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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联想风云-前言
前言
“你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企业吧，”柳传志盯着我说，“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人过于自信，却很真诚。分手的时候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又补充道：“我很抱歉，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
“没有关系，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想法写，也可以什么都不写，”他回答，“我只是 希望你用局外人的眼光来看看联想。”
对于联想来说，我的确是个局外人。我在此前与柳传志从未谋面，没有直接接触过这家公司，也没有写过任何关于联想的文字。当时我只知道这个人的事业是从40岁开始的，而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个年龄之后就不再有什么变化。他领导的联想是一家计算机公司，成就非凡，享有盛誉。我听说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学生，要在两年之中学习几百个案例，联想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我采访美国微软公司的高层经理们，听到他们嘴里提到的惟一的中国公司，就是联想。我还知道有不少人正在批评联想，在某些评论家笔下，它不过是个目光短浅、沽名钓誉的混蛋。
联想集团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附近一座崭新的大厦中，要进去就必须出示一个带有保密号码的磁卡。车间里没有一般工厂流水线上常有的那种喧嚣，办公区有点机关的味道，还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息。我们国家的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秘密，而且不会出示给一个不相干的人。不过，柳传志兑现了他的承诺―把公司的真相对我和盘托出。
联想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一些内部会议，允许我不受约束地采访任何人。我和68个人谈了话，包括公司的开创者、老一代和新一代领导人、项目经理和技术人员、第一线的销售人员、流水线上的工人，当然也包括几位因为重大分歧离开联想，甚至与柳传志结怨甚深的人。公司还对我开放了全部档案。走进档案室的时候，我被面前的几十个大铁皮柜子惊呆了。在我接触的公司中，没有哪一家为自己保留了这么完整的历史原貌，包括公司20年来的会议记录、财务报表、业绩报告、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手稿和工作日记、往来信件、传真、政府批文、营销合同、荣誉证、检讨书、法律诉讼案卷、广告文本、图片和音像资料。在我打开这些铁柜之前的许多年里，还没有人如此系统和细致地研究这些尘封的隐秘。我的调查持续了6个月，留下200多个小时的录音和600万字的资料。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大量关于联想的公开出版物，所有这些都成为我了解这家公司的参照。
迄今为止，人们对联想的认识倾向于两个极端。一些人把它描述成一支无往不胜的“铁军”，另一些人则认定它正在走向死亡。事实上，联想的历史充满了艰难，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是九死一生。它的最显著的进步都是在战胜了最严峻的危机之后得来的。在20世纪，它打败了80年代后期的混乱，打败了90年代初期的萧条，在跨国公司蜂拥而入的中国市场上树起自己的旗帜，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不景气的时候，疯狂地成长起来。当新世纪开始之时，它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在中国和亚洲太平洋的微机市场上占据第一的位置。20年前联想刚刚成立之时，手上只有20万元。它的第一笔生意是一次被欺骗的惨痛经历，导致14万元血本无归。而今天，它已经是一家拥有198亿元资产、几百亿元市值的公司。它的最新一笔交易是以12.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全球个人计算机业务。
联想在过去几年里始终是最有价值的国产微机品牌，在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全球合作伙伴之后，其品牌价值已经超过600亿元。柳传志和公司的开创者们也都合法地成为富翁。站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立场上看，他们的收入之高令人惊讶，但是从个人财富的角度来衡量，他们与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人还差得太远。事实上，柳传志从来没有拥有超过1.5%的公司股权，他的薪金也没有他的继任者高，但是他在精神上对这家公司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的很多话被员工引用。他治理公司的手段，诸如定战略、建班子、带队伍、天条、迟到罚站、公司歌曲、半军事化的训诫、宗教仪式般的誓师大会，都让人充满了对他和他的企业的好奇。
