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建议天黑再下山，我和乡干部都反对，因为我们已经望见了竹楼和稻田，觉得再也不能贼娃子一般困在这儿。"边防军来了咋办？""我们已经过了边防站好几里，"记者说，"他们撵不过来。""我说的是缅甸的边防军"，我解释说，"万一被抓住，扭送回去就完蛋。"
于是三个人商量，各自拉开２０米的距离下山，这样，一个出事，另两人总能及时躲避。我自告奋勇在前探路，开始，除自己的脚步声外，还能听见背后跟来的脚步声，渐渐，就啥也听不见了。我回头"喂喂"了几下，就敢紧猫下腰，嗖嗖地朝回窜，象拍电影一般。我把周围都折腾遍了，仍然没找到同伴，累得倒在灌木丛里，眯着眼从叶缝里看太阳。刚天亮不久，天气还不太热。
我不知不觉睡着了，临近中午，又被蚂蚁咬得跳起来，缅甸的蚂蚁太大了，稍微出点汗，脖子上就绕了一圈。我又拍又抹地清除蚂蚁项链，就继续赶路。威：你懂缅甸语吗？万一碰上当地老乡咋办？黎：中缅边境的老乡经常往来，能说几句汉话。六、七十年代，也有云南知青越境过去，参加人民军，搞世界革命的。应该说，老乡见着我这样的，不会有报警之类的想法，再说，人民币通用，这也许比语言更管用。威：看来，你越境之前准备很充分。你不是因为喜欢流浪而去冒险吧？你别用这些浪漫的东西来蒙我。
黎：你又不是警察，我凭啥子要把"犯罪动机"坦白得哪么清楚？话说回来，中国人都象我，想留就留，想走就走，"英特纳雄耐尔"早实现了。政府也没这么沉重的负担。我觉得应该从蒙古开一条大道出来，穿过前苏联地区直达欧洲，你不用管，他自己就去了……
威：好啦，莫发宏论了。刚才讲到哪儿了？黎：赶路。他妈的，根本就没路，我在灌木丛里连滚带爬，见着坡就下，我掏出表已经过了六个小时，无论如何也该到山脚了，可是，原本远远能望见的勐古河，不知到哪儿去了。在灌木丛右边百把米，出现了一片密林，一旦钻进去，绝对就出不来了。这时，你猜我想起了啥子？我想起了《山间铃响马帮来》，一部老电影，写土匪走私的，大约就演的这一带。我没遇见神秘马帮，屁都没遇见一个，但这部３０年前看过的东西，这时居然就想起了，紧接着，我又觉得周围很眼熟，"是不是早晨猫着腰转后找人时，把路走叉了？"这念头令人发毛，但更叫人寒毛倒立是一声低沉的吆喝："不准动！"威：是缅语么？
黎：标准的普通话。
威：你咋个绕来绕去又回来了？
黎：我也懵了，脑袋轰隆一下，浑身哆嗦起来，两个不争气地膝盖一软，就跪了下去。我抖得跪都跪不稳了，还不见人影。于是，我勉强抬头看上面，那吆喝又起了："举起手来！不准抬头！把武器扔出来！"威：是边防军？
黎：和边防军差不多，只是军装要破旧些。不怕你笑，我吓得尿裤子了，裆里全是臊烘烘的。我的眼睛被黑布蒙了，双手被绑在前面，象个瞎子一样，被人拉扯着向前走，而腰上被枪管硬硬地顶着。待黑布一拿掉，天已黑尽了。我发觉自己在一个山洞里，周围是一群穿七十年代中国军装的军人。
我被剥得精光，才被推到一张桌前，顶上吊着雪亮的碘钨灯，而桌边审讯官的背后深不可测，似乎还有许多小的洞口。审讯官发问说："姓名？职业？
年龄？单位？来干什么？走私还是政治？有几个同伙？一溜儿招下来。"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全都招了。
威：他们到底是不是边防军？
黎：两边的边防军都不是。他们是人民军、缅共的游击队。六、七十年代红火过一阵子，据说分好几个军区，有十来万人，几乎把中缅边境全占了。现在有些衰落，也是受世界潮流和红色高棉穷途末路的影响。威：你被人民军抓住了？真是活天冤枉。
黎：我的路走偏了，瞎戳戳地撞进游击队的营区还不晓得。后来才知道，这儿离边境已十多里，我差不多脱险了。太倒霉了。更冤的是，那个胡子拉碴的审讯官还是重庆知青！１９６９年，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营地跑过去的。审到中途，他突然与我聊起家常，问朝天门码头变化大不大？他说已经打了２０年的仗，依旧很想家。
我惊喜交集，就与他摆龙门阵，谈国内的变化以及风起云涌的学潮，我们都一口四川话，并时常纠正对方的某个字眼，"你是２０年前的重庆话"，我说，"现在好多言子儿都不说了。
"你晓不晓得夜总会的小堂客叫啥子？叫瓦块儿。"知青反问："崽儿总没变吧？"
我说："哪当然，永远都变不了！"
我们俩都哈哈大笑，笑到后来又流下泪来，周围的人民军都莫名其妙。接着，那４０岁的老知青命令摆酒席，弄了四个菜，一壶酒。不一会儿，我就有点醉意了。老知青与我谈起格瓦拉；谈起当年的国际主义理想；谈起同来的知青战友，十之八九已埋尸异国沙场。我深受感动，就问他还打不打算回国？不料他却反问："你都跑出来了，我还回去干啥？"我说我是迫不得已，从某种程度上，也许我和你一样，是追求冒险的理想主义者。他说："你的理想和我不同。你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全人类。２０世纪，只有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才算剩下来的理想主义者，或者叫珍稀动物。"龙门阵已经摆到这种深度，我恳求他放我走。他叹息一声说："我们是老乡，哪怕政见再不同，我也应该放你一条生路，虽然你前面不一定就是生路，可我这一关是应该让你过去的。可惜，太迟了。抓到你才个把钟头，上峰就已晓得了，并通知了中国边防当局。"
我的酒被吓醒了，象一条掉入冰窖的蛇，依然拼命想挣扎："您就说我逃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我的老乡无可奈何地笑了："周围都是兵，一条大活人，能逃到哪儿去，除非地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真的对不起。如果在上报之前，就晓得你我是同乡知己，不用你开口，我就，现在，唉！"
我卜通一声给他下跪磕头了："我该啷个办？回去也是死路一条！不如求您看在老乡面上，马上给我一枪还痛快些！"
老知青把我抱起来说："想开些，老乡，假如没得其它动机，单纯越境，最多不过判一两年，救你的还是自己，千万莫弄些东西往脑壳上笼起！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是团长，一有私心，兵就不好带了。不象一般军人，大不了脱这身皮，也惹不了多大的事。"
威：人家话说到这份上，你也该死心了。
黎：他妈的！我象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的代价就是两年徒刑。你看我的脸，一边大，一边小，下巴也是歪的，这些永久的记念都是在历次越境中被揍被摔的。那种刺激，才叫做人生哪！我曾被一条长绳子拴在手扶式拖拉机的后面，被拖着在密林里跑，衣裤烂得象刷把。那时，我羡慕电影里绑在木桩上出卖的黑奴，市场里的买主都有权出价，有权带我漂洋过海，到天南海北去服苦役。嘿，奴隶的生活！今儿东明儿西的浪漫生活！妈的，现在兴自己卖自己就好了，省得我挖空心思地越境。
