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繇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在《孙策传》里看不出来，必须读《三国志》刘繇本人的传(本传)。他原来是兖州刺史刘岱的弟弟，青州东莱郡牟平县(山东黄县)人。他被本郡太守举为孝廉，本州举为茂才，当过县长，奉刺史之命，在济南地区担任“部从事”(视察官)。所谓“部从事”，意思是“莱州刺史部派在各地的从事”。所谓“刺史部”，就是该刺史所刺探的区域，就是“州”。留在刺史身边的从事，只叫做“从事”；派到本刺史部各地区去调查案子或住在那里坐办的，常常被称为“部从事”。
刘繇在济南当“部从事”，把济南国的国相“奏”了一本，免去官职。这个国相贪污渎职，虽然是某一个“中常侍”的儿子，刘繇却不怕他(中常侍是宦官，生不出儿子；儿子是抱来的养子。清朝有人是生了儿子以后，才去施行手术当宦官的)。
刘繇当时的官位很小，怎么能够上“奏”?我想，这是写《刘繇传》的人的“省笔”。他是在说，刘繇报告了刺史，刺史上了奏本给朝廷。这样的省笔，不足为法。
曹操欣赏刘繇这样的人，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破格录用他，做“司空掾【yuan】”，在曹操自己的下面当处长一级的官(曹操在当时是司空)。刘繇不肯就职，曹操又荐他当“侍中”，他又不就。最后，曹操派他来扬州当刺史，他到了寿春，怕袁术，去了曲阿。
刘繇离开寿春，能到江南的曲阿来办公，完全是靠了孙家的力量：是孙策的母舅吴景与孙策的堂兄孙贲欢迎他去的。当时吴景是丹阳郡的太守，孙贲是丹阳都尉(曲阿是今天的江苏丹阳县，当时属于吴郡管辖)。
建安元年袁术酝酿称帝，刘繇认为吴景、孙贲是袁术的人，就出其不意，把他们两人赶走，赶到了长江的对岸，而且派了樊能、张英等人守住长江这边的渡口，以表示对袁术及其爪牙绝交。
曹操很欣赏他，派人以献帝的名义拜他为振武将军，升他为“扬州牧”。
孙策带兵来到曲阿，刘繇一逃，逃到丹徒(镇江)，再逃，逃到了江西北部今日南昌一带的豫章郡，依靠豫章太守华歆(豫章是扬州的一郡，在理论上刘繇有权屯驻)。
孙策忙于肃清丹阳郡内部的草寇与聚寨自保的宗民，又要向东继续收取吴郡，转而向南，收取会稽郡，不曾费心思注意刘繇。在吴郡与会稽郡拿到手了以后，孙策移军西向，收拾庐江，打跑了庐江太守刘勋，这才有闲暇重新应付刘繇，而可怜的刘繇已经在豫章郡得病而死。
死前，刘繇曾和笮融打了一仗，确也把笮融赶入山中。以前，当刘繇尚在曲阿当扬州牧之时，笮融和他处得还算不错，号称“同盟”。笮融啸聚徒众屯驻在秣陵县之南，和城内的薛礼合伙，替刘繇挡了孙策，交锋三次。三次以后，等到孙策吃了吴郡与会稽郡以后，笮融就不再抵得住这位孙郎了。于是，杀了薛礼，走入山中，由山路到了安徽南部，然后沿着长江南岸，到达江西湖口一带的彭泽县，杀了自称彭泽郡太守的朱皓，也一度击败了从豫章郡来讨伐他的刘繇；最后终于被刘繇击溃，死在山里面老百姓的手里。
刘繇自己不久也得病去世。孙策听到消息，很有感慨，也很挂念刘繇家属的情形。恰好，王朗也来了信，恳求孙策照顾刘繇的儿子。孙策于是就派了太史慈去豫章，叫太史慈看看华歆如何对待刘繇的孤儿寡妇，也看看华歆在当地是否受到人民的拥护。
孙策而且给了太史慈一项重要的任务：收容刘繇遗留下的一万多人，包括军官与士兵。孙策告诉太史慈，刘繇旧部之中，凡是肯来的，一概收编，带回江东；不肯来的，绝不勉强。
太史慈把这三项任务，都办得很妥当。带了一些刘繇的旧部回来，他向孙策报告：他看到了刘繇的几个儿子，其中以十四岁的老大刘基为最好。他观察了华歆的为人与作风，认为是一个只想自保，不能进取的人。当地的人民对他很不服从；人民只肯纳税，而不肯应征当兵。
孙策很高兴，不久就向豫章进军。在到达距离豫章县只有几十里的椒丘之时，他派遣一位曾为吴郡功曹的虞翻，去豫章向华歆劝降。华歆对虞翻说：”我早就想摆脱这太守的职务，回北方家乡去休息了。孙会稽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走。”(华歆称孙策为孙会稽，因为孙当时的官位是会稽太守)
虞翻回报了以后，孙策就赶紧带了兵来到豫章县(也就是今日南昌)的城下。华歆毫不抵抗，亲自“幅巾奉迎”(所谓“幅巾”，便是头上只是戴了便帽，而不戴正式的冠)。他不方便穿了汉朝的衣冠，去迎接这位目无朝廷、公然并吞数郡的孙策。
孙策见了华歆，立刻下跪行礼，向华歆说：“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
华歆在当时，确是声望很高，与郑泰、荀攸等人齐名。他是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在山东禹县西南)，由孝廉而历官到郎中，一度退隐，被大将军何进征召为尚书郎；董卓依他自己的请求，外放他为今日渭南附近的下郢县的县令。他借此脱身而走，出了武关，到南阳，被袁术留住。他劝袁术由武关进军入陕，讨伐董卓。袁术只不过是想留下他，作一个点缀场面的花瓶，却没有兴趣听他那一套安邦定国的大计。华歆把讨伐董卓的建议向袁术陈说，岂不是白费？这正是孔子所谓“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初平三年八月，在董卓死了四个月以后，长安朝廷派来了太傅马日 。马的任务是“安集关东”。所谓关东，指的是函谷关以东的各州各郡。马日 把华歆从南阳带到徐州，叫华歆姑且做他身边的掾。“掾”在通常情形之下相当于处长、科长，也可说是随从秘书。
马、华二人在徐州接到了朝廷颁来的诏书，任命华歆为豫章郡的太守(显然是马日 已经送上奏章，推荐了华歆。
华歆在豫章当太守，一直当到了孙策率领部队来到。
孙策待他很好，不把他看作一个来投降的部下，尊他为上宾，他也乐在江南优游岁月。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去世以后。曹操用献帝的名义征召他，孙权不想放他走。他向孙权说。“你留我在此，我便是一个没有什么作用的‘无用之物’。你让我去许县，我就可以在曹公的身边‘为将军效心’。”孙权就放了他去。
华歆去了许县，被曹操重用，先以“议郎”的本职，担任“参司空军事”的临时性的差遣。其后一连做了尚书、侍中、尚书令；华歆而且在建安十八年曹操进军濡须口征讨孙权之时，当了“军师”。这便是华歆如何报答孙家兄弟二人的礼遇了；也是他如何实现对孙权所许下的“为将军效心”的诺言!
