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细说隋唐》内容简介
细说隋唐 作 者： 赵剑敏
I S B N： 7208042322
页 数： 512
开 本： 大32开
封面形式： 简装本
出 版 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2-8-17
内容简介
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一种，以讲史形式阐述自隋文帝建立隋朝至宋太祖统一五代十国建立宋朝之间的历史。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有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魏征、玄武门之变、安史之乱等。作者系著名通俗历史读物作家，沿袭黎东方“讲史”笔法，把一部隋唐史叙述得生动活泼、故事性极强。“细说体”在普及历史的领域独树一帜，既有精彩生动的故事，又有精辟深刻的评论，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已出五种“细说“已受到读者欢迎，如今整套推出，估计影响会更大。
本书目录
《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序言
自序
一、 再现大一统
二、 隋文帝
三、 独孤皇后
四、 隋初功臣
五、 高颎
六、 韩擒虎、贺若弼
七、 李德林
八、 史万岁
九、 洗夫人
十、 大索貌阅、输籍法
十一、 杨素
十二、 嫡长制的变通
十三、 雄心大欲的隋炀帝
十四、 突厥问题
十五、 大运河
十六、 征高丽
十七、 隋末大起义
十八、 杨玄感事变
十九、 宇文化及
二十、 王世充
二十一、 瓦岗寨
二十二、 窦建德
二十三、 杜伏威、辅公祏
二十四、 李渊从太原起兵
二十五、 唐朝的建立与统一
二十六、 裴寂
二十七、 刘文静
二十八、 玄武门之变
二十九、 古今独步的唐太宗
三十、 房玄龄、杜如晦
三十一、 魏徴、王珪
三十二、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三十三、 贞观之治
三十四、 玄奘取经
三十五、 松赞干布、文成公主
三十六、 药王孙思邈
三十七、 唐高宗
三十八、 女皇武则天
三十九、 狄仁杰
四十、 许敬宗、李义府
四十一、 来俊臣、周兴
四十二、 唐中宗、韦后
四十三、 唐睿宗、太平公主
四十四、 史才刘知几
四十五、 千古奇帝唐玄宗
四十六、 姚崇、宋璟
四十七、 开天盛世
四十八、 张九龄
四十九、 李林甫
五十、 高力士
五十一、 杨贵妃
五十二、 僧一行
五十三、 诗仙李白
五十四、 诗圣杜甫
五十五、 安史之乱
五十六、 张巡、许远
五十七、 人如其字的颜真卿
五十八、 唐肃宗
五十九、 李泌
六十、 郭子仪、李光弼
六十一、 唐代宗
六十二、 唐德宗
六十三、 理财家刘晏
六十四、 杨炎与二税法
六十五、 卢杞
六十六、 陆贽
六十七、 唐顺宗与永贞革新
六十八、 刘禹锡、柳宗元
六十九、 中兴之主唐宪宗
七十、 裴度
七十一、 李愬
七十二、 韩愈
七十三、 白居易
七十四、 唐穆宗
七十五、 唐敬宗
七十六、 唐文宗与甘露之变
七十七、 唐武宗与会昌毁佛
七十八、 小太宗唐宣宗
七十九、 牛李党争
八十、 唐懿宗
八十一、 裘甫起义
八十二、 庞勋起义
八十三、 唐僖宗
八十四、 黄巢起义
八十五、 唐昭宗与唐朝灭亡
八十六、 三省六部
八十七、 地方官制
八十八、 学校
八十九、 科举考试
九十、 山河的裂变
九十一、 后梁
九十二、 后唐
九十三、 后晋
九十四、 后汉
九十五、 后周
九十六、 吴
九十七、 南唐
九十八、 前蜀
九十九、 后蜀
一百、 南汉
一百零一、 楚
一百零二、 吴越
一百零三、 闽
一百零四、 荆南
一百零五、 北汉
序言(沈渭滨)
《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序言(沈渭滨)
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征得旅美史学前辈黎东方教授同意，以《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为题，将原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黎先生大著《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四书，在大陆出版发行。
书出之后，众口交誉，大量加印，不胫而走，黎先生闻之欣喜。为完成“细说中国全史”夙愿，以老骥伏枥之壮心，再应责编崔君美明约请，续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四种，并将已经成书之《细说三国》先行交付出版。不料，执笔至1998年最后一天，夜睡不起，猝然仙去。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出版社为竟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之读者计，乃多方筹划，约请黎先生高足及京、沪两地素有研究之学者，分担撰著。经数年努力，新撰四种“细说”之书，终于面世。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当可欣慰也乎!