就像联想是中国企业市场化道路上的重要案例一样，柳传志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表现自己智慧和激情的舞台不是一个企业，而是整个国家。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个故事看做一场道德剧，把柳传志当做完美主义的化身，也许会失望。他的迄今为止的生涯一直被一种梦想所引诱，当他出色地实现了梦想之后，依然有新的梦想在前面召唤。20年前，他的梦想是让他的企业达到200万元的销售规模；10年前，他的梦想是让国产微机占领中国市场；而现在，他的梦想是让联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公司。
联想的故事是由一种信念衍生出来的。这种信念是：相信任何人都会追求完美，都拥有无限激情去创造美好的东西，只要赋予他们适宜的环境，他们一定能成功。然而这个故事中还有着某种强烈的中国味道。在过去20多年里，我们的国家始终在新与旧的激烈冲突中挣扎着前进。如果你屈服于旧体制，你会被淹没其中，如果你公然反抗，你会体无完肤。联想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掌握了与旧制度相处的方法，同时又以惊人的坚忍、耐心和技巧与旧制度中令人作呕的弊端周旋，一点一点地摆脱束缚，走向新世界。这个公司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梦想，什么是现实，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创造伟业必须走过的那座桥梁又在什么地方。
在联想20年的历史中，舆论在大部分时间里充满了对它的赞美。但是从2004年1月开始，批评它的声音忽然强烈起来，各种各样的言论组成了“联想危机论”，媒体也开始以发表联想的负面消息为乐事。奇怪的是，这局面反而让我了解这家公司的念头格外强烈起来。
不过，我在调查这家公司的最初几个月里，并未打算把它写出来。有一天我旁听联想的内部会议。当时公司刚刚完成一次大规模裁员，引起议论纷纷。毫无疑问，这是联想的艰难时刻。在场的几千员工都想听听柳传志说什么，于是他走上台去，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讲。当他说到自己在过去20年间犯了很多错误、因此影响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时，我被他的坦率和真诚感动了。就是在那一刻，我决定写一点什么。
“这不只是一个人和一个企业的历史，”我对自己说，“也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
于是我开始写这本书。写作的过程相当艰苦，但却自始至终散发着一种迷人的力量。
小说-联想风云-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
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
小说-联想风云-引子
引子
联想集团开始关注并且珍爱自己的历史，是在它发展壮大起来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它开始整理自己的历史档案时，创建者们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公司成立时的任何记录，甚至根本忘记了那是在哪一天。事实上，那一天没有鲜花，没有剪彩，没有官员祝词，没有媒体报道，甚至没有任何开业仪式，连公司的招牌也没有悬挂。多年以后，大家只能依稀记得，那是1984年10月，也许是11月的某一天。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财产的增长，公司的历史也丰富起来，渐渐组成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公司的先驱为改革时代的叛逆者开辟了一条道路，也给那些雄心勃勃的后来者树立了典范：冲破束缚的本能、不屈不挠的韧性、远大的理想，加上几分幸运，使他们开辟了中国的个人计算机时代，造就了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还让自己摆脱贫困变成富人。
公司的成立也逐渐放射出迷人的光彩。创建者们被描述成这样的英雄：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里一群物质匮乏、好高骛远的知识分子，偶然间得到20万元钱，就翻开了这个传奇故事的第一页。其实只要举出一个情节就可以知道，那时候他们对公司的未来之路一无所知。
1984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在批准公司成立之后，曾经与柳传志有过一次谈话。柳在那一天信誓旦旦地说：
“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小说-联想风云-1984年10月17日
1984年10月17日
公司诞生在一间20平方米、分成里外间的小平房里―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此情此景被载入公司史册，日子越是悠久，就越是被赋予圣地的意味，就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南湖、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和天安门广场。2002年冬天，这些创业者全都两鬓苍苍，小平房也老了，与周围的高楼不相协调。新来的建设者想要把它推倒，先前的建设者却希望把它留下作为历史的见证。经过一番保留传统还是发展事业的激烈争论，大家同意让传统服从建设的需要，同时决定把小平房重新建设在中央绿地，作为永久纪念。于是13位早期的开拓者相约来到小平房前，在13分钟里拍了至少100张照片。几天之后，他们亲眼目睹这小平房在他们的地平线上消逝。
