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柳传志立刻对倪光南的“含沙射影”反感起来，他认定这封信的锋芒是冲着自己来的，所以决心与自己的这位搭档摊牌。他在一封回信中写道：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当老蔡处理这件事情犹犹豫豫时，我非常生气，认为他太软弱，甚至在总裁室会议上，也为此和他激动过一次。
这就是你在传真中写到的“其他总裁室成员说过，但我并未表示同意”。难道我不是像你自己的肉似的关心你的安全吗？难道像侯海滨这种情况不该坚决处理吗？我实在弄不懂，你为什么要给总裁室成员发这么一封含沙射影的传真，我实在弄不懂，你到底要冲着谁来？要干什么？
写到这里，我心里很不平静，我们配合10年了。这10年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多种原因之中，我们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你在到公司来之前就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在所里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你能那样信任我，支持我，使我能放手工作，这使我永远心存感激。在公司经历的数不清的风浪中，你未必每件事都知道处理的经过，根据你初到公司来的约法三章，我是能不打扰你，就不打扰你。但你总是用你最信任的态度和我坚决站在一起。在我们共同奋斗渡过难关的时候，那种胜利的欣慰，也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我们有时间在一起谈谈心，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对人的看法，谈谈对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随便的谈话，使我们在尊重之中，又增添了感情色彩。
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做是一种光荣。我把对你的关心放在了十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对你的最大意见就是性格太内向，话一定要憋在肚子里，而且，一定要积存够了再讲。有时候，明明是误会，早讲早解决，也一定不讲，而且，一定觉得自己对。
如果有可能，我们当面将话谈透，把心里的话全倒出来，真正做到心心相印，你是个君子，我信得过你。共商大计，奠定基础。今天的联想，无论是香港，还是北京，都处在非常紧要的关头，核心组能同心同德处理问题，尚难保证顺利过关，如果核心部分锣齐鼓不齐，结果很难设想。如果觉得恢复以前的感情有一定的难度，信不过我，不愿意讲透，那我们毕竟是10年的朋友，我们不必将矛盾公开化，我坚决退出核心组。
如果将矛盾公开化，实在太不值得，我很了解你的脾气，你也知道我的脾气，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公司分裂，那是非常可怕的事。对我来说，就更可悲了。因为我历来很想将事情看透，我和你莫名其妙地发展成一种恶性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呢？
柳传志后来说自己的这封信“非常诚恳”，又说这是“最后通牒”。应当说，这两种说法全都没有错。他当时刚刚摆脱美尼尔症的侵扰，觉得自己的“思路很不清楚，信手写来很不冷静”。但是他相信自己的一个感觉不会有错，那就是“倪光南开始找茬儿了”，于是在心里决定，这封信将是自己最后一次推心置腹：“如果他回信，我们还有机会好好谈一谈；如果他不理我，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可是倪光南没有回信。他不再相信柳传志的诚意，认定那个人表面上句句感人肺腑，其实都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如若不然，他留着那信的底稿又为了什么？
这样看来， 1994年春天在联想历史上的最令人悲伤之处，就是倪光南和柳传志彼此失去了信任。很多人都会奇怪：柳传志能够那么宽容地对待给他带来极大麻烦的孙宏斌，倪光南在公司里也处处都是一副忠厚长者的形象，可是这两个人竟会为了一些小事如此剑拔弩张。这是因为那些人不能理解，信任乃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纽带，它包含着巨大的情感也包含着坚定的信念，一旦失去，任何一个细小的嫌隙都有可能变成难以逾越的鸿沟。
小说-联想风云-“中国芯”：一次战略抉择如何演变成个人纠纷
“中国芯”：一次战略抉择如何演变成个人纠纷
杨元庆在北京发布“E系列”的那一天，倪光南来到上海，加紧追求他的新理想。
他的上海之行让公司的很多人兴奋不已。至少香港联想的吕谭平、吴礼益，还有副总裁张祖祥是这样的。他们与倪光南一起在上海待了三天，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的意向。
“设计中心”的目标是“集成电路”，也就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的专用芯片。毫无疑问，它在计算机产业的“微笑曲线”上属于高端产品，所以倪光南一说起来就会两眼放光。好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这件事上倾注着自己的热情，想到仅仅依靠北京和香港的技术人员还不足以担此重任，所以指示香港联想至少再招聘15个研究人员，还试图在美国寻找芯片设计专家。这两件事情经数月努力进展不利，于是他便来到上海开辟新的舞台，果然三方一拍即合。
