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与失误
蒋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持有两个基本观点，影响了他所有的重要决策。其一，他认为由于中日军力过分悬殊，倾中国一国之力，绝无取胜日本之可能。因此他必须联合强国以制日本。他首重英美，但也不排除联苏之可能。其二，他认为由于内政外交相互牵连，如果善为运用，便可在内外两方面获得成就。中国的贫弱限制了他的外交作为。但可藉国际奥援，增强国力，扩展他的统治范围。
蒋在处理外交事务的初期，曾有所失误。虽然联强国以制日是必要措施，他却过分依赖国际社会，以求解决中日争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他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国际联盟、非战公约国家及九国公约会议主持国际正义，阻止日本侵略（1931年9月21、23日；1937年7月15、17、25日，9月18、19、30日，10月13、31日），结果费时误事，一无成效。
岂不知国际社会绝少有扶弱抑强的举动，希望以正义压制侵略更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蒋在1939年8月27日日记中悲叹道： 国际道义扫地，敌友无常。不知人类如何底止。 后来，在珍珠港事变之前，当他得知美日谈判中可能有不利中国之决定时，痛愤地记载道： 帝国资本主义者，毫无信义可言，（无）所谓与国友邦也。然而本来为此。乃余自疾，信人太过。何怪他人。 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后，他才了解 国际间本是利害为主，决无为人牺牲之国。若以此为怪或为愧，则痴矣。 （1941年11月26日、12月11日）
从1931年到1941年，经过漫长的十年之后，蒋才体会到依赖国际正义解决中日争端是一错误举动。
此外，蒋还有其他失误之处。在七七事变之前，他一再误认日本无侵占全部中国之企图与实力。在九一八事变两年之后，他认为 其实彼倭目的已达，再无挑衅之利，惟有虚声恫吓而已 （1933年8月3日）。此后，他曾多次表示，日本是 外强中干 的国家（1933年11月5日、1936年9月30日、1937年7月11日、1938年12月6日）。蒋在日记中，未曾解释他为何持有这种看法，但曾认为日本内部有资本家与少壮军人的争执，又有海陆军之间的 南进 与 北上 政策分歧（从事海洋或大陆战争），因而未能采取坚定强硬的外交政策。
关于美日关系，他虽然认为两国必然发生冲突，但对珍珠港事件的来临时日，曾经判断错误。在事件发生几天之前，他推测 倭南进（意指发动太平洋战争）公算，至多十分之三 （1941年11月29日）。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也就是1941年12月7日（亚洲时间），他仍然相信， 美倭战争暂时或可避免 。
谈判局势(1)
大体说来，蒋在抗战开始以后，不再企求他国主持正义，解决中日争端；而实行现实主义，依据日、苏、英、美之间的利害、畏惧、强弱、期望之关系，采取相应之策略，进行谈判，以求达成有利中国之局面。
1 对日：以空换时
蒋在抗战开始以后，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应付日本。淞沪会战正是这一策略的具体表现。在会战开始之日，他说明，要 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陷于被动地位 （1937年8月13日）。现在，许多论者都肯定蒋是淞沪会战的发动者。林思云：《中日战争的前夜》，2002年1月27日，http://www omnitalk com miliarch/gb2b5 pl?msgno=messages/1894 html;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香港三联书店，2008，第231~234页；蒋纬国：《我的父亲蒋中正》，香港，东方出版社，1998，第617~619页。他有两个目的，其一便是以六七十万庞大兵力，苦战三月，以破碎日本迅速灭亡中国之迷梦。他的战略是，日军自东向西进攻，到了豫、鄂、湘、贵山区，便受阻止，拖长其供应线，使其陷入难为首尾双顾之局，战争趋于胶着状态。其二是引导英美俄参战。他在会战开始一个多月后明确说出他的想法： 引敌深入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战事。 在会战结束时，他又说出 只要我能持久，则倭必向外列强挑衅也。 后来他记述如何告诉英美记者： 日本形式上虽攻华，而实则攻击英美也。 （1937年9月29日，12月13、17日）
虽然英美并未参与中日战争，他坚信英美与日本战争之不可避免。他在1940年12月分析道：
敌国内矛盾日深，当不出二途：甲、避免国内革命，决向英美冒险求战，以期幸胜。乙、避免与英美挑战，保持海军实力，压制国内革命：余料其必向甲路冒险。宁使对外失败，不愿国内革命也。（1940年12月18日）
1941年11月，他推断 美参战不出半年之内 （1941年11月4日）。虽然他未测出准确参战时日，究竟太平洋战争于年底爆发，中美英形成盟国，共同抗日。蒋四年以来的期望，终于实现。
蒋与日本征战有年，但也长期从事谈判。远在1930年代初期，他认为日本除了英美之外，有两个假想敌。一是苏联。它在1904~1905年败于日本，把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让予日本。多年来苏联亟思报复。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双方边界上发生小规模冲突。日本防苏心理愈浓。蒋认为这是可乘之机。他指出， 倭俄之战必起。应如何使其战争适合于我准备之时机，是不能不早有决策。 （1933年7月21日）
他的决策是藉这一可能的战争，与日本进行谈判。他认为如果这一战争爆发，日本可能要求中国中立。他便可提出中国的条件，包括日本承认中国在东北之主权，取消塘沽协定及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势力。（1936年3月31日）
日本则另有想法，认为蒋对苏疑忌有加，中日可以商谈如何共同反苏之措施。于是经过蒋的私人代表以及日本驻华代表，双方在彼此国家进行谈判。
日本另一假想敌，当然是中国。这其中的一项复杂因素是中共问题。中共对蒋构成威胁，如果反蒋成功，建立政权，对日本也是威胁，助长日共声势，甚至引起日本的共产革命。（1933年10月12日）因此，日本提议中日合作共同防苏防共，并签订条约，以兹遵循。
蒋赞成共同防苏立场，并暗示一旦日苏发生战争，愿守中立。但日本必须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主权，并撤除其华北特殊势力；蒋拒绝与日本签订任何条约。（1936年3月2日、10月6日）
日本不愿接受蒋之条件，反而要求中国承认 满洲国 及华北 特殊化 。
