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总统的指示，比斯尔于3月15日向肯尼迪汇报了中情局的第三个计划。这一行动的代号为“萨帕塔行动”，全部符合总统提出的保密要求。入侵地点在古巴岛西南部一处海湾，科奇诺斯湾，即猪湾。那里人烟比较稀少，僻静，海滩平缓，便于夜间顺利登陆。美国将给古巴流亡者提供老式的海军快艇，将他们从危地马拉运送到猪湾并供应弹药。卡斯特罗有一支规模很小的空军，所以比斯尔计划在登陆前几天提供空中支援，压制卡斯特罗的空军。为了不显出美国的参与，比斯尔建议使用老式的曾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B-26轰炸机，这种飞机是古巴流亡者能从公开市场上买到的东西。
比斯尔向肯尼迪说明了“萨帕塔行动”计划，似乎该考虑的事全都考虑到了。总统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安排在4个星期之内开始实施预先的空袭，但总统保留了提前24小时取消行动计划的权利。
计划定下来了，古巴流亡者在危地马拉加紧了训练。这支代号为“2506旅”的部队的骨干分子，包括“旅长”佩佩·圣罗曼，都曾在巴蒂斯塔手下干过，跟卡斯特罗打过仗。也有一批新人，是中情局为了扩大队伍而从流亡者中间招募来的平民。大部分是古巴人，但还有很少的美国人，他们大都是20岁上下，对现实感到幻灭，想冒险捞外快。他们相信中情局的说法，即古巴民众很快会起义推翻卡斯特罗，仗主要是古巴人自己去打，而卡斯特罗的军队又“毫无进攻作战经验”，因此这些美国人对作战行动掉以轻心，只贪图享乐。其中一人给家人的信中说，他大部分时间是泡游泳池，喝啤酒，有意思的是，喝的是古巴啤酒。
在华盛顿，距离“萨帕塔行动”预定开始时间仅两周时，肯尼迪总统收到了著名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写的长达4000字的备忘录。这使得他重新思考自己批准“萨帕塔行动”是否妥当。富布赖特当时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他强烈反对由于政治原因而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指出，美国的参与是无法掩盖的；倘若入侵遇到了抵抗，或者未能引起一场反对卡斯特罗的民众起义，那时美国就会被迫公开使用武力支援入侵。他说，假如我们走到那一地步，即便是找到文字上的合法借口，也仍然会毁掉我们30年来为稳定拉丁美洲局势所做的工作。富布赖特建议总统最好是寻求一种外交解决方案。
在中情局的行动计划和富布赖特主张的外交解决方案这二者之间，肯尼迪举棋不定，于是请富布赖特到白宫，当面向总统及其顾问们陈述他的意见。这时离预定的开始空袭的日期只有10天了。富布赖特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他为什么反对向古巴动武。他发言完毕坐下后，全场鸦雀无声。总统问大家：“你们意见如何?行还是不行?”没有人回答。除了肯尼迪焦急地用指头敲击桌面的声音以外，会场静悄悄的。最后，一位自从罗斯福时代起一直在对外政策班子里工作的人打破了沉寂，他说：“跟卡斯特罗的对抗只是早晚的事，所以……我主张动手干吧!”有了这位长者带头，顾问们才纷纷表示赞成采取行动。
亚瑟·施莱辛格是肯尼迪的多年好友，这时担任肯尼迪的特别顾问，他在会上一言未发，会后急忙写了一个备忘录交给了总统，指出中情局的计划只有在集中对付古巴而不管别的地方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但考虑到整个西半球和其余地区时，反对这一决策的理由就开始显得有力了。”他指出美国的参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引起的反响将是严重的。世界各地对美国新政府的好感本来在上升，但一实施对古巴的入侵，好感就会消失。施莱辛格直率地指出：“这一行动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肯尼迪这时感到左右为难。距离“萨帕塔行动”的预定开始日期只有一个星期了，杜勒斯看到总统拿不定主意，就施加更大的压力。他告诉总统，若取消入侵计划，就还会有一个善后处理问题，需要把那些人从危地马拉接出来，转移到美国，他们就会到处乱逛，到处宣扬他们在危地马拉干了些什么。他还表示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气概，说不能让人看到美国胆小怕事。肯尼迪不希望让人记住他是一个软弱的总统，竟然不能把艾森豪威尔留下的计划贯彻实施。因此，他决定采纳杜勒斯这位有经验的中情局长的意见，而把富布赖特、施莱辛格和国务院的意见撇到一边。他决心批准“萨帕塔行动”。
艾伦·杜勒斯认为向古巴进军从军事上来说“易于反掌”，在入侵开始前的周末他自己离开华盛顿，到波多黎各一家不向公众开放的俱乐部度假了。
“萨帕塔行动”于4月15日开始，一切按计划进行。一批老式的B-26轰炸机从尼加拉瓜起飞，袭击了卡斯特罗的空军。华盛顿接到的报告说袭击成功，已摧毁卡斯特罗空军80%的实力。中情局认为卡斯特罗已经没有飞机可用，就取消了“2506旅”滩头登陆时的空中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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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失败者是一个孤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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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4月17日午夜刚过，中情局训练出来的“2506旅”乘船驶向古巴。但是，当他们驶近登陆地点时，发现那里并不是中情局所说的只有几座空的房舍，而是亮着灯，有人居住。该旅的领导立即决定一上岸就首先抓捕那里的人。但这时又出现了中情局另一情报失误：他们的船撞上了事先不知道的暗礁和珊瑚礁，有两艘船撞破了，一艘正在下沉，大家只好跳下水，又湿又累地奔到滩头。到了滩头，又发现卡斯特罗的侦察兵刚刚来过这里，滩上有一台无线电报话机还是热的。显然，卡斯特罗已经预先有所防备了。
卡斯特罗于4月17日，星期一，凌晨3时15分，收到了来自猪湾的报警信号，这丝毫没有让他感到惊奇。正如肯尼迪所估计到的，卡斯特罗利用美国报刊披露的信息，已经采取了反入侵的防备措施。几个月来，他反复告诫古巴民众说“侵略”在即，在电视上播放预先录制的录像带，教导民众如何对付入侵。连古巴儿童玩的游戏也由“牛仔捉印第安人”变成了“古巴人捉美国佬入侵者”。更糟的是，猪湾并不是中情局所说的已无人居住的荒滩，相反，它是卡斯特罗经常光临的钓鱼之地。卡斯特罗早已开始对他的军队进行反入侵战的训练，对海滩地形都研究透了。
古巴代表在联合国指责是美国发起了无端的袭击，美国的大使史蒂文森则竭力为自己的国家辩护。与此同时，卡斯特罗亲自出马指挥猪湾的防御战。与中情局的情报估计相反，预先的空袭仅仅炸毁了卡斯特罗的很小一部分飞机，而大部分飞机这时都出动了。“2506旅”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又受到敌机轰炸扫射而无空中掩护。当地的古巴民众并未起义，而且站在了抗击入侵的一边。卡斯特罗还事先采取了措施，把被怀疑有可能叛逆的几千人关进了监狱。
这时在华盛顿，肯尼迪和他手下的人对外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在白宫墙里面，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对这次行动处处出毛病感到痛心不已。显然，入侵正在失败。更加烦人的是消息也不畅通，中情局为了保密，只给“2506旅”配备了简陋的通信器材，从登陆滩头发出的信息要通过几条渠道才能转到华盛顿，往往都成了几个钟头之前的旧闻。不管怎样，传来的都是坏消息。
但总统还得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照常保持对外的活动。那个晚上，总统夫妇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在白宫招待了400来位尊贵的男士和女士，肯尼迪显得跟平常一样心情愉快，风度翩翩。然而，午夜后，等最后一批客人一走，肯尼迪和他的重要顾问们顾不上更换衣服，就马上走进内阁，那里一直聚集着中情局、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官员。
室内的气氛是阴沉的。谁也不明白这一入侵行动怎么会弄得这么糟。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人居然对付不了一个第三世界的小岛国。肯尼迪后来回忆这个晚上的感受时写道：“力量的限度和窘境，以及力量与人的命运的关系，从来不曾像这次一样表现得如此明显，如此刻骨铭心。”肯尼迪和他的一班人对当时的形势无能为力，只能等候那一桩桩迟到的坏消息传到他们这里。
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非常着急，想要挽救这次入侵和挽救“2506旅”。他在房间里踱步，嘴里不停地骂脏话。
“我能派航空兵进行空袭吗?”伯克问总统。
“不行。”
“我们能派去几架飞机吗?”
