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000万元做到3亿元，而且从来不让自己搅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所以，柳的第二个决定就是起用杨元庆担任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总经理，把微机的整个流程都交给他统领。
他每天躺在病床上思考公司的未来，彻夜无眠。清晨走到医院旁边的“八一湖”散步，这一来就看到了和自己整天为之焦虑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场面。那场面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城里随处可见，只有柳传志这样的人才会觉得新鲜：
一大帮老头儿老太太在湖边跳交谊舞，都是退休的。我就坐在那里看。我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人家跳完了，我还要给人家鼓掌，所以非常尴尬。后来我说反正我也没事，也学吧。人家介绍了一个老太太来教我，我一上来把人家的脚给踩了。那老太太说，你要知道这舞曲的节奏，有三步有四步。我这才明白，于是拿着录音机听音乐，非常专注地听。
叫人意外的是，他的病情就有了转机。他干脆停止服药，每天跟随李医生沿湖畔跑步，心情开始好转，渐渐能够睡着。
医院里的务虚会依然在进行。高级经理们之间最重要的话题是：还要不要搞自己的微机？联想微机在竞争中屡屡处于下风，让人怀疑自己的力量，但要说就此罢手，从此退回来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柳传志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他对倪光南和李勤这样说。总工程师和常务副总经理这回终于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们全都主张迎难而上。这段时间柳传志和倪光南至少有过两次谈话。倪光南支持他绝不放弃联想微机的决心，也支持他起用杨元庆的决定。总工程师在公司全体员工面前的一番话，让柳传志感到极大安慰：
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么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
今天回顾起来，在柳、倪二人患难与共的10年中，这是最后一次两个人如此心心相印。这让柳心存侥幸：也许公司领导层中的分歧没有那么严重，假以时日就会冰释前嫌。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与倪光南的冲突竟会掀起巨浪，而他与另外一个人的矛盾，却能在瞬间消弭无形。
小说-联想风云-相逢一笑泯恩仇
相逢一笑泯恩仇
1994年3月初的一个中午，孙宏斌突然出现在柳传志面前，就像是从天而降。自从1990年分道扬镳，柳就再也没有见过此人。他看上去瘦了很多，脸上挂着沧桑，不过还有昔日那副神采。原来孙在监狱服刑期间表现优秀，又为劳改局的《北京新生报》写了很多漂亮文章。囚犯是没有稿酬的，但却可以赢得分数，累积在案。孙由此获得“减刑一年两个月”的奖励。现在即将出狱，孙最想见的人就是柳传志。他总是对旁人说他非常尊重柳传志，甚至有一种仰视和崇拜。这不是矫情，而是真心，即使经过这么大的周折，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利用到北京为监狱买东西的机会，辗转找到柳传志。于是两人在一家饭馆见了面。柳为这顿饭付账，孙则当面述说自己的悔恨，以及在牢狱生涯之中的大彻大悟。
孙宏斌在1992年9月接到被公司开除的通知，此前两周，也即1992年8月22日，他接到法院的判决。这时候他在圆明园附近的一个拘留所里已被关押28个月。接到判决的那一刻，他内心的感受有点奇怪，或者说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后来如此描述那时的情形：
凌志军：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吗？
孙宏斌：也没有，都在看守所里待两年半了。天天看着这个被拉出去毙了，那个被拉出去毙了，还能打击什么？
凌志军：从看守所里拉出去就毙了？
孙宏斌：被判了死刑的，不就枪毙吗？我在那里看到的死刑犯起码有十几个！
凌志军：可是你能提前出来。
孙宏斌：对，我改造得比较好。
凌志军：那时候你有孩子吗？
孙宏斌：有。
凌志军：孩子多大？
孙宏斌：孩子是1990年1月23日出生的，我是1990年3月出的事。
凌志军：太太常来看你吗？
孙宏斌：在看守所里不允许家人看。
凌志军：当时强迫你劳动吗？
孙宏斌：在看守所里特别想劳动，可是没有劳动，就是天天在屋里待着。
凌志军：出来放风吗？
孙宏斌：很少，没有。
凌志军：两年多没有出门？
孙宏斌：对。上法院的时候才能出来。
凌志军：是不能出那间房子，还是不能出那个院子？
孙宏斌：房子。
