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宋美龄的结婚和入教(1)
蒋介石与基督教接触的契机是与宋美龄的结婚。按照蒋介石的话，他最初与宋美龄相见是1922年在广州孙中山的家里，之后有数次书信来往，最后于1927年8月宋美龄接受了自己的求婚。另外1927年9月中旬，通过宋美龄的姐姐宋霭龄，他们的结婚计划第一次公布于众，同年10月初，他去日本神户附近的有马温泉，见到在那里疗养的宋的母亲倪桂珍并得到了许婚。《蒋介石日记》，1927年10月3日；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158~160页。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不再注明。作为许婚的条件，倪桂珍要求蒋介石接受基督教，蒋介石答应首先研读一下圣经和教义书。后来他遵守诺言，接受了基督教。宋美龄：《我的宗教观》，《国父、总统蒋公暨夫人宗教言论辑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第142页。
但是宋母倪桂珍作为许婚条件，要求蒋介石接受基督教的事实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没能得到确认。另外，在有马温泉蒋介石拜见倪桂珍时，宋美龄并未同席，因此把接受基督教作为许婚条件是宋美龄的主张，这种说法也可能是后日的解释。但是在他们结婚后不久的1928年1月的日记中，数次记有蒋介石阅读了教义书《信仰之意义》的事实。《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6、7、10、11、13日。《信仰之意义》是英国人佛斯蒂克(H E Fosdick)所著的基督教说明书，1921年上海青年协会翻译出版。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宗教)》，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第162页。1929年12月的日记中也有数次阅读圣经的记录，特别是12月25日和29日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关于得到来自岳母倪桂珍的基督教教义的内容。另外1930年2月，其岳母和夫人宋美龄邀请上海慕尔堂的江长川牧师来南京，江长川牧师作为卫理公会南方教区执事，是慕尔堂视务牧师。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227~228页。并劝蒋介石接受其洗礼。最初江牧师劝其先入教，再慢慢领悟教义。但是蒋介石却说首先要明确教义，然后才会接受洗礼，并要求给予三个月的时间来研究教义。《蒋介石日记》，1930年2月21日。那之后可以确认蒋已履约，对圣经和教义进行了研究，即在其8、9月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其通读了《新约全书》。《蒋介石日记》，1930年8月15日、9月4日。从这种角度来看，虽然宋母倪桂珍提出的接受基督教作为许婚条件的事实不十分确定，但在结婚前后，倪桂珍有过劝其入教的事实，蒋介石也可能开始学习初步的教理或圣经了。因此，也可以明确地认为蒋介石之接受基督教是自宋太夫人倪桂珍的劝告而开始的。
另外，宋美龄对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蒋日记中不难找出，宋美龄从结婚之后就开始对蒋介石起到何等深刻影响的内容。比如蒋介石新婚后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与宋两地分居。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此非常心痛，《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13日，2月19日，4月1、9日，6月19日；1929年1月28日，2月6日，等等。思之心切。特别是为宋的身体健康劳心焦虑。《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8日、4月25日、5月9日、8月4日，等等。另外日记多处记有蒋介石对宋美龄优秀人品的感叹，以及虽然是宋美龄轻微的指责，蒋对不能改变自己急躁易怒的脾性而深深自责的内容。《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2、14日，2月5日，3月29日，4月23日，6月7、8日，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宋美龄既爱慕又尊敬，并通过对其依赖寻求心理安定的情形。
当然对妻子的这种爱恋和尊敬在夫妻之间并非鲜见，因此人们也可能会认为这并不特别值得一提。但是众所熟知，与宋美龄结婚前，蒋介石已有两次以上事实上的婚姻。蒋介石的婚礼日期发表之后，1927年9月28日的《民国日报》刊登蒋介石与原配毛氏(福梅)正式离婚启事，与其他二氏（姚冶诚、陈洁如)原本即非正式的婚姻关系。从原配毛福梅和其他配偶那里，很难发现他对宋美龄的那种爱慕、尊敬和和睦等态度。因此虽然有人认为这一婚姻具有政治目的，但从蒋介石个人的角度来说，通过与宋美龄的结婚，他获得了可依赖的良妻和可以安息的家庭，从而通过婚姻生活获取新生的活力。从这一点来看，从结婚开始，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力比任何人都大也就毫无疑问了。
与宋美龄的结婚和入教(2)
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爱情和信赖之深切，从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写给经国、纬国二子的遗书中也可以得到确认。在遗书中，蒋介石叮嘱道： 我一生唯有宋女士为我唯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即宋女士亦即为两儿之唯一之母，我死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 这一遗嘱实际写于1936年12月20日。《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13日。另外，在1938年8月的日记里可以读到，蒋介石虽然在政府内拥有无数的文武官僚，但除了妻子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信赖的内容。《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3日。宋美龄在后来曾回顾说，在结婚前后，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够笃诚，未能对蒋介石起到深刻的宗教上的作用，而对蒋介石的宗教观念影响至深的人是自己的母亲。宋美龄：《我的宗教观》，第142~143页。虽然如此，如前所述，考虑到宋美龄对蒋介石起着决定性影响这一点，宋本人对蒋介石入教的作用之大不言自明。
蒋介石结婚后，其岳母和夫人宋美龄就不停地劝其入教。他正式接受基督教洗礼是1930年10月下旬的事。当时，正在上海的蒋介石看到岳母倪桂珍病情严重，感动于岳母对女婿的担心就如同母亲对儿子的担心，又想到自己的母亲虽然去世，但应该祈祷岳母长寿，所以答应实现岳母的愿望，以使其安心，早日康复，从而决定接受洗礼。《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23日。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入教是出于儒教性质的对岳母的孝顺。因此他的入教行动可以说是含有儒教态度和归依基督教的双重意义。他在接受洗礼的第二天日记中写道： (三民)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基督教)教义乃为余精神唯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也。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24日。因此可以看出，他接受洗礼和入教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前面所提到的给蒋介石洗礼的江牧师曾说，1928年或1929年蒋介石接受基督教的契机，是在开封附近的军事作战中被军阀军队包围，蒋介石向上帝祈祷后战势得到逆转。祈祷的第二天，下了一场不期而降的大雪，敌军无法行动。就在这时南京的援军到来，战势突然逆转。蒋介石把这归功于上帝的帮助。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第119~120页。这一故事所说的可能是指1929年11月初，与冯玉祥的军队作战时，蒋介石去开封附近的禹县督战的事情。《蒋介石年谱》，第180页。此事在其日记中并没有记录，因此这种祈祷应验的经验促使其接受基督教的说法到底有多大可信度很难得知。但是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可以看出，他接受基督教，是在其岳母积极劝告的基础上，加上一部分本人亲身的宗教体验的结果。
