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江王 李元祥 杨嫔
21 密王 李元晓 鲁才人
22 滕王 李元婴 柳宝林
头上四个儿子，都是唐高祖的正室窦皇后所生（窦皇后是个能干的女人，但未活到唐朝建立），其中三子李玄霸早夭（著名的古典小说《说唐》，即以李玄霸为影子，塑造了天下十八条好汉中的第一条好汉李元霸），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人是嫡子，其他十八子均是庶子。在宗法制度中，嫡子比庶子具有优先的发言权和继承权，故而，他们三人在李唐皇室中的地位是得天独厚的。
兄弟三人分为了两派：一派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派是李世民。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唐高祖开始着力培养这个接班人，除了自己，无论政治还是军事，遇事都给予最高的名分与最大的权力。此外，功勋也很显著的李元吉，自幼和张兄的关系就比较亲近，此时更是紧紧相随，希望在长兄登位之后，自己能成为皇太弟。父皇的关照，弟弟的配合，李建成的羽翼自是长足的丰满了，使得东宫集团从正统的旗号到实际的力量，都成了天下瞩目的对象。
李世民的封爵是秦王，他是众兄弟中的佼佼者，打仗打得多，也打得精彩。长期的领兵打仗，使他掌握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且拥有不胜枚举的文武人才。他凭着出众的神采，非凡的气度，迷人的雅量，优异的将略，使得这批文武人才紧紧地簇拥在自己周围，形成了天下闻名的秦王集团。其中文士有饱学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楮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武将有：侯君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瑾等。在文武两才中，房玄龄、杜如晦、侯君集、尉迟敬德，再加上他的妻兄长孙无忌、舅父高士廉，组成了核心班子。
兄弟三人并非一开始就闹派系的，他们曾经有过亲密的手足之情，有过政治上的精诚团结，有过军事上的通力合作。只是随着唐朝在天下逐鹿显出优势后，在权力再分配上，他们彼此之间逐渐有了矛盾。这矛盾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这矛盾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在李建成被法定为皇位继承人后，愈发的恶化起来，由此闹成了派系，闹得不可开交。
矛盾既起于双方，双方都有干系。
从李建成一派而言，在取得天下之本-太子-之后，他们有着一种近似于恐惧的担忧，即担忧功勋、实力、名声都大于他们的李世民始终包藏着“祸心”，早晚会越轨。魏徵对李建成明确地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当然，他们也曾希望李世民能“认清”大势，放弃自成一格的体系，听命和服从于他们。在这希望破灭后，为消除担忧，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来压制、打击、迫害李世民。比如谗毁，比如侮辱，比如下毒，最后准备斥之以武力，只是功亏一篑。他们的行为，只是在清除政治对手，虽然有些过火，却很难说违反了政治游戏的残酷规则。
李世民不是省油的灯，李建成没过分的冤枉他。李世民在打了几次致使唐朝兴旺壮大的仗后，“功业日隆”，已不满足眼下的政治待遇。他是高度自信的人，高度自信之下，免不了有些看轻李建成。由于排行的缘故，他在嫡长制文化背景里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这点他是很不甘心的。他也清楚，嫡长继承制并非历史上唯一的继承制，凭功成为皇嗣，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上比比皆是。他有如此的想法，他的集团成员为了取得更大的功名和富贵，也不遗余力地开导他，引导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反击李建成的迫害是事实，然这事实被他的政治动机夸大了，以至捕风捉影，甚至添油加醋。他最后忍无可忍的极端举措，确实有正当防卫的因素，保护自己及其基团，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借此铺就了走向皇位的大红地毯。
按理说，儿子们闹得厉害，最为最高主宰的唐高祖，完全应该出来进行调解，以阻止矛盾的发展，还李唐皇室一个安宁。是的，唐高祖是出来调解的，他的调解本意也很不错，在嫡长继承制与功勋继承制两者中破天荒地取得平衡，既不负李建成，也不负李世民。然而，他美好的设想一旦付诸实施，却是事与愿违，他在陶醉于李世民的功勋时，萌生了易换太子的想法，想降李建成为蜀王。由于周围的阻力，又别出心裁，欲仿效汉梁孝王的故事，让李世民分主洛阳，建天子礼仪，随后考虑不妥，又作罢。他在讨厌李世民的气势时，复将情感的砝码重新压到李建成的身上，极度冷落李世民，恨不得削尽李世民的权力。如此的反反复复，莫衷一是，致使两派的纷争愈演愈烈。唐高祖越调解越糟糕，终于弄得不可收拾，弄得自己失去了仲裁者的资格。
当两派闹得冰炭不同器，各种调解归于失败后，不得不图穷匕首见了。
武德九年（626年）夏，李建成、李元吉准备采取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先是贬黜他们认为最难对付的房玄龄、杜如晦，然后以征讨突厥为契机，夺去秦府的精兵强将，伺机杀死李世民。
风声走漏，李世民与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等紧急商量，以捷足先登的政变，除去东宫集团。在收买了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后，六月四日，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公孙达武、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十人，在玄武门设伏。京师之兵本为李建成所掌握，他绝没想到李世民敢有如此之举，故毫无防备，按着日常的规矩，和李元吉一起入朝。将至临湖殿，发觉有异，想退回东宫，此时李世民纵马跃出，引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领七十骑冲来，再射杀了李元吉。东宫将士组织反击，见尉迟敬德提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相示，便立时作鸟兽散。
秦王集团政变成功，面对不由自主的局势，唐高祖只得“承认”东宫集团罪有应得，李世民救了社稷，救了他，连出“感激”之言。三天后，立李世民为太子。
八月八日，唐高祖知多次得罪过次子，更知大势已去，为给自己留个体面，留条后路，宣布自己退为太上皇，由李世民继位，即唐太宗。