像华歆这样卖友求荣，令人齿冷的伪君子、臭官僚，能用小忠、小信骗取人主的信任，又能用小廉、小义赢得社会上的虚名的，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孙策真是看错了人。然而千古英雄，能不为小人所欺的，又有多少呢？
王朗是东海郡郯县人。东海郡大部分在今天的苏北，郯县属于山东。他当过郎中、县长，被举为孝廉，在陶谦那里当“治中”。治中是刺史身边最大的官，与“别驾”同为刺史的左右手。
董卓死后，王朗与别驾赵昱劝陶谦派代表到长安，向朝廷表示“奉承王命”。陶谦就派了赵昱去。朝廷很嘉许，拜陶谦为“安东将军”，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也把会稽太守的位置给了王朗。
王朗在(浙江绍兴一带的)会稽郡当太守，当到了孙策兵临城下之时。他与华歆不同。华歆在豫章立刻投降；王朗却不计成败，与孙策打了一仗。他败了以后仍不投降，乘船逃往东冶。东冶离开会稽很远，在今天福州的东北。
孙策亲自带兵追击，又在东冶打败了他。他这才服输、投降。孙策仅仅责备他几句，不加以杀害，让他在曲阿以平民的资格住了下去。
王朗在曲阿住了一些时候，也像华歆一样，被曹操征召了去，做官。但是他与华歆不同，没有怎样替曹操策划征讨东吴的事，虽则他也一度“参司空军事”(本职是“谏议大夫”)。他即使也像华歆那样，当了征讨东吴之时的“军师”，在人格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不曾被孙策下跪过，也不曾被孙权待以“上宾”之礼。
王朗后来在曹操那里所担任的工作，主要是在司法方面，官职是大理(等于清朝的大理寺卿)。作风“务在宽恕，罪疑从轻”。
公余之下，他写了几部书：《易传》、《春秋左氏传》、《孝经传》、《周官传》。他在太和二年去世(公元228年)。诸葛亮在同一年进行第一次的北伐，围郝昭于陈仓(宝鸡)。
王朗在去世以前，曾经奉了曹丕之命，写过几封信给诸葛亮与许靖，劝他们说动刘后主，“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诸葛亮与许靖，均不曾给他回信。诸葛亮特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正议”，算是给王朗的一个间接的答复。
王朗和许靖当年在会稽分手，一别三十余年。那时候刚从吴郡“逃难”而来不久。许靖这个人，是颇富于逃难的经验的。他是汝南郡平舆县人，在洛阳当“尚书郎”，得罪了董卓，逃到(河南太康的)陈国，投奔孔伷；孔伷病故，许靖到寿春投奔扬州刺史陈袆【hui】；陈袆又死，许靖到会稽，投奔了王朗。
在会稽，他遇到从吴郡逃来的许贡。许贡是吴郡的都尉，被孙策打垮了以后而逃来的。有人说，许贡不是都尉，是吴郡太守。也有人说，太守姓陈，名瑀。
孙策于打垮了许贡以后，接着就来打垮了王朗。王朗逃往东冶；许靖逃得更远，逃去了交州(越南)。
曹操派人到交州，带信给他，请他到许县来帮忙。他拒绝了曹操的邀请，回了一封信，鼓励曹操作汉朝的忠臣。信里有这么几句话：“今日足下持危扶倾。为国柱石，秉师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言出于口，即为赏罚；意之所存，便为祸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宁；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乱。国家安危，在于足下；百姓之命，县(悬)于执事。岂可不远览载籍废兴之由，荣辱之机？……愿君勉之，为国自重，为民自爱。”
许靖其后由交州去了益州，在刘璋下面历任巴郡、广汉郡与蜀郡的太守，其后当了刘备汉中王的太傅。
许贡留在会稽吴郡一带，不曾逃走得远，被孙策捉住杀了。
许贡的小儿子与许贡的忠心部下二三人，亡命在长江边，等候机会，为许贡报仇。建交五年四月初四日，孙策不小心，独自一人骑马外出，被他们遇见。这几个人一起动手，把孙策杀得重伤。
不久，孙策便因伤而死，年纪才二十六岁。临死以前，他把吴侯、讨逆将军、会稽太守的印绶，挂在二弟孙权的身上，向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策同时也拜托了张昭等人，好好地辅佐孙权。
有关孙策之死，有两个值得一驳的传说。一是《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所载，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这是不确的。建安五年四月之时，曹、袁还不曾在官渡对垒。另一传说，《搜神记》所载：孙策杀了道士于吉，于吉的鬼魂对孙策作祟，常在镜子里面显影。这也是附会之谈。
《细说三国》一五、孙权
孙权兄弟五人，大哥是孙策，长于孙权七岁；三弟是孙翊，小于孙权四岁；四弟是孙匡，生平年岁不详。另一位弟弟孙朗，不见于《三国志》的本传，而见于虞喜所着的《志林》，是孙坚的一位姨太太所生的儿子。
孙家兄弟五人，都很俊秀，而孙权的相貌最好：“方颐大口，目有精光。”方颐，是骨骼坚强；大口，能吃四方；目有精光，是生命力十分充沛，好比成吉思汗幼年时的“眼中有火”。
孙权又有两点异相：一是紫髯，一是长上短下。紫髯，证明他血旺，或许也显示了祖先之中，夹杂有白种血统(《三国演义》的作者，因此就在“紫髯”二字以外，加上碧眼二字)。至于“长上短下”，是躯体长，而两腿短。站起来，矮；坐下去，高。只有不需要站着侍候人，而坐着别人侍候的贵人才是如此，刘备两手垂膝，也可说是“长上短下”。
孙权一向最受孙策喜欢，打仗时带在身边。孙策打下了江东各郡不久，就任命孙权当(江苏宜兴)阳羡县的县长。那时候，孙权只有十五岁而已。孙权的资历，虽然是零；孙策却已经示意了自己人吴郡太守朱治，举孙权为孝廉，又叫自己人扬州刺史严象，举孙权为茂才。
孙策为什么如此地喜欢孙权呢？第一是，孙策有孝友的天性。第二是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孙策有时候和孙权谈谈谋略，孙权的看法每每颇为中肯，叫孙策自叹不如。
