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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花园浇水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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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纳粹德国势力已渗透到拉丁美洲。巴西已经有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政府，里面充满了纳粹同情者。德国还在阿根廷设立了一个军事使团。希特勒也许不至于疯狂到从南面进攻美国，但他很有可能攻占巴拿马运河。美国的陆军在1940年时比瑞士的陆军还小，显然不是德军对手。
但是，即使不存在这些危险，罗斯福也还是会设法救英国。他相信从长远来看，美国决不可能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和平共处。他认为，倘若以为美国可以“在一个由武力哲学统治的世界上作为一个孤岛生存下去”，那纯属“幻想”。
不幸的是，他的多数美国同胞还沉溺于这种想法。这位总统要想打败国外的暴政，就不能不首先克服自己国内的孤立主义。
在美国，孤立主义一向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这里的许多人或他们的祖先当年就是为了躲避祖籍所在地的动乱，才跑来美国。美国东西两面都与欧亚大陆远隔重洋，似乎安全有保障，许多美国人就想不通有什么理由要派自己的年轻人到外国，为那些似乎与己无关的战争去卖命。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证实了这种看法。在伍德罗·威尔逊理想主义词藻的鼓动下，美国参战，牺牲了5万美国人的生命，最后却只能眼看着那些盟国口是心非，在凡尔赛争抢战利品。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后来又赖账，未偿还它们从美国得到的军火贷款。当罗斯福入主白宫时，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美国那次参战是犯了错误。1935年，欧内斯特·海明威将这些人的感觉归纳如下：“现在以及上次战争以来，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是我们的朋友。除了自己国家以外，没有哪个国家值得为之战斗。”当希特勒闹得欧洲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时，美国人的孤立主义情绪更盛了。
罗斯福曾指出，地理位置不再能提供充足的防御(他说过，如果敌国占领了百慕大，现代轰炸机用不了3个小时就会飞临我们海岸)。然而孤立主义政治势力太强大，总统对它是不敢小看的，往往还屈从了它的愿望。1932年罗斯福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就曾宣布他不再支持国际联盟。3年后，国会通过了《中立法案》，罗斯福情不由己给那个法案签了名。
罗斯福的一些主张国际主义的友人曾批评罗斯福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当他宣布与国际联盟脱离关系时，他的妻子埃莉诺气得好几天不跟他说话。罗斯福相信他只是做了他需要做的事。在一封致友人信中，他写道：“你是否曾经想过，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法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后来，罗斯福希望避免又一次全球冲突，想要在对外政策上起比较强有力的作用，这时他每走一步都受到孤立主义者抵制。1937年，当他建议对日本实行制裁时，有两名国会议员说他应受到弹劾。1939年初，当希特勒向捷克斯洛伐克进军时，他要求国会废除中立法，遭到了国会拒绝。
后来，甚至当希特勒征服了法国并将矛头转向英国时，孤立主义者仍然反对向民主国家提供援助，他们认为那样一来必然会使美国卷入战争。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在1940年夏秋，这两派人辩论日益激烈，成为公共生活的主要话题。纽约一家餐馆怕人们吵架打架而张贴一条标语：“馆内勿谈战事。”多年后，经历过越南战争和另几次全国性严重危机的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说：“1940—1941年大辩论使家庭和朋友之间出现分裂，其深重可谓空前绝后。”
虽然一些人主张向外提供援助，但几乎没有人主张美国自己参战。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说参战“比德国胜利更糟”。一次民意测验表明，认为美国应参战者还不到6%。普林斯顿大学一些学生成立了一个团体，叫“未来战争退伍军人”，要求政府先给每人发1000美元补助金，然后再让他们去打仗。另一座学校里打开了标语：“让上帝保佑英王吧。美国佬不会来的。”
当美国人如此争论时，英国处境更险恶了。德国人改变战术，主要是在天黑以后轰炸伦敦及其他城市。当时还没有好办法对付夜间空袭(夜袭德机损失率还不到1%)。仅1940年10月15日一夜，德机就向伦敦投下了将近400吨炸药。德国潜艇则继续用鱼雷打击英国船舶。
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此前仅仅在20年前于伦敦见过一面。当时罗斯福曾认为丘吉尔太粗鲁(“盛气凌人……对我们趾高气扬”)。但到了1939年，他却开始跟当时尚未担任首相的丘吉尔秘密通信，这种通信一直持续到战争末期。这是很特殊的，从来不曾有过两国政府领导人彼此以这种方式保持这么久的个人通信。罗斯福总统(化名为“西尔维亚”)这样做是冒有风险的，孤立主义者若是察觉这种通信，会掀起轩然大波。
当英国处境恶化时，丘吉尔(化名为“前海军人员”)利用秘密通信渠道向罗斯福恳求美国的援助。他向美国总统通报了军事上的险境(“我们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也通报了财政上的窘迫(“我们将继续付钱，能付多久付多久，但我希望能确信，一俟我们再无钱可付时，你还会给我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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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花园浇水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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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罗斯福来说，这危机来得最不是时候。1940年是大选年，如果他采取任何有可能将美国引向战争的步骤，孤立主义倾向严重的选民就会大批离他而去。这年夏末的民意测验显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有可能在大选中击败罗斯福。倘若温德尔当选，英国人就绝无可能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因此，罗斯福知道，要提出有意义的援助计划以及在国会跟孤立主义者摊牌，还不能不再等一等，尽管他也对这一段时间内的局势演变感到担心。
富兰克林·罗斯福很懂得耐心的价值，在这一点上也许超过了任何一位别的总统。1920年，他曾似乎是一帆风顺。他的儿子詹姆斯回忆说罗斯福当时是“世界上最英俊、最强壮、最有魅力、活力充沛的父亲”。他在街上走路时，妇女们都会停步注视。那一年他才38岁，职务仅是海军部助理部长，却被民主党推选为副总统候选人。在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急于上台演讲，就一下子跳过几排座椅跃上讲台，引起全场轰动。那一年大选，当选总统的是共和党的沃伦·哈丁，但罗斯福这位年富力强而又有吸引力的纽约人显然在政治生涯上仍是前程似锦。
可是在1921年夏季，他有一次带孩子们游泳后，感到很奇怪的疲倦。第二天早上他走向洗澡间时，左腿弯曲变形；再过一天，他已经站不起来了。过了两个星期，医生给他做出了令人心寒的诊断：他的病是脊髓灰质炎。
本来在事业上光芒四射的罗斯福，这时不得不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医生以为他会一蹶不振，但却惊奇地发现他依然“乐观开朗……真是了不起的病人”。他用了7年功夫锻炼自己，让肌肉恢复活力。他费力地利用拐杖以及沉重的腿支架练习走路，常常累得筋疲力尽。他常说：“我今天一定要走一段马路，走完这条马路。”
1924年，他重返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一篇演说。他坚持要走上讲台。一年前，他曾试图在纽约一家证券公司去办事，但在门口厅堂，他的拐杖滑倒了，人也跌倒在地板上，帽子滚到人群跟前。但他没有气馁，这一次仍然坚持朝讲台走去。他的儿子詹姆斯陪着他，后来回忆说，“他的手指使劲掐着我，像钳子似的……他的脸上尽是汗珠。”距讲台最后15英尺，罗斯福不要詹姆斯搀扶，独自走过去。在12000名代表目光注视下，他慢慢地蹒跚而行。据一位观察家说，在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会场里人人都屏住了呼吸。罗斯福终于走到了讲台，转过头来，脸上充满了胜利的光彩。代表们欢呼鼓掌达3分钟之久。这时，恰好太阳冲破云层，透过会场天窗，把阳光洒向了罗斯福。
罗斯福的坚毅精神感动了民众，1928年，他当选为纽约州长，1932年又当选为总统。在此后多次危机中，他都从容镇静，令人吃惊。他常对人说：“要是你在床上躺了两年，只能费劲动一动脚趾头，经历这番折磨以后，什么事情都会显得轻松了。”
在1940年夏季，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尽自己全部力量保持从容镇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面临着威尔基的强劲挑战，这种情况下，他知道只要稍微流露出一点想让美国参战的迹象，就会受到孤立主义者的抨击。可是欧洲形势危急，又不能置之于不顾。丘吉尔给他发电报，原先还总是措辞谨慎，彬彬有礼，但这时也着急得失去耐心了：“我真不明白，在当前形势下，你为什么不可以给我派来至少50到60艘你们最老的驱逐舰……总统先生，我怀着最尊敬的心情，必须告诉你，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这正是现在该做的事情。”
罗斯福只好同意。他与英国人谈成一笔交易：以这批驱逐舰交换加勒比海的一批海军基地。他知道参议院的孤立主义者会反对这一协议，因此就径直根据现有的法律批准了协议。许多人对他这一举措是否合法提出了疑问，但罗斯福总统仍坚持执行。他说：“国会对此会大吵大闹，但哪怕再拖延一年，就可能意味着文明的终结。”
这笔交易有可能使他付出竞选失败的代价。《圣路易邮报》吼叫说：“罗斯福先生今天采取了一个战争行动。他也就成了美国的第一个独裁者。”威尔基个人也赞成援助英国，但却想利用这件事争夺孤立主义者的选票。他说罗斯福未经国会批准就把军舰交给英国，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专横、最独裁的行为”。