这世上最难追求的就是自由。你饿死没人管，可是你要挪地方，变一种活法，就有人管你了。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号称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也不允许人随便去，没钱，没具体的政治原因，你说一千遍热爱自由也不行。真他妈的虚伪。
威：坐了两年牢，你的梦也该醒了。我觉得缅甸比中国还差得多。既使你越境成功，到了仰光，或者其它东南亚邻国，也有可能被当作黑人黑户抓起来，那岂不更惨？
黎：我还没坐过外国的牢，我咋晓得惨不惨？不过，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坐过，他跟我走的是同一条道，在缅甸内地被当地人检举，下了政府的大牢，嘿，这家伙，居然同缅共的一位中央委员关在一个号子，不到一年，就学会了英语和缅语。还了解到缅共的不少机密。当然，都是些没用的机密。威：你也想上这样的大学？
黎：我没这个命，想也白想。我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不仅同中央委员是难友，而且被承办人忘在监狱里了。没人审他，没人搭理他，如果不是他有一天突然大吼大叫起来，那就只有烂在里面了。
威：傻瓜也晓得吼。
黎：你吼就吼了，别人用汉、英、缅三种语言骂娘，结果，命运就改变了，他被当作劳工输出欧洲，后来在丹麦定居。这是我晓得的运气最好的偷越国境者。威：这好象是天方夜潭。
黎：我对你来说也是天方夜谭，在和平时期，只有偷渡最刺激。威：这么说，你已偷渡成瘾了？
黎：至少四、五次吧。不过，最具戏剧性的是刚才讲的。其它经历比较平淡，都失败了，只要在提讯时不乱说话，一般都罚款算了。我没钱可罚，也就在收审所呆几个月。最近的一次是去年，我以为香港快回归，边防就不那么严了。我花了几十块钱，在广州买了个假身份证，混入深圳。本来我是想到中英街去看看，去不了，就在街这边过过眼睛瘾也行。可是到了沙头角那地方，那的一切就象巨大的磁铁，一下子就把我吸住了。我傻戳戳地靠近了街中间的铁丝网。嘿，那哨兵，街上密密麻麻的人不管，就直冲着我来了。
我想都没想，就把装有假证件的皮包扔过了街。我还以为那是香港地界，大陆哨兵不敢踏入。不料那军人用枪指着我，然后拉开铁丝门，"出国"去捡回"罪证"。
威：你的皮包总算出了一趟"国"。
黎：我也这样对哨兵说。他说香港马上要收回，以后去玩挺方便，何必这么着急。
我在樟木头收容站住了两个月，才查清身份。太悬了，差点就以伪造证件罪判我了。
威：你为啥要把皮包朝那边扔呢？你本来没做见不得人的事。黎：哨兵冲我来了。
威：他冲你来，最多盘问几句，赶你走。凭啥子抓你嘛？黎：我哪有你这么清醒。偷渡惯犯嘛，本能地就要扔掉证据。威：皮包是证据么？
黎：你说呢？
威：看来，你这块心病的确是你爸遗传的。
19反革命分子刘德
采访缘起：刘德这个名字，我最早听狱友李必丰说起，那是１９９２年隆冬的某日黄昏，我与老李一块在大墙内兜圈暴走，不料他突然刹步发问："晓得刘德么？"我边摇头边继续赶路，他只好追着我叫道："此人是１９８５届反革命，因为一堂课，判了７年刑。"
我当时没在意，因为李必丰有没头没脑、独往独来的艺术家脾性，你若较真，他反而会前言不搭后语——直到２００２年隆冬的某个夜晚，我再次听诗人雨田提到刘德，内心不由一震，赶紧打探，得到此人仍在绵阳本地做临时工的确切信息。
圣诞节前夕出了点事，我家受到警方突袭，散失了部分冤案资料，但我始终没停止追踪刘德。几经周折，我终于在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１日下午从成都出发去绵阳，约见一位刘德的故交。经四处联络，方在天色黑尽时探明刘德的大致去向。
我们找了辆车，在城郊十几公里的路段来回跑了三趟，终于在一加油站旁边发现一鬼火闪烁的土路。车缓行几百米，在一派凄凉中抵达新华书店储运料仓库的门。叫门，无人应答。我们才注意到在车灯照射中的楹联："祥云普降意欲达；金光高照气如虹。"原来是座无殿无香火的弃庙。
我们继续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唤，到底感召了守门人。"刘德？"他将我们上下盯了好一会儿，方接过我朋友的小灵通，给一个双方共同的熟人打电话，得到不是匪类的担保后，就给了我们不确定的指点——跟着，我们就驶入了迷宫中的村庄，并迎着寒风探出头，撕心裂肺地叫"刘德"。犹如一个梦，所有的房屋都相似，脑袋一个接一个从二楼或三楼窗户探出来问："喊啥子？""这儿没刘德。"车再次撤退回来，载上守门人进村。我们停在一个路口，守门人下车，七拐八弯，消失了大约半个钟头。终于有一只手在黑暗中向我们招摇，跟着一个瘦小的身影从墙根蹦出来说："我是刘德，你们跟着我，绕过两根土埂和一个大坑，就到家了。"（以下，刘：刘德；威：老威。）
威：刘德先生，总算找到你了。
刘：这荒郊野地，真有点难为你们了，没跌跤吧。
威：我们从成都出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快车，抵绵阳天已快黑了。没顾上吃饭，就赶到新华书店宿舍，在大门收发室，××兄一个个联络与你沾点边的人，小灵通（一种类似手机的区域性通讯工具，因单向收费而备受用户青睐——老威注）都用得烫手了，才打听到你在这离城十几公里地租了间农舍。
刘：农舍？太雅了。你当我是晋代陶渊明躲在这儿隐居么？
威：你没电话，没呼机，也没有门牌号码，相当于隐居吧。
刘：原准备安个电话，想想又算了，白交几十元话费，图个热闹，不好。热闹要惹祸。
威：这房实在太简陋，还是毛糙的水泥墙面，连钢筋都露在外头。家徒四壁，你空荡荡的朝里一站，倒像个搞建筑的民工。
刘：我就是民工，不过一般民工都这个地那个地的流动，我这个民工却几十年如一日地钉在新华书店库房里捆书、码书、装书、卸书，月工资５００元左右，所以租不起城里的房子，只好跑这么远栖身。难啊，老婆是农村户口，一家三口的嘴都栓在我的裤腰带上。
威：不容易。
刘：像控诉旧社会的歌里唱的，星星满天就出门，走出一段村子里的黄泥路，去赶进城的头班公共汽车。我是临时工，饭碗没保障，所以不敢迟到。好在干体力活不费脑筋，人一累瘫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威：你一个四川大学的老牌高材生，曾经也算个风云人物吧，就如此安于现状？
刘：这是命。
威：那我们今晚就从你的命谈起吧，我已经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你的大致情况：出生于四川安岳乡村，１９７７年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不愧为天之轿子……