孙权另有一个长处，很像哥哥孙策与爸爸孙坚。那就是：“好侠，养士”。能好侠，就会义声远播；能养士，就有士肯出死力。孙策早就看出了乃弟的这一点特长，所以才在临死之时说：“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权继承了孙策的基业之后，果然颇能举贤任能。他不仅能举贤任能，而且有本事把父亲的老部下，与哥哥的部下及好朋友，都团结在一起，除了李术一人以外。
李术是孙策所用的庐江郡太守。李术居心叵测，倘若孙策不早死，这李术也很可能勾结曹操，对孙策叛变的。他怕孙策，所以迟迟未敢有所举动，孙策一死，他以为孙权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小孩子罢了，就公然收容了若干犯罪的人，拒绝孙权所下绐他的交出这些“亡叛者”的命令。
他竟然回信给孙权说：“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
孙权知道李术在暗中倚仗曹操作后台，就先下一着棋，写信给曹操，请曹操不要给他支援。为什么孙权觉得有把握，曹操能允许他这个要求呢?因为，他在继承了乃兄的基业不久，曹操已经拉拢他，上表给献帝，拜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
孙权用告状的口气，在信里向曹操说：“李术杀了您所用的扬州刺史严象。”其实，严象是孙策所用，不过在手续上孙策曾经上表给许县的朝廷，推荐严象为扬州刺史，曹操，顺水推舟，就用了献帝的名义，任命了严象。
李术杀严象，是再蠢也不过的事。
孙权在信里继续向曹操说，严象曾经选拔他为本州的茂才，是他的“举将”、“恩人”。他现在决心讨伐李术，“进为国朝扫除鲸鲵，退为举将报塞怨仇。此天下达义，夙夜所甘心。水必惧诛，复诡说求救。明公所举阿衡之任，海内所瞻，愿饬执事，勿复听受”。
孙权随即进军皖城(安徽潜山)，李术闭城固守，派人向曹操求救，曹操置之不理。
若干时日以后，城破，李术的头被割下示众。
孙权初露锋芒，旗开得胜，一举解决了庐江太守李术，建立了他的威望；叫远近之人不敢小看他这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军阀。
在他下面，地位最高的是张昭，他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就凭这一点，他已经抓住了打天下的要点了。古语说：“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倘若无师无友，或目空一切，自以为天下无人可及，而不屑以任何人为师为友，那就不仅不能王，不能霸，可能会亡。
张昭被《三国演义》的作者描写成一个腐儒。这便是演义体的书误人之处。它为了烘托诸葛亮的胆大而聪明，就把张昭说得十分懦弱而糊涂。
实际上张昭这个人倒是颇有骨气，也很有才干的。他是徐州彭城国人，书读得多，字写得好。本州的东海郡人王朗，琅邪郡人赵昱，均是他的好友；广陵郡人陈琳，也对他十分钦佩。彭城国的国相某人举他为孝廉，他不就；徐州刺史陶谦选拔他为茂才，他也谢绝。陶谦生他的气，把他关了起来；赵昱冒了生命的危险，把他救了出来(陶谦在当时还不曾升为州牧)。
恢复了自由以后，他迁居到江南，仍旧当老百姓，无牵无挂。孙策来了，对他十分尊敬，到他家里“升堂拜母”，向他的母亲跪拜行礼，弄得他不好意思不“出山”，屈就了孙策的“长史”(秘书长)兼“抚军中郎将”。
孙策把行政方面大小的事务，都交给了他，他也确是卖力，办得井井有条。北方有很多人写信给他，说他能干，也有若干封说他能干的信，是写给孙策，由他以“长史”的职位先行拆开的。他感觉到很为难：不向孙策报告，是蒙蔽；报告，怕引起孙策不满，甚至猜疑。
孙策知道了这情形，就向他说：“以前齐桓公用管仲，把事情都交给了管仲，称管仲为‘仲父’。左右请示一件事，桓公说：‘去问仲父’；左右再请示一件事，桓公又说，‘去问仲父’。左右就发起牢骚来，说：‘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说：‘我未得仲父以前，为君确是很难，既得仲父以后，为君怎么会不易呢?’现在，北方人都说张昭能干，张昭既然是我用的，这就等于说我能干，能用张昭了。”
孙策之所以在临死以前，把孙权托给张昭，可见不是没有理由的。孙策而且向张昭说，“倘若孙权不足以担任重任，你自己担当好了。万一事情不能顺利，‘缓步西归，亦无所虑’。”所谓“缓步西归”，便是慢慢地、从容地归顺曹操所主持的许县朝廷。所谓“亦无所虑”，便是“也不必有什么顾虑”(张昭后来于曹操席卷荆州之时，主张迎降，与孙策的这最后几句话颇有关系。迎降的建议是否正确，为另一问题)。
孙策断气以后，张昭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劝孙权停止哀哭，赶紧办公，而且扶了孙权上马，带了队伍出巡一番，让“众心知有所归”。
此后，他一直是孙权的第一帮手；到了孙权称帝之时(在公元229年)才退休，以“娄侯”的爵位、一万户的食邑、“辅吴将军”的名义，忧游岁月，并写了两部书，一部是《春秋左氏传解》，另一部是《论语注》。
退休以前，他是“绥远将军、由拳侯”。娄侯的娄字，指娄县；娄县在今天是江苏昆山东北的“娄县村”。由拳侯的“由拳”，是(浙江嘉兴之南的)由拳县。
更前，在黄初二年孙权受曹丕封为“吴王”以前，孙权在建安十四年被刘备推举为“车骑将军”以后，张昭的名义是“车骑将军师”。再前，他在名义上是“长史”兼“抚军中郎将”，一如孙策之时。
张昭不仅在公务上对孙权竭忠尽能，在私生活上也常常对孙权“极言几谏”。孙权喜欢打猎，而且有时候用拳头揍野兽，张昭向孙权说：“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孙权红着脸回答：“我年纪轻，考虑得不远，很惭愧。”
孙权也喜欢喝酒，以灌醉陪他喝的人为乐。有一次，他和群臣宴会于武昌樊山的钓鱼台，大喝了一顿，群臣醉倒了不少。他吩咐手下人用冷水洒他们，让他们醒来，再喝。他下了一道命令：“今天要喝到醉倒在这钓鱼台之中，才能停止。”张昭是在场的群臣之一，听了这道命令，就离开宴席，出门到车子上坐。孙权叫人把他找回来，责备他：“无非是大家共同作乐而已。公(老太爷)为什么生气?”