贞观九年（635年），表面安享晚年，实则郁闷至极的唐高祖病逝了。
细说隋唐29：古今独步的唐太宗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造就了一大串的君主。在这一大串的君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不多。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君主中，雄才大略的更不多。在雄才大略的君主中，被毛泽东看得上的，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五位，他在那阕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在这五位君主中，罪被人们称道的，当是唐太宗。唐太宗之所以能博得历史盛誉，在于他一身完成了一个君主极难完成的两件大事：打天下与治天下，从而成为独步古今的君主。
关于唐太宗姓名的来历，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他四岁那年，随父亲李渊到岐州（今陕西凤翔南），有一书生自称善于看相，对李渊说：“公是贵人，且有贵子。”在见到李世民后，脱口言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二十岁时，必能济世安民！”李渊遂采其意作了儿子之名。
李世民是将门之子，自小生长于军营，耳濡目染，加上性格勇略果断，到了十多岁，便能领兵打仗。在隋炀帝遭到突厥雁门（今陕西代县）之围时，他奉命增援，有过出色的表现。十八岁时助李渊守太原，重创高阳草寇魏刀儿。
隋末将乱，李世民是太原军事集团中积极主张乘势而起者之一，为准备逐鹿天下，他折节下士，出财养客，联络江湖好汉，蓄养了大批能为他效死的文武之才。
晋阳县令刘文静高度评价李世民说：“此是非常人。大度类于汉高祖，神武同于魏武帝，年虽少，却是天纵！”
李渊举起义旗，李世民领兵成功的拿下了西河地区。旋即拜右领大都督，统领右三军；李建成拜左领大都督，统领左三军。此时，他们兄弟俩的关系是和睦的，同心协力地为李家事业在奋战。
李渊挥军西上，与阻击的隋将宋老生之军遭遇。时久雨不停，粮食告罄，李渊欲引兵回太原。李世民以兵退则散的理由予以反对，反对无效，他在账外进行哭谏，从而打动李渊收回了成命。结果，他所率的城南之部歼灭了敌主力，阵斩宋老生，攻克霍丘。
在李氏父子进入长安，宣布建立唐朝后，屡建功勋的李世民被拜为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晋封秦王。
唐朝建立后，进入统一天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李世民更是焕发出杰出的战略智慧，施展出无以伦比的战术才干。当然，他不是常胜将军，败过，且大败过，然他有极强的心理素质，不怕败，不忌讳败，从败中汲取教训，从败中积累经验，从败中走出胜利之路。
他向新王朝献的第一份厚礼，是将薛仁杲的二十万之众歼于一役；他打得最艰苦的一战，是平定刘武周、宋金刚势力；他打得最精彩的一仗，是围点打援，生擒窦建德，迫降王世充。
这是大战，此外，他还打过无数的小仗，无论是野战、夜战、阵地战、攻坚战、防守战、运动战，还是水战、平原战、山地战，他都打得有声有色，打出了水平，打出了威名。
对李世民打天下的战功，或许史家的记录有涂脂抹粉之处，然基本的事实则是确凿的。没有出生入死的军事经历，他不可能营造以他为首的势力集团，他不可能在以后的宫廷纷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杀死了他最大的政敌-李建成、李元吉，迫使唐高祖退为太上皇，从而皇袍加身，成为唐朝第二代君主（庙号唐太宗）。
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他在君临天下的二十三年中，励精图治，开创了自汉代以后从未出现过的天下大治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参见《贞观之治》）。
唐太宗为何能取得大治的局面，这在于他及时抓住了历史赋予他的机遇：从国家形势而言，随着平定各路诸侯战争的结束，天下重归一统，中央政权名副其实的控制了全国，治理的方略得以贯彻执行；从社会状况而言，人心久乱思治，百姓嗷嗷待哺，从上至下欢迎治理的政策。
其实，这种机遇在每个大乱过后的时代，都毫无例外的存在，绝非历史单独钟情于唐太宗。然为什么唐太宗能取得大治的成就，而其他具有相同机遇的君主却未取得？这不能不归结于个人因素。唐太宗有着求取天下大治的深切愿望，为了这个愿望，他屏斥奢侈，甘于淡泊，放弃物质享受；为了这个愿望，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放弃精神享受。放弃物质享受固然可贵，然放弃精神享受更为难得，为何唐太宗能成为独步千古的君主，关键的关键，在于他敢于放弃作为君主本可享受的人世间最高级的精神享受。
有人把大治归结于唐太宗的个人禀赋和爱好，这有部分的道理，然英雄崇拜过了头，夸大了英雄创造历史的作用。
有人把大治归结于唐太宗接受隋朝灭亡的教训，这有更大的道理，然把事情过于抽象化了。
唐太宗之所以孜孜不倦的求取大治，实在是他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恐惧，一种如同梦魇般的恐惧：他和隋炀帝太像了！
第一个像是：他俩都出生在贵族家庭，尽管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生活，但面对的是上层社会无休止的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打小耳濡目染了权术，惯于经意、不经意的用权术来待人接物。
第二个像是：他俩都面对着乱世，并各有用各自的方式来夺取政权的父亲，在艰难的夺权过程中，他们渴求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万死不悔的愿意用生命来换取。
第三个像是：他俩都在统一战争中出过大力，立过大功，他们善结人才，崇拜武力，有英雄情结，有豪情壮志，有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感觉。
第四个像是：他俩都在兄弟中排行老二，虽对本朝的建立有着莫大的功勋，然在传统的嫡长继承制下，对最高权位却是望尘莫及，这是他们所不甘心的，从而积极投身于宫廷争斗的漩涡里，不惜用超乎常规的手段，对原太子及其集团给予了万劫不复的打击，从而取得了皇位继承人的资格。
第五个像是：他俩都在取得太子资格后，对父皇施加了某种政治手段或压力，从而促使父皇过早地离开人世或退位，让自己走上了皇位，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还有许多的相像……