“细说体”是黎先生开创的一种新的叙史体裁，底成于早年在重庆之讲史盛举。
讲史古已有之。古之讲史者，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论，都不是读过史书，更遑论有所研究的民间艺人。所讲内容，只是以某一朝历史或人物为由头，加以演义和穿插逸闻传奇，增添一些故为热闹的场面，与真实历史相距甚远。由此形成的文本，历代相传，几经润色，成为“演义”、“平话”一类文学作品而入于古典小说之林。
黎东方先生在重庆讲史，则以历史学家的睿智讲真实历史。既不虚构情节，又不增添传奇，完全依史实本身的曲折复杂，凭藉精熟的会通和高度识见，以逸趣横生之辞锋，勾起听众兴味，引发历史与现实的联想共鸣，倾倒四座，轰动山城。由此形成的著作，不仅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而且开创了不同于古代之纪传体及现代之讲义体通史、断代史一类著作的新体裁。这种体裁，黎先生自己称之为“细说体”。
由讲史发为著述，“细说体”史书的撰写自有其要领可循。
一是融会贯通。黎东方先生不仅对已逝的历史过程，有上下、前后、左右的纵横融通，而且对各家研究得失了然于胸，尤其精熟于职官、典制、地理、文化、学术之嬗蜕演变。故而开讲中能统而贯之，信手拈来；著书时能信而有征，言之成理。分之，各为一朝信史，合之，则成中国通史，前后赓续，上下一体。虽然，会通本是治史者必具的要求，但如黎先生之对数千年历史及相关学问精熟融通、备知种切，臻于太史公所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何其难得。所以，作“细说体”史书之难，窃以为首先就难在必须对中国历史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才能写好一朝之信史。
二是取精用宏。会通既是讲史的功底，著史的基础，又是睿知之所养成，卓识之所由来。黎先生即是因会通而悟得历史发展之关键，历史人物之功过，学术流变之精髓，典章制度之张弛，在在皆有独识精到之论。凡关乎全局者，详为论说而不厌其烦，细为阐述而不吝篇幅;无关宏旨者，则一般交代，点到为止。既
具大体，犹见要领，取精用宏，洞其底蕴。所以，“细说体”史书，不像讲义体断代通史那样举其大略、面面俱到，而是人事相依、突出重点，谋篇布局、主次分明;设题自如而不受章节拘束，各题详略不强求平衡，全依重要与否为转移，显得活泼而富有个性。读其书，真可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三是深人浅出。“细说体”史书既从讲辞而来，讲史要吸引听众又不失历史真实，深人浅出、顺畅达意自是题中之义。黎先生所著嗒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等书之所以备受欢迎、洛阳纸贵，就在于叙事明白晓畅而不洁屈尊牙，立论通俗易懂而不故作深奥;考镜源流时条缕清晰、精要毕具，辨章学术则见微知著、要言不烦。既可使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得历史知识，又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耐看，雅俗共赏。虽然，黎先生著书的本意在使历史知识普及化，所著诸书被邓广铭先生评为“标准的深人浅出的历史读物”，但其考求前人研究得失而定其取舍从违，校订“正史”之误而于不疑处有疑，未尝不能使治史者受益:所以，凡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的史书，必定是可以稚俗共赏的作品。
新撰四种“细说”的作者，都能追摄前贤，深知要领。他们虽然不像黎先生那样由讲史而发为著述，但因为都在大学中教授中国历史而又有深人研究，对黎先生已出各书多所心悟，所以在体例上自可接续。其中，《细说秦汉》，黎先生原有部分遗稿约11万余字，由黎夫人嘱托先生高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陈文豪先生整理。因内容不齐，崔美明女士又约请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王子今先生补写巧万字左右，合成完整的(细说秦汉》一书。则其体例、风格，当可与黎先生相合。
《细说两晋南北朝》，由原上海教育学院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沈起炜教授撰著。沈教授著述丰硕，长年在教学第一线。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为他熟谙史事、幽默风趣所折服。他追慕黎先生细说体裁，深得三昧。我拜读过他写的这部著作的校样，觉得无论在文风上、论析上都堪称一流。
《细说隋唐》，由上海大学赵剑敏副教授承担。赵先生对“细说体”钻研亦深，观其《自序》即可概见。《细说宋朝》由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虞云国教授撰写。虞教授系上海已故十大史学家之一程应谬教授的嫡传弟子，治宋史逾20年，论著颇丰，心得良多。他把撰著此书视为研究宋史的阶段性小结，并对宋史中不少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寓学术研究于深人浅出的叙述之中，正合“细说体”雅俗共赏的特点。