有证据表明，倪光南曾在4月23日的总裁室会议上将“上海计划”向柳传志和曾茂朝报告，当日的会议记录写有“柳传志等同志表示赞同”一句。但是也有证据表明，柳传志当时仍在权衡此事利弊，所以总裁室的会议并未形成决议。
从倪光南的立场上说，他急于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投入“集成电路”，是有理由的。当日“联想汉卡”的颓势已无可挽回，而微机事业部的诞生以及杨元庆的大权独揽，又决定了倪光南不能像在昔日主导“联想汉卡”那样来主导“联想微机”的未来。在公司最重要的产品中不能拥有一席之地，这和一个总工程师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相符。假如一个技术领袖不能在公司的技术方向上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他的威望乃至在公司的地位都会发生动摇。但是我们更愿意以广大而积极的眼光来看待倪光南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举拆除贸易壁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呼声响彻四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放的进程反而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潮流。外国公司大举进入，让潜伏着的社会分歧涌到表面，成为1994年国内舆论的一个焦点。有三个人，杨桃源、垄和安、何君臣，联合起来在《国际电子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何去何从》，里面开列两种意见，都有代表性：
―我们缺少强有力的集成电路和工业基础，又不掌握技术制高点。现实的选择是“一退到底”，去选择那些外国人不愿意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不能再退了，搞一个丢一个，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应当加强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这一块。
我们只要稍微一想就能明白，联想公司杨元庆和倪光南主张的两种技术方向，正是中国社会潮流的反照。用纯粹技术的眼光来看，1994年联想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杨元庆发布“E系列”和倪光南渴望“中国芯”，都是在试图发起对于外国微机的阻击战。不过，战斗却是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杨元庆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则是向高端前进。假如振兴民族计算机产业真的可以被当做一场战争，那么杨元庆是在采用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的战术，这有点像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展开攻坚战。
主张抢占“技术制高点”的舆论显然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其中又以研制“中国芯”的呼声特别时髦。“芯片”本是集成电路的俗称，只具有纯粹技术和经济的含义，但是“中国芯”偶然地与“中国心”谐音，于是立即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这一年3月比尔?盖茨来到中国，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产品信息，会晤政府高官，在千人大会上演讲，还成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座上客。本来这些活动并无恶意，可却刺激了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有个媒体的记者请王选发表评论。这位北大方正集团的开创者、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最重要的奠基人，现在利用中国文字中的一对同音字阐述自己的看法：“计算机领域的国际竞争，是斗智。决定成败的因素固然涉及方方面面，但我认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斗志，那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竞争。”用这话来对照当日的联想，那么很显然，杨元庆是在“斗智”，而倪光南是在“斗志”。