个人得救和个人修养
正如蒋介石自己所承认的，他确切地得到宗教的体验，并明确信仰基督教，是通过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才开始的。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被禁锢于西安的蒋介石，遇到了直接威胁生命的危机，因而心绪极度不安。当时，蒋介石一直想着耶稣在客西马尼园(Gethsemane)进行的最后的祈祷，及其在法庭所受到的凌辱，蒋是借此而挺过来的。蒋介石：《民国二十六年耶稣受难节证道词》，《国父、总统蒋公暨夫人宗教言论辑要》，第52~53页。也就是说，蒋介石把自己所遭到的磨难，认为是上帝赋予自己的不可避免的牺牲，自己也就像耶稣在忍受自我牺牲一样，克服着当时的困境。他在日记中记有 鼎釜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取辱谁获取受 我无愧受洗礼矣 。《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9日。
12月22日，宋美龄亲自前往西安时，蒋介石记录了与奋不顾身、前来营救的宋美龄相见时的悲痛心情，同时记录了那日早晨祈祷后读圣经时偶然读到了耶利米书(Jeremiah)第31章第22节，《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2日。并引用了其中的内容。这一小节为： 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 ，一般解释为为了恢复背道的以色列民族的灵性，并使之悔改，上帝如同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一般在维护以色列民族。蒋介石把这段文字解释为上帝派宋美龄（女子）来保护自己（男子）。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每天早上进行祈祷，诵读圣经，并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启示这一事实。可以说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蒋介石把自己所处的境遇和命运托给了上帝去主宰，并通过上帝保护的经验，对耶稣基督明确产生了信仰。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明确地把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信仰的事实，通过当时的日记也可以得到确认。1937年以后，其日记中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日渐增多，他以读经和祷告为中心的信仰修养，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深入。比如1937年3月7日到11日，每天日记的开头都是以十诫中的一条开始。是年的耶稣受难节，他公开发表了证道词。《蒋介石日记》，1937年3月27日。后来几乎每天在日记中都记下给予他圣灵启示的圣经章节，比如，1937年8月1日的日记里记有以赛亚书(Isaiah)第62章第7节、1938年10月23日的日记里记有罗马书第1章是上帝为了那一天而赐予的内容。从而可以看出他当时是经常阅读圣经的。
另外，他每天进行两次祷告，《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4日。在其自身道德修养方面下工夫。这种宗教修养生活在日记中的课程表也可以得到确认。1938年12月末做的课程表中，星期日和星期六早晩各有一次祷告，星期一早晩各有一次静坐，星期二早晩各有一次读经，星期三是早晩各有一次反省时间。《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31日。这一日程到了1939年3月末有了一些变化。星期二晩上有一次读经，星期三、四早晨各有一次祷告，星期五、六早晨各有一次静坐，星期六晩上有一次反省。《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30日。究竟静坐和反省的内容是什么，它们与祷告的区别是什么等，还都不太明确，但是大体上可以认为与祷告类似，因此可以认为蒋的日常生活是围绕着读经、自省和祷告等进行的。到了1940年代，蒋介石的圣经知识和修养水平可能已经相当高了，达到了可以帮助翻译圣经的水准。蒋介石直接修订过吴经熊翻译的《新约全书》和诗篇（圣咏），并于1949年11月在香港出版。吴经熊所藏的蒋的修订本原稿中，详细记录了蒋介石的修订意见。参见秦孝仪编《蒋中正先生手改圣经圣咏译稿》（1~6），台北，1986年影印本；《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31日、11月8日、12月11日等。1938年底前后，蒋介石已经把祷告和读经作为其基本生活的一部分，其健康的宗教修养已经生活化。
结果，蒋介石开始确信自己的人生不是由自己的力量而是由上帝主宰的，并把这作为对宗教的真诚信仰。在1939年初的日记中，蒋介石在回顾1938年一年的时候记道： 记一年中之回忆录完，自觉苦尽乐来之机将不远矣，冥冥之中自有上帝之主宰也。 《蒋介石日记》，1939年1月1日， 本月大事预定表 。
民族得救和民族改造(1)
对于基督徒蒋介石来说，除了个人的得救、平安和人生的修养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信仰目标就是民族的得救。特别是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段时期的日记中，常常出现蒋介石为了民族的得救而向上帝祈求或祷告的内容。比如1937年8月，对驻扎在鲁南的韩复榘的不逊态度，蒋介石非常担心，在日记中记道： 惟愿上帝佑我中华，抗倭时期内不发生叛变而已。 几天以后的日记中也记有 深信上帝必不负余夫妻之苦心也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10日。即他相信上帝会保佑中华民族，挽救国家免受战争的涂炭。
随着中日战争的展开和日军的侵略日益加深，蒋介石对民族得救的宗教性期待也日益加强。1938年10月初，因日军的进攻，武汉处于危机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 布置已毕，兵力已尽，时间亦已到，凡能人为之事已尽，我此后自当宁静淡泊 以完成上帝之使命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日。10月中旬，日军在广东登陆，危机进一步加剧，蒋介石记载在武汉东湖散步时的感想： 江山依然，风景如古，战况国情凄怆万千，深信上帝必佑我中华，转危为安也。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16日。又于11月中旬，保卫长沙的中国军队因判断失误，火烧闹市区，造成了烧死万余人的惨案。蒋介石担心这件事不但在军事上甚至可能在政治上也会造成巨大影响，他在日记中记道： 希望增加信仰上的力量，从而增强对信仰的希望。 《蒋介石日记》，1938年11月16、18日。在12月1日的日记里他记道： 上帝微妙作用即能发现于极危极迫之最后时间所为转危为安者，亦在于此最后之一时间也能显现神妙之作用也 。
另外，蒋介石也认为这种民族危机是由于自己的罪恶引起的，因而表现出忏悔的态度。1938年12月12日的日记云： 惟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罪恶，而余国之民族速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蒋介石的这种悔过之情，当然是由于基督教的出发点即原罪意识，从而体现出认证自己罪恶的一般基督教徒的立场。也就是说，蒋介石在这一民族危机中，请求过上帝的保护，通过这种请求，希望使民族得救。这种宗教性的期待越是在战况险恶的时候，现实情境越是希望渺茫的时候，体现得越是殷切。进而可以看到，这种宗教性的希望发展到了把民族的危机归咎于自己的罪恶的这般宗教性的忏悔。
