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也做了汉中太守，代替吴懿担任“督汉中”的重大任务。这个重大任务，起先本是刘备交给魏延担任的。诸葛亮在建兴九年调魏延以“前军师”的名义做先锋，这个“督汉中”的责任，便落在“都护”李严的肩上。李严因罪被废以后，继承他在汉中的职务的，似乎便是吴懿。
魏延的“前军师”，意思是前军的军师，也就是“先遣军司令”之类。这个官职，于魏延被杨仪谋杀以后，一度由邓芝承乏，但不久也划归了王平，于延熙元年改称为”前护军”，到了延熙六年又改称为“前监军”。
王平可以说是蒋琬所最信任的高级军官。蒋琬于进驻汉中之时(延熙元年)，不仅叫王平继续做汉中太守与“督汉中”，兼任“前护军”，而且也叫王平“署大将军府事”。这是蒋琬把自己的大将军府的一切事务，交给了王平处理，好比当年刘备把“左将军府”的事务，都交给了诸葛亮一样。
蒋琬在延熙六年带了主力由汉中退驻涪县，汉中的事，更完全交给了王平，把王平的官衔，由“前护军”升高为“前监军”，“督汉中”升高为“统汉中”，“安汉将军”升高为“镇北大将军”。
王平却也不负蒋琬的知遇，在延熙七年(公元244年)，魏方的二十万大军声势汹汹，来到汉中之时，不慌不忙，派了两位偏裨之将，对曹爽、夏侯玄等在(今日洋县之北二十华里的)兴势山迎头一击，就把魏军打得一时不敢再来。
王平所派去的这两位偏裨之将，一位是护军刘敏，一位是参军杜祺。
费祎带了若干兵马，从成都赶到汉中。魏方的“齐王”曹芳的朝廷，接到情报，适可而止，召还了曹爽等人。一场很可怕的风暴，突然云开雾散，王平的功劳很大。
蒋琬的值得称赞之处，是知人善任。他把前方的事交给了王平，后方的事交给了费祎。他自己就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较为重要的问题，以决定大计方针。
他早就在建兴十三年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之时，把“尚书令”的官职交给了费祎。延熙六年，他从汉中退驻涪县，又把“大将军、录尚书事”的“真宰相”地位，让给了费祎，只留下一个“大司马”的虚衔给自己(费祎对他始终尊重，直到他在延熙九年十一月病故之日)。
“公忠体国”这四个字，蒋琬是当之无愧的。提拔姜维，保荐姜维作凉州刺史的，也是蒋琬。
蒋琬在政略战略上，始终对魏方采取守势。他叫姜维去经营凉州，也是“避实就虚”，借羌胡的兵源与物资来加强蜀汉的实力，以长期对抗“跨带九州”的魏。
在他主持蜀汉军政的十一个年头之中，孙权对魏有过两次大的攻势，一次小的攻势。我们没有见到蒋琬曾经采取过“平行的活动”以与孙权的行动相配合。
孙权于嘉禾六年(后主建兴十五年，公元137年)派遣朱然围攻魏方的江夏郡郡治、今日的黄陂县；其后在赤乌四年(后主延熙四年，公元241年)派全琮掘坏魏方(在寿县之南)的芍陂，派朱然围攻樊城，派诸葛瑾进攻(湖北南漳县城东南的)祖中。最后，在赤乌六年(后主延熙六年)又叫诸葛瑾的大儿子诸葛恪攻打六安。
蒋琬在这三年皆无行动，似乎是为了等待吴方打出一个名堂，然后才出动自己的兵，来“扩充战果”，“蚕食”魏的领土。
可惜，吴方的几次攻势，都没有什么收获。所以蒋琬才始终“持重”。朱然与步骘对他很误会，在赤乌七年上表给孙权，说蒋琬暗中可能与魏方有了默契。孙权替蒋琬解释，说“联为诸君破家保之”。
《细说三国》二九、费祎
费祎的才具，不及蒋琬，却好过董允及其他的人物。蒋琬在有生之年，以费祎为第一替手；蒋琬死后，这大梁便轮到费祎来挑。
费祎也总算是挑得不太吃力。他从延熙九年挑起，挑到延熙十六年自己被魏方来的降人郭修一刀杀死。六年之间，不曾出过什么乱子。
对魏方，费祎奉行了蒋琬的守势政策，想绝对不攻。但是，姜维一定要攻。他就尽量抑制姜维，不给姜维以足够的兵力，至多拨给姜维一万人。他向姜维说，“丞相(诸葛亮)都平定不了中原，何况我们?”