至中日战争开始以后，蒋就中、日、苏三国关系作出决断。他记述道：
倭要求我共同防俄，承认满伪及华北特殊化。若与俄先订互不侵犯（条）约，则可打破其（日本）迷梦，不再要求。盖允其共同防俄，以后不仅华北为其统制，即全国亦成伪满第二矣。故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为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能为至全占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吾于此决之矣。（1937年7月31日）随之，蒋与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则开始军事、经济援华，对抗日本。
这以后，蒋持续与日本有所接触。先有1937年12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后有1938~1940年在香港的非正式谈判，然都因双方坚持各自立场，没有结果。有关中日在香港之非正式谈判，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253~296页。
谈判局势(2)
2 对苏：两战之虑
蒋自1923年访苏之后，经过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1927年宁汉分裂及 清党 事件以及1929年中苏断交事件，认为苏联是贪婪、阴险、侵略成性的强敌。但是，如上所述，他为着应付另一强敌日本，不得不与苏联打交道。
蒋深切知道，苏联最担心的是德国，而同时东战日本西战德国更是其最大之忧虑。他在1937年7月31日决定联苏制日以后，迅即采取行动。8月21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9月25日 俄机到甘（肃） （1937年9月25日）。随后苏联军火及经济援助源源而来。
苏联老谋深算，当中日战争在1930年代末期陷于胶着，日本无力攻苏之时，便逐渐减少对华援助，同时展开自己的多国谈判，在1939年8月与1941年4月，分别与德国及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样，苏联与中、德、日都签订了这一类条约，似乎避免了欧亚间的战争。
可是，国际风云诡谲多端。德国在1939年攻陷波兰，瞬即在1940年横扫西欧，对苏联造成威胁。在1940年底，蒋接到一份重要情报，得悉日本在一次御前会议中，决定实行 南进 政策，也就是要发动太平洋战争，因此打算与中国谈判，以便减轻中国战场之压力。（1940年11月16日）同时日苏边界发生冲突，苏联感觉需要加强中苏关系，遂决定重新援华。
蒋对这些有利中国的发展，作了以下分析：俄通知继续援华。推论其与德倭关系无进展。倭知我与俄之关系因中共不佳。因此德倭不畏俄，俄不得不在倭对我力谋妥协之时，而允接济也。（1941年11月24日）
蒋利用这些国际关系的演变，采取了对中共的 纪委性 行动。西安事变后，蒋答应中共共同抗日，但对中共军队未依西安协议接受其统帅地位一事，非常不满。1941年1月，蒋下令又发动皖南事变。
蒋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这一事变的演变： 中共以现势（而论）决不改叛乱也 。 俄武官问新四军事，应严速（原文）坚决，以立威信 。不为俄援而 动心 。俄援 武器到新疆 。 新四军案为抗战史之大事，甚于十五年广州救党之举。 （1941年1月9、16、18、28、31日）
中苏关系持续变化不定。德国在1941年6月突然闪电攻苏，长驱直入，苏联几有倾国之虞。但经过几年苦战后，苏军逐步反攻，在1945年初已是兵临德境。是年2月美英苏在雅尔塔集会，签订密约。苏联承诺在德战结束之后，进攻日本，但以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之特权以及外蒙独立为条件。美英为了减少海上进攻日本本土的重大伤亡，接受苏联条件，并决定向蒋施加压力，承认密约。
蒋在3月闻知密约，6月始见全文， 闻之悲愤不知所止。 （1945年6月15日）8月苏军攻入东三省，并在新疆及华北寻衅生事（1945年7月28日，8月1、31日）又加美英连续施压，蒋便在这一外交阵仗上，败于多年疑忌有加的苏联，恢复其东北之特权，同意外蒙独立。
3 对英：挟印制英
蒋一向希望英国为维护其在华经济权益而阻止日本侵华。可是在1930年代中期，纳粹德国崛起，危及英国安全。其首相张伯伦采妥协政策，在1938年签订慕尼黑协定，以求自存，已是无力顾及在华权益，阻日侵略。在这种情势下，蒋无法劝说英国援华抗日，只有耐心等待。到了1940年代初期，他终于找到机会，与英国展开一连串的谈判，达成共同抗日之局面。
谈判局势(3)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攻陷缅甸，威胁英属印度的安全。借用英国首相丘吉尔一句话，印度可说是英国的 软肚子 （soft belly）。当时印度自治运动情绪高涨，反对英国统治。日本又用亚洲属于亚洲人的口号，助长英印争执。印度便成为英国在亚洲防日阵线中的一个弱点（丘吉尔曾形容南欧是纳粹德国防御阵线中的弱点，是有利盟军反攻之地区）。
印度是大英帝国最大之属地，其重要性远远超过英国在华权益，英国势须加以保护。但因欧战正烈，力不从心，只有少数英军在缅阻日前进。蒋深思熟虑之后，派遣远征军入缅，共同抗日。这是一举两得之事。其一是制敌机先，减少日军进攻云南之可能性；其二是保护印度，加强中英合作抗日之关系。远征军入缅之后，在1942年首战失利，一部分与英军共同退守印度，一部分退守云南。
蒋在远征军入缅同时，展开对英国及印度外交活动。他于1942年2月访问印度，一方面与英国驻印当局商谈合作抗日事宜；一方面与印度自治领袖甘地、尼赫鲁会谈，在共同抗日前提之下，支持其自治运动。蒋同情印度自治的立场，引起英国不满。丘吉尔甚至威胁说，不再与中国合作抗日。蒋不为所动，仍然维持既定立场。1942年11月，丘吉尔进一步表示，要支持印度在战后独立。见《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9日。因为他认为，没有远征军，英军可能保不住印度。
在1942~1945年之间，蒋与英国军政当局，在世界各地 包括华盛顿、伦敦、重庆、开罗、卡萨布兰卡（西非）及印度的加尔加答 展开了直接或间接的曲折谈判。他运用出兵保印及支印自治的两面手法，增强他的外交声势，获得了五项成就：一是在第一次缅战失败之后，克服英国拖延反攻缅甸之举后由中英美于1943年反攻缅甸，至1945年驱除日军，获得胜利；二是英国在开罗会议时，支持中国收复东三省及台湾澎湖之主张；三是英国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四是英国联合美国自1943年起，废除不平等条约及领事裁判权；五是英国默认西藏为中国之一部分，支持建立经西藏的中印通道。
4 对美：寄望未来
