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陈涓与二萧的交往多起来,一天比一天熟悉,与萧军更为亲近,虽然常见面,但二人还不时通信。萧红甚至发现陈涓似乎还总避着她与萧军谈些什么,这让她很不舒服。比起陈涓,汪小姐更能体察萧红那婉曲的内心,不久,她警告陈涓不要再和萧军亲近了,会招致忌妒。涉世未深的单纯姑娘听后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自己与萧军的交往已经出现问题,其后再去商市街自然比较注意萧红的情绪变化。1944年,陈涓在《萧红死后——致某作家》(当时署名“一狷”)一文中写道:“渐渐地我也从她那掩饰的眼光中间觉察了些什么来。是的,她憎嫌我,她对我感到不耐烦……”发觉这些,姑娘心里很难过,亦觉得十分委屈,认为自己待人坦诚,别无他想,而别人却并不这样认为,从此也就不常去商市街了。萧红也意识到“大概是她怕见我”。陈涓确实不愿直面尴尬,恨不得立刻离开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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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也并不是家（3）
1934年元旦过后,临回上海的前两天,陈涓来商市街向二萧告别。黄昏时分,萧红正和舒群坐在窗前聊天,见陈涓来,只是淡淡接待了她。萧军不在家,姑娘说明来意后就走了。第二天早晨,陈涓再次前来,主要是想和萧军见上一面。萧红大约买菜去了,萧军与之随便交谈了几句,听见萧红回家打门的响声,慌忙将一封信塞给陈涓。虽然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但看见萧军那种神情,女孩便知道这封信不便让萧红看见,于是急忙塞进手袋里。就在这时萧红进到屋内,面对陈涓满脸涨得通红极不自然的表情佯装没有看见,姑娘搭讪着告别而去。回家后,陈涓好奇地拆开信封,里边除一张信纸外,还有一朵枯萎的玫瑰花。虽然萧军在信中“绝无有一字涉及这朵奇异的玫瑰花”,但陈涓后来也认为,那朵枯萎的玫瑰花所寓含的弦外之音“当然也能明白一二”。
萧军此举让陈涓内心无法释然,觉得对不起萧红。为了证明自己心底的坦荡,消除和萧红之间的误会,当天下午,又带着自己的“恋人”一同到商市街,企图证明她那“恋情是恋情,友情是友情”的理念,希望萧红见后能消除疑忌,同时也想杜绝萧军那不太理性的感情。然而,陈涓此举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二萧当晚为之置酒饯行,但大家各自心存芥蒂,举酒饯别的气氛无法和谐。回家后,心情郁闷的陈涓在一帮为之饯行的友人间自斟自饮,萧军找了进来,不与任何人打招呼,亦不说话,只是默默望着她。姑娘借口上街买酒,萧军跟到街上,快到家门口,突然在她脸上亲吻了一口,然后迅速溜走了。姑娘有些不明就里,当晚大醉一场,第二天“就离去了这可怀念的松花江”。
关于这段情感纠葛,陈涓日后始终把自己叙述成处于懵懂、无辜的状态。然而,萧红以女人特有的敏感,看出南方女孩虽有“愁”,但其中更夹杂着情窦初开的“兴奋”,只不过因她之故,来不及把要诉说的惆怅尽情说出,就“终于带着‘愁’回南方去了”。陈涓虽然回到了南方,但她与二萧具体说与萧军之间的故事并没有终结。并且,萧军在与萧红结合后与其他女性的故事似乎也远远没有结束,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萧红人生苦难的根源之一。萧军拯救了萧红之后,无意中也在以他独有的行为方式伤害着她。然而,在内心深处,萧红在感激萧军的同时,也无私奉献出了自己的挚爱。她太爱这个常常无意间伤害自己的男人,极力隐忍、包容。1934年5月,萧红将写于1932年7月30日的《幻觉》拿出来发表在《国际公园》上。这或许是她利用旧作对此时心态的曲折表达:
……
只怕你曾经讲给我听的词句,
再讲给她听,
她是听不懂的。
你的歌声还不休止!
我的眼泪流到嘴了!
