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晚饭后,鲁迅夫妇又邀请留在寓中吃饭的二萧一起前往上海大戏院看电影《夏伯阳》。前两次看电影都由许广平买票,二萧有些过意不去,这次在去电影院的路上,萧军嘱咐萧红在前头走,以便有机会回请一次。许广平马上发现了萧红想抢着买票的意图,疾步跟了上来。萧军见状不妙,便直接对先生说:“这次由我们买票吧,老作家请十次客,青年作家也应该请一次客了。”不想,鲁迅马上回驳说:“等老作家把十次客请完了,青年作家再来请吧。”萧军一时语塞找不到辩驳的理由,结果还是被许广平抢了先。先生应变的机敏令萧军终生难忘。另有一次,看电影时,故事片前加映的新闻片是苏联人民在红场举行“五一节”纪念的情形。鲁迅坐在楼上第一排,不无感伤地对周围人说:“这个我怕看不到了,你们将来可以看到”。萧红听后,有说不出的悲怆,双眼不觉溢满泪水,谁曾想,几个月后先生便逝世了。
1936年3月23日午后,二萧来到鲁迅寓中,适逢史沫特莱和她的朋友前来拜访,并赠花一束。在鲁迅介绍下,萧红和史沫特莱得以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建立持久而深厚的友谊。当天,萧红眼中的史沫特莱“穿一件小皮上衣,有点胖,其实不是胖,只是很大的一个人,笑声很响亮,笑得过分的时候是会流着眼泪的”。这一点萧红觉得她们之间很相像。先生家生客很少,4月的一天,萧红发现来了一个打扮成商人模样有些神秘的客人。住了一些天,客人走后鲁迅告诉她,那是参加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回来的冯雪峰先生。鲁迅进而问道:“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得到萧红肯定的回答后,先生若有所思地在房间里踱了几步,然后对她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不过贩卖的是精神上的私货。”萧红听后很受启发,明白先生所要说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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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时光（5）
5月下旬,鲁迅大病一场,此后在须藤医生的治疗下时好时坏。月底的一天,萧红穿着一件袖子宽大、款式新奇的大红上衣来到书房,先生感觉身体好了一些,正坐在躺椅上抽烟。萧红孩子般想让他注意到自己的新衣服,不想,先生却似乎视而不见。见萧红进来,一边将烟嘴里的烟卷用手装得紧一些,一边对她说:“这天气闷热起来,快到梅雨天了。”期待着先生对她今天的衣着发表一点看法,但鲁迅转而又开始说别的了,萧红不免有些失望,许广平走来走去忙着家务,也没空对她这身鲜亮的衣裳做鉴赏。
萧红到底没有隐忍住她那小小的表现欲,主动问道:“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吗?”先生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说:“不大漂亮。”过了一会儿,他抽着烟卷悠然陈述着理由:“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说到这里,抬眼看着萧红继续说道:“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接着,先生又给她讲了些高矮胖瘦者着装的忌讳,萧红顿时有所领悟,受益匪浅。或许是疾病稍愈的缘故,鲁迅的精神较好,见萧红来也有了说话的兴致,接着又略略批评了她曾经穿过的一双短筒靴子,认为那种式样的靴子是军人穿的,于她并不合适。萧红听后调皮地问道:“周先生,那靴子我穿了很久,您都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我现在已经不穿了。”鲁迅回答说:“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下午,萧红将赴一个宴会,要许广平找一点布条或绸带束一束头发。许广平拿出各种颜色的布条,然后两人一起挑选,她们最终决定选用米色的。但为了在对比中获取最佳效果,许广平亦把桃红色的布条放在萧红头发上,开心地说:“好看吧!多漂亮!”其目的也想吸引先生的注意,萧红很得意,规矩而顽皮地等着他看看她们这小小的“捣乱”。不想,鲁迅看过后眼皮往下一放,一脸严肃地对许广平说:“不要那样装饰她……”一时间,许广平很有些发窘,萧红也立马安静了下来。她常听许广平讲,鲁迅在女师大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此刻,她真切感受到先生那不怒而威的眼光里有“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那是一种霎时便威严得令人难以忘怀的眼光。
为了消释许广平的窘迫,萧红调皮地询问先生怎么如此了解女人穿衣服,她似乎一时难以将这些女性着装经验与鲁迅联系在一起。鲁迅回答说:“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萧红接着又孩子气地连续发问:“什么时候看的?”“是买的书吗?”“看了有趣味吗?”“大概在日本的时候”,“不一定买”,“随便看看……”待鲁迅一一作答之后,萧红更加好奇地问道:“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这下子倒真令鲁迅有些犯难,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个打破砂锅的孩子。“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许广平在一旁替他解围。鲁迅吸了一口烟,脸上带着一丝解嘲的笑容,想到悄吟太太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心思坦白纯净得像一张白纸,坦白得令他有小小的尴尬,但更有一种基于纯粹的感动与快乐。他是发自内心喜欢这个似乎长不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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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时光（6）
进入梅雨季节,一直在下雨。萧红耐不住这糟糕的天气,心情一如梅雨天般郁闷。一天上午天刚放晴,心情随之开朗起来。她想和鲁迅先生一起分享这郁闷暂时散去的心情,便一口气跑到先生家里。鲁迅对上楼后仍气喘未定的萧红说:“来啦!”萧红回答说:“来啦!”一时难以平复的气喘让她连茶也喝不下,鲁迅以为她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便问:“有什么事吗?”“天晴啦,太阳出来啦。”萧红望着窗外难得一见的阳光兴奋地对鲁迅、许广平说道。二人听罢,也受这种孩子气的感染都笑了起来。萧红感到他们在分享自己的快乐,因为他们的笑是“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崭然的会心的笑”。萧红的到来让海婴无比快乐,过来拉她的衣裳或头发,要她和自己一道到院子里玩耍。萧红问鲁迅海婴为什么不拉别人偏偏是自己,先生分析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许广平指着萧红,笑着问儿子:“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她有小辫子。”海婴说罢,又伸过小手来抓萧红的头发。
自1935年底,鲁迅的身体就大不如从前,看起来十分疲倦,而要做的事情仍是那么多,如果不是病倒,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写作、翻译、校稿,长期不得休息,一天天拖垮了他的身体。医生每次看完病,便要劝他多休息,但他实在放不下手上的一切,稍有精神又接着工作。见鲁迅先生如此辛劳,萧红很想为之分担点什么,多次询问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其代劳。鲁迅怕给萧红添麻烦总说没有,最后实在拗不过,就拿出署名肖参的译作《高尔基短篇小说集》让她和萧军帮忙圈点,以备付排。拿到书稿,萧红说:“这有何难?”一把从萧军手上抢了过去,只用一天时间就“圈点”完毕交了回来。鲁迅看了看没有说什么,直到逝世后,许广平才告诉萧红那部书稿先生后来又重新圈点过,并说这些青年人没有事情要事情做,给了事情又不认真去做。萧红听后非常懊悔,认识到自己的浮躁,但她一点都回想不起当时先生有任何气恼的表示,这更让她有说不出的感动。
鲁迅处处给予的温和关爱、写作上的成功,还有家庭生活的安宁,让萧红在1936年上半年拥有几个月的幸福时光。她像一个充分享受着阳光雨露、有些任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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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谁诉（1）
或许是一种宿命,萧红所能享受的幸福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她在享受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与安宁的同时,危机和焦虑已然如影随形。萧军所说的“不管天,不管地,不担心明天的生活;蔑视一切,傲视一切”的那种“流浪汉”性格为二萧所共有;但萧军也自感与萧红存有明显的性格差异。如果拿音乐做比方,他认为萧红“如用一具小提琴拉奏出来的犹如肖邦的一些抒情的哀伤的,使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无法抗拒的,细得如一根发丝那样的小夜曲”;而他自己“则只能用钢琴,或管弦乐器表演一些Sonata(奏鸣曲)或Sinfonia(交响曲)”。基于性别和性格的差异,萧军对自己与萧红的认识,显然不无道理。
总体上说,萧红敏感、纤细,心思细腻,容易感伤,幼时受到祖父的溺爱,而在随后的成长岁月里得到的关爱又非常之少,因而,在性格中形成一种任性且渴望得到关爱、照顾的倾向,稍不如意便容易使性子,其实倒也并不往心里去,往往过不了多久又一切如常。萧红这种性格似乎兼具北方女子的直爽,自尊心强,受不得一点委屈,以及南方女子的婉约,受了伤害喜欢藏在心底,不愿找人诉说的特点。这对于长期与之在一起生活的男人来说,可能是耐心上的考验。这种纤弱、敏感的心灵,如果与一个心思细腻、善解人意的男性生活在一起,或许是另一种面貌。然而,萧军偏偏表现出一种不折不扣的粗豪与侠情。而且,极度自尊与倔强是他们俩最鲜明的个性标识。萧军后来坦言,“由于我像对于一个孩子似地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很习惯于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但是,时间一长,萧红在受到萧军呵护的同时,也渐渐对他的“粗糙”不满意,而且萧红虽然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但毕竟是在“成长”中。萧军那侠情式的呵护,在严苛的环境中,如在东兴顺旅馆和医院对萧红的拯救自然呈现出一种粗粝的诗意,一旦物质和精神生活环境全然改观,就显得有些武断与大男子主义。这或许与他那种一以贯之的战斗性的生活态度密不可分,不自觉地就在以军人的方式处理生活中的一切,包括与萧红的感情。萧红曾骂他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这令萧军很受伤;对于萧红的“婉约”与自尊,他的耐心越来越少,毕竟是在一起长期生活。他亦曾坦言:“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由此可见,二萧在性格上先天存有非常明显的不和谐因素,当他们共同面对巨大的困厄,这种不和谐被生存压力挤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一旦困厄渐渐消失,先前可以容忍、忽略的不和谐便慢慢在两人心底各自放大开来。古往今来,显然非独二萧如此,这也许是天底下所有婚姻的困境之一。要走出“只能共苦不能同甘”的婚姻悖论,需要处于婚姻“围城”中的双方适时调适心态,更新生活。这近乎滥俗的真理,却是每对夫妻最为切实的面对,在某种意义上,二萧在上海滩的成名让他们提前遭遇了婚姻的“七年之痒”。当两人还不自知的时候,身边的朋友却看得非常清楚。胡风后来回忆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出版后销售得很好,二萧成了知名作家,在上海卖稿已不成问题,还被人拉拢捧场,生活上衣食无忧,但成名过快也让他们滋生了高傲情绪。自此,他明显感到他们“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洽,那么相爱了”。1935年7月到9月,在罗烽、白朗夫妇与二萧共同生活的两个月里,白朗就以女性的细腻和敏感,觉察到萧红“那只注满的幸福之杯仿佛已在开始倾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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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谁诉（2）
萧红平静而完美地终结了她的1935年,但1936年之于她,却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上半年,将萧红内心滋生的成功喜悦和那份生活的安宁一点点驱逐殆尽,代之以无边郁闷的,自然还是与萧军那“爱的哲学”相伴生的切切实实的绯闻。
前文说过,在商市街,萧军与陈涓的故事并没有因为“南方姑娘”的离开而终结。1934年秋,漂泊在沈阳的陈涓,收到家里来信说有个名叫三郎的写文章的“老粗”来家找过她。她便知道二萧已经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萧军虽然亲到陈宅拜访不遇,但获知了陈涓的去向,从此建立了书信联系。次年暮春时节,萧军以自己和萧红的名义给远在哈尔滨举行婚礼的陈涓发去贺信,除祝贺当年的“南方姑娘”与有情人终成眷属外,还埋怨起上海多雨的天气。
因陈涓老家在上海而勾起萧军来上海后对其念念不忘,引起萧红的不满。生性敏感的女人对萧军以他们两人的名义与陈涓通信,自然十分不快。1935年5月完成的《商市街》系列散文中,《一个南方的姑娘》详细记述了当年陈涓与萧军的交往在其内心所引起的不愉快。或许,这篇文章也是萧红两年后见萧军与陈涓继续书信往还引动不快的影射。换句话说,《一个南方的姑娘》虽是记述两年前的旧事,但其中流露的却是眼下新生的郁闷和无奈。
然而,这仅仅是郁闷的开始。
萧红逝世后,1944年6月,陈涓署名“一狷”在《千秋》创刊号上发表《萧红死后——致某作家》一文,详尽而坦诚地记述了1936年春天与萧军交往的始末。“某作家”所指应该就是萧军。从陈涓的叙述中,亦可想见萧红当时心情郁闷的根源。以下内容不过是对陈涓文章的转述。
1936年初春,新做母亲的陈涓带着孩子回上海省亲,其兄就住在萨坡赛路16号,距二萧所在的萨坡赛路190号很近。二三月间,陈涓带着幼妹前来看望二萧。她简单地想到自己都已结婚生子,应不会再令二萧产生误解,所以,坦白而亲切地与他们有说有笑。陈涓自然并不了解萧军对于情爱的理念和方式,萧红却非常了解,对于陈涓的南来和上门拜访,本能地充满防御的敌意,与萧军已经很不愉快。临出门,陈涓提出要萧军送她们回家,萧军碍于萧红在场很为难地答应了。想到家里的萧红自然会因此不快,一路上萧军很少说话,但陈涓并未察觉出什么异样,只是简单地想,送送来访的客人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此后,萧军一个人得便常到陈家,邀请陈涓一起出去吃东西。一段时间后,陈涓慢慢感觉到萧军的异样,以致见他就觉得“很害怕”,他那“固执的性格”、“强烈的情感”令她开始烦恼,觉得他“太把自己沉溺于幻想中了”,隐隐感到事情越来越糟,因为她觉得萧军“那种倾向实在太可怕了”。萧军和陈涓间的频繁交往,要想完全骗过萧红自然不太可能,她的心情因之渐渐变坏。这时,二人的搬家计划提上了日程,萧红想到搬家后离陈家远一些,情况或许会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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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谁诉（3）