孙权对张昭一向尊称他为“公”，不敢以他的官职相称；更不敢直呼其名。
张昭回答孙权：“当年商朝的纣王，把酒糟堆积成一座小山，把游泳池装满了酒，邀集群臣喝酒，喝到天亮，号称‘长夜之饮”，当时，他们也以为‘无非是共同作乐而已’，不知道那是一件不好的事。”孙权答复不出话来，沉默了一阵，吩咐人把筵席撤了。
孙权对张昭的这一套老前辈的教训口吻，能够容忍，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张昭反正准备了老命一条，随时可拚，不怕顶撞这位年纪比他轻了许多的老板(他比孙权的父亲只小了一岁)。
孙权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时候也难免受不了张昭的顶撞。他们二人冲突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张昭退休以后，孙权想派遣两个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之时。
【缺P141】
孙权虽则和张昭对哭了一场，却未曾接受张昭的谏阻，仍然派遣了张弥、许晏两个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为王。张昭气得托病不再上朝，孙权也继续生他的气，叫人用泥土封闭张家的大门。张昭也叫人在大门里面，同样用泥土加封一层。
后来，公孙渊果然杀掉了张弥、许晏。孙权既后悔，又惭愧，派人向张昭“慰谢”。这慰谢的谢字，含有“道歉”的意思。张昭继续称病，不出来上朝，孙权自己到张家门口，张昭还是“有病”不肯出来。孙权气极，叫人烧门，便把大门烧了。张昭已经把二门(户，单扇小门)也关闭了。过了一阵，孙权的头脑稍为冷静，叫人把火灭了。张昭的几个儿子，这时候也劝好了张昭，扶着他老人家，出来拜迎“皇帝”。孙权有了面子，很高兴，就请张昭与自己同乘一辆马车，回宫里畅谈。此后，张昭按时上朝，直到老得不能行动之时。他死在孙权的嘉禾五年(公元236年)，享寿八十一岁。
孙权本人死于嘉平四年(公元252年)，享寿实岁七十一岁，他前后当“吴侯”、“吴王”、“吴国皇帝”，有五十二个年头之久。
在这五十二个年头之中，前后作过他的最重要的辅佐的是孙邵、顾雍、陆逊、步骘。其中，以顾雍的任职时间为最长。
孙邵不是孙权的本族人，生长在青州北海国，曾经受知于国相孔融，当了孔融的功曹。其后，在扬州刺史刘繇下面作官，于刘繇战败以后，被孙策收用。孙权上台以后，他劝孙权对许县朝廷纳贡上表，弄好了对曹操的关系，颇受孙权赏识。
孙权先后任命孙邵为庐江郡太守(继李术之任)，与车骑将军长史。那时候已经是建安十四年，在孙权与刘备于建安十三年打胜了曹操以后，刘备上表推荐孙权为“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
再过了十几年，孙权于公元222年的秋天称王，定国号为“吴”，年号为“黄武”，就任命了孙邵为吴国的丞相，代替张昭，作了他自己的第一名助手。
孙邵位居丞相，而在《三国志》的吴的部分竟然没有一卷或一分卷的传记，这是因为他与一位姓张名温的格格不入，而陈寿所根据的史料，是张温的“党羽”韦昭所写。
孙邵当丞相，当到黄武四年五月病故。《吴录》说他享年三十六岁，费解。当时，孙权已经实岁四十四岁；孙邵作过刘繇的僚屑，不可能年纪比孙权还小了八岁(孙邵死时的年龄，可能是六十三岁，被抄写的人错成三十六岁)。
孙邵于官居丞相的不到三年时间，有过什么重大贡献，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仅仅知道，在这不到三年的期间，孙权受不了曹丕催遣“任子”的压迫，对蜀汉信使往返，言归于好。这可能是由于孙邵作了如此的政策上的建议(所谓“任子”，是拿儿子当人质，送到朝廷，听凭朝廷于自己反叛之时，加以杀害或拘囚)。
孙邵死了以后的第二个月，黄武四年六月。孙权任命顾雍做丞相。
顾雍做丞相，一做便是十九个年头，作到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一月病故之时。他是吴郡吴县(苏州)人，当过蔡邕的学生，学会弹琴、写字；在建安四年被扬州与吴郡的长官推荐给孙策，当了合肥县的县长。
顾雍在作了合肥县县长以后，又一连作了娄县、曲阿县，与上虞县的县长，都有相当好的政绩。
孙权继承了孙策的全部地盘，有六个郡之多；但是在名义上，许县朝廷只承认他是“领会稽太守”。孙权本人必须留在吴郡的曲阿，或丹阳郡的秣陵，不能到会稽(绍兴)久住，作名副其实的会稽太守，就叫顾雍担任会稽郡的“丞”，代掌太守的职权。
顾雍把会稽也治得像以前他治过的三个县一样：全郡的大小土匪完全肃清，人民安居乐业。
许昌朝廷所颁给孙权的军事官位，是“讨虏将军”(他的父亲孙坚曾经是“破虏将军”，他的哥哥孙策曾经是“讨逆将军”)。在讨虏将军的下面，有所谓左右司马。顾雍于做了几年会稽郡丞以后，被孙权调回来，做“左司马”。
献帝末年，孙权、刘备之间有了磨擦，孙权投降曹丕，被封为“吴王”。吴王的吴国，有类似魏国朝廷的官制，包括九卿与尚书令。顾雍先后又做了吴国的大理(最高的司法官)，奉常(最高的祭祀官与宗谱官)，与“领尚书令”(国王的总管一切政务的秘书长)。
孙权而且封了顾雍为“阳遂乡侯”，其后进封为醴陵侯。
