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台湾，曾有记者问查良镛：“您的社评为什么写得那么好？”
查良镛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坚持独立的原则，不为任何势力所利诱和威迫：“……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一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这个原则维持了达二十多年，可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各种威迫利诱是很大的。当然这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伟大、能够不为威迫利诱所动。只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能维持起码的生活就够了，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这样，利诱就容易抗拒了。因为你给我很多钱当然很好，但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一番事业就这样卖给人家，就真是太可惜了。就这样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利诱和威迫。”
不受别人利诱和威迫，使查良镛的社评不会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或成为某一势力的传声筒，而是尽抒己见，尽发经独立思考而得来的议论，因而立场鲜明、个性突出、观点始终贯穿如一。
另外一方面，查良镛很多社评成为精品，还因为它们都经过查良镛的千锤百炼。查良镛并非下笔如飞、倚马可待的人，一篇千字左右的社评，他往往要花去两三个小时，翻查资料，逐字斟酌，改改写写，然后才能定稿，可谓“字字皆辛苦”。也正由于查良镛写社评速度慢，故排字房通常要为了一段社评而延迟下班。而查良镛写完社评之后，还要看报纸大样；签完大样时，已是凌晨两点钟左右，编辑部已没有人，查良镛常常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报社的。
第三部分 第40节：第二十二章 笑傲江湖 鹿鼎记成为绝唱(1)
第二十二章笑傲江湖鹿鼎记成为绝唱
查良镛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支撑《明报》大业；到了60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查良镛的社评，是《明报》的灵魂；而他的武侠小说，则是《明报》的血肉。从1955年写第一部武侠小说起，十多年间，查良镛几乎每天都在写武侠小说；到70年代初期，《明报》已经成为一份有相当影响、有可观利润的报纸后，查良镛仍然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小说。
但是，如果说最初的10年，查良镛写武侠小说更多是为了赚钱、为了支撑《明报》报业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后期，查
良镛写武侠小说，则更多是为了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做一些尝试，试图把武侠小说创作推上另一巅峰，并且通过武侠小说表达自己的一些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逃亡潮”、“核裤之争”、“文革”、“六七暴动”，这些大事都把查良镛深深地卷进去。尤其是“文革”发生后，查良镛作为一个社评家，他每天都在关注着中共政局的变化。对社会的反思，使得查良镛不可能不把这些反思写进自己的武侠小说之中。也正因为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笑傲江湖》终于诞生。《笑傲江湖》开始写于1967年，那正是中国大陆“文革”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期。
查良镛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不以帮主、盟主、武林至尊为主角，他所刻意塑造的令狐冲只不过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武林侠客。这位令狐冲个性独立，有情趣，是个情圣；但他讲义气，还是个英雄。他可以一手抱着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手挥剑而战；他我行我素，总是按自己的天性行事，不理外间的评议；他有时也会在武林中长剑挥舞，但却时常抚琴长唱《笑傲江湖》，憧憬没有斗争、没有权力的隐居生活。查良镛在他身上，寄托着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虽然无势无权，但也可以忠于自己的原则，傲然过自己的生活。
围绕着令狐冲，查良镛在《笑傲江湖》中塑造了各种性格各异的人物：怪异的东方不败、狂傲凶残的任我行、老谋深算的岳不群、霸气凌人的左冷禅、活泼可爱的小仪琳、痴情的任盈盈……查良镛在《笑傲江湖》中，通篇都是在写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为了当五岳盟主，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施计窃取华山派掌门岳不群藏有的武林秘笈，而岳不群也摆局让左冷禅取得“假”秘笈，待到华山论剑之日，岳不群以“真”斗“假”，刺伤左冷禅两眼；稳坐五岳剑派盟主后的岳不群，却还虚情假意地安慰左冷禅，并推举他当嵩山派掌门；岳不群为了武林秘笈，至大开杀戒，向自己的徒弟下手；东方不败与任我行为争“朝阳神教”盟主之位，反目成仇，干戈相见；任我行重掌“朝阳神教”，凶相毕露，对异己之士赶尽杀绝；……为了地位，为了权力，人会变得虚伪，变得丧心病狂，变得那么地不择手段。而一旦自己的权力到了极限，地位达到巅峰状态，人却又自然而然的堕落、腐化。如任我行，听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再对自己的属下以兄弟相称……
至于令狐冲，则是那个疯狂尘世中清者自清、傲者自傲的孤独英雄，是权力斗争的浑浊之音中一个最不协调的音符，是人们心中的政治企求。可能也是权力斗争中的一个神话。
正因为《笑傲江湖》充满非常强烈的权力斗争意识，所以与其说查良镛是在写武侠英雄，倒不如说他是在刻画一个个政治人物。
事实上，查良镛也曾承认，在他的构思中，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甚至是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都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
