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作者：叶君
章节数：128章 字数：14.3万字
内容简介
萧红(1911—1942)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成就的女作家。除了她的作品之外,她那富有戏剧性的短促一生一直为读者所津津乐道。本书是一部关于萧红的传记作品,作者从萧红自身出发探讨其悲剧形成的个人性因素,突出其性格里极为任性的一面,把她作为普通作家和普通女性进行解读。从这部传记中可以看到,一个女性追求爱情、幸福、理想的过程,同时还可以了解到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以及战争、大家庭知识女性的命运、逃婚、爱情、婚变、婚外情、与鲁迅等现代文化名人的友情,等等。萧红的一生只有31岁,但她先后流徙过的每一个城市都留下了她的故事,书中一段段富有张力的曲折故事和200多幅珍贵图片呈现出她那短暂而丰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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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1）
第一章 呼兰河与后花园(1)
家族沿革(1)
身世之“谜”(5)
童年记忆(10)
1919,童年的终结(16)
上学了(21)
升学风波(25)
解谜“王恩甲”(30)
第二章 哈尔滨往事(35)
中学时代(35)
订婚与祖父之死(43)
出走北平(46)
重返北平(53)
从流浪街头到落难旅馆(61)
倾城之恋(68)
“我可怜的孩子”(87)
安家商市街(95)
锋芒初露(104)
哈尔滨也并不是家(115)
第三章 暂避青岛(125)
一座城与两本书(125)
一封回信(131)
第四章 成名上海(137)
有鲁迅的上海(137)
一桌新师友(148)
步入文坛(155)
《生死场》出版前后(162)
幸福时光(173)
郁闷谁诉(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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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与两本书（1）
离开哈尔滨,萧红、萧军取道大连前往青岛。在大连,为了等船住在友人家里。两天后,萧军以“刘毓竹”的化名买到去青岛的日本船票,友人王福临送他们登上“大连丸”后便匆匆离开了。两人还来不及习惯三等舱龌龊难闻的气味,几个身穿制服、斜挎手枪的伪满水上警察和衣着平常的便衣便凶神恶煞地围了上来。那些便衣的真实身份是日本海上特务侦缉队。对于这种检查,上船前,萧军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并不慌张。但是,见水警们开始搜查萧军全身,大病初愈的萧红脸色苍白,大眼睛里充满不安的神色,萧军脾气火暴,担心他会同对方发生冲突。搜查完身体,为首的一位矮胖警察又对萧军进行了近一个钟头的仔细盘问,近乎刻意刁难。萧红亦被带到另一边接受其他警察的讯问。
萧军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加之此前在哈尔滨也做过宪兵,即便面对刻意盘问,也能够沉着应对,并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在这一过程中,他亦不断告诫自己要沉住气,不要表现出不满,但盘问者还是明显感到其眼神里蕴含的愤怒和血性在顶撞自己。即便萧军的回答无懈可击,胖警察还是不甘心地边上下仔细打量,边说:“我看你不像正经好人,就冲你的眼睛也不像好人,好人没有这样的眼睛。”胖警察准备带他到岸上进一步讯问,萧军霎时有些绝望,怕自己过不了刑讯逼供的考验。好在他随即沉着下来,平静而勇敢,貌似很轻松地走在警察们前面。快要出舱门,胖警察又止住了,将他带到另一边。这时,针对萧红的讯问已经结束,她趴着船舷板上的圆窗,似乎在看海景。看着女人病后那瘦弱单薄的双肩,萧军心里不禁涌上一阵酸楚,刚才自己被盘问时,她那惶恐的眼神同样令他非常心疼。他在内心里不断告诫自己千万沉住气,不要让心爱的女人担惊受怕。胖警察突然改变主意要他打开行李箱让他们彻底搜查。这一过程中,连一张空白的信纸他们也要对着阳光看了又看,萧军故作轻松地在一旁吃苹果。轮船快要起航,一无所获的水警们才悻悻而去,胖警察频频回头看萧军,自言自语道:“我总看他不像好人。”
警察们终于走了,听见轮船起锚的声音,萧红骤然感到无比轻松,心胸一如圆窗外的大海,美丽而广袤,看看萧军,男人似在沉思中,片刻无语的对视后,萧军将她揽在怀里,两人默默分享着又一次战胜劫难的大喜悦。他们一起远眺窗外的大海,想象即将开始的新生活。
夜里,二萧来到甲板上观赏海景。萧红内心对那不可知的未来充满兴奋和淡淡的惶恐。三年来,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望着黑沉沉的海面,她一时想起很多,心情变得无比复杂,难以名状,随着轮船的行进,她意识到离故乡的黑土地渐行渐远。沉默良久,萧军告诉她大约明天中午就可以到达青岛。说起白天有惊无险的检查,男人仍然心气难平,愤愤说道:“如果再来刁难,我会把他们都丢进海里。”萧红听后神色立时变得极其惶恐,连忙制止道:“你胡说什么?”萧军知道自己又让女人不安了,不免有些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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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与两本书（2）
海浪激越起来,海风亦不再温暖,在甲板上徘徊良久的二萧回舱睡下——那是个没有梦的夜晚。第二天,当他们看见前方海面上显露出苍翠的山影时,两颗沉寂的心灵霎时变得无比兴奋——祖国近在咫尺。
1934年6月15日(旧历端午节前一天),“大连丸”驶进青岛港的那一刻,百感交集的萧红禁不住满眼泪水地走进这座美丽而陌生的城市。
舒群带着新婚妻子倪青华在码头迎接,并安排他们在倪家公馆住下来。年初来青岛,舒群很快就接上了组织关系,不久,通过熟人认识了倪青华一家。倪青华和大哥倪鲁平都是革命者。作为青岛市政府劳动科科长的倪鲁平,党内身份是青岛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地下党机关刊物《磊报》主编。5月,舒群和倪青华基于共同的信仰结为伉俪,这更有利于他们掩护身份开展工作。
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是个比较特殊的城市,政权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海军司令沈洪烈兼任市长。此人颇有新政,提倡宪制,将全市划分为几个区,分设区公所进行管理。德国和日本在青岛相互争夺势力范围,国民党只能半公开活动。正因为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一些来自东北的流亡青年和革命者往往以青岛作为暂避地或辗转前往大后方的跳板。青岛的特殊环境也为中共的地下活动提供了方便。1933年秋,中共地下党员孙乐文伙同老同学宁推之等人开办了“荒岛书店”,作为大银行家之子的宁推之被推举为经理。荒岛书店不久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孙乐文利用宁推之的上层社会关系作掩护,依托书店开展了许多工作。1934年初,中共青岛市委遭敌人破坏,但荒岛书店并未暴露。不久,中共山东省委指派高嵩担任青岛市委书记,重建市委组织。新市委指示孙乐文以荒岛书店的名义承租当时颇有影响的《青岛晨报》,并以之作为党的又一外围组织。
端午节后,二萧搬进观象一路一号一座二层小楼的底层。他们来青岛前,倪家就出面租好了房子。这座石砌小楼位于观象山山梁上,背山面海、地势高迥,左右两边都可以看见大海。一边是青岛有名的“大港”;一边则是“湛山湾”、“炮台山”、海滨浴场等名胜。小楼正处于江苏路和浙江路的交汇处,北面的一带山冈上竖着很多旗杆,常有不同式样、颜色的旗子升起降落,那是指挥航船出入的信号旗,那山也就是“信号山”。总之,从小楼的每个角度来看,都海景如画。二萧青岛故居全貌
不久,舒群夫妇亦搬来比邻而居。美丽的风景、宜人的气候,加上舒群夫妇诚笃的友谊,让二萧的海滨生活十分惬意。他们来青岛时适逢孙乐文重组《青岛晨报》的人马,经舒群介绍,萧军化名刘均在报社谋得副刊编辑一职。有传记提及萧红来青岛后开始主编《新女性周刊》,似乎缺乏有力证据。二萧有了安稳的住处,相对稳定的收入,比起哈尔滨,生活有非常明显的改观。他们边工作边写作,舒适、简单然而贫无所苦的生活让他们精神饱满、充满活力。有时,萧红、倪青华一起下厨做饭等萧军、舒群回来共进晚餐,两家人在一起热络而融洽。暂时安定无虑的生活让萧红的身体一天天强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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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与两本书（3）
作家张梅林亦在当年夏天受朋友之邀从烟台来青岛帮助编辑《青岛晨报》,在报社认识了萧军的同时也认识了萧红,因都是酷爱文学且埋头写作的年轻人,不久便十分投契,三人间以三郎、悄吟、阿张相称呼。
三人平常都是一起到市场买菜,回来后让萧红做俄式大菜汤。经过商市街家庭生活的磨砺,萧红的厨艺大进,俨然一名合格的家庭主妇,擅长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那是令张梅林记忆深刻的美味,萧红弃世后,他在《忆萧红》一文中对此有专门记述。文中还回忆起那个夏天,萧军常常“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晚年张梅林仍清晰记得45年前的萧红,长得瘦瘦高高,有些苍白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神韵十足,性格活泼,待人真率、坦白。
工作之余,三人徜徉在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等风景名胜,悠闲而快乐。萧红充分享受着这难得的全然没有焦虑的海滨时光。午后,他们常常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大惊小怪地四处游泅着”。不善游泳的萧红在海水淹没胸部的浅滩里,一只手捏着鼻子,紧闭双眼沉到水底努力爬蹬一阵,然后抬起头,来不及睁开眼就边大声呛嗽着,边大声问身旁的阿张:“我是不是已经泅得很远了?”她那滑稽而自信的样子梅林觉得实在有些可笑,便如实告诉她其实一点也没有移动,并建议“要像三郎那样,球一样滚动在水面上”。看了看正在拼力游向水架的萧军,萧红却不以为然地批评道:“他那种样子也不行,毫无游泳法则,只任蛮劲,拖泥带水地瞎冲一阵而已,我还是有我自己的游法。”说罢,又捏着鼻子沉到水底。这些趣事都成了萧红在青岛的愉快记忆,迷人的海滨夏天一扫其抑郁,充满了朝气与活力。
梅林读到萧红在《青岛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小说《进城》,尔后又阅读了她在《跋涉》集中的作品,对她的创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萧红的文字清丽纤细,下笔大胆,特别是《进城》如同一首抑郁的牧歌。他把自己的阅读感受直率地讲给萧红听,不想,她睁着清澈润泽的大眼睛,一脸真诚地问:“阿张,是这样吗?是不是女性气味很浓?”在左翼文学占主流的红色30年代,萧红或许担心自己作品中的“女性气味”浓郁而有小资之嫌。而梅林在作出肯定回答后接着说:“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女性有她独特的视觉与感受,除开思想而外,应该和男性不同的,并且应该尽可能发展女性底特点的,在她的作品里。”在当时,这真可谓新锐之见,萧红亦感如遇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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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与两本书（4）
安稳舒适的生活,激发出二萧强烈的创作冲动。他们都试图写作更大篇幅的作品。萧红在哈尔滨期间发表的《麦场》只是一个长篇构架的开头,现在她要接着写下去,试图完成原有的构思。萧军接着写作在哈尔滨就已动笔的《八月的乡村》。两人十分珍惜时间,生活严谨而自律,每天按时工作、按时休息,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写作状态,生怕虚掷了美好光阴。写作过程中,二人相互激励,相互支持,诚如萧军日后回忆:“每于夜阑人静,时相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也。”难得有如此安宁无虑的心态,加之几乎没有工作的外在压力,萧红的写作进展顺利,9月9日,《麦场》全书便宣告脱稿。
萧红用薄棉纸将书稿复写两份,心里充满收获的喜悦,为自己第一次写出如此大篇幅的作品而感到无比骄傲。梅林前来造访,她朗诵其中的部分章节给他听。梅林把书稿借来通读,仍然从中感受到萧红笔触的清丽、纤细和大胆,富有牧歌情调。萧红很想听听别人对这部新作的看法,当梅林交还原稿时,急切问道:“怎么样,阿张?”梅林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亦指出“全部结构缺少有机联系”。对此,萧红十分认同,并说自己一时也难以找到比较理想的解决办法,只好就这样了。《八月的乡村》仍在写作中,听见萧红、梅林关于新作的议论,萧军表现出极不服气的气概,从书架上抽出装订好的原稿册子,轻拍几下,很是自豪地翻动页面,骄傲得像个孩子,对他们说道:“瞧我的呢!”《八月的乡村》最终在10月22日脱稿,这部14万字的长篇小说据陈漱渝先生《白云源自一身轻》一文考证,是萧军根据抗日烈士傅天飞1933年春夏之交向其提供的磐萧军完成《八月的乡村》后,摄影志庆(张抗提供)石游击队抗战的真实材料,并结合自身的军旅生活虚构加工而成。
青岛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部名著的诞生地,见证了二萧的成名足迹。更重要的是,这座美丽的城市给了萧红一段快乐、充实的海滨时光,那份安宁、无虑几乎是萧红成年后仅有的短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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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回信（1）
二萧在青岛期间是如何与鲁迅建立书信联系的,至今存有多种说法。
作家肖凤在《悲情女作家萧红》一书中提到,据舒群1979年9月回忆,1934年夏天萧红还在集中精力写作《麦场》的时候,他和萧军曾结伴去过上海一趟,目的是想结识上海文艺界的一些名人,本想拜访作为前辈的鲁迅和同辈的黄源。但是,到了上海因情况复杂,没找到可靠关系,又没有足够的旅费,不能长时间逗留,所以既没有见到鲁迅也没有找到黄源,两人白跑一趟,大失所望地回到青岛。之后,舒群又单独去过上海一次,仍是失望而归。对于此说,有些补充版本还说萧军找到了内山书店,向店员打听鲁迅住址,对方说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先生的住址原来是保密的,没有可靠的关系作介绍,内山书店只是一个卖书的场所。另有一说是,舒群、萧军两次结伴到上海找鲁迅,第二次他们直撞内山书店,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对于二萧在和鲁迅先生建立书信联系之前,萧军到上海拜访鲁迅先生未果的说法,本书认为要么出于人们的臆度,要么记忆有误,似乎并不可靠。如果确有其事,最值得质疑的地方在于,1978年10月21日,萧军对鲁迅先生写给他们的第一封回信进行注释时,十分详尽地回忆起与鲁迅先生书信往还的始末,但是只字未提他当年到上海拜访先生未果这件事。按照事理逻辑和叙述常理如果确有其事,毫无疑问应该有所提及。在此篇“注释”里,萧军倒是很令人信服地说到他们给鲁迅先生写信的缘起在于那时萧红的书稿已经写完,《八月的乡村》虽然还在写作中,但他们已经在考虑两部书稿的出路,而当时又不能确切知道自己的小说“所取的题材,要表现的主题积极性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因为“知道鲁迅先生是当时领导上海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帅,所以就写信给他请求指导”。
