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浪潮2.07
9东海1.52
10燕山1.14
柳传志和李勤在中关村联想总部讨论这个局面。中国计算机工业已有36年的历史，有了小型机、微机、外设、软件与信息处理服务业的整个链条，有了一个大约7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但是与国外相比，中国的计算机制造厂商仍有至少12个月的时间差，200家计算机企业的固定资产加在一起，还不如人家一家大公司的实力，销售规模大约相差100倍―人家以“百万”计，我们以“万”计。
李勤说：“我们要抢占他们的市场，等于从虎嘴里夺食。”
柳传志说：“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小说-联想风云-狼来了
狼来了
谁都知道这是一场势力悬殊的战斗。
1992年的前几个月，柳传志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市场就要变成国际市场，相信危机迫在眉睫。他对公司全体员工陈述自己的想法：“看今天的形势，确实是风来了，而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呢？是不是抗拒得了呢？”他老实地承认自己“心情紧张”，这是有证据在手的。原来1991年的“黑色风暴”并没有停止，还在美洲、欧洲和亚洲转来转去，把世界上最大计算机制造厂商都赶到中国大陆的市场上来，摆开架势一争高下。
第一个明显迹象出现在银行业的订货会上。银行一向都是微机市场的大客户，联想志在必得，于是把“386/33”的性能提升为“386/40”，把“25 000元”的单价降到“20 500元”。“这是个很有竞争力的价，”柳传志自信地说，“我们主动降低利润率，拿卖两台的利润去换取过去卖一台的利润，求得总的利润不要下降。”他以为这样就能对付销售市场方面的小侵扰，可这一回不是“小侵扰”，是大麻烦。周晓兰率领公司推销人员走进订货会的大厅时，立即发现情形不对。他们被来自外国和台湾的电脑包围了。有IBM、AST和康柏，还有“宏”和“神通”。最要命的是，柳传志心中那个“很有竞争力的价格”，在这里“根本拿不出手”。
“人家的报价比我们低2 000块，”周晓兰在电话里告急，“能不能让我再降一点，哪怕降500块。”
柳传志不信，以为别人在虚张声势。他令周晓兰寻找内线去调查，结果证明全是真的。周还意外地发现“宏”在香港建起直属分公司，又在大陆寻求代理商，在深圳举办的“宏电脑代理商培训班”也刚刚结束。那次培训班上的口号就是“到中国大陆来争一争。”柳传志把这话用北京话一翻译，成了“就是要来搅和搅和”。他走到中关村街上，发现几天不见，竟多了不少台湾、香港公司的办事处。
坏消息接踵而至。公司接到了机电部的“通报”，上面的每一个数据都在证明形势不妙：1992年2月国内计算机行业的利润总额下降26%。规模最大的长城销售额虽然上升了，利润却下跌 53%。与此同时，还有
26 851台国产微机堆在仓库里面卖不出去。李勤还记得去年公司上下谈论的竞争对手是长城和浪潮，可现在忽然发现，这些对手已经不算什么。“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台湾的产品，”他说，“在台湾产品的后面还有美国的产品。”
市场上微机的平均价格在一周里下跌了4 000元。总裁室赶紧坐下来计算自己的成本和价格，结果发现很难满足周晓兰的要求。当时的联想微机至少要保留15%的毛利率，才能打个平手。这是因为，在微机的生产成本之上，还要增加：地区代理费、维修费、培训费、广告费、日常开销、税。
15%是条“活命线”。这样看来，公司在1992年春季订货会上的失败只不过是一个迹象。
“伸出手感觉一下，山雨欲来风满楼，风的劲头确实不小，”柳传志说，“我感到了1991年那场‘黑色风暴’刮进来时的那种滋味。”
“狼来了，不是把狼打死，就是被狼吃掉，”李勤说，“我们只能横下一条心，和狼拼了。”
小说-联想风云-“72家房客”轰动京城
“72家房客”轰动京城
3月的一天，柳传志试图寻找销售市场上的进攻路线时，忽然接到属下呈来的一个文件，顿时来了精神。文件勾画了公司成立以来第一个分配住宅的方案。他对自己6年前第一次分到一套公寓时的兴奋还记忆犹新，知道住房的分配在中国任何一个机构都是最头疼的事，而且牵动着所有员工的热情、智慧和渴望。几个月前他派王平生去制定这个文件的时候，王平生向他建议：“我们要有一个突破，在年轻人最有干劲的时候，喂给他最好的草料。等到人都老了再弄一个‘三间一套’，那没多大意思。”他当即同意，可在心里还有疑惑：那小子怎么才能做到让老年人心甘情愿地排在年轻人后面？现在他发现王平生的确是说到做到。
“我看了分房子的名单，不论是一间的、两间的，还是三间的，几乎都是年轻人，”柳传志在公布这一方案的大会上对全体员工说，“所以我很有感慨，又羡慕又忌妒。”
年轻人大笑起来，就听他继续说：
