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同学在当时问诸葛亮：“你自己的志愿与能力呢？”诸葛亮不肯答复，只是笑而不言。
他们三人，尤其是徐庶，其实也并不是不知道诸葛亮的志愿与能力。因为，他常常把自己与管仲、乐毅相比(管仲辅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乐毅把亡掉了一大半的燕国，完全恢复，而且占领了齐国的十分之九。诸葛亮有志于使得汉朝中兴，于此可见)。
当时的一般人都认为诸葛亮太狂妄，徐庶却深信诸葛亮确有比得上管仲、乐毅的能力。
还有两个人，也很深信诸葛亮是天才。其中的一位姓崔，号州平(名叫什么，现存的史料没有记载)，是(河北省蠡县南边的)博陵县人，避乱住在荆州。父亲崔烈是名士，可惜花了钱买司徒与太尉的官位，声誉一落千丈。其后，因为大儿子崔钧参加了袁绍的讨伐董卓运动，崔烈被董卓关在牢里；董卓死后，被释放；李傕来到长安，崔烈死于李傕之手。崔州平是崔烈的小儿子。
诸葛亮的另一位知已，是长他一辈的亲戚、襄阳人庞德公。
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是诸葛亮的姐夫。庞德公说：“诸葛亮好比是一条卧龙”(睡着的龙，还不曾醒，醒了就会飞走)。
庞德公对于自己的侄儿庞统也很称许，说庞统是一只凤雏。凤雏，就是雏凤，出生了不久的凤凰，将来前途无量。
庞德公的一个朋友司马徽，是颍川郡阳翟县人，也流寓在襄阳，带了家眷与庞家同住在洄湖之中的一个小岛之上。这个岛，叫做鱼梁岛。这位司马徽颇有知人之明，庞德公称他为“冰镜”(《三国演义》的作者误写为“水镜”)。所谓冰镜，意思是，司马徽极冷静，能够冷眼观人，冷得像冰，而看人看得准，像镜子一样。
司马徽的经学、史学、子学，都有相当深的造诣。远方青年走来跟他念书的颇有几位。知名的有向朗、尹默、李仁。这三人都在刘备取得益州以后，做了重要的官：向朗当了几任太守，做过诸葛亮下面的“丞相长史”，及光禄勋、左将军；尹默作过“劝学从事”、太子仆射(教刘禅读《左传》；李仁的儿子李譔作了尚书令史、太子庶子、太子仆射(教刘禅的儿子)。
司马徽似乎不曾做过请葛亮的老师，他与诸葛亮的关系，是师友之间；在年龄上比诸葛亮长半辈。
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里面说：把诸葛亮介绍给刘备的，是司马徽。刘备走到了司马徽家，专诚拜访，向司马徽请教对当时的局势看法如何。司马徽说：“我不过是一个儒生，俗士，根本不识时务。识得时务的，这里有卧龙与凤雏二人。”刘备进一步再问：“谁是卧龙？谁是凤雏？”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姓诸葛，名亮。凤雏姓庞，名统。”
《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记载的与此不同；刘备驻屯在南阳郡新野县，遇到徐庶，对徐庶十分器重。徐庶向刘备说，“有一位诸葛亮，是睡在家里的一条龙。将军想不想见他?”刘备说；“你就带他来见我罢。”徐庶说：“诸葛亮这个人，不是可以被我带来见你的。你应该屈尊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去拜访，前后拜访了三次(这三次，未必如《三国演义》的作者所说，第一次诸葛亮不在家，刘备遇到了崔州平；第二次诸葛亮又不在家，刘备在途中遇到了石广元与孟公威；到了诸葛家，见到了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离开诸葛家，遇到了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最后，刘备在第三次拜访之时，才见到了诸葛亮，畅谈“时务”。也许，刘备拜访了诸葛亮三次，三次都见到了，而且也都畅谈了。第一次谈得就很“投机”，所以第二次再来，第三次又来，前后谈了三次以后，诸葛亮完全说服了刘备，刘备也说服了诸葛亮。刘备答应诸葛亮，采纳他所建议的政略与战略；诸葛亮也答应了刘备，离开隆中的草庐，跟刘备去新野。从此为他效劳，到死为止)。
《三国演义》关于三顾“茅庐”的描写，虽然极不正确而文笔十分精彩，也连带地似乎不太费力而给读者一一介绍了诸葛亮的几位好友与岳父黄承彦、弟弟诸葛均。
《三国演义》中的“茅庐”，请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称为“草庐”。《出师表》中有这么几句话：“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地位卑徽，学识鄙陋)，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有了这《出师表》里的几句话作为证据，鱼豢在《魏略》之中所说，就不攻自破。《魏略》说，不是刘备去拜访诸葛亮，而是诸葛亮到了刘备那里去“求见”。见了以后，刘备因为从来不认识这个年轻的书生，对他不甚理睬。诸葛亮偏要留在客厅，到了别的客人走了以后，他还不走。刘备仍旧不太睬他，而拿起一只刚刚有人送来的髦牛尾巴，编结这尾巴上的毛作消遣。请葛亮忍耐不住，就很冒失地说，“将军有没有别的远大志愿。还是就这样以编结髦牛尾巴为满足?”于是，刘备才丢下髦牛尾巴，向诸葛亮说：“这是什么话?我哪里会以编结髦牛尾巴为满足呢?我不过是弄着玩，解解闷而已。”诸葛亮说：“将军，你看镇南(镇南将军刘表)比得上曹公吗?”刘备说：“不如。”诺葛亮又问；“您自己比得上曹公吗?”刘备只得承认：“也不如。”
《魏略》的这一段对话，很像是《战国策》上策士的口气。很容易叫人信以为真。事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自古以来，像刘备那样以一个爵为亭侯，官拜左将军，作过徐州牧，年纪有了一大把的人，肯去拜访一个二十七岁，姓名“不见经传”，毫无资历的年轻人诸葛亮，虽不能说绝对没有，至少是很不常有。这就是刘备非常人所及的地方。
诸葛亮在隆中，他在草庐里对刘备所说的一番话，已经被陈寿浓缩在《诸葛亮传》之中。
他向刘备说：“自从有人发起讨伐董卓以来，豪杰并起，各据一方，‘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其中，最厉害的是曹操。比起袁绍来，曹操的名气小，兵少；他却终于以弱胜强，打败了袁绍。这不仅是天意，或时机。人谋也有关系。曹操到了今天，兵有了一百万；地位呢，掌握了朝廷，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将军，您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和曹操较量短长的。”
诸葛亮继续说：“另一位不可以和他较量的人，是孙权。孙家的人割据江东，已经有了“三世’(陈寿所指的三世，是孙坚、孙策、孙权。陈寿弄错。孙坚虽则是江东吴都富春县人，却并不曾有机会回到家乡，实行割据)。孙权这个人不仅有易于防守的地盘(有长江之险)，而且很得江东的民心。刘将军，您只可以和孙权做朋友，不可以打他的主意。”
那末，该打谁的主意呢?该打刘表的主意。刘表有了这大好的荆州，北有汉水、沔水；南有南海；向东，顺长江而下，通到吴郡一带；向西，通到巴郡、蜀郡。刘表有了这可攻可守的荆州，却毫无用武的能力。“刘将军，这似乎是老天爷安排好，给您做本钱的。您是不是有兴趣呢？”