查良镛在他的武林小说中，第一次把强烈的政治意识渗透进去，第一次把武林高手当成政治人物来写，主要是因为写这部小说时，适逢国脉危难。
但查良镛认为，《笑傲江湖》并非有意的影射文章，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若干普遍现象——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查良镛一反过去的写法，摒弃他最擅长的历史背景和虚构故事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笑傲江湖》中没有任何历史背景——正如他所说：“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利，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笑傲江湖》毕竟与查良镛过去的武侠小说已明显不同，它是一部政治寓言，更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写完《笑傲江湖》之后，查良镛又于1969年10月开始撰写另外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如果说，查良镛写《笑傲江湖》，是以江湖上的权力之争暗喻政治生活中的争权夺利，那么到《鹿鼎记》，侧是赤裸裸地描写政治生活——清朝康熙皇帝时期的政治生活。
第三部分 第41节：第二十二章 笑傲江湖 鹿鼎记成为绝唱(2)
查良镛在这部小说中，不再突出武林人物，不再渲染“武林至尊”的意识，而是强调“无剑胜有剑”的武侠观点。所以，小说的主角不再是武功高强的英雄好汉，而是只会绣腿花拳、擅长花言巧语的小家伙——韦小宝。
韦小宝不擅武功，但他深得“无剑胜有剑”的妙谛。他擅长另一种武功——玩弄手段和权术，这有如一把无形的“剑”，它比武林高手的“倚天剑”不知要厉害多少倍。所以，韦小宝能够在社会中立足，能够从妓院中走向宫廷，能够得宠于皇帝——这远非那些武林高手所能及。
韦小宝在社会中打滚的绝招是：“花花轿子人抬人”。他会耍嘴皮子，善于溜须拍马，擅于随机应变，满肚子诡计阴谋。如果说那些武林高手的功夫是“硬”功夫，而韦小宝的却是“软”功夫，结果是“硬”不敌“软”，所以韦小宝成功，仕途、情场双双得意——而那些一等的武林高手，在《鹿鼎记》中全都成为他的陪衬、他的点缀。
查良镛对韦小宝这个小家伙情有独钟。他说，《鹿鼎记》写了几段，他就开始把韦小宝当成好朋友，因为他虽然不学无术、粗俗无文、溜须拍马、诡计多端，但他忠于朋友、讲义气……
韦小宝完全不懂武功，查良镛却把他当作一部武侠小说的主角，是因为要突破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让武侠小说进入“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并突出武侠小说的政治内容和政治主题。
而《鹿鼎记》的主题，明显的，就是通过写韦小宝的仕途之路，以及康熙皇帝与韦小宝的君臣关系，开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玩笑，表现出中国“国民性的悲剧”与“文化的悲剧”。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鹿鼎记》突破了江湖恩怨、武林争霸的传统武侠小说模式。由于把韦小宝这个小家伙当作第一主角，所以很多人认为《鹿鼎记》不像是武侠小说，也不像是查良镛所写。
《鹿鼎记》连载没多久，就不断有读者来信问查良镛：“《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
读者这样问，是查良镛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一开始就刻意突破“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尝试一些新的创造”。但查良镛的这种尝试是否成功呢？
对此，有弹有赞，众说纷纭。但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鹿鼎记》乃查良镛最好的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
《鹿鼎记》是在查良镛众多的武侠小说中，争议最多的一部。查良镛的新尝试成功与否，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
查良镛做出这样全新的尝试，是读者始料不到的；更使读者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还在对《鹿鼎记》议论纷纷的时候，查良镛却在1972年底公开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第三部分 第42节：第二十三章 挂印封刀 十年修订不寻常(1)
第二十三章挂印封刀十年修订不寻常
封笔之后，查良镛把近20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10年的修订，一套15种共36册《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完毕。
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宣布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这对无数“金庸迷”来说，确实有些残酷。但查良镛一如他笔下许多功成名就的人物一样，去意已决，绝不回头。
查良镛为何封笔不写？
还在他封笔之前，他就透露他将不写的可能：“我现在写是为了娱乐。但是十几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差了。也许要停写几年，才再继续写下去也说不定。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
正式封笔后，当人们不断追问为何不写、会不会再写时，查良镛解释道：“有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自己感觉困难，一方面是写小说的欲望现在很淡了；写小说本身是相当辛苦的事。”
“我第一部写的是《书剑恩仇录》，还算成功，就一直写下去，写到最后一部《鹿鼎记》，那是在1971、1972年间就写完了，觉得没多大兴趣，就不写了。”
“目前情况下，如果我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变，可能就不再写了。一来我不希望自己写过的风格、人物再重复；过去我写了相当多，要突破比较难。再者武侠小说出自浪漫想像，年纪大了，心境自然也不同。”
