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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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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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了，该发出信息，表明政府将认真执法，国家将保卫自己的领土，华盛顿决心用联邦军队镇压宾州西部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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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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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准是什么时候才认识到，我原先对于当总统是怎么一回事的想法全错了。
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NBC(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驻白宫首席记者，负责有关里根总统的报道。日复一日，我对总统的原有看法一条又一条被撕碎了。这使我想起信用卡电视广告上的话——
情报：几乎毫不相干。
掌握政策：有帮助。
判断和目标坚定：无价之宝。
我是在肯尼迪总统时代成长起来的，还记得有关那位年轻英俊的总统及其一班顾问的一些故事。那些人被称做“最佳最杰出之士”，他们自己也不想拒绝这一绰号。
1962年，肯尼迪在白宫设宴招待西半球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学者们。他在祝酒辞中说：“我想这是白宫从未有过的人类智慧和知识的最不寻常的聚会——也许当托马斯·杰斐逊一人在此进餐时，是一个例外。”在那个晚上没有明说但却让人隐约感受到的意思，是肯尼迪也许可以跟杰斐逊相提并论。
从来没有人会将罗纳德·里根的智力跟肯尼迪或杰斐逊相提并论。当里根来到华盛顿时，长期参与民主党核心事务的克拉克·克利福德把里根叫做“可爱的笨蛋”，这成了名言。其实这话用到克利福德自己身上也许更合适，但即使是对里根最忠诚的人也经常担心他会说错话，觉得他们需要保护他，防备新闻记者刁难，也防备他自己说漏嘴。
我记得那是在1982年，里根向苏联提出了一套复杂的新军备控制建议。那天恰好是我当班在椭圆形办公室采访。在全国电视实况转播的情况下，我请总统说明这一建议将会怎样起作用。如今回想起来，我当时提这个问题，除了存心要他为难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任何目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总统手下的那些人站在摄影机视角之外，正在嘀咕我怎么会如此冒失地提问。可是总统回答得十分周全，令那些人和我这个记者都惊讶不已。
我要说明的是，我在里根岁月里明白了一个道理：总统能不能说清自己计划的细枝末节，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里根知道他相信的是什么，从战略上清晰地意识到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从不动摇。
人们现今也许会轻易忘记，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曾遇到多么激烈的反对。在不少国家的首都以及美国的一些城市，成百万的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里根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这也成为1984年总统竞选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指责白宫拿不出任何建设性的办法来对付苏联人。在那年秋季白宫玫瑰园一次仪式上，一位记者冲着里根叫喊：“蒙代尔的指责怎么样呢?”（这里“指责”的原文是charges，它又有“费用”的意思。——译注）里根毫不犹豫地回敬了一句：“该他自己付账。”
在本书下文中有关里根的一章，我还会再回顾那一非常时期，叙述这位总统是如何坚定地力排众多非难，包括白宫内部一些人的疑虑，而出色完成那改变了世界的外交壮举。
在白宫记者室，你对白宫还只能有最肤浅的感觉，但除非你身在白宫，你都不可能理解总统在面临任何一项有争议的决策时所承受的那异常之大的压力。这里面有政党政治的压力，有真正的政策意见分歧的压力，还有大舞台上万一失足怎么办的担心，总统的决策是很容易被压歪的。观察了里根之后，我才明白，总统之为总统，还不在于智力和意识形态如何，而是在于意志力和决断力的考验。
当我着手写作本书时，我回顾了这样一些往事：总统只要相信他应该做一件事，即使此事一时不得人心，他也坚持把它做到底。我要从一个记者的角度讲述这些历史事件：尽量抓住当时的戏剧性情景，以显示出我们一些最熟悉的以及一些最不熟悉的总统的性格。
本书讲述的故事是引人注目的，例如总统怎样整治了一家腐败的全国性银行；怎样收拾了一场使芝加哥城着火的罢工；怎样对无情的敌人实施危险的“斩首”空袭，等等。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美国历史上的分水岭事件是怎样展现出这些总统的力量和勇气。
在这些故事中，总统都是行动坚定，未听一些顾问的意见，未按常规办事，未考虑政治权宜之计，往往还违反一般民众的意愿。每一位总统这样做，都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责任、有使命使美国和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回顾这些历史事件时，基本上都看不出什么党派之见。在国家面临巨大危险时，共和党人总统和民主党人总统都忠心报国，而不是追求自己政党的利益。克利夫兰总统是民主党人，一辈子维护工人权利，却镇压了一场罢工。尼克松总统是共和党人，坚决反共，却打开了共产党中国的大门。这些故事里的主人翁不是为自己的政党牟利，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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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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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四年选一次总统，并不知道这总统会遇到什么挑战。在2000年秋季，谁会想到布什总统要处置的主要问题——也是西方价值观经受的主要考验——会是与伊斯兰极端派和恐怖势力的冲突?从这一意义来说，每次选举都是对一个人打赌。谁有坚韧的性格，能昂然应对想像不到的压力和利益集团的激烈竞争，而做出艰难的抉择?谁是我们真能依靠的人?本书谈到了16个这样的人，国家曾不得不在艰苦的关头依靠他们，这时他们的睿智和决心也就显露出来了。为了进一步突出这一点，我在每一章的末尾都收录了这些总统本人有关当时危机的讲话或文件。
本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内乱》，谈三位总统如何处置十分紧迫的国内问题。第二部分《纷争》，讲三位总统如何跟首都衙门里的人较量，超脱出华盛顿市中心内的政治纷争。第三部分《和平》，着重说明五位总统决心采取外交行动以确保国际上的安宁和秩序。最后一部分《外敌》，谈五位总统在敌我冲突渐趋激烈之际怎样领导美国前进。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勇敢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的首要品质，因为它是其他品质的保证。”对于本书谈到的这些总统的决策，大家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决策都体现了勇气。美国人选出了这么多的足够勇敢的总统来迎接他们遇到的挑战，这真是我们的历史有幸，也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成功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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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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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
1753年秋天，英属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罗伯特·丁威迪遇到了一个麻烦问题。英国当局获悉宾夕法尼亚西部出现了一些法国匪徒。英王乔治二世命令丁威迪派使者去警告那些法国人立刻离开该地。这一差事很危险：那一带很少有欧洲人居住，而印第安人却不少，而冬季又即将来临。丁威迪手下那些职位较高的官员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这一任务。
一天下午，终于有一个淡红色头发、蓝灰色眼珠的年轻人来到丁威迪办公室，自告奋勇前往该地。他身高1.9米，这在当时就是巨人了，比矮胖的总督高一头。从体格上看，他显然适合于这次远程荒野之行。他虽然只有21岁，但当过测量员，去过边疆。诚然，他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也毫无外交工作经验，可是，作为一位濒海地区农场主的第三个儿子，他显然渴望有所建树，何况丁威迪大概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了。就这样，乔治·华盛顿离开丁威迪办公室时，已肩负起他的头一项官差。
华盛顿到达那个陌生地区时，一位比他年岁大得多也更有经验的法国军官挺客气地接见了他，但却坚决拒绝了英国方面的最后通牒。华盛顿急忙赶回来向丁威迪做了汇报。第二年，英国殖民政府指派尚无军事经验的华盛顿率领一支匆匆组建起来的小分队，重返宾夕法尼亚西部驻防，抗击法国人可能的入侵。华盛顿几乎立刻暴露了他缺乏经验的弱点。
华盛顿的小分队碰见了一批围着篝火休息的法国人。当时英法两国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可是华盛顿却命令他的人向法国人发起冲击。短兵相接，他们很快就打死了十名法国人，俘虏了其余的人。但被俘的法国人声明他们只是执行一项和平外交使命，跟华盛顿头一年秋季执行的任务差不多。法国人将这一事件报告了巴黎。就这样，年轻的华盛顿惹起了北美的英国人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
华盛顿对战斗并不在乎：“我听到子弹飞鸣的声音，说真的，那声音还挺迷人的。”可是他的大大咧咧很快让他和他手下的人吃了苦头。他指挥他的兵修建了一座碉堡以抗击法国人的反击，可是碉堡太小了，连他自己的兵都装不下。一名印第安人观察了这碉堡后，向他的法军盟友们报告说：“那只是草地上的一个小东西。”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很快围上来，比华盛顿的人多得多。华盛顿不识时务，命令坚持战斗。在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并看到其余的人为了减轻被剥头皮的痛苦而喝得不醒人事之后，华盛顿才放弃了碉堡。
在这次边疆战争中，华盛顿又战斗了五年之久，总的说来战功不算突出。然而他练出了一身本领，善于鼓舞士兵斗志，而且表现出自己英勇果敢。一次交战中，他的队伍分成了两路纵队，由于误会而彼此开火打起来了。这时他跃马冲上去，左右驰骋，用马刀拨开士兵的枪，喝令他们住手。但是他常常埋怨，就因为他是殖民地的本地人，而受到英国军官的歧视。他常常脱离自己指挥的部队而单独行动。他还爱对他并不理解的军政问题高谈阔论，有几位英国将军曾粗暴地命令他安分守己一些，丁威迪还谴责他不知恩。华盛顿在26岁时退役了，对于这五年的经历，他说：“我不得不竭力忘却许多的事情。”
33年以后，1791年秋季这时美国独立战争已于1783年结束，华盛顿于1789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译注，罗伯特·约翰逊骑马走过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鸽子小径”，当年华盛顿曾经在这里跟法国人打过仗。但许多事都已经变了，宾夕法尼亚如今已是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13州之一。华盛顿领导大陆起义军战胜了英军，已成为全国的第一位总统。
可是宾夕法尼亚西部这时仍很荒凉，而约翰逊这次出差到这里的任务，是征收联邦政府新规定的威士忌酒销售税。他明白这是有危险的。宾州西部的许多定居者是以销售威士忌为生，他们全都反对政府征收这种税。几天前，这里相邻各县的代表刚开过会，宣布这一“可恶的税”是新国会“养出来的卑鄙杂种”。
约翰逊还知道，这里的人抗税，有时并不仅限于言辞。几年前，宾州政府规定要征收一种威士忌税。当该州的税收员到西部收税时，当地一伙人强迫他使劲脚踩税单，而且咒骂他自己。那伙人觉得还不解恨，又剃掉他半边头发，在他帽子上剪开一个洞，把剩下的头发从那帽洞揪出来。他们押着那税收员在几个县游街，每过一家威士忌店铺就给他灌一杯酒。事后，没有一个人受到惩罚，倒是宾州政府把那一种税给取消了。
因此，当16名男子身着女士装束突然出现在约翰逊马前时，约翰逊知道这伙人不只是开玩笑而已。他们的女士帽下面，都显出愤怒严肃的面孔。这伙“女士”叫约翰逊把征税的事给忘掉，然后给他面孔涂上油污，头上插上羽毛，牵走了他的马，叫他自己在树林中寻路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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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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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约翰逊没有罢休，他说服了法官给那伙人发出拘捕令。负责递送拘捕令的法官助手自然害怕，就让一个不识字的放牛娃替他送文书。倒霉的放牛娃挨了鞭打，也被涂抹油污和插上羽毛，还被捆在一棵树上。宾州西部的人就是不肯缴纳威士忌销售税。
约翰逊受侮辱的消息几天后就传到了合众国临时首都费城。人们纷纷传说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主张派兵去宾州西部强行征税。威士忌销售税的主意就是出自汉密尔顿，他又一向认为国家的政府必须坚强有力。他问华盛顿总统：倘若一个政府放弃执法，这政府还有何权威可言?