荆州以外，另有一个州，也是好地方，而主持该州的州牧比刘表更无能力。这另外一州，是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与陕西南部的益州；州牧刘璋是一个既糊涂而又懦弱的人。益州的土地很肥沃，人民很殷实，刘璋却不懂得如何保存这一大片土地，照顾那么殷实的人民。在益州的北部，汉中郡一带，有居心叵测的张鲁，而刘璋不加防备。益州的才俊之士，早就想换掉刘璋，欢迎一个配得上作他们的州牧的人了。
“刘将军，您不仅是汉室(景皇帝)的苗裔，而且信着于四海，声望极高。您本人又喜欢交结英雄，思贤若渴。您便是一个配得上到益州去作州牧的人。”
诸葛亮的结论是：倘若刘备能先取荆州，再占益州，便有了立足点。然后把荆、益两州的内政办好，把边界的要害守好，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夷，指云南、贵州的各种夷人与苗族；越，指广东、广西与越南的越人)，同时“结好孙权”(与孙权结盟，建立友好关系)。这样，便把脚跟站稳，可守可攻。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的这一番话，把当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分析得明白透彻；也把刘备所应该采取的步骤，设计得有条不紊。
其后，刘备得到他的帮助，完全按照这个计划去进行。先取荆州，后取益州，然后荆、益两州的兵同时出动，用钳形攻势对曹操作战。
可惜，一则是曹操来得太快，没有等到刘备拿下荆州就来；二则是刘备依靠了孙权的力量才抵住了曹操，因此而不得不把荆州的最好部分(武汉一带的)江夏郡与(江陵宜昌一带的)南耶，让给了孙权；三则是虽然在周瑜死后，经过一番磨擦而向孙权用长沙换得了南郡，命令关羽由南郡攻取襄阳樊城，吓得曹操想放弃许县。刘备自己也攻占了汉中，对长安形成威胁。却不料因此而引起孙权的嫉妒与害怕，背弃了同盟的誓言，出兵偷袭关羽的后方，杀害关羽。酿成孙权、刘备二人在猇亭拚得你死我活!诸葛亮的隆中方案，终成泡影。
这些，留待以后细说。
现在，我们应该说一说，诸葛亮参加了刘备的阵营之后，有过什么表现？他在赤壁之役，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参加了刘备阵营，起先并没有立即获得什么重要的职位，如所谓军师之类，因此也就不曾能够有什么惊人的表现(火烧博望坡之事，与他无关)。
刘备自己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空头的“左将军”，虚有其号的“宜城亭侯”，论实力仅有几千名兵士，在地位上仅是刘表所收容的一员“客将”，既非州牧，亦非太守，新野一县也并非他的“防区”，只是暂时的驻军之地。如此的一个刘备，怎么能给诸葛亮什么官做呢?
诸葛亮在刘备的军营之中，倘若能有什么名义，也只能是所谓“宾客”，相当于民国初年的顾问、参议之流。
刘备对于这位二十六七岁的宾客，确是十分器重，“情好日密”，天天见面，谈个没完，老朋友关羽、张飞二人看不顺眼，说出酸溜溜的话，刘备也就老实对这两人说，“孤之有孔明，如鱼之有水也”(封了侯的人，自称为“弧”)。刘备请关羽、张飞以后不必发牢骚；关、张二人也就乖乖地不再说什么了。
刘、关、张都不是“一介武夫，未尝学问”。刘备作过经学家卢植的弟子。也就是大儒郑玄的再传弟子；关羽生平手不释卷，喜欢读《左氏春秋》<俗名《春秋左传》)；张飞呢，字写得极好，而且也善画美人。诸葛亮书读得当然不会很少，却也未必读得比刘、关、张三人都多。为什么刘备极喜欢与诸葛亮交谈呢?可能是，诸葛亮长于分析，不仅言之有物，而且“头头是道”，对当前的局势与随时发生的大小问题，“独具只跟”。
在这个最初的一两年，诸葛亮除了陪刘备闲谈以外，有没有替刘备办过具体的事?我想，不会设有。像刘备这样作过州牧，打过仗，经常掌握着若干人马而有志于“打天下”的人，是不至于找到了人才而仅仅以谈谈为满足的。他当然有“用”这个人才之意，否则不能有耐心和他一谈、再谈、天天谈。既然有意于“用”这么一个人才，自然就必须先拿一些小事来“试试”他的能力了。
可惜，《三国志》的《刘备传》与《诸葛亮传》，均没有记载诸葛亮被“试用”的经过。
《诸葛亮传》仅记载了刘琦向诸葛亮求教的故事。刘琦是刘表的大儿子，失宠。得宠的，是刘表的小儿子刘琮与刘琮的生母，亦即刘琦的后母蔡氏。刘琦对自己的未来很焦虑，曾经向诸葛亮请教了好几次，诸葛亮总是不肯给他出什么主意。最后，刘琦骗诸葛亮上楼；上楼以后，刘琦叫人搬走了梯子，然后向诸葛亮说：“今天你我二人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只有我一个人的耳朵听进了去，机密得很。你现在可以说话了罢？”刘琦的如此安排，在动机上确是为了保持机密，而不是有意对诸葛亮威胁(诸葛亮也不是一个肯在威胁之下贡献妙计的人)。
诸葛亮对刘琦轻描淡写地说出下面的几个字：“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左氏春秋》，很多人都念过，刘琦自然念过，然而别人与刘琦念了这申生与重耳的故事，只把它当作古时候申生与重耳的故事而已；诸葛亮念了，却懂得把这个故事的教训应用到“今天”刘琦与刘琮的实际问题上来。诸葛亮劝刘琦，不要蹈晋献公前妻之子太子申生的覆辙，坐待骊姬宰割，应该效法公子重耳，出亡。不久，刘表的江夏(武汉)太守黄祖，被孙权击败，阵亡。刘琦就向爸爸刘表求得了江夏太守的位置，离开襄阳，逃出了刘表后妻蔡氏的魔掌。
《细说三国》一七、赤壁
诸葛亮第一次在刘备集团中露头角，是以刘备的代表的资格，说动了孙权，使得孙权决心派兵，与刘备共同抵抗曹操。
那时候，建安十三年，曹操在七月间向南进军，征讨刘表。刘表吓得吐血，在八月间去世，荆州交给了他的小儿子刘琮。刘琮领兵驻扎在襄阳；刘备已经率领关、张等人与几千兵士由新野退到樊城。刘琮不通知刘备，便向曹操递了降书；刘备得到情报，慌忙放弃樊城，分两路撤退。一路，上了船，由关羽统带，向江夏(武昌汉口)航行，目的在与刘琦的力量会合；另一路，由他自己与张飞、赵云统带，走陆路，由樊城渡了襄河(汉水)，向正南的方向走，目的地是南郡(江陵一带)。
有若干刘表的部队，不愿意随着刘琮向曹操投降，都跟了刘备、张飞一起向南走去。而且，十几万的人民也陆续加入了刘备、张飞的行列。这些人民情愿离乡背井，由人民变成难民，是为的什么呢?一则是，他们早就听说曹操这个人很残忍，在徐州屠过五个城，又杀过袁绍的旧部八万名军官兵士。二则是刘备在新野与樊城的仁爱作风，使得当地的人民有目共睹，因此才感觉到跟他走，不会吃亏。
这十多万难民，不曾吃到刘备的亏；刘备却吃了他们的大亏。他们无心害刘备；刘备的确为他们所害。
有了他们夹在中间，塞住大路。刘备的部队与若干不愿降曹的刘表旧部，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方式行军。因此，不仅行军的速度太不够标准，而且无法安排随时能够应战的行列(作战部署)。于是，曹军追到之时，刘备吃了一个大败仗。
曹军是在当阳县的长坂坡追到刘军的。曹操本人丢下了笨重的“大行李”，选了五千名骑兵，一日一夜跑了三百多里。
刘军的一方面，虽则于战败以后有张飞带了几十个人在桥边断后，暂时阻挡了曹军一下，却也无法转败为胜，只得改变路线。不向正南的江陵走，而向东南的汉水走。走到了汉水边，等侯关羽的“船队”开到，刘备、张飞与一群新败之兵都一起上了船(难民大概是只得留在长坂坡到江陵的路上了，不可能也到汉水边，与刘军一齐上船)。
刘、关、张、赵四人与几千兵士到了江夏郡，与刘琦会合。刘琦的兵较多，有一万以上。双方的兵力，合起来勉强可以号称两万，与曹操的二十几万，不成比例。除非发生奇迹，刘备、刘琦的两万人如何能抵得住曹操的十倍以上的敌军呢?