以上四种新撰“细说”，虽然整体上都承袭了黎先生开创的路径，但因成于不同学者之手，在写作风格上自难以一致，在各个断代之间若干文化学术的承袭转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贯方面，也稍有疏忽之处，难能如独立著书之一气呵成。这些都属众手修史习见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细说体”之特点、则例而言，新撰四种，俱能踵武黎公，与先出之五种，庶几乎珠联璧合。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不同层次对史学诉求而从事的系列出版计划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该社就约请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穷十余年之功，集众多学者之力，终于在l性净)年出齐了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学术性通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内有识之士就有编辑出版“中国断代史系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90年代中期，又将自远古至清代的中国历史，按各个断代，重版该社已经出过的有关专著，再约请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学者分别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质量的断代史学术著作。近些年来，已出版了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杨宽《西周史》、《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王仲牵《魏晋南北朝史少、(隋唐五代史》等8种。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陈振《宋史》、汤纲《明史》等5种，正在撰写或在修订。有鉴于以上两项都是适应专家、学者及高校师生教学研究之用，于是如年代后期，责编崔美明女士乃有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之需要而编辑《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普及历史知识之计划。
这套中国历史通俗读物的配齐出版，不仅使该社长期来为之努力的系统工程，在结构上更趋合理，而且为历史知识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资参酌的路向。
历史普及化，是一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涵养爱国情操的大业。先哲有文脉中断谓之亡天下之说。太炎先生称:“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一个漠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加强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无论对培固国本，弘扬民族精神，接续中华文脉，都具有深远意义。就此而言，《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出版，称得上是嘉惠当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黎东方教授原拟在写完计划中的四书之后，请唐振常先生作一长序。不意唐公匆匆而去。致使黎公遗愿未得实现。责编崔美明女士转而要我承乏，推辞不得之下，只好诚惶诚恐写了上面几点，聊充序言。
2002年5月于蒲溪抱墨轩
自序
细说历史，是黎东方先生别开一门的历史叙述法。
细说历史，是有别于通史、断代史那种举其大略的历史叙述法。
细说历史，不是戏说历史(在语音上，“细说”和“戏说”是难分彼此的，常需要费些口舌解释)。细说历史，和所有史学意义上的叙述一样，有着确凿的史料作依据，并无随心所欲的臆造处:
细说历史，不是琐碎的唠叨，不是罗列青菜豆腐流水账，不是事无巨细地笼统拿来，而是在筋骨过多的枯燥的历史文本之外，还以已风干的历史人物的血肉，还以已湮灭的历史事件的灵动，还以已枯竭的历史长河的激浪，还以已黯淡的历史天空的明月。
本来，黎东方先生欲用“细说”这体裁，来勾画纵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然遗憾得很，他在开创了这个体裁，并完成了五部著作后，以九十高龄在大洋彼岸资志以没。这个遗憾，不仅仅是黎东方先生个人的遗憾，而是整个史学界的遗憾。为弥补这个遗憾，负责“细说”大陆版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不辞辛劳地到处物色人选，以完成黎东方先生的未竟之志。
笔者不才，承崔美明女士垂青，嘱撰“细说隋唐五代”一段。
