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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

_4 克里斯•华莱士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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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中国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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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松自己说过:“让人不可预测,是领导人的最大资产或武器”。
  理查德·尼克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2年2月20日,空军一号飞机在太平洋上空追逐夕阳,向西彻夜飞行,飞行高度是保密的。理查德·尼克松坐在自己靠窗的座椅上独自沉思,要飞到关岛才能着陆睡一睡。1969年他就任总统后不久,就下令将空军一号这架豪华的波音707飞机内部重新装修。原先,林登·约翰逊总统在飞机上都是与客人、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共用一个宽敞的机舱。现今不一样了,机舱改装,中心是一个彼此隔开的三室套间,成为一套不受干扰的飞行密室。当年,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任期内当副总统时就访问过56个国家,是一个出了名的环球旅行者,所以他如此改装空军一号,倒也是一种挺实在的安排。同时,尼克松又是一个保密成性的人,总爱独处一隅冥思他那变化不断的计谋,所以飞机上的这种布置对他是非常合适的。
  这天夜间,他在沉思之中不时抬眼望望月光笼罩下的大洋,感觉到“就像从前那些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一样,自己这次哲学发现之行也是没有确凿把握,从某些方面来看也是冒着风险的”。他这次出行,是一场秘密的多国桥牌比赛中的最后一搏。
  尼克松是一个桥牌高手。他当海军中尉的头两个月,就通过玩牌赢了6000美元(后来他还用玩牌赢的钱进行了他的头一次政治大赌博,成功当选为美国众议员)。可是,这一次的赌注更大得多:能否赢来全球的均势——附带的赌注则是他尼克松能否在这一年秋季赢得总统连任。
  经过关岛之后,空军一号将在上海短暂停留,接一名红色中国的导航员。然后,总统及其家属和随行的一小批顾问将被领航到北京的一个军用机场。正是他尼克松,对外,使美国对共产党北越的战争逐步升级,在国内则早已给自己树立了强烈反共的名声,如今却要成为第一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
  自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流血内战落入共产党人之手,没有哪一个美国国家元首敢去揭开那个“天国”的面纱。在共和党强硬派看来,以及在选举了尼克松总统和他的两位民主党前任的美国民众“沉默的多数”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挥舞着核武器的无赖国家,它随时想要蹂躏自由世界。约翰逊总统曾认真考虑过是否要轰炸中国的核设施。肯尼迪总统曾宣布中国玩弄核武器是“我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面临过的最危险局势”(此话是在他已遭遇过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讲的)。
  毛主席的一次又一次“运动”日益泛滥,连原先支持他的苏联人也在20世纪50年代末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如今苏联大军已部署于两国绵长的边界,紧张备战。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也是从未得到过美国公开承认,直到他尼克松着手策划这次访问之前几个月,他才成为承认这一国名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事实上,直到1964年,尼克松为帮助戈德华特竞选而四处奔走时,还公开标榜共和党一贯坚决反共的立场。可是,尼克松自己说过:“让人不可预测,是领导人的最大资产或武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麻烦不断,现在想要连任,就需要一场大赢。
  尼克松在1968年成功的竞选中曾许诺要从越南撤军,可是到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却使越南战争蔓延到另两个邻国。这时在可畏的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头也不回地退出了尼克松发起的限制军备谈判。在国内,尼克松提名的头两位最高法院法官均遭到国会拒绝,他提出的税制改革、无违约保险和学童公共汽车法案均于国会搁浅。为了打开新局面,使全球实力对比出现有利于美国的重组(同时又为他在国内竞选连任获得无比宝贵的红利),尼克松精心策划和秘密安排他的中国之行,已有几年之久了。
  怎样才能最清楚地解释尼克松总统的一些精明狡黠的表现,这是历史学家们和记者们二三十年来一直用心推敲的一个问题。他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当年还处于农村状态的奥兰治县,父亲收入微薄,母亲是虔诚的贵格会教友,一直遵循从她祖辈起已有200年之久的贵格会祈祷仪式。尼克松童年时期有一两次病得差一点死去。他的两个弟弟均死于肺结核,这给年轻的尼克松心灵留下创伤。
  当他的弟弟们在亚利桑那一个疗养院疗养时,小小的理查德·尼克松就曾打工,给一个游艺场招徕顾客,后来上学时参加过辩论,演过戏,然后又当律师,慢慢学会了不屈不挠追求公众的赞许,以此填补自己心灵上的空虚。早在中学时代,据他的辩论导师回忆,他就表现出“一种能力,不正面顶撞,而是绕过争论的焦点”。到了上大学时,他甚至掌握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确保他自己和某些同学的成绩。他这个人自幼已失去得太多,所以任何策略都不忌讳,冒任何风险都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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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中国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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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门事件和被迫下台以后,尼克松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说过,“我是按照我发现的政治规则进行比赛。”他的政治生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政治赌注急剧增大,因为战时的盟国变成了和平时期的敌手。核“遏制”、边缘政策以及国内的共党密谋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焦虑,这种气氛帮助了尼克松步步高升。
  他刚刚在加利福尼亚当选为美国众议员后不久,就成为麦卡锡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员,精明地插足于冷战事务。他执著地追查国务院雇员(共党间谍)阿尔杰·希斯一案,从而出了名,并第二次当选为众议员。后来他在加利福尼亚竞选参议员,用他的话来说,那次竞选就是要选民“在自由与国家社会主义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结果,尼克松以将近70万张选票的优势当选了。
  在尼克松这样的保守派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地图上出现的一个最大和最不祥的新斑点就是中国大陆。在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共强人毛泽东在苏联支持下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蒋介石被迫跑到台湾岛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当杜鲁门派美军反击共产党北朝鲜对南朝鲜的入侵时,毛泽东实践了支援北朝鲜的诺言,出兵抗击美军。
  朝鲜战争结束后,在日内瓦一次中美和平谈判中,(原文如此,显然有误。此次会谈是1954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印度支那的多边会谈。——译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故意拒绝与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握手。这一侮辱是周恩来永远忘不了的。这次会谈是中美两国政府此后十多年期间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谈。在美国共和党人看来,是杜鲁门把中国放弃给了共产党人,因此,他们认为给困守在台湾的蒋介石提供不论多少军援、经援和言论支援,都不为过。
  尼克松对于中国的战略转变究竟始于何时,是难下定论的,然而早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尼克松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不久起草的一份政策文件就提到“我们决不可让中国永远置身于国际家庭之外”。当选为总统后,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又说到要开创一个“新的谈判时代”。
  1969年3月,中国军队在有争议的中苏边界伏击了苏联边防军。这时,尼克松知道时机就要到了。当时,西方世界还在一边观看中苏漫长边界上断断续续的冲突,尼克松却已悄悄伸出触角,通过后门政治渠道,打开与中国的秘密对话。
  尼克松意识到台湾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共和党人双方都感到“烫手”的问题,所以精明地在他的行政班子里面巧妙设置了后门。他任命他的老朋友和法律顾问威廉·罗杰斯为国务卿,可以信赖罗杰斯在外交政策方面遵循共和党的方针,但与此同时,他又另辟蹊径去执行他自己的日程。罗杰斯为人正直,一贯忠实维护台湾的利益,而且与台湾的驻美“大使”沈剑虹私交甚深,尼克松自然不能靠罗杰斯向中国做姿态。在这项任务上,他依靠的人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出生于德国,是哈佛博士,教授,对外政策专家。他曾经批评过尼克松之流的政治家党派观念太深,按照过时的道义观点处理国际关系。在尼克松1960年那次未获成功的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基辛格甚至把尼克松说成是“所有竞选总统者当中最危险的一个”。基辛格是犹太人,出生于外国,讲求实用,又知识渊博,似乎与尼克松毫无共同之处。可是尼克松让基辛格看到他处理世界事务异常明智而且思想开放。基辛格博士则正是尼克松所需要的能避开雷达射线而秘密活动的谋士和外交官。
  为了让国务卿罗杰斯忙于启动常规外交渠道的接触,尼克松命令美国驻波兰大使找中国大使会谈。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外交渠道早已堵塞多年,所以国务院的人甚至说不准中国驻波兰大使是哪一个人。美国驻波大使馆的几个人在一次华沙时装表演中悄悄向几个亚洲外交官打听,高兴地弄清楚了那几个发愣的外交官就是中国大使馆的人。这些中国外交官迟疑地同意了与美国代表进行正式会谈,而与此同时,基辛格开始了一系列绝密的活动,通过巴基斯坦来回捎话,与北京政府进行间接的接触。
  但是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5月把越南战争扩大到柬埔寨,使得中国人退出了华沙会谈,通过巴基斯坦的秘密渠道也堵死了。尼克松并不灰心,他展开了公关攻势,对《时代》周刊说:“如果说我死以前还想做什么事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私下里,他认为中国人尽管口头上说不怕中苏边界那一边部署的120万苏联军队,但其实还是害怕的。他还打赌说,中国坚决支援北越的立场其实是可以变的,就像美国对台湾的无限支持会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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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中国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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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松总统通过基辛格直接吁请巴基斯基总统叶海亚汗敦促周恩来同意举行美中高级密谈。叶海亚汗利用与周恩来共同进餐的机会转达了这一建议,周表示同意,但条件是只谈台湾问题。为了换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邀请,尼克松倒也情愿做此让步,但仍向中方表示需要谈更多的事。可是,这一秘密通信渠道又一次被打断了,这一次是因为1971年初美国支持了对老挝的入侵。