随着气温的升高，中国人对“中国芯”的热情日益高涨，在夏天达到顶点。人们只要一想起英特尔垄断着80%的中央处理器，就不能容忍，似乎不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中华民族就要满盘皆输。中央政府特别热衷推动此事。他们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研究，甚至制定了政府投资计划，就连胡启立部长和周光召院长也对柳传志表达了对“中国芯”的期待之情，希望联想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
看来倪光南的“上海计划”迎合了时代潮流。但也正是在这时，柳传志的头脑冷静下来。就像我们在前面反复叙述过的，柳传志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既“斗志”又“斗智”。当理想与现实不能统一的时候，他宁愿屈从现实，也不会贸然行事。他接连几个星期把这件事情思前想后，仔细计算芯片的投资，又估量市场销售的前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竟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6月5日，他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信，委婉但却坚决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
吕总、倪总：
关于在上海建立设计中心一事，我已和倪总表达过我的意见。现归纳如下：
一、生产板卡为我们长期的业务方向，所以建立设计芯片的开发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的。
二、由于我们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研究所，所以做这件事大概要有如下条件：
1. 要有销售市场。由于我们自己销售板卡，所以此项具备。
2. 要能引进最先进技术。这条目前我认为无把握。
3. 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这条目前尚无较可行的解决方向。
4. 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的开发人员。经过努力后有可能做到。
三、上述四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第三条。这件事情是由香港联想负责的，所以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最起码要对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后，再考虑和上海进行形式上的紧密合作方式。
要理解柳传志的想法，那就必须懂得，市场上的选择和实验室里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在实验室里可以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所以科学的殿堂里总是树立着一些“高、大、全”的偶像。但是在市场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用户所需要的，只有最适合用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一个卓越的经理当然心怀改变世界的梦想，这一点和卓越的科学家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在于他不会被那些梦想牵着鼻子走，他永远只做自己力所能及、而又有利可图的事。他有足够的智慧辨别什么是自己能够改变的、什么是自己不能改变的。
柳传志在“集成电路”的高地前下令公司停止进攻，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人在技术背景、工业基础、资本实力、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营销方面，都还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格局。与其在制高点上慷慨赴死，不如避实就虚，先在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然而从操作的程序上看，柳的行动却又过于突兀。此前吕谭平已经宣布此事，在香港报纸上早就掀起一阵旋风，就在柳传志写那封信的四天之前，北京的《计算机世界》也在首页头条消息中报道：“联想与长江、复旦携手发展专用芯片设计中心”。“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连续两个星期都是众目所瞩。复旦大学杨福家校长出来讲话，上海市的政府官员把倪光南奉为开路先锋，大家全都容光焕发，觉得民族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可现在，柳传志的几行字便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就像是一锅已经做熟了的米饭就此闷在盖子下面不能打开。这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尤其让倪光南无法接受。
