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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二 资料和研究
三 西北计划(1)
三 西北计划(2)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1)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2)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3)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4)
五 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1)
五 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2)
五 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3)
六 结束语
外交任务
观点与失误
谈判局势(1)
谈判局势(2)
谈判局势(3)
谈判局势(4)
谈判局势(5)
谈判局势(6)
谈判局势(7)
两点评论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1)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2)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3)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4)
二 开罗峰会的背后(1)
二 开罗峰会的背后(2)
二 开罗峰会的背后(3)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1)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2)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3)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4)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5)
三 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的内政因素(6)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1)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2)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3)
一 戴笠与国民党要员阶层的关系(4)
二 戴笠军统与地方派系首领的关系
三 戴笠与陈立夫的复杂关系
四 陈仪与军统的交恶(1)
四 陈仪与军统的交恶(2)
序言
与宋美龄的结婚和入教(1)
与宋美龄的结婚和入教(2)
个人得救和个人修养
民族得救和民族改造(1)
民族得救和民族改造(2)
结论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1)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2)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3)
从日记手稿看蒋介石为何下野(4)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1)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2)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3)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4)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5)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6)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7)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8)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9)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10)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10)
从日记手稿看蒋对李宗仁当政的态度(11)
一 问题提出
山田辰雄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近年来，关于蒋介石的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完成民主化以后的台湾，关于蒋介石与国民党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自由化的阶段。与此同时，对蒋介石与国民党的评价也被相对化了。在中国大陆，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重新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及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作用的趋向。
与海峡两岸在政治、社会以及学术界出现上述变化的同时，日本也出现了关于如何评价蒋介石在民国史当中所处地位的争论。近年来，笔者一直主张应重视20世纪中国政治的连续性，从连续性这个框架来理解政治运动和政治人物。
代行主义 是中国政治领导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被定义为精英集团代替人民制定改革目标，培养人民的政治意识并为实现目标而动员人民。但是， 代行主义 又是一种缺乏人民自发参与的政治体制和领导模式。
以此观点来研究蒋介石的政治指导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家如何先行于人民制定政治目标。推动政治过程的是政党，有时要依靠政治家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是否只是单纯的被领导对象，只能发挥消极因素，还是有可能发挥更大积极性呢？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换句话说，实现政治目标必须要有人民的参与，因此领导层和人民的关系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第二，如何培养人民的政治意识。一般来讲，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是政党的作用之一。在这里，政党领导人如何把握人民的政治意识的问题就变得很重要。这也就是说，人民政治意识的高低是与政治领导的方法相关的。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 第三，人民对政府、政党的领导表达不同或反对意见的途径是否制度化或这种制度成熟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政府、政党在多大的范围内允许人民参与政治。 代行主义 缺乏解决政治利害冲突的框架或机制。