蒋介石的这种祈求上帝帮助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并通过这种祈求来寻找希望的态度，在抗战结束前后仍然可以看到。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的1945年8月13日的日记里，蒋介石记下了最近战争形势的好转全都是因为上帝恩惠，并对此表示感激的内容。同年10月末，记下了战争胜利后，自己的信仰和体力倍增，这都是因为上帝的恩惠的字句。特别是10月末这天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梦见宋美龄失足坠于河泥之中，自己跳入河中扶其起立，醒后又继续入睡，梦见一轮明月的故事。蒋介石说这与前一年其生日前一天梦见的圆月相同，认为这是上帝预示将赋予自己光明前途的征兆。这一天阳历是蒋介石的生日。
蒋介石对于民族安危的这种祈愿，从另一个方面看，是强调了基督教的核心内容之一，即 牺牲自己 的思想。例如，1937年4月14日的日记中记有 具有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按自己的信仰，为人类而牺牲自己，奉献服务，这才是人生唯一的希望和最高的荣耀 的内容。1937年5月11日的日记里有 为了得到真正的快乐，要为人类牺牲自己的一切，不应害怕背负十字架 等字句。他如此强调牺牲精神，很自然地联系到发扬革命精神上，因此他主张 我以为今日基督教徒不仅要信奉基督教的博爱教义，而且更要发扬基督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我们整个的国家，需要基督革命的信仰，需要崇高的道德标准与基督的牺牲精神 。《民国三十三年耶稣圣诞节告全国教会书》，《国父、总统蒋公暨夫人宗教言论辑要》，第54~56页。
民族得救和民族改造(2)
蒋介石在希望民族得救的同时，又往往把对中国的民族弱点的批判及其改造与之联系起来。1937年５月27日的日记里，他认为，中国民族目前所最急需的是劳动、服务、纪律、彻底的团结、整洁和简朴、虚心和虔敬，并认为其中最为紧要的是 牺牲的劳动 和 彻底的纪律 。众所周知，蒋介石对中国民族的弱点的批判和改造的主张，与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一脉相承，反映了他关于国民是需要改造的认识。不过，不同的是，在新生活运动中，他更多地侧重于礼、义、廉、耻等儒教伦理，而国民弱点的改造则更强调类似于牺牲等基督教的思想。从蒋介石的立场来看，儒教和基督教是中国所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思想。蒋介石所言 对于中华民族，孔子的地位是伦理思想的正宗，是政治哲学的鼻祖，而与之相反，宗教，即耶苏的服务和牺牲的精神则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教条 ，《蒋介石日记》，1937年4月18日。这句话充分反映了蒋的这种观点。
就是这样，蒋介石在中日战争这一民族危机中，为了民族的得救祈求上帝的帮助和保护，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罪恶导致民族危机的宗教性的忏悔。之后，他又把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和革命家为革命牺牲的精神一体化，从而强调自己作为政治指导者乃至革命家的牺牲精神，进而主张以这种基督教的思想来改造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观点。
结论
综上所述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蒋介石是以与宋美龄的被称为政治性婚姻为契机而接触到基督教。具体说来，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为本人的信仰，其结婚前后宋太夫人倪桂珍的劝告是最初契机，但是在此基础上，结婚后宋美龄对蒋的积极而强大的影响又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这种影响的基础则应该是蒋对夫人宋美龄的依赖和完全的信任。另外蒋介石入教最直接的原因是对其岳母的孝顺。从这一点看，其入教同时反映了他本人的儒教态度和皈依基督教的双重性。最后，在开封附近的战事中祈祷得到应验的经验，也对其入教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蒋介石正式体验基督教信仰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的20余日间，即在西安被监禁的日子开始的。在当时的日记里，蒋介石记下在生死攸关的危机状态下，心里默想着耶稣的牺牲和所受到的凌辱，克服着自身困境的内容，并把宋美龄来西安相救一事与读到的圣经章节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蒋介石通过西安事变，开始正式地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帮助。后来，到了1938年前后，蒋介石开始进行了以读经和祷告为中心的规则性的宗教生活。经过这种宗教修养，到1940年代，他已具备了相当高的宗教修养水平，以至于能够帮助进行圣经翻译的修订工作了。
蒋介石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宗教的目标不仅在于追求个人的得救和修养，而且在于寻求民族的得救。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处于亡国的危机之中。蒋介石的祷告主要集中于对中华民族得救的问题上。随着战争的连连失败，中国的未来变得越发不明朗，蒋就越发依赖于上帝的帮助，恳切祈求民族解放和独立。同时，蒋在日记中还写到是自身的罪恶导致了民族的苦难，并为之忏悔。蒋这种对民族得救的祷告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以后。不仅如此，蒋还通过强调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强调作为领导人不惜牺牲自我的态度和革命家的牺牲精神，同时主张以牺牲、服务、团结等基督教思想为基础，来改造中华民族。因此，对于政治家蒋介石来说，不但在其个人得救和修养方面，同时也在拯救和改造中华民族方面，基督教都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作为政治领导人乃至政治家，蒋介石的行为如何具体表现出基督徒的信仰和修养，这是我们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例如，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1937年3月末，在耶稣受难节发表的证道词中，蒋介石在介绍事变情况时，提到对以张学良为代表的 叛乱者 的事后处理意见时说： 余遵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应予以自新之机。 《民国二十六年耶稣受难节证道词》，第52页。在此蒋介石引用的是《马太福音(Matthew)》第18章第22节内容。但是对事变的处理和对张学良的惩罚，是不是出于基督教精神，或者说蒋介石是否是根据基督的教义来决定自己的政治行为，这一点就不那么容易说明了。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基督教这一宗教信仰和教诲，无论对蒋介石个人来说，还是对政治家蒋介石的思想和行动来说，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也是以后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附表11939年春季课程表
星期
时间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晨7-9祷告静坐读经反省体操补正祷告上午9~10纪念周看书看书看书看书看书看书10~12纪念周批阅批阅批阅批阅批阅批阅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下午2~3训练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3~4〃批阅批阅批阅批阅批阅批阅4~6〃军事会报党团会报会客常会常会常会晩8~9祷告静坐读经反省特约特约祷告记事记事记事记事记事记事记事
