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罗斯福在与宋美龄的谈话及通过史迪威向中国官方提出的正式文电中分别表示，他与蒋介石的会晤甚为重要，两人可于华盛顿与重庆之间寻一中途地点会面。蒋复电表示同意，并提议时间应在9月之后。此后，罗斯福又提出，双方是否可在阿拉斯加会晤。蒋介石顾虑到往返途中将飞经苏联，他如不先晤斯大林，恐对中苏关系有不利影响，故提议改地会晤。
8月中旬，霍普金斯向宋子文提出，如果两国首脑不能在他地会晤，是否可请蒋介石来华盛顿访晤。对于这一访美建议，蒋似乎并不热心。在蒋的考量中，颇有把双方会晤地点与荣誉及地位挂钩的意思。蒋在8月21日日记中写道： 霍普金斯总想余到华盛顿亲访罗斯福以提高其地位，此乃霍卑陋之见。 蒋复电宋子文，令其对霍氏要求坚决拒绝。《蒋介石日记》，1943年8月21日。这里，会晤地点的重要性显然被过于放大，出访国的首脑被赋予了某种屈尊往访的意味，而坐地受访则似乎意味着地位的尊崇。实际上，此前同为盟国首脑的丘吉尔已数次访美，罗斯福并无回访，丘吉尔也并未在意。蒋介石对会晤地点如此关注，显示了一种对平等地位的强烈敏感，这一敏感因此前与美国交往中屡遭轻视而产生而加强。或许，其中还有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一丝影响。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在争取与斯大林的会晤。由于苏联未对日宣战，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问题的会议即不愿与蒋同会，故美英苏三国将另有一首脑会晤。罗斯福初时设想，将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后再与蒋会晤。蒋对会晤时间亦颇为敏感，认为在三国首脑会后再举行罗蒋会晤有遭轻视的意味，故迟迟不答复罗斯福会晤之约。蒋认为， 默察国际大势，俄国与美英决无根本合作之可能。所谓罗邱史会议亦等于空谈而已。罗约余待彼与邱史会谈后相晤，何其轻华至此。余甚愿无相晤之机，故始终未向之约晤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0月7日。
二 开罗峰会的背后(2)
此后，罗斯福又产生了分别举行两个三国首脑会议的想法，提议与蒋及丘吉尔在北非会晤。此时，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谈。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得以列为莫斯科宣言的签署国，10月底四国签署宣言。莫斯科宣言标志着中国四强地位的进一步明确，此举对蒋介石的委屈与不满颇有舒解，使其对美观感有所改善，感到罗斯福对中国还是大力提携的。对出席首脑会谈之事，蒋也渐显积极态度。蒋在10月31日表示， 接罗斯福电，约下月中旬在埃及相晤，余实无意为此。然却之不恭，故犹豫甚为不安。 《蒋介石日记》，1943年10月31日。罗斯福在10月28、29日及11月1日接连来电，邀蒋与会。蒋介石逐渐感到罗斯福确有扶助中国的诚意，遂于11月2日复电罗斯福，同意参加开罗会议。蒋在该周的反省录中写道： 上月杪罗斯福总统连来三电，其诚挚有加无已，殊为可感。此乃对蒙巴顿及史迪威各事之处置允当，令罗知感，所以对余能更进一步之认识，使之助华之热忱顿增。此次我国参加四国宣言，完全由其全力所促成，而彼自亦以此获得极大之成功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7日， 上星期反省录 。
由是可知，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并不像以往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积极，甚至也不像一般文件所显现的那样积极。基于以往被轻视的经历而对参会持消极态度的蒋介石，似乎是被罗斯福推着走向首脑会晤的。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对开罗会议的准备及开罗会议中的会晤也采取了低姿态而不是积极进取的方针，担心过于积极会给美英造成中国利用首脑会议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印象而遭到轻视。蒋在11月13日记述了即将出席开罗会议的方针，表示 此次与罗邱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3日。
11月17日，蒋介石再次确认了不主动提出为中国争利益提案的方针： 余此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澹泊自得、无求于人为惟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7日。
基于这一方针，中国在开罗会议前的提案准备及会议的晤谈中均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如关于香港问题，中方原曾准备在会上提出此事，但经反复考虑后，蒋介石决定搁置不谈，并决定所有有关中英之间的争端问题不在开罗会议上提起。蒋在拟定与丘吉尔谈话的议题时，决定 除与中美英有共同关系之问题外，皆以不谈为宜，如美国从中谈及港九问题、西藏问题、南洋华侨待遇问题等，则照既定原则应之。但不与之争执，如其不能同意，暂作悬案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5日。在会前的提案中，原先曾提出的 收复琉球 的要求最终被修改。会议过程中，当罗斯福主动提出琉球问题时，蒋介石也表示了克制态度，表示琉球 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 。关于战后对日占领问题，罗斯福提议，应以中国军队为主体，但蒋介石表示 此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3日。关于国民政府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变化，参见拙作《大国意识与大国作为》，《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低姿态，显然与中美之间的互信不足有关联。在述及回避罗斯福提出琉球问题的原因时，蒋表示，如此做是 一以安美国之心 。而对于战后驻军日本问题，蒋认为，罗斯福 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也。余亦未便明白表示可否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似乎怀疑美国提出这些问题的诚意，担心美国是在探询中国对战后处置的胃口，不愿引起美国对中国的疑虑。
二 开罗峰会的背后(3)
当然，对于事关中国基本主权的重大问题，中国在开罗会议上还是采取了坚定的方针。如关于中国收回东北及台澎领土的问题，英国曾主张，只要声明日本放弃这些领土即可，不必明言归还中国。但中方强烈反对，指出 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家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 ，明确表示对于英方的主张 碍难接受 。《开罗会议日志》（1943年11月），《战时外交》（3），第531页。在中方的坚持下，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须将窃取于中国的东北与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上与罗斯福的直接接触，使蒋对罗斯福的好感大增，多次谈及罗斯福援助中国的诚意。在11月23日与罗斯福长谈后的当晚，蒋介石记曰： 甚觉其（罗斯福）对华之诚挚精神决非浮泛之政治家所能及也。 11月27日，蒋介石对霍普金斯表示： 此次世界大战，如非罗之政策与精神，决不能有今日之优势，英与俄皆无法挽救，故余惟佩其人格之伟大也。 并认为， 以罗斯福此之言行及其国民一般之言论与精神，确有协助我中国造成独立与平等地位之诚意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7、30日。
开罗会议上中美会谈的顺利及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多少有些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蒋介石对会议的结果比较满意。蒋在11月27日的日记中称，开罗会议 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自信日后更有优美之效果也 。并表示，开罗会议的结果 出于预期之上 。蒋还颇为自得地写道： 东三省与台湾澎湖岛，为已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 在12月的反省录中，蒋再次表示： 开罗会议公报如期发表，军民精神为之一振，此乃为国家百年来外交上最大之成功，又为胜利重要之保障，是卅年苦斗之初效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2月， 本月反省录 。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1)