费祎可说是蒋琬的信徒，却不是诸葛亮遗志的执行者。他甚至并未了解什么叫做“以攻为守”。我对他，实在难有好感。
但是，为什么我在上一章里面对蒋琬颇表同情呢？我的理由是：蒋琬执政于诸葛亮连年用兵，国力颇为亏损以后。又遇到杨仪与魏延互斗的不幸事件，不得不暂时休养生患。
费祎在建兴十三年接任尚书令，在延熙六年接任大将军，与卫将军姜维“共录尚书事”，于延熙七年左右又兼了蒋琬坚持要一并让给他作的益州刺史。没有等到蒋琬去世，他在事实上已经总揽军政。他有机会把蒋琬所蓄积的国力，在延熙九年以后
善加运用，不应该一味地守，更不应该抑制姜维。
《孙子兵法》上，有这么一句话：“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兵力不足的时候，就守；兵力有余的时候，才攻。”
我以为这样解释，失掉孙子的原意。孙子的原意是：“老是守，越守就兵力越不足；倘若敢攻，攻了，就会发觉兵力很够用。”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守的一方，是被动，不能预测敌人向我方那一点进行攻击，因此而不能不处处设防。于是，“备多则力分”。反过来说，我倘若敢攻，而且抢先去攻，只须集中相当力量，专攻敌人的某一地点，就不会感觉自己的兵力不够。
也许有些人，会向我说：“你主张攻，固然很好。倘若攻得不成功，败了下来，岂不是连带地把老本钱也输掉了？”
我的回答是：老本钱是输不完的。分出一大部分主力去攻，并不等于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线。后方留下了相当的兵力，就不会因前方的攻势顿挫而一败不可收拾。
我在几十年前，曾经看到一部《围棋兵法十三篇》。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宁输十子，不失一先”。“先”这个字，太重要了。
再进一步来说，打得越勤，才扎得越稳。王夫之批评北宋的政府，说它白养了几十万禁军，只晓得用“操演”来练兵，不晓得用战斗的实务来练兵。
也许，费祎的本意并非以守势求苟安，而是静待机会。可惜，他死得太早，而且死得很没有面子。他喜欢喝酒，与蒋琬犯了同样的毛病。他在延熙十六年的年初，大宴宾客，“请眷酒”，自己喝得大醉，人事不知，就被魏方的降人郭修，一刀砍死。
郭修是(今日青海省西宁县一带的)西平郡人氏，似乎不曾作过魏方的官。他在姜维占领西平郡的时候，被强迫迁移了来，颇受重视(可能是读过一些书，在家乡是一位名士)。费祎待他以宾客之礼，他却恩将仇报，不惜与费祎同归于尽(事后，魏国朝廷称他为“故中郎”，迫封他为长乐乡侯，赐他的家属银一千饼、绢一千匹)。他也许是受了魏方间谍的说动；也可能是精神失常。就费祎来说，那真是未免太疏于防范了。
《细说三国》三○、从董允到樊建
蜀汉的这一本账，在诸葛亮去世以后便没有什么“进项”，只是姜维在今日的甘肃青海略有作为而已。
比起魏、吴两方，蜀汉却也有它的优于魏、吴之处；没有权臣之肆意废立，没有宗室之内的骨肉相残。后主虽则十分平庸，却也不曾糊涂得像孙权晚年一样。后主也很幸运，有一连串的文臣，从董允到樊建，忠心办事，使得国家的庶政始终没有违反诸葛亮所留下的规模(其中只有一个陈祗，成绩较差)。
董允是董和的儿子，董和是诸葛亮的同僚兼好朋友，原籍益州巴郡，寄居荆州南郡。在汉朝末年回益州，在刘璋下面当过几任县长县令与“益州郡”太守，富有行政经验。刘备拜他为“掌军中郎将”，叫他陪同诸葛亮处理“左将军府”的种种事务。那时候，刘备除了仍自称曹操一度向汉献帝推荐他担任的“左将军”以外，已经同时又自称为“大司马”。所以，他的“左将军府”的正式名称，是“左将军大司马府”(诸葛亮的官衔是军师将军，比董和的“中郎将”高)。
董和与诸葛亮两人之间，相处得极好。董和虽则在官阶上低于诸葛亮，却敢于“就事论事”，在公务上常常向诸葛亮提出相反的意见。有时候，诸葛亮不肯接受董和的相反意见，董和却又敢于不怕诸葛亮嫌他噜苏，一再把这个相反的意见提出，虽提出十次也要提它出来，直到诸葛亮接受为止。
诸葛亮不仅不嫌他噜苏，而且十分欣赏，叫同僚们以他为模范。诸葛亮说：“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董和的字，叫做幼宰)。”
诸葛亮又说：“倘若大家能像董幼宰那样‘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诸葛亮说他一生有四位肯对他“直言”的朋友：崔州平、徐庶、胡济，另一人便是“每言则尽”的董和。
董和生性耿介，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为官清正，“死之日，家无儋【dan】石之储。”
董允幼承庭训，学养均好。刘备先后叫他作太子舍人、太子洗马，意思是叫太子阿斗有他这样的一个好人作朋友，免得走入歧途。
阿斗继位以后，把董允升为黄门侍郎。诸葛亮在建兴五年离开成都北上，进驻汉中，写了《出师表》向后主临别赠言，希望后主把“宫中之事，事无大小”，都征求侍郎董允与他上面的两位侍中(郭攸之与费祎)的意见。倘若这三人没有“兴德之言”，就杀掉他们“以彰其慢”。
事实上，郭攸之是好好先生，不太坚持自己的意见。费祎不久便被诸葛亮调去丞相府作“参军”，剩下来作为后主身边的“诤友”的，只有董允一个人。
后主升他为“侍中”，又让他兼领“虎贲中郎将”的职衔，统领在宫中宿卫的“亲兵”。
后主在即位的时候，年龄是十七岁。到了建兴五年，便有了二十一岁(他即位的一年是刘备章武三年，没等到第二年便改元建兴。所以，在建兴五年之时，他的虚岁是二十一岁)。
后主对于美丽的女子颇有兴趣，虽则他的皇后、张飞的大女儿，并不难看(可能甚美，因为张飞本人曾经是美少年)。
后主除了皇后张氏以外，也有若干位妃嫔之类，却贪心不足，颇想广采民间的美女，收入后宫。董允认为这件事他不能不以侍中的身份，出面阻挡。他板起面孔向后主说：“古时候的天子，至多只有十二位后妃。现在，陛下的后宫已经超过了这个数目。”后主向董允说好话，请他通融通融；董允却始终坚持，绝对不肯通融。后主只得打消这广采民间美女的念头。
从此，后主对董允既敬且畏。别的坏事，他也不敢做，不敢想了。
宦官黄皓，也极怕董允，比后主更怕董允。董允对黄皓，也当然更加不假辞色，常常对黄皓严厉责备，也不许黄皓升官升得太快。在他当侍中的期间，他只许黄皓升到“黄门丞”为止。
董允在费祎于延熙六年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的时候，被加官为“辅国将军”，以“侍中”的本职兼“守尚书令”，成了费祎的副手。
