帝的师傅”。太傅的同级是太师、太保。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官合起来，称为“三太”)。
曹爽叫司马懿做太傅，把太尉的位置转送给征东将军满宠。满宠是一员老将，兖州山阳郡昌邑(山东济宁县)人，对曹家很忠心，曾经做过汝南太守、豫州刺史和“前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满宠在正始三年(公元242年)三月间去世，继任太尉的是“领军将军”蒋济。
蒋济也是魏朝的一个忠臣。他是扬州楚国平阿(安徽怀远县)人，是曹操一手提拔起来的，先后当过魏方所虚设的丹阳太守、扬州别驾、丞相府主簿、“西曹属”。魏文帝曹丕叫他做“东中郎将”、散骑常侍。东中郎将是带兵的军官，军阶决于将军，高于校尉，属于“中郎将”的一级。散骑常侍。在名义上相当于今日的 “随从秘书”，而地位甚高。
魏明帝即位，调他为“中护军”。“中护军”三个字的意思，是“在朝廷内部主持军官升迁调降的人事处长”。
他在中护军的任上，敢于对魏明帝曹叡进谆，劝曹叡裁减后宫女子的人数，把一些闲着无聊的与尚未成年的，都放出宫外。
他对曹叡的又一次谏诤，是关于朝廷中的两个小人：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
汉朝本没有所谓“中书”，只有尚书。尚书在汉朝开始之时，是在宫里面侍候皇帝的小书记，职务是把各衙门送来的奏章等文件，整理出来，呈给皇帝批示。有时候，他们也替皇帝代笔，或拟办诏书文稿。过了相当时候，他们的实权越来越大；因为，皇帝每每向他们就近征询意见。对于臣下某一个请求，他们倘若说“似乎可以”，皇帝也每每不再加考虑，而决定予以批准。他们倘若说“似乎不可以”，皇帝每每就加以批驳了。
再其后，几个尚书之上，有了“尚书令”。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兼“录尚书事”，他的权力又比尚书令高出许多；而且，虽则于名义方面仍在丞相之下，在实权方面已经使得丞相位同虚设。
曹操把自己封为魏王以后，在魏王的宫中设了秘书与秘书令，以免与汉朝廷的尚书与尚书令相混淆。
曹丕篡了汉朝，把汉朝的中央政府接收下来，把魏国的“秘书”改称“中书”，于是汉朝的尚书与魏国的中书，都成为朝廷的机构，同时存在。这便是隋唐以后，何以有了“尚书省”，又有所谓“中书省”。加上以“侍中”为长官的“门下省”，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三权鼎立的局面。
本来，尚书的权大；有了中书以后，中书的权更大。尚书只管例行的公文；中书管了机密。
魏明帝曹叡朝廷中的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官位虽小，而全朝的文武除了辛毗、蒋济等极少数的几个人之外，没有不向他们低头的。真正的皇帝，等于是他们两个人做(中书令之上的中书监，是曹丕所设：用意在于制衡中书令。结果，中书监有时候也会与中书令彻底勾结，狼狈为奸)。
蒋济向曹叡上表，慨乎言之地说：“大臣太重者，身危；左右太系者，身蔽。……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达。”
曹叡用诏书答复蒋济，褒奖他忠义奋发，升他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那刘放、孙贤二人，仍旧当他们的中书监与中书令，曹叡并不肯免他们的官。
刘放与孙资所做的最大的坏事，是在曹叡临死之时，排挤了燕王曹宇、领军将军夏侯献、骁骑将军秦朗、屯骑校尉曹肇。这几个人，都是曹叡想委托以后事的。
曹叡召见了曹宇，叫他做大将军，辅佐即将继位的少帝曹芳。曹宇谎辞(这是曹宇的错)。曹叡问刘放、孙资，曹宇为什么坚辞。刘放、孙贤说：“他自己知道能力不够。”曹叡说：“用曹爽来代替他做大将军，好不好?”刘放、孙资说：“好！”于是曹叡不再挽留曹宇，而用了曹爽。