但开罗会议后蒋介石对美国及罗斯福的好感并未能维持多久，不久，中美关系便出现了新的风波。中美之间的冲突起因于缅甸反攻作战，美国强力压迫蒋介石出动驻扎在云南的远征军，最后甚至要求蒋介石交出实际军事指挥权。对于这一冲突的发展及其直接原因，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充分的研究，本文不必赘述。本文要探讨的是，除了人们常常指出的国家主权、战略差异等中美间的冲突及史蒋个性的因素外，中国的内政因素也是影响这一事件、激化中美矛盾的重要因素。
中共问题是抗战后期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中共的发展壮大引起蒋的极大不安。美国对中共的态度是蒋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试图与中共发生关系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蒋的猜忌。1944年春，美国企图说服蒋介石同意其向中共控制地区派遣观察员，以便从事华北地区军事情报的搜集工作。对此，蒋视为美国将与中共调整关系的信号，并认为美国将会以此形成对国民政府的牵制。蒋认为， 美国必期派员视察延安，实则联络共党，以为牵制我中央政府之计也，其心用甚险，余惟以照理力拒而已。 《蒋介石日记》，1944年3月24日。这样的用词，在此前的日记中是不多见的。
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一再表示了美国对国共问题的关切，并最终促使蒋介石同意美军向延安派出观察组。蒋在7月6日的日记中叹曰： 呜呼，二十年来共匪与俄国合以谋我，已不胜其痛苦，而今复即英美亦与共匪沆瀣一气，是世界帝国主义皆向余一人围攻矣。 《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6日。
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赋予史迪威指挥在华所有中国军队及美国军队的权力。蒋深感威胁，指出美国此举 是其必期统治亚洲干涉中国内政之心昭然若揭矣 。《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7日。7月15日，罗斯福再电催促。对于罗斯福的这一举动，蒋介石甚为愤怒，其日记中的指责用词前所未有地升调。蒋表示， 敌军之深入无足为虑，而盟军友邦之压迫，其难熬实难名状。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国帝国主义之凶横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犹豫之时间，必期强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之统帅，以统制我国。此何等事，如余不从其意，则将断绝我接济或撤退其空军与驻华之总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诱敌深入，以图中国之速亡，此计甚毒。 《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6日。此后，蒋日记中充斥着对美国的失望与指责，如 今日与盟国共同作战所受之压迫与黑暗，实为十三年以来未有之恶凶境也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26日。等等。
在中美因滇西出兵及指挥权问题发生冲突的同时，中国国内也正发生着重大的政治风潮，即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展开，并在1944年4、5 月间进入高潮。这一运动与美国及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均有联系。这使蒋介石产生了美国欲倒蒋而另行扶植他人的联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处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的态度。
在蒋对美国产生猜疑之际，有一个人被卷了进来，他就是孙科。在民主宪政运动兴起后，国民党内的一些开明派作出了呼应，孙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历来对蒋集权统治有所不满的孙科，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实施宪政的支持，言辞较少顾忌。孙科时任立法院长，又有着先总理之子的光环，其言论分量自是不同于一般人。他的坦率言论，引起了蒋的极大不满与猜忌。蒋在日记中写道， 孙科在各处煽动，以 民主 口号企图摇荡人心，打击现局，而若干中委亦随声附和，反对现状，形势汹涌，如有大祸之临头者 。《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29日。
蒋介石认为孙科有夺权的野心。5月14日，孙科在宪政座谈会上发表了支持尽快实施宪政的意见。蒋对此大为不快，指责孙科 诋毁政府无微不至 ，认为 其用意在夺取国府主席后与共党合组政府，以俄国为其后台老板，巩固其卖国地位。此人实汪逆之不若也 。《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15日。在该月的反省录中他再次写道： 内部孙科之猖狂谋叛益急 人心之不测，在此期间，孰为诚伪孰为忠奸，更得进一步之认识。 《蒋介石日记》，1944年5月， 本月反省录 。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2)
然而，孙科此时似乎还不知道蒋介石对其猜忌已重。在7月3日与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艾切森会面时，孙科通报了不久前他与蒋介石之间进行的一次 非常坦率的谈话 。在谈话中，孙科向蒋指出，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拯救时局。首先必须整顿中国军队，为了使军队具有战斗力，必须使其摆脱过时的只考虑个人利益的中国将领的指挥，而置于美国军官的指挥之下，这些美国军官在缅甸作战中已经显示出他们能够领导中国军队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孙科对蒋表示，美国对中国有三大期望：积极作战、民主化及与美英俄都保持良好关系。美国真诚地期望中国既民主又统一强盛。孙科还指出，中国无法对日积极作战的原因之一是国共对立，它束缚住了30万中央军精锐部队，也束缚住了大批的中共军队，这些中共军队过去在对日作战中曾打得很好。而且这种局面对建立良好的中苏关系也是一大障碍，只要这种对立状况存在下去，就难以指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因为苏联日后在东北和华北对日军的进攻将会要求中共的配合。孙科还对蒋说，他并不认为中共想将中国共产化或想统治中国。孙科对艾切森表示，蒋介石习惯于个人决断，很少听取左右的意见，而其亲信中也没人敢与之坦率交谈，但他的这次谈话，已经对蒋产生了一些影响，蒋将会调整一些想法和政策。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4，1944，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4，Vol 6(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7)，pp 113-115 孙科与蒋介石之间的这次谈话，目前尚未看到相关中文文献的记载。显然，孙科的估计是太过乐观了。孙科所提出的让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及予中共军队好评并试图发挥其作用的想法，都直接碰到了蒋介石的痛处，但孙科尚不自知。
孙科一般被归于亲苏派，这类人士在国民政府中势力单薄，原不足为惧。然而，随着史迪威事件的发展，蒋对美国的怀疑日重，认为孙科已成为美国中意的目标。在前述7月3日的谈话中，艾切森提出建议，期望在蒋的领导下，联合各党派，成立军事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共同承担领导军事行动的责任，以拯救国家。艾切森认为，蒋如果这样做，其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声望在国内和国外都将得到加强。孙科对此表示赞同。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4，1944，FRUS，1944， Vol 6，pp 116-117 然而，对于美方与孙科的这些接触，蒋介石却另有想法。他感到，孙科已成为苏联与美国皆能满意的人物： 美英俄皆期以孙科为傀儡之暗示与宣传逐渐发现，而以美为最甚。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1日。
