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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历史

_5 朱自振(现代)
②;不只南方,中土的京畿一带,其对茶叶的崇尚,也和我国茶饮的故土荆、渝地区,没有什么程度上的不同了。
“两都”是城市,北方农村这时饮茶的情况又怎样呢?
穆宗时李珏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
③这即指出,其时不但北方城镇,连农村也和全国“同俗”
,已把茶视同粮食和食盐一样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农村对茶的需求,有些地方较城市“嗜好尤切”。笔者过去有的文章中曾提出,“茶作为中华民族或我国全国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唐以后才形成的”。现在我仍然认为,茶从最早的巴蜀,继而扩展为巴
①陈师道:《茶经序》。
②陆羽:《茶经》,六之饮。
③《李珏传》,载《旧唐书》卷一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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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和荆楚,再次发展为江淮以南的文化内容,都是一种区域性的或苗蛮文化,真正站在黄河中土称“远近同俗”的“无异盐粟”的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文化内容,则是中唐以后才形成和确立起来的。
讲到唐代中华茶文化的形成,我们还不能不附带谈谈作为其核心之一的茶道文化的形成。关于茶道,和茶叶文化的含义一样,现在各执一是,说法很多,我也不知取从哪种说法为妥,就暂按我们的理解——即讲究饮茶(包括物质和精神)之道来阐说吧。
“茶道”一词,源出我国。上面在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已提到“茶道大行”
;但这还不是最早的记载。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说,最早的“茶道”一词,可能就算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所载了。其句有“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①之说。
《封氏闻见记》成书于8世纪末,皎然这诗约作于8世纪中期后期,二者相差有十几二十年,但一致说明,我们至迟在8世纪下叶的唐朝中期,就派生和存在一种新的茶道文化现象了。联系前面所说,很清楚,我国茶道不早不迟出现在这个时期,是直接和《茶经》的面世相关的。因为茶道既然是一种讲究饮茶之道,那么,这种“道”
,无疑也首先是通过一定的饮茶活动来体现的。没有茶,有茶不饮或饮而不加讲究,也就无所谓茶道了。
陆羽之前,饮茶和“瀹蔬而啜”一样,自然也就不会怎样讲究道,有道也不会大行。但陆羽通过《茶经》对如何采造茶叶,怎样烹煮,应备有哪些茶器和如何饮用一一加以总结和
①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见《全唐诗》卷八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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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以后,把茶叶的饮用,由单纯的防疫治病、充饥解渴,提高和发展为一门专门的技艺和学问,这时,也只有到这时,我国才开始重视和产生讲究饮茶之道。
那么,能否据封演关于陆羽著《茶经》,讲“煎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
,由是茶道大行,认为中唐最初提及的茶道文化,就只是一种只讲如何煎茶设具的饮茶物质文化呢?不能。因为茶道文化并不是孤立产生的,它是在先前茶叶文化的基础上颖脱出来的一种次生文化,是茶叶物质和精神文化在饮茶方面的集中体现。也以陆羽《茶经》来说,《茶经》中虽未提到“茶道”二字,但如封演所指那样,有了《茶经》,才有茶道和茶道大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茶经》看作是我国第一本茶道的专著。在《茶经》中除讲到如何选茶、择水、用火、设具和饮用茶叶之法以外,还提到了“茶性俭”
,“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①。这即是说,在《茶经》和最初的茶道中,陆羽和大家在讲究饮茶之法的同时,一开始就提到和就具有精神的一面,而这精神的一面,不是来之于其他,恰好正是从茶文化的淀积中承继过来的。
《茶经》提出的茶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求饮茶者,饮茶时要修心养性,效做这样的人。陆羽《茶经》中饮茶之道要求做精行俭德之人的这条,如溯其源,我们由《晋书》桓温和陆纳传以茶果待客和伴酒并视之为是“素业”
,即可找到其根缘。当然,当时在中唐陆羽、皎然等倡导茶道之时,关于茶道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不只是要求做
①陆羽:《茶经》,五之煮,一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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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德”之人一点,至少从皎然的看法中——“唯有丹丘”才知茶道的“全尔真”
,其内容自然是极其丰厚的。
8世纪继陆羽《茶经》之后唐朝的另一本茶书《茶述》,其对茶和茶文化特点的概括:“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这几句,对茶道在物质上如何更好愉悦人生,在精神上如何自我陶冶修养,说直接些,有点现在茶道宣扬的“和敬清寂”的韵味了。
我的日本学友,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的仓泽行洋教授,前不久在其一篇有关日本茶道文化的序言中称,“日本茶道是出生于中国的,她的母亲就是中国茶道”
①。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滕军博士在《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中考定,茶和茶叶文化从中国传至日本,大致在“8世纪末、9世纪初期”是毫无问题的;如果这一时间不错,茶传至日本的时间,也是在茶道一词和我们上说唐代茶道文化出现二三十年以后,中国的“茶道”一词和茶道内涵,当也是这时和中国的茶籽茶种一起传到日本的。这里需要一提的是中国和日本茶道的传衍,史实和上引仓泽行洋先生的结论是那么的奇妙和巧合:日本茶道的确是出生于中国,而且还应该说是中国茶道的“独生女儿”
,自从远嫁日本以后,茶道在日本的国土上得到了绵延和发展,但在其故土中国,虽然讲究饮茶之道的实际茶道一直长存,但如日本那样的以茶道之名的“茶道”
,似乎在唐代中期出现和发光一段以后,一直没有兴盛起来。
①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序》,1992年,北京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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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骤起益显的茶叶贸易
我国茶叶贸易,如王褒《僮约》所见,巴蜀在西汉时就颇活跃。至唐代以后,如《食疗本草》反映:“市人用槐柳初生嫩芽叶杂之”
,茶叶贸易不仅有进一步发展,甚至茶叶贸易中消极的掺假作伪,也滋长了出来。不过,我国茶叶贸易的急剧和大规模发展,还是如前所说,主要是唐中期由北方饮茶的风气所带动出来的。
