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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将军绕开战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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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在古巴危机时做出的决定，使美国避免了卷入又一场血腥的战争。
尤利塞斯·格兰特与古巴
1869年4月末，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一艘纵帆船，“格雷普肖特号”，驶离纽约港。船上有两位乘客，一位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查尔斯·斯皮克曼，一位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艾伯特·韦思。两人都是要去牙买加做宁静的短期逗留。韦思才20岁，他希望加勒比海的热带空气会有助于他增强体质。两人都以为这将是一次平安无事的南下航行。
可是，“格雷普肖特号”离港几小时以后，在纽约湾开阔的海面上，接起了另一艘小船上的人。斯皮克曼和韦思看见上船来的是一大批武装人员，他们上船显然是经过“格雷普肖特号”船员同意的。这两个美国人紧张起来了。这些武装人员为什么不在港内登船?斯皮克曼要求送他上岸。他说他有妻子和孩子，希望再见到他们。船员劝他放心，说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船继续朝南航行。
这两个美国人为了探听一下这批新上船者的来历，注意听了他们的谈话。两人猜想的，是同一件事。纽约报纸大量报道了古巴发生反对西班牙统治者的起义的消息。逃亡到美国的古巴有钱人正在组织远征队，给起义者输送武器和战士。这些做法违背了美国的法律，所以，登上“格雷普肖特号”的武装人员才在船已离港之后再上来。
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古巴起义者，但只是隔海相望发发议论而已。在自己安全的起居室里高谈阔论那些高尚的自由战士如何在棕榈成荫的海滩上和热带的月光之下跟可恨的西班牙人拼斗，那是容易的。可是斯皮克曼和韦思已远离自己的起居室，而且大概已经在读报中了解到不少情形。这时对他们来说，古巴已是梦魇。
当时，古巴岛甘蔗种植园里大约有50万非洲人当奴隶，许多起义者正是刚逃脱奴役的奴隶，砍刀是他们惟一的武器。有些来自刚果的人还有刀尖浇上毒汁的匕首。他们当然敌不过西班牙人的枪炮，只有隐蔽在林木茂密的内陆，不时钻出来放火焚烧房舍和庄稼，给那些忠于西班牙统治的人制造恐怖。据说他们抓到西班牙士兵，就将其活活吊死在慢火堆上。
西班牙人则是十分残酷地对待造反的人。他们抓到起义者就是“通常的背后四枪”，或是施以“铁环绞刑”，把铁环套在脖子上不断拧紧，直到受刑者咽气。他们宣布凡是无正当理由离开种植园的男人一律枪毙，凡是不悬挂白旗的房屋一律焚毁。有一次哈瓦那一剧院演出中唱起一首造反的歌，西班牙人就屠杀了剧院内所有的观众。
“格雷普肖特号”继续南航时，斯皮克曼和韦思看清了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帮人若是到牙买加度假，绝对不会携带4000枝枪和两门火炮。
不幸的是，这两个美国人的忧虑被完全证实了。“格雷普肖特号”于6月下半月驶入加勒比海后，那批全是古巴人的武装人员夺取了该船的控制权，把船开到关塔那摩附近一个地方靠岸。他们强迫斯皮克曼和韦思与他们同行。这两个美国人在半路上利用机会逃脱，向西班牙当局投降，希望能安全返回美国。但西班牙当局很快就把他们两个人枪毙了。行刑前，美国领事馆曾提出强烈抗议，西班牙当局却置若罔闻。这一做法违背了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项条约。斯皮克曼之死留下了孤苦零丁的妻子和孩子。
这两个美国人之死的消息传到了白宫，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很是愤慨。西班牙人的行径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他们已经厚颜无耻地在公海上扣留美国的船只，在古巴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一些美国公民。如今他们竟然肆无忌惮地不经审讯就枪杀无辜的美国人，对此，美国不能不做出反应。
格兰特总统自从四个月前就职以来，一直处于美国公众要求援助古巴起义者的压力之下。美国公众这一态度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他们本能地反对欧洲列强插手新大陆的事务。
四年前才结束的美国内战让美国人明白了奴隶制的非正义性，而奴隶制正是古巴起义者所反对的制度。最后，古巴起义者的宪法草案主张古巴并入美利坚合众国，这迎合了美国人的“天定命运论”，这也就是格兰特内阁的陆军部长约翰·罗林斯所说的“让我们的力量展遍这一片大陆”。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纽约论坛报》呼吁“必须对古巴有所作为”，这也代表了报界大多数人的心声。在格兰特总统就职之初，美国人所说的“有所作为”就是正式承认古巴起义者为交战一方。承认与否，属于外交问题，但一旦承认了，会随之产生重大后果，美国就可以允许人们支援古巴起义者，这会大大影响古巴战局。美国政府倒是毫无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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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将军绕开战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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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附和公众意见，也要求总统采取这一步骤。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支持古巴起义者“争取独立的爱国行动”，并主张总统“承认起义者的独立与主权”。两党的极大多数议员都投了赞成票。
但是格兰特就职后头几个月一直无所作为。为什么?谁也不很明白。总统个人无疑是同情起义的。这位在内战中担任过北军统帅的总统没有忘记，西班牙在美国内战初期就承认了南方邦联政府，所以现在美国承认古巴起义者也算是一报还一报。格兰特曾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探讨过如何采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完全是在总统职权范围之内。那么为什么他迟迟未采取行动呢?
到1869年夏季，当斯皮克曼和韦思遭到杀害时，格兰特承受的压力已十分巨大。古巴流亡者在纽约等地举行集会，与会的美国人也数以万计。一些女士出售了自己的首饰，捐款支援古巴起义者。罗林斯和格兰特内阁的另一些成员要求“加速采取行动”。报纸上尽是呼吁总统承认起义者的社论。原先，格兰特还可以辩解说他是继续执行上一届政府的政策，但公众压力日增，西班牙人又再三挑衅，这就迫使格兰特不得不直接面对这一问题。
尽管公众情绪高涨，总统个人也同情起义者，但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仍要求总统不要承认起义者。内阁中很快出现两派力量的较量，一派的代表是菲什，他被格兰特认为是内阁中最能干的成员；另一派的代表则是罗林斯，他是格兰特的老朋友和内战时的老战友。在斯皮克曼和韦思遭枪杀的消息传来之后，菲什更加倍努力劝说总统不要干预。
菲什认为，承认起义者将会是导致美国参战的第一步。西班牙肯定会将这一步视为敌对行动，会毫不退缩地面对可能到来的西美冲突——哈瓦那报纸上已有一些漫画，画着西班牙雄狮撕裂美国之鹰。承认起义者这一步骤会促使西班牙对美国公民和美国利益犯下更加恶劣的罪行，那样一来，美国公众要求对西班牙开战的强烈呼声将会是不可抗拒的。
西班牙早已越过了它称霸世界的巅峰，所以它如今更加死命要保住古巴这块地盘。它兵员众多，还有装备优良的海军把守着古巴各个港口。而美国的军队在内战结束后大量复员，如今只剩下一些架子部队。此外，美国的南方重建过程中还冲突不断，西部也常有白人定居者与土著居民的冲突，这也拖住了美国陆军的后腿。更何况内战结束才四年多一点时间，难道总统想让自己的国家马上又投入另一场战争——一场并不是非打不可的战争?