为了安抚选民，罗斯福总统只好反复地说美国不会参战，“除非受到袭击”。但压力越来越大。过去支持他的一些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在内，这时都反对罗斯福谋取第三个总统任期。最后，到了大选投票前几天，罗斯福对选民讲话时说，“你们的子弟不会被投入任何外国的战争”，而不提“除非如何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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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花园浇水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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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撰稿人指出这是一个疏忽，罗斯福马上回答：“如果有人袭击我们了，那就不是外国的战争了，是吧?”可是言辞上的这一变化马上起作用。威尔基从收音机里听到罗斯福讲话后，恨得骂了起来：“这个伪善的杂种!他会斗败我的。”
他说对了。1940年11月5日大选，罗斯福又一次赢得了连任。
在大西洋另一边，丘吉尔“焦急万分”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他相信只有罗斯福能办成有效援助的方案。在美国竞选运动的后期，希特勒除了猛炸伦敦以外，还狠炸另一些城市。考文垂市中心被夷为平地，死了400人。一周后，伯明翰连遭3场轰炸，死的人比考文垂多1倍。同时，英国的国库已经几乎空虚了。11月23日，英国大使在纽约机场一下飞机，就对那里的一群记者说：“喂，伙计们，英国破产了。我们需要你们的钱哪。”
大选以前，罗斯福迫不得已，只能用零敲碎打的办法援助英国。大选之后，这种办法已不够了，需要加大援助规模，只好正面对付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分子。他搭乘海军巡洋舰“塔斯卢萨号”到海上休假，临行前请他的内阁成员“发挥想像力”，提出一个援英计划。
此后一周，内阁成员们为总统的建议而频繁开会，绞尽脑汁。有人主张采取赠送的方式援英，但这种白给的做法几乎肯定会遭到国会拒绝。可是贷款的方式也不行，因为美国人没有忘记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美国借的钱，至今仍未偿还。他们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最后发电报给总统，建议美国与英国合资建军工厂，英国有多少钱算多少钱，马上生产武器装备支援英国，其余问题等国会1942年1月复会时再说。
这一周当中，罗斯福在加勒比海上休假，着实放松休息了几天。但到12月9日，一架海上飞机送来了丘吉尔一封急信。这信长达10页，丘吉尔说这是他“一生中写过的最重要信函之一”。他在信中说明英国急需援助。
这位英国首相写道：“除非我们确实做到有能力给这岛上的人提供食品，进口我们需要的各种军火……而且有信心能坚持到大陆独裁者精神崩溃为止，否则我们就有可能中途倒下……”英国已临近的境地是，“再也没有钱支付航运和其他供应……你可以确信我们为了我们的事业已做好最大限度吃苦和牺牲的准备……其余的事则拜托你和你的人民。”
罗斯福总统中断了别的活动，有两天之久一直在思忖丘吉尔的来信。在收到信以后的第二天，他拒绝会见任何人。英国的确需要援助，而且是现在就得援助。他收到内阁提出的那权宜之计的建议时，并不满意(后来一位官员很有保留地说总统“有点不悦”)。他给内阁回电报说此事待他回来再议。这时在华盛顿的人们都等着看总统还有什么高招。
23年前，一个春季的晚上，一批著名的共和党人聚集在纽约大都会俱乐部一间密室共进晚餐。这批人当中有新泽西州长，一位前国务卿，一位前海军部长，还有赫赫有名的J.P.摩根。最出名的一位共和党人则是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这些人都是当时在位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敌人。
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德皇威廉二世想要扭转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逆境，宣布在大西洋进行不受限制的潜艇战。德军潜艇受领的命令是：凡是驶往协约国港口的船舶，一律予以击沉。这样一来，必不可免地会造成美国船只和人员的损失。但威尔逊总统希望美国不被卷入战争。在德皇宣布大西洋全面潜艇战后，威尔逊断绝了美德关系，但此后6周仍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免得罪德皇。在大都会俱乐部聚餐的这些共和党人讨论的正是当时这一形势。
在晚餐过程中，进来了一个高高身材、像运动员一般的年轻人。若是看他的身份，在座的人也许会皱眉头。他是一个民主党人，是当时的海军部助理部长，在威尔逊的行政班子里也算是一名重要人物了，然而，他，福兰克林·罗斯福，跟他的堂兄西奥多·罗斯福一样，也是主张美国向德国宣战。
在这次晚餐之前几个星期，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还向威尔逊总统提过一项建议。事情是这样的：威尔逊想给美国商船配备武器以防备德国潜挺的强行搜查，但威尔逊认为这一措施需经国会批准。律师出身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仔细查阅法律文献，找出了一项老的法律，他认为按照该项法律，总统有权将武器租借给船主，而不需要经过国会批准。他向威尔逊提出了这一建议，内阁有几个成员也赞成这样做。可是威尔逊不听，硬是要请国会批准。参议院一些反战的人采取阻挠议事的手段，扼杀了总统的措施。最后，在耽误了几个星期以后，威尔逊才后悔了，终于利用那项老法律赋予的权力，把武器租借给了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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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花园浇水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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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坐在舱内，丘吉尔的信放在他膝盖上。他注视着加勒比海沉思，大概又回想起上述的那段往事。现在的情况与当年威尔逊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要提供大量外援，是需要国会批准的，而给英国白送钱物，或用贷款的方式，都容易遭受孤立主义者攻击。那么，为什么不用租借方式呢?
总统12月16日返回华盛顿，已拿定主意。第二天他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他的想法：
假设我的邻居家着火了……这时他需要借用我的花园浇水管，装到他的水龙头上。我自然会帮这个忙，帮他灭火。我该怎样对待呢?我不至于在灭火之前先对邻居说，“伙计，我这浇水管值15美元，你得先付15美元，才给你用。”……我不会要那15美元——我只是等到灭了火以后，让他把软管还给我。
两周后，在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明了美国不能坐视英国陷落：“我们很明白，钻进被窝把头蒙上，是躲不开危险的……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他没有给美国应做的事规定任何限度。一位历史学家说这篇讲话是美国总统曾经做出的极为大方的承诺。
罗斯福尽最大努力向孤立主义者提出直接的和无畏的挑战。他提交给国会的法案，跟他的公开讲话一样的坦率、大胆。这法案若是通过了，总统就有权力采用“租、借或其他方式”向他认为与美国安危“有关”的国家提供武器。法案中并没有明文的偿还条款。
孤立主义者知道决定性时刻来到了，向法案发起猛烈的攻击。他们的论点主要有二。一是，如一位孤立主义者所说，这一法案“将会实际上把国会给废了”。《芝加哥论坛报》说这是“独裁者法案”。二是这一法案会招来德国的袭击，从而使美国卷入战争。芝加哥大学校长说这是“让美国人民自杀”。一名孤立主义参议员说这法案会“葬送美国1/4的小伙子”。
罗斯福说最后这种说法是“我们这一代人公共生活中所听到的最卑怯、最无爱国之心的言论”。但这种说法仍受到一些人支持。有一个为动员公众援助英国而组织起来的著名团体的领导人居然也转过来反对总统，说租借法案会使美国陷入战争。
此后两个月，辩论十分激烈。国会就此法案举行听证会时，到会人数之多是空前的。查尔斯·林德伯格查尔斯·林德伯格(1902—1974)，美国著名飞行员，1927年曾单独完成横越大西洋的不着陆飞行。——译注相信德国一定会在欧洲获胜，在听证会上也表示反对租借法案。反对法案的人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企图使法案名存实亡。
然而欧洲形势日紧，罗斯福总统又出色发挥他的睿智和演说本领向公众陈述他的见解，终于扭转了潮流。1941年3月8日，租借法案在国会通过了。丘吉尔兴高采烈，说这一法令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最高尚无私的行动……是新的大宪章。希特勒则认识到他又多了一个敌人。
罗斯福总统宣告了孤立主义的终结。国会通过租借法令后一天，他在白宫记者晚餐会上说：“这一决策标志了我国任何姑息企图的终结；想跟独裁者勉强凑合的主张的终结；跟压迫势力妥协的终结。”
美国的战争机器运转起来了，结束了大萧条以来的不景气，使工业迅速做好了迎接未来事态的准备。工业产量是惊人的。到战争结束时，美国为同盟国的军事行动提供了30万架飞机，10.7万辆坦克和2000万门火炮。
1941年8月，在纽芬兰海岸附近一艘美国轮船上，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会晤，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二次见面。他们讨论了战争形势以后，丘吉尔邀请罗斯福翌日上午到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船上跟他一起做礼拜。罗斯福要表明他对此事的重视，决定凭自己的力量走上那艘英国船。
第二天上午，罗斯福总统乘坐快艇靠近“威尔士亲王号”时，丘吉尔首相站在甲板上恭候，罗斯福则自己攀登舷梯。首相看到总统每举一步都经受着苦痛。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回忆说，人们注视着罗斯福，看见他“面容镇定，宛如雕刻而成，仿佛是那将恶龙踩在脚下的圣乔治的神情”。
罗斯福终于在船舱内的椅子上入坐，露出了他那有名的笑容。当两国代表团齐声高唱十字军东征战歌《前进，基督教的战士们》时，丘吉尔相信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声音“已完全融合在一起……每一个字都打动着人们的心”。