如此的相像，若排除道德因素，本无可厚非，但是隋炀帝的下场，以及由此带来的隋朝灭亡，着实让唐太宗刻骨铭心，他恐怕重蹈覆辙，自己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唐朝重蹈隋朝的覆辙。他不想重蹈覆辙，由此深刻的认识到，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收敛欲望，收敛享受的欲望，收敛行使权力的欲望，一切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发，从治理天下的需要出发。这样做，光凭自己一个人的悟性，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有制约，这制约就是让群臣监督自己，随时随地监督自己，保证自己一直再正确的轨道上走下去。隋炀帝曾说过：“我性不喜人谏……”（《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炀帝大业九年）这句话常在唐太宗耳边响着，于是他提倡谏诤的风气，鼓励群臣大胆且无顾忌的谏诤，纠正自己的各种过失。
唐太宗确实这样做了，然做得很不易，做得很痛苦，有时觉得非常不自由，有时觉得失去了自尊，几度不想再做下去，他扬言要杀了谏诤不断的“田舍翁”魏徵，责斥刚正不阿的王珪等实例，便是显著的反映。但在长孙皇后的帮助下，在自己的反省下，他还是保持了纳谏的气度、开明的姿态，接受群臣的制约。
贞观之治来之不易，唐太宗的做法更是千古难得。
细说隋唐30：房玄龄、杜如晦
古典小说中常用这样一句话来比喻一个君主事业兴旺：文臣如云，武将似雨。这句非常朴素的话，透彻的揭示了君主事业与人才的关系。唐太宗能成就一番大业，与他的文臣武将大有关系。
唐太宗的文臣，是第一流的文臣。
唐太宗的文臣中，以房玄龄、杜如晦最为闻名。
房玄龄，名乔，然以字行，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在唐太宗率军进入关中之际，他自效于军门。李世民初次相见，谈的投机，犹如旧友。
房玄龄是个智者，又是个廉者，智廉一体，使他别具风采。他竭尽心力，为李世民处理事务，出谋划策，掌草文书。每次战争胜利，别人竞求财宝，他却独自忙着收罗人才。他有很好的人缘，他的人缘不是用在为自己谋利，而用在申明道义，激励谋臣猛将为李世民出死力。在他的努力下，李世民集团在内有了非同寻常的凝聚力，对外有着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李渊对他评价极高，说：“此人深识机宜，可委以重任。每为我儿陈奏事务，必通人心，千里之外，犹如面谈。”
在秦王集团与东宫集团相争之日，房玄龄与杜如晦二人成为李世民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以致李建成说：“秦府中最让人畏惧者，当属房玄龄与杜如晦！”从而在唐高祖面前百般中伤，将他们二人逐出秦王府。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前，让他俩化装成道士，潜入府中，一起筹划了事变大计。
辅佐唐太宗得了天下，论功行赏，他和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被定为第一。有赫赫战功的唐太宗叔父李神通等人不服，说他们首举义旗，出生入死，怎么到头来，却让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刀笔吏占了第一。
唐太宗声情并茂的解释说：“房玄龄如同汉代的萧何，运筹帷幄，有定社稷之功，虽未身临战场，然殚精竭虑，故得功居第一。”
房玄龄先是凭着他理事的能力和责任，当上了宰相之一的中书令，帮助唐太宗治理天下。继而，他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总理朝政。他处理事务，废寝忘食，力求无纤芥失误；度量宽宏，对人不求全责备，听到人有长处，犹如自己的一样高兴；谙达政务，精通文学；审定法令，务在宽平；量才录用，不分贵贱。
难得的宰相，人称良相。
他是个双料的功臣，谋国有功，治国有功，由此他和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功臣，被画像于凌烟阁（人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下赞语是：“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
他尽管有功，唐太宗尽管英明，彼此又懂得君臣相处的道理，可伴君如伴虎的古训还是起了作用。先是房玄龄知趣的看到自己年岁大了，加上任职时间已久，于是提出辞去宰相。
唐太宗百般挽留，最后干脆说：“公学汉代的张良、窦荣主动让位，惧怕月盈而亏，知进知退，是难得的。然公任相日久，一朝辞去，则国失良相，朕失两手。公若是筋力不衰，切勿再烦着让来让去。”
由是房玄龄不便再让。可过了没两年，唐太宗却嫌他老了，以一件小事为借口，将他给罢免了。大臣中有人为他叫屈，说了许多道理，却不知唐太宗的真实心理，丝毫不起作用。
房玄龄卒于七十岁，临终前给唐太宗留了道表，说不要征伐高丽，让唐太宗很是感动了一阵子。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他与房玄龄相同，好谈文史。他年轻时，以识人著称的隋吏部侍郎高孝基曾预言他“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
杜如晦是在李世民平定长安时前来相投的。初来乍到，他就受到了重用。然这个重用，是和其他有才之士一样，仅得到了一个较高的职务，并未成为李世民的心腹。时李渊既依靠李世民，又有些防着他，恐怕他的势力过大，不好约束，遂将秦王府的英才多调出，另授他用。杜如晦名列其中。
房玄龄极度欣赏杜如晦，为保全杜如晦，他对李世民说：“府中僚属出者虽多，但不足惜。唯有杜如晦聪明识达，是王佐之才。若大王想经营天下，非得此人不可。”
李世民如梦初醒，说：“不是你及时相告，险些失去此人。”于是想方设法保下了杜如晦。
杜如晦不负李世民的殷切之望，不负房玄龄的推荐之诚，在此后的岁月中出色的体现了他的才干。从征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诸雄，他是参谋本部的重要成员之一，拿出过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案。讨论军国大事，他剖断如流，身为同僚所钦服。
秦王李世民开天策府，设立了文学馆，以招徕天下文士。来投的文士如过河之鲫，其中著名的是十八学士，杜如晦名列榜首。十八学士有画像，他的画像下的赞词是：“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是的，杜如晦在辅佐李世民的事业中，立了身，扬了名。
唐太宗登基，杜如晦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总监东宫兵马。他每任一职，都有称职之誉。后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成了宰相，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同时，还一起制定了中央机构的规划和国家的文物典章。