此外，律师出身的菲什认为按照国际法，古巴起义者还不具备承认的条件。一国起义者只有控制了一定领土、能行使政府职能时，才会得到外国承认。可是古巴起义者还毫无领土可言，与其说是一个已联合成为一体的运动，不如说更像是出没无常的零散匪群。尽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但还不到值得承认的水平。
菲什还考虑到另一件事。他仍在向英国索赔：英国在美国内战时承认了南方邦联，南方邦联在英国造船厂建造的舰艇给联邦的航运造成了重大损失。索赔的理由就是英国不该承认南方邦联。倘若美国总统现在承认古巴起义者，那就没有道理再责难英国了。更何况古巴起义者比当年的南方邦联更加不具备得到承认的条件。
最后，菲什国务卿指出，承认起义者的步骤还完全是不必要的。西班牙已表示愿意通过谈判结束古巴冲突。为此目的，菲什已于7月1日派特使赴马德里会谈。杀害斯皮克曼和韦思一事是令人气愤的，但一旦美国承认古巴起义者，西班牙人就会离开谈判桌。格兰特也认为谈判的机会不应放过。不过他不能永远等待，尤其是假如西班牙人试图利用谈判来掩盖更多劣迹的话。
菲什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不过他也知道跟西班牙人达成协议的前景是渺茫的。西班牙人觉得古巴太可贵了。菲什只是需要时间稳住格兰特，让总统相信美国不应该卷入战争。
菲什实行他的计划时，从来不曾透露过总统本人看法如何。别的人也未透露过。内战期间，格兰特承担了统帅联邦军队最终打败南军的重任。他手下有一批很能干的参谋，为他出谋划策。可是到了要下重大决心的关键时刻，格兰特不再开会听意见，而是带上地图和雪茄(每天早上他都往口袋里塞上24支雪茄)，一个人钻进他的帐篷。有的参谋好奇，想瞅瞅格兰特将军在干什么，可是除了浓浓的烟雾和冒火光的雪茄头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将军就这样彻夜不眠地踱步沉思。
从浓浓烟雾中想出的计划总是冒有风险的。许多军官认为这些计划鲁莽甚至轻率冒失。内战初期，格兰特的上级往往觉得格兰特爱冒险，而想方设法找别的人替换他。在战争后期当格兰特又提出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时，陆军参谋长亨利·哈勒克说：“我担心格兰特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不过哈勒克当时应该已经知道，格兰特出奇兵的谋略通常都奏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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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将军绕开战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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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估了格兰特这一点上，哈勒克决非独自一人。多数人也都是如此。格兰特很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个人曾形容格兰特“普普通通，其貌不扬，衣冠褴褛，仿佛是一个拿半薪的退职者”。另有一个人曾说他“简单得像一只旧鞋子”。此外，他还有沉默的习惯，而且像一位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格兰特“有一种奇怪的特点：他一到任何人群之中，就再也看不见他了”。
然而在格兰特指挥下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格兰特憔悴外表下掩盖着“一些不平凡的天然素质”。其中的重要素质之一是自信自立。格兰特这一素质立即受到他的最高统帅林肯总统的欣赏。当时联邦军队一系列将领都缺乏决断力和负责勇气，令林肯感到失望。林肯曾对人说：“你知道那些别的人是怎样的。每次我让一个人指挥军队，他就会向我提出一个作战计划，对我说他不知道这计划行不行，但如果我认为可行，他就努力去做，这就是说成败要让我负责……格兰特却不是这样。他并不向我解释他的计划如何如何……我高兴的是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能够不依靠我而自己前进。”
现在再说国务卿菲什，他一定同情那些窥视格兰特帐篷的军官。他也看不透格兰特总统的想法如何，但他不像林肯，他是很希望知道的。他决心尽力做好他所能做到的惟一的事，就是尽力让总统能够容易地做出选择。
在随后两个月，这位国务卿玩命似地争取与西班牙人谈成协议。尽管马德里与华盛顿之间电报来来往往，却依然没有谈成。古巴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忠于西班牙统治的人天天都在屠杀起义者和他们眼中的可疑分子。
而总统此时似乎日益倾向于承认起义者。他加强了部署在加勒比海的海军。8月，他似乎完全失去了耐心。有一次在外地旅行时，他指示菲什起草一项声明，意思是如果美国最新的建议仍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就要承认起义者。菲什担心总统是受了罗林斯的影响。他又一次说服了总统再等一等。然而，除非形势好转，否则总统似乎迟早会下达承认起义者的命令。
整个夏末，国会、报界和公众在古巴问题上都显示出激愤之情。8月30日，《纽约太阳报》说政府有责任“立即干预古巴局势……然而现今政府的行政部门如此缺乏高瞻远瞩，如此懦弱无能，我们无法指望它来履行这一职责”。
格兰特从外地回到华盛顿。第二天要召开内阁会议，古巴是首要议题。国务卿菲什和陆军部长罗林斯就要摊牌了。
菲什对这场摊牌忧心忡忡，原因有二。
一是总统的想法根本无法预测。格兰特在内战期间的表现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1877年见到了退休后访问英国的格兰特，曾撰文论述格兰特其人其事，其中谈到许多人对他内战期间指挥才能的看法。阿诺德说格兰特：“像一个商人，拥有无限的人力财力，并且毫不怜惜地使用它们，所以才能把南方拖垮，我想格兰特就是这么一个人。”然而，格兰特手下的士兵的伤亡率低于南军。阿诺德也没有看到格兰特的一个过人之处，那就是他有决心迫使敌人战斗，为此不惜在必要时冒巨大风险。林肯对不少将领感到失望，却非常欣赏格兰特的敢做敢为，曾指出要知道格兰特在哪里，“就看哪里在打仗。他在哪里，哪里就有动静。”
虽然承认古巴起义者有可能使国家走上战争之路，但菲什知道格兰特是不可预测和不畏风险的。内战期间的维克斯堡之役即是一例。
维克斯堡在密西西比河东岸，是南军重兵把守的要镇，北军能否攻占它，是西线战局胜负的关键。1862—1863年，格兰特的部队被阻挡在维克斯堡以北。该镇北面坚固设防，仅南面防线薄弱，但北军很难进到该镇以南。南方邦联军队沿密西西比河14英里长的峡谷部署了炮兵，防止北军沿河南下。格兰特的司令部当时设在“马格诺利亚号”船上。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舱房内，不停地抽雪茄，冥思苦想。参谋们只好在外面焦急等待。
格兰特想出的主意大概是内战中最大胆的一个作战计划。他决心让北军两万多人的部队乘船，趁夜幕掩护沿密西西比河西岸南下，尽量避开南军炮火，减少损失。一俟驶过维克斯堡，再登上东岸北进，进攻该镇。这支部队深入维克斯堡以南后，将不得不孤军奋战，失去与北军后勤基地的联系，而且在兵力上与南军相比居于劣势。
内战时期北军的名将特库姆塞·谢尔曼当时是格兰特的部下，他一听格兰特这一计划，惊骇不已，公开表示反对。格兰特后来回忆说：“谢尔曼对我宣布的计划感到惊讶，因为我将是孤军深入敌境，一条大河阻断了我与后方的联系。而敌军又是坚固设防，如此险境，正是敌人长期以来求之不得的，我岂不是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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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将军绕开战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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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格兰特决心已下，开始行动。最初，他似乎真的犯了错误。当运兵船队趁夜幕南下时，南军在密西西比河两岸燃起了巨大火堆，为他们的炮火照亮目标。格兰特站在“马格诺利亚号”的甲板上，冒着敌人的炮火，焦虑地观察了90多分钟，才通过了这一危险河段。
幸好北军损失轻微，真是奇迹。他们在东岸登陆，在没有后勤补给线的情况下向北推进，进展顺利。这支奇兵奋战，十周后，维克斯堡守军即被迫投降。第二年，谢尔曼接任西线司令，也曾经率领四万大军，在没有后勤补给线的情况下，横扫佐治亚州之敌。这时，格兰特已升任总司令，在东线与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厮斗。林肯说：“格兰特是我的人，在用兵遣将方面，我是他的人。”
除了格兰特的心计不可预测以外，菲什担心的第二点是总统与陆军部长罗林斯的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菲什出身于纽约豪门，比格兰特年长12岁，跟出身于俄亥俄鞋匠家庭的总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而比总统小几岁的罗林斯却是格兰特多年的知交。不论罗林斯说什么，总统肯定都会细听，非常信任他。
要理解罗林斯与格兰特的交情，就不能不说到格兰特的酗酒问题。格兰特年轻时从西点军校毕业，成了一名职业军官。1853年，他被派到太平洋岸旧金山以北250英里的洪堡要塞。远离妻子和孩子的格兰特经常借酒浇愁。一天，他妻子忽然收到他一封信，说他已辞职退伍，但没有解释是为什么。后来据多数人说，那是因为他的上司发现他值班时酗酒，而要求他辞职。他东返故乡，身无分文，也不知道自己此后如何养家糊口。
格兰特发现自己不适于平民生活。在妻子的协助下，他经营密苏里一处农场，没有赢利反而亏本。有一年圣诞节，他不得不典当自己的怀表让全家人勉强过节。此后为了度日，他又曾在圣路易街头贩卖柴火。
三十好几的格兰特走投无路，只好咽下自尊心，到他父亲在伊利诺伊的鞋店当伙计。正是在那里，他与身材修长、眼睛深暗而品行端正的罗林斯成了好友。当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时，他们两人志愿参军捍卫联邦。格兰特因酗酒名声不好，最初曾当不上军官。但1861年6月，他终于被授予上校军衔，从此步步高升。内战时，罗林斯有很长一段时间给格兰特当副官。
尽管酒给格兰特带来过厄运，但内战期间他依然喝得很凶。罗林斯经常管着他，不让他饮酒过度，劝不住时就骂他吼他，还曾经以辞职相要挟。多亏了这位好友的监督，格兰特虽然仍常常喝酒，但从来不曾因醉而贻误戎机。一位记者曾写道，“这完全应归功于罗林斯的规劝，而格兰特也明白这一切规劝是为了他好。”
林肯倒是不在乎格兰特酗酒。流传的一个真实故事说，有一次，一群国会议员到白宫，指责格兰特酗酒，要求将他撤职。林肯就请他们调查一下，格兰特喝的是什么酒，是什么牌子的。林肯说：“既然这种酒能造就格兰特这样的战将，我倒想弄些来推销一下哩。”
格兰特当选总统后，曾想任命罗林斯为亚利桑那州军事长官，希望那里的沙漠干燥空气有利于患肺结核的罗林斯的康复。可是罗林斯要当陆军部长。格兰特尽管有顾虑(华盛顿的潮湿气候对罗林斯身体很不利)，还是不能不满足好友的要求。
这位新的陆军部长坚决支持古巴起义者，报界说他成了“内阁中的积极进取精神”。但是在格兰特就任总统才几个月的时候，即1869年8月，罗林斯出现了肺出血症状，将不久于人世了。
8月31日中午，总统和所有内阁成员在白宫开会。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罗林斯走进会议室时，在座的人都嘘了一口气。总统见到他的朋友如此病重，十分难过。这位陆军部长用颤颤悠悠的声音发表了充满感情的长篇发言，主张支援古巴起义者。他谈了西班牙人的暴政，谈了他们对起义者的残酷镇压，谈了他们对美国主权的侵犯，以及他们对斯皮克曼、韦思等等美国公民所犯下的罪行。
然后，罗林斯愤怒地攻击菲什阻挠总统采取行动。最后，已筋疲力尽的罗林斯转向格兰特：“我一直是你的副官，我想你会原谅我的坦诚直言。”总统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对罗林斯说：“当然。你仍然是我的副官。”
轮到菲什发言了，他平静地叙述了为什么总统不应该承认古巴起义者。这时格兰特总统已开始写一个字条，表明他的决心。他是在会议前已下定决心，还是斟酌大家的发言后才下定决心，这一点是永远也无人知晓的。他写完后将字条交给菲什，请他宣读：
美国愿意在西班牙和古巴之间进行调解，条件如下：立即停火。古巴赔偿西班牙公有财产等损失。西班牙人若愿留住该岛，其人身和财产均应得到保护；他们亦可按照自己意愿离开该岛……这些条件应于9月25日(或10月1日)前予以接受，否则即当认为美国已撤销其全部调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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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将军绕开战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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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尽管承受着公众和国会的压力，尽管自己也同情古巴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尊重和关爱自己垂死的朋友，格兰特实际上仍是选择了不干预古巴局势。
格兰特这一决定的动机如何，一直是一个谜。菲什在1869年一直强调从法律上说没有承认古巴起义者的正当理由，但总统很可能还有别的考虑。四年多一点以前，格兰特刚刚走过了尸横遍野的战场。他比那天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深刻地领会到内战的教训，他说过，“这种可怕的教训应该让我们懂得在今后避免战争的必要性。”他拒绝承认古巴起义者，证明他至少是记住了这一教训。
这次关键性的内阁会议之后6天，罗林斯去世了。在他最后的时刻，他对另一位内阁成员约翰·克雷斯韦尔说：“一定要支持古巴人。古巴一定要自由。一定要打败它的残暴敌人……我们共和国有责任帮它得到自由。”格兰特缩短了他的纽约之行赶回来，想最后陪陪罗林斯，可惜晚了一个钟头。
格兰特后来惊讶地得知，有一批古巴流亡者给一生清贫的罗林斯赠送了28000美元的古巴债券。它们毫无价值，但一旦古巴起义成功了，是可以兑现的。罗林斯无疑也为自己死后老婆孩子的生计担心。格兰特也并不怀疑罗林斯对古巴起义正义性的真诚信念。但债券的事毕竟让格兰特想到更深一层。
古巴问题没有随罗林斯逝世而逝去。起义在继续，西班牙人的暴行和美国公众的抗议都在继续。到1870年初，国会再次激烈讨论西班牙人暴行的问题。众议员约翰·谢尔曼——内战将领谢尔曼的弟弟——提出了承认古巴起义者的法案。这法案是违宪的，因为承认权仅赋予总统，然而，若是法案获得通过，在政治上将是对格兰特的严重打击。《纽约论坛报》欢呼说：“终于说话了!说出来吧，我们恳求人民的代表们马上说出来吧!”