蒋介石认为，美国在军事上要以史迪威取而代之，在政治上则要以孙科取而代之，这样中国便会完全由美国摆布。蒋介石日记中屡屡有如下记载： 最近内外形势之压力日甚一日，尤以美国在精神上无形之压迫更甚，彼必期强余无条件与共党妥协，又期余接受其以史迪威总司令，此皆于情于理不能忍受之事，又以其暗示孙科为余代替之人，帝国主义之面目全露，其意非使中国为其附庸不可。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3)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6日。蒋甚至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已超过正发动战争的日本， 为史迪威事及美国对余态势时用寒心，今日之患不在倭寇而在盟邦矣 ， 此种恶意宣传及证之罗之态度，似其已决心有非速谋倒蒋不可之势 ， 国防会议中受孙科等踞慢之恶态，阅共匪荒谬骄横之复电，皆为十年来未有之耻辱。处境至此悲惨已极，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劣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侮辱我，似乎地狱张开了口要等待吞吃我。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17、28日，9月2日。
即使是此时对史蒋之争激化尚不知内情的中国共产党，也明显地感觉到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趋势。中共中央在1944年7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 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1944年7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283页。这一局外人的预感，真的是颇为敏锐。
参加民主宪政运动的人们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呼吁美国压迫国民政府进行改革。美国扮演了民主促进者的角色。1944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华大使高斯（Clarence Gauss），要求他向蒋介石转告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如下看法： 我们十分希望中国人民在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领导下，开发和利用他们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以继续进行战争并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ept 9，1944，FRUS，1944，Vol 6，1967，p 568 9月15日，即在中共代表正式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的当天，高斯拜访了蒋介石，谈论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的问题。蒋介石显然不愿讨论这类问题，很快把话题转到国民参政会上，并明确表示改变政府结构 不是在目前应该做的事 。高斯则提醒说， 国民参政会纯粹是一个咨询机构 ，建议成立一个有其他政党和集团的军政领导人参加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以使各主要党派都能参与目前的危机解决并分担责任，这一委员会应该 有权有责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Sept 16，1944，FRUS，1944，Vol 6，pp 573-574 对此，蒋在当月的反省录中记曰： 高斯15日来见 令人心寒。 《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 本月反省录 。
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以及对蒋不满的各方人士对民主宪政运动纷纷表现出积极态度。对此，蒋介石甚为愤怒。9月28日，吴忠信在赴任新疆主席前向蒋辞行时，对孙科提出批评，称孙依附外力，左右逢源，一面依附中共与所有左派以迎合俄国之欢心，一面以民主口号勾结美国，而美国亦暗示有助彼继政之意。蒋深有同感，在当天日记中愤言： 凡所有内外反动与不满余者皆怂恿其倒余，而彼亦莫名其妙，自以为其势已成，各种恶劣形态无不毕现矣。尤以西山会议派居正、邹鲁与武汉时代之汪奸派于右任等，皆投机动摇，表示其颜色，此种反动叛逆，终不能望其改变本心也。若非有此次经历，亦万不料人心之险恶与卑劣至于此极也。 《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28日。
蒋介石认为，民主活动分子及孙科等人是要借外力来推翻自己： 国人知识分子反动派全以外力之趋以定其对本国政府之向背，此种洋奴根性决不能一时脱除，固无足怪。而本党之主要分子，如孙科邹鲁等竟比一般反动分子洋奴性更为深重。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4)
此种借外力以图谋夺取政权，不问其国家前途之险恶如何，而一意以下井投石幸灾乐祸之心临之。余若消极自馁，则若辈必各以其俄美英之外力背景作基础，以作其卖国灭党之勾当。为祸之烈，岂啻汉奸汪兆铭对倭愿为其附庸而已哉。 蒋表示对此不能容忍，认为 此种恶奴根性非彻底铲除不可 。《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29日。
在下定决心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之后，对于国民党内出现的不同声音，尤其是那些旧时政敌的举动，蒋介石决定改变以往有所容忍的方针。他在9月底的日记中写道： 外援美罗之态度变更，以及党中凡有旧日反动嫌隙者皆渐露其声色，岂止孙科一人而已矣。反动之终为反动，嫌怨之终为嫌怨，无法泯除，是又为我一最大经历矣。此后对党事之处理，不能不变更向来包涵无我之方针乎。 《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30日， 上星期反省录 。
蒋介石决定对孙科等采取行动。在10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蒋发起反击，严厉地批评了孙科。而孙科却似乎有意避免与蒋发生正面的冲突，未有任何表示。据蒋日记载，他对孙科 痛加训斥，彼或自知其罪恶，始终低头沉默，不敢正视，亦未发言 余信本日常会必于党内动摇分子知所畏摄而镇定乎。 《蒋介石日记》，1944年10月1日。会后，蒋又让王宠惠、吴铁城找孙科谈话，说明利害， 警告孙科改变恶劣态度 ，并采取了肃清孙科左右之人的处置办法。《蒋介石日记》，1944年10月7日， 上星期反省录 。
以往很少人注意到的是，在史蒋冲突激化的过程中，面临来自美方的强大压力，蒋介石曾一度考虑辞职。蒋的这一意图在以往著述中较少提及。或许有人是出于为尊者讳，以免有损蒋介石作为维护国权的负责任的领导人形象；也或许只是由于蒋并未将其意图付诸实施，这一心理历程在蒋日记公开之前不能为外人所知。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8月28日蒋午夜醒来后，便 辗转不能成眠，考虑对美外交以后之艰难与不堪忍受之情势 。29日继续考虑此事，想到 最后至不得已时应作辞去军政各职之准备 。蒋介石分析， 美罗必以为余不能亦不肯辞职，因之对余压迫无所顾忌，且期利用余为傀儡，故其对日战争未了之前亦不想逼余辞职下野，以其非利用中国陆军作战则彼美必期自派一百万以上陆军来东亚作战牺牲也。 蒋认为美国目前对华政策包含以下五点： (1)利用余为傀儡；(2)牺牲中国陆军；(3)以中国为其幌子，为其工具；(4)压迫余就范，非俯首听命不可；（5）在对日战争未了以前不期余辞职卸责。余当以此研讨究竟，以定决心。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29日。简单说来，蒋对美国的判断有两层：一是美国需要中国和他本人；二是美国认为他不会辞职。因此，美国对他会多方逼迫无忌。从这个角度考虑，他的出乎美国意料的辞职必将使美国陷入困境。
8月30日，蒋介石继续研究辞职的可行性。他分析了提出辞职后可能引起的美方的反应，认为有鄙视而置之不理、幡然悔悟而诚意合作及暂作静观三种可能性： 甲、以中国民族无坚定性，不堪其压迫且以鄙劣视之，或以为余对其示威，不愿与美合作之表示，彼则置之不理；乙、以余辞职以后，中国中心失所为对日作战一大不利，不得不对余转变其已往压迫之态势，而以中国为不可侮，中国自有中国之人格与立场，彼或从此觉悟，再与余诚意之合作；丙、暂作静观，并思利用孙科等为其傀儡，待至中国军事、政治更为削弱非余无可维持，彼亦觉不能不有余非余不可者时，而其再谋与余合作，以收拾对日时局。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30日。