“年轻人不愿意老同志动不动就回忆过去，但老同志确实就是情不自禁地要比比。1985年，倪总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住进了三间一套的房，他那年46岁。我的老师陈大有，大概在1982年，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住进了三间一套的房。我帮他去打扫卫生，觉得那房子就像皇宫一样……”
听众中笑声再次响起。他开始描述自己那时候住的“东郊民巷”：“12平米，我一家7口人住。房顶是一层石棉瓦，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大自然的阳光雨露我们都能充分享受。在当时还挺满足的，因为隔壁就是周晓兰，她1958年大学毕业，比我早8年，也住在那儿。”
年轻人不笑了，瞪大眼睛看着他。他接着说：“30岁左右的年轻人住进三间一套房，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他戛然而止，台下掌声响起。不仅仅是年轻人在笑，而且那些没有得到房子的老资格的员工也都心甘情愿。产生这种奇妙效果的秘密，用一句话就可说明白：把分房子变成卖房子。
让大家如此激动的新房子共有72套，可当时却有至少400个员工瞪着它，人人想要。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住房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员工工资中购买住房的那一部分扣下来，然后把房子当做福利来分配。假如援引旧例，那就无法避免公司内部的一场无休止的争夺战。现在公司宣布，无论谁想得到住房，都须照价付款。公司可以用资产担保、让员工自己到银行贷款，分期偿还。这一方案在今天看来已是太简单的事，但在90年代初期却有着石破天惊的效果，因为它在京城开创了工薪者购买住宅的先例，签下老百姓向国家银行贷款用于消费而非投资的第一份合同，此外还让大部分员工自愿退出“申请者”的行列―他们不再为分不到房子而觉得吃了大亏。
“72家房客”总计贷款600万元，数目不大，可是公司、银行和政府都很兴奋，觉得有必要搞个声势浩大的合同签字仪式。3月14日上午，借贷者与中国建设银行的官员们一起来到北京分行会议大厅，市政府的官员和中科院基建局局长汪友三也来到当场。很显然，大家都希望能见证这个了不起的时刻。第一批走到签字席上的是北京海淀支行行长常征和联想员工陈小明。李勤则代表公司在担保人的位置上签名。这位副总裁在过去7年代表公司签署过无数贷款协议，向银行借了至少5亿元，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在一片不停闪烁灯光的照相机前，北京建行副行长肖其增有点感慨地说：“我们向个人发放长期住房抵押贷款还是第一次。”当初建设银行想要促成此事的时候，在政府的贷款细则中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对应的品种，只好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开辟先例并且特批一个利率。其实这整个事件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当初北京市住房改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该不该批准，急中生智，就把它当成案例，写了个红头文件发下来。
这就难怪此事成了1992年北京媒体追逐的热门话题。至少有30家报纸把这件事情刊登在要闻版上。《北京日报》提了个诱惑人的问题：“小青年何以住上三居室？”《经济参考报》的标题是：“联想集团72名职工为自己买了个‘家’。”《北京青年报》别出心裁，在头版最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幅大照片。画面的背景是那栋让这家公司和这个城市激动的公寓，“72家房客”站在楼前的废墟之上，高低错落，个个满脸灿烂。有27岁的杨元庆、28岁的郭为、24岁的李岚、40岁的王平生、36岁的李晓枫。可是没有柳传志和李勤，也没有那些开创联想的元老们。
年轻人个个兴奋不已。李晓枫对记者说：“我很幸运，居然买到一套三居室。我的同学在别的单位工作，虽有博士学位和副教授职称，但最近才分到一居室。”郭为在私下里说得更干脆：“老柳这次如果给我一套房子，我这一辈子就交给老柳了。”李岚现在的苦恼是要说服自己的母亲。为了购买那套78平方米的房子，这小姑娘贷款16万元，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住的房子还没有她的大。看到女儿欠下如此巨大的债务，母亲不禁满腹忧虑。瞪大了眼睛问：“你拿什么还？”
这老人的问题也是那时候所有普通百姓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国家没人敢向银行借钱买房子。16万元在那时候的确是个大数。考虑到这一点，《人民日报》在四天以后再次发表报道，对联想的新制度有一番精心的测算：“购买三居室住房的职工在缴纳30%的房款之后，还需贷款10万元，每月大概要偿还本息250元。总体上讲，由于企业的资助，购房职工实际上只承担60%的还本付息压力。”这段话中有个关键情节含糊不清，那就是“企业的资助”。事实上，这牵涉到当时公司的整个薪酬制度。