“不行。别人会认出是美国的。”
“我们能发射点东西吗?”
“不行。”
“如果你让我派两艘驱逐舰去，就可以提供炮火支援，牢牢占领那滩头阵地。”
“不行。”
“一艘行吗?总统先生?”
“不行。”
那天早些时候，肯尼迪收到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信，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美国加剧对古巴的武装干涉，苏联将在军事上做出反应。他说：“我希望美国政府将考虑我们的观点，不要采取有可能导致军事灾难的步骤。”肯尼迪对这一威胁不能不认真对待。他已经在入侵一事上赌博，赌输了，如果再加大赌注而把苏联牵扯进来，那赌本就太高了。但是他总不能对陷在海滩上的那些人坐视不救。大家最后达成了妥协，肯尼迪批准给他们提供一个小时的空中支援。
中情局一个特工人员联系上了佩佩·圣罗曼，佩佩这时刚刚看见卡斯特罗的一辆坦克轧死了他的一个才16岁的战士。
佩佩在报话机上喊叫：“你们这些婊子养的，都猫在什么地方了?怎么抛弃我们了?”
中情局特工说：“你有你的难处，我也有我的难处啊。我们今天晚上会过来的。”
“你昨天就这么说了，”佩佩喊道，“可是没有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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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失败者是一个孤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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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批准出动的6架战斗机从尼加拉瓜起飞，可是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错误：居然谁也没有想起华盛顿与尼加拉瓜有一个小时的时差。等到这6架飞机飞到猪湾上空时，地面上的战事已经完结了。“2506旅”的人在沼泽里看到太阳升起时，肯尼迪在自己卧室里哭泣。他只好让这批人听天由命，或是死，或是当俘虏了。
肯尼迪对于这几百人的绝境深感内疚，又感受到苏联人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同时又发现他手下资历最长的顾问竟然是既无能又工作马虎，他认识到，现在该由他自己做出决策了。
在那天晚些时候会见记者时，肯尼迪回避了记者们追问谁应当对这次失败负责的问题。他对到会的大批记者说：“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胜利有一百个父亲，失败是一个孤儿。重要的只有一个事实，即本人是这届政府的负责官员。”肯尼迪总统明白了，在白宫能做决策的只有他自己。从今往后，他决心承担起决策的责任。
艾伦·杜勒斯从休假地返回巴尔的摩时，中情局一个官员向他汇报了“萨帕塔行动”惨败的情形。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喝威士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给总统打电话。比斯尔则检讨说，这次在古巴失败都“怪我对准军事行动缺乏经验，让中情局陷得太深太急”。肯尼迪却不需要给自己找借口，他也不再需要像这样的人。总统免除了杜勒斯和比斯尔两人的职务。
肯尼迪把他最信任的朋友和工作人员安排在对外政策的职位上。这是一个新政治时代的开始，肯尼迪打算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外交方面，而不是单边军事行动方面。为此，肯尼迪就需要他的顾问们有理智和有能力，而不是像中情局原领导人那样自以为什么都懂而趾高气扬。
一年后，肯尼迪自己的班子就遇到了他们的头一次重大考验。猪湾事件以后，卡斯特罗出于对美国的恐惧而正式与苏联结盟。苏联人为保卫这个新盟友而将核导弹运进了古巴。赫鲁晓夫公然向美国挑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摩拳擦掌，主张一战。
在13个紧张的日日夜夜，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古巴导弹危机的发展。肯尼迪总统顶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赫鲁晓夫两方面的好战压力。他立即下令对古巴岛实施海军封锁，但随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外交活动上，而不是放在军事行动上。他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以武力取胜，而是要伸张正义；不是以损害自由为代价求和平，而是既要和平也要自由。”最后，他镇定而又自信地通过谈判处理了这一微妙局势，既保持了自由又保持了和平。
1986年，即猪湾事件25年后，经过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的斡旋，最后一名被囚禁在哈瓦那的“2506旅”成员拉蒙·孔特·埃尔南德斯获释了。此时他已57岁，身体衰弱，但依然立志要推翻卡斯特罗。他说：“我不认为战斗已经结束。古巴仍不自由……我将继续作为一名战士为自由奋斗。”他在他82岁的母亲的陪同下，从古巴飞到了迈阿密。
1962年，肯尼迪总统通过中间人做工作，与古巴当局做了一笔交易：以价值5300万美元的食品和药品换取“2506旅”被俘人员的释放，但其中有9人当时未能回到美国。
埃尔南德斯是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他在迈阿密说：“我感谢美国人所做的一切。在这里以及在任何地方，我都依然是一名自由战士。”
附录
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4月20日
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讲话
卡特勒奇先生，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会员们，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国这样一个伟大民主国家的总统，以及你们的报纸这样一些伟大报纸的主编们，都对人民负有一项共同的义务，这就是要说明事实，而且要采取坦诚的态度，说明事实的前因后果。正是记住了这一义务，我在过去24小时内决定趁此机会简明扼要地谈谈最近在古巴发生的事件。
在那个不幸的岛屿上，如同其他许多尚在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地方一样，情况不是好转而是恶化了。我原先已强调指出过，这是古巴爱国者反对古巴独裁者的斗争。我们没法不表示我们的同情，但我们已反复声明我国的武装力量不会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
在我们或我们的盟国没有受到外来袭击的情况下，我们若是进行单边的干涉，那都会是违背我们的传统以及我们的国际义务。但是让记录表明我们的克制不是没有限度的。一旦美洲国家之间互不干涉的原则被用做无所作为的借口——一旦本半球国家未能履行自己防范外来共产主义渗透的承诺——那么我就要让人们明确懂得，我们的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履行自己确保我国安全的首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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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失败者是一个孤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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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出现那种情况，我们决不想让那些被布达佩斯流血的街道打上了烙印的人来给我们讲什么“干涉”!我们也绝不会接受与这次一小批英勇的古巴流亡者同样的结果。这些英勇的人尽管事先知道他们所冒的危险巨大，却依然奋不顾身，勇敢地试图夺回自己岛国的自由。
然而古巴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岛屿；我们的关心也不会止于表示一下不干涉或遗憾。在古代或近代历史上，一小批自由战士与专制政权抗争，这也不是头一次。
共产党人的坦克碾压为自己祖国独立而奋战的英勇男女，这不是头一次。在地球上各个地方，包括古巴在内，这也绝不会是争取自由反抗暴政的永恒斗争的最后一幕。
卡斯特罗先生说这些人是雇佣军。据报刊报道，从那古巴海滩传出的最后信息是，当问到起义者指挥员是否撤退时，他回答说：“我决不离开我的国家。”这绝不是雇佣军的回答。他现在已去山区与那里的无数游击战士会合，他们都充满着同样的决心，绝不会忘记那些已英勇捐躯的伙伴；绝不会听任古巴沦陷于共产党人之手。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
……