刘：以我当时的成绩，可以上全国任何大学，但我出于乡土观念，最终选择了川大。７７届，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多叫人羡慕呀！不仅全国，全世界都为之瞩目。我们中文系，１０２位同学，大约３０％为高干子弟，另６０％有家庭背景及知识渊源，只有６位同学来自农村，我呢，就是这６位中年龄最小的。
威：不简单。我晓得７７、７８、７９，连续三届高考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因６５年后，由于"教育要革命"，致使高考中断，数以百万计的老三届初、高中生从学校涌入"广阔天地"，摸爬滚打，政治方面早熟了，可青春和学业却被耽误了。
刘：老三届的特点是年龄偏大，自学能力强，思想活跃并超前，加之教材滞后，经常在课堂上，老师面对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无所适从，无法照本宣科。因为稍不留意，就会受到诘难，下不了台。这可是积压了十几年的人才呀，当红卫兵，造反，武斗，上山下乡，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要说辩论演说的口才，随便抓一个都比老师强。但是，历史的错位使他们成了学生，在当时，也只有通过考大学，才能在一夜之间鸡犬升天。回忆起来，我对课堂印象不深，激动人心的好时光都在课外，例如参加锦江文学社，写诗、小说和评论。伤痕文学很风行，文学社自筹资金创办的《锦江》文学杂志影响相当大，在校内发行一部份，我们就成群结伙，拿到校外去卖，春熙路、总府街、校门口、锦江宾馆周围都是发行点，一元钱一本，抢购一空，没买着的还不甘心地追着我们问这问那，场面火爆。那时，文学社最有名的才女是徐慧、龚巧明，一诗人，一作家，诗文的共同特点就是伤感，叫人读着读着，眼里不知不觉有点湿润。她们毕业后，都分配到作协，徐慧在《青年作家》编辑部干了一段，不久就出国了；龚巧明一腔热血进藏，写了不少好小说，却死于一次翻车，太可惜了。另外，评论界的名人王岳川，北师大教授，我在中央电视台还看见过，也是我的同班同学。
威：解冻之后就是文学的繁荣期，毛死后的中国与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有些相似吧，民间的各种压抑已久的情绪都想借文学发泄出来。好了，长话短说，你毕业后就分配到绵阳吗？
刘：先准备到《四川日报》内江记者站，因名额被会拉关系的一位同学占了，只好再分配到绵阳地区文教局。８４年，文教分家，我就到文化局所属的《剑南文学》杂志当编辑。现在这份杂志属文联，还在办，不过主要刊登中、小、学生的作品，发行渠道也主要是中小学。
威：记得８０年代，我还在《剑南文学》上发表过散文诗。
刘：文学时代嘛，所有的杂志都火，名家稿子也多。绵阳地区不少作家都是通过《剑南文学》走出去的，赵敏，女诗人；郭同旭，气功大师严新的专职吹捧作家，一本书卖好几十万本；还有雨田，得过两岸很多奖的本地大诗人，过去跟我在同一张桌子编稿。绵阳是省会成都的卫星城，文学青年一浪接一浪，在学校，文学社团更是雨后春笋，密密麻麻地长势喜人。为适应社会，满足广大人民对文学的狂热追求，《剑南文学》的编辑或作家、诗人经常应邀去学校讲课。
威：多少钱一课时？
刘：完全免费。那年头在有一点上延续了毛泽东的经济计划时代：蔑视金钱，至少不重视金钱。特别是以普及文学为己任的文化人，一说钱，自己都觉得该煽自己两个嘴巴。我敢说，当时所有的杂志编辑都讲过课，而不象现在，编的编，写的写，分得很清，举手投脚都要经济效益，所以就只有文学垃圾而没文学。
《剑南文学》小说编辑耕夫是我的朋友，他与本地各中专混得熟，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课讲，忙不过来，就摊派些"任务"给我。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７日晚饭后，一辆大货车刹到我的住处，车上跳下一群绵阳工业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热情洋溢，不由分说，将我"请"上货车就一阵风驰电闪，驶向该校礼堂。
威：这么说，全校师生都出动喽？
刘：没有。开始礼堂内就２０多个学生，因为那年头请校外文人讲课很风行，跟日常生活一样，我又不是名家。但是我年少气盛，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比许多名家更有名堂。果然，我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连续讲了三个小时，连水都顾不上喝。而听众也由稀稀拉拉的２０多个增加到好几百，不仅座无虚席，最后连过道、窗台、门口都挤得不透风。许多人挤不进来，就一堆堆地趴在窗外，我边讲边用眼角环视左右——连一人多高的护窗，甚至树上都有人。
威：你也算超水平发挥了。
刘：现在这副倒霉的小老头模样，你已经认不出当年的刘德了。《列宁在１９１８》，记得吧？如果让我继续发挥，我能讲到天亮，那场面说不定比老电影"１９１８"中的领袖演说还要壮观。我的题目是《今天和今天的文学》，作为例证，我评论了众多当代作家及作品，比如李国文的《故土》、《花园街５号》。由于解放军作家李存葆反映中越边境战争的代表作《高山下的花环》受到官方推崇，风靡一时，我就拿它作为靶子，阐述了我与正统的"主旋律"相佐的观点。既然战争是国与国之间不得已采取的极端手段，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就该反对一切战争，包括现在美国攻打伊拉克，我也反对。
威：现在的所谓反战同你８０年代的反战可不太一样。
刘：总之，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个堪称战争英雄的将军，他的双手肯定沾满了鲜血，古往今来都如此。可《高山下的花环》却从正面肯定，喧染了非正义的战争，鼓励战士们去送死。
威：这叫爱国主义。
刘：中越、中朝过去都亲如兄弟，因为要并肩作战，打美国鬼子；后来美国鬼子跑了，人家要搞人家特色的社会主义了，要投靠苏联了，我们的脸面下不来，两兄弟马上反目为仇。先是老山的边界摩擦，然后投入野战部队，终于一口气打到越南重镇谅山。深入别人国土几百公里，还叫"自卫反击战"么？当然，这是国家行为，小人物奈何不得，但总可以发发议论吧？兄弟邻邦打来打去太没意思了，而文学对一段历史的评价应该有另一种比较私人的角度。
威：《高山下的花环》我也读过，还拍成了电影。但是现在，我几乎全忘了。这种按中央文件打造的应命文学，虽然名噪一时，但留不下来。花环飘零后，花环下的累累白骨就再也引不起后人的兴趣。