后来，当罗斯福总统的船驶去时，有一位官员感谢丘吉尔安排了这一活动。丘吉尔回答说：“这是我们大家的荣幸。你们今天都见到了一位伟人。”
附录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40年12月29日
从白宫发表的广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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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花园浇水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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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们：
这不是谈战争的一次炉边谈话。这次谈的是国家安全，因为你们的总统的整个宗旨的核心，就是要让你们在现在，你们的孩子在将来，以及你们的孩子的孩子在更远的将来，都不至于要为保持美国的独立，要为保持美国的独立对于你、我和我们大家所意味的一切，而进行最后一拼死活的战争……
然而，自从我们的先辈最早来到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海岸以来，美国的文明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处于危险之中。
1940年9月27日，根据在柏林签订的协议，有三个强国，两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联合起来威胁我们美国，扬言如果美国干预或阻碍它们以控制世界为目标的扩张计划的实现，它们就要对美国采取最后的行动。
德国的纳粹头目业已表明，他们不仅要统治他们自己国内所有人的生活和思想，而且还要奴役整个欧洲，然后利用欧洲的资源来统治世界其余的地方。
三个星期之前，他们的领导人刚刚说过，“现在有两个彼此敌对的世界。”接着他又以蔑视口吻驳斥那些反对他的人说：“有人说，我们不可能满足于这一个世界，他们算是说对了……我能打败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纳粹头目就是这么说的。
换句话说，轴心国不但承认，而且还公开宣称，在他们的施政哲学和我们的施政哲学之间，决不会有终极的和平。
鉴于这种明确无误的威胁，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在侵略国有朝一日表明它们将彻底放弃其统治或征服世界的想法以前，我们美国没有任何权利或理由鼓励和平的言论。
眼下，联合起来反对自由人民的那几个国家的势力还被阻挡于我们的海岸以外。在大西洋一边，阻挡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是英国人，还有希腊人，以及从沦陷国逃亡出来的成千上万的陆海军将士。在亚洲，阻挡日本人的，是英勇抗战的中华民族。
在太平洋有我们的海军。
我们有些人喜欢说欧洲和亚洲的战争与我们无关。但是，与我们有最大切身利害关系的，就是不要让欧洲和亚洲那些制造战争的人控制我们这个半球两边的海洋。
117年以前，我国政府提出了门罗主义，它是作为一种防御措施，以防范欧洲大陆一个国家联盟对我们这个半球的威胁。从那以后，我们警惕防范于大西洋，有英国作为邻邦。当时并没有条约，也没有“不成文协议”。
可是有一种感受，已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感受，就是我们和英国作为邻邦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任何争议。事实是，在这整个时期，西半球一直保持自由，没有受到来自欧洲或亚洲的侵略。
是不是有人认真想过，只要有一个自由的英国继续作为我们在大西洋的最强大邻邦，我们在美洲是否还要担心受袭击?另一方面，是不是有人认真想过，倘若轴心国成为我们的邻邦，我们是否还能轻松安稳?
一旦英国垮掉，轴心国就会控制欧洲、亚洲、非洲、澳洲以及公海，它们就能调动巨大的陆海军资源来对付我们这一个半球。那时，我们所有的美洲人都将是生活于枪口之下，枪里装有军事和经济的子弹这样说决不是言过其实。
那时，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新的恐怖的时代，包括我们半球在内的整个世界都会受到残暴势力的威胁。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想要生存，我们就会被迫把我们自己的国家永远变成一个建立在战争经济基础之上的军国主义国家。
我们当中有些人喜欢说，即使英国垮了，我们仍是安全的，因为两边有辽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
可是辽阔海洋的作用已经不同于帆船时代了。如今，在非洲与巴西之间的一个点，到华盛顿的距离，还不及从华盛顿到科罗拉多州丹佛的距离，因为最新式的轰炸机只需要飞5个小时。而在太平洋，美洲和亚洲北端几乎是相连的。
要知道，即便是在今天，从不列颠群岛到我们的新英格兰，乘飞机可以不加油飞一个来回。还得记住，现代轰炸机的航程正在不断地增长。
一周来，我国各地都有人要我今晚讲话。他们几乎全都表达了一个勇敢的愿望，要我如实说出形势的严重性。然而，也有一份电报表达了少数人的态度，就是不要看到也不要听到有任何邪恶，尽管他们内心里也知道邪恶是存在着的。这份电报要求我不要再说任何一个敌国一旦在西半球得到了基地，会多么容易地轰炸我们美国的城市。这电报主要一句话就是：“总统先生，请不要用讲事实来吓唬我们。”
坦率地和明白地说，会出现危险，这种危险，我们必须准备应对。但是我们很明白，钻进被窝把头蒙上，是躲不开危险的，躲不开对危险的恐惧的。
欧洲某些国家曾经与德国签订过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德国还向另一些国家保证说它们决不需要担心入侵。不论有没有互不侵犯条约，事实依然是这些国家业已被侵袭，被蹂躏，被投入现代奴隶境地。德国人只在下手前一个钟头才给它们下通知，甚至完全没有通知。这些国家中的一国逃亡领导人对我说过，“这种通知一文不值。他们给我的政府发通知之前两个小时，德国军队已经在一百个地方开进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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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花园浇水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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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遭遇让我们看出，生活在纳粹枪口之下，是意味着什么。纳粹分子用各种怪诞的谎言为他们的行动做辩解。谎言之一是说，他们占领一个国家，是为了“恢复铁序”。另一种谎言是说，他们占领或控制一个国家，是为了“保护它”防止别的什么人的侵略。
例如，德国说它占领比利时，是为了拯救比利时人防范英国人。那么，它岂不是也会毫不犹豫地对随便哪个南美洲国家说：“我们要占领贵国，以保护贵国不受美国的侵略?”
比利时今天正在被利用，作为入侵英国的基地，英国则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而任何一个南美洲国家一旦落入纳粹之手，都准会变成德国进攻本半球另一个共和国的跳板。
请大家分析一下，倘若纳粹分子胜利了，另两个更靠近德国的地方将会是怎样。爱尔兰还能撑下去吗?在一个不自由的世界，还能允许有一个奇怪的小小例外，让爱尔兰人保持自由吗?亚速尔群岛又会怎样，那飘扬了五个世纪之久的葡萄牙国旗还会继续飘扬吗?大家和我一样，都认为夏威夷是太平洋中的防御前哨。可是大西洋中的亚速尔群岛却比太平洋中的夏威夷群岛更靠近我们的海岸。
有人说，轴心国永远不会想要进攻西半球。这恰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正是这同样的想法毁了许多被征服民族的抵抗力量。简单明白的事实是，纳粹分子已再三公开宣称所有别国人民都是劣等种族，都该服从他们的命令。最重要的是，这美洲半球的广博资源和财富是这圆圆地球上最诱人的战利品。
让我们再也不要闭着眼睛不看那无可否认的事实，即那些已经捣毁和糟蹋了如此之多国家的邪恶势力，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门口，有些人已钻进门内。我们政府对他们已颇有所知，每天都在清查他们。
在我们自己国内和邻国，都有这些暗藏的特务在积极活动。他们企图挑起怀疑和不满，以煽动内乱。他们企图让劳资双方彼此相斗。他们企图重新挑动在我国早已沉寂的种族之间和宗教之间的敌对。他们活跃于一切鼓动人们互不容忍的集团之中。他们利用我们很自然的厌恶战争的情绪，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麻烦制造者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分化我们的人民，使之分化成彼此敌对的群体，破坏我们的团结，动摇我们保卫自己的意志。
还有一些美国公民——其中许多还是很有地位的人，而且大多是无意识地——正在帮助和支持那些特务的活动。我不是说这些美国公民是外国特务。但我要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是那些独裁者希望在美国发生的事。
这些人不仅仅是认为我们闭眼不看别国的遭遇就可以保全自己。有些人走得比这更远得多。他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轴心国的朋友乃至同伙。有些人甚至说我们应该模仿独裁政权的方法。可是美国决不可能也决不会那样做。
过去两年的经验教训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纳粹分子是任何人都姑息不了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抚摸一只老虎让它变成一只猫。对残忍无情的势力是姑息不得的。对一枚燃烧弹是无理智可言的。我们现在知道，跟纳粹分子是没法讲和平的，除非付出投降的代价。
现在连意大利的人民也被迫充当纳粹分子的帮凶，只是此刻他们还不知道再过多久他们就会被他们的盟友送上死亡之路。
美国的主张姑息的人硬是不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法国的遭遇所发出的警告。他们说什么轴心国不管怎样是会胜利的，说什么现今世界上的流血抗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说什么美国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影响力也投入到强制和平的天平之上，从中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一份。
他们说这是什么“谈判而来的和平”。真是胡说!如果一帮匪徒包围你的村镇，扬言要烧光杀光，从而迫使你向他们屈膝求饶，苟且偷生，这能叫“谈判而来的和平”吗?
