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之死，是直接死于潘璋与潘璋的一个姓马名忠的司马之手，间接死于吕蒙之手。吕蒙虽则是孙权的忠臣，却不识大体，只晓得为孙权扩充领土，袭取荆州，不知道如此反而害了孙权，叫孙权留下叛盟卖友的恶名，也叫孙权不再能够以忠心于汉为号召，而成为地地道道的割据一方的无立场的军阀。
吕蒙为孙权立下了这一番颇成问题的功，受到孙权的厚赏，他却无福消受。孙权任命他为南郡太守，封他为孱陵侯，赏他黄金五百斤、铜钱一亿。这些，便是他害死了关羽的代价。封他为侯爵的公文，还不曾送到他手中，他突然得了怪病。病征之一，是吃东西吃不下去(很可能是喉癌，或食道癌)。
孙权这时候住在公安城的行宫内，叫人把吕蒙抬进行宫的“内殿”，以便亲自照料，孙权找了最好的医生来治，同时悬赏：谁能冶好吕蒙，就赏他千金，有时候，医生用针灸的方法治吕蒙，孙权见到针刺入吕蒙的肌肉，便自己觉得痛，孙权很想常常去看吕蒙，又怕耗了吕蒙的精神，就叫人在隔间墙壁上凿一个孔，他从隔壁的一间窥视吕蒙的情况。每逢见到吕蒙能够略为吃下一点东西，便喜欢得不得了，对左右大臣、小臣，有谈有笑。否则，见到了吕蒙不能吃东西，他就愁眉苦脸，嗟叹不已，而且晚上就睡不着。
吕蒙的病好了一些，孙权立刻下令大赦，受群臣的朝贺，不久，病又坏了下去。孙权急得乱请道士们在“星辰之下”“打醮”，替吕蒙求寿。最后，吕蒙还是活不了，死在孙权的这所在公安的“内殿”。吕蒙以外，另一位在关羽死后就很快丧命的人，是曹操。
曹操是不是也该死呢?他早就该死了，却不该以害死关羽的罪名而死。就关羽之被害而论，曹操是没有任何责任或“共同犯”的嫌疑的。他曾经以孙权的请求“讨羽”的降书，用箭射进关羽的司令部。这虽则是居心挑起孙、刘之间的大火并；却也不能不说是送给关羽的一份深厚的情谊。他实在不想让关羽被孙权轻易地击败、杀死。
后来，关羽被杀，孙权把关羽的头送到洛阳，向曹操报功，曹操不仅不曾以对待其他敌人的方式，把关羽的头挂在城门或其他地点“示众”；而且葬之以“诸侯礼”，把他当作一位诸侯而给以隆重的葬礼。换句话说，不计较他俘虏了自己的大将于禁，而把他仍旧看成一位替他斩了袁绍的颜良的人，一度是自己的战友的“汉寿亭侯”。
曹操一生，对不起很多人，却不能被说是对不起关羽，关羽被孙权的吕蒙等人害死，为什么老天要叫曹操也跟着就在三个月之内，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送掉性命了呢?
这当然只是一种巧合，而未必如《三国演义》的作者所说：是曹操打开了盛着关羽首级的木盒子一看，看见关羽首级眉毛大动，眼睛大睁，于是一吓，就吓得头风之病大发，不久便死。
“演义”的说法未必可靠，但曹操之死，确是死于头风。死前，他很后悔不该在前几年杀了华佗。华佗是豫州沛国谯县人，曹操的小同乡，是一位配得上称为“全科”的医生，会开汤药的方子，会用针用灸，会施行开刀手术，而且有“麻沸散”能叫病人被麻醉，不觉得痛。
曹操在以前头风初发之时，曾经叫人把华佗找来，留在身边。遇到头痛，随时请华佗刺上一针两针，头痛就好了一些。
后来，曹操有亲戚得病．叫华佗去治。华佗请假回家，又借口老婆有病，一再请求延长假期。曹操派人去查，查出了他的老婆并没有病，就把他关在牢里问罪。狱吏对华佗严刑拷问，把华佗终于弄死。因此，到了曹操于关羽死后，头风恶化之时，便没有人能把曹操治好。
曹操死在洛阳，他的儿子曹丕当时还在邺县。邺县原是袁绍的大本营所在地，被曹操在建安九年从袁绍小儿子袁尚的手中夺来，作为自己的发号施令的中心。许县的地位逐渐下降，只留下了汉献帝的傀儡朝廷。
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当了魏王。这作为魏郡首县的邺，也就成了魏国的都城，获得了“邺都”二字的称呼，许县于曹丕篡位称帝以后，被改称为“许昌”。曹氏父子的家乡谯县，在某一年被升为谯郡。这三个新兴的都会：邺都、许昌、谯郡郡城，加上东汉遗留下的长安与洛阳，成为所谓“五都”。
曹丕的为人，比他爸爸性急，他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继承了魏王之位，叫人把汉朝的年号从三月起改为“延康”。
这延康年号寿命只有八个月，从十月起又被改为“黄初”。
黄初是魏朝的第一个年号，而“延康”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个年号。
妙在黄初元年只有十一月与十二月，两个月而已，汉献帝在延康元年十月逊位；曹丕(魏文帝)在黄初元年十一月即位。
曹丕篡汉，是当时一般忠心于汉朝的人所痛心疾首的事。后代的历史家，对他的如此举动，以及对他父亲之窃夺汉朝政府的大权，很少有好的批评。
我有一个姓曹的朋友，曾经在我面前替曹操父子辩护。他说，汉朝在中原的政权，早就于董卓之时落入各州、各郡的大小军阀之手，倘不是曹操东征西讨，一手削平了这些军阀，汉献帝能不能生存下去都有问题。换句话说，曹操所把持的许县朝廷，原是曹操自己所建立的朝廷。曹操不曾“窃夺”这个朝廷的政权，曹丕也不曾“篡取”汉献帝的帝位；而是“继承”了他父亲为他其立的帝位。
这位朋友继续说，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革，一向有革命与禅让两种不同的方式。革命包括流血，禅让是和平的。所以，禅让优于革命。曹氏替代刘氏，说成篡位固未尝不可，而实际上是禅让。其后，由晋而宋、齐、梁、陈，以及由唐而五代，直传到宋；都是一朝禅给一朝，也就是一朝被其后的一朝所篡。“我们家的孟德公(曹操)名誉虽然不好，却也不能不算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吧!”