老百姓对他的印象极好，把他列为所谓“四相”，即四个丞相之一。这所谓四相，是，诸葛亮、蒋琬、费祎与董允(其中，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是丞相；蒋琬与费祎均有过“录尚书事”的实权，算得上是事实上的“真宰相”。董允仅仅做了“守尚书令”，不曾“录尚书事”；他是无论怎么说，也算不上是一个“相”的)。
董允做“尚书令”的期间，也极短，只做了三个年头，到了延熙九年便病故了。
继任尚书令的人，是来自南阳郡的吕义。吕义的行政经验很丰富，做过一任管盐的典农都尉，两任县长，四任太守。他的办事效率极高，做到了“众事无留，门无停宾”。
吕义做尚书令，做到了延熙十四年病故为止，前后五年。
吕义的继任者，是贻误大局的汝南郡人陈祗。陈祗与宦宫黄皓“互相表里”，纵容黄皓。黄皓之开始干预政治，是在陈祗作尚书令的七个年头的期间。
在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开始做尚书令的，是(河南省桐柏县之东的)平氏县义阳乡人董厥。他做过诸葛亮丞相府的“令史”。令史的官职，似乎比“长史”小，而县令则比县长大(大县的长官叫做县令小县的长官叫做县长)。
诸葛亮曾经向别人夸奖董厥，说：“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这“思慎宜适”四个字，是“诸葛体”，费解。意思是：“董厥这个人很小心，想得很仔细，说出话来，很恰当，可行。”
董厥不仅在景耀元年做了尚书令，而且在景耀四年，以“辅国大将军”的官职，“平尚书事”。“平尚书事”，在名义上比“录尚书事”的权力较小，其实权力是一样的(平字的意思，是“秤”，是“权衡轻重，决定如何处理”。其后的几个朝代，“真宰相”的官衔有的是“平章事”、“平章军国重事”、“与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因此这“平章”两个字成了真宰相的简称。这里面的“章”字，是名词，似乎指“文章”、“文件”。“三品”两个字，不是说真宰相的官阶只有“三品”，而是指“三品以上的官”。那时候，当真宰相的人，要会同中书与门下两个省(院)的三品以上的官，一起研究重要的文件与政务，所以他的官衔才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
董厥开始做“平尚书事”，为时太晚，不过两年蜀汉就亡。在这最后的两年，在董厥下面当“侍中，守尚书令”的是他的小同乡、平氏县义阳乡人樊建。他们二人有能力处理庶政，同时支援在前方作战的姜维，却没有办法控制宦官黄皓。
不过，宦官黄皓之坏，并没有坏到了该负亡国责任的程度。
那末，该由谁来负呢？第一，当然是后主自己。第二，是竭力主张投降的谯周。这些话，我要等到叙说邓艾与钟会两路伐蜀之时，才能细说。
我在这一章里，约略叙过了董允到樊建这几位当过尚书令的人，用意在于说明诸葛亮不是没有留心到奖拔人才。在董允以前，蒋琬与费祎均做过尚书令。这两人是诸葛亮有生之年的好帮手。更前于蒋琬的，有法正、刘巴、李严、陈震，四个人，都当过尚书令。
法正与李严的为人，我以前作过批评。刘巴，依照胡健中先生的意见，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他是荆州零陵郡烝阳县人，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别的荆州名士一窝蜂跟随刘备向南逃难，他却向北走，投奔了曹操，其后又接受曹操给他的任务，回家乡，争取荆州南部四郡。终于流落到交址。又来到了益州，偏偏遇到刘备拿下益州。终于被刘备的情义所感动，死心塌地，先后作“西曹掾”与尚书令，办了不少事，而对外保密。他去世于章武二年(公元222年)。
陈震是荆州南阳郡人，长于办外交，出使东吴，订成了汉、吴同盟的条约。他在建兴三年以后，一度做过尚书令。
《细说三国》三一、曹家的事
曹操有过二十六个儿子。这些儿子，一个是元配丁氏所生，叫做曹修，其余的廿五个是十二个小太太生的(不曾生过儿子的小太太，在《三国志》里面都没有记载)。
他所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叫做曹冲，是一位“环夫人”所生。曹冲人极聪明，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或是发明了)用浮在水中的船，称一头大象的体重(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里，看这个船入水有多深，在船边划下记号；然后把象牵走，放入大小石头，到船边的入水记号相同为止；最后，把大小石头一一称其重量，加起来，那便是象的体重了)。
曹冲不仅聪明，而且心也极好。有一次，曹操挂在仓库里柱子上的马鞍子被老鼠咬破了。管库房的人心惊胆跳，怕被曹操发现了，就会一怒而处他以死刑。曹冲叫他不要怕，就把自己的一件衣服故意用刀子弄破一个洞，先让曹操看见，而且做出很愁的样子。曹操问曹冲：“你为什么发愁呢?”曹冲回答：“我的衣服被老鼠咬破了，有人告诉我；‘衣服被老鼠咬破了，人会倒霉。’”曹操说：“哪里的话？这是无知识的人胡说，你不要发愁。”过了不久，曹冲就叫那个管库房的人进来报告马鞍子被咬的事，向曹操跪下请罪。曹操笑了起来，对那个管库房的人说：“你起来，这件事不要紧。我儿子的衣服，夜里放在身边，还会有老鼠咬；这马鞍子放在库房，挂在柱子上，当然难免被老鼠咬了，你没有罪，去罢。”
可惜，这位有才有德的曹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早死了。曹操哭得十分伤心。这一年，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乌林被周瑜、刘备击败的一年。
曹操打听到邴家有一个女孩于，刚死了不久，便向邴家的家长提亲，要替儿子曹冲的亡魂，娶邴小姐的亡魂。邴家不肯。
曹操又打听到甄家也有这么一个刚死了不久的女孩子，就改向甄家提亲。甄家倒肯了(能够替死了的小女儿找一个伴，而且活着的家属也与炙手可热的曹丞相攀上关系，有什么不好呢?邴家太固执了。原来，邴家的家长，是邴原，一位颇有骨气的读书人。他根本看不起曹操)。
曹操的最大的儿子曹修，死于建安三年征讨张绣之时。
次于曹修的，是曹丕。曹丕生于汉灵帝中平四年，比曹冲大九岁。
曹丕没有曹冲那么聪明，或那么心好。曹操一向对曹丕不太喜欢。除了曹冲以外，曹操所最喜欢的，第一是曹彰，其次是曹植。