刘放、孙资又向曹叡建议，把司马懿找来，与曹爽同受顾命。曹肇反对。结果，曹叡还是听了刘放、孙贤的话，召来了司马懿。
曹肇与夏侯献、秦朗，这三人不仅不再列名于被“顾命”的大臣以内，而且丢了他们原来的官。
曹爽做了“顾命大臣”。当然很感激刘放、孙资，听他们的摆布。然而，曹爽也竟然把反对过刘放、孙资二人的蒋济，继满宠的太尉之任。
这是曹爽糊涂呢？还是故意向刘放、孙资二人以及与他们一鼻孔出气的司马懿挑战呢?糊涂，不见得。挑战，有可能。在曹爽自己看来，这不是挑战，而是镇压。
曹爽提拔三个“自己的人”，做“尚书”，专管“选举”，分刘放、孙资的权。这三个人，是何晏、邓飏【yang】、丁谧。事实上，“选举”只是选拔新的青年才俊，管不了朝廷大官的升降。
曹爽也早就把自己的三个弟弟提拔起来。曹羲当了“中领军”，曹训又当了武卫将军。中领军与武卫将军都是统带作为皇帝的卫队的禁军的。另一位弟弟曹彦，当了“散骑常侍”。
曹爽最叫司马懿吃不消的，是叫两个亲信毕轨与李胜，分别担任司隶校尉与河南尹。司隶校尉所主管的是中央直属地区(明清两朝的所谓“直隶”)的行政，同时也有权弹劾、甚至逮捕任何一个住在这中央直属地区的大小官吏。河南尹相当于太守，然而高于任何太守，因为河南郡是首都洛阳的所在地。
司马懿一向是与曹爽共“录尚书事”，由太尉升为太傅以后仍然如此。不过，自从那何晏、邓飏与丁谧，三个人做了尚书以后，他们就很少把尚书部门的公事送到司马懿那里去请示了。毕轨与李胜当了司隶校尉与河南尹，也不常把公事送到司马懿的办公室里去。
司马懿气不过，就称病请假，不再上班。他并不辞职，仍旧在家里当他的太傅。不仅如此，他也已经在朝廷中布置了自己的人，与曹爽的人对抗。
曹爽有一个弟弟曹羲当“中领军”，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师当中领军。曹爽有一个弟弟曹彦当散骑常侍，司马懿也有一个儿子司马昭当散骑常侍。曹爽有三个自己的人：何晏、邓飏、丁谧当尚书，司马懿也有一个自己的人、而且是自己的弟弟司马孚，当尚书令。
司马懿而且有一种曹爽所没有的秘密力量。这秘密力量，是大儿子司马师所豢养的，散居在民间的三干名“死士”。
除了这些以外，司马懿又有一套曹爽所猜想不到的功夫：骗。
在正始九年(公元248年)的冬天，曹爽叫河南尹李胜改任荆州刺史。李胜到司马懿家里去辞行。司马懿躺在床上装病，叫人把李胜请进卧房。丫头送上稀饭，司马懿喝到嘴里，又从嘴角流了出来，弄脏了胸前衣服。李胜向他说话。他把“本州”听成了“并州”。在回话的时候，他又下气不继上气地勉强说出了几句。李胜以为司马懿果然病得很厉害，就去报告曹爽。曹爽听了，大为放心，便不再对司马懿有所防备。
过了不多久，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兄弟四人陪少帝曹芳出洛阳城，到南门外若干里去拜谒魏明帝的陵墓(称为高平陵)。
他们谒陵完毕，回洛阳来，没想到城门已闭，整个洛阳城已被司马懿父子占领。司马懿带了兵马，站在城门外的洛水浮桥之上,叫人送一张表给少帝，交曹爽转。
在这一张表里，司马懿列举曹爽的罪，说曹爽广用私人，“尽据禁兵”，又说他以黄门(宦官)张当为都监：“看察至尊，候伺神器”。
司马懿又在表里说，太尉蒋济与尚书令司马孚，均认为蕾爽与曹羲、曹训，都不宜于继续“典兵宿卫”。蒋济与司马孚已经奏请皇太后(郭氏)，将曹家兄弟的官职免去，以侯爵的身份各归其在京城的寓所。皇太后已经准了他们的奏，叫臣(司马懿)执行。
臣已经通知主管人员，立即遵办，不许放任曹氏兄弟“逗留”，以致耽误了皇上回宫的时间。倘若曹氏兄弟敢逗留，便以军法从事。
曹爽一时不敢把司马懿的这一张表，送请少帝曹芳过目。他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这时候，位居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植范，已经冒险从城里跑出来。跑到了曹爽的面前，劝曹爽赶快去许昌(许县是在曹丕篡位以后，改名为许昌的)。桓范说：“你到了许昌以后，便可以集合全国兵马，申讨司马懿。”