最终，对蒋辞职的考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国内因素。蒋介石在31日的日记中从以下十个方面考虑了宣布辞职后可能引起的国内政局的变动： 甲、国际利用孙科等为傀儡；乙、孙科及其联共亲俄政策之实行；丙、受俄共之煽惑（政治社会）一发而不可收拾；丁、敌寇乘隙积极进攻，军事不可收拾；戊、滇康川晋各军阀通敌通共谋倒中央，使割据复活；己、中央军军心涣散，从此一蹶不可复振；庚、共匪对教育界与青年之煽乱，使社会骚动不安；辛、让内部扰乱引起各盟邦干涉内政；壬、美国军阀与英俄政府利用此机分化中国，使余不能再起而统一中国；癸、川康滇军阀乘机割据破坏统一，后方动摇，或引敌深入。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5)
总之，蒋担心在美英苏等国际背景的支持下，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会趁乱而起，局面将不可收拾。由此，蒋表示 以上十虑，不能不再四研讨 。经过反复思考，蒋似乎终于放弃了辞职的念头： 五日来对美对共问题深为愤慨，切思只有以辞职一途方能脱离近日国际之束缚，以为打开今后行动自由之计。本日总以为此举于国家前途太险，渐思转变。 《蒋介石日记》，1944年8月1日。
在史迪威事件中，蒋不是没有考虑过对美退让，但是，对内政的考虑使蒋又多了一层顾虑。蒋介石认为， 美国对余党内已策动分化作用，如果此次撤史交涉彼即使一时让步，而此后将继续策动，必期倒余而后快也。党内老腐与恶劣者似已沆瀣一气进行其叛乱工作。 《蒋介石日记》，1944年9月， 本月反省录 。或许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内部因素的存在，如果只是单纯的军事指挥权之争，蒋介石并非毫无让步的可能。倘若史迪威事件仅仅涉及主权问题或作战方略问题，事情便要简单得多。然而，军事指挥权问题与政治问题挂上了钩，且在蒋的政治领导正处于广泛质疑的情况下，蒋怎么能放心军权旁落呢？蒋介石当然明白，军队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抗日军事，它必然牵涉到政治权力的稳固。正是这些超出军事范围的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在相当程度上促使蒋介石采取了对美坚持对抗的方针。
余论： 流失的信任犹如覆水难收
史迪威事件以美国的退让而告终。史迪威被召回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毕竟，中美关系是双方在战略上都有所企求的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1945年1月，美国撤回史迪威的得力助手窦恩（Frank Dorn）。蒋将此视为美国善意的展现， 此人为史迪威手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美竟撤去，则其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 ， 美国对我之表示，其政策似已完全改变其去年史迪威时期之恶劣态势，而表示其援助之诚意 此乃新年之最足自慰 。当然，对于美国是否就此改变，可以完全信任，蒋没有把握，但他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前景还是抱有信心。他写道， 其是否有独占中国之心理，犹难断定，然余不以为惧，以美国政策不能永久不变，而其立国精神，决非如英俄专以侵略统制为主义也 。《蒋介石日记》，1945年1月5日；7日， 上星期反省录 。
然而，疑忌一旦形成，信任一旦破坏，要恢复以前曾有的信任度绝非易事。而一旦有事发生，疑忌便会很容易表现出来。此后，中美关系虽没有大的冲突发生，但一有风吹草动便会使蒋介石对美国的不信任冒出头来。
如关于租借物资的分配，美国认为这是它作为物资提供者的基本权利。即使在史迪威去职后，美国仍然牢牢地把物资分配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按照美方的计划分配给美方认为会积极配合其对日作战的部队。美国先后向龙云、薛岳等人的部队提供了武器。蒋对此深为不快，认为美国此举意在 削弱我中央力量 昨夜深思环境，险恶已极，彼等狡计，防不胜防 ，美国 对于我军到处以供给武器为诱惑之饵，必使我国内部分裂与我军人媚外叛命而后快 。《蒋介石日记》，1944年12月3、18日。
蒋介石认为，美国掌控物资分配权有三大危害： 对武器不交我政府统一接收而由其对我各军自由支配，以武器引诱我军重外轻内，实施其破坏我统一，操纵我内政之张本。凡此三者，皆足以致我国之败亡也，应切实研究防制之。 《蒋介石日记》，1944年12月22日。1945年1月，魏德迈向蒋正式提出备忘录，表示中国租借案物资归其管理支配。蒋很失望， 可知美国政策仍未改变也。今日心神甚为苦闷。 《蒋介石日记》，1945年1月14日。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6)
1945年2月召开的美英苏雅尔塔会议则使中美互信更为降低。罗斯福背着中国在会上与苏联达成侵犯中国主权的协议，会后又在很长的时期内不将会情通报中国，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对罗斯福仅存的信任丧失殆尽。会议尚在进行之时，蒋介石便对该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罗邱史会议宣言尚未发表，未知其结果究竟如何。惟此会于我国之影响必大，罗或不致与英俄协以谋我乎。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0日， 上星期反省录 。尽管三国对有损中国的秘密协议秘而不宣，但蒋已对雅尔塔会议所预示的国际发展态势表现出相当担忧， 美英俄三国领袖黑海会议宣言发表后，世界未来之局势仍陷入于此次大战前即第一次大战后之历史称霸与竞争之覆辙。呜呼，未知人类何日得有光明与安息 ， 罗邱史三头会议之结果，已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祸因。美罗犹借此作其外交胜利之宣传，抑何可笑。 《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7日；2月， 本月反省录 。
后来，在中苏谈判时苏联提出过分要求，中国希望美国施以援手，但美总统杜鲁门复电称， 余曾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余未曾请阁下作超过雅尔塔会议之让步 。蒋对此盛怒，认为美方此电 可说侮辱已极。余对雅尔塔会议并未承认，并未参加，毫无责任，何有执行之义务。彼诚视中国为附庸矣。 蒋甚至认为 美国外交之无中心无方针无礼仪如此，殊甚危险，应重加考虑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8日， 上星期反省录 。
与美国关系的疏远及两国互信的缺失，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战后对日政策。国民政府 以德报怨 的战后对日处置方针，无疑主要是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考虑的。中国以长远的眼光来处置战后事宜，希望避免冤冤相报，以形成长久的和平局面。此点毋庸置疑。但在这其中，是否还有其他的考虑呢？一份在1944年便提出了 以德报怨，化敌为友 的对日政策的文件，对提出这一政策的理由有如下说明： 日本为美国控制并非我国之福，削弱而独立的日本对于我国，相当于荷比，甚至法国，之对于英国，有缓冲美国对我经济及政治压力之作用。因此，对日和约适可而止，使其对我悔、愧、感、敬。以德报怨，化敌为友，既足以表示我传统的泱泱大国之风，且能获得世界文化上精神上之领导权，以与美国之经济领导权相对抗。 沙学浚：《战后我国外交基本政策》，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对联合国外交》014卷：08A/01503。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国民政府以后采取以德报怨政策，其主要原因是基于对美关系的考虑。但作为影响因素之一，应是可备参考的。