小说-联想风云-结束了“有钱不能发”的局面
结束了“有钱不能发”的局面
柳传志治理公司的基本逻辑之一，是相信人的本性中具有追求利益的特征。一种好的薪酬制度，能够让人们把这种追求与职业的责任感结合在一起。他在1990年的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上说，等到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公司的每个员工都会有一套住房。当时坐在下面的人对这许诺没有一点反应，弄得柳传志很奇怪：“你们怎么不给我一点掌声？”员工们不是不向往诸如住宅这样的目标，而是因为我们国家在以往的岁月里给予老百姓的这一类承诺太多，却很少兑现，除了留下伤感、愤怒、无奈和失望的话题，很难再说别的。这也是1992年春天的“72家房客”之所以能够轰动京城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一事件只不过是联想改革其薪酬制度的一个起点，而非终结。
联想在薪酬方面严格执行保密原则，把这作为公司的“天条”，指示所有员工不得违背，这一规则直到今天仍在延续，深入人心，甚至员工彼此之间也不打听薪金的多寡，这和大多数中国机构里员工收入人人皆知的情形不同，也是这家具有浓厚中国味道的公司所具有的西方特色之一。员工的薪酬由人事部门来确定，财务部门只管支出工资或者奖金总额，对每个员工的收入多少并不知情。经理们只知道自己属下员工的收入，对其他部门的收入一概不知，而且不能去打听。
从纯粹经济学的立场来说，公司员工的收入仅仅是生产和销售的折射。但是在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纷争以及政府在分配方面的管制政策，会让这件事情变得非常复杂。此前我们谈到的“奖金税”就是一个例证。联想薪酬制度的变化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停止。我们如果要在其中寻找清晰的脉络，那么可以认为，它从1992年开始，而在2001年“职工持股会”获得“出资证书”的那一天才终于完成。
1992年的“起点”远不如9年后的“终点”那样激动人心，但它大有深意。改革是从公司的福利体系开始的。这一现象又是当时国家形势中的压力与抗争、进取与妥协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
1992年以前联想员工的工资，在体系和数量方面与整个国家的事业单位并无区别，所不同者在于工资之外的奖金和福利。就像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企业既然不能擅自更改既定的工资水平，便极力扩大奖金部分，政府以高税率抑制奖金的膨胀，而企业则以种种合法、非法，以及似是而非的办法偷逃奖金税，其中最常用的手段是减少以现金方式支付奖金，而大批购买实物发给职工，包括鸡鸭鱼肉、锅碗瓢盆、牙膏、肥皂，甚至手纸，所需费用全部记入企业成本账。那时候有个很流行的名词叫做“大院经济”，意思是每逢过年过节前的几天，每个“大院子里”都要分发各种东西。这种既不发奖金而又让职工获得实际好处的办法，令“奖金税”有名无实。
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缩小奖金税比例直至取消，改征“个人所得调节税”。在中关村这样的试验区内，政府进一步放松了控制，一个新的政策被概括为“五三二”，意思是企业必须把利润的50%用于再生产，30%做福利基金，奖金则不能超过20%。这是政府第一次以制度的方式将福利和奖金区别开。
“福利”和“奖金”都是员工在工资之外的收入，区别在于，后者是依据员工业绩的优劣，以现金支付，前者则是“集体使用”，而且以实物方式发放。比如“职工住房”、“医疗保健”、“托儿所”、“食堂”等等，都是“福利”的一部分。其弊端首先在于它的隐蔽性，令员工不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得到的利益；其次是它被建立在资历和职务的基础上，这就造成了无休无止的冲突。有些人对于并不急需的东西也是抱着一种“不要白不要”的心理，拼命索取，有些人仅仅因为年轻就无法得到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福利。这也证明集体主义的制度不论如何精巧周到，也不能抑制人的私欲。