蒋在1942年11月9日的日记中曾列出对美谈判目标：争取建立中美同盟；美国支持中国收复东北、台湾、琉球等失地，以及归还外蒙予以自治之主张。事后看来，蒋追求的目标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在当时却不容易。他与英国谈判时，尚有印度为筹码，与美国谈判时，他依赖美国正殷，并不具备有利条件。
可是蒋发现，他所领导的中国，正是一个微妙的谈判筹码。贫弱而地广人众的中国可通过资源丰富的美国而变成其强大的友邦，在战时可以合作击败日本，在战后可以协助维护其在太平洋一国独大地位。这是一个锐利而深远的想法。蒋希望凭藉两个有利因素，把这一想法变成事实。
第一个因素，是美国有一个对中国持同情乐观看法的罗斯福总统（也有人说罗斯福的看法近乎天真）。他在1940年代初期，一再说出对中国的憧憬。例如他对宋子文谈到1943年与丘吉尔的会谈时曾说：
邱吉尔认为中国是一个大而不富的国家。我一直告诉他，中国人比日本人精明；中国比日本大得多，她已经证明具有活力而且有惊人的进步。只要加速进步，便会成为一个强国。我们应该给英国人一个当头棒喝，让他们认识中国 Conversation between Roosevelt and T V Soong，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Chiang Kai shek in Washington，on July 16，1943，as recorded by Soong See T V Soong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Box 62，File 11
谈判局势(4)
又如罗斯福在1943年8月转告宋子文，他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丘吉尔接受中国为四强之一的地位：
邱吉尔曾一再坚持他的为难之处是中国没有稳定的政府。因此不能受到其他三国（英美俄）一样的待遇。我则告诉他，蒋和你我一样，都会死去。但是中国仍然存在。她可能南北分裂，或者国共分裂，中国仍然存在。我说中国有4 245亿人口，绝对会成为远东的强国。我们的伟大事业要成功，她便是一个必要的成员。Conversation between Rosseveelt and T V Soong，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Chang Kai shek in Washington，on August 30，1943，as recorded by Soong See T V Soong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Box 62，File 11
最后丘吉尔接受了罗斯福的意见，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另外，罗斯福在1943年夏天与英国外相艾登会谈时也说过，他 希望中国在美国协助下，在五十年内，成为头等强国 。Telegram from T V Soong to Chiang Kai shek，dated August 17，1943，in T V Soong Collectio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
罗斯福不但对中国的国际地位表示乐观，也认为中国内部的演变有积极的一面。他在1943年8月30日与宋子文会谈时，听到宋说： 我们战后的国策，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倾向社会主义（意指民生主义）。 罗斯福接着便说： 我非常高兴听到这些话。因此，我希望以后再没有与八路军的战争。他们这些人都孕育着合理的社会主义与民主观念。你们可不要破坏他们的信念。 Quoted in Paul H Tai， Talents V Weakness:A Documentary Research on T V Soong in Washington in 1943， (a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T V Soong and Chinese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sponsored by the 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and Fudan University in Shanghai，in October 2006)，p 7
蒋与美国交涉时的第二个有利因素，是他的谈判方式。他在1940~1943年，任命宋子文为驻华盛顿全权代表。在这期间内，宋与美国军政领袖建立了极友好的关系，更与罗斯福维持密切友谊。在1943年3~9月间，宋与罗斯福至少面谈八次之多。这是华府外交场合中绝无仅有的事。蒋则坐镇重庆，以频繁的电报，遥控在华府的谈判，获得了几项重大成就。例如美国开始经济援华、建立驻重庆的美军代表团、成立飞虎航空队及率先取消不平等条约及领事裁判权等。
在宋卸任后，中美英在1943年11月举行开罗会议。会前蒋反复考虑有关议题，采取了以下立场。
谈判局势(5)
他坚持日本归还中国失土 东三省及台湾澎湖。关于琉球，他改变初衷，认为 琉球及台湾在我国历史地位不同。以琉球为一王国，其地位与朝鲜相等。故此次 琉球问题，决定不提 。（1943年11月15日）
关于赔偿问题，他表明自己 澹泊自得，无求于人 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 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此不仅使英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人所畏，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1943年11月17日）
在会议中，中国恢复失土的要求很快获得英美同意，东三省及台澎归还中国。琉球则由国际托管。至于赔偿问题，曾作为会议议题，但无决定。
蒋表示非常满意开罗会议的成果。他记述道：
此一会议乃余登外交舞台之第一幕也。民间以政治之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 结果乃能出于预期之上 东三省台澎失去后五十年或十二年，获英美共同声明归还 此何等大事 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1943年11月28日）
开罗会议可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高峰。经此以后，双方关系突然发生变化，在1944~1945年间，跌到谷底。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贵遭受一连串的溃败，使美国军政领袖对蒋的领导能力丧失信心，同时对国共关系啧有烦言。这其中以史迪威事件，最能反映出恶化中的中美关系。
