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在自称汉中王之时，就不用别人，而用了魏延坐镇汉中。刘备给魏延的官职是:“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
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特地选用魏延为“督前部”(先锋司令)。叫他兼为“丞相司马”。这丞相司马，是诸葛亮为了魏延而新设之官，地位相同于丞相长史(秘书长)。在事实上诸葛亮是以丞相身份，兼为统帅，而魏延是以“丞相司马”的兼职，做了统帅部参谋长或参谋处处长的事。魏延的本职，是“督前部”，先锋司令，因此，才在“雍州”与魏方的郭淮交锋。
魏延在(甘肃省西南部的)阳溪与郭淮的主力相遇，把郭淮打得溃不成军。诸葛亮得到捷报，很高兴，保荐魏延由镇远将军升为“前将军”；同时封他为南郑侯。这南郑侯是“县侯”的一级，比“乡侯”与“亭侯”大。
在魏延军中，辅助魏延的高级军官之一吴懿，也升了官。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陈寿《三国志》把他的姓名写成“吴壹”，为了避司马懿的“讳”。
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可以称为诸葛亮的第四次战伐。我在以前说过，诸葛亮并未“六出祁山”，而仅仅“两出祁山”。他北伐倒可以说是有六次。其实，北伐也并非有六次，而只有一次；重要的战役，可以说是有六次。第一次，建兴六年春天的街亭之役。第二次，建兴六年冬天的陈仓之役。第三次，建兴七年的武都阴平之役。第四次，便是这建兴八年的阳溪之役。其余的两次重要战役，是：建兴九年的上邦之役；与建兴十二年的武功之役。在这六次重要战役之中，诸葛亮只有在街亭之役与上邽之役出了祁山。
上邽之役可说是六次重要战役之中最重要的一次。诸葛亮把汉中与后方的政务与军事，都交给了李严父子负责，以便用全副精神与魏军决战。请葛亮任命李严的儿子作“江州都督”，把李严本人从江州(重庆)调了来，交给他两万兵，叫他留守汉中(魏延仍被诸葛亮带到前方作战)。诸葛亮而且也把丞相府的政务，交给李严代拆代行。
魏延以外，被诸葛亮带到前方去的将领，有王平、高翔、吴班。
魏方的统帅不再是曹真，曹真生了病。代替曹真的新统帅，是司马懿。在司马懿下边的几员大将，是张部、郭淮、费曜【yao】。
发动攻势的，是诺葛亮，不是司马懿。诸葛亮先打祁山(祁山于街亭之役以后，一向是在魏军之手)。司马懿进军到天水郡城西南的上邽城。
诸葛亮听说司马懿本人来了，十分兴奋，便留下王平续攻祁山，自己带了主力，到上邽来向司马懿迎战。
司马懿慌忙留下费曜与四千名兵士，守上邽城；自己带了主力离开上邽，说是要去祁山，找诸葛亮，给诸葛亮一个迎头痛击。祁山在上邽的西南，司马懿却不向西南的方向走，反而向上邽的东边走。
诸葛亮来到了上邽，与费曜及其四千兵略一接触，便把他们解决。解决了以后，诸葛亮不留在上邽，而即刻向东边走，对司马懿的主力追击。
司马懿和他的兵，虽则跑得很快，却仍然被诸葛亮追上。司马懿并不转过头来交锋，却叫部队一口气爬到山上，在山上扎营。
这时候，被魏明帝派在司马懿军中作为“监军”的贾诩，实在看不过去，就忍不住，责备司马懿，说：“你怕蜀国的兵，像怕老虎一样。天下的人都会笑你，你怎么办？”
司马懿这才有点儿觉得难为情。同时，张合等人也纷纷请求出战，与“蜀兵”一决雌雄。司马懿于是勉强下令，在五月辛巳日出战。
五月辛巳日这一天，双方的主力死拚，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诸葛亮把部队分为三部，分别由魏延、高翔、吴班三个人境率，把魏军打得隔成几片，一一包围、歼灭。
恶战了整整一天后，司马懿差不多是全军覆没，只剩下他本人与几位亲信落荒而走。诸葛亮所获得的战利品，有五千套盔甲，三千一百张角弩，与三千颗魏军军官的头。
双方参加作战的兵力，似乎均在五万人以上。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带了十万人来到汉中；这一次，他留了两万人在汉中，交给李严坐镇，可能也分拨了一些兵在祁山及几个其他的兵略要地。带到上郑来的，应该有六七万人，或是更多。
司马懿带了多少兵来，待考。总不会少过诸葛亮的部队。魏国的领土大，人民多，兵员与粮食都是一向不成什么问题的。诸葛亮竟然能于万分困难之中，能采取攻势的主动，而且打胜，真值得我们佩服。
上邽之役以后，双方有一个多月不曾有多大接触。汉方的汉中留守兼代拆代行丞相事务的李严，派人通知诸葛亮，说由于大雨阻塞了道路，军粮恐怕不能继续向前方运到，叫诸葛亮撤退。诸葛亮于是就在六月间撤退。司马懿派张合追击，追到“木门”，遇到诸葛亮的伏兵，死于乱箭之下。
诸葛亮回到汉中以后，才知道虽然有过大雨，而军粮的运输并没有李严所说的那么严重。这一位李严居心不良。他自己要求诸葛亮撤退，却在诸葛亮回师的消息到达汉中之时，故作惊讶之状，说“粮食很充足，丞相怎么撤退了呢?”李严随即(一)想杀掉军粮的督运官岑述，以推诿自己不热心运粮的责任；(二)报告后主，说诸葛亮并非真正撤退，面是“伪退”，以“诱贼与战”。李严这一着很阴险。这是把撤退的事说成诸葛亮主动，不是他李严主动。而且把“诱敌”未成的责任，也加给了诸葛亮。
诸葛亮把李严前后写给自己的书信与公文，汇集起来，叫李严自己下一个结论，李严承认自己前后矛盾，甘愿受罚。诸葛亮上表给后主，把李严的本兼各职免了，所封的爵位也削除了，叫李严以平民的身份，从汉中郡搬到梓潼郡去住。
李严的儿子李丰，被诸葛亮从江州都督的职位上，调到丞相府，当“中郎将”军阶的参军。诸葛亮勉励李丰，说：“我和你的父亲，本是同心合力，为兴复汉室而共事的，我没想到，彼此之间的关系中边发生变化。倘若你的父亲知过能改，回心转意，你也能和丞相留府长史蒋琬‘推心从事’。那么，‘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你的父亲仍有可以替国家出力的机会)。”
从这一件处理李严犯罪的方式上，我们可以认识诸葛亮的为人：公私分明，而十分忠厚。
后来，渚葛亮去世，李严在梓潼听到消息，非常伤感。他知道，请葛亮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人能宽恕他的过失，或重用他的才能。他绝了望，不久便发病而死。
《资治通鉴》在叙述他的这一段经过之时，称他为“李平”。这是因为他本来虽叫李严，其后自己改名为李平(《资治通鉴》也称大将王平为何平。那是因为，王平曾经一度做何家的养子；他曾经在张鲁降魏前后，也降了魏，那时候还是叫做何平。到了刘备拿下汉中之时，王平归附了刘备，复姓原来的王。但是魏方的人不知道他复了姓，仍旧称他为何平。司马光及其助手，所根据的关于王平的资料，大概是魏方人士所写)。