若以统一、分裂、兴盛、衰亡为周期，以此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其中有两个周期最引人注目。一个是“秦汉三国”，一个是“隋唐五代”。这两个周期，在历史状态的起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秦、隋各自结束了它们前面的分裂时代，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这两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它们的末期，都以苛政严刑、草营人命，引发了遍及全国的大起义，从面导致了王朝的崩溃，且都是二世而亡。
通过起义，通过击败各个对手，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在秦、隋之后得到了确立。这两个第二代的大一统王朝，汲取了殷鉴的教训，借助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有利条件，各自促成了大治局面的形成，并形成了盛世。然而，泰极否来，汉的王莽之乱，唐的安史之乱，皆腰斩了盛世，使帝国走了下坡路。尽管有光武帝、唐宪宗的中兴，可帝国的积弊越演越烈，终于彻底覆灭。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东汉末群雄逐鹿的结果，是产生了三国;唐末板荡纷争的结果，是产生了五代十国。天下共主消失了，大一统消失了，历史再度进人了分裂时期。然这两个时期的分裂是短促的，仅仅数十年而已。在这数十年间，又长足地酝酞了统一的因素。
然而，尽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隋唐五代毕竟不同于秦汉三国，其自有其自己的历史特征以及表现状态。
当时代进人隋唐后，一种成熟气象，弥漫在历史河床之上。这是种大成熟，一种万千气象的大成熟，其犹如日中天，犹如人之壮年，犹如秋季的稻田，充满了魅力，充满了精气神，充满了丰收的景象。
内政是成熟的，德、刑的调用，踏上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外交是成熟的，文、武的张弛，进人了得心应手的阶段;制度是成熟的，三省六部、科举考试的推出，奠定了政治的基业;文化是成熟的，诗赋、艺术的创造，涌现了一批出神人化的人物;经济是成熟的，均田、租庸的匹配，成就了殷实的社会…
所有的一切，汇成了综合国力，无与伦比的超一流综合国力。这个综合国力，于青史居了巅峰，在东方执了牛耳，给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模本。
辉煌!合成了盛世。
大辉煌!合成了大盛世，黄金般的大盛世。
然事情正像西谚所说的那样，一枚硬币总有两面。成熟未必全是好事，在正极成熟之际，各种负极因素，在汲取了恶的历史经验后，继之也成熟了。军阀成熟了，掌生了野草般的藩镇割据;阉人成熟了，滋长了毒瘤般的宦官专权;士人成熟了，掀起了逐浪般的朋党之争;皇帝成熟了，上演了戏剧般的昏君故事;官僚成熟了，腌养了酱缸般的贪官群体。
在恶的因素如蛀虫一样将帝国大厦蛀空后，正常的社会生活遭到了大破坏，民不聊生以致不可遏制地激起了此起彼伏的民变。民变未能改变小民的生活，却成全了无数的草莽英雄。草莽英雄在把蛀空了的大厦毁成废墟后，各自开始称王称帝，由此进人了五代十国时期。
大一统虽是传统并深人人心的观念，但当大一统的弊病糟糕得不能再维持大一统后，分裂也就成了无可奈何的趋势，成了纠正大一统弊病的不得已的历史选择。在五代十国时期，不是纯然无序的，而是在貌似支离破碎的状态下，一个个实力与权力中心在膨胀，其膨胀的程度与其是否采取利民的政策成正比。统治者的利民，在于巩固其政权，在于发展其政权，在于壮大其政权。当某国壮大其政权的行为，能接二连三地吞食邻国的领土时，便形成了统一的架式。这种统一的曙光，产生在后周。然在统一曙光微露之际，却因君主身体的原因暂告中断了。
继承后周衣钵的北宋，终于让曙光变成了旭日，让大一统的态势重临于中华大地。
笔者细说这段历史，是按着黎东方先生留下的葫芦在画瓢。
然瓢毕竟不是葫芦，终究难以画得像。此外，隋唐五代的历史洋洋大观，断非一本薄书所能概括。故而，不得不寻找重点加以叙述，寻找要点加以勾勒，寻找特点加以表现。由此，笔者在画龙时，画的是龙睛;在画凤时，画的是凤尾。这龙睛，是历史自身的传神处;这风尾，是历史自身的华彩点。
笔者虽曾梦过笔，然笔上却未开花，以未开花之笔，来撰写这段中国的巅峰史，必然捉襟见肘。奉命之下，无奈只能以这一襟一肘，来博智者仁者一笑。
本书本应唤作《细说隋唐五代》，然考虑系列书名的整齐，略称为《细说隋唐》，特此说明。
细说隋唐1：再现大一统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长达数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仅存的国家，其根本在于有着凝合力极强的文化道统，在于这个文化道统派生出来的大一统的国家观。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观，由此，中西方的历史学家在研究统一问题时，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非但是重视，且作为经典的现象来加以阐述。
中国的大一统，是一种理念，一种颠扑不破的理念，一种为天灾人祸所不能摧毁的理念，一种高于民族其他利益的理念。
中国大一统的实际形式，在历史进程中并非一而贯之。由于政治、经济、民族等多种交会的因素，常常使统一的国家陷入分裂的状态，陷入军阀、政客割地为王、各自为政的状态。然而，深植人心的统一观念一直蛰伏着，犹如被山火过后的野草，一旦春风化雨，便会破土而出，恢复盎然的生机，重新缔造大一统的国家。