查良镛的解释坦诚、平淡。几乎人们能猜测的原因，他自己也都谈到了——写小说很辛苦；写小说的欲望淡了；没多大兴趣了；不愿意重复自己；年纪大了，心境不同……虽然查良镛对封笔之事做过多番解释，但人们仍然觉得这样的理由不够充分，觉得他“挂印封刀”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对查良镛为何封笔，他的一些好朋友曾从多方面加以破译。倪匡时常调侃查良镛：“你怎么也写不出来了！”
查良镛所持的理由是：“任何事物，皆有一个尽头，理论上来说，甚至宇宙也有尽头。小说创作也不能例外，到了尽头，再想前进，实在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再写出来，还是在尽头边缘徘徊，何如不写？”经倪匡调侃数十次之后，查良镛也喟然感叹：“真的是写不出来了。”
查良镛的多年棋友、台湾名人沈君山，却从佛学的角度诠释他为何“挂印封刀”。“
金庸小说的意境，创造的人物的演变，可以用一首蒋捷的《虞美人》来描写：‘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就如禅宗‘云门三唱’有三个层次，一是涵盖乾坤，二是截断众流，三是随波逐浪。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书剑江山’时期陈家洛潇洒出众才气挥放是涵盖乾坤。到了郭靖、杨过那一类型独立独行是截断众流；到韦小宝，武功什么都不会，乌七八糟，偷抢摸都来，但他能从心所欲，他不会武功最后一刀却把人杀掉，自己也搞不清喜欢哪个女朋友，但最后最漂亮的七个一把就抓过来了，所谓随波逐浪，令人羡慕不已。韦小宝以后就很难写了，到佛家所谓无相的随波逐浪，人已到至境，无可无不可了，那以后怎样再写呢？”
除却这些顺理成章的外在因素外，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使得查良镛封笔不写呢？答案似乎可从查良镛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中寻找。《鹿》是查良镛全部武侠作品中最为独特的一部。由于它的独特，以至于最初读到这部作品的“金庸迷”们竟怀疑是否金庸亲笔所作。
但《鹿》不仅是查良镛的亲笔，且又是他的巅峰之作。某种意义上，《鹿》已非单纯的武侠小说，而是借了武侠小说形式的社会小说。一直以来，以查良镛的功力，却仅仅被世人名以“武侠小说家”，这在查良镛无论如何都心有不甘，于是，《鹿》的问世其实隐含着查良镛为自己“正名”的意思——即，查良镛多多少少都在暗暗希望将来能将“武侠小说家”的名头去掉那“武侠”二字。
《鹿》被很多人认为是查良镛最好的小说，又是查良镛最为用心、投入的一部。《鹿》在人物、结构和思想深度等等方面都见出超群之处。有了这样一部巅峰之作，以查良镛的明智，应是以此封笔为最佳选择。
此外，还要看到，作为武侠小说家扬名于世，实非查良镛的本意。查良镛始终没有泯灭的是他的政治抱负。于是，停了小说创作，以便有更多精力、时间投入社会，应是当年已近50岁的查良镛考虑在内的。以后查良镛在1980年于社会活动方面的活跃，恰恰也证明了这一点。
封笔之后，查良镛紧接着又进行一项庞大的文字工程：全面修改近20年来创作的所有武侠小说，并且出版自己的武侠小说全集。
这项庞大的文字工程自1972年底开始。由于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写给报纸连载的，每天写一段，一部小说往往要写两至三年，时间跨度长，脱稿时间仓促，故小说中难免会出现前后不连贯、衔接不好，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另外，有些文字、句子也难免有毛病，一些内容也不一定很准确。所以，查良镛修订作品，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修改，一些故事情节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连主要人物的名字也改了。
经查良镛这么一改，小说的结构更严谨了，句子也几乎无懈可击了。但是有人却对查良镛的修改大为不满，他们觉得在感情注入方面，修订过的小说不如原来的小说，新版注重精雕细琢斧凿痕迹太深，不像旧版那样感情自然流露。
第三部分 第43节：第二十三章 挂印封刀 十年修订不寻常(2)
查良镛修订、出版的程序是，按写作时间顺序修改作品，每改完一部就出版一部。有相当多读者都不太喜欢新版小说，他们甚至写信给查良镛，或在报刊上撰文，向查良镛提出抗议，要求查良镛修改适可而止，不要把小说改得面目全非，丧失原作的感情色彩。
查良镛可能也听取了读者的意见，因为最后的两三部小说改动已不太大，到了最后的《鹿鼎记》，已基本上是保存原貌。修订《天龙八部》时，查良镛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部小说有六七万字是他自己到欧洲旅游时托倪匡代写的，他不想把人家的作品“占为己有”，于是去征求倪匡的意见。
“倪匡，我想将你写的那一段删去，不知你是否见怪？”查良镛一本正经的。倪匡大声嚷嚷：“见怪，见怪，大大的见怪！”查良镛大感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倪匡张口大笑起来。
查良镛一脸困惑，不知倪匡何意。“金庸，我见怪的不是你删我写的文字，而是你来问我。那么多年老友，你是知道我不见怪的，真是！”
查良镛有点不好意思：“是！是！我知道你不见怪，但礼貌上总要问一句。”
倪匡又来了：“去他的礼貌！别来这一套！”结果，查良镛把倪匡写的那几万字删掉后，重新写过，统一全书的文风和内容。到了1982年，查良镛终于把15部武侠小说修订完毕，15种36册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齐。修订、出版工作，前前后后共用了10年时间。
为了使读者易于分辨，金庸把除《越女剑》外的14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做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飞——《飞狐外传》笑——《笑傲江湖》
雪——《雪山飞狐》书——《书剑恩仇录》
连——《连城诀》神——《神雕侠侣》
天——《天龙八部》侠——《侠客行》
射——《射雕英雄传》倚——《倚天屠龙记》
白——《白马啸西风》碧——《碧血剑》
鹿——《鹿鼎记》鸳——《鸳鸯刀》
第三部分 第44节：第二十四章 举世风行天下谁人不识君(1)
第二十四章举世风行天下谁人不识君
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子”！“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常常被用来形容查良镛及其武侠小说的广泛影响。事实也的确如此。
香港、台湾、大陆自不必说，除此之外，东南亚、欧美等凡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数目可观的“金庸迷”。