曾经一度支持卡斯特罗的人现在对他的压迫充满仇恨，卡斯特罗企图将这一点归罪于我们美国，这是我们不会接受的。但是我们仍可以从这一发人深思的事件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有些教训现在也许还不明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信息。有些教训则现在已经明显。
第一，在古巴，或是在任何别的地方，对共产主义势力显然均不能低估。期盼每一个狂热暴君垮台的人们，都不应忽视警察国家的优势，即它是利用大规模恐怖和逮捕来防止自由言论的传播。如果自由人的自律比不过铁拳强加的纪律——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科学上以及其他种种斗争方面都如此——那么自由所遇到的危险就会继续增长。
第二，我们国家，还有本半球所有的自由国家，显然都必须更密切和更实际地注视外来共产党干涉的危险及其在古巴的统治。铁幕坦克和飞机出现在距离我们海岸不到90海里的地方，美国人民对此不会漠然视之。然而，古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对我国生存的威胁还在其次，它更主要的威胁是在于它构成一个用来对本半球其他自由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现今处于更大危险之中的，主要还不是我们的利益或安全，而是它们的利益或安全。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的意志，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是为了它们。
证据是明显的——时间则是已经不早。我们和我们的拉美朋友们不能不正视一个事实，即我们再也不能把本半球自由的存亡这一现实问题推迟到以后再处置。与其他某些问题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立场。我们必须共同建设一个让自由得以繁荣的半球；这里任何一个受到外来袭击的国家都可以确信，我们的全部资源都随时做好准备，对任何援助的要求都会作出反应。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的是，我们在全球每一个角落都面临着一场无情的斗争，它远远超出了军队的冲突乃至核武器的冲突。军队是有的，而且是庞大的。核武器也是有的。但军队和核武器都主要是充当屏障，用以掩护颠覆、渗透和其他的渐进策略，在不致引起我们军事干涉的情况下，从一个又一个薄弱地方下手。
……
我们不能不看到这场新的和更深刻的斗争的阴险性质。我们不能不掌握新的理念、新的手段和新的紧迫感来对付它——在古巴或者在南越都是如此。我们还不能不认识到，这场斗争是天天都在进行之中，在全球各地。在乡村和市场，在教室之中，日日夜夜，它都在悄悄进行之中。
从古巴传出的信息，从老挝传出的信息，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地传出的信息，都是相同的。那些怡然自得的、自我陶醉的和软弱无力的社会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只有坚强的、勤奋的、充满决心的和勇敢的社会，只有能看清当前斗争真实性质的社会，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这是我们国家和我们政府面临的最大任务。这是最需要我们为之付出一切努力的最大挑战。我们一直把眼睛盯着传统的军事需求，盯着那些打算越过边界发动进攻的军队，盯着那些摆好发射架势的导弹，这样盯得太久了。现在该明白，再仅仅盯着这些已不够了，该明白，在没有一枚导弹来袭或没有军队越界进攻的情况下，我们的安全也可能一点一点、一国一国地逐渐丧失。
我们要从这一教训中吸取教益。我们要重新审视和重新安排我们的各种力量——包括我们通过你们这一集体重新审视我们的策略和体制。我们要加强努力来进行当前这一种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比战争更加困难的斗争，尽管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会常常遇到失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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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失败者是一个孤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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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在我国以及在自由世界中，我们拥有必要的资源，拥有必要的技能，还有我们对人的自由的信念所更加增添的力量。我同样深信，历史将会记录这样一个事实，即这场激烈斗争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达到其顶峰。因此请让我表明，不论要付出多大代价和经受多少危险，我作为美国总统都决心要维护我们制度的生存及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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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蘑菇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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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相信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要把国家领向何方。”
乔治·沃克·布什与伊拉克战争
1981年6月7日，以色列一个中队的F-16战斗轰炸机在一批F-15战斗机的掩护下，腾空而起。这些按照沙漠色调涂上迷彩的飞机掠过沙特阿伯拉北角上空，于黄昏时分进入伊拉克领空，向北飞临幼发拉克河谷。
它们飞临目标后，F-15战斗机在空中布成环形防线，掩护着专门为执行此次任务而改装过的F-16飞机逼近巴格达南边一座巨大的穹顶建筑物。这8架战斗轰炸机减速，按编队顺序逐一向那座建筑物俯冲，每一架飞机朝它投下两枚重2200磅的自由下落炸弹。16枚炸弹全部命中目标，那座庞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坍塌了。以色列的飞机加速呼啸而去。
这座巨大蛋壳屋顶的建筑是伊拉克花275亿美元请法国人建造的塔穆兹I型核反应堆，刚刚才运转了几个星期。在以色列这次空袭中，一名法国技术人员丧生。
这次袭击在阿拉伯世界、苏联、欧洲各地和联合国安理会受到了强烈谴责；在美国，白宫也表示了谴责。
以色列对国际谴责满不在乎。以色列总理贝京说这次空袭是“预防性自卫行动”。他指出法国已开始向伊拉克提供武器级的铀，萨达姆·侯赛因(当时还是一个刚刚掌权两年的独裁者，还没有什么名气)利用这些铀，可以“在最近的未来造出三个到五个广岛级的核炸弹”。伊拉克是一大产油国，肯定不需要用大型核反应堆来发电。
世界各国政府和领导人都谴责以色列，但他们内心里却都舒展了一口气。
差不多是22年以后，美国的两架F-117隐形战斗机在夜色中飞入伊拉克领空。它们以亚音速飞向巴格达以南的一个目标，叫“多拉农庄”，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这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布置的“摇滚乐歌星”情报员罗肯所提供的情报，而下达的任务。
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境内有一批“摇滚乐歌星”密探。但有一些密探不久前被萨达姆的安全机关发现，遭受酷刑后被处死，连他们的家属也遭了殃。许多密探吓得不敢动了，但罗肯却无所畏惧。他通过卫星电话继续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2003年3月19日，罗肯发来了一个最紧急的情报。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中情局长乔治·特纳特立刻赶到白宫，在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餐厅里向乔治·沃克·布什总统汇报了情况。罗肯这一“实时情报”提供了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所在的地点。总统和他的这两位顾问正在讨论怎样实施一次“斩首”行动时，罗肯又发来情报，说他刚刚见到了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赛在该地，估计萨达姆本人当晚会返回该地。
此时下令袭击萨达姆的多拉农庄住所，可以使伊拉克军队陷于混乱和防止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但这一行动肯定冒有风险，执行任务的飞行员要冒险，而且“斩首”目标可能落空，也许只是炸死了一些妇女和儿童。萨达姆也许会实行报复，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或者纵火焚烧油田。然而，乔治·沃克·布什总统毅然决定采取行动。