统一，分裂，相互交替，是事实。
统一终究战胜分裂，终究是主流，那更是事实。
故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篇中，将中国国家状态的演进，用了极为简练的八个字来总结，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英国史学泰斗汤因比，用历史哲学的语言，论述统一国家的第三特征是：“它们是一种‘集合’的表现-而且是一种特别显著的集合的表现；它是在一个解体过程中以一连串的‘分散-集合-再分散’表现出来的；当人们对一个混乱时期屡次三番想遏阻它，但总是遭到失败，眼看着局面每况愈下，但是最后看见有一个统一国家成功的建立起来，总算限制着混乱的发展时，那些能及身见到这种局面的一代人是多么的向往和感激啊！”（《历史研究》）
两种语言，叙述的是同样的事实。
若用浪峰与波谷来比喻，统一便是浪峰，分裂便是波谷，我们现在将要说的，就是南北朝的波谷向隋朝的浪峰推进的历史阶段，换言之，就是继战国末、三国末之后又一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
东汉政治糜烂，激起了政治大动荡，引出了群雄逐鹿，逐鹿的结果是魏、蜀、吴鼎足三分，最终三家归晋。建立统一大业的西晋是短暂的，由门阀大族垄断政权造成的弊端，清谈所带来的务虚风气，皇族内部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使西晋陷入比东汉末更为混乱的境地，不久政权便为匈奴族的刘氏军事武装所消灭。
西晋的消亡，使全国在整体上分裂为南北两大板块。
北方拉开了各族大争战的帷幕，其以匈奴、羯、鲜卑、氐、巴五个少数民族为主体，史称“五胡乱华”，加上汉族，前后成立了十六国。后来，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然而，好景不长，相继爆发了各族大起义，在起义中崛起的高欢、宇文泰两大军事集团，将北魏分割为东魏、西魏。随之，高氏、宇文氏又分别对东魏、西魏取而代之，建立了北齐、北周。北周灭掉北齐，再度统一北方。
南方为东迁的晋室残余力量所占据，重组了东晋政权。东晋虽拥有半壁江山，然并不稳定，外受北方威胁，内受军阀威胁，在风雨飘摇中终结。在东晋之后，是宋、齐、梁、陈四朝相继而立。
如此南北对峙的局面，史称南北朝。
从西晋的消亡，到南北朝的结束，分裂的时间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
分久必合，这次合，是由杨坚所创立的隋朝来完成的。
杨坚出自北周，隋朝脱胎于北周。
杨坚的父亲杨忠是早年追随宇文泰的功臣，在北周立国后，论功行赏，晋升为大将军，并成为掌握政权的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被赐姓普六茹氏，爵封隋国公。
杨坚小名叫那罗延，凭着家庭的显赫背景，凭着自己出众的才干，轻而易举的获得了一系列的高官要职，在父亲过世后，袭封隋国公。尤为重要的是，他以政治联姻的方式，多角度的直接的与皇帝成了姻亲：他的妻子是鲜卑大族独孤信的七女，而妻秭、独孤信的四女是周明帝的皇后，由此和周明帝成了连襟；他的女儿杨丽华是周宣帝的皇后，由此他又成了国丈。隆盛的地位，特殊的关系，高超的才干，廉洁的作风，再对比北周诸帝荒淫平庸的形象，长足的提高了杨坚的政治声望，在汉、鲜卑实力人物的支持下，营造了以他为首的势力集团。当年仅八岁的周静帝—北周的末代皇帝—上台后，他取得了总揽军政的辅弼大权，成为能摆布皇帝的大权臣。
按常理而言，人的欲望总是和其地位成正比的。目睹君主的无能，目睹皇室的腐败，杨坚逐渐萌发了最高的政治欲望：禅代北周，圆皇帝梦。他先后采取了三个步骤：以开明的姿态，改革的精神，清简法令，废除为人们所痛恨的苛政严刑，身体力行的提倡节俭，阻止奢靡之风，以争取人心；接着，他伸出铁腕，无情的镇压了挽救北周的反抗势力，特别是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三大地方军事势力；然后，屠杀北周诸王，彻底铲除了北周政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
无助的周静帝只能拱手将权杖交给了杨坚。
公元581年，杨坚走上皇位（庙号隋文帝），宣布国号为大隋，年号开皇。
建立新朝的杨坚，以实现南北统一为自己的使命。其实，想实现统一的，杨坚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已大有人在，且南北都有。短暂统一过北方的十六国之一的前秦君主苻坚，曾挥百万雄师南下，但因内部的民族矛盾，在淝水之战中竟遭惨败。东晋的桓温等诸将，也曾多次北伐，终因条件不成熟而功亏一篑。这些统一战争虽未成功，然为后来者开了先河。到杨坚之时，统一大业已瓜熟蒂落。当时为什么是由北方统一南方，而非反之？
关于这个问题，韩国磐先生从双方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三方面做了细致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几点是：北方的均田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南方的大土地私有制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北方中央集权渐呈上升趋势，南方的人才选拔则承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北方的府兵制构成了有效的军事体系，南方的军队则令出多门。（《隋唐五代史纲》）