又听你慢慢地说一声:
将来一定与她有相识的机会。
我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的,
我的人儿怎不变作石头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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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也并不是家（4）
日军侵占东三省后颁布了很多旨在镇压反抗的法令,建立大量暴力机构,赋予宪兵、警察无限特权,实行法西斯统治。1933年,日伪当局加强了文化统制,实行高压政策。9月10日,颁布《惩治叛徒法》,10月13日又公布《出版法》,剥夺了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并出动大量宪兵、便衣密探,随意抓捕认为“可疑”的中国人,然后酷刑逼供。美丽的哈尔滨陷于无边的恐怖。在这种背景下,1933年10月刚一出版就轰动沦陷初期东北文坛的《跋涉》给二萧带来的喜悦与兴奋并没有保持多久。因没有经过伪满洲当局的审查,它一面世便成了“非法”出版物,且有“反满抗日”的嫌疑。因而,上市没几天便被禁止发售,送到书店、商场的书亦被没收。不仅如此,因为这本书,针对二萧的谣言四起,多是传闻日本宪兵在秘密抓捕他们。这本短时带给二萧喜悦的书,随即给他们带来无边的恐怖,稍稍宁静、安稳的生活又被打破了。
不久,房东家接到一封黑信,说是家庭教师将会绑票汪家小儿子,也就是说萧军将会绑票他的小徒弟。恶毒的谣言明显是想挑拨房东与萧军间的关系,给二萧制造麻烦。好在房东还算理性,只是把萧军叫过去认真沟通了一番,明知道是谣言也就没有太在意。然而,黑信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汪家小儿子一连三四天被姐姐们看管住不敢接近院门,甚至半个月连二萧住处的窗户都不敢靠近。黑信自然是不怀好意,可笑而荒唐,但萧红看见萧军当时的样子,亦禁不住自嘲地感到眼前的“家庭教师真有点像个强盗”,“领子不打领结,没有更多的,只是一件外套,冬天,秋天,春天都穿夹外套”,十足是个“不详细的人”。
各种谣言令萧红心绪不宁,切实感到恐怖的威胁。每天从剧团排演回来,看见门窗安好她才放下心来开门,“知道家中没有来过什么恶物”。恐怖气氛愈显浓郁,朋友们来家里商议剧团公演事宜,萧红全无心思。想到应该好好收拾箱子,怕里边藏着什么让她和萧军获罪的证据。等到朋友们一走,萧军从床底拖出箱子,两人便开始清理可能存在的获罪证据。每本书都仔细翻检一遍,怕里边有骂满洲国的字迹和纸片。收拾好之后,箱子空空荡荡,他们然后将认为不安全的纸片、书籍迅速烧掉。萧红形容当时心情的紧迫,就像日本宪兵就在门外要进来抓人似的。烧完“证据”后,萧红稍稍安定心神觉得轻松很多,当她陡然发现桌上的吸墨纸用铅笔写有“小日本子,走狗,他妈的满洲国”等敏感字样时,心里又骤然发紧,不敢再看第二遍便把整张吸墨纸丢进炉子里。萧军很可惜那么一大张吸墨纸就这样烧掉了,一边跺脚一边大声呵斥:“烧花眼了?什么都烧,看用什么!”萧红看他那样子也很生气,心想,吸墨纸重要还是拿生命开玩笑重要,萧军明白她的意思,但继续责骂道:“为着一个虱子,烧掉一件棉袄,就不能把字剪掉?”完全被恐怖压制住的萧红这才清醒过来,觉得自己确实很傻。
该烧掉的都烧掉了。二萧还要做出一副满洲国良民的样子。萧红故意把朋友们送给的“满洲国”建国纪念明信片、两本关于“满洲国”的书摆在桌上,此外还摆有《离骚》《李后主词》《石达开日记》以及萧军的家教课本。萧军陡然想起桌上的《世界各国革命史》里载有日本怎样压迫朝鲜的历史,便连忙抽了出来。萧红一听,马上也要将整本书烧掉,萧军一把按住她,小声呵斥道:“疯了吗?你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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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也并不是家（5）