第四， 代行主义 建立在领导集团的权力得以维持的基础上。维持权力是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这就产生了用何种装置、方法以及资源维持权力的问题。本文以上述观点为线索来探讨1923年蒋介石访苏问题。
二 资料和研究
关于蒋介石1923年访苏问题，有一些第一手材料或接近第一手材料的资料被利用。近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资料可以参考。在这些新资料当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斯坦福大学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手稿。笔者阅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抄录的蒋介石日记中有关1923年的部分，在此再次向杨天石教授表示感谢。
关于1923年蒋介石访苏问题，已有几位学者发表了优秀论文。笔者重点参考了以下4篇论文。
（1）宇野重昭著《蒋介石的联苏政策 从苏联考察旅行至中山舰事件》，见高木诚一郎、石井明编《中国的政治和国际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版。
（2）王聿均著《蒋中正先生访俄及其观感》，《蒋中正先生与国民革命》第2册，台北，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6年编印。
（3）杨天石著《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蒋永敬著《蒋中正先生赴俄考察记》，《近代中国》第136期，2000年4月。
笔者在参考以上4篇论文的基础上，将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问题的研究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西北计划； 反共 的几个问题；蒋介石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与 代行主义 的关系。
三 西北计划(1)
已经有多位学者提到过西北计划。这里将简单地描述该计划，并探讨就此计划与苏联的交涉过程对蒋介石本人的政治领导所产生的影响。
正如杨天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蒋介石于1923年9月13日至10月12日起草了事后提交给苏方的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的意见书。此意见书在1923年当时由8200字构成，其内容包括军事计划。杨天石：《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88~89、92页。现在，意见书的存在无法考证，但起草过程的草稿(虽说不很完整)是存在的，这也就是蒋介石所著的《中国革命新前途》一文。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承杨天石教授提供译文，谨表谢意。笔者将根据此文来描述西北计划的概况。
西北计划是以将革命根据地建在广东省的孙中山的请求开始的。据《中国革命新前途》所述， 中国人民不但饱尝中国国内军阀 暴政的痛苦，而且还备受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中国受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压迫这种认识在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当中是广泛存在的，这也与访问对象是苏联、共产国际有关。当时， 中国军阀和由他们组成的北京政府已经完全投降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 。因此，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受军阀支配的北京政府。可是， 从军事的观点看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东南地区奠定永久的基地 ， 所以我们希望在靠近俄国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找一个适当的地区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和外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 。
这是蒋介石和国民党西北计划的目标。同时，在文章里蒋介石又将蒙古的乌兰巴托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地区指定为实现此计划的候选军事基地，并对两地进行了比较。具体地说，西北计划对国民党与军阀势力的力量对比、各区域的形势、作为军事目标的北京与军事基地之间的距离、基地的地理环境、所需要的行军时间、国际环境、交通以及国民党军和军阀的军队编制、武器、财政状况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了乌兰巴托比乌鲁木齐更适合作为军事基地的结论，并将此结论作为提案告知了苏方。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评价蒋介石访苏过程中的西北计划。我们通过对吴文律、蒋永敬和杨天石三位学者论文的讨论来探讨这个问题。三位学者的论文一致指出，西北计划在蒋介石的访苏一事当中是 （最）重要 的。吴文律：《战略上之分歧：民国12年蒋中正先生赴俄报聘之研讨》，收入《蒋中正先生与国民革命》。那么，苏方又是如何评价西北计划的呢？
从记录本身来看，西北计划提交给苏方应是在1923年9月9日和10月3日这两天。《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2月5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17~1925）》（以下简称《共产国际》）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345~346页。9月9日蒋介石率领的代表团在会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总司令时提交了西北计划的方案。但苏方的反应比较谨慎。根据苏方的记录， 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同志听完代表团的说明后，建议在研究战役的一切细节、目前的军队部署、未来作战地区的政治状况等等之后用书面的形式来阐明这项计划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287页。10月6日加拉罕在给鲍罗廷的信中称此计划为 孙的从北方进军的空想计划 ， 不可能立即实施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0月6日于北京），《共产国际》第1卷，第295页。由于苏联表现出慎重或者说否定的态度，因此没有将该计划提交给苏联、共产国际的正式会议讨论。
三 西北计划(2)