然而,搬到北四川路之后,即便离陈家所在的法租界比较遥远,萧军还是时时不辞辛劳地来见陈涓。萧红的警觉在一天天提高,一天,问即将出门的萧军是否去找陈涓,萧军连忙撒谎说到书店去,并说距陈家那样远的路程去干什么?然而,一见到陈涓,萧军便向其转述出门时与萧红的对话,然后很高兴地笑了笑,似乎在很骄傲而讨好地向面前的女人示意:“我这不是来找你来了吗?”成名后的萧军应酬多起来,他得便就利用在外吃饭的机会躲过萧红前去看望陈涓。一天晚上,萧军酒后来到萨坡赛路16号,敲门进去见到陈涓,兴冲冲劈头第一句就是:“我在四川路桥新亚吃饭”,然后就没了下文。陈涓意识到他是想告诉自己:“我不怕路远又来找你了。”萧军的到来完全没有其他的因由,只是想见见陈涓,来了之后没有什么话说,这让陈涓在客厅非常发窘,空气沉闷无比。好不容易等到萧军起身要走,送到门口,萧军回身在她额角上吻了一下。再次被萧军强吻令陈涓十分不安。然而,她一方面怕和萧军在一起,另一方面更怕自己的拒绝会令他失望,因而虽然不情愿但实在无法拒绝他的到来和邀请,即便情绪再恶劣也勉为其难地与之周旋。
不久,在丈夫的不断催促下,陈涓最终决定5月1日北上。临行前,萧军送来帮助筹措的20元旅费,这令陈涓非常感激。离沪的头天晚上,有位男同事带了许多礼物前来看望,了解到他那令人同情的遭遇,陈涓很想劝慰几句希望他振作,正想说话,萧军来了,进屋后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不问情由要她马上一起出去吃东西,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实在缠不过,陈涓就让男同事在融光戏院门口等她,然后跟着萧军来到靶子路一家咖啡店。萧军的强人所难令陈涓很不愉快,两人相对无言地坐了半天。尔后,萧军要了一瓶伏特加,陈涓要了杯咖啡,沉默中,陈涓尴尬已极,因担心男同事会在戏院门口久等而十分焦虑。人家老远跑来为自己送行,送了东西不致谢,也不谈话就打发走了,实在太有悖情理。然而,面对一杯一口地给自己灌酒的萧军,实在无计可施。见萧军喝了一瓶又一瓶,最后实在忍不住,陈涓按住酒瓶一再央求甚至哀求不要再喝了。萧军最后答应说:“从明天起我就不再喝酒了,为了你的缘故。这一杯,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喝了吧。”喝完最后一杯酒,两人走在大街上已是晚上11点,陈涓不肯让萧军送她回家,只好撒谎说要到别的地方去,支走萧军独自来到融光戏院门口找到已经等了很久的同事,又一同走回靶子路。就在这时,萧军突然从电线杆后面走出来,向她惨厉地狞笑几声,然后扬扬手走了,面对萧军的误解,陈涓有说不出的痛苦与难过。
萧军本来就是那种心底有事表面上绝不会掩饰甚至也不愿掩饰的男人。萧红虽然不能详细了解在她背后萧军和陈涓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她越来越感到男人在情感上似乎在背叛自己,只是一时没有确切的证据,然而女人对此的敏感却是不可理喻的灵敏,心灵随之遭受重创。两年后,陈涓再次回沪,从朋友口中得知二萧当年在听说她要回上海就开始常常争吵,她的那次登门拜访正是两人大闹一场之后,所以她要萧军相送,对方才显得那么为难。陈涓还了解到自那以后,二萧为此常常吵闹,疑神疑鬼感情很不好了。就正如从陈涓的叙述里,我们了解到萧红的猜疑和痛苦并非空穴来风;她两年后所听到的传闻,也一定包含着再真实不过的事实。1936年间,萧红创作了题为《苦杯》的组诗,大约是此时内心痛苦的自我宣泄: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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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谁诉（4）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
时时踢打。(其四)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样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其五)
曹革成在《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中貌似有所隐晦,实则欲盖弥彰地提及,1936年上半年给萧红带来情感创痛的还不只是陈涓的回沪与离开。30年代的上海滩到底是时尚人士的荟萃之地。二萧当年“狂恋”之初便令萧红产生“幻觉”的Marlie(本名李玛丽)也来到了上海。她的到来,据曹著似乎也搅扰了萧军这往日崇拜者那本来就不安宁的内心。上海滩新近成名的男作家也变成了一个痛苦的暗恋者,一首首情诗从心底涌出。舒群曾不忍见其痛苦之状,主动替他上门要向玛丽挑明,对方含颔微笑道:“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曹革成此说虽然支吾其词,没有指明确切根据,但从《苦杯》组诗中似乎也可以见出一些端倪: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人人都是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一个姑娘!(其一)
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
我也写了一只诗,
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的,
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其二)
他又去公园了,
我说:
“我也去吧!”
“你去做什么?”他自己走了。
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
“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
“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
我不是少女,
我没有红唇了,
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
为生活而流浪,
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他独自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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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谁诉（5）
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
我在家里等待着,
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其六)
这些感伤、哀怨的诗句最为明白不过地在宣示萧红、萧军之间一场情感危机的肆虐。而且,争吵中萧红再次感受到男人的暴戾和作为女人的无助,在《苦杯》之七中写道:
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
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父亲是我的敌人,
而他不是,
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
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萧军的暴虐让萧红非常失望,感到又回到了无望的从前,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整个心灵被无边的失望、哀怨和郁闷笼罩。这样的苦闷又不便向别人诉说,而且,以她的个性也不愿意向别人诉说。在萧军写作的时候,她还要振作精神帮助他整理、抄写文稿。成名后二萧的生活全然没了往日的生气,沟通的机会越来越少,碰到萧军在外应酬饭局,郁闷、落寞的女人便一个人到俄国大菜馆吃两角钱一客的便宜饭对付。正如许广平的理解,萧红虽然在文章里表现出一种男性的英武,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还是女性的柔和本色,对待萧军也还是“感情胜过理智”。女性的世界终究那么狭小,在上海滩即便二萧齐名,但在萧红的世界里仍只有萧军,一旦萧军对她情感出现了变故,她便自感失去了整个世界;成名对于萧军却全然是另一番面貌,社会地位的提高、经济收入的增加、社交范围的扩大,让他拥有一个更广阔、更丰富的世界。萧红内心那份世界将失的惶恐与幽怨,只有通过诗歌,吟唱给自己听:
我没有家,
我连家乡都没有,
更失去朋友,
只有一个他,
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苦杯》其八)
在茫茫大上海,鲁迅家是几被苦闷、失望和哀怨窒息的萧红唯一愿意去的地方。在那里,她可以毫无顾忌地恢复孩子般的天性,亦可诉说委屈。然而,自5月下旬以来,先生一直在大病中,6月5日以后,甚至连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也被迫中断。眼见疼爱、宽容、提携自己的先生一病不起,萧红的心情更加沉重、焦虑。鲁迅已不能见客,萧红也怕自己打扰了他的休息,但她实在没有别的去处。一如心灵受伤的孩子只想回家,萧红一天两次地前来鲁宅,希望先生能够奇迹般地好起来,然后他们又可以一起闲聊,又可以打破砂锅地问,也可以尽情地诉说。萧红怕看见鲁迅病中的样子,也怕自己那难以掩饰的不快让先生担心。每次到来,许广平都要努力抽出时间陪她在客厅长谈。姐妹般的聊谈也有让萧红暂时忘却不快的时候,然而,更多时候许广平感到她们间的谈话只能勉强进行,萧红那话语和神情间流露出的强烈哀愁,“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即便在许广平面前,萧红也还是强力克制内心的流露,但在许广平看来,她那写在脸上的哀怨、忧伤却是再明显不过。萧红的郁闷、哀怨被许广平看在眼里,也被鲁迅看在眼里,但几十年来他们养成了不轻易打听别人即便最好的朋友的私人生活的习惯,除非对方主动说出来。而以萧红的个性,她绝对不会说出,因为她那个世界的裂痕关涉其自尊和脸面,正如对身边的朋友,她从不轻易谈及身世一样。萧红的这种性格,也是在她身上何以会集聚那么多“谜”的重要原因之一。她不仅不愿意诉说,而且也不相信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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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谁诉（6）
泪到眼边流回去,
流着回去浸食我的心吧!
哭又有什么用!
他的心中既不放着我,
哭也是无足轻重。(《苦杯》其九)
更何况,即便一个人有了想哭的冲动,却也找不到可以痛哭的处所:
近来时时想哭了,
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
坐在床上哭,怕是他看到;
跑到厨房里去哭,
怕是邻居看到;
在街头哭,
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苦杯》其十)
无以排遣的苦闷与忧伤令无处遁逃的萧红整天待在鲁迅家里,整个失掉了精神,头痛厉害,脸色苍白,一望便知是严重贫血。为了减轻病中的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为鲁迅糟糕的身体状况而焦虑不堪的许广平,不得不独自陪着萧红在客厅里聊天,心思却在鲁迅先生身上,两者互相牵扯常常令其不知所措。7月初,鲁迅病情稍有好转,朋友们零星前来看望。萧红此前虽然天天来,但已有一个月没有上楼见先生,现在,上楼去看望精神稍微好起来的先生,心里颇有些不安。她难以想象先生病后那极其衰弱的样子,更怕他看见自己仍处于无边的不快中。想到这里,一进先生卧室,她便觉得站也没地方站,坐也不知坐哪里好。许广平递过茶来,她紧张得似乎连茶杯也看不见,只是倚靠着桌子边站着。先生看出她的不安,一脸慈祥地对她说:“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先生的神态、语调令她陡然想起多年前病中的祖父对她说话时的情形,难以克制的忧伤涌上心头,眼睛在发涩,但转念想到先生刚刚好转一点,不应该因自己的忧伤带给他不好的情绪,于是强忍住泪水和酸辛想逗他开心,调皮地说道:“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鲁迅听罢,爽朗大笑起来。看见先生开心的样子,听着他那明朗而率真的笑声,萧红内心无比期望先生能从此好起来,可以经常见到这样健康而有感染力的大笑。经先生笑声的感染,好像在那一刻什么样的烦恼都会顿时一扫而光——那是多么久违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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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谁诉（7）
鲁迅的身体虽有所恢复,但朋友们还是尽量不去打扰,好让他有更多时间休息——他太需要休息。其间,先生委托胡风帮助一个不懂中文的日本人翻译其著作,胡风便常往鲁迅寓中,有时带上梅志,甚至让梅志代送文件到鲁宅。去先生家之前,胡风总要嘱咐梅志不要随他上楼,只是在楼下和许先生谈谈。梅志非常喜欢先生家那种安详肃穆的氛围,也很喜欢和许广平聊谈。她后来回忆说,在鲁迅先生家一楼经常遇见萧红。一次,胡风悄悄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广平把梅志引到大厅,悄声说“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然后就去忙自己的事情。梅志见萧红“形容憔悴,脸都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梅志见她对自己比较冷淡,似乎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倒是海婴很活跃搬出玩具和书本要萧红和他一起搭积木。海婴不停地问这问那,萧红的兴致渐渐高起来和梅志拉拉家常。当她问到梅志的孩子时,海婴用上海话插嘴说:“侬格小弟好白相勒!”萧红和梅志听后都笑起来,气氛随之变得愉快和谐。
据梅志1984年回忆,对于萧红的不断来访,且一来半天不走,许广平有时颇有烦言,向她大诉其苦:“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这样的埋怨应该是确实的。1946年,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一文中谈到,1936年夏天,在陪萧红在客厅聊了大半天后,上楼才发现忘了给午睡中的先生关窗户,那天风很大,所有的窗户都没关,结果导致先生受凉,刚刚好一点,又病了一场。萧红只知道先生又病了,但许广平一直没将先生的病因说出来,怕引起她的不安。许广平在文章中不禁感叹道:“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白朗眼中的萧红“是一个神经质的聪明人”,以其敏感,自然知道时常逗留鲁迅家中是对先生一家生活的极大打扰。然而,在上海这是她唯一的去处,如果先生没有生病她会像孩子般说出内心的苦恼、忧伤和无尽的委屈,现在先生辗转病榻让她更难受。由此也可以看出,萧红、萧军之间这次所产生的情感裂痕之大,萧红内心的创痛之巨。