曹丕、曹彰、曹植，还有一个曹熊，都是第一个小太太卞氏所生。卞氏出身是风尘女，原籍(山东临沂之北的)琅邪郡开阳县，流落在(安徽毫州)沛国谯县。她在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曹操；当时，曹操是顿丘县的县令。她的命运很好，自从嫁给曹操以后，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在建安二十一年做了魏国的王后；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曹丕篡位以后，作了魏国的皇太后；在曹叡继位以后，作了“太皇太后”；活到了太和四年，七十一岁才死。
卞氏为人很好，私底下常常接济曹操的大太太丁氏。这位丁氏，可能是曹操的谯县小同乡，在儿子曹修死了以后与曹操闹翻，去了娘家；曹操亲自请她，她不肯回。卞氏每每乘着曹操不在家的时候，把她接来，厚加款待，在曹操回家以前把她送走。
丁氏所生的一个女儿，卞氏与曹操也待她很好，把她抚养成人，嫁给了夏侯惇的第二个儿子夏侯楙(懋)。
在卞氏所生的四个儿子之中，曹丕最大，曹熊最小，死得很早。中间的两个是曹彰与曹植。
曹丕颇有文才，写过一部《典论》。《典论》之中的一篇，叫做《论文》，指出文章好坏的标准，不可一概而论，因文章本身的性质而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又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只是“止乎一身”。而且，一个人的寿命，无论多长，迟早也是会死的。不如文章之能够把“声名”传于后世。
曹丕除了《典论》以外，也写了一部很像《聊斋志异》的《列异传》(在《太平御览》与《法苑珠林》里有《列异传》书的引文)。他不仅会写散文，诗也写得很好。并且创立了全篇七言的“七言体”：《燕歌行》。《燕歌行》的押韵方式，与今日的“七古”、“七绝”或“七律”完全不同；它是每一句都押韵的。这《燕歌行》一共两首，每首十六句，气很长，描写独守空房的女子，思念远在他方的丈夫。
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起曹丕来更高。曹植的五言诗，有抒情、说理、写景、祝颂、象征，种种的体裁与内容；在用字、措辞、押韵，尤其是情感的深度与意境的开拓上，不仅非曹丕所及，亦非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所能及。例如，《七哀》中的四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又如，《吁嗟篇》之中的八句：“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飙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这八句，批评家大可以说：“上追《离骚》”；在我看来，这八句比《离骚》“轻快”多了。
曹植留下的杰作，数不胜数。《洛神赋》是杰作中的杰作。有些马虎的读书人，以耳代目，牵强附会，硬把这篇极美的文字，与下流不堪的谣言连在一起，真是太不应该。曹植赋中的洛神，就是洛水之神，不是死了的嫂嫂甄后。当甄后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被曹丕娶来之时，曹植才不过是十三岁的小孩子，即使可能对甄后有幻想，甄后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意思的。
苦命的甄后，在童年便已丧父，长大了嫁给袁绍的第二个儿子袁熙，又遇到邺县被曹操的兵攻陷，自己成了曹丕的俘虏。她给曹丕生下了儿子曹叡，留住在邺县，却又因郭氏的嫉妒与进谗，在黄初二年六月被曹丕迫令自杀。媳自杀了以后的次年，黄初三年，曹植才因事到了魏朝的京城洛阳；然后渡过洛水回到自己的封地：鄄【juan】城。
这时候，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甄后尸骨已寒，墓木已拱，倘若曹植要尊她为神，该尊她为邺县附近的漳水之神，不该称她为洛阳附近的洛水之神。
《洛神赋》是一种“纯文艺”的作品。纯文艺的超现实性质，很难被我们中国的业余性批评家所能体认(这些批评家的本业不是研习或写作，在情操上是百分之百的科学性的现实主义。因此，他们就最喜欢作“索隐”，硬说贾宝玉是影射什么人，或全部《红楼梦》故事是曹雪芹的自传。把《红楼梦》本身的文笔、结构，完全搁在一边不管)。
《洛神赋》的文笔与结构，不是在它以前的汉朝若干篇的赋可比。它文字简练，音韵铿锵，叙事干净利落，描写玲珑剔透，虽则题材的本身有点模仿《楚辞》里的巫山神女，而曹植的处理手法，确是高人一等。
《洛神赋》中的下面几句话，曾经引起了将近两千年来无数青少年男子的遐思：“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云譬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上厌下面]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最后，说到别离之时，“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曹植的几首极短的赋，更是自创一格。例如：寥寥八十几个字的《慰子赋》：“彼凡人之相亲，小离别而怀恋。况中殇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入空室而独倚，对床帏而切叹。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复观?日琬晚而既没，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方沾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远，怆伤心而绝肠。”
曹植与曹丕兄弟之间，处得不好，却也不曾有过那曹丕逼他“七步成诗”的事。《三国演义》厚诬古人，把周瑜、诸葛亮说成互不相容，又把曹丕说成要把曹植害死，这种“反道德性”的潜移默化，养成了明清以来中国人之不能彼此以善意相期，不能合作团结。