华盛顿如今已经上了年纪，比从前老练得多，而汉密尔顿——这位给他当过副官的中年人——依然咄咄逼人。但总统不为之所动。当时尚是建国伊始，总统一向认为全国13州的团结是国家头等大事。对于华盛顿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政府能不能征收威士忌销售税，而是年轻的国家能不能生存。宪法仅仅在三年前经过一番激烈的政治斗争才得以通过。将13个州联结成一国的纽带还异常脆弱。外国观察家认为合众国的共和制实验必败无疑。汉密尔顿尽可以主张强硬措施，可是华盛顿明白他不能不走一条狭窄的中间道路，既树立政府的权威，又尽可能避免将某些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抵制情绪煽成大火。
对宪法持反对立场的人最担心的，就是军事力量不是用于捍卫国家，而是用于镇压国内的不同意见。如果因为一位税收员被涂上油污和插上羽毛，总统就征兵前往镇压，那么，华盛顿说：“立刻就会有人大喊大叫：‘不是真相大白了吗，召集一支军队是干什么的啊!’”
此外，且不说财政部长豪言壮语如何，现实状况是，羽毛未丰的国家政府根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到整个边疆地区强行征税。南起佐治亚，北至新英格兰西部，都有人反对威士忌销售税，抗税现象很普遍。在许多地方，财政当局甚至连一个税收员都找不到。总统同意汉密尔顿的意见，也认为宾州西部的局势是“很讨厌和不能容忍的”，可是，尽管抗税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总统一直拒绝派兵去强行征税，一拖就是三年。
30多年前，年轻的华盛顿就对那一地区的人产生过不良的印象。他曾经写道那一边疆上的定居者是“一伙野蛮人……缺乏教养”。30年后，东部的人大多还会同意他这种看法。做房地产生意的人把西部描绘成“《圣经》中的伊甸园”，可是边疆的生活是很苦的，即使按照18世纪的标准来说也是如此。那个地区与东部之间隔着一道阿巴拉契亚山脉。到了严冬大雪封山，山路往往变得无法通行，宾州境内尤其如此。森林里常有狼、豹出没。印第安人有时出来杀人，然后就消失在原野之中。就在罗伯特·约翰逊遭歹徒袭击之前六个月，匹兹堡附近一家定居者曾客客气气招待七名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吃完了饭，就把主人一家——四名男子，一名老太太和六个孩子——全给杀了，还剥了头皮。发生这类事件后，定居者们往往进行报复，屠杀印第安人的和平部落。
边疆生活危险，而且许多人穷得一无所有。尽管宣传材料说得天花乱坠，而且土地确实很多，但大片大片土地都被东部投机商霸占了，许多定居者得不到一点田产。有点田产的人，则不得不用两千年前的原始方法从事耕作，收点粮食够自己吃，就算是不错了。到边疆去过的东部人都对那边的贫穷感到惊讶，说那边的人活得像“圈里的猪”。
生活很难，让人无法心慈手软。一个东部人有次吃惊地看见，一个人正在阻止两只狗打架，另一个人就快马加鞭冲过来，开枪把这个人打死了。男人们礼拜天不是上教堂做礼拜，而是聚在一起比试谁更有男子气概。那里“独眼龙”到处可见，因为许多人在殴斗中被打瞎了一只眼。
这种生活使人们独立性特别强。在18世纪后期，边疆的人仍不肯承认山东边的政府有任何权利来统治他们。在18世纪70年代，西部的一些人曾串连想要另立一国。宾夕法尼亚西部的人曾想成立一个名叫“西夕法尼亚”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当汉密尔顿经济计划的支持者在国会提出要征收威士忌销售税时，边疆地区选出的代表几乎是一致表示激烈反对。许多定居者还反对其他商品的销售税。大量定居者是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他们的祖先在那里就曾反对销售税达数百年之久。
即使他们想通了该交销售税，西部的人仍然会反对威士忌销售税，因为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在西部，威士忌零售价格比东部低一半，可是政府征收销售税是按售出的加仑数量计税，因此西部人每加仑威士忌销售税的实际税率高达25%，比东部实际税率高出一倍。此外，在东部生产威士忌的主要是大酿酒厂，而在西部酿造威士忌的主要是小农户，他们靠销售自酿的酒维持生计。农户生产出的谷物运输成本也高，在储运过程中还常常发生霉烂，而大酿酒厂出产的威士忌运输成本低，又不会坏。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西部人现金短缺，贸易大多是以货易货。多数人根本没有足够的现金来交纳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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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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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人还认为政府的税收不会用来为他们办多少实事。在18世纪90年代，西部边疆定居者感到最迫切的两大问题，一是如何防止印第安人的袭扰，一是如何打通当时还处于西班牙控制之下的密西西比河航运。政府既未能阻止印第安人的袭击，又未能迫使西班牙开放密西西比河。既然如此，西部人问道，他们干嘛还要白白交税呢?
最后，汉密尔顿决定只对威士忌征收销售税，表现出对西部边民的文化欠考虑。在西部，威士忌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那里人们时常感受到失望和恐惧，几乎人人喝酒，老黑麦威士忌往往是惟一的选择。教堂牧师为教友效劳，教友是用威士忌给牧师酬劳。地主若是没有威士忌供应农场工人，就留不住工人给他干活。许多人的威士忌都是自产自销。如此重要的一种产品要交税，西部人都怒恨难消。
然而，东部人控制了国会，威士忌销售税的提案在1791年3月就顺利通过了。六个月后发生了罗伯特·约翰顿遭歹徒羞辱的事件，此后两年，宾州西部人抗税情绪有增无减。一些人焚烧了一个税收员模拟像。一群人冲进一名税务局官员家里，威胁说如果他不交出他的委任状，就马上将他处死。最重要的是，没有人交税。国会几次修改法律以减轻西部酿酒者的负担，但联邦政府的权威依然遭到蔑视。
东部人虽然瞧不起西部边疆的定居者，但在投资于西部土地以图赢利这一点上，却毫不犹豫。华盛顿本人就热心于西部不动产。他说过，“人们到荒无人烟的野地去探索，不就是为了土地生财的前景吗?”到他担任总统时，他已经拥有几万英亩的边疆土地，仅在宾州西部的土地就有将近5000英亩。但常常有人想要侵占这些地，他不得不经常跟占地者做斗争。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有一次他访问华盛顿县(自然是以他的姓氏而命名的一个县)，那里有一些人对他的一片土地所有权有争议。在会见这些人时，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些人硬不同意。这时他发火了，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提着一块红绸手绢，厉声宣布：“先生们，我坚持握有这块地，就像握有这块手绢一样。”但是那些人仍不让步，华盛顿显然是骂人了，而占地者当中的一个恰巧是当地的法官，他当场宣布华盛顿将军恶言伤人，处以罚款。
再回头说威士忌税，局势继续不宁。华盛顿总统私下里似乎也很灰心，觉得边疆的人永远不会向中央政府低头。他给宾州西部的友人写信说，他在那边的土地给他带来的东西“更多的是麻烦而不是利润”，所以他打算卖掉它。放弃个人的投资是一回事，可是，作为总统，他也会不再坚持国家的声望吗?