笔者觉得在上述的分析中，至少还得加上一点，即北方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带有浓烈的“蛮族”色彩，具有擅长攻击的彪悍战斗力，而南方虽有高度的文明，然在文明创造着相对富裕生活的同时，南人原始的勃发生机也遭到了软化与弱化，两方对垒，军事上谁优谁劣自不待言。
开皇八年（公元588年）的冬天，在一切部署就绪后，隋文帝次子晋王杨广被任命为最高军事长官，并与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分任行军元帅，以五十万之众，向江南发动了全线的进攻。水军、马军、步军复合部队，构成了立体的军事全景，“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资治通鉴》陈长城公祯明二年）重点突进路线有七条，其中以庐州总管韩擒虎、吴州总管贺若弼二路打的最为出色，直捣陈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整个战争的态势简直是摧枯拉朽，陈军节节败退，不堪一击。躲进枯井的陈后主陈叔宝及其爱妃，成了隋军的阶下囚。
陈朝的灭亡，加上隋军在南方平叛的成功，使隋旗插遍了全国的山水。
统一的实现，使隋朝成了大一统的王朝。
细说隋唐2：隋文帝
从秦至隋创立四个大一统王朝的君主：秦始皇、汉高祖、晋武帝、隋文帝，在知名度上，是前二者响亮，然在历史评价中，当数隋文帝最高。不仅如此，即使在中国历代开国君主中，隋文帝也可以名列前茅。
隋文帝于历史是大有功绩的，他的大功绩不仅表现在统一大业上，且表现在统一后对天下的治理。
历史对隋文帝形象的记录是，性格庄重严肃，不苟言笑，即使至亲也从不开玩笑，外表钝木而内里明敏，有雄才大略。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难能可贵的俭德，这种俭德非但表里如一，且贯穿始终。他在北周官居高位，私人生活却非常俭朴，俭朴到几乎有些寒酸的地步，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弼大臣，依然如此，并把俭朴倡导为全朝的风气。他的俭朴，不是自我标榜的伪饰，不是映照鲜卑贵族奢侈的权宜之计，而是贯穿始终的本质，在成为万乘之尊后，更是予以发扬光大。
隋文帝以“成由俭、败由奢”为座右铭，曾对杨勇说：“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兴，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
隋文帝的内宫，可能是历代最简陋的内宫，后妃宫女的衣服及日常器具，均有严格的供应制度，不得逾越私取半毫，若有破损，加以补缀再用。他本人的饮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除了必须的宴会，每餐至多一小盆肉。他本人的寝宫，全是布幔布帐。他摒弃金玉，摒弃锦绣，摒弃所有的器玩。相州刺史豆卢通进献斑斓的绸绫，他下令当殿焚毁，以此阻绝各等官员各种目的进献。《隋书·文帝纪》说：“帝令行禁止，上下化之。”
在隋文帝君临天下的时代，上自大臣贵族，下至富商大贾，穿的不过是布帛，装饰的不过是铜铁骨角，俭朴蔚然成风。
以俭朴为立国之道，在于隋文帝深刻体察到，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农业，而农业每年的产值是有限的，要让农民安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惟有将对农民的剥夺压到最低限度。俭朴的风气，可减少用度，缩小无谓的消费，使有限的农业产出，维持社会最基本的生活。隋文帝懂得民众才是国家的根本，要想保住社稷江山，当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他即位之初，就将五千头官牛分赐给贫苦的农民，后来又多次推出降低税役、轻徭薄赋、宽恤民力的政令。
以民为本，与民休息，使隋朝在立国后与统一后，迅速受到了民众的拥戴。
人是复杂的，是多面的，俭朴的隋文帝也有奢侈的倾向，只是被他深深地压抑着。北周首都设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由于长期的战争，都城已凋敝不堪，出于新朝万物更新的感觉，隋文帝决定在长安另外择地营筑新都，名为大兴城。营筑新都城花了不少的工役钱财，但为了帝国的形象，无可厚非。在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他又下令在岐州（今陕西凤翔）造仁寿宫。仁寿宫的工程由杨素负责。杨素为讨好隋文帝的欢心，大发役夫，削山填谷。劳工的待遇是非人的，在棍棒的催逼下，万余人死于非命，工地上一片惨象。隋文帝知悉此事后，很是不悦。然当他游览新宫时，却为豪华气象笑逐颜开，直夸杨素是忠臣。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又大兴土木，从京城到仁寿宫之间，连置十二行宫，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是可想而知的。俭朴是难的，难在要克服追求享乐的欲望，努力克服这种欲望的隋文帝稍一松懈，便为佞臣所误，违背了他信守的初衷。