贾绪福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他这样描述小平房当年的情形：
它的位置就在北楼对面的马路边上。那时候，你进了计算所的西大门，往东走几步，就能看见。房子是砖头砌起来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墙有个窗户。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没有写字台，当然也没有电脑。你走进来，可以看到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桌子板凳都不用花钱买，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我们把它修理好，弄干净，搬进来，然后再弄几个保险柜。地方虽然小，但可以坐得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和权衡，官方把联想故事的起点定于1984年11月1日，看来是有根据的。根据公司档案的记载，计算技术研究所曾将组建公司的报告呈送上级，并且在这一天获得批准。然而贾绪福相当肯定地说，公司的“成立大会”，也即第一次“小平房会议”，是在1984年10月17日召开的。
公司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共计11人参加。这些人都来自计算技术研究所，就像当时那部流行电影一样，都是“人到中年”。其中柳传志年龄最轻，40岁；王树和年龄最长，45岁。王在那时候拥有科技处处长的头衔，无论地位还是资历都在柳传志之上，头脑敏捷，说话既生动又犀利，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不能安分的基因，总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凡此种种都和柳传志相似。可惜此人行动起来左顾右盼，留恋过去岁月里的好处，缺少远见。这同柳传志的处处设防、先谋而后动不是一回事。柳信奉“不做改革的牺牲者”，其中要旨仍在于义无反顾，王则是一步三回头，尤其不肯成为一个前途未卜的反叛者。我们今天理解此人内心世界，应当知道每个人的出身和经历都难免在他的性格上留下痕迹。在20世纪50年代那次全国性的阶级成分判决中，王的父亲被认定是小地主。每逢政治运动，他便为此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所以他的前半生都是在恐惧和抑郁中度过，如今这一切已成往事，他却还是不能让自己的心灵放松。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常常对着朋友感叹自己“胆小”。今天的年轻人一定无法理解此中苦涩，但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一听就会明白，仅仅是父母的身份就足以让一个人要么耀武扬威要么唯唯诺诺。这样看来，王树和在公司成立之初的满腔热情，以及在一年又8个月之后的抽身离去，都是出自某种必然的理由。
公司的筹备过程非常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周密计划。柳传志和王树和的第一个想法相当默契，就是在自己熟悉的同事中间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第一个要猎取的目标是张祖祥。张是计算所第八研究室的副主任，也是计算所里小有名气的人物，这主要应当归功于他在计算机知识普及方面的努力，以及听过他讲课的三千弟子为他扬名。他的最为过人的长处，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依靠本能为自己选择朝哪个方向走去。他在1958年进入沈阳机电学院，恰逢政府在大学里组建计算机专业，于是他选择到中国科技大学去学习计算机。这是第一次选择。毕业后本来分配在大连的一个研究所里研究组合机床，他却以学非所用为由要求调到计算所来。这是第二次选择。最近几个月里无论是国家办厂还是私人办厂，都来找他。看来他面临着第三次选择：曾茂朝所长就曾要他到计算所属下的科学仪器厂当总经理，被他婉言推辞。科仪厂的员工金燕静离职出去创办信通公司的时候，也来请他同行。那一天两个人推着自行车绕中关村遛了两圈，金费尽口舌，张还是不去。他说他是“搞技术的，不会办公司”。
几周之后，柳传志走进张祖祥的家。那时候张住在中科院的集体宿舍，是个“筒子楼”。“筒子楼”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居住史上的一大奇观。楼上楼下都被一条走廊贯通，两边是一个挨一个的房间，门对门，一层楼能住几十户人家。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走廊里做饭，并且共用一个厕所。张祖祥一家四口人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两个孩子分睡上下铺，旁边是一张双人床。到了晚上，等孩子睡觉了，他把帘子一拉，就把资料摊在床上看。
这一天柳传志坐在他的双人床上，掏出一盒“香山”递给张祖祥。张注意到那烟是带锡纸的，买一包要花三毛四，不禁纳闷。他知道柳传志从来不抽好烟，平时抽两毛七一包的“八达岭”就不错了，今天这是怎么了？