即便彻底清理了家里的敏感文字和书籍,萧红内心的恐惧并不能全然消失,躺下后在黑暗里难以入睡,眼睛睁得大大的,对四周的一切响动都格外注意,仿佛危机无处不在。萧军见状不断给她一些安慰,像对待被噩梦惊醒的孩子。过了一段时间,因《跋涉》而来的恐惧渐渐消散、淡忘,而剧团徐志的突然被捕又一下子令二萧陷于更大的恐怖中。随后,不断有朋友报信说剧团的一些人被密探盯梢,老柏有三天不敢回家,准备逃离哈尔滨。这些给了二萧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找黄之明了解情况,结果一无所获。从“牵牛坊”回来,两人又开始收拾书箱,虽然明知道已没什么可收拾的了,但还是拗不过本能的驱遣。此时,再看见已成危险之物的《跋涉》,心里并不是欢喜而是一份巨大的累赘。他们把家里的所有样书都搬到柈子房,准备做饭时烧掉。这本给二萧带来大欢喜、大惶恐的书,直到1979年10月黑龙江文学艺术所根据萧军提供的母本,出版了五千册复制本,除改用简体字外,一切都按照原样,另在目录页的空白处,加印上萧军自题的几句话:“此书于一九四六年我再返哈尔滨时,偶于故书市中购得。珠分钗折,人间地下,一帧宛在,伤何如之。萧军志,一九六六,三月二十七日于京都。”
日本关东军一面在东北农村对反抗力量进行军事“讨伐”,一面在城市连年不断地开展所谓“大检举”,后又扩大到乡村。每次“大检举”都有成千上万的抗日爱国志士和无辜人民被逮捕、被杀害,规模较大的有哈尔滨1934年春的“大检举”。据萧红亲属回忆,因《跋涉》作者与呼兰张家的特殊关系,二萧离开哈尔滨后,不时有便衣密探来呼兰张家骚扰,这本书给他们也带来了恐怖。张廷举后来说,张氏家族之所以要在1935年8月决意修撰《东昌张氏宗谱书》,亦与不堪萧红走后所带来的恐怖之扰有关,在宗谱书里,故意将萧红的名字排除在家族之外,以示她和张家没有任何干系。此说似乎不无道理,但并不能掩饰张氏家族对萧红的憎恨。换言之,这或许只是不让萧红入宗谱书的原因之一。
徐志被捕后,二萧在大街上碰见金剑啸。萧红发现他脸上也带着紧张的神色,剧团的情形萧军早已告诉了他。恐怖让二萧也有逃离哈尔滨的想法,只是苦于一来没有路费,二来更不知道该往何处。不安定的生活又开始了,萧红不无感伤地想到“从前是闹饿,刚能弄得饭吃,又闹着恐怖”。更加凶险的消息不断传来,到处传闻被捕者多与剧团有关。这些不断刺激着萧红那本来就非常脆弱的神经,与萧军一起走在大街上,她没有一点安全感,甚至有些神经兮兮,见到比较陌生的男人在大街上找萧军谈话,便疑心是来抓捕的,实际上那是萧军的熟人。周围的朋友多在计划逃离哈尔滨。徐志被捕一周后虽然放了出来,但不久又失踪了,传说在监狱里受了些刑罚。剧团在恐怖中自动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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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也并不是家（6）
1933年的冬天伴随着无边的恐怖飘然而至。萧红坐在烧得暖暖的屋子里,听着壁炉里柈子着火的声音,自然想起去年此时饥寒交迫的情形。柈子房堆满了柈子,去年受冻的双脚今年全好了,因为温暖不再冻伤。然而,来之不易的暂时衣食无忧的生活,却被恐慌搅得生气全无。整个哈尔滨都笼罩在恐怖中。随着恐惧日甚一日,二萧离开哈尔滨的念头越发强烈。他们开始向朋友们打听什么时候海上的风浪最小,适合乘船。萧军告诉黄之明自己要走的想法,想听听他的建议。老同学亦极力支持他们离开哈尔滨,并且愿意支援他们一些路费。黄之明说自己每天都能听见秘密审讯犯人时极其恐怖的声音,如果周围的朋友某天弄进去一个他该是多么难受,所以一再鼓励二萧离开,越早越好。一天,金剑啸来商市街告诉二萧自己准备出走上海,二萧也谈了出走打算。金剑啸建议他们出走的时间最好在五六月间,那时海上的风浪小。二萧和金剑啸相约一起走,虽然当时金剑啸并不认为他们说的是真话,但还是告诉他们许多出走路上应该注意的情况,以及在上海生活的一些经验。