然而，奇迹终于发生。诸葛亮走到刘备的身边，向刘备说：“事态很急了，请你派我到孙权那里，向孙权求救。”刘备于是就派了诸葛亮当他的代表，乘船向东。
孙权本人这时候不在吴县，不在曲阿(丹田)，不在京口(镇江，丹徒)，不在秣陵(南京)，而在柴桑。
柴桑是一个依山而筑的城，在今天江西九江之西南的德化县。
孙权也正在为曹操的席卷荆州而焦虑，被曹操“与将军会猎于吴”的诺言弄得七上八下。他的第一助手长史张昭，竭力主张干脆向曹操投降。张昭的理由：一则力量不成对比；二则当年孙策曾经在临死之时交代过：倘若打不了胜仗(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
孙权的另一助手“中护军”周瑜，却一贯地主战，周瑜不是一个在参谋业务中磨练出来的精打细算的人；他是一个气冲斗牛、勇冠三军的英雄，从来不把数目字看成机械性的决定因素。对曹操的大兵团的实力，压根儿看不起。
孙权在当时年纪不到三十(虚岁二十七，实岁二十六)，虽则消灭过庐江太守李术与江夏太守黄祖，还不曾有过与头等角色较量较量的经验。
孙权之所以拿不定主张，由于一方面他不能不承认曹操的威望高、兵多、能力强；另一方面，他却不能甘心把哥哥孙策辛苦得来的江东六郡，轻易送给曹操。
诸葛亮到达柴桑，孙权立即召见，问诸葛亮：“你从荆州来，荆州的情形如何?”请葛亮说：“很糟，曹操十分厉害，刘豫州吃了败仗”(刘备在当时常常被喜欢他的人称为“刘豫州”。因为他以前经陶谦荐举，担任过豫州刺史；后来，于徐州被吕布偷占了以后投奔曹操，又被曹操推荐，做了豫州牧)。孙权问诸葛亮：“你看我应该怎么办?”诸葛亮说：“这个，要请您自己决定。您估计一下，倘若能够以江东六郡的力量，抵得住曹操八个州及一个部的力量，那么就不妨早一点对曹操翻脸。反过来说，倘若自问力量不足以与曹操对抗，那就索性对曹操屈服，按兵不动，把甲胄封存起来，静候曹操派人来接收。这两种办法，随您采取一种。最坏，莫如狐疑不定，表面上对曹操服从，事实上又要保存独立，那就快要大祸临头了。”
孙权说：“你们的那一位刘豫州，他作何打算?”诸葛亮回答：“刘豫州的情形和您不同。他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是汉朝皇室的一分子，对曹操这个把持汉朝政权的奸臣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况且他又是英才盖世，早就成了全国人士所崇拜的偶像，各方慕他的名而来效力献身的人极多，很像大小河流的水都奔向大海一样。刘豫州能否战胜曹操，听由老天爷来决定；即使败了，也无所谓。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向曹操投降的。”
孙权被诸葛亮的这一番话气得勃然大怒。孙权心里在想：“你们的那一位刘豫州是‘英才盖世’，不能考虑投降!我孙权就不是英才盖世?你竟然劝我考虑投降!”
孙权为了自己的面子，而赶紧向诸葛亮说：“你也不必多说了，我掌握了全部江东领土，我手下有十万雄兵，怎么可以受别人(曹操)的控制?我早就决定了，与刘豫州合作，共同抵抗曹操。但是，刘豫州刚刚打了败仗不久，能不能作战呢?”