“这是柳传志第一次向我说‘不’，”倪光南后来这样说。这话不错，在这之前柳传志的确对他百依百顺：改进汉卡、上马程控交换机，让周晓兰把他奉为“神”，让曹之江把他当“老师”，把刚刚就任的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再撤下来，全都历历在目。他无法想像柳传志会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与他背道而驰。
“你说，”他质问柳传志，“我的想法怎么不对？”
柳传志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说服总工程师。于是问他，“如果大家都有不同意见怎么办？”
倪光南依然不肯退让：“意见不同我也要办。”
公司高层领导者在战略选择上想法各异，乃至不能统一，这在世界商业史上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问题在于，倪光南和柳传志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特有的味道。此事若干年后见诸报端，被京城的评论家说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它包含了“资本支配知识，还是知识支配资本”的重大命题。其实事情本身有可能不是那么深奥莫测，也许它只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的悲剧。诸如此类的争端如果发生在西方，当事者总是就事论事，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倾听别人的意见，又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评判和调节，其目的在于取得实际效果，而非强求一律，更不会逼迫别人认输。假如简单的方法不能奏效，他们宁可转身走人也不愿意纠缠不休，因为他们的文化中并不包括“你死我活”这种因素。我们的国家则是一个习惯于“是”的民族，不喜欢说“不”，也不喜欢听“不”，多少年来就是如此。如果有个“不”字突然横在两人中间，那就一定会造成巨大的不幸。无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更倾向于把它当做人与人之间的纠葛，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退居其次。柳传志说，这件事是他与倪光南彻底分裂的“导火索”。倪光南显然也不否认。但是我们追究起来，很难说是个人积怨导致他们不能就重大问题互相理解，还是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让两人失去了最后的转圜之机。
一次战略抉择的分歧演变成这对搭档的决裂，说起来真是一个悲剧，然而更令人悲哀的事情还在后面。倪光南不能遏止内心的愤怒，因为“这个‘不’以后，永远都是‘不’了，不再有‘是’。”总裁室的会议变成了倪光南和柳传志之间的争吵，每一次工作分歧全都成了针对个人的指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柳传志说，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永远和你没完。”在又一次会议上说：“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在第三次会议上说：“我坚决和你干到底。”会议的气氛剑拔弩张，有一次两个副总裁无法抑制内心的紧张，眼泪都下来了。
多年以后两人谈起当日纠纷，彼此仍然不能原谅，但是全都冷静下来。倪光南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倪是冷静的人，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流露情感，他这样说，就表明过去那段美好时光仍在他的记忆中。柳传志对倪光南也保留着一些美好的评价。比如有人说，倪光南热衷于与上海合作，是想要照顾他的在复旦大学工作的哥哥。柳根本不把这样的指控放在心上。“老倪的动机肯定没有谋私，”柳说，“他这个人是不爱财的，不求那种小的虚名，他还真的就是技术至上，并不清楚整个市场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柳传志还会想到“司机风波”：“如果那次没有闹僵，我劝他，没准儿还是可以的。闹僵以后就完了。”
总工程师说到做到，和总裁“干到底”。他向上级控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控告柳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值得怀疑的金钱总额超过1 000万元。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已经完全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局面。他的举报如果坐实，柳传志也就从此完蛋。其中曲折我们将在后面详述，现在只需说明一个情节。1994年后来的几个月里，柳传志一提到这事就激愤不已，他对张祖祥说：“老倪说昧心话，把我给告了。”张祖祥仍然想居中调和，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的决裂对公司来说是个重大损失。柳传志又何尝不知这个道理，但是他说：“你也应该考虑我的感受。”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就证明已经无可挽回。