诸葛亮的兵多(十万人左右)，每个月所需要的军粮自然也多，当时的汉中与四川虽则出产粮食，却很不容易运到秦岭之北。诸葛亮在建兴九年的上邽之役，所以能够获胜，原因之一是有了“木牛”。木牛被有些人，尤其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描写成一种神秘的，甚至是能够自动的运输工具。实际上，它也依然是要掌人力来推动，不过是由于构造得巧，可能外形像一条牛，或载重的能力像一条牛而已。诸葛亮在南阳郡邓县的隆中躬耕过(隆中在今天襄阳县之西)，那时候南阳可能已经有了我在民国初年所见到的一种叫做“土牛”的车子。也许，当时还不曾有“土牛”，是诸葛亮先发明了“木牛”，其后才慢慢地传回了今天的河南省的。另一个可能与“木牛”有关系的东西，是今天成都一带都有的“鸡公车”。鸡公车，头小身大，像一只“鸡公”(公鸡)，它也是车轮小，与“土牛”相同，推起来十分省力。两者所不同的地方是：土牛的小车轮在前，而车身是一块长方形斜板(前窄后宽)；鸡公车是小车轮在车身之中。车身也是前窄后宽(这两种车子都比江苏各地所能见到的大车子省力)。大车子是有一个很大的轮子在车的中央，直径几乎有三尺左右，推起来十分费力，虽则车轮的两旁每一边可以坐一个人或两个小孩，或载一头肥猪。
到了建兴十二年，诸葛亮进行第六决战役，武功之役之时，由于已经有了渭河上游的天水郡，便不再需要木牛，而改用了“流马”。
诸葛亮在上邽之役以后，休养兵士三个年头，才在建兴十二年作最后一次的进攻，亦即“武功之役”。
这一次，诸葛亮所用的运粮工具，是一种快船，叫做“流马”，“流在水中的马”。船身长而且窄，因此减少了水的阻力，所以能快。
诸葛亮在春天行动，带军队从斜谷的一条路出来，很顺利地到达今日郿县西南的汉朝武功县五丈原。司马懿驻扎在附近，对诸葛亮部队严密监视，却不敢走出壁垒来交锋。
就这样，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没有什么“行动”。传说：诸葛亮派人送女人用的装饰品给司马懿，司马懿气得想下令出击。魏明帝特别派了一位老臣辛毗，来营中制止司马懿，不许他与诸葛亮部队对阵厮杀。这个传说很没有根据。请葛亮不是一位肯用这种无聊手段的人。魏明帝既然授权司马懿作统帅，也绝不会特别派一个人来，不许这位统帅作战。事实是，诸葛亮确曾屡次向司马懿挑战，而司马懿始终忍耐，不肯应战，只是用“守”的方法，等侯诸葛亮粮尽退兵．
请葛亮这一次却并没有“粮尽”的问题。他已经下了决心，对司马懿持久作战。他在五丈原一带实行“屯田”，叫兵士种田，生产粮食。
诸葛亮的部队纪律极好。他们夹在本地农民中间，相安无事。
可惜，他本人太劳苦了，“事必躬亲”，而肠胃又不好，消化不良，吃得少。他的病越来越重，挨到八月间，便不幸去世。
诸葛亮死得太早，虚岁只有五十四岁。他不负刘备给他的知遇，实践了自己对刘备所许下的诺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左右，杨仪、费祎二人，决定了把他去世的消息保守秘密，先把大军撤回汉中，然后才宣布这个消息。
杨仪是诸葛亮身边的“丞相长史”，职位相当于秘书长；费祎是“丞相司马”，地位相当于参谋长或参谋处长。
杨、费二人之所以要作如此的决定，由于他们自己不会打仗，而又怕魏延虽则会打，却未必能胜得了司马懿。除此以外，他们在感情上与魏延也颇有隔阂。就杨仪而论，那就不仅是隔阂，简直是“积不相能”、“势如水火”。杨仪甚至于不愿意魏延有机会主持作战而战胜，成为诸葛亮的继承人，作蜀汉的统帅与丞相。
费祎到魏延的营中，把诸葛亮去世的不幸消息，秘密告诉魏延，说诸葛亮留下遗嘱，叫大家撤退回汉中，并且叫魏延担任“断后”的任务。
魏延不赞成撤退。魏延说：“国家的大计方针，不可能因某一人的死亡而变更。丞相的棺柩，可以派丞相行营的官吏送回汉中或四川。军队应该留驻在五丈原，屯田、作战。我本人相信有能力打司马懿。”
他质问费讳：“是谁派我替杨仪这种人断后？是丞相本人么？”
他随即把自己的作战计划，与分布军队的方案，说给费祎听，叫费祎回丞相行营，以丞相司马的身份，发布命令。费祎答应了他。
费祎回到行营以后，把魏延的吩咐丢在脑后，仍旧与杨仪合作，完全按照杨仪的意思办：大军向南撤退；下命令叫魏延断后。
魏延不理费祎的那一套；立刻派人送报告给后主，说杨仪与费祎造反。
杨仪与费祎也派人送报告给后主，说魏延造反。
地位仅次于魏延的大将王平，站在杨仪与费祎的一边。于是，魏延失败，带了几个随从离开军队，走到汉中，被一个姓马名岱的杀了。后主依照杨仪与费祎的请求，把魏延的罪定成谋反大逆之罪，不仅杀了魏延的妻子儿女，也屠灭了魏延的“三族”的人(三族是父族、母族、妻族)。
魏延死得很不值得，而且极其冤枉。他倘若真想谋反，为什么不带了他所指挥的先锋部队，去司马懿的营垒中投降？却反而只带了少数人，来到汉中?他分明是想经由汉中，回成都，向后主当面报告，陈述他自己的继续作战的主张。他不像是“烧绝栈道”，用武力阻挠过大军南下，如杨仪、费祎所说。
《细说三国》二七、诸葛亮德为人
在所有的三国人物之中，最能受到当代与后世的人崇敬的，是诸葛亮。孙权与蜀汉结盟，盟书中没有提到后主，也设有提到他孙权自己，却明明白白标出了“诸葛丞相”四个字。赞扬诸葛丞相“信感阴阳，诚动天地”。
被诸葛亮打得抬不起头来的司马懿，一生不曾在别人手中吃过败仗，应该是对诸葛亮“恨之入骨”了。这位司马懿却在蜀汉军队撤退以后，视察了一番诸葛亮的营垒布置，忍不住说出“天下奇才”四个字，表露了内心对诺葛亮的佩服。
诸葛亮不仅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德。刘备在临死的时候，一面对诸葛亮亲口说：“君才十倍曹丕”；一面写给后主与鲁王、梁王等几个儿子，说“能叫人佩服的不是才，而是德。……你们应该以(诸葛)丞相为师”。字里行间，刘备向儿子们称许了诸葛亮的道德足以服人。
刘备左右的两员虎将，具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关羽、张飞，膂力与诸葛亮不成比例，在年龄上也比诸葛亮多出了一大截，而且关羽也念过《左氏春秋》之类的书，张飞写字也写得出够资格刻在石头上作为碑铭的雄浑的字；这两人虽然在刘备开始对诸葛亮礼遇之时，有点儿不以为然，过不了多久便完全了解诸葛亮确是刘备这条大鱼所需要的水。再到后来，刘备于拿下成都以后，提升诸葛亮为将军级的军师将军(不再是中郎将级的军师中郎将)，又赏赐给诸葛亮以相同于赏赐关、张二人的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关羽、张飞二人一点儿不觉得刘备做得过分，也丝毫不以变成了与诸葛亮于同等地位为耻。
而且，在关羽颇以与马超并列为耻之时(刘备自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只须诸葛亮一句安慰的话，便笑逐颜开。诸葛亮写信给关羽，说：“马超是一时之杰，英布、彭越之流，可以与张飞比一比，哪里赶得上你‘胡子’的‘绝伦逸群’呢?”诸葛亮和关羽的交情，可见已经够得上称关羽为“胡子”了(笔者曾经侥幸以后辈的身份，荷蒙于右任先生赏识，却从来不敢在于先生面前说出“胡子”这两个字。虽则于先生正如关羽一样，颇以自己的美髯为乐。于先生的胡子之美，为民国以来的第一人)。
张飞与诸葛亮也极好，从偕同入川打刘璋的一件事上可以证明。倘若不是张飞、赵云、诸葛亮三个人水乳交融，分工合作，怎么会席卷川北与川南呢?