杜如晦和房玄龄是合作成事的典范，他们彼此一片赤诚，互敬互让，无半点狭隘的嫉妒之心。杜如晦善断，房玄龄善谋，他们取长补短，合作的相当好，成为李世民最得力的谋臣，在打天下、得天下、治天下的漫长过程中，共同建立了首屈一指的功勋。
房玄龄、杜如晦治国有功，促成“贞观之治”，被誉为良相，并称“房、杜”。
“房、杜”美名不胫而走，传遍天下，传及后世。人以相业相比，比之汉初的萧（何）、曹（参）；以交谊相比，比之春秋的管（仲）、鲍（叔牙）。
杜如晦思域房玄龄之前，年仅四十六岁。唐太宗哭得伤心，痛感：“朕与如晦，君臣义重。”
细说隋唐31：魏徵、王珪
中国古代政治，评价君臣的德行，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即君得虚心纳谏，方为明君；臣能犯颜直谏，方为良臣。上有明君，下有良臣，才可使朝廷政治清明，以达天下大治。
这样的君臣格局，中国历史上有，但出现的不多。在不多的几次中，最为人所传颂的是贞观时期。其具体的表现，首先是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其次是唐太宗与王珪的关系。
魏徵是个特殊人物，特殊到提起唐太宗，人们必想到他；提起“贞观之治”，人们也必想到他。根据历史评价，似乎有这样一个感觉，没有魏徵，唐太宗即使是明君，恐怕也不会如此英明；而唐太宗不如此英明，“贞观之治”也难以达到如此之治。
魏徵，字玄成，巨鹿人，后移居相州内黄。家贫寒，出家为道士，虚心学习各种典籍，尤精纵横术。
天下大乱，他附武阳郡丞元宝藏投瓦岗寨，始终不得重用。后随李密归唐，仍受到冷落。他奉命安抚山东，说服了李绩举黎阳仓投唐。正遇窦建德攻黎阳，被擒，出任起居舍人。到窦建德兵败，才重归唐朝。
胸怀大志却一直不得志的魏徵，遇到李建成，才改变了处境。李建成可谓是他的第一个知己，再见到重归的魏徵后，立即将他引入东宫，拜为太子洗马，且十分礼敬。魏徵洞察他们兄弟的矛盾已如水火，屡劝李建成先下手，以除后患。可李建成却犹豫着不肯动手，以致丧命于玄武门。
作为东宫主要谋士之一的魏徵，被李世民召去责问：为何离间他们兄弟？魏徵的回答是硬朗的，也是大气的：若是皇太子早听他言，必无今日的大祸！言下之意是，如李建成听他的话，今日他们兄弟的结局必是换个个儿。李世民闻言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欣赏起魏徵的气度，把他收到了自己的东宫里，给予重用。
可能正是从李建成不听魏徵谏的教训中，李世民刻骨铭心的看到了谏言的深刻作用，看到了魏徵的可贵，从此拉开了他接受魏徵谏诤的序幕。尤其是在他登位之后，他们之间受谏和上谏的关系，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魏徵的上谏，具有两个长处：一是他有经国之才，精于政治之道，由此要么不言，一言必能中的；而是他性格耿直，从不知道什么叫碰壁，什么叫后果，由此要么不言，一言必说个明白。两个长处加在一起，使他的谏，谏出了道理，谏出了水平，谏出了力度，谏得唐太宗能听，谏得唐太宗不听也得听。
魏徵很清楚，他的犯颜直谏，可能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危险。然他将危险置之度外，长期义无反顾的谏。然他是大智之人，又知道在危险中含有很大的安全系数。这安全系数就是，唐太宗有深度的恐蹈隋亡覆辙的心理，有想当致天下大治的明君的心理，只要抓住这两种心理，多能转危为安。
为保证安全，他向唐太宗提出了让他做良臣，而不要让他做忠臣的建议。唐太宗问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啊，他解释说：良臣是尧、舜信任的正直之臣，如稷、契、皋陶等人，而忠臣是商纣王诛杀的直谏之臣，如龙逢、比干等人。良臣能使自己得美名，子孙得富贵，君主得大誉，很实在。忠臣则自己受诛灭，君主得恶声，徒有虚名。两者相差甚远。这番话不仅说动了唐太宗，还得到了赏赐的物品。
魏徵只做良臣不做忠臣的原则，贯穿他的一生，在李建成那里是如此，到了李世民那里也是如此。
唐太宗能纳谏，在于他懂得，纳谏可提升君主的品位。他曾将自己比为金矿，将魏徵比为金匠，只有经过魏徵这金匠的冶炼，他这块金矿石才可能变为金子。更为重要的是，他知道纳谏是防止社稷倾败的一道长城。
然在具体的受谏和上谏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过风浪，且有过大风浪。魏徵的谏言，毕竟是有锋芒的，这锋芒时常刺得唐太宗的脸上很挂不住。在唐太宗理智占上风时，能提醒自己这是良药苦口；而在他感情用事之际，则感到对方过于咄咄逼人，有时免不了勃然发怒。有一次，他在上朝时，被魏徵谏的火起，回宫后，自言自语的大骂道：“我要杀了这田舍翁（乡巴佬）！”（《魏郑公谏续录》卷下）幸得长孙皇后善言相劝，才平息了风波，和解了他们君臣的关系。其实，唐太宗只是在内宫骂骂出气，没长孙皇后的劝，他也未必会杀魏徵。因为唐太宗认识到：“当今在朝臣中，论忠直，没人比得上魏徵。”
唐太宗高度评价魏徵说：“贞观以来，尽心于我，进献忠言，安国利民，犯颜直谏，纠正我过失者，唯魏徵而已。”
魏徵的犯颜直谏能成功，并保持了十多年，除了魏徵的因素外，关键的是唐太宗能纳谏。魏徵曾对唐太宗开诚布公地说：“陛下引导臣言，臣才敢言。若陛下不接受臣言，臣岂敢逆龙鳞，触忌讳。”（《贞观政要·任贤》）长孙皇后也说：“主明臣直，魏徵能直言，是陛下开明的缘故。”
魏徵逝世后，唐太宗很是伤心，他怀念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很宝贵这三镜，今魏徵亡，失去了一镜。”他要群臣以魏徵为楷模，人人直言无隐。
王珪，和魏徵一样，对李世民而言，都来自于他所敌对的李建成阵营。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今属山西）人，南朝梁名将王僧辩之孙。隋时入仕，李渊入长安后投唐。
李建成册为太子后，王珪被引入东宫，受到极高的礼遇。她在玄武门之变前，坚定地站在李建成一边，积极的出谋划策。事后，他被流放到了蛮荒之地。
时隔不久，唐太宗因王珪的才，将他召回给予了重用。王珪有才，但更正直，故而与其说唐太宗爱他的才，不如说是爱他的正直。唐太宗曾说：“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也不能致理。唯有君臣相遇，情同鱼水，方能使海内得安。”唐太宗是想用王珪的正直，来加强自己的正，来匡正整个朝廷的风气。
在王珪看来，君臣间正常的具体表现是，君主应虚心纳谏，臣子当直言相谏。由此，他对唐太宗一席话的反应是：“木从绳则正，君从谏则圣。按照古代君主的规矩，须备诤臣七人，若谏而不用，直谏至死。我既然处在没有忌讳的圣朝，就当不顾人说我疯狂，直言相谏。”
针对王珪的提法，唐太宗特地设置了一个制度，即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面君时，必须有谏官跟随，以随时纠正君臣的言语过失。
王珪言行一致，每每推诚进谏，秉直进谏。在唐太宗的鼓励下，他越谏越直，越谏位越高，直做到宰相。
宰相是正直之臣，是直谏之臣，当时朝廷的风气可想而知。
