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萧红最终被来小摊买浆汁的一位年老色衰的暗娼收留,带回住处,让她不至于冻毙街头。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街车的轰鸣震颤着整座简陋的屋子,摇晃着眠床,萧红感到自己就像睡在马路上,孤独而无所凭据。睁开眼睛,她发现睡在身边的都是些发出令人厌恶而隔膜的鼾声的陌生人,心胸顷刻涨满仇恨与憎恶,即便对那个深夜带她回家的妇人。她的颜面如同风干了的海藻打着波绉,一大早就在数落、责骂蹲在墙角的那个名叫小金铃子的小女孩,尔后,便开始向萧红述说昨晚她们之间的缘分。老妇人是浆汁摊的老主顾,平素都由小金铃子代买,昨晚因为小女孩不在家,所以只好亲自到小摊上喝浆汁。接着,她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开始体罚那孩子,将很大的雪块砸在她身上。萧红准备离开,老妇人要她留下一件衣裳作为昨夜提供住处的报偿,而等她寻找自己的套鞋,才发现早已被小金铃子偷出去卖掉了。刚才,老妇人对她的体罚就是为这个。萧红从她对小金铃子的数落中了解到,小女孩是其豢养着预备做雏妓的材料,只是目前还没有开始接客,她不断念叨着老的、小的都“不中用”。萧红从身上褪下一件单衫交给老妇人去当掉,算是一晚住宿的代价。她急于离开这里,在这狭窄、阴暗的空间里与她们待在一起,感到“好像和老鼠住在一起”;套鞋没有了,只好穿上一双夏天的凉鞋去接触冰雪的街面,屋外虽是白天,在她看来却有如“暗夜”,但还得无所畏惧地走进去。
冬夜流浪街头的经历,让萧红意识到自身处境的绝望。
“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的局势迅速恶化。萧红流浪哈尔滨期间,黑龙江守军与日军之间爆发了著名的“江桥抗战”。11月中旬,“江桥抗战”失败不久,齐齐哈尔沦陷,日军大量集结兵力进逼哈尔滨,形势十分危急,各大中学都提前放假。除了寒冷,日趋紧张的时局无疑也增加了萧红的生存压力。她本能地意识到,在如此混乱的时局流浪下去将是自寻死路。而要活下去,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回家或者再次投靠汪恩甲。此时,她对家族的仇恨与厌恶更甚于讨厌汪恩甲的庸俗。随即,在生路的抉择上,萧红选择了后者——那个多次破灭其梦想,令她鄙夷但或许仍然爱她的男人。当在哈尔滨街头流浪一个多月的萧红找到汪恩甲时,这个曾经令她无比屈辱的男人,或许还念着往日的情谊或依然心怀在法庭上违心作证的歉疚,还是背着家人慷慨接纳了她。11月中旬,两人再次住进位于哈尔滨道外区正阳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萧红从此结束了流浪街头的生活。东兴顺旅馆的老板十分了解萧红、汪恩甲的家庭背景,他们的住宿、饮食开销都是挂单消费,汪恩甲有时还向旅馆支钱满足他们的日常开销。当然,旅馆方面之所以如此优待,除了老板清楚两人殷实的家庭背景外,还与“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客商锐减、住宿业极不景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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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浪街头到落难旅馆（5）
在旅馆同居的“寓公”生活,让萧红暂时没有衣食之虞,更重要的是躲过了严酷的冬天。然而,这毕竟不是她想要的生活,看不到前途和出路,汪恩甲的庸俗和恶习依旧,萧红陷于无边的精神苦闷中。但在当时,对她而言,活着大于一切,精神的苦闷或许是一种奢侈,她想用麻醉排遣苦闷而彷徨无着的内心,据友人回忆,困居东兴顺期间,萧红亦偶尔吸食鸦片,以此截断对未来的展望。
1932年2月,哈尔滨最终被日军攻陷。“九一八”事变后,这个东北地区的临时安全岛亦不复存在。困居旅馆的萧红同样感受着因时局变化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据梁静芝老人回忆,1932年春,萧红曾回过呼兰。那天上午刮着大风,天昏地暗,她衣着不整,头发蓬乱地闯进梁家院子。下午一个相貌堂堂的小伙子找到梁家,全家人都不认识,对方说来找张乃莹。进屋后,两人在里屋小声谈了很长时间,饭后便一起走了。梁家人后来才知道来人就是汪恩甲,并且了解到他们“已经结合”了。所谓“结合”,显然是指萧红和汪恩甲当时已公开同居。
萧红这次回呼兰的真实意图,外人一概不知。她为何只到继母娘家而不回张家?还有,汪恩甲为什么找到梁家?这些至今都是无法索解之谜。近年,有学者揣测萧红此次回呼兰可能是想同家人商量与汪恩甲结婚的一些具体事宜。或许,她想请继母家里人作为自己和父亲之间的调解者。但是又为何没有下文?另有一种解释是,萧红和汪恩甲在旅馆的同居生活并不和谐,这次回呼兰可能又是她的一次负气离开,汪还是像以前那样找她回去。本书比较倾向此说。
萧红的悲剧或许在于,汪恩甲是她既想摆脱又不得不依靠的男人。事实上,她单独离开汪恩甲回呼兰之举亦并非偶然。据张秀珉回忆,1932年春天,萧红同样突然找到她当时就读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二女子中学校宿舍。来时,她和同学都还没有起床,面前的二姐衣衫破旧,蓬头垢面,狼狈不堪,样子很令人痛心。张秀珉连忙去找在同校就读的姐姐张秀琴商量。姐妹俩决定将她留下,且将各自的衣物、被褥拿出一部分供她穿用。然后,又征得训育主任和校长同意,让萧红在高中一年级插班。过了十多天,姐妹俩却发现萧红早已不辞而别,并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抗战胜利后从回到东北的张秀珂口中才得知她们的二姐最终又回到了东兴顺旅馆。
萧红此次不辞而别另有隐衷。在东特女二中住下来不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因而不便久留,愁苦之际汪恩甲又找了过来,便只好再次随他回到东兴顺。如果萧红回呼兰的日子是在她发现自己怀孕之后,那么,她回呼兰或许因为发现自己有孕在身,需要家庭出面让她和汪恩甲正式完婚,因而回家在亲戚中斡旋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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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浪街头到落难旅馆（6）
萧红困居东兴顺旅馆的这段生活留下了太多未解之谜,而最大的谜案莫过于汪恩甲的人间蒸发。1932年5月,身怀六甲的萧红已是身形笨拙。困居旅馆半年多,他们已欠下食宿费400元,东兴顺老板开始向他们催逼债务。一天,汪恩甲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音讯杳无,人间蒸发。汪恩甲此次外出的原因,多年来在萧红研究者中有多种说法,多半倾向于为了筹钱还债,而其一去不返,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为了逃避债务,故意借口筹钱丢下怀孕的萧红弃之不顾。因而,多年来汪恩甲一直背负着“无耻”、“负心”的恶谥。更有人认为,汪恩甲之所以接纳萧红并与之在旅馆同居,本身就是对她逃婚、与表兄出走北平的刻意报复。如果真是如此,正如有论者所说的那样,那么,汪恩甲真的不仅是个具有刻毒的报复心,而且极有毅力将之转化为行动的人。或许,我们更愿意相信他只是个普通人。
需要澄清的是,这些关于汪恩甲的说法,只是后人的揣测而已,至今找不到任何证据。而持“王恩甲说”者,认为王恩甲是因其父王廷兰1932年5月惨遭日伪特务暗算,壮烈殉国,为了躲避特务们的迫害而故意躲了起来,就此消失。这一说法看似合乎情理,但本书前文已经澄清萧红未婚夫的“王恩甲之谜”,此说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象。
汪恩甲何以抛下大腹便便的萧红和其腹中骨肉不顾,一去不返,并再也无人知其下落,或许是萧红研究中最令人沮丧的谜案。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至今仍是一片空白。不过,当时在日军占领下的哈尔滨局势混乱,和平市民失踪被杀的事件屡有发生。从这个角度看,汪恩甲的失踪似乎又并不是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事情。他是否故意抛弃萧红,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应该另当别论,不能过于武断。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在一些自述文章中谈人说事真率、坦荡,可信度极高,但是,关于汪恩甲,在其著作、信件中却找不到只言片语,哪怕是影射的话亦不可见。爱憎分明如萧红,如果汪恩甲真是始乱终弃,她不可能在文字里没有丝毫的情绪表露。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她对汪恩甲的态度远非人们所想象的基于对方始乱终弃的怨恨那么简单。然而,汪恩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只有萧红自己最清楚,但她对此一向讳莫如深,外人也就更不得而知。“汪恩甲之谜”只有等到新材料的出现,庶几才有可能得以破解。
萧红在东兴顺旅馆眼巴巴等着汪恩甲回来。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音信杳无,太过久长的等待,让她渐渐断绝了男人会回来的欲念。腹中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七八个月的身孕让肚子凸起得像个小盆倒扣在身上,身子一天天笨重,成了无边的累赘。旅馆老板早已丧失耐心,男人不见回来,便将她作为人质扣押起来,从客房转移到二楼甬道尽头一间霉气冲天的储藏室里,并派人监视起来以防跑掉。那一时期,在大都市开设旅馆或饭店的人,大多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绝大部分是地痞、恶棍,或者与官府、黑道全有勾结。东兴顺老板准备再等一段时间,如果汪恩甲仍不回来,就将萧红卖进哈尔滨道外的“圈儿楼”(妓馆)还债。失去人身自由,重孕在身的萧红再次陷入难以想象的可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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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1）
汪恩甲走后,困居东兴顺的萧红,开始对他还有所期待,在其《自集诗稿》里有一首《可纪念的枫叶》,似在表达汪恩甲走后留给自己的寂寞、相思与懊恼:
红红的枫叶,
是谁送给我的!
都叫我不留意丢掉了。
若知这般别离滋味,
恨不早早地把它写上几句别离的诗。
而随着男人返回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百无聊赖中,她不禁感慨起多舛的身世,《自集诗稿》中的《偶然想起》一诗写道:
去年的五月,
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时节,
今年的五月,
我生活的痛苦,
真是有如青杏般地滋味!
在这首诗里,萧红由1931年春天和汪恩甲在北平求学未果,进而感怀眼下一个人困居旅馆的不堪。但在时间上似乎记忆有误,或许,只是由1932年5月汪恩甲的离开,进而简单联想到“去年的五月”。事实上,她和汪恩甲在1931年3月底就离开了北平。
自6月下旬开始,哈尔滨一直阴雨连绵。汪恩甲长期未归让旅馆方面也渐渐失去耐心,老板对萧红的催逼更加严厉,她在苦雨愁城中度日如年,内心无比焦虑,同时渐渐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可怕困境。进入7月份,萧红内心的焦虑犹如屋外的雨势,丝毫不见缓释反而愈趋浓重,渐渐生出虚无、绝望之感。漫长的雨季让她那近乎囚处的储藏室霉气刺鼻,她自己也说不清有多长时间没有走出过这几乎快要霉烂的空间。萧红意识到危险在一天天迫近,但她更意识到要离开这里所能倚靠的只有自己。即便在无边的困境面前也不肯束手待毙,这就是萧红的性格。事后看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性格拯救了她自己。
哈尔滨有一家商办性质的私人报纸,名叫《国际协报》,每天出一张,共四版。文艺副刊占据第四版二分之一的版面,主编老斐在其上开设“老斐语”专栏,每天写上三五百字的杂感或散文,比较隐晦地针砭时弊,表达普通人的诉求,深得读者欢迎,在东三省有比较好的口碑和销路。老斐,本名裴馨园(1895—1957),是一个善良、内向,富有正义感、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其主编的《国际协报》文艺副刊上集聚了三郎(萧军)、琳郎(方未艾)、黑人(舒群)、南蛮子(孟希)等一批富有朝气的年轻作者。这也是文艺副刊深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困居旅馆期间,萧红和汪恩甲也是《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的读者,亦有资料表明,萧红在1932年5、6月间曾向该刊投过诗稿,署名“悄吟”。虽然没有发表,但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感情给编辑和裴馨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此时,近乎绝望的萧红能够想到的,就是向手边的《国际协报》投书求助。大约是在1932年7月9日,她向裴馨园发出了求救信。此前,她向北平的李洁吾发出过求助信,但一直没有回音,她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空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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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2）
7月10日,裴馨园阅读完萧红的求救信,随即在周围的几位年轻作者中间传阅了一遍。大家了解到求助者就是那位署名“悄吟”的作者,都非常关心,而当读到诸如“难道现今世界还有卖人的吗?有!我就将被卖掉……”这样滚烫的字句时,大家震惊之余备感气愤。裴馨园与身边几位年轻作者商量,决定次日先到东兴顺一探究竟。当晚回家,他向夫人黄淑英谈起白天那位“有趣”的求助者,想起信中那些充满责问语气的话语不禁笑了起来,对夫人说:“在中国人里,还没有碰见过敢于质问我的人呢!这个女的还真是个有胆子的人!”