赵云的资格也比诸葛亮老得多，他在刘备死后随诸葛亮北伐，服服帖帖，做了诸葛亮的部下(可惜，在建兴七年一一或建兴六年年底一一便去世了)。
黄忠去世得更早。在定军山之役的次一年，亦即建安二十五年。
五虎将另一位是马超。诸葛亮不是故意把马超搁在一边，而是想重用马超也无法办到。马超在刘备的章武二年已经去世了!
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个“诚”字。他从“诚”字出发，对君上的忠是诚，真心真意地尽忠，这是忠诚。对明友、同僚与部属和谐共事，守信用，这也是诚，诚信。
诸葛亮因为能诚，所以能公。公是没有私心，能够以诚心待人，忘记了小我，一切为对方着想，因此所有的表现，都昭昭然是一个公字。陈寿称赞他：“开诚心。布，公道”，可谓十分正确。
诸葛亮做到了赏罚公平。因为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于是，被赏的不敢骄傲，被罚的也毫无怨恨。有时候，使得因小过而被罚的入，知道了警惕而免于再犯更大的过；这在事实上是教训了他。古语说：“刑赏，忠厚之至。”便是这个意思。有些君王或长官，对臣民与部下完全放任，不赏不罚，造成了一种不痛不痒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这才是不负责任，也是对臣民与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评请葛亮治国太严，太喜欢用重典。“严”是事实。他为了挽救刘焉、刘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严。“喜欢用重典”，却不是事实。凡是要罚二十下棍子以上，诸葛亮都要自己复判了以后，才许执行，我们怎么可以说他喜欢打人或杀人呢？
我说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么?是：他对得起刘备，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他的家人与朋友僚属，也对得起他自己，无愧于生平的抱负。
他对得起刘备，人人皆知。他对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证明。在他去世的消息到达之时，各地的老百姓自动为他戴孝，戴了很久(我在1938年进了四川，见到川北很多地方的人头缠白布。他们并不是穆斯林。有人告诉我，他们的祖先为诸葛亮戴孝戴久了，缠白布缠成习惯，不缠就会头部受凉，因此而永远缠下去，子孙相沿，直到今天)。
当时，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给诸葛亮建筑一个庙。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认为这不合于“礼秩”，不许老百姓如此做。老百姓一面纷纷在路旁设祭，一面再度向后主直接要求，至少为诸葛亮立一个庙，立在成都。后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许。
有两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兵校尉习隆，与中书郎向充，实在看不过去，就鼓起勇气，向后主上了一个表，说：汉朝自从开始以来，功臣立庙的颇有前例。诸葛亮“德范遐迩，勖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不应该让他“烝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习隆与向充，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不在成都立庙，而在沔阳(汉中的沔水之阳)诸葛亮坟墓的附近立一个庙。这一个办法，总算被后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这些官僚与后主本人，在当时做梦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庙存在于成都的，不是刘备，不是后主，更不是那一群姓名早就被人忘记的官僚，而是我们所佩服的诸葛亮。
这个庙，我去瞻礼过。老百姓称它为“武侯祠”。我到达以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武侯祠”大门之上有一块匾，匾上的三个大字，不是“武侯祠”，而是“昭烈庙”(刘备的庙，刘备死后谥为“昭烈皇帝”)。
原来，将近两千年来的刘备的庙，不被老百姓称为刘备的庙，而成了家喻户晓的“武侯祠”。早在唐朝的时候，昭烈庙就已经变成了武侯祠了。杜甫有一首诗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锦官城，是成都。
杜甫很同情诸葛亮之“出师未捷身先死”，认为这是“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可悲之事。
杜甫在另一首诗里，把诸葛亮比成伊尹、吕尚，与萧何、曹参，“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诸葛亮自己在青年时代，不过是自比于管仲、乐毅而已)。
他确是一位“文武兼资”的人物。陈寿却只肯推许他的“理民之干”，不甚钦佩他的“将略”。他是否真的不会打仗呢？是司马懿打胜了他，还是他打胜了司马懿?陈寿的批评，有很多人认为是曲笔(陈寿在晋朝做官，而晋朝皇帝的祖宗是司马懿。陈寿可能惧怕惹祸，而不敢太称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不过，陈寿也未尝不替诸葛亮说公道话。陈寿以为诸葛亮之所以“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实在是因为：(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例如司马懿)。(二)“众寡不侔，攻守异体”(传说，司马懿有兵三十万，而诸葛亮仅有十万。究竟是各有多少，难考；魏方在陕西、甘肃的兵，多于诸葛亮在汉中的兵，却是很显然的)；魏方以数量较多的兵取守势，诸葛亮以数量较少的兵取攻势，当然是诸葛亮的处境较苦了。(三)萧何有韩信可以推荐，管仲有王子城父可以推荐。诸葛亮找不到比得上韩信与王子城父的名将，因此而“未能有克”。
诸葛亮所能指挥的，只是魏延、王平、高翔、吴懿、吴班，与年轻的姜维。这些人，除了魏延以外，都是难以和韩信或王子城父相比的。
魏延倘若获得诸葛亮准许，以一万人经子午谷直趋长安，与诸葛亮会师潼关，说不定能够袭取洛阳，立下不世之勋，功名超过韩信。然而这是厉史上的若干所谓if’s(假定)之一，谁也不能预言结果一定会怎么样。
诸葛亮应该不应该接受魏延的建议?这也是一个所谓idle question(浪费时间的问题)。
魏延的建议，诸葛亮有权利不接受，正如你或我倘若在当时是诸葛亮，也有权利接受或不接受。这是各人的战略构想的问题。
打仗的事，多多少少含有赌博性质。胜负之数，所系的因子太多。兵多、将广、粮足的一方，可以打了再说，败了卷土重来；正如赌本雄厚的赌徒，可以千金一掷，输了面不改色。反过来说，兵比魏方少，将没有魏方多，粮食更是成问题的诸葛亮的一方，实在是虽则明知有胜利可能，而仍旧不宜于轻易冒险的。
何以说魏延的“子午谷计划”是冒险呢?因为，长安是一个大城，坚城，魏延带去五千名作战之兵与五千名背粮之兵，未必能够攻下；即使攻下了，也难免敌人不从洛阳及各地来援，对魏延部队来一个反包围。
长安的守将夏侯懋，是魏国的驸马，是纨袴子弟，是一个“不知兵”的人。诚然，谁能断定，在夏侯懋的左右与麾下，没有一两位知兵的、能征惯战的将领呢?我这些话，也并非“定论”。倘若魏延被诸葛亮准许带一万人经子午谷前往，那末，他一举而攻下长安，与请葛亮会师潼关，也不是全无可能的。