这一次格兰特有点摇摆。他公开表示担心，反对国会，会危及他的其他对外政策。整个春季，报界一直攻击菲什的立场是“毫无作为”，格兰特想与之拉开一点距离。菲什一度扬言除非他得到总统更大支持，否则他就辞职。
6月10日，星期五，有两位众议员拜访菲什。告诉他众议院即将就承认问题进行表决，双方票数将会是很接近。菲什决不希望国会迫使行政部门改变政策。他认为惟一的办法是由总统向国会发一项特别咨文。
菲什赶紧在周末起草了咨文。它指出承认是一个法律问题，它“不取决于对任何一方的同情或反感”。古巴起义还没有一个有理由予以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星期一早餐时，菲什把这一稿件送到了总统面前，请他审定。
总统看了咨文稿，把它交给内阁讨论。总统自己提了几点意见，说咨文应当谴责西班牙人的残暴。但最后多数内阁成员都站到了菲什一边。总统同意向国会提交咨文。
当天，即6月13日，下午4点钟，刚刚在众议院开始辩论约翰·谢尔曼提出的法案之前，信使送来了总统咨文。咨文宣读后，支持古巴起义者的议员们发出了一片愤怒的喊叫。有人喊“这是从未有过的最无耻的咨文!”还有人说起草这咨文的人一定受到了西班牙收买。辩论吵吵嚷嚷。支持承认起义者的人一发言，就受到挤满走廊的人群欢呼。衣帽间里差一点爆发了一场斗殴。第二天的《纽约太阳报》宣称：“在菲什的缺德教导下，格兰特变成了另一个人——几乎根本不像人了。”
但是，格兰特总统坚定表明立场的决策毕竟扭转了潮流。6月16日众议院表决，以100票对70票驳倒了法案。美国不会承认古巴起义者了。司法部长罗克伍德·霍尔说这一表决结果是“行政部门所得到的最大胜利”。总统本人仍是言词简明，只对这一表决结果说“很喜欢”。
在格兰特两届总统任期，古巴局势一直未平静下来。西班牙最终打败了这次起义，这场冲突中被打死的人共达25万之多。
格兰特表明了他不怕承担责任。马修·阿诺德也持这一看法。他最初对格兰特这位将军和总统的评价很低，但后来修正了他的判断。他以赞许的口吻写道：“舆论似乎是主张采取一种强硬的不讲理的方针，一些权威人士对格兰特施压，逼他遵从这一方针。他顶住了，坚定而又有尊严。”
当格兰特接受他的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他讲话的结尾是“让我们有和平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格兰特作为总统的表现是失败的，糟得很。可是人们评价一个总统，往往是看他如何应对灾难，而不是看他是否避免了灾难。格兰特在古巴危机时做出的决定，使美国避免了卷入又一场血腥战争。作为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保住了他如此珍爱的和平。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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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将军绕开战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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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1870年6月13日
就古巴问题致国会信
本届国会本次会议开始后不久，政府正式了解到的古巴情况即均已向贵会通报，此后，西班牙与我国之间有关古巴局势的来往函电也已数次提供贵会知悉。在会议之前，本人遵照前任之先例，对西班牙事务严守中立，与该国政府保持和平。在会议期间，本人从未不征求贵会意见即采取可能有严重后果的步骤。
自古巴冲突开始以来，悬挂美国国旗的美国船只已三次于公海被扣而入西班牙港口。其中仅有一次得到赔偿，而另两次关于所受指责的证据，虽经我方多次要求且对方多次允诺，但拖延至今仍未提供给我方。鉴于这些事实，鉴于西班牙动用其陆海军，却至今未能平定已持续近两年的暴乱，鉴于西班牙未能保护美国公民，或不给他们时间证明他们无辜而未参与反对西班牙当局之密谋，例如两名美国公民被捕后已声明他们能证明自己无辜却遭枪决，并鉴于战乱之地邻近我国海岸，故此，我们还能坐视这一争端多久，以及我们对不幸的交战者、对人类以及对我们自己应承担何种义务，已成为一个问题。
本人认为现在该由我国对古巴境内战乱之延续，以及一抓到人不经审讯即剥夺其生命之行径，提出坚决抗议。
此严重问题谨提交国会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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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和平斗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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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知道，不论谈判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失败，罪责都会落到他一个人身上。
西奥多·罗斯福与日俄战争
1885年9月3日，德莫雷侯爵，法国王室的一个远亲，坐在美国达科他地区的一间牢房里，琢磨他下一步的行动。这位侯爵才20多岁，英俊，富有，两年前到美国西部来，想靠冷冻牛肉生意发财，再收买法国陆军，恢复法国帝制。这个“疯狂的法国人”买下了大片土地，与周围三个边区定居者发生了土地边界纠纷。其中有一个人扬言要打死他“像打死一条狗一样”，这个侯爵就雇打手搞了一场伏击，把三人之中的一人打死了。因此，德莫雷以谋杀罪入狱，正等候审判。
但今天是另一件事让他烦恼。一年前，他跟一个名叫西奥多·罗斯福的年轻纽约人交了朋友，那人到西部来猎野牛和办牧场。两人一起到蒙大拿走了一趟。他们在生意上有过意见分歧，但德莫雷相信那个人还是尊重他的。可是他现在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两人吵翻了。在眼下这关键时刻，这篇报道不利于他改善自己的公开形象。这篇报道是怎么搞出来的?这个法国人拿起笔来匆匆写信：
亲爱的罗斯福，我的原则一向是正面对待艰险……报纸上出现了很愚蠢的报道，说什么我们吵翻了……这是你让登的吗?我原以为你是我的朋友。如果你是我的敌人，就对我明说。你知道我是随时恭候，在绅士之间，这种事是容易直接解决的。
当时也才20多岁的西奥多·罗斯福从侯爵来信中看出了侯爵对他的挑战。但他早已忘记害怕的滋味。他出生在纽约市富贵人家，但小时体弱多病，他父亲曾对他说：“你脑子灵，可是身体不行。”小西奥多咬紧牙关对父亲说：“我会强壮的。”他克服了体弱的毛病，也从中练出了坚毅气质。此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让自己的这一气质得到证明。这一特性使他积极进取，甚至有点鲁莽。
现在，这个年轻的穿着鹿皮装的牧场主透过他的眼镜，看到德莫雷的信，他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接受挑战。“我还会怕这个法国佬不成……用步枪怎么样?”