1794年7月，宾夕法尼亚西部的紧张局势终于爆发了。汉密尔顿也许是存心挑起事端，派了美国执法官戴维·伦诺克斯到宾州西部给60家酿酒商发传票，要他们到法庭候审。陪伴伦诺克斯的是当地富豪之一约翰·内维尔。内维尔在独立战争时曾是一位将军，这时当了联邦税收官，自然是受人憎恨的人物。
一个炎热的中午，伦诺克斯和内维尔来到农场主威廉·米勒的家。米勒气得要死，拒绝接受传票。伦诺克斯跟米勒争吵，这时内维尔看见三四十个人朝米勒家走过来。他们原先在附近田野干活，听说两个联邦官员要抓米勒，就扛着干草叉和火枪过来了，边走边喝威士忌。当他们得知这两个官员并不是来逮捕米勒以后，倒是平静下来了。但是，在伦诺克斯和内维尔骑马离去时，有人在他们背后开了一枪。这一枪是朝天放的，还是朝人放的，谁也说不清。
汉密尔顿后来说的是朝人开枪。
伦诺克斯此行的使命，很快在当地传开了。当地为了跟印第安人打仗而自发组织起来的民兵，这时集合起来，决定向内维尔的府第进发，他们以为伦诺克斯是在那里(其实不是)，想把他抓起来。第二天上午，40来名民兵包围了内维尔的房屋。内维尔从屋里开枪，打死一人。那伙人朝里屋里开火，内维尔的奴隶则朝外射击，双方交火。不久，那伙人撤退了，但内维尔知道他们还会来的。
次日下午，大约500名民兵向内维尔的楼房围上来。内维尔这位老将军则是从附近一座碉堡请来了10名士兵保护他。这些士兵赶紧把内维尔悄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他们继续扼守楼房，拒绝向民兵投降。双方激战了一个钟头才停火，有两名民兵被打死了。士兵们投降，民兵们把内维尔的府第烧个精光。历史上的“威士忌暴乱”就这样开始了。
华盛顿本来很可能会避开这一危机。1792年，他曾力辞第二个总统任期。当时他已经60岁了，经过独立前的边疆战事和独立战争的劳累，他本来健壮的体魄已开始恶化。医生从他大腿切除了一块肿瘤(自然没有麻醉——他听见外科医生说“割掉……再深一点……瞧他忍耐力多强!”)接着，他又患了一次严重的肺炎。他熬过来了，但总统的许多朋友都认为他再也恢复不到原先那样健康了。他感到容易疲倦，记忆力也减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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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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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觉得第二个任期难熬。他开始意识到国内以及他自己政府班子内的分裂趋势难以弥合。内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即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成了新成立的两个彼此激烈对立的政党的领袖。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重商经济。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人则主张小农经济，认为政府对人们生活的干预越少越好。在华盛顿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这两派之间的敌意已不断加深。双方都利用报纸鼓吹自己的观点和攻击对方。共和党人指责联邦党人是君主主义者，联邦党人则指责共和党的主张是无政府主义。华盛顿知道他没有什么办法来制止其中的任何一方。
除了政治分歧以外，还有地区之间的矛盾。南方与北方之间不和。总统甚至在任命外交官时也得小心翼翼在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求平衡。
然而，华盛顿面临的更严重威胁是西部有可能脱离联邦。英国观察家认为美国西部与东部的联系“非常靠不住”，西部可能会分离出去。正如总统所知，英国人和西班牙人都在寻找一切机会来加剧美国国内的紧张局势，扩大他们自己对美国边疆的影响。
华盛顿十分认真对待西部闹分裂的威胁。他认为保住西部边疆才能维持全国的团结，使北方和南方联结成一体。可是他控制不了西部边疆。杰斐逊就说过，如果西部决定脱离联邦，“我们会毫无办法留住他们。”
华盛顿很可能想退休轻松一下，可是只有他一个人能超脱党派和地域的纷争，把全国维系在一起。两年前，当总统差一点死于肺炎时，杰斐逊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你无法想像这一次公众情绪有多么紧张。它证明多少事都有赖于华盛顿的生命。”在总统考虑去留时，杰斐逊对他说：“如果北方和南方都见到你在，它们才会继续联在一起。”在公众集会和报纸上，大家都恳求他连任。
不论华盛顿是否真的想要回家，他最终还是同意把他所说的“这个极其令人苦恼的差事”继续干下去。如同四年前一样，选举团全体一致选举他连任总统。
第二个任期果然像他担心的那样困难重重。杰斐逊认为华盛顿越来越偏向汉密尔顿，感到失望，于1793年底离开了内阁。共和党报纸开始公开批评总统。全国各地，包括宾州西部，都成立了名叫“民主社会”的政治俱乐部，支持共和党人的主张。华盛顿一向反对政党活动，认为政党是“破坏公众安宁的纵火犯”，是想要“毒害人们的思想，挑起不满”。
西部又出了新的麻烦。有两次，“衣冠楚楚”的美国人找过英国大使，商谈了边疆地区与英国结盟的问题。宾州西部的人也找过西班牙大使。美国政府发现了这几次晤谈的情形。还有一份可信的报告交到了费城，说肯塔基人打算进攻新奥尔良人和退出联邦。
当内阁于1794年8月2日开会讨论宾州西部的暴乱时，上述种种事态都盘旋于与会者的脑海之中。汉密尔顿自然坚持要派兵去抓那些牵头袭击联邦官员的人。他知道华盛顿不喜欢“民主社会”，所以特别提到有些人组织“正式公众集会”，鼓动抗税。与会的宾州官员则坚持说该州的司法系统有能力去查处暴乱分子。最后，总统指派一个三人委员会去西部，要求闹事的人遵守法律。
然而，不论是在内阁会议之前或是会后，华盛顿都肯定汉密尔顿的意见是对的。情况变了。内维尔的家遭袭击，对此，政府应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前些年，总统一直不同意用武力强行征收威士忌税，可是当地人的反抗已变成了公开的暴乱。
华盛顿为了创建独立的合众国而历尽艰辛，长期战斗。在战胜了英国以后，新的国家有可能陷于无政府状态，这时华盛顿又是坚决主张制定新宪法的领导人之一。他全心全意致力于创建和巩固一个团结的新国家。可是如今的政党活动、地区矛盾和敌国阴谋使他的全部心血都有可能付诸东流。是时候了，该发出信息，表明政府将认真执法，国家将保卫自己的领土，由宪法提出并由13个州批准的共和实验将要坚持，决不能一遇挑战就放弃。华盛顿决
心用联邦军队镇压宾州西部的动乱。
这一决策是有巨大风险的。政府并没有常备军可派，所以华盛顿将不得不要求几个州召募兵员。这些州将不得不征兵。大部分被征入伍者将是穷人，而且可能不愿意讨伐同胞。许多新兵将毫无军事经验，让这样的军队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一个陌生的、高低起伏的地方，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切还必须迅速完成，倘若这支军队不能在严冬来临之前进到山那边，那就得等到翌年春季，而那时也许就太晚了。
此外，费城这临时首都里的人还不了解敌人有多厉害。日复一日，不时有令人沮丧的消息传来。在内维尔住宅事件以后，当地一些较体面的人也变得激进起来，鼓吹对抗联邦政府。8月初，在当时只有1000人口的匹兹堡，居然有7000人聚众闹事。他们还扬言要捣毁这个“罪恶之城”，城内居民招待他们白喝了大量威士忌，他们才算罢休。华盛顿对那些边疆人的野蛮是很了解的，他知道，倘若那些人组织起来对抗联邦军队，那也会是危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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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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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派去的三人委员会提出了和平解决方案，却遭到暴乱分子拒绝。更糟的是，暴力事件还从宾夕法尼亚向另外四个州蔓延。英国人正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声称合众国这个年轻的国家已陷入最严重的危机。华盛顿怀着“最深沉的遗憾心情”，为了维护“联邦的切身利益”，正式要求各州提供12000名兵员来镇压威士忌暴乱分子。
可是谁来统帅这支军队呢?要问谁曾经领导这年轻的国家度过最严重的考验，那答案只能有一个。在8月底9月初，总统决定亲自挂帅。在职总统亲自统领军队出征，这是头一回，也是惟一的一回。华盛顿自己为什么决定这样做，旁人不得而知。但他亲自掌握军队，起码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总统希望对军队的行动起一种节制的作用。倘若军队对待宾州西部的公民严厉得过分，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就会很快减弱。一位观察家指出过，华盛顿带兵时一向是“不知疲倦”地教育官兵“小心尊重同胞公民的权利”。第二，他亲自出马，会比任何其他的举措都更有效地证明政府要维护法律尊严的决心。
10月初，这支联邦军队集结于宾州的卡莱尔。华盛顿离开费城去卡莱尔时，一定回想起他率军征战的日子。他最初统帅大陆军队与英军交战，已是将近20年前了。而此时他要指挥的这支军队，却是要对付自己的同胞，同胞中的许多人准会觉得他和他领导的政府是像英国国王一样压迫老百姓。暴乱分子当中很可能还有些人当年曾经跟随他一起闹革命，如今却成了对立面。这决非他所愿看到的局面。
华盛顿如今已是62岁的老人，身体状况跟当年南征北战时无法相比了。两个月前，他骑马时闪了腰，疼得在马背上直不起身子——这是他在身体上头一回出现严重伤痛。
但是，这位总司令10月4日重新穿上革命战争时的戎装，骑上大马检阅他的军队时，没有显露出丝毫衰老的迹象。在场的老兵们一定都为自己这位如今上了年纪的统帅感到骄傲。一位军人后来用夸张笔法写道：“这位人民的英雄，像赫克托耳一样威风凛凛，又像帕里斯一样风度翩翩，徐徐策马走在随行军官之前，他那锐利的目光片刻也不曾离开他的钢铁将士的闪闪光辉。”（赫克托耳和帕里斯都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前者是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后者则以英俊著称。——译注）全国各地的报纸都详细报道了这一场面。欧洲各国驻美公使也都给自己国家发回了报告。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边的人们也都奔走相告。
结果证明，联邦政府是过高估计了暴乱分子的抵抗决心。宾州西部的动乱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8—9月间，西部各县代表开会时，只有很少的人主张脱离联邦或抗击联邦军队。当西部人们得知华盛顿亲自统率联邦军队向西边进发时，暴乱的头头们有的屈服了，有的躲进了荒野之中。总统跟军队行动两个星期以后，就感到局势已趋向平稳，他放心地返回了费城。
军队继续西进，但抵达闹事的那些地方后，发现已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经过两个月的调查，有20名嫌疑人被送到费城受审。其中只有两人被判刑，总统随即赦免了他们。杰斐逊就此嘲讽说：“一场叛乱被宣布和公告于世，被派兵讨伐，却始终未被找到。”
然而华盛顿以坚决行动消除威胁，就证明了联邦政府是维护法律的。许多人仍然担心政府会摧毁他们所珍惜的自由。但正如华盛顿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所指出的，一个强有力的而不是软弱的政府正是“你们在家时的宁静、你们在外时的和平、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繁荣以及你们如此高度珍视的自由的主要支柱”。