西北计划既体现了孙中山的构想，又是蒋介石访苏的一项重要课题。可是，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这一计划不可能成功，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所以笔者认为从结果来看西北计划在蒋介石访苏一事当中，并不具备太大的政治意义。那么，从与蒋介石的政治领导权的关系这一角度上看，西北计划又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呢？
1923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会见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时曾经这样讲过： 在俄罗斯共产党只面临一个敌人，也就是沙皇政府。但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地球上所有帝国主义者都在反对中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在那里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不言而喻，西北计划是此军事计划的延长线上的一部分。对此，斯克良斯基指出： 接触群众，同群众在一起，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口号 。因此， 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的条件很有利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冒险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11页。在这里，蒋介石、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国际在政策上的分歧是以单纯的形式出现的。但是，政治工作与军事行动的对比值得我们关注。很明显，苏联不希望划分出自己的领土在军事上介入中国的国内政治。另一方面，国民党虽说在广州建立了政权，但不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群众基础薄弱，并不得不与北京政权进行军事对抗。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很渴望得到苏联军事上的帮助。
我们还是从蒋介石政治领导权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吧。前面已经说过， 代行主义 的政治领导是以领导层维持政治权力为前提的，军事力量是获取和维持政权的手段，对于军人的蒋介石来说，这一点更是十分重要。所以，通过西北军事计划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处于当时情况下的国民党的要求，也显示了蒋介石 代行主义 式政治领导的特征。
这种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根源于蒋的信念，或来自他的 自强 想法，即把自身在力量、道德上的强化看作政治力量的源泉。蒋介石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友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础，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 。上述想法是蒋介石思考与行动的基础。
我们不妨从将西北计划提交给苏方的9月9日和10月3日这两天的日记来看一看蒋介石的态度。9月9日，蒋介石先拜访了东方局长胡定康，下午又拜访了陆军次长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他与斯克良斯基就中国局势探讨了三个小时，对其评价是 和蔼可亲 ，又称加米涅夫是 热心助我 。蒋在日记中还写道： 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令人钦慕 。
另外，据苏方的文件显示，10月3日中国军事行动草案被转交给契切林、托洛茨基和斯克良斯基手中，《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2月5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46页。但没有说明是由谁转交的，也没有有关蒋就此文件与苏方领导人会晤的记录。而蒋在13日的日记中写道： 为函稿及意见书，与友人讨论，稍有龃龉 。他还留下了午后 会客 的记录，但没有具体说明 友人 和 客人 是谁。按照他写日记的习惯，如果确与上述三位苏联领导人会面的话，应该会记录其名的。由此可以推断，军事计划确已被提交给苏方领导人，但无法证明中苏双方是否围绕计划进行了讨论。
不过，蒋介石的日记中多处提到讨论送交意见书的原稿及相关文件。这些记载反映在他9月4、10、11、12、13日，10月6、12日以及11月11日的日记中。可以认为，意见书中包含有西北计划。蒋在访苏期间，与多位苏联领导人见面，与他们交换信函或向他们提交报告，在这些过程中西北军事计划被列为讨论的议题是十分可能的。但是，无法了解蒋介石对没能实现此计划的反应或态度。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1)
蒋介石在这之后利用各种场合评价和回顾了自己1923年的访苏一事。在归国后不久的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写信给廖仲恺，流露出对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不满。《与廖仲恺书痛抉党政病根》（1924年3月14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84，第102 ～105页。这一资料已被许多学者引用。蒋在信中写道： 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合作始终，以互策成功者也。 蒋介石还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抱有戒心，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写道： 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这封信因写于国共合作之后不久，所以对在中国国内的中共党员的批评还比较含蓄。但他对中共的不满，明显流露在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批判上。他写道： 中国人只崇拜外国人，而抹杀本国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自知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蒋介石基于这种对苏联和中共的不满，在信中对廖仲恺提醒道： 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使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苏联和中共的不满源于以下三点：苏联共产党的目的在于扶植中共，使其获取中国革命的正统地位，不打算与国民党长期合作；苏联想将蒙、满、回、藏据为己有；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举止与做派。