柳传志带来了自己的计划。他承认自己手里没有多少钱，只有曾茂朝允诺的20万元开办费，还可以免费使用传达室的小平房。公司将来无论大小，都不属于自己，是国家的。不过，这一切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他充满激情地邀请张加入到这个事业中来，然后便在团团烟雾中瞪着眼睛等待张的回答。
对柳传志这个人，张是熟悉的。尽管他的年龄比自己小很多，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才能，还有他的坦诚和容易交往，早就吸引了我”。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柳写了一篇文章到大会上去发言，“那才叫精彩，声情并茂”。那场面到现在已经8年了，可张总是不能忘记。张以一个科技人员的头脑估量眼前的柳传志，当即在心里开列下面两条：
这是个有眼光的人，能成大事；
这是个正派人，不会在你背后捅你一刀。他能团结一帮人。
这念头促使张祖祥一口答应柳的邀请。多年以后，张回想起那一刻仍然分外激动。“我这人其实本事不大，经常判断错误，但那一天，我做出了一生中最英明的决定。”
王、柳、张三人端坐张家斗室中讨论公司未来，一致认定当务之急是招兵买马。他们 希望公司的队伍具有一些潜在的特征：既本分，又能干；既有成就，又不满足；既有忠心赤胆，又有反叛精神。他们多年来始终在计算所的圈子之内，此刻用眼睛在周围的人中搜索，当场点出一连串人名。
那时候有教养有志气的人是选择去做科学家，而经商的名声并不好听，书生下海虽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其实大都是“逼上梁山”。第一批名单颇费周折，然而说服人家加盟就更费周折。三人分头去游说，三个星期以后，公司已经有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今天我们记录联想历史，这些人应是其中一页。其实他们在那个大院子里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是一些对现实不满，而又苦无出路的工程师，遇到有个人揭竿而起，便凑到一块儿。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三个人，还有贾绪福、周晓兰、贾婉珍、马文豹、李天福、谢松林、王世英、庞大伟。这庞大伟不善言辞，但却手勤脚快。这一天他在上班路上经过小平房，看到这一行人忙里忙外，笑语一片，就跑来帮忙，忙完了坐下来听他们说些什么，柳传志以为是张祖祥请来的，张祖祥以为是柳传志请来的，所以谁也没有拒绝，于是他成了这支队伍的第十一人。
现在大家要在“小平房”里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都被叫做“创业元老”，受到人们景仰，其实当日的气氛并不庄严，在外人看来还有点像是一个玩笑。屋子里面空空荡荡，满是灰尘，所以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搬运桌椅和打扫卫生。忙完之后大家再次坐下。那时候谁都没有专门的办公位子，连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也没有，三个长条凳上坐着公司的全体员工。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这一天没有通常公司成立仪式上的任何议程，甚至没人宣布公司的成立。“不过，”张祖祥说，“我认为那一刻就是公司的开始。”
可是公司连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呢。
于是大家开始想名字，吵了半天，还是不能统一。这些人在迄今为止的生涯中，只会做学问，搞技术，从来不知道公司为何物，更不会懂得公司名称的要旨在于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在内部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对公众则具有感染力和煽动性，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拿自己名字的字头给公司命名。但是大家都认为，在公司的名字里，不能没有“中国科学院”，这招牌既响亮又实用；不能没有“计算技术研究所”，因为它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圣殿；不能没有“新技术”，因为谁也不甘心把自己混同于街头倒买倒卖的小商贩；还不能没有“发展壮大”的含义，因为那正是每个人的梦想。所以，当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家终于确定了公司的名称：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他们就这么从已经驾轻就熟、安逸舒适的大楼里走了出来，走进这个小平房。如果不是走了这一步，那么他们在今后的20年一定不会经历那么多艰难、屈辱、压力和风险，当然也不会经历那么多的成功、喜悦和激动人心。如今，公司的员工已经超过17 000人，平均年龄只有28岁，“联想”取代这个长长的名字，成为全中国最著名的品牌，联想电脑也成为中国民族计算机产业的一个象征。当时这些创业者中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完全建立在英特尔微处理器和微软操作系统之上的装置，竟能获得如此令人惊讶的地位。
然而我们研究创业者的历史，可以知道他们并不是天生的企业家，不是技术的先知，也不是资产的拥有者，虽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耕耘多年，却不知道个人计算机是什么东西，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还不知道该朝哪里走。那时候他们对公司的未来之路一无所知。1984年10月17日科学院南路2号小平房里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20世纪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造成的。