接到判决书之后他终于走出看守所，被转移到天津市郊的一所监狱服刑，其实就是在农场被强制劳动。这里比在看守所要好很多，至少可以走到阳光下去，妻子也可以来看望了。他特别想他的孩子，但夫妻二人还是决定不让孩子到这里来。他不希望孩子看到的父亲是这副样子。尽管孩子还小，什么也不懂，但他总觉得这一切会在孩子心上刻下一点什么。
事实上他很少对人提起这段艰难岁月，被朋友问急了，也不过是只言片语：“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关了十七八个人”、“就是一个平铺，晚上睡觉大家并排躺，人挨人”、“每天吃窝头菜汤”、“吃饭不交钱，房费也不用交，都是财政拨款”。如果有人还希望他把牢狱的生活多说几句，他就回答：“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生活的环境里没有人有这种经历，但是在那里面，有这种经历的人很多，那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并没有比别人更难受。所以我觉得受罪不受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里面学到了什么。”
他的表现优秀，所以被“任命”为“号长”，这是在狱警支持下的“犯人头儿”。他还有足够的时间面壁思过：
开始的时候，我对柳总也有一种怨恨，后来慢慢就没有了，对整个事情的看法也改变了。在一个企业里面，包括柳总的这种做法，其实要是换了我，可能也会这样做。这个事如果不这样做，那又怎么收场？所以我就认了。
当时我一直认为我是对的，现在我知道不对了。我想把这个企业部做好，想把它的销售做得更好，想让它没有阻力，你说对不对，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在联想的环境里就不对了，因为你会冲击别的部门，你让整个企业乱套了，你让别人管不了你了，这个肯定就有问题。
很多事情本身没有错不错的，就是看你的时间、地点、分寸，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有些事情摆在这个环境下是好事，摆在那个环境下就很糟。你一定要把环境想清楚。不把这个环境想清楚，又想做事，你上来就错，你上来就死。所以如果有机会回过头重新开始，我就不会那么做了。
我原来有一个误区：我如果不那样做，就不是我了。后来再想想，才觉得情况不是这样，其实你不需要改变你的性格，你只是要把环境分析得清楚一点，把事看得更明白，就有可能不至于把事情搞糟。
在3年10个月的牢狱生活里，孙宏斌天天在想这件事，现在有机会与柳传志见面，忍不住娓娓道出，听上去像是道歉，又像倾诉。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这两个人，一个才三十出头，一个已年过五十，曾经相互信赖，又分道扬镳。一个曾经为所欲为因而陷公司于危机之中，另一个毫不容情地将其送交法律审判。按照常情，这两人即使不是反目成仇，也一定会白眼相向，但是只不过在一顿饭间，便已化干戈为玉帛，表明孙宏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柳传志一样拥有大智大勇。10年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两个目标：开创顺驰公司并且成为京津地区房地产业的佼佼者；让法院撤销原判，宣布他的“罪行”可以免于刑事追究。其中这第一个目标，他在1994年3月与柳传志相见的时候，即已和盘托出。他说他想做房地产生意，还说他希望自己能站起来，把今后的路走好，所以想了结过去，重新开始。柳传志望着面前这个青年，觉得他“能在监狱里面挺过来，还能反思自己积极向上，很不简单”，不禁大起恻隐之心。他说了一句话，让孙宏斌当场振作起来，而且毕生难忘：
“你可以对别人说，柳传志是你的朋友。”
小说-联想风云-拼命“赌一把”
拼命“赌一把”
就在孙宏斌走出监狱的那个星期，杨元庆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刺激性的一段经历。
1994年3月19日联想公司成立微机事业部。柳传志再次说服杨元庆打消出国的念头。“真是对不起，我无法兑现让你出国的承诺，”他对杨元庆说，“我希望你能来负责新成立的 微机事业部。”杨听了柳的劝告，留下来。柳把与微机有关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供应和财务运作全都交给杨元庆―这是原来四个副总裁掌管的权力。在以后的几年中，柳传志用既杰出而又符合中国现实的哲学思想指挥着公司航向，杨元庆则利用手中大权和他在CAD部获得的营销经验，彻底改造了公司的体制。这一老一少构成了相辅相成的搭档，然而真正的权力始终掌握在柳传志手里。
微机事业部是在仓促中成立的。形势刻不容缓，计算机行业的竞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国产微机大都溃不成军，转而寻求与外国公司合作，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康柏，都是那时候中关村人人传诵的故事。AST倒是没有进入中关村，但是它在天津建了生产基地，据说投产以后的产量将超过全部国产微机。整个形势就像电子部的一位官员说的，“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真不知道还会有谁能做国产微机。”也像李勤在微机事业部成立大会上所说，“在座各位受命于一个非常时期，肩负着公司的重任。我们的竞争对手已是国外大的名牌公司。” 倪光南很少在这样的会议上说话，即使说也都属于技术性质的问题，但是现在也忍不住发言了：“我们主要的对手是自己。与其说去年未完成任务主要是客观原因，不如说主要是主观原因，体制不顺，把大家手脚束缚了。成立了事业部，束缚没有了，就要靠拼命干，不能再怪体制了。”