  北京一直保持沉默,让尼克松有点泄气,可是周恩来终于做了个令媒体惊喜的动作。这位总理邀请当时在日本参加了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批乒乓球运动员和教练及其配偶,还有获准随队访华的5名美国记者,成了自从杜鲁门时代美国外交官被打发出门以后的头一批访问这个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周恩来向尼克松“下了赌注”。
  周对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说他们“打开了美中两国人民关系的新篇章”,的确如此。随之而来的,是两国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又一系列秘密信息往来。这一次周同意了美国所要求的在高级别会谈中扩大议题的范围。他还更进一步,邀请美国派一名“部长级”特使到中国面谈细节。
  基辛格和尼克松欣喜若狂。两人在白宫悄悄密谈了几小时以后,打开了一瓶白兰地,为周恩来这一提议干杯。用基辛格的话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尼克松对中国的建议做出了热情的肯定答复,惟一要求是中国不要接待其他的美国政治家,尤其是不要接待民主党人。他提出这一点,自然又是着眼于争取连任的政治奖品。
  基辛格善于充当尼克松的密使,早就学会了让自己的活动瞒过新闻记者和政敌的眼睛。这位国家安全顾问享有内阁成员级的地位。他常常乘坐空军一号飞机秘密出访,而这种飞行通常被说成是“检验导航设备的训练飞行”。他执行秘密国际出访时,往往故意张扬地在华盛顿的重大社交场合抛头露面。他是单身汉,在首都各种聚会中一向深受欢迎,所以他会在星期五出现于一场晚会,又露面于星期一的一次宴会,给人一种假象,似乎他是在首都度过了周末,而实际上他却是偷偷溜到了安德鲁斯空军机场,去执行总统赋予的高级绝密的访谈任务,往往飞到了半个地球之外又再飞回。
  至于这一次到中国的侦察使命,基辛格手下的人对报界说,他要到亚洲一些地方做一次了解情况的访问。可是到了巴基斯坦出席叶海亚汗总统招待他的宴会时,基辛格突然出现了“德里痢疾”症状——这是预先精心排练过的表演——主人方面赶紧送他去疗养。在大胆策划的这次代号为“波罗”的行动中,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实际上是被悄悄塞进一架早已待命起飞的巴基斯坦喷气式飞机。在机舱里,基辛格和他的助手发现跟他们面对面的,是四名神色紧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直到在北京的谈判桌与周恩来面对面就坐时,基辛格才确信自己不是被绑架了。
  周恩来谈判态度强硬。他坚决要求美国方面切实保证愿意彻底重新评估其台湾政策。基辛格机智地利用周恩来对苏军入侵威胁的忧虑。周恩来则抨击尼克松的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的行径。但两人都明白,基辛格所要的,只是派他来寻求的东西:对美国总统访华的邀请。经过48小时不间断谈判以后,双方终于推敲出一个彼此都认为满意的邀请书。基辛格给华盛顿发报,只用了一个预先约定的密码:“Eureka”。
  基辛格回美国后不久,尼克松就在全国电视上宣读了中国邀请书全文,说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让全国的人大吃一惊。
  国内的反应来得既快又猛。工会领导人乔治·米尼建议尼克松不如拜访古巴的卡斯特罗,说尼克松“既然想拜访世界上的吸血虫,为什么不把他们全都拜访到呢?”甚至尼克松自己的共和党内一些人也指责总统是在出卖冷战期间最珍贵的弃婴,即台湾。著名电影明星乔治·韦恩——他主演的《真正的勇敢》一片深受尼克松赞赏——给尼克松写信说,总统的访华决定“真是耸人听闻”。他还送给尼克松一本反共小册子,以便提醒尼克松别忘了美国仍在冷战之中。
  国务卿罗杰斯气得脸色发青。他直到最后一刻才听到消息,而且还领到了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要他把尼克松访华的意图通知他的朋友、“台湾大使”沈剑虹。沈提出的强烈抗议,被尼克松置之不理。美国参议院对于他们事前被蒙在鼓里感到愤怒,以41票比27票的表决结果推翻了尼克松提出的外援法案,以示报复。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说尼克松访华之举是在玩弄“他的党和国人所能见到的最恶劣的本能”。
  这时,尼克松竭力安抚他原先故意回避因而得罪了的人物和利益集团。他曾经为戈德华特的竞选卖过力,所以共和党保守派需要还这份人情,这时被说服而站出来维护他的访华决定。有两位未来的总统都被调动起来为尼克松效劳,从而在总统如何弥补损失方面上了一课,大开眼界。其中一位是这时当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罗纳德·里根,他尽管私下里骂中共是“一群杀人犯”,但受尼克松总统委托,仍然跑了一趟台湾去安抚那里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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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中国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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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则是这时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乔治·布什。尼克松总统的政策突变,让他不得不应付联合国方面的烂摊子,他曾说这是一个“可耻的时刻”。阿尔巴尼亚提出了接纳北京政府和驱逐台湾的议案,华沙条约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们像狼一样猛扑台湾代表。美国对这一议案投了反对票,但尼克松已向中国点头,实际上就已分裂了原先占多数的反华阵营。表决结果是76国赞成,35国反对,决议通过了,联合国大会的会场上响起了狂热掌声,台湾代表团只好神色黯然地退出会场。
  但尼克松此时关注的是另一件事:他打出中国牌在莫斯科引起的反应。他宣布访华这一消息后不几天,苏联就请他恢复已中断了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一反应来得正是时候,表明世界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有利于美国的转变。尼克松的目的已达到了几乎一半,只待启程出访了。但中国人手里这时仍有几张牌可打。
  尼克松想赢得连任,关键在于这次历史性的访华之行需要得到充分的电视转播。要让美国公众看到这位尼克松主义新世界秩序的设计师是如何行动的。他以为中国当然会让众多记者随行,可是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十年的社会对此并无热情。虽然北京同意装一个通信卫星接受器转播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彩色电视画面,但他们大大压缩了想随总统出访的美国记者的名单。
  更令人不安的,是从中国透露出来的一些消息和情报。中国共产党内有很多狂热“反帝”分子,他们认为毛泽东和周恩来走得过了头。中国公民接受仇美教育已有20多年,如今竟然要欢迎美国的领导人尼克松这样一个“屠夫”,中国许多高级强硬派人士认为无法接受。反对派中最突出的一个居然是长期被西方认为是毛泽东接班人的军方强人林彪。林彪在秘密向苏联飞行的一次神秘坠机事故中身亡,这一事件在克里姆林宫和白宫都产生了冲击波。
  尼克松对于毛泽东打扫院落的动作疑虑重重,又急于检验一下中国传媒抵制的限度,就在总统出访之前的一个月派基辛格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将军作为先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一趟。黑格一身美国军装,又有运动员般的身躯,似乎恰好体现了中国强硬派所鄙视的美国军国主义。他在上海一个机场刚着陆(机场上有谴责“资本主义猪仔”的标语),负责接待他的上海官员就表现出反美态度,不断地围绕着越南战争和美国在亚洲的图谋向他提问题。这批美国人到杭州,又遇到同样的对待。幸好这时有人向毛泽东报告说黑格的访问变成了政治火药桶,北京迅速采取措施,要求外省市官员对待黑格一行要有分寸,所以这批美国人最后受到的接待才比较友好一点。黑格回华盛顿后对尼克松说,若不是毛泽东做了干预,他本来是想提前回国的。他认为总统的国事访问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场赌博,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会是政治上自杀。
  在1972年2月21日飞往北京的最后一段飞行中,上述的事情大概又掠过尼克松的脑海。接照中国导航员的要求,飞机飞得很低。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写到他从舷窗望见一些村镇,“就像是我从图片上见到过的中世纪村庄”。在北京着陆,总统的正式代表团15人一行受到中国人数不多的三军仪仗队欢迎。那是一个寒冷的上午,停机坪上空笼罩着冬季的阴云,尼克松走出空军一号专机,按照传统的礼节与周恩来握手。这位总统想到了杜勒斯18年前在日内瓦对周的冷落,所以大步上前紧紧握住周的手。尼克松后来回忆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此时此景通过实况转播传遍了世界,这正是尼克松所梦想的东西。那简易军用机场上悬挂着一些革命标语,尼克松的夫人帕特身穿一件鲜红色大衣,中国的军乐队奏起了美国的国歌,凡此种种,有朝一日都会赋予一部歌剧以灵感。为了让美国的观众和选民都能看到这一场面,全国三大电视网都在自己播放的节目当中插播这一最新消息,就像当年插播阿波罗号飞船在月球着陆一样。
  尽管事先已经有了分分秒秒具体安排的日程表,中国人还是让美国客人吃了一惊。尼克松和基辛格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行李,就被叫去谒见患病的毛主席。在毛泽东堆满了书的书房,加利福尼亚杂货铺主的儿子面对面会见了那位奇才出众的农民出身的领导者。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和周恩来在轻松随便的气氛中闲谈了一个小时,身旁只有毛的几名女助手。他们的外交周旋临近结束时,毛肯定地告诉尼克松“台湾是小问题,俄国是大问题”。这位主席甚至还称赞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一书。
  那天晚上,中国人在人民大会堂为美国人举行宴会,中国军乐队奏起了美国歌曲《牧场上的家》,两种文化奇怪地而又亲热地交融。这种超现实的情景又转播到全世界。尼克松总统对他的东道主说“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同时又旁敲侧击苏联,对中国人说“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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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中国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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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尼克松访华的新闻界人员有两架飞机的乘载量之多,总统很得体地操纵他们的采访活动,因此这一周当中其余几天上电视的镜头尽是观光游览和宴会。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却辛辛苦苦与中国人一起草拟一个公报,以证明尼克松此行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理的。这时最突出的障碍仍然是同行的国务卿罗杰斯,他简直无法理解尼克松总统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扭转美国已奉行了将近1/4个世纪之久的政策。周恩来总理临时安排,亲自到罗杰斯下榻的套间拜访了这位国务卿,才说服了他不再碍事。
  最后于2月27日从上海发表的1800个英文词的中美联合公报,包括5个部分,记述了尼克松此次访问的活动,两国彼此合作的承诺,这次新谈成的规则和共同的问题。第4部分专谈台湾,说“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尼克松扔掉了他的台湾牌,换了一手新的更好的大陆牌。
  总统这一次完成了引起地震波式反响的绝妙外交和政治表演。可是在上海最后一次宴会上,他一杯又一杯地喝茅台酒,让基辛格为他担忧。基辛格知道他这位总统“两杯酒下肚就话多,再加一杯就变得好斗,或是激动得口齿不清”,这时基辛格已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可是尼克松不仅是陶醉于酒,也是陶醉于胜利。他有点摇摇晃晃地向在场的人冒出了一句:“这是改变了世界的一周。”人们还真的无法从他这一推理中挑错。