附表21939年夏季课程表
星期
时间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晨7~9体操体操祷告祷告静坐静坐(看书)(看书)(看书)(看书)(看书)(看书)上午9~10纪念周批阅训练批阅组织批阅训练10~12纪念周
会议批阅训练批阅组织批阅侍从室
会报下午3~4〃召见考核会客召见考核会客4~6〃会报会报会报会报会报会报晩8~9记事读经补课清理特约反省注：1 附表1、2分别见于《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31日、1939年3月30日。
2 表中数字分别表示时间，如 7 即为7时。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1)
以1949年蒋介石下野及其对北平和谈的影响为例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自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经蒋家授权，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手稿后，已有众多学者和记者查阅并利用日记的内容，撰写出了相当多的文章，对若干过去存有争议的史实，依据新刊布的蒋日记手稿，提出了新的论据。这些均说明了蒋日记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伴随着蒋日记手稿史料价值的浮现，社会上，包括研究者当中，也不免会有不同的声音，如怀疑蒋在日记中记录历史的真实性。特别是鉴于以往曾被学者广泛引用，经过蒋及其身边工作人员事后加工修订和节录选编而成的日记类编及各种 记 等，已经证实其不尽可靠，因此，蒋日记手稿是否就能如实反映历史真相，因牵涉蒋记日记的动机，同样会受人质疑，亦属必然。
蒋介石日记手稿自1918年至1972年，除缺1924年外，基本完整。有关蒋日记各种版本的情况，可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1~7页。全面分析考证如此大数量的日记，自然没有可能。但集中比照分析蒋日记某一时段之内容，与各种版本所录之蒋日记，及同一时段相关史料反映之史实，则并非没有可能。同时，不管历史人物当年记录历史的动机如何，作为历史文献留存下来的记录本身的史料价值，断不能与其动机简单地画上等号。蒋日记手稿的史料价值如何，亦是如此。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为了说明蒋介石日记手稿的史料价值，本文通过对比现有文献及回忆史料与蒋日记手稿所记内容的方法，对1949年1~4月，即从蒋介石下野前后到北平和谈破裂这一段时间蒋介石与各方关系及其态度、活动与作用的史实，作一具体的考察。
蒋介石1949年头几个月的日记，在日人古屋奎二1974年8月14日起开始在《产经新闻》连载的《蒋总统秘录》一书中，即曾有所引用。以后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内部出版）第七卷（下）也有摘录。台湾解严后，1990年代后期蒋介石个人档案陆续开放，人们又可以从蒋档所存《事略稿本》中看到这个时期蒋日记的片断。但因为只是些片断，且这些被整理过的日记片断，还时有文字改动的情况，故以往对蒋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所作所为及其幕后原因的分析说明，都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本文即试图参照以往资料的利用情况，比较这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日记手稿内容，据以说明蒋日记手稿到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些什么，以及我们在利用蒋日记手稿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
1948年底，共产党在军事上已成破竹之势，国民党内部开始分崩离析，以桂系首领之一、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为代表，包括湖南省主席程潜及河南省主席张轸等，众多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纷纷把矛头指向蒋介石，认为蒋领导无方，一味诉诸武力，应为失败负责，因而先后上书甚或通电，直接或间接地要求蒋介石下野，并推动国共和平谈判。
迫于形势，蒋介石开始考虑下野问题。1948年12月29日，蒋已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去见李宗仁，以探桂系底牌。得知李确有意要自己下野，代理总统一职，以推动和平，蒋不得不在1949年1月1日新年文告中，直言表示愿意有条件与中共 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且在文字中透露了可以下野的意思，即所谓 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1949年1月1日《中央日报》。
从此前公开看到的档案文献中，可以了解到的蒋介石的态度大致如下。
第一，对主和派表示已迁就民意、委曲求全。如蒋1月2日即曾有三电，分别给主和的白崇禧、程潜和张轸，说明： 中正元旦文告亦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 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一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 见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以下简称《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14~16号。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2)
第二，向前线将领解释文告产生原委及作用。如2日有数电由总统府参军处给傅作义、陈长捷、杜聿明等，称： 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 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人员受了共党恶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 因此才有总统元旦文告，但 我们今天倡导和平，并非避战求和，乃是可战可和任由共党选择 。因此，各位仍须全力作战，因 能战才能和 。《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19号。
第三，向国民党发出通告，说明文告的根本意义所在。如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6日发出秘密通告称： 一、 必须注意文告之整个性，不容曲解，不可断章取义 二、举国人民应于此时向破坏和平之共党索取和平，盖此后和平如不能实现，责任仍在共党。三、能战而后能和，为千古不易之论。故为达成和平之目的，必须加强军事力量 四、精诚团结，服从总裁领导，坚定革命信念，庶不致自乱步骤而为共党所乘。 《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25号。
第四，为最坏之可能暗做准备，如蒋文告前两日已去电任命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以掌控隔海的台湾岛做最后退却和中央势力复兴之基地。文告发表第二天，因未见陈复电，蒋又再急电陈说明： 为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必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 《革命文献》第27卷，第7号；第28卷（上一），第17号。