这位朋友有替他的祖先作辩护人的权利。我的看法与他的看法颇有距离。尧之传舜，舜之传禹，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仅有《孟子》、《尚书》，与《古本竹书纪年》，留下了一些互不一致的传闻，极难获得明了。曹丕在行罢禅让之礼以后，对左右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八个字，很容易引起后世历史家的反感。禹有治水的大功，曹丕的功是什么?倘若受禅的是曹操本人，那就多少有一点功绩足以称述。可惜，曹操倘若从开始便以自己的名义打天下，不利用汉献帝，不挟天于以令诸侯，那就谁也不能说他与他的儿子是篡位的奸臣了。
我在这“孙刘翻脸”的一章之中，不忙于叙述刘备如何兴兵为关羽报仇，而先将曹操之死与曹丕之篡汉作一个交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刘备本人并不曾立刻忙于替关羽报仇，而是先做了皇帝然后才率军东下的。在刘备称帝以前，曹丕先称了帝，所以我才不得不先把曹丕篡位的事略谈一下。
刘备称帝的事，也必须一提。他是在曹丕篡位以后的六个月，听说汉献帝已经被弑，才由许靖、糜竺、诸葛亮等人的推戴，而在“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子日”，杀了黑颜色的公牛(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与百僚登坛受皇帝玺绶”，“嗣武二祖(太祖高皇帝与世祖光武皇帝)，龚(恭)行天罚”。
刘备“龚行天罚”的对象，在这篇祭告天地的文书里所说的，不是孙权，而是曹操父子，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曹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
既然“龚行天罚”的对象，是已死的曹操与篡位的曹丕。刘备做了皇帝以后，便应该出兵北伐，而不该丢开曹丕不管，反而以全力亲自东征孙权。
赵云就曾经以如此的话，对他进谏，他却听不进去。诸葛亮有没有也公开表示反对，我们不知道。诸葛亮在心里根本不赞成。诸葛亮曾经在事后说，刘备很肯听法正的话，倘若法正不曾早死，他必能阻止刘备东征。
刘备本人当局者迷，一定要先给关羽报了仇，消灭了孙权，吞并了东吴，再谈其他(也许，他自以为太了解孙权了。看不起孙权及其部下的能力，觉得有把握顺流而下，一举而克复南郡，进占江夏，席卷豫章、丹阳、吴郡；然后再转师北上，讨伐曹丕)。
刘备一生“多败少成”，大都是由于在事前缺乏充分的考虑，丢开了当前的大敌曹丕，而先与孙权拚一个你死我活，这是大错。即使想先打孙权，其实也不必亲自带兵去打。黄权劝他，派一员大将去就可以；黄权并且愿意自己去冒险一试。刘备不肯采纳。于是，御驾亲征，声势浩大；然而他所带去的实在兵力．只有四万多人!以四万多人的兵力，想一举而消灭孙权，吞并东吴，真叫我们不懂。
当然，《三国志》的记载，可能错误，刘备所带去的兵，可能超过四万五万。但是，以当时益州的户口而论，太多的兵是抽调下出来的。而且，汉中郡之北，还有大批的魏国军队不能不防。
孙权交给陆逊带去抵抗刘备的吴军，有五万人，以五万对付四万，陆逊的成功不仅仅靠他的优良战术。
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亦即章武元年四月称帝，五月就丧失了张飞，张飞死于部下范强、张达之手。七月，刘备出发。
孙权曾经在刘备东下之时，派了使者来求和。刘备盛怒未消，加以拒绝。刘备的前锋将领吴班与冯习，很快就击败孙权的李异与刘阿，收复丁巫县与秭归。
次年，章武二年，刘备在正月间叫吴班、陈式二人率领水军，守住夷陵(宜昌)的东西两岸，自己由前线回驻在秭归(这一年，是曹丕的黄初三年，孙权的黄武元年，公元222年)。
孙权的部队在这一年这一月，击溃了刘备的营盘五座，杀掉五个指挥官。然而，不过是小接触而已。
章武二年二月，刘备把陆军主力由秭归推进到(宜都县西北的)猇亭。在秭归与猇亭之间，他的军队分驻在几十个营盘，最前的一个与最后的一个，相距有“七百里”，犯了兵家“分散兵力”的大忌。
他的另一个错误，是营房全用江岸两旁山上的树木所建造，而不是用泥土与石块。
陆逊，孙权所派来的大都督，不忙于立刻与刘备交锋。而不惜花费半年的时间，研究刘军的强点与弱点，他研究出来，刘军的几十个营盘互为犄角，下容易被单独击破，只有用几十支小兵力，同时对它们一起进攻；而且，最好用火来攻。
陆逊动手的时候，是章武二年(黄武元年)闰六月。一场恶战，同时烧掉了刘备军四十几个营盘，杀掉了几万兵与大将张南、冯习，与来自(四川西南部的)越隽郡的“胡王”摩沙柯。
摩沙柯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之中被写成“沙摩柯”，可能是当年抄写的人抄错。
刘备本人逃到一座叫做“马鞍山”的高地之上，只剩下极小部分的主力。这残余的主力，也被陆逊督率了若干人马加以包围、击溃。
《江表传》说刘备把皮盔皮甲作为燃料，烧断了夷陵的山路或栈道，狼狈得很，一口气逃回了白帝城(四川奉节)。
刘备的镇北将军黄权，掌握有相当多的兵，不曾来得及援救刘备，被陆逊的部队隔断，便投降了曹丕，驻扎在今日湖北上庸一带的孟达，也投降了曹丕。
有人向孙权建议，索性对刘备跟踪追击，捉住他，吃掉益州。
孙权征询陆逊的意见，陆逊说：“曹丕正在集中兵力，借口帮助我们讨刘，其实是很想袭取我们的后方。我们不可以不对曹丕加以戒备。所以，我已经大胆地自作决定，叫追击刘备的兵停止前进了。”孙权的昭武将军朱然与建忠中郎将骆统．看法与陆逊相同。
曹丕果然在两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出兵三路：一路由曹休统率，来到(安徽和县西南的)洞口；一路由曹仁统率，来到(无为县东北的)濡须；一路由曹真统率，来到南郡的首县江陵，把江陵包围了起来。
孙权慌忙派遣吕范以五个军抵抗曹休；叫诸葛瑾指挥潘璋与杨粲等人救江陵；严令朱桓以“濡须督”的身份，死守濡须。这三路兵，有两路均被曹军打败，仅仅朱桓总算表现得还不太坏。