  第二天,周恩来与尼克松夫妇及其一行话别。登上空军一号后,尼克松已在计划他的下一次国事访问。这一次将是出访俄国。(几个月之后,当他的飞机从莫斯科机场跑道起飞时,他已经签订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对尼克松来说,他手里真是有玩得很转的一手好牌。)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是丝毫无可争议的成功。中国人现在是可以与之打交道了,而在这一过程之中,俄国人也变得愿意和解了。这年11月大选中,尼克松赢得了压倒性胜利。
  尼克松善于玩弄保密和欺骗的拜占庭迷宫式高超手法,使他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但正是这一套手法最后却毁了他自己,这大概是并不令人奇怪的。两年之内,他为赢得连任而玩弄的隐蔽计谋被揭露出来,使他自毁前程,声誉扫地。人们还记得他这位总统,最主要的是因为水门事件丑闻。然而,这位玩牌高手巧妙打出的“中国牌”也确保他30年之后在治国高手名单上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附录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欢迎宴会上致周恩来总理的祝酒词
  总理先生,今天晚上在座的诸位贵宾:
  我谨代表你们的所有美国客人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无可比拟的盛情款待。中国人民以这种盛情款待而闻名世界。我不仅要特别赞扬那些准备了这次盛大晚宴的人,而且还要赞扬那些给我们演奏这样美好的音乐的人。我在外国从来没有听到过演奏得这么好的美国音乐。
  总理先生,我要感谢你的非常盛情和雄辩的讲话。就在这个时刻,通过电讯的奇迹,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这样的场合都要多。不过,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们不会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
  正如你在祝酒时讲的那样,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如果我们两国人民是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就的确是黑暗的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共同点,那么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就无可估量地大大增加。
  我希望我们这个星期的会谈将是坦率的。本着这种坦率的精神,让我们在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样几点: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的时候,我们哪一方都不会在我们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在这个世界结构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享有同等的尊严;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有权利决定它自己的政府形式,而不受外来的干涉或统治。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个人来讲,我想到我的大女儿,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我就想到全世界所有的儿童,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的儿童,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要为那些使旧世界受苦受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他们的命运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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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中国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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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统治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本着这种精神,我请求诸位同我一起举杯,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能够导致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
  (这一篇讲话的译文系采用新华社1972年2月21日播发的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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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零选择方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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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同于他的几位前任,他不想延长苏联帝国的生命,相反,他认为美国应该尽一切可能促使它崩溃。
  罗纳德·里根与苏联
  1983年秋天,苏军中校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在距离莫斯科仅55英里的一个绝密监视站掩蔽部内监视卫星活动,忽然听到警报响声。他放下茶杯,注视电脑屏幕。看来像是美国刚刚发射了一枚核导弹。彼得罗夫坐在那里愣住了,两手发抖。这毫无道理。
  但这也许有理。几个月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已开始更加起劲地谈论军备竞赛。他把苏联叫做“邪恶帝国”,令俄国领导人愤怒。里根削减国内的开支,却将资金灌注于军备。按照他提出的军费预算。到1985年五角大楼每个小时用于防务的开支将会高达3000万美元以上。最近,美国已开始将一批中远程核武器调进欧洲。苏联领导人担心这是为入侵提供掩护——俄国自己的核战争紧急行动计划就包括这种部署。
  还有一件事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那就是3个星期以前苏联军方击落了一架韩国客机,使机上269名乘客丧生,其中包括61个美国人。
  彼得罗夫应该采取行动。他知道苏联的方针是一旦美国发动核攻击,苏联就应当立即以自己的核武器进行反击。但这肯定会触发美国的大规模报复。几分钟之内,东西两半球就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死亡。
  彼得罗夫与地面雷达核对,雷达却没有显示导弹来袭。但地面雷达是较老的设备,发现目标比电脑要慢几分钟,而彼得罗夫的电脑所监视的卫星系统是一年前刚启动的新式设备,很难说雷达比卫星更可靠。
  3分钟过去了,仍无动静,那警报信号一定是失误。彼得罗夫想,美国人总不会只用一枚导弹发动进攻。可是警报又响了,电脑屏幕出现闪光,像是第二枚导弹升空。后来信号又出现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五次。这时彼得罗夫真害怕是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他知道只要他一报告,就会引起无法扭转的事件链。他的任务是将重要信息按照指挥系统上报,那信息会立即上报给苏共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无疑会发动反击。彼得罗夫没有上报,而是沉住气再看一看。
  各个系统似乎都运转正常,但彼得罗夫总觉得是出了毛病。他向上级报告说出现了虚假警报。倘若他判断错了,那么15分钟左右俄国的主要城市就会一一毁于蘑菇云烟尘之下,而克里姆林宫未事先警觉的责任就全在他彼得罗夫身上了。他焦急万分地听着时钟秒针滴滴答答的声音。
  4个小时过去了,毫无导弹来袭的迹象。从莫斯科来了一个调查小组。彼得罗夫和他的几个同事被扣留了3天接受讯问。最后,调查小组终于发现那虚假警报的起因在于阳光在一个未曾预见到的角度被云层反射了过来——一个统计上的畸变造成了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假象。在冷战时代,和平是脆弱的,设备上的这么一个小失误就差一点引发了一场核浩劫。
  3年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来到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一座小型政府宾馆霍弗迪宫,再过7分钟,他就要在这里会晤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里根身穿一件所有的扣子都扣得紧紧的皮毛翻领大衣走了进来。观察家们注意到袖子太长——这是一件老式大衣,观察家们想,准是他从自己衣柜最底层翻出来的。一年前,在11月一个异常寒冷的上午,里根曾在日内瓦会见过新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那一次他只穿了一套西装,那是有意做戏:当时已74岁的里根要表现他顶得过比他小20岁的戈尔巴乔夫。当身穿大衣、围着围巾的戈尔巴乔夫及其随行人员哆哆嗦嗦走进来时,精神抖擞而又充满自信的里根迎上前去,形象压倒了戈尔巴乔夫。摄像机闪光了——俄国人知道了他们在第一次形象战中吃了大亏。这一次,里根穿上了大衣,大概是一种有礼貌的姿态吧。
  戈尔巴乔夫比预定的会见时间提前一分钟到达霍弗迪宫,仍是身着大衣,围着围巾,戴着他一贯戴的浅顶呢帽。里根走出大门迎接他,说了一下时间,戈尔巴乔夫瞅瞅他的手表,耸耸肩膀。
  双方都有意不让人们对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晤抱过高期望。这是一次非正式会晤,里根说这是一次“私人会晤”。可是雷克雅未克的人们却把这当做一次历史性事件。街道两边商店都在出售印有美苏两国领导人头像的毛衣,一头织有星条图案、另一头织有锤子镰刀图案的围巾,甚至还有纪念这一事件的金质烟灰盘。一座中学的体育馆被改装成一个可容纳两千名记者的新闻中心,里面有当地的一些美味食品,包括鲱鱼、熏羊肉和蜜香酸奶等等。对于雷克雅未克的人来说,这样的大事一辈子只会遇到一次。世界上两个彼此竞争的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将在这中立的地方谈判我们星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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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零选择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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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就一直未曾有过真正的和平。约瑟夫·斯大林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战时结成的联盟一到战后就分道扬镳了,美苏展开了世界范围的较量。从1948年的柏林危机开始,双方较量的场所包括了匈牙利、意大利、中国、希腊、越南、古巴、安哥拉、格林纳达和阿富汗。两国争夺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优势,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力量。
  核武器的存在加大了战后世界的安危筹码。双方都担心对方的第一次打击和反击的核能力,安排国防计划时考虑的死伤数字均以亿万计。双方都明白核战争一旦爆发,是不会有赢家的。
  尽管如此,核武库仍在不断扩大,忧虑日益加深。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理查德·尼克松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经过谈判,开创了缓和时期,争取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合作,希望扩大贸易,控制军备和降低彼此之间的敌意。尽管慢慢有些成果,但人们期望的“大突破”并未实现,根本的紧张局势似乎不可改变。
  到罗纳德·里根1980年大选获胜时,美苏之间的缓和仍无大进展。武器并未大量削减,苏联还在阿富汗、非洲和中美洲积极扩大其势力。缓和期间达成的美苏贸易协议被美国一些顾问形容为“粮食大盗窃”,因为廉价提供给苏联的粮食被用于支撑俄国摇摇晃晃的经济。美苏之间的贸易让苏联人得以继续将大量的钱投入扩充核武器。
  里根就任总统后,决心改弦更张。他不同于他的几位前任,他不想延长苏联帝国的生命,相反,他认为美国应当尽一切可能促使它崩溃。他说:“如果苏联无法一面继续生产它的武器一面又满足它的民众日常生活需要,那就会最清楚不过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要停止跟他们做生意。要让他们的制度垮台。”