事实是，曹丕先死，曹植后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植于建安十六年、二十岁的时候，被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为平原侯，三年以后，改封为临淄侯。他很得宠。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成为魏王，曹植几乎作了魏国的太子。帮他在曹操面前说话的，有杨修、丁仪、丁廙【yi】等人。
曹植做了两件错事，使得曹操打消了立他为太子的念头。第一件。他擅自叫人开了宫里的“司马门”，让他所乘的车子直驰而出。按照汉朝的法律，任何大官到了司马门，必须下车步行。曹操很气他这种目无法律的行为，下令将主管公家马车的官(公车令)砍头。曹植做的第二件错事，是当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受任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之时，曹操有意思叫他到襄阳樊城去支援曹仁，对抗关羽。某一天，曹操召见他，准备有所吩咐，他却已经喝酒喝得大醉，不成样子。曹操撤销了他的军职，不派他去支援曹仁，也从此不给他任何实际的工作。
他的好朋友杨修，是曹操的主簿，喜欢卖弄小聪明，又常常泄漏军政上的机密，于建安二十四年被曹操下令杀掉。
他的另外两位好友，丁仪、丁廙兄弟二人，在黄初元年曹丕当皇帝不久，也被曹丕杀掉。丁家所有的男人，不分老少，同时一起被杀。
曹丕叫曹植与所有的诸侯，一律离开京城。各“就”其国。魏朝对于诸侯，无论是同姓或异姓的，都管理得很严。行动的自由极其有限：非得诏书，不能自己来京城；诸侯彼此之间不许有来往、不许通信。在诸侯所居住的国，魏的中央政府设置了所谓“监国谒者”，专管监视诸侯的一举一动，经常向中央政府作报告。
曹植在黄初二年便被驻在临淄国的监国谒者(姓灌名均)告发了一次，说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公事公办，把他从县侯降为“乡侯”，由临淄侯降为“安乡侯”。
曹丕在惩戒了他以后，不久又把他由乡侯升为县侯，封在鄄城。次年，黄初三年，再升他为王，称为鄄城王。他晋京，于出京还国之时在途中写了《洛神赋》，便是在这黄初三年。
黄初四年，他又被改封一次，封为雍丘王。他写了两首诗，献给曹丕，诗里面充满了悔罪与感恩的话。
明帝曹叡即位，在太和元年把他改封在(开封西北的)浚仪；到了太和二年，又把他送回雍丘。再过一年，让他搬去丁东阿；到了太和六年二月，明帝一举而划了陈郡的四个县，封他为“陈王”。他并不曾因此而快乐。
这一年(太和六年)年底，他就郁郁而终，年纪才有四十一岁。明帝追谥他一个“思”字。有些写文学史的人，于是就拿“陈思王”三个字来称呼他。
曹植在有生之年，曾经一再上表给文帝曹丕与明帝曹叡，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带兵打仗，为魏国国家立功，始终没有能获得准许。此人真被派到前线，能否把仗打得像个样子，我个人有点不敢对他乐观。文章好、诗赋好，不一定军事、学术也好。况且，他毫无耍刀舞矛、或调兵遣将的经验。
也许，曹植之所以渴望能上前线，并非真想立功建业，只不过是想离开牢狱式的“封邑”，逃避“监国谒者”的控制而已。他名为王侯，而生活上不如一个田舍翁或贩夫走卒自由自在。
他的二哥曹彰，是一个真会打仗的人，结局还不如他。曹彰的胡子有点黄，被曹操称为“黄须儿”。曹彰膂力过人，能够手格猛兽；在建安二十三年受任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到代郡讨伐造反的乌丸(乌桓)。
曹彰战胜了造反的乌丸(乌桓)，回到长安，见曹操。这时候，已经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刚从汉中撤出夏侯渊的残部。
曹操自己打了败仗，看到儿子曹彰打了一个小胜仗凯旋，很高兴。便抓了一抓曹彰的黄胡子，说：“我这个黄胡子的儿子，果然与众人大不相同。”
曹操升他的官衔，由“行骁骑将军”改为实授“越骑将军”；把他留在长安，自己回洛阳(可能是准备由洛阳再北上，回他的魏国的都城，邺县)。
曹彰算是当了曹操在长安的相当于今日“留守司令”，或“前进指挥所主任”的职务。
曹彰先后的几个官衔，都是东汉的朝廷制度上所没有的。中郎将东汉有；但是，所谓“北中郎将”却是曹操所创。“越骑将军”也是曹操所创。西汉与东汉只有“越骑校尉”。至于“骁骑将军”，也只是西汉一度“因人设政”，为了宠遇李广利而特设过，对别人不曾给过这么一个既不像正规的“骠骑将军”，又高过了正规的“骁骑校尉”的名义。
从“黄巾之乱”开始的所谓“三国时代”是一个乱世。乱世也就是非常之世。懂得“用人”的领袖，很会“巧立名目”，“不拘一格”，想出种种的奇怪官衔来鼓励一些人，替自己流汗流血。曹操、刘备、孙权，都懂得这一套。
曹操对别人尚且舍得给宫、给爵、给钱，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当然也不例外。卞氏夫人所生的四个儿子，一个早死(曹熊)，其余的三个，曹丕受拜为“五官中郎将”，曹彰受拜为“北中郎将”，曹植受拜为“南中郎将”。在这三个人之中，仅仅曹彰一人立了军功。
曹操回到洛阳，没来得及去邺县，在收到了孙权送来的关羽的首级以后，不久便旧病(头风)复发，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曹彰很快地来到洛阳，曹操已死。
替曹操办丧事的，是贾逵。曹彰问贾逵：“先王(曹操)的玺与绶，在什么地方？”
贾逵回答：“先王已经有了太子(曹丕)。玺绶在什么地方，不是(您)君侯所应该问的。”曹彰是鄢陵侯，所以贾逵称他为“君侯”。
曹丕这时候不在洛阳，在邺县。曹丕的左右，有曹操留下的老臣华歆、王朗之流，叫曹丕不必去洛阳奔丧，立刻就在邺县行礼即位(宣布继承曹操的魏王之位)。这是很厉害的一着，消弭了其他王子的可能有的争位的野心。
曹彰向贾逵询问了玺绶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如此呢，是不是自己想继位为魏王?进一步说，曹操为什么要在病危之时，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是不是想叫曹彰继位?或是，如鱼豢在《魏略》里所说，“依照曹彰的猜测，曹操想改立曹植为太子。以曹植继位为王?