眼见萧红如此苦恼,身体、精神越来越差,黄源向萧军建议让萧红到日本住上一段时间。因为日本距离上海不算太远,比起上海,生活费用贵不了多少,但环境幽静,既可以修养也可以专心读书写作,还可以学习日文。而且,日本的出版业十分发达,在那里可以很方便地读到一些外国的文学作品。黄源之所以如此建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夫人许粤华正在日本专攻日文,不到一年已能够翻译一些短文了。许粤华,笔名雨田,在鲁迅日记里,还有她在日本因翻译事宜与先生书信往来的记载。有许粤华的照应,萧红初到日本也不会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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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谁诉（8）
黄源的建议令萧红颇为心动,想到自己老是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将会一事无成。现在,文章的出路不成问题,但自完成《商市街》系列散文后,只写出了《手》等很少的几篇文章,大量时间就在无边的哀怨、伤感中虚掷,荒废了自己,也打扰了周围朋友的生活。她觉得需要一个全然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来疗治心灵的创伤,就像一匹受伤的小兽,需要逃到林中静静舔舐自己的伤口。另外,萧红很意外地收到一封张秀珂自东京寄来的信,告知姐姐自己在东京念书。离家出走多年,不知弟弟现在该是什么样子,无限伤感中的萧红也自然想到了亲情,到日本可以见到多年未曾谋面的亲弟弟。这也是黄源的建议令之心动的重要原因。经过反复商量,二萧最终决定:萧红去日本,萧军去青岛,一年后再来上海聚合。想到两人分开一段时间,各自都会有一些调整,也许可以平复此前的所有不愉快而和好如初。萧红于是立即给弟弟去信,说明自己大概7月下旬到东京,并询问打算暑假回家的张秀珂“是不是想看看我”。《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在书店代售刚好结算了一笔大约300元的书款,二人各带了一部分,萧红要出国自然多带一些。
前往日本的决定作出后,萧红找裁缝店做了西装,烫了头发。当她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朋友们为之饯行的场合,给梅志的印象反倒不及以前。她觉得西服是便宜料子,又是小店做的,穿在萧红身上反而让她失去了过去的平淡朴素,一头蓬松的卷发也没有先前两条粗辫子显得大方,“倒有点不伦不类,很像当时的朝鲜妇女了”。不过,梅志转念想到萧红之所以如此,是想彻底改变自己——旧的形象和旧的生活环境都想改换掉。很显然,萧红想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去面对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向往着能与所有的不愉快彻底告别。
病中的鲁迅自然知道二萧间的矛盾,但他不愿过多干涉他们的私生活,萧红不主动说起,他便只是看在眼里,绝不主动打听、询问。不过,听说悄吟太太要东渡扶桑,企图摆脱目前的困境,先生还是为之颇感欣慰,苦难终于有了可能解决的办法。1936年7月15日,鲁迅在家里设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做菜。鲁迅日记当天载有:“晚广平治馔为悄吟饯行。”那晚先生仍在病中,日记还载有:“九时热三十八度五分。”饭后,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子,坐在藤椅里仍不忘告诉从未出国的萧红一些经验,叮嘱说,每到日本码头就会有当地的日本检疫人员上船来查验是否有病,不要怕,而中国人专会吓唬中国人,跟随的茶房往往会大惊小怪地乱喊,不必理会。面对虽在病中但仍然关心着自己的先生,萧红内心无比酸楚,而她又何曾想到,这是先生与自己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晚一别竟成永诀。
次日,萧红、萧军、黄源在一起好好吃了一顿。饭后,三人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相片上黄源居左戴着眼镜沉静而文弱,萧军居中意气飞扬,萧红居右脸上显出似乎有些勉强的喜悦,穿着一件格子布的旗袍,神情在一头蓬松卷发的映衬下,颇为洋气。相片出来后,萧军送给鲁迅一张,先生在其背后题上:“悄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赴日,此像摄于十六日宴罢归家时。”
1936年7月17日,萧红乘船赴日,开始了蛰居东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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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萧红是我的情结,我想她也可能是大多研习中国现当代文学者或深或浅的心理情结。
萧红弃世已六十多年,而距离她的诞辰将近一百年。死时只有31岁的她,但在我的想象中,一直是个命途多舛的姐姐。这种想象如此真切,每次接触到关于她的资料,心底便弥漫起淡淡的伤感,涌动着强烈的表达冲动。香港中文大学资深萧红研究者卢玮銮教授,基于女性的立场,出于对萧红的细腻感知,写下了一段很能引我共鸣的话:“愈看得多写萧红的文章,特别是与她有过亲密关系的人写的东西,就愈感到萧红可怜——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多年来,我一直想在进入关于萧红的论述之前,写一部她的传记,想以此传达对她的理解和对其生命历程进行细致触摸之后的感受。我想在自己的叙述里,最大限度地将她还原成大时代里的一个普通女性,一个命运坎坷的天才女作家,一个任性的姐姐,而与革命、进步、左翼并没有太多关涉。总之,我要写一部全然关于萧红自己的传记,在想象中,隔了漫长的时空我要与她做一次精神的对话,对其精神苦难感同身受。
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庄严的举意。
2005年的隆冬,我第一次来到哈尔滨。那天夜里,一下火车便觉得自己已然进入这个留有太多萧红印记的城市,心理上是如此亲切,以至于在出租车上便迫不及待地向中年司机打听商市街、东兴顺旅馆、欧罗巴旅馆,不想对方一脸茫然,萧红这个名字在他是陌生的。我有无边的失望,觉得这座城市可能在渐渐把她遗忘,那些建筑还在,但那些哈尔滨往事却在渐成淡漠的传说。那一夜,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哈尔滨的冷。
我的生命中或许注定与萧红存有一个约会。2006年正式定居哈尔滨之后,我便借来大量关于她的资料,开始力图实现心中那个庄严的写作计划,那个富有激情的举意。经过一年多的准备,2007年8月20日,正式动笔之前,在一个学生的带领下,我来到呼兰萧红故居,想亲眼看看她的“家”。不巧的是,故居因为装修已于头一天关门了,向工作人员说了很多好话,才让我们进去看看,不过所有的展品都已经收起来了,只剩下几间空荡荡的屋子和空荡荡的后花园。能够亲眼看看,我就已经非常满足,在我的内心,老实说萧红的“家”是我并不愿意去的地方。看看这空荡荡的屋子倒是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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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多么渺茫,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着我的是乡村的风霜。”萧红在诗里对自己的大半生经历有过极为精辟的概括。“从异乡到异乡”成了我的题目。两天后,关于她的叙述正式开始。一年多几乎没有什么娱乐的日子,却给了我十分愉快的体验。我觉得自己的叙述平稳而从容,2008年9月2日终于告竣。文字无论好坏,我都非常满足,“萧红百年”在即,在心底我终于完成了对于她的“一个人的纪念”。
在这部四十多万字的传记即将与读者见面的时刻,我的内心平静而喜悦,时时感到自己何其幸运、幸福,最想表达的还是无尽的感恩。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省委宣传部衣俊卿部长和黑龙江大学张政文校长的关注和支持,特此表示感谢。上级领导对萧红研究的支持令人极为振奋。
传记写作自然不是小说创作,资料来源都需要有根据,所以在本书出版之际,我最想感谢的就是此前对萧红作出各种叙述的作者们,同时也向他们表达我的敬意。在书稿正文之后,我特地对本书的参考文献做了附录,只是限于本书的体例,为了尽量保持阅读的连贯性,有些引述和转述没有直接作注,而有些地方我在文中做了明确的提示。如有不周,我恳请原文献作者谅解。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资深编审郭沂纹女士,她对本书稿的认同和赏识是这本书能够顺利与读者见面的前提,她的不断努力令我深深感动。半年来虽联络不多,但关于萧红我们之间存有一份动人的默契。这是一次令我极其难忘的愉快合作。
感谢萧红嫡亲侄子黑龙江省少儿出版社资深编审张抗先生、呼兰萧红故居副馆长王连喜先生、黑龙江《生活报》首席记者章海宁先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图片,其中很多是第一次面世。这些图片为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萧红提供了全新的可能。
感谢我的学生们,在写作中过程中,他们以对《萧红传》的关注给了我极大的动力。我们一起谈论萧红是一年来最为愉快的体验。
感谢我的朋友们以对本书的厚爱表达着对我的支持,其实我深知里边问题很多,远远没有达到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好。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对这本书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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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2）
第五章 蛰居东京(193)
别人的城市(193)
惊悉鲁迅之死(205)
第六章 重返上海(220)
惊喜的归航(220)
难说心痛(223)
北平之行(238)
沪战经验(251)
第七章 转移武汉(265)
三人行(265)
瓜前李下(274)
第八章 辗转西北(285)
伤别离(285)
劳燕分飞(299)
第九章 重返武汉(316)
幸福的新娘(316)
炮火中的遐想(324)
第十章 避难重庆(334)
孩子(334)
教授夫人(346)
第十一章 客逝香港(358)
香江文事(358)
巅峰之作(369)
辗转病榻(379)
倾城(388)
伤逝(398)
主要参考文献(410)
后记(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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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1）
1927年秋,进入青春期的张乃莹告别呼兰河和后花园来到哈尔滨,开始她的中学生活。她也许注定属于这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城市,就正如今天只要稍有中国现代文学常识的人一进入哈尔滨,就会自然想起八十多年前那个走进邮政街135号的少女。八十多年后走在这个城市里,人们还会不期然地碰触到萧红留下的痕迹:她就读过的中学、游行过的街道、落难过的旅馆、暂住过的街区、流浪过的街市、生产时住过的医院……某种意义上,萧红同那些风格各异的辉煌建筑一样,成了哈尔滨市的鲜明印记。
1896年,沙俄利用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诱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简称《中东铁路合同》),攫取在中国东北修筑、经营中东铁路的特权。哈尔滨作为这条铁路干线的总枢纽“中东铁路管理局”所在地而成了沙俄的殖民地。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建设,哈尔滨工商业发展迅猛,大量移民先后拥入。1903年7月,中东铁路全线通车时,哈尔滨已经形成了近代城市的雏形。到了20世纪初叶,她已经从松花江畔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具有浓郁异域风情的国际性商埠,先后有33个国家的16万侨民聚集于此,16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在哈尔滨也有较大发展。当时,西方政论家拉铁摩尔认为,哈尔滨作为现代化大城市的潜力“远在北京、南京之上,甚至可以和上海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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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2）
中东铁路开工后,中东铁路工程局就开始按照俄国首都莫斯科的模式,对哈尔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设计者在尊重城市本身原有特征的基础上,也进行了一些人为的区域分隔。南岗成为以中东铁路管理局为中心的行政办公区;道里成为店铺密集的商业区;隔江相望的太阳岛上,则建有许多俄人别墅。中国人聚居的道外(旧称傅家甸)因不在中东铁路局用地范围内,铁路工程局未对其进行规划建设,将之列为城市外的乡村,为区分“城乡”差别,将划分道里、南岗与道外的一条街道,命名为国境街(今承德街)。沙俄在城市规划中不仅把殖民色彩融进建筑设计,一些街道的命名更显殖民气息,如希尔克夫王爵街(今地段街)、霍尔瓦特大街(今中山路),还有保留至今的果戈理大街,等等。基于这种城市布局,当时流传着“南岗是天堂,道里是人间,道外是地狱”的俗谚。十月革命后,哈尔滨形成了沙俄残余盘踞和中国封建军阀割据共存的局面。
1920年3月,控制中东铁路的白匪头子霍尔瓦特被赶下台,中国政府逐步收回了一些前俄国在中东铁路附属地内非法侵占的中国主权。9月23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命令停止了前沙俄驻华使领馆待遇,并将原中东铁路用地划作“特别”区域;10月,收回了中东铁路界内的司法权和警察权。1921年2月5日,设置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宣布接管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的市政权;1923年3月1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在哈尔滨南岗民益街正式成立,朱庆谰出任首任行政长官。哈尔滨为东省特别区的第一区,下辖道里、南岗、香坊、顾乡屯等区域。东省特别区一直存在到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其后,日伪当局将其改为北满特别区。1935年3月23日,苏联将中东铁路卖给日伪政权,北满特别区随即撤销。1926年8月,东省特别区设立教育局(次年改为教育厅),收回中东铁路沿线的教育权,并对哈尔滨的学校进行整顿,将广益中学、东华中学、普育中学和从德女子中学等私立学校收归东省特别区教育局管理,改称东省特别区第一、第二、第三中学和第一女子中学。