萧红求助信的全貌现在不得而知,但从当时阅读者所记住的只言片语以及他们的情绪反应来看,我们自然可以推知,她当时对自身所处绝望之境的感受。即将被发卖的命运早已让她顾不得矜持,而对善良者的责问一方面源于她那焦灼不堪的内心,另一方面或许也是她渴望引起别人注意的策略。命途多舛的萧红无疑又是幸运的,她那没有任何预留空间的求助真的感动、激愤了一批善良的中国人,在信中她也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
7月11日,裴馨园带领编辑孟希等三人找到东兴顺旅馆,向茶房问清萧红所在的房间,便上到二楼南头敲开房门。裴馨园看见那间阴暗的小屋内,除了床上的被褥、破旧的书报、纸张和一个旧柳条箱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那个发出求助信的女子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大衫,赤脚趿着皮鞋,白皙的脸上一双惊恐失神的大眼睛正盯着他们,面对四个陌生青年男子的突然造访显得有些不安。裴馨园与她大约交谈了十多分钟,除了对其遭遇表示同情,还进行了一番安抚,说将会与旅馆交涉,决不至于让旅馆将她卖掉。
离开房间,裴馨园找到东兴顺老板,向他出示记者证,正告对方不得虐待二楼那位女子,照常供给伙食,一切费用由报社负担。这样的话,旅馆老板虽然很不愿意听,但做买卖的毕竟不敢轻易得罪当时所谓“吃报饭的”,唯恐遭到报纸抨击,生意难以做下去。交涉完毕,裴馨园带领三人扬长而去。出了旅馆,四人为刚才老斐的吹牛大话相视大笑。因为,他们中除了裴馨园稍微富裕一点外,其余三人均有时连饭都吃不上,萧红那笔巨额欠款,他们显然无力负担。
但是,萧红那窘迫、危难的境况还是给了裴馨园一行深深的触动,觉得有责任把这个无助的弱女子救出来。当晚,裴馨园在道外区的北京小饭店召集一帮朋友吃饭商量救助对策。席间,他向没有去旅馆的三郎等人述说求助女子的现状和约略的过去。众人听后纷纷想着办法,有人愿意抽出部分薪水替她还债,有人为她筹划将来的职业。然而,对于这群自身都非常困窘,寂寂无名的作者、编辑来说,实际上也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也只是一群富有同情心的弱者。众人纷纷表达同情与爱心的时候,唯独那位名叫三郎的年轻人对他们说:“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一无所有,只有头上几个月未剪的头发是富余的,如果能换钱,我愿意连根拔下来。”众人都笑着说“三郎醉了”。而当裴馨园寄希望于三郎卖文章换钱时,他反问道:“天啦!在哈尔滨写文章卖给鬼吗?何况我又不会写卖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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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3）
三郎的话似乎击中了大家的痛处,一下子浇灭了众人刚才还十分高涨的情绪。包括裴馨园在内,大家顿时心情黯淡,星散而去。
据孟希晚年回忆,当年他住在道里区西六道街路南靠近新城大街的一栋房子的二楼公寓里。楼下便是道里区税务局,局长姓张,其兄从呼兰来哈尔滨做客。这位乡绅每晚都和他在门前乘凉聊天,似乎很谈得来。从东兴顺旅馆回来当晚,颇以为参与了一件好事的孟希,饶有兴致地向那位乡绅聊起白天的经历。谁知对方竟没有听上几句便不辞而别,令他一时大惑不解。第二天去问裴馨园,才知道那位税务局长就是悄吟的六叔,而那位乡绅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孟希后来仔细一打听果真如此。
今天看来,孟希所回忆的这段近乎“小说家言”的掌故似在真假之间,但还是有比较大的可信性。不容置疑的是,萧红在旅馆困居这么长时间,张家肯定十分清楚,东兴顺老板也正因为熟悉张、汪两家的背景才让他们赊住。特别是汪恩甲走后这两个月萧红的危难之境,作为生父的张廷举应该有所耳闻。然而,亲生女儿如此危难,终究不能打动他那毕竟血浓于水的亲情,甚或一点恻隐之心。家族脸面真的就让这位父亲恨不得女儿早日死掉,或者,在其心中这个女儿已然死掉。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位温文尔雅的乡绅委实是位极度冷漠的父亲,在对待女儿的态度上似乎难以见到一点人性的光芒。然而,这样的父亲在当时并非个例,太多在旧式婚姻中挣扎的女性的悲剧,往往就因为遭遇如此冷血的父亲。
裴馨园他们的造访让焦灼不堪的萧红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即便是一根稻草,此时她也不敢轻易放弃只是死死抓住。7月12日中午,她给裴馨园打了几通电话,因为他本人不在,每次接电话的都是坐在主编座位上替他处理外来稿件的三郎。他知道电话那头就是昨晚大家所谈论的无助女人,但并没有与之答话的兴致。三郎的“冷漠”基于他对慈悲和同情持有一种独特的理念。在他看来,明知道自己没有半点力量能够帮助别人,又何必那样沽名地假慈悲?昨天裴馨园邀其一起前往旅馆探访,被他毫不犹豫地推却了。
此时的张乃莹自然不知道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已然出场。如果没有这个名叫三郎的男人,她的人生就止于“张乃莹”这个名字,换言之,如果没有三郎,就没有后来那个名叫“萧红”的女人。
那么,“冷漠”的三郎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就是后来的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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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4）
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又名刘蔚天,1907年7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曾在东北讲武学堂学过军事,因打抱不平打了教官被开除,后在东北军中任下级军官。“九一八”事变后,愤于东北军不抵抗而离开部队,与好友方未艾一起到吉林舒兰,企图策划当地驻军抗日,事败,携家眷潜入哈尔滨。哈尔滨沦陷后,因无经济来源而陷于困境,不得已将妻子许氏和两个女儿遣回老家,自己准备伺机参加游击队抗日。其间,以“三郎”的笔名写点文章糊口,在向《国际协报》副刊投稿过程中,被裴馨园相中,请去帮助编辑儿童专刊和处理外来稿件。
裴馨园除主编《国际协报》副刊外,还兼任《哈尔滨公报》副刊《公田》和《五日画报》等报纸的编辑,每天事务繁忙。三郎的质朴、能干深得裴馨园的信任,不仅请他帮忙处理稿件、校对清样,最后,《国际协报》副刊就索性由其选稿、编辑并代跑印刷厂,联系一切难以处理的事务,自己只是签签名,看看报纸版面的安排,主要应对其他编务。后来,裴馨园干脆让三郎搬到他家居住。三郎的稿酬、编务费所得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对萧红求助的冷淡,除了自感无任何力量帮助别人之外,还与他对社会现状有超出常人的认知有关。他此前曾在哈尔滨当过宪兵见习生,白天在街头、饭店纠察军事纪律,晚上到戏院、妓馆维持秩序,见过太多遭遇不幸的青年女子。或许,在他看来,萧红的遭遇不过是太过平常的女性落难罢了。
当天下午,忙于事务的裴馨园打电话派舒群和另一位外号“冯大胡子”的作者到旅馆看望。二人回来说求助女子的情绪有些狂躁,甚至有些“疯狂症”。在一时找不到救助办法的情形下,裴馨园想到首先应该让困境中的悄吟在情绪上安稳下来,考虑到是位知识女性,便决定让三郎送几本书给她,并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并带上。
改变二萧人生轨迹的见面,就发生在1932年7月12日的黄昏。
茶房把三郎带到萧红房门前便走开了。敲开房门,在极其暗淡的光线里,他看见一个女人模糊的轮廓,半长的头发散乱披挂在肩头前后,苍白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流露出惊恐的神色。当她得知来人找的是张乃莹时,才将他让了进去。相互对视的片刻,萧红意识到可能是李洁吾托朋友来看自己,顿时惊愕而兴奋地叫出声来,随即打开室内的电灯。三郎拿出裴馨园的信,她双手捧信而读,并不停颤抖,脸色升沉不定地变幻,身子紧偎在门旁。三郎不知道眼前这个无助的女人是多么害怕他交了信便马上离开,要用身子挡住他的去路——她实在太孤寂、太无助。男人坐下来,在灯下仔细打量眼前这个之前同事们所描述的已经有些“疯狂症”的女人。萧红当时的样子,近半个世纪后,萧军依然清晰记得:
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型的女鞋;使我惊讶的是,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了临产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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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5）
裴馨园的信萧红双眼定定地看了几遍,当她了解到来人并非李洁吾所托的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但是,从信中得知来人就是三郎,又难以压抑兴奋。她拦住起身准备离开的陌生男人:“你就是三郎先生,我刚刚读过你的文章可惜还没有读完。”说话间,拿起丢在床上的一张旧报纸指给他看,三郎看见上边的文章正是自己正在连载的《孤雏》。
“这里边有几句对我脾胃的话,我们谈一谈……好吗?”
对于眼前这个女人的诚恳请求,男人迟疑了一下,但终于还是坐了下来。两人斜对着坐在桌边,刚开始他们在相互凝视中竟然谁也找不到第一句应该说的话。三郎更清楚地看见女人苍白而憔悴的脸色和毫无血色的嘴唇,但那双智慧的大眼睛却在渐渐散发光彩。他感觉不出这女人的疯狂症在哪里,只感到她的眼光在灼热自己,同时,也渐渐感受到这个陌生女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丽。
萧红开口打破相对无言的尴尬,作为房间的“主人”,她指点着桌上污旧的信封、破碎的旧报纸、未洗的碗碟和乌木筷子,还有地上的碎纸屑,非常歉疚地说实在凌乱得不成样子。随着她的指点,三郎发现凌乱堆放在床上的一张诗稿,半幅铅笔素描画,还有仿照魏碑《郑文公》字体勾下的几个“双钩”大字。当他得知这诗、画、字,都出自眼前这个陌生女人之手,难以压抑的兴奋和喜悦侵袭着他,此前一刻的陌生感顿然烟消云散,他感到世界、季节还有情感都在变幻。
那边清溪唱着,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啊!
春天到了。
1978年9月28日,已然古稀之年的萧军仍清楚记得近50年前与萧红见面时,这首令他改变所有观感,题为《春曲》的小诗。萧红前一刻所给予的“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泯灭”,他感到她应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并暗自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她。
自此,那个“冷漠”的三郎变成了视拯救眼前这“美丽的灵魂”为“我的义务”的萧军。一个男人对一个相识片刻的苦难中的女人如此细腻而诗意的知解,让二萧这历史性的晤面无论历经怎样的岁月人事纷扰,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那是一场别样的风花雪月。痛感无助的女人太需要倾诉,她向萧军毫无保留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和苦难,似乎说出那一切,那一切便不复存在。听完她的诉说,萧军感到这苦难的女人像水晶般通透,而自己在她面前亦是如此。正如他在纪实小说《烛心》里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似乎全变成了一具水晶石的雕体。”
话题越过眼前的境况,他们还谈到各自的读书兴趣,谈到新近出现的作家,谈到童年、友人还有汪恩甲。萧红说那是个毫无诗意的男人。对于眼前的男人,她充满好奇,坦率地告知:“当我读着您的文章时,我想这位作者绝不会和我的命运相像,一定西装革履地快乐地生活在什么地方!想不到竟也这般落拓!”萧军自我解嘲地看看自己,当晚,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色粗布学生装,一条打着补丁的灰色裤子,赤脚蹬着一双开了绽口的破皮鞋,头发蓬乱,与“西装革履”实在相去太远,甚至觉得境遇比对方好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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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6）
当晚的谈话,还关涉对待爱情和生命的态度。
随着聊谈的深入,萧红询问萧军所抱持的爱的哲学。不想,面前这个粗豪的男人坦率地说:“谈什么哲学,○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这极其男性主义的观念和极其大男子主义的表达,多少让萧红有些不适,紧接着问道:“如果丢不开呢?”
“丢不开……便任它丢不开!”
萧军当时自然没有想到,他的坦荡和率真,似乎带着粗野的诗意,然而,这基于男性霸权粗糙而简单的“爱的哲学”,却是这个诗意之夜最乏诗意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萧红此后的人生悲剧便与这“爱的哲学”相关联。萧军是个有故事而没有秘密的男人。其后,在二萧相处的六年里,萧红不时被这种“爱的哲学”伤害、折磨。她觉得男人最后的回答“太中和了”,不过,两人随即纵声大笑起来。萧红或许以为这只是一个男人充满豪气的玩笑话而已。她紧接着又问:“你为什么活着?”
向一个刚刚认识的陌生男人追问如此庄严的问题,多少有些惊心动魄,但出自此时的萧红之口并不矫情、突兀。苦难太过沉重的压迫,早已让她在无助中生出无边的虚无,可以想见,在今晚追问萧军之前,她一个人在百无聊赖中该是多少遍地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她再也不愿听到“中和”的回答,在萧军开口之前便事先声明:“请不要用模棱两可的话来答复我。”
萧军以反问回答了她:“那你为什么还要留恋这个世界?拿你现在,自杀的条件这般充足……”
萧红听后意识到处于现景中的自己实在有太多结束生命的理由,但她更清楚是内心那份不甘在支撑着自己要活下去——任性地活下去。因而,她回答道:“我吗?因为这世界上,还有一点使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仅仅是这一点,它还系恋着我。”
萧军随即也表示,即便现景如此不堪,但任何人都剥夺不了自己坚强生存下去的权力,除非面对自身不可抗拒的暴力。从萧红对萧军的追问和回答中可以推知绝望中的女人太需要一种外在的参照,来驱赶其内心的虚无,来勃发她那自感日渐委顿的生命,害怕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彻底压倒,她只有21岁,与其说在追问萧军,倒不如说是在追问自己。这个夜晚,萧红终于对自身生存的意义有了自我确认,作为一个女人,她身上所表现出的“生的坚强”一直保持着,直至生命的终结。正因如此,她才坚忍度过生命中一个又一个的巨大困厄,她那短促的一生才如此波澜壮阔,令无数后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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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7）
对于二萧而言,大而言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1932年7月12日夜的确是个值得纪念的时间。如此精彩的时间在人们冗长的一生中,有如一星爝火。5个月后,萧军将那一晚的精彩记述在小说《烛心》里。虽是小说,但他多次强调那是一篇“实录文字”,在给铁峰先生的信中便如是说。萧军老友陈隄在1992年3月11日撰写的《萧军在哈尔滨》一文中,同样认定萧军写于1932年12月25日的中篇小说《烛心》“是他与萧红结合经过的记录。小说中没有一点虚构。小说中的春星、馨君、畸娜是萧军、老斐、萧红的代名”。那一晚,他们谈了太多,三郎多次起身欲走,又多次坐下,并多次想拥抱面前这个令他生出无边爱意的女人。他自觉表现出“疯狂症”的不是眼前落难的女人而是他自己。在对男人的情感取向上,萧红明确表示不喜欢小白脸式的男人,认为那样的男人还不如“卖淫的女人”,言外之意旨在传达对面前这个虽然落拓,但豪霸之气冲天的男人的欣赏。
临走前,三郎问她每天吃点什么,女人将桌上两只合扣着的粗瓷碗揭开,只见那里边还剩有半碗殷红如血、坚硬如沙粒的高粱米饭。男人佯装在口袋里寻找东西,以掩饰内心的酸楚,他将口袋里仅有的预备搭车回道里的五毛钱放在桌上,压抑着酸楚勉强对她说:“留着买点什么吃罢!”
出门前,两人的手握在一起,随之有了深长的拥吻——二萧的“狂恋”已然拉开序幕。
当夜,分手后的三郎面临步行十里长路的归程;困处中的张乃莹则又要苦熬一个孤寂的长夜。然而,一切已然改变,归程和长夜都不再漫长,爱意浓郁的甜美爱恋在悄然消解苦难。萧军的到来不仅彻底驱赶了踟蹰在萧红心头的死之诱惑,而且男人的赏识与爱意亦激发出她那早已死灭的激情。萧军走后她接着续写《春曲》,表达爱之序幕已然拉开的巨大喜悦,以及伴随着太过突然的幸福而来的淡淡惶恐:
我爱诗人又怕害了诗人,
因为诗人的心,
是那么美丽,
水一般地,
花一般地,
我只是舍不得摧残它,
但又怕别人摧残。
那么我何妨爱他。(其二)
只有爱的踟蹰美丽,
三郎,我并不是残忍,
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
坐下又立起,
这其间,
正有说不出的风月。(其四)
7月13日,当萧军再次来到旅馆房间,不可遏抑的爱之潮水迅速将两人彻底淹没。他在《烛心》里写道:“我们不过是两夜十二个钟点,什么全有了。在他们那认为是爱之历程上不可缺的隆典——我们全有了。轻快而又敏捷,加倍的作过了,并且他们所不能作、不敢作、所不想作的,也全被我们作了……作了……”萧红沉醉在恋人的怀抱,低声吟唱:“姑娘啊,春天来到了……”随着这歌声,三郎感到他们在“向着万丈的寒潭里沉没,渊然地沉落着……”在这愉快而疯狂的飞翔与沉落中,两人都暂时忘记了过去、现在和将来,及至精疲力竭,满足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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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8）
醒来时,他们发现前额、胸窝满是汗水,而四周的白壁和窗户上的铁栅栏在提醒他们仍是拥抱在地狱般的人间一角。萧红想挣脱男人的怀抱,低声说:“三郎,我们错了!”
“我们不会做错的!”
说罢,萧军更有力地将幸福而又惶恐的女人揽在怀里。女人紧闭的双眼不断有泪水恣肆溢出,喃喃解释说:“三郎,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我自己错了,不该爱了我所爱的人!”
暴戾而冷漠的父亲、软弱的陆哲舜、庸俗的汪恩甲,这些令萧红失望的男人,不觉中让她对家庭和婚姻本源性地充满挫败感,意识到被迫去爱所不爱的一切似乎早已是她的宿命。当真爱到来,内心反倒充满惶恐,况且,这一切又是如此迅猛,而此时的自己又是这样一种身份、这样一种处境——一个被男人抛弃却又怀着男人的骨肉,并即将临产的无助女人。当萧军得知自己就是女人昨晚诗中的那位“诗人”时,他不愿意接受这样高贵的赞誉。为了安慰她,他说:“那你也将我视为你所不爱的男人吧,可以去尽性地‘摧残’。”萧红本能地告诉眼前的男人,她这一生是不会拥有尽性的爱恋了,而她理想中的爱情,却是不尽性的爱恋还不如没有。
联想萧红的一生,令人感慨的是,幸福感的缺失,确乎是这个对于爱恋抱持完美主义态度的女人的宿命。即便在这个“狂恋”的性爱之夜,她那宿命般的对于爱恋的内省,本源性地终结了刹那间的幸福。萧军不知如何回答她,但是,事后这个男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太过强烈的“爱火往往要烧枯了少女的情芽”,所以,他觉得自己也是个不敢爱我所爱的人。
很显然,两人内心所存有的“不敢爱我所爱”的心态,基于两种全然不同的情感态度和方式。萧红怕自己连累了这个名叫三郎的男人,怕他背负不起太过沉重的来自世俗的压力。严酷的处境早已让她不敢对任何爱恋有所奢望,即便这份爱已然涌动胸怀。而萧军的“不敢爱我所爱”,则是担心自己那过于热烈的爱恋会伤害所爱的人,况且,他又拥有如此开放的“爱的哲学”。萧红后半生人生悲剧的根源,在这个本该最为幸福不过的激情之夜,再次埋下——萧军真的是她所不该爱的又一个男人。
多么可怕的宿命!