史迪威在1942年被任命为以蒋为统帅的中国战区参谋长。他与蒋在对日战略、国民党军队将领作战能力以及国共关系等方面发生争执。史迪威生性率直，言语尖刻。他曾电请罗斯福向蒋要求，由他统率包括中共军队在内的全部中国军队，以求改善战局，转败为胜。罗斯福答应所求，在1944年7月7日致蒋的电文中要求其交出兵权。
史迪威事件曾在事后经各方多次报道，毋庸赘言。但蒋的日记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现选摘部分如下：
本月七日罗斯福来电，欲派史迪威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并以一切租借物资置于史支配之下。其干涉中国内政之心，昭然若揭矣。（1944年7月7日）
美国帝国主义凶横竟有如此。此等大事，决不能迁就也。（1944年7月16日）
默祷上帝，赐我衡阳战事胜利。许以六十生辰，建立大铁十字架于南岳顶峰。（1944年7月25日）
美英皆欲孙科为傀儡之暗示与宣传，以美为甚。（1944年8月1日）
昨夜起床三次，祷告三次，挽救衡阳，使余不受羞耻也。（1944年8月8日）
衡阳失陷。（1944年8月10日）
雪耻。昨夜四时后，忽梦见猪猡四只，其背皆插入大刀一柄，且有一旗亦插入 忽醒，此乃忍痛负重之象。（1944年8月25日）
据报驻渝之美国军部通告美商早作撤退准备，恐不久重庆局势变动云。（1944年8月28日）
最后不得已时，应作辞去军政各职之准备。罗认余不会辞职，因而压迫，欲余为其傀儡。其不逼余辞职，则因其欲用中国陆军作战，则彼不必派一百万以上陆军来亚作战。余当以此心理，以定决心。（1944年8月29日）
随后，蒋进一步分析中美关系，他说：美以四强之位而示惠，使之不能 脱其藩篱，此乃盗虚名而受灾祸也 。果真如此，他 内不能制共 外随附人后 ，认为美之策略 无异于倭寇往昔者对我也 。但他深切了解 美国实有藉华制日之必要。即使败日以后，将来亦有藉华以制俄之必要。美国实不能无中国 。（1944年8月31日）
这是一针见血之论。蒋于10月初通知罗斯福，拒绝其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统帅的要求。蒋随即接到罗斯福的复电，决定召回史迪威，而以蒋所建议的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蒋以上对中美关系的研判，充分反映了他对美的基本策略：以未来的可能演变，作为争取美国支援现在中国的依据。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让美国认识到中美并肩抗日之必要。虽然他在战场上一次次地失利，但他一次次地向美保证，如果美国加强援华，中国便会逐渐充实战力，最后获得胜利。于是美援源源而来，美国依赖中国愈来愈深。
谈判局势(6)
蒋的研判实际上也符合美国亚洲政策的历史趋势。美国在20世纪初叶成为太平洋一大强国之后，一直期望中国成为其牵制其他强权的主要力量。在1945年以前，这其他强权是日本，在这之后，就是苏联。虽然中共在1949年后与苏结盟，这并不否定美国原先对中国的期望。
意外的内政收获Hsiao ting Lin has done several path breaking studies on the Nationalists s penetration into the outer belt and inner belt of Chinese lands during wartime Much of the discussion in this section of the paper is inspired by his works，particularly the following: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 s Frontier，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1928-1949，Vancouver，Canada:UBC Press，2006; War or Stratagem?Reassessing China s Military Advance towards Tibet，1942-1943， The China Quarterly，Vol 186(2006)，pp 446-462; From Rimland to Heartland:Nationalist China s Geopolitics and Ethnopolitics in Central Asia，1937-1952，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March 2007，pp 52-75; A Journey to the West:The Nationalists and Modern China s Ethnopolitics (a book manuscript，2008)
在七七事变时，蒋直接管辖的区域，占中国面积三分之一，是以南京为中心的东部地带。其他占中国面积三分之二，形成一个大弧形的边远地带，为军阀所控制，或为列强势力范围。这个边远地带可分为三个区域：一是边境地区，包括东北、新疆、西藏及云南；二是中间地区，在边境区域与中原之间，包括青海、宁夏及西康；三是西南地区，包括四川、广西及贵州。
抗战开始以后，蒋交互利用战争及外交演变，在这一地带驱除军阀，排斥列强，以扩展其统治范围。他首先利用国民党军队西退之势，进入西南地区，建立抗战基地，巩固统治势力。至于边境地区，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立即思索如何 乘世战之机，解决新疆与西藏问题 。（1944年12月29日）可是他第一个深入的边境地区，不是新疆或西藏，而是云南。
云南与越南及缅甸接壤，自1927年以来在龙云控制之下。龙表面听命南京，实则拒国军入境。1941年日本在越南集结重兵，作西攻之势，云南受到威胁。蒋即派中央军入滇，保卫疆土，龙无以拒绝。蒋记述道： 中央大军开入（云南首府）昆明。此举为安内攘外最要之一着。等尽数年之久，至今始得实现。此乃耐心与待机之效果也。 （1941年11月30日）
后来，日军进攻缅甸，如前所述，蒋派远征军入缅保印，以云南为集结及补充之基地，云南成为蒋统治区域。龙云则于1945年被蒋任命为有名无权的军事参议院院长。
谈判局势(7)
蒋随即关注新疆局势。自1933年以来，盛世才为新疆军政首长。与龙云一样，他也是表面听命国府，实际上依靠苏联，巩固其统治地位，接受苏援及顾问，甚至有传闻说盛于193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1年6月德军进攻苏联，长驱直入。苏联在危亡之际，无力过问新疆之事，盛见风转舵，驱除苏联顾问，输诚重庆。蒋利用时机，一方面将中央军胡宗南部调至比邻新疆的甘肃河西走廊，以挟制盛世才，另一方面陆续派遣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军政要员赴新，与盛进行谈判，逐渐架空其势力，于1944年免除盛新疆主席之职务，调赴重庆。蒋对此事表示极端欣喜： 盛世才决于八日来渝。（此为）近月来最佳消息。上帝佑我，新疆归我。 （1944年8月2日）