布什下此决心，令许多人感到意外，也许这位总统本人也感到意外。2002年9月，他曾对一批教会人士说：“此时此刻，我本来也许是在得克萨斯的一间酒吧，而不是在这椭圆形办公室。我找到了信仰，我找到了上帝。是祷告的力量使我到了这里。”
布什这位福音派基督教徒，是在40岁时摆脱酗酒问题而清醒过来，使自己生活变了样。
这位布什有一次说过，他原先的生活就是“饮酒、作乐和瞎逛”。他祖父当过参议员，他父亲当过总统，他本来也该是前程远大，但却总是不如人意。他父亲在耶鲁大学时就既有学问又是体育运动能手；可是他在大学里却是丙等生，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大学生联谊会员。他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海军里最年轻的飞行员，在太平洋上空与敌机交战而被击落，幸得救于潜艇；可是他参加航空国民警卫队后，却因屡屡旷课而被取消飞行权利。他父亲在得克萨斯石油生意中创建了可观的家业；他却四处钻孔，赔掉了几百万美元。他父亲在政府系统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他却像堂吉诃德似地竞选过国会议员而落败。这位年轻的乔治也做过种种努力，只是总不成功。他说过，“生活有它的周折，有它自己的要求，写它自己的故事，在这当中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并不是那写故事的作家。”
这两代的布什都名叫乔治，却很不相同。老乔治·布什是从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培养出来的正统家长，小乔治·布什却是西部得克萨斯的典型野小子。据他们的一位亲戚说，这父亲总觉得这儿子说话粗鲁，缺乏涵养。甚至在老布什当总统期间，当英国女王伉俪来访时，这父亲也让这儿子坐在餐桌另一头，叫他别跟客人说话。女王问总统夫人芭芭拉为什么让这儿子成为家里的“黑羊”，芭芭拉解释说因为他说话有点太粗，而且穿着打扮也是随心所欲，例如爱穿牛仔靴子，靴子上还有“得克萨斯”或“上帝佑我美国”的字样。(女王后来问小乔治·布什当天晚上赴国宴时穿哪双靴子，他回答说要穿的一双将是写有“上帝佑我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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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蘑菇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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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情况变化了。到40岁上下，一般人已遇上中年危机而希望变得年轻一些，乔治·沃克·布什却是经历了良知危机而突然变得成熟了。他将基督视为自己的救星，停止了酗酒，还坚持天天跑步，跑步保持需要费劲的速度，快到终点时还得加速。从前的浪荡公子变成了自律的模范。
1988年，他为他父亲的成功竞选出了大力，这一出色表现使人们对他刮目相看，他对自己的看法也不一样了。4年后，他父亲竞选连任失败，他曾十分愤怒。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促使他自己加倍努力。他首先通过成功的竞选担任了得克萨斯州长，又以压倒多数票赢得了连任，然后直奔白宫。(在这期间，他出售他在得克萨斯“巡警队员”棒球队的股份，赚了一笔钱。)看来，好像是他父亲的第一次真正的失败促使他走上了惊人的成功之路。
老布什确实也为他儿子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小布什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大选后的计票争议中，以及就职后的行政班子中，老布什当年的一些同事和顾问都为小布什出了大力，并担任了要职。尽管如此，小布什的为人处事和总统工作作风却表现出他的得克萨斯特点，更近似于罗纳德·里根，而不同于他的父亲。他搬进白宫后，没有因为工作的重担而改变自己的生活规律，仍充分利用时间锻炼身体和睡眠。给他当过撰稿人的戴维·弗鲁姆描写说：“布什不是一个轻量级的人。相反，他是一种很特殊的重量级典型。他常常说话走嘴，有时也忘事，可是他的视野宽阔，目光锐利。只要他看到了新的机会，他就有勇气对之采取行动。”
当我在一次人数不多的记者午餐会上头一次见到乔治·沃克·布什时，我看到他的实际表现与一般人对他的看法大不相同。在讨论政策问题时，他游刃有余，既掌握了事实和政策的微妙之处，也掌握了会场的气氛。副总统迪克·切尼就坐在他的对面，他却不向切尼请教，切尼也没有说什么话。布什有一次对他的竞选顾问们说，“政治就是感知”，看来他决心不再重犯他父亲犯过的错误。
至于布什的为人，曾长时间与他相处的弗鲁姆对他做了一番也许是恰到好处的描述：“布什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他是一个好人，却不是软弱的人。他有许多缺点：缺乏耐心，容易发怒，有时说话随便，甚至较真；往往没有足够的好奇心，因而对一些事了解不多；思考比较接近于常人，也许不大像是一个领袖。然而比这些缺点重要得多的是他的优点：正派、诚实、端庄、勇敢和顽强。”
要下定在阿富汗开战的决心，这对于布什总统来说并不难。在“9·11”事件以后，美国人民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支持白宫下决心铲除恐怖主义。布什无愧于他的牛仔形象，发誓要捉拿奥斯马·本·拉丹，“死的活的都要”，要把本·拉丹的恐怖组织“用烟熏出山洞”。一些评论家批评布什总统在动武一事上粗鲁，其实他在开战之前是相当克制的。当时许多美国人要求立即动手，可是布什等了差不多一个月才下令向阿富汗投下第一批炸弹。他向世界宣布，“对于那些干下这些坏事的恐怖分子，以及那些窝藏恐怖分子的人，我们将同样处置”，这就是改写了国际关系的规则。
“9·11”事件使布什赢得人心和声望，更重要的，是使他对于自己作为总统有了明确的使命感。“我的任务就是保护美国，”他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这位再生的基督教徒在每次内阁开会时都首先做祷告，他说反恐怖战争是“善与恶的一场重大斗争”。纽约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说：“他好几次对我讲，他这总统当得怎样就全看这件事，成功不成功就看能不能实现扫除恐怖主义的目的。”
但是布什总统的“大发现”是美国军人从阿富汗传来了惊人的消息：本·拉丹的“基地”组织一直在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副总统切尼已长期关注这一问题，认为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就是恐怖分子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核武器袭击美国的城市。从这方面来看，“9·11”事件只是令人惊醒的一个信号。
有鉴于此，布什和他的战时内阁制定了一项新的政策：美国要在遭受袭击之前就消除国家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布什在西点军校一次毕业典礼上说过，“我不会在危险日增时坐待事件发生。我不会在危险越来越近时袖手旁观。”美国要对敌人先发制人——不再白白挨敌人第一枪。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了这一新思想：“我们不要让冒烟的枪变成蘑菇云。”
既然“基地”组织想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们自然会想什么人会给他们提供这类武器。如果说“父亲的孽债要子女来还”，那么老布什一项未完成的事业现在该由小布什来承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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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蘑菇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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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91年2月末，经过6个星期的轰炸和仅仅两天的地面作战以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部队已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但他们在逃出科威特市之前首先将该市洗劫一空——小汽车、成箱的衣服、成袋的面粉、儿童图书以至婚纱等等，能抢到什么就抢什么。他们的军车加上掠夺来的小汽车和塞得满满的货车，沿着6号公路北行的四条车道，在夜间混乱不堪地移动。