小说-联想风云-物质匮乏的国度
物质匮乏的国度
1984年10月20日，中南海批准了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有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已属不言而喻的道理，但在当时，却让无数人激动不已，也把普通百姓被压抑多年的本能激发出来。比如它说“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又说“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党的领导中枢把改革说成“迫切需要”，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年秋天，新时代的气息弥漫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也冲进中国科学院来了。物理研究所埋下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第一块基石，邓小平和他在中南海的那些同事都来祝贺，说了很多高瞻远瞩、热情洋溢的话，还纷纷为奠基石培土。对于柳传志来说，这种场面的象征意义总是大于实际的价值，更何况新生活的召唤近在咫尺―那块奠基石与他一家三代人居住的房子，只有一墙之隔。
这房子靠在计算所的东院墙，高两米，宽三米，头顶是石棉瓦，脚下是水泥砖。它本来只是个自行车棚，现在则成了一群技术人员的栖息之地。由储物到人居的过程，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物质生活的经典写照。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的国家已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人们有了积蓄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自行车。在自己的院子边缘圈出一块土地，架起一片石棉瓦，供员工免费停放自行车，成为城市里每个机构的通例，计算所自在其中。此后“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人人期待安居乐业，机构迅速扩张起来，“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也已长大。年轻人开始结婚，中年人迁进户籍，守卫院子的军人也把家眷搬进城市，住房短缺渐渐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计算所里，一群急红了眼的人侵入自行车的空间。他们把这自行车棚分成一间间方格子，用泥巴掺着芦苇杆填补四围缝隙，在东围墙上打出方洞当做窗户，在另一面墙开出缺口安装门框。就这样为自己建造了一排新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大约40户人家住在这里，包括工人、武装警察，还有像柳传志这样年轻资浅的科研人员。
每户人家拥有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房间的外面还有一个狭窄的过道，可以安放煤球炉、油盐酱醋、刷牙杯和洗脸盆。那时候大多数北京人没有自己的卫生间，使用街上的公共厕所和浴室，不论酷暑寒冬、风霜雨雪，都要穿戴整齐跑出门去。计算所里的这群人也有一个公用的水房和厕所。厕所里有个长坑，深及两米，上面盖块水泥板，谁想拉屎便蹲在上面，所以叫“蹲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计算所东墙根的小区已有相当规模，又有一条狭长的小巷贯穿头尾，所以被叫做“东郊民巷”。真正的东交民巷本是京城中心一片闹中取静的地方，40年前是外国人的居住区，30年前又成为北京市政府的所在地，所以它在京城百姓的眼里是富人区的代名词。现在，计算所里这一帮科学家把自己的住宅叫做“东郊民巷”，其中的苦涩与达观，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听便知。
柳传志在1971年住进“东郊民巷”。夫妻两人自己动手把房间四周糊上报纸，在顶棚架上竹席，就把一家人都搬了进来。那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此前他们分居男女宿舍，又在一间大型机房的狭小过厅里挨过数月时光，如今这自行车棚虽然低矮简陋，但毕竟是自己的天地。
1976年夏天唐山发生地震让24万人死去，把那座城市也夷为平地。整个华北惊恐万状，京城百姓甚至不敢在晚上走进屋里，露天而居。以后的几个星期，一种临时性的防震棚子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个角落生长起来。地震的危险很快过去，但是那种简易小棚却激发了百姓内心深处最原始的灵感和创造性。他们把小棚扩大并且加固，让它成为一种近似永久性的建筑。那时候城里还没有“违章建筑”一说，政府显然已经发现自己无力解决百姓的居住问题，所以对于民间的自行其是听之任之。这种潮流也启发了柳传志和居住在“东郊民巷”的所有人，大家竞相把自己的房子扩张开来。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研究人员现在成了充满激情的泥瓦工，这在以后很多年里都是柳传志和他的伙伴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中一个情节是柳传志和李勤合伙去“偷”沙子。李勤后来成为联想的常务副总裁，在当时则是第六研究室的工程师。那一天两个人推着一辆平板车，到东墙根下装了沙子又推回来，抹出一座新灶台，还给自己扩建了一个大约8平方米的厨房。