但进一步思索后，他觉得还是慎重一点好。他知道德莫雷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神枪手，至少已在以前的决斗中打死过两个人。而他自己枪法并不是很高明。最重要的，他对那侯爵并无怨恨。他细心地写了回信，信中说：
谨强调指出，我不是你的敌人；倘若我是，你本会知道的，因为我会是一个公开的敌人……但应指出我说这话并不是出于害怕。如你所知，我也是随时恭候，而且愿为我的一切言行负责。
德莫雷见信后退却了。罗斯福的复信让两个都保持了荣誉，而又避免了决斗。
16年后，西奥多·罗斯福作为最年轻的总统，进了白宫。而此时国际关系正风云变幻，充满危机。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以及后来者美国这些强国正为瓜分地球上尚余地区而彼此竞争。可取的土地越来越少，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德国人在北非向法国人进逼。美国把西班牙人赶出了古巴。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盛行，爱国者容不得别人对他们民族荣誉的一点侮辱。
军备竞赛已延续多年。国与国之间结盟再结盟，以保持微妙均势。欧洲避免大战已达30年之久，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沉重地压在人们心间。
情况更加复杂化的一个因素，是东亚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国，日本。它在1850年还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中古时代的幕府之国，但仅仅50年间就转变成一个当代工业强国。西奥多·罗斯福很佩服日本人的决心和勤奋，毕竟他自己也是由弱变强的。他觉得日本是世界的“伟大新力量”。
但这位新总统却看不起沙皇俄国。它从疆域和人口来看都比日本大得多，但却固步自封，似乎仍停留在上一个世纪。在列强之中，只有它依然是君主绝对专制。它的统治者竭力压制不同的意见，但外界的人都认为俄国的革命只是早晚的问题。罗斯福说他不相信任何一个处于高压专制统治之下的民族会有前途。
尽管国内麻烦不断，俄国熊却继续在国际上参与帝国游戏。在西奥多·罗斯福任总统的头几年，俄国向满洲和朝鲜扩展势力，导致与日本的直接冲突，因为日本也对这些地方怀有野心。日俄双方谈判谈了好几个月，但俄国不肯退缩。1904年2月，日本断绝了与俄国的外交关系，旋即对俄国在中国东海岸的海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许多人担心它会引爆火药桶。
从许多方面来看，日俄战争都可能直接引起其他列强也卷入其中的大战。例如，俄国遭到削弱以后，就没有实力再抗衡那个咄咄逼人的威廉二世领导之下的德国。一旦沙皇的陆军被摧毁了，德国就会觉得它能在世界上胡作非为。日俄战争中得胜的任何一方还可能想要独占中国，这也会引起其余列强的反击，因为它们都想从中国这个巨大而又动乱不休的国家分得一片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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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和平斗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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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十分关注日俄两国的东亚之争，在白宫挂了一幅大地图，用小旗在图上标明交战双方的态势。他对战争怀有个人的兴趣，看到新兴的日本攻打落后的俄国，他估计“日本人会把俄国人打得落花流水”。
战事的发展证明他的估计正确。日军作战勇猛，不怕伤亡，一仗又一仗击败指挥拙劣的俄军。但双方均伤亡惨重。1904年9月一仗中共死亡4万余人，1905年2月一仗又死了9万余人。
当时，美国多数人都不大注意日俄战争。美国东西两边都与欧亚大陆远隔重洋，所以人们一向对别国无所畏惧。但罗斯福总统知道美国不能高枕无忧。美国已有了海外领土，例如菲律宾和夏威夷，罗斯福担心，日本人一旦得意忘形，就会把这些地方当做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需要国际形势的稳定。当时，美国生产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棉花、玉米和石油以及1/3以上的钢铁。这些商品离不开外国的市场。不论那些和平主义者胡说八道一些什么，罗斯福都知道，一旦大战爆发，美国很可能也会卷进去。
罗斯福认为，为了美国和世界的利益着想，最好是让日俄双方都不要大获全胜，而是让它们战后仍彼此对峙钳制对方。这就意味着别等俄国崩溃，也别等日本用劲过度而自取其败，就让战争停止。然而至少有两大难题。
一是日俄双方都不想罢手。日本人节节胜利，正在势头上。沙皇不顾损失惨重，仍要坚持打下去。罗斯福认为这个沙皇尼古拉是“小笨蛋”，但他受自己妻子亚历山德拉的摆布。而亚历山德拉倔强好斗，认为不把战争打赢就不会有和平。
第二，即便是说服了双方，让它们相信媾和对己有利，如何安排它们的谈判，仍然棘手万分。双方皆有民族自尊心，谁也不肯显出自己先做退让，谁也不肯为达成协议而比对方多走半步。因此，和谈需要由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出面安排，而且要安排得双方都不丢面子。
但英国已是日本盟友，法国则在支持俄国。德国也不成，因为德皇威廉是沙皇尼古拉的表亲，而且到处大讲什么“黄祸”。大家都希望日俄停战，可是能让它们双方信赖的，却只有美国。因此，和平的希望就全靠美国的总统了。他能否办成此事，就全看他的外交手腕和策略如何，看他能否像过去化解德莫雷侯爵的挑战一样，巧妙地化解日俄之战。
凡是了解西奥多·罗斯福的人，恐怕都想不到他会是一个和平缔造者。他自幼好斗。在哈佛的“最后俱乐部”，他常与人争论，还动不动就用食物砸人，曾经把一整个南瓜砸到一个小伙子的脑袋上。大学毕业到西部以后，有一次酒吧内一名醉汉拿着枪吓唬他，他三拳就把那家伙打翻在地了。
罗斯福的政治生涯中也是争斗不断，而且大多是他不畏权势首先发难。在纽约立法机构中，他抨击过有权势的坦慕尼俱乐部。他担任公务员时，揭发了美国邮政部门的大规模腐败行径。当总统后，他敢于对付大财阀JP摩根和一些垄断企业。这个摩根当时财力雄厚，假若他要捣乱的话，能搞垮全国经济。他到白宫，试探能不能让他“收拾”一家与他竞争的公司，可是西奥多·罗斯福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这位总统在白宫晚上常常练习各种格斗。有时他在图书馆跟一个日本人练摔跤。有时他跟另一个人练“单棍”，戴上头盔和护胸后，两人就用木棍对打。常与他练“单棍”的一个伙伴是他在美西战争中建立的“莽骑兵”的一个老战士，他说总统练得起劲时往往忘记规则而乱打一气。马克·吐温曾说西奥多·罗斯福是“疯子”。
但罗斯福“对于战争及战士的崇高荣誉最疯狂”。甚至在美舰“缅因号”沉没于哈瓦那港之前，他就急于要跟西班牙一战。该舰被炸沉后，麦金利总统没有立即对西班牙宣战，这时身为政府官员的罗斯福指责“麦金利没有脊梁骨，恰如一条巧克力泡夫饼”。
国会终于宣战后，罗斯福尽管已年近40，又无军事经验，仍坚持参战。他率领“莽骑兵”强攻凯特尔山，还亲手打死了一个西班牙人。有一名军人给罗斯福的妻子写信说：“西奥多简直是疯狂地沉迷于胜利血战。”
如今，设法制止日俄战争这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都是最残酷的战争的任务，竟然落到西奥多·罗斯福这个“疯子”的身上，无疑令许多人惊愕不已。1904年结束时，罗斯福仍在他的地图上移动那些小旗图钉，等候时机。他曾经向一名日本外交官许诺，若是日俄媾和，他就给日本天皇送一张熊皮。可是早在1904年8月，俄国沙皇尼古拉就拒绝了他提出的俄日谈判的建议。相反，沙皇命令他的波罗的海舰队启航，绕道非洲好望角，驶向东亚，想以此作为最后一锤子打垮日本的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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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和平斗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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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支舰队最终于1905年5月驶入西太平洋时，日本人干净利落地把它击毁了。俄国的34艘军舰几乎全军覆没，而日本人只损失了三艘鱼雷艇。俄方阵亡者近5000人，日方阵亡者仅110人。
沙皇再也不能不承认俄国战败的事实了。罗斯福派美国驻俄大使到沙皇的乡间别墅去会见沙皇，传达了美国总统的坦率直言，指出俄国处境已“绝对毫无希望”，并奉劝沙皇赶紧避免“必然的灾难”。尼古拉终于同意谈判了，但条件是日本人也愿意谈判，而且还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是他沙皇首先做出退让。但这沙皇哪里知道，日本人早已请求美国总统出面调停，因为他们虽然节节胜利，却已筋疲力竭，难以为继，希望战争告停。
沙皇同意谈判后，罗斯福发出了公开邀请，请日俄双方会晤和谈判，寻求解决方案。双方都接受了邀请。第一步迈出去了，罗斯福已成功地让交战双方同意坐到谈判桌旁。英国一家报纸为美国总统的“外交本领”欢呼，称赞他“从容精致，非同一般”。
罗斯福听到这样的恭维自然很得意，但是他也知道，让双方坐下来谈判是一回事，要谈成一项条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在中国和朝鲜的势力范围，对于日本已攻占地区的控制权，俄国要付的战争赔款，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立场均相去甚远。
美国总统最初建议双方在满洲或欧洲某地举行会谈，大概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在万一谈判失败时承担责任。然而经过几个星期的折腾，双方只同意在美国谈判。在会谈之前，双方都摆出了极端强硬姿态，扬言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没有谈判的余地。罗斯福尤其不信任俄国人，认为他们“腐败，无能，言而无信”，很容易把事情弄糟。
罗斯福知道，不论谈判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失败，罪责都会落到他一个人身上。他请英国和法国帮忙，但均遭拒绝。他说过，“我完全明白，全世界都在看着我，而一旦会谈失败，对我的责备也将是全世界的。但只好如此了。”
当俄日双方代表团启程赴纽约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只有和谈成功，才能防止一场全球冲突。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在一封致友人信中写道：“我不敢想像这次和谈结局会是如何……我真是不寒而栗……现在一定会开始出现一场大灾难。”
1905年8月5日，在距纽约长岛罗斯福总统之家较近的奥伊斯特湾，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船舶。最引人注目的是总统的游轮“五月花号”，罗斯福要在这艘船上主持和谈的正式开幕式。(首都华盛顿此时酷热难当，不宜于开会。)总统莅临，受到21响礼炮欢迎。此后礼炮几乎响个不停，因为一些外国外交官以及美国内阁成员和文武官员陆续登船。总统派了两艘完全一样的快艇到纽约市迎接日俄两国的和谈代表团。和谈的开场非常关键，罗斯福将介绍日俄的代表头一次见面，并为和谈定下基调。此时万一出个差错，或是日俄任何一方感到受怠慢，都可能使和谈尚未开始即告流产。
日本人先到，他们乘坐的快艇顺着专门让开出来的航道驶近“五月花号”。日本代表团的团长是外相小村寿太郎。小村又瘦又矮，身高5英尺多一点，长相显得比他的48岁年龄更老一些。罗斯福倒是希望日本派来另一个人，因为他知道小村外相对和谈持苛刻条件。小村则担心万一他谈出来的和约对日本不利，他也许会丢脑袋。
俄国代表团随即到达，其团长登临“五月花号”时，在场的一些观察家不禁倒抽一口气，因为这位俄国代表跟日本代表形成的反差太大了。他留着胡子，又高又大，差不多有6英尺半高，似乎体现出俄国的疆域广袤。他名叫谢尔盖·维特，并不受沙皇尼古拉宠信，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跟日本开战。尼古拉本来先后物色过另外两个人选，但那两个人都借口有病而未受命，尼古拉才只好派出了维特。(维特则认为尼古拉比一个善心孩子强不了多少。)
维特对和谈不抱多大希望。沙皇给他规定了强硬方针。几天前，维特已对罗斯福说过，如果日本人不妥协，俄国就要“血战到底”。他还认为罗斯福没有足够的本领把这么重要的一场外交谈判引导到成功。当他乘坐的快艇驶向奥伊斯特湾时，他还嘀咕罗斯福“是个典型的美国人，没有外交经验，又不拘泥于礼节，会把整个事情弄糟……假若先给日本天皇祝酒再给我们沙皇祝酒，我是不会忍受的”。
俄国代表团登船，罗斯福总统介绍了俄日双方，接着请他们共进午餐。席位安排会惹出尊卑上下的麻烦，所以午餐采用了自助餐形式，坐椅是随便放在墙角，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
罗斯福习惯于高谈阔论，先声夺人，但他年轻时也在纽约市起居室里花了足够的时间潜心学习，学会了在必要时如何做到彬彬有礼。午餐在轻松随便的气氛中进行，他轻松地与双方代表闲聊，对俄国人讲法语，对日本人讲英语。大家进餐后，他才站起来致祝酒辞。维特竖起了耳朵，日本人也紧张地细听，都想听听他的祝酒将是谁先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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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和平斗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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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说：
举杯祝今天在这艘船上会见的两国代表所代表的两个伟大国家的君主及其人民康健富强。我最真诚的希望和祝愿是……为了整个文明人类的利益，在他们之间将会迅速达成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这样，双方又是无话可说。罗斯福让和谈有了一个成功的开幕式。一位俄国代表后来说美国总统对这头一次会晤的处理“完美得令人赞叹”。
西奥多·罗斯福并不想积极参与谈判，事实上他似乎希望躲得越远越好。他自己留在长岛家里，而把两国代表团送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去进行实质性谈判。日俄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但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争执不下：一是俄国是否应向日本赔款；一是萨哈林岛(库页岛)的归属问题，那是西伯利亚以东的一个狭长岛屿，当双方代表团向美国进发时，日本人从俄国人手里夺占了该岛。
沙皇指示维特不得放弃俄国一寸领土，可是日本人坚持霸占萨哈林岛。至于赔款，在东亚，战败的一方照例要向赢家交赔款。日本人认为俄国至少应付10亿日元赔款，但俄国断然予以拒绝。当年拿破仑打败俄国，甚至占领了莫斯科，俄国也未付赔款，如今也不给日本赔款。这一点是在罗斯福意料之中，他在和谈之前就给日本人说过别想要钱。
但是俄国人的顽固和不守规矩，使美国总统日益感到失望。谈判以来，沙皇的态度不但毫无松动，而且变得更加固执。维特令日本人生气，因为他本来已经非正式地同意将谈判情况保密，不向报界谈什么，可是会谈开始后，他却老是向记者谈情况。总统曾对人说：“俄国人比日本人坏十倍，既愚蠢又不说真话。”他倒是希望让沙皇和他手下的人坐到海岸上，“沿着陡坡滑到海里去”。
谈判已延续了两个星期，双方仍陷于僵局。俄国人看来已无谈判诚意。罗斯福曾对小村说，如果会谈看来要破裂，他会在适当时机帮一把。如今似乎到时候了，小村外相向美国总统派去了信使。
假若有人以为罗斯福此前只是袖手旁观，听任和谈失败，那就是太不了解他的为人了。西奥多·罗斯福一向是迎着困难上的。年轻时，他就到西部闯生活，以证明他能够自立，不依赖自己家族在纽约的贵族般的优裕条件。有一次出外打猎时，到了天黑，他和他的向导迷失于一片草原旷野上。9个小时之久，他们无水可喝，只得咽几把泥浆。夜深天寒，草原上找不到柴禾生篝火。他们还害怕印第安盗马贼，要是那些人来了，不但要抢走他们的马，还会剥下他们的头皮。拂晓前下雨了。向导醒来时，发现他们已泡在4英寸深的冰凉的水里，可是罗斯福却乐呵呵地说：“天哪，真有趣!”