柳传志在多年以后承认，把杨元庆推出来是“拼命赌上一把”，但在当时他却不肯当众这样说。那一天他拖着多病之身来到会场，告诉属下：“现在我感到紧张，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使整个公司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首先要大家明白，后面就是河。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他把自己对于联想微机事业的最后希望托付给杨元庆。后来人们谈论当时情形，都说微机事业部的成立以及杨元庆的出现，标志了联想微机的转折点，而且也是20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微机事业的转折点。其实当时所有人都拿怀疑的眼光打量杨元庆。柳传志告诉公司员工这是“背水一战”，又让杨元庆放手一搏，其实在心里还是为自己留了后路。当时联想微机的销售额在公司只占12%，就算全都赔光，还不至于满盘皆输，无非是退回到代理商的轨道上来。杨元庆在离开CAD部就任新职的时候，曾对他多年的助手林扬袒露心迹，他觉得代理惠普业务的前途光明，还认为自己去了微机事业部之后很难再有作为。很多年以后，他又谈到当时的情形：
凌志军：柳传志把最重要的一块交给你了，是不是在“赌一把”？
杨元庆：我的感觉是放手一搏，但不是赌博。我觉得他心里是有数的，当时的个人计算机在整个公司占的比重并不大。公司利润中的大部分是靠代理产品得来的。当然微机是联想未来的期望。
凌志军：没有必胜的把握，是吗？
杨元庆：对，当时确实没有把握。
杨元庆慨然受命，但是这并不表明他就一定心甘情愿。不过，他是那种只要认准彼岸的目标就会豁出命来划船、就算明知这船要沉下去也不会罢手的人。
小说-联想风云-杨元庆其人
杨元庆其人
这个注定要承担起“联想微机革命”的人，既不是公司研究部门的资深科学家，也不是老一代的管理者，他甚至与公司传奇般的汉卡和主机板的开发历史没有任何联系。杨元庆这一年还不满30岁，所具有的全部职业经历只是外国产品的代理商。
杨是出生在晶体管时代的一代新人。他的外表令人印象深刻，身高一米八一，宽肩，面色白净，棱角分明。无论在当时还是成名之后，他都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他的性格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敏捷却又内敛、刚硬却又含蓄。他有一种过人的智慧，但却并不善于与人沟通。他在行动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霸气，锋芒毕露，对任何事任何人，包括对他的老板柳传志，都是一副坚决、固执和不肯妥协的态度。但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丝羞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总是显得不够自信，因而带着难改的口头语：“我觉得……我觉得……”，或者“这个……这个……”。以当日情形来看，柳传志身边的年轻人中，有很多比杨元庆更聪明，更机敏，更善于表达，也更早地进入公司的权力核心。但是毫无疑问，杨是当时公司里面业绩最为突出的经理之一。
有意思的是，让柳传志终于对杨产生强烈印象的原因不仅是他的业绩，还有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那一次柳传志给他打电话，说要派他去夏威夷参加惠普的全球代理商大会。杨回答：“最近销售的事情特别多，如果实在忙不过来，能不能换具体管业务的杨一兵去？”正是这一刻让柳传志大有感慨：
当时出国风非常盛，无论谁有了出国的机会都很高兴。杨元庆是早想要出国的人，但是他却说让别人去，而且他的口气特别自然，漫不经心的，绝没有给你一个感觉，好像他有多高的风格。这个电话给我很深的印象。
了解柳传志的人都知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认人惟才”的。他曾有个经典的表述在公司流传：“假如有一个人本分老实但没有能力，另外一个人很有能力但不大老实，那么我要用谁呢？用后面这个。我宁愿再找一个人来看着他。也要让他发挥才干。”一定是这些年的很多事情让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所以才会对杨元庆的一件小事产生如此大的兴趣。