刘：我的话还没有你说得狠。
威：我恍惚记得魏京生的罪名是出卖军事情报，也就是说，他在中越之战打响前夕，同一位西方记者聊到当时路人皆知的时局，并阐述了与你相似的反战观点。他因此坐了十几年牢。
刘：我不晓得魏京生，但同老外侃国内敏感问题总有不妥。
威：除了文事，你还涉及到哪些方面？
刘：我谈到改革，中央雷声大，地方雨点小。比如绵阳，人事机构越改越多，越改越浮肿庞杂，编一份文学月刊，两三个人就够了，偏偏十几、二十个人，从科级到处级，占着茅坑不拉屎；我还谈到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历史倒退，百姓遭殃；我还点评了"四项基本原则"，认为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抵触。因为说到底，执政党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否则合法性就值得怀疑。
威：我感到奇怪，作为过来人，我觉得１９８５年的政治环境算比较宽松的。"清理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也遭到党内开明派的抵制，在粉墨开场了一年之后，于１９８４年彻底破产。民间力量四处串连演讲，异常活跃，比如胡耀邦的儿子在武汉创办《青年论坛》，搜罗了一批立志改革的青年精英。我的友人卢从文，当时就读武汉大学，曾聆听过温元凯、胡平的公开演讲。胡平曾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在大黑板上，逐条批驳，指出它们与现行法律相悖。在成都，民间组织也在官方纵容下成立了不少，如智协，如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都挂靠着四川省团委，发展会员，创办刊物，搞得轰轰烈烈。《大时代》上的作者，如高尔泰、墨哲兰、冯川、周伦佐等，都是在各大高校非常有号召力的右翼演讲高手。至于我自己，目睹了许多有关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通宵达旦的激烈辩论，由于１９８３年１月在《星星》诗刊上发表组诗《儿子们的年代》，成了精神污染的诗歌典型，受到批判，株连了《星星》，被贺敬之老婆在"重庆会议"上点了名。可到１９８５年，《星星》主编白航竟亲自撰文翻案，发表在《文学报》，嘲讽左派棍子们只懂整人不懂诗。
刘：你讲得不错，胡耀邦当总书记不久，就有歌德和缺德之争，结果缺德派大获全胜，因为经历了文革，人们对歌舞升平说假话的那一套已经烦了。我在编辑部，读南来北往的书刊，激烈的言论多如牛毛，左派臭极了。可绵阳，这派性根深蒂固的地方，仿佛从思想上与外省隔绝开来。你是盐亭人吧？在这儿，当官的６０％都是你的老乡，盐亭苦寒，出产匮乏，所以你的老乡们，打出娘胎，就懂得溜须拍马，削尖脑袋朝外地钻。结果老乡串老乡，大老乡提拔小老乡，官帽子就人人有份了。
威：你在骂我？
刘：我在发泄。因为整我的《剑南文学》主编谢某某，就是你们盐亭人；杨某某也是，做了四川省纪委书记，据说本人倒还廉洁，却收了大帮子贪官、奸商门生。我这人，愤世嫉俗，当然要吃这污秽世道的亏，可没想到，仅因为一堂课，就惹下了终生遗恨。
威：在以言治罪方面，绵阳算独步中国了。
刘：对。那晚快结束时，我突然发觉讲台前排新添了几张阴沉沉的面孔，不像在校师生。他们交头接耳了一会儿，其中一位就站起，走上台打断了我的话，提醒演讲超时了。后来我才晓得，此人乃本校的党委书记。
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６日，也就是９天后，绵阳市公安局的便衣从宿舍将我带走，并实施拘留审讯，关押在市收容审查所。其实此前我就被严密监控了，公安局找到单位领导谢某某、刘某某，要他们稳住我，别忙"打草惊蛇"。收容所是关偷儿、赌徒、乞丐、妓女等社会闲杂的地方，人流量大，如牲口市场，我挤在蒸笼一般的号子里，天天大汗淋漓，还要应付审讯。我熬到７月份，就转至看守所，按程序，审讯人员由侦察换成了预审，态度要稍好些，不打不骂了。８月２６号，我入狱刚满３个月，检察院来人动检，跟着送达《起诉书》，这时，我才见到家里人请的辩护律师王剑。王律师３０岁左右，见过世面，敢于在法庭上为我作无罪辩护，也算我的恩人。
１１月６日上午，我被提出监舍，带着手铐出庭。由于是公审，那天有千把人赶来旁听，把中院审判庭挤得满满的。公诉人竭力用文革语言丑化我，把我描绘成一个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腐蚀下的蜕化变质的坏分子，一个因个人私利而反党反社会的极端危险的阶级敌人。作为例证，公诉人引用了四川大学校党委会所作的毕业政治鉴定，并指出：一个积极靠拢组织的好学生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堕落了？
威：真他妈胡扯。
刘：接着宣读了证词，即工业学校５０多位师生写的揭发材料。我的脑袋嗡地大了，因为证词上的话我根本没有说过。
威：比如哪些话？
刘：就是《起诉书》《判决书》里引用的"我要看到共产党垮台"、"新的主义代替共产主义，新的政党代替共产党"之类。
威：有证人出庭吗？
刘：没任何证人露面。我当时情绪反应强烈，一再要求揭发者出来与我当众对质，都被法官喝断了。什么群众揭发？公安局和校领导往师生跟前一站，再启发、动员，谁还能不写？文革中批林批孔，把林彪和孔夫子弄成一家子，不是每个人都自愿写了批判文章吗？
威：有演讲录音吗？
刘：我的律师也质疑过，没录音，没证人，所谓证词也是学生们事后根据回忆提供的，这就不能排除诱供，受唆使作伪证的可能；甚至证词提供者是否在场都值得怀疑。公认人回答不上来，律师就趁势申明我无罪，并强调不能把过激的政治言论或政治错误与犯罪混为一谈。眼看公诉人招架不住，法官却赤膊上阵，连吼住口，并威胁要把律师赶出去。
威：这幕闹剧太有意思了。
刘：公诉人有法官撑腰，缓过劲来，又继续出示东拉西扯的证据，《剑南》负责人谢某某、刘某某创作的"我一贯对党不满"言论，连玩笑话也记录在册，什么"犯了毛病你要改，你不改，要劳改"等等。连我谈恋爱也被斥为"流氓罪"，警察还调查审讯了我的对象，与我保持通信的其它两人，指称耍流氓也同反革命有前后因果关系。我的律师气得脸都变色了。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奈何？终于，法官看了看表，宣布休庭。整个过场走了一个多钟头，稍后接到《判决书》，徒刑７年，剥权３年，我不服上诉，被驳回。原来我的刑期早就定了，开不开庭都是一个结果。
威：你咋晓得刑期内定了？
刘：律师透露的，后来他就离开了这个行业，离开了绵阳。一般来说，重大的政治案不由公、检、法说了算，而要上报政法委员会。省里管政法的书记同时兼任政法委主任。