诸葛亮回答：“刘豫州还有不曾伤亡的精兵与关羽所率领的水军一万人之多，刘琦在江夏郡的战士，也不少于一万人。曹操的兵虽多，听说他们在追击刘豫州之时，一天一夜走了三百多里，弄得精疲力竭，这叫做‘强弩之末’，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是北方人，不长于在水里打仗；所掳胁的荆州军民，对他们口服心不服，不能合作。孙将军，您倘若能派几员猛将，带几万兵去，与刘豫州并肩作战，‘协规同力’，一定可以击败曹操的军队，造成孙、刘、曹三方鼎立的形势。”
孙权听完诸葛亮的这一番话，很高兴。立刻下令周瑜、程普、鲁肃三员大将，领兵三万，去江夏郡与刘备、刘琦合作，共同抵抗曹操。
在诸葛亮未到柴桑以前，孙权已经先后听到过鲁肃与周瑜的主战论调。诸葛亮并不是第一位劝孙权对曹操作战的，而是第三位，也就是最后一位贡献这个主张给孙权的人。然而发生决定性的影响的，是诸葛亮，不是鲁、周二人。
鲁肃是早在八月间刘表去世之时，就向孙权献计，请孙权派他作代表，到荆州，在名义上是去吊唁刘表，在事实上是去联络刘备，鼓励刘备，叫刘备放胆对曹操作战，答应给刘备支援。
鲁肃走到夏口(汉口)之时，曹操已经向荆州进军；不久，鲁肃走到南郡的郡治(江陵)，曹操已经在襄阳，收降了刘琮，向南猛追刘备。鲁肃走到了江陵之北、当阳之南的长坂，遇到刘备。刘备刚刚吃过一次败仗。
那时候，新败之余，刘备的阵营兵荒马乱，刘备本人自然也很心烦。鲁肃来到帐篷里，向刘备说明来意：劝刘备不必灰心，孙权一定支援。鲁肃而且向刘备描述了江东人民如何富庶，军队如何精壮。
鲁肃对刘备身旁的诸葛亮，作一番自我介绍；“我是令兄子瑜(诸葛瑾)的朋友。”诸葛亮对鲁肃也就推诚相与，成了朋友。
刘备不曾梦想到孙权会得先派人来找他，兴奋之余，就立刻叫诸葛亮作代表，到柴桑去向孙权答聘；同时，也催促孙权出兵。
历史上的小问题极多。原因是，史料总不会完全，也都不免于或多或少的主观成分。倘若有两个人叙述同一件事，结果便是两篇很不相同的故事。甚至，一个人叙述了同一件事两次，也可能写出先后不同的两篇故事来。原因：这一个作者先后所根据的史料不同，“蓝本”不同，或这一个作者先后的情绪不同，对书中人物的好恶不同。
陈寿在编写《三国志》的时候，常常有这个毛病。不仅时间颠倒，次序颠倒，而且写张的时候说张好，写李的时候又说李好。他在写《鲁肃传》的时候，把孙权出兵的事完全归功给鲁肃，不仅没有提到诸葛亮，也并未提起周瑜。在写《诸葛亮传》的时候，他又把孙权出兵之事，全部归功给诸葛亮。
有人说，这是“正史”的体例，为了避免重复面把某人的事写在某人的传中。我却以为详于此而略于彼则可，一点儿也不提起，就未免差劲了。
这一件孙权出兵抗曹的事，我们应该首先赞扬孙权。他倘若没有敢以弱敌强的英雄气概，十个鲁肃与周瑜、请葛亮，也说动不了他的。
第二，我们应该欣赏鲁肃。鲁肃是孙权面前第一个坚决主张抗曹的人，而且前后有两次都是如此。第一次，在作代表去荆州以前；第二次在从荆州回来以后。第二次，他的论调更加彻底。他在众人主张迎曹，孙权退席去“更衣室”(洗手间)之时，紧跟着孙权，跟到了“宇下”(走廊外边)。孙权被他的诚恳所感动，就拉住他的手，问他：“子敬，你有什么话要说罢?”(子敬二字，是鲁肃的字)
鲁子敬回答：“刚才那些主张迎曹的人，都是为自己着想，会误掉将军的大事。像我鲁肃这样的人，是可以迎曹的。迎了曹以后，曹会把我交给本县的地方官去量才录用，最低限度可以当个把不重要的科员(下曹从事)，有小牛车可以代步，生活不成问题；倘若好好地干，也可能慢慢地升为一个州的刺史(年俸六百石)，甚至一个郡的太守(年俸二千石)。孙将军，您倘若迎曹，曹操能够给您什么官呢？您将有什么样的出路?”
孙权说：“是啊!我的看法与你一样。”
周瑜的贡献，我们也绝对不可抹杀。周瑜虽则是推荐鲁肃给孙权的人，在主张上与学识上与鲁肃并不相同。鲁肃是自从见了孙权之面开始，就暗暗地向孙权灌输另创一个朝代，自为皇帝的思想。鲁肃没有一点“中兴汉室”的抱负，他奉孙权，所行的完全是现实主义，而不是正统主义；他志在攀龙附凤，做新朝的“佐命大臣”。周瑜不是如此。
周瑜向孙权直截了当地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好周瑜!这“操自送死”四个字，是何等的雄壮!周瑜，你真不愧为周瑜!当时，整个江东，整个中国，有没有另一个人，敢说、能说，曹操是来送死的呢?
周瑜向孙权作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曹军的四大弱点：第一，北方的内部并不安定，函谷关之西，又有马超、韩遂在造反；曹军有后顾之忧；第二，天气已冷，曹军的马匹没有草吃；第三，北方的兵士来到南方，水土不服，一定有很多人生病；第四，北方的兵士不长于水战，打不过江东的兵。
最后，周瑜向孙权说出最有力量的几句话，作为结论：“将军，您想捉曹操，最好就在今天决定。您给我三万精兵，让我开到夏口，我保证替您打垮这个曹操!”
孙权说：“对!曹操这个老贼，早就想废掉汉朝，自为皇帝了。他之所以还不曾如此做，起先是因为还有袁家兄弟二人、吕布、刘表和我。现在，袁家兄弟与吕布、刘表都完啦，只剩下我一人还活着。我和姓曹的老贼，在形势上不可能同时并存(势不两立)。你说我们该对他作战，很和我的意见相同。”
孙权在鲁肃建议抗曹之时，孙权对鲁肃说过：“这是老天爷把你送给了我!”
现在，于周瑜建议抗曹之时，孙权也向周瑜说：“这是老天爷把你送给了我!”
卢溥在《江表传》里对这篇故事有所补充。卢溥说：“孙权听罢了周瑜的一番话，就拔出刀来，把面前的案(矮脚小桌子)砍下一只角，对参加会议的若干人说，‘倘若有人再说我们应该迎曹，我就砍他，像砍这个案儿一样。’”卢溥又说，周瑜在会议散了以后，留在会场，向孙权说明：“那些主张迎曹的人，上了曹操的当，以为曹操的兵力，真如曹操自己所说，有八十万人之多。实际上，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只有十五六万，加上了投降他的刘表旧部六七万，总共也不过是二十二三万而已。这些刘表旧部对曹操并没有信心，不是那十五六万已经走累了的北方兵所能驾驭的。所以，曹军的人数虽多，并不可怕。我们只要有五万精兵，便可以打败曹军了。”
在卢溥的《江表传》中，也有孙权听说老天爷把鲁肃与周瑜送给他的话，只是在文字上改为：“这是老天爷用你们二人来帮助我(此天以卿二人赞弧也)!”