由上述文献，不难看出蒋介石这时因军事失利遭桂系等地方势力 逼宫 ，迫不得已发表和平文告，并透露出必要时可以下野的意思。但已有文献披露的蒋最早谈及 引退 的文字，已至1月8日，即其元旦文告发表一周之后，且对引退时间仍无说明，事实上蒋又拖了两周才告下野，因此既往研究大都判断蒋介石发表文告时还只是放言试探，并未决定引退。即使否认蒋 恋栈 者，亦对蒋下野的动机和内在原因解释不清。相关著作未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如董显光《蒋总统传》（3），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会，1962；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中华书局，2000；等等。
实际上，对照蒋介石日记，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蒋元旦文告后的想法和做法。据日记所记，蒋1月1日在团拜会上宣读元旦文告之后，即见李宗仁，告诉后者自己下野决心已定，唯 去职工作必须经过一时间，不能草率行事，以致将来有负于彼望。并转劝健生稍安勿急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以下所引蒋日记出处同此，故从略。
另据蒋当日所记 上星期反省录 亦可知，蒋这时已在考虑下野后的局势发展问题。而他对自己下野后战局发展的估计十分悲观。他判断中共或陈兵江北，逼桂系组织傀儡政府，然后用政治方法逐步统一中国，或兴兵南下攻取京沪，在苏联援助下补充军实，建立空军，使南方各省军政完全崩溃，无法抵抗。因此，蒋介石的估计是，届时唯有两途：一是 勉强撑持残局，维系统一局面 ，等待国际局势和共产党内部变化；二是国民党现在党政军问题积重难返，要打破此半死不活之环境，正好退而改造， 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日。
蒋之所以一方面认为自己必须选择下野一途，一方面在文告发表后又未及时宣布下野，也只有在日记中才能具体了解其主要原因所在。此中原因实有几层：第一是出于其强烈的自尊心，即蒋依据1927年、1931年两度下野的经验，深知这个时候下野为必须，但出于自尊，既要下野，又要使人相信，他下野全为自动，而非受桂系等胁迫。为此他曾专门派要员赴汉口告诉白崇禧此一意图，强硬宣称： 余下野必自主动而毋使余陷于被动而致无法下野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6日。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3)
第二是为了有足够的时间预为部署。蒋要利用这段时间，对东南、西南各省军政部门，包括各绥靖公署领导人大都进行新的任命；紧急调运前线各大城市银行之通货往上海或广州；部署北平一线的中央军及傅作义部紧急空运青岛，以保南方作战实力；亲自督导淮海战役中被围的杜聿明部，力图有所挽救；控制中央银行，不使国库所存外汇及金银等落入新当政者手中。这其中又尤以后两者最为牵动蒋的神经。
对嫡系将领杜聿明及其所部的险境，蒋自始就极为关注与紧张。从1948年12月下旬起，蒋几乎天天与杜电报往还，指示要领，并严令空军全力参战并救援。然而所得战报却天天送来 战斗惨烈 、 众寡悬殊 、 伤亡殆尽 、 情势危急 之类的讯息。1月7日，蒋已多少意识到杜部已无法组织反击，因而恐难于突出重围了。8日，蒋得知杜集中尚能作战的少数部队，决定拼死一搏。当晚，蒋紧张得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次日凌晨3时即起床祷告： 恳求上帝默佑我永宿间杜部本日出击能如计成功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9日。但10日上午蒋即得到空军侦报，杜部大半已被歼灭，只剩3万人还在陈官庄以南方向做最后的拼杀。蒋得讯后， 一时之刺激悲哀，难以自制。 然而随后传来的消息则显示，陈官庄战火已渐停息，所有电讯均已中断。蒋唯有暗自祈祷 天佑忠良仍能脱险来归，重图复兴 。事实上，蒋亦深知，此种希望同样非常渺茫。临近中午时分，蒋介石已从激愤和绝望中渐渐平静下来，在无可奈何之中安慰自己道： 我黄河以南地区之主力，今已被歼，则兵力更形悬如。但已尽我心力，无可愧对我将士 ；称： 今后下野可以无遗憾矣。前之所以不为桂系强逼下野者，惟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0日。
不过，为未来着想，蒋介石对中央银行事，其实可能还更为敏感。还在1948年底，蒋就已经开始考虑和部署将国库所存的大量外汇和金银南运，甚至撤往台湾岛了。1月8日，他意外得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竟要免除自己的亲信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自然倍感紧张和不安，因俞此时正在督办此事。蒋马上托人转告孙科： 俞撤职令不能下 。次日一早，蒋又召俞来问原委，对孙 无故将其撤职 ，怒斥为 无耻无赖者 之举。接着，蒋又找来司法院长王宠惠，询问从法律角度如何能够禁止行政院干预中央银行事务。得知二者行政隶属关系无法轻易取消后，蒋更为愤怒，痛斥 孙科狰狞益甚 。这一天一直到晚上，蒋都在与亲信谈话，痛骂孙科。11日，蒋终于想到适当办法，于是先找来经济部长翁文灏，询问有关事宜，接着和身边亲信人员商量如何用合适人选替换俞并使孙科无法拒绝。因蒋已有情报，孙科知道蒋必欲控制中央银行后， 对中行人选不敢坚持也 。经俞鸿钧提议，蒋最终决定提名原中行副总裁刘攻芸接任俞的职务。孙原想用自己人控制中央银行，见此情景亦不敢坚持。蒋既同意免去俞，孙自然也只能接受蒋推举的刘攻芸。如此，蒋又以总统名义特派俞鸿钧为中行常务理事，连同中行总经理席德懋等，他仍可继续完成此一搬空国库的工作。而蒋介石坚持要把国库搬空，运到自己能够牢牢控制的地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 勿使两行外汇为后来者消耗于无形，为国家与人民保留此一线生计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8、9、11、15、17日。
了解到上面的情况，再看日记中的相关记载，不难发现，蒋介石这时确无恋栈的想法。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此天塌地陷的形势下，蒋不愿意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徒然毁坏自己的形象。他这时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今日 与其勉强维持目前难挽之颓势，徒失威信，增加诋毁与疑谤，则不如放弃权位，表明心迹。而且今日若干人民心目中，以为余不下野，则一切责任皆在于余一人 。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4)
与其如此，不如让彼辈经受一下 共匪之压迫、军阀之摧残 ，当 其痛苦与黑暗更无底止，是其必有释然憬悟之一日也 。《事略稿本》，1949年1月12日条，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6 247/060100第247卷。此件为杨天石教授提供，特此致谢。故他从发表元旦文告之日起，就一心准备好了要下野。且在蒋看来，此举得远大于失。因为眼下这种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不仅蒋拦不住，李白也一样收拾不了。他断定李白求和必难成功，也看准即便中共肯与李白谈和，拖延中共过江时间，对自己也无不利。总之，他确信把国民党这时的烂摊子丢给李宗仁等主和派，自己只要牢牢控制住国库中的金银和外汇，多数军队就必定会跟定自己，而不会受李白左右；自己也就不难另起炉灶，并像过去几度下野一样，时机一到，便东山再起。
至于国民党这时的烂摊子究竟有多烂，从现有文献中最容易了解到的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对其自身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与对蒋权力的严重牵制。桂系等乘蒋之中央军力量严重削弱之际发动逼蒋下野的行动，就是最明显的一例。对照日记可知，蒋此时不得不选择下野，与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不无关系。其对挑头的白崇禧只能在暗中痛责其为 逆 ，是 谋叛 ，公开场合还得 吾兄 长 吾兄 短地极力示好。他这时唯一能够想到，却未必能够做的，也只是对 逼宫 行动做得太过露骨的张轸，有 撤销其军队 的打算而已。《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3日。