至于如何在第三个边境地区 西藏 推展其势力，蒋则煞费周章。当日军在1942年攻占缅甸威胁印度时，也间接影响到西藏安全。蒋当即思虑如何加强与西藏关系。如前所述，他希望修建一条经西藏的中印通道，运送美国卸载于印度的援华物资。可是西藏地方当局因不拟介入中日战争，表示反对，甚至设立 外交 机构，故作 独立 姿态。
面逢西藏不友善之举动，蒋采外交军事双管齐下的行动，以求加强声势。他与英国进行谈判，藉其在藏之影响力，说服西藏地方当局，同意筑路。最终筑成一条骡马小道。
另外，蒋调动在青海宁夏的马家军以及西康之刘文辉部队，作攻击西藏之势，引起西藏及英国之震惊。丘吉尔放言西藏为 独立之国 ，责备蒋出兵之不当。丘吉尔的话引起英国与蒋关于西藏地位的严重争执。蒋坚持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英国反对蒋之意见。后来几经谈判，再加上罗斯福确认西藏为中国之一部分，此一争议得以消除。英国此后不再持西藏为 独立国家 之说。Lin， War or Stratagem? p 461
蒋调动部队，集结藏境的举动，并不是真正要进攻西藏，而是要表达中国为主权国的立场，同时希望借马家军及刘文辉部队向西藏推进时，由中央军填补在青海、宁夏及西康兵力空缺之地，进而统治这一中间地带。蒋的这一计划并未实现，但是他利用机会，在这一地区设立党政机构，并向马刘各军供应武器军需，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力。
蒋因应战争及国际演变，在中国的三个边远地区，扩展其统治范围。这其中，他借出兵保印之举轻获云南、乘德苏战争之际进取新疆为最突出之表现，都是他前所未料的收获。
两点评论
当抗战在1945年结束时，蒋完成了他外交任务的绝大部分：收复了他任内失去的东北及清廷丧失的台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及领事裁判权。他更进一步，实现了所未期望的目标，提升贫弱的中国为四强之一。这些是他的外交成就。
但是，他终究败于疑忌多年的苏联。十二年的纵横捭阖，八年的坚苦抗战，阻止不了东北丧权和外蒙独立。在他从事外交的初期，误信国际正义可以压倒强权，依赖他国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争端，是费时无益、不切实际之举。他低估日本侵华企图与实力，误判珍珠港来临时日。这些是他失败之处。
如果就蒋的外交成败作一比较，我们当作何评估？蒋收复东北与台澎之举，阻遏了自清中叶以来中国多次割地赔款之颓势，此后再无丧失国土情事发生。这是中国现代史中的决定性转捩点。至于不平等条约与领事裁判权之废除，更是湔雪百年来两大国耻，实现了海内外华人共同愿望。而跻身四强之列，也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创获。
关于东北丧权、外蒙独立之事，蒋在苏美英协同压力之下，作出让步，是无可奈何之事。况且蒋从未直接统治过东北外蒙两地。他所得者，前所未有；他所失者，既成史实。得多于失为明显事实。
至于蒋的外交失误，是受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所影响。其他政治领袖都可能犯同样错误。张伯伦不识绥靖政策足以助长纳粹凶焰，乃有慕尼黑之悲剧。罗斯福与日谈判，未定和战之策，以致有惨痛的珍珠港事件，都是明证。
因此，如果说蒋的成功远远超过他的失败，应是公允之言。
蒋的外交成功，当然也是亿万国人共同牺牲奋斗之结果。但是蒋的个人贡献不可忽略。
蒋以军人身份从事外交，却比专业人员更有突出的表现。他在日记中对曾任外交部长的王宠惠与郭泰祺以及驻美大使胡适，屡有烦言，认为他们 对其使命与任务成败，毫不在意 ； 毫无志气，更无国家观念 ； 官僚成性 。（1941年11月30日，12月6、8日）因此他在1941年底接长外交部，亲自主持谈判。只有顾维钧与宋子文的才干受他重视，但这两人主要分负英美方面之责，无统筹应对所有列强之力。蒋则综观全局，交互运用国际战和演变，机先采取行动，达成有利中国之局。
再说，蒋为弱国领袖，却有应对头等强国之能。他了解日苏之互惧、苏联两面作战之虑、英国保印之需及美国期望中国之殷，行合纵连横之策，用远交近攻之法，先后联盟苏英美，首先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再进而取得胜利。蒋的外交作为，实现了孙子兵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的原则，也反驳了 弱国无外交 的传统观念。
最后值得注意是，蒋在抗战时花费在外交上的心思，远远超出一般人所想象。在1940~1943年间，他任命宋子文为其驻美代表时，与宋电文往来极为频繁，共达441件之多，平均5日两件。电文内容详细，涵盖军、政、经各层面，涉及中、美、英、日、苏等各国关系。现在这一大批文件，已由上海复旦大学整理出版。
蒋在日记中有关外交事务之记载也相当繁多，尤其是在抗战的后四年中，有关外交的记载，超出其他事务，包括军务在内。试举一例，可以看出蒋对外交事务的特别关注。他在1941年11月份的日记中，记述中美关系者，达25天之多。见张俊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力阻美日妥协之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联合主办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论文，北京，2008，第1页。
蒋的战时外交建树，或被历史湮没，或因国共争端而受忽视。在抗战结束以后将近三分之二世纪的今天，应该值得大家进一步的研究了。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1)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国，在中国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美国支持和提携的身影，中美由此建立了特殊而紧密的关系。对于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及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关于战时中美关系，除了外交史及中美关系史的通史性著作中有若干论述外，专著亦相当丰富，如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 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王淇：《从中立到结盟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 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陈永祥：《宋子文与美援外交，1931~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对战时中美关系亦有相当篇幅的论述。