王珪的谏，数量虽不及魏徵多，但质量并不逊于魏徵。他善于因势利导：唐太宗夺了罪人的姬女入宫，还说这是罪人咎由自取。他用古人的例子，来影射唐太宗尽管喜欢善却不能用善，尽管厌憎恶却不能去恶。他得理不让人：唐太宗无端指责管音乐的太常少卿祖孝孙，他与另一宰相温彦博一同为祖孝孙辩护。唐太宗勃然大怒，斥责他们怎么不替君主说话，反替臣下说话。温彦博吓得跪下磕头，王珪却昂然站着，说这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
他曾将自己与魏徵做过一次比较，说魏徵是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如尧舜；自己是激浊扬清，嫉恶好善。
用魏徵，用王珪，是唐太宗政治生涯中颇为得意的一件事。他说：“魏徵、王珪，昔日在东宫，尽心奉事李建成，当时真是可恶。我能提拔他们，用到今天，此事足以不愧于古人。”
魏徵、王珪是贞观时的两大谏臣，而这两大谏臣竟全来自唐太宗的敌对阵营，实在是一件奇事。其实，说怪不怪，用此二人，既给唐太宗带来了改善政治的功用，又体现了他非凡的用人度量，于实于虚，都获益匪浅。
细说隋唐32：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长安宫殿中有座三清殿，在三清殿的侧面，蚤立着一座引人注目的凌烟阁。这凌烟阁的引人注目，它的巍峨气象是个原因，然更重要的，是它的里面画有二十四功臣图像。
这二十四功巨图像，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奉唐太宗之命所立的。图像的顺序依次是：赵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李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微、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璃、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谁襄公柴绍、邪襄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郑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豁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吕公唐俭、英公李世勃、胡壮公秦叔宝。
长孙无忌，字辅机，祖籍鲜卑，为北魏皇室，列祖列宗均至高官荣爵。他是长孙皇后的兄长，以出众的才干，辅助唐太宗打天下并取得皇位。唐太宗登基后，将他倚为腹心，拜相，封公。他尽忠于唐太宗，在李承乾、李泰争嗣之后，力荐李治为太子。唐太宗驾崩后，他以辅政大臣的身份，主持朝政。他是唐高宗的舅舅，又是元老功臣，因坚决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而得罪武则天。武则天的党羽许敬宗等人，诬构他谋反。唐高宗不辨青红皂白，将他流放至荒地，旋即下了赐死令。
李孝恭，李渊堂弟。他是宗室中功勋最显赫者。李渊得长安，他兵人巴蜀，战抚双管齐下，灭了朱集势力，又平定了三十余州。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率水陆两军沿江而下，灭了盘踞在江陵的萧铣政权。平定荆襄后，采用和平方式，招抚了岭表四十九州。他最大也是最后一个战功是，消灭了在江东的辅公拓政权。他生性豪放奢侈，闲来好两事：游宴和玩女人。然他为人宽恕、礼让，从不居功自傲。在宗室成员中，唐太宗和他的关系最为亲密。
杜如晦、房玄龄(详见《房玄龄、杜如晦》)。
魏微(详见《魏微、王硅》)。
高士廉，名俭，以字行。于隋朝人仕，并已成名。其妹嫁给名臣长孙晨，生子长孙无忌及一女。长孙晨亡故，高士廉将这外甥、外甥女接来抚养。他度见李世民为非常人，作主将这外甥女配与李世民为妻.此女即后来的长孙皇后。他因受投奔高丽的斜斯政牵连，被发配交趾。武德中归唐朝，成为李世民的心腹。在玄武门之变中，建立殊勋。贞观时，外放巴蜀为官，在地方上移风易俗，大兴水利，造福于民。回京后，按照唐太宗的旨意，主持《氏族志》的撰写，提高了皇族及功臣的地位，贬低了门阀士族的地位。在相位上病卒。
尉迟敬德，初为刘武周偏将。为宋金刚屡次与唐军交锋，建有大功。后宋金刚战败投奔突厥，李世民说降了他。李世民对他恩重如山，在刘武周的降将大多叛去的情况下，非但不猜忌他，反而给予了重用。他勇冠三军，将一杆长矛用得出神入化。在征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阔、徐圆朗的战役中，连建奇勋。最要紧的是，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不仅是积极的策划者，且射杀了李元吉，并让唐高祖承认了现实。由此，和长孙无忌一同功居第一。
李靖，本名药师，隋名将韩擒虎外甥。相貌魁伟，有文武才略。隋末，任马邑郡承，欲到江都向隋场帝检举李渊谋反，途中滞留长安，为进人长安的李渊所获，以壮言而免死罪，人李世民幕府。自此屡建大功：协助李孝恭灭萧铣、辅公拓，以收江南；破突厥领利可汗部落，拓边至大漠；平吐谷浑，收服西疆。唐太宗赞为：“南平吴会，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唐高祖评价他：古代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皆不能相比。
萧瑞，字时文，后梁明帝之子二曾献计解隋场帝雁门之围。李渊人长安后，被用为民部尚书。复任李世民右元帅司马，参与进攻洛阳。唐高祖登基后，被倚为心腹，拜相，掌理政务。他兢兢业业，又铁面无私，无论谁犯有过失，必弹纠，为人所惮怕。贞观时被罢相，然仍为唐太宗所重视。唐太宗称他：“性情耿直超过古人，但善恶过于分明，不免有时失误。”
段志玄，父亲段很师追随李渊举义旗。他招募义兵千人加人唐军，屡为唐军攻战先锋。从刘文静与隋将屈突通相持，力挽败局，重振军威，以致生擒了屈突通。从李世民讨窦建德、王世充，多建大功。拒绝李建成的引诱，将李建成的密谋告知李世民，与尉迟敬德同在玄武门之变中出了大力。贞观年间，领军驻扎城外，夜拒御使人营，唐太宗誉为：“此是真将军，不逊于周亚夫。”
刘弘基，隋末至太原投靠李渊。和李世民关系相当密切，出则连骑，人则同卧。奉命招募军队，得二千人。与长孙顺德同擒反对李渊的王威、高君雅。随李世民击宋老生，并阵斩宋老生。以唐军先锋，进入关中，单军击破隋卫文升的阻击部队，由此获得破长安的首功。从李世民破薛举、宋金刚。贞观中，因与谋反的李孝常等人有交游，一度被除名。后恢复官爵。
屈突通。隋文帝时担任要职，敢直言相谏，和其弟长安令屈突盖同以严整执法闻名。时谚说：“宁食三斗艾，不见屈突盖；宁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出任将军，妙用兵法，建有军功。隋末，镇守长安，旋即为杨惰往河东拒唐军，回救洛阳，在撞关与唐军激战，兵败降唐。从李世民击薛举，以不取任河战利品而受到唐高祖的嘉奖。李世民击王世充，转而领兵对付窦建德，屈突通与李元吉兵围洛阳，城破后被评为第一功。
殷开山，名娇，以字行。原为隋朝县长，有能名。参与李渊起义，进人智囊团。曾随李建成攻克西河，复转为李世民部下。人关中，招抚了大大小小各种割据势力，与刘弘基共同击破隋将卫文升。再随李世民攻薛举、薛仁呆、王世充，卒于征刘黑周的途中。