当这些车队驶近科威特边界时，美国空军的12架F-15飞机飞到了这目标密集地区的上空，将车队一头一尾炸瘫以后，中间成千辆的汽车在沙漠的夜色中乱作一团，任由美军飞机轰炸扫射。惊恐的伊拉克士兵纷纷逃命。
第二天一早媒体记者们赶到现场，拍摄了到处都是断肢残躯、血流成河的场面，再转播到世界各地。这就成了出名的“死亡公路”。一些人权组织纷纷谴责美军残害无助人众的暴行。
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向当时的总统老布什报告说，再继续打击伊拉克人“有失美国人骑士风度”。布什也对媒体转播的那些场面感到震惊，同意了鲍威尔的意见。他决定停火，同时相信伊拉克国内的各种力量会起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他对前线司令官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说：“这些屠杀场面让我们开始背上某种不受欢迎的政治包袱……何不就此住手呢?”海湾战争该会是一场“干净的”胜利。在开战刚刚100个小时就停战，这对于最高统帅布什总统来说，是一个勇敢的决定，反映了他的顾问们、国会和媒体的意见，顺应了美国和世界人心。
只可惜这一决定错误地估计了伊拉克国内的形势，走错了一步，给随后许多年带来深刻的影响。“死亡公路”固然是惨不忍睹，但伊拉克军队多数人还是已经逃脱，其损失并不像原先估计的那样惨重。由于过早停战，伊拉克得以保全两个共和国卫队师、多达700辆的坦克以及一批武装直升飞机。海湾战争一停，萨达姆立刻利用这些坦克和直升飞机在南部的巴士拉地区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什叶派穆斯林，在北方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库尔德人，重新控制了他的国家。
此后12年当中，萨达姆无视美国规定的停火条件和联合国的制裁，行为日益放肆。
老布什单方面地停止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小布什则在考虑怎样再发动这样一场战争。老布什曾认为向巴格达进军“欠妥”，小布什则想要直捣巴格达，打死或生擒萨达姆及其帮凶。他在一所小学说过这样的话：“假如你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就容易下决心。假如你也像一些人那样总是顾虑风朝哪个方向吹，下决心就可能挺困难。但是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相信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要把国家领向何方。”就这样，他要纠正他父亲的错误。
布什根据他得到的情报，相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与“基地”组织有联系。总统的决心很明确了：要防止那看来已显得是不可避免的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造成的惨祸。他请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托米·弗兰克斯将军策划对伊拉克采取行动。
布什还确信，不论萨达姆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都是一个恶棍，即使仅仅从人道主义考虑，也应该把他除掉。《纽约时报》报道：“萨达姆·侯赛因在他当权的23年当中，把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中世纪式的屠杀场所，还把某些恐怖手段出口到他的邻邦。”据“人权观察小组”报道，萨达姆通过战争和恐怖镇压，导致了100万伊拉克人死亡，其中受迫害而死的平民达29万人(仅1987—1988年就用神经毒剂和芥子气屠杀了5万至10万库尔德人)，其余的人则是死于他对伊朗和科威特的战争。目击者和受害者列举了秘密警察的种种暴行，包括为逼供而强奸受害人的妻子和女儿，挖眼睛，施加电刑，泡酸水浴以及暗杀等等。大量受害人遭受严刑拷打而成为残废。1999年，因监狱人满为患，可能有数以千计的在押者被成批枪毙。据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2003年指出，在此以前的5年中，由于伊拉克官员盗窃和截留国际社会提供的食品和药品，有40万儿童饿死或因得不到医治而病死。美国国会一项调查发现，萨达姆本人就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窃取了110亿美元。布什对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说：“每次我发表讲话，都提醒人们记住那个政权的罪行。”
在总统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布什将伊拉克列入“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华盛顿邮报》一位专栏作家说总统这一咨文“大胆得惊人，就差一点没有宣战”。布什把全国团结起来迎接艰巨的任务。他说：“美国人民希望马上大干一场，我不得不向他们说明这是需要分成好几个步骤来进行的战争。”
策划对伊拉克战争的会议频频进行，总统均亲自与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之间很快出现了意见分歧，国务卿鲍威尔认为五角大楼是在把总统推向战争。其实，总统一直是站在主战的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一边。有一次，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她的办公室跟三位参议员讨论如何争取国际上支持对萨达姆采取强硬立场时，布什忽然推开门说：“操他萨达姆，我们得把他干掉。”那三位参议员只好尴尬地笑笑。尽管如此，鲍威尔还是说服了总统再向联合国提出一个议案，让武器核查小组重返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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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蘑菇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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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议案在联合国通过了。这时布什可以让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开足马力前进。
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组长汉斯·布利克斯声称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表明布利克斯在他的报告中扣押了信息——布什的许多最亲密的顾问认为布利克斯在撒谎。布什问中情局长特纳特，伊拉克到底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纳特说这是一个保准命中的“扣篮”：萨达姆在20世纪80年代用过这类武器，据知是在20世纪90年代把它们藏起来了。正像副总统切尼所问的那样，如果萨达姆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忍受这么多年的联合国制裁和放弃高达10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岂有此理嘛!”甚至埃及的总统穆巴拉克也证实，他自己的情报网发现过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验室。
鲍威尔加紧鼓吹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他认为中东充满了反美情绪，美国一发动进攻，只会使伊斯兰恐怖分子又一次得到招兵买马的机会。他认为如果美国决心开战，那么至少也要有一批盟友，就像老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之前建立的同盟一样。此外，鲍威尔等人还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萨达姆有可能对美军使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他有可能纵火烧油口，在美国经济还在艰苦奋斗之际扰乱世界石油供应。他也许会把他的军队撤到巴格达，迫使美军进行巷战而蒙受重大伤亡。这个独裁者还可能把战争扩展到别的国家，向以色列或沙特阿拉伯发射“飞毛腿”导弹。鲍威尔还认为这一战争所需要的兵力会大大超过五角大楼的预计。除了这些几乎是弗洛伊德式的臆想之外，曾给老布什总统当过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也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入侵伊拉克，将会使中东变成一个“火锅”。他所说的是不是老布什当年的想法?