然而,虽然惶恐但已然坠入爱河的萧红,自然意识不到宿命的大网再次向她铺撒开来。她充分享受着爱的激情与喜悦,写出一首首情感炽烈的诗。7月14日晚,萧军将白天在公园写的情诗念给她听,萧红则把昨晚再赋的《春曲》拿给他看:
你美好的处子诗人,
来坐在我的身边,
你的腰任意我怎样拥抱,
你的唇任意我怎样的吻,
你不敢来在我的身边吗?
诗人啊!
迟早你是逃避不了女人!(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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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9）
或许,没有比这更富诗意的浪漫爱恋。热吻过后,萧红问是否闻到了大葱的气息,萧军这才问起她晚上吃了什么。女人告诉他只吃了些大葱和一杯冷茶聊以充饥。男人听后内心涌起些许愧疚,自责于没有能力让自己狂恋着的女人吃顿饱饭。浑身除了力气之外,没有一件能够典当的东西,要让女人吃上一顿饱饭只有去抢了。萧红听了这样的想法,觉得他是个孩子,安慰说:“不要尽疯了,常饿一饿,这是我喜欢的——来给我笑一笑,我便比吃什么全饱了。”
萧红这以情人的笑靥疗饿的经验,源于她对萧军的真爱。但她又感到男人那赤裸的“爱的哲学”是这爱之喜悦的莫大威胁,害怕他在热吻自己的同时也会热吻别人,因而,直率地对他说:“三郎,我不许你的唇再吮到凭谁的唇!”虽然只有短暂的接触,但两个坦荡的人都太清楚对方的过去。萧红所向往的是两人真爱一生,专一不渝的未来。
萧红问起萧军刚才念给自己听的那首诗是在哪里写的,他回答说早晨在公园里。萧红听后,黯然神伤几至落泪,说:“我连到公园写诗的权利也没有了。”她多么想与情人一起自由无虑地徜徉在公园,像天下所有有情人那样,自由自在地谈情说爱。读罢萧红的诗,萧军则坦率告诉她,自己早已不是她眼中的处子诗人。他曾经爱过别人,且那慈悲的姑娘仍在心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似乎还对住处楼下的“一位很美好的姑娘”葆有朦胧而热烈的情愫:“当她——楼下的姑娘——抛给我一个笑时,便什么威胁全忘了。”他似乎在有意告诉萧红,对她的爱恋其实并不纯粹。
萧红听后无比酸楚、落寞,意识到与这个男人的爱可能并没有将来。关于爱的态度,她与眼前这个男人存有如此巨大的错位。可怜的女人感到一种全新的无助,面带幽怨和无奈,不无讥诮地说:“唔……你还是一位唯情至义男人,我并不愿听到这些与我无关的话,我恐怕再也写不出昨夜那样的诗来了,三郎,你好残忍!”萧军发现她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眼睛始终看着地面,不禁有些后悔说出的话,但又觉得自己不该欺骗她。在他心目中,她应该是一个能破除一切俗见的女人。他后悔自己的快意伤害了眼前自己爱着的女人,觉得自己有些愚蠢,怔怔之中不无懊悔。这时,他听见萧红以幽怨而太息般的语调对他说:“我们只享受这今朝吧,三郎,抱紧我!”
萧军意识到在外人看来陷于“狂恋”中的他们,“是一对狂饮爱酒的醉泥鳅”,“是一双不会节用爱情财产的挥霍儿,不久就要穷困了”。当狂恋的热度渐渐消退,狂热的心灵渐渐冷静,他也在用一种富有理性的态度重新考量与萧红的关系。在《烛心》里记载着他在7月16日的心理活动:
……我们就是这样结束了吧!结束了吧!这也是我意想中的事,畸娜,你不要以为是例外……
……你爱我的诗,也只请你爱我的诗吧!我爱你的诗,也只爱你的诗吧!除开诗之外,再不要及到别的了……不要及到别的了!总之,在诗之领域里,我们是曾相爱过……
这样的“实录文字”似在表明,萧军在与萧红“狂恋”四天之后,便心生终结之意。萧红似乎难以成为他那“爱的哲学”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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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10）
如果说陆哲舜和汪恩甲只是萧红为实现求学梦迫不得已寻到的倚靠,谈不上爱恋的话,那么,萧军则是她在困厄中真正爱上的男人,事实上,也是她真爱一生的男人。当萧军对发生在他们之间的“狂恋”似有终结之意的时候,她仍在那近乎囚居的发霉小屋里,痴情续写着一首首《春曲》,以表达炽热的初恋情愫,同时,在爱的痴念里度过漫长雨季里极其无助的一天天。
谁说不怕初恋的软力!
就是男性怎样粗暴,
这一刻儿,
也会娇羞羞地,
为什么我要爱人!
只怕为这一点娇羞吧!
但久恋他就不娇羞了。(其五)
当他爱我的时候,
我没有一点力量,
连眼睛都张不开,
我问他这是为了什么?
他说:爱惯就好了,
啊!可珍贵的初恋之心。(其六)
正因为出于对萧军的真爱,他那“爱的哲学”和渐渐从“狂恋”中冷却下来的态度,让萧红在落难待人拯救的焦虑中又多了一重新的焦虑,那便是害怕所爱的人移情别恋,害怕萧军就此对她“不爱便丢开”。萧军来看望的次数越来越少,她又开始没有太多指望地看着窗外的雨势,度过漫长的一天天。7月30日,萧红在向往、猜疑中想起昨晚梦中见到萧军和他暗恋的女孩在一起的情形,有感而发写下长诗《幻觉》。诗中对“我”的情人爱上少女Marlie虽然表示理解并给以祝福,希望“把你的孤寂埋在她的青春里/我的青春!今后情愿老死!”但诗人又多么希望梦中的景象只是一种“幻觉”。然而,实际的情形是,那到底不是“幻觉”。曹革成在《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中载有,据舒群晚年回忆,玛丽(Marlie)姓李,是位气质极佳的大家闺秀,经常举办文艺沙龙,很有名气,一批健康、正直的男士集聚在她周围,追求、暗恋者甚众。后来去了上海,最后定居美国,萧军大概是其中的暗恋者之一。
对于二萧的这场“狂恋”,萧红研究者铁峰先生认为,后人在传说中有意滤除了肉欲色彩因而有所“净化”,以致对他们日后的分手不能理解。他进而认为,这场“狂恋”在二人“是爱情也是需要”。这种观点有些刻薄,但也并非全无道理。本书无意指责萧军什么,且更倾向将这场爱恋视为他们出自真实内心的情感诉求。只是,萧军那太过个人主义的“爱的哲学”对于当时的萧红而言,似乎残忍、自私了些。然而,面对这样一个连伤害女人也伤害得如此坦荡的男人,作为当事人的萧红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更何况站在局外的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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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11）
巨额欠款令萧军及其周围朋友都对困厄中的萧红爱莫能助,能做的只是不时的探望,以排解、安抚这可怜女人的孤寂与无助。其间,在萧军介绍下,萧红还认识了经常前来探望的方未艾。
方未艾(1906—),原名方靖远,又名方曦,辽宁省台安县人,是萧军一生亲如兄弟的至交。1932年4月,方未艾担任《东三省商报》副刊《原野》的编辑。报社位于道外区正阳十四道街,距东兴顺旅馆仅两道街之隔。据传,萧红曾将自己百无聊赖中所赋的旧诗《对镜有感》,拿给前来探望的方未艾看,并请其指教:
困居旅舍久,百感动心间。
两鬓生白发,难明长夜天。
在哈尔滨已小有文名的方未艾看罢,认为“心间”改为“心田”更为贴切,但萧红认为“心田”是收获之所,而“心间”则能传达出其内心一无所有的空落与无望。方未艾又觉得“长夜天”不好,应该改为“待晓天”,萧红却认为自己并无“长夜待晓”的心志。方未艾见她如此坚持己见,不禁笑着说“不愧大手笔,你的诗我改不了”,两人相视大笑。这种情形对萧红来说自然是难得的片刻欢愉。由于两人相隔较近,加之聊谈投机,传说此后,寂寞无聊中的萧红不时打电话约方未艾前来,但方鉴于萧红和萧军之间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怕在朋友间引起误会,再三拒绝。痛苦而孤寂的萧红写下一首《致方曦》的五绝,遣旅馆茶房送给方未艾,诗中写道:
高楼举目望,咫尺天涯隔。
百唤无一应,谁知离恨多。
日后,有人凭据萧红和方未艾这两次旧诗交往,传说在与萧军相恋期间,她还同时属意其好友方未艾。因为,比起萧军,方未艾更英俊潇洒有气度,并进而认为萧红也是个在两性关系上抱持开放态度的女人。事实上,萧红和方未艾之间的交往,笔者认为可信度极低,很可能是后人的附会。即便存在类似的交往,联想萧红当时度日如年的危难之境,以上观点实在是方巾之士的阴毒揣测。处于监视之下,时刻担心被发卖且大腹便便的弱女子太需要别人的关心,也太需要一个倾诉对象,方未艾是离她最近的友人,盼望他前来自然是人之常情。后人太多时候以平常状态的心理揣测处于极度困厄中非常态的萧红,自然得出一些有悖于常理的臆度。
当萧军为拯救萧红四处奔走而一无所获、一筹莫展之际,1932年的大洪水最终帮助了这个太过不幸的女人。至今,1932年、大洪水、萧红,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哈尔滨历久弥新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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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12）
1932年的哈尔滨注定要与大洪水连在一起写进各种各样的水文史和灾难史。自6月下旬开始,整个松花江流域阴雨连绵,更为罕见的是,作为北方内陆城市,哈尔滨在7月份连续降水27天,一昼夜最大降水量为991毫米,创下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由于嫩江、第二松花江、拉林河三路洪水互相遭遇,哈尔滨江段8月5日的水位超过11855米,江堤开始决口。这个美丽的城市已然呈现即将倾覆之象。更大的溃决发生在8月7日,江堤二十余处被毁,整个道外区顷刻一片汪洋,街上可以行船。次日,淹至道里,10日道里区的一些街道亦可行船。8月12日8时洪峰水位达到11972米,道里、道外一片汪洋,房屋倒塌不计其数,水淹面积达8775万平方米,“街道之上,乃呈现扁舟款行之奇观”。哈尔滨全市38万人中受灾者达238万之众,数日内两万多人丧生。在呼天抢地的悲惨呼告中,东方小巴黎成了一座不折不扣的倾覆之城。
江堤溃决,洪水随即淹进东兴顺旅馆一楼,人们纷纷转至楼上。听着屋外无边的喧嚣,萧红一个人神色黯然地站在窗前,望着外边的满街积水没有边际地荡漾着,水面上闪耀着一片片刺目的日光。一艘艘小船载着大人、孩子、包裹从窗前划过。萧红感到自己被这个已然倾覆的世界遗忘,她将胳膊横在窗沿上,张着嘴,眼神空洞而茫然地久久张望着。旅馆老板再次进来逼债,告诉她现在汪先生是不1932年哈尔滨大水后的街景
可能回来了,一定得有办法还掉欠款,不能再没有办法了。听着对方的最后通牒,萧红脸上全无表情地说“明天就有办法”,那声音好像是在说给自己听。老板面对这个除了高高隆起的肚子之外,一无所有的女人很无奈地离开了。萧红带着那仿佛不属于自己的巨大肚子,无助地把自己放倒在床,两眼望着天花板上映照着的不断闪动的粼粼波光,听着窗外行走在水面上的喧嚣人声,包袱落水了,孩子掉进阴沟了……这些声音如此清晰,又那样辽远,她想到自己却是个连逃生的权利都没有的可怜女人。在这样的喧嚣里,她尽力想让自己什么都不想,但她又无法控制自己,非想下去不可。没有家、没有朋友,该走向哪里?新认识的三郎也是没有家的人。大水、欠款、逼债……纷乱的想法一如窗外无边无际的大水早已淹没了她。住进这里时天上飞着雪花,而现在已是漫天大水;刚进来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少女,现今却即将要做母亲……萧红不愿往下想那个不辞而别的男人,用手抚摸着肚子,在这个散发着油汗气息的发霉小屋里,只有这腹中的孩子陪伴着她——说不出的无助与绝望。
街道上的积水仍在上涨,一段段江堤还在溃决,更大的洪峰即将到来。
8日黄昏,客人们慌乱而纷扰地拎着箱子、拉着孩子走了,昨天从一楼搬上来的客人也都走了。旅馆随即安静、空洞下来,一间间房门紧闭,整座楼只剩下一个杂役和一个生病的妇人以及陪伴的丈夫,还有就是被囚在二楼小屋里的欠债女人。楼道一片狼藉,有如大队溃兵刚刚经过。站在窗前的萧红感受着流动在空气里的稀薄水气,沉静的黄昏亦在空中流荡。借助暗淡天光,她看见一只小猪在大水中绝望地挣扎尖叫。它那越挣扎越绝望的眼神令萧红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况味,一乘打捞浮物的木排划过来,得救的小猪横卧其上,绝望的眼神转而变得安宁。然而,在她看来,小猪哪里知道它那希望的眼神和木排主人想吃猪肉的眼神绞结在一起。夜幕渐渐降临,四周高大的楼房成了一座座矗立的峭壁,昔日的街道则成了激流汹涌的山涧。夜晚变得狰狞可怖。萧红纷乱的思绪亦被这可怖的夜色驱赶得一干二净,小猪的命运似乎已激不起她的任何联想,她感到无边的阴冷。站立良久,双脚变得麻木,像是安装在自己身上的假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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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13）
一些资料忆及,当年只有19岁的共产党员舒群,可能就是在8月8日黄昏用组织上发给他的出差和生活费,买了两个馒头一包烟,然后将之捆在头上泅水来到东兴顺旅馆看望萧红。当时天色已晚,无法再回去,舒群就在旅馆蹲了一夜,陪着萧红度过可怖的长夜。次日,萧红希望舒群带自己走,但他考虑到全家也从道外流落到了南岗,父亲几乎沦为乞丐,全家一点着落也没有,的确没有力量安置她,就一个人离开了。
舒群走后,萧红又一个人剩在无边的孤寂里,但是有朋友来看望,到底给她增添了一些求生的勇气和信心。不久,街道上划行着许多搜救难民的船只。搜救者摇晃着手中的黄色旗子,以引起被困者的注意。萧红终于被搜救船从二楼窗户接走。船只穿行于昔日的大街小巷,萧红呼吸着广大空间里的新鲜气息,无比兴奋、喜悦。几个月来,她第一次接触到明媚的阳光,她惊奇地看到江堤已经沉落到了水底,沿路的小房子也睡在水底,小船从屋顶上划过,远近被困在屋顶上的人们,蹲在那里等着一艘艘快速往来的小汽船去营救。巨浪冲来,全船人惊慌失色大声尖叫,惶恐中,萧红用忧郁的眼神打量着四周全然陌生的人们,不自觉地用手指四张的双手护着肚子。巨浪带来的生死劫难已然过去,六七个月没有到过街面的女人,东兴顺旅馆左起第三个窗户,就是当年萧红被困的房间感到外边的世界是如此陌生——陌生的同船者、陌生的天空、陌生的太阳,风中弥漫着陌生的水味。过于久长地疏离人群,让刚刚回到人群中的萧红感到眼睛、耳朵都不怎么受自己支配,看不清楚什么也听不清楚什么,只觉得热闹,那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嘈杂声,她内心里洋溢着重返人世间的喜悦。
三郎为什么不来接我?走岔了路吗?