话说回来，问题在于诸葛亮本钱少，而冒不起这个险。
另一种关于诸葛亮军事才能的批评，是说他打来打去，不敢直接向长安打，或是直接向洛阳打，而故意“舍近求远”，打到了甘肃去。最后的一次也只是在长安西边相当远的武功，作“屯田”的打算。
说这种话的人，也是忽视了诸葛亮的实力与魏方的实力不成对比。诸葛亮只能够“舍近求远”，先取得渭河上游的天水、南安、安定、武都、阴平等郡(他在建兴六年春天第一次出祁山，获得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官吏人民的响应。他在建兴七年，又叫陈式攻下了武都与阴平)。
诸葛亮的打算，是先把蜀汉的防守线做巩固了再说(阴平的重要性，从其后邓艾经由阴平而偷袭江油城的一点上，获得证明)。诸葛亮把远在今日甘肃的几个郡先拿下来，是为了慢慢地扩充实力，同时解除了后顾主忧。
自从三国时代以来，中国人在事功上与道德上，及得上诸葛亮的很少，而批评诸葛亮的人极多(自己有所成就很难，批评别人极容易)。最常见的批评，是说诸葛亮忽略了分层负责与培养人材，以至于不得不事必躬亲，与身后无人继承他的事业。
这两点批评，我想，倘若诸葛亮自己听到了，也会承认批评得对。他的确是不该“亲校簿书”，不该亲自复判处罚打二十下棍子以上的案子。他的确也忽略了办一个军官学校，以造就堪比于姜维，或能力超过姜维的将才。
诸葛亮除了虚心接受类此的批评以外，可能要加上一两句诉苦的话。他倘若不“亲校簿书”，则簿书之上的一字之差，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错误，大到关系前方将士的生命。至于复判刑事法案件，也不过是略为看看，希望下面的法官因此而不敢“草菅人命”而已。至于办军官学校，或使用其他方法培养人才。他也知道这工作很紧要，只恨有心无力，抽不出时间来做(他把能省下的一点工夫，都用在教导姜维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批评诸葛亮或任何古人，都可以，倘若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专找出他们的缺点，而是为了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责备贤者，是可以的，倘若我们志在做一个比他们更贤的人。否则，便是刻薄，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是自己毫无出息而对极有出息的古人吹毛求疵，自鸣得意。“无诸己而先求诸人”，不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我个人佩服诸葛亮，不是佩服他打了几次胜仗，或是佩服他做丞相做得很有成绩，如“野无醉人”等等，而是佩服他“人好”，佩服他做人做得够意思。
我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他对得起刘备，也对得起李严。对于也反对过他的廖立与彭羕，他也是十分对得起的。
廖立是武陵郡人，少年得志，在刘备自称荆州牧之时，做了“从事”，升为长沙郡太守；转到益州，又做巴郡太守；刘备自称汉中王，他做了“侍中”。后主继位，诸葛亮综揽一切，把廖立调任为“长水校尉”。廖立很不高兴，就在言语之中对刘备、关羽、丞相长史向朗、文恭、后主的侍中郭演，都批评得很厉害。蒋琬与李合，把他的话报告给诸葛亮，诸葛亮上表给后主，说廖立“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好比乱群之羊，建议把他削职为民，流放到不毛之地的汶山郡(四川省汶山县、茂县一带)。
诸葛亮成全他，不请后主治廖立以死罪，而从轻发落，仅仅免去他的官职，流放到汶山郡去耕田，自食其力。这是诸葛亮十分对得起廖立的地方。
廖立也颇知好歹，心里对诸葛亮十分感激，而且存了终有一天仍被诸葛亮重用或准许回成都的希望。诸葛亮去世的消息传到汶山，廖立大哭。廖立说：“我永远也不能回到华夏的文明之乡，而要老死在这个不毛之地。与‘左衽’的番子住在一起了。”
过了若干年，姜维有一次行军，经过汶山，特地去拜访了廖立一次。姜维在事后告诉人说，廖立亲自率领妻子儿女耕田，身体很好，“意气不衰，言论自若。”廖立也确是一位“可人儿”，老脾气没有改。所好，汶山较为偏僻，又没有蒋琬之辈在旁边搜集小报告的资料，他尽管在不毛之地对边疆同胞用汉语大发牢骚，也不会再发生吃官司的事了。
另一名被诸葛亮治罪，而心中并不怨恨诸葛亮的人，是彭羕。彭羕是广汉郡的一个书佐，地位极低，因庞统、法正的推荐而获得刘备破格录用，当了益州“州政府”的“治中从事”(与今日的总务处处长或秘书处处长相类似)。此人得意忘形，目空一切，诸葛亮向刘备建议，把他外调为江阳郡的太守(江阳郡的首县，在今日的泸州)。这太守的位置，不算太低，而彭羕气愤得很，竟然图谋不轨，想唆使马超与他一起造反。他向马超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宅也。”马超被他吓得说不出话来；事后，不敢不告发他。他立刻被官厅逮捕下狱，判了死刑。死前，他写信给诸葛亮，承认孽由自作，不敢怨人，说诸葛亮是“当世伊吕”，希望诸葛亮好好地辅佐刘备，共成大事。他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只求诸葛亮了解他的“本心”并非“自求菹醢，为不忠不义之鬼”，只不过一时酒醉，说出了不应该说的话而已。
诸葛亮不曾因为彭羕写了这么一封悔过的信，而免他一死。原因是，唆使军人造反的罪非廖立的毁谤之罪，或李严谎报军粮不足之罪可比。
另有一人之死，完全是由于诸葛亮的坚决主张。这个人就是刘封。刘封原是(湖南省湘阴县东北的)罗国封君(罗侯)的儿子，姓寇，母亲姓刘。刘备在徐州丢了妻子儿女；到了荆州，就收养了这位寇封，叫他改姓刘，成为刘封。那时候，刘封已经是十岁以上的大孩子了。他长成了以后，竟然膂力过人，而且学得了一身武艺，随同张飞、赵云等人进益州，很立了一点功劳，被刘备任命为“副军中郎将”。其后，刘备叫他带兵由汉中，沿着汉水，顺流而下，到(湖北的西北部)上庸郡，会同孟达，夹攻刘璋的太守申耽，给了他以节制孟达部队的全权。申耽投降以后，刘备升他为“副军将军”，驻扎在(陕西省安康县西北的)西城郡。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在襄阳樊城攻于禁、徐晃，叫刘封与孟达出兵相助；这两个人竟然借口“山郡未附”，说是抽不出兵来。后来，关羽因吕蒙偷袭江陵后方而失败，就不敢向上庸的方向撤退，以致作了俘虏，被斩。刘备因此而十分痛恨刘封。
不久以后，孟达降了魏方，刘封不接受孟达的劝诱。西城郡的太守申仪，也降了魏方，击破刘封的部队。刘封只身逃回到成都(西城郡被魏方改称为魏兴郡，仍叫申仪做太守，驻扎洵口，洵口在洵阳县)。
刘封到达了成都以后，诸葛亮向刘备说，此人不可不除。据陈寿在《刘封传》中所写，似乎诸葛亮是为了防免刘备百岁归天以后的后患，而不是为了治刘封不救关羽之罪。所谓后患，指的是：刘封生性“刚猛”，又比阿斗刘禅年长(大了几岁。阿斗是在建安十二年左右才生下来的；他的母亲是刘备的姨太太甘夫人)。虽则刘禅已被立为太子，难保刘封不与刘禅争夺继承之权。
陈寿所记的，是不是事实?倘若诸葛亮是基于防患未然的原因而置刘封于死地，这是不足以服当世之人与后世之人的。刘封还不曾有过一丝一毫想争继承之权的言论或行动。大胆假定某人将来可能犯罪，而立刻就杀了这个人以防免他将来犯罪，这是最不讲道理、最野蛮而残忍的事。我不知道请葛亮曾否做出这种事；我希望陈寿写错。倘若陈寿没有写错，那我就不得不改变我对诸葛亮的钦佩了。
也许，刘封之所以被赐死，只是因为他不救关羽，又先后与孟达及申仪处得不好，使得刘备失了荆州，又失了益州的上庸郡、房陵郡与西城郡。倘若诸葛亮真是为了“防患未然”而冤杀了刘封，那他就未免太对不起刘封了。以我所知，除了这一件有待查考的案子以外，诸葛亮并不曾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