曹爽身边，有主张向司马懿投降的许允、陈泰。许允是侍中，陈泰是尚书。
曹爽终于派人向司马懿投降。司马懿暂时不为已甚，就让他们兄弟四人平平安安地进城，各回寓所。他们不再是宫，而仅仅是侯。
过了不久，司马懿把宦官张当抓了来，严刑拷打，叫张当不仅招供了曾经以宫内的“才人”(宫女)若干名送给曹爽；而且也“承认”了曹爽曾经和他与何晏等人同谋，准备在正始十年三月间造反。
结果，司马懿无中生有，把曹爽兄弟四人，及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恒范，一共十个人，治了谋反大逆之罪。不仅十个人都杀了头，他们的父族、母族、妻族，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屠杀得精光。
这就是司马懿辣得比狼还要凶狠之处(他曾经答应过蒋济，说只要曹爽肯交出政权，便留他性命。蒋济于曹爽一家被屠杀之后气死)。
司马懿在解决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以后，少帝叫他做魏朝的“丞相”，他假惺惶地坚辞。
司马懿把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丁以后，又开始对夏侯氏一家动脑筋。用少帝曹芳的诏书把征西将军夏侯玄召回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替夏侯玄的官职。
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夏侯渊的从侄孙，同时也是曹爽的“外弟”(表弟)。夏侯玄的母亲是曹家的女子。
夏侯玄以征西将军的名义，驻屯在长安，一向负有防备西蜀的全责。他既是曹爽的表弟，又是曾经在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跟随曹爽大举伐蜀一次的大将(他们由骆谷进军，被王平在兴势挡住，又被费祎威胁了后路，大败而回)。
曹爽回到洛阳，夏侯玄掌握重兵，留在长安。四年多以后，在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和三个兄弟与何晏等人，被司马懿消灭，夏侯玄得到消息之时，不知如何是好，魏少帝的诏书已到，叫他回京城洛阳，把所掌管的兵权交给雍州刺史郭淮。
夏侯玄乖乖地回了洛阳。司马懿却也一时没有把他怎么样。原因是：夏侯玄失掉了兵权，又住在朝夕被监视的洛阳，不能够对司马懿有所作为。而且，夏侯霸已经逃往西蜀。倘若杀了夏侯玄，那就难免有更多的夏侯氏成员向西蜀、东吴乱跑了。
夏侯霸是夏侯渊的儿子，也就是夏侯玄的堂叔父，在辈分上比夏侯玄高，在地位上却比夏侯玄低。他是夏侯玄征西将军府所统辖的“讨蜀护军”，带兵驻扎在陇西(甘肃)，与雍州刺史郭淮处得不好。
夏侯玄被征召回洛阳的时候，夏侯霸顾不得西蜀与他有杀父之仇，当机立断，一口气奔往西蜀。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战死在汉中，当时传说是被刘备亲自斩杀的。近代的京剧，才把夏侯渊的死，记在黄忠的账上。
西蜀的君臣对夏侯霸很好。首先，刘后主阿斗向夏侯霸解释，说：“你的令尊大人，是不幸阵亡于乱军之手；并非先父(刘备)所杀。”
刘后主又把夏侯霸引进宫内，与皇后张氏相见，告诉夏侯霸，“她是你的堂外甥女!”原来，张皇后的母亲，是夏侯霸的堂妹，于当年兵荒马乱之时的中原，被张飞遇到，成了张飞的妻。
刘后主问夏侯霸，司马懿对西蜀有什么打算?夏侯霸说，司马懿刚刚拿到了政权，目前要忙于整顿内部，消灭更多的异己，一时来不及对西蜀有什么举动。将来，倘若有一位姓钟、号叫士季的(钟繇的儿子钟会)，在魏国朝廷中主持大计，那就值得吴、蜀二国忧虑了。