实际上，从1947年下半年以来蒋介石的日记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国民党内部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已愈益深恶痛绝，再三想到过下野问题，且不止一次地宣称，与其在这种基础上勉力维持， 不如从速去职，任人淘汰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5日。因此，局势发展到如此地步，各种乱相愈演愈烈，像过去一样，蒋介石选择下野，也就是必然的了。
1949年1月19日，蒋介石正式决定引退了。他当天给北平傅作义去函指示方针，召见江防将领面授机宜，然后便约见李宗仁，告诉他准备接任代总统职。下午约见孙科、张群等，布置引退后的各种事宜。20~21日，蒋介石接连召见军政大员，说明引退决定。22日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杭州，再转抵浙江老家奉化安顿下来。
从19日当天和随后两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临退之际，内心似颇为不安。一方面他强称自己 心安理得 ， 心地安闲，如释重负也 ；一方面却又因 思虑不能安眠 ，晚10时就寝，次日凌晨2时即再难入睡，不得不3时起床安排当日会客程序。直到21日正式发表文告宣布交权给副总统李宗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年谱长编初稿》卷7（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第240~241页。以后，22日晚上，他才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从晚上9 15分上床，到次日7时才起床。《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1、22日。
他最后用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在日记中写得很明白，即： 近日各部公务员要挟政院加发遣散费等名目包围各院部，甚至殴击当局，社会上各种穷凶极恶军宪冲突，游勇散兵打车劫物，擅捕居民，拷诈威胁，政府至此威信扫地，纲纪荡然，人心背离，道德沦亡，尤其本党老者亦乘机压迫，旧恶图报，形势至此，无以为国，虽然救民负责亦不可得矣。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9日。那意思很清楚，就是自己下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因为党政军连同社会，全都烂透了，想救目前也救不了了。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1)
由于蒋介石下野后回到家乡奉化，很少再有电文资料留存下来，结果后人谈李宗仁主政期间国共交涉谈判内容者多，而具体能谈出蒋介石在此期间态度看法者，则少之又少。对蒋介石几个月时间在老家奉化溪口的活动情况，更是语焉不详。多数研究者将仅有的几份文献史料，加上几位当事人的片断回忆，作为研究蒋从1949年1月21日下野，到4月21日谈判完全破裂，重新出面参与党政军决策活动这一段时间其态度及作用的主要史料依据。而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比较简单，即是强调蒋回乡后依旧大权在握，忙于军政要务。至于具体活动情况，其一是说蒋 在幕后指挥一切，李宗仁对国民党军政事务在事实上指挥不动 ；其二是说蒋唯恐和谈成功，一再设法阻挠破坏。参见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第484~507页。
对照蒋日记，可以发现，情况似并非如此简单，且有些人们用得较多的回忆录，也未必十分可靠。
据日记可知，蒋一行22日飞离南京，至杭州见陈诚谈台湾军政经济政策后，就飞回了浙江奉化老家。当日预定下星期工作内容，包括以闽粤台为根据地，展开南方各地分区游击战的设计与应付桂系南下的各种准备。《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2日。此后接连数日，蒋虽身处山野之地，远离政治中心，却仍旧心系政局，但主要是不得不用心应付北平傅作义部接受中共和平改编这一突然事件，试图解救困于北平傅作义指挥下的中央军高级将领。《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3、24、25、26、27日。
但是，如果说蒋介石回到奉化老家后，仍旧在全力以赴地策划种种阴谋，操纵军事政治局势，却也不甚准确。从日记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蒋回奉化后，大部分时间并没有花在处理政务、军务和召见军政官员方面，他每天至少有半天以上的时间是花在游山玩水或含饴弄孙上了。
如23日，蒋一早即听说傅作义已与中共达成妥协，军队接受整编。但他上午仍去游览藏山公园，再到乐亭旧地，并上潭上观鹭鸶捕鱼。然后去涵斋小休，继而参观医院、学校，巡游一周始回到其母墓旁的住处，召见部署商谈营救北平中央军将领事。《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3日。
24日，与儿子蒋经国游白岩，探访母舅旧时住处，并往显灵庙游览。然后回到家里，一边做年糕，一边与孙辈玩笑。晚6时回住处，记事。《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4日。
25日，蒋起床后处理北平事变。中午时分，文、章、武三个孙儿来蒋住处玩耍。下午蒋介石与蒋经国同游儿时游玩之地锦溪庵等处，后回住处晚餐，晚课后记事。《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5日。蒋介石是基督教徒，每日早晚定时诵经祈祷，是为朝课和晚课。
26日，早上起床朝课并早餐后，10时来到镇上母亲老宅，即丰镐房。先至报本堂祭祖，然后与蒋经国及孙子一同徒步登武岭至顶。至中午才下山，遇到王叔铭等来访，即邀其一同去住处慈庵，讨论北平事两小时。正午3时小睡。晚在报本堂请族亲乡谊男女百余人吃送年酒年糕汤，并观看孙儿弄龙灯。《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6日。
因蒋介石回乡后每日活动大体如此，有时还连续几天在周围较远处查访蒋氏宗族墓地和迁徙遗迹，找学人帮助整理和修订族谱，因此，基本可以断定，回到奉化溪口后，多半时间都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处理军政事务，已成副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蒋已失去实权，只能听任李宗仁等为所欲为了。实际上，蒋介石这时虽仍然握有实权，平时却只是由其身边的亲信注意监视南京方面的动静，定期听取汇报而已。必要时，他用以掌控军政的办法，一是借助其仍是党的总裁的身份，对中央执委会发号施令，通过党的中枢机构作出政策规定；二是借助于他在引退前已经任命和安排好的各关键地方和部门的军政要员，给予指示。如李宗仁上台第三天即分别电令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市长杨森撤销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监禁措施，并指示空军总部派飞机分赴台湾和重庆，接张杨去南京。对此，蒋得到报告后，只通过军统负责人毛人凤电嘱陈诚、杨森对李宗仁的命令暂置勿复，即轻而易举地阻断了李宗仁的这一计划。《事略稿本》，1949年1月26日。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2)
从表面上看，李宗仁等带头 逼宫 ，迫使其下野，夺取了代总统职权，蒋介石对李宗仁当恨之入骨，难免会在背后处处与之作对。但具体检阅蒋日记，情况也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蒋介石对李宗仁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刚从南京回到奉化之初，蒋介石似乎还无暇去考虑与李的关系问题。除了忙于北平事外，就是尽量游玩散心。但到26日，得知李宗仁命令释放自己关押多年的仇人张学良、杨虎城，以买各方之好，蒋对李的痛恨之情骤然燃起，当天蒋即在日记中忿忿地写道： 德邻专以民主自由名词，为其讨好共匪、投降共匪之准备，是亦其毁灭政府基础唯一之方针。 称 此乃必然之事，而余愚拙，未先计及耳 。