  这种强硬的言辞显然是脱离了美国已奉行多年的方针。过去几任总统都是设法通过核僵持来维持暂时的和平。里根却是想要把铁幕永远掀翻。他想要结束冷战,不是谋求暂时的和平,而是要按照他的条件谋求持久的和平。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他一贯反共已将近40年,尽管他以压倒性胜利入主白宫时,有人曾嘲笑他“不过是一个演员”。但有些人也说,最有资格致力于斗垮苏联的美国总统,就数他了。他反共,的确是起始于拍电影的场景。
  1946年9月27日,罗纳德·里根还是一个英俊的35岁的乙级电影演员,到华纳兄弟制片厂参加拍摄一部新影片《夜复一夜》。在前往摄影棚的路上,他遇到上千人的罢工纠察线。制片厂工会头目、共产党人赫布·索雷尔发动了罢工,想让好莱坞变成为共党效劳。
  华纳兄弟制片厂保安负责人建议演员们和工作人员通过下水道悄悄钻进摄影棚。但里根拒绝这种胆怯的行为,于是制片厂派了一辆大巴士车运送他们,要硬冲过罢工纠察线,但劝他们趴在车厢底板上,避免被石头和汽水瓶砸伤。日复一日,汽车都是早上冲进去晚上冲出来,大家都趴下,只有里根一个人坚持直直坐着,让外面的人瞅见他的头和肩膀。他无所畏惧。
  罢工还在继续,一些共党分子开始威胁里根。在《夜复一夜》拍片现场,里根接到一个电话,说如果他继续反对罢工,就要往他脸上泼酸水,让他毁容。里根在这之前不大关心政治,他生长于一个自由派民主党家庭,全家人一向投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票。可是共党分子的做法燃起了他心中的怒火,他成了一名强烈反共分子。1947年,他当选为电影演员工会主席,并以此身份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好莱坞的共党活动情况。
  此后,到1962年为止,里根有10年之久充当通用电气公司的每周电视连续剧节目主持人。他的一部分任务是充当通用电气公司“大使”周游全国各地,向工人们发表演说。他的演说带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气味,练出了一套反共辞令,用以打动听众的心弦。
  在1964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听过里根一次演讲,留下深刻印象。他请里根录制一个电视演讲节目,帮他用于全国各地的竞选。里根为此倾注了他强烈的反共激情。他在演讲中说:“你们和我面临着一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要么将人类这个最后的美好希望留给我们的孩子,要么就会判定他们踏出最后一步而陷入千年的黑暗。”
  里根的演讲轰动了美国。戈德华特的竞选运动募得了800多万美元。《时代》周刊说里根的演说是“这一失败的竞选运动中的惟一亮点”;《华盛顿邮报》说它是“自从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发表其‘黄金十字架’演说威·詹·布赖恩(1860—1925),美国政治家、演说家,因1896年发表反对货币金本位的演说,36岁即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译注以来全国政治舞台上最成功的一次初次亮相”。从此,里根就不再只是演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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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零选择方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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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领导人说服了里根竞选该州公职,1966年,他以100万张选票的优势当选为加州州长。在又连任一届州长以后,他在1976年宣布要争取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因为他认为美国已在俄国人面前步步退却。
  他告诉他的儿子迈克尔说,他想当总统的最大理由就是他要跟俄国人谈判。他说:“苏联人已经很久没有听见一位美国总统对他们说个‘不’字了。”
  那次他没有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输给了在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而福特在大选中又败给了吉米·卡特。在卡特总统对苏联奉行和解政策4年以后,里根知道他该再试一次了。1980年,他轻松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接着又在大选中击败了卡特。在卡特任期内,美国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急剧上升,美国一些人在伊朗被扣为人质,税率超过了历史高峰。但里根总统的当务之急是要结束苏联的威胁。这个毕生反共的斗士进了白宫,事情终于有可能起变化了。
  里根就任总统,提出了他的计划,就是“以实力求和平”。经济预测表明,苏联帝国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不可能再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竞赛而同时还让它的民众吃饱肚子。里根要利用俄国的经济弱势,办法是把军备竞赛加剧到极限,直到逼得苏联无法招架而只好让步。里根说:“资本主义的伟大活力,成功地使我们在反共战斗中有了一个强大的武器,这就是钱。俄国人决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的胜利;我们可以在花钱方面永远超过他们。”
  里根开始实施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军备扩充,希望以此迫使俄国人做出不愉快的选择:要么跟上来而让民众饿肚子,要么最终认输。这是大胆的战略,马上受到了批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说:“我决不承认这种荒谬的理论,说什么只要我们今天造更多的核炸弹,明天就可以减少核炸弹。”甚至里根的一些顾问也认为这战略行不通。但里根总统坚信不疑。
  按照他的计划,五角大楼的预算将要猛增,按照通货膨胀率加以调整后的美元币值计算,从1980年到1985年要升高51%,达到3300亿美元。这将是美国政策上一大改变,因为前几届政府都是消极看待苏联扩充军备而无抗议。里根后来曾请他的听众欣赏一幅漫画,画中的一位俄国将军说:“当只有我们在进行军备竞赛时,我更加喜欢这一竞赛了。”
  在扩充军备的同时,里根又在世界各地大力传播自由福音,希望在东欧激起人们对苏联的反抗,并防止新的国家落入共党手中。美国资助了波兰和东欧其他各地以及中美洲的地下反抗运动。当过体育运动播音员的里根也重视广播。他把“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的节目扩大到覆盖全欧洲。
  广播攻势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到里根总统第一个任期末,已有将近1/5的苏联成年人每周至少一次听美国的广播。同样的人在东欧更多:在波兰达68%,在罗马尼亚达64%,在匈牙利达58%。1983年5月调查600名波兰人认为谁是“波兰的最后希望”时,罗纳德·里根名列第三,仅次于教皇和圣母马利亚,而领先于团结工会的瓦文萨。
  里根又采取了一个引起争议的步骤。1983年,美国把中远程核导弹部署到西欧,它们从西欧能打到苏联的腹地。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让俄国看到美国的威胁是当真的,但北约盟国对此举意见分歧,出现两级分化,同时欧洲各地都有大批人上街举行抗议游行。它也使里根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做是战争贩子。里根的女儿帕蒂也公开反对在西欧部署导弹,因此而加入了反核运动。俄国领导人则感到忧心忡忡。
  里根还强化了他的反共言论,把苏联说成是“现今世界的邪恶焦点”,说共产主义属于“历史垃圾堆”。他根本拒绝与苏联人谈判,指望俄国人会首先承认失败。然而美苏之间日益缺乏沟通,这也开始产生很严重的后果。韩国客机被击落而导致269人丧生,此事也许引起了人们严重的不安,而本文开头谈到的彼得罗夫1983年秋季遇到的情况更是一度使美苏两国濒于核战争边缘。1983年9月28日,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说在里根离开白宫之前苏联将不再做出外交努力,使形势变得更严峻了。
  里根总统心情矛盾。一方面,他的战略起作用了。中央情报局1983年秋季在一份备忘录中报告说,苏联正在走向它的“最后阶段”;要想扭转局面就需要进行激进民主的经济改革,而那样一来它的共产主义制度就不复存在了。但另一方面,里根及其顾问们担心韩国客机事件会是未来事态的一个预演;如果苏联垮台,它不会静悄悄地垮下去。里根担心求生存的斗争有可能最后导致孤注一掷而引起核灾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人对美国也产生同样的想法。他们担心里根的言论日益强硬可能表明他真的在策划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如果结束共产主义的代价是世界毁灭,那就太不值得了。里根后来在回顾1983年秋季的形势时写道:“我开始认识到,许多苏联官员害怕我们,认为我们不仅仅是他们的对手,而且还是有可能先下手向他们扔核武器的潜在侵略者。”里根觉得苏联人对美国有这种想法,是叫人难以置信的,然而他拒绝会晤苏联领导人,叫苏联人很难不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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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零选择方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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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考虑到这些因素,再加上选举年的民意测验表明很多美国人认为里根真想冒险发动战争(赞成他的对外政策的人占38%,而表示不赞成的人占49%),里根觉得他扩充美国实力的做法也许是太猛了,该转而采取和平姿态。他急剧降低了他的调子,开始打开谈判的大门。他说:“核战争是决无胜利可言的,永远也不能打的。我们的梦想是希望看到有一天把核武器从地球上清除掉。”这与几个月之前的有关“邪恶帝国”的言论已大不一样了。
  在降低调门和促进谈判方面,南希·里根也为她丈夫帮了大忙。1984年初,里根终于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据南希·里根说:“葛罗米柯走到我面前说:‘你丈夫相信和平吗?’我说:‘当然NE021。’他说:‘那好,你愿意天天晚上都对他的耳朵悄悄说这个吗?’我说:‘是的,我愿意。我也愿意对你的耳朵说这个。’”
  但里根的武库里还有一样武器,即“战略防御计划”(SDI)“战略防御计划”(SDI)在当时俗称“星球大战计划”。——译注,就是建立一道对导弹防御屏障,防止来袭的导弹。里根1979年访问过五角大楼的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在那里认识到一旦核导弹来袭,就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消极忍受惨重损失,要么立即发动反击,最后结果几乎是自杀。他说:“这两种选择都很糟糕,还必须想别的办法。”从那时起,他一直在构想第三种选择,这就是后来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在太空部署激光器,能发现敌方升空的弹道导弹,精确瞄准,将它们击毁。有这样一道屏障,就可以防止核交锋。有些顾问认为这只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筹码,用来促使俄国人同意削减核武器,但里根是真的相信有此必要。
  里根迫切希望完全消灭核导弹,但他认为“战略防御计划”是安全网。一旦美国遭受到核战争威胁,那就只有依靠对导弹防御系统来保护国家。而且里根表示只要苏联人相信他的意图,他愿意让大家分享这一技术以保护世界。在一次对全国国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里根提出了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同时也建议俄国分享这一技术,从而使双方能共享和平。他说,“我觉得确保同归于尽的战略不会让大家睡得安稳”,而战略防御计划则会“让我们找到办法使这些核武器变得无能和过时”。
  俄国领导人对于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感到恐惧。他们不相信里根的意图,认为这是一种威胁:是要保证美国能安全地发动第一次核打击而自身又不至于毁灭。葛罗米柯说:“让我们不要拐弯抹角,直话直说。这一系统的用处就是要讹诈苏联。”俄国人担心美国是要在最新技术的基础上发动一场新的军备竞赛,而这种技术是经济正在陷于困境的苏联所玩不起的。里根过于简单化的有关分享这一技术的建议只是更加加重了俄国人的不信任。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反应是:“做这种事不但是不负责任,而且是疯狂……华盛顿的行动使全世界陷于险境。”僵局依旧,只是仇意更深。