在1956年出版的《苏俄在中国》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以下征引均出自该书。一书中，蒋介石站在当时的反共立场就1923年的访苏经历曾这样回忆道： 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 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不满表现在共产国际所采取的强调阶级对立的政策上。
关于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蒋介石在书中写道： （访苏使自己）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 他还因民族利益问题与苏联政府之间产生了对立。他写道： 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
关于对中共的不满，他这样写道： （共产党）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 ， （访苏成员）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国民党员。只有张太雷一人是共产分子。访问团一到俄国，他就施展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诱到他一边，与我们对立起来 。
他还写道： 总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印象 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蒋介石这种对苏联批判和猜疑的背后所隐含的反共产国际、反苏、反中共的立场是以三位一体的形态存在的。
从该书的内容来看，蒋介石对苏联、中共的不满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可加上以下三点：一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决议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国情的不正确认识，这种不正确认识具体体现之一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二是苏联政治体制的专制性格；三是（访苏）代表团中与中共的对立。蒋介石的立场在1924年和1956年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必须从1923年的文献资料主要根据蒋介石的日记。以下征引蒋日记时，只在正文注明日期。以及历史背景来考察蒋介石的 反共 立场，探讨这种立场在其访问苏联一事中所包含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对苏共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以及在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感觉一方面来自于1923年他访苏时在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接触过程产生对立时的亲身经历，另一方面源于他在经历了长期与苏联、共产国际以及中共的对立之后，在1956年时所具有的一种更为全面的感情。我们必须搞清楚这种不信任和猜疑的背后所隐含的具体的对立点。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2)
第二个问题是蒋介石在少数民族地区问题特别是蒙古问题上与苏联产生的严重对立。如上所述，西北计划包含了蒙古的地位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之类的敏感内容。
蒋介石在1923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考虑给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又译齐契林）寄信一事。他还于10月21日拜访了齐采林，谈到 蒙古自治问题及根本计划 的问题。这证实了蒋介石在经过这些准备工作之后，于10月26日寄信给齐采林。 蒋介石：《致俄外长齐采林书谈本党民族政策》（1923年10月26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第93页。
在这里，我们通过信函的内容来分析双方的对立。据信函所记载，对立起因于10月21日所举行的会晤。针对齐采林所谓 蒙古人怕中国人 的发言，蒋介石要求他予以澄清。蒋介石指出: 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 。国民党所要追求的是: 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爱协作的目的 。所以 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 。 西北问题，正是包括国民党要做的工作的真意 。对蒋介石来讲，中国人普遍地将中国和蒙古视为一体，渲染 蒙古人怕中国人 具有将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含义，因而违背中国人的传统认同。围绕蒙古问题，蒋与苏联是有矛盾的。
第三个问题，对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批判，可以从对滞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的不满中得到证实。1923年10月10日在双十节这一天，蒋在自己的寓所召集居住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就革命的历史发表了演说。演说本身很顺利，他本人好像也感觉不错。但到了第二天即10月11日，他听到了传言， 以余昨日演说为有崇拜个人之弊，甚笑中国人自大之心及其愿为外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国内英雄 。虽不能断言说此话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共产党员，但他们留学苏联受苏联的影响，并对国民党持批判的态度。所以，这些人在蒋介石看来都是 共产党员 。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第四个问题是围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矛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42～345页。这个决议是在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在这之前的11月25日，国民党的代表五人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听取了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成立由布哈林、科拉罗夫、库西宁、阿姆特尔、维经斯基组成的委员会与国民党代表团共同起草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3年11月26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29页。从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出，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积极地说明了中国的立场，并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交换了意见。《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录》（1923年11月26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第1卷，第330～338页。