相关的学术论文则不计其数。然而，在中美成为亲密盟友的背后，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阅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便会感到，抗战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多重面相，既有合作与提携，也有冲突与猜忌，远比人们所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其严重性亦大大超过以往人们的认识。尽管蒋介石日记在叙事的连续性上有所局限，不能展现事件发展的全貌，但作为战时外交的最高决策者的内心独白，它对我们了解若干事件背后的真实动机无疑大有裨益。本文不拟赘述抗战后期中美关系发展的全貌，而试图从蒋介石所思所想着眼，探讨这一时期中美间的实际信任度，考察蒋介石对美国信任感的逐渐流失。
1944年，由于美国压迫中国出动远征军及提出史迪威指挥权的要求，中美之间发生了较大冲突。而在此之前，从促成中国跻身世界四大国行列领衔签署26国宣言、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坚持中国列名莫斯科宣言，到邀请中国参加开罗峰会，美国对中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扶持。因此，一般认为，从珍珠港事件到1943年开罗会议时，尽管中美之间也有一些摩擦，但中美关系无疑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美好时期。这一结论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细读蒋介石日记便会发现，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在愉快合作的外表下，在那些洋溢着感谢之词的报刊文章及政府间文电的背后，蒋介石对美国的不满及猜忌早已产生，其程度亦颇令人吃惊。这些不满构成了日后中美冲突的基础。
这一时期，美国在欧亚战略选择上对中国的轻视，是蒋介石不满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实，这一不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便已产生。蒋介石起初对盟国将在远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持乐观态度，认为虽然英美目前在远东遇挫， 但在世界整个局势与远东战事最后结果言，必可因此转祸为福，以英美此后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1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以下所引蒋日记出处同此，故从略。所谓 转祸为福 ，即是蒋以常理推论，因珍珠港事件卷入战争的美国，将会集重兵于太平洋，力求首先击败日本。然而，蒋介石不久便发现，美国并不愿在太平洋上投入过多兵力。美国在欧亚战略优先选择、租借物资分配及联合参谋长会议组成等问题上的举措，均不如中国此前所想象。尽管美国是因受到日本的攻击而参战的，但仍把德国作为应最先击败的敌人，奉行欧洲优先的战略；中国所获得的物资援助远远低于美国给英国和苏联的援助；中国所呼吁成立的盟国远东联合军事指挥机构也迟迟未能成立，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实际上起着盟军参谋部的作用，中国则被排除于联合参谋长会议之外。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2)
在战争爆发的当月，即1941年12月，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写下对美英的不满。时应蒋介石的要求，中、美、英三国将领在重庆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但此次会议上，英美并未接受中方有关联合军事行动的建议，无意在远东展开重大军事行动。对于这一会议，蒋在日记中记曰： 三国军事会议中，可说受尽英美代表对我之轻侮。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27日， 上星期反省录 。一周后，蒋又写道： 受尽英美人员之侮蔑，而以严正应之，不稍委屈，亦未有如本周之甚也。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日， 上星期反省录 。
国民政府力图改变美英先欧后亚的战略。蒋介石日记中对此有较多记载： 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7日。蒋介石甚至把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的战略，作为国民政府的一项最重要的外交工作： 改变美国战略先解决太平洋倭寇之运动，非仅自救亦为救世也，应积极进行，此为我国最要之政策。 《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4日。
对于中国未能加入联合参谋长会议，蒋介石甚感中国受到英美的轻视，在1942年1月的反省录中指出， 美英对于整个战局与太平洋战局仍无具体整个之组织，而惟其美英两国有关之战事乃有联合参部之组织，对于我国则摒诸列外，此于英美有何利益。即其期居领导地位，亦不能令我在组织之外也。 蒋介石猜测，可能是因为俄国不愿加入联合参谋组织，不愿受英美的领导，故英美也将中国排除于联合参谋组织之外，以此示好俄国，而待俄国愿意加入时，则再邀中国加入。蒋表示， 如此轻蔑我国，可谓异甚，应严加质问 。《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 本月反省录 。
1942年9月7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将全球战争分为俄国战区、太平洋战区、地中海和中东战区、欧洲战区这四大战区，表示尽管 不同的人迫切要求我们把兵力集中在这四个地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 ，但 我们不会忽视这四大战区里的任何一个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第375~376页。罗斯福讲话中未提及中国战区（也许已将其包括在太平洋战区中，但其讲话中论述的皆是海洋作战）。蒋在日记中叹曰： 本日见罗斯福炉边播音，惟未提及中国战区，是其不加重视我中国更显然矣。 《蒋介石日记》，1942年9月9日。