抗战时期，中美建立了特殊的战略盟友关系，空前紧密。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的考虑中，中美都在对方的对外关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然而，中美之间的互信却在短短的几年中消磨流失。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缺失，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可说是构成了一种奇特景观。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1)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与一般的国家情报机构有一根本的不同点，这就是他们是一个政党的党属情报组织，更确切地说在本质上它是为蒋介石政治集团服务的特务组织。戴笠与他的军统局因其工作性质及其作为所决定，除了在社会上名声不佳外，在国民党内也是一个不受多数人欢迎的对象。提起戴笠和军统局，人人多存恐惧，唯恐躲避不及，即使是一般得宠于蒋介石的派系，多亦对戴笠敬而远之，生怕惹上麻烦。当然，其中也有与戴关系密切者，以及自恃权势对其不买账者。而戴笠本人，虽然个性张狂，但他平时也很注意努力与党内各派系大员特别是蒋介石的亲密左右搞好关系，以为自己和军统局铺垫前程创造方便。但在对付党内政敌方面，戴笠是毫不留情的。对戴笠及其军统局在国民党内的人际关系进行研究，可以有助于民国人物与政治活动研究的深化。这一课题内容涉及面较广，且缺少档案可资利用，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先行初探，敬请指正。
一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
戴笠及其军统局在国民党内人际关系首要的公关对象是蒋介石的家人与亲戚。对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戴笠深知其重要性，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来极力攀附，以便获得蒋的内助的支持，得到她多方面的庇护。戴笠平时在宋美龄面前表现得十分恭敬，并不时送些贵重礼品以维系良好的关系。1928年6月，第十二军军长、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获得了大量的珍宝。在国内舆论的强烈压力下，南京政府下令调查捕捉罪犯。孙殿英为了逃脱法办，把盗来珍宝中的最好的部分，通过戴笠送给了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李继星主编《戴笠传》，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第266页。在戴与中统徐恩曾的争斗中，有若干告徐的密报，就是通过宋美龄的渠道送给蒋介石的。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试论戴笠在国民党内的人际关系因蒋宋的关系，戴笠对宋美龄是不敢冒犯的。1930年代初，宋庆龄在上海公开坚持孙中山路线，反对蒋介石的政策，同情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对这位 国母 大姨子仇恨至极而又不敢公然加害。戴笠奉命对宋庆龄严加监视，并邮寄子弹等加以恐吓。但戴笠对宋庆龄的企图引起了宋美龄的警惕，她严厉警告戴笠不许对其姐下手，否则唯他是问，戴笠这才不敢造次。这件事说明了戴笠对宋美龄的敬畏，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符合蒋介石的意图，他也不敢去做了。李继星主编《戴笠传》，第127页。
在与蒋介石的亲戚关系方面，戴笠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关系有所不同。孔宋二人，身为蒋的连襟与妻舅，又前后执掌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涉足外交，是各方都欲巴结的对象，戴笠与军统自然不会例外。
宋子文早年为蒋介石理财，他本对戴笠并无好感，但1931年7月他到上海时，在车站被反蒋的王亚樵刺伤，秘书身亡。戴笠为他提供了保护，并卖力地追捕凶手，给宋子文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两人的关系从此改善。其后，宋子文对军统一直比较友善，曾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后来，宋子文因内战经费拨付事宜与蒋发生冲突，被免职远走海外。在宋子文居美期间，戴笠与其保持比较频繁的通信联络，并向宋提供他所关心的各种情报，同时托宋运用其关系为军统局在美国军政界办事。
在戴宋的来往电文中，戴笠为宋子文回国出掌外交或财政大权出谋献策。如在1942年元旦的去电中，戴笠向宋报告了蒋介石视察外交部和人事变动的情况，并提议军统与外交部合办训练班，广招大学生，以培养外交人才，暴露出军统插手外交的野心。《戴笠致萧勃电》（1942年1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Box No：43，Folder ID：2。以下简称 胡佛研究院 ，并直接标注箱、卷号。在这个月的戴宋通电中，戴笠还向宋报告了张学良做盲肠手术的情况、后方各大学倒孔运动 的发展等宋子文关心的事宜。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2)
《戴笠致萧勃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2。8月间的电文中，戴笠又报告了新疆军阀盛世才反共投蒋情况、蒋介石视察西北、外交部所办训练班进展等，并托宋在美为军统代购无线电台、手枪及别克车。9月电文中，戴又谈到军统对美合作的 顺利进行 ，以及他对美方海军代表梅乐斯中校 其人颇热诚 的良好印象，并告知梅乐斯在印度遇刺受伤情形；他请求宋子文对美交涉，将对华情报工作统交由梅乐斯 统一指挥 ，与他合作进行，要求美方充分供给他无线电器材、手枪、轻机关枪、特种手榴弹等，并派爆破、技术人员来华支援军统工作；戴笠还报告说他的对英情报合作已停止， 英方无诚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当之供给，特务又不能公开教授，且在我国内各战区藉合作名义自由活动，搜集情报，实违反合作协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进行。 戴笠提醒宋子文说英国特工负责人约瑟克 现在华府有所活动，此人鄙视我国与我绝无好感，乞公注意。 《戴笠致宋子文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4。
戴笠还指示军统人员、驻美大使馆武官萧勃对中美情报合作等事宜 应时时请示宋部长多予指示 。《戴笠致萧勃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3-2。最后连戴笠与美方的合作协议都是由宋子文代为签字的。《戴笠致宋子文来往电》（1942年1月14日），胡佛研究院：44-2。这些史料说明当时戴宋关系之密切。
在蒋介石的亲属圈中，他的连襟孔祥熙与戴笠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孔祥熙接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戴笠及其军统采取比较疏远和抑制的方针。特别是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军统局曾在侦破孔祥熙宠信的 爱将 、中信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受贿案中，大大地得罪了 孔财神 ，被孔走了亲戚后门，告到宋美龄处，于是蒋介石对戴笠先挺后贬，使他吃了大亏。因此，戴笠与孔结下了怨恨，但他拿这位 皇亲 也无可奈何。后来，在孔祥熙与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商人奥迪南（Audient）共做一笔经云南运河内的烟土生意时，为防止云南王龙云截获，找军统帮忙，戴笠为他负责运输和交货，双方关系有所改善。夏晋熊：《在孔祥熙官邸的见闻》，《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1942年宋子文自美归国， 戴氏时正为某权要（指孔）所扼 ，良雄：《戴笠传》（下），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第512页。因过去受过戴笠的 破案 之恩，宋子文对戴与军统自然不同。后来，宋子文在香港私产广东银行的经理邓惟仁，于香港沦陷后被日本人捉去，迫使他回重庆充当 和平使者 。军统人员知晓后，于宋的公馆内将邓逮捕。戴笠想卖人情给宋，极力化大事为小，而孔祥熙插手，将邓移交军法部门处死。宋子文对此极为不满，最后直到搞清楚是广东银行内部人员向孔告的密，这才与戴笠释嫌。良雄：《戴笠传》（下），第512页。
在蒋介石的亲属圈以外，戴笠对于蒋介石的亲信，一贯持拉拢态度，竭力巴结以求左右逢源，但也有 走眼 和被 忽悠 的时候。如抗战时期，蒋介石的 文胆 、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副官，一次手持戴的名片找到兼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沈醉，说戴的客厅中一个古玩瓷瓶被偷，要沈快速破案。沈醉唯恐得罪戴季陶，立即派了干员去调查，结论是内部作案或副官自己捣鬼。这种案子是说不清的，沈醉与手下商量后决定给副官一笔钱，不了了之。后来，沈醉奉戴笠之命去戴季陶府上请他题字，为套近乎，他在戴面前提起古瓷瓶案，想讨好一下，但戴季陶指着桌上说：这个瓶子一直放在这里，从来没有丢过呀。随即找副官来问，他支吾其词说早上不见过，中午又有了。沈醉这时才知道可能被人 忽悠 了。但无论如何，戴笠及其军统局对蒋介石身边的人是不敢轻易得罪的。李炎锠：《民国官场笑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84~185页。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3)