  到1985年3月,安德罗波夫已死,接替他的人安德烈·契尔年科也体弱多病,濒于死亡。里根说过,“如果俄国领导人老是死,我在我的任期内还拿他们怎么办呢?”但是,契尔年科的继任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却显得是一种新型的俄国领导人。跟他的前任相比,他年轻20岁。属于新的一代,而且他是苏联的第一位承认自己国家需要改革的领导人。他在自己任期内实行了“公开性”政策和经济改革,释放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和持不同政见者,而且曾试图解决食物和商品短缺的问题(这一问题当时已成为苏联经济失败的标志)。
  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经历过战争,敬畏核武器的威力;戈尔巴乔夫却像里根一样,担心核武器可能造成的后果。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尽力学习与苏联核武库相关的知识;戈尔巴乔夫却有意对核武器技术保持一定距离。在军队演习中,他甚至拒绝装模作样下达发射核导弹的命令。他看到了过去的苏联领导人所未曾看到的事实:苏联经济已不可能既支撑核军备竞赛又满足苏联民众的衣食住行。因此,像里根一样,他决心消除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说:“和平重于一切。在核技术和空间技术时代,世界大战将是绝对的罪恶。”
  里根抓紧时机做出了重要决策。他派副总统乔治·布什去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并邀请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里根写道:“你可以确信我个人的决心,要与你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举行认真的谈判。”就这样,一向狂热反共的里根向苏联新领导人伸出了橄榄枝,要求会谈。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商定于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会晤。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里根在欧洲的最坚强的盟友——此前已会见过戈尔巴乔夫,说他是一个“我们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这就增添了美苏首脑会谈会取得进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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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零选择方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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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巴乔夫到了日内瓦,迫切希望和平。他说:“我们将会被拖进我们力所不能及的军备竞赛,我们会输,因为我们已处于我们能力的极限。”里根的“以实力求和平”政策实际上已将苏联推到无法忍受的地步。里根准备做和平交易了。
  几乎难以置信的是,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一见面,就几乎马上联结到一起。里根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们头一次握手,我就不得不承认——正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所预言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是有让人喜欢之处。他的脸上和他的作风中流露出热情,而没有我此前遇见过的多数苏联高级官员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迹近仇恨的冷漠。”
  他们俩沿着日内瓦的莱芒湖滨边走边谈,谈及里根的电影生涯,并试图找到双方的共同点。他们同意再举行两次首脑会谈。通过电视转播,世界各地的人看到了这两个人围着一座火炉谈心。即使不说别的,单是这一形象就让世人几十年来头一次感到和平是可能的。因此,里根回国时受到公众欢呼。他说:“我忘不了自从我遇到枪击里根就任总统后,曾于1981年3月遇刺受伤。——译注以来在这一次所受到的欢迎。”
  第二次首脑会谈是一年以后在雷克雅未克。它被认为是外交史上最不寻常的会谈之一。
  在雷克雅未克的霍弗迪宫,里根与戈尔巴乔夫首先单独会谈,没有阁僚或顾问在场。戈尔巴乔夫表示要做许多事情,凡是里根有可能想像到的事情,都包括在内了。他做出的让步之多,超过了苏联25年来表示过的让步的总和。里根没有跟他的国务卿和五角大楼军方领导人或美国的盟国商量,就做出反应,建议到1996年完全销毁核武器。两个人面对面谈了将近10个小时。
  当顾问们参加了会谈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惊讶地发现戈尔巴乔夫已经“把礼物摆到我们脚下”。戈尔巴乔夫甚至主动提出要急剧裁减苏联的常规部队。里根后来写道:“这正是我们一贯认为的达成削减核武器协议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但我们从未想到会在冰岛得到它。乔治和我都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得到令人惊讶的协议。”
  过去从来没有讨论过如此削减军备。核战争的威胁有可能在一挥手之间就予以告终了。最后,戈尔巴乔夫宣布他所建议的一切取决于一个条件:美国要取消“战略防御计划”。
  在这次首脑会谈之前,前总统尼克松曾经说“战略防御计划”是美国的最后一个讨价还价筹码,建议里根总统利用它来获取最有利的交易。但里根知道,正是“战略防御计划”促使戈尔巴乔夫走到了谈判桌旁,这一计划是给世界带来有保障的和平的最佳希望。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为找到一种对付核导弹的防御性武器而进行的研究,”里根说,他站起身,穿上大衣,对舒尔茨说,“这个会开完了。乔治,我们走吧。”
  戈尔巴乔夫试图劝里根留下。
  里根说:“我想你并不想要一个协议。”
  戈尔巴乔夫回答:“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更多的事。”
  “你可以说‘是的’。”里根说。
  报界批评里根总统不该退会。然而,尽管这次会谈破裂了,里根知道它的碎片仍在。双方至少在原则上同意了要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用里根的话来说,“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接近于达成能导致一个更安全的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协议。”而在这之前谁也不曾想像过冷战的结束。以往的总统做工作的出发点都是认为冷战只可能予以遏制。这一次都大不一样。连戈尔巴乔夫也承认这次会谈的意义,他说:“雷克雅未克是一次突破。雷克雅未克将最终产生成果。”
  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来指出,雷克雅未克美苏首脑会谈是冷战真正走向结束的起点。一年之后,即1987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白宫会晤,签署了一项有重大历史分量的协议。戈尔巴乔夫接受了里根的“零选择方案”,即双方都从欧洲撤出中远程核导弹,这一次戈尔巴乔夫没有再坚持要美国取消“战略防御计划”。他是无可选择。他需要这协议,而里根已证明他不会发慈悲。威胁消失了。冷战结束了。
  1988年5月,戈尔巴乔夫邀请里根访问莫斯科。里根在莫斯科对一群大学生讲话时告诉他们,民主正在来临:“你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苏联历史上最令人兴奋、最有希望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第一股自由气息吹入了空气,心脏随加速的希望旋律而跳动,长期沉默积累起来的精神能量渴望得到奔放。我们希望改革的诺言将会实现。”
  后来,里根游览红场时,一名记者问他:“总统先生,你仍然认为你是在一个邪恶帝国吗?”
  “不,”里根说,“我那是说的另一个时期,另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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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零选择方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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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根主动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姿态,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1989年,已有40年之久的柏林墙倒了。(原文如此。按柏林墙始建于1961年。——译注)一批共产党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民主国家。最后,在发生了一场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未遂政变以后,苏联也在1992年解体而变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本章开头说到的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现今孤独地住在距离莫斯科30英里的一个荒凉小镇上一个二层楼的公寓楼套间里。他当年保护的那些武器已不复存在,被销毁而只留下铀原料。苏联领导人对当年那件事感到难堪,从来没有公开承认他的功绩。那次事故后一年,已服役27年的彼得罗夫退役了,给他的惟一奖赏是一台电话,而一般情况下人们想要装一台电话需要挂号排队等上好几年。只可惜他现在穷得付不起电话费,只好把电话线撤了。
  世界应该深深感谢彼得罗夫当年的正确判断。世界也应该感谢里根扭转了方向,从而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附录
  罗纳德·里根总统1983年3月23日
  关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电视讲话(节译)
  我的美国同胞们,谢谢你们今晚花时间听我讲话。
  我要谈的题目是和平与国家安全,这既是及时的,也是重要的。说它及时,是因为我已做出一项决定,它将在21世纪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新的希望,我将在下面告诉你们这是一个什么决定。说它重要,是因为你们必须为你们自己做出很重要的决定。这一题目涉及任何总统和任何国民所共有的最基本义务,即保卫和巩固和平。
  ……
  就这样,今晚我向大家谈了我对于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想法。我的历届前任也向大家谈过苏联实力造成的威胁,提出了应对这一威胁的举措。但自从出现了核武器以来,这些举措日益侧重于威慑,就是宣布要对侵略实施报复,从而使对方不敢发动侵略。
  这种以进攻相威胁而求稳定的做法收到了效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已成功防止核战争达30余年之久。这就是让我们的未来完全依赖于以进攻性的报复求安全,但是我的顾问们,尤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顾问们,已强调了摆脱这种局面的必要性。
  在我和他们的讨论过程中,我已越来越深刻地相信,我们不能以威胁别国和别人的生存这样一种办法跟他们打交道,我们必须能够站得更高一些。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透澈地考察每一个机会,来减缓紧张局势,在双方战略力量对比中求得更大的稳定。
  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贡献之一,自然就是降低整个军备水平,尤其是核军备水平。我们正在与苏联进行几方面的谈判,争取共同减少武器。一个星期以后,我将会向你们报告我在这一方面的想法。现在只说明,我在这方面是完全有决心的。
  如果苏联愿意与我们一起努力实现重大的武器削减,我们就会求得核力量对比趋向稳定。然而,那时仍将是必须依靠核报复的幽灵,依靠相互威胁。这仍是对人类状况的一种悲惨的写照。若是不以杀人相报复,而是拯救人们生命,会不会是更好一些呢?我们能不能运用我们的全部能力和智慧来实现真正持久的稳定,以展现我们的和平意愿呢?我想我们是能够的,而且也必须是能够的。
  在跟我的顾问们,包括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顾问们仔细商量以后,我认为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让我向大家展示一种能提供希望的未来前景,这就是我们着手执行一项计划,做到以防御性的措施来对付可畏的苏联导弹威胁。让我们求助于技术的力量吧,正是我们的技术造就了我们伟大的工业基础,造就了我们今天享有的生活质量。
  倘若自由的人们能够确信他们的安全并不是依赖于以美国的核报复威慑苏联的核袭击,确信在敌人的战略弹道导弹飞临我们国土或盟国国土之前,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拦截和击毁,那会怎样呢?