他一生为人忠厚。一个人是否忠厚，从他对家中的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对黄氏夫人很好，且无论黄氏夫人是否相貌平常。
他对养子诸葛乔与亲生子诸葛瞻，一视同仁，很细心地教育他们。诸葛乔是诸葛瑾的第二个儿子，于诸葛亮还没有亲生的儿子以前，过继了给他。其后，诸葛瞻出世。渚葛亮仍旧以诸葛乔为嫡子、武乡侯爵位的继承人。这便是诸葛亮十分对得起诸葛瑾与诸葛乔之处。他不肯更改诸葛乔这个“养子”的继承人地位，怎么会像陈寿所写，使出杀人辣手去干掉刘备的养子刘封呢？
诸葛乔于诸葛亮北伐之时，随军到汉中，被指定带了五六百兵，帮助转运军粮，与其他达官贵人的子弟一起在山谷之中奔走吃苦。
不幸诸葛乔在建兴六年病故，年纪只有二十五岁，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诸葛攀。诸葛攀其后做了“行护军、翊军将军”。诸葛攀于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在东吴倒楣，遭受灭族之祸以后，转回东吴，做了“诸葛瑾之后”，延续诸葛瑾的“香火”，作为祭祀诸葛瑾的人(武乡侯的爵位，已经改由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继承)。
诸葛瞻继承武乡侯的爵位时才两岁。十五个年头以后，诸葛瞻娶了后主的女儿，成为驸马；次年，官拜“羽林中郎将”，其后历升至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行都护、卫将军，与董厥(共)平尚书事(诸葛亮去世已久，不曾见到诸葛瞻的成长与成就。诸葛亮去世之时，诸葛瞻的年纪尚幼)。诸葛瞻于三十七岁的时候，和自己的长于诸葛尚一起在绵竹对邓艾的军队作战，壮烈牺牲。
诸葛瞻的小儿子诸葛京，因为年纪太小，不够资格参加作战，幸免于难。这是天佑吉人，使得渚葛亮不致绝后。诸葛京其后长大成人，在晋朝做了郡县的县令，调升东宫舍人，最后做到了广州刺史。
诸葛瑾的一支，前面已经说过，于诸葛恪灭族之后，因诸葛攀由益州回了东吴，也免于绝后。
诸葛瑾与诸葛亮是同胞兄弟，诸葛亮是弟。另一位弟弟是诸葛均，跟随诸葛亮到了益州，做官做到了“长水校尉”。
他们的父亲是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做过太山郡的郡丞(太守的副手)。诸葛珪早死，他们跟随叔父诸葛玄，先到(江西)豫章郡，后到荆州南阳郡。
诸葛玄在豫章郡为太守，时间很短。他是袁术所派的人；汉朝在长安的朝廷另外派了一个朱皓来(朱皓其后死在笮融之手；笮融为扬州刺史刘繇所破；刘繇控制不了豫章郡，朝廷又派了华歆为太守。孙策带兵打来，华歆投降，随孙策回江东，当孙策的上宾；过了相当时期以后，华歆去了许县，转入曹操的门下)。
话说回来，诸葛玄在荆州南阳郡邓县，把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以及诸葛亮的“小姊”养大成人，把这位小姊嫁给了襄阳县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当时的邓县县城不在今天的河南省，而在湖北省襄阳县之北)。
请葛瑾于孙权在江东继承了孙策以后，拜别叔父诸葛玄，奉了继母(诸葛珪的后妻)，离开邓县，转往江东，经孙权的姐夫弘咨推荐，作了孙权的部下。从此，诸葛瑾一辈子忠心于孙权，不存“跳槽”、换老板的念头。
诸葛亮与诸葛均，由于命运的安排，先后作了刘备的部下，与诸葛瑾天各一方，各事其主。他们三人在私底下的兄弟骨肉之情，完全不曾因“政治立场”不同而有改变，依然是休戚相关的同胞。同时，他们也绝不因为是同胞兄弟，而试图互相勾引，使对方不忠于其主。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而他们做到了。
晋武帝司马炎，叫陈寿编订诸葛亮的文集。编成之后，陈寿呈献给晋武帝，附上了一篇“表”。陈寿在这一篇“表”里，畅论诸葛亮的一生如何多彩多姿，也强调了他死后粱、益二州的人民，“至今”仍十分对他怀念，“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表”中的“至今”二字，是指的“直到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上表的一年，距离诸葛亮去世的一年(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已经有了四十个年头。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诸葛亮不仅被怀念了四十年，而且已经被怀念了一千七百多年，直到我们的今天；不仅被梁、益两州的人民怀念，也被全中国的人怀念(东汉与蜀汉只设益州，没有梁州。梁州是魏国朝廷，把汉中即陕南等地，从益州分出来设置的)。
陈寿在“表”里说，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他不仅荣膺刘备的三顾，也深受孙权的“敬重”。到了刘备死后，后主继位。诸葛亮综揽军政，“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办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
这几句“论定”诸葛亮的治绩的话，是当时一般人的“公论”。陈寿并未“过甚其辞”。事实上，出于陈寿之口，更为客观。陈寿的父亲，曾经是马谡的参军，于马谡战败以后连带地被诸葛亮处罚。陈寿本人，也曾经为了某一件事，被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处罚过。
后代的史论家，却颇有批评陈寿不够客观，责备陈寿，说陈寿为了“私怨”而在“表”里写了下列几句话：“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陈寿的批评是否恰当，为另一问题。他确是并设有为了“私怨”而作出如此的批评：他不曾为了父亲的被罚，而说同时被治罪的马谡好；也不曾为了自己被罚，而说诸葛瞻不好。陈寿不曾否认诸葛亮有“治戎”之长，所批评的只是诸葛亮短于“奇谋”、“将略”。
陈寿而且找出三个理由，来解释诸葛亮何以“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第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例如晋武帝的祖父司马懿)。第二，“众寡不侔，攻守异体”，魏方的兵多，蜀汉的兵少，彼此相差太远，不成比例(魏有十三州部之中的八个州，一个部。蜀汉只有一个州。司马懿的兵力，号称有三十万，事实上有多少，待考，比起诸葛亮的十万应该是多到一倍以上)。诸葛亮采取攻势，司马懿采取守势，攻难守易。第三，诸葛亮的才能，比得上管仲与萧何。但是管仲找得到王子城父，萧何找得到韩信；诸葛亮在他的同时的人之中，找不出王子城父与韩信这样的人作为助手，因此就在功业上不能有管仲、萧何的成就。
陈寿的解释，是既公平而又没有火气的。倘若他仅仅指出这三项诸葛亮未能在军事上达到“龙骧虎视苞括四海”的原因，而不加什么“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按语，后世大多数的崇拜诸葛亮的人，就不会责备陈寿对“私怨”未能忘怀。因为，既然是对手方“或值人杰”，“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又找不出王子城父与韩信那样的人作为助手，诸葛亮即使有“奇谋”，也不敢轻试，即使长于“将略”，也难以实施。怎么就可以因他之“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而说他“短于奇谋与缺乏将略”呢?