戴笠对军事力量的向往是一贯的，他认为力量的扩张必须靠武力来支撑，因此十分注意结交蒋系亲信武将，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其中胡宗南、汤恩伯等人与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对陈诚，虽然或有争斗，但在戴的苦心经营下，总体保持了友好关系的局面。
关于陈诚与戴笠的关系，在国民党内素有 两雄不并立 之说。陈诚得宠于蒋介石，拥兵自重，傲藐于世；而戴笠亦恃蒋之威，以气自豪。两人难免发生争斗。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大力发展军统武装，在敌后拥有数万 忠义救国军 ，包揽战地情报工作。陈诚对此极为不满： 军政部将取消若干游杂部队，如忠义军之类，某战区情报单位，将取代军统局。 戴笠闻此，以为他二人如果火并，将两败俱伤，于是决定主动向陈诚示好。1943年底他致电驻美武官萧勃说： 辞修（陈诚）先生为现任高级将领中不要钱肯苦干者，吾人自应多多接近，余对辞修先生素甚钦仰，弟可与伯羽先生言也。 良雄：《戴笠传》（下），第511页；《戴雨农先生全集》（下），台北， 国际部情报局 编印，第855页。他想通过陈诚亲戚谭伯羽的关系，化解矛盾。这种 曲线拍马 ，表明了戴笠的苦心钻营，也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陈戴二人得以和平相处。戴笠死后，陈诚给予他较高的评价。
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则更是非同一般。早在戴笠还在杭州流浪的时候，他就结识了胡宗南，后来在黄埔军校，他们又在 孙文主义学会 中有了共事的经历。胡宗南为戴笠搜集情报提供帮助。戴笠得到胡向蒋介石的推荐，独立门户搞情报工作后，胡宗南已在军队中带兵，他曾为戴提供过许多物质资助，戴笠对其十分感激。后来他们在抗日与反共作战中也曾有过许多合作经历，互相帮助，戴笠对有关胡的情报一概亲自过问，隐恶扬善，二人在蒋介石面前互为对方捧场。戴胡之间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和合作历史。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是胡宗南力促戴笠前往西安 保驾 ，让戴笠立下功劳。戴笠说，双十二事变，我敢于飞入虎穴，下定决心，关键在于宗南的来电。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第212页。1943年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在洛阳有过一次秘密会面，三人结下了政治联盟，胡宗南为此写过一首《盟誓诗》，发誓要 危舟此时共扶持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212页。即使是在私生活方面，也不分彼此。胡宗南与家乡的结发妻子分手后长期独居，直到1947年，戴笠把自己的情人、军统女将叶霞翟介绍给他，使胡甚为满意。戴笠死后，胡宗南深感悲痛，决定与叶正式结婚，作为对戴的纪念。据说1962年胡宗南在台湾死后下葬时还穿着戴笠送给他的已经千疮百孔的毛衣。戴笠说过：琴斋是有恩于我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2辑，解放军出版社，1988，第389页。这句话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戴胡二人在特军两界互为照顾，收到了特殊的效果。
至于对蒋介石的另一位宠将汤恩伯，戴笠则是在共同的反共行动中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抗战时期，汤恩伯盘踞中原，控制后方与沦陷区的交通要道，并直接担负对付中共的任务。戴笠与他合作，对延安进行特务活动，企图 派进去 、 拉出来 ，进行分化瓦解。另外，戴笠主管缉私与战时货运，他与日伪间的货物来往运输车队也得到了汤的武装保护。1942年汤恩伯策反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抓捕了80多名中共与民主人士，移交给军统，戴笠据此扩大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活动，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在策反汪伪军将领方面，二人也有合作，如先后收买过汪伪军政部长鲍文樾、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伪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因此戴笠曾说：汤长官与我配合得很妙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216页。戴笠死后，汤恩伯还为其主持了追悼会。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4)
除了蒋介石的亲信将领，戴笠还因一时的特殊需要，与孙殿英、周佛海等不同类型的军政实力人物结拜过盟兄弟。但在实际上，戴笠并不会器重他的这些 兄弟 ，不过是一时利用而已。但他的手段足以使这些人对他感激涕零。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与华北宋哲元争夺地方将领，戴笠在武汉密见 冀北民军司令 孙殿英，两人结拜。戴笠向孙夸下海口，从此蒋介石可做他的靠山，孙殿英感激得倒地而拜，口称： 这回雨农兄引我见到了新爹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 而戴笠却对派去监视孙部的文强说： 孙殿英善变多诈 派你去担任这项艰巨的任务，我才放心。 文强：《孙殿英投敌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第120页。
在协助蒋介石对付政敌方面，戴笠与军统也是煞费苦心地暗地里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包括处理与各方关系的种种努力。1932年秋，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与蒋介石因 训政时期约法 问题产生分歧，公开闹翻，胡汉民避居上海转赴广东。戴笠暗中在沪为其准备了寓所，还派人沿途暗中保护监视。戴笠声称他是怕有人加害于胡而 增加政府困难 ，他 身为干部，当为领袖分劳，亦当为之分忧 。良雄：《戴笠传》（下），第505页。当然，戴笠此举也是为了日后蒋胡一旦和解为蒋预留退路。如此的用心，自然深得蒋介石的赞许。但胡汉民对戴笠的组织乃至蒋介石的所有特务机关都不买账，且公开批评蒋介石重用特务，斥之为法西斯化的产物。
在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一直是一股非蒋势力，经常与蒋介石争斗。他们反对蒋介石在党和政府内组织个人小团体。汪精卫在抗战初起之时，曾以蒋的全国团结号召为武器，反制于蒋介石，当面逼迫他解散了复兴社、力行社。所以大凡国民党内在政治上不受蒋重用的人，很多自然向汪靠拢，其中包括如丁默邨这样的特工界高级干部，后来都叛蒋而投汪了，而军统、中统组织对这些人的监视干涉，也是促成其叛蒋的原因之一。如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罗君强原系汪派人物，1938年，他在武汉结识了一名孔姓交际花，与之同居，并欲与其妻离婚。到重庆后，他整天深夜不归，军统刺探罗的私生活情况后报告给蒋介石，蒋下手令查办。于是，罗决定离蒋而去，经昆明、越南转香港，随即参加了汪伪政权。韩文宁：《自诩为一条恶狗的罗君强》，《钟山风雨》2003年第3期，第42页。汪精卫逃出重庆后，军统局在河内、上海、南京对他的不断追杀，也是使他彻底与蒋介石决裂投向日本的促进剂。此后，汪精卫与戴笠的军统更是水火不容，拼命厮杀。
二 戴笠军统与地方派系首领的关系
如果说对于蒋介石集团内的大员戴笠还是以拉拢为主的话，那么，他和军统对于与蒋介石惯存异心的地方派系首领与军阀则免不了明暗的斗争与较量，其态度立场全然以维护蒋介石的利益为准绳。
在与晋系军阀阎锡山的关系方面，阎锡山把持山西地盘，一贯防范和严禁南京政府的党政军特势力渗入。戴笠告知特务处的部下，在晋活动要极其小心， 力求精简严密 ，避免与阎锡山势力接触， 以免误会 。但阎锡山仍然对戴的部下毫不客气，先有军统冀察绥区李果谌所组织的游击武装被阎解散，后发展到军统西北区临汾组人员全部被阎的手下杨贞吉抓住活埋，只有组长李希纯一人逃脱。戴笠对此大怒，质问之下，阎锡山竟佯装不知推脱干净，戴笠对此也无可奈何。良雄：《戴笠传》（下），第513~514页。