威：我明白，政法委属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机构，它既管法院，又管律师。不少案子，连当事人的律师及辩护口径都由政法委安排。
刘：关于我的事，海外报道很多，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都做了醒目的标题，如"共产党培养的反党大学生"，真是五花八门。据说四川方面把我作为反动典型报到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乔石还签了字："此案全国少有。"并把四川的刘德反党反人民与上海的杨巍投敌叛国相提并论，要杀一儆百。
威：听李必丰讲过，你的案子曾经轰动一时。
刘：铁案嘛，翻不了。随后去四川广元荣山煤矿投入劳改，编入掘井队，没日没夜地陷在几十米深的井下。不过，我的个头矮，腿软皮松，只能跟在打巷道的屁股后干些杂活，修修水沟，调调水泥。一年多后，时来运转，我上地面当起了教书先生，教文盲劳改犯识字，瞎混了四年余。
威：你被整服了？
刘：我申诉了五年，每年至少申诉１０次以上，每次我都把《申诉状》同时抄写六份，中央、省、市各相关部门一份，同时投寄出去。
威：有回音？
刘：石沉大海。最后两年，大队长找我谈话，暗示只有停止申诉才能减刑，于是我照办，监狱就给我减了两次，让我提前一年半出狱。
威：按常规，政治犯是很难减刑的，除非有特殊情况。
刘：你指国际压力吧？我承认，自判刑以来，海外媒体一直关注这件事，西方各人权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坚持追查我的下落。但是他们和我的立场、情感不一样，他们只会干扰我的生活，带来更大的麻烦。
威：我不明白。
刘：我出来后收到不少信、杂志、书以及贺卡，寄自英国、荷兰、挪威、美国，有普通的同情我的市民、学生；也有各个国际笔会中心，他们一直想帮助一个叫刘德的在狱作家。可惜劳改时，我蒙在鼓里，政府对内对外都封锁了消息。这是毛时代的传统，你施压越凶，他反弹得越厉害，就象大墙内的红衣主教龚品梅，关了３０多年，西方年年都在呼吁，连罗马教廷和政府要员都数十次出面交涉，要求放人，可咋样，牌在我手里，想押多久就押多久。幸好我不够资格成为东西方冷战的一张牌。
威：你这种心态有问题，你冤枉坐牢，别人关注还有错？
刘：邀请信不少，挪威、德国、美国，组织和个人都请我去，人家把我当成历尽沧桑的作家。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会外语，除了早年给《锦江》投了几篇幼稚习作，几乎没有进行过文学创作。所以，在所有的邀请中，我只选择性地给英国笔会中心回了一封信，大意为：１、我本人不是作家，因此不会接受对一个作家的邀请；２、我没有作品，因此没资格，也不会考虑成为国际作家笔会的会员；３、作为中国人，不管受了多大委屈，都应当爱国。当然，如果能去西方旅游观光，我很乐意，可是没钱没护照，去不了。
威：你倒诚实。
刘：老实人吃亏吧。鲁迅先生说：一个人说真话，就不被别人理解。
威：被人理解是两方面的，这么多年，你也没有寻求别人理解你嘛。
刘：啥意思？
威：你先是被动坐牢，到后来，你不知不觉放弃了前半生那种闪光的青春冲动，自我封闭太久，灵魂就成监狱了。
刘：一个人的命是有定数的。
威：知识分子也信命？
刘：我老家安岳乡下，出了个算命的，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在方圆百里名气很大。
１９岁那年，这位先生根据我的生辰八字，以及腰间的一颗大红痣，就掐指算出我２２岁要离乡外出，读书升学跳龙（农）门。当时没人信，因为１９７４年，老毛没死，文革还在搞，城里人出差还要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开证明呢；一个农村娃离乡去升学，更是天方夜谈。于是我妈就请求作进一步解释，先生爱理不理地抛了句"天机不可泄露"。
果然，这天机就是唐山大地震，中国连死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接着粉碎四人帮，再接着恢复高考。我鬼使神差地考上了，那可是我老家几十年出的第一个状元。
威：这么神？也许是撞上的。
刘：更神的是１９８５年，我出事前的半个月，一向不太出门的妈妈到绵阳来，硬要拉我回家避祸。我年少不懂事，就嘲笑妈妈迷信。可老人家说：那神算先生推断我有牢狱之灾，要离开绵阳这是非之地，躲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先生还说：要老实，少说话，少动气，切忌跟人吵，这一劫要持续到１９８７年阴历８月间，不出事，方免。
我不信这一套，妈妈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总算回去了。唉，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第三次是１９９２年，我新婚燕尔，就趁回门，把妻子的生辰八字给神算先生看。先生把我的八字重新翻出来，对照着，边掐算边念念有词地"合八字"。结果，脸色刷地变了，连命金也不收。我再三追问，他才吐出"不死则离"四个字。我象挨了一闷棍，晕乎乎地回到家中，没想到两年后的一天，我前妻真从二楼摔下来！当时她正搭凳子，垫脚往阳台上晾衣服，不料旋头风一刮，她就倒栽下去，脑壳戳在铁桩上，头盖骨都稀烂了。
威：你就整日生活在一种无休止的不祥预言里？太可怕了！
刘：这位算命先生是我的隔房亲戚，前妻亡故时，他又对我说：再婚，改变个性，融入这个世道，学会巴结，讨好大家，哪怕一泡屎也要当饭吃了；要提醒自己，一天至少笑三次，开头不习惯，不自然，渐渐就习惯成自然了，笑得把啥子苦事都忘了。直到时来运转，突然变天，我平反了。
威：你能做到么？
刘：做不到，所以要慢慢磨。我是一颗灾星，从读书升学开始，就注定了劫数不断，还连累家人。妈妈死了，是被我气死的，她害有风湿心脏病。我坐牢，家里一直瞒着她，瞒了两年，到底露馅了。她喊着我的小名，突然就倒在地上抽搐，造孽啊。
我爸爸是老革命，１９５０年在天灵山武工队剿匪，立过功，与他同时代的人，起码都当地委书记了。可他恋家乡，怕出这门，就留在村里当生产队长和会计，２０多年了，德高望重。可这一来，成了反革命的老子，威信一夜之间就扫地了。乡里乡邻指指戳戳，干部就当不成了。连两个弟弟也受到歧视，被迫退学。
威：跟他们有啥关系？我坐牢时，我爸为了打探儿子的音讯，还养成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呢。
刘：大城市和乡下，一个天一个地。我两个弟弟读书都是第一名，升学没问题的，但是同学都不理他们。后来，老师找他们谈话，说为了不影响学校名声，你们自己离开吧。