杨元庆1964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祖籍却是浙江定海，那里是中国最大的渔场。不过，这个家族打鱼为生的历史到杨的上一辈结束。父亲4岁时离开了老家到上海，又在上海长大。所以杨元庆在简历表上填写祖籍的时候，一直觉得“那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他在安徽长到17岁，然后去上海交大学习，毕业之后回到安徽，进了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这就是他进入联想之前的全部履历。那段生活尽管简单，但却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我读了两个学校，学的都是计算机。我觉得交大相对来说比较严谨，注重逻辑思维，学生就是为了一个好成绩，也比较听话。而科大就更自由，更开放。科大的学生雄心勃勃，而且有主见。我觉得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其实对我都有帮助。”
他认为能够执掌公司的微机事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我喜欢挑战，喜欢困难的问题，”他说，“那会让我很兴奋。”
他想像着和那些跨国公司的竞争是一件多么刺激的事，决心大刀阔斧地改变公司。过去四年公司权力分散，各自为政，与微机有关的人员在整个公司已有400多人，分散在5个部门，机构庞大而又彼此牵扯，这本身已是官僚作风的土壤。部门的经理又像“绿林好汉”一样守着自己的山头，还大胆地藐视总裁室的权威。当有一个关于销售的问题要大家坐在一起来解决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目标，就好像一个人想去上海，另一个人想去成都，第三个人想去乌鲁木齐。把这些人弄在一起构思行军路线，永远无法同行。杨元庆在协助刘金铎领导微机销售的时候，每天为这种体制带来的弊端所困扰。这种情况迫使他以一种全新的逻辑来组织新部门的构架―它将以一个产品的整个流程为基础，而不再是建立在所有产品的某一环节上。
分散的管理体系开始向新的部门集中，杨元庆将与微机有关的一切权力集于一身，把归在他名下的300多人一举削减三分之二，只留下112个人，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杨在公司的年轻人中有一大批支持者，但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两位元老的支持，50岁的曹之江和年纪更大的袁葆玑情愿给年轻的领袖充当助手。这两人都是技术上的出类拔萃之辈，也是新生一代连接过去的桥梁。杨按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始终称他的两位助手为“老师”。在杨元庆统帅微机事业的最初两年里，这两个人的支持非常重要。因为杨把许多事情全都交给他们去照看，包括最为重要的产品研发和产品质量，而他自己则倾心尽力地建立全新的销售体系。那些日子，他只要对“曹老师”和“袁老师”说一声“后面的事情请你们多管管”，就可以放心地走遍全国。
小说-联想风云-E系列：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
E系列：中国第一款“经济型电脑”
杨元庆把他的指挥中心搬出中关村，朝市中心的方向靠近了大约3公里。他在国家图书馆旁边的科技贸易中心大楼里买了1 000平方米的层面，开辟了微机事业部的第一个办公区。开张那天大家都想热闹一番，可又没钱做广告。杨元庆坐在房间里，从大玻璃窗看到街上车水马龙，忽然心生一计。他让属下把“微机事业部”贴在窗上，又写了“联想386、联想486、联想586”，个个大字都能透过玻璃朝着大街。到了晚上派个人守在那里，弄个聚光灯照着，让街上的人全都一目了然。“这跟做广告一样”，杨得意洋洋地对属下说。
那个春天人人都像回到了创业的年代，克勤克俭而又充满激情，还很有想像力。家用电脑事业部现在也并入杨元庆麾下。两年前许志平开创这一理念，并且用一个神秘的“1+1”来张扬，但是他在市场上的努力并不成功。联想家用电脑总计只卖出几千台。事实证明此人毕竟是个书生，虽然脑子里面总是花样百出，但却缺少把一个好的想法变成市场大潮的能力。
电子打字机依然是首选的办公机器，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还不流行，电脑显示屏上那个不断闪烁的提示符―“C：”，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拥有“M2401电子打字机”的四通公司，要比联想风光得多。尽管如此，计算机市场在过去两年里突飞猛进，成功占领办公室之后，又在借助学校这个跳板向家庭渗透。日益正规的计算机教育刺激了家庭计算机的市场，那些拥有孩子的父母都在想像有朝一日把电脑搬到家里来，越来越多的教师、科学家、记者、作家也愿意在家里使用电脑来工作。慧聪商情网在年初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42.41%的家庭打算在1994年购买电脑，另外还有47.02%的家庭准备在未来两年购买电脑。很显然，家庭已经不仅仅是潜在的用户，而且还是现实的购买力。