《江表传》确是写得比《三国志》详细。《三国志》仅仅说了周瑜要求给他三万兵，孙权如数照给。《江表传》却说了周瑜开口要五万，孙权答应了先给三万。孙权说：“五万人一时来不及集中，但是已经有三万人早就集中好，船、粮食、武器，也都已准备妥帖。你和鲁肃、程公，先行出发，我随后就派人押运粮食，带领补充员，作你的支援。你能够把这件办了，最好。倘若不甚如意，也不要紧，你尽管回来，让我与曹操拚一拚。”程公，指程普。孙权因为程普年纪大，所以尊称他为程公。
由此看来，孙权似乎早就决心抗曹了，并不是诸葛亮来到柴桑以后，才作决定的。然而，我们再读一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似乎倘若诸葛亮不来，孙权就可能不出兵。究竟是《鲁肃传》与《周瑜传》正确呢?还是《诸葛亮传》正确?事实是；在诸葛亮到达柴桑以前，孙权虽有出兵的意向，却还没有出兵的行动。诸葛亮的功劳，就在这意向转为行动的一点上。
鲁肃与周瑜二人，除了是首先建议抗曹的人以外，在赤壁之战进行期间，担任了实际的任务，其重要性远非诸葛亮可比。诸葛亮在当时不仅不是联军的统帅或军师，而且连刘备的军师也不是(他当刘备的军师将军，是在帮助刘备打下成都以后。他受任为“军师中郎将”，也要等到赤壁之战结束，刘备攻下了湖南省的四个郡以后)。
周瑜在赤壁之战期间，是孙军的“左部督”，与“右都督”程普的地位相等。
他不是孙军的总指挥官。总指挥官是孙权自己，虽则不在前线。
他更不是“孙、刘联军的统帅”。孙、刘两方各干各的，只是“并肩作战”而已。
论军阶，他周瑜还不过是属于校尉之上、将军之下，所谓“中郎将”的一级。他是“建威中郎将”，程普是“荡寇中郎将”，而刘备早就是“左将军”了(孙权是“讨虏将军’)。
论兵力，刘备与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各有一万，周瑜与程普的兵合起来号称三万，实际上也不过是两万多人而已，甚至不足两万(周瑜因箭伤而死之时，他的全部“士众”仅有四千余人，由孙权下令拨给鲁肃接管)。
鲁肃在赤壁之战期间及其前后，都极为重要。他是“赞军校尉”，比周瑜、程普两个中郎将的地位低，却少不了他这样一个人来协调于周、程二人之间。周年轻，程年老。程在起初，对周很不服帖，经过了这一次共同抗御曹操，程普才和周瑜变成十分要好的朋友。
鲁肃不仅是周、程之间的协调人，也是孙军与刘军之间的“联络官”。没有鲁肃，这个仗是没有办法打的。曹操的兵有那么多，而孙、刘两方合起来还只是这么少；倘若不能合，岂不更糟?
鲁肃的大帮手，是刘备身边的诸葛亮。两个人的政略看法，完全一致，虽则各为其主。两个人在公谊上均深信必须孙军与刘军一致行动，才抗御得了曹军；在私交上，鲁肃和诸葛亮的同胞哥哥诸葛瑾也的确一向是最要好的朋友。
孙、刘双方这一次均是死中求生，猛将全体出动。孙方除了周瑜、程普二人以外，有韩当、黄盖、凌统、吕范、周泰、甘宁、丁奉、吕蒙，可说是人才济济。刘方，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魏延、马超，这时候都还没有成为刘备的部下)。
关羽在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官拜“偏将军”，爵为“汉寿亭侯”。这个官与这个爵，都还是当年曹操在他杀了颜良以后，酬劳他的。
张飞的地位较低，只是一个“中郎将”。这中郎将的军阶，也是曹操所给，那是当张飞跟随刘备于被吕布赶出小沛、投奔曹操之时。
赵云在当时的官位难考，《三国志》本传说他替刘备主持骑兵部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骑兵团团长之类。他也许已经有了中郎将的官阶，或是仅仅为一个校尉。
周瑜要等到打完赤壁之战以后，才被孙权升为“偏将军”；关羽到了那个时像就被刘备由“偏将军”改为“荡寇将军”了。
在孙军的这一边，于赤壁之战以后，一升为“裨将军”，再升为“荡寇将军”的，是程普。
韩当在孙策之时是一个校尉(先登校尉)，赤壁之战开始之时已经是一个中郎将。他要挨到建安二十四年跟着吕蒙偷袭关羽的南郡以后，才升为偏将军。
黄盖在赤壁之战期间功劳最大，所以升得也快。开始作战之时，他不过是一个“丹阳都尉”，获得胜利以后，他没有经过校尉的一级，升作了中郎将(武锋中郎将)。其后，他攻取了武陵郡，孙权再升他为“偏将军”。
在孙方的其他军官之中，以吕范的军阶为最高。赤壁之战开始之时，吕范是“征虏中郎将”；打完赤壁之战，他作了“裨将军”；再其后，升为“平南将军”。
凌统原是一个“破贼都尉”，打完这个仗，升为校尉。
周泰、甘宁、丁奉，这三人的军阶当时都不甚高。丁奉年纪最轻。在赤壁之战时不过是甘宁下面的一员小将。
吕蒙，是我们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所最不喜欢的一个，因为他后来害了关公(关羽)。吕蒙也的确是只懂军事，不懂政治，虽则是公余念了一些书，而究竟不曾把书念通的人。他茫然于盟约必须信守，抗曹必须联刘的大道理。
伹是，在赤壁之战期间，吕蒙也立了一些功。他的军阶，是“横野中郎将”，升作了“偏将军”。
在曹操的一方，大将出马的特别少。夏侯惇与夏侯渊兄弟、于禁、张辽、李典、臧霸，都不曾被曹操带来。被带来的知名将领，只有曹仁、乐进。当时不甚知名的曹纯、李通、满宠，以及刘表的旧部文聘。
曹操之所以如此，由于根本不曾把逃难的刘备与小孩子孙权看在眼里。刘表的襄阳，他兵不血刃就拿到了手。刘备的十几万难民与若干零零落落的“散卒”，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而他曹操的骑兵五千人，一天一夜就走了三百多里。文聘与曹纯追他们，追到当阳县东北的长坂，把他们打得稀里哗拉。虽则有张飞不怕死，带了二十个兵在桥的右边大吼，“我就是张翼德!来罢，咱们拚个你死我活!”因而争取到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宝贵时间，让刘备能够带了几个骑兵，或几十个骑兵，“斜趋汉津”(不继续向南到当阳与江陵，而改走斜路，奔向汉津，亦即今日的汉阳)；虽则有赵云这另一位不怕死的人，拚了自己的性命救出甘夫人与阿斗(甘夫人并未跳井自杀，赵云不曾推倒土墙，做落井下土的事)；刘备确是吃了一个十分不好看的败仗，丢掉全部难民，丢掉事实上的全部散卒(只剩下几个骑兵或几十个骑兵)，而且也丢掉了两个亲生女儿。这样的一个刘使君，怎么能叫曹操仍旧承认他为“英雄”呢？
至于孙权，曹操记得他是孙坚的儿子、孙策的弟弟。孙坚打董卓的时候，虽则是比他曹操略高一筹(孙坚是打胜了的，曹操是打败了的)。然而孙坚是死在刘表的部下黄祖之手，这就不如他曹操之能够以大军压境，吓死刘表了。孙策，是人才，却受过他曹操的封拜，向他曹操低了头(不曾在死前有过袭取许县之想)。这小孩子孙权，算什么呢?