蒋介石在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检束文件。审查第三国际对我党决议文，普泛不实，其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骄慢虚浮 。蒋介石为何感到 决议 与事实不符呢？在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下蒋介石感到不协调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11月28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决议 和在这之前的11月25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的 讨论 。
决议 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军事行动的问题。 决议 强调，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大众）保持最密接的联系 。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3)
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动势力上 ，被认为是国民党无法彻底与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主要原因。 决议 的这一部分强调组织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暗示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过于依靠军事行动和军阀不满，表露出不同于蒋在西北计划中所采取的重视军事计划的立场。所以，蒋介石在 讨论 中没有提及这个观点。
决议 第二个令蒋介石感到 不协调 的是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 决议 沿用了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通过的列宁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倡导在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取解放的过程中各民族拥有分离与独立的自由，并在获得独立后有权自由结合。但是，这个原则涉及蒙古从中国分离与独立的可能性，与中国传统归属意识有矛盾，因而显得微妙。所以蒋介石在 讨论 中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有关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用。蒋在 讨论 中将 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作为三民主义的第三个原则。在这里，他表面上采取了与共产主义相似的政策，但本意则认为国民党主导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所倡导的革命不同。蒋介石认为： 国民党肩负着在中国进行革命工作的责任 中国的革命政党即国民党 。他还指出： 有两个目前原因使我们现在不能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一是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所以在人民中开展宣传工作非常困难 。 第二个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民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 。以上的发言表明蒋介石主张排除共产党的领导，吸收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参与中国革命，领导他们的则是国民党。可是 决议 的内容显然不认可国民党的领导权，主张在革命运动中强化无产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蒋介石没有直接提及他对苏联、中共的第五个不满，即有关苏联 专制 的政治体制问题。即使假设蒋介石目睹了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党的纪律以及革命结束后不久仍处于紧张状态的苏联社会，但他并未将这些现象与苏共的 专制 联系起来。在 讨论 中，他也说了些苏联的政治体制与三民主义不符这样的话。但是，就算有这样的想法和考虑，他在1923年想要做的，恰恰是大大加强革命运动中党和军队的主导作用。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蒋并没有将苏共的统治彻底地认为是 专制 的。所以笔者认为，蒋对苏联政治体制的批判性观点，是在其以后长期反共斗争中形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蒋介石对支撑苏联政治体制的人才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苏联政治体制的不满。他的日记并非没有对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人进行批判的内容，不过他的批判比较慎重，而且对其肯定的评价比较多，虽说因调整会见时间，他对维经斯基表示过不满。与刚到苏联时不同，逗留苏联的时间愈长，蒋介石对苏联领导人的那种 烦躁感 也就愈增加，但这种 烦躁感 并没有直接成为 反共 的原因。
与对苏共领导人相比，蒋介石对苏联的官僚层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从9月24日和10月2、11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在苏联逗留期间，他与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官僚层有过广泛的接触。比起对苏共和苏联政府最高领导人，他对官僚层使用了相当严厉的措辞来表明自己的不满。这种不满的感情与其对苏联党和政府统治的猜疑结合在一起，在其以后的反共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逗留苏联期间，与大伤脑筋的人际关系相比，国民党内部的对立更令蒋介石感到烦恼，并成为他对中共和苏联不满的第六个原因。蒋在自己和代表团成员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以及其他逗留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的交往上，显得格外伤心。
蒋介石在日记中虽说没有提及他们的姓名，但是共产党员张太雷以及渐渐倾向于中共的沈定一与蒋介石、王登云之间的对立是存在的。蒋在9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本党团体之现象及同志人心之恶劣，不惟灰心，几无人生乐趣也！ 除此之外，他在日记中（10月3、5、22日）还频频提及 交友 之难。虽说没有指明 交友 的对象是谁，但显然是在暗指当时在其身边、与其一同讨论 信稿和意见书 的 友人 伙伴 。他们不是苏联、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而是包含代表团成员在内的中国人。