同时，查良镛的武侠小说获得的是最广泛的读者群：无论文人、还是商人或科学家或政治家，无论大学教授、还是中学生，可以说不分职业和文化程度，都有“金庸迷”。换句话说，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有“金庸迷”。
于是有人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只有两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真正做到了写尽中国的人生，那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查良镛的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是中华文学的独特品种。一般而言，不懂中文、不谙中国文化却又要读武侠小说，被认为是不可想像的。但查良镛又是一个例外。由于武侠小说的魅力，他的作品又被译为多种文字，以满足不懂中文的国外“武侠迷”们的渴望。
在印尼，有许多不会华语的印尼土生华人以及印尼土著，都是武侠小说的热心读者，都是“金庸迷”。这当中，印尼的大多数官员与平民一样热衷武侠。
早在五六十年代，港澳东南亚大兴武侠小说时，印尼街面除了售卖港版查良镛武侠小说小册子外，各报章更是翻译成印尼文进行连载。其后，又有印尼版单行本接连出版，销路甚佳。
对查良镛武侠小说的痴迷、熟悉，印尼人也不逊于华人，甚至不少人别有一番独特见解。翻译《射雕英雄传》的燕·威查雅便分析得头头是道：“金庸是个武侠小说之王。在他十余部闻名全球的小说中，很难说出哪一部是他最好的作品。也许《神雕侠侣》是最热闹的一部，《倚天屠龙记》最为紧张，《天龙八部》最为复杂，《雪山飞狐》最为感人，而最美丽且最富有浪漫色彩的要算是《射雕英雄传》了。”
当然，印尼与中国同属亚洲，地理、文化相近，所以印尼人能读懂中国的武侠小说倒也并非意外。常常有人奇怪：查良镛这样的大师既没有产生于大陆，也没产生于海峡对岸的台湾，怎么偏偏产生于大陆、台湾之间的“文化沙漠”——香港？
这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话题，个中原因研究者不妨细细探究。循着这个话题，同样有趣的发现是：查良镛小说起于香港，发散至两岸，而且，更广泛的读者群及真正的研究者，其实在大陆和台湾。
当然，无论最初读到查良镛小说还是开始对查良镛的研究，时间上，台湾都远远早于大陆。
查良镛作品进入台湾，一样是由盗版作“开路先锋”的，直到1979年9月才由远景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查良镛授权的《金庸作品集》。
远景出版社的社长是年轻有为的出版人沈登恩。更早的时候，极具眼光的沈登恩便取得了查良镛武侠小说的台湾版权。沈登恩“深信这套武侠小说的出版，将开拓中国小说的新境界，为出版界树立一块新的里程碑。”
事实上，查良镛作品的正式出版的确成为台湾文坛的一大盛事。
远景出版社出版《金庸作品集》第一部《快客行》的日期为1979年9月10日，而这之前的9月7日起，台湾报界便先热闹了起来，并由台湾的两大民营报纸《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上演了一场“刀光剑影”的“争夺战”。
9月7日，《联合报》副刊辟出十一栏篇幅开始连载附有插图的查良镛的《连城诀》，并配以《金庸：武侠文坛的奇人》为题的“编者按”进行推介；同时刊出的是思兼的《侠骨柔肠话金庸》和《金庸论武侠小说（语片）》，阵势颇大。“编者按”特别强调：《连城诀》只是第一部，今后将陆续连载查良镛的力作。多年来一向不登武侠小说的《联合报》，此番为查良镛破例，足见查良镛小说的魅力。
仅仅一日之隔，9月8日，《联合报》“联合副刊”的老对手——《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更辟出十八栏篇幅，隆重推介查良镛及其作品。《中国时报》连载的是《倚天屠龙记》，除“编者按”外，还有闻镛的《结客四方知己遍——倚天屠龙记金庸》、罗龙治的《记侠之泰斗金庸》及孟子的《金庸的“人性尊严”》三篇配合文章，阵势不弱于《联合报》。
传媒因查良镛而“开战”，令“观战”的“金庸迷”大叫过瘾。这也成了小说传播中最为精彩的一幕！
由于东南亚各国均有华人侨居，再加上各国也有本国的武术和技击的传统，所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除在香港、台湾、大陆风靡外，也风靡于整个东南亚。除了中文版查良镛小说在东南亚地区广泛流传外，金庸小说也被译为印尼文、越南文和泰国文等。
20世纪60年代后期，《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时，越南有20多家中文、越文和法文报纸也同时连载。
在印尼，50年代与60年代港版的查良镛武侠小说的小册子，在各报摊上都有出租或出售。由于读者多，书不够，许多书摊将它重抄油印成小书，一样抢手。此外，查良镛小说也被大量译成印尼文或连载或出单行本，港台武侠片也助长了印尼华人以及土著人对武侠小说的兴趣。据印尼《时代》杂志介绍，印尼许多长官都是武侠小说迷和武侠片迷。为了增加小说销路，出版商有时采用电影海报作为武侠小说的封面，像重版的《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就是两个例子。
较之港澳台及海外“金庸迷”来说，为数众多的大陆“金庸迷”算是“后来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除去一些中共高层人物，老百姓全不知道香港有个武侠小说大师查良镛。这一情形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改变。所以，如果不计民间渠道的流传，大陆读者对查良镛的认识，应从1980年当时十分热门的广州《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才开始。
自此，查良镛武侠小说便在大陆掀起一股股热浪，至今风靡不衰。
正如谁也估计不出查良镛武侠小说到底有多少读者一样，查良镛作品在大陆究竟印行了多少，自然也永远是个未知数。惟一一个确切数字是1985年：当年度总共销售了四千多万册！这是国家出版局局长亲口对查良镛说的。
第三部分 第45节：第二十四章 举世风行天下谁人不识君(2)
“金庸迷”包含了各色人等，不论高级干部还是平民百姓，不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工人、农民，总之各个阶层、各种职业都有“金庸迷”。也正是从查良镛开始，武侠小说在文学研究中历来没有地位的局面才得以改观。在海外，早已有“金庸学会”，更有不少学子以研究查良镛做博士论文。其后，对查良镛的研究更被作为“金学”而与“红学”相提并论。