孙权在黄武元年称王，第一任的丞相是孙邵。孙邵死后，顾雍就被任命为第二任的丞相，与孙权处得极好。君臣之间，除了一度被小人吕壹挑拨了以外，不曾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他懂得孙权的脾气，绝对不在大庭广众中倒驳孙权的意见；然而他也丝毫不是阿谀奉承的佞臣。他懂得写小条子，用书面陈述若干与孙权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这样，孙权保住了帝王威严，也就乐于接受顾雍的意见。
顾雍的另一特长是缄默，不把经办的公事随便对人闲谈。尤其是关于人事。他保荐了一个人，这人被孙权用了，还不知道保荐人是他顾雍。至于处理某一问题，顾雍也绝对不夸耀他呈献给孙权的方针。外面的人只晓得一切都是出自孙权的英明果断。
他性情和顺，而张昭性情刚强。和顺，并不一定是全无主张，对皇帝的任何看法一概赞同，或凡事“奏请核示”。事实上，颐雍的主张多得很，而且每每与孙权的大不相同，甚至每每与张昭的相同。例如，孙权想派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固然反对，颐雍也是反对的。
张昭有一次在武昌为了孙权想作“长夜之饮”，而中途退出筵席，出门坐在马车里生气；终于劝好了孙权停止这一夜的狂欢。顾雍也是反对孙权闹酒的，而所作的表示颇与张昭两样。
顾雍的办法是：采取“众醉独醒”、“不苟言笑”的态度，叫孙权及其酣饮的部下自己惭愧。顾雍生平绝不喝酒，在宴会场中不多说话，正襟危坐，睁大着眼睛对言行放纵的宾客注视，弄得孙权有“顾公在座，使人不乐”之感。
孙权喜欢用严刑峻法对付老百姓。张昭反对，孙权不想接受，便问顾雍。顾雍说：“法令似乎太多了些。刑罚也略为嫌重了一些。我所听到的老百姓的呼声，与张昭所听到的一样。”孙权于是就叫人把法令与刑罚加以修正。
孙权每逢准备以什么人做比较重要的官，就派遣一个“中书郎”到顾雍家里去见顾雍，征询顾雍的意见。顾雍妙得很，他倘若是赞成任用某人，便谈笑风生，留下这位中书郎吃饭。否则，他说话很少，也不留中书郎吃饭。
孙权懂得顾雍的“密码语言”，只消问一问从顾公馆回来的中书郎：“他留你吃饭设有”倘若中书郎回奏：“留臣吃饭了”，孙权便吩咐下面，缮发任命某人的公文。倘若中书郎回奏；“没有留吃饭”，孙权就重新考虑某人做某官，是否适当。
孙权遇到政策上的重大问题，却并不派人传话；顾雍也决不托人转奏。他们君臣二人之间，似乎有一个默契，遇到这样的事，只有当面密谈。
顾雍在赤乌七年(公元244年)去世，孙权任命陆逊做丞相。孙权叫陆逊留在武昌，仍旧当“荆州牧、都护、领武昌事”。
一方面，陆逊人在武昌，距离国都建业(南京)很远，这丞相的职务，他只是遥领而已；另一方面，陆逊虽则也是吴郡吴县人，与顾雍是小同乡，但是个性与顾雍完全不同，喜欢直言极谏，因此而与孙权处得并不太好。他只当了一年的丞相，便在赤乌八年二月当孙权派人来武昌，责备他这样那样二十条款之时，气死。
陆逊气死以后，孙权隔了一年又七个月，才在赤乌九年九月，任命那远在(宜昌附近)西陵的步骘为丞相。步骘当了八个月左右丞相，在赤乌十年五月病故(这是《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记载的年月。《步骘传》很含糊而错误，先说了他在“赤乌九年，‘代’陆逊为丞相”，“代”字根本不恰当，因为陆逊早就死了。又说他“十一年卒”，他去世不是在赤乌十一年，而是在赤乌十年五月)。
步骘死后，孙权不曾再以任何人为丞相。
孙权一生，在早年之时英明，在晚年十分糊涂。他早年之所以有英明的表现，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张昭、顾雍二人。这正如刘备在早年漂泊南北，一事无成；晚年却大败曹操于赤壁，获得大半个荆州；又进取益州(四川与汉中)，称王称帝，地位蒸蒸日上。刘备晚年之所以能够蒸蒸日上，我们也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一人。打天下的人，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不是自己个人的大才干，而是得力的、能尽忠言的好帮手。倘若刘邦没有萧何、张良、韩信，倘若李世民没有魏徵、房玄龄、杜如晦，那么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我们引以为荣的汉、唐两朝。
当然，刘备除了诸葛亮以外，还有关羽、张飞、赵云、庞统、法正，帮了他不少的忙。孙权除了张昭与顾雍以外，也倚仗了周瑜、鲁肃、诸葛瑾。
投有周瑜、鲁肃，便不会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没有诸葛瑾，也不会有猇亭之役以后的吴、蜀言归于好。
周瑜是扬州庐江郡舒县(舒县的故城，在今天庐江县城之西)人。父亲周异是洛阳县的县令，叔父周尚其后是袁术的丹阳太守，祖父做过什么官，《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没有写明白，有一位“从祖父”周景，以及周景的儿子周忠，均做过汉朝的太尉(所谓“从祖父”是伯祖父，也可能是叔祖父。这种语义模糊的字眼，在中国文言文里很多，在西洋语言中更多，例如cousin可能是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也可能是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并且可以被用来泛称远房的任何同辈或不同辈的亲戚)。