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简称“东特女一中”)位于南岗区邮政街135号,坐落在市中心一处环境幽雅的俄式民宅区中,前身是私立从德女子中学。从德女中校歌唱道:“从德兮,松江滨,广厦宏开,气象新,学子莘莘,先生谆谆。莫道女儿身,亦是国家民,养成了勤朴敏捷高尚德,方为一个完全人。”从德,乃“三从四德”之谓,是中国古代社会规约女子行为的标准。单就校名就透露出浓郁的迂腐、老旧之气,但校歌却又彰显出新式办学理念,强调女子对国家和社会的参与,传达出培养女性“完全人”的理想。在当时,这自然是非常富有创见的人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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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3）
张乃莹进校读书时,东特女一中已是远近闻名的名校。学校分为初中和高中两部分,学生来源丰富庞杂,显示出一种开放的气度。有的来自豪富之家,也有的家境很一般,有走读生,也有寄宿生,学校备有200张床位供寄宿生使用。校长孔焕书是一个年近30的独身女性,毕业于吉林省女子师范学校,治校非常严格,学生除节假日外不许外出,不能随便会客,外来电话须由工友转告。凡有来信,除未婚夫的外,都要拆封检阅,因而,学校对一些学生的未婚夫了如指掌。这些举措,对于受到新思想启蒙的女生来说,自然非常反感,觉得孔焕书治下的学校门禁森严,像个“密封的罐头”,并私下给校长起绰号“孔大牙”或“孔大包牙”。今天,很多萧红研究者仅凭萧红当年同学的一些讲述,形成对孔焕书全然否定的印象,认为她订下太多清规戒律钳制了学生的身心发展。这都是从今天的现实处境苛责前人的表现。在萧红自己的文章里,并没有表现出对孔校长明显的不满和厌恶。
学校的这些规定也并非孔焕书的独出心裁。当时欧美的新式教育和中国的旧式私塾教育处于交错状态,新的有所进入,旧的仍有所保留。给萧红以重大影响的绘画老师高仰山日后评价孔校长说:“她非常趋奉当时的资产阶级家庭,管理学校很守旧、专制,对教学上似乎还有点改革。”实际上,东特女一中的巨大名声正得益于孔焕书当时比较先进的办学思想和许多富有力度的举措。她非常重视师资建设,聘请了一批富有学识、思想新锐的老师,如美术教师高仰山毕业于上海美专、体育教师黄淑芳毕业于上海两江女子体专、历史教师姜寿山毕业于北京大学。1926年,高仰山毕业回到吉林一时找不到工作陷入困境,孔焕书只看过他中学时的画作便慧眼识珠聘他来校任教。接到聘讯,高仰山顿觉“吉从天降”。孔校长先进的办学理念,更表现在对女生体育教育的高度重视上。学校体育设施非常齐全,有很大的操场,冬天在操场上泼上水就成了天然的滑冰场,此外还有设在地下的风雨操场;学生的体育课内容丰富,田径、篮球、网球、舞蹈操、划船等都是常设科目。由于有像黄淑芳这样高素质的体育教师任教,东特女一中的体育当时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孙桂云、王渊、吴梅仙、郭淑贤、刘静贞等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性运动会,拿了很多冠军,哈尔滨东特女一中的“五虎将”一时间闻名全国。其中,初中三班的孙桂云是驰名全国的百米健将,打破过全国女子短跑纪录。学校还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成立了美术小组、体育小组等,培养学生各方面的兴趣。著名作家孔罗荪的夫人周玉屏1928年考入东特女一中高中部,她回忆说,当年母校学风严谨,教育有方,真正培养出了一批社会知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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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4）
东特女一中分别对初中部和高中部的学生进行全校统一编班。萧红进校后分在初中四班,主干课程是英语,开始的时候班上有四十多名学生,但因为是女生,往往等不到毕业便先后嫁人了,毕业时仅有二十几人。张乃莹留给同学们的印象是中等身材,圆圆的大脸盘,浓密的黑发编成两个粗大的辫子,垂得她仰着脸,白皙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很沉静,平时不太爱说话。她和沈玉贤都被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不久,她们和坐在第一排的南方姑娘徐淑娟(后改名徐薇)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徐薇晚年回忆:“这大概跟我们三个人的性格脾气差不多有关。我们三人的脾气都有点儿古怪,都很倔强,都对学校束缚女生的行为很反感,都对社会上人欺侮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感到愤愤不平,甚至牲畜受到虐待,也会引起我们的愤怒。”
在校期间,新式教育的熏冶渐渐苏醒这些正处青春期的少女们的女性意识,不再甘愿做传统的贤妻良母。她们勤奋好学、不谈恋爱,愿意和有头脑的男生交朋友,甚至有意识地呈现出一些男性化倾向,有意按照男性的意识和思想来塑造自己,外形上亦尽力“男化”,把头发剪得极短。萧红后来在离开哈尔滨到北平时还干脆留男式发型、穿西装拍照送给徐淑娟。日常生活中,她们也常常像男性那样逞强好胜。一次,三人到太阳岛玩需要乘船过江,虽然三人都不会划船,但个性倔强的姑娘们劝走船老大一定要自己划过去。结果返回的时候因为逆风逆水,小船老是在江中打转,但她们不肯呼救,拼命用力总算划了回来,各人手上都磨出了血泡,即便如此,大家仍觉痛快。
剪了短发的乃莹回到呼兰,街上的人都以奇异的目光打量她,发出种种议论。她对此毫不在意,还故意拉上几个女同学上街“示威”,遇到家人劝阻,干脆就说:“我又不是做什么坏事情,不要你们管!”第二天又故意穿上白上衣、青短裙,从南街到北街,好像向那些喜欢议论的人发出挑战似的。在她看来,那些人不是要大发议论吗,那就索性再给他们提供点新内容,看他们怎么样。
姑娘们的逆反更表现在学习上。她们不满学校的纪律约束,更不满意那些思想守旧的教员。除了私底下给校长起绰号外,也常常在课堂上顶撞让她们不满意的老师。为了让学生出校门后成为贤妻良母,学校除开设文化课外,兼习女红。教刺绣的老师被同学们起绰号“老母鸡”。她在课堂上教训学生说,女人不同于男人,女人的责任就是嫁了丈夫应该赚得他的欢喜,有了孩子就得做娘,因而刺绣是发展女人天才的大道理。这种过时论调令女生们严重不满,有同学当面顶撞老师说:“唯有‘奴心未死’的女人才会这样做。”对于那些授课时不顾学生自尊的教师,女生们更是毫不含糊地起而抗争。讲授公民课的于嘉杉老师总是照书宣读,同学们了无兴趣。一次,讲法律课的时候,坐在最前面的徐淑娟竟然睡着了,令这位秀才老师很是光火,揶揄道:“我讲公民课,你们不爱听,讲‘妈妈好糊涂’,你们就爱听了。”这句话一下子把同学们都激怒了,因为《妈妈好糊涂》这首民歌唱的是姑娘埋怨妈妈不给她找婆家。大家一致认为于老师此举是对她们的侮辱,决计报复。等他再来授课之前,同学们在黑板上写出抗议老师的标语,为了不让他看出是谁写的,大家每人各写一笔。结果,于老师见后气急败坏但又无可奈何。这件事几乎闹成学潮,后经学校训育主任出面调解才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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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5）
萧红自幼喜欢绘画,在中学阶段更是醉心于此。东特女一中能聘请到高仰山这样的青年才俊自然是学生的幸事。这位日后名满北满的著名画家给了萧红非常深刻的影响。萧红并不是沈玉贤、王丽颖她们那个学生美术小组的成员,但一次她在校园写生时被高老师偶然发现,便将她列为重点培养的对象之一。高仰山在上海美专受过严格而系统的绘画教育,教授学生非常认真系统。他讲授素描、色彩、透视等技法,引起同学们的强烈兴趣,每逢节假日还带上学生,背着画夹和准备好的食物在松花江两岸写生。高仰山从上海带来的浓郁的艺术气息强烈感染着萧红和她的同学们,在其培养下,萧红进一步发现了自己的绘画天分,强烈憧憬着日后能成为一名画家,直到临死前还念念不忘地把这个梦想讲给骆宾基听。这个美丽的画家梦就正如骆宾基在《萧红小传》里所描绘的那样:“这是一条展现在她面前的美丽的道路,那道路是朦胧的,有烟雾似的……灰天、绿树之间,有一个人挟着调色板和画架子,在这条路上走着,那就是未来的自己,一个女画家呵!这幻想给了她温暖和生命。”萧红后来逗留北京、上海、东京期间还想重拾这个美丽的梦想,可惜都未能如愿。高老师还热爱文学兼管学校图书馆,在读书上也曾给萧红许多指导,萧红一生对这位好老师都念念不忘。
1930年夏天,张乃莹毕业前夕,高老师布置了一次静物绘画作业。他在教室里设计好几组静物,同学们纷纷选择自己喜爱的题材,寻找最佳角度,占据位置开始作画。乃莹对老师所摆放的静物都不感兴趣,跑到教室外边向老更夫借了一支黑杆短烟袋和一个黑布的烟袋荷包,并搬来一块灰褐色的石头,将烟袋、烟袋荷包放在石头边上,然后开始专心作画。有同学问这是什么意思,她回答说:“劳动者干活累了,坐下来抽袋烟休息一会儿。”高仰山看了她的画作,起名“劳动者的恩物”。萧红很是满意,说老师和她想到一块儿去了。这幅画在初中生毕业绘画展览上十分引人注目。
给张乃莹深刻影响的还有国文老师王荫芬。王老师是鲁迅作品的爱好者,常常在课堂上讲授鲁迅杂文。当时,学生读的都是文言文,作文也是文言文,但王老师开风气之先把白话文带进课堂。在老师指引下,萧红大量阅读了鲁迅、茅盾、郁达夫、郭沫若等新文学名家,还有莎士比亚、歌德等外国文豪的作品。徐薇晚年回忆:“那时我们最爱读的是鲁迅的《野草》,作品中的许多妙句和篇章,我们都能背诵。”萧红不仅爱看新文学作品,不时也写点散文、诗歌在校刊或黑板报上发表。1930年初夏,学校组织了吉林之游,对于这些大多没有出过哈尔滨的女生们来说,这是非常新鲜的经验。张乃莹默默观察同学们在游览中兴奋而愉快的争执,回来后在校刊上发表了《吉林之游》组诗,署名“悄吟”。关于这个署名,她解释说,“悄吟”就是“悄悄地吟咏嘛”。这是她日后最常用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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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6）
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已然显露,一些政治事件不时惊扰着在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这同样给萧红的中学时代留下了深刻印记。
1928年6月,日本军方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又趁张学良立足未稳,提出在东北强修“五路”,即吉林至五常、长春至大赉、洮南至索伦延海、延吉至海林,并把吉林至敦化的铁路延长至会宁。这个计划充分暴露出日本侵略者侵吞中国的野心。因为,这五路一旦贯通,日本就可以在二十几个小时之内将军队运进东三省。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各大中城市举行示威游行。11月9日,哈尔滨大中小学罢课,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这就是哈尔滨历史上的“一一•九”运动。
刚开始,孔焕书并不赞成东特女一中的学生参加游行,后来迫于情势才对学生说“你们跟着去吧!要守秩序”,并一再提醒学生要记住自己是“女学生”。萧红非常踊跃地参加了这次活动。游行过程给了她非常新鲜刺激的体验,也让她接触到其他学校的一些优秀男生。十年后,在散文《一条路底完成》中,她不无幽默地写道,在游行中“凡是我看到的东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马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叶子的街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游行的人们找不到具体的打倒对象来发泄内心的愤怒,如果遇到一个穿和服的日本女子,便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即改为“就打倒你”,警察出来阻拦,口号又变成了“打倒警察”。萧红也感到这场斗争到后来比刚开始更有趣味,她说:“在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我绝对没有见过,但是警察我是见过的,于是我就嚷着‘打倒警察,打倒警察’!”这场示威游行最终遭到滨江县警察的镇压,开枪打伤240多人。惨案发生后,学生包围了滨江道尹公署,哈尔滨各界纷纷支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东北边防长官张学良不得不惩罚肇事者,并派代表来哈尔滨慰问受伤学生。
1929年,因边境争端,控制东北政权的奉系军阀与当时的苏联政府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结果自然以中国的失败告终。当年夏天,张学良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东北各地掀起反苏反共浪潮,并以搜捕共产党为名检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限制苏联人员的活动。而且,以反对苏联侵略的名义欺骗青年学生,举行“佩花大会”,为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家属募捐筹款。因不了解苏联的国家性质,萧红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参加了反苏募捐。她们自制一些小兰花,在繁华的街道上给行人佩戴,向他们募集一些钱款。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她同样非常兴奋,根据1928年的经验,“感觉到又是光荣的任务降落到我的头上来”。但随即感到街上的行人对这件事似乎并不很热心,这还让她“对中国人起着不少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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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7）
在这次活动中,萧红的积极性无限高涨,将同行伙伴远远丢在后边。她觉得仅仅“打倒苏联”的口号还十分不够,想要添上“帝国主义”,但学联发下来的口号却只有“打倒苏联”。这让单纯的姑娘很是不解:既然苏联不是帝国主义,为什么就应该打倒呢?关于苏联,她其实并没有什么了解,除了亲眼见到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被检查外,还有继母每每与家里的老厨子在厨房里密谋换点纸卢布。“佩花大会”让萧红觉得自己无论多么卖力,还是感到“没有中心思想”。后来,辛克莱的小说《屠场》开启了她对苏联的理解,让她意识到“佩花大会”是“一九二九底愚昧”。不久,在活动中结识的那个“鼻子有点发歪的男同学”写信来赞叹她的勇敢和可钦佩,说这样的女子从前没有见过,还表达了要和她交朋友的愿望。收到这样的信,乃莹懊恼地感到原来那个男生和自己一样“混蛋”!