  我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技术任务,在本世纪末之前大概难以完成。然而,现代技术已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使我们有理由着手这一努力。这需要在许多战线上做出多年的,很可能是几十年的努力。会有一些失败和挫折,同样会有一些成功和突破。同时,当我们着手这一努力时,我们也必须始终保持我们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可靠的灵活反应能力。但是,为了让世界摆脱核战争的威胁而做出一切必要的投资,是不是值得呢?我们知道是值得的。
  在此期间,我们会继续争取真正削减核武器,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而只有使我们的战略力量不断现代化,这实力地位才会有保证。同时,我们也必须改进我们的非核能力,采取措施减少常规军事冲突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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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零选择方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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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我们为实现防御性技术的目标而努力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盟国仍依靠我们的战略进攻力量来威慑对方对它们的袭击。它们的切身利益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安全也是我们的安全。技术上的任何变化都不能也不会改变这一现实。我们必须而且一定会继续履行我们承担的义务。
  我清楚地认识到防御性系统有其局限性,会引起一些问题和模糊不清的情形。当它们与进攻性系统结合到一起时,人们可能会认为它们会促进一种侵略政策,谁也不希望出现这种政策。然而,在牢记这些因素的情况下,我号召我国的科学界,给我们创造了核武器的科学界,现在将他们的伟大才干转向人类和世界和平的事业,让我们找到办法使这些核武器变得无能和过时。
  今晚,遵照我们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义务,并认识到与我们的盟国加强协商的需要,我将采取一个重要的第一步骤。我将指导全盘综合和紧张强劲的努力,以制定长期的研究与发展计划,开始争取实现我们要消除战略核武器所造成的威胁这一最终目标。这将会为消除这些武器本身的军备控制措施铺平道路。我们既不寻求军事优势也不谋求政治好处。我们的惟一目的——所有的人都赞成的目的——是寻求减少核战争危险的途径。
  我的美国同胞们,今晚我们发起的努力有可能会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会有风险,出成果会要时间。但是我相信我们能成功。当我们跨过这道门槛时,我恳求你们的祈祷和你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晚安,愿上帝保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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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外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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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只要相信他应该做一件事,即使此事一时不得人心,他也要坚持把它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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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总统决定后退一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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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只要相信他应该做一件事,即使此事一时不得人心,他也要坚持把它做到底。
  托马斯·杰弗逊与禁运法令
  1807年6月22日下午3点半,詹姆斯·巴伦海军准将指挥的“切萨皮克号”兵船刚刚出港行驶到弗吉尼亚海岸以东10海里之处,水兵们大多还在甲板上晒太阳,忽然看到有一艘船从后面追上来。待它驶近,才看清它是英国的“美洲豹号”快帆兵舰。它发信号,说有要事相告。
  巴伦船长只好同意接待使者。一名英国海军中尉登上“切萨皮克号”,递上一纸,写的是要求美国船长允许英国水兵登船来搜查英国逃兵。巴伦船长写了回函,说明据他所知,船上没有英国逃兵,按照美国政府指令,他不能允许外人登船。最后写道,“本人诚意保持和睦。愿贵舰对此答复感到满意。”
  这已经不是英国兵舰第一次要搜查美国船舶。英国人这样干已有几年了,而且往往还真的在美国船上抓到逃兵。当时欧洲各国正陷于拿破仑战争。英国水兵害怕被法国人抓住当俘虏,所以一到美国的港口,有的人就趁机溜号当逃兵。美国在欧洲的战争中保持中立,所以逃兵在美国船上当水手比较安全。这些逃兵搭乘美国载运出口货物的船舶返回欧洲,而在欧美之间巡逻的英国兵舰往往兵员短缺。
  英国尤其恼火的是,他们的逃兵能从美国当局领取美国公民身份证件,既快又方便。因此,英国决定不承认他们更换的身份,要把逃兵抓回来。英国人经常拦截美国船舶进行搜查,抓到逃兵就强迫他们在英国兵舰上继续服役。战争多年不停,英舰缺员问题日益严重,抓逃兵的做法也就日益蛮横,有时甚至把原本不是英国公民的美国水手也当做逃兵抓走。更有甚者,英国还派了一批快帆兵舰专门在美国沿海巡逻,搜查来往美国船舶,不论它们是否有收容逃兵的嫌疑,都照搜不误,给美国航运带来更多的麻烦。
  “美洲豹号”就是这批英国快帆兵舰之一。“切萨皮克号”从弗吉尼亚的林恩哈芬湾一启航,“美洲豹号”就盯上它了。
  英军中尉返回“美洲豹号”,向舰长报告美国人拒绝了他的要求。舰长马上命令靠近美国这艘船,他站在舰首甲板上向“切萨皮克号”高声喊叫,命令它接受搜查。
  巴伦船长也站到自己船首甲板上,感到为难。这里是中立海域,他显然没有接受英国人搜查的义务。为了拖延时间,他向英国人喊道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同时,他命令自己的水兵各就各位,准备应付暴力事件。但水兵们还没有来得及从甲板下到舱内,“美洲豹号”就开了一炮,把“切萨皮克号”船首打穿了一个洞。袭击开始了。
  15分钟之内,“美洲豹号”进行了三次舷炮齐射,打坏了“切萨皮克号”的桅杆、风帆和索具。3名水兵被打死,另有18人受伤。巴伦只得降旗投降,只有他的一名水兵最后开了一炮,以示尊严。他的船快要沉了,英国兵上船搜查,找出了四个原是英国公民的人,把他们抓走。其中有一个人是从“切萨皮克号”煤舱洞口拖出来的。另有一人在英国海军服役时就犯过罪,被英国人处以绞刑。
  “切萨皮克号”千疮百孔,甲板上躺着伤员和死尸,勉强驶回弗吉尼亚港口。这一事件的消息迅速传开。尽管船上搜出了逃兵,但英国人的横暴仍然激起了美国人的愤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次出事的水域,36年前美法联军打败了英国海军,保证了最后一战约克敦之役的胜利,确保了美国的独立。可是这一独立如今很成问题了——美国人在自己港口都不再安全了。
  1807年6月28日,4000多人为“切萨皮克号”一名因伤致死的水兵送葬。人们都在胳膊上戴黑纱,悼念这位水兵及其已死的同伴们。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政当局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为进港的所有英国船舶提供维修和补给。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写道:“自从列克星顿之战列克星顿是马萨诸塞州东部城镇,1775年4月19日当地民兵与英军发生战斗,由此拉开独立战争序幕。——译注以来,我国还从来不曾像现今这样群情激愤。”种种迹象表明可能要爆发战争。
  其实,可能发生战争的迹象已有几年之久了。英法两国在欧洲争霸,从四年前就开始厮杀,一共打了十来年,死了50万到70万人。在这漫长的战争中,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瑞典和德意志一些小邦均曾先后卷了进去。法国想要打掉英国在公海称霸的地位,英国则要制止法国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美国是一个新的国家,庆幸自己与欧洲隔着辽阔的大西洋,力图避免陷入旧大陆的冲突。可是美国权益屡遭侵犯,自由与安全受到了威胁,似乎难以避免被牵连进去。欧洲列强欺负美国的事件已屡屡发生,“切萨皮克号”事件不过是最新一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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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总统决定后退一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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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当时担任美国驻英公使的詹姆斯·门罗估计,在1807年之前,英国已扣留了528艘美国商船,被扣留的船舶和货物约价值3000万美元(约折合现今的46亿美元),还无理囚禁了数千名美国水手。英国海军称雄于世界,横行霸道,早在“切萨皮克号”事件之前几个月,他们已基本上切断了美国与法国的贸易,而法国既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又与美国保持着实质上近于盟友的关系。不久前,英国又蛮横地宣布,凡是驶往欧洲的美国商船均须首先停泊于英国港口,而且向英国纳税,否则不准到欧洲海岸任何地方做生意。美国人对30年前的独立战争记忆犹新,那次战争的一重要起因就是英国的横征暴敛激起了民众的抗税斗争。因此,英国现今的做法格外伤害美国人的自尊心,令人感到英国又想把美国当做它的殖民地。
  不幸的是,拿破仑的法国对待美国也不客气。他宣布,凡是经过英国再驶至法国的船舶,不论是哪个国家的,法国均有权予以没收,包括船舶及其货物均一概没收。而这样的船舶往往就是美国的。就这样,美国的航海通商自由受到了挑战,既有英国的挑战,又有法国的挑战。美国显然有理由对它们宣战——对英国宣战,或对法国宣战,或同时对两国宣战。
  美国民众强烈要求做出反应。毕竟,美国与英国之间的敌意一直很深,到这时就更充满仇恨了。杰斐逊总统需要采取行动。多数美国人认为既然是杰斐逊在白宫当家,这战争是一定会打起来的。这位64岁的总统是敢于行动的。4年前,他克服了是否违宪的顾虑,从拿破仑手里买下了路易斯安那这一大片土地。正是他策划和批准了刘易斯和克拉克横贯大陆直达太平洋岸的探险。他还不顾社会道德上的议论,跟一个比他小30岁的漂亮女黑奴保持了婚外恋关系。
  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证明他不怕战争。当美国航运受到巴巴里海岸的海盗严重干扰时巴巴里海岸,亦译柏柏里海岸,为埃及以西的北非沿海地带,自17世纪初起,海盗活动猖獗,并受到当地一些统治者支持和利用。——译注,杰斐逊派出了一支海军中队到那里跟海盗战斗了4年,保护了美国的商船航行自由。而在这以前,自从美国立国起,那些海盗就劫持美国商船和海员,向美国政府索取赎金和贿赂。杰斐逊早在1785年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时就警告说,向海盗支付买路钱,只会导致更多的海盗袭击,但他的意见未得采纳。到1800年,美国支付给海盗的钱已数额巨大,占当时美国政府岁收的20%。
  杰斐逊当选总统后,发誓要停止向海盗付钱。在他就职之日,海盗在北非一些领导人支持之下,向美国索要22.5万美元。杰斐逊拒绝了,而且派军舰远航到地中海。海军打击了海盗,派出陆战队成功解救了人质,还袭击了海盗巢穴德尔纳城(海军陆战队一首战歌中说的“冲向的黎波里海岸”即指此次战斗而言),迫使海盗投降。美国军事力量证明了自己能应对海外的冲突。
  此外,杰斐逊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一般人都是为生计忙碌,杰斐逊却在从政之余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发明家、科学家、小提琴演奏家、农艺家、建筑师和宗教学者。(他还把冰激凌引进到美国。)人们估计他会对英国开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所共知,他对英国怀有深深的敌意。正是他起草了《独立宣言》,倘若当年英国把美国革命镇压下去了,他必定会是英国人要头一批绞死的对象之一。