不遗余力地勤政，是隋文帝为君的特色。他每日坚持上朝，听取各级的奏报，甚至日落西山，仍精神不减地端坐着。有暇时，乘舆四出访问，途中遇见上表者，便停下来，亲自仔细询问，极有耐心。另外还派遣行人（特别的使者），去各地采听风俗。由此，官场的得失，民间的疾苦，帝国的现状，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勤政，使隋文帝成为明君。
出自真心的亲民，是隋文帝另一个为君的特色。关中闹饥荒，他派人前去了解百姓的饮食情况，有人带来百姓所吃的豆屑杂糠，他涕泪俱下，遍示群臣，沉痛的自我咎责，为惩罚自己，他撤去御膳，不近酒肉达一月。到泰山封禅，道中遇大量关中饥民往洛阳就食，车队行进困难，他关照警卫部队不得驱逐，从而出现了这样的奇观，饥民与御仗混同而行。他骑着马，见有扶老携幼者，或引马让路，或为之安慰。经艰险之地，令左右帮扶百姓。
亲民，使隋文帝深得人心。
中国政治道统，历来分两大体系：一是儒家的以德化天下，一是法家的以刑格天下。
隋文帝对待政治道统的态度，是兼容并蓄，他强调以儒家提倡的德来治国，不仅身为表率，且要求臣下、民众均得培养谦让节俭的美德；然与此同时，他却厌恶儒家的诗书，废除学校，实行愚民政治。
他相当偏爱法家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理论，以势立自己的权威，以术驾驭群臣，以法对违法现象矫枉过正。从而，他是喜怒无常的、随心所欲的、变幻莫测的，以此不让群臣熟悉他、窥破他。为明察群臣，派左右心腹到处打探，官员即使犯有小过失，他也必不轻饶，量以重罪。为考察官吏是否贪污受贿，他暗地派人送去钱帛，一旦有受者，即处以死刑。他常当殿杖责他所不满之人，有时一日竟达四次之多，怒气特盛时，便不顾青红皂白的推出斩首。他明令：盗军粮一升以上者，处死，家属没官；盗一钱以上者，处死，知情不报者连坐，同样处死。武库脏乱，他亲自临决，将有关人员处死数十人。
隋文帝用严刑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场发生腐败，防止官吏不尽职守，防止犯罪现象在民间蔓延。然他弃法律而不顾，仅凭自己的好恶主观来草菅人命，从而制造了恐怖气氛。
用刑过滥，不遵法律准绳的隋文帝有暴君之嫌。
隋文帝未能汲取秦始皇暴政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他滥用刑法为隋炀帝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基础。隋朝的再次二世而亡，隋文帝不能逃脱其咎。
《隋书·文帝纪》的末后有这样一段话，说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是的，隋文帝与曹操等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样，都有好猜忌的毛病，他们夺人政权，待自己获得政权，又怕他人仿效他们。故而，对追随他们谋取天下的功臣与将领，始终放心不下，一有风吹草动，不管是否事出有因，还是空穴来风，或解除他们的权位，或将他们打入囹圄，或将他们置于死地，情愿措置错关错杀，而决不姑息。
隋文帝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行为，使许多正直有良知的元老重臣被逐出了中央权力核心，以致在他身后缺乏一种制约隋炀帝奢欲的有效力量。他像后来的朱元璋一样，为儿子拔去了他认为的权杖上所谓的棘刺。但他自以为是的做法，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南辕北辙，使隋朝成了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中国的王朝是家天下，家天下是按宗法制度父子相传，因而，一个君主是否能选择到能付以大任的接班人，是保证基业绵延长久的关键。隋文帝在这方面，铸下了不可弥补的大错，强行抛弃嫡长制的传统继承制，舍弃生性较为仁厚、不会作假的长子杨勇，而被巧言令色、善于伪装自己的次子杨广所迷惑，立了后者为太子，结果，社稷的继承人成了社稷的掘墓人。
最早对隋文帝做出整体评价的，根据《旧唐书·太宗纪》的记载，是在唐贞观初期。当时面对唐太宗的询问：“隋文帝何等主？”大臣房玄龄、萧瑀的回答是：“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仄。五品以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飧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
瑕不掩瑜，总而言之，隋文帝还是功大于过。
隋文帝驾崩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有关他的死，许多人认为是杨广的谋弒，并举出了事实加以证实。
细说隋唐3：独孤皇后
独孤氏，这个连名字都未留下的女人，却是隋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她的重要，不仅因为她是隋文帝的正妻，关键在于她凭藉先前特殊的社会背景，以及后来国母的地位，直接和间接影响了杨氏社稷的兴亡。
她的身世，在第一节中已有所介绍。若不是她及她的家庭，用婚姻为杨坚和北周皇帝之间架起政治桥梁，杨坚不可能成为北周的辅政大臣，更不可能黄袍加身。说得不客气点，杨氏的江山，一半得力于独孤氏。