这是“奇迹”的延伸——没有人会想到，历来被贬斥为“通俗”和“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终有一日成为众多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更没有人想到研究某一作家的武侠作品会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但，有了查良镛，有了他的武侠小说，这“没想到”竟不可争地成了事实。
1980年10月12日，香港《明报》刊出这样一则广告——等待大师。倪匡执笔，金学研究第一集“我看金庸小说”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地研究金庸小说的专书，初版早已售出，再版已经运到，港九各大书店出售中。
《明报》评论这本书说：“倪匡以他妙趣横生的笔调，写了心得，因而没有给人沉闷的感觉，吸引你一口气把它读完，这是本书最大的特色。”
“金学研究”预定出版十集，除邀约名家执笔外，特别欢迎读者投稿，出版“我们看金庸小说”，稿酬优厚，本月底截稿。
这是台湾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做的一则征稿广告。说是广告，不如说是“金学”研究倡议书。而且，沈登恩并不止于“倡议”，更实实在在出版了一套十余册的《“金学”研究丛书》，使“金学”研究迈出了第一步。而在大陆，从80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出版了各类查良镛研究著作。有人预言，“金学”研究将会和“红学”一样蔚然成风。
研究者认识到，查良镛对中国文化领悟之深刻，对人性揭示之透彻，是当代作家中所罕见的。研究者指出：表面看，似乎都是刀光剑影、曲折离奇；细加比较，便不难发现，查良镛的作品比旧武侠小说多了一种人情味、一种历史沧桑感、一种诗意、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
有一位美籍华人，名夏济安，他一直从事文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同时也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还在50年代初，梁羽生、查良镛尚未涉足武侠小说时，夏济安便预见到武侠小说不可限量的前景，他对好友说：“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
他又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会去写武侠小说。后来，在台湾，一个偶然机会，夏济安看到了查良镛的《射雕英雄传》，禁不住拍案叫绝，连忙给好友写信：“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外国去了。”
显然，以夏济安对武侠小说源流的了若指掌和对武侠小说的热衷、迷恋，不自觉中已具备了相当专业的眼光；于是，当他一接触到查良镛的作品，他便一眼看出查良镛是个高手；并且，直觉告诉他：这个查良镛远不是平常意义上的“高手”，而是“真命天子”，是负有某种使命的大人物出现了！
夏济安的眼光够犀利！
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今天，40年的历史印证了夏济安的预见——其一：武侠小说果然“大有可为”，这便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和经久不衰的风行。其二：“大侠”查良镛以一部部家喻户晓的心血之作，在把武侠小说创作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的同时，也无可争议地登上了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的宝座。查良镛果然是“真命天子”！
或许，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的是，近百余年来香港的历史，以其惊人的经济奇迹而备受世人关注和倾慕；但香港不仅仅这一点才值得炫耀——试想产生了查良镛，产生了风靡华人社会的新武侠小说，不也是香港在“经济奇迹”之外对人类的另一贡献吗？
第三部分 第46节：第二十五章 武侠世界 金梁古榜上留名(1)
第二十五章武侠世界金梁古榜上留名
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由“十大宗师”的作品构成；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查良镛、古龙、梁羽生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而其中又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为巅峰。
这正是：“武林”至尊，惟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品种。广义上讲，中国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可追溯到魏晋志怪小说及唐代传奇，甚至汉代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
作为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的查良镛，对武侠小说的发展历史自然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写道：“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
尽管武侠小说可谓源远流长，但一般认为，武侠小说真正自成一家，建立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别，则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有人这样形容：宋、明的白话小说，清代的侠义及公案小说所开的花朵，在民国初年成熟结果了。
这便开始了今人所说的，由旧武侠和新派武侠构成的“百年武侠小说史”。
总体来看，“百年武侠小说史”经历了两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是20年代初期至40年代末期的“百家争鸣”期。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以描写侠客义行为主。由20年代“南向北赵”（向恺然和赵焕亭）两大家开始，渐把武侠潮流推向高峰，至30年代，又有还珠楼主的“奇幻剑侠派”震惊武坛，同时又有王度庐的“悲剧侠情派”，随后，白羽及邓澄因又闯出了“超技击派”……各家自擅其长，蔚为壮观。
但伴随着这个黄金时代，武侠小说一直遭到文坛“正统”文人的猛烈抨击。