1984年公司建立起来的时候，柳家仍住在这里。他在一年以后离开，搬进一处公寓。那栋楼在中关村排序“902”，柳的新房子在12楼，50多平方米，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小卫生间。柳传志夫妇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晚上下班之后就爬上去看，房子还在修建中，黑糊糊的，可这两人看了真是高兴。此后又有几次搬家，每一次都会更加宽敞更加明亮，直到2000年买下“万泉新新家园”那套300平方米的公寓，已经属于豪宅。但是屈指算来，这“东郊民巷小屋”他们居住的时间最长，也凝聚了这一家人最多的情感和欢乐。孩子是在这里出生的，还收养了一个名叫芳芳的外甥女，岳父岳母也从湖南搬来和他们同住。小屋人丁兴旺，拥挤不堪。一层床变成了上下铺，然后又增加了折叠床―晚上摊开白天收起。那年月发生的一件事，直到今天仍在这个家庭常常被提起：袜子洗干净之后没有地方挂，就挂在灶台上，结果掉到汤锅里。
1984年秋天，公司的开创者们决定共同戒烟。原因很简单：买不起好烟，而又不能把低档香烟递给商业上的伙伴。那一年柳传志的月薪105元，与周围同事的差别只在分毫之间―比他资格更老的研究员是115元，而比他年轻的工程师则是97元。城里人的工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都没有变化，直到70年代末期才在一次全国统一的行动中提升了10%。商店里的东西渐渐多起来，而且很便宜。不过，诸如柳传志这样的家庭仍然需要节衣缩食，以至于买一条棉毛裤也要提前几个月列入家庭支出计划。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变化的节奏似乎加快了。52 789个农村人民公社全部解体，大宗农产品的产量却增加了20%，这个物质匮乏的国家，第一次有了“卖粮难”的体验。那真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秋天！自1949年来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夺得15枚金牌；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起航远征南极大陆；沿海14座城市宣布对外开放；来自城市的两个激进的改革者―浙江省的步鑫生和河北省的马胜利，成了众口相传的英雄；两本描述改革家的魄力和勇气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和《燕赵悲歌》，成了各大书店最畅销的读物。10月1日是国庆三十五周年的庆典，50万人载歌载舞，北京大学的学生别出心裁地把一个写着 “小平您好”的床单弄进了游行的行列，令亿万中国人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还有一首新歌，《希望的田野》，成为这一年的流行歌。柳传志不会跳舞，也很少唱歌，即使在后来卡拉OK流行全国，他也腰缠万贯的时候，还是没有学会这些东西。不过，他天生敏锐，能够从一种流行的风气中体味时代的进程。中南海已经宣布将把改革由农村引向城市，还保证“为城市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2亿城里人经历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心理革命：贫穷和压抑变得无法容忍，人们开始名正言顺地追求富裕，追求新生活。
小说-联想风云-到哪里去寻找“第一桶金”
到哪里去寻找“第一桶金”
第一批任命名单在1984年12月4日确定，王树和成为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则由柳传志和张祖祥分别担任。公司形成了“三人核心”，接着开始扩大自己的队伍。
公司早期聚拢人心的力量不是来自公司的业绩，而是来自“三人核心”在计算所中的 人际关系。事实上，在1988年夏天首次正式招聘大学生毕业生以前，公司员工几乎全部来自计算所内部。招聘的程序异常简单，既无笔试，也无面试。许多年大家都在一个院子里工作和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根本用不着这些程序。在院子里面遇到个熟人，便说一声：“咳，到我们公司来吧。”或者说：“咳，你还是计算所的人，就是来给公司帮帮忙。”然后便把人拉过来。那时候所谓招聘告示非但不能正规，而且目的不在招聘本身，而在于向众人昭告公司的存在以及蒸蒸日上。
下面是公司早期一则典型的招聘广告，张贴在计算所院子里的墙壁上：
招聘公告
经所领导批准，本公司拟在所内招聘10人来公司工作。公司管理人员2人，经销部会计1人，业务部4~5人，办公室1人。
广告贴出之后，“三人核心”全都忐忑不安。那时候公司一穷二白，前途未卜，很少有人愿意加入，完全不像今天的联想，发个招聘广告便能一呼百应。显然是曾茂朝的鼓励发生了作用，两周之中竟有50人到公司报名。这让柳传志又惊又喜，赶紧贴出第二号公告，“对输送人才的各级领导和报名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1985年元旦过后，公司的机构已经设置完毕，分设技术开发部、工程部、经营部和一个办公室。王树和颁布公告，任命了7个人为经理和主任。2月16日，公司第一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形象。他们在中关村十字街头一面朝着太阳的墙壁上竖起路牌，这是有据可查的第一块广告。画面宽3米，高2米，没有色彩斑斓的图片，也没有那片蔚蓝色的海浪，广告的主题词是16个字：“技术先进，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信守合同。”稍嫌夸张，但却也完全不像后来那样矫饰和煽情，很显然，公司里延续着过去年代中国人的淳朴直白。