打仗时事，胜败不系于一方，而系于双方，单就某一方而论，统帅有将略与奇谋，未必就能够每战必胜；所需要的别的条件，还多得很。陈寿犯了“以成败论英雄”的毛病。况且，诸葛亮并不曾败。他虽则没有来得及拿下长安，却也达成了“以攻为守”的任务，使得蜀汉先后免于被张合、司马懿占领，以延长了几十年的生存。
诸葛亮“以攻为守”的战略，与现代军事科学中的“攻势防御”的战术，不谋而合。他的“将略”，非同时的若干“人杰”可比。陈寿本人，对军事完全外行，懂不了诸葛亮的将略。
裴松之引了一位“袁子”的话，说诸葛亮用兵“止如山，进退如风”。这一位袁子，生存于诸葛亮死后仅有数十年之时，所听到的“口碑”很多；所说的极可能是事实。
一个带兵的人，能够“止如山”，这已经是了不起了。岳飞也做到了这一点。岳飞使得金兵感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诸葛亮不仅能叫他的部队“止如山”，又能叫他们“进退如风”。这还了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将领实行了闪电战，所用的是飞机、卡车、大炮、坦克。诸葛亮到了第五次与第六次对魏战役，才分别有了木牛与流马。这两种运输工具，依然是倚仗人力，只是略为省力而已，他在头四次的战役中，连木牛沈马都没有。他竟然能够把部队运动得“进退如风”!他不是第一流的将才是什么?
《三国演义》的作者把木牛流马描写成自动的、不用人力或兽力的运输工具，使得许多入以为这是神话、造谣，根本不曾有过那么一回事。其实，木牛流马诸葛亮的的确确是发明了的。虽则并非自动的运输工具，而只不过是略省人力的运输工具。
诸葛亮也设计了“八阵图”。可惜，这“八阵图”又被《三国演义》的作者形容成妖气弥漫，以石头代替兵马的迷魂阵，神奇得叫读者难以相信。我在幼年之时，便是不相信有过这八阵图的一人，后来我读唐诗，读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二十个字，才修正我的怀疑。我想，像杜甫那样的道德君子，总不会把“道听途说”作为歌咏的对象吧？又过了若干年，我读的书多了一些，才完全相信诸葛亮确是设计了“八阵图”。不过，杜甫以为刘备在攻打东吴之时，用过这“八阵图”，却有点“未加深考”。
“八阵图”究竟是什么呢?是八个阵势的图，而不是一种兼有所谓生门、死门等等八个门的阵。这一张图，本是一种用以教导高级将领的教材或“教范”，指示了他们以八种基本阵势，与如何于敌军来攻之时，变化这些阵势。
在诸葛亮的时候，两军相遇，不像今天我们之双方猛掘壕沟，蹲在里面，互相密切注意。他们所做的，是赶紧安营扎寨。倘若双方的距离十分相近，他们就立刻“射住阵脚”，不让敌人来得太近(箭的有效射程，最好的也不过是一百步，亦即一百米左右)。
成千上万的兵，不可能挤住在一个营寨之内。一个营有五六百人，也不可能挤在一个帐篷之内。所以，双方的营寨都很多。而每一个营寨之内的帐篷也很多。
如何把若干营寨布置在地势优越的地方，保有水源与后方交通线，而且构成“箭网”，能够于被攻之时互相援救，攻人之时迅速集中，分途前进一一这便是一个在当时身为将帅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实务”才能。
到了出击或应战之时，双方于集中以后“摆开阵势”。最简单的是所谓“一字长蛇阵”。这长蛇阵的长处，并非如“外行人”所说，能够“首尾相应”，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首尾相距很远，实际上不仅不能首尾相应，而且最容易被敌人切成首尾两段，或若干段。这一字长蛇阵的长处，是便于包抄敌人的两翼或两翼之中的一个翼，绕到敌人后方。西洋的军事学家，称这种动作为out flank，中文译成“延伸两翼”。
在西洋的历史中，希腊人有所谓“方阵”，罗马人有所谓“分段阵”。我们中国人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鱼鳞阵”。鱼鳞阵可说是“复式”的分段阵，以次一排的分段单位，填补前排的空隙。
诸葛亮的“八阵”，是哪八阵?我个人研究得不够。八阵的总原则，我们可以从《三国志．蜀书．姜维传》中窥见一二：“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扞拒曹爽皆承此制。”兴势，在今天陕西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王平于后主延熙七年(公元244年)抵挡曹爽，派护军刘敏与参军杜祺，带兵守住兴势，自己以主力留在洋县之东八十华里的黄金谷，作为呼应。
诸葛亮曾经在汉中郡首县南郑县的外围，新造了汉城与乐城两个城，用意也是为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他当然不至于用石头代替兵马。杜甫所见到的石头，可能是刘备营垒所遗留下的残迹。造营垒的壁，是必须用石头作为基础的。诸葛亮在五丈原的营垒，也留下了石头基础甚至墙壁。这些石头与墙壁，后来被司马懿看到，司马懿很赞赏，说诸葛亮是“天下奇才”。
诸葛亮的才具，确是“兼资文武”。中国汉唐及其以前的读书人，文武兼修，不曾“分途”。孔子注重礼乐，同时也教学生练习射御。子路(仲由)是他门下的一位很会打仗的人。中国在宋朝以后，才出现了“文人不知兵”的现象。到了曾国藩操练湘军，这种怪现象才被逐渐改变。可惜，从袁世凯创办新军以后，又有一些所谓“军人”，自以为读过了步兵操典之类，便成了专家，把所谓“文人”一概不放在眼里。其实，步兵操典之类，文人也颇有读得很熟而了解得十分透彻的。孙中山先生不曾进过职业性的军事学校，对军事理论却颇有很精到的见解。在革命元勋之中，黄兴、陈其美、于右任，都不曾进过军事学校，而他们都以副元帅、都督，或总司令的身份带过兵，打过相当成功的仗。
诸葛亮的成就，超过了他在青年时代的愿望，他在隆中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管仲在功业上不过是扶助了齐桓公成为诸侯的盟主，在道德上却免不了有“三归”之玷。乐毅替燕国向齐国报仇，一举而打下了七十几个城镇，然而结果却受了奸人的谗毁，丢了官职，功败垂成。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做到管仲的领导群伦，或乐毅的势如破竹，却在事实上奠定了天下三分。
诸葛亮并且使得全中国的人心不为那不顾道义的曹氏父子所迷惑。他敢于以区区益州一个州，抵抗曹家的八州一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公私行为上做出一个好榜样，使得当代与后世的人不仅佩服他的行政能力与打仗技术，而且更崇敬他的为人，他的道德。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臣”，他是一个“宗臣”，值得推为模范受人宗仰的贤臣。
杜甫在他的另一首诗里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杜甫接着说：“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这两句相当费解。一种解法是，三分割据的工作，太委屈了诸葛亮；诸葛亮的大才，好比是“威凤一羽”，具备五德，它升入云霄，经过千古万古，才被人们见到一次。另一种解释是：三分割据的功业，在诸葛亮的成就之中只不过是犹如羽毛一般的小事而已。我觉得第一种的解释较为说得通。