金剑啸走后,离开眼前熟悉的一切变得无比切近。怔怔中萧红生出无限留恋。当萧军在耳边询问:“我们吃什么呢?吃面或是饭?”她不禁无限感慨地想到,现在食物居然可以选择着吃,去年此时,萧军只是一角钱、二角钱地往回借,或是抱着新棉袍进当铺,然后换回黑列巴和白盐。即便是萧军,一说到离开,也往往六神无主地把手插在裤袋里,不停地在原地打转,常常茫然地一转就是半小时。一天,萧军的一个大学生朋友突然慌张赶来提醒他,听说有人要放黑箭。萧军有些困惑,说自己不反满,不抗日,怕什么,但对方说现在一些密探几乎随意捕人,没有道理可讲。萧军想打听放黑箭的人到底是谁,对方又不愿意说。情形真假莫辨,二萧越发焦虑。此人刚走又来熟人催促他们躲躲,说外界都在传说剧团的事。
紧张的气氛让萧红看见任何人的脸都是慌张的。送走朋友,二人到公园散散心,然而心情都非常郁闷,兴致全无,又一路无话地走了回来。在家里,萧红书看不进去,俄语学不进去,准备晚饭的心思也没有。厨房里各种调料一应俱全,有炸好的肉酱,有米、有面、有烧不完的柈子,但这一切并不能令人满足。眼下,以肉酱拌面条还不如去年此时黑列巴加白盐吃着舒服。恐惧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那是一种比饥寒更不堪忍受的焦虑,无处不在。第二天傍晚回家时,二萧发现一个日本宪兵模样的人在商市街街口徘徊,便马上警觉可能是来抓自己的。萧红一下子变得无比紧张,逃跑的念头越发强烈,家不想要了,但能逃到哪里呢?她仔细看了看,那人没有什么武装,似乎又不像是来抓人的,但两人仍不敢贸然回家,连忙进到路南一家面包店假装买食物。注意到那貌似的“密探”最终慢慢走了,萧红这才在面包店里买了一堆暂不需要的面包和红肠走了出来。她发觉自己愚蠢得不行,那都是因过于紧张而闹出的一场大笑话。
紧张的处境不久有所缓和,但二萧还是决意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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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也并不是家（7）
1934年初,因失去党组织关系而面临危险的舒群匆匆离开哈尔滨去了青岛。不久,他给二萧来信邀请他们前往青岛,苦于没有去处的二萧,有了目的地后离开之意更加坚定,周围朋友亦都鼓励他们前往。两人定在阴历五月离开哈尔滨,距离开的日子还有五个月。一旦做出决定,他们便开始在灯下计划着向朋友们筹借路费。一想到即将离开这熟悉的一切,萧红心里既兴奋又伤感。离开,意味着可以摆脱这种疑神疑鬼、在恐惧中度日的生活,然而一看到他们空有两手建构起来的温暖的家,她心里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实在太难割舍。萧军看出她的心思,一边接过女人递来的茶杯,一边安慰道:“流浪去吧!哈尔滨也并不是家,那么流浪去吧!”即便萧军说出这些亦有无言的伤感,拿起的茶杯又放下了。萧红听后满眼泪水,萧军见状连忙说:“伤感什么,有我在身边,走到哪里你也不要怕!”有了倚靠的肩膀,萧红心里涌起一份巨大的幸福感,低头看见自己亲手置办的锅碗,不禁问萧军:“这些锅怎么办呢?”萧军笑她像个孩子,锅碗又算得了什么。萧红也感到自己十分好笑,可是环顾室内的一切,什么都舍不得,什么都不忍丢下。
这期间,中共地下党员、北满军委北杨突然造访商市街,想动员萧军到磐石参加游击队打游击。萧军早有投笔从戎打击日寇的心思,但现在他不可能撇下萧红一个人不顾。临走,北杨亦催促他们尽早离开哈尔滨,一年后他牺牲在磐石。
天气暖和起来,萧红却大病一场。症状还是肚子疼痛厉害,后经治疗基本好转,只是身体十分虚弱。距二人计划离开哈尔滨的日子不到一个月。萧军想让她调养好身体以应对路上艰苦的奔波,耐心哄着她到乡下朋友家休养一段时间。开始,萧红说什么也不愿意一个人住在乡下,但男人的意思太过坚定,而自己全身一点力量也没有,虚弱不堪,确实需要调养。即便极不情愿,萧红还是由萧军护送着住到乡下朋友家中。