萧红不停地问自己,在缭乱中睁大眼睛搜寻着从对面驶来的每一只船,看那上面是否有她的三郎。她最终按照萧军此前留下的地址,找到位于道里区的裴家。坐下来后,萧红为裴馨园夫人黄淑英看见自己还穿着冬天的棉鞋而尴尬,女主人显然为她的狼狈、落拓而惊异,上下打量的眼光就像在看一个怪物,令她紧张、急躁,好像有一种重返人世间的无所适从。黄淑英告诉她,萧军出门接她去了,两人一定是走岔了。
当夜,萧军便把衣衫褴褛的萧红带进此前她所向往的公园。细碎的月影里,两人相互依偎着绕过一片片积水,穿过一个个蚊虫的方阵,然后在萧军写诗的那个亭子里坐下。倚靠在萧军肩头,女人想到明天终于也可以到这里自由写诗了。
从7月12日见面到8月9日自由地依偎在一起,倾覆的哈尔滨见证了二萧间这场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恋。
那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倾城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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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怜的孩子”（1）
萧红被安顿在裴家客厅。她那长久困居旅馆的孤独与惶恐从此彻底消释,享受着重获自由的喜悦与安宁。老裴一再嘱咐家人不要打搅她,让其安心静养,家人就很少到客厅,即便女主人黄淑英亦是如此。裴馨园每天忙于公务不在家,也许是彼此生疏的缘故,萧红与女主人很少讲话,白天以看书读报打发时间,傍晚等着萧军下班前来看望,然后两人一起到公园开始热烈而倾心的聊谈。不久,萧军也索性搬到裴家,二人共同享受着傍晚公园里的温馨时光,那份安宁与幸福,就正如萧红日后所描述的那样:“就像两个从前线退回来的兵士,一离开前线,前线的炮火也跟着离开了”,现在,“只顾坐在大伞下听风声和树叶的叹息”。如果不是不忍让萧军过于劳累,她真不愿结束这美好的时光。如果能够,她愿意和心爱的人一直相依偎在公园的大伞下。每到夜深人静,两人才跨过公园前的水沟回到裴家。
时间稍长,不善与人沟通的萧红给裴家人孤傲不通世故的感觉,印象随之变坏,新的矛盾亦在潜滋暗长。萧红敏感自尊,太过真切地体味着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打扰裴家的生活,往往一大早便到中央大街游荡,只是在吃饭、睡觉的时候才回来。每天傍晚,当萧军将她从街上接回的时候,看见身后拖着的两条长长身影,萧红自然感到他们就像是被主人收留下的两条野狗。松花江的大水还在上涨,不久,常去的公园也被淹没,公园左右的街巷亦被淹没。两颗相爱的心灵被这漫天大水追逐着,同时也被周遭冷漠而侮蔑的眼光追赶着,他们向往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这对于热恋中的二萧而言,不只是向往而是迫切的需要,“两颗不得散步的心,只得在他们两个相合的手掌中狂跳着”,也在膨胀着“正和松花江一样,想寻个决堤的出口冲出去”。他们常常难以遏抑亲近的冲动。然而,住在别人家里这最平常的爱意表达也是一种奢侈,一对恋人即便同住一个屋檐下亦被刻意分离。每天早晨,他们只是趁裴家人还没起床,要么萧军来到萧红床前推醒她,或是萧红轻悄悄地来到萧军所蜷卧的藤椅前轻挠他的脚趾,从睡梦中醒来的男人像是“被惊醒的鸭子般的不知方向”,揉擦着惺忪睡眼。看见他的样子,萧红便有无限的快乐,苏醒了那尚未泯灭的童心。萧军走后她又不得不一个人面对无比寂寥、漫长的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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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怜的孩子”（2）
预产期一天天临近,萧红每天都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肚子越来越大,由一只倒扣在身上的小盆变成了大盆,由一个不活动的物件变成了一个活动的物件。腹中孩子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身体的变化给她带来无边的焦虑,常常一觉醒来便再难入眠。大水过后蚊蝇肆虐,在腿上肆意叮咬,鼓起成片的小包,如同台阶上的苔藓,疼痒难忍。难以入睡的萧红来到萧军床前把自己遭蚊咬的腿给他看。男人心疼地用手抚摸着,眉头紧皱,转而又向她温和地笑着。浓浓爱意激起无边的爱欲,欲望在各自内心奔突,萧红似乎已然忘掉肚里的孩子,“只是示意一般的捏紧”男人的脚趾,内心狂跳不已,欲望的潮水几乎快要将他们淹没。适逢女主人带着女儿小荣从门前经过,孩子看见房里的情形好奇地大声嚷着让妈妈看。黄淑英以极其侮蔑的眼光看着这对沉浸在爱欲想象中的恋人,揶揄道:“你们两个用手捏住脚,这是东洋式的握手礼还是西洋式的握手礼?”4岁的小荣也学着妈妈的腔调说:“这是东洋式的还是西洋式的呢?”自尊心受到刺伤的萧军极其愤怒地看着对方,想到自己和萧红寄人篱下的处境,只好将愤怒强压下。此后一连十多天,对女主人都是敬而远之,每天一大早便带着萧红在中央大街上闲逛,直到晚上才回来,愤激与伤痛难以平息。
随着预产期的临近,萧红与裴馨园及其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一天晚上,黄淑英单独和她谈了一次。女主人强装笑容,尽力以一种委婉的语调,说起裴馨园看见她和萧军白天在中央大街闲逛的情形。因为衣衫过于褴褛,黄淑英提醒说:“你们不要在街上走了,在家里可以随便,街上人太多,很不好看,怕人家讲究。因为街上我们的熟人很多,大家都知道你们是住在我家的,假如你们不是住在我们家,好看和不好看都不要紧。”这显然是裴馨园托夫人向二萧传达的意思,怕他们的穷困污损了自己一家的脸面。萧红听后不知如何应对,那种遭弃的感觉刚刚消失,却又面临遭驱逐、被侮蔑的境地。老裴显然在变相下着逐客令。
第二天一大早萧军又挽着女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萧红的两条腿几乎无法迈动,心情十分狂躁。黄淑英昨晚的话,又将两周前在旅馆所感受到的那种无望带了回来,似乎心头刚刚散去的烟雾重又聚敛在一起,令她窒息。她想把这重又聚敛的苦闷和焦虑说给萧军听,于是一边玩弄着男人身上的纽扣,一边低头无限哀怨地说道:“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衣衫褴褛,就连在街上走的资格也没有了!”向情绪极其低落的女人问明原委,刚强而无助的男人难以遏抑愤怒,但是无可奈何的愤怒随即又转为无边的焦烦,用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脑袋,愤激地自我质问:“富人穷人,穷人不许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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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怜的孩子”（3）
两人沉默地走在“别人的大街”上,累了便在街边的木凳上坐一会儿,全然没有心思打量这“别人的城市”。焦烦渐渐褪去,初秋的风吹过,萧红感到凉意无边,不禁把头埋在萧军上衣的前襟里,这是她唯一的取暖办法。天黑了,他们从街上又回到被淹的公园旁一盏发着红光的路灯底下继续坐着。那盏在密集的树梢下的红灯,依旧如同往日。此前,两人每夜都来此孩子般嬉笑打闹一回,今夜却再也没有拍手嬉闹的兴致,只是那么相顾无言地坐着。女人用手按着不安分的肚子,心情如暗夜般沉重。凉意侵人,萧军搀扶着心爱的女人往裴家走,二人都感到那是一处非常无奈的居所。裴家人已然熄灯睡下,摸黑上楼时,萧红在黑暗中禁不住泪流满面。
萧红敏感到裴馨园在对待自己与萧军的态度上明显有些两样。而且,事后的情形表明前次黄淑英与她的谈话确实是裴馨园想说而不便于说的。一段时间后,两人仍没有搬走的意思令老裴很犯难,家人不停埋怨二萧干扰了他们的生活。为了防止矛盾升级破坏了与萧军的友谊,裴馨园将家小搬到另一处房子里。老裴全家搬走后,二萧与其岳母住在一起,被褥全部带走了,萧红只好在裴家的土炕上枕着包袱睡觉。8月下旬,哈尔滨晚上的温度已经比较低。吃饭都成严重问题的二萧自然没有能力添置被褥,萧红只好这样坚持下去。睡了两夜,也许是受凉的缘故,第三天早上萧红的肚子开始作痛而且越来越厉害。萧军不敢离开她,蹲在地板上,下巴枕在炕沿上无助地看着心爱的人受着巨大的痛苦,他只能以自己温暖的注视给她以安慰,让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她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被疼痛折磨着的萧红看着眼前的恋人,想到他们就像两个被拆了巢窠的雏鸽,“只有这两个鸽子才会互相了解,真的帮助,因为饥寒迫在他们身上是同样的分量”。肚子的疼痛越发厉害,萧红在炕上不停打滚,汗水与炕上的尘土混合在一起,像个泥人。
女人痛苦之状让萧军看不下去,这之于他无异于一种折磨。他担心这样下去,她会被痛死,但救她需要钱。身无分文的萧军连帽子也没戴就冲到楼下,来到大街上才发现下着阴冷的秋雨。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借钱,然后送萧红去医院。而此时能够想的办法就是找裴馨园。萧军赶到他的办公室,开口借一元钱送萧红去医院,不想得到的回答却是:“慢慢有办法,过几天,不忙。”裴馨园的推脱让萧军非常失望,心想“这是朋友说的话吗?”进而明白自己与老裴在经济上不平等,做不了真正的朋友。这让他感到无比落寞与悲哀,萧红也不知道怎样了。想到这里,萧军又飞快地往裴家跑,还未上楼便听见楼上传来萧红那撕心裂肺的嚎叫。当他来到床边,萧红已经痛得半昏过去,只是本能地拉着萧军的手,怕他将自己一个人剩下。跪在床边的萧军早已被雨水淋得浑身透湿。阵痛发作,萧红又开始在炕上打滚,发出撕裂人心的嚎叫。萧军再次将嚎叫着的女人撇在楼上,冲进大雨中去找熟识的朋友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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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怜的孩子”（4）
饱受疼痛折磨的萧红已不成人样,脸色苍白得如同一张白纸,疼痛加剧,常常不知人事,等到稍轻一点,独自下炕想喝杯水,杯子刚拿到手里却又突发阵痛,杯子拿不住掉在地上摔碎了。裴馨园的岳母应声来到房内,对萧红的惨状一无所见,只是心疼那只杯子,不停唠叨:“也太不成样子了,我们这里倒不是开的旅馆,随便谁都住在这里。”肠子像是被绞断了一样,萧红满脸淌着汗水和泪水,难以忍受的疼痛令她无从顾及周围的一切,将肚子压在炕上像是要把孩子从里边挤出来,以减轻疼痛。
晚上,萧军带回一辆马车,将萧红放到车上,让车夫赶着往医院送。车子在黑暗中往前赶,车厢里萧军紧紧抱住忍受疼痛折磨的爱人。痛不欲生的萧红见到周围一切都厌烦,包括街上素不相识的行人和紧抱着自己的三郎。她不停撕扯着头发,在萧军怀里挣扎,恨不得一步跨进医院让医生迅速解除她的痛苦。马车在积水的大街上缓慢前行,水深处马也不愿意往前走,一个劲地在水中打旋转。萧军见状无比惶恐,水太深,怕马车会陷入阴沟。他跳下车拉住马勒,在深水里一步步试探着往前走。萧红蜷缩在车厢一角,感到自己像“一个龃龉的包袱”或是“一个垃圾箱”;明亮的月光下萧军在水中拉着马勒前行的情景深刻烙印在脑海里。秋夜的月光将这一切渲染得格外悲壮、沉痛。
萧红最终被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门口。大门紧闭,见萧军上前打门,萧红感到一份生存的安稳,一种绝望中可倚靠的力量,腹部的疼痛似乎减轻了许多。值班医生给她做了简单检查,一时没发现病因,且认为其预产期应在一个月之后,并告诉萧军女人生产需要15元住院费,好让他提前筹措。
或许是心理作用,一直痛感无助的萧红在医生面前找到了久违的依赖感,焦躁的心情亦趋于安宁。在医生为之检查并排除腹痛是临产之兆后,她感到腹部的疼痛不知觉中消失了,一时间竟也说不出具体的不适。医生给了她一些宽慰和心理暗示,然后让萧军带回去好好静养。萧军又用马车将萧红载回裴家,与刚才去的时候不同,回来路上,萧红居然有了看看两边街景的兴致,公园、马戏场都引发了她的无穷想象,还不时找萧军说笑话。一天下来,萧军又累又饿,但看见女人那像孩子般开心的笑容,所有的劳累和不愉快也都抛却了。回到裴家,他将借来的五角钱付给马车夫,然后搀扶萧红上楼,心里在盘算如何借到15元钱作为一个月后萧红生产的住院费。
直到萧红在里屋安稳睡下,精疲力竭的萧军才回到外房。可是,刚一躺下便又听见从里屋传来的痛苦呻吟声。萧军连忙赶过来,第一眼便看见萧红那惨白得如同一张白纸的脸,顿时明白她刚才在医院里疼痛的消失全然是心理作用,是因为听信了医生所说的预产期在一个月之后,萧红现在的样子让他意识到女人已经临产,得马上送进医院。在这样的深夜,筹措15元钱自然是不可能,白天向朋友借钱遭拒的耻辱仍横亘在心头。骤然间,一个强硬的念头涌入脑际。他不想向任何人借钱,也不打算借,这时候与别人讲道理会不起作用,而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唯有蛮横。不然,会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人死去。当晚,萧红被再次送进医院,没有住院费萧军强行让她住进三等产妇室,次日凌晨,顺利产下一个女婴,时间是1932年8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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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怜的孩子”（5）
萧红产后极其虚弱,沉迷地睡了两天,梦中不断出现马车在大水中打转不肯前进的情形,醒来后汗透衾枕。她太过疲乏,精神极其委顿,对一切都不愿关心,包括刚生下的孩子,还有每天来看望的萧军。与他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待他一走又合眼睡去。到第三天,萧红夜间便再难安睡,奶子胀得坚硬生疼。她似乎从未意识到自己已经做了母亲,这种新鲜的疼痛似在提醒她。然而,她只是不停喊着奶子痛,却始终不去询问那已然出世的骨肉。
白天,当护士把新生儿所睡的小床分别推到产房里另外两个产妇的床前时,她们都昂着头,脸上浮现不可抑制的新奇而慈爱的笑容,急切等待着与孩子的第一次见面,充分享受第一次做妈妈的喜悦与骄傲。这种喜悦之于萧红却全然没有,她是在措手不及中做了母亲,而且这孩子一出世便没了父亲,是那段不堪回首的困居旅馆生涯的结果。萧红害怕再次回到那无边的无助与绝望中,护士试图将女儿的小床推至面前,她连忙本能摇动伸到被子外边的手,示意自己不想看见孩子。而就在向护士摆手示意,并低声喊出“不要……我不要”时,她浑身都在颤抖。她在生生掐断与孩子间的骨肉联系,她为此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疼痛。
夜里,病房映照着满墙明亮、清朗的月光。被奶水胀醒的萧红再也无法入睡,夜深人静,孩子的哭声从隔壁隐约传来。她觉得那一定是自己的女儿在哭,孩子出生已经五天了,她没有喂一口奶水。孩子躺在冰凉的板床上,涨水后蚊子多,此时是否在她身上、脸上爬行?她冷吗?饿吗?这可怜的孩子生下来便没有父亲和母亲,谁会去管她呢?清冷的秋夜,月光和婴啼焕发出萧红内心深处的母性光辉,禁不住颤抖着身子扶住床沿走到墙边,将耳朵紧贴在洒满月光的白壁上,想听清那渐渐微弱下去的哭声。迷幻中,她觉得自己已经越过厚厚的墙壁,来到女儿的小床前,面对月辉下清瘦的孩子像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那样,心底里对孩子发出来自妈妈的母性慰安——“小宝宝,不要哭了,妈妈不是来抱你吗?冻得这样冰呵,我可怜的孩子!”