有两个cousins当过太尉，周瑜当得起“世家子”三个字。恰巧，孙坚为了本人要出去打董卓，家眷留在长沙不能放心，也不太愿意送他们回吴郡富春县(浙江富阳)去住；却看中了这庐江郡舒县的地方，把家眷搬到了舒县来安顿。也许，孙坚与周异或另一位本地人是好朋友，是他所信赖得过的，堪以“托妻寄子”的人。
周瑜和孙策同年，小一个月，很快就与孙策成了“总角之交”。舒县的县城不大，青少年很容易碰面，即使他们的父亲并不互相认识。
在当时，周瑜的家境要比孙策的家境富裕得多。周家是“土着”，而孙家是寄寓之民。周瑜好客，爱朋友，生性慷慨，于征得家里长辈的同意之后，就把城内大路南边的大房子让给孙策住了(不会是让给孙策一个人带了仆役来住，而极可能是让给孙家全家来住。孙策当时还是一位少年，不曾结婚)。
周瑜对孙策“升堂拜母”。这是古人的一种进一步做朋友，以兄弟之礼相待的一种表示。孙策渡江进攻刘繇之时，周瑜奉了叔父周尚之命，带兵、粮接济他。孙策在江南(当时称为江东)站稳了以后，周瑜放弃他在居巢县的县长地位，于建安三年来吴郡(曲阿县)投奔孙策，孙策不只是亲自出城来迎接他，不只是分给他五十匹马、二千名兵士，而且道给他一队“鼓吹”(军乐队)，送给他一座很好的住宅。
这时候，他与孙策均是二十四岁，两个人都是翩翻少年。老百姓在背后称呼孙策“孙郎”，称呼他为“周郎”。
孙策送给周瑜以“建威中郎将”的名义，叫他驻扎在牛渚(采石矶)；不久，又叫他做春谷县的县长(春谷县城旧址，在今天安徽繁昌县的西北)。
孙策有志于对黄祖报杀了父亲孙坚之仇，向西进军；便任命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一起带兵出发，攻下了(安徽潜山的)皖城。
他们在皖城遇到桥老太爷与两位美丽的桥小姐。桥大小姐、桥二小姐(俗写为大乔、小乔)。孙策娶了桥大小姐，周瑜娶了桥二小姐。两对璧人，留下了千古佳话。今天安徽庐江县的人，仍以这两位桥家小姐为荣，相信她们是出生在庐江的美女。
孙策与周瑜等人继续前进，在寻阳(黄梅附近)击溃了袁术的庐江郡太守刘勋的部队；又在武昌附近对黄祖打了一个硬仗；回师向东，取了华歆当太守的豫章郡；分出几县，成立了所谓庐陵郡。
孙策回去曲阿，叫周瑜率领重兵，坐镇(江西峡江县之北)的巴丘。
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去世，把孙权托付给张昭。周瑜从巴丘前来奔丧，被孙权与张昭留在曲阿，作为张昭以外的最重要的一个辅佐，名义仍是“中护军”。张昭的名义仍是“长史”。
他们二人，一文一武，等于是孙权事实上的左右二丞相，虽则孙权当时尚不是吴王，只是一个继承乃兄的“讨逆将军，领会稽太守，吴侯”。曹操不久改拜孙权为“讨虏将军”，周瑜也连带地由讨逆将军的中护军，改为讨虏将军的中护军了。
建安七年，曹操向孙权要求遣送一个儿子到许县当“任子”。
任子，是人质，这是曹操用来控制各地有力人物的方法。这些有力人物在派了儿子去许县当了人质以后，就不敢造反。一造反，曹操就会杀他们的儿子。
孙权征询张昭等人的意见。他们犹豫不决。送了“任子”，以后就得一切听从曹操摆布；不送“任子”，曹操可能派兵来打。曹操已经打垮了袁绍。没有后顾之忧。
孙权想了又想，终于带了周瑜去见母亲、孙坚的太太吴太夫人。吴太夫人很喜欢周瑜，一向把他当作儿子看待。
周瑜在吴太夫人面前，向孙权陈述意见：不可以送“任子”去。倘若送“任子”去，孙权所能得到的报酬，不过是一颗侯爷的印与十几个卫兵与随从、几辆车子、几匹马而已。并且，曹操掌握了孙权的儿子为人质以后，随时可以征召孙权本人“晋京”，也就是随时会有被囚、被杀的危险。倒不如“韬勇抗威，以待天命”。当年楚国地方不过一百里而已，尚且能抗衡周室，传国九百多年；孙权已经有了东南半壁，还怕什么?
孙权采纳了周瑜的建议，不送“任子”去许县。这等于是对曹操宣布独立，不怕曹操来讨伐。
曹操却并无立即计较之意。曹操在当时(建安七年)心里所计划的，是先把袁家的三个儿子与一个外甥，以及乌桓之类的边疆部族加以解决，然后对刘表下手；解决了刘表以后，再顺流而下，收拾这割据东南的孙家老二。
在孙权的左右，另一位坚决反对投降曹操的人，是鲁肃。
鲁肃的家乡是(安徽定远东南的)临淮郡东城县，他家境富有而为人十分慷慨，曾经卖了若干亩田地来救济本县的穷人；也曾经送给周瑜三千斛米粮，当时周瑜是居巢县县长，有不少的饥民需要救济。
周瑜对他既感谢又钦佩，就和他做了很要好的朋友。
袁术在寿春听到了鲁肃的大名，就任命他作东城县的县长。他看到袁术做事毫无条理，驭下又没有纪律，不愿意替袁术卖力，就率领本族的老小若干人，与一百多名愿意和他一起走的青年人，离开东城县，到居巢县，投奔周瑜。
其后，周瑜离开居巢县，到长江以南投奔孙策。鲁肃与他的徒众，也渡过了长江，住在曲阿县(丹阳)。
不久，鲁肃的祖母去世，鲁肃扶了棺柩回东槭县安葬；葬罢，又到曲阿。
有人劝过鲁肃，叫他到许县去投奔曹操，鲁肃征求周瑜的意见，周瑜告诉他，与其到许县找曹操，不如到吴县找孙权(这时候，孙策已死，孙权继任)。
鲁肃拿了周瑜的信去见孙权。孙权款待他一桌丰盛的筵席以后，留他密谈。
孙权向鲁肃说：“现在汉室处于衰微危险的境地，我想做一番齐桓公与晋文公的事业‘尊王’，你怎样帮我的忙呢?”
鲁肃说：“以前(汉)高帝也曾经想尊奉‘义帝’，却由于有项羽作梗，不能实现他的愿望。现在，曹操就好比当年的项羽一样。你如何能够实现尊奉当今皇帝(献帝)的愿望呢?”