这种强制之下的和平根本不是什么和平。这只不过是又一次暂时休战，它会导致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和最残酷的贸易战。在这些较量中，能真正抵抗轴心国的，只有美洲。
尽管他们吹嘘他们的效率，尽管他们宣扬这场战争是要达到多么崇高的目的，可是在他们的背后，却是集中营以及戴着镣铐的上帝的仆人。
近年来的历史证明，枪毙人，囚禁人，把人关进集中营，这些都并不是暂时的现象，它们正是现代独裁政权的祭坛。他们谈论什么世界“新秩序”，可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恰恰是要恢复最古老、最恶劣的暴政。在那里是没有自由，没有宗教，没有希望的。
他们所说的“新秩序”是与欧罗巴合众国或亚细亚合众国完全相反的概念。它不是建立在被治理者同意的基础之上。它不是能保护自己、保护自己自由与尊严、不受压迫的普通自尊的男女民众的联合。它是一个非神圣同盟，武力和财力的联盟，其目的是统治和奴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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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花园浇水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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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民及其盟友现今正在积极抗战，抵抗这一非神圣同盟。我们自己未来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一抗战的结果。我们能不能“避开战争”，要看这一结果如何。为今天和明天着想，我要直接向美国人民说明，如果美国想要不卷入战争，我们就必须尽力支援这些国家抵抗轴心国的自卫战斗；相反，如果我们默认它们失败，驯服地屈从于轴心国的胜利，坐等我们在下一次战争中成为攻击的目标，那么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
如果我们对自己完全诚实，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不论我们采取哪一种行动方针，都会有风险。但是我深信，绝大多数美国人民都会认识到我主张的行动方针现在风险最小，将来则会给世界和平带来最大的希望。
正在欧洲进行自卫战争的人民并不是要求我们去替他们打仗。他们是要求我们支援他们作战的工具，即飞机、坦克、枪炮和船舶，以便使他们能够为他们的自由以及为我们的安全而战斗。必须强调指出，我们要向他们提供这些武器，足够快地提供足够多的武器，这样，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才会免受他们已遭受的战争苦难和创伤。
不要听那些失败主义者说什么已经为时过晚了。也绝不会为时过早。明天才晚于今天……
我们国家正在做出巨大努力，要生产出这一紧急状态下所需要的种种东西，还要尽可能迅速。这一巨大努力要求付出巨大牺牲。
我并不要求任何人保卫一种到头来不能保障自己国人温饱的民主制度。我国的实力不会削弱到政府无法保障自己公民的福利。
如果说我们的生产能力受到机器的限制，那么应该记住，操纵机器，靠的是工人的技巧和耐力。政府决心保护工人的权利，所以国家也有权利期待这些操纵机器的人们完全尽责尽力来满足紧迫的防务需要。
工人像工程师或管理人员或厂主一样，享有同样的尊严，有权得到同样的职位保障。因为工人提供着生产驱逐舰、飞机和坦克所必需的人力。
国家期待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停顿地运转，不受罢工或停产的干扰。国家期待并坚持劳资双方通过自愿和合法的方式协调彼此之间的分歧，从而继续生产如此急需的各种供应品。
在我们巨大防务计划的经济方面，正如大家所知，我们正竭尽一切努力保持物价稳定，保持生活费用稳定。
9天前，我已宣布成立一个更有效的组织，来引导我们增加军工生产的庞大努力。为我们的军工生产拨出大量资金和成立协调一致的管理机构，这还是不够的。枪炮、飞机、舰船等等都得在美国各地生产出来，要由工人、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共同制造，而他们所需要使用的机器又得靠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工人来制造。
在这一庞大工作中，政府与劳资双方已有很好的合作，对此我非常感谢。
在解决生产问题方面，美国的产业智慧是举世无双的，现在已发动起来，发挥其潜力和才干。本来是生产钟表、农用机械、现金出纳机、汽车、缝纫机、刈草机和火车头的人们，现在正在制造弹药引信、炸弹挂装机、望远镜、炮弹、手枪和坦克。
可是我们现有的努力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得到更多的舰船，更多的枪炮，更多的飞机，如此等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照常办事”的观念。仅仅在现有生产设施之上添加几条新的要求，是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的。
不要因担心将来生产能力过剩怎么办而缩手缩脚。现在更加需要担心的，倒是我们的军工生产不够，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等到现今的军工生产需求成为过去以后，国家会适当安排和平时期的需求，那时会用得上所有的新的生产能力，也许还需要得更多。
不要让人们对美国未来的任何消极看法妨碍现在急需的军工产业的立即扩充。我们需要它们。
我要明确指出，国家的目标是现在尽可能迅速地生产出每一台机器，建成我们所需要的每一座兵工厂及相关设施。我们有人——有钱——有技术——首先是有决心。
我相信，如果某些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部门需要使用我们军工生产急需的那些机器和原料，那么这些部门一定会向我们的首要紧迫任务让步，而且会是乐意地让步。
所以，我号召厂主们、经理们、工人们以及我们政府的职员们都把我们的每一份力量投入到军工生产中去，既迅速而又毫不吝惜。与此同时，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所有在政府担任负责职务的人都会同样全心全意致力于当前这一伟大任务。
随着飞机、舰船、枪炮和弹药的生产进展，我们政府及其防务专家将会决定怎样最好地把它们用于本半球的防御。多少要运到国外，多少应留在国内，必须根据我们总的军事需要，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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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花园浇水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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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与战争本身一样严肃的紧急问题。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致力于这一任务，就像我们在打仗一样。
我们已经向英国人提供了巨大的物资支援，今后还将提供得更多。
在决心援助英国方面没有任何“瓶颈”。任何独裁者，任何独裁者的组合，不论他们怎样理解我们这一决心而进行威胁，都无法减弱我们这一决心。
英勇的希腊军队和各流亡政府的武装力量给英国人提供了宝贵的军事支援。他们的力量在增长。这是视自由重于生命的男女战士的力量。
我相信轴心国不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我这一信念有最新和最佳情报作为根据。
我们没有任何失败主义的理由。我们有一切理由保持希望——希望和平，是的，希望捍卫我们的文明，而且在未来建立更加美好的文明。
我有深厚的信心，相信美国人民现在决心做出比迄今为止更加强有力的努力，来增加种种武器装备的生产，来反击我们民主信念所受到的威胁。
作为美国总统，我号召全国做出这样的努力。我以我们的国家——我们热爱和引以为自豪、而且荣幸和骄傲地为之服务的国家——的名义，发出这一号召。我向我国人民发出号召，绝对相信我们的共同事业一定会获得伟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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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要做得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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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历史上第一个批准使用原子弹的人说，一旦事态逼得非走这一步不可，他也许会再一次这样做。
哈里·杜鲁门与柏林空运
1948年3月5日，驻德美军司令卢修斯·克莱从柏林向华盛顿发回一绝密电报，说“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每个苏联人都表现出新的紧张神色”。他报告说战争也许会“很突然”地爆发。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赶紧了解把原子弹部署到靠近苏联的地方，需要多长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英、法、苏四国瓜分了柏林，柏林也像整个德国一样，被划分成四块，一国占领一块。然而柏林位于苏联占领区的深处，对于美、英、法盟军来说，他们在柏林，就像是在苏联海上的一个孤岛上一样。他们刚刚入驻这个满目疮痍的大都会不久，战时结成的四国同盟系统就开始解体了。
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苏联支持的政变以后，美、英、法这三个西方盟国公开宣布要把它们的德国占领区合并，成立一个独立的西德国家。俄国人的敌对情绪马上急剧升级。在克莱将军发出上述警告后不久，驻德苏军司令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恨恨地退出盟军管制委员会会议，宣称这一委员会已不起作用。接着，3月30日，苏联宣布，从西方占领区通到柏林的惟一铁路线上的所有军运货物要一律接受检查。
柏林居民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她是幸存下来的一个地下反纳粹运动的领导人，在得到苏军解放后又差一点遭到俄国兵强奸，曾经从垃圾堆中拣面包渣充饥——这时将占领军的双方争执比喻为“火山顶上跳舞”。她在日记中担心地写道：“我们的蔬菜、水果和马铃薯——几乎我们的全部食品——都得从周围省份运来柏林。那里的占领军一眨眼就能切断我们的生命线……一旦需要，西方盟军会给300万柏林人供应马铃薯吗?还有水果、蔬菜、煤和电?”她感到信心不足。