2003年新年过后不久，布什总统把鲍威尔召到椭圆形办公室，对这位前将军说：“你该穿上你的军装了。”
当布什准备开战时，他依然保持了他严格自律的生活规律，每天早就寝，早起床，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跑步和做操。他的父亲曾告诉他说自己在海湾战争期间睡眠不足，后悔不已。布什绝不再犯这种错误。但有趣的是，尽管他面临的形势与海湾战争有些相似，他这时并不向他父亲征求意见。他对人说：“你知道，在实力较量问题上向他请教是不行的。我向一位更高尚的Father请教。”（“Father”本意为“父亲”，此处为大写，指“上帝”。——译注）
当战争变得临近时，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街头游行和集会，抗议美国的对伊拉克政策。游行的人把布什叫做屠夫和杀人犯。美国的一些盟国公开反对入侵伊
拉克。只有英国首相布莱尔冒着下台的风险，支持布什。
可是布什坚信，对伊拉克开战固然有风险，但坐待萨达姆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是将这类武器提供给恐怖分子，会更加危险。他说：“如果我们坐待威胁完全变成现实，那就太晚了。”他还相信推翻萨达姆会有助于改造中东：“自由是上帝给世界上每个人的礼物。”布什的标志是先发制人和积极推进民主，在这两点上，他都不会手软。
2003年3月初，布什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见了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争取他们投票赞成一项授权对萨达姆使用武力的决议，但毫无所获。经过了几个月的外交活动，布什仍空前孤立。这时他说：“如果我们不得不单干，那么我们就单干，但我不会不干。”美国出兵，只有英国和西班牙出力相助。布什不能像他父亲那样建立一个有众多盟友的同盟。但布什不怕。
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谈到布什总统时说：“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布什总是按照他的本能去走，这是他的强项之一。当总统周围的风四处乱吹时，他仍有他自己内心的陀螺仪，这总统就了不起了。”
2003年3月17日下午8点钟，布什给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他在48小时之内离开他的国家。3月19日，当限期将满时，总统在白宫召开他的战时内阁会议，驻中东的美军司令官们与会场保持电视线路联络。会场一片肃穆，一位与会者后来说：“连一根针掉下来也会听得见。”萨达姆始终毫无动静，布什总统就宣读命令：“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幸福和自由，我现在命令开始实施‘伊拉克自由’行动。”他接着站立起来，向美军司令官们敬礼，再走出会议室。此时他两眼都含着泪水，走了几步，做了祷告。
上文中谈到的那两架F-117隐形战斗机，在星光闪烁的沙漠之夜直奔多拉农庄。每架飞机携带了两枚EGBU-27式能穿透钢筋混凝土掩体的炸弹。飞行员启动了激光制导的瞄准系统，准确投弹。紧随在后的，是16枚从海上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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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蘑菇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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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华盛顿，布什总统正在椭圆形办公室隔壁的一间书房观看电视实况转播，国家安全顾问的副手向他报告说F-117战斗机已投弹成功，此刻还在伊拉克上空。晚10时16分，布什向全国宣布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业已开始。他告诉国人：“这次作战不会半途而废。”
在多拉农庄，一位目击者报告说，萨达姆的两个儿子未被炸死，但萨达姆本人受伤，被拖出废墟，抬上了救护车。为这次空袭提供了重要情报的情报员罗肯却在自己岗位上被一枚巡航导弹炸死了。
从军事上说，这次战争成功了。萨达姆并没有对美军使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因为他看来没有这类武器。油田没有燃烧。伊拉克军队没有后撤到巴格达拼死一战，而是瓦解了，开战后才3个星期，巴格达就被攻占了。到2003年12月，美军在萨达姆家乡一个郊外农庄的洞里俘获了萨达姆本人。
然而，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却比布什总统及其参谋班子原先的估计困难得多。全国各地局势动荡，接着不断出现暴力事件。在战后占领期间伤亡的美军人数大大超过了战争期间的死伤数字。迄今为止，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如此，布什总统仍坚持自己的方针毫不动摇——只是对入侵伊拉克的主要理由换了一个说法。他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对于所有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们来说，没有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世界已更美好和更安全一些了。”
但是美国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如同对布什总统的许多举措的看法一样，褒贬不一。促成这一战争的许多情报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评论家认为，由于入侵伊拉克，布什使美国在两个方面遇到了危险：一是他忽略了在世界范围打击“基地”组织这一更重要的战争；一是他引起了阿拉伯民众反对美国的情绪，这有可能造成更多的恐怖活动。最起码的失误是，对战后伊拉克形势的估计是不足的和天真的。国务卿鲍威尔有句名言，他根据“陶瓷铺规则”对布什总统说过：“你打碎了它，就得负责收拾它。”现在，布什——以及他领导的国家——正不得不负责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争取建立一个稳定、安全和多元政治的社会。
这位总统却没有被这一艰巨任务所吓倒。他在政策方针上和战争筹划上坚决拒绝承认错误，在具体行动上也基本上不承认错误(一个明显的例外则是美军系统地虐待伊拉克俘虏的问题)。他的明确方针是保护美国，而为了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即使有当不成总统的风险，他也在所不惜。当2004年总统竞选活动已进入人们视线中心时，布什能否赢得连任，已日益明显地与他的对伊拉克政策直接相联系。
在他之前，也有过一些总统甘愿冒着当不成总统的风险，而坚持做自己认为是利国利民的正确的事。杰斐逊为了不让国家陷入战争而坚持实施了令人感到压抑的禁运。林肯不畏来自南北双方人们的攻击，而发表了解放奴隶的宣言。杜鲁门不顾他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冒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而坚持柏林空运，使苏联头一个认输退让。还有罗纳德·里根，曾被那么多的人视为鲁莽的冷战斗士，却凭着他的眼力和意志力使世界急剧变成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总统之职的历史，总统决策的重要性，以及国家领导人所必备的决心，乔治·沃克·布什是不会不记得的。更何况他面前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也曾用过的办公桌。
2003年5月21日，布什总统驾驶一架海军喷气式战机飞向太平洋，降落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宣布对伊拉克的“主要战斗行动”结束。他身上穿的是海军飞行员戎装。自从乔治·华盛顿200多年前为了挽救年轻的共和国而亲自率军镇压“威士忌暴乱”以来，这大概是头一回一位在职的总统身着戎装。布什总统勇敢应对他所认识到的严重危险，做了他之前的许多总统所做过的事。当这架海军战机在太平洋上空飞翔的时候，操纵着飞机的布什一定会想到，未来绝不是可以等待的——必须去迎接它。
附录
乔治·沃克·布什总统2002年6月1日
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非常感谢你们，伦诺克斯将军，部长先生，帕塔基州长，美国国会议员们，贵院教职员们，尊贵的客人们，自豪的学员家属们，以及毕业学员们，感谢你们的欢迎。劳拉和我能在贵院200周年之际来这座伟大学府访问，感到特别荣幸。
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西点”二字都令人肃然起敬。哈德逊河拐弯处的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一个优美的学习场所。美国军事学院是美国价值观的卫士，这些价值观造就了美国的军人，这些军人又造就了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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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蘑菇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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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当中有些人像完美的西点毕业生罗伯特·李一样，在四年学习期间从来没有一次记过。你们当中有些人则是像那位并不完美的西点毕业生尤利塞斯·格兰特，他有过不少次记过，后来说他最快乐的一天就是“离开西点的那一天”。在我上大学期间，我猜你们会说我是格兰特式的人，是吧?