《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魏略》的说法“不足信”。卢弼举出《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一所保存的一条曹操的“令”。这一条“令”，是写给“子文”的(子文是曹彰的字)。令的全文是：“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宫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
我却以为《太平御览》之中的这一条“令”，也未必可靠。我怀疑这一条“令”，因为：(一)当父亲的很少不称儿子的名而称字；(二)曹操早就立了曹丕为魏国的太子，曹彰不是不知道。曹操用不着提起曹丕尚未封侯的事，用这一点事实，来证明曹丕是太子。当父亲的，想立谁为太子，就立谁为太子；已经立了谁，谁便是太子，当父亲的用不着向别的儿子解释，或提出什么证明。
《魏略》又说，曹彰向曹植说：“先王叫我回来，大概是想改立你为太子罢？”曹植回答：“你不可以有如此想法。袁绍的兄弟争位，你没有见到么?”
《魏略》这一部书，充满了这种“想当然耳”的谣言。《魏略》的作者鱼豢忽略了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年底与二十五年年初，早已对曹植失望，连一个“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的官职都撤销了，怎么会异想天开，又要把曹丕换了，改立这喝酒喝得烂醉的曹植?同时，曹丕在这几年以来，颇会装模作样，做出一副彬彬有礼、谨慎小心的姿态，已经赢得丁曹操的信任。
曹彰没有理由，对曹植特别好，对曹丕特别不好。他没有理由为了曹植而去伤害曹丕。
那末，他又为什么要向贾逵询问：“先王的玺绶何在?”我以为，他可能是自己想继位为王。曹丕当然很快就接到贾逵的报告。也很快就下令所有诸侯，包括鄢陵侯曹彰与临淄侯曹植，都各回本国(按照当时的制度，诸侯在所封的本国居住，“科禁甚严”。所谓“科”，是一条一条的规矩。例如，不得与别的诸侯有所来往或通讯，不得于未经请准之时，擅自进京或到魏国的都城邺县、求见皇帝或当政的“丞相、魏王”；也不得于言语上及行动上“非礼”。所谓“非礼”，包括喝酒过量，或酒后骂人，尤其是骂了“监国谒者”。监国谒者，在事实上等于是监视诸侯的“狱吏”，而诸侯等于是“待决之囚”)。
“封侯”，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一种享受!被光武帝封了侯的入，的确是活得很舒服。到了曹丕之时，这就不是滋味了。
曹彰在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延康元年)曹丕继位以后，奉令去鄢陵县“就国”。在小地方当小诸侯(鄢陵侯)；正如别的诸侯一样，常常看监国谒者的嘴脸。
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篡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以十月为黄初元年十月。
黄初元年只有十月到十二月，一共不满三个月。
次年，黄初二年，曹丕升曹彰为鄢陵公。又一年，黄初三年，曹丕升曹彰为王。封在任城，称为任城王。任城是今日山东省的济宁县。
黄初四年，曹彰奉旨准许进京。当时的京城已是洛阳(以前魏王国的都城是邺县；汉献帝的帝国朝廷在许县。曹丕篡位以后，定洛阳为魏帝国的京城)。
曹彰留在洛阳京城没有多久，便忽然于六月甲戌日死在“旅邸”之中。
《魏氏春秋》说曹彰是气死的。说他来到了京城，而皇帝曹丕不召见他，他坐了冷板凳，气死。
《世说》有另外一种说法：他陪曹丕下围棋，在卞太后的小楼之中。曹丕请他吃枣子；在枣子里放了毒药。曹彰中毒，想喝水。卞太后叫人用瓶罐取了水来。曹丕却叫人把瓶罐打坏。卞太后来不及穿鞋，赤脚，自己到井旁去汲水，又找不到汲水的工具。于是，曹彰去世。
《世说》与《魏氏春秋》的记载，均很难是“实录”；至多是传闻而已。传闻未必全无根据，而加油添醋，势所难免。“想当然耳”更是千古好谈他人是非的人的十分方便的口头掸。
我却也并无为曹丕洗刷之意。只是觉得他仅有“罪嫌”，而无“罪证”，我们不可以轻易判他一个杀害同胞兄弟之罪。
话说回来，在曹植所写的诔【lei】词里面，确有一些引入深思的暗示。这诔词，前面是小序，后面是诔词的本文。本文包括有下列几句：“孝殊闵氏，义达参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刚……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饮泪，百僚咨嗟。”
奇怪的是，曹植别的典故不用，偏要提起那兄弟不和的神话中的参与商。曹植又大胆说出了“以(爰)柔克刚”四个字。这分明是说曹彰在生前委屈得很，用他的柔，侍候曹丕的刚(曹丕以前在曹操面前固然是温顾得很，后来做了魏王与皇帝，对诸侯与大臣很不客气)。
曹植诔词中的最有深意的八个字，是“同盟饮泪，百僚咨嗟”。在普通的情形之下，一个王爷死了，百僚与诸侯大家哀悼一番，也就了事。这曹彰死了，为什么同盟(诸侯)要把眼泪咽下肚里去呢?为什么百僚要“咨嗟”呢?因此我才敢说，曹丕是有杀弟的“罪嫌”(虽则罪证毫无)。
《世说》又一口咬定了，曹丕在毒杀了曹彰以后，随即又想除掉东阿王(曹植)。卞太后大怒，向曹丕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王，不能再杀我的东阿王!”