威：后来呢？
刘：他们和妹妹都外出打工了，听说在新疆和浙江的啥地方。总之，已经多年不回家了，一个乡间的旺族就因我而衰败了。
威：你没想过离开这地方？
刘：到哪儿都这命。
威：你一边在算命，一边在下意识地抗命。
刘：那就到此为止吧。
20法轮功练习者曾氏
采访缘起：74岁的曾氏是我早年文学上的引导者之一，为人正直，长于理性思索，她练上法轮功，实在令人震惊。于是在2000年3月8日，妇女节的下午，有了这次谈话。曾氏说，我是练功同行之外唯一的登门拜访者。她还提醒我出门当心长“尾巴”。真是风雨飘摇，世事难料。
老威：老人家，您是什幺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
曾氏：97年底。那时你方伯伯刚刚去世，他活了70多岁，没过几天舒心日子，临终还摊上个肺癌。你想象不出一个人竟会受这种罪！一米七五的个头，就剩下一堆骨头架，轻飘飘的，连我这个虾米老太婆都抱得动。喘气要忍，咳嗽要忍，忍不了，轰轰出声，血就一口接一口朝上翻，手脚抽搐，把我都弄成血人了。唉，反右、四清、整风、文革，老方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风浪，已习惯了在厄运中苦撑苦熬，可这次，他几十年炼就的意志力彻底垮了。他控制不了自己，一再拔氧气管自杀。后来连护士都害怕，只有我死死地掰住他。注射大剂量吗啡，他会安静两小时。我感觉在似睡非睡之间，他眼缝里的红眼珠还在瞪我，瞪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的心在痛，老泪纵横，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我还以为泪都干了呢。
咋会这种结果？清高、正直的老方咋会是这种结果呢？
50年代到现在，文学界一直是一潭浑水，几代文人都在里面搅，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原来还指望“真理终将战胜谬误”，可后来，或左或右的运动多了，你才发觉，世道千年，甚至万年不变，总是风派人物吃香，吹牛拍马，卖友打小报告的吃香，管他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余任何党，中国人天生就喜欢这个。老方要做正人君子，没人拦，但渐渐就落得孤家寡人。平反恢复工作没几年，原来一起挨整的老朋友也疏远了。掌权的永远是掌权的，老方认了，只能成天呆在家，钻研《二十四史》。出差开会也躲，他不花国家的那种钱，大鱼大肉使他便秘。
终于熬到头了。我守了他半个月，偶尔女儿也进病房探望，她是诗人、作家，支过边，原来的作品还有真情实感，可现在，生活压力大，就埋名隐姓写烂电视剧，一集七千元，钱挣疯了，对临终父亲的安慰话也不地道，听起来像流行的台词。这不能怪孩子，我们这代人艰苦朴素，认死理，从物质上，没给下辈留下什幺，所以她们就实用一些。过去整她爸的那批人，现在都在台上，照样拉帮结伙，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因为在台上，所以就是我们宝贝女儿的朋友，一起搓通宵麻将，一起上电视谈些鸡零狗碎的休闲话题，这就叫“文化优势”，或叫“赢家通吃”。
老方去了，他坚守了一辈子个人道德，可最后连女儿也失去了。我空落落的，一个人在这大房子里转。墙上挂着老方的遗像，床头摆着年轻时代的像册，隆冬将至，就添几枝老方生前喜欢的腊梅花。这就是一个老编辑的退休生活：总是回忆、回忆；总是生病、生病；吃药、吃药。
大概有好几个月，我在家像幽灵一样，煮一锅饭吃好几天。老方的骨灰葬在龙泉驿他的老家。我老是梦见那公墓，像儿时的台阶，我坐在台阶上，感觉到处都是老方。楼下的老白，过去与我同一编辑部，退休了，渴望出名的年轻人也不登门拜访了，他就养花养猫，还写诗感叹“人不如猫”。这也叫一代老人的精神生活。
我的病越来越多，腰、腿、颈椎、心脏、血管、肾脏，轮翻折腾。这台老机器，医院有啥办法呢？换换这儿，补补那儿，维持下去：这就叫科学！老方就死于这种修理身体的科学。快崩溃了，修理不了，就打吗啡，那时医生的唯一作用就是止痛。我怕病，我不能像老方一样。在文化界没朋友，我就经常出门走走，街头巷尾，卖报补锅的，都凑过去谈几句话。
老威：你女儿与您住同一座大院，来去挺方便嘛。
曾氏：她与我楼对楼，可十天半月见不着面。几分钟的路，也打电话，给人感觉比北京还远。她在电话里总是说：“妈，请个保姆嘛。”这不是请不请保姆的问题，我还能动呢。
老威：于是您就练上法轮功了？
曾氏：有一天傍晚，我到《四川日报》后面散步，正好碰见几十个法轮功练习者，整整齐齐的几行，在一面墙前打坐。当时寒风刺骨，我身上穿毛衣、棉袄，外头还裹了件羽绒服，可仍把脖子朝里缩。练功的人中，中老年居多，他们居然都是运动服，脸色也比我红润多了。我曾经练过气功与太极剑，你方伯伯在世时，还嘲笑我，这幺没耐性的两个人，咋能练成气功？果然，我练了半个多月，就坐不下去。不是没耐性，而是心不静。你想想，经历了那幺多风风雨雨，自由、民主、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这些东西像变戏法，东一阵，西一阵，牵着我们的鼻子在时间里赛跑，最后，没人牵了，我们反而迷失了方向。真是见鬼了。不想则已，一想，或多想，就心烦意乱。而气功要求什幺都不想，只靠一个意念，强制性收摄心神。这不行，至少我不行。幸好我没继续练气功，否则走火入魔，就糟了。说不定会跳起来，给自己一刀。太极剑的原理与气功大同小异，我练了一阵子，眼睛就动白内障手术，把剑带进病房，瞎头瞎脑地练，剑头差点刺着邻床病友的鼻子。不行不行，我与这些东西没缘份。
法轮功不一样，我不知不觉站了半个多小时，被一种氛围罩住了。这时，有位中年妇女从坐垫上站起，笑着招呼我“大姐”。我说我女儿和你一般大。她说没关系，大家都是亲姐妹，我早就在注意你了。我说练功不能有杂念，你这样当心走邪。她说大姐你是练过功的？却不晓得这法轮功与传统的任何气功都不一样，它不以消灭人的意念为目的，你尽可以带着自己的心事练功。我原来也与你差不多，死了丈夫，丢了饭碗，前途渺茫，心智一堵塞，就害病，下半身麻痹，几乎就起不来床。自从练上这功，老师就在我的下腹装了一个法轮，你看墙上那张图，那就是法轮静止的模样，它一旦转动，就24小时不停，哪怕你因为杂事缠身，没功夫来这儿，法轮一样带动着你，达到“法练人”。你看我，两年多没吃一颗药，病全好了。业力消了。