司马懿这时候，正如夏侯霸所说，忙于寻找曹爽以外的异己，加以消灭，他找来找去，找到了驻扎寿春、“都督扬州诸军事”的王凌。他一口咬定，说王凌企图勾结楚王曹彪造反，起兵占领许昌，迎立楚王为皇帝，然后打到洛阳，废掉少帝曹芳。
王凌所做的，引起司马懿如此猜疑的事，只不过是因为吴国塞了涂水入江之口，认为这是吴国即将对魏用兵，下令全军戒严，同时上表给少帝(等于上呈文给司马懿)，建议乘此对吴国大举讨伐。如此而巳。
司马懿不动声色，以绝对秘密的方式，带了重兵，突然由颍水航行到寿春的城下。
王凌见到司马懿来得奇怪，想抵抗也来不及，只得叫人捆了自己，押送到司马懿的水营之前。司马懿先叫人传令，松解了王凌的绑，却又不许王凌坐小船前来见面。
随后，司马端便派了六百名兵士，押解王凌去洛阳，王凌走到中途，在项城喝了毒药，自杀。
王凌死了以后，才有一个军官王式来自首，说自己是王凌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的部下，曾经奉了令狐愚的命令到白马城勾结楚王曹彪。这时候，令狐愚早已病故，死无对证。
司马懿于是下令将王凌与令狐愚剖棺戮尸，两家的父族、母族、妻族，以及与此案相连的其他的人，一概杀光。楚王曹彪被下诏赐死(命令他自杀)。
过了不到一个月，司马懿本人也得病而死(当时有人记载，说他之所以得病，由于常常见到王凌的鬼魂)。
《细说三国》三五、司马师
司马懿死时，虚岁七十三岁。
魏少帝曹芳的朝廷之中，极多是司马懿的党羽，以及若干趋炎附势、甘心或不敢不效忠于司马氏的人。这些人一致主张，朝廷的大权由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继续执掌。
司马师的官职，由“中护军”升为“抚军大将军”。次年(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正月，司马师被再升为“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
司马师不像他父亲司马懿开头那么苦，因为，他没有一个像曹爽那样的人和他同时“录尚书事”。魏少帝曹芳的朝廷，等于是他司马师一人的朝廷，他可以为所欲为。
嘉平五年五月，吴国孙亮的太傅诸葛恪带了大军来攻打“合肥新城”(合肥西北三十里的一个小而坚固的新城，满宠所造)。司马师命令镇东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用深沟高垒、以逸待劳的方法抵抗诸葛恪。诸葛恪因欲战不得，而羁留在合肥新城的城郊有好几个月，终于粮尽退兵，在归途中被埋伏在合榆镇的文钦杀得惨败。
司马师也算得上是一个知兵的人。
次年(嘉平六年)正月，司马师完成一件父亲司马懿想做而不曾来得及做的一件事：解决夏侯玄。
他给李丰、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人加上一个企图“废易大臣”的罪名，说他们想把夏侯玄由九卿之一的“太常”升为“大将军”，代替他自己司马师“辅政”。就把他们连同夏侯玄全部抓来，都灭了三族。
李丰是当时的“中书令”；他的儿子李韬是“齐长公主”的驸马。张缉是光禄大夫，也是少帝曹芳的国丈，他的女儿是少帝曹芳的张皇后。苏铄是“黄门监”。乐敦是皇太后郭氏身边的人，官职是“永宁署令”。刘贤是“冗从仆射”。“冗从”是宫中的侍卫。苏铄、乐敦与刘贤三人，均是宦官。
照《三国志》与《晋书》所保存的史料看来，李丰、张缉等人似乎确有“废易大臣”之意。那末，司马师给他们以如此的罪名，不能算是冤枉了。问题在于：倘若他们是自作主张，就可以说得上是犯了企图“废易大臣”之罪。倘若他们是事先获得了皇帝的默许或密旨的，那末，按照法律来说，有罪的不是他们，而是司马师。皇帝想换一个大臣，当然就可以换，执行皇帝此项命令的，怎么可以说是有罪呢?