蒋介石一直认为，美国战略受英国影响太大，英国在外交上老谋深算，而美国则毫无心机，欧洲优先的战略便是英国牵着美国走。有关英美关系的此类论断，蒋日记中屡见不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丘吉尔于1942年1月间访美。蒋在日记中分析说，丘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便在要求美国主力集中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决战， 而美国政府对此种最大关键，漫无方针，一任英国之玩弄，可危极矣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20日。一年之后，蒋仍是如此认识。1943年1月，美英首脑在北非卡萨布兰卡会晤，决定英美战略仍以欧战为主。得此信息后，蒋介石写道， 可说此次会议又是罗斯福失败，而所成功者乃丘吉尔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27日。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中国仍无法改变美英欧洲优先的战略。蒋介石虽把轻视亚洲与中国的主要责任归诸丘吉尔，但也逐渐对罗斯福支持中国的诚意及魄力产生了怀疑。蒋介石感到， 对美所行，颇以罗斯福魄力不足缺乏诚意为念 此时我国只求于实际无损，战后能恢复台湾、东三省、外蒙，则其他外来虚荣皆可不以为意也。 并颇有些无奈地写道： 英美待我如此不诚无信，使我不必为其所牵累，此乃吾国之利而并无损害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29、28日。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3)
此外，蒋介石对美国支持中国的动机也逐渐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对中国只是利用而已。此时，宋美龄正在访美。宋与美国朝野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呼吁美国重视中国战场，加强对中国的援助，但其收效在蒋看来甚为有限。1943年2月，蒋写道： 余妻访问白宫以后，美国对我政策惟有利用而毫无补助诚意乃可断言。 蒋介石甚至认为，美国的政策 专以中国为牺牲品也 ，并表示 从此对于国际政策应再加检讨 ，似乎有对以往的联美政策加以改变的意味。当然，这应只是蒋的意气之言，蒋介石也知道，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并无其他可行的选择。蒋继续写道： 除联美政策之外，亦无其他较妥之途径，务不忘只借其声势之道，其他本无实际作用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2月， 本月反省录 。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冲突，亦对中美关系有相当的损害作用。关于史蒋冲突的缘由及过程已有诸多研究，本文不必详述。最新的研究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 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出版集团，2008。但史蒋冲突的影响不只限于史蒋个人关系的恶化，更重要的是透过观察史迪威及围绕着史迪威问题与华盛顿方面展开的交涉，蒋介石对美国的观感恶化，不信任感逐渐升高。1942年5月，因缅甸作战问题与史迪威已发生龃龉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今而及知此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语，美国亦不能外此例乎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 本月反省录 。从史迪威及其周围的人身上，蒋介石看到了美国援华缺少诚意， 美国军事代表团大部皆自私自大之徒 ， 美国来华军官团员与史蒂华（即史迪威）对我军官与军事之报告，皆极轻视且力加污蔑，故其政府对我国军之心理亦完全变更，对我接济亦甚冷淡，思之愤痛 ， 史蒂华之愚拙，其言行之虚妄，可谓无人格已极，而美国政府对我国之援助一无诚意，不过点缀敷衍，于其言行所流露者亦可大白。中国之痛苦几乎无一友邦有诚意可恃也。 《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7、11日，7月3日。
为调解史蒋矛盾，罗斯福派居里来华。但居里的表现亦不能令蒋满意，反而让蒋看到，美国政府的政策在总体上与史迪威并无大的差异，而更觉失望。蒋记曰： 近日与居里谈话，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次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可以进一步压迫乃必压迫不止。美国所谓道义与平等为号召，实其心理与方法无异于英国之所谓，不过其人民精神与自由思想或较英国为进步耳。 《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25日， 上星期反省录 。居里离华后，蒋总结道： 国际间只有势利与强权，而无道义与公理可言，更无诚信可恃 此次居里来华可明察罗斯福以及美国军部决无中国军队中国战区在其心目之中也，能不奋勉乎。 《蒋介石日记》，1942年8月8日。
在对美国的不满日积月累的同时，蒋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也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有称霸远东的企图，担心日后强大起来的中国将会与其争夺亚洲的领导权。为此，蒋介石数次公开表示，中国并无领导亚洲的企图。1942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阐述中国的外交方针，一方面表示， 我们不仅要对本国负责任，也应对世界负责任 ，对于世界战后秩序的再造，中国将 与联盟各国共同负起解放全世界人类的大责任 ；同时表示， 我们中国为亚洲最大最古之国，但我们决不要侈言什么 领导亚洲 ， 我们对于世界，对于亚洲，就只有尽我义务，承担责任，毫不存有任何权利自私的观念 。《对于国民参政员的期望》（1942年10月3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353页。对于这一外交政策宣示所引起的反应，蒋颇为满意。在1942年日记的年度总反省录中，蒋如此写道： 余在参政会宣布外交方针，否认我国有领导特权，提出经济管制物价方案，国际与国内对政府之心理同时转变，同声赞誉。
一 不满与猜忌的产生(4)