武侠小说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便是勃兴于港台的新派武侠，由梁羽生、金庸、古龙构成的“巨星时代”。三个武侠巨星既把武侠小说创作推向了最高峰，又开创了武侠小说的全新境界，这一时期自50年代中期始，至70年代末期，由于梁、金封笔，古龙早逝而告终结。
在百年武侠史中，有10位杰出的武侠小说家被公推为十大宗师。当中除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巨星时代”之外，另七位均属“百家争鸣”期——还珠楼主：一生著有武侠小说37部，《蜀山剑侠传》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他首将儒、佛、道哲学精义融入小说，独创“境界”，后世武侠小说写道言佛，标出意境者，无不源出于此，诚为“出世武侠”第一人。
郑澄因：为数极少的深谙武艺技击的武侠小说家之一。一生写作武侠小说达88部，数量为同辈作家之首，而《鹰爪王》是他傲立武侠文坛的长篇巨作。
平江不肖生：即向恺然，与当时武侠小说家赵焕亭合称“南向北赵”。代表作《江湖奇侠传》，首开民国奇幻派武侠小说之先。
朱贞木：为“超技击派”武侠小说三大家之一，与当时的白羽及郑澄因齐名。代表作有《七杀碑》、《虎啸龙吟》、《罗刹夫人》等。
白羽：“超技击派”武侠小说大家。一生创作24部武侠小说，以《十二金钱镖》最为有名。他独创了许多富于奇想的“纸上武功”，并分别以成语、典故加以命名，使武功描写富有文学意味，提高了打斗的美学价值，成为以后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一大特色。
赵焕亭：与向恺然齐名，有“北赵”之称。代表作为《奇侠精忠传》。
王度庐：由“鸳鸯蝴蝶派”起家，后创作武侠，以衷感顽艳的格调描写侠客的情场风波，独创“悲剧侠情派”武侠小说。其代表作为《鹤——铁》系列五部曲。可以说，武侠小说“十大宗师”的作品组成了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金、古、梁三位大师的新派武侠小说。
有关三位大师的异同比较，多年来一直是武侠小说研究的热点。一般来说，武侠小说家自己较少出面言及武侠小说。但也有例外。
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月刊上有一篇署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直以来，这篇《合论》都被当做是罗孚所作，直到1987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一个“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任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在参加会议后发表专文，还把这篇《合论》一再说是罗孚所作，又说极有参考价值。
第三部分 第47节：第二十五章 武侠世界 金梁古榜上留名(2)
其实，写这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是梁羽生。当时，罗孚创办《海光文艺》，约请金庸、梁羽生各写一篇，梁羽生以“佟硕之”（意为“同说之”）的笔名写了这篇《合论》，而金庸则婉拒未写。
梁羽生的这篇《合论》名副其实是篇字数不少的论文。文中一段被多次引用：“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
一般认为，梁羽生这段话是实事求是的，“不管对别人还是对自己，褒贬得都颇有分寸，并非无的放矢。”
“金梁并称，一时瑜亮”是人们常常用以形容金庸、梁羽生两大宗师的一句话。但就时间先后而言，则是先有梁，后有金，且多数人认为查良镛后来居上，尤其在作品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则是金胜于梁。无论从故事情节的奇诡曲折、人物性格的复杂多样，以及揭示人生问题的深刻精辟等方面看，查良镛都是远远胜于梁羽生的。即以二人的处女作论，查良镛的《书剑恩仇录》也比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高出许多。自然，二人所知既广，所能亦多。梁在塑造武侠之余，还善写棋话和文史随笔，都写得生动活泼，见其才情。查良镛则一手写天马行空的武侠小说，一手写严谨缜密的政治评论，双管齐下，各臻佳妙。
有关查良镛与新派武侠小说大师古龙的比较，研究成果也颇多。根本上，金与古，前者承续中国古典传统，后者注入现代小说生命。有人具体比较说——写情：查良镛坚贞，古龙浪荡；人物：查良镛重历练，古龙重经历；叙事手法：查良镛古典、浑厚，古龙现代、阳刚；读者：查良镛多知识分子，古龙多一般大众……等等。此外，还有人指出古龙小说有着诸多商品化的弊病，如书中时时添加一些莫名其妙的“色情”味精，以刺激读者的感官；再如为了牟利，下笔不免粗糙，信笔所之，写到哪儿算哪儿的情况多有存在。而这一类情况，在查良镛小说中是绝对没有过的。
古龙曾就查良镛说过的一句话，相信是颇有意味的，他说：“在全世界的中国人当中，先生的影响力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无出其右者，他作品中深思熟虑的看法，在中国小说史及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仅从不同作家的比较而言，更多情况是见仁见智，并不决定什么。但对查良镛，他学兼中西，识见超卓，才情横溢，博大精深；其作品已登上武侠小说的最高峰，等等，这类评价早为人们所公认了。
由于有了查良镛，有了梁羽生、古龙，便给武侠小说的未来发展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人们普遍认为，创新与求变是武侠小说继续发展的根本，这也是武侠小说百年史所证明了的。但诸多迹象表明：武侠小说再度兴旺尚需写作人更多的努力，而眼下情形太不乐观。
另有人说，武侠小说史上，有了查良镛这样的奇才出现，已是足称大幸；至于是否还有武侠小说的另一个“黄金时代”，这已不是单纯的武侠小说创作本身的问题了。
至少至少，有了查良镛，武侠小说不枉百年行。
第三部分 第48节：第二十六章 应邀赴台 与蒋经国论时政(1)
第二十六章应邀赴台与蒋经国论时政
应国民党之邀，查良镛于1973年春去了台湾，还与蒋经国、严家淦见面会谈。蒋、严都是“金庸迷”，但他们与查良镛所谈的，并非武侠小说，而是时政国是……
1973年4月18日至4月28日，查良镛去台湾作了为期10天的访问。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台湾行。一直以来，作为报人和政评家的查良镛在密切关注大陆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台湾，更期盼着能有机会亲自去台湾看看。
自查良镛到香港的20多年来，他去过大陆8次，欧洲5次，美洲、中东、澳洲、日本、甚至东欧的南斯拉夫也去过；至于东南亚各国，差不多去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不计其数……但种种原因，偏偏是十分想去又近在咫尺的台湾始终没有机会成行。