四 蒋介石访苏和 反共 的几个问题(4)
以上笔者探讨了1923年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抱有怀疑态度和其后来采取的反共立场的六个原因。概括地说，这些原因包括中共和苏联对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发起的挑战；围绕蒙古问题国民党与苏联的对立；逗留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的举止、做派和国民党代表团内部存在的对立；共产国际决议案有关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提法与国民党产生的分歧；对苏联领导人和官僚层所抱有的不满。但是，当时的蒋介石并非是无条件地一味反共，他对苏联领导人的评价与感情也绝非全面不佳。和马林的密切接触、与越飞夫妇的交流情形不时地可以在他的日记中见到（9月17、18日，10月10、14、21、23、24、29日）。所以他当时与苏联、中共及共产国际的对立不是全面的对立。蒙古问题涉及微妙的政治因素，比较难以解决，但国民党与苏联在这方面的冲突没有严重到需要断绝关系的程度。从这点来看，蒋介石是 反共 ，但与其以后的全面敌对的反共不同。蒋介石的 反共 态度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动态的评价有关。
五 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1)
蒋介石1923年发现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特点，与其自身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他面临的又是些什么问题呢？对此，我们必须从他对中国现状的不满、俄罗斯革命的成功经验、如西北计划那样现实中出现的外交问题以及将长期存在的 代行主义 式指导方式等问题入手加以探讨。
蒋介石多次指出，中国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之下。他于1923年8月16日从上海出发，乘船和火车于25日抵达边境地区的满洲里，期间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中国的现状。19日，他到大连后外出观光，所到之处， 全为日本式之小横滨市也 。20日蒋介石由大连去长春， 所见所闻，皆日本之势力，无异于入其国境也 。蒋介石目睹了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的窘况，这与革命成功后的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访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找出俄罗斯革命成功的经验。他到莫斯科后马上于1923年9月7日会见了苏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得以询问俄罗斯革命成功经验。按照蒋的理解，俄罗斯革命成功的经验有以下三条。 一、工人知革命之必要；二、农人要求共产；三、准俄国一百五十民族自治、成联邦制。 但苏联也有下述缺点。 一、工厂充公后无人管理；二、集中主义过甚，小工厂不应同样归国有；三、分配困难 。日记中也有就当时建设状况的描述： 一、儿童教育周密；二、工人皆施军队教育；三、小工厂租给私人。
在与鲁祖达克的会晤中，蒋介石比较感兴趣的是俄罗斯革命中工人和农民的作用、民族自治和联邦制、工人的军事教育和儿童教育。他的见解反映了当时苏联的情况。当时，苏联正处于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时期。他从这个侧面感觉到过度的中央集权有缓解的趋势。这与主张否定阶级斗争的自己和国民党的立场是一致的。但这次对话没有涉及在革命过程中军队的作用问题。
蒋介石在摸索苏联革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还对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考察。最初提到的是，他对苏联社会的组织和运作的看法。蒋访问了各种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其规范严密的组织和运作给蒋介石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在1923年10月29日参观了莫斯科的某电灯工厂和某发电厂，发现为便于工人业余时间的学习，设置了配有专职教师的工人俱乐部、学习和音乐补习室，还建立了消费协会，并备有图书室、报刊阅览室、食堂、剧场等。蒋介石的体会是， 职工会及少年共产党部为最重要 。
1923年10月8日，蒋介石在观看戏剧时，看到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恰尔斯基在舞台上分发宣传资料，感到这就是 共产主义国家之特色也 。他还听取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1月1日)，直接感受了党的正式活动。他到莫斯科不久的9月2日，即遇到有22万人参加的 社会党群众运动 ，这一 盛事 给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月16日，他还参观了陆军学校举办的毕业纪念游行。
要理解苏联社会的运作，必须要观察基层社会。1923年10月30日蒋介石访问了位于莫斯科近郊的农村苏维埃。他访问消费组合和小学校时的印象都记录在日记中。他对小学校的生活日用品和教材的自给制度很感兴趣，认为这些自治会的制度与中国不同，感叹 无如吾国教程之旧也 。另外，他还对司法、行政、立法和警察权全部集中在苏维埃手中的体制也显得饶有兴趣。
1923年11月6日蒋介石访问了莫斯科市苏维埃，在纪念革命的庆祝会上他听到了加米涅夫等人的演说。蒋介石又于11月19日观摩了莫斯科(市)苏维埃大会，在那里听了会议所作的关于过去一年里的工作成绩报告，在日记中记录了有关恢复工业生产、工人住宅的建设、对失业工人的救济等 重要 成果。
蒋介石在接触苏联社会和组织运作的过程中，对严密的组织化、共产党活动和其统治的渗透、城市和农村苏维埃的动态、工人和农民的福利以及新体制下生产力的恢复这几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将这些方面与苏联革命成功的原因联系起来，认识到苏联的权力在渗透、集中和强化。
五 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2)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蒋介石对苏联官僚层表现出不满。与此相关，苏联并不是所有方面都令蒋介石满意。他在1923年9月26日至10月2日访问了彼得格勒，留下了 此次游历 彼德格列 六天，市况凋落，民气垂丧，皆不如莫斯科之盛，而其海军人员之气象，更不良佳，殊堪为苏俄忧也 的印象。
蒋介石并非没有看到苏联社会停滞的一面。但仅从他这个时期的日记来看，找不出这时的所见所闻后来成为其反共原因的痕迹。笔者认为应将蒋的这段经历放在国民党和苏联相互合作的框架中加以考察。