二萧给鲁迅先生写信的想法之所以最终付诸行动,亦有两种说法。《萧红传》作者丁言昭曾在1979年12月31日和1980年1月8日两次访问张梅林。据张回忆,二萧曾同他谈论过给鲁迅写信的想法。因自己当年在烟台当葡萄园管理员时,经常阅读“左”倾杂志,对上海文艺界的情况比较熟悉,从中得知鲁迅先生经常去内山书店买书、坐聊,就告诉二萧给鲁迅先生的信只要寄到内山书店就可以转到他手上。张梅林那时自然并不认识鲁迅,只是读了他的文章后觉得青年们都向着先生,以之作为精神导师,只要去信一定会得到先生的指导。另一种更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孙乐文到上海办理进书业务,曾在内山书店偶遇鲁迅先生,并有过简短的交流。回青岛后他向二萧描述当时见面的情形,更激发了他们给鲁迅先生写信的冲动,而当二萧说出向鲁迅先生写信求教的想法后,得到了孙乐文的极力鼓励,并建议萧军把通讯地址落在荒岛书店。即便出了什么问题,书店方面亦可推说不知,是顾客没有经过同意随便留下的。孙乐文向萧军反复强调,不要使用真实姓名和地址以免惹出麻烦。此说出自萧军之口,亦见于萧军夫人王德芬编撰的《萧军年表》,且鲁迅先生的回信确实邮至荒岛书店,似乎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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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回信（2）
1934年10月初,二萧以萧军的名义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萧军首先谈到几年前他在诗人徐玉诺的介绍下阅读《野草》的感受,然后说出了自己写作中的一点困惑:不知现在的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作品。最后,向鲁迅先生提出能否对萧红已完成的书稿提出些批评。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的落款第一次使用了“萧军”这个名字。细心梳理一下会发现,萧军在哈尔滨期间主要使用“三郎”这个笔名,青岛时期化名“刘均”,到上海后,鲁迅先生给二萧的信多称其为“刘军”。他正式使用“萧军”这个名字是在署名“田军”出版了《八月的乡村》之后,即便后来到了武汉,在主要场合还是使用“田军”。之所以取名“萧军”,他本人日后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一书中解释说:“‘萧’字的来源,是我很喜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军’是为了纪念我是个军人出身的一点意思,并无其他‘奥秘’在其中。”关于“萧”字,另有一种不无附会之意的说法,说是萧军籍贯辽宁,古代辽人多姓萧,因而,用此姓含有怀念被敌人占领的故土之意。当然,亦有人认为“萧军”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时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如曹革成在《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中便持此说,似乎亦不无道理。
信件寄出后,二萧对鲁迅先生是否能收到并没有抱太大希望。社会环境如此复杂,他们对鲁迅先生是否会给一个陌生的无名作者回信也没有寄予多大期望,况且,先生是驰名中外的大文豪。还有,二萧想到即便鲁迅先生复信也要过相当长时间。因此,正如萧军日后所说的那样,信件寄出后他们“只是作为一种‘希望’,一种‘遥远的希望’在希望着,在等待着……”鲁迅先生于10月9日收到对于二萧人生来说这具有历史性转折的信。查当天鲁迅日记,载有“得萧军信,即复”。鲁迅先生的回信不久便邮到荒岛书店。二萧、孙乐文以及其他朋友分享了收信后那“难于克制的激动和快乐”。萧军后来回忆:“我把这信和朋友们一起读了又读;和萧红一起读了又读,当我一个人留下来的时候,只要抽出时间,不论日间或深夜,不论在海滨或山头……我也总是把它读了又读。这是我力量的源泉,生命的希望,它就和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永远带在我身边!”这封意义重大的回信原文如下:
萧军先生:
给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但好象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道那里去了?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专此布复,即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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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回信（3）
时绥
迅上
十月九夜
萧军、萧红日后之所以能够成名上海滩,显然与鲁迅先生的奖掖与提携分不开,这封回信是鲁迅先生与二萧友谊的开始。三十多年以后,萧军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一书中深情忆及当年得到先生回信时的心情:“读者可能体会得到,也可能体会不到,我们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思想和心情的状况中而得到了先生的复信,如果形象一点说,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无际夜海上的一叶孤舟,既看不到正确的航向,也没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
鲁迅先生表示愿意看他们的书稿,二萧自然喜出望外,连忙将《麦场》的抄稿和一本从哈尔滨带出的《跋涉》打包寄出。为了让先生对他们有更加具体的了解,二萧还将一张合影夹在书里。那是他们在离开哈尔滨前夕照下的,萧军穿一件俄国“高加索”式绣花的亚麻布衬衫,腰间束一条暗绿色带有穗头的带子,是哈尔滨男青年的流行装束;萧红身穿一件半截袖子、蓝白色斜条纹绒布的短旗袍,梳两条短辫子,扎两朵淡紫色的蝴蝶结,也是哈尔滨青年妇女的一般装束。这张照片曾被哈尔滨一家名为《凤凰》的文学杂志作为封面。鲁迅不久便顺利收到了二萧寄出的书稿,查1934年10月28日鲁迅日记,载有:“午后得萧军信并稿”。
书稿刚刚寄出,青岛时局骤然有变。国民党的政治压力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加强。中秋节那天,舒群夫妇到岳母家过节,就在当晚,舒群连同倪鲁平、倪青华及其弟弟一起被捕。同时,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高嵩亦不幸被捕。事后得知,由于一国民党特务潜入中共组织内部充当内奸,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到毁灭性破坏。
中秋当晚,舒群曾邀萧军一同到岳母家过节,幸亏萧军临时有事未能成行,不然,可能“一网打尽”。虽然逃过一劫,但由于《青岛晨报》、荒岛书店都是中共的外围组织,萧军的处境也变得危险起来。不久,孙乐文告诉他《青岛晨报》随时可能停刊,让他和萧红作好离开的准备。孙乐文的身份已然暴露,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不便活动,准备离开青岛。他让萧军出面与“报主”、“印刷厂”接洽办理报馆结束的业务。尔后,萧军一面代表报社办理解除合同的各项事务,一面悄悄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分批转移别处,因居所大门边就有一处警察派出所,自然不能让他们看出自己有转移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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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回信（4）
《八月的乡村》脱稿后来不及誊清,形势日趋严峻,白色恐怖日甚一日。据梅林晚年回忆,不久,报社又发生了一件令大家颇感恐怖的事。一个外勤记者在报道一艘轮船的消息时,被人投诉说扩大了事实,警方就要来抓人,于是就离开报社出走了。接着,报社刘经理也离开了,报纸因之彻底停顿。面对无人负责的报馆,二萧和张梅林决定离开青岛前往上海。
报纸停刊,同人星散。二萧和张梅林的经济来源立时成了问题,大家都穷得丁当响,就着大菜汤吃烙饼的好日子不再有了。离开青岛前,萧红和梅林将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带木凳用一架独轮车拉到街上拍卖。梅林说:“木床之类,我们还是不要吧?”不想,萧红睁大眼睛反问道:“怎么不要?这至少可以卖它十块八块钱,就是门窗能拆下也好卖的,管它呢!”说罢,蹬着她那磨去一半后跟的破皮鞋,大摇大摆地跟在独轮车后面。
孙乐文在离开的头天晚上,把萧军约到栈桥尽头东边那座大亭子的阴影里,简短对他说:“我明天就要转移了,也许离开青岛,书店里、家里全不能住下去了,你们也尽快离开,这是给你们的路费。”说罢,交给萧军40元钱。深秋的夜风在黑沉沉的海面上激起巨大的波浪,两人都有些抗不住海上深秋的风寒,说话的声音变得不太连贯,而四周恐怖的氛围更让人不寒而栗。萧军感到青岛再也不能逗留,必须马上离开,回家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鲁迅先生写信,告知自己和萧红马上前来上海,千万不要再来信了。
1934年11月1日,二萧和张梅林乘坐一条可能名为“共同丸”的日本轮船前往上海。三人所在的四等舱是船的最底层,塞满了咸鱼包、粉条等杂货,但大家丝毫不以为意,席地而坐有说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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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鲁迅的上海（1）
1934年11月2日,二萧和张梅林抵达上海。上岸后,三人在一家廉价小客栈住了下来,稍作安顿便分头去找朋友或租房子。当晚,二萧就住在客栈里,梅林找到住在法租界环龙路的少时同学杨君,决定搬到他的亭子间共住。
第二天上午,二萧在拉都路北端发现一爿名叫“永生泰”的小杂货铺门前贴有招租广告,说是后边二楼有个大亭子间要出租。萧军进去看了一下,比较满意。那是一间单独存在不和前楼发生联系的南北向亭子间,面积较大,有单独的侧门直接进出;美中不足的是,房间南面没有采光窗口,只在东面有两扇窗户。二人决定住下来,先交了9元租金,并坚持要二房东开具收据,以防赖账。在东北和青岛的时候,他们常听说上海人如何“小气”、“刁狡”,不好打交道。安顿好行李,二人向房东借来一张木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孙乐文给的40元路费,除去买船票、付租金所剩不足10元,两人用余钱购回一袋面粉、一个小炭炉,还有木炭、砂锅、碗筷、油盐之类家居必需品。萧军和萧红就这样在茫茫大上海的亭子间安下一个小小的家。这里是23岁的萧红在这个全然陌生的大都市追逐光荣与梦想的起始之所,她的人生由此掀开新的一页。
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即便囊中羞涩迫切等待远在哈尔滨的朋友接济的二萧却并不感到畏惧、茫然。有了鲁迅先生的那封回信,他们觉得还是与这个陌生的城市有所关联,甚至感到一份亲切——这是“有鲁迅的上海”。安家后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给先生写信,他是这对年轻人在这个城市唯一的“熟人”。他们渴望与心目中的精神导师见面,获得支持、力量和方向。萧军晚年回忆,当时只要能和先生见上一面,“即便离开上海,也就心满意足了”。
回到客栈,张梅林发现二萧已经搬走,桌上留有一张用钢笔画就的地图,一看便知出自进过陆军讲武学堂的萧军之手,上边十分详细地标明了方向、路标以及弄堂如何拐弯等等,很是专业。拿着地图,张梅林一路上还是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二萧的住处:拉都路283号。地方近似城郊的贫民区,二萧的房子临窗有菜园和篷寮,空气清新,探头窗外一望,进入眼帘的是一派绿色的菜园。严冬季节还能看到如此鲜亮的绿色,对于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说自然有些新奇。张梅林禁不住赞叹道:“你们这里倒不错啊,有美丽的花园呢!”正在打扫的萧红听后,右手拿着抹布,左手撑腰,装出一本正经的脸孔,以一种近乎庄严的声调反问道:“是不是有点诗意?”萧红此举让梅林陡然感到有些陌生,看看她那明显伪装的神情,以及那双平素清澈天真而此时“傲视”一切的大眼睛,再看看一旁忍俊不禁的萧军,刹那间三人爆发出极其释放的大笑。
萧军认为眼前没有一些自然景色很难写作,听了如此高论,梅林揶揄道:“那么,你就对窗外的花园做诗吧!”
“首先应该由发现菜园诗意的人写一首诗。”萧军幽幽地把揶揄的矛头指向萧红。
“你别以为我不会写诗!”萧红冲到萧军面前“咆哮”道:“过几天我就写两首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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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鲁迅的上海（2）
萧军喜欢看她较真的样子,常常恶作剧般地引动她那天真的气恼,伴随不可自抑的气恼,往往还有那大眼睛里动辄泛溢的眼泪。眼下,“咆哮”过后,萧红的大眼睛里已是泪光点点。萧军则侧着脑袋强忍着不让自己发笑,继续揶揄道:“嘿,你好凶啊,是早晨吃了几块油饼的缘故吗?”女人破涕为笑,噙在大眼睛里的泪水顺势滚得满脸都是。
二萧乐观而富有生气的生活感染了梅林。环顾室内,发现地板是由未经细刨的粗木板拼缀起来的,十分粗糙;桌椅、木床都是向房东借的,西墙正中又挂起了那张离开哈尔滨前,金剑啸匆忙中为萧军创作的油画肖像,另有一张与画像尺寸差不多的西洋美人月下抱琴的画片钉在两窗中间的木柱上。在青岛时梅林就知道这两样是萧军至爱的装饰物,他更看见一袋面粉夸张地蹲在房间一角,十分打眼,几捆木炭堆在另一边,萧红爱用的木柄平底锅亦庄严坐在新买回的泥炉子上。简陋的家具、粗糙的地板被萧红擦拭得一尘不染,小亭子间洋溢着浓郁的居家生活气息。梅林没想到他们安家的速度如此之快,禁不住感叹道:“怎么一个上午就把这些物件置办齐全了?”萧军说:“它们一天也不能少,办齐了放心,那袋面粉和木炭至少可以支持半个多月。”二萧在上海的日子,就这样以食物和柴火开始度量了,仿佛又回到了安家商市街的时光。不同的是,进入上海滩的他们拥有无边的闯劲,对这个城市也寄托着无限希望。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撑,萧红一扫往日的哀怨、伤感,乐观而阳光。
二萧的居住条件还有那温馨洋溢、贫苦而富有生气的精神面貌令梅林十分羡慕,不禁抱怨起与朋友同住之所那让人难以忍受的局促、潮湿与阴冷。二萧听后真诚邀他搬来同住,但梅林想到,三人在一起会整天开“座谈会”,相互影响。萧军认为只要制定好规则,军队一样工作起来,就会很有效率。梅林最终还是推辞了二萧的好意。萧红不满意张梅林的再三推辞,心直口快地批评他“有布尔乔亚的臭习气”。
中午,看见萧红从口袋里往外掏面粉,准备做她最拿手的葱油饼,梅林忽然对那袋面粉生出珍惜之情。就像孩子珍惜那颗含在嘴里的糖果,害怕过快化掉一样。他希望那只面粉口袋能长时间地饱满,于是提议为庆祝三人从青岛迁来上海到馆子里好好喝一杯。萧红回过头来,皱着鼻子大声揶揄道:“你算了吧!”梅林听出她其实是在责备自己这完全不必要的排场。萧军同样郑重告诫“这是浪费”,并处处彰显其军官本色,俨然训诫手下士兵一般说道:“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战壕扎稳,这是上海!”梅林诚恳接受二萧的建议,三人买了一斤牛肉回来熬青菜汤送烙饼作为午餐。萧红高超的烙饼技术,让两个男人大快朵颐、唇齿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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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鲁迅的上海（3）