至于威士忌销售税，政府在边疆的征税始终并不顺利。杰斐逊在1801年就任总统后，就和国会一起迅速将该税取消了。
而华盛顿个人在受到国人感谢的同时，也有所获利。宾州西部恢复平静，加上边疆一带几次打败了印第安人，那边的地产大大走俏。在暴乱平息之后的几年间，华盛顿在西部的地产增值了50%。
附录
华盛顿总统1794年9月25日公告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公告
兹鉴于本人曾希望宾夕法尼亚西部若干县内的反对合众国宪法和法律的活动会逐渐减退，最初曾认为只需采取征召民兵的措施而不必立即组建队伍，但如今形势表明，仅仅要求人们服从法律此外别无其他任何条件的宽厚建议只获得一部分人接受；与政府身份并非相悖的种种调解均告无效；当地的良民已无法以其影响和榜样敦促恶人改邪归正，而被迫联手自卫；已表示的宽厚姿态被曲解为担心公民不愿采取行动；审视叛逆性反对态度之严重后果的机会已被利用于鼓吹无政府主义；有人企图通过使者促使支持秩序的友人不再支持秩序，甚至邀集敌人采取类似的暴乱行动；事实已证明每一次的执法努力都始终遭到暴力反抗；因此，政府遭到藐视，问题已发展到是否可以让合众国的一小部分给整个联邦发号施令，不顾人们的和平愿望而恣意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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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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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本人，乔治·华盛顿，合众国总统，遵照宪法赋予本人的“注意使法律得到切实实施”这一崇高的和不可推卸的职责，痛心于若干公民反对自己政府的暴行玷污了美国的名声，念及如今已不可再生错觉，而只能决心真诚依靠一向善待我国的仁慈的上帝，迫使顽固抗法者服从法律，兹郑重宣布，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民兵已欣然应征服役，以高昂爱国热忱，担负起当今虽然痛苦但却必须执行的任务；按照一切合理的预期已足以完成当前紧急任务的兵力，业已开赴动乱之地区；凡信赖政府保护者皆会得到合众国军力之充分救助；凡曾经违反法律但从今以后不再有违法行动者将可受到宽大处理。相关指示业已下达。
本人还要告诫一切个人、官员和团体皆以憎恶之心对待那些直接或间接导致如今不得不以军力予以镇压之罪行的举动；在各自领域内制止那些受误导者或存心不良者颠倒黑白和煽动不满的言行，并且认识到自己作为合众国人民，蒙上天恩惠，得以在完全的自由之中，经郑重考虑，在开明的时代里选举出自己的政府，所以须坚定维护宪法和法律以充分表达对这一天赐恩惠的感激之心。
最后，本人再次警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教唆、帮助或支持上述暴乱分子，否则将自负其咎；本人还要求所有官员及其他公民各尽其责，尽己所能，将一切犯罪分子缉拿归案。
兹证明本人已令此件加盖美利坚合众国印章并经本人亲笔签名。特此公告，1794年，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第19年，9月25日，于费城。
乔治·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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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肯与《解放宣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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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内阁班子就职还不满一个月，内战就爆发了，所以国家大事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战事。
亚伯拉罕·林肯与《解放宣言》
1862年9月21日，星期日，临近午夜时分，八名黑奴逃出了他们的主人在威尔明顿的种植园，藏匿于北卡罗来纳的夜幕之中。他们呆了一个钟头之久，等末班巡夜人走过以后，才一个个地往外溜。他们当中有一个24岁的小伙子名叫威廉·本杰明·古尔德，矮个子，说话细声细气。他溜出篱笆，爬向河边。一阵夏末凉雨之中，八个人在开普菲尔河边会合，解开一条小船的缆绳，顺流而下向大西洋漂去。
他们知道这一趟夜航危险重重。在天亮以前，他们必须走完28海里的水路才能入海，可是他们不敢扬起风帆。从威尔明顿到河流入海，这一路上都有南方邦联的岗哨。那些大兵随时可能获悉有奴隶逃亡而出来搜捕。这八个人一路上只敢轻声划桨。
威尔明顿是南方邦联最繁忙的港口城市之一，布防严密。开普菲尔河的入海口更有一个重兵把守的堡垒，叫卡斯维尔。海口已被北方联邦的舰艇封锁，卡斯维尔的守军则严防北军登陆入境。古尔德和他的同伴们明白，他们只有躲过卡斯维尔守军的眼睛，划进大海，才有自由。
古尔德是个聪明人，读过很多书，他懂得逃亡要选对时机。逃亡的奴隶一旦被抓住，是必死无疑的，大多被奴隶主处以绞刑，“以儆效尤”。内战爆发了，古尔德久盼的时机终于来临。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内战刚一开始，他就决定出逃，因为只要一投奔到自由旗帜之下，就会得到保护。
内战爆发于1861年4月。一些在奴隶主家里干活的女黑奴听见奴隶主们说，北方联邦把逃亡的奴隶征集入伍，投入战争。人们纷纷传言，逃出去的奴隶一被北军抓住，就被当做敌人的财产加以没收。然而，奴隶们仍成批地逃亡，奔向北军兵营，自报为“走私品”。被没收的“走私品”并没有自由，可是不会再交还给奴隶主。对于古尔德和其他逃亡者而言，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古尔德和他的同伴们刚好在天亮之前，从卡斯维尔堡垒守军的鼻子底下溜进了大海。大西洋面阵阵晨风之中，正好有两艘北军舰船在巡弋。八名奴隶看见军舰上有联邦的旗帜飘扬，就高高挂起风帆，向一艘军舰靠拢。舰上的水兵把他们拉上了甲板，尽管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卡斯维尔堡垒守军的目光注视之下，但是八名奴隶已经安全了，兴奋地报告自己是“走私品”。水兵们高声回答：“欢迎来到美国军舰坎布里奇号上来，伙计们!”另一艘军舰在当天，即1862年9月22日，星期一，航海日志上记载：“11时20分，坎布里奇号报告从卡斯维尔堡垒口外一条小木船上起获八件走私品。”威廉·古尔德的目的达到了。他还不是自由的人，但已不再是奴隶了。
同一天，在“坎布里奇号”军舰“起获八件走私品”之后半个多小时，林肯总统与他的内阁成员们走进了会议室。这本来是星期一的例会，林肯通常都是在会上与他最亲近的顾问们讨论联邦政府最紧要的问题，听取他们的建议。林肯的内阁班子就职还不满一个月，内战就爆发了，所以国家大事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战事。9月22日这次会议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可是与会者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将会在美国历史上大书一笔，它将记载林肯总统政治上最大胆和最雄心勃勃的一项行动。
那一天凌晨，林肯跟平时一样早早起床，太阳刚升起，还没吃早餐，他就顺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到陆军部大楼。那里原先用做阅览室的一间小房如今是电报中心，虽然到处都是成堆的纸张，但却跳动着生命的脉搏。电报员们在电报机和文档柜之间不停地来回穿梭。林肯天天一早来这里，有时电报房里还没有人，但几十台电报机仍在嘀嘀嗒嗒响个不停，收报发报。
林肯总统经常是在这个拥挤的房间里开始他一天的工作，仔细阅览前线发来的战报和消息，从而如他所说，能以“最新的面孔”思考战略问题。电报房一位雇员回忆说，“林肯一天从白宫来好几次。”为了避免人们来找他，他在这里没有专用的办公桌或固定的座位，而是常常坐在陆军部电报管理员的桌旁。在这里，他可以集中精力思考问题，不会像在白宫那样老甩不开事务的纠缠。他曾对一位电报员说：“我来这里能躲开那些纠缠者。”
林肯说的“纠缠者”，包括受他欢迎来到白宫的成批民众。这位出生于伊利诺伊州一个农民家庭的总统，坚持白宫要对百姓开放。一位记者在《萨克拉门托联合报》上写过他在林肯会客室的见闻：“没有任何人把守大门，成群的人，衣着整洁和不整洁的都有，都是自由进进出出。”据这位记者说，有些人还是“猎取纪念品的破坏分子”，在白宫扯下小片的窗帘片或地毯，拿回家当文物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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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肯与《解放宣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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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多数人是来恳求林肯给予宽恕的。有一次一名联邦士兵被判死刑，就得到了林肯的赦免。据另一位记者报道，“林肯比世上任何人都憎恨杀人，只要有可能，他总是想尽办法宽恕别人。将领们要枪毙一个人，往往都得抓紧，趁消息传到总统那里之前就行刑。”
阵亡官兵的遗孀或母亲总能得到林肯的关照。有一次，一名贫苦的阵亡者遗孀向林肯哭诉了她的困境，林肯设法让她在华盛顿一个邮政局当了职员。还有一位老妇已有一个儿子阵亡了，另一个儿子因为当逃兵而将会被军队枪毙，她给林肯写信请求赦免他。林肯回信了：“倘若这个人有两条命，枪毙一次也应该。可是他死一次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你这个儿子会得到赦免。”
林肯尽管珍惜人命，但宽厚也是有限度的，他会区别什么人是被不幸的环境逼上了歧路，什么人是咎由自取。有一次，一位从马萨诸塞州选出的众议员请求林肯赦免一个犯了罪的奴隶贩子，把那个人从监狱放出来。林肯对这位众议员说：“你知道我的弱点，容易发善心。倘若这个人是误杀了一个人，也许我会原谅他。可是这个人是到非洲，从非州的母亲们那里夺走她们的孩子，这比最残忍的杀人犯更可恶。不!让他烂死在监狱里，我也不会给他自由。”
除了公务的沉重压力以外，林肯在家里还要受他妻子玛丽的折磨。玛丽是个难以相处的人，而且心理上有毛病。她花钱大手大脚，在华盛顿几家豪华商店用她丈夫的名义立账赊购。林肯到了白宫才几个月，就不得不借钱替玛丽还债。林肯的一位老朋友写道：“林肯处处都很节约，可是他妻子却背地里奢侈享受。”
更糟的是，在林肯当选总统后不久，他们12岁的儿子威利因患伤寒而死了，林肯十分悲痛，玛丽则简直是毁了。她这时最喜欢的消遣就是花大钱请所谓“神视者”帮她见见她的威利。她对亲戚说：“威利还活着呢，他天天夜里来到我的床边，还是像往常一样甜蜜地向我微笑哩!”她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所以林肯曾经说，如果老是这样子，就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去。(她一直未能康复，在林肯遇刺后十年，他们的大儿子罗伯特终于把她送进了伊利诺伊的一座疗养院。)
林肯在家里要照顾躁狂的妻子，而在公务上往往不得不在争吵不休的内阁成员之间充当裁判的角色。彼此争斗最凶的是国务卿威廉·西沃德和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西沃德尤其让林肯伤脑筋。他当过十几年参议员，1860年曾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仅以微弱之差败给了林肯。直言不讳而又傲慢的西沃德以一种屈尊的姿态接受了国务卿这一职务，对林肯总统仍采取批判的态度。他头一次到白宫见林肯时，看见总统正在擦皮鞋。他教训总统说：“在华盛顿，我们是不擦自己的皮鞋的。”林肯以诙谐的口吻回答：“是，国务卿先生，那么你擦谁的皮鞋呢?”可是，西沃德还不是内阁中最叫林肯头痛的人。