我问何为“业力”？她说是前世带给你的病根。消除病根，就叫“消业”。佛教叫“恶业”，又有“孽障”之说。法轮功吸取了佛教的循环论，也吸取了道与儒的优点，但去掉其被动的因素，达到真正的“普渡众生”。不是来世，而是今生，业力在你体内，像许多虫子渐渐长大，分爬开去，啃嚼你的各个器官。再加上现实社会、环境污染、空气浑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尘土飞扬的环境更加糟糕。某一天，你突然病了，进医院，花了大把的钱，却不一定找得准病根。医院根据人体的表象，划分为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骨科、男性病科，五花八门，就像一群总是在外表忙碌的汽车修理工，油路、电路、方向盘、刹车、发动机，还有类似皮肤科的汽车美容。每个医生只负责把一部份弄得暂时不出问题就行了，他们不懂他们只解决了病的诱因，而诱因下面，是业力。外部环境每时每刻都在诱发业力，比如食物：洗衣粉馒头，工业油炸的麻花、油条，激素饲料催肥的猪，过量化肥弄出来的大米。我们的每一节肠子都是毒，早晨伸个懒腰，吸毒就开始了──空气中的粉尘。再比如电视：官僚假惺惺的笑脸，你无动于衷地听每天的谎言，也是毒。再比如车祸：发生得太频繁，只要没撞着自己，你就习惯性地围观一阵，然后走开──这种种日常生活都在增加你的业力，积累到一定的量，突然爆发──您的身体被摧垮了。没有医生明白，这是一个比他们有限的医疗知识漫长得多的演变过程。
老威：老人家，。您的记忆力真惊人！
曾氏：练功之后，我把背了十多年的药罐子砸了，有点小病小灾，也从不吃药，身体顺其自然就好了。睡眠也足，饭量也增加。以前总想自己如何，业力缠身。
现在总想着别人，想着一道练功时的和睦场景。只要一声通知，哪怕凌晨五点钟，大家也随叫随到，从来没有一人迟到早退。
老威：自从99年5月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之后，法轮功被中共中央定性为“有组织的邪教”，您置身其中，是否认为李洪志在国外遥控这一事件？
曾氏：您这种口吻有问题，法轮功注重自身的修练，讲究“真、善、忍”，会“围攻”谁？一个围字，一个攻字，都违背了法轮功的起码准则。因为某市公安局抓了四十多名无辜的法轮功练习者，交涉无效，我们只有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上访。虽然大家聚到一块，人数成千上万，但并没有闹事，只是边练功边等待上面的答复。我们找的是中央信访办，难道法律规定了“上访不超过多少人”
吗？当然，如果有一定的自由生存空间，大家也犯不着上北京找衙门。可是，诺大的中国，除了共产党官方的信口雌黄，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法轮功评理的地方，上街游行犯法，贴大字报犯法，想来想去，除了“上访”，其它营救被捕者的行为都犯法。
我不明白法轮功到底邪在哪儿？它威胁了共产党幺？它提出了颠覆政府的纲领幺？如果是这样，我也不会参与。我一把老骨头，没几天活头，一心想的就是远离政治，消业，健康起来。尽天年，无疾而终就是福，这一点，同其它练习者没啥区别。文化层次的高低在世俗社会有用，在“法轮”的世界却无用。
人类的老龄化是全球性的问题，在西方国家，经济条件、人文环境、社会福利都跟得上，所以老年人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至少是衣食无忧的。而在中国的现阶段，信仰崩溃，风雨飘摇，弱肉强食，人人都没安全感，老年人就更没安全感。在家里，与儿女有代沟，在社会上，被视为累赘和废物；病了，没有照顾不说，还看不起病。像我还能公费报销，而许多人，病了就拖，拖得不行，一查就是绝症。大病别提了，感冒稍微严重一点，进医院就是几百元。多如牛毛的医药公司派代表驻在各大医院，直接与医生、药剂师勾兑，让他们多给病人开病方，报销又贵又劣的产品，从中吃回扣。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法轮功以“功”代药，以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去抵抗侵蚀脆弱肌体的百病，当然对中老年人很有感召力。法轮功练习者的年龄大都在50岁以上，大家共同练功，同在一种“场”内，发生心灵感应，这不仅是老师的力量，更是同一法轮之下的互助的力量。
“真、善、忍”是人性中的三个点，互相呼应，形成稳定个人道德的三角形。个人道德稳定了，社会也就稳定了。从国家经济利益看，还节约了大量的医疗费用。
共产党的错误就是把不以任何东西为敌的法轮功树为敌人，把弱者视为敌人，他们只看见了练功者惊人地增加，几年之间，达数千万之众。他们被这个数学吓住了，因为他们就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信奉“团结就是力量”。于是，除了在专制的旗帜下，在以某某为核心的强制性的“民族大团结”，其它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群，都必须是离心的，勾心斗角的，否则就是图谋不轨。这种丧失理性的唯我独尊恰好是邪教最显着的特点。这已经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从毛泽东开始，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依靠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可实质上，他们除了强权什幺也不相信。这也是中国传统，“抢得了江山是王，抢不了江山是贼”，所以失败者、弱者，构成这个社会基础的“沉默的大多数”，永远应该被利用、抛弃、践踏与蔑视，他们忘了在几千年前，圣哲老子就在《道德经》里讲，弱如水，弱如婴儿，婴儿是能最终强健的，而水无处不在，再厉害的拳头打下去，也伤不着水。
法轮功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是水与拳头的关系。年轻力壮的警察，小伙子们，您们可以打我，把我这个弱不经风的老年人推倒在地。我没事，我爬起来，法轮还在小腹里暖暖地转，我还在练，感谢您用拳头帮我消业、增功。您可以把我抓进监狱。世界就是大监狱，对于老年人，墙内墙外都一样，练功不择场地。您把我从北京遣送回来？感谢您，累着您啦──老师八岁时眼角多了点东西，是他师傅加在那儿的，叫“真、善、忍”，老师过了很久才悟出来。我70多岁了，却从警察的身形里看见了老师，看见了“真、善、忍”。
强者替弱者树立起了信仰，法轮功由一种消业的过程被外力超拔成具有世界性的弱者之道，也算是宿命吧。
老威：宿命？哪您承认法轮功是一种宗教了？
曾氏：法轮功是老师创立的，老师没这样宣称，我也不敢乱说。
老威：您这幺崇拜李洪志？
曾氏：老师是开了天眼的，在他的身上，凝聚了宇宙万物的精华。
老威：老人家您是怎幺啦？您们这代人，经历过反右、文革以及其它的政治运动，应该深知个人迷信给中国造成的灾难。