饭后,三人一起逛逛这人间天堂的大上海。囊中羞涩,娱乐场所自然没有兴趣走进去,只限于在马路上看看风景和人流。在永安公司楼下,三人倒是瞎逛了一通,满眼都是五彩缤纷地陈列着的“环球百货”。二萧更真切地感受到来自这座城市的压力,它的繁华与前卫、富有与喧嚣,好像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是自己走进了这座城市,还是这座城市向他们隆隆开了过来。幽默自然是情绪的调节,萧军指着橱窗里一排排昂贵的巴黎香水,眨着眼睛,故意打趣萧红:“你买它三瓶五瓶吧。”
“我一辈子也不会用那有臭味的水。”萧红连忙一本正经地强调。
11月4日,二萧收到鲁迅回信,告知3日的信当天就收到了,而且先前从青岛寄出的书籍、信件和书稿亦都收到并没有遗失。先生婉拒了他们提出的立即见面的想法,说“待到有必要时再说罢”,“因为布置约会的种种事,颇为麻烦”。
如此迅速地收到先生的回信,二萧十分兴奋,霎时减少了对这座城市的陌生感。然而,也因不能立即见面而有些许失望,没想到与先生即便同处一城,见一面居然这么困难。这封回信,鲁迅的语气比较平淡,情绪和态度都明显有所保留,不免令二萧在失望之余另有揣度。当晚,由萧军执笔,两人又写信询问先生的身体情况。此前,他们在东三省的报纸上了解到鲁迅患有脑膜炎。他们在信中再次提出想与先生见面。
5日收到信后,鲁迅当晚作了回复,说所谓患脑膜炎只不过是上海的所谓“文学家”造出的谣言,并提醒他们“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对于见面要求,鲁迅还是婉言拒绝:“你们如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二萧初到上海,对周围的境况一无所知,对鲁迅的处境更不了解。其时,先生时刻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行动非常不便,对于要求见面的生人非常谨慎。这也是汲取多次教训后获得的经验,因为常常遇到出卖朋友蜕化变质的青年。鲁迅故意延宕与他们见面的时间,实则是想从侧面对他们有更多了解,并曾托胡风打听两人的具体情况。萧军后来自己也听说,鲁迅先生在决定与他们见面之前,曾使人从侧面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了解,主要想了解是否有什么政治背景或党派关系。
鲁迅的再次拒绝多少给了二萧一些打击。他们收到信后,意识到近期与先生见面似不太可能,失望之余转而想到既然没有当面求教的机会,那就通过书信了解一些急于想知道的“情况”。于是,在11月7日给先生的信中,萧红、萧军分别连珠炮般地问了一系列问题。鲁迅前两封回信名义上写给萧军一人,实际上是写给他们两人的,提示萧红的地方只是在信结尾分别附有“令夫人均此致候”和“吟女士均此不另”等字样。萧红嫌“夫人”、“女士”的称呼有“布尔乔亚”气,于是在7日信中,专就此表示抗议,认为先生不该对她这么称呼;而萧军认为既然先生比自己年长,为何还要称自己为“先生”?萧红的“抗议”和萧军的“质疑”自然近于“天真”,萧军晚年也认为当年那么做“也有点‘捣乱’的意图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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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鲁迅的上海（4）
面对二萧近于孩子式的天真,鲁迅表现出慈父般的耐心与关爱。在7日信中萧红可能也流露出对鲁迅在给他们回信时,只是把她带在信尾顺便问及的不满。鲁迅马上意识到这一点。12日给二萧回信时,首先称呼就有了改变,由以前的“刘先生”改为“刘、悄两位先生”。这样,写给二人共同的书信在称呼上便得以明确体现,萧红不再附着于男人之后顺便提及。而且,此后只要写给两人的信,鲁迅不仅将他们的称呼这样前后列出,更多时候,将两人的名字上下并排以示平等。这一不起眼的细节,亦可看出先生为尊重萧红,用心之细腻。针对萧军、萧红的质疑、抗议,在回答各种问题之前,鲁迅专就“称呼问题”作了详尽的解释,语带幽默,认为如果一定要对比自己年长者称“先生”,那必须时时考察别人的年龄,自然“非常不便”;“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字里行间的鲁迅凸显一个平易幽默的长者形象。表达“抗议”后,萧红心里多少有些不安,不想接到回信一看,先生的态度竟如此亲切,心中顾虑全消。读着这样的文字,似乎很难将它与以犀利、激烈的言辞与人打笔仗的鲁迅联系在一起。
或许,萧红那稚气未脱的天真与坦率,让鲁迅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率真,意识到这对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并非自己平素所遇到的那种江浙才子,戒备之心随之松弛。年轻人近于幼稚的真率让他感到轻松愉快,在一种十分自然的亲近中,亦不忘给他们一些提醒,语气和用心宛如慈父:“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来信中,萧军问到在他所接触的人中,究竟青年人好一些还是老年人好一些,以及青年人的稚气和不安定是否算是“毛病”。鲁迅由此自然谈到对青年人的看法,认为青年有好的,也有坏的,现在稚气和不安定的青年倒并不多,所遇见的十之八九少年老成,城府也深,大抵不和他们往来。很显然,这封回信的内容前后存有参照,其实,也是鲁迅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二萧的认同与亲近。或许,正是萧红身上那份全然没有雕饰的天真与稚气,让鲁迅很大程度上撤掉了对他们的防范与试探,萧红在来信中还问他当了18年教授是否有先生的架子?怕不怕人?是否尽讲规矩?另外,还不忘称赞了他的字。对此,先生都一一作答,在他看来,提问者只是一个任性而稚气未脱、需要呵护的孩子。
鲁迅还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显示信尾称呼的变化,一反以前的问候方式,写上“此复,即请,俪安”几个字,处处彰显男女平等。更有意思的是,一向满脸严肃的先生,亦童心焕发不忘对萧红幽上一默,在“俪安”右下角,写上一行小字:“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并以一小斜箭头将这行字指向“俪安”。相对于信尾,鲁迅在信头称呼上的变化,却是悄然而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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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鲁迅的上海（5）
在张梅林眼里,一如在青岛,二萧在上海亭子间里的工作同样很有秩序,每天都严格规定了写作和休息时间,几乎像战士一样刻板、刻苦,上海的奇异与繁华之于他们全然没有诱惑。梅林苦恼于自己始终处于浮躁中,常常被朋友拉到街上闲逛,往往在疲倦、厌恶之余来到二萧处大诉其苦。然而,他也了解到二萧的刻苦,暂时并没有换来什么,投寄出去的文稿都石沉大海。萧红沮丧于连封退稿信也收不到。眼见墙角的面粉口袋日见干瘪,梅林对他们说:“听说上海的文坛就是这样的,那袋面粉再低下去,你们该怎么办呢?”萧军假装不以为然,开玩笑说如果没吃的了,就到一流的大菜馆里,靠拳头吃白饭。萧红听后,大眼睛不停闪动,润湿而激动,仿佛在想象一件即将到来的事情。梅林意识到她说不定又当真了,便对萧军说:“你这是电影里的场面,不必表演。”萧军背着手踱了几步,仍用他素来顽强的声调坚决地说:“前途永远是乐观的!”
《八月的乡村》在青岛只是完成初稿,来不及修改二萧就匆匆迁来上海。趁一时找不到具体的事情可做,萧红催促萧军将它修改、整理出来。然而,初来上海,立足未稳,加之生计压迫,萧军自感心气浮躁,修改时对自己写出的东西很不满意,越看心情越坏,“很憎恨自己写作本领的低能,有时竟至改不下去了”,甚至想一把火烧掉。在萧红的鼓励、督促下,他最终将《八月的乡村》修改整理了出来。尔后,萧红用日本制造的美浓纸将整部书稿抄录一遍。第一次在南方过冬,萧红很不习惯,屋内屋外一样寒冷,她只好披着大衣,流着清鼻涕,不时搓搓冻僵的手指,硬是一字一字地将十多万字的书稿抄写了一遍。
那袋面粉到底没有支持半个月就告罄了,两人不名一文。那种日制的美浓纸只在北四川路底的内山杂志公司有售,最后一次买纸,萧红当掉一件旧毛衣换得七角钱。这点钱如果买纸就不能坐车,如果坐车就没法买纸。好在萧军能吃苦,硬是走去走回把纸买了回来,由于皮鞋不跟脚,到家后双脚红肿,后跟鲜血淋漓,萧红见状很是心疼。
往后的生活全然没有着落。两人十分焦虑,写信向哈尔滨“牵牛坊”的老朋友黄之明求助,但一时远水难解近渴。在这人地两生的上海,只有素未谋面的鲁迅先生是唯一的“熟人”。思忖再三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在11月13日“觍颜”去信暂借20元应对生计。毫无疑问,这自然是需要积聚巨大勇气才能作出的决定。萧军晚年仍对此心怀愧怍,回忆道:“要知道向鲁迅先生开口‘告帮’,这对于我们是多么大的痛苦和‘难堪’啊!但是当时、当地……又有什么办法呢?”而且,为了不至于坐吃山空,萧军在信中还请先生帮忙找点临时工干干以维持生活。另再,也想通过内山书店早点将抄好的《八月的乡村》交到先生手里。在17日的回信中,鲁迅首先解释前两信没有“即复”是由于自己已生病十来天,精神较差,一天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对于萧军帮忙找工作的请求,先生表示爱莫能助,因为自己的交际面很狭窄,但对于告借的20元,倒是“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鲁迅还就萧军问及姚蓬子的变化而谈到一些年轻左翼作家的转向,由于对这些“文学家”本质的深刻认识,他对此已是见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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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鲁迅的上海（6）
在这封回信开头,鲁迅第一次向二萧谈及自己的病和身体状况,说现在比起前些天好多了,全面检查过身体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死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因请他们放心,且不无幽默地说:“我还没有到自己死掉的时候。”匆忙展读中,二萧看到“我要死”等字眼,顿时惊慌不已,待看到后边的“一点也没有”,两人又孩子般大笑起来。知道先生还健康,萧红兴奋地拍着小瘦手,大眼睛里早已噙满泪水。每次给鲁迅写信,除了萧军问些关于“左翼作家”、“左翼文学”以及文学创作等“庄严”的问题外,萧红不断有她那孩子般的好奇。13日信中,她问到鲁迅先生现在都和谁生活在一起,还有,自己当初在北京读书时,就听说先生喜欢壁虎,于是特地问是否真的如此。鲁迅回信告诉她上海家中有女人和孩子,并说如果没有见过《两地书》当送给他们一本。还说母亲现住北京,“大蝎虎也在北京,不过喜欢蝎虎的只有我,现在恐怕早给他们赶走了”。面对萧红孩子般的提问,鲁迅的回复似乎也不自觉焕发出一份难得的轻松与喜悦,凸显于字里行间的形象,像一个温柔敦厚的长者注视着仰脸提问的孩子,那样无须设防。
与鲁迅间频繁的书信往还是二萧战胜困厄的精神支撑。萧军晚年深情忆及当时收读鲁迅先生的回信是他和萧红“每天生活中唯一的希望和盼望”,“就如空气和太阳那样的重要和必需”,只要先生回信稍迟便十分焦虑。这自然并非夸大之辞,两个年轻人一直生活在东北,一旦到上海便犹如身处异国,语言不通,风俗两异,亲朋全无,时刻面对的是一个极其陌生而严峻的世界,就像孤悬于茫茫夜海之上。基于对二人细腻而深刻的知解,鲁迅事实上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给他们以帮助,对两人的来信,除生病外,几乎见信即复。先生的每封回信都带给二萧新的希望和新的兴奋,读信是他们寂寞困苦中最快乐的时光。除在家中一次次诵读之外,外出时亦郑重藏在衣袋里,不时用手摩挲着,生怕这给他们带来巨大精神慰藉的文字会失落或被别人抢走。因为有鲁迅,上海在二萧眼中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他们在大贫困中享受着大富足,在大寂寞中感到大慰藉。先生那些回信不断给予他们战胜一切困厄的力量。
每天午饭或晚饭后,二萧都要沿着拉都路向南散步。如果上午收到先生的信,吃过午饭二人便花六枚小铜板买两小包花生米,每人一包装在口袋里,边吃,边走,边漫谈。花生米总是萧军先吃完,萧红见他已吃完了,便故意一粒一粒慢慢往嘴里送,孩子般地馋萧军。当然,有时也表示友好,以一种“怜悯”的表情,把一粒花生米高举在手里送到萧军面前。男人往往因为自尊不肯接受,有时实在“盛情难却”,还是接受了萧红这友好的馈赠。等到路上行人车辆渐渐稀少便由装着书信的那个人拿出来再次悄声读一遍,另一位则静静听着,重温一遍有如与先生晤对的喜悦。这是他们最大的物质与精神享受。先生的信自然不止读一遍,有时一人读毕,另一位还要再读一遍。此刻的二萧俨然两个大孩子,时而大笑,时而叹息,情绪稍稍引动,萧红的大眼睛里便泪水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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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鲁迅的上海（7）
19日给鲁迅的信中,二萧又罗列了一堆问题。先生几乎被这两个“孩子”“逼”得只有招架之功,不得喘息,许多问题用笔无法说清楚。次日回信说:“许多事情,一言难尽,我想我们还是在月底谈一谈好,那时我的病该可以好了,说话总能比写信讲得清楚些。”先生又怕这样的回复会让他们以后不敢给自己写信,于是又心思细腻地强调说:“但自然,这之间如有功夫,我还要用笔答复的。”
霞飞路上来来往往的俄国人较多,整条街道很有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风情,不禁引动萧军的思乡之情,加之此前学过几句半吊子俄语,于是一有机会就喜欢在霞飞路上与随便遇到的俄国人讲几句俄国话。在信中,他特地把这告诉了先生,不想引起鲁迅的极大担心,回信严厉警告说:“现在我要赶紧通知你的是,霞飞路的那些俄国男女,几乎全是白俄,你万不可以跟他们说俄国话,否则怕他们会疑心你是留学生,招出麻烦来。他们之中,以告密为生的人们很不少。”
终于可以与先生见面了。读信后,二萧的兴奋和喜悦难以言说,如同两个盼望过年的孩子。他们开始掰着指头计算到月底的天数,对即将到来的见面充满无限想象,猜测可能的见面地点,想象先生的真实相貌、穿衣服的样式以及见面时可能会有的情形。两人的兴奋辐射着冷清的亭子,小小的空间立时便有了新的气氛,仿佛提前进入了明媚的春天。想象不一致时,萧红还认真地与萧军发生争执,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大惊喜已然将他们变成两个快乐无比的孩子。鲁迅急切的警告在让萧军有些后怕的同时,亦惭愧因自己的浅薄无知让先生操心。萧红还从回信中了解到先生有一个“足五岁”“淘气得可怕”的男孩。
不久,二萧便收到鲁迅的见面邀请信:
刘吟先生:
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里来一趟吗?小说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在那里等候。
那书店,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此布,即请
俪安
迅上
十一月二十七日