  杰斐逊当政期间,一直要英国人记住美国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大陆,有着不同的另一种人民。他还有意显示他瞧不起英国人那一套繁文缛节。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杰斐逊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邀请英国首任驻美公使安东尼·梅里到白宫参加为梅里举行的欢迎宴会。梅里衣装笔挺,服饰考究,还按照英国传统佩戴腰剑,在他的夫人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陪同之下来到白宫。可是杰斐逊总统不见了。
  麦迪逊到处寻找总统,这时杰斐逊却慢悠悠地从自己书房走出来会见客人。他穿的是早上在家里穿的浴衣,披一件罩袍,脚上穿一双便鞋。这已让英国公使感到惊愕,但还有更糟的事:杰斐逊还邀请了法国临时代办路易·安德列·皮雄来参加宴会,而英法两国当时还在交战,这两国的驻美外交官彼此视若仇人。
  宴会铃响了。按传统礼仪,杰斐逊应该陪伴梅里夫人入席,可是他却牵着麦迪逊夫人的手进餐厅,让别的人跟随于后。餐厅本该摆上方桌,让梅里就坐于贵宾席,可是杰斐逊却有意用一张圆桌。进餐当中,杰斐逊还抬脚把一只便鞋踢到空中,再用大脚趾把鞋接住。这些有意的小动作显然是要怠慢英国客人。梅里感到受辱,一俟进餐完毕,他就马上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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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总统决定后退一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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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斐逊却为这次宴会高兴。他不是不懂得英国那套“规矩”——他生于富贵人家,从小受过那套教育,后来又曾长期生活于欧洲——但他就是不肯遵从那套礼仪。他穿着浴衣陪英国公使就餐,这正是他为美国独立而奋斗的表现之一。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却鄙视贵族,立志与普通百姓为伍,与农民为伍。(因此,每年7月4日,他都让白宫向老百姓开放,让人们能够跟他这位开国元勋之一的总统共度国庆。)如果说有谁愿意对英国作战,那当然是杰斐逊。
  他杰斐逊固然是鄙视英国,敢作敢为,而且了解民众求战的心情,但是,他也知道美国还无力战胜英国,而且他也不想让美国卷入欧洲的拿破仑战争。在1807年,美国还没有常备军,海军力量单薄得很。当时海岸防御仍是依靠各州的民兵,海军只充当配角。而英国皇家海军拥有500多艘兵舰,在世界各大海洋耀武扬威,美国海军肯定不是它的对手。
  因此,尽管美国想要抵抗英国人对美国船舶和海员的袭击,但却无抵抗之力。虽然门罗与平克尼分别代表美国与英国谈判并签约,英国答应不再抓捕无辜的美国人,但这一保证毫无约束力,美国人在海上受欺负的事件仍层出不穷。英国知道美国没有军事力量进行反击。
  杰斐逊的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指出,若要打仗,就得增发国债和增税,“所有各方面的进展均被打断”。可是杰斐逊不能无所作为。他决定后退一步,从战略上进一步考虑。美国无力打仗,但也许能防止暴力蔓延,同时又给英法双方造成一定损失。
  杰斐逊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形势。他动用国会新近批准的防务拨款,下令加固纽约、新奥尔良和查尔斯顿这三个最暴露的港口的防御工事,并要求各州召集10万民兵,以备必要时进行战争。最后,他发布公告,命令所有英国兵舰立即离开美国的水域。公告还禁止美国公民登临英国兵舰或者给它们提供补给。只有“遭遇不幸或受到追究”的英国兵舰才可以停留于美国水域。
  杰斐逊的意图是好的,但这一公告实际上仍是软弱无力。美国的领海只有3海里宽,就连“切萨皮克号”事件也是发生在领海之外相当远的海域。此外,这一禁令也无力付诸实施。拥有世界最强大海军的英国对美国的禁令根本不放在眼里。英军指挥官们常常公然挑衅,不遵守这些规则。他们继续跟踪美国商船,强行登船搜捕逃兵。有一次,弗吉尼亚州长命令民兵开赴海滨,可是民兵是在岸上,对海上的事只有干瞪眼。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备队在英国人眼里仍微不足道,不屑一顾。
  杰斐逊并不胆怯,他又考虑如何保护已经出海的美国海员。据政府估计,当时已出海的美国人约有4万人。一旦紧张局势升级,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就会成为英国人袭击的目标。杰斐逊担心英国人会把美国的船逐一扣留劫走,所以他要求已在地中海的所有美国商船返航,同时吁请各地的友邦给予同情和协助。
  杰斐逊首先想到与英国关系良好的俄国人,希望能说服俄国领导人去劝说英国停止扣留美国商船和海员。但是,俄国人拒绝了。
  杰斐逊又找到法国人,希望说服法国人跟美国配合,在共同的抗英斗争中给予支持。他用纯熟地道的法语与法国驻美公使蒂雷奥将军亲切交谈。他说:“如果英国人不给我们以满意答复,我们就占领加拿大,加拿大本来就希望加入美利坚合众国。”可是在法国公使追问下,杰斐逊不得不承认美国军队实际上连军官都很缺。蒂雷奥向法国政府报告说:“杰斐逊并不想要战争。麦迪逊更怕战争。我相信这两个人一定会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这个政府从战争中将是一无所获。”像俄国人一样,蒂雷奥认识到若给杰斐逊帮忙,将是无利可图——美国在军事上出不了力。
  事实上,杰斐逊是真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找到办法来摆脱冲突。即便是美国有可能战胜英国,杰斐逊也未必会对战争的前景感兴趣。说到底,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跟他的同时代的人——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艾伦·伯尔——不一样,他从来没有与人决斗,从来没有当过军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他也从来没有参与过害人性命。他在一封信中表达过他的和平愿望:“我相信我们的公正、友好的行为会换来别人的公正和友谊。在现今的争斗中,交战各方都会发现我们的友谊是对他们有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杰斐逊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又史无前例的步骤。他认为,如果说美国无法在军事上给英国造成损害,那么他可以利用一点,即英国对于美国的棉花和纺织品等出口物资的依赖。他考虑过战争方案并开始采取备战措施,但他仍反对诉诸武力。相反,他建议实行禁运,停止美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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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总统决定后退一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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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斐逊设想禁运能起两个作用,一是让美国海员不再出海,一是让英国经济陷于困境从而迫使它改变它的海军的行为。杰斐逊觉得禁运没有什么缺点——英国人会很快认识到他们离不开从美国进口的物资,因此会老老实实克制他们欺负美国人的行动。杰斐逊写道:“我们的商业对于他们(欧洲交战国)太宝贵了,而我们要求的代价只是公正对待我们,他们会乐意照付的。”
  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国会很快通过了禁运法令,它的目的是要保持美国民众的安全,可是恰恰是美国民众马上对这一举措是否明智产生了疑问。法令刚一通过,各港口城市的人就急急忙忙抢先把商船弄出海。凡是有点力气的人都被出口商雇来搬货装船。有的船来不及装货,就空船出海,指望到别的什么地方能找到货物,因为一等禁运实施,船舶就只有停在港内毫无用处。海员们感到恐慌,禁运会使他们失业,这比冒险出海更糟。商人们抢运货物,有什么运什么,他们估计外国人会认识到这是最后一批货了,可以抬高价格发意外财。禁运一实施,立即引起灾难性后果,不是英国人遇到灾难,而是让美国人遇到灾难。海港关闭,3万多海员失了业。新英格兰地区的经济几乎是完全依赖外贸,外贸一停,经济就陷于停顿。纽约的各个港口一向是忙忙碌碌,进口和出口的棉花、羊毛、粮食、茶叶、糖、酒等等堆积成山,如今却空空荡荡,变成了鬼城。禁运不但毁了航运公司,也毁了那些依赖外贸的各种经纪商和保险商。港口附近的零售商店再也没有顾客了。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消失了。为了让失业的人有点事做,一些大城市启动了各种公共工程。在费城,商会让水手们搓缆绳。
  更糟的是,禁运促使商人们到处找空子钻。有些人把货物悄悄运到美国和加拿大边境上的尚普兰湖,从那里出境,迫使杰斐逊派兵去切断交通。又有人往南到佛罗里达打主意,杰斐逊只好又往南派兵。为了继续做生意,商人们挖空心思,纷纷走私,逼得杰斐逊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来实施新的法令。
  美国人想要钻空子绕过禁运,杰斐逊不得不到处堵漏洞。最初,禁运只针对外贸,但允许商船沿东海岸航行,在各州之间运送货物。有些航运商就向海关申报虚假终点港,把船装满货物后,一出港就不知去向了。为此,杰斐逊下令禁止一切沿海航运,这样一来,却使得不少地方食品供不应求。在一些地方,人们急需面粉、肉和糖,却无处可买。在另一些地方,大量食品堆在码头上运不出去,直至霉烂。本来是食品丰富多产的美国,却弄得一些地方挨饿。
  杰斐逊只好稍做让步,授权各州的州长给国内航运发放“特别许可证”,但只能发给州长完全信得过的船主。可是州长们很快就顶不过当地商界的巨大压力,让一些人骗取许可证,对违法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一些大港口出现了倒卖许可证的地下买卖。杰斐逊试图整治,但结果是他自己不得不亲自逐项审查这方面的申请,苦不堪言。
  杰斐逊自己也有失误的时候:一个名叫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皮毛商从德意志到美国,想发财。他伪造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贵族的信,说是那贵族要租用一艘船搬家回中国,请总统特批。杰斐逊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就批准了。那艘船装满了一箱又一箱的“行李”启航了,到中国港口卸货,再装满了中国货返回美国。禁运使物价飞涨,阿斯特这么来回一倒腾,就发了大财,由一个小皮毛商变成了金融大亨,显赫了好几代人。
  奸商们发现的漏洞越多,杰斐逊被迫撒下的网也就越广。后来,他把禁运扩大到了马车和雪橇等等一切能运送货物越境的运输工具。
  禁运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是惊人的。一年之内,美国出口总值下降了将近80%(从103亿美元降到0.22亿美元)。进口总值下降了将近60%(从1.45亿美元降到0.58亿美元),而走私货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600万美元。进出口税收从1600万美元降到了几十万美元。全国失业的海员共达5万人,其他失业者达10万人。仅纽约市一地,因欠债入狱者就有1300人,其中1150人的负债额仅仅是在25美元以下。南方有些州制定了法律限制债权人逼债,因为陷于破产的种植园太多了。
  报界对禁运怨声载道。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如果说禁运让英国出血,或让法国出血,那么美国出血更多。”英国没有屈服,反而更硬气了,许多城镇都兴办起制造业。英国商人还在西班牙开辟了新的市场。
  杰斐逊感到沮丧。在他1808年的国情咨文中,他呼吁人民克服困难,尽最大努力支持禁运。他承认外贸的暂停给美国公民带来“损失和牺牲”,值得关切,但仍恳求美国民众让禁运有一个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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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总统决定后退一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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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808年末,人们几乎已普遍认为禁运失败了。到1809年3月,杰斐逊作为总统所采取的最后行动之一,就是在离开白宫之前几天签署了撤销禁运法令的文件,承认了禁运失败,但仍然认为若不是走私猖獗,禁运本会奏效。他后来还坚持说倘若禁运再坚持两个月,也许就不至于发生1812年的美英战争。