小说-联想风云-南方战场
南方战场
1994年郭为是在一种苦闷的状态之中度过的。他在广东惠州卧薪尝胆，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全力以赴建设新的生产基地。
惠州生产基地那时候有个好听的名称―“联想科技城”。它是两种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自从公司把香港的生产线撤回深圳，在“赛格工业园”建立起新车间，两年来这座城市迅速扩张，原来位于城市边缘的“赛格”现在成了商业中心，地价迅速升高，商务运行的成本也涨了一倍，所以进一步向内地后撤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是其一；中国自1993年来大兴土木，形成浩浩荡荡的房地产业大军，惠州本是穷乡僻壤，但是它与广州、深圳形成一个等距离的三角形，地理位置绝佳。那时候这里的最大新闻，是外国汽车财团想要投资10亿美元兴建“熊猫汽车集团”，所以广东惠州与广西北海并成为“中国两大热土”，这是其二。联想当日以每平方米120元的价格，在惠州西部小山脚下购得50万平方米土地，希望能够“一箭双雕”：把那些与电脑制造流程有关的企业都吸引过来，形成完整的制造体系，同时又能坐收土地增值之利。
可惜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进展不顺。不仅土地价格因为中央政府颁布紧缩政策急剧下跌，而且想像中的那些电脑厂商也不愿意进来。1994年春天郭为奉命来到这里，雄心勃勃想要打赢南方战役，与北方的杨元庆遥相呼应。可是他第一天便看出这里管理混乱，至少五分之四的土地还在那里荒着，而地价已经跌去70%。正在兴建的8万平方米厂房一片狼藉，工程的质量和成本全都失去控制，钢筋混凝土的结构里面，被人掺了不少黄土，还因为工程事故死了好几个人。
他去找柳传志，希望得到指点，可是柳传志忙着支持杨元庆，还要应付倪光南的挑战，根本顾不上这片荒凉的土地。“他没时间理我，”郭为一说起来就是满肚子牢骚，“这一下把我扔在井里面，井的四周特光滑，我爬也爬不上去，又没个方向，不知道往哪儿爬。”想到伤心之处，他立誓“再也不做信息技术行业，因为这里面真是太累太苦，而且也没意思”。
后来人们都说郭为是天生的“救火队员”，“专门替老板堵枪眼的”，看来这说法没有错。他在惠州、深圳和香港之间来回奔跑。此人绝顶聪明，还能吃苦耐劳。一个人同时拥有这两种品质，如果再加上一点运气，必可无往不胜。郭为最大的运气就是请来一个叫陈国栋的人出谋划策。后者那时候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中等个头儿，面色黝黑，脖子有点往前伸，在经济分析和经济预测领域学有所长，却不喜欢做学问。这样的人不是个好老师，但却有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后来他果然开辟惠州战场有功，成为联想控股集团名下的融科置地公司的总经理。当时他与郭为凑在一起，很快看出形势不妙，中央政府摆出一副大杀大砍的架势，又碰上朱基这么一个“铁腕总理”，房地产热潮迅速冷却，所以“一定要编个故事”，才能转危为安。
“编故事”这个词，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商业史上应有一席之地。这里面既有大言不惭的欺骗，也有精妙绝伦的商业策划。当日陈、郭二人商量的结果，肯定是属于第二种情况。他们说是“科技园区”，其实是把深圳“赛格工业园”的生产线全都搬到这里来。然后堂而皇之地对媒体宣布：联想建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这当然不是胡说八道，因为联想的主机板本来就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上占有十分之一的份额，就算没有惠州，也是“亚洲第一”。
他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请来撰写可行性报告，这又是挺唬人的举动，可以让他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1994年6月18日，“联想科技园的二期工程”―科惠线路板厂举行奠基仪式。郭为请了很多人来捧场，有好几百人，还有至少100个记者也来到现场。郭为以联想科技园总经理的身份出来接受记者采访，侃侃而谈。他说联想科技园一期工程自1993年5月建设，已全部完工，包括三栋厂房―每栋配有运货电梯、三栋员工宿舍―每间房配有洗手间、一个职工食堂、一个康乐场所和一栋有72套房间的高级员工公寓。然后他又宣称，已经开始的二期工程将在1995年完成，那时候联想科技园区还能扩大一倍。
有个记者问：“联想科技园项目为什么选址在惠阳太阳城？”
郭为说：“这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这里海陆空运输极为方便，而且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和京九铁路惠州附线的贯通，这种地缘上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于是“烂尾工程”摇身一变，成了“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记者回去纷纷写道，“这是联想集团在珠江三角洲继投资深圳联想电脑生产基地后，又一个大型高技术项目。”