鲁肃继续又说：“曹操不是短期内可以打倒消灭的，我替将军设想，最好是乘着曹操在北方的事情多，你把据守江夏的黄祖解决了，然后讨伐刘表，占据全部的长江流域。然后‘建号帝王，以闯天下’。”
这简直是劝孙权造反。依照汉朝的法律，造反与劝人造反都是要灭族的。所好，当时孙权已经有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非汉朝的法律所能制裁。
孙权听到鲁肃以帝王的地位期待他，心里十分高兴，却不便明白表示接受。他对鲁肃说：“我不过是希望保住一隅地方的安宁，来辅助汉室而已。你说的这一番话，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他尽管这样回答了鲁肃，其后在行动上却完全是按着鲁肃的建议，一步一步去做的。
当时，想当皇帝的人不止孙权一个。袁术不仅想当，而且是真正当了的；虽则由于太不够料，而当了仅仅一年多，所占的地盘也极小。袁绍是不是想当，也极明显，他不过是略比袁术聪明，准备先把曹操消灭了，然后再作打算而已。
刘备在晚年由于诸葛亮等人的敦劝，才勉强当了皇帝。诸葛亮向刘备说：“以前世祖(刘秀)不肯做皇帝，耿纯向世祖说过：‘来跟随你的许多人，都存了一种攀龙附凤的希望；你坚决不肯作皇帝，这些人都只有离开了你，另找肯作皇帝的人了。’现在的情形，正如当年耿纯所说的一样。”
其实，刘备不是不肯，而是不敢。他在年纪极轻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当皇帝的思想。
刘备在涿郡涿县的家园中，有一棵五丈多高的桑树。桑树的叶子很茂盛，远看很像车上的盖(伞)。刘备小时候在桑树底下玩耍，对他的小朋友们说：“我将来要乘坐一个很大的车子，以羽葆为盖的车子。”这等于是说：“我要乘坐皇帝才能乘坐的车子。”他的叔父叫他住口：“别胡说。你再这样胡说，要送掉我们全族的性命了。”
儿童时期的非分之想，不足为刘备盛名之累。刘备值得我们钦佩的，是在他的早年、中年都不曾有自私或帝王欲望的表现。他对人民仁爱，对朋友义气，对汉朝的朝廷也念念不忘拥戴。他的缺点，只是对人的判断力较差，行动也不甚有计划与步骤。
反过来说，孙权之有帝王思想我们也不必深责。当时的汉朝，在事实上早已“王纲解纽”，因宦官、外戚之鱼肉人民了一百多年而丧失了存在的价值。谁有能力把苦难的全国或一部分老百姓加以保护，谁就够资格取汉朝而代之，或割据一方以静观世变。孙家之有权在东南保境安民，甚至进而统一中国，拨乱反治，正如当年刘家之有权以巴蜀汉中为根据地，椎翻项羽的统治。
孙家不欠汉朝什么。诚然，孙坚是汉朝的官吏、汉朝的长沙太守；孙坚应该对汉朝尽忠。孙坚在事实上尽了忠：他勇往直前，打败了董卓，收复了洛阳。孙策的兵，不是汉朝的朝廷给的，一小部分是得之于袁术之手，一大部分是由于皖中青年的自动追随。孙策所占有的几个郡，都是自己打下来的；其后，曹操用汉朝朝廷的名义，对他顺水推舟，拜他为“讨逆将军”，封他为“吴侯”，任命他为“领会稽太守”，都只是些“马后炮”而已。孙策没有义务对曹操所操纵的许县朝廷效忠。然而他仍然念念不忘汉室，始则苦口劝袁术不要僭号，继则毅然决然对袁术绝交，终于对许县的汉朝朝廷上表进贡，尽到了以前窦融所能做到的人臣之礼。
孙权在建安七年，年纪才有二十一岁虚岁，继承哥哥的基业还只有三个年头左右。即使已经颇有帝王之志，在力量上还谈不到向着帝王的目标迈进。他答复鲁肃的话：“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未必不是他当时的肺腑之言。
要到了“辅汉”成为绝不可能，也就是曹操所挟持的“汉”，不仅不要他辅，而且在吞并刘表的荆州以前，已经向他要求派遣“任子”，把儿子送到曹操的掌握之中当人质；到了吞并荆州之时，又用“将与将军会猎于吴”这八个字来威胁他，孙权这才感觉到除了自为帝王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个人对曹操则不想原谅，也不想责备。我的感想是，他的晚年作为，太叫人们为他惋惜。
倘若没有汉朝的朝廷供他利用，供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事业一定不能如此顺利。他确是欠了汉朝不少。
他把流离失所的汉献帝，接来许县，替献帝修了宫殿，立了朝廷，安排了日常起居，筹划了宫廷经费。他对献帝也不能算是太对不起，他把大部分的汉朝领土、十三州部中的七州一部，都统一于许县的汉朝朝廷之下，使得这些州部之内不再有小军阀、盗匪，或作乱的胡人，也不再有显着的贪官污吏(由于朝廷中不再有宦官、外戚作祟)，叫人民安居乐业。他偿还给汉朝的不算少；事实上超过了他的所欠。可惜的是，他以辅汉的忠臣开始，而以篡汉的贼臣结束。但孙权与刘备，均没有人能加以“篡”的恶名。
《细说三国》一六、诸葛亮
诸葛亮在出山以前，是很普通的一个文士，对曹操并无恩怨，和孙权这一边也没有什么联络。虽则他的胞兄诸葛瑾已经由于孙权姐夫弘咨的介绍，在孙权身旁当了一名左参议之类的官。
诸葛亮究竟是那一省的人?我倘若说他不是河南省人，就难免为万千的河南乡亲所不能宽恕。实际上，依照今日户籍办法的规定，他应该是一位在河南省设有户籍的中国国民。
倘若严格地按照生在什么地方，才算是什么地方的人，那末．他应该是山东人了。他的出生地，是(今日沂水县附近的)琅邪郡阳都县。
更严格的算法，是算他的“近代祖先”，与“远代祖父”。他的近代祖先，是诸城县的葛家。这诸城县的葛家，迁居到别的郡县，喜欢自称“诸葛”。
他的最古的祖先，是河南东部的葛国的国君，曾经与商朝的成汤作邻居，被成汤讨伐过。
所以，说来说去，他还是敝省河南的人。
也许，湖北省的朋友们会抗议。理由是，诸葛亮所住的“隆中”不在别处，在湖北襄阳的西边郊外。
河南人的答复是：襄阳在当时离开我们的南阳太近。而且，诸葛亮自己说过：“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诸葛亮从来不曾说过“躬耕襄阳”啊!