然而，克莱将军不想在苏联的恐吓面前退缩。他主张武力对抗苏联，但未获五角大楼批准，于是他派了一批双发动机的C-47式运输机在5000英尺的高度飞越苏占区，在这样的高度是很容易被苏军高射炮或战斗机击落的。经过苏占区上空的空中走廊经常有成群的苏军战斗机飞来飞去，这批美军运输机的被称做“克莱之鸽”的勇敢飞行员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苏军击落。幸好它们飞到了柏林着陆，没有出事，于是它们又返回法兰克福的莱因—美国空军基地，为柏林的美军部队装运补给品。
几天以后，铁路运输恢复正常了。但苏联人却随便逮捕盟国的官员，还企图封锁柏林英占区内的加托机场和美占区内的中央铁路管理局，直到盟军摆开阵势，才把他们逼走了。这时又发生了一个糟糕的事件，一架苏军雅克3式飞机在空中乱窜，与英国一架客机相撞，双方机组人员和10名平民乘客丧生。与此同时，柏林地区共产党人对柏林市民说，他们必须登记，抵制西方盟国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西德国家的计划，还警告市民们要出示登记卡片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站在人民一边”。
当柏林局势日趋紧张时，哈里·杜鲁门总统正乘坐他的装甲专用列车在美国各地开展竞选活动，为他的民主党募集竞选经费。在俄勒冈州尤金市，杜鲁门在演说中强调他决心抵制苏联的侵略，遏制共产党的扩张。为了证明他的决心，他宣布国会已刚刚通过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提出的以大量财力物力援助欧洲国家的计划。但是他在即席讲话中回忆他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见苏联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一事时，却说了一句：“我喜欢那个老约瑟夫!他是一个正派的人。”
回到专列后，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赶紧打电话给杜鲁门所信任的白宫助理克拉克·查利福德，通报了这一情况，克利福德则以适当语气建议杜鲁门决不要再说这种话。杜鲁门认错说：“呃，我想我是说走嘴了。”
在许多人看来，杜鲁门这一类的失言以及他坦率认错的谦逊态度，证明了他的确是“来自密苏里州的小人物”。他曾在密苏里一个小镇上开一家男子服饰店，经营不善，就转而办农场，然后当上了县法官，然后又得到堪萨斯城民主党魁首彭德格斯特赏识而被送到华盛顿当参议员。但他主持的参议院一个委员会调查军用物资供应合同情况，揭露出一系列贪污欺诈行为，于是这位“小人物”崭露头角，当罗斯福1944年竞选四连任时，他成了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罗斯福1945年4月12日去世，杜鲁门接任总统。当时，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有一句名言：“杜鲁门看来根本没有条件去充填罗斯福留下的大鞋子。”
杜鲁门总统后来承认，当他在波茨坦会见斯大林时，自己还仍然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知道斯大林杀人之多超过了希特勒，可是斯大林衣装简朴，还佩戴着一枚红绶带金质五星勋章，其魅力给杜鲁门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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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要做得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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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欣赏斯大林注意听别人的话，又自己言谈直率，这恰恰又是杜鲁门的特点。此外，杜鲁门请了一位著名钢琴家到波茨坦在宴会上弹奏萧邦的华尔兹舞曲，并亲自为他翻乐谱，于是斯大林也做了回报，请来了莫斯科的最佳音乐家在宴会上演奏，把杜鲁门感动得直叫好。
杜鲁门总统重视个人友谊，在这之前就给他带来过麻烦。他让自己一批老乡充当幕僚，有人就曾批评他把白宫弄得好像是“密苏里的狮子独立俱乐部的休息厅”。他对斯大林产生的好感也差一点妨碍了他认识那位独裁者的残酷无情。
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三国提出了以新德意志马克作为西德货币的计划。柏林暂时不包括在内，等待四国管制委员会协商。
苏联在会上表示反对，并禁止新货币在东德和柏林流通，还计划发行他们自己的新通货。柏林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不得不使用两种货币，都愤怒了，成群冲击市政厅。在往门厅里挤时，许多人被踩死踩伤。示威成了暴力活动，示威者中有大批的人挨了揍。
6月23日晚11时，苏联的驻德通讯社宣布，进出柏林苏占区的交通一律停止。铁路和水路都关闭了，同时宣布不再向西柏林供煤供电。到翌日早晨，从柏林周围地区向西柏林运送牛奶和蔬菜的车辆全被挡住。位于东区的中央银行则把账户冻结了。西柏林像一座中世纪堡垒似的，陷于重围之中。
这些举措的官方借口是“技术上遇到困难”，但人们普遍看出斯大林的意图，是以西柏林250万人挨饿相威胁，逼迫美、英、法三国放弃成立西德独立国家以及在柏林发行新马克的计划。斯大林甚至还可能想把西方三盟国完全逼出柏林市。
美国向驻柏林部队通报了情况。一位连长忧虑地向他的士兵说：“先生们，你们该了解形势。如果俄国人决定打进来，我们就只会再活两个钟头。”西方三盟国在柏林的驻军一共只有大约6500人，而俄国兵约有18000人，另外在周围的东德地区还有30万人，配备有大量的坦克。
如果说杜鲁门一开始还没有相信斯大林居然要让全城的人挨饿，驻柏林美军指挥官弗兰克·豪利上校却对此确信无疑。在四国柏林驻军指挥官会议上，他指出给居民配给的食品的热量只有1250卡路里，太低了，要增加一点。他对苏方代表说：“你总不能再踢一个已经倒下了的女人吧。”
他得到的回答是：“啊，亲爱的豪利上校，这正是踢她们的最佳时机。”
“你是说食品也成为政治的了?”
“当然。”那个苏方代表冷笑着说。
豪利上校没有向克莱将军或国务院请示，就向民众广播说美国人不会离开柏林。他承认现有的补给只够维持30天。“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向听众说，但他强调指出，“美国人民不会袖手旁观，不会让德国人民挨饿。”最后他说，“我要对俄国人说，除了黑面包之外，再给你们一点东西，让你们嚼一嚼。你们的军事意图，我们已听得不少。好吧，在这一点上我要告诉你们，倘若你们企图进入我们的地区，你们最好是做好充分准备。我们严阵以待。”
可是柏林西区供电不足，听收音机的人不会很多，所以他派出了几辆车，让人用大喇叭沿街播放他的讲话。西区的居民当时已划分成12个小区，按区轮流供电，每一小区每天供电两个小时。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所在的小区供电时间是半夜12点到凌晨两点。
还在封锁之前，豪利上校经克莱将军同意，就组织了一次临时安排的空运，向柏林运食品和煤。尽管形势已很紧张，他们都认为苏联人还不至于击落盟国的飞机。美国和英国飞机一次向柏林运送了80吨食品和医药物品。但豪利手下的专家们计算过，西柏林每天需要的食品和煤以及其他供应品，至少达4500吨。在航空史上能与如此规模相比拟的行动只有过一次，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印缅战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行动，但即使那次行动高峰期的日运输量也还是比柏林的需要量低了几乎一半。
克莱下结论说，仅仅用飞机来保证柏林的供应将是“绝对不可能的”。后勤任务过于繁重：通向柏林的航线仅限于三条狭窄的空中走廊；西柏林只有两个机场，它们跟饱经轰炸的整个城市一样，真可谓千疮百孔；驻德美军只有战时已用旧了的100架C-47式运输机，当地英军只有6架同型飞机。
然而，尽管有这些困难，管制委员会的英国皇家空军专家雷金纳德·韦特准将经过他自己独立调研后，认为大规模空运是可行的。他说服了驻德英军司令布赖恩·罗伯逊爵士，后者给伦敦发了电报，请求增调一批飞机来实行空运。克莱对此有怀疑，但仍表示支持，并要求尽可能增调美国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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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要做得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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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克莱还满腔热情地向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报告了他自己的计划：他已经调集了一支6000人的武装运输队，配备了装甲车、火炮和一个战斗工兵营，打算派他们沿公路硬行闯过苏占区。他报告说业已准备就绪，只待批准即可行动。
副国务卿洛维特对此感到惊骇，他告诉克莱，苏联人只要炸毁两三座桥梁，“就可以坐在山坡上看热闹”。陆军部长罗亚尔则告诫说，不值得为柏林的货币改革问题而开战。他要求克莱从柏林撤出美军眷属。
杜鲁门总统了解到柏林局势后，召集了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副国务卿洛维特和陆军部长罗亚尔到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开会。这几个人向总统汇报了情况，同时报告说他们查阅了有关文件，找不出美军自己开路进入柏林的合法依据。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总统已几次强调通路问题，但这一问题每次提到盟军管制委员会讨论时，都遭到苏联人否决。现在想再协商，也为时过晚了。
杜鲁门要求他的顾问们了解更多情况再来开会。同时，他下令将两个中队的B-29式重型轰炸机派到欧洲。正是这种飞机在1945年将原子弹投到了日本。这一次没有携带原子弹，但斯大林是不会知道这一点的。杜鲁门是一个扑克牌高手，懂得虚张声势是会起作用的。
杜鲁门依然是像平常一样，走路跷脚根，在厚厚眼镜后面眨眼睛，让人看不出他有任何忧虑。这时报界大肆宣扬那位趾高气扬的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已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仿佛他已赢得大选胜利似的，对此，杜鲁门也显得无所谓。那个晚上，他特意和他的夫人一起在白宫南草坪进晚餐，怡然自得地欣赏景致。他说那是“一个可爱的傍晚”。
第二天下午，陆军参谋长布雷德利将军、空军参谋长诺斯塔德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沙利文将军，跟福雷斯特尔、洛维特和罗亚尔一起，在五角大楼讨论柏林问题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他们的意见归纳为三种方案：一是美国可以退出柏林(多数人赞成这一方案)，一是试图留在那里和争取外交解决，一是准备跟苏联进行大规模战争。克莱提出的派武装运输队硬闯的方案被否定了。没有人提到空运方案。