大多数中国人总算明白了个人计算机意味着什么。不过，计算机进入家庭远不像彩电那样长驱直入，所向披靡。那时候能够使用计算机的人毕竟很少，通常限于家庭里面的极少数人，不像电视那样男女老少都离不开。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收入很低，大城市里每个职工平均年工资不到4 000元。诸如苹果、惠普、IBM之类的电脑，虽然性能卓越，又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但是毕竟太贵了。所以中国的家庭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兼容机上―只要装上一块“386”的中央处理器、一个8MB的内存条、一块200MB的高速硬盘，再加上SVGA彩色显示器，就够用了，而价格为名牌机器的三分之一。
一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看到这种情况，迫不及待地把计算机引到家用电器的道路上，事实证明这又是一条歧途。家用电脑不同于商用电脑，但它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用电器。这一点现在人人知道，但在当时，似乎只有杨元庆和他手下的那一群人能够理解其中含义。
“我们既然就是一个中国品牌，就不要把自己定位在阳春白雪的高位置上，”杨元庆这样说，并指出“为中国三亿个家庭提供的电脑，一定要和他们的购买能力相适应”。他就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联想电脑原来的定位给改了。新一代电脑被定名为“Economic”，也叫“E系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济型电脑’，”杨元庆解释说，“对于我们联想来说它是合适的，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说，它也是最合适的。”然后他又补充道：“说得不好听一点，这个‘经济型’就是跟兼容机差不多一个档次。”
以“经济型”来标榜自己，这无论在联想公司还是在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行业，都是第一次。杨元庆后来一直认为，1994年国产个人计算机对外国品牌的阻击战，就是从“E系列”开始的。如果他说得不错，那么它就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计算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技术部总经理李之文是“E系列”的主持者，而他属下一个名叫刘军的人成了技术主力。这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无论怎么看都不像电脑工程师，而更像个明星。他在读完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学业之后加入了联想，后来成为联想集团最有权力的副总裁之一，但在1994年，他还只是一个普通员工，比别人多的惟一优势就是能不分昼夜泡在公司。他连续泡了40天，为“E系列”设计了4款机型，其实就是把一堆元件攒到一个机箱里，惟一的目标是想方设法降低配置。不过，这仍然是让刘军一辈子说来都能感到兴奋的话题：“它的战略定位可圈可点，在这之前我们也曾想过把机器做便宜一点，但那还是针对商业客户。现在我们第一次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想着千家万户，而且，我们真的把成本降下一半。”
这一计划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廉价。他们利用几个相互竞争的供应商提供配件和组合件(键盘，磁盘，驱动器，鼠标)，来生产计算机，让这些供应商相互竞标，还有可能以很大的批量来降低成本。而他们的“E系列”在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在于：价格，价格，还是价格！
5月的第一个星期，“E系列”第一次摆在成百上千的电脑商店里面销售。当时的电脑差不多要3万元一台，可是这台只要一万六。报纸上还不约而同地刊登“联想E系列微机标准配置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款机型如下：
微机型号LX E3/40
处理器386DX/40
标准硬盘80/120/210MB
标准内存2MB/(32MB)
标准软驱5.25英寸/1.2MB＋3.5英寸/1.44MB
随机软件电脑小秘书和简化联想汉字系统，MS DOS5.0
孩子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兴奋起来，父母们蠢蠢欲动，但是还在犹豫。为了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到这条路上，把腰包里的钱掏出来，杨元庆叫刘军再接再厉。刘军说所有的油水都挤得差不多了。杨回答：“不！还有！还有机箱！还有包装箱。还有包装箱里那些泡沫塑料！”
早期联想微机虽然被叫做“国产品牌”，其实只有商标是自己的，其他一切全靠进口，甚至连机箱和包装箱都是产自台湾。现在刘军又要熬夜，把这一切重新设计，同时派出一小队人在国内紧急寻找新的制造商，重新选材料，把包装用的黄色硬纸和白色泡沫塑料降到最低价。新机箱很快就出来了，钢板很薄，工艺粗糙，但是造价只有200元，是进口机箱的八分之一。好在中国人刚刚度过紧缺年代，买东西并不讲究，只要便宜就好。