政府现在把支配福利基金的权力交给企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联想公司管理者的想像力。他们决定把福利基金分割开来，归属员工名下。到了年底，每个员工都能得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有多少福利基金。员工不能支取现金，但可以用它来购买住宅、养老保险、通讯器材、子女的教育费用或者度假。“这是把福利基金人格化，”唐旭东在解释这一办法的时候说。他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来，员工第一次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使用这一部分收入，而且不必担心自己的钱被别人占有。
这一制度还让公司结束了“有钱不能发”的局面，员工的实际收入大幅度提高。1992年员工平均享有的福利基金大约1万元，相当于固定工资的两倍，所以它在公司的历史上被当做“低工资高福利”的年代。这再次引起政府的注意。几位税务征管人员来到公司，索要有关“福利基金”的全部文件，还宣称这种做法有偷逃“个人所得调节税”之嫌。我们一定还记得联想在1990年因为差不多同样“罪名”惊慌失措，以罚款9万元了结。这一回公司决定据理力争，接连好几个星期与政府的税务机关僵持不下。
唐旭东对财务人员宣称，“改革方案”属于公司机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将它泄露出去。他去找政府的税务人员，坦率地承认公司“是在试图打政策的擦边球，想要避开调节税”，同时又绘声绘色地讲述“72家房客”的故事，以此为例辩解道：“如果公司以集体名义买房无偿分给员工，或者办个托儿所让职工子女免费入托，这就不算职工收入，职工也没有缴税的义务。现在我们只不过是把福利分给每个员工，让他们自己去买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惟一的不同。”
税务征管人员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他们又说，公司“福利分房”，产权是集体的；个人拿了“福利”去买房，产权是个人的。
“那就等他出卖住房得到利润之后，你再收他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好了，”唐旭东说，“你如果不肯放我一马，我就只好把这72套房子都办成企业的产权，以公司名义贷款还款，这对个人没有好处，对公司没有好处，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
唐承认这是“有点狡辩了”，但他没有想到税务机关居然接受了他的“狡辩”，还说这是联想的“一个创造”。
小说-联想风云-第六章 1994：转折点
第六章 1994：转折点
小说-联想风云-引子
引子
到河对岸是我们的目标，这是人人看清的事情。难的是如何搭桥，如何造船，或者学会游泳。在根本不会游泳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除了泛起一阵泡沫和带来滑稽的悲壮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联想不要这个，联想要做能成事的英雄。―柳传志
1994年元旦柳传志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发现公司花130万元为自己买来一辆“奔驰320”。这辆黑色的轿车让公司上下兴奋而自豪，但是柳传志却怒不可遏。有人请他坐上去。他狠狠地说：“谁买的谁去坐。”后来这个“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就静静地卧在车库里，从这个冬天到下个冬天，除了司机有时候把它开出去遛一遛，没人理睬它。
联想的员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喜欢讲述这个故事，以证明他们老板的朴实、勤勉和不事张扬，其实我们只有站在1994年年初的那个大环境中，才能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
小说-联想风云-内忧外患
内忧外患
年年冬季都是公款购物的高峰，也是微机销售的黄金季节，可是这个冬天中央政府控制支出的手段分外严厉，中南海推进的宏观调控已经进入第七个月，还是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人人都说“手头太紧”，导致公司的微机销售合同处处搁浅：工商银行那批300万元的订单被突然取消，大港油田的微机购货谈判也被延期。几个月前销售人员还能签订“先交货后 付款”的合同，但是现在财务人员禁止继续用这个办法。他们警告说，欠款不还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最大的问题来自金融方面。通货膨胀卷土重来，银行连续7次提高存贷款利率，让企业的贷款成本增加至少三倍。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银行“只进不出”，有如长城集团的抱怨，“贷款我们如期归还了，但银行却扣着我们的微机款迟迟不付。”说老实话，造成这种局面，也不能全怪银行，当日国务院副总理朱基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免了职，自己亲自接任，向银行“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限期收回贷款”。银行官员全都担心自己随了“老行长”的命运，所以个个见钱就收，弄得企业不敢把钱送进银行，去买保险箱，还发明了一个新词来描述这种局面：体外循环。