柴绍，字嗣昌。关中闻名的大侠，李渊尚微时，将女儿(平阳公主)嫁与他。李渊起义，他与李建成从长安历尽艰险，投奔太原。任马军总管，随唐军向西挺进，击宋老生有功。兵进关中，屡屡击破隋军，和诸将一齐攻人长安：复随李世民征薛举、宋金刚、王世充，在武牢擒拿f窦建德。用计击溃吐谷浑、党项的侵扰。
长孙顺德，长孙皇后的族叔。隋朝时逃避征高丽的兵役，身藏太原。参与李渊首义，奉命招募军队。平霍邑，破临汾，下绛郡，数建军功。从刘文静击屈突通，身先士卒，在桃林擒获了屈突通，在玄武门之变中，和秦叔宝同讨李建成余党。他曾受贿，在唐太宗的提醒下，恬然侮悟，在泽州刺史任上，一改以往不遵法度的习性，大力整治官吏贪贿的风气，被号为“明肃”。
张亮，早人瓦岗寨，后随李勃归附唐朝。他外表敦厚，实是足智多谋。在房玄龄、李前的推荐下，进入秦王府，渐成为李世民的心腹。李世民与李建成冲突，他被派往洛阳经营，以为李世民留后路。贞观中，任相州等地方宫，扬善惩恶，明察秋毫，颇有政声。他揭发了侯君集的谋反企图；领水军渡海击破高丽沙卑城。然他晚节不保，引术士以证自己有帝王之命，事发被处死。
侯君集，是最早跟随李世民的功臣。他在军事上有功，在玄武门之变中又多次提出行之有效的良策。贞观中，他与李劫同破吐谷浑。后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平定高昌国。他出将人相，以杰出的才干，获得了令誉。然贪财，大量侵吞高昌的宝物，本当下狱，而以功勋得免。他不满意所得的待遇，积极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事发被斩首。
张公谨，字弘慎。初在王世充处任事，后投唐朝。在李勋、尉迟敬德的推荐下，进人秦王府，为李世民效力。李世民与李建成矛盾日深，多次询问如何对付，他每每提出良策，由此渐得李世民信任。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一同设伏，在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后，他独自守住城门，抵挡了东宫兵的进攻。贞观间，提出屯田以省转运之策，直言极谏时政得失，力主平定突厥。
程知节，本名咬金。初聚众保卫乡里，后进人瓦岗寨，颇得李密信用。李密败，归王世充，又与秦叔宝等一同离去，投唐朝，为李世民所用。以左一马军总管之职，相继跟随李世民破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在玄武门之变中，出力甚多。在唐高宗时代，任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军。
虞世南，字伯施，著名书法家。和其兄虞世基(隋内史侍郎)被人比与二陆(陆机、陆云)。虞世基被宇文化及所杀，他随其伍西行。宇文化及败，他附于窦建德。窦建德败，他被李世民引为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共掌机密文书。唐太宗钦佩他博学多识，常与之谈论经史。他性情昂烈，每每以古帝王得失，进行讽谏。唐太宗盛称虞世南有五绝：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文辞，五书法，誉为当代名臣。
刘政会，隋末领所部归附李渊。参与李渊起义密谋，制造王威、高君雅“谋反”罪状，得以将二人除去。平长安有功，任李渊垂相府椽。后为太原留守，他内抚军士，外和各少数民族，在当地建立了崇高的威望。刘武周进攻太原，因地方豪强的里应外合，城破后被俘。在被囚期间，将所了解到的刘武周状况，写成密信，传给李渊。刘武周被平定后，恢复官爵。
唐俭，字茂约。他早与李世民关系密切，首倡李渊起兵。先为李渊大将军府的记室参军，继为李世民的行军司马。在人长安后，揭发了工部尚书独孤怀恩的谋反罪状，救了李渊一命。后随李世民击破宋金刚。贞观中，出使突厥，接回了隋场帝的萧皇后等人。由于熟知突厥内况，奉命以计松懈突厥戒备之心，遂得以让李靖率军破了突厥领利可汗部落。
李世劫，本名徐世勃r赐姓李，因避唐太宗讳，而用单名。早从翟让入瓦岗寨，献策取注水官私船只，使瓦岗军得以壮大。与王伯当共同说服翟让，推李密为主。再献计取黎阳粮仓，贩济饥民，得兵二十万。一度随李密附洛阳杨俏政权，再从李密投唐。随李世民平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阔、徐圆朗，复与李靖破辅公拓、突厥颇利可汗。一征高丽，破其数城；二征高丽，平定其国。与李靖并称名将。
秦叔宝，名琼，以字行。早年在隋将来护儿帐下，后随张须陀讨伐据守下邢的卢明月，以勇气闻名远近。张须陀征李密，战死荣阳，秦叔宝投继领隋军来剿李密的裴仁基。旋即随裴仁基降李密，得重用。在与宇文化及的争战中，冒死独救李密。李密被王世充击败，他无奈暂归王世充，被拜为龙嚷大将军，因鄙视王世充的为人，转投唐朝，效力于秦王府，任马军总管。在击破尉迟敬德、窦建德、刘黑阔等战中，屡建功勋。后随李世民诛灭李建成、李元吉。
细说隋唐33：贞观之治
唐太宗之所以能享誉千载，关键在于他有个非同寻常的成果，即唐朝两大治之一的“贞观之治”。
大治天下，是每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要实现这个理想，却又谈何容易。其需要君主不是停于空想、停于空谈，而是有脚踏实地不懈地追求的精神；需要一大批臣子不是安于享乐、安于现状，而是有同心同德为之奋斗的襟怀；更需要百废待兴、人心思治的社会条件。
唐太宗有这种精神，他的臣子有这种襟怀，他的国家有这种条件，万物皆备于他，从而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实现。
求治，在唐太宗登基之初，就被置为头等大事。“每思治道，至深夜方寝。”但是否能达到治，他心里惶惶然，没个数，感叹：“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由此，他发起了一场讨论，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有见地的意见不胜枚举，而魏微和封德彝的争论，成了两种直指要害的代表性思路。
魏微认为：“大乱之后，不是难治。而是易治。因为天下久安，民众趋于骄佚，骄佚则难以教化；而经战乱，民众愁苦，愁苦则容易教化。这犹如饥者思食物，渴者思饮水。”
封德彝非议魏微的说法：“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越来越奸讹，故而秦朝用法律，汉朝王道霸道相杂，这都是人心不能教化的原因。魏微是书生，不识时务。若信r他的话，国家必败。”
魏微反驳道：“古代大乱之后而大治的例子比比皆是。若是说古人纯朴，人心渐渐奸讹，岂不是到今天，都变成了鬼吗？人主还怎治理！”
争论的结果，是唐太宗站到了魏微一边，并以“大乱之后易大治”的思想为指导，进人了探索求治的历程。
教化民众，首先得让民众能安居乐业，不要再断了生计，被迫为盗。故而，唐太宗反对用重刑来“止盗”，而是提出了去奢省费，轻摇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四项方针，改善社会秩序。四项方针的贯彻是有效的，“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