《三国志》不曾记载少帝曹芳在这一件流产的政变中是否有份。《晋书．景帝(司马师)纪》却明明白白、毫不隐讳地说了：“正元元年(嘉平六年)春正月，天子(魏少帝曹芳)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谋以夏侯玄代‘帝’(被晋朝司马炎追封为景皇帝的司马师)辅政。”这样看来，李丰等等并非自作主张、企图“废易大臣”的罪人，而是不惜一死，以执行皇帝密旨的忠臣。
司马师也确是够深沉的。他在正月间杀了李丰等人，却不立刻对少帝曹芳有所举动。他拖延到九月，才用皇太后郭氏的名义，把少帝曹芳废了，押往山东临淄的“齐国”，再度作所谓齐王，在事实上施以软禁。这时候，曹芳的年龄是虚岁二十三岁。
司马师心里所想的，是扶立一个小孩子做新皇帝。他嘴里所说的，却是了不起的一番“公忠体国”的话：必须扶立曹操的儿子，任城王曹据，使得国家有一个“长君”(年长之君)。
同时，他叫皇太后郭氏一再以“长辈不可继承晚辈”为理由，说任城王是叔祖，不可继承侄孙曹芳。她出面主张，立魏明帝的一个侄儿、与曹芳辈分相同的高贵乡公曹髦。曹髦这时候的年龄是十四岁。
曹髦是东海王曹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孙子、“魏武帝”曹操的曾孙。
曹髦比起曹芳来，的确更有资格做魏朝的皇帝。因为，他是有凭有据的曹家骨血，而曹芳不过是明帝曹叡的一个养子，来路不明，甚至未必姓曹。曹髦的另一长处，是书念得好。这个，我想留到以后再说。
司马师扶立了曹髦以后，把嘉平六年十月改为正元元年十月。
三个月以后，在寿春有人“造反”，反对司马师，申讨司马师。造反的领袖，是镇东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
毋丘俭是河东郡闻喜县人，魏明帝当太子时候的好朋友。明帝即位以后，他先后做了尚书郎、羽林监、洛阳典农、荆州刺史、扬州刺史、幽州刺史加“渡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他收降了乌丸(乌桓)的几个单于，战胜了高句骊的一个国王，在帮同司马懿打平公孙渊以后，升为“左将军、假节、监豫州诸军事”，转为镇南将军，又改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请军事”。
司马师派了太尉司马孚来，抵抗孙亮的太傅诺葛恪于合肥新城，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在司马孚的督率之下，奉了司马师之命以守为攻，十分服从。
司马师把少帝曹芳废了，改立另一少帝曹髦，毋丘俭便约了文钦，与安丰护军郑翼、庐江护军吕宣、庐江太守张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护军正休，举起维护魏朝、申讨司马师的义旗(陈寿在《三国志.毋丘俭传》里面，却把他描写成一个“作乱”的叛逆)。
毋丘俭等人向少帝曹髦上了一张表。这一张表，便是他们的檄文，他们列举了司马师十一项大罪，其中包括废了旧少帝曹芳，对新少帝曹髦不肯上朝等等。他们也提起了合肥新城之役，魏军苦战了一百多天而司马师对他们有功不赏。
也许是为了分化敌人罢：毋丘俭等人不仅在檄文里称赞了司马懿，而且也建议曹髦，以司马昭代替司马师执掌大权。说司马昭“忠诚为国，不与师同”。他们这样做，其实达不到分化敌人的目的。司马昭怎么会为了毋丘俭等人这几句话，而糊里糊涂地对哥哥翻脸呢?