这又是谣言(写《世说》的人，对曹丕确有成见)。曹植是到了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当了皇帝以后，才在太和三年由浚仪王改封为东阿王。卞太后怎么会在曹丕的黄初四年，就称呼曹植为“东阿王”呢?曹丕诚然一度对曹植也很不喜欢，却始终并未加以杀害。
曹植屡屡向曹丕上万言书、献诗，要求给他一个带兵打仗的机会，可见曹植深知曹丕对自己并不“猜忌”。曹丕死了以后，过了六年曹植才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丕对待曹彰、曹植以外的若干异母兄弟，也并不薄。在黄初三年封了八九位作郡王，其后又续封了几个。
他尤其喜欢“环夫人”所生的曹宇。环夫人大概是娘家以环为氏，而本人十分聪明，所以生过了天才儿童曹冲以后，又生了一位其后成为“中牟王”的曹据，与这个被曹丕特别喜欢的曹宇(她前后和曹操生了三个儿子)。
陈寿在《三国志》魏的部分，说曹操一共有过二十五个儿子，不曾把曹操的“家乡老婆”所生的一个计算在内。
在曹操的二十六个儿子之中，至少有六个是生下来不久便死了(古时候的接生婆与产妇都不懂卫生，缺乏医药常识。而且当时也没有足够的设备与药品。所以婴儿生下来不久，得病而死的比比皆是。生下来能活上三天，便是“喜事”，要做菜请客或者请产妇娘家的人，称为“喜三”。生下来，竟然活上了一个足月，平安无事，就一定必须大请其客，称为“满月之喜”。婴儿最容易得的病，是“惊风”。其实是脑膜炎)。
天才儿童曹冲，活到了十三岁而死，也是属于“早夭”的一类，却不能称为“殇”。
一方面，是曹丕及曹叡把宗室诸侯管得紧，曹操的成打的儿子想表现也没有机会；另一方面，这些曹操的儿子，能力与智慧大概也相当平常。否则，为什么曹操自己没有把他们多加提拔呢?曹操的若干儿子，到了黄初三年还不曾死的，都被魏文帝曹丕封为郡王或县王；只有一个例外，赵姬的儿子曹茂。曹丕只封他为乘氏公。为什么呢?因为此人“少无宠于太祖”，长大以后，又“性傲佷【hen，违背，不顺从】”(即骄傲而又心狠)。
卞氏夫人在文帝之时做了“皇太后”，到了明帝曹叡之时，做了“太皇太后”。她以太皇太后的地位，为曹茂向明帝说情。于是，明帝在太和元年把他转封为“聊城公”，又由聊城公而晋升为“聊城王”。其后，他却也不曾犯有什么大过。
“犯”了过失最大的一位王爷，是孙姬的儿子曹彪。曹彪在黄初三年被曹丕封为弋阳王，当年改封为吴王。黄初五年改封为寿春县王，七年改封为白马王。明帝曹叡在太和六年又把他改封为楚王。
到了嘉平元年，司马懿既已迎立了齐王芳为皇帝以后。曹彪被人告发，说他与王凌和令孤愚二人同谋，想在许昌另立一个朝廷，由他当皇帝，与司马懿所操纵的洛阳朝廷相对抗。
因此，司马懿就用皇帝的名义，下圣旨给他，叫他“自图”。换句话说，叫他自杀。他也就乖乖地自杀了。
这位曹彪，究竟有没有与王凌及令狐愚同谋呢?有可能，但也许是冤枉。我个人的看法，是偏向于“冤枉”的一方面的。《三国志.王凌传》说令狐愚曾经派了一位姓张名式的，到“白马”去拜访了曹彪，曹彪也派人答拜。这怎么就可以成为曹彪参加造反阴谋的证据呢?话说回来。他身为楚王，按照魏朝的法律，是不该与当时官居兖州刺史的令孤愚来往。来往了，就是罪。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案子，令弧愚倘若不是为了征询曹彪对于迎立他为皇帝的计划，是否同意，那又何必派人去白马联络呢？
那末，曹彪的罪状，是铁案如山动倒也不见得。第一，王凌的案子暴露之时，令弧愚已死，这是“死无对证”的事。第二，曹彪早巳在太和六年由白马王改封为楚王。楚的封地，就在王凌所驻扎的寿春。王凌或令孤愚何必舍近求远，派人到曹彪早已离开的“白马”呢?白马在河南延津县。魏朝的楚王封在楚郡，楚郡的郡治是寿春。王凌当时是以“太尉”的官衔，“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的首县也是寿春。
这件曹彪与王凌、令狐愚同谋造反的案子，确是颇为蹊跷的。只有等待将来有什么“新证据”从地下被发掘出来再说了。
曹操的其他几个儿子，有一位曹衮，很喜欢读书。虽然文章比不上曹植，为人却谨慎小心，非曹植所能比(但是，也犯了一次禁，所犯的是：未经许可而自动到京都来朝。这个罪，叫做“交通京师”)。
后来，没有犯过的，极少。似乎仅有燕王曹宇一人。他是环夫人所生，与天才曹冲同母。在黄初三年被曹丕封为下邳王。五年改封为单父县王，明帝曹叡升他为燕王。他与明帝在辈分上是叔侄，在年龄上相差不远，自幼生活在一起，感情很好。所以明帝对他特别好。明帝得病以后，在景初二年十二月拜他为大将军，以后事拜托他。他很聪明，做了四天，就坚决辞职，明帝只得勉强予以照准。大将军的位置，由曹爽接替。
他的这一种姿态，令司马懿十分欣赏。
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日病危之时，曹宇已经不是“顾命大臣”，一切都由新的顾命大臣曹爽、陈群、曹休、司马懿，四个人共同决定。他们决定扶立明帝的“养子”曹芳。
明帝虽则没有亲生儿子，却有异母兄弟八人。为什么太祖曹操与文帝曹丕的这几个骨血，都不如一个“莫有知其所由来者”的曹芳呢？曹家的事，本就复杂，又插进了司马懿一家，那就更复杂了。
原来，曹丕的九个儿子，有七个短命。其余的两个，一是明帝曹叡，为甄后所生；另一个是东海王曹霖，为仇昭仪所生。
曹霖在明帝去世之时(青龙三年)，还不曾死，要再过十年才死。
那末，受了顾命的曹爽与司马懿为什么不立曹霖而立明帝的一个养子呢?因为，据陈寿在《三国志》里说，曹霖的性情粗暴，残害了丫头与姨太太。奇怪的是，魏朝管理宗室的法律很严，打了县吏都会冶罪，何况“残害”了“婢妾”？怎么没有关于曹霖因此而被治罪的记载呢?