杜甫这一首“七律”的后四句是：“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在这四句里面，只有一个“失”字成为问题。它不仅费解，而且不可解。倘若这“失”字是“轶”字的讹写，我们就很容易懂了。杜甫的结论是：诸葛亮不是不知道汉朝的天下难以恢复，然而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实践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所以不惜以烦劳的军务，磨折自己的身体，以至于死。
我个人的看法，与此稍有不同。诺葛亮似乎没有以操劳作为他慢性自杀的手段。他并不想自杀。他只是抱了“尽人事以待天命”的态度，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决心，奋斗到底。
他始终一贯，称得上“不负平生”四个字。这便是他不仅对得起君上、家人、僚属、朋友，而且也十分对得起自己的地方(这与自私不同。自私的人，实际上是最对自己不起)。
他死后成了人民所拜的神，也是极应该的。神是什么?神是：“聪明、正直，而一者也”的超过普通人的人。
《细说三国》二八、蒋琬
诸葛亮在去世以前，曾经秘密上表给后主，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后主依照诸葛亮的意思，就在他的死讯到达成都之时，任命蒋琬为“尚书令”，这时候蒋琬已经是“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抚军将军，是一种“加官”，没有部队供他指挥)。
尚书令的职务，不过是主管天子在宫内的秘书处而已，虽则实权很大，可以批驳三公九卿的奏章，但是，自从西汉霍光以来，尚书令之上另有一位“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录尚书事”的大官，不管“本职”叫什么，都在事实上是“真宰相”。
诸葛亮生前是这样的一位“真宰相”。他从刘备称帝之时开始，就当了“丞相、录尚书事”。倘若他仅仅官居丞相，而没有兼了这“录尚书事”四个字的头衔；那末他便不曾有“真宰相”的实权，只是名义上的一个“丞相”而已。
后主叫蒋琬做尚书令，而没有立即叫他兼“录尚书事”，并非不肯让他继掌诸葛亮的职务，而是蒋琬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地位太小，声望不够，所以，必须先升他为尚书令；然后，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再升他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又过了若干天，才终于特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同时，封他为安阳事侯(不曾被封侯的人，不能作丞相或真宰相)。
蒋琬于过渡期间所做的“行都护”的官，也很不小。所谓“都护”，是“什么部队都能管”。我们所熟知的是班超担任过的“西域都护”，那就比较小，因为宫名上有了“西域”二字，所管的限于在西域的部队。周瑜在东吴做过“中都护”，那就很大。因为他的官名之上的“中”字，不是指的“中等”或“中部地域”，而是“中央”的意思(汉朝的所谓“中二千石”比普通的“二千石”大，也因为那九卿之官是中央的官。中字指的是中央，有时候指的是“宫中”)。
蒋琬所一度担任的“都护”，官名上边有一个“行”字。这行字是“代理”或“试用”，意思是说这个人资格稍嫌不够，姑且让他先试试，做得好再“实授”。
“假节”的“假”字，不是伪造的假，而是暂借的假。意思是：把皇帝自己的“节”(权杖)暂借给他，于必要时代天子发号施令。
节制军队，任免大官(汉朝有过这“假节”的权力的人不多。诸葛亮有过。另外，魏、吴将“假节”改成了“使持节”；其后“都护”改成了“都督”，都督某州或某几州的军事，甚至“都督中外诸军事”。皇帝所保留的实权，越来越小)。
蒋琬又“领”了“益州刺史”。这领字倒不是“代理”、“试用”，或“暂借”，而是“兼领”，以较大的官职兼领另一个较小的官职。然而这益州刺史官职虽小(薪水是六百石，比不上太守们的二千石)，在当时当地却是一个颇有实权的据点。因为，蜀汉所有的，也就是这么一个“益州”；而蒋琬虽则又因为“资格不够”而不能像诸葛亮当年“领益州牧”，在名义上，只是“益州刺史”，然而他在事实上却与东汉中叶的各州刺史不同，作了能够控制各郡太守与主管各郡财源与兵源的“州牧”。
等到他一升再升，于建兴十三年四月升成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他的实权就与当年诸葛亮做“丞相、录尚书事”的时候，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在名义上不是丞相而已(诸葛亮却也没有做“大将军”，也没有做过“都护”。都护的位置，刘备绐了李严。李严在建兴九年因罪被废，后主没有把都护的位置另给别人)。
蒋琬是曾国藩的同乡，湖南湘乡人。湘乡在汉朝也是一个县，县城就在今日的县城所在，属于荆州武陵郡。蒋琬于刘备在荆州抵抗曹操，只不过是刘表下面荆州“州政府”的一个“书佐”，地位很低。他不愿留在刘琮那里，随刘琮投降曹操，却选择了刘备。跟随刘备到了益州，被刘备任命为广都县的县长(广都在成都之西三十华里)。
蒋琬在广都当县长的时候，作风与庞统在耒【lei】阳当县令的时候相同：把日常的行政事务搁在一边，所喜欢做的只是喝酒与睡大觉。刘备以益州牧的身份来巡查、见到他如此地不尽县长之责，勃然大怒，不仅免了他的县长之职，还把他扣留，关在牢里，说不定想要他的命。
诸葛亮听到消息，赶快抢救。以前，庞统被免了耒阳县“代理县令”之职，只是暂时失业而已，并无生命危险。而且，不久鲁肃便写了信给当时驻屯公安的刘备，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应该当一个州的治中、别驾(总务厅厅长或副州长)”。现在，蒋琬这样一个名气不大的人，是不会有大人物如鲁肃写信来撑腰的(而且鲁肃已死，即使不曾死，也并不认识蒋琬)。
诸葛亮走到刘备面前，替蒋琬说人情。诸葛亮也用了“非百里之才”这个理由，请刘备对蒋琬原谅。
鲁肃说庞统应该当“治中、别驾之任”；诸葛亮却更进一步，说蒋琬是“社稷之器”，堪以付托全国之事的大才。
刘备却也并不立刻就把这位醉汉重用，让他坐冷板凳坐了一两年，才给他一个什邡县的县令。
蒋琬挨到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做汉中王，才勉强被召入王府，当一名“尚书郎”。尚书郎是年轻人干的。这时候蒋琬年纪已不太小。
蒋琬只能怪自己不好，不该在广都县县长任上大喝其酒，给了刘备以极恶劣的印象。
刘备当了皇帝，诸葛亮做了丞相，蒋琬这才有了相当好的转机。被诸葛亮邀入丞相府，由区区一个尚书郎一跃而为丞相府的“东曹掾”(勉强可以称为人事处处长)，蒋琬倒也在修养上大有进步，居然谦虚起来，承认自己的学问道德不够，请诸葛亮改派廖化，或就三位与廖化差不多的人之中选择一位：刘邕、阴化、庞延。