毋丘俭与文钦在才干上不及司马师。他们把儿子送到东吴，向孙亮讨好，却并未得到东吴的大力支援。他们集合了五六万人，由寿春向西进发，没有办法直捣洛阳，或占领许昌，却走到了项县(河南项城)就停住了。这分明是静候挨揍。
司马师吩咐监军王基带领前锋部队扎在“南顿”，对毋丘俭、文钦监视，另派诸葛诞带领豫州的兵，进攻寿春；派胡遵带领青州、徐州的兵，斜出谯县与今日的商丘之间，断绝毋丘俭、文钦从项县回归寿春的路。司马师自己亲率主力，屯聚在汝阳。
另外，司马师又叫邓艾，带了一万多名“泰山诸军”，到乐嘉县，做出不堪一击的样子，引诱册丘俭、文钦出击。
毋丘俭果然就叫文钦来打邓艾，司马师就指挥大股骑兵，从后面袭击文钦，文钦大败。
毋丘俭在项县城里听到消息，慌忙弃城而走。这一走，全军不可收拾。他毋丘俭本人在走到慎县以后，躲在河旁的草丛里面，被老百姓射死。这个老百姓，姓张名属。文钦一口气逃往了东吴。毋丘俭的小弟弟毋丘秀，也逃去了东吴。
毋丘氏与文氏两家的人，凡是留在魏国的，都一齐被司马师屠杀。母族、妻族的人也连带遭殃。
曾经跟随他们二人一起申讨司马师的将领，有些投降得早，没有被治罪；有些投降得晚，当然都倒霉。
文钦有一个儿子文鸯，十分勇敢。他曾经带了十几个骑兵，冲到司马师的大营，把司马师吓得眼睛都震出了眼睛眶子，痛得要命，终于病死，死在正元二年正月辛亥日，享年四十八岁。
《细说三国》三六、司马昭
司马懿在杀了王凌以后不久便死，司马师也是在杀了毋丘俭以后不久才死。恶人自有恶报。
司马师所执掌的大权，入于司马昭之手。司马昭也将要在杀了诸葛诞及钟会以后不久才死。
司马昭在继承司马师以前，先后作过了洛阳典农中郎将，散骑常侍，征蜀将军，议郎，“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节度诸军”，“安东将军、持节镇许昌”，“行征西将军”，“中领军、留镇洛阳”。
司马师病重于许昌之时，司马昭从洛阳赶到许昌来。少帝曹髦赏升他为卫将军，算是壮壮他的行色。但是，司马师的死讯到达洛阳之时，少帝曹髦却突然下诏给司马昭，叫他留镇许昌，不必返回京城洛阳，军队改由尚书傅嘏带来。
曹髦的意思很明显：不愿意给他以相同于司马懿及司马师的大权。
司马昭不理会曹髦的圣旨，仍旧带了大军，浩浩荡荡，由许昌开向洛阳。曹髦没有一点兵力能挡住这位目无君上的权臣，只好逆来顺受，升司马昭为大将军，加官“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叫他像他的父亲与哥哥一样，“辅政”!