在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对戴笠的组织也拒不合作。戴笠的 中美合作所 看中华北的战略地位，在此设立了第四训练班。傅作义要收归己有，戴笠不允。于是该班所遇困难重重。戴笠说：这些年来，我对傅宜生帮过多次忙，想不到他对我的工作，一再破坏。后来直到1945年3月，戴笠为战后反共做准备，与梅乐斯同赴绥远陕坝视察第四训练班，与傅作义面谈多次，矛盾仍未化解。良雄：《戴笠传》（下），第517页。
此外，戴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四川军阀、西北军、东北军首领等的关系都比较紧张。这些实力派人物，虽与戴笠个人有各种的关系，如李宗仁是戴的老师辈黄埔校务委员，冯玉祥更是他的长辈人物，但他们对戴笠军统都很讨厌，常常是争斗较量，更谈不上合作与友好了。他们之间是立场与政治利益所决定的不可调和的关系。
虽然戴笠在国民党内呼风唤雨，又拉又打，但是仍然免不了树大招风，他的军统局不时也会遇到不怕死的对头，吃过几次明亏。除了中统局一帮人对他们不买账，时常斗法外，一些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依仗自己的资历，对戴笠及其部下的飞扬跋扈从不满到斗争，甚至刀兵相见。陈仪与军统的恶斗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详后）。
三 戴笠与陈立夫的复杂关系
在戴笠与国民党各方的关系中，最难处理的就要算他与CC派首领同时又是中统特务机构的创立者陈立夫的关系了。俗语云同行是冤家。共同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戴笠与陈立夫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他们不可能走向友好。但在双方关系上，陈立夫是以柔克刚，而戴笠则表现出强硬态度。
当戴笠以向蒋介石告发黄埔同学中的20余名共产党员而发迹时，陈立夫已是蒋介石集团中的干将，以后又控制了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在党内形成了CC派政治派系。戴笠的 密查组 、 特务处 成立后，因未正名，只能纳入陈立夫主管的国民党系统特务组织之下，但他一直在蒋介石的庇护下独立工作，并不听从陈立夫的指挥，因此两人是貌合神离。中统与军统两个特务组织，从其雏形时代就互相争斗，戴陈关系也相应紧张。
随着戴笠的组织越来越大，手下干将也越来越多，但因特务工作的特性，这些军统骨干，很少具有相应学历与资历，依惯例，他们都无法获得将官军衔。陈立夫以组织系统的主管，对戴笠尚且长期贬压为一少将，其手下想通过铨叙审核而得少将以上军衔，简直难上加难。但戴笠却有办法另辟途径，他每每亲自给蒋介石写报告，得蒋的特批而任命了许多中将级特务。1941年时，少将戴笠手下就有15位中将级特务在为他效力，少将更多，仅是戴笠同乡江山籍的军统少将就有14位，其中除周伟龙、王蒲臣、连谋三人外，都没得到陈立夫的认可。于是，军统局就自制纯金梅花的将军服，自封自佩，陈立夫拿他也无可奈何。
随着戴笠军统势力的恶性膨胀，渗透到军事、交通、物资、缉私等各方面，权力之大，今非昔比，陈立夫为自己利益计，也想与他缓和关系，并为此做了努力。抗战中，陈立夫曾有一次派手下左曙天到军统局重庆枣子岚垭的 漱庐 机关，找到与他交好的军统大将王蒲臣，要一份军统局科长以上官员名单，说陈立夫代表中统，要大请客，搞一次中统与军统的联欢会。王蒲臣赶紧报告给戴笠，但几次催办都无结果。最后，戴笠找来为王蒲臣送报告的王绍谦秘书，大骂一顿，说： 他陈立夫要请客，跟我姓戴的有什么相干？我没有批就是不同意嘛！他陈立夫企图掌握我们高中级人员名单，竟然耍了这样的花招，我们是不会上当的。你告诉王蒲臣，让他转告左曙天：在抗战期间，我们双方的人员，要尽量避免接触。
陈立夫的一番热心，就这样被满怀防备敌意的戴笠拒绝了。
1944年5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以陈立夫之兄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长，准备召开国民党六大，蒋介石提名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但戴笠为了避免被二陈 修理 难堪，决定拒绝参选，理由是不求争名夺利，他把名额让给了唐纵。当然，背后的真实缘由是不能明讲的，戴笠借此又给自己 贴金 ： 伟大，对这两个字的解释很多。对我们来说，就是 有功让给人家，有过自己担当。 要以德报怨，推己及人。民国34年，中央开会（指国民党六全大会 引者注）选举中央委员，领袖蒋校长提名要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后来经领袖同意，我推举唐纵为中委。我为什么坚辞不就，就是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人生存于宇宙间，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获得荣誉，只有荣誉，才是最高尚的。否则的话，无声无臭，不识不知，何异于禽兽？ 《戴笠自述》，载申元《江山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96~97页。
上述二事，说明了戴笠对陈立夫的成见和防范是多么深。但陈立夫还算不记前怨，戴笠死后他送了挽联，两年后，他还为戴母送过贺寿礼。参见申元《戴笠轶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第77~80页。
四 陈仪与军统的交恶(1)
陈仪，字公洽，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在国民党内是老资格的党人。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曾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失败后，陈仪被委为福建省主席，奉蒋介石之命，要尽快稳定地方。蒋介石一直很器重陈仪，而陈也因其资历，在国民党内常摆老资格，不把戴笠之类人物放在眼中。
当时军统局闽北站站长张超，深受戴笠的器重，也是军统要人毛人凤的密友。张超是福建长泰县人，身材高大，他的公开职务是福建省保安处谍报组组长，后来升为福建站副站长，成为军统局重要干部。陈仪任福建省主席后，张超自恃戴笠的权势，不把这位主席放在眼里，暗中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自成体系，对陈仪和省当局的工作，不仅不予配合，而且时常捣乱。这不能不引起陈仪对张超的防备和注意。
抗战开始后，陈仪公开要求 地方官吏应与地方共存亡，弃土不守者，不论是谁，格杀勿论！ 这个声明赢得了百姓的拥护。但金门县县长邝汉公然抗命，日军尚未登陆，邝汉便率先逃跑。为了严明法纪，陈仪下令将邝汉逮捕，公开枪决示众。枪决前，有人提醒陈仪说：邝汉是戴笠军统的人，按惯例，军统局的人只能由他们自己处理，其他任何机关都不能逮捕，更不宜公开枪决示众。此事是否先征求一下戴笠的意见?陈仪听了正色回答：弃土不守是滔天大罪，本主席自有处分之权，何须同戴笠商量?此事毋庸再议，枪决马上实行！邝汉被正法以后，张超对陈仪更加不满，他指使《福州日报》主编闵佛九，撰写发表了《邝案鸣冤》一文，诡称邝汉被杀系因 浙人主闽，杀人立威 所致，把矛头直指浙江籍的陈仪。陈仪看后，严令调查幕后指挥者。此后陈仪与福建的军统势力关系越来越僵。
其后，张超不仅不自我收敛，反而制造新的事端，对陈仪实行报复，他指使手下特务，将陈仪的心腹、政和县县长谢荫波暗害，激起了陈仪的愤怒。军统福建站站长严灵峰见张超已无法继续在福建省立足，便将情况报告戴笠，戴下令张超办理交接手续，立即离闽赴沪，出任上海敌占区行动队长。张超接令后，认为自己可以在临走前大闹一场，给陈仪一点颜色看看，出出心中之气。于是，他指使特务到处张贴传单，揭发陈仪有 十大罪状 ，特别是其中有一条说陈仪的妻子古月芬是日本人，陈仪与日本勾搭，有汉奸之嫌，号召福建人民行动起来，驱逐陈仪，实行 闽人治闽 。陈仪实在无法继续忍受，便下令福建省保安处长兼福州警察局长李进德将张超逮捕。为避免戴笠闻讯后走上层路线营救张超，陈仪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报请蒋介石同意后，随即将张予以枪决。
张超被处决前，严灵峰料到陈仪决不会轻饶张超，连忙化名金筠，向戴笠发出十万火急的密电，请求戴笠采取营救措施。当时，军统局机关已从南京迁到汉口法租界巴黎街85号。戴笠看到电报，连忙提笔给蒋介石写呈文，恳请校长电令陈仪将张超解到武汉处置。戴将呈文带在身边，亲自到武昌珞珈山蒋介石官邸晋见。蒋看罢呈文，便下令陈仪刀下留人，把张超押解武汉。不料，电令发出时，张超已被陈仪处死。
戴笠、毛人凤听到张超死讯，大怒失色，无地自容，从此发誓要进行报复。他们密商结果，准备把杀死张超的责任，全部压在李进德头上，要蒋介石同意惩办李进德，给陈仪一次打击。戴笠又一次出马，请求蒋介石电令陈仪用专机把李进德押解武汉，交军统局审问惩处，并做了相应的布置，派人等在机场，准备一俟李进德走下飞机，即予扣押。