兑换一美元需要支付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是4元、1992年年初是5.8元，到1994年年初，就是8.89元了，这还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要论黑市价格，是11元。这意味着人民币在迅速贬值，意味着计算机制造厂商在进口配件时的成本每天都在增加，也意味着联想仓库里的机器每周都在贬值。与此同时，外国品牌微机进入中国关税还在下降。我们把这些情况全都看在眼里，就不会对计算机市场上的下列变化感到惊奇(见表1)：
表 1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国产微机的比例 67% 60% 49.5% 28.3% 22%
外国微机的比例 33% 40% 50.5% 71.7% 78%
外国微机每战必胜，国产微机步步退却。整个计算机市场上乌云满天，报纸上每天都在刊登那些让人紧张的新闻标题：
外商活动频繁竞相瓜分中国计算机市场
国际电脑公司大举进军中关村
洋电脑船坚炮利围剿土著公司
康柏公司又增加了5家总代理
微软发布Windows3.1中文版操作系统
国家如袖手旁观，开发区将成“多米诺骨牌”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市场上的这个局面，其实只是80年代家用电器市场的续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蜂拥而来的外国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可是恰恰在这时候，民族主义的情绪反而达到高潮。柳传志和他的公司被淹没在这些情绪里面，你可以想像这有多糟。
然而还有更糟的事。公司里有一种消极的情绪弥漫起来：红极一时的汉卡已经无法摆脱没落的命运，微机连续两年出师不利，令人失望，这一切让公司内部的矛盾再次激化。元旦以后的第一个星期，计算所所长曾茂朝以及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的两位官员来到公司，代表大股东召集公司高级经理们开会，修改了《公司章程》，还组成新的董事会。曾茂朝和王树和代表股东一方进入董事会，作为董事长，曾拥有两票表决权，另外三名董事则是柳传志、李勤和倪光南。这件事情原本属于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既定程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这之后，倪光南开始向李勤的权威发起挑战。
这位曾经立志只做研究不做官的科学家一旦想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那就有点令人生畏。他找到柳传志，力陈李勤作风霸道，贪图享乐，在柳传志滞留香港忙于公司上市的6个月里领导北京公司不力，所以应对1993年公司的失利负主要责任。他试图说服曾茂朝免去李勤的常务副总裁职务。但曾坚决表示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原则是，董事会选了总裁，由总裁推荐副总裁。你要罢免他，你得征求柳传志的意见。”于是倪光南转而说服柳传志和张祖祥与他采取共同立场。张婉言拒绝，还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柳传志则更加明白地表示自己不能站在倪光南一边。倪的看法也许不是全无根据，但柳坚持认为“公司受挫不能只怪李勤一人”。李勤拥有全局眼光，又有管理的魄力和能力，还特别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是北京总部惟一能够主持大局的人。而倪光南的这些意见对公司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积极的价值，反而会在领导层中造成裂痕。
可惜的是，裂痕已经产生。倪光南与李勤在管理公司的很多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个性方面的不合达到高潮，彼此不再信任对方的诚意，在会上动不动就顶撞起来，私下里也没有彼此沟通的愿望。一个机构的领导者中一旦出现嫌隙而又不能迅速弥合，那就会让属下不由自主地划线站队，各自确定爱憎以及寻找靠山，进而使整个公司不能避免派系的侵害。