日夜盼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先生所指的书店自然是“内山书店”,坐落在北四川路底一条横街的北侧,面向南正对着北四川路大街。萧军此前去过两次,并不生疏。两人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内山书店,鲁迅先生已经先到,坐在柜台里面另一套间里的桌子前面,边检点摊在桌上的信件和书刊,边与人用日语交谈着,内山老板陪在一旁。见二萧进来,鲁迅起身径直走到萧军跟前问道:“您是刘先生吗?”萧军点点头然后低声答应。鲁迅说了句“我们就走罢”,便走进书店内室,把桌上拣好的信件、书刊迅速包进一幅紫色底子带有白色花朵的日式包袱皮里,挟在腋下并不和谁打招呼径直走了出来。当时在书店看书买书的人不多,加上鲁迅手里有二萧的照片,另再,初来上海,他们的穿着打扮与上海人很不一样,因而先生能一眼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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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鲁迅的上海（8）
二萧保持着一定距离默默跟在先生后面。先生走路利落而迅速,当天没戴帽子,也没围围巾,只穿了一件黑色的短长袍,下穿窄裤管藏青色的西服裤子,脚上一双黑色的橡胶底网球鞋。凝视着走在前面的先生那瘦弱,然而挺直的黑色背影,萧红脑海里不断浮现刚才所见到的他那大病初愈的容貌:森森直立的黑发、两条浓密而平直的眉毛,一双眼睑微微浮肿的大眼睛,突出的双颧、深陷的两颊,一片苍青而近于枯黄灰败的脸色,没有修剃的胡须,还有被香烟熏黑,因极度消瘦而显得特大的鼻孔。萧红、萧军难以把眼前如此苍老、病弱的老人与心目中写出无数雄文的鲁迅联系在一起,没想到他竟然如此瘦弱。如果不被暗示自己就是鲁迅,萧军甚至疑心眼前的老人是一个落拓的鸦片吸食者。现实与想象的落差,让二萧同时有难以克制的悲哀。
鲁迅带着二萧跨过一条东西横贯的大马路,然后经路南人行道又向西走了一段,来到一家咖啡馆前,非常熟悉地推门进去,二萧也跟了进去。一个胖胖的秃顶外国人很熟识地过来招呼鲁迅先生,他拣定靠近门边的一处座位让二萧坐下。座位十分僻静,因靠近门侧,进门处又有一个小套间,如果一直走进去,一般不会注意到这里,而座椅的靠背又特别高耸,邻座之间也看不见对方,俨然一间小屋子。加之进店时间刚好午、晚之间,咖啡馆不大的厅堂里客人很少,更难见到中国人。这里自然是比较理想的倾谈之所。鲁迅后来告诉二萧这座咖啡馆主要是以后边的“舞场”为生,白天没有什么人来,更不用说中国人,所以他常常选这里与别人接头、倾谈。坐定后,侍者送上先生要的一壶茶和一些点心之后就离开了。萧红急于见到夫人和孩子,不等鲁迅开口就劈头问道:“怎么,许先生不来吗?”“他们就来的。”鲁迅的浙式普通话,萧红似乎听懂但又不太明白,大张着她那两只受了惊吓似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他。正在这时,海婴抢在前面,嘴里咕噜着二萧听不懂的上海话走了进来。待许广平走近,鲁迅简单而平静地为他们做着介绍:“这是刘先生、张先生,这是密斯许。”许广平伸手和二萧恳切地握起来。萧红面带微笑地与许先生握手,大眼睛里不觉噙满泪水。此前,她听到谣传说鲁迅夫人是个交际花,还在信中向鲁迅报告这件事,因而,见面后许广平笑着问萧红“看我像个交际花吗?”萧红不好意思地笑起来。第一次见面,除了苍白的脸色,萧红那有些花白的头发给许广平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后来,她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何必多问,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不用说就想到其中一定还有许多曲折的生的旅程。”
萧军先谈了他们从哈尔滨出走的情况,在青岛的情形,以及来上海的原因,还概括说了说东北、哈尔滨被日本占领后的景况。鲁迅概略讲了讲国民党在上海对左翼团体和左翼作家的压迫、逮捕和杀戮,还有左翼内部的宗派斗争。萧军听后愤怒得不能自制,认为左翼作家们不能像驯服的绵羊随便由他们抓捕、杀戮,竟天真地向鲁迅建议:“我们每人准备一支手枪,一把尖刀罢!”先生很惊讶地问:“这做什么?”萧军又发挥了一通他那“拼命哲学”。鲁迅先生听后默默一笑,吸了口烟,然后说道:“你不知道,上海的作家们,只能拿笔写,他们不会用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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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鲁迅的上海（9）
临别,鲁迅将一个信封放在桌上,用手指着对二萧说:“这是你们所需要的。”二萧明白这是他们向先生告借的20元钱。萧军见后感到内心有些酸痛,尽管他们后来用哈尔滨朋友寄来的钱还补了,但是,直到晚年萧军仍对此耿耿于怀,40多年后他还谈到,这次告借“留在我心上的感念的创痛,直到今天它们还在隐隐作痛着!……所谓‘涸辙活命一滴水,胜似西江波’是也”。当时,二萧连坐车回家的零钱也没有。萧军坦率地向鲁迅说出了自己的困窘,先生从衣袋里掏出大大小小的银角子、铜板放在桌上。萧军拿好零钱,然后将《八月的乡村》的抄稿交给许广平。出门前,许广平拉住萧红的手依依不舍地说:“见一次真是不容易啊!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鲁迅怕萧红一时难以理解许广平的意思,解释说:“他们已经通缉我四年了。”二萧听后十分震惊、心痛,同时也理解了先生与自己见面的慎重。了解到这一层,他们感到这次相见也就更加珍贵和不易。走出咖啡馆,临上车许广平还和萧红四手相握,恋恋地说着话。电车开动,鲁迅还直直地站在那里目送,许广平频频招扬手里的手帕,海婴亦挥着小手。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鲁迅与朋友间的每一次日常分别都犹如永诀。萧红望着窗外先生一家三口与自己和萧军惜别的样子,内心弥漫着说不出的感伤。她更为可哀地想到,瘦成这样的先生却仍在受着当局一步也不放松的迫害。一路上,她不断回想起先生所给予自己的印象,大冬天还穿着胶皮底鞋子,连条围巾也没有,棉袍子的布黑得也不正确,而且那样单薄,不合身。她十分后悔给先生看的两部抄稿因为节约纸张字都写得太小,且是复写,看起来一定非常吃力。
1934年11月30日,这个上海冬季常有的一个没有太阳的阴暗日子对于二萧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萧军晚年多次清晰地回想起它,1978年他回忆说与先生第一次见面“距现在已经是四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但这印象对我是真切而清楚的啊!一如是昨天……那时鲁迅先生的年龄是五十四岁,我是二十七岁,许广平先生是三十六岁,萧红是二十三岁”。
见面回来,鲁迅先生的瘦弱与苍老令二萧心情沉重,久难缓释。萧军一想到自己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居然用先生的钱便感到羞耻,看了先生的样子之后,内心更感到无比刺痛。为着这份愧怍和悲哀,他们在12月2日、4日连写两信表达不安。6日,鲁迅回信进行了一番宽慰。关于身体,他说:“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他还说到自己的身体此前并不坏,只是现在总觉得精力不及先前,但最终还是将身体的变化轻松推给了自然法则:“一个人过了五十岁,总不免如此。”对于二萧因告借而生成的心理负担,先生在信中不无幽默地宽慰道:“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的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同时,还劝二萧亦不要愤怒于当局对他的迫害,认为“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信中,鲁迅还回答了二萧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包括萧红问及孩子的名字叫什么,以及她在阅读《两地书》时不明白“阿菩”是谁,先生是否像传闻所说的那样嗜酒等等。
12月10日,鲁迅在回复二萧8日信时,深入谈到上海文坛的景况以及左联的历史与现状。现景虽然都并不如意,但素来讲求韧性战斗的鲁迅还是比较乐观。为了让二萧有书可看,他还随信寄去自己所翻译的《桃色的云》《小约翰》《竖琴》《一天的工作》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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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桌新师友（1）
导致二萧境况的实质性改变,源自随后鲁迅夫妇为之精心设计的一个饭局。12月18日,他们很意外地收到了鲁迅、许广平的邀请信:
刘
吟豫
广[HZ)〗同具
十二月十七日
很显然,11月底的见面,二萧给鲁迅夫妇留下了良好印象,显然不是先生素来讨厌的矫揉造作的“江浙才子”,或那种寄生于小报的上海“文学家”。为了给予切实的帮助,好让二人早点进入上海文坛,不至于因人地两生的寂寞而沉沦,鲁迅夫妇借给胡风初生子做满月的名义请客吃饭,其目的是想把二萧介绍给周围的朋友,扩大其交际,以便将他们引进上海的进步文化圈和出版界。鲁迅对这个饭局非常重视,查1934年12月18日鲁迅日记载有:“往梁园豫菜馆定菜”。可见,为了引荐二萧,他还特地提前一天到菜馆定菜。而且,邀请信是以他和夫人许广平的名义共同发出,表示鲁迅全家对二萧的欢迎。而对许广平的尊重,同样不动声色地体现在信尾的具名方式上。
18日,收到这封非同寻常的短简,二萧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意识到,这是先生全家对他们两个寂寂无名的年轻人的接纳。二萧难以言说内心的激动,以及那惯于漂泊的苦难心灵一旦被一种伟大的温爱收容后的喜悦与幸福。那处处显示鲁迅细腻用心和温和关爱的寥寥数语在他们手里来回传递。尔后,两人又一起捧在胸前共读,激动的心情让捧信的双手不停颤抖。萧红脸上早已淌满泪水,激动和喜悦、幸福和感动再次将他们变成两个大孩子。萧军晚年深情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我们这两颗漂泊的、已经近于僵硬了的灵魂,此刻竟被这意外而来的伟大的温情,浸润得近乎难以自制地柔软下来了,几乎竟成了婴儿一般的灵魂!”
从巨大喜悦的晕眩中沉静下来之后,萧红看着萧军身上的衣服若有所思;萧军则马上找出一张上海市的市区地图,确定好鲁迅先生在信中提及的一条条街道,用手指估量出图上距离,然后根据比例算出实际的大致路长,接着找到所有可能的乘车线路。他像个军人根据地图对方向、地形以及地上建筑物作了一番想象和研究,直到一切心中有数才松了口气。专注中,他感到萧红似乎在向他说着什么,至于内容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等他抬头看着女人,并想和她说点什么,才发现萧红一直在用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看着自己,不等他开口告诉其军人般研究之后的结果,便揶揄地问:“你要出兵打仗吗?和你说话竟装作没听见,一个劲儿在那张破地图上看来看去,又用手指量来量去,简直像个要出兵打仗的将军!”萧军对刚才被冷落一旁的女人解释说,总得把方向、地点确定下来,心里有谱省得到时候临时瞎摸乱撞,尔后,忽又想起什么似的对她说:“你要和我说什么?”
“我想和你说……”自言自语的萧红走到男人跟前,伸手扯扯他的罩衫袖管,若有所思地接着说:“你脱了外套,就穿这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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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桌新师友（2）
萧军说:“那穿什么?我又没有第二件……”
“要新做一件!”女人的语气已不由分说。
萧军自然想到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为赴宴而做新衣服显然是不现实的奢侈,便以“没必要”断然拒绝了她的主意,同时晓之以理:“上次会见鲁迅先生,不也就是穿这件罩衫吗?”听萧红回答说“这回有客人”,萧军继续争辩道:“先生信上说不都是几个可以随便谈天的朋友么?他认为是可以随便谈天的朋友,我想不会有什么高人贵客,左不过是些左翼作家们,我以为他们不会笑话我的罩衫吧。”
“你这个人!……真没办法!”
女人似乎有些生气,转而,大眼睛闪亮、兴奋起来,一把抓过床上的大衣随便披在肩上,一扭身子冲了出去。紧接着楼梯间便传来一阵急促的下楼脚步声,听节奏似在小跑。男人被莫名其妙地剩在屋内,刚才来不及问她为什么生气,也没问她出去干什么。然而,以自己对萧红的了解,此时,断然不能阻止她,更不能在后边追赶。根据以往的经验,出现类似情况,她不会回答什么,亦不可能听从任何劝阻;如果她在前边跑,自己在后面追,她会跑得更快,最好的应对就是随她去。往往过了一段时间,她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又孩子般边跳边叫地回来。
大约两小时后,又听见萧红那熟悉的上楼脚步声,依然是脚不点地的急促,进门后,萧军假装没听见,继续看自己的书。忽然,他感到一卷软绵绵的东西敲打在头上,同时,听见女人那笑眯眯的责备:“你没听见我回来了吗?”萧军这才慢慢扭过头,歪动一下嘴角假装说:“没听到……我什么也没听见!”
“坏东西!——看,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料!”
萧红边说边用双手拎着一幅黑白纵横的方格绒布料站在男人面前。萧军意识到刚才敲打自己的原来是这块布料。继而,他陡然担心女人会因此将家里的所有余钱花掉,心情沉重地问:“买它干什么?”
“我一定要给你做一件礼服,好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萧红抖了抖布料又仔细地看了又看,然后问待在一旁满腹狐疑的萧军:“好不好?你喜欢吗?”萧军嘴里说着“好,喜欢”,心里其实是怕她再生气,既然已成事实,最好还是让步。接着,萧红让猜布料花了多少钱,萧军没有心思,害怕明天乘车的钱又没有了。最后,萧红只好告诉面前这个有些“无趣”的男人,这块布料是从一家“大拍卖”的铺子碰巧买到的布头,只花了七角五分钱。对于这差不多白捡的便宜,她急于想知道是否够给男人做一件罩衫,急切地命令萧军:“站起来,让我比量比量,看够不够?”了解到布料的花费,萧军心里总算轻松下来,心想任性的女人并非全然不顾日子,家里剩下的余钱仍可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起码不用担心明天的电车费。前次会面的经验对他来说实在太过尴尬——再也不想向鲁迅先生借钱搭电车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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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桌新师友（3）
参照萧军身上的罩衫比量了一下,又从皮箱里找出他在哈尔滨时夏天常穿的那件“高加索”式立领绣花大衬衫铺在床上,萧红然后用新买回的布料仔细比量一番,竟拍手跳脚地高声叫嚷道:“足够啦!足够啦!”萧军不明白她缘何如此激动,更无法想象短时间内这块布料如何变成她所谓的“礼服”,便一本正经地对激动不已的女人说:“你知道,明天下午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到达那家豫菜馆!你难道让我像个印度人似的披着这块布头儿当礼服吗?”
“傻家伙!我怎么能让你当‘印度人’!你等着瞧,明天下午五点钟以前,必定让你穿上一件新礼服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显显我的‘神针’手艺!”萧红的语气充满不容置疑的自信。
原本就没有阳光的亭子间早就昏暗下来。在一盏昏黄的电灯下,萧红铺开布料开始剪裁,一直忙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便起床开始飞针走线。虽然早就知道萧红擅女红,但在几小时内一针一针缝制起一件样式复杂的衬衫,萧军委实没有信心。女人几乎不吃不喝不停不休地缝着,美丽而纤细的手指不停地上下飞动,一言不发,全当萧军不存在。果然,19日下午5点之前,一件全新的“礼服”终于诞生,样式全然仿照那件高加索式立领、套头、掩襟大衬衫,只是袖口略加改良地束缩起来,而花边实在来不及绣上。
萧军顺从地穿上新礼服,在感叹女人神针技艺的同时,没想到“礼服”穿起来竟如此合身、舒适。
“过来!试试看。”
“扎起小皮带!围上这块绸围巾!”