孙权向曹丕上书悔过，把话说得十分客气：倘若所犯的罪太大，情愿把土地人民一起“交还”给皇帝曹丕，自己“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曹丕的回答是：“联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只因为“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叫你送儿子孙登来当“人质”，你多方推诿，不曾送来。
孙权在当时已经是大魏帝国的诸侯，受封为“吴王”，照规矩确是应该送一个儿子以上到京城洛阳以“任子”的身份做或大或小的官，在事实上作为忠心于魏国朝廷的担保。
他始终不肯送，由于不愿意把鼻子交给曹丕牵，不愿意丧失他的“独立王国”的国君的地位。
于是，吴、魏之间就继续处于交战状态，吴在一方面和刘备结了深仇；一方面又实在有点儿吃不消曹丕的三路进攻。
孙权挨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不得不厚着脸皮，以战胜者的身份，向战败者刘备求和。他持派太中大夫郑泉前往白帝城，拜访刘备。
刘备接见郑泉，同意了和，也派了一个太中大夫(宗玮)到武昌见孙权，算是答聘。孙权这时候已经把江夏郡的鄂县改名武昌，作为新设的武昌郡的郡治。他自己原本住在吴郡的曲阿县一一即丹阳。后来在秣陵县境内造了建业城一一即今日的南京。袭击关羽以后搬到公安城，为了就近支援陆逊抵抗刘备而又迁居到武昌城(刘备在自称汉中王的时候，都城在理论上应该设在汉中郡的南郑县，而事实上留在南郑县之时极短，便去了成都。其后，自称汉朝的皇帝，都城在理论上又应该设在长安或洛阳，却由于事实上的限制，只能偏安一方，把京都也都设在成都)。
孙、刘二人经过了这一番互相报聘以后，可谓言归于好。
刘备在次年四月二十四日去世，后主刘禅继位，把一切军政事务交给诺葛亮管。诸葛亮坚持了他的联吴伐魏的政策，此后吴、蜀之间不仅不再有战争，而且合作到底。
《细说三国》二五、汉吴同盟
孙权、刘备二人，毕竟是非凡的人物。孙权能在战胜以后，反而向被他打败的刘备求和；刘备于报仇报不成功以后，慨然面对现实，接受孙权的言归于好的建议。这两位均可以称为“知过能改”，值得我们赞叹。
双方互相派遣的使者，孙权所派的郑泉与刘备所派的宗玮、费伟，也都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人才，非清朝以来的若干只会向洋人胁肩谄笑，满口“也是”的“西崽官僚”可比(西崽是上海人用来称呼洋人所雇用的中国仆役的名词)。
刘备去世，阿斗刘禅嗣位，诸葛亮主待成都的汉朝朝廷，决心把蜀、吴之间的和平，进一步发展为攻守同盟，于是派遣了邓芝作“大使”前往建业。孙权派一位官居辅义中郎将的张温来答聘。诸葛亮于是又派邓芝再度去建业，算是“答聘的答聘”。
在邓芝前往建业以前，刘备或诸葛亮曾经派了两位不甚称职的人去过：丁宏、阴化。孙权在写给诸葛亮的信里说：“丁宏掞【yan】张，阴化不尽”。孙权对邓芝却十分欣赏；他告诉请葛亮：“和合二国，惟有邓芝。”
邓芝是南阳郡新野县人，光武帝好友兼功臣邓禹的苗裔，眼见天下大乱，选择了益州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作了刘璋的部下的部下的部下，在蜀郡郫县当一名所谓“邸阁督”一一山路栈道的管理员。刘备夺了益州以后，到郫县去视察，遇到他，听到他的报告，看出他是人才，就叫他由区区管理员而“平地一声雷”升为郫县的县令；不久又因行政成绩优良再升为“广汉太守”；其后又“内调”为“尚书”。诸葛亮派他去建业，又加给他一个“中郎将”的官衔。
中郎将的军阶，虽则是不算太小，但在孙权的跟里究竟算不了什么，引不起这位大王的兴趣。因此，邓芝在建业的族邸等候了若干天，而孙权并未予以召见。
他写了一封信给孙权(这封信是下属写给长官的，在当时称为“表”)。邓芝在表里说：“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部下这一次来，也是想帮帮吴国的忙，不仅是替蜀国办事)。”
孙权接到了这一道表，念了一遍，觉得语气不亢不卑，颇有道理，就立刻下令召见，见面之时，孙权说：“我未尝不想与你们蜀国‘和亲’，但是你们的国君年纪太轻，领土又小，抵不住魏国的压逼，难以自保，因此我才很为迟疑。”
邓芝回答说：“魏国虽大，吴、蜀两国合起来也有荆、扬、交、益四十州。况且，大王是‘命世之英’(盖世的英雄)，诸葛亮也可以说是一时的豪杰。蜀国有一重一重的高山，吴国也有三江可资防守。所以，吴、蜀两国联合起来，像嘴唇与牙齿一样，进可以统一中国，退也能够与魏鼎足而立。大王倘若向魏输诚纳款，魏国就要大王自己去上朝，或是送儿子去当人质。倘若您不肯照办，魏国就会派大军来征讨，称大王为叛逆。蜀国在那个时候必定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江南的一大片土地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
孙权听了邓芝的这一番大道理，有很久没有说一句话。孙权是在沉思默想。想定了以后，他就向邓芝说出四个简单的字：“你的话，对。”
于是，孙权就不仅与蜀继续保持和平，而且进一步对魏国断绝来往。再进一步，他就和蜀缔结攻守同盟了。
攻守同盟的缔结，是天大的事，不能立刻便与邓芝立约签字。
孙权派一位辅义中郎将、吴郡吴县人张温，作答聘的特使，到成都来见阿斗与诸葛亮。诸葛亮和张温谈了一些时候，谈出眉目，就命令邓芝再去建业一次。
吴、蜀双方信使往还，前后有七年之久，才终于缔结成了同盟条约(条约里面，称刘禅的国家为汉，不称为蜀。它的正式名称，本是汉，而不是蜀。陈寿及后代的历史家，为了方便起见，才称它为蜀，或蜀汉，以别于前汉与后汉。吴国的君臣，喜欢称它为“西”；魏国的君臣，只肯称它为“贼”。蜀汉的君臣，也称魏为“贼”)。
邓芝去了东吴两次以后，费祎又在建兴三年或四年去了一次(建兴是刘禅的第一个年号)。到了建兴七年，诸葛亮又派了陈震前往，庆贺孙权称帝，乘着孙权高兴，便把同盟的条约签订了。