后两个顾命大臣，为了想揽权而不欢迎“成年”的人做皇帝。明帝的养子曹芳，年龄仅有八岁，当然要比曹霖易于操纵。曹霖的年龄不详，但是在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已经受封为东海王。到了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明帝去世，又有了十七年。这位曹霖，当然是早已成年了。
这时候，明帝的叔父辈，曹丕的弟弟们，有没有活着的呢？有：而且有八个之多。
彭城王曹据，环夫人所生。
燕王曹宇，亦环夫人所生。
沛王曹林．杜夫人所生。
陈留王曹峻，秦夫人所生。
赵王曹干，陈姬所生，王昭仪所养。
楚王曹彪，孙姬所生。
东平王曹徵【zhi】，宋姬所生。
乐陵王曹茂，赵姬所生。
在这八个王爷之中，曹字和曹彪我在前文已经说过。其余的六位都正如一般的魏国诸侯一样，各有“老兵”一百名左右，打猎不能走出封国的三十里以外，一年到头，生活于“监国谒者”的监视之下，不许与宾客交通，不许与别的诸侯来往，不许未经特许而到京城去上朝。他们即使有什么特长与能力，也绝对没有机会表露出来。
况且，他们都是明帝的叔父。怎么能够以叔父的身份作侄儿的继承人呢?
明帝的这些叔父，有没有成年的、能干的儿子，够资格以“堂兄弟”的身份于明帝去世之时入承大统?
有，虽然不太多。例如，曹植的儿子曹志，颇有才气，行为也好。此人后来颇蒙司马炎赏识，在晋朝大做其官，当了乐平太守、章武太守、赵郡太守、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国子祭酒(教务长)。这样的人，在晋朝可以得意，在魏朝是只有“受软禁”的份儿，怎么可以“入承大统”？
曹彰的儿子，任城王曹楷，有人以为是少帝(齐王)曹芳的生父。然而并无旁证(曹楷本人也活到魏朝被司马炎篡了以后，当过“少府”之官)。
此外，又有天才儿童曹冲的过房儿子，也就是曹据的亲生儿子邓王曹琮；曹据的另一个儿子，郿公曹阐；曹昂的过房儿子，也就是曹均的亲生儿子，丰王曹抗；曹均的另一个儿子，琅邪王曹敏；等等。
至于，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陈留王曹峻的儿子曹澳，楚王曹彪的儿子曹嘉，与东平王的儿子曹翕，也都是颇够资格作为明帝的继承人的。这时候，也都没有份。这四位“王子”，都有爸爸在堂。即使爸爸没了，也难得有位正九五的希望的。
然而，曹奂却终于当了皇帝，在第二个“少帝”曹髦对司马昭拚命而死之时，他被司马昭迎接到洛阳，成为第三个“少帝”，也是末了一个少帝，末了一个魏朝天子。
曹芳、曹髦、曹奂，前后三个少帝，做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的傀儡，替司马炎的晋朝铺路。倘若明帝能有一个亲生的、成年的、能干的好儿子，司马懿如何能迷惑曹爽，扶立“来路不明”的曹芳?
我把曹家的事，说个没完，并非故意如此。三国时代的历史，能撇开曹家的事不说么？
曹操的能力，在整个三国时代占第一位。他有文才，有武艺，能主持政务，能指挥军事，肯用人，会用人。他虽则是中常侍曹腾之孙，太尉曹嵩之子，本身却并没有什么地盘作为凭借，在董卓窃据朝廷之时，他曹操也不过是一个逃出京城的，脱离部队的一名团长级的“校尉”而已。
六年以后，他成为中原的一霸，做了汉献帝的保护者。不久，他敢于和雄踞四州的袁绍作对。而果然以弱胜强，占了长江与秦岭以北几乎每一方寸的中国领土。
他戎马半生，战无不胜，偏偏在建安十三年碰上了周瑜、孙权、诸葛亮几位青年才俊，弄得统一的大业功败垂成。于是，灰心之余，倒行逆施。自封为魏公，向王莽看齐，又进位为魏王，越来越不成话。太可惜了。
他本可以作伊尹、周公、霍光，并且已经几乎作了伊尹、周公、霍光，却在赤壁乌林的一战以后，做出显然是违反汉朝的“祖宗成宪”的事。汉朝的“祖宗成宪”是：非刘氏不能封王。这是高皇帝刘邦的遗训。
在汉朝的历史上。贵族的封爵只有王与侯，没有“公”。为“公”的，仅有王莽一人。王莽于篡位以前，自封为所谓“安汉公”。因此，当曹操自封为“魏公”之时，天下的人都猜得出曹操的下一步是什么：篡位!这就使得若干为了中兴汉朝而追随他的志士，陡然心寒。这些志士的代表人物，是荀彧。
荀彧的道德与才具均高，高到了曹操认为是他的张良。荀彧也的确给了曹操以极不可少的支持：劝曹操到洛阳迎汉献帝的，是荀彧；吕布偷袭兖州之时，发动了夏侯惇、程昱等人，守住了鄄城、范县、东阿三个城，是荀彧；袁绍率领大兵南下，给曹操“打气”，指出袁绍的若干缺点以及袁绍谋臣的如何一个一个皆不成材，叫曹操不必害怕，尽管去和袁绍一拚的，也是荀彧；每一次，曹操在外边打仗，替曹操坐镇后方的，都是荀彧。荀彧不仅是曹操的张良，也是曹操的萧何。
荀彧是荆州颍川郡颍阴县人，祖父荀淑当过县令，父亲荀绲与七个伯叔都是才子，号称“八龙”。荀绲做过济南国的国相，叔父荀爽做过司空。
荀彧在本郡被举为孝廉，做过中央的“守官令”，于董卓作乱以后活动“出京”，金蝉脱壳，到今天的山东济宁附近作亢父县的县令，然后在亢父挂冠而去，回到颖阴家乡，劝家乡的人赶快搬家，不要留恋这颍川郡“四战”之地。
其后，他投奔袁绍，看见袁绍不是一个能够成事的人。就转往东郡，与当时的东郡太守曹操做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