《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引用的谱牒，称她是洛阳人，这种说法，很令人怀疑。她的父亲独孤信是鲜卑族，祖籍当是鲜卑的发祥地。鲜卑本是东胡族的一支，在秦汉之际，游牧于今内蒙古西喇木伦河与洮儿河一带。后因部落的兴衰多次发生迁移。到北魏初期，鲜卑有三十六部，独孤信的祖先伏留屯为其中一部的大人，祖父俟尼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去镇守武川（今属内蒙古）。故而《周书·独孤信传》称传主为云中人。以独孤氏为洛阳人的说法，究其实，是鲜卑族创立的北魏、北周定都于洛阳，从而鲜卑贵族以洛阳为籍贯。
许多历史学家在谈到北朝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时，常站在汉族的立场，大讲鲜卑的汉化。这是事实，然这是片面的事实，全面地看，不仅鲜卑在汉化，而且北方汉族也有鲜卑化的倾向。杨坚的父亲等一些汉族大官僚，被赐鲜卑之姓，取鲜卑之名，便是一个有力的实例。惟有两族的相互渗透，才能造成民族大融合，否则，很难长期共处一地。双方的融合点，不止在文化，且在习俗。
独孤氏与杨坚的婚姻，应视为汉化的鲜卑人与鲜卑化的汉人的结合。
出身鲜卑贵族的独孤氏，为何嫁给不是鲜卑族的杨坚，是善于识人的独孤信看中杨坚长有一副奇表贵相：龙颜，目光精射，身长腿短（和刘备相似，刘备身长腿短，方能“两手过膝”），断定他前途不可限量。独孤氏出嫁那年，仅十四岁，可她已相当懂事，柔顺恭孝，恪守妇道。夫妇俩在花烛下立了誓，他们的誓言不是海枯石烂心不变的俗套，而是他们的子女不能是其他女人所生。言外之意，是杨坚不能娶妾纳小。
在婚后的岁月中，独孤氏被人最看好的一点是，尽管出身大贵族，姐姐为皇后，女儿为皇后，但无一丝骄横的气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她不但是贤妇，且是哲妇，有过人的见识，在杨坚被推为辅弼大臣后，她仔细分析了丈夫的处境与政治形势，派人传话给丈夫说：“大势已趋，骑虎难下，当自勉！”自勉，就是要丈夫不顾后瞻前，向更高的政治目标努力。杨坚得了妻子的鼓励与支持，更坚定了信心。
杨坚成了皇帝，夫贵妻荣，独孤氏当了皇后。
地位遽变，然独孤氏的秉性未变。她贤德依旧，只是从家庭扩大到国家。突厥与隋朝互市，有明珠一箱，索价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上奏独孤皇后，请她购下。可她的回答是：“这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当今边境屡屡告急，将士疲劳不堪，不若用八百万分赏有功者。”她父母早亡，见了公卿大臣的父母，常常给予礼问。她对公主们说：“周家公主，多无妇德，失礼于公婆，间离夫家骨肉之情。这些不顺的事情，你们当引以为戒。”她的表兄弟大都督崔长仁犯法当诛，隋文帝看在她的份上，准备赦免。她反对说：“国家之事，岂可顾私情！”每遇司法部门处置囚犯，她都流涕呜咽，以示怜悯。
独孤皇后的德，与隋文帝的德相得益彰，在男女两界树立了典范。
与她的德未变一样，她关心政治的爱好也一如既往。她令宦官打听隋文帝的举动，若获悉朝政有得失，便及时匡谏，从而纠正了隋文帝不少的过失。她明说不可开妇人与政的先例，实际上却一直注视着朝政。为表示她也有管理国家的权力，每次隋文帝上朝，都同辇伴去，到殿门方止；待隋文帝退朝，又前往相接，一同返宫。他们夫妇间的话题，主要是朝政，彼此谈得很是投机，常所见略同。
独孤皇后的政治操作，深深地影响了隋文帝，影响了朝政的走向，影响了高级官员的人选。鉴于她和隋文帝有着不相上下的政治影响力，宫中把她和隋文帝并称为“二圣”。人们常以为“二圣”只是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合称，殊不知，这是独孤皇后开的头。
与独孤皇后对人谦和相映成趣的，是她对隋文帝在女人问题上的专横。
笔者在拙著《皇冠与凤冠》中说过：“君主作为一个特殊的男性，对女性具有无可争辩的支配权。在至高无上的君权的作用下，除了伦理观念所排斥的直系亲属外，只要君主愿意，海内每一个女性都可以成为他的配偶或情欲宣泄的对象。”出于限制君主对女性过渡占有的考虑，历朝制定了相应的后妃制度，确定不同级别嫔妃的人数。民间形象的说法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在独孤皇后的干预下，隋文帝的嫔妃被减低到历朝内宫的最低数，除皇后之外，嫔三人，世妇九人，女御三十八人。如此做，独孤皇后并非没有道理，他与隋文帝是有约在先的，为了照顾到丈夫做皇帝的面子，她已经做了让步。后宫虽说有几个粉黛，但独孤皇后牢牢把着关，除了她和宣华夫人陈氏外，对其他嫔妃，隋文帝实际上难得见上一面。
独孤皇后还瞪大着眼，严密控制隋文帝与嫔妃以外的女人交往。有约在先，隋文帝对独孤皇后的约束听之任之。
尽管隋文帝不是好色之徒，但他毕竟有七情六欲，有次巡幸仁寿宫，还是被一个长得楚楚动人的宫女尉迟氏给迷住了，于是发生了男欢女爱的事情。
独孤皇后随即获悉了此事，表面装作不知，趁隋文帝上朝之际，找了个借口将尉迟氏杖杀了。
隋文帝闻报大怒，又不敢向独孤皇后发作，觉得了无生趣，一人策马出了宫，径入二十多里深的山谷。大臣高颎、杨素怕出意外，紧追不舍，拦住隋文帝的马头，苦劝他回宫。隋文帝叹息道：“我贵为天子，竟然不得自由！”高颎劝慰道：“陛下岂能以一妇人而轻天下！”折腾到半夜，隋文帝方被劝回宫。独孤皇后流泪谢罪，经高颎、杨素调解，夫妻重归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