孙权是老早就该称帝了的。曹操与曹丕先后封了他南昌侯与吴王，却在封他为吴王以后不久，见到他打败了刘备，吞并了荆州的南部、宜都郡，与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个郡，声势浩大，就借口他不曾遣送儿子孙登当人质，而大兴问罪之师。孙权始则卑辞道歉，继则以不用魏国的年号，而自创一个“黄武”二字的年号作为抗议(以魏的黄初三年为吴的黄武元年)，却未敢再进一步自称皇帝。
为什么到了后主建兴七年，亦即他自己的黄武八年，他竟然在四月丙申日自称起皇帝来了呢？因为，黄武七年八月，他的陆逊在(安徽潜山县东北的)石亭大破魏明帝曹叡的大将曹休，他自己不再对魏国畏惧。
曹叡是魏文帝曹丕与袁绍的二媳妇甄氏所生的儿子。有人怀疑，曹叡的父亲根本不是曹丕，而是袁绍的第二个儿子袁熙(正如有些人也怀疑，明成祖不是明太祖的儿子，而是元顺帝的儿子)。
曹丕这个人极无良心。他在曹操大军攻破邺城之时，乘人之危，用暴力强迫这位袁绍的二媳妇甄氏顺从了他。甄氏生下曹叡，他却又见异思迁，喜欢了一个姓郭的女子，逼死了甄氏。
曹丕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任城王曹彰，也不惜用毒药浇在枣子上，毒死。另一个弟弟曹植，也被曹丕欺负得闷闷不乐，死在明帝曹叡的太和六年，享寿仅仅四十一岁。
曹丕这个人，除了会写写无关宏旨的文章以外，没有什么行政的或军事的才干。刘备曾经在托孤给诸葛亮的时候，向诺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刘备的这句话，没有错。
他在内政上全靠华歆、王朗等人，本身毫无创见。他有了时间就常常去打猎。一名姓戴名陵的长水校尉劝他不可如此，他一怒便把戴陵关在牢里，处以无期徒刑(比死刑轻一等)。
他的所谓武功，只是征伐了孙权两次，而两次均无战果。第一次在黄初三年十月，三路出兵：叫曹休带了张辽与臧霸，进兵(安徽和县西南的)洞口；叫曹仁打(安徽无为县东北的)濡须，叫曹真带了夏侯尚、张郎、徐晃，围攻孙权的南郡首县江陵。这三路，都受到孙权的将领阻挡。
曹丕第二次对孙权用兵，是在黄初六年十月。他御驾亲征，到了(江苏江都的)广陵，渡不了江。这一年冬天天气极冷，江水一部分冻成冰。曹丕的水军无法行驶他们的兵船。曹丕所能做的，只是：把十几万兵陈列在长江北岸，把旌旗排成了几百里，吓唬吓唬孙权而已。
其实．孙权不是一个他可以吓唬的人。当年，他的父亲曹操，带了号称八十万的大军，也不曾吓唬倒了孙权。
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七年(公元226年)五月丁巳日死去，继承他的是甄氏所生的魏明帝曹叡。孙权见到有机可乘，便在两个月后围攻(湖北应城东南的)石阳县。守将是魏方的江夏太守、刘表的旧部文聘。帮助文聘的，是一位擅长虚张声势的荀禹。荀禹的官职，是曹叡身旁的侍御史。他发动了外县的地方部队一千多人，在石阳郊外的山上举火。竟然使得孙权的兵误会，以为魏方大批的救兵来到，而慌忙撤围而去。
次年(曹叡的太和元年，孙权的黄武六年，刘禅的建兴五年)，孙权又受了一次挫折：老将韩当的儿子韩综，率领了家属与所主管的人马几千人向魏方投降。这韩综曾经在孙权围攻石阳的时候作了武昌的留守，颇受孙权的信任。他犯了大过，孙权也看在他死了的父亲韩当份上，未加处罚。他真是太对不起孙权了。他的行动，却也反映了当时吴国内部某些人对孙权失掉了信心。
这一年，诸葛亮动员大军，由成都进驻汉中，声势浩大。
次年，诸葛亮在春天攻打(甘肃成县的)祁山，获得魏方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官吏与人民一致的响应。这真是非比寻常的一次政治性的大胜利。虽则，魏方守祁山守得很稳，诸葛亮不曾能够达到占领祁山的目的，他给予魏方的震撼确是够它受的。
秋天，魏军采取攻势，夺了马谡所守的街亭。
冬天，诸葛亮又从散关北上，围住了陈仓(宝鸡)。守陈仓的魏方将领郝昭，也守得极稳，诸葛亮破不了它，只得于粮尽之时退兵，却能在撤退之时略加布置，叫魏方的追击将领王双，中了埋伏，被斩(诸葛亮屡次伐魏的经过，以后还要细说)。
孙权这一方面，为了配合诸葛亮的攻势，曾经于五月间叫鄱阳郡太守周鲂向魏方诈降，骗曹休率兵来迎接。曹休在八月间来了以后，孙权叫陆逊在(安徽潜山东北的)石亭，给曹休军队拦腰一击，把曹休打败。九月，曹休病故，可能是因败得太惨而气死的。
再下一年，曹叡的太和三年，刘禅的建兴七年，孙权的黄武八年，公元229年。诸葛亮又在春天采取攻势，叫大将陈式拿下了武都与阴平两个郡，而且新造两个城：一个是今日沔县东南的汉城，另一个是今日城固县城所在地的乐城。
孙权获得鼓励，便终于拿出勇气，在四月丙申日自称皇帝，改元黄龙。所以，就吴的历法来说，这一年正月至三月，是黄武八年。四月丙申日至年底，是黄龙元年。
诸葛亮抓住机会，派遣位居九卿之一的陈震，到东吴去庆贺孙权称帝(陈震的官职是卫尉)。
不久，汉、吴就缔结了盟约。
陈震这一去，就实现了双方都盼望已久的同盟。
同盟的目的，是共同消灭曹叡的魏国。为了确定双方将如何均分魏的领土：彼此同意，以豫、青、徐、幽四个州给吴，兖、冀、并、凉四个州给汉(蜀汉)。中国在东汉之时，原有十二个州与一个司隶校尉部。这时候实际上魏有八个州，吴、蜀各有两个州不到，吴有扬州与荆州的一大部分，蜀有益州与凉州的两个郡。司隶校尉部完全在魏的掌握之中。吴、蜀双方决定：灭魏以后把司隶校尉部平分，以函谷关为界。双方还不曾战胜魏国，就先把魏国的领土如此分得干干净净，似乎把如意算盘打得太早，却也不失为坦白老实。
汉吴同盟的盟书，全文被保存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里面，这是一篇极有趣味的“原始资料”。
盟书首先叙述汉朝的“皇纲失叙”，以致“国柄”先后被董卓与曹操劫夺，而曹操死了以后，大权传给了曹丕，曹丕“偷取天位”，篡了汉朝。曹丕死了以后，又有曹叡这个“么魔”继续作恶，“阻兵盗土”。当年高辛氏征讨共工，虞舜征讨三苗，现在，灭掉曹叡与捕捉他的徒党的责任，不由汉、吴双方来担负，有谁能担负呢？