廖化在当时名叫廖淳，其后改名为化。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每每以为廖化是一个年轻的三等角色。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俗语”，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其实，廖化年纪大，有相当能力，并不“窝囊”。他是襄阳县人，当过关羽的主簿(秘书长)；于关羽兵败之时流落在东吴官吏之手。他用装死的方法逃出东吴官吏的掌握，陪了母亲向西边走，在秭归县遇到来伐东吴的刘备。其后先后做了宜都郡太守、诸葛亮的丞相府参军、广武驻军的督(当时称为“督广武”)，最后升到“右车骑将军”，遥领并州刺史，封为中乡侯。他为人富于决断，作战很勇敢：“以果烈称”。
诸葛亮回给了蒋琬一封“教”，安慰他，说这东曹掾的职务，必须有你这样肯“背亲舍德”的人(不私于亲戚与有德于自己的人)，才可以担任。因为，东曹掾有保举“茂才”的权力。
诸葛亮又在他的“教”里面说：“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
丞相的命令，在当时称为“教”。诸葛亮的意思是说：蒋琬，你也不必再谦辞了。别人做事，常常不能“隐于心实”，不能摆脱心里的情感，又不能保守办事的秘密。而且，保举出来的人，每每叫远近的老百姓莫名其妙，何以保举出那样的人。因此之故，我希望你就东曹掾之职。你应该把保举人才的事，做得像样，使得老百姓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使得老百姓知道你的这个东曹掾的地位，是既清且贵的。
诸葛亮的文笔，除了《出师表》那一篇写得十分流畅以外，在其他公私文件中是以难解着名。这大概是由于他事情太忙，想说的话又很多，于是就不知不觉创出了一种过于简练，而失之于有一点儿堆砌的文体。
所以，我才每每不怕读者嫌我噜苏，甘冒画蛇添足的批评，反复解释他老人家的若干节语重心长的话。
与陈寿很多同时的人，也感觉到诸葛亮的“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陈寿替诸葛亮解释，说《尚书》之中周公的几篇训诰，也很繁琐。“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
蒋琬做了丞相府的东曹掾，表现得很不错，不负诸葛亮的知遇。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把他与郭攸之、费祎、张裔这三个并列、称他们四人为“贞良死节之臣”。那时候，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蒋琬已经由东曹掾改任“参军”。郭攸之是后主在宫内的“侍中”，费祎是“尚书郎”，张裔是丞相府的“长史”(秘书长)。
诸葛亮率领十万兵北驻汉中，叫张裔与蒋琬留在成都，“统留府事”(统管丞相留在后方的办事处的事务)。张裔与蒋琬做到了“足食足兵”四个字：使得后方不缺少粮食，前方不缺乏兵源(诸葛亮所带的兵，不是雇佣兵，而是征兵。每次“瓜代”，有两万兵退役下来，另有两万新兵从今日的四川被送往汉中。这种工作，是张裔与蒋琬的任务之一)。
张裔是成都人，书念得多，经验也丰富。他在刘璋下面做过鱼复县的县长；在刘备下面被任命为益州郡(云南昆明一带)的太守，成了造反者雍闿的俘虏，被雍闿送往东吴，献给孙权。他在中途脱逃，躲躲藏藏。到了刘、孙在章武三年言归于好，他才被诸葛亮叫邓芝向孙权要了回来，留在身边做丞相府参军兼益州牧衙门里的“治中从事”。诸葛亮在建兴五年去汉中，把他留了下来。升他为丞相府长史，官拜“射声校尉”，以射声校尉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偕同蒋琬办理“留府”(留守办事处)的事。
张裔在章武三年已经有了五十八岁；到了建兴八年，他虚岁有了六十六，病故。蒋琬被升任为丞相府长史，也加了一个官：抚军将军，以抚军将军的本职兼领丞相府长史。
当时，请葛亮的“丞相长史”有两个，一个随侍在他身边，是杨仪；一个留在成都，称为“留府长史”，先是张裔，后为蒋琬。
蒋琬做了留府长吏，在工作上与诸葛亮的接触比以前多。诸葛亮对他的器重不减当年，而且尤有过之(有些人起初能受到长官的识拔，过了不久，便由于成绩不佳而灰了长官的心。蒋琬和这些人相反)。
诸葛亮常常对别人说：“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公琰是蒋琬的字。“托志”的托字很费解，这是“诸葛体”的用字法。其实，改用一个“立”字，更妥(恕我大胆!像我这种喜欢咬文嚼字的人，大概是不会受到诸葛亮的重用的)。
我在前面说过，诸葛亮曾经在去世以前，秘密地上了一道表给后主，特荐蒋琬做他死后的职位继承人(当时，诸葛亮下面的人才很多，诸葛亮独独选上了蒋琬，一定是蒋琬确有值得特别信任的地方)。
杨仪是在汉中随侍诸葛亮身边的“丞相长史”，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却落了空。为什么？杨仪不是没有能力。他办事以迅速着名：“斯须便了”。这位杨仪生性骄傲，看不起同僚，尤其看不起“前军师”魏延，常常与魏延吵架，气得魏延有时候拔出刀来想干了他，他被吓得哭了出来。诸葛亮怎么会保举这样的一个杨仪，做未来的综揽军政的人呢?
我在前面也交代了：后主接受诸葛亮的推荐，先后把蒋琬一升再升，先升了尚书令，最后在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四月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做“大将军、录尚书事”，做到了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升为大司马，以大司马的身份“录尚书事”。实权照旧而官阶升高。大将军是三公以下的官，地位不如丞相；大司马是三公之一，地位与大司徒(亦即丞相)相等。
三年以后，延熙九年，蒋琬在十一月间病故。综计，他当“真宰相”，从建兴十三年到延熙九年，一共当了十一个年头。诸葛亮做真宰相，也不过是做了十五个年头而已。
蒋琬在那十一个年头之中，做了些什么事呢？
蒋琬在他当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不曾有一次对魏方采取攻势。他对魏方，一直是只守不攻。
他而且到了当政已有四年，才在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带了主力进驻汉中。在汉中驻了六年，他又在延熙六年十月把主力撤回，回驻在涪县(绵阳)。
诸葛亮去世之时，杨仪与费祎不顾魏延的反对，把主力从武功五丈原撤到汉中；留下了一部分力量在汉中，交给吴懿。吴懿是刘备的吴皇后的哥哥，以“车骑将军”的身份“督汉中”。作为吴懿助手的是“安汉将军”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