你们遵循着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巴顿和布雷德利这些拯救了伟大文明的统帅的传统。你们也遵循着那些为了同样的事业而战斗和牺牲在遥远战场上的少尉们的传统。
这座学府的毕业生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创造性和勇气。西点培养出的人才包括巴拿马运河的首席工程师，创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参加者，以及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美国人。据说这里还培养了棒球发明者，还有一批在多年期间使橄榄球运动臻于完善的年轻人。
你们知道这些，但是美国也有许多人并不知道——据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乔治·马歇尔下达过这样一道命令：“我需要派一名军官去执行一项秘密的和危险的任务。我要一名西点橄榄球运动员。”
当你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我知道这里有一件事是你们永远忘不了的，那就是当一年级新生的经历。可是在西点，即便是一个一年级新生也要感到自己是世界上一个有地位的人。我听说当有人问这里的一年级新生，谁的级别是在他们之下时，他们该回答：“报告长官，这包括警长的狗，校长的猫，还有那该死的整个海军的全体将领。”这话我可是不会跟海军部长说的。
西点是按传统办事的，珍惜“部队的可爱的孩子们”。所以我要遵从你们最珍视的传统之一。作为最高统帅，本人兹宣布对所有因轻微过错而行动受限制的学员实行大赦。坐在最后几排的人，你们也许是欢呼得有点太早了。瞧，究竟什么过错算是“轻微”，我还得让伦诺克斯将军下定义哩。
西点的每一个年级的毕业生都授衔成为少尉军官而进入武装部队。西点有一些年级的毕业生还是一经授衔即进入历史，响应了自己国家发出的新的伟大号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6个月，马歇尔将军在这里向1942年毕业生说：“我们决心要在这场艰巨斗争日落之前，让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都被承认为自由的象征，同时也是战无不胜的力量的象征。”
那年毕业的学员们为完成这一使命做出了贡献，打败了日本和德国，接着再把它们改造成为盟国。20世纪40年代的西点毕业生又迎接了一场新的严重挑战，即对抗共产主义的扩张，从朝鲜到柏林，到越南，到冷战的全过程。在这场斗争日落时，西点出身的许多军官都亲眼见到世界发生了转变。
历史也向你们这一代人发出了号召。在你们的最后一个学年，美国受到了残忍而又狡诈的敌人的袭击。你们是在战争之时从这一学院毕业，而加入强大、光荣的美国军队。我们的反恐怖战争刚刚开始，它在阿富汗开始得很不错。
我为那些执行我的命令而战斗的男女将士们感到骄傲。美国深深感激所有为自由事业服务的人以及所有为捍卫自由而献出了生命的人。国家尊敬和信任我们的军队，我们相信你们总会赢得胜利。
这场战争会出现我们无法预言的许多转折。然而我确信，不论我们在哪里进行这场战争，美国的旗帜都会是既代表力量，也代表自由。我们国家的事业向来都是大于我们自己的国防。我们现在也像以往一样，是为公正的和平而战，为维护人类自由的和平而战。我们要保卫和平，反对恐怖分子和暴君们的威胁。我们要维护和平，建立大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我们还要扩展和平，促进世界每一个大洲上的自由、开放的社会。
建立这样的公正的和平，是美国的机会，是美国的责任。从今天起，这也是你们要迎接的挑战，我们将一起迎接这一挑战。你们穿的是一个伟大而又独特的国家的军装。美国没有要扩张的帝国，也没有要建树的乌托邦。我们希望于别人的，正是我们希望于自己的，这就是不受暴力威胁的安全，享有自由，对更美好的生活怀有希望。
在保卫和平的时候，我们遇到一种史无前例的威胁。过去的敌人需要拥有庞大的军队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才能对美国和美国人民构成威胁。可是对我们发动“9·11”袭击的人却只需要动用几十万美元以及几十个邪恶的和受蒙蔽的人，就给我们造成了混乱和伤亡。他们所花的钱还远远不及一辆坦克的造价。这种危险尚未过去。我们政府和人民正保持警惕，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知道恐怖分子还有更多的钱、更多的人和更多的计划。
自由所面临的最严重危险，在于激进主义与技术的危险交叉路口。当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加上弹道导弹的技术出现扩散时，即便是弱国和小集团也能得到对大国实施灾难性袭击的能力。我们的一些敌人已宣布了这种意图，已被发现正在寻求这些可怕的武器。他们想要用这种能力来讹诈我们，或伤害我们，或伤害我们的朋友。我们要用我们的全部力量来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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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蘑菇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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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防务曾依靠冷战的威慑理论和遏制理论。在某些方面，这些策略仍在运用之中。可是新的威胁也要求我们有新的思维。威慑是宣布假若某些国家对我们发动袭击，就要对它们实施大规模报复，可是这对于隐藏在暗处的恐怖组织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没有需要保卫的国家或公民。对于那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理性的独裁者，也无法加以遏制，因为他们能用导弹发射这些武器，或是将这些武器提供给他们的恐怖主义盟友。
我们不能靠美好的希望来保护美国和我们的友邦。我们不能相信暴君们的言语，他们可以庄严地签署不扩散条约，而又系统地违背这些条约。如果我们坐待威胁安全变成现实，那就太晚了。
国土防御和对导弹防御是加强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它们是美国的当务之急。然而靠防御赢不了反恐怖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把战斗打向敌人，打乱敌人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尚未出现之前就加以处置。在我们所进入的这一世界中，惟一的安全之路是行动之路。我们国家会采取行动。
我们的安全将要求有最好的情报，能揭露那隐藏于山洞之中和滋长于实验室之中的威胁。我们的安全将要求联邦调查局等国内机构实行现代化，从而能迅速针对危险采取行动。我们的安全将要求你们所要指挥的军队实现转变，随时做好准备，能一接到通知就在世界任何阴暗角落实施突击。我们的安全还将要求所有的美国人采取向前看和坚决的态度，准备好为捍卫我们的自由和捍卫我们的生命而采取必要的先发制人的行动。
要做的工作是艰难的。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复杂的。我们必须动用种种财力、情报和执法力量，在60多个国家中找出那些隐蔽的恐怖组织。我们必须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国一起，反对扩散，并根据每一具体情况对那些支持恐怖活动的政权采取相应措施。有些国家需要训练军队以打击恐怖分子，我们将提供这种训练。另有一些国家反对恐怖主义，但却容忍那种导致恐怖活动的仇恨心态——这必须改变。哪里需要我们的外交官，我们就把外交官派到哪里。哪里需要你们——我们的军人，我们就把你们派到哪里。
所有要侵略别国和实行恐怖活动的国家都得付出代价。我们绝不会让美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听任一些疯狂的恐怖分子和暴君的摆布。我们要让我国和世界摆脱这种黑暗的威胁。
反恐怖战争需要有决心和耐心，因此它也需要有坚定的道义目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斗争类似于冷战。我们现今的敌人跟过去的敌人一样，只崇尚权力而不顾人的尊严。他们都企图迫使人们默默俯首听命，控制每个人的生活和全部的生活。
美国曾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在外交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对抗向外扩张的共产主义。但明确的道义目的是我们的冷战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像约翰·肯尼迪和罗纳德·里根这样的一些领导人拒绝掩饰暴政的残忍而加以谴责，就让身陷囹圄的人、持异议的人和流亡的人有了希望，而且将自由的国家团结在一项伟大事业的周围。
有的人担心，使用这种善恶分明的语言有点缺乏外交风度和不礼貌。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不同的情况要求运用不同的方法，但不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在每一文化、每一时期和每一地方，道德真理都是一样的。正义与残暴之间，清白与罪恶之间，是不可能有中间立场的。我们是处于善恶冲突之中，恶就是恶，美国要对它义正词严。我们对抗邪恶和不讲法律的政权，并不是制造问题，而只是揭露出问题。我们要带领世界反对它们。