“这个故事编得还不错，官员就喜欢听什么‘最大’一类的话。”郭为有些得意地说。当然他还要指令工人们把钢筋混凝土里掺的黄土全都抠出来，让工程质量符合标准。
小说-联想风云-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
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
1994年就要结束了。无论是柳传志还是倪光南，也无论是杨元庆还是郭为，所有的联想人都感受到这一年非比寻常。微机阻击战打响第一枪；两位高层领导者分道扬镳；向中央政府请命；高举民族大旗；拒绝“中国芯”；转战南方战场；复制惠普的分销模式；在全国拥有了至少200家代理商；北京总部不再卖电脑了，但电脑销量增长100%，达到4.5万台。在这一连串事件之外，还有很多大事：中央政府颁行改革新政，企业制度改革、税务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银行开足马力印钞票，让全国物价上涨21.7%。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连续15年下跌之后，第一次在8.7:1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英特尔推动芯片大幅降价―奔腾100MHz的中央处理器单价从
1 000美元降至750美元，导致圣诞节期间，世界市场上的高档个人计算机价格大跌。中国市场上微机销售65万台，增长68.1%。国内计算机制造厂商花在广告上的钱增加了一倍，国产品牌稍微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可是外国品牌和台湾品牌的微机仍然占有69%的份额。至少有27%的消费者仍然钟情于AST，不过这个公司已经面临4 000万美元亏损―每股亏损1.25美元，导致公司大规模地关闭生产流水线，还辞退至少10%的雇员。而联想微机市场的份额增加了3个百分点，达到8%，排在国产微机的第一位。电子工业部的统计还表明，在联想的后面是那些老牌的和新起的厂商：长城集团、浪潮集团、长江集团、南天集团、长安集团、长白集团、华光集团和紫金集团。此外还有，“联想汉卡”进入最后阶段，库存5 000块全部降价处理；微软与联想合作开发的MS-DOS中文版在北京发布；联想电脑“小秘书”出现在市场上，成为“E系列”的配套软件包，它集汉字环境下的十余种常用小型软件于一体，包括文字编辑、名片册、记事本、计算器、百年历、家庭资料库、度量转换、邮政备忘录、交通备忘录。
北京西北三环道路改造工程终于完工，在连接中关村大街的路口架起一座立交桥。公司向政府递交报告，申请将这桥命名为“联想桥”，还表示这将有利于扩大电子一条街的影响，读起来琅琅上口，从美学观点看也不失为“一个美丽动听的桥名”。但是四通公司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于是一场冠名权的争夺战在联想和四通之间展开。好在那附近有三座新桥同时矗立起来，所以这场争夺能够以妥协的方式了结。四通占了其中一座。而联想则以50万元买到另外两座桥的永久性的冠名权―“联想桥”和“联想东桥”。
12月8日，21世纪剧场的联想成立10周年大会把这一切推向高潮。一首新歌在公司里面流行起来，它的名字叫做《联想之歌》，旋律中有激昂也有婉转，有豪迈也有柔情，所以无论老一代还是新员工，人人会唱：
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回响，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我们的目光在科技高峰上翱翔，
肩负历史的重任，托起中华的太阳，
啊，联想，联想，联想，
乘风破浪向远方。
啊，联想，联想，联想，
我们走向辉煌。
我们的大船在汹涌的大潮中起航，
求实进取创新写在不落的风帆上。
我们的队伍在联想世界里成长，
团结勇敢坚定把美好的未来开创。
啊，联想，联想，联想，
乘风破浪向远方。
啊，联想，联想，联想，
我们再创辉煌。
公关部不断把各地的战报送到柳传志案头：幻灯片、录像片、报纸文章、电视镜头、大会上的旗帜、花篮、政府官员的赞扬。他有些激动，忍不住提笔给公关部写信：“一场大仗终于打完了。这是联想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战役。整个公司军心大振，不但及时刹住了年初以来出现的情绪滑坡，而且鼓起了斗志，这个战役又是我们整个大战役的前哨战。”几乎每一个公司在初创的时候都是激情满怀的，难的是矢志不渝。这次战役重申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联想是不肯言败的。而且，公司将坚决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中国品牌的集大成者，同时它也标志着联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司，能够做出大胆的决定。
尽管柳传志宣布“仗打完了”，可在杨元庆这里还没有完。1994年的最后一天，他把几个记者请到公司来，告诉他们“联想微机1994系