西奥多·罗斯福在纽约市担任一个警察分局局长时，决心杜绝警察偷懒不坚守岗位的现象。他常在夜间巡逻，既要抓罪犯，也要抓违纪的警察。有时他一连工作40个小时不睡觉。有的脱岗的警察被罗斯福碰到，都羞惭万分。这位警察分局长成为市内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的常客，常常在凌晨3点钟光临用餐，有时还在那里举行即兴记者招待会。
1912年，即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之后7年，西奥多·罗斯福又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在密尔沃基市，他走出旅馆要到群众集会发表演讲，突然有个人走过来，从6英尺远处向他胸口开枪。他的眼镜盒和折叠起来放进口袋的讲稿减缓了弹丸的冲力，但弹丸仍然打进了他的右肺。医生要他马上进医院，他却拒绝了：“我要演讲，否则就死，非此即彼。”演讲时，他把背心解开了，让听众看到他鲜血渗透的衬衫。这时他怒吼道：“要打死一头公麋可没有那么容易!”（公麋(BullMoose)是当时西奥多·罗斯福领导的进步党的党徽。——译注）
再回来说日俄谈判。日本信使向罗斯福报告说谈判即将破裂，罗斯福立刻行动起来。他给维特发电报，要他马上派人来奥伊斯特湾谈情况。维特当天午夜后读到电报，指示他的副手罗曼·罗申男爵来见美国总统。一名美国外交官于凌晨两点叫醒了罗申，罗申在5个小时后登上了从朴次茅斯开往纽约的火车。
罗申对他只充当传话人角色感到生气，脸色阴沉地来到奥伊斯特湾，却看见罗斯福正穿着一身法兰绒衣裤兴高采烈地打网球(据某些报道，他是一边继续打网球一边对罗申说话)。他告诉罗申，日本人毕竟已经占领萨哈林岛了，俄国就该把它让给日本。至于赔款问题，他建议把它提交一个仲裁机构，他说他相信仲裁机构将不会强迫俄国赔款。
罗申男爵向维特报告了罗斯福的意见，维特用电报呈报了沙皇，同时报告了维特自己想出的一个折中方案：俄国将萨哈林岛南半部分割让给日本，同时从日本人手里“买回”该岛北半部分。这笔“采购费”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战争赔款，但不叫做赔款，让日本拿到钱，俄国又保住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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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和平斗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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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大概是信不过罗申，又直接发电报给沙皇尼古拉，电报中坦率指出，俄国已无法用武力收复萨哈林岛，而战争继续打下去，还可能丢失东西伯利亚。为了俄国和“整个人类”的利益，罗斯福要求沙皇采纳维特提出的折中方案。
这时，沙皇尼古拉已经指示维特停止和谈：“日本人迫切需要钱，我们就是不给……这种议而不决的局面再继续下去已毫无益处。”维特则借口美国总统已发电报，在沙皇考虑罗斯福的意见之前，不宜把事情做绝。
尼古拉终于让步了，但只是稍做让步。他会见美国驻俄大使时，表示同意放弃萨哈林岛南半部分，但赔款仍根本谈不上。这次谈话表明，沙皇含蓄地同意继续和谈。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试图对日本人施加压力。小村说，不包括战争赔款的妥协方案，日本决不接受。罗斯福警告说，如果日本只为了钱而坚持继续战争，那将会受到全世界谴责。他直率地告诉日本人：“我觉得从道义上说，日本在这次危机中对世界负有义务。文明世界期盼日本媾和。”
8月25日，总统热心参加了一种新军事技术试验，登上海军的新式潜艇“潜水手号”，一直沉到长岛湾海底。朴次茅斯的那两国外交官大概都希望那潜艇再也浮不上来。罗斯福的“干涉”把维特和小村都惹恼了，日本人“尤其不喜欢”罗斯福的生硬忠告。罗斯福自己也感到伤脑筋。他在给他儿子克米特的信中说到日俄外交官让他头发变白了。
和谈在赔款问题上卡壳，濒于破裂，世界各国都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形。有一次，小村和维特隔桌相望，只抽雪茄而一言不发，大眼瞪小眼对峙了8分钟。据维特后来说，他在旅馆里曾彻夜未眠，“抽泣和祷告”。沙皇给俄国代表团指示：“无论如何，明日结束谈判。我宁愿继续打仗，也不愿再盼日本方面做出像样的让步。”日本代表团仍坚决要求俄国赔款，还在等待东京指示。可是俄国人已在旅馆结账了。罗斯福已准备承认失败了。
在这最后关头，日本政府让步了。在大家认为已是最后的一次会晤中，小村要求与维特密谈。他告诉维特，日本将放弃赔款要求，只要得到萨哈林岛南半部分就行了。维特在这次会谈后出来宣布：“好啦，朋友们，和平。他们全都同意了。”
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局势恢复稳定了，尽管为时不长。美国驻俄大使认为，朴次茅斯和约挽救了二三十万人的生命。罗斯福总统受到报界和公众热烈赞扬。法国一家报纸把他说成是“这场巨人之战中的大赢家”。
西奥多·罗斯福知道，他得到这些赞誉，都只是因为和谈成功了，而促使和谈成功的因素大多是他个人所无法左右的。但他也承认，和平对俄国来说是件好事，对日本来说是很好的事，而“对我来说也是极大的好事!”1906年，他因此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总统实践自己的诺言，把他在科罗拉多猎获的最大一头熊的熊皮送给了日本天皇。“天皇陛下非常喜欢这件礼品，因为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俄国人最终也很感激罗斯福。几年以后，原先因为被召到奥伊斯特湾当传话人而恼怒的罗申男爵，给他的孩子们读了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对这位美国总统下的结论是：“真没法不爱这个人。”
附录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5年9月2日
给他女儿艾丽斯的信
亲爱的艾丽斯：
我希望你的中国之行愉快。盼悉你在菲律宾的见闻。
这个夏天，我可是不得清闲，忙忙碌碌，但无悔无怨，因为现在看来，我们已经让日本和俄国媾和了。我跟两国的使节和政府打交道，什么滋味都尝过，最后还一次又一次给两国政府写信，写得很客气，但意见也尖锐，像个苛求的荷兰大叔一样。有趣的是日本人总是保持沉默，而每次我给沙皇写信，俄国人就把它张扬出去，几乎总是加以歪曲，可是外界对于我给日本人的信却一无所知。在谈判过程中，俄国生我的气，以为我只给他们去信。但谈判结束了，俄国人算是认真赔礼了，沙皇还给我发来了贺电，我觉得他还算不错。
他的电报说：“你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和谈得以成功结束，为此，请接受我的祝贺和最热忱的感谢。敝国将以感激之情怀念你在朴次茅斯和谈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这个夏天真累，因为我没有国务卿，所有外交事务都得我自己办，塔夫脱又不在，巴拿马的事也得我自己处理。三个月来，我办理的主要事情包括朴次茅斯和谈，巴拿马，委内瑞拉，还有圣多明各，处理过程中我得不到任何建议或帮助。
人们，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别处也是一样，通常都是纯粹按照一个人做成了什么，来对他的工作给予评价，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假若我没有促成媾和，人们准会嘲笑我，谴责我。现在却又把我赞扬得过了分。说什么我脑袋长有远见，如此等等。其实，我最终采取立场，并非我情愿如此，而是形势使然；在那种形势下，我若是采取别的做法，我就会感到自己是逃避责任。去年冬天，我就曾几次建议俄国人别再打仗，可是他们不听。同样的话我也对日本人说过。无疑是因为日本人相信我会立场公正，所以在他们海军大捷之后主动请我促进和谈，但是别让对方知道是他们提出这一建议的——自然我不会说的。于是我着手工作，在我采取公开行动之前征得了两国政府的同意。这时，双方对和谈地点又谈不拢，一方想要的地点，对方都不同意。我希望在海牙，日本人又不同意。结果只好在我们美国谈判，这就把我推上了抛头露面的地位，这是我本来不想要，想尽量避免的——不过现在看来，若不是在我们这里谈判，他们大概永远也讲不了和的。和谈了，又陷入僵局，我不得不再次出面干预，直接跟两国政府联系。要是联系无效就只好散伙，但似乎是谈成了。我说“似乎”，是因为要等和约正式签字了，我才能放心。日本谈判的人远不如日本政府明智，因为我相信日本不要赔款才是最有利的。俄国人是不会给的，而日本人把战争再打下去，只会再耗费亿万款项而分文无收，只是浪费，比浪费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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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和平斗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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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的同伴转达我的致意，尤其感谢格里斯科姆夫妇对你的招待。
爱你的父亲
1905年9月2日
于奥伊斯特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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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直接向民众说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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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他的主张代表了民众意愿，若遇职业政客们阻挠，他就直接诉诸民众。
伍德罗·威尔逊与国联
伊迪丝·威尔逊轻轻地把一条毯子盖在她丈夫那瘫痪了的左臂上，而且将灯光调暗，让别人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她那卧床的丈夫。医生则让他反复练习了几句很简单的笑话。然后，伊迪丝在他“好的一侧”摆了两把椅子，等候客人来访。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已有6个星期未露面，除了他的妻子和医生以外，别人都没有瞧见过他。
伊迪丝·威尔逊请两位客人进来，一位是共和党参议员，一位是民主党参议员。他们在主人精心安排的椅子上就座后，威尔逊讲了他事先练习过的几句话。
“我们在为你祈祷呢，威尔逊先生。”共和党参议员艾伯特·福尔说。
“祈祷我什么，参议员?”威尔逊问，“祈祷我什么呢?”