我们捍卫和平，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来维护和平。自从17世纪出现民族国家以来，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好的机会来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即各个大国是在和平中竞争，而不是准备战争。过去，尤其是上个世纪的历史，却并非如此，而是充满了一系列的破坏性的大国彼此为敌，在全球各地留下了一处处战场和墓地。德国打法国，轴心国打同盟国，然后是在核浩劫的背景之下东方对西方的代理人战争和紧张对峙。
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我们的世界上，武装冲突却不是不可避免。各个文明国家越来越多地发现我们自己是站在同一边——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共同危险使我们联合在一起。美国拥有而且要继续保持不容挑战的军事实力，这就使得以往时代的那种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把竞争局限于贸易以及其他和平活动之中。
今天，各大国也日益由共同的价值观联合在一起，而不是让彼此冲突的意识形态分裂开来。美国、日本和我们的太平洋友邦，现在还有整个欧洲，大家都深深致力于人的自由，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一些强大的联盟就体现了这一点。自由的浪潮在别的许多国家也日益高涨。西点的好几代军官都曾经计划和演习对苏俄的战斗。我刚刚访问过新的俄罗斯，那个国家正在向民主前进，而且是我们在反恐怖战争中的伙伴。甚至在中国，那里的领导人正发现经济自由是国家财富的惟一持久源泉。他们终究也会发现社会上和政治上的自由是国家强大的惟一真正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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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蘑菇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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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大国都有共同的价值观时，我们就能够在一起更好地应付严重的地区性冲突，更好地合作以防止暴力或经济混乱的蔓延。过去，彼此敌对的各大国在困难的地区性问题上也成为对立面，使分歧变得更深和更加复杂。现在，从中东到南亚，我们正在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以增大和平的压力。我们必须在形势好的时候建立强有力的大国关系，在形势不好的时候帮助处理危机。美国需要有伙伴来共同维护和平，我们愿与赞成这一崇高目标的所有国家合作。
最后，美国的目标还不止是没有战争。我们现在有机会来扩展公正的和平，在世界各地用美好生活的希望来取代贫穷、压迫和怨恨。在历史上，贫穷往往是持续存在的，无法避免，而且几乎是普遍的。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从智利到韩国的一些国家建起了现代经济和比较自由的社会，使成百成千万的人摆脱了绝望和匮乏。这一成就丝毫没有秘密之处。
20世纪结束时，已只有一个人类进步的模式，其基础在于不容讨价还价地要求保持人的尊严，遵从法治，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妇女和私人财产，以及言论自由，司法平等和宗教信仰上的宽容。美国不能将这一模式强加于人，然而我们可以支持和奖励那些为自己的人民做出了正确选择的政府。在我们的开发援助中，在我们的外交活动中，在我们的国际广播中，以及在我们的教育援助中，美国将鼓励温和、宽容和人权。同时我们将捍卫使得进步得以实现的和平。
在保证男人和妇女的共同权利和需要这一点上，并不存在文明的冲突。自由的需要完全适用于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国家的人民需要和应当享有跟所有国家的人民一样的自由权利和机会。它们的政府应该倾听它们的人民的希望。
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国家会允许人们有表达异议的合法途径，让所有的群体都能不用暴力而追求自己的愿望。一个前进中的国家会推行经济改革，让自己的人民能发挥其巨大的创业活力。一个繁荣的国家会尊重妇女的权利，因为任何一个社会若不让自己一半公民享有机会就不可能繁荣起来。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以及在全世界，母亲、父亲和儿童都有同样的忧虑和同样的愿望。在贫穷中，他们要奋斗。在暴政中，他们会受苦难。而正如我们在阿富汗所看到的，得到了解放，他们会欢庆。
美国不只是要控制住威胁和抑制住怨恨，而且还有更宏大的目标。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不再需要进行反恐怖战争的公正的、和平的世界。
西点的跨世纪年级现在遇上了这一带戏剧性的形势。你们将与美国全体军人一起，站立在你们同胞和严重危险之间。你们将协助建立和平，从而让世界各地千百万人能生活于自由之中，在繁荣中成长。你们会面临平静时期，也会面临危机时期。每一次考验都会发现你们已做好了准备，因为你们是西点的儿女。你们离开这里时，是带着这座学府的性格，怀有我们国家最崇高的理想。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他晚年回忆过他站在西点平原上的第一天的感受。他说：“我顿时感觉到，从今以后，‘美利坚合众国’对于我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意义。从这里开始，我要为之服务的就是这一国家，而不是我自己。”
今天，你们在西点的这最后一天，你们开始在与别人不同的生涯中过着为国服役的生活。你们已经响应号召去迎接困难和目标，迎接风险和荣誉。每过完一天，你们都会知道你们已忠诚地履行了你们的义务。愿你们履行这一义务时，永远都达到这座伟大美国学府的高标准。愿你们永远无愧于已有200年历史的西点校服上的长灰条标志。
现在，我代表国家祝贺你们当中的每一位得到了你们应有的授衔，祝贺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带来的荣誉。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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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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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深深感谢已故的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教授给我的指教。诺伊施塔特曾任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首任院长，给几届总统当过顾问。他也是《总统权力》一书的作者，是世界上研究这一专题的权威之一。在他去世前9个月，他精辟地向我谈了怎样写一本书描述总统们的勇气。他充满激情地谈到一些总统怎样顶住惊人的压力而做出了在当时备受争议的决策。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和他的儿子一起上小学。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头一次到曼哈顿上西区他家里拜访他的情景，当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对本书主题的热情促使我努力来实现他的这一愿望。诺伊施塔特教授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我深深怀念他，永远要尊称他为教授。
一本书，也像一次新闻访谈节目一样，有许多人在幕后辛勤劳动。本书就有一组人承担了大部分的艰苦工作。正是他们的辛劳使本书得以面世，我对他们确实是感激不尽。他们是：布鲁斯·贝内特、杰勒米·布拉奇曼、托姆·福尔瑟姆、恩科莫·莫里斯、贾斯廷·舒梅克、彼得·沃尔弗冈、以及卡罗琳·扬。我十分赞赏他们的干劲、学识以及对于执行我的指示的耐心，尤其是他们决心要使本书涉及的故事都准确无误的敬业精神。
最后，我还要感谢为本书做出极其重要贡献的两个人。其中一位是比尔·艾德勒，正是他向我建议写一本书。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大咧咧对待此事，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而正是比尔帮助我把这些想法提炼成一个令人兴奋的理念。这就是他的一种特殊的炼金术吧。
比尔还给我帮了一个大忙：帮我联系上了鲁吉兰出版公司及其杰出的编辑韦伯斯特·斯通。若非亲身体验，我们是想像不到一位第一流的编辑会对作者有多大帮助的：他或她会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让作者将类似于本书这样的庞杂的内容安排得更加井然有序；让作者将这些浩翰的史实叙述得更加引人入胜和长人见识；让作者更好地处理一本书中必要的增删和润色加工。现在我知道了——这都是多亏了韦伯斯特。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