有关台湾的各类报道自然可以不断读到和听到，但在查良镛来说，却总不及亲自去看看那么有真切的感受；而且，查良镛在台湾也有很多亲友，常常想念他们……如是等等，都让查良镛想去台湾一访的心情变得愈加强烈。现在，查良镛久久期盼的一天终于到来。
查良镛是以《明报》记者身份去台湾的。不言而喻，促成此行的内情，无论在查良镛还是在台湾方面都是秘而不宣的。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如下的推测——
在当时，《明报》在查良镛十余年的努力下，已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之一；查良镛本人除武侠小说大师之尊外，更是香港著名报人和著名社评家；恰在此时，两岸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于是查良镛便成了两岸都希望争取的力量，而大陆正值“文革”，比较之下台湾方面自感可能性更大，发出邀请顺理成章。可以说，在台湾方面，只要人来，至少都将在香港获得一次有影响的宣传。
查良镛当然是明白人：无论你何种动机都不妨碍我走走看看。查良镛对于自己身份的强调，亦显出他对于“分寸”的把握——既不以武侠小说家的身份，也不以《明报》社长的身份，而仅仅以《明报》记者的身份。虽说查良镛仅以《明报》记者的身份到台湾，但查良镛毕竟不是普通记者。他得以同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副总统”严家滏、“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等政要会面并作长时间的谈话，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蒋经国、严家淦等虽是与查良镛初次会面，但却是久闻其名。《明报》上的社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蒋经国、严家淦等也都是“金庸迷”，对书中英雄人物可谓了如指掌。
蒋经国是在“行政院”的会客室里与查良镛会面的。
蒋经国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虽已是60多岁的人了，但看上去似乎不过50多岁的样子。
宾主落座。查良镛环顾四周：会客室正中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中是蒋经国伴着父亲在山溪边观赏风景；另一边是一幅书法，写着几句格言，意思说成大事者必当艰苦卓绝，能忍人之所不能忍。
查良镛先问“老先生”蒋介石的健康情况，蒋经国谢后答道：因为感冒正在家休养，不过近来已康复了些。
接着，查良镛马上进入正题，以记者的身份，非常直率地提出了一些问题。查良镛道：“目前人们关心的，是台北当局对北京的和谈呼吁作什么反应——”蒋经国不假思索地答道：“决不和谈。”
停了一下，又说：“傅作义在北京‘二二八座谈会’上的发言是看到了。傅作义是国民党政府的‘叛徒’，由他来发出和谈呼吁，那是对国民党的重大侮辱，说明中共只是企图侮辱国民党，绝无和谈的真正诚意。”
蒋经国反问：“如果林彪、黄永胜之类人物投向了台湾，由他们向中共发出和谈呼吁，中共会怎样想？”
查良镛追问：“但如果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向台北呼吁和谈呢？”“在目前情势下，北京强而台北弱，我们在许多方面都遭到过困难，双方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平等的谈判。对台北而言，和谈就是‘投降’。要‘投降’，那也不用谈判，‘投降’就是了。但我们绝不‘投降’。对于共产党打打谈谈的策略，我们是了解得很深刻的，过去也有过不少惨痛的教训。我们在大陆上失败了，但至少是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教训。”
查良镛静静地倾听着。他记忆力极好，从不用笔记或录音，只是问和听，但过后他可以准确地复述出谈话的全部内容。“我们在大陆上与共产党斗争是失败了。从前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力求在台湾少犯错误，有了错误就力求迅速改正。”
或许因为很少有人这样没有顾忌地提出问题，或许是早就准备了坦诚布公地回答查良镛的提问，查良镛从蒋经国的话中明显感到，这当中有很多与报上所发表的官式谈话相距很大。以往阅读台北当局所发布的官方文告，查良镛心里总有一种“浮夸吹嘘”的感觉。什么“几年内反攻大陆”、“共匪伪政权转眼就要灭亡”之类，别说查良镛不相信，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蒋经国承认：当中共进入联合国、尼克松到北京、日本与北京建交的消息不断传来时，确实给台湾朝野带来巨大震动；然而时间渐渐过去，大家对于新的形势也能适应了。他在谈话中又坚决否认了“台湾独立”的可能性。
第三部分 第49节：第二十六章 应邀赴台 与蒋经国论时政(2)
谈话中，提到了周恩来。蒋经国说：“抗战时在重庆常和周恩来见面，他的确是很能干的。周恩来对中共有大功劳，如果中共没有周恩来，那是搞得一团糟了。”
查良镛注意到：国民党自己人谈话间所用的“共匪”一词，在与他谈话时换成了“共产党”。
最后，蒋经国客气地请查良镛对台湾提些批评。因为已谈得很久了，查良镛顾及时间，便只提了一点：“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由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以节省些精力。”
蒋经国微笑着沉思片刻，然后解释道：“你的意见很对。只不过我求好的心太切，总想一切事情推进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里就很焦急，我亲自去督促推动，总希望大家多加一把劲。”
查良镛点头表示理解这种心情，但心里又想：这显然还是家长式的领导，还是继承“老先生”的传统来办事。这仍旧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告别蒋经国后，查良镛仍思绪不断，他想：“公平地说，蒋经国当了‘行政院长’一年，台湾各方面便有显著进步。只在外交上有重大挫折，但这是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的……”
查良镛注意到，台湾所发生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正致力于发展经济。事实上，还在查良镛来台之前就听说，台湾现在的行政院是“经济内阁”。而他所要访问的“副总统”严家淦，之所以能升到“总统”的高位，主要就在于他在经济建设上的贡献。这天，查良镛去“总统府”与严家淦会面。