唐太宗深知，凡事都有“本”，即根本之处，治国应从根本人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国以人为本，是大政；人以衣食为本，是实事。唐太宗以大政指导实事，全面推出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措施。他根据战乱之后人口稀少，无主荒地大童存在的情况，重新制定了均田制，尽可能使人人有田，同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1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他又制定了减轻民众负担并能够接受的租庸调法。在这二项基本政策上，他劝课农桑，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告诫地方官不得扰民，以不违农时。此外，还大力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人日繁衍，增加劳动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唐太宗的一系列利农政策出台后，不仅使自隋末以来的衰破现象得到了改变，且迎来了许多年的大丰收景象，迎来了政清国晏的局面。
贞观四年(公元品O年)，“是岁，天下大捻，流散者咸归乡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
“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稳，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辄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二钱。”(《通典》卷七)
米价是民众实际生活最直接的指标，米价稳定地大幅度持续下跌，是唐太宗大治天下最有力的证明。
唐太宗求治的政策是成功的，他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也是辉煌的。这辉煌的取得，也有魏徽的一份功劳在内。唐太宗登位伊始，关于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也曾引发过一场大争论。许多大臣，根据唐太宗打天下的赫赫战功，主张“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有魏徽持不同意见，他劝唐太宗“堰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最终采纳了魏微的意见。
国家的大治，极大地增强了国力。唐太宗尽量避免大型战争，只是用强大的国力来进行慑服。然避免战争并非排斥战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还是启动了战争这架机器。他先击破东突厥，擒住了领利可汗；继而，平定了吐谷浑；接着，统一了高昌；最后，沉重打击了西突厥。
唐太宗“和”的杰作，是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松赞干布，从而消饵了来自青藏高原的军事对抗。这个和亲故事，成了民族和睦的佳话，载进了史册。
以和为贵，以战辅和，有效的战略，使唐太宗的威望直线上升，如日中天。各族酋长，络绎不绝地前来长安，朝见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在领利可汗被擒之后，西北各族一致给唐太宗上了个尊号：“天可汗”。
天可汗即万国之干.得了这尊号的唐太宗，意味着他执了东方的牛耳。
取得“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在得了“天可汗”尊号的当年，还留下了一段趣话。他说：“今领利成擒，各酋长给联带刀宿卫，各部落改易中国衣冠，此都是魏微之力。唯一的遗憾，就是封德彝没能活到今日，以亲眼目睹这成就。”
对于百世称烦的“贞观之治”，与促成大治实现的唐太宗，以及承前启后的唐初诸帝，吕思勉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说：“汉、唐并称中国盛世。贞观、永徽之治，论者以比汉之文、景，武功尤远过之；然非其时之君臣，实有过人之才智也。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优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文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若高祖与高宗，则尤不足道。其能致三十余年之治平强盛，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人力也。(《吕思勉史学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其实，强调大乱之后可致大治的时势，正是当初魏微为唐太宗提供的理念依据。采纳了这一理念，唐太宗由‘.中材”一跃成了大材，成了历代雄主难以企及的大材；“贞观之治”成了大治，成了历代各种大治中最脍炙人口的大治。
认识到这一点，唐太宗才会由衷地感激魏微，才会发出封德彝没能看到辉煌成就的遗憾。
细说隋唐34：玄奘取经
玄奖取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可谓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流传到后世，越传越广，传到明朝的吴承恩，给演绎了一部《西游记》。(西游记》更是广为流传，将玄奖传得家喻户晓。
玄奖，俗姓陈，名伟，洛州猴氏(今河南鄙师猴氏镇)人。父亲陈慧为江陵(今属湖北)县令，后辞官归隐：他出生在隋朝后期，当时整个国度得隋场帝的倡导，沉浸在浓烈的佛教氛围中，他受此影响，从小笃信佛教，曾在洛阳净土寺内潜心学习佛经《维摩经》、(法华经》。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旨到洛阳剃度僧人，年仅一十三岁的陈柿闻讯前去，因年纪太小受到拒绝，经他苦苦要求，终于感动了郑善果，被破例收录。出家后，他取法名玄类。
梯度后，玄樊仍在净上寺内学经，他尤喜印度大乘瑜伽派创始人无著所撰的《摄大乘论》。此书开创了唯识学体系，重理性思维，玄奖由此进人了追求唯识学的境界。
到大业·四年(公元 618年)，天下大乱，地居中原的洛阳更是成为战乱的中心。为躲避战乱，也为了访师求学，玄奖离开了净土寺，前往成都，后辗转荆州(今湖北江陵)、扬州(今属江苏)、苏州(今属江苏)、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最后到达长安‘_这个旅程于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结束，长达八年之久。在这期间，他遍学各经，遍访名师。他以谦虚的态度，精湛的学问，受到了佛界的高度赞扬，并跻身于高僧行列。