隐约传来孩子的咳嗽声,突然间惊醒了萧红那母性焕发的梦幻。理智在清晰地告诉她现在做不了母亲,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又怎么可能抚养好孩子,更何况在这大水过后瘟疫肆虐的哈尔滨。回到床上,她又进入那无边的梦幻里。如何缴费出院是她和萧军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她梦见萧军进入病室突然抱起自己穿过墙壁逃了出去,住院费不用交,孩子也不要了。她还梦到孩子后来给院长做了丫环,并最终被院长打死。萧红被这幸福而可怕的梦幻惊醒,一身冷汗地坐起来。她多么渴望立时摆脱一切困扰,一无负累地与萧军开始全新的生活。静夜里,女儿那悠长而稚嫩的哭声从隔壁清晰传来,妈妈在月夜里再难入睡,一面月影婆娑的白墙就这样将萧红母女隔成了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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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怜的孩子”（6）
萧红不给新生儿喂奶、不愿见孩子的反常举动引起个别想抱养孩子的有心人的注意。第二天,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在床沿,絮烦而迂回地表达了抱养心愿,室内别的产妇亦凄然地听着。萧红受不了周围人同情的目光和让人难受的脸色,心里有如针刺,对那女人说:“请抱去吧,不要再说别的话了。”说罢,却再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将被子蒙在头上,一任眼泪肆意流淌。另两个产妇也凄然揉着发红的眼圈。打算抱养孩子的妇人明知萧红的心思,但还是坐在床沿上假意说:“谁的孩子,谁也舍不得,我不能做这母子两离的事。”说罢,扭扭身子假意离开。萧红感到像是被要挟,连忙掀开被子,眼泪和笑容同时凝在脸上,假装轻松地对妇人说:“我舍得,小孩子没有用处,你把她抱去吧。”这一刻,在隔壁熟睡的女婴自然不知道妈妈已将她送给了别人。
妇人来到孩子的小床前,看护妇边抹眼泪边向她述说这可怜孩子的遭遇:“生下六天了,连妈妈的面都没见过,整天整夜地哭,喂牛奶不喝,妈妈的奶因胀痛而挤掉也不给她吃。不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听说孩子的爸爸很有钱!这女人真怪,连有钱的丈夫都不愿嫁。”听着看护妇的话,妇人满怀同情地看着孩子冷清的小脸,过了一会儿,满怀欣喜地抱走了。
萧红有意规避与女儿见面,哪怕是最后一面。当妇人抱着孩子经过妇产室,她同样避而不见,只听见一阵嘈杂的声响。迫于无奈,她就这样放弃了第一次做母亲的权利。10年后,自感时日无多的萧红在医院里对守护在床边的骆宾基,还提起这早已送人的骨肉,喃喃说道:“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大约这时候,她有八九岁了,长得很高了。”死亡和生殖,在萧红身上,就这样纠结在一起,将孩子送人,是其内心深处讳莫如深的心痛。
再见到萧军,萧红轻淡地告诉他孩子已经送人了。男人被她那刚强、沉毅的眼光怔住,转而安慰说:“这回我们没有挂碍了,眼前的问题就是住院费。”萧军一边说一边紧握着她的手,内心对女人充满无限敬意,认为她真想得开,不愧是大时代的女人,同时也让他激发出面对困厄的巨大勇气和凌云豪情。
一周后,同室产妇都被家人接走了,萧红因为没有缴纳住院费而被院方滞留。医院庶务每天都向萧军追索住院费,萧军已然下定决心还是以蛮横的方式摆脱院方的纠缠。他只是在为拉萧红出院的车钱而奔忙,原本想把一件当宪兵时的制服当掉换钱,但拿出来一看早被床底的老鼠给咬破了。他只好为着五角钱的车费而另想他法,奔忙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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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怜的孩子”（7）
两年来衣食无着的流浪严重损害了萧红的身体,产后极其虚弱,出现头痛、脱发等症状。因没钱缴费而不能出院,医生没有好脸色,态度十分冷漠。萧红更受不了他们那侮蔑的眼光与神情,在医院里度日如年,不停地向萧军诉苦:“我不能再在这里忍受下去了!不独这枕头和床……就是连一头苍蝇也要虐待我……”听到这些,萧军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但目前的现状让他也无计可施,只好尽力劝慰“再忍耐几天!”萧军扶她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下,在日光的映照下,萧红的脸色苍白得怕人,萧军感到面前的女人整个就像是骨质雕成的模型,似乎看不见血肉,听不见呼吸。面对院方的追逼,萧军告诉萧红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那便是坐两个月的监牢去抵补。
当晚,萧红一个人剩在妇产室里,幽深的静夜让她难以成眠。中秋节快到了,窗外,大树摇动着细碎的月影洒满室内的墙壁和地面。她想到母亲死时自己还是个孩子,小时候睡在祖父身边也曾见过如此明朗的月夜和树影。祖父已死去多年,自己也离家三年了。在这孤独的长夜,萧红被无边的虚无淹没,不断想着生和死,近年的生活更是不堪回首,感伤的长夜在思前想后中渐渐退去,隐约听见隔院的鸡鸣。
通宵无眠的感伤加剧了萧红的病情,第二天浑身不适、头痛欲裂,医生却不再过问。萧军赶到医院,发着高烧的女人拉着他的手迷迷糊糊地说:“亲爱的,这回我可能会死掉。”他起身急忙去找医生,女人却紧拽着他的手说:“不要离开我!”找到办公室,两个医生却在悠闲地下着围棋,面对萧军的恳求无动于衷。萧军最终难以压抑愤怒,掀翻了棋盘,棋子撒得满屋都是。医生责骂他进屋不敲门没有礼貌,并说不给萧红治病是庶务的意思。萧军找来庶务,庶务说医院里没有针对萧红病情的药物,并说这是大夫的意思,建议他们换家医院。面对庶务、医生间的故意推诿,萧军怒不可遏,指着他们大声说道:“如果今天你医不好我的人,她要是从此死去,我会杀了你,杀了你的全家,杀了你们的院长,你们院长的全家……我现在就等着你给医!”说罢,回到妇产室等着。不久,便有医生来给萧红打针吃药,一些症状渐渐消失,在萧军的注视下,女人哀怨而恬静地睡去。
院方眼见收取萧红的住院费没有什么希望,便巴望她早点出院,好给新来的病人腾出病床,于是明示萧军不收住院费,催促早点将女人接走。9月下旬,萧军将萧红接回裴家。别的产妇都有汽车或马车来将大人、孩子一起接出去,萧红出院时,既没有车子也没有孩子,只有她和萧军那一双刚强的身影,拖在长长的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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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商市街（1）
二萧回到裴家相安无事地住了几天,裴家人的不满越发明显。他们容不得萧红这样遥遥无期地住下去,甚至埋怨裴妻“真是没事找事,让这样一个人住在家里,吃在家里”。裴家人和周围邻里多少认为萧红是那种不正经的问题女人。不久,萧军因黄淑英在自己面前说萧红的闲话而导致两人发生激烈争吵。矛盾激化,裴家再也住不下去了。夹在家人和朋友中间的裴馨园非常为难,暗中打发女儿送给萧军一封信,随信捎带了五元钱,劝其搬出另寻住处。
该搬往哪里?大水刚过,民房倒塌无数,住房非常紧张,低廉的小旅馆都挤满了无家可归的灾民,只有外侨经营的房租昂贵的旅馆还有房间。霸蛮的念头再次涌入萧军脑际,他意识到面对混乱时世和窘迫处境要生存下去,全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于是,第二天从裴家搬出后,他便让马车夫连人带行李径直拉到位于新城大街一家由白俄经营的欧罗巴旅馆,住进三楼一间阁楼小房。这间最便宜的客房原来的租金是30元包月,涨水后上涨一倍每月需要60元。顾不得多问,萧军心想住下来再说。他怕茶房看出他们俩的穷困潦倒,变卦不让住进去,进入旅馆后便顾不得萧红,迅速将行李搬到楼上房间。
虚弱不堪的萧红一个人扶着楼梯艰难地往上爬。楼梯是那样漫长,似乎通往天顶,实在太没气力了,两条腿颤抖不已,稍稍用力,手和双腿就一起颤抖,虚汗淋漓。好不容易进了房间,她全然无力地将自己放倒在床上,像一个无比委屈的孩子。然而,想到和萧军终于有了暂时属于自己的空间,脸上流淌着的已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萧军禁不住问:“你哭了吗?”
稍有精神,萧红便开始打量这个属于他们俩的私密空间。这是一间洁净的阁楼小屋,白色的软枕、床单、桌布,到处纤尘不染,让人有“回家”的安宁,那是一种太过久违的感觉。刚刚安顿下来,俄国女茶房就进来询问是否租用旅馆提供的铺盖。听说铺盖的租金是每天五角,萧军连忙说不租。茶房于是动手把房间里洁白干净的软枕、床单和桌布都收走了。前一刻素洁、淡雅的小屋,此时像遭劫一般,立即显得无比破败。床上只有草褥,木桌露出破旧的本相。旅馆方面也发现了这对房客的潦倒,不久,经理便迫不及待地进来收房钱。萧军把两元钱交到白俄经理手里,对方说:“60元一月,明天给”,他进而看出二萧不可能长住,便接着摇手瞪眼地说:“你的明天搬走,你的明天搬走!”听白俄经理这样说,萧军大声强调:“不走,不走。”对方却坚持说“不走不行”,萧军随即从床底拿出用纸裹着的长剑,指着白俄经理大声威胁道:“快给我走开,不然,我就宰了你!”见此阵势,白俄经理慌忙跑了出去,下楼报警说有房客带着凶器,他以为那用纸裹住的物件是支长枪。
萧军以其武人本色驱逐了旅馆经理后并不多想,以这种方式哪怕能够给予萧红暂时的安宁,他也无比满足。关上房门二人拥吻在一起,今晚,他们要充分享受这全然属于他们自己的二人世界。何况,黑列巴加白盐的晚餐也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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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商市街（2）
然而,这二人世界的安宁并没有维持多久便被打破了。晚饭后,萧军正赤裸着胸膛洗脸,突然闯进四个佩枪带刀的黑衣警察,两人架住萧军,另两人在室内肆意搜查。萧红有些不知所措,带刀的警察讯问萧军:“旅馆报告你带枪,藏在哪里?”随即,有人从床底搜出那支长剑。报警的白俄经理见状急得满脸通红,他错估了那被纸裹着的东西。警察最终将宝剑带走了,并警告萧军说:“日本宪兵若是发现你有宝剑,那你非吃亏不可,他们会认为你是大刀会的,宝剑我们替你保存一夜,明天来取。”这场小风波总算有惊无险,晚上睡下后二萧感叹警察到底是中国人,比起日本宪兵好很多。
这小旅馆的阁楼之夜是二萧正式在一起生活的开始。
搬出裴家后,萧军仍帮助裴馨园编辑报纸,每月领取五元稿酬,对于二萧的旅馆生活来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非常急迫、严峻的困境压迫着他们。萧红的身体还是那么虚弱,萧军不得不为每天的房租和食物而奔忙,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只好四处向朋友告借,出门就是一整天。男人走后,萧红只好躺在床上打发漫长而饥饿的白天,等着萧军找点钱回来买吃的,饥饿成了她在欧罗巴旅馆最为深刻的记忆。整个一层楼全无声息,醒来后透过阁楼的小窗看着外边漫天飞舞的雪花,萧红不禁回想起被困东兴顺旅馆的情形,百无聊赖中生出无边的虚无,时时自我追问生存的意义。天黑了,茶房敲门询问是否要订包夜饭,每份6角,包月15元。萧红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并迅速将门关上,好像害怕对方会强迫自己似的。贫困让她极其自卑,只好以一道宽厚的房门将自身与外边那个富足的世界隔断,也怕隔壁房间饭菜的香气飘过来引动她那实在难以遏抑的食欲。然而,房门隔不断她那生成于饥饿之上关于食物的想象。她不断想象着茶房用一个个托盘送来肉饼、炸得焦黄的番薯,以及切成大片的有弹力的面包……
萧军终于回来了。满身泥水的男人进屋便问:“饿了吧?”女人在说出“不饿”的一刹那,眼泪夺眶而出,饥饿让她变得无比委屈。萧军拿出筹回来的钱让她到马路旁去买馒头。尔后,两人就着漱口杯喝白开水、吃馒头聊以充饥。奔忙一天弄回的铜板就这样被迅速吃下去了,明天的食物又得等到男人明天傍晚回来才有着落。就着白开水吃完馒头,两人都不约而同地问对方“够不够”,而答案也是一致的:“够了”。温暖的关爱、善意的自欺,是他们一天天度过困厄的精神支撑。
每天一大早萧军便出门了,饥饿随之驱走了萧红的所有睡意,何况清净的楼道里会定时传来服务生给客人送列巴、牛奶的脚步声。订了早餐的客房外便挂上了列巴圈和牛奶瓶。对萧红来说,这脚步声是巨大的诱惑。她好像嗅到了列巴的麦香,感知到了奶瓶的温热。饥饿让这两样东西成了巨大的诱惑,她感到这是列巴对自己的虐待,饥饿甚至在摧折她的意志和廉耻。一天大清早,萧红甚至三次涌动念头要瞒着还未睡醒的萧军,轻轻出门将挂在别的房间门头上的列巴圈和牛奶偷过来,以安慰辘辘饥肠——实在太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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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商市街（3）
为了摆脱饥饿,萧红曾写信向高仰山求援。几天后,昔日的高老师带着15岁的女儿找到旅馆房间。老师随便问了问她的近况,萧红并没有如实相告,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愿告知他与萧军的同居关系。小女孩对他们间的谈话毫无兴趣,不停催促爸爸早点离开。萧红非常感慨“小姑娘哪里懂得人生”。没坐多久,昔日的老师便在女儿的催促下匆匆离开,临别留下一张钞票。小女孩给了萧红一些刺激,不无感伤地想到自己的青春已然逝去,虽然只有21岁,但青春是“过去了,过去了”。而自己在读书时又如何懂得饥饿?小女孩的到来,不觉搅动了萧红内心长久被困厄驱走了的青春梦幻,心潮随之久久难以平复。随即,她又马上告诫自己“追逐实际吧”,青春的梦幻只是一种自私的系念,而自己眼下“只有饥寒,没有青春”。
二萧在欧罗巴旅馆的困窘之境也有渐渐好转的时候。不久,萧军谋得上门做家庭教师的职业。当他第一次带回20元钱时,萧红无比讶异,第二天早晨两人便“奢侈”地大买列巴,告慰贪婪的肠胃。萧军同时应下几份家教,手头稍稍宽裕,还把从前当掉的两件衣服赎了出来,夹袍给了萧红,自己则穿上那件小毛衣。萧军的夹袍虽然宽大,但寒冷让萧红觉得穿上它很合适、也很满足。当晚,萧军还带她到附近一家低级小酒馆狠狠吃了一顿。出来后,萧红还孩子气十足地买了两颗糖一人一颗分而食之——穷困的人也尝尝甜蜜的滋味。萧军不忘打趣穿着男式夹袍的女人,“真像个大口袋”。
谈笑间,萧红注意到萧军小毛衣的袖口拖着散结的毛线,计划明天要买针给他织补上。然而,当她谈到袖口时,男人的脸色有些不自然。室内映照着皎洁的月光,躺在床上的萧军这才慢慢说出这件小毛衣所纠结的他与另一个女孩的故事。小毛衣是一段朦胧恋情的见证,往事如同月光浸漫了他的心灵,禁不住借着酒劲回想起女孩那很黑的小眉眼,很红的唇……怔怔痴迷中,他把身边的女人当成了想念的对象,禁不住紧紧捏住萧红的手。女人只好哀怨地想:“我又不是她”,而身边的男人在喃喃自语中最终甜美睡去。
萧军登报做武术和国文家庭教师的广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不时有人来欧罗巴旅馆拜访,甚至为学费讨价还价。11月中旬,中东铁路哈尔滨铁路局一个汪姓庶务科长请萧军给儿子当家庭教师教授武术和国文,每月付酬20元。不久,萧军与汪家商量不收学费,由汪家给自己提供一个免费的住处即可。汪家随即把一间半地下室的空房间免费提供给二萧暂住。对他们来说,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立即从欧罗巴旅馆搬至商市街25号(即现在的红霞街)安家。这对流浪儿在哈尔滨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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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商市街（4）