曾氏：老师是大慈大悲，老毛是大奸大恶。
老威：但就个人神化这一点，他们是一致的。请别打断我，在中国，一种绝对权威一旦树起来，就不容任何置疑，像“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像“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之类，都是一种形式或包装，它完全可以根据时代背景，转换成“凝聚了宇宙万物精华”的李洪志先生。在李氏自撰的著作《转法轮》里，作者追溯了“法轮功”的来历，声称从四岁开始，就接受了佛家独传大法第一代传人全觉法师的亲自传功，修练“真、善、忍”最高特性，这明显是一种文学创作。
接着的创作就是他先后跟着“隐形”和“显形”的佛家、道家、大道的师傅学上乘大法，具大神通。等到他决心“改编”法轮功时，十方世界里各门各派的二十多位上师全回来，参与了对法轮功每招每式的推敲、演炼，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无法考证的，我只能说，这是李洪志先生的痴人说梦。老人家，您也相信梦话幺？
曾氏：梦比现实更可信，这是一种超验。你是诗人，应该相信法轮功基本信条就是不打妄语，否则要遭天谴。共产党的无神论灭掉了“天”，灭掉了压在我们头上的茫茫的宇宙，使人除了怕俗世的权威、权势者，就啥都不怕。唯物主义使人心堕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为教条、灭人欲”。而法轮功没有这种非此即彼的攻击性，没有“阶级斗争”，它的最高信条，就是“真、善、忍”，人类做到了，天下不就永远太平幺？你不要问它的来历，我活了70多岁，回头去看，没有任何现实是摸得着抓得住的，一个接一个弥天大谎，每一天都在重复。
老威：我也有同感。
曾氏：80年代，许多人读不懂你的《死城》，当时你说《死城》来源于儿时的经验，是一部个人精神史，没人能破译得了。例如“我是夜夜爆发惨笑的房间”。
我还与你争论，我说：“你夜夜都在惨笑幺？你疯了幺？”你回答：“是的。”
我说：“你妻子受得了？”──现在看起来，我那时对你的误解同你此刻对老师的误解一样幼稚可笑一一你是认真的，在《死城》里破译自我生命的密码；老师更是认真的，他破译了，却用平直的语言说出。
老毛的个人神化引发全民狂热，万众成了同一台战斗机器，而法轮功人数再多，也没有狂热，大家只是通过练习演译老师的生命密码，祛病消炎。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比如“达摩面壁”，比如耶稣作为一个木匠，怎幺能发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再比如摩西一个人圣山朝觐上帝，然后下山宣布“十戒”，等等。无神论者自己做不到，没经历过，就统统排斥，岂知天外有天，人的认识能力很有限。西藏人朝圣，一步一个长头，磕上千里路，途经传统的神山，还要加磕几倍的头。在他们看来，天是有灵魂的，具有法律的威力。他们的心灵匍匐在地，倾听神的声音。好的宗教，对人类是一种提升。我承认我在练习法轮功时，也企及了众多好的宗教，历史悠久的宗教。它们在演化发展中扬弃了血腥的，征服性的东西，保留了接近“真、善、忍”的本质。
老威：各种宗教都具有“超验”成份？那每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家都可以成为李洪志，创立某种功法？
曾氏：你能对人类有益，与上千万的人心相通幺？如果能，也未尝不可。
老威：老人家，您的确到了“人心皆佛”的境界。不过我还是对“法轮功”包医百病心存疑惑，这一段时间，国内舆论都在揭露法轮功受害者的死伤事件，各地加起来还不少。有的人财两空，就疯掉了；有的癌症患者，一练上功，就拒服任何药，结果很快就不行。
曾氏：世界上没一种东西是包医百病的，你本来就病入膏盲，作为补救，练功可以延缓病情，但把所有死、伤、疯事件都归罪于法轮功，却是共产党一贯的宣传手法。比如文革要打倒刘少奇，就把从古到今的所有屎盆子都朝他头上扣。我敢说，医院治死的人绝对比练功死掉的人多得多。
退一万步，就算有人因练功出了问题，但他在练功者中感受到的关怀与爱心绝对比医院，比其它场合要多。过去有练功点，大家在一块息息相通，如今共产党破了这个“场”，一些人心理脆弱，抗不住，但多数会挺过去。
老威：我也纳闷，以中老年为主体的法轮功咋这幺顽强？
曾氏：对于我来讲，过去是练功，现在却是招魂。这是一种仪式，不信，你学我的样子，站或坐都可以，把手心向上，双臂抬起…我不再感到孤独，时间流逝着，从里到外，法轮嗡嗡地转。我就是地老天荒，假如一种来势汹汹的邪教把世界上所有文明都摧毁，剩下的就是地老天荒。我站在这儿，为自己，为亲人，为死去的，为我不认识的人叫魂。”你不要到东方去，你不要到西方去……”回到躯壳里内心里。屈原招魂练过法轮功，不过他不知道，因为两千年后，上天通过老师的喉咙才命名了这种末日的招魂神功。中国人伯强权怕了多少年？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工资和领导。可这群无神的世俗的百姓，一旦做了这个练功的姿式，就什幺都不怕，就敢站在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是有这个传统的，有个叫孔飞力的美国人写了本书：《叫魂》。叙述了干隆年间，民间流传的剪人毛发，施以符咒的巫术。据说中了这种巫术的人，就“失了魂”，最终将害病死去。这个传说从浙江萧山开始，像瘟疫一样蔓延，引起了全社会的恐慌，因此干隆皇帝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叫魂”巫术。
我要特别说明：法轮功驱病叫魂，但不是巫术。这个民族“失魂”太久，今天，魂通过法轮功回来了，哪怕监狱，也只关得了身体。魂是自由的，伤不了，你就是砍了我的手，我心里，意念里，还在练功，还在忘我地向天祈祷。
21江洋大盗崔志雄
采访缘起：１９９１年农历正月初七，我随一位律师朋友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拜访了江洋大盗崔志雄。其时，他的死刑复核期已过４５天。"又白捡了一个春节！
"他说。
崔犯３９岁，浓眉大眼，虎背熊腰，大冷天，仍单衣单裤，丝毫没有惯常死囚的萎顿之态，倒令人想起某部国产电影里的侦察排长。他拖着重镣，对保险柜和人都有天生的洞察。我无意中遭遇了这个逃跑故事。当我在几年后整理这段回忆时，崔犯已化作累累白骨，但我的手心仍惊出了冷汗。上帝啊，这一切真的发生过么？
崔犯在鬼门关还会继续越狱么？（下文中：威：——老威；崔：——崔志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