无论是为了正义上街游行呐喊,还是被欺骗上街募捐,这些政治事件的参与都是萧红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的一部分。1937年11月底和12月上旬,已经成名的萧红,在汉口对自己先后参加的这两次政治活动进行了回忆,笔调轻松幽默,语带调侃。也许,她所缅怀的是自己单纯的少女时代,并不关涉其他。然而,一些传记作者和研究者却刻意要从萧红1928年参加游行示威活动中,发掘出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意义来,即由此发现她的“革命”、“进步”倾向,似乎为她日后成为一名“左翼女作家”找到了依据。这非常可笑,萧红对于自己的叙述真诚而率真,研究者们根本不去理会散文《一条路底完成》的语调和情绪,牵强地进行不切实际的过度阐释。1929年的“佩花大会”,因为立场的错误所以绝大多数萧红传记都故意不提及,倒是萧红自己十分率真地叙述了出来。长期以来,我们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褊狭的视角和固有的先在逻辑认知萧红、想象萧红,赋予她不该有的思想与理念,从而让她离本真越来越远。当年的张乃莹就只是一个单纯、任性,对未知充满好奇的青春少女。
美好的中学时光一晃而过。1930年夏天,临近毕业,老师都非常关心同学们的去向,有的升入本校高中,有人去外地继续读书,有人回外县。当英语老师马梦熊问张乃莹下一步的去向时,她回答说:“我要去北京读高中。”马老师听后马上警告说:“我可告诉你,你的性格与别人不一样,你可要特别注意!”然而,去北京读高中,只是她一个人的想法,家人却要以一场预期已久的婚姻终结她的少女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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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与祖父之死（1）
1928年6月,张廷举出任呼兰县教育局局长,一年后升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是年,萧红虚岁18,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已是谈婚论嫁的年龄。随着父亲的社会地位日渐升高,张乃莹自然吸引了不少人向张家提亲。出于多方面考量,作为家庭长女,乃莹的婚事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上中学后家人发现她和男同学时有往来,父亲害怕有风言风语传出有损张家门风,真所谓“女大不中留”。
1928年底,也就是萧红读完初二上学期,回家过寒假的时候,家人给她订下了一桩亲事。男方是哈尔滨顾乡屯的汪恩甲,六叔张廷献(张廷举在阿城的异母弟)为保媒者。
说起这桩婚事,还颇有渊源。张廷献与汪恩甲之兄汪大澄是当年在阿城吉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一起排演过剧目,彼此十分熟悉。毕业后,汪大澄在哈尔滨道外区基督教教会创立的三育小学任校长,不久,张廷献出任道外税务分所所长,两人同处一区过从甚密。张廷献一个人住在水晶街,萧红在哈尔滨念书期间常去六叔居所看望。1927年,汪恩甲亦步哥哥后尘,从吉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三育小学任教。汪大澄托张廷献给弟弟保个媒,他自然想到了在哈尔滨读书的侄女。汪大澄在张廷献处见过萧红,姑娘的沉静有礼让对方一眼相中。尔后,张廷献赶到呼兰与三哥商量此事,听取张廷举的意见。萧红父亲考虑到对方家境很不错,汪氏兄弟都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且都从事教育工作与自己算是同行,其父是顾乡屯的一个小官吏,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加之由弟弟保媒,便迅速同意了。这样,在1928年寒假期间,萧红由六叔保媒、父亲做主,许配给了汪恩甲,两家正式订下婚约,等萧红初中毕业再约定婚期。一段姻缘就此结下,可以说这一事件从此彻底改变了张乃莹此后的人生轨迹。
萧红对这门婚事并未表示任何异议。可能一来与她当时的交际面还比较狭窄有关,况且东特女一中又严格限制学生与男性交往;二来,实际上她也比较满意汪恩甲,除了对方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拥有比较体面的职业外,据见过汪恩甲本人的萧红小姨梁静芝晚年回忆,小伙子“也算相貌堂堂”。
这桩婚姻虽然还是基于老旧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终身大事的确定对于张乃莹来说,还是怀有一份兴奋与喜悦。这也让她此后在东特女一中的生活拥有了与别人不一样的内容。学校虽然对学生严加约束,不允许她们随便与男性来往,但是,如果经家长证明男方确系女生未婚夫则网开一面。订婚后,张乃莹与汪恩甲往来较为密切,除见面外,也经常通信,还给汪恩甲织过毛衣表达爱意。不久,汪父去世,萧红在继母带领下到顾乡屯参加了汪父的丧礼。这位没过门的儿媳居然为公公挂“重孝”而广获好评,汪家为此赏钱200元。平素,萧红借在哈尔滨读书之便常去汪家。当时,东特女一中不少学生有未婚夫,且大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法政大学念书,按当时的社会评价,这叫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可能出于想为自己挣得脸面,抑或源于萧红的鼓励,订婚后不久,汪恩甲也进入法政大学(夜校)念书。这样,他白天在三育小学上课,晚上在法政大学继续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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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与祖父之死（2）
看着自己无比疼爱的大孙女已经订婚,祖父在欣慰之余愈发感到自己的老迈。每个老人都是以孩子的一天天长大来丈量自己是如何衰老的。祖父已然衰老不堪,时常淌着眼泪,岁月无情磨蚀了他那苍老的记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都记不起来了。萧红想再听听小时候经祖父之口而耳熟能详的故事,老人常常讲不到一半便难以接续。每每这时,萧红便无比伤感,意识到祖父永远离开自己的日子,或许为时不远。
订婚的那个寒假,祖父又大病了一次。病情稍有好转,神智却变得有些模糊。一天,他把孙女叫到身边,吩咐说:“给你三姑写信,叫她来一趟,我不是四五年没看过她吗?”三姑母已经弃世五年了,萧红不知该如何答对祖父,只是强忍住要流出的眼泪。她似乎隐隐听见祖父别离这个世界的脚步声,那是她多么不愿面对的事情。等神志模糊的祖父睡着了,她就躺在老人旁边尽情地淌眼泪。泪眼模糊中,睡着的祖父抿着他那无比凹陷的嘴唇,好像已然离她而去。伤感无比的萧红像个任性孩子,不断想象着自己要面对的祖父之死。她想,若祖父逝世,就死掉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对她而言,祖父的死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都带得空空虚虚,想到这里,心如被丝线扎住、铁丝绞住般难受。这个自幼被祖父宠坏的孩子,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祖父的衰老让萧红在那个本该兴奋、愉快的假期,不时沉浸在对往事的感伤回忆中,想到小时候与祖父在后花园度过的欢乐时光,想到母亲死后父亲的暴戾和继母的冷淡,想到祖父后来对自己近乎无助的爱怜……寒假结束了,学校发来开学通知信,但她害怕这次离家或许就是与祖父的永别,似乎只要自己在家里多待一天,祖父就会舍不得死去而多活一天。她迟迟不愿上学,想和祖父尽量多待一些时间,直到开学后的第四天,才感伤而恋恋不舍地告别祖父回到学校。
1929年农历二月初五(即公历3月15日)是祖父80周岁的生日。张家大摆宴席,也是想借此冲冲晦气,希望辗转病榻的祖父能奇迹般好起来。张家的这次寿宴豪华、排场无比,基于张廷举在呼兰的地位,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几乎悉数出席,如黑龙江省剿匪总司令、东北陆军十二旅中将旅长马占山和上校骑兵团团长王廷兰、呼兰县长廖飞鹏等都前来祝贺。马占山还赠送了一块“康疆逢吉”的牌匾,并由他提议,当场决定将张家大院所在的英顺胡同更名为“长寿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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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与祖父之死（3）
萧红从学校回家给祖父祝寿,在院外叫门时就听见院里的小弟弟在嚷“姐姐回来了”。进到院内,她迫不及待地将目光投向祖父房间的窗户。祖父消瘦的面孔和花白的胡子果然早就映现在窗玻璃后,然而,等萧红满心欢喜地跑进祖父房间,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心头涌起阵阵酸楚。眼前的祖父脸色更加苍白惨淡。房里只剩下祖孙俩时,老人又禁不住淌眼泪。他转而似乎意识到什么似的,慌慌忙忙用袖口擦着眼睛,然后抖动嘴唇对孙女诉说自己那不可阻遏的衰朽,并断断续续讲述前些日子跌倒后死里逃生的经过。祖父的寿宴不能给萧红丝毫快慰,巨大的失落提前盘亘在心头。寿宴结束,她又得离开祖父返校了。临走那天,她似乎感到与祖父的死别就在眼前。同回来那天一样,老人那苍白消瘦的面庞、花白凌乱的胡子又早早映现在玻璃窗后目送孙女离去,正如迎接她的归来。萧红站在院心一回头便看见那熟悉而令人心酸的面庞,等她走到院门口,祖父的面庞仍在那里。
这一别竟成永诀。1929年6月7日,萧红在学校接到祖父病故的消息。祖父的死讯将“佩花大会”的兴奋消解得荡然无存。再回到熟悉的胡同,远远便看见挑得比房头还高的白色幡杆,吹鼓手们的喇叭在院门口引人悲恸地悲号着。马车停在喇叭声里,走进院内一切变得陌生而恐惧,大门前挂着白幡,贴着白对联,院心扎好了灵棚,人们面色凝重地进进出出。当她习惯性地去看祖父的窗户时,那曾经熟悉的脸庞、花白的胡子,并没有出现在玻璃窗后。祖父睡在堂屋的板床上,已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萧红拿开蒙在祖父脸庞上的白纸,想看看他的面庞,那熟悉的胡子、眼睛、嘴唇都已不会动了。摸摸祖父的手,他的手也没了感觉。这时,她才意识到祖父——真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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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与祖父之死（4）
祖父装进棺材的那个早晨,后花园里的玫瑰正怒放满树。在吹鼓手的哀号里,萧红感到害怕,禁不住失声恸哭。彻底送走祖父后,她难以掩抑内心的悲恸,吃饭时用祖父常用的酒杯饮了几口酒,以此表达哀思,同时也麻醉内心无边的伤痛。饭后,萧红一个人来到后花园,园子虽已残破、凌乱,但那树玫瑰却是光鲜夺目。刺目的玫瑰花,自然让她想起十几年前那个给祖父戴花的上午,老人的自言自语犹在耳边:“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园子里飞舞的蜜蜂、蝴蝶和十年前一样,绿草的清凉气味也和十年前一样。十年前的夏天母亲死去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不知生离死别为何物,仍然兴奋地在园子里扑蝴蝶,就因为觉得有了祖父就有了一切。十年后的今天,祖父一死似乎让她一无所有,内心的悲恸与苦痛难以言说。
十年间,那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早已变成能够关注自身命运的少女,她如此真切地体味着生离死别的苦痛。祖父出殡的那个下午,萧红卧倒在后花园的玫瑰树下,不断回想着十年来和父亲的关系,无比伤感。母亲死后,父亲的暴戾成了她伤痛的记忆,他那大男子主义的家长作风,亦越来越令她反感。过去的十年,她感到是与父亲打斗着生活的十年。祖父之死所引起的悲痛和无助,让萧红把在这十年里所懂得的一些“偏僻的人生”都回顾了一遍,陷于无边的自我伤悼。其内心的无边空落在于,祖父之死让她意识到再也没有同情她的人了,在她看来,祖父已经带走了人世间的所有良善,剩下的尽是凶残。
祖父之死无疑是萧红短促一生中的大事件。家,对于她陡然减少了吸引与牵念,渐渐淡化为一个模糊的概念,不再有祖父活着时的那种质感了。因为张维祯的死,呼兰张家从此也加快了进一步衰败的步伐,财政上常常入不敷出,不时变卖点田地以作支应。好在张廷举当年过继到呼兰,福昌号的兄弟间一直没有分家,现在家境败落了,他常常把妻儿送回阿城居住,理由是“我们是过继出去的,老爷子不在了,我们过穷了就得回来”;阿城张家逢年过节经常给呼兰送粮送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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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北平（1）
订婚不久,在与汪恩甲较为密切的交往中,他身上的一些纨绔习气以及不时表现出的庸俗,令萧红心生不满。当她慢慢从失去祖父的巨大伤痛中走出,新的打击接踵而至。一次偶然机会,她发现汪恩甲居然还有抽大烟的恶习,这让她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对这个男人的厌恶日渐滋长。
另外,毋庸讳言,萧红对汪恩甲的情感波动,更源于对前两次政治事件的参与。在前两次学生运动中,勇敢、活跃、富有激情的张乃莹有机会接触到哈尔滨一些高校的优秀男生。他们有头脑、有学识、见解深刻、有组织能力,常常令她心生崇拜;而萧红的干练与激情也给一些男生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心生爱慕。陆哲舜正是在“佩花大会”中走进萧红的情感世界,两人在其后不长时间的交往中互生好感。张廷举当年极力阻止萧红升中学继而急于给她订婚,都是为了力保呼兰张家的“清白门风”,但是,即便订了婚令他时常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陆哲舜,字宗虞,出生于哈尔滨太平区一个地主家庭,家境优裕。他和萧红迅速熟悉、亲近,除了在接触中互生好感外,还在于如果攀附起来,他们俩还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陆母是福昌号屯的张家二姑,成年后嫁到哈尔滨太平桥陆家,但这位“张家二姑”与福昌号张家并非直系亲属,而是出了五服的一支。这样,陆哲舜和萧红便存在姑表兄妹的转折亲,他们对外也是这么宣称的,二人在哈尔滨的同学对此广为熟知。在现有文献中,关于萧红这位表兄的姓名众说纷纭,大多称之为“陆振舜”。但是,据从小在福昌号屯长大的萧红堂妹张秀珉回忆,陆家四兄弟分别以“尧、舜、禹、汤”命名,共范“哲”字,因而,他应该名叫“陆哲舜”。一些出自哈尔滨本地学者的考证材料都沿用此名,本书亦倾向于此。1929年,陆哲舜毕业于哈尔滨道外区三育中学,后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法政大学(即原中俄法政大学)就读,在对萧红心生爱慕时早已家有妻室,但他丝毫不顾及这些,一心鼓励萧红与自己一道到北平读书。很显然,陆哲舜的出现更加影响到萧红对汪恩甲的感受以及对这门婚事的看法,渐渐萌生解除婚约的念头。到新文化运动策源地的北平读高中对于有想法的年轻女孩来说,自然是巨大而美丽的诱惑,何况还有陆表兄的极力怂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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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北平（2）