在这会议期间，他们获悉英国人已宣布无论如何不从柏林撤退，这让将军们吃了一惊。在这之前，布雷德利刚刚派了艾伯特·魏德迈少将到伦敦去探讨从柏林撤军的方案。当洛维特在白宫开始向总统汇报他们提出的几个方案时，杜鲁门打断他的话，厉声指出：“谈不上撤退。我们留在柏林——句号。”他看来是跟英国人一样倔强，这又让将军们吃了一惊。杜鲁门真无愧于他的绰号“密苏里最犟的骡子”。
洛维特以尽可能尊敬的口吻问道：“总统先生，你考虑透了吗?”指出这一立场有可能引燃第三次世界大战。杜鲁门回答说：“我们将需要视情况的发展做出处置，但根本的立场是，我们在柏林，是有协议作根据的，俄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叫我们走，直接施加压力或间接施加压力都不成。”
总统的顾问们知道这是一个困难的或者不得人心的行动方针，但争论也没有用。每逢有人跟杜鲁门争论，他就会指一指他挂在椭圆形办公室墙上的马克·吐温亲笔写的一句格言“总要做得对!”他说“这会叫一些人满意，叫另一些人惊奇”。
既然总统坚持留在柏林，大家就迅速转而讨论如何实行这一方针。总统否定了克莱的武装运输队方案，让在座的人松了一口气。他又否定了有人提出的向俄国船舶封闭港口和巴拿马运河的方案。在无人提醒的情况下，杜鲁门决定以空运为最佳办法。他指示要把空运扩大为一次全面的行动，直到取得外交解决为止。他的多数顾问像克莱一样，怀疑空运未必能满足250万人的供应，但杜鲁门根本没有问过他们的想法如何。他也没有许诺说空运方案一定会成功。
这次空运行动的代号为“供应行动”，它动用了从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和加勒比海等地所有能调来的飞机，其中包括39架能运载10吨货物的C-S4“空中霸王”式运输机。所有能飞的人——包括空军新闻官和业务专家，直至驻欧美国空军司令柯蒂斯·李梅将军——都承担飞行任务，轮流执勤，一天飞两趟。英国也集中了从英联邦各地调来的飞机执行空运，行动代号为“OperationPlaneFare”。柏林人则把这两个行动统统称做“空中之桥”。战时他们听到飞机嗡嗡响，就知道要挨轰炸，而这时飞机嗡嗡响却意味着运来了粮、煤、罐头、脱水土豆和脱水蔬菜，意味着生存的希望。就这样，豪利上校和英国人6月24日临时安排的一次空运在几周之内变成一次特大规模的行动。
最初，飞机起降时刻的安排相当混乱。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坚持要照章办事，架次之间要间隔25分钟，但这速度太慢了，指挥“供应行动”的约瑟夫·史密斯准将只好强迫他们抛开章程，把飞机与飞机在柏林着陆的间隔时间缩短到5分钟。7月初下大雨，耽误了不少航班。螺旋桨、轮胎和发动机零件短缺，又使一些飞机暂时停飞。7月8日，美国的一架C-47运输机在威斯巴登以西撞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但是到了7月中旬，飞行已有条不紊，一架架飞机装货、飞行、卸载、返航、加油、再装货、飞行等等，持续不断。尽管苏联飞机不时地在空中走廊干扰，盟国飞机仍保持了每4分钟一架着陆。7月15日，24小时内共运送物资1450吨，创造了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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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要做得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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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7月15日，杜鲁门也赢得一次胜利，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在此期间，争取苏联停止封锁的外交努力却无进展。7月3日，克莱将军和英、法两国驻德司令一起拜会了苏军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元帅。那位元帅坚持说，在西方放弃成立西德政府的计划之前，“技术困难”将无法消除。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人就是要拖下去，等着西方服输。伦敦一家报纸就说：“专家们都明白，飞机空运虽有巨大心理效果，但无法靠它满足柏林整个冬季的供应。”
斯大林严重低估了杜鲁门的顽强毅力，他倒是应该先向杜鲁门的夫人贝丝打听打听。杜鲁门从儿童时代在主日学校受教育时开始，就热恋上贝丝，但他向贝丝母亲表达了对贝丝的爱心以后，又坚持等待了9年，才与贝丝终成眷属。
总统私下里也曾担心“俄国也许是存心利用柏林为战争找借口”，但他公开宣布：“我们将留在柏林——不论发生什么事都坚持不变……我不会推卸责任，不会对我做出的决定有任何动摇。”为了坚持他的立场，他不得不既跟斯大林斗，又跟他自己的军事顾问们斗。
有一次，陆军部长罗亚尔把克莱将军从德国召回华盛顿，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作证，总统对此十分恼火，骂他的陆军部长是“笨蛋”，“不必要地把克莱召回来说个你好”。
但美国将军们到这时都已对柏林空运有了信心。克莱作证时说，只要能得到更多的飞机和人力物力，柏林一定可以守住。
杜鲁门细心听取了克莱的想法，然后征求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的意见。范登堡说，把太多的飞机集中于德国，会使美国在世界其余地方力量单薄；同时，太多飞机集中于一地，会让苏联人便于一举击破。
杜鲁门听到这里就打断了范登堡的话，问他是不是更喜欢向柏林派遣武装运输队。不等范登堡回答，总统就强调指出他认为空运是问题最少的办法。他命令为柏林空运增派一大批C-54重型运输机，而且声明他作为总统甘心为此承担风险。
范登堡也很顽强，又说他担心柏林没有足够的飞机着陆场。这时克莱挺身而出，说他在柏林的法占区已发现一片空地可以建机场。杜鲁门命令他一返回德国就赶紧施工。
此后不久，曾指挥过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空运的威廉·特纳少将到了柏林，使“供应行动”上升到新的水平。机场跑道配备了一批吉普车，由德国红十字会所能找到的最标致的姑娘乘吉普车，给着陆的飞机的飞行员传达指令和递送快餐，飞行员就不需要下飞机了，两航班间隔时间缩短到3分钟。8月12日，美英飞行员提供的物资共达4724吨，头一次超过了柏林的最低日需量。
盖尔·哈沃森上尉率领的机组给在机场篱笆外观看飞机起降的儿童撒糖果。他们飞临机场上空时，向孩子们摆动飞机副翼，给他们投撒小袋糖果，每一袋都有手帕做的小降落伞，让糖果缓缓下落。几个星期后，哈沃森收到了大量寄给“摆翅叔叔”和“巧克力飞行员”的信件。他考虑过想最后加倍撒一次就不再撒了。但第二天他的上级叫他看一份《法兰克福汇报》，训斥他说：“瞧你干的好事，一袋糖差一点砸了记者的脑袋，他把这故事传遍欧洲了。”可是世界各地的人知道这事后，纷纷捐献糖果和手帕，糖果堆成了小山。飞行员们都给柏林撒糖果，甚至撒到了东柏林，惹起了苏联方面的抗议。
外交方面的努力却进展得不大顺利。夏季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三国的驻苏大使一直见不到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他们被告知说莫洛托夫到外地休假了。他7月末回莫斯科，但他的秘书告诉大使们说，既然情况毫无变化，西方大使们没有什么理由去见他。美国大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和英、法大使终于直接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似乎愿意不再反对成立西德国家。大使们又去见莫洛托夫时，莫洛托夫却否认了这一点。到9月中旬，会谈完全破裂。大使们想再见见斯大林，却被告诉说斯大林去外地休假了。
柏林的居民心情一直紧张不安。正如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所说：“大家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摇摆摆。这种摇摆不定是叫人十分难受的，因为感到自己还不如抢骨头的狗，而是被狗争抢的骨头。”
柏林市内，游行示威、斗殴闹事和警察抓人的事件，愈演愈烈。警察分成东西两套人马，东区警察常常抓捕西区的警察。柏林市民冲击了市政厅。市政厅从苏占区迁到了美占区。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这时想到，“也许到了明天我们会有两个市政府，东西边界还会建起一道中国式的长城，竖立着城垛和NE022望台。”事态还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
9月9日，25万市民聚集在共和国广场，抗议暴民对市政厅的袭击，这一集会规模之大是空前的，过去纳粹当局强迫人们开会也不曾有过这么大的规模。有一些人想把勃兰登堡门上的苏联国旗扯下来，东柏林警察向他们开枪，一个15岁的男孩挺身保护一名妇女时被打死了，另有22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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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要做得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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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们很接近于战争。但愿不是。”他的内阁成员逼他表态是否准备使用原子弹。他回答说，他祈祷永远不再被迫做出这样的决定。然而，一旦事态逼得非走这一步不可，那么，历史上头一个曾批准使用原子弹的人说，他也许会再一次这样做。
尽管局势令人担忧，杜鲁门仍然在9月17日搭乘他的专用装甲列车，开始为期33天的竞选旅行。当时，《新闻周刊》调查过50位人士的意见，他们全都预言杜鲁门会败在共和党的杜威手下，但杜鲁门毫不泄气，他说：“我了解这50个人当中的每一个。他们谁也不懂得怎样敲打老鼠洞里的沙子。”他的专列每到一处，都有群众为他的呐喊助威，使他深受鼓舞。但是在进行艰苦的竞选战的同时，他还得跟那些反对留在柏林的人斗争。克莱将军给他发来电报，说“我们有点顶不住了”。专列到了达拉斯时，杜鲁门悄悄地让回国述职的史密斯大使上车与他相见。
史密斯报告说，他最近见过莫洛托夫，毫无进展。在英、法大使的要求下，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可是苏联人否认封锁的事实。杜鲁门与国务卿马歇尔商议，觉得再争取谈判已经没有意义。此事提到了联合国安理会，那里的苏联代表仍是一口咬定“没有封锁”。显然，得在柏林熬过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季。