“走开,远一些,让我看一看!……”
萧军完全听从萧红的指令,在亭子间走来走去,像个列兵。萧红接着命令立正站住,他马上按照《步兵操典》里的规定站在她面前。萧红从正面、侧面、后面打量穿上“礼服”的萧军,眼光挑剔得有如专业设计师,尔后,又让他回到原来位置,从远处注视、观望一番。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萧红收获着大疲劳之后的成就与喜悦,当四目相对,两人无法克制那份欣喜和感动,萧红雀跃到男人身边,萧军顺势将其揽入怀中,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几乎融为一体。
二萧赶到豫菜馆,许广平正在客房门口张望,像是在等待他们。屋内除鲁迅夫妇、海婴外,萧红看见还有几个全然不认识的客人都早已经到了。见萧红到来,许广平犹如见到多年不见的故友,表现出女人间特有的热情和关切,一臂将她拦抱过去,海婴亦掺在中间,她们耳语着来到另一间客房,似乎在说些女人间的私密话题,十多分钟后才回来。这时,侍者询问鲁迅是否可以布菜,许广平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向鲁迅征询意见:“现在快七点了,怎样?还等他们吗?”鲁迅爽利作出决定:“不必了,大概他们没有收到信,我们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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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桌新师友（4）
鲁迅、许广平所指的“他们”是指胡风、梅志夫妇。据胡风1981年回忆,他们那次赴宴不成是因为鲁迅的请柬寄到了梅志家,被小姨子耽误了,第二天才送到他们手里。鲁迅当晚的目的就是介绍他和另外几位朋友与二萧见面。胡风夫妇事后了解到让鲁迅先生他们久等,很是过意不去:“我现在想起还感到对不起当时鲁迅先生的一片精心安排,他是要我带着妻子和初生的婴儿一同赴宴的。”
当晚,除鲁迅一家三口和二萧外,还有茅盾、叶紫、聂绀弩及夫人周颖,一共9人。萧红迅速打量了一下四位陌生的客人。待侍者布好菜后,许广平出门看了一下,回来在鲁迅耳边轻声说了个“没”字后,鲁迅这才以主人身份向二萧介绍今晚他们所不认识的客人,尔后,将他们介绍给对方。不过,介绍生人时,先生多用暗语,对他们的真实身份多有隐晦,介绍茅盾时说:“这是我们一道开店的老板”,但并不说他的姓名。萧军感到客人之间彼此似乎都很熟识,只有他和萧红是外来的“闯入者”。对这些客人,他有些茫然无知,又不便询问,更无从猜测,对于鲁迅介绍为“叶先生”的西装青年,以为可能是《小小十年》的作者叶永臻。
茅盾这是一家以吃烤鸭为主要特色的豫菜馆。二萧来上海后难得消受如此美食,可谓大快朵颐。席间,萧军更感到他们相互间的谈话也多用“隐语”、“术语”,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看见那位姓聂的先生不停地给夫人挟这样那样的菜,而那位周女士亦并不客气,萧军觉得很有趣,于是学着他的样子也给萧红挟取她不容易挟到,或伸长手臂去挟又觉不好意思的菜肴。萧红很不自在,暗暗在桌子底下用手制止。出于礼貌或“不甘寂寞”,二萧也讲了一些东北的风俗习惯和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专注地听着。萧军提出想买几本俄文书,茅盾十分诚恳地为之作了一番指点,让他在心里暗暗佩服——“这位老板的文化知识还很丰富咧!”
第一次见面时,萧红并不知道海婴的名字,后来在给鲁迅的信中专门问及。这次,她特地为海婴准备了“见面礼”。席间,拿出一看便知不知经过多少年代用手滚弄过,呈醉红色的两只核桃,光滑滑的在桌上闪动。“这是我祖父流传下来的”,萧红对海婴说:“还有这对小棒槌,也是我带在身边的玩艺,是捣衣用的小模型,通通送给你。”那对枣木镟成的小棒槌是当年离开大连时,朋友王福临赠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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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桌新师友（5）
晚宴将近9点才散,叶紫主动走过来与萧军互相交换了地址。二萧相互挽着胳膊脚步轻快地走在大街小巷,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路上,萧红告诉萧军四位生客的真实姓名和具体背景,并说明席间留出的空位子是为胡风、梅志夫妇预备的。这些都是饭前饭后许广平悄悄告诉她的。饭前许广平之所以到外边看看,是怕他们被国民党特务盯梢。这次晚宴,除萧军身上那件哥萨克式的方格衬衫夸示着“天真无邪的喜悦”,给了许广平较为深刻的印象外,更加深了她对萧红的了解。1945年,在《忆萧红》一文中,许广平详细描述了在这次宴会上所见到和所了解到的萧红:
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认,她说我太率真,她没有我的坦白。也许是吧,她的身世,经过,从不大谈起的,只简略的知道是从家庭奋斗出来,这更坚强了我们的友谊。何必多问,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不用说就想到其中一定还有许多曲折的生的旅程。
我们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样的感情招待了他们,公开了住处,任他们随时可以到来。
后来,二萧更了解到鲁迅先生这次请客的良苦用心,名义上给胡风初生子做满月,实际上为了引荐他们。考虑到二萧从东北来到上海,人地生疏,会有孤独寂寞之感,鲁迅先生特给他们介绍几位左翼作家朋友,使之与他们有所往来,以便在各方面获得一些帮助。萧军还了解到,先生因担心他生性鲁莽,不明白上海的政治、社会环境之险恶,怕他直冲蛮闯惹出祸事,特指派叶紫作为他和萧红的“向导”和“监护人”。宴会后二萧与叶紫渐渐熟悉起来,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叶紫甚至有时开玩笑称萧军“阿木林”(上海话“傻瓜”)。聂绀弩更与二萧保持着终生友谊,萧红后来辗转西北时与之接触较多;而茅盾对于《呼兰河传》的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后话。因为鲁迅的引荐以及叶紫、胡风等人的帮助,二萧从此不再感到寂寞、孤单,不久顺利进入上海文坛。
萧军、萧红合影(张抗提供)为了纪念这次宴会和那件萧红巧手缝制的“礼服”,二萧在1935年春特意到法租界万氏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片。照片中,萧军自然穿着那件有特殊意义的“礼服”,脖子上围着那条留有佛民娜刺绣的米色软绸围巾;萧红则穿着一件暗蓝色的开领“画服”,平时并不吸烟的她,见道具盒里有一只烟斗,便好奇地咬在嘴里。这便是那张日后广为流传,见证了二萧的爱情也见证了他们的苦乐的经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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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桌新师友（6）
宴会第二天,鲁迅在给二萧信中首先代表海婴谢谢萧红所送的小棒槌,但也因此引出他的冷幽默,说儿子之于自己已“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去年还问爸爸是否可以吃掉,而他的回答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海婴今年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在这封信里,鲁迅除了回答萧军关于田汉的一些情况外,还告知萧红此前寄给他的《麦场》生活书店愿意出版,已送至国民党书报检查委员会检查,如获通过即可发排。这自然是令人非常振奋的好消息,他们当天便回复先生表达兴奋之情。20日的信因没得到先生的及时回复,二萧又在24日去信询问他是否又生病了,并告知即将搬家。鲁迅26日收信后对前后两信一并作了回复,告知没有及时回信只是因为忙碌,并没有生病。
叶紫(1911—1939),原名余鹤林,湖南益阳人,左翼作家。与萧军认识后,曾带他到几个文学杂志编辑部走走,目的是让他见见世面,认识一些圈内人物。大致走了一遭之后,他半开玩笑地对萧军说人家都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大兵劲儿,匪气十足。别人的如是感观和评价多少令萧军有些不愉快,也引起一些自卑,自我反省一番后,又觉得别人的印象并非全是偏见,想到自己一个出身行伍的东北佬,“野里野气,憨头憨脑”,的确令上海人看不入眼。虽然明白这些,但又不知该如何进行自我改造才能拥有“斯文”,让上海文坛接纳,于是写信向鲁迅请教。先生回信直接表达了对所谓江南才子的讨厌,认为他们“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象人样”。这或许是对萧军身上匪气或野气的变相认同,但是,亦不忘作出一如慈父般的提醒:“此后所遇到的人们多起来,彼此都难以明白真相,说话不如小心些,最好是多听人说,自己少说话,要说,就多说些闲谈。”后来,当黄源也说他“野气太重”时,萧军很有些“悲哀”,再次写信给先生想了解他对此的看法。在1935年3月14日的回信中,鲁迅明确说:“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而对萧军所谓的“野气”,他认为“不要故意改”,但要注意的是,对人也不要处处坦白赤膊上阵,需要区分对象。在这封信里,鲁迅还谈到国民党书报检查的严苛,文章动辄被删得不成样子,并举例说自己的一篇短文曾被删掉四分之三,只剩下一个脑袋,不值钱了。转而,他又怕这会给萧红带去小说稿遭删的压力,便安慰说:“吟太太的小说,我想不至于此”,但接着又给她打打预防针:“如果删掉几段,那么就任它删掉几段,第一步是只要印出来”。在信尾,还与二萧约定“今年不再写信了,等着搬后的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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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文坛（1）
1934年12月底,二萧从拉都路283号搬至拉都路411弄22号二楼。当年,拉都路已是上海市区法租界西南角的边陲,房屋稀少,楼宇间夹着荒地、菜园甚至坟墩,十分荒凉。411弄又称福显坊,里边共有20多幢坐北朝南的石库门弄堂房子,二萧租住的22号位于北边最后一排,但既没有石库门也没有天井。相比于此前的亭子间,这里因是前楼正房居住条件自然好多了,从南面的窗户向外眺望,正面和马路两侧全是广阔的菜地。在隆冬季节还能看到满眼油绿、嫩青,二萧感到无比新鲜,而在东北家乡此时只是白茫茫、灰苍苍一片。二房东是一对夫妇,丈夫是小学教员,他们把前楼出租,自己住亭子间,为的是每月多一些进项,除夕夜他们还请二萧一同吃年夜饭。
二萧安顿好后,于1935年1月2日给鲁迅先生去信告知新家地址,并表达了在这样的季节看到青绿色大草地、大菜园的兴奋。一如往常,信中除了萧军的一些“庄严”的问题之外,萧红按捺不住好奇又提了些“捣乱”的问题。旧历新年将近,她问先生是否想念住在北平的妈妈?是否想到北平看看?更不忘就鲁迅26日的回信调侃一番。在她看来,鲁迅对萧军诸如“自己少说话,要说,就多说些闲谈”的告诫,不过是“老耗子”在教“小耗子”各种避“猫”的法门。萧军虽然觉得这玩笑很可恶,但亦拿她没有办法。今天看来,在鲁迅面前,萧红似在享受一份难以想象的放肆,她身上那份与生俱来的任性此时似乎全然不受羁绊,这也是先生之于她的重要意义所在。萧红日后亦坦言,先生让她重新感受到了祖父的存在。
1月4日,鲁迅回信说“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并说自己到上海后两三年才习惯“被装进鸽子笼一样”的局促。他幽默地回答萧红,因为新年头三天一直忙着翻译寝食难安,哪里还记得妈妈,更不用说跑去北平看望。对于萧红的调侃,他回信时自然不会放过。关于这一点,鲁迅回复的语气似在和萧军说话,其实是说给萧红听的:“吟太太究竟是太太,观察没有咱们爷们的精确仔细。少说话或多说闲谈,怎么会是耗子躲猫的方法呢?我就没有见过猫整天的咪咪的叫的,除了春天的或一时期之外。猫比老鼠还要沉默。春天又作别论,因为它们另有目的。平日,它总是静静的听着声音,伺机搏击,这是猛兽的方法。自然,它决不和耗子讲闲话的,但耗子也不和猫讲闲话。”在貌似调侃中,鲁迅其实时时不忘告诫他们上海政治环境的恶劣,怕他们初来乍到不明就里而遭遇危险,此前柔石等左联五作家遇害是先生心头永远无法消抹的心痛。正是基于此,当获悉萧军有考察上海的想法,鲁迅很是支持,但想到他的样子不像上海人,就仍不忘叮嘱:“不过工人区域里却不宜去,那里狗多,有点情形不同的人走过,恐怕它就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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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文坛（2）
书稿《麦场》送去检查一时没有结果,到上海这么长时间,萧红也没有具体的写作计划,比较闲适。比起萧军,她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要差得多,一到晚上九十点钟便哈欠连连,困得不行,一打哈欠两只大眼睛里便溢满泪水。一双湿漉漉、毛茸茸的大眼睛加上她那长胖后近乎圆形的面庞,在萧军看来俨然一只趴在冰面上的小海豹,便给了她一个诨名:小海豹。萧军身体健硕精力充沛,视过早睡觉是“浪费”,夜里要抓紧时间写一阵,是个名副其实的“夜猫子”。两人不一样的生活习惯对萧红的睡眠颇有影响,加之生活困难无力添置家具,长期挤在一张小床上亦让她不能很好休息。搬家后,萧红的睡眠较差,常常失眠,为了睡个安稳觉,提出与萧军分床而睡。当二人为到哪里弄到一张床而犯愁时,叶紫告诉他们木刻家黄新波处保管有此前同住的朋友搬走后遗留下的小铁床。二萧找到黄新波位于吕班路的住所,萧军自称“刘三郎”向他说明意图,并说是鲁迅先生介绍他们前来商借的。黄新波见二萧是鲁迅介绍前来的,便慷慨应允,借出两张小铁床,并到外边叫了两辆黄包车送他们回去。
借回的两张小铁床合并在一起便成了一张大床,两人不再逼仄地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亦可分床而睡。萧红执意分床,自告奋勇地睡到新借来的小床上。萧军只好满足其要求,把自己的床安置在房间东北角,萧红的则在西南角。自同居以来,二人第一次分床,临睡前彼此互道了“晚安”。夜里,正当萧军朦朦胧胧将要入睡之际,忽然被一阵啜泣惊醒。他急忙开灯奔到萧红床边,伸手抚其前额焦急问她哪里不舒服,生怕她又犯了什么急症。萧红并不回答,把脸侧转了过去,两股泪水从那双圆睁睁的大眼睛里滚落到枕头上。探知她并不发热,萧军松了口气,又扯过她的一只手想把把脉。萧红将手抽了回去,萧军无法看清她的神情,正茫然不知所措,听见女人说:“去睡你的吧,我什么病也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哭?”