因此，曹操在连取襄阳、当阳与江陵以后，用刘表所遗留下来的大船与战舰，装载了若干万的兵士，从江陵南边的长江码头，顺流而下，浩浩荡蔼，航向江夏一一今日的武汉三镇(武昌在当时叫做鄂县，简称为“鄂”；汉口在当时称为夏口；汉阳在当时称为沙羡“汉津”)。
曹操绝对不曾料到，他拿不下江夏郡(江夏郡有十四个县与国，郡治在鄂县)。
他在航行之时，志得意满，由意满而感觉到一阵“满足了以后的空虚”。中国的天下，他已经拿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剩下的荆州江夏郡，与扬州九郡之中的六郡，益州、凉州，看来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似乎不成问题的地方，在最近的将来也拿下了以后，他曹操又怎么样呢(亚力山大在拿下波斯以后，也曾经有过如此的空虚之感)?曹操不仅感到空虚，而且也感到苦闷、忧愁。愁些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一天夜晚，刚好有皓月当空；他对着这可爱的明月，又生了“明亮得像这个月亮的，我却拿不到手”的自我渺小之感。于是，他百感交集，赋诗一首，诗里面有这么四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曹操这时候已经觉察到：地上的东西，土地、权力，他虽则已经似乎是想拿什么便拿到什么。天上的月亮，或类似月亮那样的亮晶晶的东西，他却毫无办法。人的力量，究竟是有限的。他也不过是“人”而已，怎么会逃得了空虚、死亡与忧虑?
曹操有一首“对酒当歌”，是千古名作。它把人生比作“朝露”；它把中年人“去日苦多”的怅惘，表达了出来；它描写了曹操自己用酒来填补幻灭，一般喝酒者“以酒浇愁”的心情；它也充分透露了曹操在人格上的优点与弱点。
曹操爱朋友，恋旧，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怨必报。报恩，是他的美德；报怨，倘若不出“直”的范围，值得原谅、同情。可惜，曹操在报怨之时，每每过分残忍。他的另一缺点，是志气高，欲望也高，高到了想“掇”天上的月亮，自找失望。
曹操在当时未尝不已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人，却在内心中存有“失败”的恐惧，“何枝可依”的灰色预感，太可怜了。他自比周公，求为周公，而所得到的是历史上与王莽相并列的恶名；“操莽”两个字常常被史评家写在一起。
“对酒当歌”共有八节，每节四句。这八节的排列次序，我怀疑可能有错，第三、第四似乎对调了才好。第五、第六也应该对调。然而，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我按照别人相沿的排列次序，把它抄在下面：
(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四)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五)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六)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七)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八)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家父子(曹操与曹丕、曹植)的文采，不是孙、刘二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老天爷给了曹家父子以文采，却吝惜了道德上的修养；给了孙家父子以英雄气概(孙坚、孙策，及早年的孙权)，给了刘家父子以维护汉朝正统的任务，却吝惜了文采(虽则让他们都能写几句散文)。这便是老天爷真正公平的地方：他不偏爱任何人，不让任何人“十全十美”，有了权力、财富，又有幸福。
有人说，曹操在航行长江之时，“乐极生悲”，写出这首“对酒当歌”，这是一种即将吃一个大败仗的预兆。这个说法，不一定对。然而，曹操在交锋前夕，或交锋之前的若干夕，没有专心于布置水陆部队，没有专心于研究敌情、判断敌情，而一味“好整以暇”，饮酒赋诗，的确也未免过分轻敌，把刘备、孙权太不看在眼里了。
于是，到了交锋的那一天(建安十三年十一月的某一天)，他的沿着长江南岸而走的部队，与周瑜所指挥的孙权前锋刚一接触，便受到了挫折。
这接触的地点，叫做“赤壁”，不叫做“乌林”。乌林在长江北岸，赤壁在长江南岸(有很多谈历史的人，把乌林与赤壁的地点，说得相反，说乌林在南，赤壁在北，错)。
曹操的兵，大部分是从北方带来的陆军；小部分才是刘琮送来的水军(也有极小部分，是曹操在许县凿了人工湖训练出来的水军)。
曹操的水军，在船上由水路走，他的陆军却分成两路，分别沿着长江两岸，在陆地上行。
南岸的一路，在赤壁吃了亏。
曹操下令，叫南岸的陆军赶紧全部上船(船也是分为两路，沿着在江中两岸顺流下驶的)。
南岸陆军都上了船以后，曹操叫这些船都驶向北岸，与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船靠在一起。
原来沿着北岸而行的陆军，这时候停下来，扎营。由南岸而渡过长江，来到北岸的陆军，也接到命令，上岸扎营。
二十几万的大军，当然不能都挤在乌林这一个小地方及其附近。曹操即使笨，也不致笨成那个样子；况且，事实上也不可能。
到达的，也当然不是二十几万人全部；只不过是前锋及一部分主力而已。
船，就已经到达的而言，却极可能是被曹操下令；完全靠在一起(有没有用铁环结成一片，中了孙刘二方的所谓“连环计”，那就难考了)。事实上，船总是要用缆索扣在岸上什么地方的。
船多了，岸上不能有足够多的系缆之处；那末，把若干只船互相扣起来，只要把其中一只的缆系在岸上，就把它们都稳定了。
赤壁在嘉鱼县的西南，岳阳县的东北。它在长江南岸。
乌林在长江北岸，与赤壁隔水相对。
曹军之所以在赤壁，一遇到孙刘之军，就受到挫败，原因是：第一，孙刘军先到，曹军后到，孙刘军以逸待劳。第二，孙刘军以弱御强，以寡御众，“不战则死”；是“哀兵”。兵法上说：“哀兵必胜”。第三，曹军已经走了许多天的路，很疲乏；而且染了疾病与瘟疫的很多。是什么疾病与什么瘟疫呢?史料上没有记载(可能是消化不良与“恶性感冒”)。
曹操之所以把南岸的部队，都撤到了北岸去，为的是集中在一处，以便重新部署。他也可能是企图诱骗孙刘军追击到北岸来，自投罗网。
孙刘军这一边，未尝不想对撤往北岸的曹军加以追击。然而时机未到，他们自己人数太少，曹军太多。他们必须先使得曹军出了问题，然后才能实行追击。