萨蒙·蔡斯，财政部长，一进入内阁就马上宣布他要在下一次选举中跟林肯竞争共和党候选人提名。他不断对总统的决策挑刺儿，企图在党内制造不和。林肯将蔡斯比做“牛背上的虻蝇，促使牛好好干活”。他还说过：“蔡斯先生是一位好部长，我要请他继续干下去”。
林肯可以嘲讽西沃德的傲慢和不计较蔡斯的唠叨，但是他片刻也不敢马虎的是战争。弗吉尼亚州在1861年4月脱离联邦以后，首都华盛顿与南方邦联之间就只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好几个月期间，华盛顿都暴露于叛军火炮的射程以内。
华盛顿北面的马里兰州则是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继续允许蓄奴，还窝藏了许多支持南方邦联的人。林肯在1861年4月号召人们志愿参军时，马里兰境内的叛乱分子烧毁桥梁，破坏铁路，阻止新兵开赴华盛顿。战争开始时，首都的防御工事只有15英里之外的华盛顿堡，那是1812年战争时修建的一座堡垒，用做海岸NE022望哨，而现在没有兵员可派，堡垒几乎是空的。
陆军的状况也不妙。林肯手下的陆军总司令乔治·麦克莱伦在战前本已退役而去经营铁路，林肯怀着很高的希望请他再度出山指挥全军，报界称他为“小拿破仑”。可是麦克莱伦战绩平平，名不副实。林肯抱怨说：“试想一个人的专业是军事，谈过完成一项任务需要多长时间，需要什么东西。他要求的东西都得到了，他说的时间也到了，却什么也没做。”麦克莱伦的大军曾一度逼近南方邦联的首都里士满，但却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止步不前。林肯说：“他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但他的特殊天才似乎是在于固定发动机。”这时，林肯还没有发现他后来赖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尤利塞斯·格兰特的指挥才能，所以麦克莱伦似乎是他惟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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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肯与《解放宣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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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高统帅，林肯的地位是脆弱的。他只在伊利诺伊民兵中有过三个月的军事经验，如今却是平生头一回要策划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他的对手，南方邦联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却是西点军校毕业生，还在皮尔斯总统手下当过四年陆军部长。
此外，林肯还一直遇到一种威胁，即四个中立的边界州——马里兰、特拉华、肯塔基和密苏里——都有可能脱离联邦而加入邦联，因为这四个州都允许蓄奴。如果马里兰转入邦联，华盛顿就会陷入敌人南北夹击之中。军事上的压力还不只是来自邦联。英国，这个当时的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威胁要对林肯开战，因为联邦海军封锁了南方沿海，阻碍了英国从北美运输棉花，伤害了英国最赚钱的纺织业。
林肯没有完全可信赖的顾问，军队领导不力，又承受着种种个人压力，在这时实在是举步维艰。在竞选总统时，他曾经写道：“我要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我相信黑人也该有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这话是出自他的切身体会。他出身贫寒，靠自学成才，当上一名成功的律师，又成为一位雄辩的总统。可是上任以后，这总统的表现却像是另一个人。当联邦的约翰·弗里蒙特将军命令解放密苏里州的全部奴隶时，林肯不顾他自己的信念和竞选纲领，写信撤销了这道命令并解除了弗里蒙特的兵权。北方的黑人群体感到愤怒，纷纷要求做出解释。黑人记者罗伯特·汉密尔顿写道：“林肯这一封信把弗里蒙特将军刚刚宣布解放的密苏里成千上万的奴隶重新投入了奴隶制的地狱。”而且，“它使联邦的事业失去了它最得人心的号召力，而让叛军得到了他们从世上任何别的来源都得不到的最大帮助和支持。”
尽管批评之声不断，林肯还是不敢冒险疏远边界上的几个州，因为联邦这时在军事上行动跌跌撞撞。本来北方兵员多，工业资源也多，应当是不难取胜，可是，到1862年6月时，形势却显得林肯似乎将会输掉这场战争。在人们所说的“七天会战”中，麦克莱伦将军让北军兵力最强的一支部队被南军的罗伯特·李将军打得惨败，使北方的斗志受到沉重打击。纽约一位日记作者写道：“这里人们情绪十分沮丧。”另一位日记作者写道：“事态看来是灾难性的。”在梅森-迪克森一线（当时北方各州与南方邦联各州之间的分界线。——译注）以南，南军的这一胜利让人们觉得战争已临近结束了。里士满一位文职人员写道：“北方的军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李将军已扭转了潮流。”
在北方，人们对林肯的领导感到气愤。发行量很大的《纽约论坛报》的主编霍瑞斯·格里利发表了一篇社论，批评林肯指挥不力，决心不强。格里利还要求林肯兑现他的解放奴隶的许诺。林肯给格里利回信说：“我在这场斗争中的首要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保存或摧毁奴隶制。如果我可以不解放奴隶而拯救联邦，我就会那样做；如果我可以通过解放所有奴隶而拯救联邦，我就会那样做……我这里说的目标是根据我的公职责任来说的；我并不想修改我经常表达的个人的愿望，即所有地方的人们都能是自由的。”
林肯总统就职以来体重已下降了30磅。他迫切需要有所休憩。他对戏剧的爱好让他能放松一下自己。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说林肯是“最杰出的莎士比亚评论家之一”。林肯常常从莎士比亚的诗句中得到慰藉。他特别喜欢的是《哈姆雷特》，爱看埃德温·布思——当时最有名的演员之一，后来刺杀林肯的凶手约翰·布思的哥哥——主演的这个戏。林肯还喜欢在陆军部电报房的安静环境中自己表演莎士比亚的剧作。一位电报员写道：“有一次，他向我朗诵了好几段台词，我是当时惟一的观众，但他兴致盎然，似乎满屋子都是观众似的。”
“七天会战”之后，林肯更加有效地利用他在电报房里的时间了。这里成了他的堡垒，不受干扰。他不得不将麦克莱伦撇在一边，按自己的意图指挥战争。他自己草拟了一个作战计划，只征求过电报员托马斯·埃克特一个人的意见。埃克特还写道：“1862年7月一天清早，那是在“七天会战”后不久，他一来就向我要了几张纸，因为他要写什么东西……他要走时，要求我把他写的东西保管好，不要让任何人看到它。”他在这个密室里，一连好几天每天工作几个小时，慢慢地用心地写作。“他每次写一点，然后查阅资料，思索好了，再写一两段，然后又静坐在那里。”
林肯在7月中旬完成了写作。几天后，他和西沃德及韦尔斯两位部长同乘一辆马车时，忽然问他们，如果他解放奴隶，他们会怎么想。两位部长都惊呆了。自然，西沃德会发表他的评论；在镇静下来以后，他说，“七天会战”刚刚吃了败仗，这么快就采取这一行动，会被人看做是绝望之举。他还说英国早就希望这场战争快点结束，它也许会因此认为联邦快要败了，这是它参战的最好时机。他说完后，过了好几分钟，韦尔斯似乎还没有想好说什么。林肯也就不谈此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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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肯与《解放宣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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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以后，在内阁会议上，总统又提出他计划要解放奴隶，但这次他不是征求意见，而是宣布他要最终实现这一点。内阁成员们都跟西沃德和韦尔斯上次一样震惊。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头一个发言，表示应该马上解放奴隶，以振作士气。其他内阁成员有的表示赞成，有的表示反对。林肯把这个议题搁下了，但方针已定。跟北卡罗来纳那个决心出逃的奴隶威廉·古尔德一样，林肯只是等待行动时机。
直到这一年秋天，林肯才等到了这一时机。9月17日，联邦军队在安提塔姆战役中重创了邦联军队。这是内战中双方伤亡最惨重的战役，但结果是李将军转入退却，联邦军队则在“七天会战”败绩之后取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林肯立即打算到安提塔姆视察他的将士，知道这会是一个特殊的时机。联邦报纸肯定会大量报道安提塔姆大捷，但林肯还要趁此机会让南军士气受到更大打击。保持自己军队高昂斗志是打赢战争的关键，所以林肯要在动身去前线视察之前，让叛军受到另一次更加摧毁性的震荡。
9月22日，林肯拿着一大卷纸走进内阁会议室。内阁成员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猜想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他们静静地等待着。这时，总统用一种未受过教育、文化水平低的人的地方方言，开始高声朗读起来：“一八五路年丘吉，我在纽约州-阁代程市尤塔基表演我的结目。人们爷情截呆了我。报只上尽是一扁赞羊几声。”
部长们都听得发呆了，莫名其妙。可是总统继续他的表演……（以下还有几段，都是引自美国讽刺作家阿蒂默斯·沃德的一篇滑稽短文，充满方言和错别字，难以完美译出，故略。——译注）
内阁成员们傻傻地听着听着，不时地彼此瞅瞅，然后用疑惑的目光瞪着总统……
总统念完了故事，哈哈大笑起来。他面前的人们却笑不起来。原来林肯念的是他喜爱的幽默作家阿蒂默斯·沃德的滑稽文章《尤塔基的高压愤怒》。陆军部长斯坦顿表示不满，说现今该讨论的是军国大事，怎么有闲心情听这些可笑的故事。
林肯说：“先生们，这么多的烦心事日日夜夜压着我，要是我不笑笑，我就会死的。你们也跟我一样，不妨试试这一疗法。”停顿片刻。“先生们，如诸位所知，我已经反复思考了这场战争与奴隶制的关系。”擅长于表演的林肯又停顿了好一会儿，再说：“如诸位所知，我已经反复思考了这场战争与奴隶制的关系。”
就这样，林肯正式宣布了他的《解放宣言》。这一文件到翌年1月1日才正式签字发表，但从林肯宣读时起，它立即鼓舞了联邦的民心士气。它宣布凡是合众国任何一州之内被执为奴隶的人，均应从此永远获得自由。一年前还批评过林肯的黑人报刊，这时欣喜若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道：“我们欢呼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正义法令。啊，放开嗓门，高兴和感恩吧，因为与奴隶的自由一起来临的，将是我们国家的和平与安全。”
虽然内战还需再经历两年苦战，才能平息叛乱，但林肯公布《解放宣言》就扭转了潮流，使之朝着有利于联邦的方向发展。联邦曾被视为一个压迫性政权，要剥夺南方各州的主权，但《解放宣言》使联邦一夜之间变成了正义之军，其目标是解放受压迫的人。它还确保了英国及其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政府不会参战而支持南方邦联。林肯使得形势决定性地走向北方的胜利，并保全了合众国。