当马歇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忙碌时，杜鲁门考虑过一个计划，想派他的密友、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杜鲁门想，即便是斯大林把责任推到美国方面，只要局势能有所松动，也是有益的。但马歇尔反对这样做，只好作罢。
当杜鲁门在西部开展竞选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形势做了一次全面评估。他们认为空运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那样做就会使国家安全的其他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尖锐批评了留在柏林的决策，建议尽快撤出。他们下结论说，为了柏林而冒战争风险，“在军事上是不慎重的，在战略上是不值得的”。副国务卿洛维特说参谋长们准是得了“恐慌症”。
杜鲁门总统很生气，他决定一回到华盛顿就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把驻德美军司令克莱将军召回来参加会议。克莱在会上强调指出，由于美英双方的空运已合并为统一协调的行动，空运的效率又有了提高。但要成功，还需要更多的飞机。
总统问与会者意见如何。没有一个人支持克莱。会开完了，总统把克莱叫到他的办公室，对克莱说：“将军，我想你很不愉快吧。没事。你会得到这些飞机。”杜鲁门下命令立即往德国加派飞机。
竞选的形势起了变化，原先人们普遍认为处于劣势的一方赢得了胜利。投票日的翌日清晨4点钟，杜鲁门的侍从把他叫醒，通报说他以200万张选票的优势当选了。
可是柏林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定。11月中旬德国出现大片浓雾，空运人员英勇搏斗，但进度仍大大减缓。11月27日，空运一度完全停顿达15个小时之久。苏联支持的东区报纸天天冷嘲热讽。这时，虽然供应量很低，克莱仍决定给柏林每户居民分发50磅重的煤(有孩子的家庭发得更多一点)，帮助大家熬过这恶劣的气候。但大雾一直不散。11月30日整整24小时内，只有10架飞机在柏林着陆。浓雾持续到了12月，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难道老天爷也跟苏联人结盟了?”
尽管天气不好，东区警察又刁难恐吓，但柏林有选举权的选民当中，仍然有863%的人在12月5日走到投票站，选举自己的市长和市政委员会。1949年来到了，因空运而牺牲者达到了34人，天气恶劣，电力供应更加紧张。英国议会通过了决议，要把柏林空运长期坚持下去。天气终于晴朗，空运又恢复了势头。豪利对报界宣布：“即使是最顽固的共产党人也一定看出了，他们的策略已经失败。不论是易北河上的封锁还是冬季的冰雪都未能挡住空运。”
1949年1月20日，笑容满面的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就职演说，讲稿完全是他自己写的，强调要把和平和民主推广到全世界。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同连战友护送他的汽车阅兵，观众掌声不断，700架飞机飞过了天空。
此后不久，斯大林含蓄地暗示他也许愿意谈判。他原先一向强调货币问题，但这次在书面回答一名西方记者关于结束封锁的条件问题时，却对货币问题只字未提。
遵照杜鲁门的吩咐，刚刚接替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以似乎闲谈的方式，向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探听斯大林不提货币问题有没有什么意义。过了一个月终于有了回音，说货币问题固然重要，但可以在外长会议上讨论。就这样，斯大林缓慢地而且是悄悄地退却了。美国大使又问，如果安排了外长会议，封锁是否即可取消。对方的答复是他还要再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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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要做得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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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指挥空运的特纳将军这时看到形势好转得太快，担心飞行员们松劲，就在复活节这天组织了运煤飞机大检阅，让飞机几乎是每一分钟着陆一个架次，24小时内运送到柏林的煤多达12941吨。如果说斯大林对封锁的效果还抱有什么希望的话，看到这一惊人的数字，他的希望也一定破灭了。
5月，斯大林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任何成果，就屈服了。5月12日午夜0时01分，西柏林的电灯全亮了，路障撤除了，铁路恢复了列车运行。就这样，哈里·杜鲁门及其坚持的空运，没有向柏林投掷炸弹，而是投掷糖果，就胜利了。
1953年1月15日，杜鲁门总统在离任时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对美国人民说，到一定时候，苏联政权就会自行瓦解。他承认，“谁也说不准这将发生于何时，或者将会如何发生”，但他肯定说“毫无疑问会发生变化”。柏林危机之后，朝鲜半岛爆发了一场热战。然后，恰如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所预见的那样，苏联人于1961年在柏林筑起一道墙，将东西柏林隔开。可是，正像杜鲁门预言的那样，柏林墙于1989年被推倒，苏联和东德政府都最终瓦解了。1994年6月18日，美国的驻柏林警备部队举行最后一次阅兵时，天上飞过了一架曾承担空运任务的老式双引擎C-47运输机。
附录
哈里·杜鲁门总统1948年10月27日
在波士顿力学大厅发表的演说（节译）
（这是西方国家历史上最恶毒的反共政治演说之一，公然叫嚣“我恨共产主义”，要“拯救各地自由人民不受共产奴役”。其言论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因此，在保留其演讲主要观点以供参考的同时，对一些纯属恶毒攻击的言论做了适当的删除。——编者注）
谢谢你们，我的好友们和同胞们……
昨天，世界各国自由的人们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黑色威胁。美国人民帮助拯救了他们。今天，世界各国自由的人们受到了共产红色威胁。
美国人民又正在帮助拯救他们。
……
如果某个别国的人民自由选择了共产主义的治理形式，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美利坚合众国不要任何共产主义的政府。
如果别国的人民不要共产主义，我们不愿看到有人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他们。
我们已在世界各地采取积极的和成功的行动，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
我要求你们现在加入这一斗争。
……
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世界上的持久和平。
我们深信，在这原子时代，和平是绝对的需要。但是，只有建立在人权和自由基础之上的和平才会是持久的和平。
我要尽我最大努力争取赢得持久的和平。
必须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美国人民，而且是为了世界各地的人民。
去年3月，我宣布了我国政府的旨在维护世界自由的一项基本决策。在陈述那一决策时，我说过，“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的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派或外部压力的征服企图。”
根据那项决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受到共产党统治威胁的国家。
全世界都知道这一政策成功了。为此，共产党人是永远不会饶过我的……
在德国，我们已采取直率而又坚定的立场，即决不让共产主义将它的触角伸进柏林西区。
我们决不会从这一立场退却。
我们将让柏林人民有饭吃，让德国人民有机会在一个民主政府领导之下，过像样的生活。
……
共产主义靠贫穷而发达。受苦受难就会招致共产主义的威胁。在繁荣、正义和宽容的地方，这一威胁就会消逝。
在我国，共产主义的现实威胁在于再发生一次大萧条的危险。共产主义的现实威胁在于广泛的失业和正义不得伸张，就像1932年有过的那种情况。
我国的现实共产主义威胁会产生于第80届国会推行的那些共和党政策，因为那些政策有导致我国经济繁荣告终的危险。
我国的现实共产主义威胁会产生于共和党对大企业旨意的屈从，及其想要摧毁美国劳工好不容易才赢来的权利的决心。
你们在11月2日投民主党一票，就是与共产主义做斗争……
我所能说的，就是我以自己作为一名民主党人而自豪。我们所从事的是一场伟大的斗争，为了自由、为了宽容、为了所有人的权利和福祉而进行的伟大斗争……
这场斗争就是罗斯福的斗争。
现在它就是我的斗争。
不仅如此，这也是你们的斗争。
我能和你们一起为了我们信仰的事业而进行这场斗争，这使我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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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要做得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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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们的帮助，你们的勇敢，以及你们的热情，我们定会在11月2日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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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失败者是一个孤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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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不希望让人记住他是一个软弱的总统，竟然不能把艾森豪威尔留下的计划贯彻实施。
约翰·肯尼迪与猪湾
1961年4月17日下午4点32分，佩佩·圣罗曼蜷伏在古巴一片海滩上，周围是炮火和硝烟，头顶上是嚎叫的战斗机。尽管处境险恶，他仍然尽量集中精力敲击莫尔斯电码发出以下电报：“正在销毁我的全部装备和通信器材。坦克向我们开来。我没有反击手段。正退向树林。无法等待你们。”这位28岁的“2506旅”旅长被优势敌军压迫到一片海滩上，再往后就是大海，还有一大片沼泽地。他环顾四周，只见到处都是自己的伤亡的战士。
佩佩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拨打无线电报话筒，终于打通了。他喊叫：“你们能听见炮声。我要下令撤退了!”