在当时的战术传统上，要叫敌人出问题，不外是下列几种办法：甲，倘若敌方没有一个具有绝对威权的统帅，而是分别由几个地位不相上下的将军作“联合指挥”。那末，最好的方法是设法叫这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将军彼此不和。用造谣，用写信，用只打这一个将军的兵，不打那一个或那几个将军的兵，等等诡计。乙，分兵攻打敌阵之后或敌阵之旁，敌人所必须前往营救的仓库、营垒、城市，或京城，或同盟小国。这种战术，叫做“伐魏救赵”。外国兵法家称之为diversion。丙，分兵切断敌军与后方的交通线，或是掘堤引水，冲断这一条或多条的交通线，冲坏敌军的阵地或所守的城。
倘若“我军”兵多，敌军兵少，那就可以考虑于决战以前，将敌阵或敌城完全包围；或至少延展两翼，作即将包围或即将绕入敌后的姿态。
最后，才有决战。决战可以用全线冲进的方式，也可以用“两翼包抄”，或只打中央一点(中央突破)，或左右两旁的任一点。或是把“我军”移到敌军之旁，对敌军侧击；或是引诱敌军先出动或先行军,然后予以侧击，夹击，或“切为数段”。
职业的民间说书家，以及把三国故事写成“演义”的人，不曾读过《孙子兵法》，更不曾读过“典范令”(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等)。他们心目中的打仗方式，很像是外国人比西洋拳，你一拳来，我一拳去。每一次重要的战役，例如官渡，都被他们描写成几个名将的武艺表演。颜良一枪刺来，关公一刀砍去。颜良的头落下，于是袁绍军大败，曹军大胜。倘若双方的大将，武艺不相上下，这就杀上几十个或几百个回合，十分好看。
什么是一个“回合”?我当年在阅读《三国演义》之时，正如一般的少年读者一样，完全莫名其妙。后来，在法国看到中古时代西洋人比武的电影，才得到一点灵感，悟出“回合”二字的意义(不一定正确)。
那末，什么是“回合”呢?先说什么是“合”。合，就是两马相遇，两位骑士的兵器相碰，双方从两个互相面对的地点骑马奔来，在彼此接近之时，双方的兵器不约而同互相撞击，甲的大刀砍来，乙的刀或矛挡去，于是有了撞击(矛，就是花枪)。
现在再说，什么是“回”。两位骑士，甲是由东边冲到西边来，冲过了乙，大刀碰过了乙的刀或矛。这一位甲兄的马并不停留，仍旧继续向西奔驰而去。乙兄呢，他的坐骑也继续由西向东，奔驰而去，双方各自奔了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才能勒得住马，掉转马头，甲这才改为由西向东，而乙改由东向西，双方对奔而来，这就叫一个“回”。回奔到相近之处，兵器又互碰一下，各自继续奔去，这就又有了一个“合”。
西洋人在中古时代比武，普通是撞上两三十回合，也就分了胜负。三国时代的中国骑士比武，倘不是故意表演花招，也应该在几个回合之内，分了胜负，没有撞上几十个回合，还分不出胜负的可能。
两军作战，与两个骑士比武，怎能相同?作战，要靠众多的士兵拼命，将帅的责任，是指挥、谋略，与事前的布置，事后的赏罚。双方的将帅有时也会狭路相逢，不得不出手较量之时，但在通常情形之下，很难面对面，个对个，比一比膂力与刀枪技艺(关羽一马当先，对袁军出其不意，刺死颜良，那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关羽在当时并非曹军的统帅或指挥官)。
《三国演义》在叙述别的战役时，总是不厌重复地说某人与某人打了多少回合，只有在写关羽刺杀颜良之时，写得相当利落；写赤壁之战，也避免了强调孙刘的某一将领与曹军的某一将领，打了多少回合。
《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的经过，十分精彩，在文学方面是一大成就；可惜与事实太不相符。我们写历史的人，为了忠于史实，忠于我们的读者，不得不把演义上的若干有趣的故事，一一指出其歪曲史实，或凭空捏造之处，令有些读者扫兴，甚至引起少数人为演义的作者辩护，真是很不得已。
简单言之，第一，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孙刘军连箭都很缺乏，还谈什么抗曹?第二，诸葛亮不曾借到东风，东风是自己刮来的。没有东风，火攻的计划依然可以实施。黄盖把装满了干草的船，点了火，由南岸的上游之处，斜对着北岸的下游之处行驶，所倚仗的是水力，而不是风力。第三，诸葛亮不曾用“三气周瑜”把周瑜气死。诸葛亮不是那一种阴险的、在强敌当前之时而暗中谋害友军将帅的人。周瑜之死，是死在自己的箭疮。第四，周瑜也不曾有暗害诸葛亮之意。周瑜这个人光明磊落，坦诚待人，而且十分爱才。周瑜把老前辈程普都感动得说出“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怎么会容纳不了十比他小了七岁，而当时毫无地位的诸葛亮呢?
《三国演义》之中“三气周瑜”的故事,使得我们中国人很难团结。孙刘已经联合抗曹，却又要同时在暗中勾心斗角；周瑜想杀友军的人才诸葛亮，诸葛亮又终于气死友军的大帅周瑜。
赤壁之战的经过是这样的：曹军的前锋，在长江南岸，嘉鱼县西南的赤壁，遇到孙刘联军，发生遭遇战。曹军吃了败仗，吃败仗的原因之一，是兵士生子病的很多。
曹军在北岸的前锋，尚未遇到孙刘联军，阵容还相当完整。于是，曹操就下令，所有在南岸行军的前锋及陆续跟进的主力，都移到北岸来。船，也都留在北岸。人，都住在北岸陆地上的帐篷里。
长江的水面阔，一向有“无风三尺浪”的名声。曹军的船很多，不扣在一起，是容易飘浮得不成行列的。所以．就“首尾相接”，被破曹操或他的参谋业务人员吩咐扣在一起。
在孙军的这一边，有一位了不起的黄盖，他向周瑜建议，用火!周瑜接受了他的建议。
于是，黄盖派人在暗中向曹军递信，接洽投降，投降的动机，他在信里说成是在主张上与孙权、周瑜不合；他认为以江东区区六个郡的兵力，不能够抵挡中原的一百多万兵力；但是孙权、周瑜执迷不悟，妄想抵抗。所以，他为了避免与孙权、周瑜一起被消灭，情愿向曹操投降。
曹操告诉黄盖的代表，接受他的投降，叫他于指定的日期带自己的部队与兵器粮草，乘船由南岸到北岸来。
《三国演义》说，周瑜为了使得曹操深信黄盖不是诈降，而是真降，特地行了一番“苦肉计”，先叫黄盖在举行军事会议的时候，公然冒犯周瑜。周瑜叫众将领“各领三个月的粮草，准备御敌”。黄盖却突然大声反对，说；“莫说三个月，便支三十个月的粮草，也不济事。”黄盖又说；“若是这个月破的便破”(倘若这个月破得了曹操，我们便可以去破他)；倘若这个月破他不了，那就只有依照张昭的主张，索性向曹操投降。于是周瑜大怒，叫左右把黄盖拖下去斩首。众将领纷纷求情，黄盖才幸免一死，改打了五十下“脊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