“总统府”确显出与众不同。红地毯从大门一直通向会客室，两边有卫兵持枪敬礼。这场景让走在红地毯上的查良镛感到严肃之至。但进了会客室，与严家淦开始谈话后，气氛又全然不同了。查良镛从始至终都感觉是在一位经济学教授的家里听他讲经济理论。
其实，严家淦的平易近人，是查良镛早就听说了的，所以也并不感到意外。
给查良镛印象最深刻的，是严家淦主要谈台湾经济的缺点，而不谈优点。
严家淦谈道：“我们的国防费用负担很重，预料美国的军援不久就会停止。但我们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关于国民收入，有很多种解释，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很高，但军费开支、政费开支用去了一大部分，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就不太多。我们要使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增加得更快。”
严家淦给查良镛特别讲到他最近两次去美国时遇到的情形：“有几个美国朋友见到我时很惊讶，话中意思是说：怎么你还在这里？我以为台湾早完蛋了。”
说着，严家淦摇摇头，又语气平和地说道：“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严家淦谈锋很健，谈着谈着早已超过了预定时间。这时，一个秘书进来轻轻说：“张秘书长在外面，有事请示。”
一听这话，查良镛连忙起身告辞。严家淦摆手道：“不忙走，不忙走。”
让查良镛重又坐定。严便亲自出去请张宝树（“中央党部秘书长”）进来，要他一起参加，继续谈下去。
与蒋经国、严家淦等台湾政要的谈话，给查良镛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查良镛撰文评述说：“这次我到台北，印象最深刻的事，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
第四部分 第50节：第二十七章 参观金门 盼两岸一统江山
第二十七章参观金门盼两岸一统江山
查良镛在金门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上、地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我这一生能亲眼见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在台湾，查良镛访问了蒋经国、严家滏等政要人物，还到了不少地方走走看看。查良镛在台所接触的除了官方人士外，其余亲戚、报界同行、小说作者等等，都是中上收入阶层。他们的生活不错，但查良镛深知，这不足以表示农民、工人等占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情况。
倒是在查良镛离开高雄时的大清早，他看见成千人坐电单车在马路上迎面而来，颇为壮观。一问，原来是一家大工厂的工人去上工。查良镛心想：至少，大工厂工人的生活水准不算低。
此外，在桃园和新竹，查良镛随意去看了几户农民家庭。只在门口张望，没有作采访。看上去，房屋很简陋，家具也有些破烂。但一家有电视机和电单车，另一家客厅有一个小电冰箱。查良镛也看到，在田地里操作的农民很多人穿胶靴，乡下姑娘电发、穿花裙子、戴劳作手套，田边还有收音机，就像香港新界的农家姑娘一样。
去台湾，金门总是要去的。查良镛此行也安排了去金门。
金门岛事实上是个大要塞，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金门的防守副司令接待了查良镛一行，并带他到各处参观。一路，查良镛边看边问。“共产党如果打金门，是不是能拿下来？”副司令答道：“世界上没有绝对攻不陷的要塞，问题是代价。”
他说，要攻就必须有重大牺牲，而他们要考虑到是否值得冒险。
副司令又告诉查良镛：现在的隔日炮轰金门只是形式上的，偶尔打几发空炮，送些宣传品过来。双方的心理战、喊话、广播、空飘和海飘也都降级了。副司令说：“金门老百姓6万余人，一律参加军事训练，人人发枪发子弹。”
金门的清洁让查良镛十分难忘，他相信这里是全世界最清洁的地方之一。
虽短短几天，但查良镛一直细心观察。他感到，台湾人很有礼貌，待人亲切和蔼。商店的店员、餐厅的侍者、的士司机、开电梯的人，几乎个个笑脸迎人。台湾人对客人的热情，令查良镛自然地联想到香港人。香港人往往做了几十年邻居却从来不含笑招呼。
对治安良好感受也很深切。在酒店，查良镛偶遇几位香港来的熟人，于是约了一起到一个朋友家玩“沙蟹”。这是查良镛十分喜欢的一种游戏。几人一直玩到深夜，3点多钟出来在街上走，没有人觉得害怕。而在香港，这样的“安全”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当然，这同时查良镛也发现许多不足和弊端。
台湾人情味浓，大家做事不免要讲情面。只要有熟人，什么事情都方便些，大大小小的特权阶层自然由此产生。查良镛注意到：甚至买一张对号火车票、订一家酒店房间，往往也要讲交情和面子。这反不如香港那样一切直率爽快、公事公办的好。
此外，查良镛觉得台湾人工作效率有大大提高的必要。台湾人做事不大紧张，这颇有东方社会中那一份闲散。
还见到一些人很爱摆架子、打官腔，那通常是较低级的公务人员，事情办不好，先把一切责任推到别人头上再说。对查良镛来说，这种作风已有20多年没见到了，香港和新加坡极少有，台湾却相当普遍。但不管怎样，这第一次的台湾行，终于使查良镛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到台湾走走看看。
10天的时间很短暂，但此行仍让他感慨良多。
回到香港后不足两个月，查良镛便于1973年6月7日起在《明报》连载了长达数万言的访台纪行。这便是他著名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连载后，文章受到广泛注意，接着又出版了单行本，在报摊广为发行。后来，又应海外读者要求，在《明报月刊》分期刊出。
《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一文更多记录了查良镛台湾行的“所思”，其中既有对台湾的建言，更有他多年积累的对中国人、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不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民主自由、中华文化的传统等等，其中可能有合理的部分，也可能有不合时宜的部分。在台湾而言，应当采用最能为台湾人民谋幸福的办法，最受台湾人民欢迎的办法，使得最大多数台湾人生活得最快乐。——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的民族和睦政府。——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第四部分 第51节：第二十八章 中共邀请 二十八年后还故国(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