1930年上半年,萧红向父母表达了初中毕业后到北平继续读高中并与汪家解除婚约的想法。父母大为震惊,严厉斥责。本来,女儿在哈尔滨读书期间参加学生运动就已经让做父亲的大为不满,况且,张、汪两家约定萧红毕业后就立即完婚。有了第一次与父亲抗争的经验,萧红早已看出那凛凛不可冒犯的尊严背后的脆弱。她再次与父母尖锐对抗,大吵大闹。继母故意大开屋门让邻里看热闹,表示自己管教不了前房的孩子。吵闹没有什么结果,但萧红与家里的矛盾却迅速激化,她对父亲和继母不再是不满,而是充满强烈的憎恨。张廷举大骂女儿“不孝”、“叛逆”,继母还托人将此事告知萧红大舅(即萧红生母姜玉兰的弟弟)。大舅专程从乡下赶来呼兰“管教”外甥女,扬言“要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据张家族人回忆,萧红因不服“管教”从厨房拿了把菜刀与大舅对抗,大舅最终毫无脸面地气愤离去。如果说,第一次抗争萧红还得到了一些家族成员的同情的话,那么,这次却因其倔强与过激,令其在整个家族和亲戚中都十分孤立。萧红此举也让父亲和继母更加坚定了早点将她嫁出去的想法。张廷举甚至想让女儿提前退学回家完婚,转念想到临近毕业便作罢了。随着毕业的临近,张、汪两家都在为萧红的嫁娶做准备。
为了坚定萧红反抗包办婚姻并跟他一起到北平读书的决心,陆哲舜主动先从法政大学退学,于1930年4月到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为萧红来北平做准备。临近初中毕业,萧红面临着追随陆哲舜到北平念书和遵循家族意愿与汪恩甲结婚这两种选择。她意识到前者将是以叛离家庭、与整个家族决裂为代价;后者则是牺牲自己的自由与幸福。此时还谈不上有多么热爱陆哲舜,她心里只是始终存有一个宏大的求学梦想,北平对于当时的“新青年”来说,当然是最神往的地方,这一动机在其后一系列事件中愈益显现。陷于两难选择的痛苦中,令萧红变得忧心忡忡、喜怒无常,夜里常常独自饮泣,甚至躲在宿舍里抽烟、喝酒,周围同学看在眼里,都说“张乃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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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北平（3）
帮助萧红最终作出属于自己的决定的因素,除了她那尽乎与生俱来的逆反、任性和抗争的性格外,还有另一种重要力量的支持,那便是来自娜拉的激励。以萧红的性格自然不愿就范于别人,哪怕是家人安排好的生活道路,然而,此时她已不是三年前那个只是一味要求“我要上学”的小女孩了。来哈尔滨后,萧红进入了她的“自我造型”(selffashioning)阶段。在朋友眼中,她“富于理想、耽于幻想”,而“自我造型”的力量常常令年轻女孩混淆文学人物创造与个人自我性格塑造之间的差异,往往根据文学艺术中的想象性形象或人物模式来塑造自己。在这种意义上,文学艺术也就直接成了社会文化环境的一部分。20世纪20—30年代,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毫无疑问成了当时中国一代新女性的塑型榜样,纷纷效仿其出走。毕业之际,当汪家正式提出结婚要求,萧红不得不作出选择时,要好的姐妹们都鼓励她做现实中的娜拉出走北平,跟随表哥逃婚。在这群少不更事的姑娘眼中,这自然是最富有时代色彩的浪漫选择,刺激而新鲜。她们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可以写稿子”解决在北平的生存。张乃莹最终选择了这纯然娜拉式的出走,也成了一个现实版的子君。徐薇晚年回忆:“这样,我提出的逃婚出走的方案终于被采纳了。毕业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张乃莹到了北京,沈玉贤考进了哈尔滨女子师范学校,我回到了江南。”萧红的出走很有策略性,她不再采取那种生硬的对抗,而是假装改变态度,满心欢喜地同意与汪恩甲结婚,从家里骗出一大笔钱,尔后拉上同学刘俊民到中央大街一家服装店做了一件绿色皮衣,不久,伺机偷偷离开哈尔滨来到北平。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洁吾是陆哲舜三育中学的同学。1930年暑假前夕,陆哲舜托他回哈尔滨后向萧红介绍在北平上学的情况。到哈尔滨后,李洁吾在好友徐长鸿家里见到了陆哲舜一再向他提起的表妹。三人一起看电影的时候,萧红向他打听了许多在北平上学的细节。暑假结束,李洁吾回到北平,发现萧红已在女师大附中上学了。到北平后,她与陆哲舜先住在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后来又搬到二龙坑西巷的一座小院里,距离二人就读的学校很近,上、下学都十分方便。除了了解他们的人知道二人是表兄妹关系外,为了交往方便,不引起别人的猜疑,他们对外宣称是甥舅关系。小独院只有八九间房,一道矮矮的花墙将院子分为里外两院,两人分住里院的两间北房,屋前有两棵枣树,还请了一个北平当地人耿妈照料饮食起居。安顿妥当,萧红便赶忙给沈玉贤写信,让她分享自己勇做娜拉的兴奋与喜悦:
我现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俩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生活比较舒适。这院里有一棵大枣树,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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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北平（4）
除了生活舒适,每到周日小独院高朋满座。李洁吾、苗坤、石宝瑚、李荆山(李镜之)等一批在北平的哈尔滨三育中学校友,每每聊到听见打更人的梆子声才踏月星散。李洁吾晚年回忆,这些人虽然不是每周日都来聚会,但总能碰到三五人,而他则一直是个“全勤生”,从未缺席。大家聊谈的内容无所不包,热闹非凡,萧红每次都坐在固定的位置上,关于身世似乎是她谈话的禁忌,周围人从她口中只得到只言片语的了解。
或许源于萧红、陆哲舜二人对他们间的关系,在认知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不久,他们之间便出现了不和谐。也许,自奔向北平的那一刻,萧红就意识到自己到底不是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或鲁迅笔下的子君,自己所追随的是一个有妇之夫。更重要的是,她明白自己也还没有真正爱上对方,来北平的主要动机是读书,而不是与陆哲舜同居。但是,陆哲舜的所有努力,却基于对萧红一时狂热的爱慕。他也许认为萧红能够追随来北平,是对其爱慕的回应,两人随即出现子君与涓生式的同居,才合乎当时新女性与新青年的逻辑。萧红来北平不久,陆哲舜便写信回家要求与妻子离婚。在这个小独院内,两人虽然各处一室,但孤男寡女共同生活起居,其实俨然同居。这难免令本来就久有爱慕之心的陆哲舜对萧红存有非分之想。然而,令他没想到,他们之间似乎应该顺理成章的事情,却遭到萧红的严词拒绝。她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早已订有婚约,正告陆哲舜自己的出走并不是为了与其同居。不仅如此,萧红还给李洁吾写信愤怒控告陆哲舜对她的“无礼”。等李洁吾再次来访,刚一进屋就交给了他。此举令陆哲舜极其尴尬,李洁吾读完信后当场将他大骂一顿,令其羞愧得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很显然,萧红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向陆哲舜明示她对两性关系的严正态度;二来为了杜绝陆哲舜再生非分之想。在北平,萧红给人的观感是眉宇间时常流露出东北姑娘所特有的刚烈、豪侠气概,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庄严感。
李洁吾大骂陆哲舜后自觉态度粗暴,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他们的关系,就横加指责很不妥当,于是给他俩写信解释,随即恢复中断一周的友谊。但是,此后李洁吾对萧红更加关心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看来,萧红能够向一个不相干的人诉说气愤,可见是多么痛苦、无助。此后,只要去西巷不论陆哲舜是否在家,他都要留下和她谈一会儿。随着交往的深入,萧红渐渐向李洁吾透露了一些此前严加锁闭的内心想法。有一次,两人各自谈到对家人的情感态度。李洁吾说到祖父的严厉,勾起萧红对自己祖父的怀念;而当他谈到自幼丧父,母亲含辛茹苦的不易,萧红却脸色阴沉、表情抑郁,沉默无语。李洁吾意识到自己的话牵动了她那不愿触动的内心,勾起了她的痛苦回忆,她明显并不热心谈论自己的母亲。关于萧红对待家庭亲情的态度,李洁吾晚年回忆:“祖父对她好,她永远不能忘记;母亲待她很淡漠,她不愿提及;父亲待她很坏,使她几乎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好父亲!这三种鲜明的爱憎情感,当时给了我很深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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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北平（5）
一次,李洁吾与萧、陆二人一起看完电影《泣佳期》,然后谈到对友情、爱情的看法。李洁吾认为爱情不如友情,其局限性太大,必须发生在两性之间,且要在青春期;友情则没有年龄、性别的限制,最牢固。萧红却马上说,友情不如伙伴可靠,伙伴有共同的前进方向,走同一条路,成伙结伴,互相帮助,可以永不分离。即便在今天,萧红的这些想法仍然比较前卫、新锐,在凸显其任性的同时,也彰显出她那作为新女性的一面。然而,萧红或许是那种观念新锐,内心到底还是比较传统的女性。她那短促、不断辗转异乡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苦寻亲情、苦寻家园的一生?“双十节”那天,李洁吾前来告诉萧红当天本来要举行大学生游行示威,结果流产了。萧红恍然大悟,怪不得李洁吾前一天就叫自己和陆哲舜次日不要出门,隔了一会儿对他说:“洁吾,我看你干不了革命,哪有你这样瞻前顾后干革命的!”
萧红出走时所带的钱款毕竟有限,陆哲舜要以家里寄给的生活费维持两人在北平的生活,没多久便显出经济上的困窘。两人独享小独院的日子不久便结束了。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把里院退了出去,搬到外院居住。萧红住在一间南房,陆哲舜住在一间平台里,但这还不至于影响两人快乐的心情。霜降后,忽然一夜雨雪,李洁吾第二天一大早去看他们,萧红正在院里赏雪,陆哲舜则正在西平台顶上用竹竿敲打树梢上残存的枣子。将掉在地上的枣子收拾起来,萧红很兴奋地用小砂锅烧煮从墙头上轻拂下来的积雪,等雪在锅里融化再把红枣放进去。大家围在炉边看着变得滚胖胖的枣子在砂锅里挤来挤去,满屋发散着枣香。萧红边用火箸敲打着炉子边说:“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雪泥红枣啊!”陆、李听罢都笑了起来,等着吃枣。如此苦中作乐,竟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室内开始生炉子后,李洁吾就提醒陆、萧要注意防止煤气中毒,陆哲舜不以为然。不多久,大家在一起闭门围炉闲谈,萧红突然昏倒在地,李洁吾一看估计是煤气中毒了。大家慌忙喊来耿妈,并将萧红抬至院中,放在躺椅上用棉被盖好。耿妈又到邻家找来酸菜水,一阵忙碌,萧红才苏醒过来。有了这次死里逃生的经验,大家再谈到死亡,萧红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
张乃莹自然想象不出她那娜拉式的出走留给家人的是什么。
萧红和她的出走,随即成了呼兰街头巷尾一时间最热门的谈资。张廷举苦心经营的“清白门风”顷刻荡然无存,女儿的行为无疑让他颜面扫地,就像当众被人抽耳光、吐唾沫。这位有名望的乡绅和呼兰教育界的头面人物,感到被别人尿到了脸上,呼兰张家人亦承载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几乎不敢出门。舆论大哗,甚至影响到福昌号屯整个张氏家族。尔后,因教子无方,张廷举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被解除,平生最好脸面的他,被调任巴彦县督学兼清乡局助理员。在呼兰上学的张家子弟承受不了舆论压力,纷纷转校离开家乡。张秀珂随父亲转至巴彦县立中学,张廷举担心儿子一个人在外县会感到孤单,遂将二哥张廷选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二中学读书的儿子张秀琳也转至巴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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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北平（6）
萧红的出走自然也是顾乡屯汪家最不能接受的事实。长兄如父,汪大澄同样自感脸面全无,一心想解除张、汪两家的婚约,只是迫于一时见不到萧红回来,不便操作而已。张家对怂恿女儿出走的陆哲舜自然不会放过,不断给其家人施加压力。陆家人最终探到儿子与萧红的住所。自此,陆、张两家不断写信催逼萧红回家与汪恩甲结婚。刚开始,两人对家里寄来的催逼、警告信置之不理。陆家人见对儿子警告无效,便渐渐断绝他的经济来源。这当然是最管用的狠招。
随即,两人在北平的日子一天天捉襟见肘。天气越来越冷,萧红的境况更是足堪忧虑。当初,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并没有带上御寒衣物。北平11月中旬的天气已经很凉了,家境好一点的同学早已换上适合季节的秋装,而她还穿着单衣,家里除了寄信催逼之外,丝毫不考虑其他。到校上课,同学们见她还穿着单衣,便不无揶揄地说“到底是关外人”,那么耐冷。同学们的眼光伤害了她的自尊,无法御寒常常令她生病卧床不起。到了12月,眼看要下雪了,实在无法可想,耿妈便用旧棉絮帮她将单衣改成一件小棉袄。眼看仅有这件小棉袄还是不够,李洁吾便找同乡同学借了20元钱交给萧红,她才得以到东安市场买了棉毛衫裤挡挡北平的风寒。
就这样,萧红在北平的学业勉强继续着。临近寒假,陆家发来最后通牒:如果两人寒假回东北就寄来路费,不然,从此什么都不寄。这无异于《伤逝》中的涓生收到一纸解聘书,本来,捉襟见肘的生活就已然令生活一向优裕的陆哲舜难以坚持。最终,他决定还是向家里妥协。这自然是萧红最不愿看到的结局,倔强如她,或许想到总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支撑下去,但是,眼看着陆哲舜决心已定,自己亦无可奈何。在陆哲舜收拾行装的时候,任性的姑娘痛责他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被眼前这个懦弱的男人害得好苦。无限同情萧红的李洁吾明知她不愿返回东北,但也爱莫能助,大家不过都是穷学生而已,不妥协又该如何在北平生存?