因此，汉、吴双方必须先立一个盟誓，声讨曹叡的罪恶，同时把曹叡的土地“夺”来，由吴、汉双方分掌，让曹叡统治下的各地区人民，知道他们将要属于哪一国。汉、吴双方虽则是已经互相信赖，却也不可没有书面的约定，说明曹叡的土地如何分割，以免将来于胜利之后发生误会：“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
盟书最精彩的一段，是关于语葛亮的一段。它赞美诸葛亮，而没有一句话提到吴国的丞相或汉、吴两国的国君。这是中外古今任何条约所没有的特殊文字：“诸葛丞相，德威远着。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
盟书的作者，或孙权本人，之所以如此推崇诸葛丞相，原因是：发起这个盟约的不是别人，而是诸葛丞相。
盟书的主要部分，是下列几句：“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双方一致对魏。至于双方彼此之间，当然应该“互不”侵犯：“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
倘若有一方违背誓约，做出对不起盟国的事，该怎么办?那就只得信赖“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当时的人们，极大多数信神，不像今天有些国家的朝野上下，嘴上离不开上帝，而一肚子转满了出卖盟友，男盗女娼的坏心眼。
中国在春秋时代，诸侯之间有过若干次的盟约。其后，在唐、宋之时，也有过若干次对番邦的盟约。然而没有一次，同盟者彼此之间真能有始有终，信守盟约到底，像这一次建兴七年(黄龙元年)的汉、吴盟约的。我们再查看西洋各国的历史，也绝对找不到一次有始有终的同盟，足与汉、吴的同盟媲美。
在缔结了这盟约以后，孙权把国都迁回了建业，叫陆逊陪太子孙登留守在武昌。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再以蜀汉为假想敌，而改以曹魏为唯一的共同敌人。他必须把大本营搬回建业，以便专心攻打曹魏的“合肥新城”，同时也是为了加强江东的防守。
可惜，诸葛亮活不了几年，便积劳病故。诸葛亮倘若多活几年，一定可以与东吴密切合作，东西两方同时北伐，获得更辉煌的战果。曹叡和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一人，已经十分吃力；倘若又要分兵在东边抵挡孙权的长期攻势，很容易一败而不可收拾。
诸葛亮在缔结汉吴盟约之前的两年，建兴五年，就开始了北伐，一直打到了建兴十二年，不曾休息(虽则有时候要屯兵、运粮、种粮，不是天天交锋)。孙权这方面，也确是不断地给予他以呼应。
上帝有灵，为什么要叫诸葛亮在仅仅虚岁五十四岁之时，便病故了呢?这真是“天道难知”啊!
《细说三国》二六、诸葛亮北伐
诸葛亮是在帮助刘备拿下了成都以后，才在刘备下面获得了将军级的官职。以前，于取得荆州南部之时，他只不过是一个“中郎将”，地位在将军与校尉之间，而职务是专管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的赋税与军粮。办公的地点是在衡阳，不在公安城。
刘备带了庞统、黄忠等人去益州，把公安城的后方事务，交给了赵云，叫诸葛亮留在江陵，辅佐关羽。张飞仍在宜昌附近的宜都郡当太守。刘备打不下雒县(广汉)，谓张飞、赵云与诸葛亮西上。这三位，分兵两路，席卷了川南、川北，与刘备在成都郊外会师(刘备在这个时候，已经打下了雒县)。
取得了成都，刘备给予诸葛亮以相同于关羽、张飞二人的赏赐：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刘备而且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兼“署左将军府事”。把所谓左将军府，亦即刘备自己的司令部交给诸葛亮代拆代行。
刘备离开成都，与曹军争汉中，其后去夷陵，替关羽向孙权报仇，都是叫诸葛亮留在成都当留守。
在这两次出征之间，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曹丕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丙午日称帝，改元“章武”，叫诸葛亮作丞相。六月，张飞被部下杀害，遗留下的遥领司隶校尉的荣衔，也被刘备送给了诸葛亮。
刘备在七月沿江东下，于次年闰六月兵败回川驻在鱼复县白帝城，改称鱼复叫永安。他得了痢疾的病，又加上了“并发症”，医不好，自己知道快死，就派人把诸葛亮召来永安城，托孤给他，请他扶助阿斗刘禅继承帝位。
这时候，阿斗的年龄是虚岁十七岁。
刘备写了一封遗书给阿斗，叫阿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弗为”；又叫他勤读《汉书》与《礼记》；有了闲工夫，就不妨浏览诸子，尤其是《六韬》《兵书》与《商君书》。刘备听到说，请葛亮曾经亲笔抄了申不害、韩非、管仲的作品以及《六韬》，叫人带给阿斗去读。可惜这些手抄本都已经在中途被遗失了。刘备告诉阿斗，这些书不妨另外再求一份。
这一封刘备的遗书，里面有一句十分重要，而人人可以受用的话：“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换句话，仅仅以力服人，不能叫人心服；才干高强，也不见得可以服人。能服人的，是贤、是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向他的儿子阿斗坦白承认自己一生的作为，不配当儿子的模范。他写下这七个字，“汝父德薄，勿效之。”
他要阿斗与其他两个儿子刘永、刘理，不仅要以诸葛亮为师，而且要以诸葛亮为父(刘永这时候，在刘备身边)。
刘备于临终断气以前，向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
刘备又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是多余的；而且说得太不应该，叫诸葛亮如何吃得消?诸葛亮度量大，不计较刘备的这句话。换上一个人，例如司马懿，就一定会有很不好的反应；“你既然不相信我，我又何必为你与你的儿子出死力呢?”