广告上还标明公司的“服务范围”，留下公司电话：283131。那时候北京的电话号码只有六位数，倒不难拨，不过还要转到479分机才能找到公司，原来公司仍在使用计算所的总机中继线。他们的确想要为自己拉一条电话专线，可惜太贵―要花5 000块钱，仅仅换个新电话机也要200元。这些人都是从艰苦的岁月里过来的，知道节俭，又逢公司初创，都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于是一致同意，把拉专线和换电话机的计划暂缓执行。经营部经理刘赤峰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守着一台旧电话，希望能够揽到生意。当然也有人寻着广告上的地址找上门，却发现这公司不过是小屋一间，屋里的面积还不如广告大，门外连个招牌也没有。
春天开始的时候，大家终于想到要把公司的牌子挂出去。于是寻找美工设计，又找到上好木料一块。3月的最后一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牌子做成了，在面向科学院南路的大门挂出来，长2.2米，宽0.4米，由6厘米厚的木板制作，黑漆底色，金色仿宋体字，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牌子并列在一起。王树和还以总经理的身份向曾茂朝呈送报告一件，保证这牌子“风吹日晒久不变形”。
4月2日这一天，对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的任命获得中国科学院的批准。曾茂朝兑现当初的承诺，把这三人的任职后面全都附加了一个“括号”，表明各自的行政级别，王树和为“正处”，柳传志和张祖祥的括号里面则为“副处”。这在旧时为“七品”和“从七品”，乃是“七品官制”中的最低层，在共产党的官员序列里也只属于中低等，以三人当日的情形论，更无实际价值。但是对于公司全体职工来说，这个“括号”拥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党的组织不仅未将他们看做异端，而且还将他们当做革命队伍中的一个部分，并且以组织的形式加以认定。
公司的领导者脚踩两只船，既无后顾之忧，便打算放手一搏。他们的计划十分宏伟， 可是从冬天到春天的几个月中，公司里最令人头疼的事情，就是没有人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就连“三人核心”也说不清楚。整个公司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先是倒卖电子表、旱冰鞋，还有运动裤衩和电冰箱，然后又筹划着倒卖彩色电视机。那时候彩色电视机是紧俏商品，人人想要。国家规定了出厂价格，可是你若拿到市场上去，就是给每台加上1 000元，也能转瞬卖出。所以，当他们知道江西省妇联的一个女人手里有大批彩电的时候，都相信赚钱的机会终于到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业的信誉已经出了问题，有个挺流行的说法就是“骗子比彩电还多”，柳传志知道这是夸张之辞，但多留一个心眼总是没错，于是嘱咐属下一定要亲眼看到电视才能汇款。那一天手下人兴致勃勃地告诉他，说自己亲眼见到大批彩电，一点不假。却不料他们还是遇到了骗子：彩电的确有，只等他们的钱汇过去，立即无影无踪。
曾茂朝给他们的20万元就这样被骗去14万。柳传志自从长大成人，一向无往不胜，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束手无策。那些天“三人核心”整天在一起谋划，绞尽脑汁还是没有头绪。看看天色已晚，王树和推出自行车来打算回家。柳说：“我送送你吧。”于是迎着晚风来到街上。那时候这条街还很简陋，没有这么多高档写字楼和公寓。两人沿街走去，不知不觉已到王家，王说：“我再送送你吧。”又往回走。就这么走了多少来回。后来人们仿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说他们是在“十八相送”。其实这段路程与感情无关，事实上王、柳二人当时如此难舍难分，实在是因为同病相怜。
看来曾茂朝埋伏的这支“奇兵”出师不利。其实公司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每个企业都会遇到的，那就是：你的第一桶金从哪里来？这在西方国家叫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我们的国家则叫做“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说法不同，就企业的运作来说是一回事。如同飞机起飞需要跑道、轮船出航需要码头，不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一家公司，若要实现经济起飞，第一件事就是拿了足够的资本作为铺垫。你可以向银行借贷，可以向社会募集，当然你也可以获得风险投资家的支持，不过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在80年代的中国，中小企业无从向银行借贷，更不知道“风险投资”是什么东西，所以企业的“原始积累”背后大都存在道德的甚至法律的问题：可以建立“血汗工厂”，依靠克扣员工工资，或者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来赚取超额利润；可以偷税漏税，或者走私；可以依靠当政府行政中的某些环节，比如“审批制度”和“许可证制度”，或者利用商品的紧缺以及价格的“双轨制”―官方定价和市场实际价格的差价，大赚其钱。所有这些都在学者的语言中被归为“中国民间企业的原罪”，有如秦朔所说，“原罪”就是企业的“第一桶金是不能说也说不清的”，又像万通公司董事长冯仑的解释：“原罪”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股本金的问题。