两位参议员笑了，大夫赶紧请他们结束谈话，领他们走了。
这次精心安排的花招居然奏效了。《纽约时报》就这次会晤报道说：“到处流传的而且往往是居心不良的谣言说总统业已残废，由此不攻自破了。”可是他们哪里晓得，这位国家元首和谈判大师已经病得只有一个空躯壳了。然而他还非撑着不可。他还得为他的理想奋斗，就是实现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他坚信这是上帝赋予的使命。威尔逊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出的和平盟约，在巴黎和会上已由欧洲列强领导人谈妥，但却在美国参议院纠缠不休。条约的核心是成立国际联盟(国联)，威尔逊为实现这一点不遗余力，甚至愿为此奋斗到死。
威尔逊提出和平盟约，起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主张使它成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从1914年到1918年，这场战争席卷了欧洲。到它结束时，死亡人数已史无先例地达到850万人之多。威尔逊曾经争取让美国尽可能不致卷入战争。1916年，他就是靠美国保持中立的竞选纲领而赢得了总统连任。可是大选后不久，人们就日益担心德国会把战火烧过大西洋，迫使美国参战。
1917年1月，德国迈出了针对美国的第一步，宣布在大西洋展开全面潜艇战。它派出了潜艇，要隐蔽地靠近美国舰船发射鱼雷。
接着，英国情报部门截获了德国发给墨西哥的一份电报，把它交给了威尔逊总统。这电报唆使墨西哥进攻美国，保证德国将予以全力支持，并许诺德国将把美国的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这三片土地交给墨西哥以作为奖赏。这一电报最初被以为是伪造的，但德意志帝国的外相竟出人意外地证实了确有其事。威尔逊向报界公布了这一电报，一时舆论大哗，反德激情迸发，美国再也无法中立了。
威尔逊决定，既然要参战，就不仅是要战争胜利，还需要有一条更高的原则。威尔逊年轻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就著书立说，阐释了政府作用、政治理论和进步理想。他曾多年思索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考虑过如何建立一个世界组织以维护和平，团结各国，并使之各自受到制约。他有一次对他的妻舅说：“我久久琢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即‘用武力从来是不会最后解决任何问题的’。”威尔逊要打仗了，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而且是永远和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胆的前提，也是极其天真的前提，是史无前例的外交方针。威尔逊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证明美国参战是有理的。
1917年4月2日，威尔逊通过向国会发表演说，而将自己的主张参战的理由告诉了美国人民。总统宣布，“对于民主而言，世界必须是安全的”，而现今这场战争是“反对所有国家的战争”，美国的动机“不是复仇……而是要维护人权，我们是人权的惟一倡导国”。这篇演说大受欢迎，《纽约时报》报道说，听众对威尔逊的欢呼热情之高是“威尔逊在国会山从来未曾遇见过的”。
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当时坐在听众席最显著的位置。据《纽约时报》报道，他带头欢呼，随后的表情是他“紧闭双唇，似乎是为了防止眼泪夺眶而出……把两个手掌使劲捏在一起，似乎正在用力张开它们”。不论是在场的听众也好，还是第二天读到报纸的全国各地民众也好，他们的心弦都被威尔逊触动了。
一位当代的学者说威尔逊这篇讲话是“他一生中最杰出的一篇”，另一位学者说它是自从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以来最伟大的一篇演讲。它团结了美国人民。威尔逊演讲后的次日上午，因创作《美国花花公子》和《替我问候百老汇》而最受欢迎的歌曲作家乔治·科汉就谱写了新歌《在那里》，它成了鼓舞美国人参战的非正式进军号。
然而，威尔逊此时的感受是悲喜交集。使他难受的，是他预见到战争会夺走大量美国人的生命，这沉重的责任会落到他的肩上。他对他的秘书说：“想想他们欢呼的是什么吧。我今天发出的信息是给我们的年轻人的死亡信息。为它欢呼，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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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直接向民众说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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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参战，是美国登上全球舞台的第一次。威尔逊决心不浪费时机，既要决定战争的胜负，又要设计战后的世界。三百万美国人应征入伍，而威尔逊几乎是立即着手考虑战后的和平。他请美国一些著名的政治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组成一个委员会，指示他们研究欧洲的情况，起草和平建议。到1918年新年来临之际，他利用该委员会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项“十四点和平计划”。这计划涉及公海自由，取消贸易壁垒，裁军，以及成立国际联盟以保证“大小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几天之内，威尔逊就自豪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了他的“十四点计划”。《纽约论坛报》写道：“威尔逊先生现在意味深长地保证美国要为比利时人和波兰人以及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解放而战。对许多人而言，美国总统的许诺是要在他们经受比黑奴的遭遇更恶劣千倍的奴役之后，获取自由。”
国内反响热烈，国外的反应却是好坏兼有。欧洲人认为威尔逊的计划天真而不现实。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几乎是战乱一直不停。美国自己的内战也才过去50年，美国凭什么来给欧洲指引和平之路呢?伦敦的《泰晤士报》写道：“我们对总统讲话的主要批评意见就是，它理想崇高，却似乎未顾及某些严峻现实。”
威尔逊未理会批评，而直接向民众说话。他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宣传运动，希望把“十四点计划”送到德国及其盟国的民众手中，从而扭转潮流。飞机到德国上空撒传单；炮兵把炮弹弹头里的炸药掏空，装上传单射向敌方。“十四点计划”译成十多种文字，散发到世界各地。
这一宣传运动收到了效果。美国的国旗头一次成为希望与复兴的象征，展现在欧洲各地的窗台。世界人民要和平，要按照威尔逊计划实现的和平。他们也赞成设立国际联盟。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使战争结束，这样说并不算过分。1918年5月28日，当美军还在继续与德军作战时，德国新首相致信威尔逊，说只要在“十四点”基础上订立和平协议，他愿意停战。
但是英法两国这时看到胜利在望，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们要收获敌人无条件投降的胜利果实，而且要完全摧毁德国。威尔逊则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知道一个严重不公正的和平计划只会在德国引起愤恨，在将来引起更多的问题。“十四点计划”所立足的原则是均势与平衡。英法两国不肯让步，但威尔逊手里有王牌。正是美国的参战给德国敲响了丧钟。若是没有美国支援，英国和法国并没有自己赢取战争胜利的把握。美国的优势实力是不可小看的。威尔逊威胁说他将会与德国人媾和，让英国人和法国人自己继续打下去。
正当着手谈判时，美国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威尔逊希望美国人民给世界发出明确的信号，他在全国报纸上发表了致选民公开信，信中说：“如果你们赞成我的领导……我恳求你们明白无误地表态，让民主党在参众两院成为多数。”可是这种党派性质的呼吁起了反效果。美国人团结一致在威尔逊带领下参战，如今看到他在兜售和平时试图按政党之分让选民分裂，感到愤怒。选举结果是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占据了多数。和约需经参议院批准，因此新的参议院将有权挫败任何一个和平计划。
然而，不管选举结果如何，英法两国不敢冒美国撤军的重大危险，经过与美国数月谈判之后，终于退让。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纽约时报》写道：“如同暴风雨即将停止时的最后一阵电闪雷鸣一样，双方炮火响过一阵，恰好在11时零1分，突然寂静了……连绵起伏的丘陵地上充满了欢呼和叫喊声，敌我双方都是如此……德国人和美国人走到他们曾拼死厮斗过的狭长地段上相会，有些人还有些羞羞答答，不好意思，像小学生似的。”
美国获悉战争结束，国会山上爆发了庆祝之声，燃起了48处篝火，人群高唱爱国歌曲，吹响号角，敲响大钟。威尔逊参加了庆祝活动，他的秘书后来回忆说：“他兴高采烈……闪现出满意的光辉，意识到他为之奋斗的原则胜利了。”威尔逊感受到这是他自从童年以来所一直追求的命运。