我认为，刘备的确于信任之中，带了一点不信任的意思。他把阿斗不仅托给诸葛亮一个人，同时也托给了李严。李严被刘备提升为尚书令兼都护军，镇守永安，“统内外军事”，分掉了诸葛亮军政两方面的大权。
刘禅在五月继位以后，改这一年章武三年为建兴元年。他对诸葛亮很好，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不久又叫他兼领益州牧，丞相的官职仍旧。一切大小的事务，都交给诸葛亮处理。
这时候，蜀汉对东吴的和解，尚未成熟，内部又有四个郡一齐叛乱。是哪四个郡呢?昆明与晋宁县一带的益州郡；云南省保山一带的永昌郡；西康与四川西南的越隽郡；贵州安顺一带的牂牁【zang，ke】郡。
叛乱的首领，是益州郡的土豪雍闿。他把本郡的太守张裔捉住了，押解到东吴去，向孙权讨好。
雍闿叫他的一个在永昌郡的姓孟名获的徒众，用造谣的方法煽动各地的边疆民族：夷人、叟人，等等，谣言的内容是：“官家要你们缴纳三百条黑狗，必须胸部及其以上完全乌黑。官家又要你们搜集‘螨脑’(玛瑙?)，不能少于三斗。第三项的征收之物,是‘断木’三千根，每根不能少于三丈。”这“断木”是当地的土产，却没有长过两丈的。于是，各地的夷人、叟人，感觉到缴不出这三项贡品，一定要被处罚，倒不如索性造反,也许可以侥幸获胜。
诸葛亮处在这内忧外患之中,一点儿也不手忙脚乱。他先把对东吴的外交办好。到了建兴三年,才下手平定那叛乱的四郡。他自己带了得力的部队，渡过泸水,把雍闿等人及其徒众打平，杀掉雍闿与越隽郡的夷王高定。孟获被诸葛亮捉了又被诸葛亮放走，最后终于又被捉住，诸葛亮又叫他走，他死心塌地投诚，不肯再走。《汉晋春秋》把孟获屡次战败而终于投诚的经过，扩充为十分热闹的“七纵七擒”的故事。
诸葛亮对孟获尽力安抚，同时也指点他、教导他，成为一位有用的人才。传说，孟获其后在蜀汉的政府中，做官做到了御史中丞。他的若干夷胞部队，长于爬山，被诸葛亮编成了一支特技队伍，称为“飞军”。
南方的四个郡完全恢复了秩序以后，有人建议诸葛亮留兵镇守，诸葛亮不予接受。请葛亮说，“留兵太多，就妨碍北伐的大计；留兵太少，也徒然引起本地人的反感，而力量不足应付非常。倒不如完全把兵撤回，对本地人诚心相交。”果然，在他撤兵以后，“南四郡”就不曾再叛乱过。
他本人在建兴三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回来以前，他下令把益州郡改称为建宁郡。益州本是一个州，而益州又一直是一个郡，益州之内的一郡，很混淆不清。诸葛亮索性把益州郡的郡名改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十分要紧，也显出了诸葛亮懂得“正名”的重要性，确是一位大才。
建兴四年，诸葛亮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举动，而在实际上用全力作大举北伐的准备。他一共准备了十万人的军粮、军服与刀矛、盾牌、弓箭、箭头。在这一年，他也命令了驻防永安城的李严，移驻江州(重庆)，叫李严在江州建筑了一座大城(永安城，改由一位次要的将领陈到，担任防守)。
建兴五年，北伐开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开往汉中，出发之时，他写了一封十分令人感动的表，不仅感动了“后主”刘禅，而且也感动了一千七百多年以来很多的人，使得他们也成为忠臣义士。他劝后主亲君子、远小人，赏有功、罚有罪；尤其要把宫内的人员与丞相府中的人员一视同仁，不可稍分彼此，在赏罚上有所异同。他保证宫中的侍中侍郎等官郭攸之、费祎、董允，与专管军政的一位将军向宠，都很有能力而且可靠；丞相府的留府长生张裔与参军蒋琬，也是“忠良死节”之臣，建议后主对他们加以完全信任。他语重心长，不胜依依。
诸葛亮这一次北伐，是颇有计划的行动。他不仅策动了西边的天水、南安、安定三个郡的吏民，一致对他响应；而且在东边约好了已经降附了魏方的孟达，在新城郡反正。
新城郡名为一个郡，实际上是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所合并。地域包括今天湖北省西北部，与陕西南部的一部分。
孟达是扶风(郡)人，曾经在刘璋下面做官。奉刘璋之命，带了两千兵，偕同法正及他所带领的两千兵，到荆州武陵郡孱陵县公安城，迎接刘备。刘备叫他留在荆州，当宜都郡太守，把他的两千兵与法正的两千兵，都拨给他指挥(法正跟随刘备进入益州)。
建安二十四年，孟达替刘备攻下了房陵、上庸、西城三个郡；刘备调他为房陵太守，拜为“副军将军”。
关羽围攻襄阳樊城，叫孟达派兵来助攻。孟达借口山地的防守与安抚很重要，分不出兵力，而在事实上抗命，以致关羽终于失败。
刘备很生孟达的气，孟达又和刘备的养子刘封处得不好。刘备下令，夺去孟达的“鼓吹”(军乐队)，不让孟达享受当将军的荣典。孟达也就投降了曹丕。
曹丕对孟达很有礼貌，而且加以重用；拜他为建武将军，封他为平阳亭侯，任命他为“散骑常侍”，领新城郡太守。
孟达在曹丕下面虽然相当得意，却免不了内疚于心。曹丕死后，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待他不能像曹丕对他那样好；而且驻节在南阳郡宛县的司马懿又显然对他很不放心。这时候刘备已死，主持蜀汉政务的诸葛亮，以及同受托孤之任的李严，常常写信给他，畅叙旧情，好像是他并未曾投降了敌方。
李严在一封写给孟达的信里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爱深贵重，思得良伴。”诸葛亮在他给孟达的信里，谈到李严，大加赞赏：“部分如刘，趣舍罔滞，正方性也。”孔明是诸葛亮的字；正方是李严的字。李严所写的是：我和孔明的责任太大，很希望有你这样的人，来陪陪我们。请葛亮所写的是，李严有办理行政的天才，他处理公文，随到随办，很像川流不息，从来没有过积压公文的事。换句话说：倘若又有你来，像他这样的协助我，该有多好!