还要探讨的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军事行动的重要性问题。笔者在前面曾经提到过，这是国民党和苏联之间发生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里我们从苏联社会主义动态探讨蒋介石对苏联军事方面的考察。他在停留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期间，得到很多观察苏联军事活动的机会。苏联也照顾蒋的要求，为他开放了很多军事设施。
作为苏军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对苏军的组织形态，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颇有兴趣。1923年9月11日在访问教育人民委员卢那恰尔斯基时，蒋介石询问了苏军的组织形式。得到的回答是 各团部由其党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团部，参与团中主要任务。凡有命令，均须经其署命（名？）方能生效 。这种组织形态会对军队的活动方式产生影响。他在9月17日参观步兵一一四师后的日记中写道： 其军纪及整理虽不及日本昔日之军队，然其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象，而政党代表与其团长，亦无权限之见。
党指挥军队的这种政治委员制度作为革命军的特征引起了蒋的注意。于是，国民党军改组后的1924年，引进了党代表制度。这一制度被认为在苏军中对融洽党与军队、军队中的上下级关系以及维持军纪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军队问题有关，蒋介石还对苏联先进的武器表现出兴趣。1923年9月20日他访问了研究毒瓦斯的苏军化学学校。22日他在参观高级射击学校时，对陈列的兵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 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等，不比我国腐败也。 27日他在访问彼得格勒的海军大学和海军学校时，发现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设备非常完备，有关军事的书籍和档案也保管得很好。在彼得格勒期间，他还在28日参观了海军博物馆。从彼得大帝到1923年为止的海军历史上所发生的大事、实物、人物和舰船模型的陈列等情况被记录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这天，他还参观了彼得格勒的军港，看到了建造潜水艇的机器。29日，他视察了 壳伦司太笃 （喀琅施塔得）军港，并在那里参观了潜水艇。
蒋介石在1923年11月7日得以观看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革命纪念日的军事游行。就当时的感想他这样写道： 足见俄国军械之进步，军容亦颇威严。观今日之运动，足知苏维埃政府对于人民已有基础。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发现蒋介石对苏联军队的组织、制度、士气、军备、军事产业、军事设施、军事院校及军史等有关军队的各个方面都很感兴趣。他将苏联革命的成功与中国革命的现状进行对比，从各个方面对苏联军队予以了积极的评价。这种态度和他在与苏共领导人的接触中主张军事工作应该优先于政治工作，以及在 代行主义 的政治指导过程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是一致的。
蒋介石在关心军事的同时，也对支撑苏联社会的人才的质量表现出一定的兴趣。这其中包括最高领导人、官僚、军人、工人、农民。这个问题与教育问题有关，但蒋对教育问题涉及得不多。
1923年9月11日蒋介石与副教育人民委员彼得罗夫斯基进行了会谈，索要了 各种学校教程，这些被认为是军事院校的东西，但没有对其具体内容方面的记载。
五 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3)
蒋在11月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苏俄各地各所，皆有少年共产党支部，对于青年竭力培植、注重，是其第一优良政策。 党对青年教育的指导在这里可以得到确认。11月21日蒋会见教育人民委员卢那恰尔斯基，将在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的教育方针的特点归纳为以下七点：废除宗教，男女共学，贴近实际生活，学生管理学校，教育制度的统一，重视工人学校，专问学。
尽管上面的例证并不多，但仍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教育的关注点。首先是关于青年教育的重要性；其次是党和国家对教育的指导以及统筹；第三是废除宗教、学生管理学校、重视工人学校等在教育方面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因素。关于第三点，尽管无法看出蒋介石对诞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事物有多大支持，但青年教育以及由党和国家统筹领导教育这两点，得到了想积极推进中国革命和实现强大中国的蒋介石的共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言及教育自由的问题。
最后，笔者想说明蒋介石在苏联逗留期间，风景、历史、生活留给他的印象。这样的印象虽然对他的政治立场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对他关于苏联的整体评价还是有间接影响的。
蒋介石在日记中经常言及苏联的风景、历史和生活。在这里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仅取两三例来分析一下。在到达莫斯科之前通过赤塔和贝加尔湖的时候，他被那里的景色所打动了。他描述通往赤塔的途中 一路山明水秀，森林浓郁 ； 贝加尔湖一望无际，风涛如海，诚佳景也 （1923年8月26、27日）。蒋介石对莫斯科的风景也心有所动。在通过莫斯科上空的飞机中看到了皎洁的月亮，天空清澄（9月24日）。另外，他还喜欢沿莫斯科河畔散步，也常乘船到西南侧的 不寂之园 游玩。那里是莫斯科的最高点， 莫斯科第一胜景也 。那里 如东京之上野公园，但风景优于上野也 （10月13、14日）。可见蒋介石对苏联的美丽风景兴致勃勃。与参观苏军时一样，将日本的上野公园与莫斯科的风景进行比较之处也显得意味深长。
蒋介石在逗留彼得格勒期间，对那里的历史遗迹感受颇深。伊萨基辅大教堂 其建筑之宏大壮观，实所罕睹 (1923年9月30日)。他在10月1日参观了从亚历山大到尼古拉等历代皇帝居住过的宫殿后，留下了 其建筑之宏大、装饰之华丽，诚所谓穷奢极欲，大理石及翡翠之柱壁、地板，不足奇也 的感想。
在日记中，蒋介石赞叹了俄罗斯皇帝留下的历史遗产，但见不到他对俄罗斯帝政的批判，也见不到与中国历史遗产相关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的历史遗产对蒋介石来说是特殊的。在一定范围内对俄罗斯历史遗产的积极评价，与其认为他反对苏联还不如说他正面接受了苏联的影响。
蒋介石对在苏联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多的记录。他去买鞋，感到价格过高（1923年9月14日）。日记中有他经常去剧场的记录，但没有任何关于餐食的记述。对苏联的饮食是否感到满意，或者认为此类事情无需记录，都只能靠推测。
六 结束语
本文就蒋介石1923年访问苏联，探明了以下问题。所用的主要资料是他1923年的日记。
笔者从现有的研究中重点讨论了以下三点：西北计划； 反共 问题；蒋介石眼中的苏联社会主义。
由于蒋介石与苏联所追求的目标不同，西北计划没能实现。但是从两者交涉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蒋介石是十分重视包括西北计划在内的中国革命的军事行动的。