伍德罗·威尔逊回忆说，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生活在梦想之中……全世界在我看来是一个英雄冒险之地。”他的父亲是一位长老会牧师，给幼小的伍德罗·威尔逊灌输了一个信念，即他一生肩负有一项使命，要让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威尔逊预感到有朝一日他会当政。
可是，他成了一名大学教师。三十几岁时，他被任命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与政治学教授。(至今他仍是惟一的得到过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他在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接受邀请到各处演讲，很快成为普林斯顿最出名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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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直接向民众说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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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39岁时，威尔逊患了一次中风，造成右臂无力，无法写字。幸好这是一次轻微发作，一年内得到了康复。这问题9年后又出现过一次，但又过去了。1906年，他50岁的时候，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左眼失明了。医生告诉他，这是因为高血压严重而引起眼底血管出血。惟一治疗办法是休息。威尔逊到英国一处农村休息养病。他独自一人在荒野之中恢复了视力，得到一次顿悟。他相信是上帝赋予了他一项使命。
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立志要将该校从富人子弟玩乐之所改造成严谨治学的学府，要能为世界培养出未来的领导人才。他要取消该校富家子弟的“吃喝俱乐部”，遭到一些有钱的校友的反对，但威尔逊自信有使命在身，未做妥协。此后4年，他每走一步都受到那些人阻挠。他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利于大大改善高等教育，可是校董会老是抵制，妨碍他的计划的实现。到1910年，他需要改行了。
看来是命运使然，威尔逊立志改革的努力受到了当地一些进步的政界领导人的重视，他们请他出来竞选新泽西州长。他们认为威尔逊是一个理想的人选：既有学问，又办事认真，一贯致力于改革和正义。他一出马，就赢得了竞选胜利。
可是就职以后，威尔逊感受到很难说服州议会通过他提出的一系列进步法案，其中包括选举改革，新的反法人腐败规则，设立工人工伤赔偿制度等等。最初，他指望打动议员们的“无私良知”，但不见效果。威尔逊并不气馁，他直接面向民众，争取他们的支持。他周游全州各地，向民众发表演说，阐述他的政策主张，呼吁选民们向他们选出的代表施加压力，争取使这些政策得以实施。这种做法成功了。后来威尔逊当总统时又采用过这种政治策略。他认为他的主张代表了民众意愿，若遇职业政客们阻挠，他就直接诉诸民众。
担任新泽西州长才两年，就政绩斐然，因此1912年民主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许诺要改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很得民心，当选为总统。但他认为这一竞选胜利只是让他履行更大的使命。当时的民主党主席要求威尔逊让他进政府任职，作为他帮助威尔逊竞选成功的回报。威尔逊的回答是：让他入主白宫的，不是民主党，而是上帝，上帝要他做更多的事情。
趁着民众拥护他的浪潮，威尔逊立即说服了国会通过几项改革法案，包括建立收入税，禁止童工，为老百姓贷款提供方便。他的内政改革日程启动了。
但是这位新总统从来没有办过外交。他上任刚一个月，就发生了墨西哥总统遇刺身亡，墨西哥爆发了骚乱和暴力事件。威尔逊这位理想主义的美国总统决定派兵到墨西哥帮助那里恢复秩序，但这一举措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引起了美国兵与墨西哥暴民之间的战斗，死亡100多人。墨西哥暴民认为美国派兵来干涉墨西哥内政，是对他们的侮辱，他们开始袭击美国的边境乡镇。威尔逊继续派兵，让美国兵到任何人都认为不是属于美国的地方去执行任务。他的意图高尚，实际做法却是一大失误。事后，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评论说，威尔逊“处理国际事务荒唐可笑……是我们遇到过的在总统职位上最糟糕的一个人”。但威尔逊的心愿是要拯救世界，而不顾国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终于有机会做这件事了。
威尔逊总统和欧洲国家领导人商定在巴黎举行和会。威尔逊急切希望亲自赴会。这将会是美国在位总统头一次访问欧洲。但要做的事很多，远非仅只访问。他要出席巴黎和会，将会使他脱离国内日常政务达半年之久，这也是空前绝后的。
总统的顾问们恳求他留在国内。他们说，总统去巴黎，只是谈判桌旁的一员而已，而留在国内，会有更大的权力影响谈判进程，假如谈判结果不符合他的要求，他还可予以否决。
从《纽约世界报》主编岗位辞职而给总统当顾问的弗兰克·科布，强烈反对总统赴欧。他认为，“总统在华盛顿可以做出冷静的判断，不受和会上那些人际关系琐事的纠缠……而亲自参加谈判，那将会是一根折断了的棍子。他应在自己阵地上战斗，而他自己的阵地是在华盛顿。对于他来说，玩弄外交的欧洲全是敌人的土地。”到巴黎去为和约争吵，有失美国总统的身份。
然而，威尔逊认定他不能冒袖手旁观的风险，听任他精心设计的国际联盟在谈判中被别人弄丢掉，或是削弱到无效的地步。他亲自去了巴黎，经过6个月的艰难谈判以后，他带回来的和约已在许多方面大大不同于他的“十四点计划”。但有一个方面没有多大变化：他的国际联盟保全下来了。
但是威尔逊的巴黎之行使得他在国内得到的支持削弱了。共和党人恨他没有让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共和党领导人参加他的代表团。威尔逊这样做，是因为他想要集中精力跟外国领导人谈判，不愿再让共和党人在他身边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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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直接向民众说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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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期间的紧张劳累还损害了威尔逊的健康。他染上了当时在欧洲泛滥的流感，发高烧，呕吐。卧病在床时，他还是坚持每天工作很长时间。曾在巴黎陪过威尔逊一段时间的赫伯特·胡佛——即后来的胡佛总统——注意到威尔逊的行为和思维过程都有变化：威尔逊原先爱听意见，而且很快就能抓住新思想而下定决心，可是疾病使他的思维变慢了，而且难于记忆和消化新的事实和情况。事后看来，他在这一期间很可能受到过几次轻微中风。
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巴黎和会还是谈出了国际联盟盟约草案，备受赞扬。国际联盟(国联)将会把世界各国聚在一起，共同排解纠纷，裁减军备，并避免再发生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它将依靠经济制裁，而不是依靠暴力，来迫使成员国保持和平。伦敦《泰晤士报》写道：“有些人原先以为国联不过是国际美好愿望的空中楼阁，读了今天公布的盟约以后，将会改变想法了……和平以及维持和平的设想，已经从云端落地了。”《意大利日报》则将它称为“人类团结的崇高之举”。1919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威尔逊启航回国，满腔热情要将他的成就告诉美国人。可是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是不会给他热烈欢迎的。
在国会带头反对盟约的，是参议员亨利·卡博特·洛奇，他是握有实权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洛奇恨威尔逊——他有一次对朋友说，他从来没有恨一个人如此之深。这怨恨一部分来源于一桩小事：在威尔逊从政之前，洛奇享有政界“学者”之称，可是威尔逊既是博士又当过大学校长，他一迈入政界，就从洛奇手中夺走了“学者”美誉。洛奇还认为威尔逊是懦夫：1915年5月7日，德国人击沉了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使128名美国人丧生，洛奇认为威尔逊是出于“害怕”而不敢立即宣战。
最后，洛奇恨威尔逊，还因为谣传说威尔逊对自己妻子不忠(但这一说法从未得到证实)。洛奇特别仇恨乱搞男女关系的人。他的妻子曾与前国务卿海约翰有染，让他背过“戴绿帽子”的恶名。信奉清教的洛奇还吹毛求疵，指责威尔逊在第一个妻子死后刚7个月就娶了第二个妻子，是没良心。
洛奇无法取消威尔逊的婚姻，但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他可以对国际联盟盟约作梗。他和另一些共和党人反对成立国联，说这一机构会把美军拖进世界各地的冲突之中。一位参议员问道：“难道美国公民会自愿参军，去解决巴尔干的麻烦?”