事实是，黄盖不曾吃这个苦，也不需要吃这个苦。曹操很容易相信黄盖的投降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一，他的兵力比孙刘联军的兵力，大得太多。黄盖这样的人之不愿与周瑜同归于尽，是很合于常理的。第二，曹操所能知道的关于黄盖的情形是：黄盖曾经做过孙坚的部下，资格比周瑜老，屈居在周瑜之下，很可能心有未甘。第三，十几年来各方的将领背弃原主而投降曹操的太多(张合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曹操受降成习惯。因此对于黄盖之降，丝毫不感到奇怪。因此也就不曾稍存怀疑之心。
到了所指定的那一天．黄盖点齐了十艘大船，装满干柴枯草，浇了油，盖了麻布，插上旗子，浩浩荡荡，驶向北岸的乌林镇，曹操的水陆大军集合之处。
在十艘大船的后面，有几只小船跟着，以备黄盖本人与放火的兵士于放火之后逃命。
黄盖自己站在第一艘大船的船头，其余九艘和小船，继续跟进，驶到江的中心，黄盖吩咐“扬帆”，大小船只，都扬起了帆，速度加快。
这些船转眼就接近了曹操水陆部队的屯聚所在。只差两里左右的距离，黄盖一声令下，点火!十艘大船上的兵士，一齐点火，燃烧枯柴干草；然后，摆好大船的舵。解开大小船只之间的缆绳，放走这十艘火球一般的大船。黄盖与这些兵士，立刻都跳上小船，掉转船头，急驶南岸。
火球一般的十艘大船，冲向乌林镇河岸的曹军兵船，兵船着了火，从一只烧到另一只，转瞬之间，成百成千的兵船都着了火。岸上的树林与帐篷，也大部分着了火，烧成一片。
曹军想救火也来不及，纷纷四散奔逃。曹操下令，全军向江陵撤退，扎在乌林镇、长江边的陆地上的曹军的帐篷与相距不远的树林，被烧成了火海，曹军未死于疾病与瘟疫的，这一次又被烧死、杀死、挤死、踏死了极多。
这一个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赤壁之战，应该改称为“乌林之战”。在赤壁的两军相遇，只是一个序战；在乌林的大烧大杀，才是决战。
烧的是长江北岸的乌林，不是长江南岸的赤壁。后世的说书家未加深考，把赤壁的“赤”字与“火烧”西字联想在一起，以为赤壁之所以赤，由于火烧。其实，赤壁由于上质的关系，本来就是赤的，无待于火烧，倘若是因火烧而变了色，那也至多只是接近地面的一小截棱烧成或煎成黑色而已，烧不赤。
而且，赤壁是在南岸，曹军的船与帐篷是在北岸。南岸赤壁即使被黄盖烧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孙刘联军在火烧乌林的那一天，并没有“隔江观火”，鼓掌大笑，或齐声喝采。他们早就在黄盖出发以前，全部准备完成；吃完了饭，穿了军服，披挂了箭囊等武器，手执长枪或大刀短剑，而且都登上了战船与大小快艇。
当曹军在船中与帐篷中被烧得慌作一团之时，孙刘两军已经于杀声震天之中来到。孙刘两军的将士，以必死的决心来与十倍左右的敌人死拼，以少抗多，以弱抗强，在大火浓烟的战场里面，获得了全胜。
曹操下令给他的尚未被烧死或杀死的若干部队，向南郡的方向撤退。所谓南郡，是指南郡的郡治(太守的所在地，首县)。当时南郡的郡治是江陵县，在长江的左岸。
曹操自己，带了亲信部队，走在大军的前面，算是替大军开路，而实际上是抢先逃命。
他选择了最近的路，也就是比较地可以称为“直线”的一条路：经过华容县城的所谓华容道。汉朝的华容县城，在今天湖北监利县的北边偏西，上坊东村附近(今日的湖南华容县，与汉朝的华容县毫无关系；它是三国时代吴国所创设的一个县，原名南安，到了隋朝才被不学无术的官僚改名华容)。
曹操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条华容道呢?因为，他的船已经被烧掉了，不能够溯江而上，由乌林回往江陵。而且江面上有的是孙刘联军的战船。
曹操可不可以由乌林，不向正西，而直奔西北，经过今天的沔阳与潜江两个县城，到汉水的河边呢?不可以!他没有了船，走到汉水的河边，有什么方法逃走？岂非自投绝路?
他只能奔向江陵，因为江陵还有他的若干兵，若干船，与一个可以防守的有城墙的大城。
因此，他必须选择华容道，虽则这华容道只是一条小路，不便行军，路的两旁，有数不清的湖沼与低洼的泥泞地。这时候，偏偏老天爷又下了几天雨，弄得小路上积满了水。
那小路本来就不是石头铺的(更不是沥青水泥铺的)，是泥土铺的!雨水泡松了泥土，弄得路不成路，脚踏下去，提不起来，寸步难行，后边孙刘联军追得很紧。周瑜带了兵在追；刘备也亲自与关、张、赵三人带了兵在追。
曹操在这华容道上，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想了一阵，才想出一个办法，叫兵士到路旁的人家去征集草料，方法软硬兼施。草料到手以后，这些兵士必须背到华容道的路上铺路。果然，泥泞的路上有了草铺在路面，人与马都能够走了。
然而，草铺得慢，人马走得快。有一段路是铺好了，前面的路尚未铺，还有兵士在铺，这些兵士，却都被蜂拥而来的人马踏死。
曹操带了败将残兵，最后总算是到达了江陵县，他略加布置，留下堂兄弟曹仁与徐晃负责防守江陵，叫柴进守襄阳，自己一溜烟回了许县。
曹操一生，从来不曾受到过如此大的挫败。然而，他虽则心里自己明白，嘴里却不服输。他向人说：“我不认为撤退是难为情的事”(“孤不羞走”)。他又说：“船是我自己烧的!”周瑜、刘备带了孙刘联军，很快就赶到了江陵县的外围。聪明的曹仁，采取深沟高垒的战术，避免与周、刘较量短长(孙权自己暂时留在柴桑口，不曾来到赤壁、乌林；其后在十二月率兵攻打安徽中部的合肥城，与江陵城下的周瑜东西策应)。
甘宁向周瑜献计，袭取江陵之西的夷陵(宜昌)，诱曹仁、徐晃出击。周瑜采纳，就叫甘宁担负这一项任务，甘宁一去，就占了夷陵；曹仁果然就派兵前来，把甘宁围住在夷陵，周瑜就分了一半兵给凌统，留在江陵城下，监视曹仁；自己带了那一半的兵去夷陵，把夷陵的围解了，救出甘宁，也给了曹军相当打击。
刘备这时候与周瑜并肩作战，热心得很，他以“左将军”之尊，不惜与上兵为伍，“身在行间”。关、张、赵三人，更不用说，刘备到了哪里，他们也带了兵在那里。
周瑜与甘宁、凌统等人所率领的孙军，是扎在江陵的江下及其外围；刘备的军队是扎在江陵对岸的长江南岸，他的营垒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叫做“公安”(公安的故城，在今天湖北公安县城的东北，油江口)。
孙刘联军与曹仁在江陵城下，相持了一年多。曹仁总是占不了上风，只有挨揍的份儿。曹操在建安十四年把他与除晃等人及其部队，都撤了回去。
孙权任命周瑜做南郡太守(程普已经于乌林胜利以后，被任命为江夏太守)。
刘备曾经上表绐汉献帝，保荐了刘琦为荆州刺史。这个“表”，当然只是一种形式：汉献帝是绝对看不到的。即使看到，也必然交给曹操决定，曹操从建安元年起当了“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从建安十三年六月起由司空转当了丞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