柳传志深知这种后果的危害，却又不能超然物外。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相当尴尬的位置。多年以来他一直刻意维护倪光南的荣耀，甚至不择手段地把纠纷化于无形。他把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奖励给自己的一套住房退还给曾茂朝，请他修改成命，改授倪光南(直到今天公司内外的人还认定那套房子是奖励给倪光南的)，还在授奖仪式上准备了一把硕大无比的钥匙和一个大红信封，上面写了“奖给倪光南总工”几个金色大字。又在香港单独发给倪光南一份补贴，让总工程师的收入比董事长的收入还要高。当周晓兰与倪光南在香港因主板生产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又严厉斥责周晓兰：“我告诉你，就算倪总有错，那也是你的责任。”周晓兰眼泪汪汪，正要陈述自己的委屈，被他粗暴地打断：“你要想说清楚，那你就给我回北京去。”他用这些方法成功地让倪光南为公司倾注全部心血和智慧，也成功地把倪光南塑造为公司的旗帜。但现在，大家都看出他已不能约束倪光南了。
这一年春节，整个国家都挺祥和，可是联想被外患内忧包围着，气氛郁闷。李勤一个人待在家里不肯出门，他身边的同事都知道他心情不好，不去打扰。柳传志也不希望别人来打扰，于是躲到海南岛，在那里给公司全体员工送上他的祝福，然后一个人静下来思考公司大计。
小说-联想风云-旧病新痛
旧病新痛
春节过后有两个消息传来，特别鼓舞人心：
2月14日香港联想招股上市。根据当日香港股市记录，公司售出1.68亿股，每股1.33元，市盈率为13.8倍，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香港联想股票的市值一下子达到8.28亿港币。
电子工业部主持的“全国电子百家企业排序结果”揭晓，里面包括了21家计算机企业，联想公司销售额达到301 520万元，超过了深圳赛格、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长江、科海和福建实达，排在第一。
这两件事情，前者表明柳传志的“进军海外三部曲”全部实现，后者则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本来都值得大大庆祝一番，但是这一次柳传志却一点心情也没有。
每天晚上头疼得不得了，睡眠又出现问题。3月份召开了几次会议，科学家和经理人员各自组成的群体陷于无休止的争吵，令会议不能继续。柳传志无法抑制内心的焦躁，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美尼尔症再次发作，在万般无奈之中宣布散会，自己住进京西的海军医院。这一年晚些时候，他在一次公司大会上面对全体员工做了一次演讲，除了没有提到公司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之外，相当坦率地谈到当时情形：
我得了美尼尔症，经常发作。1993年下半年，香港联想上市的审批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事后感到非常疲惫，而我却没有及时调整心态，进取心受到影响。今年3月份以后，我由于严重神经衰弱又住了70天医院。这70天，除了治疗和锻炼以外，我对自己生活的意义，对公司的发展前景认真做了反省。
在医院的最初两周很难过。主治医生姓李，也是柳传志生命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李知道柳传志是旧病新痛，最好的药就是睡觉。可是柳传志无论吃多少安眠药，还是失眠。
李大夫循循善诱地说：你把睡觉想像成读一页书，就算不能一口气读下来，你能不能一段一段地读？”
柳传志摇头。
“再不行，先读一句话也是好的。”
柳传志还是摇头。
“那就一个字。只打一个盹，这就叫一个字。”
但柳传志还是做不到，晚上一闭眼睛就是公司里那些事，白天硬撑起来，把公司的人挨个儿请到医院里，单独谈话。“其实就是把务虚会搬到医院里来接着开，”他说，“大会开不成了，只好开小会。很多事情都是在那些小会上策划的。”
他决心先来解决高层领导中日益明显的冲突，于是做出第一个决定：把郭为和王平生双双调出北京：一个到深圳去主持生产基地的运转，另外一个到惠州挽救奄奄一息的大亚湾科技园。这两个人都有足够的聪明，但还必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尤其要让他们懂得：成大事者的重要一途，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无谓的人事纠纷。也正是在这时候，柳传志终于确认杨元庆是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杨不仅能把一个部门的年营业额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