萧红听罢禁不住憨笑起来,接着说:“我睡不着!不习惯!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说罢,眼泪又浮满大眼睛。
明白是一场虚惊,萧军可气又可笑,用指骨节在萧红前额啄了一下说:“拉倒吧!别逞‘英雄’了,还是回来睡吧!”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像二萧这样的无名作者如果没人介绍,想在大型杂志上发表作品,几乎没有可能。这也是他们来上海后,在亭子间四处投稿没有任何回应的原因所在。除了写作,他们别无所长,到上海后一直靠朋友接济生活。这自然不是长久之计,他们向往有一天能够靠写作养活自己,但关键的一步是要走进上海文坛,得到认同和被接纳。萧军自然想到请鲁迅介绍文章到杂志发表,但写好后却没有勇气向先生开口,羞涩于文章写得不好,怕让他为难。直到有一天,聂绀弩夫妇来访,眼见二人艰窘之状,便问为什么不写点稿子换钱?当萧军说出即便写出文章也无处发表的苦衷时,聂绀弩说:“你可以找鲁迅先生啊!他总有办法。”见萧军还有些扭捏,他便接着说:“你总得生活下去呀!老头子介绍去的文章如果不是太差,他们总是要登的。太差的文章老头子也不肯介绍。”不久,叶紫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聂绀弩、叶紫的鼓励给了二萧巨大勇气,既然别无所长,为了生活就得发表文章,总不能永远靠朋友接济过日子。于是,1月中旬萧军把刚刚写好的两篇小说《职业》和《搭客》寄给鲁迅,希望介绍发表,以应对生计。收到信稿,鲁迅于21日回信鼓励说两篇稿子“写得很好”,计划将一篇“介绍到《文学》去”,另一篇“就拿到良友公司去试试”。二萧收信后喜出望外,一来没想到先生几乎是有求必应,二来觉得从此有了奋斗目标,每天的生活一下子充实起来。受文章渐有出路的鼓舞,萧军一口气另写了《樱花》《军中》等短篇,写好后便投寄给鲁迅,由其代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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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文坛（3）
当时,左翼作家唯一能够发表文章且能比较可靠地拿到较为丰厚的稿酬的大型杂志只有《文学》月刊,一般来说每千字三元。对一般作者而言,十分可观。《文学》月刊名义上由郑振铎、傅东华编辑,实际上由黄源负责,鲁迅、茅盾及其他一些著名左翼作家是其幕后支持者。无名作者都希望作品能在大杂志上刊出,一举成名,再到其他杂志卖稿也就畅通无阻。当然,这“一登龙门”的机会不是人人都有,因为每种杂志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作者群,类似同人刊物。基于30年代上海滩极其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左翼刊物往往对作者的政治背景有比较可靠的了解后才敢刊载其文章。这一点在《文学》月刊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基于此,文学杂志对陌生作者往往采取“介绍制”,介绍者自然是已经成名的文坛名家。这一制度对于编者来说,一来不用担心作者的政治背景,介绍者会对此负责;二来不担心来稿的质量,介绍者自然也要对文章的质量负责。更大的好处在于,刊物因此可以拉到名家的稿子。按照惯例,介绍者在介绍无名作者的文稿时,往往要陪上一篇自己的文章作为“人情”。萧军后来怀疑鲁迅在为自己和萧红介绍文章时,很可能也“陪”过稿子。
萧红见鲁迅回信说萧军的小说大致有了出路,而自己来上海后什么都没有写出,《麦场》也没有动静,便着急起来,但一时又似乎很难沉静。于是,不甘示弱的她又孩子气大发,24日给鲁迅先生去信希望他用鞭子抽打一下,以便能振作写出文章来,而近期因为懒散、了无用心,身体都胖得像个蝈蝈了。见信后,先生觉得萧红实在是个孩子,29日回信说“吟太太的小说送检查处,亦尚无回信”,并认为可能与稿子用复写纸写的,看起来比较费力有关。对于“抽打”的请求,他自然要幽上一默,回信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好。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
萧军的勤奋对萧红是一种激励。一向争强好胜的她不甘人后,希望鲁迅“抽打”是她对自己的鞭策,给鲁迅的信发出后,便沉静下来取材青岛时期所见到的隔壁邻居小贩的生活,于1月26日写成小说《小六》。2月3日,她不再与萧军共同署名给鲁迅写信,而是自己单独给先生去信附上《小六》,希望他介绍发表。而且,萧红这次单独去信亦另有原因。叶紫家境贫寒,嘴馋了,又没钱吃点好的,就前来与二萧商量要先生再请一次客,打打牙祭。萧军并不赞成,但萧红却自告奋勇地把写信要鲁迅请客的任务承揽下来,在信中说如果先生怕费钱,吃得差一点也可以。这样的要求自然是关系非同寻常者才会提出。在先生面前,萧红全然是个任性而率真的孩子,相信自己无论说什么,都会得到祖父般的迁就,先生绝不会介意,更不用说生气。
2月8日,鲁迅将《小六》寄给由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鲁迅日记当天载有,上午“寄陈望道信并悄吟稿一篇”。次日,他给二萧回信说两人的小说稿都看过了,且给以热情鼓励:“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并告知萧红小说稿已经寄给《太白》,而萧军的两篇稿子要等等再说,因为此前寄出的还没有回音。对于萧红提出的请客主张,鲁迅略表异议,认为暂时尚无把握,因为,与其想法不同,他认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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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文坛（4）
《职业》1935年3月1日发表在《文学》第4卷第3号上;3月5日,《小六》发表于《太白》第1卷第12期。这是二萧到上海后第一次发表作品,也是他们走进上海文坛的第一步。此后,在鲁迅帮助下,他们有更多作品相继发表,生活条件亦因稿费收入有了很大改观。《职业》换来的38元稿酬令二萧无比惊喜、快乐,解决了他们一个月的生计,此前,单篇文章从未有如此丰厚的收入。6月1日,萧红在《文学》第4卷第6号上发表散文《饿》,8月5日在《太白》第2卷第10期上发表小说《三个无聊的人》。萧军另有系列作品经鲁迅介绍,先后在几家大型杂志上刊出。由此,二萧渐为上海文坛接纳。
虽然每天很忙,但萧红提出的请客打牙祭的小小要求,鲁迅却始终放在心上,3月1日在给二萧信中说已经让叶紫约定一个日期大家在一起谈谈。5日,鲁迅日记载有:“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阿芷,即叶紫;河清,即黄源;聚仁,即曹聚仁。那是一家吃广帮菜的饭馆,菜肴比较精致。要鲁迅请客,萧军虽然事先并不赞成,但在饭桌上却自认为萧红、叶紫二人合起来也没有他吃得多。萧红则是叫得最凶而吃得最少的了。就在这次饭局上,萧军代叶紫、萧红向鲁迅提议创建奴隶社,准备自费出版“奴隶丛书”。鲁迅听后十分支持三人的想法,对“奴隶社”的名称亦比较认同,认为奴隶比奴才强,因为奴隶会反抗。鲁迅后来也有比较详细的阐释:“这奴隶,是受压迫者,用来做丛书名,是表示了奴隶的反抗。所以,统治者和‘正人君子’们,一看到这类字样就深恶痛绝,非禁止不可的。”
《丰收》因题材敏感辗转黎明等多家书店,老板们都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愿出版。叶紫也知道,即便有书店愿意出版亦无法通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于是联系与黎明书店有来往的民光印刷所一位姓王的先生,决定自费排印。因为有较为熟识的关系,印刷费和白报纸只需交部分订金,余额可以赊账。要让这种“非法”出版的“私书”有个合法出版的样子,就得有出版者、发行者及地址。于是,叶紫虚设了个名叫“容光书局”的发行者,把地址含糊定为“上海四马路”;出版者就是萧军提议的“奴隶社”。当时,由鲁迅作序作为“奴隶丛书”之一的《丰收》正在印刷中。萧军想到自己的《八月的乡村》因题材关涉抗日,也不可能通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更不可能有正式出版的机会,便想仿效叶紫非法排印私书。在鲁迅帮助下多篇文章的发表,让萧军看到了以勤奋写稿换钱的希望,印书的费用不成问题,因此也开始张罗“出版”《八月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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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文坛（5）
萧红仍在等着官老爷们审查《麦场》的结果,一时还考虑不到是否也自费出版这上面来,况且鲁迅还在为之争取正式出版的机会。这期间,萧红回忆起在哈尔滨安家商市街的一段往昔生活,开始创作系列散文。该散文系列于1935年5月15日最终完成,几乎以一种纪实的方式再现了当时那段生活,其中一些篇什经鲁迅介绍在上海几家杂志上零星发表,并于次年8月结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饭局后较长时间不见萧红寄稿件来,鲁迅心里有些挂记,在3月25日给萧军的信尾附上“吟太太怎么样,仍然要困早觉么?”他哪里知道,此时的“吟太太”正悄没声地埋首“宏大”而相对完整的写作计划。
3月下旬,鲁迅开始审校《八月的乡村》,并于28日为之写了一篇序言。《八月的乡村》出版在即,封面却还没有着落。3月底,叶紫带萧军到江湾一个学生宿舍找青年木刻家黄新波为《八月的乡村》设计一幅木刻画封面。临别,萧军草率地向黄新波及另外几个在座的青年人宣布了自己的住址,并邀请他们来家聊谈。私底下一时来不及制止的叶紫,偷偷猛踢了萧军一脚。出来后,萧军才从叶紫口里了解到那些青年并不是全部、永远可靠,万不能随便公开自己的住址,但既然已经说出去了,为安全起见,得马上换一个地址。
“搬家吧,阿木林!”叶紫最后说。
回家路上,叶紫又给萧军做了更详细的解释,并列举了一些曾有过的惨痛教训。萧军听后意识到自己确实做了一回“阿木林”,为了安全,回家后便和萧红商量搬家。4月2日,二萧搬至拉都路351号,即现在的襄阳南路351号。当天,他们便给鲁迅去信告知新地址。收信后,先生对新地址的准确性有些不放心怕弄错,刚好手上有一些重要的文稿要给他们,害怕文稿寄失,于是当天又回了封短信对新搬的地址进行确认。二萧这次给的地址没有具体的“里”,只有一个门牌号,鲁迅怀疑“莫非屋子是临街的?”其实,二萧的新居所不在什么“里”,也并非临街,而是一处小弄堂里的第二幢房子。据丁言昭考证,1949年以前,上海的门牌不一定都以里、弄来标示,有时将弄堂里的房子也编上像临街房子一样的号码。351号是一幢坐北朝南中西式的假三层楼房,二萧住在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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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文坛（6）
大约4月中旬的一天,萧红在拉都路一家油条小店买好油条后,发现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翻译班台莱夫童话《表》的手稿。先生手稿的遭遇令二萧吃惊之余感到有些气愤和悲哀,连忙写信告知。13日,鲁迅回信说,许广平了解到手稿的如此遭遇“似乎有点悲哀”,而他自己却因手稿还能够包油条而感到满足:“可见还有一些用处”;并说自己在家里亦常常用手稿擦桌子,因为用的是中国纸比起洋纸来更能吸水。萧红后来在鲁迅家发现他确实用自己的手稿擦桌子或在饭桌上分给客人擦手,甚至放在卫生间当手纸。只是许广平非常心疼那些手稿,常常及时保存起来,但稍有疏忽,便作了其他用途。从鲁迅对待自己手稿的态度上,萧军感到先生“似乎不愿意存什么‘手迹’之类给人们,这是和一些到处‘题字’企图不朽的‘大人’、‘先生’们有所不同”。在同一封信里,鲁迅亦告诫二萧:“一个作者,‘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要不然,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他是在教导二萧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鲁迅手稿之所以流落到大饼油条店,是因为当时《文学》《译文》《太白》编辑部就设在该店隔壁的敦和里。多年后,黄源说:“这原稿是我丢失的。我当时不懂得鲁迅的原稿之可贵,清样校完后,就把有的原稿散失了。一张原稿落在拉都路一家油条铺里用来包油条,和我同住在拉都路的萧红去买油条,发现包油条的是鲁迅先生的原稿。”
自从和鲁迅一家见面后,萧红常在信中邀请鲁迅和许广平来家里做客。许广平在1934年阴历年底就想登门看望他们,不想,年关事杂到底未能成行。1935年3月,鲁迅夫妇原本计划前来拉都路看望,却又因海婴被开水烫伤了脚而再次搁浅。在17日给二萧的信中,先生说等海婴的烫伤好了能走路“我们再来看您罢”。鲁迅夫妇到底惦记着对二萧一直被延宕的看望,5月2日,他们携海婴突然造访拉都路351号。两人都在埋首工作,见鲁迅全家从天而降,有说不出的喜悦和兴奋,萧红更感到伟人光临,蓬荜增辉,平素在书信里调皮任性,一旦如此亲切地与先生晤面却因惊喜不知说什么好。在二萧住处,四人大约坐聊了一个小时,鲁迅边抽烟边爽朗地谈笑,尔后,邀请二萧一起共进午餐。两家人在法租界一家西餐馆随便吃了点东西。送先生一家上了电车后,二萧才兴奋地步行回家。刚才吃了些什么、先生说了些什么,萧红全然不记得,只记得鲁迅先生那吸烟的姿势和爽朗的笑声。
继《丰收》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发售之后,经过一番努力,1935年5月《八月的乡村》开始排印。萧军利用先后挣得的零星稿酬交了30元印刷费的订金,不足部分等到小说出版后以销售所得补齐。《八月的乡村》一书标明的出版日期是8月,事实上早在7月上旬就作为“奴隶丛书”之二上市了,作者署名“田军”。小说刚一出版就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鲁迅先后数次写信向萧军索要样书分寄给许多外国朋友和身边友人,希望能译成其他语言,以便更广泛地宣传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这位年轻的新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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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出版前后（1）
1935年6月,二萧又搬到萨坡赛路190号唐豪家。唐豪是萧军的朋友,当时的职业是律师,经营有“唐豪律师事务所”,二萧住在唐家二楼的后楼。在法租界,这房子属于中等以上的英国式建筑,后门临街,正间宽大,居住条件比起以前显然更好一些。安家不久,萧红创作了小说《三个无聊的人》。
7月15日,罗烽、白朗夫妇从哈尔滨辗转来到上海,举目无亲,只好投靠二萧暂住。二萧离开哈尔滨一周后罗烽便遭逮捕,后经白朗和罗烽的一些同事多方营救,10个月后才取保释放。罗烽夫妇搬来后,两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适值盛夏,日子十分艰苦。他们很想通过萧军的引见与鲁迅见面。萧军为此去信询问,先生27日回信说:“你的朋友南来了,非常之好,不过我们等几天再见罢,因为现在天气热,而且我也真的忙一点。现在真不像在做人,好像是机器。”这一方面是实情,另一方面很可能有鲁迅自己的考虑,是一种婉拒亦未可知。罗烽夫妇的这一愿望直到鲁迅逝世都没有实现。舒群自1935年春天获释后,亦于7月辗转来到上海,借住塞克处,后塞克的剧社垮台他本人也失了业,舒群只好另找亭子间租住。舒群找到萧军也是想由他把自己引见给鲁迅,希望先生看到自己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
胡风和梅志胡风(1902—1985),湖北蕲春人,原名张光人,笔名有谷非等,1933年加入“左联”后一直与鲁迅保持着亦师亦友的交往,是鲁迅晚年最得力的助手和知心朋友。因错过与二萧的第一次见面,直到《八月的乡村》付印,胡风才得以与他们相见。他曾明确表示想与二萧见面谈谈,4月上旬萧军在给鲁迅的信中就此征询其看法,先生13日回信非常支持,并打消他们的一切顾虑:“前信说张君要和您谈谈,我想是很好的,他是研究文学批评的人,我和他很熟识。”胡风后来说,“当时叫悄吟的后来的萧红”在第一次见面时给他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1981年除夕夜,胡风回忆起与萧红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说:“我觉得她很坦率真诚,还未脱女学生气,头上扎两条小辫,穿着很朴素,脚上还穿的球鞋呢,没有那时上海滩上的姑娘们的那种装腔作势之态。因此虽是初次见面,我对他们就不讲客套,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了。”7月下旬,二萧请胡风、梅志夫妇来家里吃晚饭,还邀请了几位在上海的东北朋友。梅志此前虽然经常听胡风谈论、夸赞二萧和他们的作品,但这次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来到二萧家发现客人已经来了很多,且都是北方人。