孟达终于抵挡不了诸葛亮与李严的“策反”，在暗中答应了叛魏归汉。
后主建兴五年(魂明帝太和元年)十二月，孟达竖起了反旗。他预料司马懿不能立刻把他怎样，最快要在一个月以后(亦即诸葛亮的援兵已到之时)，才能率领大军来讨伐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魏方的情报员需要走好几天，才能把他造反的消息从新城传到南阳郡宛县；司马懿也需要若干天，把这项消息派人从宛县送到洛阳京城，又从洛阳京城把讨伐的诏书圣旨带回宛县，然后司马懿才能出兵，出兵了以后，又得走上几天，甚至十几天，才到得了新城郡首县房陵(今天的湖北房县)。
孟达做梦也不曾想到司马懿有不必向洛阳请示，先干了再说的权力；更不曾料到司马懿早就断定了他孟达迟早会反，于是也早就把大兵向南移动。所以他宣布造反刚刚才有八天，司马懿已经率兵来到了房陵城下。
孟达死守新城郡的首县房陵，在城外筑了一道木栅，木栅以外三面有水，一面是山。司马懿围攻了十六天，用船渡过了城外的水，毁掉护城的木栅，使得孟达自己的外甥邓贤与爱将李辅，都失掉了信心，自动开了城门，放进司马懿的兵。
孟达成了俘虏，头被割下，送到洛阳，在洛阳的“四达之衢”烧成了灰。
诸葛亮和孙权都已经派了军队来支援。这些军队分别抵达了房陵附近的西城、安桥与木兰塞；却都被司马懿的兵挡住。也许，孟达对魏方造反造得太快了一些；应该等待汉、吴两方的援兵来到了以后才动作。或是，等待诸葛亮于次年(建兴六年)春天在祁山大举，声势浩大之时，然后再动。
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把十万大军移到汉中，于建兴六年春天声东击西，以一部兵力交给赵云与邓芝守住陕西宝鸡东南四十里的箕谷，自己率领主力攻打(甘肃西和县西北的)祁山。
祁山是魏方在西边的军事重镇，正如它在东边的“合肥新城”。位于合肥新城及祁山之间的另一重镇是襄阳。
诸葛亮的部队，据陈寿说，是“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不仅魏方的祁山守将张合感觉到吃不消，魏明帝曹叡也认为必须自己御驾亲征，从洛阳来到长安坐镇。
诸葛亮一时攻不下祁山，但是祁山后面的南安郡、天水郡与安定郡，这三郡的官吏与老百姓都一致响应了请葛亮的北伐军，反魏归汉，换了旌旗。
魏方南安郡的首县，叫做“豲【huan，豪猪】道”，在今天甘肃陇西县的东北。天水郡的首县叫做冀县，在甘肃伏羌县之南。安定郡的首县，叫做临泾。在甘肃镇原县的南边五十华里。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他一共出了两次祁山；演义过甚其辞，说他“六出祁山)。这第一次的祁山之役，诸葛亮本可以获得全胜；可惜，前锋的司令官马谡，在(今天秦安县东北的)街亭镇败在张合之手。
马谡，战败的经过，依照《三国志．蜀书．王平传》，是这样的：马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王平以裨将军的身份，向他一连规劝了好几次，马谡固执己见，不肯采纳。结果，魏军来了，把马谡所指挥的部队一齐围困在山上。部队没有水喝．军心瓦解，小有挫败，便一哄而散。只剩下王平所直接控制的一千多人，竭力“鸣鼓自持”。魏军以为马谡有埋伏，而不再恋战，收兵而去。王平以他的一千多人为基础，慢慢地招集了其他各单位的溃兵，整军而退。
诸葛亮这时候驻节在距离街亭不远的戎丘，接到马谡战败的消息，很担心魏军会倾巢而来追击，便立刻下令把(天水西南一百二十华里)西县城内的人民一千多家，连同他们的粮食都一齐撤走，搬去汉中。
诸葛亮的这一项撤走西县人民与粮食的措施，拿现代的术语来说，是“坚壁清野”。用古代的话来说，是“空城计”。
空城计，不能像演义与京剧所描写的那个以统帅本人的生命为赌注的儿戏行为：开了城门，坐在城楼之上弹琴，邀请对方的大将司马懿进城来共享羊羔美酒。
事实是：对方不曾来追击，对方的大将也并不是司马懿，而是张合。诸葛亮一生谨慎，做不出这种只有扑克牌老手才敢于施演的bluffing。
京剧的题材，几乎有一半左右是取自《三国演义》。《失街亭》与《空城计》是其中很受观众欢迎的两出。另一出是《斩马谡》，合起来，成为一套“三部曲”，叫做《失空斩》。
马谡究竟有没有被诸葛亮斩了呢？这个问题，在极大多数的京剧爱好者看来，是不必深考的一个问题。只要戏词儿好，唱得好，做工好，马谡在事实上是否为诸葛亮所斩，没有多大关系。推而广之，我们中华民族的极大多数成员，在本性上也不甚重视“细节”。反正马谡早就死了，至于他怎样死的，有什么关系呢？学历史的人，为了忠于所学，却不敢不认真，不敢不追根究底。有时候，追不到根，究不到底，也只好算了；把未完成的使命交给下一代学历史的人。
马谡有没有被斩，是追不到根，究不到底的一个例子。陈寿自己，先后提供了三种互不相同的说法：(一)诸葛亮诛了马谡，戮了马谡，也就是斩了马谡(二)马谡于关在牢里以后，死在牢里。(三)马谡畏罪逃亡，丞相长史向朗知情不举，被免职，斥令回成都。
陈寿把第一种说法，写在《三国志》的《诸葛亮传》与《王平传》；把第二种说法，写在《马良传》；把第三种说法，写在《向朗传》。
第一第二两种说法，互相矛盾。第三种说法，可以与第一种或第二种并存。因为，马谡可能于逃亡了以后被捉住，然后被斩，或死在牢里。不过，第三种说法也可以与第一第二两种相抵牾：马谡可能于逃亡以后，隐姓埋名，远走他方，不曾被诸葛亮的部下捉住。然而，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习凿齿在《襄阳记》里面，保存了马谡在“临终”之时写给诸葛亮的一封信，信里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
这一封马谡的遗书，可以称得上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它不能证明马谡是被斩而死，还是因病而死。
进一步说，习凿齿倘若能把《襄阳记》里的“临终”两个字，换上“临刑”两个字，这问题便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习凿齿在字里行间，似乎是说，马谡确是被斩的，不是病死的：“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泣。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
马谡被斩的另一个旁证，是：诸葛亮确是杀了另外两个将军，一个姓张名休，一个姓李名盛。