1942年11月17日，蒋介石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专文，表示 最近有中国将为亚洲领导者之论，一若不成器的日本的衣钵行将传于我国，中国年来历受压迫，对亚洲沉沦的国家自表无限的同情，但对此种国家的自由与平等，我辈只有责任，并无权利，我辈否认将为领导者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第237页。美国舆论对蒋介石的这一专文给予肯定。蒋对此颇为关注，他的解读是： 自余否认领导亚洲政策在美报发表以后，英美对我心理与观念全变，皆一直表示好意，而纽约时报则自认其美英对华有在战后建立平衡力量不使中国在亚洲独自强大成为世界新威胁之意。余可知美国对我之防范顾忌总不亚于英国，而子文昔以为美国无此顾忌，是其太不懂美国对（我国与）太平洋独霸之政策矣，而其来华之军官，对中国之轻视与把持之状态更可知矣。 《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 本月反省录 。
此后，美国援华战略上出现了史迪威与陈纳德的陆空战略优先之争。蒋介石支持陈纳德，希望美国提供大规模的飞机援助，并增强中国空军力量。但是，美国未能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对此，蒋介石并不只是像以往研究者常常提及的，即从美国轻视中国战场的角度去考虑，而是想到了人们未加注意的另一方面，即美国对中国的猜忌。蒋认为美国是不想看到中国的强大而不愿提供飞机， 美国不愿我有独立之空军，不助我建立空军，其在现时甚恐我有空军，则我中国战区不能受其控制，其在战后必期以空军控制整个太平洋及其西岸之陆上，而其用心之险昭然若揭。如果若此，则罗斯福政策必贻害美国矣。 《蒋介石日记》，1943年3月3日。
当时蒋介石避免与美国发生可能的战略竞争，或避免使美国误认为中国有意与美国竞争的想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国防重心的确定。尽管中美在实力上存在着较大差距，但为避免今后与美国在东亚及西太平洋出现竞争关系，蒋介石确定中国国防的发展重心在陆防。开罗会议前，蒋介石认真地思考了今后中国国防之重心，得出的结论是： （1）以大陆为国防之基础；（2）西北为国防之重心，故对海防与海军应取守势，并与美国共同合作，且避免与美有军事竞争之趋向。 蒋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发展方向不在海上，既不能与美国竞争，亦无竞争之必要， 此在我立国大计基本之方针，应首先决定。故今后国防方针与国际政策，必须与美积极合作及互助，万不可与作海洋竞争。 蒋介石并设想中美合作，共同确保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余意在太平洋方面，中国负陆空军之责，而美负海空军之责。如美国能同意于此，则东方和平或可无虑乎。 《蒋介石日记》，1943年12月7日。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认为美国有称霸东亚之心，并时有批评，但他并不反对美国在东亚及世界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且愿意担当美国追随者的角色， 惟美国马首是瞻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6月2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1981，第156页。1943年4月，在蒋介石与熊式辉的一次谈话中，熊对美国颇有微词，但蒋并不赞同。蒋认为， 彼对美国之观察，多带感情与主观之言 。蒋分析了美国政策与国际未来情势，表示 以吾国卅年之内不特不怕美国称霸东亚，而且惟恐其不称霸东亚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4月16日。蒋介石不担心美国称霸，固有对美国奉行反对殖民主义政策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此时对美国的信任尚存。
二 开罗峰会的背后(1)
开罗会议无疑是战时一次极为重要的盟国首脑会议，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大有收获。中国以大国身份参与了对战时及战后世界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并获会议确认战后将收回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学界对这一会议已有充分肯定，有学者将开罗会议称为战时中国外交的顶峰。积极参与这样一个重要的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在以往公开的文件中，人们看到的是蒋对首脑会晤的热情，如 多年以来，中即期望能与阁下聚首共商互有利益之各种问题 。《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2年7月7日），《战时外交》（3），第492页。在人们的认知中，正渴望成为政治大国且从未有过与大国首脑会晤经历的中国，期待参加将决定中国与世界走向的开罗首脑会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们对此不会产生怀疑。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战时外交》中收有一封1943年6月7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其中蒋表示，在苏联未与日本公开决裂之前，中国参加四首脑会谈，恐将使斯大林感觉不便。因此，美英俄三国首脑可先行会谈，蒋甚愿有另一机会与罗单独会谈。《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3年6月7日），《战时外交》（3），第491页。如果只从该电的文字上看，蒋还是愿意参加四国首脑会谈的，只是担心苏联不愿，故有所谦辞而已。
然而，蒋介石日记却表明，此电只是托词而已。顾虑斯大林不愿与中国首脑会面固是原因之一，但却并不是蒋不愿参加首脑会谈的真正原因。蒋在发出此电的前一天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罗斯福约余与其三国领袖会晤，并谓余先数日与之单独接洽，然后再开四头会议，余以为余之参加不过为其陪衬，最多获得有名无实四头之一之虚荣，于实际毫无意义，故决计谢绝，不愿为人作嫁也。 《蒋介石日记》，1943年6月6日。在该周反省录中，蒋再次写道： 余不愿领受此虚名，亦不愿领其人情，故决谢绝。 《蒋介石日记》，1943年6月6日， 上星期反省录 。可见，蒋不愿出席峰会，是觉得中国在这样的会议上不会受到平等待遇，或不能分享真正的决策权，故不愿做敬陪末座的小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