当晚,大家围在一张长桌子旁包饺子,萧红忙碌地擀皮儿。这种场面和阵式,作为南方人的梅志从未见过,在大家的怂恿下也试着包起来,她只会做肉菜馅的馄饨,对北方饺子一窍不通,费了很大的劲儿也不能包出一个来。萧红见状便过来替她解围,让在一旁歇着。梅志不服气,坚持要包下去,结果后来的几个包成了四不像的怪物,最后还是自己都不好意思地放手作罢。她后来才知道包饺子是北方人从小练就的本领。喝酒的时候,梅志亦比较活跃,在胡风看来,她有些忘乎所以,如抢着要和二萧干杯,并说当晚准备的酒会醉人,自己要喝香槟。坐在旁边的白朗提醒说香槟也会醉人的,她才没有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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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出版前后（2）
回顾当晚的情形,梅志后来觉得自己在酒桌上的兴奋,是因为二萧和胡风间的友好往来,以及胡风对他们的夸赞令其感到十分亲近,觉得早已是神交已久的朋友,而鉴于二萧是北国英豪,自己便也冒充起好汉来。更主要的是,她与萧红年龄相仿,就像同学一般毫无顾忌。然而,梅志的“豪放”让胡风非常着急,吃到一定时候便借口梅志要回家给孩子喂奶,两人提前离席。回家后,胡风批评道:“你呀,真是太幼稚了,说这么些话,你可知道人家是小说家呀,会笑话你的。”梅志听后十分懊丧,想到二萧和他们的朋友一定会把自己看作无知的傻女人。近半个世纪之后,梅志仍清晰记得萧红留给她的第一印象:“我第一次见萧红完全把她当作一个普通的但很能干的家庭主妇。瘦高的身材,长长的白皙的脸,扎两条粗粗的小辫,一对有点外突的大眼睛,说话时声音平和,很有韵味,很有感情,处处地方都表现出她是一个好主妇。”
不久,一天上午,胡风又带梅志来到萨坡赛路190号看望二萧。进门见萧红正吃力擦着地板,胡风便问:“怎么你一个人?三郎呢?”萧红边给他们让座边回答:“人家一早到法国公园看书用功去了,等回来,你看吧,一定怪我不看书。”说到这里顿了顿,似乎想忍住,但到底还是说了出来:“你看这地板,烟头,脏脚印,不擦行吗?脏死了,我看不惯。”梅志这才发现房间很大,地板和窗框都是棕色的,屋内显得比较阴沉,眼前的萧红全然没有那晚的精神和兴致,脸上呈现出一种不太健康的苍白,看起来十分倦怠。萧红在梅志面前埋怨受不了上海的寒冷,这让梅志很好奇,不理解来自冰天雪地的她居然怕上海的冷。萧红便给她讲南北方房屋结构的差异。随后,胡风向萧红谈起对其小说的看法,聊得十分投机。不久,萧军回来了,肋下夹着几本书,精力充沛容光焕发。然而,在梅志眼中他“不像是用脑的作家,倒像体育学校或是美专的学生”。萧军和胡风夫妇热情打过招呼后,就兴致高昂、语调自信地谈到自己所看的书,说话间果然在夸耀自己的同时谴责起萧红来:“你就是不用功,不肯多读点书,你看我,一早晨大半本。”边说边用手拍着书。即便当着胡风夫妇的面,萧红也有些按捺不住,冷冷说道:“你一早到公园用功,我可得擦地板,还好意思说呢!”萧军自知有些理亏,哈哈一阵大笑,萧红忍不住也被逗乐了。两人颇有生气的生活让胡风、梅志很受感染,联想起进门时萧红的话,不禁大笑起来。
罗烽、白朗在胡风夫妇此次来访前就已经搬走了。四人同住了一段时间,萧军嫌大家挤在一起妨碍写作,萧红于是悄悄告诉白朗这样长住下去,三郎不高兴。于是,9月中旬,罗烽、白朗搬到美华里的亭子间。不久衣食无着的舒群找过去与他们同住了一段时间。三人过着穷困得靠典当度日的时光。好在10月份白朗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11月份罗烽通过周扬接上党组织关系并加入左联,生活从此有了着落。不多久,他们在上海文坛亦开始崭露头角。《没有祖国的孩子》最终转到周扬手里,1936年5月发表在《文学》上,舒群一举成名,成为继二萧之后又一位闻名上海滩的东北作家,并于年底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可能因为让萧军引见与鲁迅见面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萧军后来说罗烽到上海后与自己“因有些见解的分歧,一度陷于‘断交’的境地”,直到1937年5月30日两人才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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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出版前后（3）
这一时期,二萧还开始学习世界语。10月27日午后,鲁迅夫妇前来看看他们新搬的家,原以为午后一两点钟二萧应该在家里,不想他们参加世界语50周年纪念大会去了,扑了个空。得知鲁迅、许广平来过,害他们白跑一趟,二萧回来后非常懊丧,连忙去信表达歉意。好在鲁迅总能给他们带来惊喜,这次未能恭候先生的懊丧不久便被更大的兴奋一扫而光。11月5日,他们收到鲁迅邀请到家中吃晚饭的短柬:
刘兄
悄吟太太:
我想在礼拜三(十一月六日)下午五点钟,在书店等候,你们俩先去逛公园之后,然后到店里来,同到我的寓里吃夜饭。
专此,即祝
俪祉
豫上
十一月四日
二萧如约赴了鲁迅的家宴,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先生家中做客。鲁迅一家住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是一幢二楼一底的一般性上海弄堂房子。第一层是客厅、饭所兼厨房,第二层是先生的工作室兼卧室,第三层是藏书室。当晚的客人只有二萧,饭后他们和鲁迅、许广平一起围坐在长桌旁喝茶聊天。萧红和萧军分别谈了很多关于伪满洲国的情况,鲁迅兴致颇高地听着,聊谈从9点延续到10点再到11点。萧红时时想退出好让先生早点休息,她观察到先生比较虚弱,而且听许广平说过,他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刚好转。但先生今晚没有丝毫的倦怠,听讲的兴致高涨,客厅里摆着一张可以躺卧的藤椅,萧红几次劝他躺在藤椅上边听边休息,但他仍坚持围坐在桌旁,或许这样更有饭余坐聊的氛围,中间,还上楼加了一件皮袍子。见先生难得有如此高涨的兴致,二萧怕扫了他的兴。从鲁迅对与人闲谈坐聊的渴望中,萧红感受到其内心那难以名状的大孤独。11点过后,开始下雨了,雨点淅淅沥沥地打在窗玻璃上,偶一回头萧红便能看见窗玻璃上往下淌着的小小水流。如此深沉的雨夜,萧红不免有些着急,几次欲起身告辞,不想鲁迅和许广平一再挽留说:“再坐一会儿,12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这样,将近12点二萧才起身告辞。临别,鲁迅、许广平一定要送到弄堂的铁门外。先生家隔壁有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吃茶店,弄堂门口镶在电灯外边的一大块毛玻璃上,写着一个大大的“茶”字——那是一块灯箱招牌。鲁迅指着那个“茶”字对二萧说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又伸手指了指门牌的“九”字,进一步强调说:“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先生的神态似在叮嘱两个可能迷路的孩子,这一幕成了萧红终生难以销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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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出版前后（4）
此后,二萧与鲁迅全家更为亲近。海婴更是欢迎大姐姐一般的萧红到来。中日又即将开战的谣言四起,鲁迅先生周围的人家“逃得一塌糊涂”,幼稚园的孩子也只剩下三个,快要关门了,喜欢朋友的海婴十分寂寞,因而希望二萧常去,更喜欢他们留下来一起吃饭。鲁迅也邀请他们常来,在11月16日给二萧的信中说:“有空随便来玩,不过速成的小菜,会比那一天的粗拙一点。”从此以后,虽然从法租界到鲁迅家要坐个把小时的电车,但二萧却是先生家的常客,过从甚密。有时碰到胡风亦在寓中,先生便把他们留下来一起吃晚饭。一次,胡风和二萧从鲁迅家里出来已是深夜,电车早停,只好步行回法租界。虽然有十多里的路程,但大家边走边谈笑,毫无倦意。萧红忽然童心大发,提出要和胡风在马路上赛跑,萧军在后边鼓掌助兴。事后,萧红还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听,鲁迅连忙给胡风去信,严厉警告他再不要带二萧在马路上赛跑了。他想到这深夜街头的乖张行为会引起巡捕的注意,万一被他们拦住讯问身份,很可能惹出祸患,孩子气会带来大危险。
《麦场》自1934年12月生活书店表示愿意出版,送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半年之后,终未获得出版许可。鲁迅后来在为之作序时说:“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书稿退回,鲁迅又介绍到《文学》杂志社希望连载。《八月的乡村》付印后,胡风在与二萧第一次见面时,《麦场》还在等待着《文学》社的消息。不久,书稿还是被退了回来,鲁迅在1935年8月24日给萧军的信中说退回的理由是他们认为“稍弱”。鲁迅转而交给胡风,让他拿到《妇女生活》试试,看能否发表,如果不行就只好搁起来。萧红再次陷于渺茫的等待,此时距《麦场》完成已有一年时间。书稿出版和发表没有着落,陷于焦虑中的萧红一时也不知做点什么好,心气有些浮躁。安家商市街的系列散文写好了,但找鲁迅介绍发表的兴致似乎一时还没有。《八月的乡村》反响很不错,虽是非法出版物,但在鲁迅、胡风等的帮助下,销售得很好。萧军勤奋写作,在鲁迅介绍下,新作不断问世,他个人与鲁迅间的书信往还十分频繁。9月,文化生活书店通过鲁迅邀请萧军出版短篇小说选集《羊》,其创作成果不可谓不丰。萧红一时间没有什么动静,这让忙于翻译《死灵魂》的鲁迅非常关切,担心她因书稿出版受阻而气馁,便在9月19日致萧军信中问道:“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写什么了吧?”显然,先生表面上在问萧军,实质是对萧红的鞭策,怕她懒于写作荒废了时日。
萧红没想到书稿获准正式出版竟如此之难。比起《八月的乡村》,《麦场》的完成时间本来早得多,不想面世反落其后。书稿最终还是被《妇女生活》退了回来。至此,鲁迅把能够动用的关系都试探过了,终是无能为力。萧红自然不甘心让书稿搁起来,于是仿效叶紫、萧军以“奴隶社”的名义自费出版,好在此时她和萧军有了一定的稿费、书费收入,交付印刷定金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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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出版前后（5）
鲁迅听萧红谈了将《麦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印行的想法后,十分赞同,并让她送给胡风看看。整部小说还没有一个合适的书名,“麦场”只是第一章的标题。胡风在和二萧一起讨论时,萧红希望他提出个书名。胡风琢磨了一番,最后从书中小标题里提炼出“生死场”作为书名。萧红比较满意这个书名,觉得传达出了自己的意思,还请胡风为之作序。对此,胡风有所婉辞,要她仍请鲁迅写序。但胡风在与鲁迅闲谈时,鲁迅也叫他来一篇,说自己一个人已经写了两篇序言,再写怕不好,且也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胡风自然拗不过先生便答应了下来。然而,萧红转念一想,同是作为“奴隶丛书”,《丰收》《八月的乡村》都由鲁迅作序,自己的《生死场》也应该如此,于是,在10月19日晨连忙给先生去信,除告知书稿定名为“生死场”外,更主要的是向先生索序,说先生既然已经写了两篇,临到《生死场》自然不能另眼相待,一再强调:“我也要!”
终于有了悄吟太太的消息。可能是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单独与萧军通信的缘故,鲁迅次日恢复了给二人的回信,且故意表达得格外正式,抬头并列称呼完“刘军兄、悄吟太太”后,特地加上“尊前”二字。在鲁迅先生此前的回信中,极少出现“尊前”二字,萧军认为这次可能是因为“有太太在内,所以特别客气”。当然,其中或许也有鲁迅那不动声色的幽默亦未可知。他在信中说:“《生死场》的名目很好,那篇稿子,我并没有看完,因为复写纸写的,看起来不容易。但如要我做序,只要排印的末校寄给我看就好,我也许还可以顺便改正几个错字。”鲁迅终究做到一视同仁,答应继《丰收》《八月的乡村》之后为《生死场》再写一篇序言,萧红见信后非常满足。
鲁迅拿到经萧红仔细校对过的《生死场》清样,又精校了一遍,将其中的错落之处和不恰当的格式用红笔一一改正。全部看完后,于11月14日深夜为之写了一篇序言,第二天,寄给了萧红。当天,鲁迅还把经自己审校过的《生死场》交给来访的胡风,虽然有自己的序言,但先生还是希望他就这部书写点文字以便于读者理解。胡风应承下来,于22日凌晨写了一篇“读后记”。
鲁迅15日的信和序言,萧红当天便收到,并于次日给先生回了封信。萧红对《生死场》书稿经过自己多次校对,先生居然还能校出这么多错字感到十分吃惊;而对于他所评价的“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她理解为是鲁迅先生对自己的夸奖,特地表示感谢。此前,萧军拿到鲁迅为《八月的乡村》作序的手稿,以其中先生的亲笔签名制版印在书上,这次鲁迅邮寄过来的序言是许广平的抄稿并非鲁迅手迹,萧红一心仿效萧军将先生手迹制版印在书上,因不见其亲笔签名便在信中特地索要“笔迹”。
鲁迅《生死场》序手稿(王连喜提供)鲁迅当日回信说校出几个错字没有什么吃惊的,因为自己曾在杂志社做过校对,经验比较丰富,能校是当然的,并说看得快了些,里边也许还有错字。对萧红理解为夸奖的那句话,他并不以为然,明说那“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得弯曲一点”。虽然觉得萧红索要亲笔签名制版有些孩子气,但还是愉快地满足了她的这个小小要求:“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面对萧红孩子般的调皮、任性,先生不无幽默地感叹道:“这位太太,到上海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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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出版前后（6）
1935年12月,《生死场》终于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印行,书的样式为32开,正文210页,前有鲁迅先生《序言》三页,后有胡风《读后记》六页,最后还有奴隶社的《小启》一页,内中说道:“至于还想要知道一些关于在满洲的农民们,怎样生,怎样死,以及怎样在欺骗和重重压榨下挣扎过活,静态和动态的故事,就请你读一读这《生死场》吧。”
《生死场》的作者署名“萧红”。这是萧红第一次使用“萧红”这个笔名,此前更常见的笔名是“悄吟”。鲁迅在书信、日记中对她最常见的称呼是“悄吟”、“悄太太”或“悄吟太太”。当年的悄吟何以在出版《生死场》时,给自己另起笔名“萧红”?对此,人们往往基于“萧军”这个名字,联想到二者连在一起便谐音为“小小红军”,认为这是他们对国民党当局围剿江西红军的抗议和以自己的方式对红军的支持。此说亦非空穴来风,萧军1980年解释说“田军”中的“军”和“萧红”中的“红”,让他们俩在字面上正正堂堂做了“红军”,并认为当时这种天真的想法和举动如今想起来是很幼稚可笑的,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那时国民党正在江西一带‘剿共’,因此就偏叫个‘红军’给他们瞧瞧”。
然而,这似乎是一种有意附会的说法,其意图无非唯恐萧红不够革命、进步、“左”倾。实际情形是,《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都是非法出版物,而二萧都以原来常用的笔名如“悄吟”、“三郎”等发表过一些文章,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文艺官员们的注意,他们此时故意使用一个全然陌生的名字。萧军在近50年后的解释貌似合理,但也并不全然可信。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把二萧连在一起看待,萧军的说法似乎就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萧红、萧军毕竟是两个性情很不一致,且自主性都很强的人。萧红表现得尤为鲜明,事实上,她那过于强大的自主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其人生悲剧的根源之一。显见的事实是,当年的悄吟何以使用“萧红”这一笔名,萧军并非当事人。
当年的刘均第一次给鲁迅先生写信时,使用了“萧军”这个名字,后来他表达了对这个名字的偏爱。或许当年的悄吟知道这个拯救了自己的男人对“萧军”这个名字的偏爱,当出版《生死场》需要一个陌生的作者署名时,她根据“萧军”衍生出“萧红”,这样让人们永远把二者联系在一起,她沿用了男人喜爱的“萧”,而“红”大约是女性的表示。“萧红”的署名,或许就只是当年的悄吟太太想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萧军的感激,同时也是二人生活在一起的纪念。这个命名,或许是一个历经磨难的女人在成名上海滩前夕最为复杂、婉曲的内心的流露,而并非关涉其他。事实上,从此,萧红、萧军这两个名字就真的连在了一起,更多场合并称为“二萧”。这也是当年悄吟太太那没能明确表达的婉曲意图的成功实现。赋予二萧名字所谓“红军”的影射其实经不住仔细推敲。当时,他们在明知自己的书是遭当局禁止的非法出版物的情况下,应该全然没必要以那种有意十分招摇的方式,表达其政治取向而以卵击石,给新书带来更不可测的命运。况且,“萧红”这个名字伴随《生死场》出现,已是《八月的乡村》面世近半年后,是否用“红”字全然取决于萧红,并非萧军。因而,萧军事后的解释或许是一种“过度阐释”也未可知。但已然的事实是,当时上海国民党当局似乎也没有就此作“红军”的联想。不然,“奴隶丛书”的命运应该全然是另一种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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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出版前后（7）