然而，像诸葛亮这样我们都喜欢的人，就让他多兼几个省籍，有什么不好呢?古希腊的大诗人荷马，不是曾经有过七个国家声称荷马是它们的国民么？
诸葛亮之所以获得一千七百多年以来这么多人的喜欢，第一大概是由于他既忠且勇且智。忠臣很多，勇将也不少，忠勇而兼有计谋的，便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了。
他而且颇有文才。《隆中对》与《出师表》均足以确定他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
依我个人的愚见，他最感动我们的地方，是他对刘备的一份死生不渝的义气。他明知由于荆州南郡之失与关羽之死，消灭曹魏已不可能。然而他依然出兵六次(所谓“六出祁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
他另有一点十分可爱的地方，是长得漂亮，一表人才(他所娶的太太传说极丑，倘若真是如此，那就更足以显出他的“伟大”。我的父亲曾经告诉我：“诸葛亮娶一个丑太太，是十分聪明的举动。否则，他就不能专心办公了。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有一位热心的朋友向我建议，公开演讲时，说诸葛夫人是“三心牌”：见面的时候恶心，摆在家里放心，想起来伤心。其实，诸葛夫人并不难看，“难看”的谣言的主要来源，是黄承彦老太爷自己一封信。黄老太爷在信中向诸葛亮说，“我有一个女儿，虽然长得难看一些，却可以帮你做一些扫地煮饭之类的粗事。”谣言的另一来源，可能是南阳的女孩子们或襄阳的女孩子们“同行相嫉”，见到诸葛夫人嫁得了那么漂亮的小伙子，就妒火中烧，纷纷想象诸葛夫人的毛病，例如太高了，太矮了；眼睛大得像驴子，或小得像一条线；耳朵肥大像猪，或长长的像兔子；脸是马脸，又麻；或脸是扁得像饼，鼻孔朝天，等等……这虽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却可以说得上是“仇人心中出无盐”了)。
我应该把文章写得略为平淡一些。诸葛亮与他的夫人，未必是一对堪比于孙策与桥大小姐，或周瑜与桥二小姐之“一对璧人”；也未必是“郎才女貌”。至少是，郎才而女不太丑罢。
一般老百姓另有他们喜欢诸葛亮的原因：诸葛亮会呼风唤雨(借东风)，会制造自动的木牛流马，也会把周瑜气死，把王朗骂死。这些，都是上了《三国演义》作者的当。
诸葛亮哪里会有什么呼风唤雨的能力呢?他也不曾制造出不需人力推动的木牛流马；妙计他诚然有，而且很多，却未必每一次都能胜利。总之，只是比起一般的文臣武将，较有能力而已，不是天才，更不是“妖道”。
他生平不曾穿过那八卦袍，也没有不分寒暑，手摇鹅毛扇子一柄。他头上戴的是不是有青丝带的帽子(纶巾)，也大有问题。
最先说诸葛亮“尝服纶巾，执羽扇，指挥军事”的，是《三才图会》的着者王圻。王圻是明朝入。
宋朝的苏轼，认为“手执羽扇，头戴纶巾”的，是周瑜。苏轼在他的“赤壁怀古”一首《念奴娇》词里写了：“遥想公瑾(周瑜)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苏轼比王圻早了好几百年，离开三国时代较近，似乎他说的话要比王圻的“可靠”。却也未必。苏大先生的诗词好，文章好，字也写得好。考据与考证的学问却常常有毛病。《赤壁赋》中的赤壁，并不是当年周瑜对曹操打仗之时的赤壁。赋中有“东望夏口，西望武昌”的话，把这两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也说得很不精确。
他在“赤壁怀古”的这一首词之中，说周瑜刚刚娶了“小乔”不久。事实是，已经娶了她九年以上。
苏轼不曾注意到“赤壁之战”发生之时，并不是夏天，而是冬天，周瑜不需要挥动他的“羽扇”。
那末，究竟是谁有“羽扇纶巾”？是宋朝苏轼所说的周瑜呢?还是明朝王圻所说的诸葛亮呢?是不是王圻确有所本，而苏轼并无所本？是不是王圻与苏轼都不过是“说说罢了”，没有下过什么考据与考证的功夫？
倘若我们去请教京剧专家，他们的答复就很容易叫我们立刻有“无可奈何的满意”。专家说：“历史是历史，戏是戏。”“羽扇纶巾，诸葛亮在戏台上已经用了；就让他用下去罢。周瑜，有两根野鸡毛插在头上，就不必也用羽扇纶巾了。”
京剧之中的诸葛亮是老生，而周瑜是小生。历史上的诸葛亮却比周瑜小上七岁。当时，建安十三年，诸葛亮二十七岁，周瑜三十四岁。
京剧之中的渚葛亮，嘴唇上挂了很长很多的黑颜色的胡子。这个我当然反对，但是还可以容忍。周瑜呢，一位盖世英雄，被专家们插野鸡毛在他的头上，披了粉红色的袍子在他的身上，而且逼着他用娘娘腔说“小生”式的湖北话，真正岂有此理!
诚然，“历史是历史，戏是戏”。但是，我们学历史的人从来不敢糟蹋京剧家们的戏；为什么京剧家们老是喜欢歪曲我们的历史呢？
乘此机会，我代表敝同行若干人对三家电视台的某一些历史连续剧的制作人、编剧人、导播人、登广告的提倡人，同时附带地提出相当严重的抗议。抗议什么呢?抗议你们把吕四娘送进了少林寺，和许多和尚混在一起!也抗议你们把雍正皇帝也写得年轻英俊，一度迷惑了吕四娘。对不起。
话归本题，我们还是谈谈诸葛亮罢。他家原姓葛，老家在徐州琅邪郡诸县(山东诸城)，迁居到阳都县(沂水)。他本人流落到荆州南阳郡的邓县。汉朝的邓县故城一名“隆中”。不在今天的河南，而在今天的湖北，襄阳县之西二十里。
他之所以流落，由于父亲诸葛珪早死，随了叔父诸葛玄到(江西南昌)豫章郡。诸葛玄受刘表之任命，当过很短时间的豫章太守；被曹操派来的朱皓赶走，去了襄阳闲住；不久，病死。诸葛亮与弟弟诸葛均，失了依靠，就作了农夫，在“隆中”长住下来。
诸葛亮住在隆中，所过的生活是地地道道、半耕半读的生活。他不能不耕，因为叔父诸葛玄已死，他自己在刘表的衙门里并无一官半职。他不能不读，因为志趣很远很大。
他读书的方法，是注重大的问题及其解决方略，而不肯浪费时间与精力在琐碎的、咬文嚼字的“小题目”上。
几十年前，笔者曾经在巴黎请教过袁世斌(冠新)先生：“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办大事”’袁先生说：“脑筋清楚，就可以办大事。”我又问：“怎么样的脑筋，才算得是清楚?”袁先生脱：“清楚，就是有条理：懂得提纲挈领，把事情分出一个大小先后。”
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可能便是如袁先生所说：研究出事情的大小先后，及其处理的方法。
他的三位同学，都和他不同，喜欢把书上的字句完全记住，完全背得。这三位的姓名是：石韬、徐庶、孟建(他们的字，是广元、元直、公威。诸葛亮自己的字，是孔明)。
诸葛亮曾经看出这三位同学的志愿与能力，说他们将来可以做官，做到刺史、太守(后来石韬果然做到太守、“守典农校尉”。汉朝的“守”字等于民国初年的“署理”二字。如徐庶在长坂坡之役以后，因老母留在樊城，落入曹军之手，而回到北方投了曹操，在曹操下边做到了“右中郎将”与御史中丞。孟建做到了凉州刺史、镇东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