通过解放南方各州的奴隶，林肯才使得反对奴隶制的正义主张不致仅仅成为商品推销术式的空谈。从此，每一名奴隶投奔到联邦一边，就使联邦增加一分兵力，使邦联损失一分力量。林肯虽然没有谈到平等和公民权利，但却使他的解放奴隶的目标得以牢靠附加于他要结束战争、挽救联邦人民性命和拯救联邦本身这一更大、更紧迫的目标之上。他这一步本来有着潜在的危险，有可能使北方分化，但结果却成了一个完美的理由，让联邦团结起来支援前方，打击非人道的、蓄奴的邦联。
林肯曾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做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做我所能做的最好的。如果结果表明我做对了，那么反对我的话就都等于没有说过。如果结果是我做错了，那么十位天使肯定我做对了也依然毫无用处。”他也许该引用他所喜爱的《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对你自己要诚实”。最后的结果确实证明了林肯是对的。还有许多人也是对的。
本章开头说到的威廉·古尔德，恰巧是在林肯宣读《解放宣言》的那天上午登上了“坎布里奇号”军舰。当时，古尔德认为自己从此不再是奴隶而是“走私品”了，也许还得再当几年“走私品”。他哪里会知道，到当天下午，他就已经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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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肯与《解放宣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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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林肯总统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宣言
兹宣布，合众国总统于公元1862年9月22日发布了宣言，内容如下：
自公元1863年1月1日起，凡在届时尚处于反叛合众国之状态的任何一州或一州部分地区内被执为奴隶的人，皆应从此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其陆军和海军，将承认和保持这些人的自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压制这些人或其中任何一人为自己的实际自由而做出的任何努力。
本总统将于上述之1月1日通过公告指出届时尚处于反叛合众国之状态的州及州的部分地区；同时宣布，任何一州或该州人民届时诚心诚意通过本州大多数合格选民参加的选举选出在合众国国会代表该州之代表，若无确凿相反证据，即被肯定视为该州及该州人民届时不处于反叛合众国之状态。
因此，本人，亚伯拉罕·林肯，合众国总统，依据国内发生反对合众国权威及政府之实际武装叛乱时期授予我作为合众国陆海军最高统帅的权力，作为镇压上述叛乱之适当与必要措施，并根据我自上述第一个日期起已公开宣布达整100天之目的，兹于公元1863年1月1日指出本日尚处于反叛合众国之状态的州和州之部分地区如下：
阿肯色州，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纳州(不含以下教区：圣伯纳德，普拉奎迈因斯，杰斐逊，圣约翰，圣查尔斯，圣詹姆斯，阿森西恩，阿桑普西恩，特雷博恩，拉富谢，圣玛丽，圣马丁，以及奥尔良，包括新奥尔良市)，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弗吉尼亚州(不含西弗吉尼亚的48个县，以及伯克利县，阿科马克县，北安普敦县，伊丽莎白市，约克县，安公主县，以及诺福克县，包括诺福克市和朴次茅斯市)，上述的不含地区目前暂不受本公告影响。
本人依据上述之权力和目的，兹宣布上述各州及一些州部分地区内所有被执为奴隶的人自即日起均应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合众国陆军和海军，将承认和保持其自由。
本人兹责令上述宣布获得自由的人除必要的自卫以外勿使用暴力，并建议他们在条件许可时诚实劳动以获取合理的报酬。
本人还宣布这些人若条件适合将被接纳入合众国军队，以驻守堡垒、阵地、战场及其他地方，以及在舰艇上服役。
本人深信此行动乃正义之举，符合宪法，适应军事上的需要，为此而祈求人类予以同情判断，并祈求全能上帝保佑。
本人兹于此签名并盖上合众国之印。
公元1863年，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第87年，1月1日，于华盛顿市。
签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威廉·西沃德，国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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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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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进一步升级可能会促使政府出面干预。罢工一旦打断了邮政运输，政府就会有理由采取行动。
格罗弗·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
格罗弗·克利夫兰真杀过人。实际上还是杀了两个人。当然，那是已被判处死刑的两个人。克利夫兰当时是纽约州伊利县的治安官。为了给政府节省开支，该县没有雇刽子手，所以克利夫兰自己动手把那两个人绞死了。
20年后，在1894年7月的折磨人的一周，他却挽救了比这多得多的人的生命。今天的美国人大都想像不到，在那一年的7月4日至7月8日，芝加哥竟然成了一个战区。成群的愤怒的人破坏财产，炸毁桥梁，掀翻列车，还放火烧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会馆。《华盛顿邮报》写道：事情已关系到“文明的存亡”。
当时有些人将这场暴乱归咎于席卷全球的金融恐慌。美国正陷于萧条。许多人因失业而愤怒，想找个理由闹事。那一年到芝加哥参观世界博览会的人达1200万之多，所以满街都是潜在的异议分子。但真正的导火线却是比这寻常得多。它并不在于千百万失望的失业者，而是在于离芝加哥闹市区15英里的一个小镇上工资不菲的几千名工人。那小镇名叫普尔曼，由于那里是制造火车车厢的工厂而得名。
在19世纪时，还没有豪华小轿车和头等舱飞机，普尔曼卧车车厢就是人们能享受到的最奢侈的旅行工具。普尔曼车厢决不是普普通通的车厢：樱桃木的坐椅，铺着漂亮的红绒布，夜里一拉开就是舒适的卧铺。每个车厢都有侍者为客人铺床叠被，搬行李，擦皮鞋，熨衣服，照顾儿童。冬天，有管道把车头的热蒸气送进来，暑天则有最原始的空调器为车厢降温。照明用煤气，既有顶棚枝形吊灯，又有丝绸罩着的座灯。有一节车厢专供乘客休息消遣和看书读报，餐车中供应美食佳肴，进餐用的瓷器和酒杯都是只有在国内最昂贵的餐馆里才能见到的餐具。当时铁路沿线的居民都是用马口铁澡盆洗澡，普尔曼车厢里的乘客却能够在大理石台面上的宽敞浴室洗热水淋浴。火车以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奔驰，但车上的人们安安稳稳。
当年为林肯总统送葬，用的是普尔曼车厢。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在内战结束后，是乘坐普尔曼车厢荣归故里。每节普尔曼卧车车厢的造价按现今币值计算高达15万美元，专供美国一些最富的人享用。
普尔曼车厢是为最有钱的人造的，而在伊利诺伊州普尔曼小镇制造这种车厢的，却是美国最苦的穷人。车厢厂的老板乔治·普尔曼是芝加哥的一个企业家，利用芝加哥铺设新下水道系统的机会为人搬迁而发了财，就在郊区买下4000英亩土地建设一座工厂城。他想要改变工人居住区拥挤肮脏的局面，使之变成整洁、安全和“富有文化气息”的环境，以便让工人们提高生产效率和忠于厂主。他说要让工人们通常沾染的那些恶劣习气“在这里都无法蔓延”。他希望工厂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给世界引进一整套新的企业运营模式。
普尔曼镇里的工人们住在路面平整的街道两旁整齐划一的砖房内，有精心修整的草坪，屋内有水和煤气管道及下水道等设施。普尔曼把他这个镇子当做一个高效节约的典型。为了不浪费，污水都加以处理，用做附近农田的肥料，田里长出来的粮食蔬菜又运回镇里卖给居民。废弃木料木屑用做锅炉燃料。径流水灌入当地一个小湖。从全国各地来参观普尔曼模范社区的人们，都下榻于弗洛伦斯旅馆，那旅馆是以普尔曼的女儿的名字命名的。
但是，普尔曼镇上的生活并不是像它表面上那样富有田园诗意。乔治·普尔曼下大力气控制居民的生活：他亲自决定镇上能开什么店铺，图书馆能收藏什么图书，剧院能安排什么演出。镇上只有一家教堂，一种礼拜样式，讲道内容只能是非教派性的清教伦理，而且基本上实行禁酒(惟一例外是弗洛伦斯旅馆，但那里的酒只供旅客享用，不售给居民)。他雇了一些“秘密监视员”，在镇上巡视，发现和举报居民中“行为不端”的人。此外，为了赚钱，他抬高镇上的物价和各种设施的收费。尽管如此，到1893年，普尔曼镇的居民，包括工人及其家属，已达12000人。许多人并不是完全自愿的——一遇工厂裁员时，首先裁掉的就是不住在镇上的人。
1893年，困难时期来临。全国各地失业者大量增多，失业率达到15%，有些地方更高。到1896年，失业率在宾夕法尼亚达25%，在纽约达33%，在密歇根达43%，在西部各州，银行取消了农场主回赎抵押品的权利。仅在堪萨斯一州，就有11000家农场破产。铁路业受打击尤其沉重。经济萧条，货运量少了，铁路业损失达几十亿美元。
普尔曼豪华车厢的需求直线下落，因为有钱享受它的人越来越少。乔治·普尔曼忍痛做赔本生意，希望商机好转。但不见好转，于是工厂开始裁员和降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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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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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住在普尔曼镇上而且尚未失业的人们发现，普尔曼作为公司老板降低了他们的工资，而同一个普尔曼作为房东却并没有相应降低他们的房租。公司是从工资中扣除房租后才发工资，所以工人们发现他们实际领到的钱越来越少了。更令人生气的是，工人的工资降了，经理人员的薪金却仍然按原数照发，还继续按股份分红。
詹妮·柯蒂斯在厂里当缝纫工已有5年，她每小时工资由17美分降到11美分，下降35%，所以她反而倒欠公司的房租15美元。另一名工人说发给他的工资支票上扣除房租后只剩两美分，这张支票他宁愿不去兑现，而留做纪念品。还有一名工人说：“我们生活在普尔曼的房子里，吃的是普尔曼商店卖的食品，念书是在普尔曼的学校里，听讲道是在普尔曼的教堂里，死了还得进普尔曼的地狱。”
一批愤怒的雇员直接去找普尔曼本人，要求他降低工资的同时也降低房租。普尔曼请他们有意见尽管说，保证不会打击报复。可是谈完了，依然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有些发了牢骚的人还发现自己遭到了解雇。没解雇的人担心下一批裁员就会轮到自己，于是到新成立的美国铁路工会，请该工会主席尤金·德布兹帮助他们。德布兹曾是印第安纳州议会的议员，他相信工会有力量为改变不公正的劳动状况而斗争。
1894年5月11日，普尔曼豪华车厢公司的4000名雇员——全公司员工的90%——举行了罢工，希望这一罢工会引起白宫里那个当权者的注意。以往的事实证明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是劳工的朋友，工人们相信他现今也会是他们的救星。
格罗弗·克利夫兰懂得干活谋生的艰辛。他是在纽约州伊利运河边上一个农业小镇法耶特维尔长大的，他父亲是一位长老会牧师，靠微弱的薪金抚养了9个孩子。这个家庭勉强维持生计，让年幼的格罗弗懂得了节俭的重要。他父亲为人刚直不阿，让他懂得了人格的意义。