从话筒听到的声音是：“坚持住!我们就来，什么东西都会送来!”
“要多久?”佩佩问。他感到绝望了。12个小时以来，那些人不断许诺要来增援，但每一次都叫人空等，一次比一次更落空。
“三四个钟头吧。”话筒传出的声音说。
已经等不了那么久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答应过在佩佩率领的古巴流亡者队伍的“上上下下和两边”都有人增援，但增援显然不会及时来到了。佩佩二话没说，就打手势命令他的人销毁通信器材。他们用枪托砸，用冲锋枪射击，直到这些器材全变成碎铁片和烂电线。“2506旅”已孤立无援了。
佩佩想给他的人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但环顾四周，海边的村庄都已被夷为平地，棕榈树也都倒了，就像是刮过了一场飓风似的。在这海滩上，他的人成了卡斯特罗的飞机看得清清楚楚的袭击目标。
佩佩只好指挥他的人进入沼泽地。这些人在沼泽中转悠了将近一个星期，口粮吃完了，一个个筋疲力竭，只好走出沼泽，束手就擒。有一个人在被擒时叫喊道：“枪毙我们吧，但是发发善心，先给我们一点水喝。”
卡斯特罗的兵把这些俘虏装上卡车，塞得满满的。人太挤了，热得透不过气。几个小时后到达哈瓦那时，已有9个人窒息而死。此后20天，他们受到残酷折磨和盘问，有时卡斯特罗还亲自进行审问。这些人被关进一座监狱，每100人共用地上挖的一个小坑作为厕所。过去了1个月、3个月，圣诞节又过去了，始终没有人来营救他们。这些古巴逃亡者只有呆在黑牢里，干等着。
3个月前，1961年1月，约翰·肯尼迪乘车前往白宫出席他的总统就职仪式。他的前任、传奇人物艾森豪威尔跟他一起坐在车里。车队在白雪覆盖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缓缓行驶。肯尼迪想找点话题打破车内的沉默。
肯尼迪问艾森豪威尔是否看过《最漫长的一天》，那本书讲的是1944年诺曼底登陆战的历史。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没有，还没看过。其实他何必看这本书呢?当年正是他这位盟军统帅亲自策划、监督和实施了历史上这场最重要的登陆战役。他了解得很清楚，用不着看书。
艾森豪威尔比肯尼迪年长25岁，在他眼里，肯尼迪不过是一个“傲慢的小伙子”。连肯尼迪的一些最密切的同事也觉得他还太年轻，难以挑起总统的重担。他的一位老朋友在他决定参加竞选时就对他说过：“你的时间还长着呢，为什么不等一等?”
然而肯尼迪知道时间不等人。他患上了艾迪生氏病，一种往往致命的肾上腺性疫病，天主教神父已有4次给他做过临终祈祷了。已与死神几次擦肩而过的肯尼迪感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采取行动。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愿让光阴虚度。
已经发起竞选运动后，肯尼迪说：“我瞅着这些参选的人，对自己说，好吧，既然他们能行，我为什么不行呢?”竞选最终结束，肯尼迪仅仅以10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了共和党的老牌政治家尼克松，而当选为总统。
在就职演说中，肯尼迪宣布火炬已传递到新一代美国人手中。这位43岁的总统说话算话，用了一批年轻人给他当顾问，这些人以前都没有在华盛顿担任过公职。他对他新任命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我们一起学习吧。”
肯尼迪对这批人并不很了解，但是他相信他们的才智。他说：“你们的脑汁是用不完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却是一位政坛老将，他觉得这批年轻人确实了不起，说他们是“最聪明能干的”。但有一次他对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说肯尼迪这批才子如何聪明时，饱经世故的雷伯恩却辛辣地说，他倒是希望这些人先当当县治安官。
肯尼迪自己也担心全靠新人恐怕难以治理国事，所以他的行政班子中有一半是留用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人，其中主要是情报和军事方面的人。这些人大多已在华盛顿工作了十来年，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冷战中，阅历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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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失败者是一个孤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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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们是老一代的人，对肯尼迪的年轻并不太感钦佩。老资格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几乎比肯尼迪年长25岁，他只习惯于从艾森豪威尔那位退役五星上将、共和党总统那里接受指示，并不乐意向肯尼迪这一稚嫩新手请示受命。
然而，艾伦·杜勒斯急于让肯尼迪了解一件事情。肯尼迪刚刚就职，杜勒斯就和他的副手理查德·比斯尔一起向新总统汇报了与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有关的“情况”。1959年，卡斯特罗依靠民众的支持，把巴蒂斯塔政权赶下了台。然而，如同俄国30年前的情况一样，古巴也是革命以后由共产党人掌了权。
杜勒斯和比斯尔都是60多岁的人，他们热心地向肯尼迪解释说，卡斯特罗可能成为又一个斯大林。
他们要总统明白，在距离美国海岸仅仅90海里的地方决不能容许一个共产党政权。他们说，事实上他们已经有一个搞掉卡斯特罗的计划。
卡斯特罗刚一当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指示中央情报局制订入侵计划，但他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决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插手。”要迅速悄悄采取有效的隐蔽行动，免得艾森豪威尔陷于宣战的政治纠葛之中。
艾森豪威尔本来可以利用他在政治上享有的有利地位。但在1960年，苏联人击落了一架入侵苏联领空的U-2间谍飞机，接着，在联合国于巴黎召开的讨论核裁军问题的最高级会议上，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愤怒地谴责“西方如此卑鄙的间谍行径”，要求艾森豪威尔赔礼道歉，并且怒气冲冲地退出了第一天会议，使会议不欢而散。在这种形势下，艾森豪威尔自然顾不上中央情报局的入侵古巴计划了。
尽管艾森豪威尔无暇过问，杜勒斯和比斯尔仍继续制订和筹备这一行动计划。因此，肯尼迪就职时，不但继承了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而且也继承了这个已反复推敲和筹备的要打垮卡斯特罗的计划。在肯尼迪就职后的头一个星期，杜勒斯和他的副手反复向总统汇报了对付古巴的战略，但未谈及具体事实。
肯尼迪手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位成员后来回忆说，中央情报局关于古巴问题的汇报是“很奇特的”，他们“谈具体问题时总是脱离上下文”。例如，局长和副局长从来没有从头至尾向总统汇报实施计划的具体步骤。总统要求他们具体谈时，他们就罗列一堆细节，让总统依然晕头转向，这两个上了年纪的人似乎觉得总统最好是仍像艾森豪威尔那样，别管得太多才好。
肯尼迪却不那样想，一次又一次开会要弄清如何入侵古巴这一绝密的计划。几个星期后，他终于大致摸清了一点眉目。原来，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中央情报局就已经在危地马拉的一个秘密基地训练古巴的一批反卡斯特罗的流亡分子，编成一个“旅”。中情局计划将这个“旅”送到古巴岛南部登陆，先在那里建立一个小据点，然后逐渐扩大地盘，几天后，再将已经挑选好的一批官员送到那里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新国家将要求美国提供军事保护，同时招募古巴农民参加反卡斯特罗的队伍。在美国军事支援之下，这支逐渐壮大的队伍将赶走卡斯特罗，掌握古巴全国。
肯尼迪同意中情局的基本想法，但觉得美国的参与过于明显。他问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一次行动会不会需要美国出动飞机和舰艇进行支援和提供补给?能不能采取逐渐和悄悄登陆的做法……让人觉得是古巴自己境内的一支部队，而不是美国佬派来的入侵军?”
中情局又提出一个计划，但又被肯尼迪否定，原因依旧：“太显眼了。”肯尼迪说：“这简直像一次诺曼底登陆。你们必须降低这件事的嗓声。”他解释说他宁可在军事上冒更大的风险，也不要冒政治上的风险。他不希望自己背上战争的包袱。“只要让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登陆，我们就脱不了身了。”他要求杜勒斯和比斯尔提出一个尽可能周全的计划。他们为头一个计划花了一年功夫，但这一次肯尼迪只给他们4天时间。
肯尼迪对中情局要求得这么急，是很有道理的。正如一位助手所说，“这个绝密(计划)已是像圣诞节一样人人皆知了。”头年10月，古巴外交部长就公开谴责美国在危地马拉训练古巴流亡者准备进攻古巴。美国《民族》杂志在11月发表社论，标题就是《我们在训练古巴游击队吗?》。到了1961年1月，《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危地马拉营地情况，标题是《美国在危地马拉秘密陆空基地帮助训练反卡斯特罗部队》。同一个月，《时代》周刊也惊人准确地叙述了这一行动的筹备情形。肯尼迪对这些媒体泄密现象感到惊愕。“我简直不相信我是在读报……卡斯特罗用不着特务情报，只要读我们的报刊就够了，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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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失败者是一个孤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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