27日，蒋因处置李释放张杨事，仍痛恨不已，又在日记中写道： 对李德邻命令，嘱杨、李、陈诚暂置不复，或以此非其分内之事向不过问之意复之，看他如何也。李之必然置我于陷阱及其掠夺一切之心，未到五天已昭然若揭矣。
28日，尽管李宗仁一周前发表之就职文告，已在某种形式上公开向中共发出了求和的呼吁，但其27日致毛泽东公开电，承认可以毛1月14日所提 八项条件 见《毛泽东选集》，第1280页。内中明确提出了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等八项和谈前提条件。为双方和谈之基础，原载1949年2月23、28日台北《中华日报》，转见《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3、6号。还是让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怒火中烧。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对李痛加斥责，称其 肉麻乞降诚不知天地有羞耻事，而共匪连日广播对其乞和代表及其本人之侮辱讽刺，无所不至，而彼反厚颜无耻若此，可痛极矣 。
但经过28日除夕夜，蒋的情绪又缓和了下来。1月29日，即春节。头晚蒋介石与家人欢聚于报本堂，喝酒并吃年夜饭。次日一早，蒋经国全家及张群、陈立夫等即来贺年，然后大家一同去晋谒蒋母之墓，上山摄影留念，再同往报本堂敬祖，复受乡族亲友贺拜，又再到周围各处蒋家宗族祠堂，甚至驱车远赴宁波蒋公祠敬祖。晚上大家聚餐，并观剧。一天下来，热热闹闹，蒋介石的心情大为好转，除晚上回过李宗仁一封信外，再不曾在日记中骂过李白和桂系。就连当天和次日写 上星期反省录 ，也未再提及李。不仅如此，以后两天，包括1月31日写 本月反省录 ，谈及戡乱失败及自己下野原因时，或归因于苏联，或归因于美国，甚至英国，独独没有像过去激愤时常常在日记中记的那样，归因于李白和桂系的叛卖。
蒋介石态度趋于缓和的原因，多半与李政府这时拟就的 和平方案 草案有关。这一草案分为甲乙两案。李虽表示承认 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所列八条件为和谈之基础 ，同意修改宪法，却仍坚持 现有之国号、国体、国旗、国徽、国历以及人民之基本自由与经济生活等，应予保持 中华民国之法统，原则上应予维持 ，并要求双方保留同等之兵额，统一整编，在此期间的临时政府，应由双方共同商定，通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待宪法修改完成后，再依宪法产生新政府。《和平方案》（1949年2月），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政治020卷53120。
注意到李宗仁等似不像要出卖国民党的样子，蒋此后虽又在日记中提到李宗仁和桂系，但仅记事而未再责骂了。这时，李宗仁为推动与中共和谈，专程去上海与孙科、吴铁城洽商，且不顾后者和蒋的反对，坚持批准由北洋老臣颜惠庆和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等组团赴北平向中共示以善意。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3)
蒋在2月1日的日记中一度怀疑李宗仁此举可能是为防止自己东山再起，桂系力量单薄，想要与共产党勾结。但考虑到李拟与中共讨价还价的和谈方案，蒋也只是猜测而已，并不能下此定论。而仅就和谈本身而言，蒋介石这时其实也不是真的根本反对。他引退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利用李把中共拖上谈判桌，以便延阻中共渡江南下。故蒋这时并没有因为有怀疑就再度激愤起来。实际上，当2月5日又收听到北平中共广播，声明不承认南京李白代表之政府，蒋内心里还多少感到一点平衡。他在日记中自问道： 未知李白与邵力子、张文白作何感想矣。无耻至此，尚计其革命之历史与人格乎？
从日记中看，蒋介石自1月30日即大年初二起，在乡下专注的重心就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除了继续游山玩水和处置个别军政事务外，蒋介石主要关注的只有两件事，一是青岛驻军的撤退问题；一是中央银行存金的运输问题。据2月10日日记所记，周宏涛当日由上海来报，称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抵厦门和台湾，蒋得讯后如释重负。在大多数时间里，蒋明显地开始考虑他的那个 另起炉灶 的计划，即开始用心于党务改造和军队制度建设等问题了。按照他刚回到溪口时认定的 此次之失败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合现在之国情与需要 、 而旧制度已先放弃崩溃 、 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 的观点，《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2日。他在春节期间已开始具体考虑改革方案问题，并明白告诉张群、陈立夫等，称 非彻底再造不能复兴革命也 。他为此甚至暗下决心，要建立独立自强基础，不再受外力所压制，应 终身服务于党务，领导革命，而不再当政 ；至少 亦须在野五年，奠定民众基层工作，再出而当政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30日。此后，蒋介石经过几天思考，又记下了准备研究和考虑的重整党政军基础的问题若干，如军队制度之加强，本党制度与根本问题之研究，军队制度与教育方针之研究，以及新的政治组织、民众组织和统一机构之设置等。《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5日。
在此期间，我们几乎看不到蒋介石与李宗仁扞格冲突的情况。基于上台伊始下令采取七大和平措施，李宗仁宣布的和平措施，包括取消一切有碍于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的法令与行动、停止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和启封一切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查封的报馆等。原令载于1949年1月25日台北《中华日报》，转见《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5号。结果并不能够真正实施的教训，李宗仁随后采取了随时将政府相关运作情况，特别是国共交涉进展情况，向蒋通报的做法。再加上阎锡山、何应钦等都有 不可使德邻无法执行而自逃，亦不可使之放纵无忌而败坏 的意见，白崇禧2月11日也专函为自己1948年底带头 逼宫 向蒋表示了某种歉意，并明白地表现出厌恶中共的态度，函称： 中共迄无诚意接受，仍继续其军事进攻。揆其近来所提条款与广播，变本加厉，蛮横无理，极尽压迫侮蔑之能事，迷信武力，违反民意，和平前途殆将绝望。 《白崇禧致溪口蒋电》（1949年2月11日），《革命文献》第29卷第71号。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仅不再斥责李白，还托专人转告白崇禧称： 现在李专政，白为李之切近左右，应以拥护中央，遵守法令作倡导，以健全中央组织，建立总统威信为要。 切勿再如余当政时任意反抗中央，破坏法令 。对国共和谈问题，他也直言告李称： 以毛之八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何能再言整顿纪律、振作人心？ 对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为惟一要务。 《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15、19日。在这段时间里，蒋唯一一次表现出相当激愤，也不是因为李宗仁，而是因为立法院2月8日关于仍旧在南京复会的决议。蒋称投赞成票者 多不知死日将至，仍如往日之放肆，毫无觉悟 ，不得不派陈立夫立即回沪调解，务必使其迁往广州，以免南京 沦陷 后，政府立法机构落入中共之手。《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9日。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4)