然而,不管怎么说,《生死场》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让人们渐渐忘记了那个名叫“悄吟”的女人,只知道文坛崛起了一个名叫“萧红”的女作家。这是个重大的文学事件。这个名字从此广为人知,流传至今,成了呼兰、哈尔滨以及黑龙江的文化印记——那是她再也不曾回过的故乡。而这个女性化的名字至今仍令人自然关联到另一个男性化的名字:“萧军”——那是她曾经挚爱过的男人。而且,“萧红”这个名字至今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常常禁不住触摸的心理情结,召唤出迁延不尽的阐释,这个名字居留在他们的精神故乡。
萧红自己设计了《生死场》的初版封面,线条简单,色彩强烈。后来人们对此也有一些附会性理解,认为上半部画的是东北三省的版图,拦腰一条斜线象征把东北从祖国版图上劈开。1979年4月10日,萧军在致丁言昭信中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形:“我记得,在她设计、制作这封面时,我在场,因为封面纸用的是紫红色,想要用这纸本色,把封面做成半黑、半红的样子。算作代表‘生’与‘死’。当她用墨笔把双钩的书名钩出以后,正企图把二分之一封面完全涂成黑色时,我觉得这太呆板了,就建议她只把书名周围涂黑就可以了,不必全涂,就像‘未完成’的样子就可以了。她听从了我的主张,就随便涂成这个样子,它既不代表东北的土地,也非是城门楼子……如果说它‘像’什么,那只是偶合而已。”
《生死场》自初版至今再版不下二十余次,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5年5月,还再版了这本自费印行于70年前的书。
正如许广平所说的那样,《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的作品”,其面世“无疑地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随着两本书的流传,人们纷纷谈论着这对文坛伉俪,两人同时成名上海滩被传为佳话。1936年6月25日,周扬在发表于《光明》第1卷第2号上的《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评价道:“由《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我们第一次在艺术作品中看出了东北民众抗战英雄的光景、人民的力量、‘理智的战术’……它们很快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拥护,正说明了目前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夏天,上海聚集了一批东北籍作家,除前文提到的舒群、罗烽、白朗外,还有剧作家、导演塞克,翻译家金人,小说家李辉英、黑丁等。1936年他们不断推出佳作,罗烽、白朗分别发表了《呼兰河畔》《伊瓦鲁河畔》等作品,9月,舒群出版了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同月,上海书店推出《东北作家近集》,内收罗烽、宇飞、穆木天、舒群、白朗、塞克、李辉英、黑丁等八人的八部作品,舒群、罗烽、萧军(左起)1936年在上海
多反映东北沦陷后人民的生活和反抗。“九一八”事变后陆续流亡关内的东北籍作家第一次以群体的方式亮相上海滩文坛。1936年初,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也来到了上海,随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并在郑振铎、鲁迅等的帮助下在《文学》《作家》等刊物上发表了《鸶鹭湖的忧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粥》等作品。这批东北作家再加上萧红、萧军在上海文坛的影响,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一个由东北作家组成的群体在文坛迅速崛起。这一文学事件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作家群”的崛起。毫无疑问,二萧是这个群体的领军人物,《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是这个群体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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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时光（1）
《生死场》的出版让萧红完美终结了她的1935年。诚如许广平所言,这部小说是“萧红女士和上海人初次见面的礼物”,而上海对她的回馈同样极其丰硕。可以说,在萧红短促的一生中,成年之后她只是在此时的上海充分享受着立地成名的喜悦,还有辗转流浪多年所换得的一份安宁和无忧。虽是非法出版物,但《生死场》非常畅销。因为《生死场》的效应,其安家商市街系列散文,随后在上海的一些文学杂志上陆续刊出。从此,作品再也不愁发表,一些刊物还想办法拉拢二萧捧场。1936年,萧红在上海滩成了知名女作家。
二萧虽然齐名,但人们似乎都对萧红抱有更高的期许和赞赏。这并非偶然。比起萧军,萧红在创作上表现出更多的灵气和不羁的个性。萧军的创作虽然规整,但往往有失之直白、呆板的平庸。许广平认为在“手法的生动”上,“《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她回忆鲁迅每每和朋友谈起二萧亦多推荐萧红,认为在写作前途上,萧红更有希望。据相关资料显示,1936年5月间,斯诺访问鲁迅,让他回答夫人海伦•福斯特提出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问题。问到当时最优秀的左翼作家,鲁迅所列举的作家中就有田军,并且认为:“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继《生死场》之后,萧红发表的散文、小说无论在表达还是立意上都更加圆熟,很快克服了《生死场》所表现出的生涩。更重要的是,基于自身对文学创作的认识,萧红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创作个性,不时闪露天才的灵光,炫耀着人们的眼目。安家商市街系列散文一出便引起广泛关注,都觉得萧红是个很有天分的女作家。文坛上的女作家本来就稀少,萧红的出现就更加夺人眼目。为此,胡风常常在萧军面前夸奖萧红,禁不住当面说萧红的写作才能在他之上,并坦率指出两人间的差异,认为萧军可能写得比萧红深刻,但没有萧红动人,其根源在于萧军是靠刻苦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萧红则凭着个人感受和天分在创作。对于这样的评价,胡风说“一向非常骄傲专横的萧军”也完全承认,每有友人谈到自己创作上不及萧红,他便常常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也是重视她的创作才能的,但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萧红听后,多半很委屈地在一旁撇撇嘴。
1935年底,萧红、萧军、聂绀弩都有以鲁迅为旗帜创办文学刊物的想法。鲁迅与胡风商量,觉得这样分头各办各的,分散了力量难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还是以胡风为中心事实上也就是以鲁迅为中心合力办一个为好。一经商量,大家都十分认同先生的想法。杂志的名称最终确定为胡风所提议的“海燕”,虽然,他觉得鲁迅先生提议的意在唤醒沉睡者的“闹钟”更为合适,但先生还是支持了他的意见,亲笔题写了“海燕”。《海燕》的文稿由胡风集结,编好之后交给聂绀弩付排,校对等一些杂事亦由其负责。编排时大家一起商量,但最后由胡风做主。1936年1月,《海燕》第1期出版,当天售罄2000册。大家没想到新诞生的《海燕》如此受欢迎,颇为欢欣鼓舞。19日,鲁迅、许广平携海婴邀请二萧、聂绀弩夫妇、胡风夫妇、叶紫等共11人在梁园饭店吃晚饭,庆贺《海燕》的创刊和畅销。当晚,大家兴致都格外高涨,尽情欢快畅饮,吃了三个多小时才星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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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时光（2）
这是二萧应鲁迅之邀在梁园第二次吃晚饭,相比前次,萧红今晚的心情已全然不同,当时,内心惴惴不安地渴望进入上海文坛的她所面对的全是陌生的面孔,现在她已是这个文人圈子里的佼佼者。欢愉之余,萧红内心对先生的那份感激自然亦非外人所能体会,短短几个月,她和萧军在上海的处境就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切无疑都得力于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提携。《海燕》第2期同样出版、销售得十分顺利,但随即引起国民党书报检查部门的注意,第3期虽然已编好却被勒令不能出版。萧红在《海燕》上发表了《访问》《过夜》等作品,都是对哈尔滨往昔生活的纪实性回忆。
1936年春天,二萧应《作家》杂志编辑孟十还之邀同游杭州。他们流连于西湖、断桥、葛岭等名胜,充分享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闲适和喜悦,还有知名作家的荣光。离开杭州时,萧红特地给鲁迅买了一罐白菊花茶,聊表对先生那亲人般的感念,也童心焕发,在工艺店给自己买了一根精致的小竹棍。
自从有了受邀到鲁迅寓中做客,并深夜倾谈的经历后,鲁迅家的大门便彻底为萧红、萧军敞开。虽然从他们租住的法租界到鲁迅家路途比较遥远,但二萧还是常常坐个把小时电车来先生家坐聊。鲁迅在此后的日记里,频繁记载着萧红或萧军的来访。有一晚,二萧和另一位朋友又在鲁迅家坐聊。先生兴致很高,萧红觉察好像他们所讲的内容引起了先生的无尽想象,安宁地举着象牙烟嘴边听边陷于沉思,安然而悠闲,这是平时很难见到的神情。桌上的小闹钟指示着时间在向午夜推进,过了11点45分便没有了回去的电车。许广平不愿扫先生难得如此高涨的兴致,更不想破坏他这份深夜听友人闲谈的悠闲,便劝慰二萧:“反正已12点,电车也没有,那么再坐一会儿吧。”直到凌晨1点,萧红他们才离开,天空下着蒙蒙细雨,鲁迅嘱咐许广平把他们送到弄堂大门外,付钱让他们坐小汽车回法租界。与相投者聊天,是鲁迅写作、翻译之余一种比较愉快的休憩,以此慰藉先生那伟人心胸的寂寞与孤独。
鲁迅比较偏爱北方饭食。细心的萧红不时带些黑面包以及俄国香肠之类给先生品尝。有一次,从菜馆带来一只烧鸭的骨头,进门后便忙着帮许广平配黄芽菜烧汤,尔后大家在一起谈谈吃吃,十分有趣。在许广平的记忆中,萧红最拿手的美食是包饺子和做吃烧鸭时配用的两层薄薄的饽饽。她认为萧红包饺子有特别的技巧,又快又好,煮起来绝不会漏馅。萧红逝世4年后,许广平回想起她来家里做美食时的情形,禁不住感叹道:“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相当合式的家庭,使萧红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会弄得很体贴的。”
萧红也一直记得第一次到先生家包饺子的情形。事先约好之后,她自带了些外国产的酸菜和绞好的牛肉馅来到鲁迅寓中。先生正和一些朋友在楼上聊天,不时有爽朗的笑声传出。她便和许广平在客厅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在一旁调皮地拿面团做各种各样的器物。为了避免他做得更起劲,许广平示意萧红不要理会他,更竭力避免对他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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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时光（3）
一起包饺子,让萧红和许广平有了倾心长谈的机会,她们彼此有了大致了解。萧红了解到许先生离家,以及在天津和北平女师大读书时的情形;许广平也从萧红的话语片断中了解到她那平时讳莫如深的身世,如家里有父亲,母亲死了,有一位后母,家境很好,在北平女师大附中读过书,还有曾经遭受的种种困厄等等。如若不是在这种家人般的协作和浓郁的家庭氛围中,大家平时绝难谈到这些。萧红和许广平互不设防的聊谈极为投契,以致影响了包饺子的速度,过了很久发现包成的饺子还是很少。饺子煮好了,萧红盛好送到楼上,一上楼梯,便更加清晰地听见鲁迅先生那明朗的笑声。那晚,先生和朋友们都吃得很好,萧红感到十分满足。在先生家里,她似乎找到了那种久违的家之安宁,内心被多年严酷的生活所封冻死寂的亲情,在与鲁迅先生一家的交往中渐渐苏醒,那是一种极其幸福的感觉。
萧红还观察到鲁迅比较喜欢吃煎炸和较硬的食物,便提议做自己拿手的韭菜合子、烙荷叶饼。每次只要她的提议一出,先生必然赞成,即便有时做得并不成功,但在饭桌上先生还是举着筷子问许广平:“我再吃几个吗?”此时,平素极其担心鲁迅脾胃不好的许先生,亦往往不忍异议。萧红做的葱油饼是鲁迅先生念念不忘的家常美食,在生命晚期饱受疾病折磨但仍然拼命忙于工作的先生,在1936年4月3日的日记里,仍不忘记下:“晚烈文来。萧军、悄吟来,制葱油饼为夜餐。”可见,当晚的葱油饼给他的印象之深。
随着日渐频繁的接触,萧红和许广平之间的了解更加深入,聊谈的话题甚至涉及彼此间有关身体疾患的隐私,常常在一起交流治疗妇科或是其他疾病的经验。
萧红了解到许先生和自己一样有头痛的毛病。许广平告诉她每每头痛时,通常按量服几次阿司匹林就会好,但副作用是对肠胃的刺激比较大,引起不适。萧红以自己的经验告诉许广平一种名叫SocoIoff的药,法国普世药房有售也并不太贵。许广平其后买回试用果然效果不错。自此,每逢头痛她便想到萧红给予的指导。萧红有严重的痛经宿疾,每个月发作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像是大病一场,每次服用“中将汤”亦不见好。许广平听说后,告诉她自己当年瞒着极其不相信中医的鲁迅先生偷偷服用乌鸡白凤丸治好妇科病的经过,并将之推荐给萧红。试用一些时候,萧红告诉她果然效果不错,每月不再有痛肚子的困扰,而且,该痛的那几天比平常不痛的日子还觉得舒服。她为根除多年困扰不已的宿疾而快活无比。许广平回忆说,“八一三”后撤回内地的萧红在给她的信中还似埋怨似称谢地说,乌鸡白凤丸不仅让她的身体变好起来,而且有了身孕。战乱中怀孕是难以想象的负担,许广平担心乌鸡白凤丸害了她。
1936年,鲁迅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了便于和鲁迅一家来往以免先生经常给他们写信,并力图给先生全家一些切实的帮助,二萧决定将家搬到先生家附近。3月,二萧搬至北四川路底“永乐坊”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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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时光（4）
同住北四川路底,二萧步行几分钟就可到鲁迅家。从此萧红更是每晚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刮风下雨亦不间断,像一个从此找到了家的孩子。一天下午,萧红来到书房看望先生,他正忙着校对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听见萧红进来从圆转椅上转过身子,微微起身点头笑道:“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萧红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上午她还来过,而且觉得即便先生不记得她上午来过,但这几天她也是天天都来的呀。见萧红一时怔怔地站在那里,满脸天真的疑惑,鲁迅转过身坐在躺椅上自个儿笑了起来。萧红这才意识到先生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和鲁迅全家在一起除了做好吃的、聊天外,周末,先生有时还邀请来访的二萧一起看电影。这自然是非常时髦而愉快的消遣。
3月28日下午,二萧来到鲁迅寓中坐聊,夜里许广平留二人一起吃晚饭。饭后,周建人夫妇携女儿来访,又适逢李小峰夫人送来李小峰给鲁迅的信,并付给先生版税200元。有了大额进项,先生心情颇为愉快,听说丽都影戏院放映《绝岛沉珠记》下集,便邀请萧红、萧军、周建人全家,携许广平、海婴一起前往丽都看电影。出门后,鲁迅在施高塔路的汽车房里叫上一辆小汽车让萧红、许广平、海婴、周建人夫人和她的女儿们上车先走,自己和周建人还有萧军在后面边走边聊。看完电影出来,他又叫一辆小汽车让周建人全家坐上先离开,自己带着海婴、二萧和许广平在苏州河大桥等电车。等车的当儿,先生坐在桥边的石围上,悠然吸着香烟,海婴在桥边不安分地来回乱跑,先生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坐下。萧红觉得坐在那里沉静吸烟的鲁迅就像一个安静的乡下老人,越来越瘦弱、衰老。4月11日晚,鲁迅、许广平携海婴又带着二萧、黄源还有周建人一家,前往光陆戏院看电影《铁血将军》。还是一如上次,鲁迅先将女眷送到影院,回来时则叫车把周建人一家先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