柳传志不敢犯法，也不想做不道德的事。假如有机会进入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细细耕耘，他们也许会试试。不幸的是，那时候他们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
柳传志的经验和信念都促使他把希望寄托在计算所。毕竟过去几十年里都在传统的制 度下生活，缺乏那种铤而走险的气质，在银行业也没有积累起自己的信誉。尽管公司的宗旨在于脱离计算所的体系另辟蹊径，但是谁都知道公司最重要的资源还是在计算所的传统体制中。那个时代中国科学院给人一种神圣的印象，计算所又是中国计算机业最早的摇篮，全中国计算机行业里最有声望的人，几乎都出自这里。公司的职工走到外面，只要一说自己是计算所的，人家的眼神里面就会多几分温暖和信任。
计算所的经历为公司增加了信誉，并在计算机的早期制造中提供了无法估价的经验，这些经验后来帮助联想将所有竞争者远远甩在后面。即使是在公司开创的最初几个月里，柳传志也一定能体会到，曾茂朝所谓“计算所的金字招牌”并非言过其实。比如公司早期从银行贷款，全部以中科院计算所为“合同的申请借款单位”，又以中国科学院开发局为“担保单位”。又比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在1985年1月21日将科学院拥有“外汇额度”中的20万美元，批给这家公司使用，令周围大小企业艳羡不已。“外汇额度”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种特有的经济现象，意思是，任何人或者任何机构使用外汇都须置于国家计划之中，包括使用数量和使用时间，不得随意胡来，如若不然，轻则违纪重则违法。所以周在批文里所说“这是一种特别的优惠”，并非言过其实。
1985年12月，也即公司成立一年之后，很多人都希望公司能够在独立的轨道上走得更远，比如建立董事会以使公司完全摆脱计算所的控制，但是柳传志坚决不同意。效忠与背叛构成了当时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常态。柳传志越是相信自己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也就越是要让自己更像一个忠臣，而非叛逆者。他在总结大会上宣称：“公司不设董事会，在所领导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开展工作，这就保证了公司的一切行动纳入全所统一发展轨道。”在以后的20年中，公司内外的人们无数次提起这个话题，人们渐渐倾向于认为，计算所掏出20万元便每年坐收渔利数千万元，实在是占了天大的便宜。对于将这家公司的财产归属于国家，也有人提出质疑。似乎只有柳传志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为计算所辩护，这一天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也是最直截了当的一次。
他还一一历数公司一年来的业绩。那些为公司带来利润的业务，诸如石化部天津总公司的管理系统工程、国家体委管理工程、牡丹江钢铁厂自动管理系统、电源成果的转让、开发网络、推广简易终端、软件的收集和改造等等，大部分都是一些小事，不上台面，但其中至少有四件事情可歌可泣，因为它们总计为公司带来350万元营业额和250万元利润，还证明如果不是行走在计算所的“统一发展轨道”上，公司将一事无成：
―KT8920大型计算机。本由计算所单独承担，计算所将其中存储器、扩存、应用软件的部分转交公司，又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25个合同，获得利润60万元。
―中国科学院购买500台IBM的计算机，把其中验收、维修和培训的环节交给公司，公司得以收取服务费70万元。
―为IBM北京中心代理若干项目，获毛利7万美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副研究员倪光南兼任公司总工程师，并把计算所的研究成果“汉字系统”带到公司。
关于倪光南和他的“汉字系统”，容我们稍后再叙。现在只需说明一点，这一技术在计算所历经10年的研究，在来到公司之后不过6个月，已经售出至少100套，为公司带来大约40万元的毛利润，也让柳传志看到了公司的未来之路。
小说-联想风云-第二章 忍辱负重
第二章 忍辱负重
小说-联想风云-引子
引子
大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
――柳传志
某些想法一直萦绕在柳传志的心头：他渴望找到一条道路，靠着它，把计算所里那些新奇的发明卖给千家万户，让技术变成利润，实现自己的梦想，甚至还能贴补计算所的研究经费，回报曾茂朝的知遇之恩。他已经洞察自己的短处：在科学的领域里缺少专注和激情， 也没有一鸣惊人的才干，比起计算所里的许多人，比如倪光南和陈大有，要差许多。但是他明白自己有个长处与众不同。“有的人像一颗珍珠，”他有一次对朋友说，“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但他是一条线，能把那些珍珠串起来，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来。”他已经40岁了，不可能再改变自己，但他深知自己的价值所在：“我想我就是那条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