汪恩甲得知萧红即将回东北,连忙赶到北平将她接回。这样,在出走北平几个月后,萧红又极不情愿地回到了哈尔滨——那个出走的娜拉到底还是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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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平（1）
汪恩甲和哥哥汪大澄对萧红的出走,持有不同的看法。痛惜家族脸面的汪大澄,自萧红出走后,便对弟弟与张家的婚约不抱任何希望,一心想解除而后快。父亲死后,维护家族声誉自然是这位长子的责任。但汪恩甲对萧红仍然抱有好感。在他看来,萧红虽然出走北平,但与陆哲舜毕竟并非同居。他自己到北平萧、陆住处亲眼所见的事实也是如此。所以,他对与萧红的婚事仍然有所期待,这或许源于他对萧红有比较真诚的爱恋。
回到哈尔滨,汪恩甲将萧红安顿在位于道外区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从出走的那一刻起,萧红便意识到与背后的家族渐行渐远,此刻,即便回到哈尔滨,呼兰近在咫尺,却是她最不愿面对的地方。如同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她实在没有回家的勇气,更重要的是,从那个家里已经得不到任何安慰,有的只是责难、呵斥与诅咒。家,之于她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年关将近的哈尔滨热闹而繁华,走在大街上,萧红内心却油然而生一种荒寒之感,看着走在前边的汪恩甲,她想到还是要把自己嫁出去。比起陆哲舜,在没有解除婚约之前,汪恩甲是她更为合法的依靠。经过这次出走与回归,萧红对男人之于女人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她明白要实现心中那个北平求学梦,脱离对于自己已然失去意义的家庭,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给予足够支持的男人。汪恩甲自然不是理想的对象,但面对无边窘境,她已经没有更多选择。她甚至想到,以自己的力量还可以塑造这个虽然有些堕落、有点庸俗但实在仍然爱她的男人。在旅馆,他们对未来有所设计,萧红答应嫁给汪恩甲,但必须两人一起到北平继续读书。急于想同居的男人,假意认同了她的想法。带着美好的憧憬,萧红在旅馆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年关岁月。汪恩甲还给她添置了一些高档衣物。
1931年2月下旬,当萧红自以为已经说服汪恩甲,不久就可以一起到北平上学,从而实现求学之梦时,新的矛盾却又扫荡了她那即将梦想成真的喜悦。汪大澄听说弟弟将萧红从北平接回,并在旅馆同住,十分气愤,大骂汪恩甲懦弱无能,辱没家门,只是碍于脸面没有找上门将令他失望的弟弟拉回来。萧红或许没有意识到与汪恩甲的婚事,已经不是自己是否愿嫁而是汪氏家族是否愿娶的问题了。出走的恶谥足以消解一个女孩的身价,而被公众唾弃、被道德放逐。为了让弟弟回家,汪大澄截断汪恩甲的经济供给,等他回家取钱,趁机扣住。一直不见汪恩甲返回,萧红亲自赶到汪家,却被汪母和妹妹骂了出来。临了,汪大澄站在门口严厉告诫萧红一定要与其弟解除婚约。汪恩甲挣扎着要逃出家门和萧红一起返回市里,被家人硬拉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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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平（2）
萧红一个人懊恼而沮丧地回到旅馆。刚刚经历的奇耻大辱令其气愤难当,同时也激发出昂扬的斗志,第二天便找来律师拟好一纸诉状,控告汪大澄代弟休妻。福昌号张家在哈尔滨同样颇有势力,社会关系较广。张氏家族虽然痛恨萧红此前的举动,但这次告状毕竟关涉家族荣誉,所以张廷举、梁亚兰还有其他族人都参加了其后不久的庭审。萧红还打电话给同学刘俊民的爱人,通知她也来参加以壮声威。开庭审判中,眼看汪大澄即将败诉,汪恩甲怕哥哥受法律处分,并为了保全哥哥的名声,最终当庭承认不是由于汪大澄的横加干涉而是出于己愿要解除婚约。于是,法庭当场取消了汪恩甲和萧红的婚约。这戏剧性的结局令在座的张氏族人无话可说,不愿多看萧红一眼,纷纷黯然离席。离开法庭后,虽然汪恩甲一再向萧红解释刚才的解除婚约是迫于情势并不算数,但她还是难遏盛怒,离开了这个男人。
庭审无疑更让整个张氏家族颜面尽失。张廷举和一帮亲属只好忍气吞声地返回。他觉得有萧红这样的女儿,做父亲的已是无可奈何,自然不去理会女儿的心情。突遭如此变故,萧红的沮丧与懊恼更是难以言说,由此,她初步意识到自己的任性与幼稚。她更没有回家的勇气与愿望,在沈玉贤家里住了几天,在同学的劝解、安慰下,心情稍好了一些。
自萧红离开北平,李洁吾为她的命运忧心不已,不知她能否再来。他写信给陆哲舜打听萧红回家后的情况,好不容易得到回信说她已经回呼兰,但被家里软禁,还患了神经病。不久,他又得到陆的第二封信,说如果有五元钱路费,萧红就可以乘车逃出来。这令李洁吾非常振奋,马上想办法在北平兑换了五元“哈尔滨大洋”的票子,并将它小心贴在戴望舒《我的记忆》一书硬封皮的夹层里寄出,在信中暗示萧红“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越往后就越要仔细地读,注意一些。”李洁吾想让萧红能够发现这张钞票,想办法从家里早点逃出来。但在1931年2月末,他突然收到陆哲舜拍来的一封电报,说萧红已经乘车返回北平。李洁吾计算好时间到车站迎接,却没有接到,赶到西巷萧、陆住处,耿妈告知:“小姐回来了,放下东西便找你去了。”等他赶回北大宿舍,一直挂念的乃莹已经等在那里。这次回来,李洁吾见她焕然一新,外穿一件貉绒领、蓝绿华达呢面、猓子皮里的皮大衣,还给自己带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一盆马蹄莲花。
身心俱疲的萧红重返北平不久便病倒了,连续几天发着高烧。想到她一个人病倒在孤寂的小独院里,李洁吾非常放心不下,天天前去看望、尽心照顾,陪她聊谈缓解寂寞。大约过了一周,萧红的病情才渐渐好转,能起床吃点东西,与李洁吾谈话的时间也多了些。但是,当问到回哈尔滨后的情况,以及这次是如何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萧红总是避而不谈。回哈尔滨的经历显然是她最不堪回首的伤痛,她不想让人了解,即便是李洁吾。然而,她的沉默在显示其坚强、自尊的同时,也彰显其脆弱与无助。这就是萧红的基本性格,正如张抗先生所说:“萧红的自尊心很强,同时却又很脆弱,因此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是在寂寞孤独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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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平（3）
很显然,官司失败之后,以萧红的个性,她最不愿面对的就是家人。对于四处寻找她的汪恩甲,她自然不想再见,不想给他表达歉意的机会,更无法原谅。不想回呼兰,但是长期待在同学家里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唯一可去的地方,仍是北平那已经租好的小独院。在那里,一个人可以静心疗治受伤的心灵,重获安宁。刘俊民晚年回忆,萧红这次回北平得到过陆哲舜的帮助,他早已替她买好了车票。临行前,萧红还到东特女一中高中班与其告别,并嘱咐如果汪恩甲来打听,不要透露任何消息。
新学期开学在即,李洁吾又收到陆哲舜的来信,托其照顾萧红,并希望能够帮她继续上学。但是,以李洁吾当时的经济状况,实在无力替萧红缴纳那笔十分可观的学费,去找萧红商量,她也同意等陆哲舜回北平再说。
一天傍晚,正当二人在室内闲谈,听见有人叩门,随即耿妈进来说:“有个人找小姐。”萧红立即起身准备出门去看,来人却径直闯了进来,与她在门口打了个照面。萧红大吃一惊,正当错愕之间,那人进屋后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萧红回过神来站在他背后向李洁吾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正当李洁吾心里猜疑来人是谁,只听萧红向他介绍说:“这是汪先生。”李洁吾旋即向面前的“汪先生”点头致意,并说明自己是陆哲舜的朋友,听说乃莹回来,特来看望。对方没有理会,仍是一言不发。
此人正是汪恩甲。此时,他显然对萧红单独与别的男人在一起心存疑忌和不满。过了片刻,见李洁吾仍不起身告辞,便大显其纨绔习性,从口袋里掏出一摞银元,往桌子上一撂,然后用右手漫不经心地一撂一撂地摆弄它们。一枚枚银元从他手里跌落下来,冲击着桌面上的银元,发出清脆的丁当声。他反复着这幼稚的游戏,似乎在欣赏银元相互撞击的声音。那一刻,三人都僵持在屋内,萧红不知所措,表情木然,李洁吾坐在那里更备觉尴尬。室内的空气似乎不再流动。僵持片刻,李洁吾起身告辞,萧红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出来送行。
晚上,因不放心萧红,李洁吾又去了西巷,见屋子里没有灯光,也听不见说话的声音,便没有叩门就回北大了。此后的几次拜访也都是如此情形。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敲门后耿妈告知“小姐他们出去了”,并告诉他前次来的那个男人就是“小姐的未婚夫”。从此,李洁吾便不再去西巷,只是给陆哲舜写信告知所见到的情况,催促他快点返回。
至今没有资料说明汪恩甲就是一个纨绔恶少。他毕竟接受过新式教育,而且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可能优裕的家境令这个汪家小儿子染上了些纨绔习气。此次追到北平,他可能一方面为自己在法庭上撒谎而心怀愧怍,想对萧红有所弥补以缓释心中不安;另一方面,也许还是比较珍惜与萧红的姻缘,虽然家人强烈反对,但还是不想就此放弃。而且,以当时人们普遍的性道德他也不能放弃,因为他们已经同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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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平（4）
高原原是哈尔滨法政大学预科的学生。1929年,萧红在徐淑娟家里与之结识,从此成了相投的朋友。1930年,高原在来北平读书之前就知道萧红也即将到北平读书的消息,只是后来一直没有打听到她具体就读的学校。次年初春,原来哈尔滨的同学张逢汗来北平,在其带领下高原终于找到萧红住处。进屋后,萧红拿瓜子招待他们,高原见她衣着朴素、单薄,室内布置极其简陋,聊谈中得知她的生活十分贫苦,常常要拿几册书到旧书摊上卖,得些钱维持生计,每天从西单徒步去东四上学,连买电车票的钱都没有。高原注意到墙壁上挂着一张用铅笔描画的头戴鸭舌帽的男人头像。萧红连忙指着素描画介绍:“这是密司特汪”,并解释这是她就着灯影描绘的,接着,很平静地告诉他们自己即将和“密司特汪”结婚。高原听后,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和压抑,感到乃莹在谈到自己的婚事时没有表露任何感情,好像在谈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临别,萧红送出大门口,门洞里吹来一阵风掀起她单薄布衫的下摆,她连忙用双手捏住布衫两侧的“开气”,顾不得与高原他们握手道别,不住地看着他们点头,表情有些木然。高原偶然抬眼回望,只见一个男子的头部从玻璃窗里伸了出来,正在向他们这边看。他随即想到那便是萧红所说的“密司特汪”。
萧红和汪恩甲在北平待了将近一个月。见汪恩甲既然找来了,她还是像在哈尔滨一样,想说服他在北平念书。汪恩甲心里显然没有真正留下读书的打算,只想把萧红带回哈尔滨同住,慢慢说服家人让他们结婚,因而对她只是虚与委蛇,消磨时日。高原所见到的情形,表明他们已暂时达成共识,汪在支持她继续上学。但这种清贫的日子,对于汪恩甲而言,显然不可能是长久之计。他无心待在北平,陪萧红住在这里,只是作为缓兵之计的安抚。3月下旬的一天,二人最终闹翻。萧红一气之下跑到北大找李洁吾,说是生活上有了困难要他帮忙想办法。李洁吾将身上所有口袋里的钱都搜给了她,凑起来还不到一元。而问到生活情形和上学问题是否解决,萧红只说目前都还谈不到,拿了钱就急匆匆走了。几天后,李洁吾再到西巷,耿妈说:“小姐他们已经回东北了。”高原也碰到类似情形,隔了三四天,想到萧红的清贫,再次来到西巷,原打算送点钱给她,不想亦被告知萧红和那位“密司特汪”已经回东北了。
萧红突然中断学业匆匆离开北平,令李洁吾、高原都非常不解,留下一段谜案。有学者推测,这是因为,在留北平还是回哈尔滨的问题上,她和汪恩甲产生了严重分歧,汪已经失去耐心,矛盾不可调和。而且,他还一直对萧红与李洁吾之间的关系心存疑忌,颇感暧昧,扬言如果萧红不回东北,就到北大控告李洁吾。萧红害怕连累朋友便只好回去。况且,没有汪恩甲的支持,书也实在无法念下去。由此,萧红非常鄙薄汪恩甲的为人,更意识到倚靠汪恩甲实现自己的求学梦全然没有可能。既然关系再次破裂,萧红不想用汪恩甲的钱买票回东北,于是,匆匆找李洁吾借钱买车票。最终的情形,萧红可能还是和汪恩甲一起回到了哈尔滨,不过,下车后便分道扬镳了。这次返回东北彻底终结了萧红的求学梦,她由此意识到自己的所有悲剧就在于是个女人。没有了梦想,哈尔滨和北平、陆哲舜和汪恩甲之于自己都没有意义;没有了梦想,也就不在乎流言。呼兰,便是她没有归宿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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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平（5）
3月末,萧红最终回到呼兰老家——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男人可以追随,可以指望,可以倚靠。
回家后,张廷举怕女儿再次离家出走又闹出令家族难堪的事情来,自己又在外县,梁亚兰在家里不便管教,于是决定让萧红继母带着孩子们搬到福昌号屯居住。作为张氏家族的发祥地、大本营,阿城福昌号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居住着张廷举的两个同胞哥哥、四个异母弟弟、一个异母妹妹和继母徐氏,外加众多堂兄弟,容易对萧红形成监视、管教。这是个极其庞大的家族,有地千余垧。张廷举这一支由萧红二伯父张廷选当家,五叔张廷禄是保长。家族里年轻的堂兄弟妹都在外地上学。张氏家族的宅院,四围都是十分宽厚的高墙,只有一个大门进出,日夜都有护院持枪把守,萧红在这里与外界全然隔绝,平素只有27岁的未婚姑姑和过门不久的七婶(即萧红七叔张廷勋的妻子)与萧红年龄相仿,偶尔和她说说话。当年的福昌号屯现在只剩下一个名字(程乾波摄)