格罗弗·克利夫兰是从法律界步入政界。他先在布法罗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助手，由于他没有上过大学，他靠刻苦自学而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律师。转入政界后，他步步高升，先担任本地的民主党分区视导员，然后担任伊利县选区代理人助理，1870年当上该县治安官。3年任期届满后，他就再也不想搞政治了，自己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可是到了1881年，布法罗市的民主党领导人急切希望找一个在当地有些好名声的人出任市长候选人，就找到了克利夫兰。他胜利当选为市长，以往清正廉洁的名声继续升高，例如公共工程承包合同只发放给投标报价最低的人，而不给最有权势的承包商。民主党领导人看上了他，在他担任市长刚刚半年之后，就又找上了他，这次是竞选纽约州的州长。
纽约州党派争斗激烈，但克利夫兰能为各派所接受，所以成为一名“折中的候选人”而成功当选。他说他是“诚实得叫人害怕”，曾对他一个朋友说，“我只做一种事，就是只做正确的事，这容易办到。”他一上任就马上大干，削减了他认为并非必要的项目，清除了腐败。布法罗的“否决市长”很快成了纽约州的“否决州长”，按原则办事，不考虑政治上的利害得失。
例如，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把纽约市一条铁路公交线的票价由10美分降到5美分。这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人人获益，只有那条铁路的老板吃亏。但克利夫兰仔细研究了纽约市与那家客运公司签订的合同，发现公司有权收取10美分，于是他否决了这项法案。这一举措本来会是不得人心的，但后来大家却称赞他按原则办事。
在州长任期中，他一次又一次只讲实效而不考虑党派利益。例如，在好几件事情上，他这位民主党州长都是跟一位名叫西奥多·罗斯福的年轻共和党议员西奥多·罗斯福合作。当州长时损害了该州民主党势力的影响而招来忌恨，但在1884年总统选举中，他仍然被推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口号是“公职即公众信任”，这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
在全国大选期间，他在两件事情上被迫护卫自己的人品。一件事是有人揭发他有一个私生子。他毫不隐讳地承认他是那孩子的父亲，而且强调他一向恪守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时又有人揭发他在内战期间曾经雇了一个人替他服兵役。他解释这是他兄弟三人当时商量的结果，有两人同意去服兵役，让他一人留下来照顾他们的寡母。
尽管有这些丑闻干扰，克利夫兰还是取得了艰难胜利。他1885年上任到白宫，似乎是无可奈何当了总统。他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把今后的四年看做是为国效劳而自讨苦吃。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高兴或欣慰，只希望我能为国民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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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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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内战以来的第一位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为和解与改革采取了一些步骤。他任命了原南方邦联的一个领导人为内政部长，后来又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法官。他任人惟贤，而不是看他们属于哪一政党。他当州长时就曾经把一些企图巴结他的人打发走，用一种茫然的目光，对那种人说“我恐怕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在普尔曼的工人们看来，最重要的是，克利夫兰是第一个严肃对待劳工问题的总统：他敦促国会建立了联邦劳资纠纷仲裁制度；他在1886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反对虐待劳工；他签署了使工会合法化的法令。他说过：“资本家能保卫自己，而挣工资的人却处于实际上无保护的状态。”
1888年克利夫兰竞选连任时，败给了本杰明·哈里森，但却在离开白宫之前两年赢得一位女士做他的妻子。她是弗朗西丝·福尔瑟姆，是他一位已去世的朋友的女儿，他从她襁褓时期就认识她了。结婚那年，他49岁，她21岁，刚上过大学，深受报界喜爱。这是第一次在白宫举行的婚礼，为他们端上结婚戒指的是海军军乐队指挥约翰·菲利普·苏泽苏泽。这一对新婚夫妇在蜜月里也不得清静，到处都有新闻记者跟在后面。
克利夫兰总统任期届满离开白宫时，弗朗西丝拜托管家管好他们的家具，说他们四年后还会回来的。
弗朗西丝的预言实现了。本杰明·哈里森在白宫四年，把克利夫兰在任时为政府攒下的钱都糟蹋光了，公众让他走开，让克利夫兰重返白宫。像这样间隔四年又再担任总统的，迄今为止还只有克利夫兰一人。可是1893年他再任总统时，金融恐慌袭来，美国走向经济危机。幸好克利夫兰奉行进步政策，有先见之明地采取了支持工会的方针，这就保护了无数的工人，挽救了大量生命。
克利夫兰在他第一个任期内成功地通过立法使工会取得合法地位。这时已有几万铁路工人联合起来成立了美国铁路工会。这一工会领导工人在反对大北方铁路公司的罢工中赢得了胜利，名声大振，会员剧增。在普尔曼地产上有20英里长的铁路线，所以普尔曼的工人有资格参加美国铁路工会，成为它的会员。普尔曼罢工时，他们首先向该工会及其主席尤金·德布兹求援。
普尔曼的工人们向工会会议诉说了他们的苦境。德布兹说：“像普尔曼这样的有钱的掠夺者比穷的贼更可恨。”美国铁路工会马上捐出2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项)作为罢工经费，还批准各地举行同情罢工，计划在各地铁路上拒绝往列车上挂接普尔曼车厢，并发誓不让挂有普尔曼车厢的列车运行。普尔曼4000名员工的不满形成了向全国爆发之势。
乔治·普尔曼对罢工的对策则是关闭车间，不许工人进厂。工人们住在普尔曼的镇子里，还能到什么别的地方找工作呢?他估计罢工者会很快后悔的。当一些公民团体和一些城市的市长及市政会要求普尔曼接受仲裁时，他坚决拒绝了。他得到了全国铁路经理联合会的支持。该联合会宣布，谁拒不接挂普尔曼车厢，就把谁解雇。
这时，一系列事件迅速蔓延到东海岸和西海岸。一名扳道工拒绝给普尔曼车厢转轨，经理要解雇他，他的同组工人就一起罢工支援他。参加同情罢工的人数头一天是5000，第二天增加到40000，第三天达到了100000。罢工快要失去控制。劳工骑士团表示要发动芝加哥总罢工以声援铁路工会。德布兹感谢他们的支援，但认为目前还不需要总罢工。乔治·普尔曼却显得满不在乎，到泽西海岸度假去了。
德布兹拒绝劳动骑士团的总罢工建议，是出于对全国经济气候的考虑。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人们自顾不暇，对罢工的同情有限。此外，德布兹担心劳资顶牛状态可能会引起暴力，他不希望事态失控。他知道罢工进一步升级可能会促使政府出面干预。罢工一旦打断了邮政运输，政府就会有理由采取行动。德布兹认为，只要邮政运输不出问题，罢工不引起暴力事件，那么坚持罢工就可能迫使普尔曼投降。
但德布兹担心的事很快开始发生了。不满情绪高涨，导致芝加哥附近爆发一场小规模骚乱。伊利诺伊州长约翰·阿尔特格尔德派来州的民兵，恢复了秩序——暂时如此。阿尔特格尔德决定不请联邦政府帮忙，因为他知道一旦联邦政府出面，罢工就会遭到镇压。阿尔特格尔德不希望如此。他的同情是在工人一边。
回头看看华盛顿，总统克利夫兰和司法部长理查德·奥尔尼对局势感到不安。他们担心的事情之一，是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吸引来1200万人，其中许多人是失业者，无处可去。克利夫兰担心他们会群起闹事。
克利夫兰上次大选中是因为关税立法问题而输给了哈里森，所以他这一次全神贯注于关税立法，对法案一个字都不敢马虎，而将处理罢工的权力大体上交给了奥尔尼。克利夫兰非常关心关税问题，希望尽可能让人民多拿回一些钱，在经济困难时期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奥尔尼充当了帮助克利夫兰处理罢工问题的情报过滤者和出头人。然而，奥尔尼还有他自己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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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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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司法部长以前，奥尔尼通过给铁路当律师，尤其是通过办理铁路企业兼并和收购，发了一小笔财。他对铁路工人是不怎么同情的。事实上，奥尔尼只是在得到他可以继续与他的律师事务所和几家铁路公司保持联系的保证以后，他才同意出任司法部长的。上任后，他还继续领取几家铁路公司的聘金。铁路劳资纠纷恶化，普尔曼在全国铁路经理联合会的朋友要求奥尔尼指派曾给铁路当过法律顾问的埃德温·沃克担任处置罢工事宜的联邦特派员。奥尔尼知道沃克是同情谁的，所以不到两个小时就任命了沃克担任该职。
克利夫兰本人以往的表现说明他是同情工人的。他憎恨普尔曼之流的强盗富豪。但他这时担心罢工队伍里暴徒越来越多，也许会闹出可怕的事态。内战刚刚过去30年，国家很有可能再次一分为二，只是这次分裂是在阶级之间。即使比这小的事件也引起过革命。克利夫兰不能冒险让形势进一步恶化下去，需要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他虽然支持工人，但他知道最重要的是赶早不赶晚地阻止暴力事件，要想办法结束冲突，既合乎法律又尽可能避免死伤。
像德布兹一样，克利夫兰也认为政府是否干预，关键在于美国邮政运输是否受到干扰。他说：“即便是要用国库一美元和美国陆军一个兵在芝加哥运送一张明信片，那也得保证把它送到。”
到1894年7月1日，堤坝开始坍塌了。2000人聚集在芝加哥近郊的蓝岛车站，在铁轨上架路障，挡住了几趟列车。当地的执行官发电报给奥尔尼，请求支援。这时奥尔尼还无法马上派兵，但他立即筹划这一行动。他让联邦特派员沃克起草了一项通令，指出若再有暴力阻碍邮政之事发生，将立刻派兵。他希望用这一办法威胁一下闹事者，就可以制止混乱。
几个小时之内，通令就发出去了。7月2日傍晚，执法官的一名副手在现场高声宣读了通令。那里的两三千人却更加愤怒了，把一列邮政列车推过来推过去，直到它脱轨翻到一条沟里。这伙人又在这列车的车厢上放火，捣毁调车场。沃克给奥尔尼发电报：“大家一致认为，除非派正规军来，否则无法恢复秩序。”
局势失控，克利夫兰总统这时亲自注视这一险情。他反复思索现场执法官发来的几封电报，阅读了报纸上关于邮政列车着火和人群闹事的报道。克利夫兰要下决心的重大问题就是派兵不派兵。需要派兵，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按照宪法，若无一州州长的请求或同意，总统是无权向该州派兵的。而眼下的情况是，阿尔特格尔德州长显然不想要联邦政府插手。为了更加明确地显示他的立场，他还给总统发电报说：“伊利诺伊州不但能够管好自己，而且还随时准备向联邦政府提供它在别处所需要的援助。”
下午3点钟，克利夫兰收到沃克直接发来的电报：“除非派来合众国正规军，否则无法让邮政列车通行和恢复调车场秩序。”克利夫兰坚信这已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立即授权陆军部派兵。阿尔特格尔德州长和宪法都去它的吧!