笔者指出了，蒋介石访问苏联期间所感受到的以下六点成了他后来反共的原因：苏联方面没有与国民党长期合作的意图；以蒙古为焦点的民族主义问题；中共党员在苏联的举止和做派；对共产国际就中国问题决议的评价；苏联政治体制的专制性；访苏代表团成员的内部对立。
笔者围绕上述问题重点考证分析了蒋介石的日记。他确实就蒙古的归属问题与苏联产生了对立。另外，蒋介石对在苏联的中国人的行为、共产党对访苏代表团内部成员的影响、苏联官僚流露出不满。特别是围绕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蒋介石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在军事行动的重要性、蒙古独立、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权等方面明显存在着意见分歧。
不过另一方面，蒋介石对许多苏联领导人表示出好感并给予较高的评价。尽管存在着上述问题，他还是代表希望与苏联加强合作的国民党访问了苏联，而且也没有马上形成他后来那样的反共立场。这样的态度与蒋对随之而来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态度有关。蒋介石对苏联的感情及对苏联的观察，必须要通过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现状的评价来进行探讨。
笔者从俄国革命胜利的原因、苏联社会的组织运行、军事、教育、风景、历史及生活等方面探讨了蒋介石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看法。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大体上是积极肯定的。蒋介石特别关注的是，国家的统一、强化和权力渗透与组织、纪律、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关系。但这种评价没有刻意突出意识形态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对苏联的评价并不是 本质 上的，而是 手段 上的。
最后，探讨一下蒋介石的 代行主义 领导与他对苏联评价的关系。第一，以达到政治目标为目的的民众动员。1923年9月2日，刚刚到达莫斯科的蒋介石便遇到了由 社会党 领导的22万人参加的大众运动，他的评价是 痛快 。以大众的政治参与为前提的政治动员，需要通过由领导层制定的福利制度来换取。这样做使得大众不会对领导者的权力产生威胁。蒋介石在对苏维埃的工厂、城市和农村访问过程中，对提供给大众的周到的福利状况表示赞赏。
第二，以培养人民政治意识为目的的教育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蒋介石对苏联在共产党指导下的教育留有深刻印象。把党的思想渗透到军队当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也引起了他的关注。
第三，缺乏人民对党和政府提出不同或反对意见的制度。蒋介石对苏联的政治反馈过程没有表示出过多兴趣，也许是没能有机会观察到这方面的状况。或者是革命胜利后不久的那一段时间里，苏联并没有出现大众尝试着对党和政府的统治提出不同或反对意见的情形。
第四，关于领导层的权力维持及强化。前面已经说过，蒋介石对由党和政府统一领导，党和政府的权力渗透及强化，以及为达到此目的而制定的组织、纪律表示出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特别体现在有关军事行动方面。正是因为如此，此问题成了蒋介石与苏联对立的焦点。
外交任务
戴鸿超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系教授。
蒋介石长期领导军政，在动荡的1930年代及1940年代里，却积极而深入主掌外交。他以一积弱之国的领袖，周旋于列强之间；审时度势，采取机动谈判策略，进而运用外交与内政互动关系，获得重大成果。
这些关键性的历史演变，一直未引起应有之注意。最近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资料。胡佛研究院已公开的蒋介石日记，起自1917年，止至1955年。以下所引蒋日记，径于文内标注日期。笔者在2005~2007年之间三访该研究院，探讨蒋氏外交活动及其对抗战之影响，草成此文，以供读者参考，希望引起大家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外交任务
蒋在1928年完成北伐之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领袖。三年之后，他遭遇震惊国际的九一八事变，立即认识到自己缺乏外交经验。蒋在1931年9月20日的日记中，指出自己 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 ，必须研究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的办法。两年之后，他提出了针对环绕中国之大国的基本政策：
倭寇仇我而惧我，如顺之，则可交也；赤俄敌我而恨我，其目的不仅倒我，而且必欲灭亡我国也。英美则欲我为之利用，以抵抗倭俄，但无土地之野心也。以大体论，英美可为与国，倭寇仅为仇国，而赤俄实为中国惟一之敌国也。与国以义待之，仇国以惠施之。惟敌国无法变易，惟有自强以敌之而已。（1933年4月20日）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蒋介石战时外交：谈判策略与内外互动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蒋大体遵循这样的基本政策，来完成外交使命。他在日记中一再提到，他的使命是湔雪鸦片战争以来的国耻。在1941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他列举出的外交任务是：
（1）要求列强承认西藏、九龙、外蒙、新疆、东四省为中国之领土。
（2）取消不平等条约。
（3）废除列强之治外法权。
1943年开罗会议前，他增加台湾与澎湖为必须归还的中国领土。
蒋深知，在当时中国的处境之下，要完成这些任务是极端困难的。中国幅员广大，但处于分裂状态；人口众多，但过半贫穷无识。至于军事实力，更无法与列强相较。即单与威胁中国最迫切的日本相比，也是悬殊过甚。在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有220万士兵，11万吨位的海军，600架飞机；日本则有448万士兵，190万吨位海军，2700架飞机。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台北，敦煌书局，1977，第594~595页。
在强敌压境之下，蒋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列举出中国内部五个使得他忧虑的地区：北方的阎锡山，河南的某一军阀（应指石友三），江西的共产党军队，湖南动向未明的当局，以及两广的反蒋势力（1931年8月16日）。这五个地区的威胁，直到抗战开始时，才形消除。
这是为什么蒋采取先安内后攘外这一政策的原因。可是日本军国主义不给他机会，加紧侵略，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热河，侵犯华北，最后触发了卢沟桥事变。再加上1936年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不得不放弃安内攘外政策，进行抗战，要在战争中寻求完成他外交任务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