两年以后，甘露二年(公元257年)，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在五月辛未日举起造反之旗，借口忠于大魏而造司马昭的反。
诸葛诞是不是忠于大魏呢?他倘若真是忠于大魏，当年便不会捧司马懿捧得那么起劲，以扬州刺史的身份与王凌作对，帮助司马懿消灭王凌，于王凌死后继任“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倘若真是忠于大魏，也不会于调任镇南将军以后，以镇南将军的身份帮助司马师，消灭毋丘俭。司马师赏他的功，升他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
他和扬州刺史乐缮处得不好，正如当年王凌之与他处得不好。乐缮告了他一状，说他勾结东吴(其实，他抵抗过东吴大将孙峻、吕据等的来攻，斩杀了将军留赞)。他心中怀有鬼胎，很怕迟早有一天会被司马昭捎灭。他“阴养死士”，企图自卫，倒是事实。并且，他在寿春城内储藏了足够一年食用的军粮与民粮。
司马昭派贾充来视察。贾充回洛阳以后，向司马昭建议：征召诸葛诞到京城来做“司空”，逼他提前造反。贾充说：“征召他，他一定抗命不来，造反。这可以说是‘小祸’。不征召他，将来他还是要造反，那就成为大祸了。因为，再给他几年时间，他的准备就更加充足了。”
司马昭接受贾充的建议，征召诸葛诞，把他从寿春调回洛阳，改任司空之职。
诸葛诞接到诏书，便起兵杀了乐缮，对司马昭造反。同时，他把小儿子诸葛靓送往东吴，向东吴投降，请东吴派兵支援他。他集合了十几万兵，东吴派来了三万多兵。司马昭却带了二十六万兵来打。
司马昭不但自己来，而且也“挟”了少帝曹髦一起来。这就一方面增大了声势，一方面也免得少帝曹髦留在洛阳“捣鬼”。
率领东吴兵士的将领，是那曾经与毋丘俭共同造反的文钦，与唐咨、全怿、全端、王祚。他们都及时赶到，进入了寿春城。其实，这是错的。他们不应该进城，应该留在城外，维护寿春与东吴领土的交通线，相机与城内诸葛诞的军队共击司马昭军。
司马昭把他的主力“司令部”设在河南沈邱县东北的丘头，叫部队把寿春四面合围，沿着城墙，造起双重的“堑垒”。这样，从甘露二年五月围到了甘露三年二月，城中粮尽，有些军官出来投降，诸葛诞与文钦发生内讧，杀了文钦，文钦的儿子文鸯报仇不成，也出城投降。
陈寿的《三国志》说：寿春城破的一天，司马昭的兵士从城外爬上了城墙，城内的诸葛诞军没有一个人“敢动”。陈寿又说：诸葛诞一个人单独骑马，“将其麾下”冲出“小城门”。
陈寿的文笔，颇有问题。既然是城内役有一个人敢动，那么诸葛诞和他的“麾下”都动了，他们难道不是“人”?
这些麾下，有几百人之多。与诸葛诞一起被司马昭的兵捉住，却都不肯投降。干宝在他的《晋纪》里说：“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杀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
这些从容就义的人，在被杀的时候心安理得，一点儿也不痛苦。他们说：“为诸葛公死，不恨。”
在我国对日抗战期间，美国空军若干人在杜立特统串之下，飞到东京上空，执行轰炸的任务；回到中国的上空，因油尽而“强迫降落”，被我们某一村庄的敌后同胞藏了起来。日军把这个村庄的人，排在一起，先杀一个，再杀一个，直到杀尽为止，没有一个人肯说他们已经把美国人藏在什么地方。日军每杀一个我们的这些忠义同胞，一定先问一次：“你们把美国人藏在哪里?”而所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的。他和那几位幸免于难的美国空军是好朋友。
话归本题，诸葛诞能有那么多的麾下，甘心为他而死，可见他也不是一个毫无道理、喜欢造反的军阀。他本人在麾下被捕以前，于格斗之时阵亡。他的头被司马昭叫人割了下来，送到洛阳，挂在十字街头示众。他的家人，照例都倒了霉。父族、母族、妻族．完全被杀。
诸葛诞与诸葛亮并不是兄弟，只是远房的本家：同为诸葛丰的后裔(诸葛亮兄弟三人：老大诸葛瑾，老二诸葛亮，老三诸葛均。诸葛均跟随二哥到了西蜀，被二哥酌量提拔，做官做到了“长水校尉”)。
司马昭打平诸葛诞，“挟”了少帝曹髦回洛阳，叫曹髦封他为“晋公”，以并州六个郡与“司州”(司隶校尉部)的两个郡，为晋国的封地；又升他的官为“相国”，宠他以“九锡”之命。他一概谦辞(既然不想要，为什么又先叫曹髦给？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声望)。