这是内战结束以来，联邦政府头一次派兵对本国公民采取行动。在克利夫兰看来，维护秩序是当务之急。顾不上法律上的衍生后果了。作为治安官的克利夫兰胜过了作为律师的克利夫兰。
尤金·德布兹听到联邦政府派兵来的消息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正规军向人群打响第一枪，就是发出了内战的信号。我对此坚信不移，就如同我坚信我们事业最后一定成功一样。流血斗争会随之而来，美国90%的人将起来反对那10%的人。在这场斗争中，我决不会站到反对劳动人民的人的一边，如果在斗争结束时我已不存在于劳工队伍之中，亦在所不惜。”
克利夫兰是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才做出了相应处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部队正巧是在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这一天到达芝加哥来平息骚乱。这一天，爱国的公民在各地燃放焰火，而在芝加哥，人们却放火烧列车烧房屋，糟蹋这城市。愤怒的人群在调车场推倒了更多的列车，烧了一些车厢。那天夜里，一场大火烧毁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会场。芝加哥变成了无法无天一片混乱的地方。
这种状态持续了4天。7月6日，一名铁路官员向两个人开枪，引起了最严重的暴乱，仅在这一天，共约有6000名铁路工人捣毁了价值34万美元的铁路财产，烧了700多节车厢。次日，一群人袭击州民兵，士兵开枪还击，打死4人，打伤20人。当局急忙从周围各州增调援军，一座美国城市在和平时期竟陷入这般无政府状态，这是从未有过的。
7月10日，德布兹因扰乱邮政运输而被逮捕。没有德布兹掌舵来协调罢工者的活动和鼓舞斗志，局势就稳定下来了。工人们担心自己也会被捕，暴力活动减退。到7月20日，铁路恢复正常运营，克利夫兰总统召回了联邦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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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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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暴乱结束时，全国铁路交通都已受到干扰，影响远远波及芝加哥这一震中之外。在印第安纳州，工会会员以及一些并未参加工会的人袭击了拒绝罢工的工人，把一些列车弄得脱轨，还割断了电报线。在俄克拉何马，有些桥梁被炸毁。在犹他，有人向铁路调车场开枪。全国共出动了联邦军队16000人镇压暴乱。到暴乱完全平息，在7个州共死亡40人，其中至少包括芝加哥11人。
克利夫兰虽然内心里仍然同情劳工，但却相信他为国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只是他恨自己所做的事，满以为自己会遭到国人唾骂。可是出乎他的意料，绝大多数公众支持他采取的行动。他欣慰地读到各家报纸纷纷转载的一首诗：
铁路罢工真捣蛋；
国土上燃烧起火焰
格罗弗克利夫兰之名。——译注能否下令派兵
来制止罢工者的动乱?
阿尔特格尔德扬言
“这种事我不让你干；
你还派不出枪杆儿”
可是格罗弗硬是这样办。
若干年后人们会再来谈论
这段令人揪心的事情，
以及什么是必要的行动
来平息公然的罪行。
那时他们都会认识到
(事实是掩盖不了的)
格罗弗所采取的行动
正是当时所能采取的最佳方针。
后来，德布兹被判处监禁六个月，美国铁路工会另几名领导人被判三个月监禁。德布兹提出了上诉，而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认为克利夫兰的行动是为了保护邮政，是合法的。
普尔曼罢工事件以后，德布兹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激进。他曾五次作为美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几年之后，他曾说普尔曼罢工事件“使我在冲突的呼啸声中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洗礼。”
克利夫兰做出的派兵的决策虽然有悖于宪法，却也得到了法院的认可，这使阿尔特格尔德州长大失所望。(阿尔特格尔德反对政府行动的立场，使他在政治权势集团中失去朋友，1896年竞选州长连任时落败。)
罢工完结后，普尔曼的工人多数获准返回原先的工厂，条件是他们今后永远不再参加工会活动。乔治·普尔曼成为一个遭到公众痛骂的人。他死于三年之后，即1897年。他提心吊胆害怕死后遭人鞭尸，在遗嘱中详细吩咐要在他的坟上铺架几层枕轨、钢筋混凝土和沥青，来保护他的遗体。
1898年，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责令普尔曼豪华车厢公司出售其非工业生产用地，也就是几乎整个普尔曼镇。芝加哥市兼并了该镇，接管了那里的公园、街道和学校。街道平坦、砖房整齐划一的普尔曼如今是芝加哥的一个街区。
克利夫兰的派兵之举虽然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但他仍感到自己是背叛了劳工。他还要赔罪，在1894年下半年规定了一年一度的劳工节（美国劳工节为9月第一个星期一。——译注）。
1896年，他已厌倦于争斗，退休到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不时地向公众发表讲演，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当当顾问，作为一位政界元老而备受尊敬。
克利夫兰1908年去世，国内外报纸都赞扬了他的人格。《伦敦晨邮报》写道：“克利夫兰是当代伟人之一……作为总统，他不曾为民主党谋利，而只是效劳于合众国。他是继华盛顿之后，在白宫住过的最坚强的人。”报界还报道了他的临终遗言：“我为了做得对而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
附录
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所著
《1894年芝加哥罢工时的政府》一书摘录
当公职的责任迫使负责人不得不派遣受过训练的士兵去面对那种反对政府、公然无视法律与秩序的暴乱局面时，就出现了一种令人痛苦的紧急事态。这一方针一经实行，即再无退路；事后再评估其后果，不能不让那些对此方针负责的人感到忧伤，心情压抑。尽管如此，十分清楚的是，局势肯定要求采取这样的预防和准备措施，以便一旦最终不得不派出军队时，能保证随时即可出动……
我希望我迄今为止成功地做到了揭示当时动乱局势的广泛性及其危险趋势，仔细安排了政府立即出面干预的举措，同时表明联邦政府始终愿意避免极端措施，精心地将自己的干预限制在明确符合宪法规定的职责目标的范围以内，使自己这种保守的但严峻的行动收到了令人满意的和重要的结果。
我在这里还不能不提到，作为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的历史的一部分，伊利诺伊州长对于这一事件的令人烦恼的程度所起的作用。这位官员不但拒不承认他的州境之内的暴乱已足以促使联邦政府根据宪法的授权来保护治安“防止国内的暴力”，他实际上还反对联邦政府主动向该州派出联邦军队以保护该州、行使很明确的合法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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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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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银行想要整死我，可是我要整死它。我要向他们证明我决不畏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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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击败银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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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银行想要整死我，可是我要整死它。我要向他们证明我决不畏缩。”
安德鲁·杰克逊与第二国民银行
1806年5月30日，星期五，在肯塔基州哈里森米尔斯的红河岸边一片林中空地，当阳光刚越过林梢时，有两个人面对面相距24英尺，端着手枪准备决斗。他们从田纳西州旅行了一天一夜来到这里，因为决斗在田纳西州是非法的。其中一个人叫查尔斯·迪金森，27岁，已在决斗中打死过26个人。在纳什维尔，他是著名神枪手，到处吹嘘自己头一枪就能把对手撂倒。这一次，站在他对面的男子又高又瘦，决斗有经验，但算不上神枪手。有一次，他朝一个向他冲过来的印第安人连开数枪都没有把对方打倒，最后只好用枪狠敲那人的头，才结束了拼斗。
主持决斗的人一声令下，迪金森先举起枪，瞄准对方心脏部位的大衣铜钮扣开枪。他看见对方大衣扬起灰尘，那人胸部剧烈扭动。可是那人依然站立着。“天哪，难道我打偏了?”迪金森吃惊地叫出这句话。对手慢慢举起枪，扣压扳机，但没有响。枪停在半击发位置。按照决斗规则，这次不算数。那人再次举起枪，格外小心地瞄准。枪响了，迪金森上半身中弹，应声倒地。
迪金森的医生尽力抢救，但他到那天夜里还是死了。他的对手离开决斗场地时，左脚靴子里已尽是血，他大衣上那颗大铜钮扣早被击碎了。迪金森那一枪并未打偏，子弹打断了对方的两根肋骨，离心脏仅仅差两三英寸。那人的大衣宽松，救了他的命。也许真是当时传说的那样，那人在头天晚上改变了大衣钮扣的位置，把它们往下挪了三英寸，所以本来瞄准了上部大铜钮扣的子弹没有命中心脏。
那人的医生给他疗伤时惊异地说：“你伤得不轻，真不明白你怎么还站着不倒呢?”
这位决斗的胜利者回答说：“即使他把子弹射进了我的大脑，我也要坚持站着直到把他打死为止。”
这个人就是安德鲁·杰克逊，20多年后，1829年，他就任总统进了白宫，胸部还留着迪金森的那粒子弹以及另几粒子弹。这些子弹让他腹痛了一辈子。担任总统之前，他一共进行过103次决斗。但被他打死的对手只有迪金森一人，尽管多数人都曾预料那一天该死的应是他杰克逊。而他的决斗对手们始终没有打倒他这棵“老核桃木”。
在早期的美国，人们往往用决斗这种方便的办法解决政治纠纷和搞掉讨厌的对手(1804年阿龙·伯尔通过决斗打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即是一例)。迪金森和杰克逊的决斗也是出于这一目的。迪金森是当时美国最出名的决斗能手，杰克逊的对手们让迪金森故意当着杰克逊的面侮辱杰克逊的妻子，迫使杰克逊要求决斗。他们相信迪金森一定会得胜，那样一来，杰克逊这位前参议员和未来的总统就会轻易地被干掉了。
杰克逊跟迪金森决斗，如同他的其他多数决斗一样，是为了捍卫他妻子雷切尔的荣誉。雷切尔早先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婚姻，其丈夫离她而去，让她办离婚。杰克逊与雷切尔在纳什维尔一旅舍相识，陷入热恋，很快结了婚。两年后，雷切尔的头一个丈夫——尚未正式离婚的丈夫——又回来了，发现雷切尔“生活于罪孽之中”。雷切尔最后办理了离婚，再与杰克逊结婚，但她从此以后一直摆不脱“淫妇”的罪名。为了随时决斗以捍卫妻子的荣誉，杰克逊经常准备着37枝经过校准的手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