住到福昌号屯,萧红虽然避开了呼兰县城关于自己出走逃婚和败诉被休的甚嚣尘上的议论,但是张氏家族同样将她视为辱没家族名声的异类。在众人监视下,她不能与外界有任何联系,事实上过着与外界隔绝的软禁生活。即便在家族内部,祖母徐氏(张廷举继母)也严厉禁止女儿、儿媳与萧红接触,时常监听她们的谈话,责骂她会带坏女儿,并强令萧红晚上与自己睡在同一炕上。萧红常常委屈地靠着墙根哭,祖母更是动气,揶揄说:“你真给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上也找不出你这个丫头。”
在福昌号屯近七个月的软禁生活中,萧红还是了解到很多有关地主和佃户的生活,“九一八”事变后,还了解到农民对日本侵略者的自发反抗。这段生活为她日后的写作积累了重要素材,如《王阿嫂的死》《夜风》《看风筝》《生死场》等小说都取材于阿城福昌号屯,有些人物的原型就是她的伯父或叔父。
禁闭的日子对萧红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她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内不出门,继续争取出去念书的可能。继母把她不出门、非要念书、在家里吵闹的情形告诉了大伯父。脾气暴躁的大伯父动辄赶过来打她,没处躲避,萧红只好跑到七婶房里。东北的地方风俗大伯子不能进入兄弟媳妇的卧室。萧红一天到晚不敢出门,饭菜都由小婶送进来,百无聊赖,便帮小婶织一些大人孩子的手套、袜子打发时日。这样的日子实在无法过下去,逃离福昌号屯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宁愿在外流浪也不愿待在这样的家族里。萧红十分清楚地看出自己与家族的对立已然无法调和,如果不逃出去将会在这里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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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平（6）
萧红到底是如何离开福昌号屯的,一直是萧红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1960年,作为当年与萧红在一起生活的当事人,姑姑和七婶在接受铁峰先生的访谈时回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村经济危机十分严重,日用品价格飞涨,粮食大幅度贬值。萧红大伯父想将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佃户身上,决定增加秋租,削减长工工钱,遭到佃户和长工的联合反抗。萧红同情农民,劝大伯父不要加租再次将其惹怒,不仅被暴打了一顿,大伯父还派人给张廷举发电报让他回来处置女儿。萧红跑到七婶屋里躲起来,感到没有退路可走,决计在父亲回来之前逃离。姑姑和七婶都非常同情她的遭遇,10月3日夜里,她们将萧红藏在一户长工家的柴火堆里,次日清晨,再将她藏在往阿城送秋白菜的大车里离开福昌号到了阿城,然后在阿城乘火车逃往哈尔滨。然而,此说遭到一些呼兰本地学者的质疑。李重华、曹桂珍认为,这一说法脱离萧红的思想、生活实际,不足为信。因为,“萧红当时只是一个一心想求学的女学生,又长期在严父和继母的家庭中生活,从未参与过‘家政’,更何况又是根本与她无关的‘家政’”,所以说,她向大伯父建议不要加租“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分析很有道理,在强调阶级斗争的20世纪60年代,强调萧红的离家出走是对其地主家庭的反抗,显然是时代留下的烙印,也是对萧红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美化,就正如前文所叙述的莫须有的“身世之谜”。
2007年9月18日,笔者有幸从张廷选之子张秀琰老先生口中了解到萧红在福昌号的一些情形。张先生1931年出生于福昌号,在张氏家族“秀”字辈中排行第十一,萧红排行第二。萧红在福昌号的时候,他还在襁褓之中。张先生告诉笔者,他所了解的情况是:福昌号虽然由其父张廷选当家,大伯父张廷蓂不多参与家政,但长兄如父,其威信颇高。而一向脾气暴躁的张廷蓂此时患有轻度的神经病,面对萧红的种种“忤逆”之举,经常扬言要在家族内部将她弄死了事。为了逃避大伯父的毒打,萧红只好躲在“老婶”(七婶)房里不敢出门。在这种情况下,老婶和姑姑担心她真的遭遇不测,所以安排藏在往阿城送大白菜的车子里逃出。
总之,萧红由此彻底切断了与家族的联系,走上一条不归路,最终客死异乡。1936年12月12日,她在散文《永远的憧憬和追求》里写道:“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萧红逃离福昌号屯之后,从巴彦赶回的张廷举对女儿彻底失望,盛怒之下宣布从此开除其族籍,在心理上,就当没有生养过这么个女儿。这位一心想要维护家族脸面和荣光的父亲对女儿的行为已是万般无奈,日后,父女俩在哈尔滨街头相遇,双双冷眼相对而过,形同陌路。两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难以达成对话,更不肯原谅对方。
张廷举害怕其他孩子有所仿效,在家里将流浪在哈尔滨街头的大女儿视为洪水猛兽,严令子女不许与之交往,对张秀珂的监管尤为严厉。萧红曾给张秀珂来过信,但信件被父亲拿到,他用手挡住信封下边的发信地址质问儿子:“这是谁来的信?”张秀珂从字迹上看出是姐姐,但不敢如实回答,强装不知地回答:“不知道。”张廷举继续严厉责问道:“这是逆子写的,你给她写过信吗?”面对震怒不已的父亲,张秀珂吓得两手发抖,颤声回答:“没有。”张廷举仍不忘警告儿子:“那好,你如果同她来往,这个家也是不要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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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浪街头到落难旅馆（1）
1931年10月,身穿蓝士林布大衫一无所有的萧红流浪在哈尔滨深秋的街头。
哈尔滨对于背离了家族的萧红而言已是一座“别人的城市”。其实,张氏家族在这座城里亲戚众多,在道里区水晶街还经营着粮米铺和皮铺生意。萧红再也不想和庞大的家族有任何瓜葛,即便每天这样衣食无着地流浪下去。最初,她住在中学同学家里,时间一长,即便人家不说什么,敏感自尊如她也感到尴尬。为了尽可能地少在同学家吃饭,她每天一大早就出门在街市游荡,等到同学晚上放学回来才回到同学家跟着吃顿晚饭。许多张家子弟在哈尔滨各大中学念书,他们对流浪街头的二姐比较关心。堂妹张秀琴晚年回忆:“我在哈尔滨读书时,曾去看过二姐,还给她带些钱,劝她回去。二姐说:‘这个家我是不能回的,钱我也不能要。’”为了自食其力,萧红曾想到工厂当女工,甚至在街边当缝穷婆。在此期间,她还给北京的李洁吾写过信,托其邮寄日本人鹤见佑辅的《思想•山水•人物》等两册书给她,准备送给高仰山老师。李洁吾按照信中留下的地址,邮寄给了她的一位在哈尔滨二中就读的同学,却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哈尔滨10月中旬开始供暖,萧红的境况随着一天天愈益寒冷的天气变得严酷起来,寒冷在阻止着她流浪的脚步。
初冬的早晨,流浪在清冷、寥落的中央大街,萧红偶然遇见在东省特别区第一中学校读书的堂弟张秀璿(萧红二伯父张廷选之长子)。见二姐衣衫破旧、面容憔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张秀璿心里非常难过,想与她就处理家族关系作一些沟通,便主动说:“我们去吃一杯咖啡,好不好,莹姐。”萧红接受了堂弟的友好邀请,两人在中央大街一家咖啡店坐下来。然而,即便对面坐着的是友好的堂弟,萧红仍然感到似乎是与所对立的家族坐在一起。两人都沉默着,侍者送上咖啡,他们各自搅动着杯子,发出丁当的响声,以缓释相对无言的尴尬。
“天冷了,你也太孤寂,还是回家吧,姐姐。”过了一会儿,张秀璿终于打破沉默。
萧红不假思索地摇摇头。家,已是她讳莫如深的仇恨与心痛,那是一个不可能返回的所在。她不愿意在这个话题上延续下去,便以询问张秀璿的学校情况,诸如篮球队近来是否还活跃之类,截住了他下边要说的话。
“我掷筐掷得更进步,可惜你总也没有到我们球场上来。你这样不畅快是不行的。”弟弟谈自己时,总不忘对二姐的关照,因为她的不开心已然写在脸上。而他所谈及的在校情形对于面前的二姐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那是一个她付出了太过惨重的代价,最终一无所获的梦,是她难以言说的心痛。萧红想到,在这个家族里,读书似乎是男孩子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作为自己的唯一诉求却无人理会。她沉浸在心痛中,听不进弟弟在说什么,正如日后她对此时心情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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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浪街头到落难旅馆（2）
我仍搅着杯子,也许漂流久了心情,就和离了岸的海水一般,若非遇到大风是不会翻起的。我开始弄着手帕。弟弟再向我说什么我已不去听清他,仿佛自己是沉坠在深远的幻想的井里。
那只是一个关于求学的幻想,一个付出太多却一无所获的幻想。一杯咖啡不知不觉中喝完了。张秀璿叫来侍者续杯,萧红仍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一时似乎想起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想。两年来,在这样一个不相称的年纪,却经历了太多变故,她感到无边的茫然,就正如眼下日复一日没有着落的流浪生活。面前的咖啡杯又满上了,壁间暖气片发出的小小嘶鸣再次将她拉回现实。弟弟一直在用他那深黑的眼睛注视着面前茫然的二姐。“天冷了,还是回家好,心情这样不畅快,长久了是无益的。”他仍不放弃劝说。
“为什么要说我的心情不好呢?”
不知为什么,弟弟的劝导再次莫名激起萧红对于整个家族的斗志,而当她反问弟弟之后,随即也感受到自身的脆弱。进到咖啡店里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从他们身上飘逸出的香气,让萧红感到那些人离自己更加辽远,甚至让她感到全人类都离自己十分辽远,觉得别人身上那份安闲而幸福的态度与自己一点联系也没有。她更意识到自己对弟弟的反问是那样任性,但总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她那脆弱无比的自尊。
冷落的街道渐渐喧哗起来,张秀璿仍在坚持他的劝导:“莹姐,天冷了,再也不能漂流下去,回家去吧!”他甚至指出姐姐自尊背后的狼狈:“你的头发这样长了,怎么不到理发店去一次呢?”萧红被这句话激动,那几乎快要熄灭的热力和光明鼓荡着她对家族坚持说“不”。于是,他十分干脆地回答:“那样的家我是不想回去的。”
张秀璿听后很无奈地说:“莹姐,我真担心你这个女浪人!”
尔后,他们便各怀心思地出了咖啡店。临分手,张秀璿还是把那句一早晨重复了多次的话再说了一遍:“莹姐,我看你还是回家的好!”萧红却更加坚定地回绝了弟弟的劝导:“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接受和我站在两个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同时,她也拒绝了弟弟的金钱资助。
然而,这来自家族的关爱在萧红内心亦并非全然了无痕迹。五年后,她在散文《初冬》里写道:“弟弟留给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这在我散漫与孤独的流荡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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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浪街头到落难旅馆（3）
流浪之初,萧红因为自尊与执拗拒绝了与家族和解的任何可能,宁可在哈尔滨街头做一个女浪人。家,在她逃离的那一刻就已经永远回不去了。她在了解自己的同时,也更了解父亲。张廷举自然知道女儿在哈尔滨街头形同乞丐,然而,不可理喻的固执遮蔽了父女间的亲情,而且他的冷漠同样不可理喻。
哈尔滨漫长而严酷的冬天如期而至。清晨的扫街者每天都会发现冻毙街头的乞丐或浪人。流浪街头的日子一天天变得更难打发,萧红常常在风雪之夜冒着被冻死的危险寻找住处。11月初的一天夜里,寒风无情地催逼着她在街上四处奔走,眼睛经受不住寒风的刺激,像哭一般地淌着眼泪。当她找到一处熟人家,用力敲打院门,寒冷让手套迅速粘结在门板上。她一边敲打一边呼喊:“姨母!姨母……”然而,她的求助同样像被寒冷冻结住,得不到任何回应。“姨母”全家早已睡下,只有院子里的几声狗叫回应着她的求助。
落寞而沮丧地离开熟人家,茫然中,萧红向另一熟人家赶去。一路上,她感到脚底下有如针刺。在这寒冷的冬夜,她对街边楼房里的每一家住户都生出无边的羡慕,每个窗口映照出的温暖灯光也激起她难以遏抑的愤恨。想到那每一窗灯光背后一定有无尽的温暖与快乐,窗下一定摆着巨大而温柔的眠床。一如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萧红对每一窗灯光都生出无限想象。她不敢停下匆忙行走的脚步,不敢放弃对住处的寻找。她清醒意识到不然自己就会像那个童话里的小女孩一样冻死在街头。在这样的冬夜,对眠床的向往,也让她自然想到呼兰老家的马房、狗舍。此刻,即便站在马房里也很安逸,狗舍里的茅草也可以使双脚变得温暖。眼睫毛渐渐被冻住,大风裹挟着地上的积雪扫打着她的双脚,当萧红经过下等妓馆的门前,顿时感到自己早已没有可怜别人的资本,甚至觉得平日里自己所可怜的那些下等妓女亦远比自己幸福。起码,今夜她们还有一个可以放下身子,不至于被冻毙的眠床。街边的洋车夫将她视为流荡的暗娼,肆意取笑她那挨冻的狼狈。
爬到熟人家的楼上,萧红感到力气在这个冬夜完全用尽,再多走半里也不可能,对于寒冷的忍受也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急切需要一点热气温暖那已然麻木的双腿。然而,进到熟人家里才发现人家已是人去楼空。在空洞的房间里,面对搬家后的满地狼藉,萧红感到四周除了自己苍白的叹息,死一般的静寂。家的意义,在这个冬夜对于四处奔走寻找落脚之地的萧红来说,被放大到了极致。这是太过严酷的人生经验,她绝望地回到冬夜的街市,在街边一处卖浆汁的小摊上坐下来,将身上所有铜板搜集在一起,想喝一碗滚热的浆汁稍稍温暖几近冰点的身体和心灵——今晚的眠床在哪里,此刻已然变得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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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浪街头到落难旅馆（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