那时候的电脑工程师也真是满怀激情，什么都干，还要“做很多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刘军设计了电脑，又设计包装箱，还要为包装箱里面的泡沫塑料设计新模具。等到这一切全都弄得合适了，就开始设计纸箱子上印着的那些字。包装箱上的“联想E系列电脑”那几个字，就是他亲手画出来的。他对美术一窍不通，既不请教那些艺术家，也不咨询广告公司，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蔚蓝色，这颜色后来成为“联想微机”的主色调，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个记者想到IBM的蓝色商标，评价道，“看来联想要做中国的‘蓝色巨人’。”其实当初这些联想人可没想这么多，在刘军眼里，“蓝颜色象征着梦想。就是这些。”
然而实现梦想却需要借助于实实在在的购买力。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们忙里忙外，就是怀抱着一个梦想：让自己的微机更便宜，去迎合普通中国人的需求。为了这个目的，杨元庆不惜改变元件的供应链，甚至六亲不认。他对香港联想的供应人员说：“如果你给我的货不能又快又好又便宜，我就找别人。”后来他果然把香港联想的主机板退回不少。
1994年5月10日是“E系列”大批上市的日子，杨元庆在北京举行了他主持微机大局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以新闻发布会的方式来发动一场战役，已经是计算机市场上常见的情形，杨元庆从那以后召开的产品发布会不计其数，但是这一次仍然有其独特的意义。有个名叫董瑞玲的记者用下面这句话开始了自己的新闻：“这是国内市场首家报价在1万元以下的名牌386电脑。”
30天以后，公司的财务报表上两年来第一次显出乐观的数字：微机事业部已销售联想微机5 500套。柳传志也在这一天接到报告：1994财年第一季度微机销售指标，提前15天完成了。
小说-联想风云-柳传志和倪光南分道扬镳
柳传志和倪光南分道扬镳
我们仔细检查联想档案，可以发现，柳传志和倪光南分道扬镳的导火索竟是一桩小事。
事情起因于为倪光南开车的司机侯海滨连续发生四起交通事故，柳传志责令车队为倪光南更换司机。有一天车队队长王威在同事中说，倪光南的夫人赵明漪曾抱怨“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得知此事后异常愤怒。他认定王威“完全是捏造”，联系到自己和公司其他领导的矛盾，又相信这一事件背后一定大有文章，于是写了一封长信，直接送“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同时又给柳传志本人传真。信中关键的部分如下：
从事实出发，小侯给我开车中，是专心、认真的，从未发生过任何违章行为；至于在不为我开车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不了解情况，不做评论。我在任何场合都未说过“小侯给我开车不安全”。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并未表示同意。在一个管理良好的车队，谁给我开车，我都感到是安全的，在管理不好的车队，只好根据事实，我是尊重事实的。我也历来不主张对总裁室成员不加分别地(例如对我)实行专车制度，我从未主动提出要谁给我开车。
如果要捏造我的“意见”，把小侯给我开车认真遵纪的优点说成缺点，以便达到精简他的目的，试问这是想达到什么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把总裁室成员引入车队的矛盾中，甚至不惜用捏造的手法？
我建议，1. 王威应澄清事实，在多大范围内散布的，在多大范围内澄清。2. 王威应说明他这样做的动机。如果车队负责人有某些不正常的企图，我不认为他领导的车队能提供安全的服务。当然，王威这种捏造构成了对我名誉的毁谤，我保留采取其他行动的权利。
平心来看这封信，多少都会感觉到总工程师有些借题发挥，甚至会对一个功勋卓著的大科学家如此容易动怒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这正应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经典特征：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与人斗争”的逻辑，又经阶级斗争岁月的洗礼，所以特别善于在人事纠葛的细微之处发生无穷的联想，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都有可能包含巨大的意义。这在古代就有“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训诫，在当代也有所谓“征途上处处有阶级斗争”之说。以这样的心情来看待当日倪光南的动怒，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