简陋的几件家具稍加布置,萧军从街上买回水桶、菜刀、饭碗等日常用具,还买回木柈和白米,家里该有的便基本齐备了。当晚,萧红便站在火炉旁当起家庭主妇。大户小姐的出身让她对此自然十分生疏,但洗衣做饭现在却是不得不掌握的本领。第一次下厨,油菜烧焦了,白米饭半生不熟,但二人吃起来仍十分香甜。萧红由此意识到自己正式做了妇人,这有了“家”的日子也是和萧军“婚期蜜月”的开始。摆在面前的困窘仍然无法回避。虽然暂时有了安身之所,但是,如何度过哈尔滨漫长的冬天却是巨大的挑战,寒冷、饥饿的威胁无时不在。萧红有十分严重的痛经症,但是只要萧军在身边,她便有了战胜饥寒和病痛的力量。
搬家当晚,房东带着小儿子也就是萧军即将传授武术的小徒弟前来进行礼节性拜访,表示对孩子先生的尊重。过了一会儿,汪家三小姐亦在弟弟的带领下前来看望萧红。原来,读中学时她与萧红同校,对“张乃莹”这个名字耳熟能详,而且差不多每天都能见到她本人;然而,萧红实在想不起面前这张青春姣好的面孔与自己有什么联系。面对眼前这位衣着光鲜、打扮入时的同龄人,萧红内心莫名生出浓烈的自卑和人生无常感。自己虽然只有22岁,比起对方怕是已经老了;她甚至觉得在这昏暗的烛光里,如果拿镜子照照,自己一定看起来像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三小姐的俄文家教来了,在弟弟的催促下起身离开。刹那间,萧红从对方那细腰身、长身材、爽快而大方的少女风度中,似乎看到了自己那早已远逝的少女时代。中学毕业只有短短两年,其间经历的事情却实在太多、太不堪,将那原本还应该鲜明的少女记忆,挤兑到了连自己都备感陌生的边缘。而这片刻记忆的唤醒,让她内心泛起一种无人知会的感伤,深沉而无奈的叹惋。
做家庭主妇的琐屑更是萧红从此每天要面对的无奈经验。手上的皮肤一不小心便被烫伤一块,指甲动辄烧焦了,却还是无法生着炉火。炉子也常常“欺负”她,甚至赌气想干脆冻死、饿死算了。而等到被欺负的“愤怒”渐渐消散,内心只有满怀不知该向谁倾吐的心酸。萧红知道自己身上并未完全脱掉女孩子的娇气,但转念想到自己早已不是骄子,哭也没用,因而,此时的她竟连女孩惯常的眼泪也没有。她强迫自己渐渐适应这种围着炉台打转的日子。然而,每天能够生炉子开伙的日子还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更多时候却是在愁柴、愁米的焦虑中度过。这种经验在强化萧红对于自己的认知:“这不是孩子时候了,是在过日子,开始过日子。”
困窘常常让二萧陷于捉襟见肘,没钱买米、买柴的境地。萧军每天除了家教的功课还要出外在朋友、熟人间四处告借,而借回来的钱“总是很少,三角,五角,借到一元,那是很稀有的事”。他们靠借贷换回黑列巴和白盐度过那饥寒交迫的一天天。饥寒中,萧红的手脚渐渐生出冻疮。为了度过那些实在告借无门的日子,萧红曾将新做的一件一次没穿的棉袍拿到当铺,换来一元钱买米、买菜还有可以迅速充饥的包子。在萧军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告借对象时,为了不至于饿死、冻死,萧红也不得不出面想办法。她所能想到的大多是中学读书时的同学甚至老师,也曾有往日同学如刘俊民、沈玉贤前来看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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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商市街（5）
萧红曾带着萧军回母校向以前教国文的梁老师言借。回到母校,一切既熟悉又陌生。一样的楼窗,宿舍楼前的大树也还是原来的样子,还有她记忆中十分熟悉的短板墙以及窗外的马路也一仍其旧,而脚底下的每块石砖都记录着她在这里曾经度过的每一个日子,墙里墙外的每棵树都尚存有她那温馨的记忆。物是人非的校园,唤起萧红无法遏抑的怀旧情绪。三四年后,在上海已然成名的萧红忆及当时的情形禁不住感慨道:“我忘不了这一切啊!管它是温馨的,是痛苦的,我忘不了这一切啊!我在那楼上,正是我有着青春的时候。”
在这个黄昏她已是这里陌生的过客,办公楼里一切仍旧,自己却再也不能随便进出。被传达室的校役挡住时,萧红内心有一丝被羞辱的感觉。从校役处得知自己要找的梁先生正在开教务会议,需要七点以后才散,眼下还不到五点。想到等下去亦是无望,萧红于是从这昔日熟悉的校园迅速退了出来,更难以承受那物是人非而自身现景如此不堪的感伤。比起饥寒,这些似乎更难受,出校门的时候,她的心绪沮丧到了极点,直到和萧军一起默默往回走了很远,才向他简单说了说告借无果的原委。萧军关切地询问肚子是否还疼,这么长的回家路途是否能够坚持得住,她也只好强忍饥寒和不适安慰男人。此刻让她更不舒服的是内心难以言说的巨大失落。
回到家里,萧红把仅剩的一点米煮成稀饭,没有油、没有盐、没有菜,两人只是用稀饭暖一暖肠胃,聊胜于无。睡前,萧军用个饼干盒子盛满热水让萧红暖暖疼痛的肚子,不想盒子漏水,他又用一只玻璃瓶灌上热水,瓶底遇热炸掉,水流一地。萧军自我解嘲地拿起没有瓶底的瓶子当号筒吹。不顺心好像聚在了一起,萧红只好带着无边的落寞和些许伤感躺在冰冷的床上。那一夜,她想起了很多。
为了应对饥寒,萧军不得不四处寻找更多家教机会。朋友们也在替他想办法,1932年11月13日,裴馨园以自己的名义在《哈尔滨公报》上登了一则广告:
兹有友人酡颜君愿担任家庭文学、武术教授。
投函及面洽地点:道里外国三道街(即商市街)廿五号院内四号房。
介绍人老裴
不久,萧军寻到一份新职业,每夜冒着严寒赶到五里路外一条偏僻的街上给两个人教国文。有了这份工作,意味着他和萧红每月又可以有15元的进账,可以换回些米油、木柈。萧军每晚从外边回来都是带着一身风雪,疲惫不堪。萧红一边给他烘烤被大雪浸湿的衣服,一边听他安排明天的家教时间。晚上回来,还要到对门房东家上武术课。第二天一早,又要赶到南岗做家教,回来吃点东西再给小徒弟上国文课。即便如此辛苦,每月微薄的家教收入仍不能解决两人的温饱。上午做完所有家教,萧军还要四处奔走向人告借安排生活,晚饭后又是教武术和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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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商市街（6）
哈尔滨的冬天无比严酷。在这样的“蜜月期”,二萧被艰窘的生计挤压,两人间亦少有机会交流。萧红一个人剩在家里百无聊赖,饥寒让她什么也做不了,就只是等着萧军带点聊以果腹的食物回来,好给肠胃一些安慰。到了夜里,奔忙了一天的男人倒头便睡,推都推不醒,萧红非常想和他说说话。面对这种似乎没有尽头的单调日子,她感到非常孤独,觉得自己像个废人。家在她看来,“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没有声、没有色”,是“不生毛草的荒凉广场”。她极其向往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以缓解萧军的辛苦和自己的空虚。
天一亮,萧军便走了。萧红又开始了无尽的痴痴期盼,盼望男人带回希望,更盼望他早点回来与自己说上几句话。汪家三小姐雍容华贵地从窗前走过,见她如此痴傻地守在窗前便打趣说:“又在等你的三郎”,还幽幽补上一句,“他出去,你天天等他,真是怪好的一对”。萧红并不在意她说什么,周围人或侮蔑、或同情、或怜悯的眼光早已不为她所关注,此时,最要紧的是肚子的饥叫在折磨自己。汪家厨房飘出的炸酱香气是巨大的引诱。她连忙回到里屋把二重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然后大脑一片空白地良久默坐。
傍晚时分,萧红出门倒脏水时碰见汪家二小姐。姑娘兴致很高地想和她聊聊刚刚上映的一部由蝴蝶主演的新片。萧红自然无心听她说什么。萧军终于回来了,上唇挂满了白霜。汪家二小姐见状大声说道:“和你度蜜月的人回来啦。”男人从口袋里掏出烧饼交给她,旋即又要出门。他了解到一家商行招请电影广告员,想去试试。萧红急切地追到门外,询问男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好像等待了很久才捕获到的鸟儿,不小心又飞掉了。失望与落寞让烧饼也没了滋味。
过了几天,萧军应聘电影广告员一事还没有结果,又有一则电影院招请广告员的信息,被正在做饭的萧红在报上看见。那是一则极其令人心动的消息,想到自己学过绘画,应该胜任这份工作。萧军回家后,她便把这则信息和自己的想法说给他听,不想男人大泼冷水,认为那是故意耍人的求职陷阱。萧红并不死心,她太想做点事情,一来可以补贴家用,二来也想借以充实自己。每天枯坐独守实在太难受。第二天,昨天那则广告又改登了一次,且详细标明薪酬每月40元。对萧红来说,这是极致诱惑。中午,她再次向萧军说起这件事。这次,男人的态度比起昨天有所缓和,不那么坚决了。当她怂恿一起去试试时,萧军说:“要去,吃了饭就去,我还有别的事。”
二萧应聘路上碰见萧军的一个朋友,聊谈中获悉对方也注意到了那则登在《国际协报》上的具有致命诱惑的广告。他们赶到商行却吃了闭门羹,第二天再去又被商行推诿到电影院。从商行出来,萧军便开始埋怨起来:“不都是想当广告员吗?看你当吧!”为此,两人在街上大吵一架。一直争吵着回到家里,他们才发现不知道到底为着什么而吵起来的,似乎既不怪登广告的商行,也不怪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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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商市街（7）
萧红不再提应聘广告员的事了,萧军仍忙着他的家教。第三天晚上回家后,萧军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南岗那个人的武术不教了。”萧红已经比较了解面前的男人,在他那佯装昂扬的情绪背后,其实有难以掩饰的失落,真实的情形应该是南岗那个人不愿意学了。这意味着捉襟见肘的家又少了一份收入,生计愈见不堪。其后两天,萧军仍在外奔走终日,但终是一无所获。当萧红对那份曾经刺激着她的广告员的职业丧失兴趣时,萧军却更加留心那则信息,并私下跑去电影院两次。他的求职经历仍然很不顺利,连吃两次闭门羹,让他觉得又被人耍了。回到家里,沮丧的男人禁不住向萧红大发议论,认为电影广告画的都是情火、艳史等无耻、肉麻的东西。他的愤怒让萧红觉得好像有人非捉拿他去画广告不可似的。沮丧、恼怒还有辛酸,让男人内心难以平复,一直骂骂咧咧地大发议论,骂完了别人和周围的社会后,又开始骂自己,声音越来越大。萧红连忙截住他:“你要小声点啊,房东那屋常常有日本朋友来。”
过了两天,二萧在中央大街闲逛,碰见不久前认识的朋友:金剑啸。两个男人握手寒暄,萧红看见金剑啸的大皮鞋上撒着红绿的小斑点,便问他鞋上怎么有颜料。金告诉他们自己在附近一家电影院画广告,并且说事情比较多,有些做不过来,因而诚恳地邀请他们前去帮忙。听了这话,二萧都没说什么。金剑啸见状亦不多问,便说:“五点钟我在电影院卖票的地方等你们,你们一进门就能看见我。”说完,急匆匆地走了。
二萧难以掩抑寻到新工作的兴奋和喜悦。晚饭吃得极其匆忙,每张烤饼都半生不熟,连拿到桌子上都来不及,围着火炉吃完了事。时间快到了,汤锅来不及盖上,两人便匆匆往电影院赶。萧军更是一言不发地大踏步往前走,萧红连口汤都来不及喝便边系帽子边在后边尽力追赶。出门后,她记起火炉没处理好,担心会发生火灾,中途赶回来仔细检查一遍厨房。萧军已经走到街口了,对气喘吁吁地赶上来的女人一个劲地数落:“磨蹭,你看晚了吧!女人就会磨蹭,女人就能耽误事!”听着男人的数落,联想前两日的情形,萧红觉得非常可笑,再仔细看看萧军,觉得他身上似乎一切都充满了矛盾。不凑巧的是,匆忙赶到电影院的二萧却阴差阳错地并没有等到金剑啸。半小时后仍不见人影,两人只好悻悻而归。萧军将满腔怨怒发泄在女人身上:“去他娘的吧!那是你愿意去。那是不成的”,他进而认识到“人,这自私的东西,多碰几个钉子也对”。说罢,出门送稿子去了,把女人一个人剩在家里。
不久,金剑啸找到家里。他和二萧碰巧错过,心里也在埋怨他们怎么会爽约。萧军不在,金剑啸便带萧红到电影院帮忙,约定每月40元的薪酬二人平分。萧红在广告牌前站到晚上十点才回家。萧军赶到电影院找了两次都不见人,非常生气,萧红回家后两人争吵了大半夜。萧军买回酒来喝着发泄,萧红把酒瓶抢了过来将剩下的半瓶酒一饮而尽。喝罢,两人都感到无比心酸,禁不住泪流满面。萧军醉后躺在地板上大声嚷:“一看到职业,什么也不管就跑了,有职业,爱人也不要了!”他一方面怜惜萧红还未彻底痊愈的身体,另一方面也有说不出的苦焦难以发泄。吵架也说不出什么真正的原因。听着男人的酒话,萧红感到一丝莫名的自责,而酒精渐渐让她失去了理智,泪水满脸,却不知为何在哭。
第二天是星期天,两人酒醒后还是一同去画广告。萧红做金剑啸的副手,萧军做萧红的副手。到第三天,这份工作便没有了。电影院方面不满意萧红第一晚工作中的失误,要金剑啸另请别人。二萧那广告员的梦想就此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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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初露（1）
金剑啸(1910—1936),满族,原名金承栽,号培之,又名梦尘、健硕,剑啸、巴来是笔名。出生于沈阳一个普通刻字工人家庭,3岁时举家搬到哈尔滨。金剑啸在三育中学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医科专门学校,1929年秋弃医从文,进入晨光报社,担任文艺副刊《江边》编辑,试图用文艺作品唤醒人们的灵魂,次年夏考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后改名新华艺专),插班图工系(即绘画工艺系)三年乙级学习绘画,是年冬加入“少共”组织(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革命道路,第二年春天,转入上海艺术大学艺术教育系图工科三年甲级,继续学习绘画,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8月,金剑啸受组织委派回到哈尔滨。从此,他将30年代上海革命文艺的新鲜气息带到东北文坛。回哈尔滨之初,他在一家由俄国人开办的公证人事务所做文牍员,边工作边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32年秋天,萧军在小饭馆里偶然与金剑啸相识,不久,通过萧军他也认识了萧红。金剑啸外表清秀、英俊,有着十分浓郁的艺术家气质,对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均有较深的造诣,深得二萧好感,过从较为密切。11月下旬,为了救济水灾难民,金剑啸发起举办“维纳斯助赈画展”。此举得到冯咏秋、高仰山、白涛、王关石、商誉民等成名画家的支持,纷纷提供国画、素描、油画等作品展出、义卖,其中大部分是金剑啸多年自藏的画作,如《地下的火焰》《五一的日子》《松江雪景图》,等等。萧红送去两幅粉笔静物画,一幅画的是两条萝卜,另一幅画了一双半旧的傻鞋和两个“杠子头”(即山东硬面火烧)。当时二萧还住在欧罗巴旅馆,这些也是萧红所能找到的可以作画的静物。那双傻鞋是萧军练习武术时穿的,饱受饥饿折磨的萧红自然更无能力购买绘画的颜料和器具。因而,这两幅静物画一方面传达出萧红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她当时艰窘生活的写照,更是与金剑啸友情的见证。萧军不擅绘画,但为此写了《一勺之水》的短文,刊于《五日画报》为此次画展所辟出的专页上,对之进行宣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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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初露（2）
无论举办动机还是布置形式,此次画展在当时的哈尔滨都显得非常新颖,大开风气之先。这显然得益于金剑啸开阔的视野和新锐的艺术做派。只是,当时的哈尔滨饿殍遍地,普通百姓苦不堪言,根本无心留意画展,而有钱人势利吝啬,既不懂艺术更不愿关注他人死活,那些既懂艺术又有同情心的有识之士,又往往类似二萧自顾不暇,没有多余财力购买,加上组织者自身的一些欠缺,画展很快就结束了,义卖所得自然非常微薄。参与这次画展对于萧红的意义却非常巨大,从此,她一步一步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从百无聊赖中慢慢摆脱出来,寻找属于自己的职业定位,也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日常交往渐渐活跃、丰富起来。不久,金剑啸辞去文牍员的职务,以画家身份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中共地下党与左翼文人联络的地点。社址位于道里中国15道街路北33号院内的一栋四层楼房的阁楼上。“天马广告社”对外承接绘画广告业务,这才有了萧红给金剑啸做“广告副手”的经历。