谁知陈仪更为老谋深算，他对蒋的命令自然不得不执行，但考虑到与戴笠斗法，首先要保护好李进德的安全，才不至于被动。于是，陈仪在押送李进德的专机起飞前，亲自打电话给国民党元老何应钦和张群，请何应钦准时派专车到飞机场，把李进德送到张群官邸，再请张群带李进德去见蒋介石，让李进德把张超在福建反陈仪、鼓吹 闽人治闽 的罪证，向蒋和盘托出，以争取主动。
四 陈仪与军统的交恶(2)
就这样，李进德下了飞机后便坐上了何应钦派来的专车，特务们眼看着李乘上专车得意而去，只得据实向戴笠报告。李进德随张群进入蒋介石官邸后，向他作了汇报，并把张超在福建发展地方势力、开展反陈仪活动的标语传单等罪证摆在蒋的面前。蒋介石当然不能允许再搞地方实力主义，他了解情况后，立即把戴笠叫来痛斥了一番。
戴笠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民国27年8月18日，因为我们福建站的副站长张超同志，无辜被陈仪杀害，上午12点钟的时候，我在武汉见蒋校长，我跪在领袖面前痛哭，要领袖给我们的同志作主，领袖当时不便答应，我就跪着不起来，领袖骂我下贱，没有人格。我说： 报告校长，这个我不承认，如果今天我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跪在这里，或者是因为工作失败，为敌人所屈服，那就是下贱没有人格。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无辜被人家杀害了，我不为他诉冤，谁来为他诉冤？而今天你不替我作主，反说我下贱，没有人格，这个我不承认。 后来我写了报告辞职。8月19日，领袖把我找去，对我说： 你不能这样要挟革命领袖，一个担当革命工作的人，是不准随便辞职的，而且我叫你做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打算叫谁来接替你！ 我当天很感动，题写了 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 十二个大字。我们的一切，都以这十二个字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须知，人的原动力是精神， 才 只是技术而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精神是主体，技术只是附庸。 《戴笠自述》，参见《我们的态度与决心》（民国32年8月30日孙总理纪念周训词），载申元《江山戴笠》，第99~100页。
为安抚军统方面，蒋也下令撤销了李进德的职务，同时命令关于张超之事，以后不许再提。他还要戴笠教育部下，今后要处理好同地方长官的关系。
事情到此，总算暂时平息。军统在此事中虽然和陈仪打成了平手，却并不心甘。戴在军统内部召开追悼大会，祭奠张超，并发誓要搞垮陈仪，替张超报仇。无奈直到抗战胜利后戴笠飞机失事身亡，他也没找到报复陈仪的机会。
1938年军统局戴笠、毛人凤与国民党元老陈仪之间为军统人员张超在福建被杀事件结下的仇恨，到了1948年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是年冬，陈仪因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开始向中共方面靠拢，他写信给他的学生、手握重兵的汤恩伯，劝其起义反蒋。陈仪致汤恩伯的密信，被汤交给了由军统改组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1949年2月23日陈仪被捕，次年6月18日，他被保密局特务枪杀在台湾马场町刑场。
五结语
综合分析戴笠在处理与国民党内各方面人际关系上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四个特征。其一，戴笠的人际关系处理原则是以他和军统局的根本利益为中心，他与党内各方交际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展军统局的势力，为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服务。其二，戴笠处理与国民党内各方关系之原则也是以蒋介石的好恶为标准的，他对蒋的文武大员亲信基本上都采取拉拢友好的态度，对于蒋在党内的政治对手则持对立的立场，但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有时会考虑到更多的因素，在处理蒋的政治对手时留有后路，防止一旦情况有变而不得转寰，陷自己于不利。其三，戴笠对蒋介石的亲属圈内人物一贯持巴结态度，以增进其对蒋关系。除孔祥熙外，戴笠与蒋、宋家族基本上都保持了比较友好的关系，这为他和军统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帮助。其四，戴笠对于国民党内敢于和他的军统局斗法的势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甚至不惜一时冒犯蒋介石也要除掉政治对手，这表现出戴笠性格强悍的一面。
从戴笠在国民党内的人际交往特点来看，他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人际关系以有利于自己和自身组织利益发展的人物，为了利益需要，他既能卑躬屈膝，卑词厚币，甚或关怀备至，使人感动；又常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甚至残酷打击置人于死地。总之，戴笠一切行为和生活准则都是为他的政治前途服务的，并受其性格特征的左右，这在他的政治生涯及其军统局的发展历史上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序言
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教授。
众所周知，日记能最好地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因此在人物研究中日记的重要性就不必多言了。最近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公开了蒋介石日记，据此能够相当程度地探视到蒋介石的内心世界，从而引起众多人注目。当然，对蒋介石在日记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实记录自己的内心世界会有一定的争议，但其日记中记录了大量不宜公开的日常生活内容。仅从这一点看，这些日记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蒋介石的内心世界，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读解》，香港三联书店，2008，前言。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有关宗教信仰的问题是属于最为基本的部分。对于个人来说，作为存在的根本的生命和死亡的问题，以及包括精神领域的对灵魂安息的希望等，这些与伦理生活的准则一起，构成人生所必需的成分。如果就1930年以后的时期而言，基督教可以说是构成蒋介石内心世界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众所周知，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是其成为基督教徒的契机，之后，基督教成了构成蒋介石内心世界的重要因素。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蒋介石与基督教在以前的研究中，有关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的讨论不多。而且，一些相关研究也集中于政治性的解释，中国有学者认为，蒋介石是为了接近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而与亲美派代表宋氏家族联姻的，并因此接受了基督教。参照张庆军、孟国祥《蒋介石与基督教》，《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令人遗憾。从政治家的角度去理解蒋介石虽然是重要的，但是单纯地认为他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而选择了基督教的观点是很难站住脚的，除非首先假设宗教信仰的出发点与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无关。
本文从这种观点出发，首先利用蒋介石的日记，考察蒋是如何接受基督教的，以及之后基督教对其内心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宗教信仰在其日常生活中如何体现等问题。这种工作可以考察作为凡人的蒋介石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是理解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所必需的基础性工作，同时通过其宗教生活，反映其内心世界，从而具有相当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