曹髦与在他以前的一个魏少帝(曹芳)很不相同。曹髦是“智商”颇高的一位青年。他向当时的太学博士淳于俊请教，问《易经》这部书的来源。淳于俊说：“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卦。”曹髦再问，为什么孔子不说“燧人氏没，包羲氏作”?对于这一个问题，淳于俊答不出来。
曹髦对于《书经》里的许多字句，也有疑问。他觉得尧有四凶而不能去，用舜还要等待“四岳”来推荐，似乎并不是圣明得如一般儒生所说。他这样“惑经”、“疑古”，比唐朝的刘知几早了几百年，也许是受了王充所写的《论衡》的影响。
曹髦不幸而生于帝王之家。否则，以他的能力，当一个平平安安、衣食无忧的大学教授，绝对可以做到。他也不幸而智商颇高。否则，倘若他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一切完全听由司马昭做主，可能获得司马昭的宽容，不致死于非命。
我们应该替司马昭说一句公道话，司马昭本没有计划要曹髦死，是曹髦自己“找死”。
曹髦在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己丑日，纠集了几百名“僮仆”，敲鼓呐喊，冲出宫门，想冲往司马昭的住宅，在“东止车门”遇到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屯骑校尉司马伷想阻挡他们，被他们骂走。
他们到了宫城之南的“南阙”，被司马昭的走狗，魏朝的中护军贾充，带了若干兵挡住，双方打了起来。
这时候．魏少帝曹髦拔出宝剑，亲自动手。贾充旁边的另一走狗，官居魏朝太子舍人的成济，问贾充，“情况紧急了，该怎么办?”贾充说：“养你们这么多年，正是为了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你尽管干罢，事后不会有人追究的。”于是，成济便抽出自己随身佩带的戈，对皇帝曹髦猛力刺去，“刃出于背”。
曹髦当时就死。可怜他年纪只有二十岁而已。曹操地下有知，应该后悔白花了一辈子力气替子孙谋得了这个并非值得一谋的皇帝宝座。事后，司马昭把成济杀了，灭掉三族。贾充，司马昭升封他为安阳乡侯(原为阳里亭侯)，增加一千二百户封邑，扩大他的兵权为“统城外诸军”，加官“散骑常诗”(成济算是白白地上了贾充的当)。
司马昭迎立了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原名曹璜)，继承填补少帝曹髦所留下的皇位。这位曹奂在当时是“常道乡公”(常道乡属于幽州广阳郡安次县，安次县在今天河北省)。曹奂并不住在所封的常道乡，而与其他的魏朝宗室一样住在邺县。
司马昭把曹奂立为皇帝以后，更改年号，以甘露五年六月为景元元年。
曹奂成为魏朝历史上的第三个“少帝”。其后司马炎逼着曹奂禅位篡了魏朝，封曹奂为陈留王。
陈寿把曹芳、曹髦、曹奂，三个人先后当皇帝的期间所发生的大事，合写成一篇《三少帝纪》。然而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却又不称他们为少帝芳、少帝髦，与少帝奂，而只称他们为“齐王”、“高贵乡公”、“陈留王”。这是十分说不过去的一种“笔法”。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把魏国列为正统，口口声声，说这不是为了“独尊奖一国”，而是为了“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志)事之先后”。但是，到了真的记载史事的时候，我们这位史学前辈与他的若干助手，却毫不考虑，大书特书什么“世祖文皇帝”(曹丕)，“烈祖明皇帝“(曹叡)，把刘备称为刘备，孙权称为“吴主权”。魏方打蜀汉东吴，就写成“征”、“伐”；蜀吴打魏方，却写成“入寇”!
《资治通鉴》荒唐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是把魏少帝曹芳称为“邵陵厉公”。曹芳在被司马师废掉的时候，回复了他的齐王的爵位；是到了司马炎篡魏以后，他才被降封为公，封在邵陵；而且要到他本人死了以后，才获得了“厉”这个字的恶谥。司马光及其助手，凭什么可以把晋朝人加给齐王的坏称呼，写在属于魏朝一段的《资治通鉴》上?该骂!
司马昭于少帝曹奂即位以后，叫曹奂封自己为晋公，任命自己为“相国”。他又坚决辞让丁一次。此后，少帝曹奂与他又再扮演了一个硬要封拜，一个硬是不肯接受的骗人的把戏。到了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已经开始了对蜀汉作最后一次用兵之时，司马昭才装出“只得接受”的样子。
一个月以后，邓艾胜诸葛瞻于绵竹，后主刘阿斗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