画展结束后,由金剑啸发起,参展画家们成立了“维纳斯画会”。画会经常在哈尔滨知名画家冯咏秋家里开办沙龙,1933年新年前后,二萧成了“牵牛坊”的常客,结识了更多朋友。冯咏秋豁达豪爽,广交朋友,居住在道里区水道街(今尚志大街)公园附近一幢俄式平房里,与其同住的还有黄之明、袁淑奇(后改名袁时洁)夫妇。屋外是一片阔大的花园,热爱艺术的房主在里边栽花种草,尤喜牵牛花,院墙篱笆之下遍种无数。每逢盛夏,满园怒放的牵牛花一片姹紫嫣红,将这幢俄式老屋掩映得非常漂亮,“牵牛坊”因此得名,后来叫得俗了,亦名“牵牛房”。因此生发,大家把热情好客、乐善好施的冯咏秋称作“傻牛”,黄之明亦得绰号“黄牛”,袁淑奇被金剑啸戏称为“母牛”,萧红私下称之“小蒙古”。冯咏秋被中共地下党组织视为“左倾名士”,对他十分信任;而袁淑奇的哥哥是老共产党员,黄之明虽时任香坊警察署署长,但热爱文学积极支持左翼文艺活动,同情共产党。因“牵牛坊主”的这种背景,这里实际成了进步文化人聚会的地方,也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相对安全的秘密接头场所,经常前去的除二萧外,还有罗烽白朗夫妇、金剑啸、舒群、达秋、白涛、刘昨非、吴寄萍等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牵牛坊”这种民间沙龙式的文艺聚会,当时在哈尔滨颇有影响。1933年,报纸上曾专就此有过报道,在大幅“牵牛坊全景”的照片旁,附有说明文字:“中立者为傻牛冯咏秋,该坊之成立系冯君纠合一般文士每日工余齐集牵牛坊研究文学之处,闻不日将有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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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初露（3）
萧红在一次剧团事务讨论会上正式结识冯咏秋。大家都感到哈尔滨文艺活动的沉寂,继画会成立之后,大概是由萧红提议组织一个剧团。演剧是潜藏于她心底的梦想,这或许源于读小学时那次难忘的演剧经历。第一次讨论剧团事务,萧红便注意到里边有一个脸色白皙,多少有些像政客的人,且当天下午的讨论便转移到他家里。住惯了商市街潮湿阴冷的半地下室,陡然进入如此温暖明亮的牵牛坊,彻底解除了寒冷的威胁,萧红反倒感到浑身燥热不适。第二天是个假日,二萧再去,大家便熟识而随意。然而,萧红难以消受“牵牛坊”里的温暖,已然冻伤的脚遇热在鞋子里作痒得厉害,只好强忍着。这次,二萧结识了更多朋友。第一次见到黄之明,相互寒暄中,萧军意外发现他们是东北陆军讲武学堂的同学,萧红也正式认识了被其称作“小蒙古”的黄夫人袁淑奇。
剧团因种种原因不到三天便搁浅了,好不容易为此有了热情的人们又都星散。然而,萧红的沮丧和烦恼却还是为着难以克服的饥饿。二萧第四次进出牵牛坊正是新年前夜,主人约他们明晚前来过年狂欢,新结识的朋友也都热情欢迎他们加入,有人说:“‘牵牛坊’又牵来两条牛!”夜里,大家在一起欢闹的时候,女仆拿着主人给的三角钱去买松子,食不果腹的萧红见后很是为那三角钱可惜,想到自己和萧军几天来连饭都吃不上。聚会结束前,袁淑奇递给萧红一个信封,并告诉她回家后再拆开。从牵牛坊出来,人们纷纷想象着明晚在这里过旧年,将会比起今晚更有趣味。二萧却一点兴致也没有,他们真不知该如何应对每一个滚滚而来的饥寒交迫的日子。肚子依然饥饿,回家不知可以吃点什么。剧团搁浅的烦恼也就不值一提了。茫然走在回家的路上,两人交流着刚才吃松子的感受。在人家当吃松子是吃着玩的时候,饥饿的二萧都视作充饥,萧军告诉她吃松子的感觉就像吃饭一样,而这也是萧红最想告诉他的经验。意外的惊喜出现在他们秉烛拆信那一刻。细心而善解人意的朋友为了让他们过上一个稍微轻松的新年,在信封里放了一张十元的钞票。它驱走了二萧心头的所有焦虑,让他们感到一份久违的温暖,同时也沉浸在难以言说的感动中。第二天晚上,“牵牛坊”大宴宾客,二萧不可多得地饱餐一顿。饭后大家尽情狂欢,直到后半夜才星散而去。出门后,萧红一想到家里有张10元的钞票在等着她便有说不出的喜悦和力量,冒着寒风的步伐格外坚实,仿佛有了那张钞票便不再惧怕所有滚滚而来的日子。巨大的喜悦和兴奋过后,连她自己也认为“被十元票子鼓励得肤浅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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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初露（4）
“牵牛坊”带给二萧的不仅仅是温暖与友情,还有无边的快乐。在萧红短促的一生中,“牵牛坊”是少有几个给她充分带来快乐的地方。在这里,她结识了许多新鲜而富有个性的人物,开阔了视野,慢慢从一己的痛苦与哀怨中走出,有了更多参与社会的机会,创造力亦在渐渐被激发、点燃。对萧红而言,承载了太多苦难的1932年终于过去,1933年,在苦难中的萧红,其命运在悄然发生改变,虽然新年前两个月的困窘依然如故。由于萧军实在不善于教授国文,家教机会越来越少。眼见又快要断炊,萧红拿着萧军写的条子向黄之明告借,然后买回足够五六天的米面和木柈。饥寒的压力暂时缓释。不久,萧红自己也开始做家教补贴家用,然而前来学习的女生发现自己比老师年龄还大,且老师似乎也教不了更多东西,尔后就不再来了。
命运的转机终于到来。
1932年9月,方未艾从《东三省商报》社转到《国际协报》社与陈稚虞一起接替裴馨园编辑副刊《国际公园》。年底,计划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见萧红整天在家无事可做,萧军和“牵牛坊”其他朋友都鼓励她写篇文章试试。长时间疏于文字表达,萧红刚开始非常缺乏自信。后来,萧军告诉她有方未艾在,只要写出来,送去的文章不会落选。当然,这也可能是萧军的一种鼓励策略。在周围人的鼓励下,不久,萧红完成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方未艾读后十分欣赏,顺利入选征文,后来发表在《国际协报》新年增刊上,署名“悄吟”。萧军认为这是萧红“从事文学事业正式的开始”。
《王阿嫂的死》顺利发表后,萧红重获表达的自信,找到了体认自身价值的方式以及生存的意义,表达欲望因此点燃。紧接着,她将自己从怀孕被弃东兴顺旅馆到产后出院这段噩梦般的经历,于1933年4月18日写成长达万余字的纪实散文《弃儿》。长春的《大同报》是伪满洲国的官方报纸,副刊编辑陈华是萧军的高小同学。萧军把《弃儿》投寄给陈华,5月6日至17日连载于《大同报》文艺副刊《大同俱乐部》。这篇长文发表后,萧红写作热情高涨,一发不可收拾。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王阿嫂的死》和散文《弃儿》究竟谁是萧红步入文坛的处女作,向来存在争议,至今悬而未决。萧红由“新年征文”首先发表《王阿嫂的死》是一说,坚持此说者是萧军。但是,该文随后收入《跋涉》集时,只在文末注明“5月21日”,发表时间、刊物均不详,其后收入《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仍无初始发表的信息。也许,正是文末的“5月21日”让包括铁峰在内的许多资深萧红研究者将具有确凿发表信息的《弃儿》作为萧红的处女作。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问题上,本书认同萧军的说法。《王阿嫂的死》的文末日期极有可能是处笔误,其出处至今不可考,似乎本身就寓有更多可能,萧军此说似乎更合情理。6至8月间,萧红又在《哈尔滨公报》副刊《公田》和《大同俱乐部》上发表三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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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初露（5）
与此同时,萧红几乎实现了自己的演剧梦想。
1933年7月,金剑啸和罗烽(1909—1991)等人组织了一个半公开的抗日演剧团体,取名“星星剧团”。金剑啸担任导演和舞美设计,罗烽负责一切日常事务性工作。主要演员除二萧外,还有白朗、舒群、刘毓竹、徐志等。剧团先后排演了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又名《小偷》)、白薇的《姨娘》和张沫元的《一代不如一代》(又名《工程师之子》)。在《小偷》中,萧军扮演受律师诬陷被迫做了小偷的杰姆,白朗扮演律师太太,刘毓竹扮演律师。萧红在《姨娘》中扮演生病老妇,舒群扮演家庭主妇的丈夫;而在《一代不如一代》中担任主角的徐志还只是二中的学生。剧团排演地点起初在位于道里三道街的民众教育馆,后来迁至牵牛坊。排演戏剧给这群心怀进步志向的年轻人带来充实与快乐,在嬉笑打闹中留下一些日后颇堪回味的趣闻轶事。排练《小偷》时,每当扮演律师的萧军举起手枪,对准扮演律师太太的白朗,要她“举起手来”时,白朗便禁不住大笑起来,怎么都难以入戏。多年后,萧红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滑稽情形,认为是“最有趣的事”。经过3个月的排练,剧团准备在民众教育馆演出,没想到对方提出要他们在“九一五”伪满洲国承认纪念日上演,以此表示对伪满洲国成立纪念的祝贺,大伙一听非常气愤,坚决拒绝。后来,罗烽又联系巴拉斯影院,最终仍然遭拒。恰在此时,徐志突遭被捕,一周后假释出狱,旋又失踪。很显然,他们的行动已遭到敌伪警特的盯梢,风声日紧,环境日趋险恶,剧团被迫解散。萧红很是为那些已经排演熟练而没有上演的剧目惋惜。
为了加强针对敌伪的宣传渗透,1933年8月6日,通过萧军与陈华的特殊关系,金剑啸、罗烽、姜椿芳等中共地下党员商定,在《大同报》创办由中共直接控制的文艺周刊《夜哨》。萧军把周围作者的稿件收集好之后,每周寄往长春一次,由陈华选稿发表。《夜哨》直到当年12月24日终刊,共出21期。萧红勤奋写作发表文章最多,几乎每期都可见到“悄吟”或“玲玲”的名字,作品主要有小说《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烦扰的一日》;散文《小黑狗》《渺茫中》;诗歌《八月天》等等。关于《夜哨》停刊的原因,一些萧红传记作者(如季红真、肖凤)都归结为刊载了比较敏感的题材而遭禁,并说陈华因此“不知去向”。这显然是人们基于已有经验对革命斗争的臆想。实际上,《夜哨》停刊完全因为稿件质量问题而非政治问题。陈华在《夜哨》最后一期发表《夜哨绝响》一文,明确表达了对文稿质量越来越差的不满,并最终决定终刊。《夜哨》上也并没有刊发过如肖凤所提及的,出自萧军之手关涉日本兵强奸妇女的文章。而且,《夜哨》终刊后,陈华并未解职,直到1934年上半年仍在《大同报》任副刊编辑,大概在7月间去沈阳另有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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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初露（6）
二萧发表文章的机会多了起来,他们不再刻意寻找家教机会而是努力专心写作,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过着贫苦而快乐的卖文生活。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曾是萧红中学校友的杨范看见二萧在一起时的情形,多年后仍记忆犹新。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着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上穿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蹬了一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二人边走边唱,就像一对流浪的艺人。二萧当时的快乐形象,亦给后来名满天下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留下深刻印象。赵一曼曾对方未艾说,第一次见到她们是在中央大街上,后来也常在大街上碰见,两人服饰都不十分讲究,悄吟还穿着一双男式的皮鞋,可是他们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一边行走,一边谈笑,风姿飘洒,旁若无人。二萧的快乐与兴奋,自然可以想象。经过如此漫长、艰巨的磨难,他们终于看到了希望,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人生为之努力的方向。况且,写作是他们热爱而又能获得自信的工作。激情和亢奋充溢着他们当时的每一天。在那个富有梦想、个性飞扬的季节里,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在二萧心中酝酿成熟。1933年9月初,《国际协报》上刊载了一则出书广告:
三郎、悄吟著之《跋涉》,计短篇小说十余篇,凡百余页。每页上,每字里,我们是可以看到人们“生的斗争”和“血的飞溅”给以我们怎样一条出路的线索。现在在印刷中,约九月底全书完成。
二萧也许注定要成为作家。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对写作有无比高涨的热情,还源于他们那高远、阔大的心志。今天的人们自然难以想象,当时虽然处境稍有改善但仍为每天生计发愁的二萧,居然会有自费出书的想法。好在他们周围有一帮热情支持的朋友。《跋涉》准确地说是二人的小说、散文、诗歌合集,收入萧红《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等五篇小说和一首小诗《春曲》,萧军收入其中的六篇作品大多介于小说和纪实散文之间,多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情感体验,如前文提及的《烛心》《孤雏》等。萧红收入其中的,大致是她从1933年5月至9月间比较重要的作品。她特地将写给萧军的情诗《春曲》收入其中,亦可看出,或许想以这种方式表达对萧军的强烈感念,回想当初落难东兴顺旅馆时的绝望,自然不会想到还有今天。这部二人合集起初定名《青杏》,后改为《跋涉》,喻示这是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印记,比起“青杏”,透露出更为昂扬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二人各自选好文章,萧红便在“永远不安定下来的洋烛的火光”下一篇一篇地完整抄写出来,虽有蚊叮虫咬,但内心富有成就感的喜悦却无法掩抑。《跋涉》能够顺利出版,主要得益于舒群和《五日画报》社社长王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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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初露（7）
舒群(1913—1989)原名李书堂,笔名黑人、舒群,生于黑龙江阿城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初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东北商船专门学校,因家境贫寒只念了半年,便退学到哈尔滨航务局当俄文翻译,并开始从事写作。自1932年3月起,舒群开始为第三国际中国组工作,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被派往洮南任第三国际所设交通站站长。直到1933年秋,他都是以《五日画报》分销处的名义作掩护从事情报传递工作。组织上提供的微薄经费,省吃俭用的舒群平素都舍不得用。他将好不容易积攒的40元钱交给贫苦的父亲度日。当时,这笔钱几乎可以满足全家一年的吃用。慷慨义气的舒群听说二萧出书苦于无钱,便从近乎乞讨的父母手里又狠心地将这40元要了回来,交给萧军作为出版资助。这笔钱解决了出版《跋涉》所需经费的大部分,另有一位名叫陈幼宾的朋友资助了10元,此外还有一些朋友凑份子资助了部分经费,剩下所需王岐山慷慨免除。萧军在《跋涉》初版的《书后》写道:“这个集子能印出,我只有默记黑人弟和幼宾兄的助力。”多年后,有人问起此事,舒群解释说:“萧军一直说我帮助了他,其实应该说是‘党’帮助了他,我哪来那么多钱?”