已被旁人视为高僧的玄类，在他自己的感觉上，仅是刚刚起步。他非但没有丝毫的成就感，目，充满了疑惑。这疑惑来自版本不一的汉文佛经，来自大师们各执己见的矛盾说法。来自佛教教义的混沌不清。为解决这疑惑，他逐渐萌生了亲往佛教发祥地—天竺(今印度)求取真法的愿望。
西行取经，玄奖并非第一人，东晋高僧法显、智严已有成功的经历。然而，尽管前有先例，但困难仍是相当大的，大到令无数高僧为之生畏：可玄奖排除万难，决心追踪法显等他心目中的英雄，用大丈夫的气概继承他们的事业。首先，他努力学习梵文，克服语言障碍；随之，他拒绝了长安庄严寺方丈之位，摈弃殊荣；最后，他冲破了关禁的阻力，偷越出国境。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类上路了。一路不止是艰辛，且步步充满着绝望。玄奖在绝望中征服了大漠黄尘，征服了高山峻岭，征服了关卡盘查，征服了缺粮断水，征服了信徒挽留……历经重重劫难、重重魔障，在三年后到达了天竺。
天竺，又称身毒，或称婆罗门国，玄奖始译为印度。时天竺并非统一的国家，玄奖遍游天竺，足迹印在了难以计数的王国。
玄奖在天竺的岁月中，花在摩揭陀国那烂陀寺的时间最长。因佛祖释迎牟尼在摩揭陀国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被佛界尊祟为圣地。那烂陀寺(遗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东九十六公里的巴腊贡村)是天竺最大的寺庙，也被视为最高学府。寺南有一大池，相传池内有龙名“那烂陀”，故名。玄类拜主持该寺的戒贤法师为师，学《瑜伽师地论》，以解决唯识学中佛性究竟是“本有”，还是“始有”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学习了寺内所藏的各种经典，精通了梵文，在多次辩论中战胜了许多名僧。他综合大乘佛教的义理，撰写了《会宗论》。玄奖在那烂陀寺不仅学得了佛教的至高经义，并得到了佛教界的普遍承认。
使玄奖在天竺名声大振的，是揭若鞠周国戒日王在其首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为他举办的盛况空前的佛教大会。在大会上，玄奖妙动莲花之舌，以崭新的说法，阐释佛经，剖析佛理，淦解佛义，引起了一场场的大轰动。听者欢声雷动，各国国王争相施舍珍宝，场面极为壮观。尤其他在辩论中绝无对手的压倒优势，更是让大乘、小乘二派均心悦诚服。大乘派敬称他为“摩诃耶那提婆”(意为“大乘天”)，小乘派敬称他为“木叉提婆”(意为“解脱天”)。
玄奖到天竺，是为了取经，是为了将佛教真义传回唐朝。在大会之后，他决计返国了，尽管各国国王一留再留，他还是坚决地走了。戒日王等国王派兵护送，并命沿途各国接连护送，直将他护送到唐朝的边境。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类到达长安。与出国时冷清甚至违禁成鲜明对照的是，他返回长安时，受到了万人空巷的欢迎，民众自发的欢迎，政府组织的欢迎，唐太宗亲自接见的欢迎，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欢迎高潮。唐太宗推老子李耳为始祖，尊奉道教为最高宗教。本对佛教持保留的态度。他以高规格的礼仪对持返国的玄类，并非出于对佛教的热忱，而是出于对玄类以九死一生的精神求索的致敬。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唐太宗认识到玄类有高度的政治才能，前后两次殷切地要求他还俗，辅助他处理国政，然被玄奖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唐太宗非但没有见怪，反而被其所感动。表示全力支持他的事业。
取经成功的玄奖，带回了大量的佛像和经卷。其经卷分别有：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十五部，正量部经、律、论十五部，化地部经、律、论二十二部，饮光部经、律、论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明论三十六部，声明论十三部。
玄类本要求去篙山少林寺译经，但被唐太宗安置在长安城中条件更加优越的弘福寺，并由宰相房玄龄亲自关照其所需事务。在君主、宰相、王公等支持下，玄奖译经之事开展得极其顺利，五十多名学问高深的沙门被配备为他的助手，各种所需的人力、物力均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根据天竺佛界的规矩，吸收前代的经验，考虑时代发展的特殊情况，玄类确立了译场的严密组织，以及相应的操作程序。在玄奖译成《瑜伽师地论勿后，唐太宗亲自为他作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作了(述圣记》。
当李治为其亡母长孙皇后建造了大慈恩寺后，玄类迁入此寺继续他的译经事业，并主持寺务。唐高宗登基后，特救在寺内西院用砖砌造一座石塔，让玄奖储藏带回国的经本、佛像，以防火灾。玄奖亲自身背竹筐搬运砖石，在他的感召下，匠工们尽心尽力，用了两年时间，将塔造得气势宏大，极为壮观，成为长安城中的一处胜景。此塔名唤大慈恩寺塔，后入称为大雁塔。
由于玄奖名振天下，礼渴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玄葵穷于应付，从而译经之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在他的要求下，唐高宗安排他去了僻静的宜君山玉华寺(故玉华宫)。在这里，他翻译了《大般若经》。
终玄奘后半生，总共翻译了经、论七十五部。达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在佛教的教派_匕玄奖与其弟子窥基创立了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法相唯识宗、慈恩宗，与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合为唐代八大宗。法相宗将印度的因明学移植到中国.丰富了中国的逻辑思想。法相宗也因玄奖的关系，风靡一时，然终因与中国国情不太符合，仅四十多年便归于冷寂了。
在译经的同时，玄奖根据唐太宗的请求，在弟子辨机的协助下，撰写了记录他所到之处风土人情的巨著—《大唐西域记》。他西行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历经一百一十国。其中许多地方，他的前辈张赛、法显等人从未到达。此书对深化中西交通，交流中西文化，起到了非同凡响的作用。其与法显的《佛国记》、园仁的《人唐求法巡礼行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被后人并称为东方四大游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