  在停止禁运的当时,他担心禁运变成了一场灾难。当他离任后回到离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州蒙蒂塞洛山顶庄园时,他担心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历史遗产和声誉。禁运似乎没有使形势发生什么变化。禁运取消后,英国人继续在海上搜查美国船舶,还扣留美国海员。据估计,到1810年时,已有将近15万美国人被迫在英国舰船上服役。禁运刚取消时,英国曾许诺让美国船舶自由航行,但实际上他们依然横行霸道,肆无忌惮。
  麦迪逊1809年就任总统后,曾竭力争取扭转这一状况,但英国欺人太甚,美国公众坚决要求一战。麦迪逊迫不得已,于1812年对英国宣战。1814年夏季,英军攻入华盛顿,放火烧了白宫。幸好这时来了一场暴雨,才没有全市焚毁。当时已71岁的杰斐逊从自己家中就见到了那场大火。但最后美军扭转了战局,迫使英军同意停战。能有这样的结局,也该归功于杰斐逊早先没有宣战而是实行禁运。这就让美国争取到几年时间加强军事力量,至少是最终挡住了英军的进攻。杰斐逊有勇气坚持他的行动方针,这也许拯救了美国的自由。
  杰斐逊在那场战争结束后又活了10年。他一手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他认为那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遗产。他的墓碑上刻着他自己拟定的铭文:“这里安葬着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拟稿人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这里有意未提到他的一系列其他成就,包括他当过总统,更未提及禁运了。
  1826年7月4日午夜,已生命垂危的杰斐逊问医生:“今天是4号吗?”医生说是的,杰斐逊哼了一声“啊”。他让仆人们进来,说了再见,就瞑目了。这时正是美国独立50周年。
  附录
  托马斯·杰斐逊总统1808年11月8日
  第八年度致国会咨文(节译)
  致合众国参议院和众议院:
  同胞们,倘若我们从欧洲得到的最后信息使我能够通知大家说,那些无视中立国权利因而给我们的商贸造成了如此重大损失的欧洲交战国,已经醒悟到它们有责任撤销它们那些错误的法令,那该令人何等欣慰。我们自当不遗余力以争取此种可喜结果,为此,我已及时通过立法规定了全部或部分地暂停实施若干禁运法的权限。我们驻伦敦和巴黎的公使已奉令各自向驻在国政府说明我们愿意行使这一权限,以便取消它们的侵略行为的借口,重开各方均认为已经受阻的商务往来……
  这一坦诚而又开明的实验迄今为止未能取得成功,也没有别的事态可作为暂停禁运的根据,因此禁运必然需要照原样保持。然而令人满意的是,由于实施了已得到同胞们以爱国之情普遍予以支持的禁运措施,现已收到重要效果,即保护了我们的海员和巨额商货,并提供了时间来实行现时所需要的加强防务等措施……
  我们与我国驻伦敦和巴黎的公使来往信函文件已印发给诸位。
  在国会上次会议期间所提交的文件已说明英国一艘兵舰袭击我“切萨皮克号”快船一事引起我国民义愤填膺的情形。种种见解均令人相信英国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纠正这一错误行径……但迄今未见它采取任何措施……我们已指示驻伦敦公使就此事进行交涉,必要时要求对方做出赔偿,相关信函请见所提交的文件。
  自从上次国会会议以来,我们与欧洲其他各国的关系无重大变化。与西班牙的谈判时断时续,近来由于该国内政危机而陷于停顿。
  我们与北非巴巴里沿岸诸邦继续保持和睦,惟一例外情况是阿尔及尔执政者对我驻当地领事有过无理行为,其性质和情况,请见所提交的文件,诸位可据此判断现时或今后是否需要采取超出行政权限范围以外的行动。
  我们与印第安人邻居仍保持平静。个别不端行为则一如既往时有发生……
  国会上次会议为保障海港城镇和港湾安全而拨款以后,有一些地点已依照其所处情况、相对重要性以及拨款量所能允许的工程规模,构筑防御工事。除纽约和新奥尔良工程浩大尚需时日以外,其余各地工程大多将于本次会议期间完成。上次拨款很大部分已用于原有地点的工程,但还将由国会审议另有哪些地方需要保证安全,防范海上袭击……
  关于去年12月国会批准建造的炮艇,现估计本年度只需要建造103艘。这一些,加上原有的,已足以用于港湾和暴露的水域。其余的少量炮艇一旦必要时即可于很短时间内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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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总统决定后退一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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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会上次会议制定的关于扩充军事力量的法令,业已任命了许多军官,以承担必要的募兵任务,同时按照该法令所提出的军队规模,已增大军官名额。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成就是令人满意的,不过我还没有收到他们的报告,所以还无法向你们提供具体的数字。
  在上次会议期间,我还没有认为有必要征召民兵或志愿兵服役。然而在本次会议期间将需要他们做好必要时服役的准备。在北部边界一些便于规避禁运的地方,有必要保持民兵小分队监管禁运法律的实施。但一俟新征召的士兵组成的部队能承担这一任务,就会将民兵分队替换下来。在实行禁运之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准备不足,曾出现过某些人不遵守和违背禁运法律的现象,但在民兵分队和应征服役的武装船舶的协助下,这些现象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取缔。
  考虑到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我们应始终不懈地将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对于享有自由而且要保持自由的人民来说,组织严密的武装民兵是他们的安全的最好保障。因此,我们在每次会议上都有责任审视民兵的状况,问问我们自己,在一切有可能遭受外敌入侵的地方,民兵是否已做好准备,以击退强敌的侵犯。我们的一些州政府对此有足够的重视,但另一些州却有程度不等的疏忽。只有国会有权对民兵的战略水平规定统一的标准……
  在欧洲目前的形势下,我们从国外采购武器很困难,因此,根据3月11日和4月23日颁布的有关军备的法令,我们已全力争取武器由国内供应。为此,公有的兵工厂已经扩建,增添了机器设备,生产能力已提高一倍,只要能聘到或培养出足够的技术人员,其生产能力还能提高,以保证民兵队伍的逐年扩编。按照已制定的法律而拨出的年度经费,还用于私营兵工厂的扩建,已与各承包商签订合同,其总金额已接近于第一年的拨款总额。
  交战国对待我国的不公正行径造成了我国外贸的中断,并随之给我国公民带来损失和牺牲,令人痛心。由此而造成的我国的处境,迫使我们将一部分产业和资金转用于国内制造和改进。这一转变的范围在逐日增大。由于材料和维持费用较低,劳工免除赋税,又有保护性关税和各项禁令,无疑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各行业集团……
  截至今年9月30日,上一年度的收入和支出账目尚未统计完毕,待统计完以后,财政部即将提出准确的报告……
  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向国会两院提交年度咨文,我不能不借此机会向诸位及诸位的前任表示真诚的感谢,感谢你们自从我应召主持行政以来已反复证明了的对我的信任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宽宏。我还要同样感谢广大的同胞,他们的支持一直让我在种种困难时候受到了巨大鼓舞。在处理各种事务中,我不可避免地也有过错误,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是我可以诚实地说,我的错误是认识上的,而不是意图上的。维护和增进广大同胞的权利和利益,一向是我每一措施的始终不变的宗旨。基于这一些考虑,我希望能得到广大同胞的宽容。在展望我国同胞的未来命运时,我相信,依靠同胞们不怕困难的坚定性格,对自由的热爱,以及遵守法律和支持国家政府的精神,我们的共和国肯定能够长存。在我即将退出公务之际,我欣慰地确信,上天定会让我们可爱的国家长久繁荣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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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花园浇水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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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明白,钻进被窝把头蒙上,是躲不开危险的……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租借法案
  1940年9月15日,星期日,温斯顿·丘吉尔早上看看窗外,又是万里晴空。这位英国首相真盼望下雨,至少希望是多云,因为晴空对德国轰炸机太有利了。两个月来,纳粹飞机天天轰炸英国,有时一天出动上千架次。今天看来又不会例外。
  阿道夫·希特勒已打败法国,称霸于欧洲大陆,此时正全力打击英国,要迫使英国屈服。丘吉尔知道,德国人的持续空袭只不过是威风凛凛的德国陆军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的前奏。
  英国海岸与纳粹陆军之间只隔着一道海峡,最窄处仅仅有22海里的海面。正如美国的驻英武官所说,“英国抵抗敌军强攻的战略和筑垒水平比纽约的长岛强不了多少”。英国陆军本来就比德国陆军小,这年夏季被纳粹军队赶出了欧洲大陆,丢掉了大部分的火炮和坦克。英国人想过种种办法,要阻挡德军入侵的灾难,已试验过在海面纵火。丘吉尔还考虑过在海滩喷洒芥子气。
  然而,迄今为止,皇家空军虽处于劣势,却英勇奋战,打乱了希特勒的计划。在这个星期日上午,首相决定视察伦敦郊外的一座空军指挥中心,并观察空军的一次行动。他到达该地,下到地下50英尺深的作战室,当地的司令官向他报告:“尚不知今天情况怎样。眼下平安无事。”丘吉尔就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了。
  刚过了15分钟,雷达显示一波又一波的德军飞机向英国飞来。“40多架!”“60多架!”……作战室内20个人赶忙围着桌上的一张大地图,用小圆标尺显示敌机的位置。地图很快表明来袭的敌机超过了1000架。墙上亮着的一些灯泡显示皇家空军处于战备状态的战斗机中队,一个中队起飞了,就熄一个灯泡,很快所有的灯泡全熄了。丘吉尔着急地问:“还有预备力量吗?”他得到的答复是“再也没有了”。所有能升空作战的飞机全部出动了。
  德机飞临伦敦上空,皇家空军战斗机迎上前去,展开了激烈空战。不时有飞机着火,从天上掉下来,其中一部分还有跳伞的飞行员落下来。皇家空军中士雷伊·霍尔姆斯驾驶着一架“飓风式”战斗机向德军一架轰炸机直冲过去,他以为那德机会试图躲开,但那上面的飞行员已经跳伞逃命,“飓风式”撞上了那德机的尾巴。德机盘旋坠落,还撒出一些炸弹,其中有两枚落到白金汉宫院内。霍尔姆斯赶紧跳伞,降落到一幢居民楼顶。
  这一天空战,德机被击落55架,英机损失25架。两天后,英国情报部门获悉希特勒决定推迟“海狮行动”。英国坚持住了。
  但是丘吉尔知道,危险并未结束。陆上入侵只是推迟了,但并未取消。而且,希特勒即使不派兵强渡英吉利海峡,他也有可能迫使英国投降。纳粹飞机和潜艇一直在袭击英国的海上航运。倘若德国掌握了制海权,它就能让英国人慢慢饿得再也没有力气了。希特勒固然巴不得一拳将英国击倒,但若能慢慢把英国勒死,他也会乐意的。
  丘吉尔面对的难题还不止于此。坚持长期战斗是需要钱的,而英国政府已经没有钱了。当入侵威胁迫在眉睫时,丘吉尔曾决定全力以赴对抗这一威胁,而将“财政问题交给老天爷去处理”。现在看来要打持久战了,首相知道钱的问题仍不得不在这尘世间想办法了。
  此外,空袭仍在继续。就在他视察空军指挥中心后不久,丘吉尔有一天正与三军参谋长开会时,警报又响了。首相和他的将军们到楼外观看空袭情景。炸弹不断地爆炸,高射炮火布满天空,救护车喇叭响个不停。他们还见到公园另一侧的一座楼房起火烧毁了。
  据一位在场人士回忆,丘吉尔从一片水泥防护墙下面走出来,“嘴里还叼着长雪茄,下巴颏儿鼓得老高,嘴里咕哝着‘总有一天要跟这些杂种算账’。”可是首相知道英国只靠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想到西边,大西洋彼岸。只有一个国家——一个人——能救英国。
  富兰克林·罗斯福早就明白,甚至比欧洲的许多人更早地明白,必须制止希特勒。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个德国独裁者是一个“狂人”,“自称有圣女贞德情结……自称是恺撒和基督的转世化身”。1938年,德国驻美大使就曾向柏林报告说这位美国总统是“希特勒的最危险的敌人”。
  两年后,罗斯福警惕地观察到纳粹德国蹂躏法国和袭击英国。他相信纳粹分子不仅威胁了欧洲的民主制度,而且对美国也构成严重威胁。希特勒德国已与日本——美国在太平洋的对手——结盟。倘若德国打败了英国,尤其是倘若德国攫取了英国的海军舰艇,那么轴心国就会掌握海洋控制权。那时,它们若要孤立美国,切断美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实力居于劣势的美国海军将会是无力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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