列”―“E系列”(经济型电脑)、“G系列”(绿色电脑)和“P系列”(奔腾电脑)―大获成功。从1995年的1月起，就要推出新产品―“联想1＋1星座系列家用电脑”，有“双秤”、“宝瓶”、“金牛”、“人马”四种型号，15种配置，全部采用联想486/33主板，最贵的12 000元，最便宜的只要3 000元。记者们听了，个个觉得新鲜，因为人们迄今为止说起电脑时，只是“386”、“486”或者“586”，给电脑起名字还是第一次。杨元庆喜气洋洋地宣称，用“星座”给电脑命名，是“一种新概念的完美体现”。其实，这主意是他和几个年轻的属下在一顿晚餐会上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小说-联想风云-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
小说-联想风云-引子
引子
治理一家公司是一个系统设计。这里面有方方面面要考虑的问题，牵一发动全身。你如果为了解决某一个问题就单兵突进，这个问题看似解决了，其他方面全乱了。
――柳传志
1995年早春，每一个在柳传志身边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到他很放松。过去三年，他每年都说“鲤鱼跳龙门”，直到现在，他终于可以说“我们跳过来了”。
“当然我们还是个小龙崽子，还不是龙，”他既谦虚又得意地说。公司决定在春节放假15天，这比法定的假日多出两倍。他告诉全体员工：“就是为了让大家休息好。”2月8日是个周末，公司花了2万元租下保利剧院举办文艺晚会。晚会的名字叫做“回响新世纪”，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爱尼亚克”诞生50周年。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计算机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其影响力之大，甚至超过战争、宗教、种族隔离，以及所有意识形态的角逐。可惜直到这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全世界还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完全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东西。他们分布在非洲、大洋洲、美洲南部、欧洲东部和亚洲。即使在我们这个已经宣布“与世界同步”的国家里，计算机的普及率也不到1%。在中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有7 000万人还在为衣食发愁，有5亿人从来没见过计算机。他们正等着谁来为他们打开计算机时代的大门。
小说-联想风云-西部传奇
西部传奇
春节之后，陈绍鹏来到西安，为微机事业部筹建第一个分销机构。为了把微机的销售业务再伸得更远些，杨元庆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在代理商与公司之间建立更稳定的联系。原来过去8个月里代理商蓬勃发展，已有100多家，在未来的12个月里还将增加至少两倍，他们漂泊在全国各地，好像一片片没有根的浮萍。虽然联想商标象征着计算机市场上的新生事物，但是谁也不知道它是否具有长远的前景，所以杨元庆决心把手下最棒的销售人员派到中心城市去，建立稳定的办公地点。第一批办事处设立在上海、武汉和西安，数量不多，但却能够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打算把整个国家从东到西的土地全都包揽下来。“元庆很敏锐，”陈绍鹏说，“他知道，不这样做代理商就会有找不到家的感觉。”
1995年陈绍鹏26岁，在公司里是比杨元庆、郭为更年轻的一代。像联想的所有销售人员一样，陈有一副让人容易产生信任的外表，浓眉大眼，中庭宽厚，面相和善。他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员。他的同事都说他有“把冰激凌卖给北极熊的本领”。当他在那些本来属于竞争对手的市场上行动起来的时候，真是叫人发抖。每逢这种时候他就特别开心，心里还有一种类似侵略者攻城掠地时的快感。
陈的任命书上写着他是“西安办事处主任”，用销售圈子里面更专业的话来说，就是“业务代表”。当时联想像他这样的业务代表有18人，被公司叫做“18棵青松”。另外两个年轻人，刘海峰和高文平，分别主持华东和中南，而陈绍鹏的领地是西南和西北。这是一片拥有云、贵、川、陕、甘、宁、新、藏8个省区和好几亿人口的广大地域。这个年轻人显然学会了毛泽东早年的“以弱胜强”的战略，所以自称联想拓展市场的办法也是“从农村包围城市”。
“我们是从穷地方开始的，”陈绍鹏这样说。他的起点在西南重镇成都，在那里度过了一年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日子。晚上住在一个没有名称只有代号“03”的军队招待所里。每天早晨从那个破旧的小门走出来，登上长途汽车或者火车，去观察云、贵、川三省的市场动态。
开始的时候相当艰难，像“成百光电”这样的大商家都不理睬，只有一个名叫杜霆的人与众不同。此人出生于四川北部的南充地区，长在成都，当时领导着一个只有三人的公司，势单力薄，却有足够的聪明和一腔热血，能说会道，眼光独特，还特别善于和陌生人拉关系。看到联想总部有个人从北京跑到这里来，整天陪在自己身边，他认定遇到了一个有责任感也有激情的公司，不免兴奋异常，说一句：“好，我们一起干！”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就此来到了自己人生事业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