以蜀茶蒙顶的产销情况为例:“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兢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
①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这时也是北方禅宗的盛期,蒙顶茶在短短数十年中,就从罕见之品,一下子变成了充斥草市的大路货。不只蒙顶是如此,全国其他茶叶重要产区的生产、贸易,在唐代中期也无不都有一个飞跃的发展。这里,不妨以《膳夫经手录》载及的大中(847—859)时的茶叶贸易情况为例:唐大中前后茶叶产销表
茶 名产 地茶叶特点主要销售区域每年产销量
新安茶蜀蒙顶不远多而不精春时供本地饮用
《茶经》剑 至他处芳 南走百越, 谷雨后岁取数蜀 茶南茶区香滋味不变北临五湖(今百万斤,散落东太湖流域)下
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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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茶 名产 地茶叶特点主要销售区域每年产销量
饶州、歙 味不长于 关西、山东 其于济人,百倍于浮梁茶州、江州一带蜀茶蜀茶
蕲州、鄂 鄂岳宣歙 陈、蔡以北, 其收藏、榷税倍于州、至德茶观察使的部 方斤厚片幽、并以南浮梁分地区萧湘至五岭衡州茶 衡州团饼而巨串 岁取十万更远及交趾潭州茶、阳 今长沙和 唯本地及江团茶、渠江薄川鄂湘黔接 味短韵卑陵、襄阳数十里片、江陵南壤区食之木、施州方茶状类紫笋, 唯广陵(今扬建州大团 建 州味极苦州)
、山阳(今淮安)
人好尚之
蒙顶茶蒙顶山周围 品居第一 岁出千万斤歙州、祁 歙州、婺州 制置精好 梁、宋、幽、并 商贾所赍,数千里门、婺源方茶诸州不绝于道路
从上表可以清楚看出,其时各地所产的茶叶,不但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貌,而且还分别形成了自己专门的主销区域或固定流向,这些,无疑都是茶叶贸易发达以后才会产生的现象。
另外,从表中也能看出,如建茶、蜀茶等南人习饮的茶叶,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较之主销北方的茶叶,产量和色额要少得多。如主销关西、山东的浮梁茶,其数量“百倍于蜀茶”
,销售陈(今河南淮阳)
、蔡(今河南汝南)
、幽(今北京大兴)
、并(今山西太原)
间的蕲州茶和至德茶,又“倍于浮梁”
;至于主销梁(今陕西南郑)
、宋(今河南商丘)
、幽、并诸州的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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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婺源方茶,则更是“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
所有这些史实都一致说明,唐代后期的茶叶贸易,主要是赣北、皖南和鄂东的所谓“江淮茶区”
对黄河流域的茶叶贸易。而白居易《琵琶行》所吟“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
,所提到的浮梁(景德镇)
、江口(位今江西九江)
,当即是其时我国茶叶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和交通枢纽。
关于浮梁、浔阳(今九江)
在唐代南北茶叶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馀万贯。”
①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浮梁的茶叶,就包括今江西的婺源、德兴、景德镇,安徽的祁门等周围一大片地区的产茶。顺便指出,婺源、祁门这一带,在唐代均属浙西,其地在上元以前所出的茶叶还不多和不甚有名。如陆羽《茶经》在评第全国的茶叶中,对浙西的评述为“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
;对赣东北和皖南的茶叶,只提到“歙州下”
一句,其他婺源、浮梁、祁门等地的茶叶,连提都没有提到。
所以,联系前面讲过的婺源建新城,祁门千里之内种茶无遗土的史实,我们同样也可看出,唐代浮梁这一主要茶叶生产和贸易中心,明显也是在上元以后至文宗大和、宣宗大中这不到一百年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唐代后期茶叶贸易的兴盛,我们还可从其时江贼猖獗的有关记载中得到一些证明。
据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载,在茶叶贸易急剧发展起来以后,长江中也出没一批冒充茶商的
①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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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多的有二三条船,上百人;少的,也有一条船二三十人。
这些江贼,专门抢劫江中行船,有时也上岸劫掠城镇。他们有的和茶贩勾结,有的半盗半商,自己也从事贩运茶叶。杜牧指出,这些人把抢来的“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
为什么把赃物弄到山里去换茶呢?因为“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
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警“
的关系。他们进山前是强盗,“得茶之后,出为平人”
,又变成了茶商。
杜牧还具体提到了这些江贼的活动规律:“濠(今安徽凤阳)
、亳、徐、泗、汴(今河南开封)
,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今河南许昌)
、蔡、申(今河南信阳)
、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
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
①我们列举这点,当然不是为说明由茶叶贸易所带来的江贼社会问题;要讲的,着重还在于印证上说唐代茶叶贸易发展的有关情况和主要地域。
唐代茶叶贸易以后期和黄河流域为主,但不就限于中土。
如封演所记:“始自中域,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②,还由中原进一步扩展到了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
回鹘亦名回纥,原散居娑陵水(今色楞格河)
、混昆水(鄂尔浑河)
和独洛河(土拉河)
流域一带,唐灭突厥后建国,怀仁可汗时,其领土东至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南到蒙古大沙漠;9世纪中叶,为黠戛斯部族所灭。
唐时除回鹘外,与西部藏区,也
①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见《全唐文》。
②《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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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茶的贸易关系。
如《唐国史补》所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
‘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
‘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
①赞普所点示的这些茶叶,也都是当时我国各地所推尚的几种主要名茶。
类似的例子还有,但就是上述二例,也具体说明了我国茶马互市或边茶贸易起始于这时的事实。
(四)
唐代茶政和宫廷茶俗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
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
在大历(766—779)
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
,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
,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
、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
、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
、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
、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
,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
、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
、雅州庐山郡(今四
①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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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雅安)
①等地。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
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
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②;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
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
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
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
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
③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
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
岁造数多,遂命长兴
①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一至七下。
②杜佑:《通典》,卷六,食货六。
③《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九,此据《桃溪客语》卷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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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
①。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
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
,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②”。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
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
;“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
;“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
;“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
④等悲愤凄凉之句。
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
;“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
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⑤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
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
①嘉泰《吴兴志》,食用故事。此据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转引,1991年,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钱易:《南部新书》,卷戊。
③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江南道,湖州。
④袁高:《茶山诗》,见《全唐诗》卷三一四。
⑤李郢《茶山贡焙歌》,见《全唐诗》卷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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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
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
建中三年(782)
,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
从之“。
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
①。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沘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
,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
②;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
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
,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
,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
,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
,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
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841)
,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
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
①刘昫《旧唐书》,文宗本纪。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征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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