2月21日，美国合众社有报道批评蒋 仍暗中主持军事与指挥中央银行运移金银，仍行使总统职权 。蒋猜疑心又起，怀疑此一消息当为桂系有意传播。《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21日。但他很快得到报告，说李宗仁在广州私人谈话中明确表示，其推动和谈，目的在 使之复杂拖延，俾有时间整理军事，改进政治。至和谈基本原则，则与白健生所公开发表之意见大致相同，必须全面和平，反对北平式之和平，亦不赞同为共党所控制之联合政府。其最希望者为划江分治，宜在两分治政府之下建立一象征统一之联合组织 。《郑彦芬致溪口蒋经国电》（1949年2月26日），《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12号。李宗仁的这一态度，与蒋介石的意图可谓不谋而合，故蒋并没有因为一时的猜疑，重燃对李的怒火。不仅如此，得知李宗仁有改组行政院之议，蒋开始虽有所担心，曾想要李明确和战方针为条件，但这时也放弃此想，并转而劝各亲信予以支持。他在与重要干部讨论中甚至提出： 对桂系政策，希望其不降共，不参加联合政府，不违反党纪，则应始终支援之。 《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1、15日。因此，当李希望免去孙科的行政院长一职，改任何应钦时，蒋亦能听其自然。他明确告诉何： 由李自决定不加预闻 。《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28日。
进入3月初，蒋、李之间亦 合作 默契。蒋介石托张群回宁带回手书，详细说明对和谈的策略主张。李亦诚惶诚恐地回函，自承 德薄能鲜，骤膺艰危重任，午夜彷徨莫可为计，务恳钧座不遗，在远不时指示南针，俾有遵循为祷 。《李宗仁致蒋总裁函》，1949年3月3日，《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13号。
不料，3月4、5日两日，南京有桂系背景的《救国日报》突然连发社论，要蒋出国。蒋当然认定系 受桂系之指使无疑 。与桂系走得很近的政客甘介侯这时也对外谎称，身为蒋介石亲信的吴忠信和张治中，已接受李宗仁的劝告，前往溪口劝说蒋出国。《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12日。
有关吴、张此行详情如何，张有无帮助李宗仁劝蒋出国，过去只有张治中回忆录可用。按照张之回忆，他确曾当面劝蒋出国，并曾向蒋提议：毛所提八条件除惩办战犯一条不能接受外， 其他各项，都可加以考虑 。张并说蒋介石当时赞同了他的意见，即可借此 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 等等。《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786~789页。但是，对照蒋日记，张治中多年后的回忆看来并不十分准确。
据蒋日记，吴、张二人3日下午到达溪口见蒋。 报告京中近情，并携李函来请示，重要者：一、和平条件及其限度；二、行政院长易人问题。前后约谈四小时之久。 《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3日。
次日上午，蒋兴致勃勃与吴、张等人到附近山中游览数小时，午后 与吴、张谈话，研究匪方与邵力子等谈和结果 。三人一致认为 其本身有和平之需要，以及渡江后各种之顾虑，以俄国政策根本不愿共毛之渡江与英美势力接触，更不愿其统一中国。否则，俄必不能控制共毛也 。傍晚，蒋做完祷告并晚餐后，又 与吴、张谈对党的方针 。《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4日。
5日，上午，蒋再 与吴、张检讨外交之经过 。蒋记述称： 文白以此次失败以外交为失败之总因，余同感，实得我心。 下午三人又一起 研讨共匪扩大新政协组织联合政府之阴谋 ，但讨论结果， 尚无制止对策 。晚饭后，蒋再与吴、张二人 研讨对桂系之方针 。《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5日。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5)
6日，一早，蒋再与吴、张二人 在台前谈话 ，原拟此日一同再游览山景，因吴忠信身体不适改次日。《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6日。
7日，蒋上午与吴、张等人按计划去山里看瀑布，一路兴致勃勃。《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7日。
8日，蒋 正午约吴、张来庵聚餐，张提本党非常委员会之组织与运用，颇有见地，惟地点颇难，应以总裁所在地为准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8日。
9日，蒋 正午约吴、张来庵聚餐，研讨行政院长人选与和谈代表问题 。下午再度出游，晚餐后再研究行政院长问题，决定劝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9日。
10日，早9时吴、张即报告蒋称，前晚在电话中转达蒋意遭到何应钦的拒绝，蒋、吴、张当即商定，由吴、张携蒋函飞赴杭州面见何应钦，再做劝说工作。故11时，蒋亲送吴、张至机场。《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10日。
由上述蒋见吴、张经过，三人关系，及其蒋之心情，和蒋不断称赞张建议合其心意等情况，均可看出，蒋与吴、张之间这几天里没有发生任何不快之事。以蒋之性格和对桂系的疑忌，再加上《救国日报》的挑衅，吴、张如有配合《救国日报》的言论，势必会惹恼蒋介石。何况，蒋早就看到美国合众社所报甘介侯关于吴、张见蒋负有劝蒋出国使命的报道，并已认定其用心险恶，吴、张纵使负有使命，想也不敢当面提出。因此，蒋几天来不仅毫无恼怒情绪，而且自我感觉与吴、张谈话十分融洽愉快。所有谈话内容，亦均与《救国日报》挑起的话题无关。这意味着，不仅吴、张并未帮助李宗仁劝蒋出国，而且张治中恐怕也没有讲过中共八项条件中除战犯一条外均可接受的话。
事实上，吴、张溪口之行，不仅没有因转达桂系逼蒋出国的意见和提出与蒋主张相悖的和谈建议，而刺激了蒋的神经，反而还在弥合蒋李矛盾，在消除蒋对李的敌意问题上，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吴、张到达之日，恰逢蒋得知《救国日报》事件，极度愤懑和猜疑桂系之时，吴、张竟使蒋相信，李并非完全不可用，而且还应给予支持。
正是在蒋介石的推动下，由于3月8日孙科辞职，李宗仁提出何应钦等请蒋 决选其一人 ，蒋在与吴、张多次研讨后，确定了。何虽坚决拒绝，无奈蒋极力坚持，并派吴忠信、张治中、顾祝同携其亲笔函去杭州面劝，最终促成了何应钦与李宗仁搭班组成新的中央政府。《蒋介石日记》，1949年3月12、13日。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北平和谈的策略
有关蒋介石对北平和谈态度及策略的文献及回忆，目前所能见者，亦属有限。这一方面仍然是因为蒋引退在乡，直接处理政务之文字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蒋这时大量指示意见，多经亲信转达，或以侍卫长俞济时等名义发出。因此，凡谈及这段时间蒋之活动与态度的著述文章，大都比较简略，甚或不尽准确。
如多数著作依据张治中回忆录的说法，称张受命率团前往北平与中共谈和之后，即于3月29日前往溪口面蒋，报告李宗仁、何应钦等商定的 腹案 。他回忆称，蒋对南京所拟 腹案 表示没有意见，并表示张任务艰巨，但他 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 ，张因此深受鼓舞。《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796~797页。
对照蒋日记，张上述回忆内容也有让人生疑之处。
蒋29日日记称： 文白特来报告政府所定和谈腹案。余对于同意重订新宪法一条表示不能如此。明确之态度，是可以不坚持原有宪法之意，但必须经过合法程序与方式之下修改为之，乃为最大让步也。
30日，蒋再记：上午 约见文白与礼卿（引者注：即吴忠信），南京电话李与共疏通增派刘斐为和谈代表，而文白等大不以为然。以刘为章为三年来剿共作战之参谋，而李、白必欲派其为代表，是其不惜以我方军事计划与内容贡献于共匪，以表示其投诚之真意。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6)
再进一步，桂、共合以宰割国军也。可耻可痛。但余嘱文白，仍应依理进行，并不顾桂系如何谋我，而一本原来方针。非至万不得已，或无可如何时，决不与之合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