尽管如此，这问题依然难以解决。为什么陈寿要在《马良传》里，说马谡“下狱物故”呢？
我只有转请当代的几位三国专家，以及未来的后起之秀，用将来可能发现的新史料来结束这一桩公案了(我乘此机会，向胡健中先生表示谢意。胡先生博闻强记，谈笑风生；是他，首先向我提出了这个马谡是否被斩或逃亡了的问题)。
街亭之战，暴露了马谡的无能，证明了马谡确如刘备所说：“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它也给了裨将军工平以施展大将之才的机会，虽则是出身行伍，所认识的字不到十个，诸葛亮升他为“讨寇将军”，请后主封他为亭侯。诸葛亮与魏延死后，王平主持汉中的防务，官职晋升到“镇北大将军”。
诸葛亮把街亭之败的责任，由自己担当，向后主请求处分。这败仗虽则是马谡打的，然而重用马谡的是谁?是他自己。
后主接受诸葛亮的请求，将诸葛亮的官阶降了三级，改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但是，“所统如前”，所主管的各种事务，仍旧和以前一样。用今天的官场术语来说，是相当于“革职留任”，或“降级留任”。
诸葛亮降级不到一年，就由于在建兴七年攻取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而官复原职。
这攻取两个郡的一役，已经是他第三次北伐了(第一次，是建兴六年春天祁山与箕谷之役，包括马谡街亭之败。第二次，是建兴六年魏军郝昭坚守陈仓之役)。
倘若诸葛亮不在建兴六年的冬天才发动陈仓之役，而提早几个月，在建兴六年的秋天，也许要好些。因为，孙权叫他的鄱阳郡太守周鲂骗曹休，向曹休诈降，诱他带兵来鄱阳迎接，进行得相当顺利。曹休在当时是魏方的扬州牧，很相信周鲂之降是真心真意，就带来了十万之兵来攻打吴国，作为周鲂的接应。他走到了(今日安徽潜山县东北的)石亭，就遇到了陆逊，吃了陆逊的一场大亏(孙权自己也带了大军，开到皖口，作为陆逊的“后劲’。皖口在安庆之西十五华里左右)。
我们也可以说，倘若孙权与周鲂，能够延迟几个月骗曹休南下，对诸葛亮的陈仓之役可能很有帮助。话说回来，一则是骗曹休的事，要看时机；不是可以完全听凭周鲂一方面选定日期的；二则是，建业(南京)与汉中彼此相距极远，当时没有电报或长途电话可以互相联络。有什么消息或计划，都全靠派人送信，最快的也依然不过是骑马而已。马怎么快，也快不到一天跑“八百里”(清朝曾国藩与部下通信，或对朝廷送报告，喜欢在文件或信封上写“八百里”三个字，算是命令驿递人员用最快的方式传递。事实上，驿递人员并不能按照“八百里”字面，真正做到一日一夜跑八百里)。
因此，汉、吴双方，虽则每想同时采取攻势，而每每无法在事前联络好，或是于事发以后通知另一方赶紧行动。
建兴七年，诸葛亮在春天便对武都郡与阴平郡动手。就时间上来说，那是紧接着陈仓之役的一番举动，帮他执行这“二郡之役”的，是将军陈式。
陈式的对手，是魏方的“雍州刺史”郭淮。雍州在汉朝没有，魏国政府觉得凉州太大，创设出这个雍州来，以便治理，同时防备“西蜀”。
武都郡是今天甘肃的东南部，成县一带，与四川相邻接的地方。共有七个县，首县是“下辨”，在成县之西。
阴平郡本来只是一个道，统辖甘肃文县西北一大片边疆民族(氏人与羌人)所居住的高原土地。魏国创设这么一个阴平郡，也是为了便于治理及防备“西蜀”。
“雍州刺史”郭淮，知道了陈式带兵前来，也就“点齐人马”，准备迎敌。郭淮不曾料到，鼎鼎大名的请葛亮，也亲自带兵来了，而且进驻了(成县西北的)建威城。建威不是一个郡，也不是一个县，而只是一向用来作屯驻兵士的大堡垒。
郭淮不敢与诸葛亮较量，就退了兵，让陈式白捡了武都、阴平两个郡。这是请葛亮北伐以来第一次的大胜利。
后主颁旨给诸葛亮，恢复诸葛亮的丞相原职，不必再以右将军的身份“行丞相事”了。
建兴八年，《诸葛亮传》不曾记载任何事迹。这是陈寿的疏忽之处，叫我们读《诸葛亮传》的人，以为诸葛亮在这一年大睡其觉，或不得不以全副精神，“消化”武都、阴平两个郡。
事实上，魏方采取了空前的大攻势：一面在合肥造了所谓“新城”，以对付孙权；一面准备人马、粮食与武器，大举进攻在汉中的诸葛亮。这个准备工作，在八月间完成(诸葛亮也一直在对魏方的行动密切注意，因此而作冷静的等待，不曾轻举妄动)。
魏方的作战计划，是分兵三路，会师汉中。第一路，由曹真率领，走斜谷。第二路，由张合率领，走子午谷。第三路，由司马懿率领，从司马懿所驻扎的襄阳出发，溯汉水而上，穿过鄂西北与陕南，以汉中郡的首县南郑为目的地，也就是三路大军的会师之地。
诸葛亮早就在去年冬天，新造了两座大城，作为南郑的屏藩：一是汉城，造在沔县东南；一是乐城，造在今天的城固县县城的所在地。
诸葛亮知道了魏方的三路大军即将到来以后，却并不呆待在汉乐两城作“死守”的打算(有些人，每每以自己“死守”某地，或叫人“死守”某地为得计。其实，守的目的不应该是求死，而应该是求生。守也应该有“时间上的限制”。任何一个地域与地点，都只应该守上某些日子或某些小时，以配合友军的其他行动。在指定的时间以内，当然是虽死亦所不惜；出了指定时间之外，而仍留在那地域或地点等待死，则不仅是无谓的牺牲，也是一种损耗国家兵力，违抗上级命令的行为)。
诸葛亮当年于马谡失去街亭之时，不曾“死守”西城。诸葛亮极有军事学识，他深知道，打仗要以攻为第一义；守是帮助攻的。为了攻而守，是对的。不是为了守而守!
诸葛亮在建兴八年大军压境之时，不肯把主力留在南郑或汉乐两城，而集中在(洋县之东二十华里的)赤坂。在赤坂，他可以灵活地应付三路魏军之任何一路，或所有的三路。
这三路魏军，却一路也不曾到来。原因是，天公下了大雨，一连下了三十几天。斜谷与子午谷的栈道，以及襄阳洋县之间的汉水两岸的道路，都被大雨冲坏了。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下诏书给曹真、张合、司马懿，叫他们撤退。讨伐“西蜀”的事暂时作罢。
这一年(建兴八年)，陕南是双方剑拔弩张，处在大战的前夕，而实际上并无接触。在西边，新被蜀汉收入版图的武都、阴平两郡，却发生了战事，规模虽小，而打得相当激烈。魏方的主将是“雍州刺史”郭准；汉方的主将是镇远将军魏延。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上了演义着者的当，以为魏延是坏人。“脑后有反骨”，而且打仗的本事平常，老喜欢与黄忠争功，其实，魏延这个人极忠心，极勇敢，而且深受刘备本人与诸葛亮的赏识(魏延是行伍出身，为人粗豪。这时候的军阶，是“牙门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