威尔逊竭力解释说，只要国联执委会(美国是执委会5个常任成员国之一)有一国反对，国联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和每一成员国都有否决权。
尽管如此，盟约的语言还是令洛奇和许多别的共和党人烦恼。盟约规定各国均有义务做到“尊重国联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政治独立，防止其遭受外来侵略”，这样一来，他们觉得美国就会失去自己的主权。他们说，这一规定可能阻碍国会履行其宪法规定的宣战权。
为了平息反对意见，威尔逊会见了一批有影响的参议员。但没有起作用。一位参议员抱怨说这次会晤就像是“跟爱丽丝漫游奇境以及跟水俣病患者一起喝茶”。威尔逊在欧洲跟世界各国领导人谈判几个月而取得成功以后，回国来反而谈判成功不了，这真显得荒诞可笑。他坚持亲自去巴黎，是因为他以为最大障碍是在大洋彼岸；可是他绝没有料到最大障碍却是洛奇以及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
洛奇利用参议院的巨大权力，玩弄诡计。他知道多数参议员总的说来是支持成立国联的，所以他要提出一些修正案，弄得威尔逊难以招架。他还要设法让支持盟约的参议员分裂成两个阵营，使其中任何一方都凑不够批准盟约所需要的2/3的多数。
但洛奇这些活动需要时间，所以他把那些最反对成立国联的共和党人拉进他的委员会，帮他拖延时间，要拖它几个月。参院外交委员会光是宣读盟约条文就拖了两个星期。然后，他们又开听证会，请全国各地的公民来谈意见，这样又拖了6个星期。
为了跟洛奇斗，并防止盟约在参议院受挫，威尔逊开始到全国各地向民众演讲。他在新泽西州以及在德国都体会到，民众只要掌握了正确的信息，就不会让他失望。他说，“战场已经摆开……我们不能后退，只能前进。”这将是威尔逊的最后一次十字军出征，事关重大，无妥协余地。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他的命运，他能留下的最后遗产，就是国联。如果没有国联，威尔逊说：“我可以绝对肯定地预言，不出一代人的时间就会又有一次世界大战。”
总统计划在27天内跑26个城市，从他的7节车厢的专列的尾车平台上向民众发表讲演，一天达十次之多。一开头似乎很顺利，但随专列采访的十几位记者很快注意到情况不妙。威尔逊在群众面前又笑又挥手，但一回到车厢内就脸色苍白。他的夫人要他休息一下，到大峡谷休息一星期，但是他一口拒绝了：“现在是办事的时候，不折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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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直接向民众说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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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在华盛顿，参议员洛奇处心积虑要摧毁国联，派了一批附和他的参议员到各地演讲，跟威尔逊唱反调。威尔逊到哪里，他们也跟到哪里，力图消除威尔逊辛辛苦苦做工作的效果。威尔逊每到一站，他的敌人也跟到一站。
在西雅图，一台摄像机的闪光灯突然一闪，使威尔逊吃了一惊而跌坐到椅子上。他又站起来演讲，在场的一位海军将领说：“总统似乎出了问题，讲话失去了他通常的力度和热情。”一位陆军老战士后来也回忆说“他显得苍老，真是苍老了”。
但在多数人看来，这位带领美国冲过暴风骤雨的总统仍是一位凯旋的英雄。报界以满腔热情报道了总统在每个城市受到的欢迎。一家报纸说“洛杉矶高声为总统喝彩”，另一家报纸说“民众的激情近乎狂热，叫好之声不断，一阵高过一阵”。
在盐湖城，威尔逊在摩门大会堂向15000人演说，建筑物内没有通风，闷热，已经有病的总统汗流浃背，衬衣一会儿就湿透了。一个晚上，他不得不多次换衣服。
三天内，他先到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再到堪萨斯州的威奇托。那天晚上11点半，威尔逊剧烈头痛，难以忍受，把他的妻子伊迪丝叫到了他的房间。
伊迪丝给丈夫垫上几个枕头，希望他有个适当的姿势能减轻头痛。折腾了5个钟头，威尔逊才睡着了，伊迪丝一直静悄悄地守候在他身边。天亮后，他醒了，坚持照常洗漱刮胡子，要照原计划出去演说。伊迪丝只好去找医生。
伊迪丝带着医生返回时，威尔逊已穿得整整齐齐，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左嘴角就流出口水。医生坚决要他休息，但他不听：“我必须继续干。要是取消计划，洛奇那一伙人就会说我临阵脱逃，失败了。盟约就保不住了。”他想走，可是左半边身子突然麻木，左腿和左臂都动不了。脸的左侧凹了下去，口齿不清。医生告诉威尔逊：“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你的性命。”
医生给白宫发了电报：“即返华盛顿。切勿惊慌。”他告诉记者们，总统因病取消下几站之行。专列疾驶返回首都。
第二天，报纸上说威尔逊“神经崩溃”。白宫发消息说总统需要休息。《纽约时报》三天后报道说威尔逊只是神经疲惫，已稍有好转。只有与总统亲密接触的几个人才知道问题比这严重得多。
医生们希望总统休息几天会好转。可是回白宫后一星期，威尔逊已瘫在床上了。这是一次严重中风，身体左侧完全瘫痪。
有6个星期，威尔逊说不了话。右眼只能半睁开，一次只能看几行字，无法正常理解事物，偏执，爱发脾气。威尔逊重病卧床，他的国联计划也瘫痪在参议院里了。
但是外面的人不了解威尔逊的病情。他的妻子和医生们决定对他的病情保密，因为担心病人会被解除总统职务。威尔逊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病重，他坚持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洛奇将威尔逊的国联计划提交参议院表决，对文字做了一些修改，但未影响到它的基本精神。假如威尔逊是身体健康的话，他会看到这一点，从而会让民主党参议员投赞成票，使盟约得以通过。可是威尔逊对民主党参议员说不许有任何修改。于是民主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国联盟约也就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公众反应非常强烈，参议院迫于政治压力，再次就盟约进行表决。但威尔逊仍坚持不得有任何修改，他的支持者又只好投反对票。结果盟约仍未得到所需要的1/3多数，这一次只差7票。洛奇欢庆他对威尔逊的胜利，可是他不知道被他斗败的，是一个已难以理智思考问题的病人。
这时，1920年的总统竞选已启动。威尔逊不了解自己的病情，想要史无前例地竞选三连任。公众并不知道总统有病，倒是很有可能让他以压倒多数票重返白宫。但是他的妻子和顾问们大量做工作，不让他得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沃伦·哈定最后当选为总统，他为人和善，但对国联没有兴趣。尽管公众反复呼吁重新考虑国联问题，但它始终未再付表决。
国联盟约未获通过，其后果恰如威尔逊所预见：一代人时间后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500万人丧生。当年倘若威尔逊身心健康，这场灾难也许会得以防止。
威尔逊逝世于1924年2月3日，直到最后，他仍然相信他主张的原则会最终实现，国际联盟总会建立。在威尔逊葬礼之前，他的妻子发现葬礼参加者名单上有亨利·卡博特·洛奇。她给洛奇去信：“你若在场，你会感到尴尬，我也不会欢迎。”洛奇遂未到场。
威尔逊因提出了和平计划和设计了国联，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和平计划没有实现，国联则未能担负起其使命。但他死后20年，他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美国倡议成立了联合国，并且在美国邀请之下，联合国将总部设在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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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直接向民众说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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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8年1月8日
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关于“十四点”和平纲领的讲话此讲话（节译）
同盟国发言人又一次表明他们愿意讨论战争的目的以及可能的全面和平的基础。俄国代表和同盟国代表已经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举行会谈，它吸引了所有交战国的注意……
……
他们要求我们说明我们的愿望如何，我们的目标和精神与他们的目标和精神有何区别。我相信美国人民会希望我做出反应，极其简明率直的反应。不论俄国现今的领导人相信与否，我们的确衷心希望能找到某种方式，让我们能荣幸地帮助俄国人民实现其获得自由和有序和平的终极愿望。
我们的愿望和目标是，和谈过程一旦开始即应绝对公开，不得有任何秘密承诺。征服和扩大版图的时代已经过去；为特定国家政府谋利，并可能于未来某一未曾料到的时刻搅乱世界和平的缔结秘密条约的时代亦已过去。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实，凡是思想不再停滞于已一去不复返之时代的每一个从事公务的人，现今均已看到这一事实，因此，凡是自己目标与正义和世界和平相吻合的国家，都可以表明自己考虑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加入这场战争，是因为我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除非予以纠正并确保世界上永不再现此种行径，我国人民即无法正常生活。因此，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要求，决不仅限于我们自己。我们要使这一世界适于人们安全生活，尤其要使每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得到安全，像我们自己一样希望过自己的生活、决定自己的制度、受到世界其他各国人公正对待、不再遭受武力侵犯和自私侵略的每一个国家都得到安全。世界各国所有人民皆可由此同等获益，而且我们清楚看到，除非公正待人，否则我们自己也不会得到公正。所以，世界和平的纲领也就是我们的纲领，在我们看来，这惟一可能的纲领内容如下：
一，和约公开，公开达成，和约之外不得有任何私下国际承诺，一切外交活动皆应坦诚和公开。
二，公海航行绝对自由，无论平时或战时，除非为实施国际盟约而对某一水域全部或部分予以封闭，否则领水之外海洋皆应航行自由。
三，尽可能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凡致力于和平和维护和平的国家彼此之间均确立贸易条件的平等。
四，各国彼此充分保证将军备裁减到与国内安全相适应的最低水平。
五，自由、开放和绝对无偏见地调整所有殖民地的所有权，其基础是严格遵守以下原则：在决定所有这类主权问题时，所涉及的当地居民的利益必须与相关政府的合理主权要求得到同等的重视。
六，从俄国所有领土撤出外国军队并解决涉及俄国的种种问题，应确保其他各国进行最佳和最自由的合作，从而使俄国得到不受妨碍和不窘迫的机会，独立自主地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并保证各国将真诚欢迎它在它自己选择的体制下加入自由国家社会，而且向它提供它可能需要和可能期盼的援助。各姊妹国在今后几个月内如何对待俄国，将是对它们善意如何的尖锐考验，并考验它们是否理解俄国的不同于它们本国利益的利益，以及是否有明智的和无私的同情。
七，全世界将一致同意外国军队必须撤出比利时，必须恢复其版图。比利时应享有与所有其他自由国家相同的主权，对此不得企图加以任何限制。这一行动将比任何其他行动更能恢复国与国之间对它们自己制定的、决定其政府彼此关系的法律的信心。若无这一疗伤行动，整个国际法结构和效力将永远受到伤害。
八，法国全部的领土都应得到自由，被侵占的部分应得到收复；1871年普鲁士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对法国造成的不公正局面干扰世界和平近50年之久，应予以纠正，以便再一次确保和平有利于大家。
九，应按照明显可辨认的民族界限，调整意大利的边界。
十，奥匈帝国的各族人民应得到最自由的自主发展机会，我们希望看到他们的国际地位得到保障。
十一，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黑山)境内的外国军队应当撤离；其被占领土应予以恢复；塞尔维亚应得到自由、安全的出海通道；巴尔干各国之间的关系应按照历史上形成的效忠和民族界限，通过友好协商予以确定；若干巴尔干国家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及领土完整应得到国际保证。
十二，现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部分应享有可靠的主权，但现处于土耳其人统治之下的其他各民族均应确保其无疑的生活安全和绝对不受干扰的自主发展的机会，达达尼尔海峡则应成为国际保证之下的自由通道，永远对船舶和通商往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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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直接向民众说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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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应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其领土应包括由无可争辩的波兰人居住的地区，应确保其自由、安全的出海通道，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及领土完整应由国际公约予以保证。
十四，必须按照特定的盟约成立一个总的国际联盟，以相互保证大小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
现在我们已经把话说得十分具体，不能再有任何怀疑或疑问。我所概述的这整个纲领中贯串着一条明显的原则。这原则就是公正对待所有各国人民和各个民族，他们不论强弱，均有权平等生活于自由和安全之中。
这一原则必须成为国际正义结构的基础，否则这一结构的任何部分都会站不住。美国人民正是为这一原则而行动，准备为实现这一原则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荣誉以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为争取人类自由而最后一战的道义高潮已经来临，美国人民准备奉献出自己的力量，让自己最崇高的宗旨、自己的真诚和忠心经受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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