《跋涉》以《五日画报》印刷社的名义出版。在当时,它是一部没有经过日本人审查的非法出版物,9月下旬就在《五日画报》印刷社秘密开印。金剑啸专为此书设计了封面,由于图案复杂制作起来太困难,成书的时候还是放弃了。临了,萧军找到一块木板在校对房用红色蘸水钢笔简单写了“跋涉”、“三郎、悄吟”、“1933”几个字当作封面。《跋涉》初版的样子就这样定了下来。开印第二天,萧红心情激动,在家里待不住便跑到印刷所,看见已经印好折叠整齐的册子,难以按捺内心的激动与欣喜,觉得那是一种太过久违的快乐,比起儿时母亲为自己做了一件新衣裳还要幸福、满足。机器正在印刷她那篇《夜风》,很大的铅字标题,让萧红心里洋溢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被大欢喜追逐着的二萧,俨然两个大孩子。萧军提议两人吃顿外国包子(大约是汉堡),说是为着书稿的开印而对萧红的敬祝;萧红连忙到吧台要了两小杯“伏特克”,同样为着书稿开印对萧军表示祝贺。享受着成功喜悦,二萧一时感到天宽地阔、心情舒畅。回家后两人决定到松花江游泳,以释兴奋。一时大意,萧军的衬衣被江水冲走,但意外收获一条死江鱼,丢了衬衫的小小遗憾随之被驱散。晚上吃鱼的时候,萧军对着面前的女人说:“为着我们的新书,我请你吃鱼!”
第二天是中秋节,印刷厂工人放假休息,印好的册子来不及装订。二萧急于看到新书,跑到印刷厂亲自动手装订。傍晚时分,萧军叫来一辆斗车,两人把忙了一天才装订好的100册新书提到车上。坐车回家的二萧心情就像马脖子上颤动得很响亮的铃铛,车斗里的新书让这对不名一文的夫妻觉得他们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简陋的家里随即摆满飘散油墨香的新书。不久,朋友们也都拿到了赠书,大家纷纷谈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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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初露（8）
1933年10月,《跋涉》由哈尔滨《五日画报》印刷社正式出版,初版印了1000册,毛边纸32开,扉页上载有《涓涓》《八月的乡村》《慰灵祭》的出版预告,这是萧军1933年的写作出版计划。《跋涉》出版后随即委托商场代售,立刻引起满洲文坛的注意,二萧被誉为黑暗现实中两颗闪闪发亮的明星,奠定了他们在东北文坛的地位。直到1937年7月,东北沦陷区作家王秋萤在《明明》杂志第1卷第6期上发表《满洲新文学的踪迹》一文,谈及近年哈尔滨的文学创作,作者认为:“在当时最杰出的作家当首推三郎夫妇,自从他们的小说集《跋涉》出版了以后,不但在北满,而且轰动了整个满洲的文坛,受到读者们潮水般的好评,这册书一直保持到现在,还为有心人称颂不绝的”;他进而认为“悄吟的小说,在某一点来说,似乎有比三郎高出之处”。无独有偶,司马桑敦在1981年撰写的《三郎、悄吟的〈跋涉〉岁月》(载《明报月刊》第183期)一文中也认为:“平心而论,悄吟的文章,在析理的倾诉上不及三郎,但在小说的安排和用字抒情上,却高出于三郎;尽管她的创作思想,许多地方是受三郎那股向现实挑战的冲力的感染而来的。”
《跋涉》的出版让作为作家的萧红从此渐渐广为人知绝非偶然。里边收入萧红作品6篇,除小诗《春曲》出于特别的个人动机而放入外,其余5篇小说显然是经过了基于某种明确意图的挑选,都切入了当时社会十分宏大的主题。代表作《王阿嫂的死》直接取材于1931年她在阿城乡下生活的见闻,表现地主对佃农的残酷剥削、压榨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值得注意的是,萧红一出手便知道运用阶级眼光看待笔下人物,着力强调他们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分野。“阶级”是这篇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名词,在当时“红色三十年代”的背景下,它绝对是一个敏感的新名词。《夜风》同样取材于阿城的乡下生活,小说除描写了地主和佃农之间冷漠而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外,还隐约提到革命武装夜间对大地主的袭扰。更重要的是,小说结尾处写到受尽剥削的佃农们在革命的鼓动下,已处于奋起反抗的前夜,喻示革命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或许出于此时还难以平抑对于家族的深切仇恨,抑或初涉写作经验不足还不能合理处理虚构与真实的关系,两篇小说中的张氏地主家族,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萧红的家族背景,甚至看作是她对家族的影射。作品开始流传后,阿城张氏家族承受着一定压力,长辈们更视萧红忤逆犯上、侮辱家族长辈。1935年修撰族谱时,更加坚定将其开除族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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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初露（9）
论及中国30年代的左翼文学,收入《跋涉》中的《看风筝》常常令论者无法规避。在这篇小说里,萧红大胆塑造了一个早期革命者形象:刘成,虽嫌单薄、比较概念化,但在当时东北已经是惊世骇俗之举,何况出自一个女性写作者之手。并且,小说中也表达了萧红对革命者的初始认知,比如对待亲情和革命理念的态度:“他(刘成)内心从没有念及他父亲一次过,不是没念及,因为他有无数的父亲,一切受难者的父亲他都当作他的父亲,他一想到这些父亲,只有走向一条路,一条根本的路。”萧红在《跋涉》中的这些作品是当时关内左翼文学思潮在遥远关外的自觉回应,因而,其初始创作便汇入了当时左翼文学的洪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引起人们的关注亦非常自然。无可讳饰,这些初始创作,无论创作观念还是表达方式都比较稚拙,这也是当时左翼文学创作较为普遍的现象。然而,萧红就是以这些不很成熟,甚至某种程度上比较粗糙的创作赢得了主流文学的认可,并迅速占有一席之地。从这种意义上说,她又十分幸运。《广告副手》和《小黑狗》是萧红对自身当下生活的描写,但关注的层面却越出了个人一己的生活而力图上升到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萧红对革命题材的把握和当下社会生活的观照也体现在1933年的其他作品中,如《腿上的绷带》《哑老人》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对往昔生活的重温,对幸福或苦难的触摸亦是刚开始写作的萧红最难以遏抑的表达冲动,除《弃儿》外,在散文《中秋节》里回忆起当年在北京过中秋的清冷情形。萧红对自身生活与情感的观照和表达极其率真,朴素、稚拙的文字往往因为这份率真无比动人。她的一些散文甚至小说至今都是我们今天了解其内心世界,还原其往昔情形,澄清关于她的种种扑朔迷离的说法最值得重视的原始材料。
由《跋涉》可以看出,初涉文坛的萧红便具有两套笔墨:一方面,以对革命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汇入时代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将文学作为观照自我、倾诉内心,触摸苦难、安妥灵魂的方式。后者让萧红赢得了无数读者,至今发散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白朗(1912—1994),原名刘东兰,辽宁沈阳人,后迁居齐齐哈尔,笔名刘莉、戈白,是萧红一生为数很少的同性挚友之一。1933年春,白朗考入《国际协报》先是做记者,尔后接替方未艾编辑副刊。《跋涉》出版后,《夜哨》虽然停刊,但萧红的创作势头并不稍减,继续在白朗编辑的《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大量作品。
1934年1月18日,地下党组织通过白朗在《国际协报》创办了《文艺》周刊,撰稿人基本还是《夜哨》原班人马。为了不引起官方注意,大家都改换了笔名。3月至5月间,萧红除在《文艺》第6至13期连载了小说《患难中》外;6月还在第20、21期连载了散文《镀金的学说》,署名“田娣”;更以笔名“悄吟”,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上发了《夏夜》《出嫁》《离去》《蹲在洋车上》《麦场》等小说、散文,以及写于1932年的诗歌《幻觉》。这些作品除一二篇对现实有所关注外,更多是她对自己在呼兰、阿城生活的回忆。童年经历开始进入萧红的观照视野,如散文《蹲在洋车上》在过去和现实的对比中,透露出十分浓郁的怀旧情调。自然,这些文章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麦场》。它几乎完整包含了萧红后来的成名作《生死场》第一章《麦场》和第二章《菜圃》的全部内容,表明此时她已经开始了长篇小说《生死场》的写作。由于二萧对《国际协报》贡献较大,白朗与报馆商量以特约记者的名义,每月给他们各发20块哈大洋。二人的生活条件有了空前改善,创作势头更加健旺。
然而,对于萧红而言,新的烦恼又悄然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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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也并不是家（1）
前文说过,房东家三小姐,即萧红在散文集《商市街》里称为“汪林”的姑娘,是其东特女一中的校友,萧红比她高一年级,实则汪小姐比她还大一岁。汪小姐漂亮时髦、引领时尚,抽烟、喝酒,俄语流利,心直口快。家境优裕、做派洋气的汪小姐“少女风度”十足,相形之下萧红颇感自卑。在萧红的零星记述里,汪小姐好像也参与了剧团和牵牛坊沙龙的一些活动。随着交往的频繁,她与萧军越发亲近,可以随便说些玩笑话。见从外边回来的汪小姐将夹在腋下的信件迅速塞进衣袋,萧军便开玩笑说“大概又是情书吧”,对方不置可否地跑进屋里,香烟的余缕还飘散在门外。这些最平常不过的交往被敏感的萧红看在眼里,常常不自禁地感怀身世。想到萧军那露骨的“爱的哲学”,不免隐隐生出焦虑和无奈。
哈尔滨漫长的冬天悄然过去,春意盎然的中央大街充满浓郁的异国情调。年轻漂亮的姑娘们成排走着,肆意轻松谈笑,漂亮自信的汪小姐自然是人们注目的焦点,听到俄国人对其美貌的夸奖,便用流利的俄语与她们交谈说笑一阵,富有青春的朝气。萧红敏感到这一切“只限于年轻人”,自己仿佛早已抛离这个群体,已然苍老不堪。
夏天,萧军常常在傍晚时分带上萧红和汪小姐到松花江划船、游泳。回来后,萧红往往耐不住困乏早早睡了,而他们俩却继续留在院子里长聊。萧红不愿在男人面前说出内心婉曲的介意,每次只是一个人不无自伤地落寞睡去,等男人回屋她早已睡着了。直到有一天,萧军坦率告诉她有姑娘爱上了自己,并说那真是少女的心思。而当萧红问起对方是谁,他却回答说:“那你还不知道?”萧红似乎明知道有这样的后果,却无力阻止,而且也不想阻止。她早就意识到这是她的宿命;似乎在和萧军见面的第一晚,获悉他那“爱的哲学”,便注定这样的故事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女人此时极其苦闷、受伤的内心只有她自己最清楚,不无幽怨地想:“很穷的家庭教师,那样好看的有钱的女人竟向他要好了。”萧军接着说他已向汪小姐坦白他们是不能相爱的,一来已有了悄吟,再说两人之间相差得太远,并劝其冷静、理智。这样的结尾多少让萧红得到些许安慰。往后,他们还是经常在一起划船、游泳。只不过,一起参加活动的人多了些。二萧创造机会让一位刚刚失恋的编辑朋友与汪小姐有了充分接触,不久,他们坠入爱河。
然而,萧红的情感烦恼并不因汪小姐此次最终理智退出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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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也并不是家（2）
秋天,商市街那间终于安上电灯的半地下室迎来一位陌生的客人。两天前,萧军学开汽车回来迫不及待地告诉萧红新认识了一个从上海来的中学生,并说这位南方姑娘过两天还要来家拜访。不用问,眼前这位头上扎着漂亮红绸带的陌生来访者就是萧军所说的上海姑娘陈涓。陈涓生于1917年,原名陈丽涓,浙江宁波人,笔名有陈涓、一狷等,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电影翻译工作。当年,她来哈尔滨看望哥哥,到达之后才知道哥哥出差在外,就由堂兄照顾,住了下来。半个月后的一天,她和堂兄的一位朋友同逛同发隆百货商店,无意间发现正在代售的《跋涉》。新书封面上“三郎”这个名字引起她的好奇,原以为是个日本作家,同行的朋友告诉她是个中国人,而且他们还是朋友,书亦不用买,可以让三郎送。稍后,陈涓还读到萧军发表在报纸上的一些文章,对这个署名“三郎”的人更加佩服。不久,在朋友介绍下,终于与萧军本人相识。
当天下午,萧军正好溜冰去了。在女主人面前,陈涓落落大方地简述了与萧军认识的经过。对于这位漂亮的女客,萧红一开始便多少有些警惕,很少说话。桌上的报纸载有萧军新近发表的论战文章,陈涓饶有兴致地看起来,萧红则不禁仔细打量起萧军的这位年仅16岁的异性朋友,“她很漂亮,很素净,脸上不涂粉,头发没有卷起来,只是扎了一条红绸带,这更显得特别风味,又美又干净”。为了等到与萧军见上一面,萧红留客夜饭,姑娘亦不推辞。萧红后来在文章中写道:“到晚上,这美人似的人就在我们家里吃晚饭。”晚饭前,来邀约萧军溜冰的汪小姐透过小孔窗看见室内的陈涓大为惊异,跑进来大声问:“你怎么到这里来?”“我怎么就不许到这里来?”陈涓很调皮地打趣对方,看得出,她们彼此已经非常熟悉。汪小姐走后,陈涓告诉萧红她们是在舞场里认识的。萧红听后,无形中与面前的女孩非常隔膜,意识到陈小姐也是经常出入舞场的人。萧红后来明确说:“环境和我不同的人来和我做朋友,我感不到兴味。”萧军滑冰回来,汪小姐亦闻声跟进。见有女客,萧军兴致高涨嚷嚷着要唱京戏,汪小姐连忙回屋拿来胡琴、口琴给他伴奏,屋子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敏感的萧红觉得热闹是他们的,自己却有无处不在的落寞。她看见汪小姐耸肩欢笑,随意倚靠在暖墙上的情态极具西洋少妇的风韵,同时也注意到陈女士皮肤很黑。汪小姐觉得萧军今晚唱旧戏助兴很可笑,因为他刚刚在报纸上与别人打笔仗,痛骂唱旧戏者是“奴心未死”。那么,今晚为取悦佳人,他自己亦是“奴心未死”一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