萧军走后,她一个人待在乡下度日如年。窗外的梨花开了,一树树洁白的花朵让她意识到端午节快到了,自己的生日快到了,离开哈尔滨的日子也快到了。萧红的身体在一天天恢复,能够下炕到院子里的果树下,看看刚长出的小果子。第八天,萧军前来看望,萧红见状就像来看望的是父亲和母亲,一如孩子般委屈,禁不住想起独自一人面对的“那样风雨的夜,那样忽寒忽热,独自幻想着的夜”。虽然明明知道生病是平常的事,可心里还是有莫名的委屈,好像被谁虐待了一般,好不容易才把眼泪强忍住。萧军再次前来看望,她执意要跟男人回家,但男人认为还没有调养好,需要再待几天。实在拗不过,萧红最终还是留下了。梨树上的果子渐渐大起来,她不无娇气地想到“穷人是没有家的,生了病被赶到朋友家去”。在乡下待了13天,萧红终于回到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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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也并不是家（8）
离开哈尔滨的日子越来越近,萧红每天带着无比感伤的心情,一件件拍卖亲手置办的日用器具。水壶、面板、水桶、饭锅、三只饭碗、油瓶等等都是她相伴很久的伙伴,舍不得离弃,每每以无比伤感的心情与门外的旧货商讨价还价。该卖的都卖了,那把刻有自己姓名的宝剑,萧军送给了小徒弟。那孩子听说老师要走,哭得很伤心。厨房里的东西卖得空空落落,已经不像厨房,行李都打包了,此前简陋、整洁的家一片狼藉。萧红对没有烧完的柈子、电炉,甚至破皮鞋都无比留恋。本来就心绪不佳,在跟旧货商谈价时常常令她十分不快,他们出的价格以及对这些物件的挑剔让她心生愤怒,他们自然无法理解这些平常旧货之于眼前这位家庭主妇的特殊意义——她曾经那样贫寒、匮乏。
最后几天,二萧忙着向朋友们告别。
1933年下半年,生活稍稍好转后,二萧都萌生了继续学习的念头,在黄之明的资助下,请了一个名叫佛民娜的俄罗斯姑娘做家教,学习俄语。萧红学习认真、专注,进步很快,萧军却因生计而经常四处奔波,加上语言接受能力较差,常常完不成作业。管教甚严的佛民娜,常在表扬萧红的同时批评他不长进,并戏言要拿电线杆打他。临行前两周,萧红告诉佛民娜他们即将离开哈尔滨,俄文也不再学下去了。家庭教师非常遗憾,显出依依惜别的神情。萧红知道她擅长十字绣,便找出一块准备给萧军做围巾的米色软绸,请她绣上点什么留作纪念。俄罗斯姑娘慷慨应允,过了几天,送来的软绸上绣了一行暗绿色的俄文字母,那是她给萧军起的一个略带戏谑意味的俄文名字:印度嘎。
1934年6月11日,二萧在商市街吃完最后一顿早餐就离开了。提起包袱,在萧军上前推开门说“走吧”的那一刻,萧红感到这一情形正像他们刚搬到这里,萧军上前推开这扇半地下室的门,对她说“进去吧”一样。难以言说从那扇门里走出的心情,迈不动打颤的双腿,一颗心在不停地往下沉坠,强忍着的眼泪,到底还是流了出来。萧红转而觉得此刻“应该流一流眼泪”。她不敢回头,径直走出院门,来到街上,曾经熟悉的街市都被丢在后边,心里不断默念着:“别了,商市街。”出了熟悉的街市,二萧顺着中央大街往南走,为了摆脱别人盯梢,二人装作上街买东西,然后躲进天马广告社。当晚,在天马广告社二楼,金剑啸、罗烽、白朗等几位朋友为二萧饯行,饭后,他们在里边待了一晚。
第二天,也就是1934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初一),萧红、萧军悄然离开哈尔滨。萧红当时自然不会想到,由此彻底终结了她的“哈尔滨往事”,走上了一条从异乡到异乡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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