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
第一部分 第1节：前言
前言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近40年来，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其作品在风靡了全球华人世界的同时，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除了金庸，极少有哪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如此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喜爱。金庸的作品文字浅白凝练，情节精彩纷呈，幻想雄奇无比，并时时处处表现出他在文学、艺术、地理、历史等范畴的渊博知识。有评论写道：“表面看，似乎都是刀光剑影、曲折离奇，细加比较，便不难发现，金庸的作品比旧武侠小说多了一种人情味，一种历史沧桑感，一种诗意，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更有人认为：金庸小说对中国文化领悟之深刻，对人性揭示之透彻，是当代作家中所罕见的。于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另一便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事实上，正如“红学”的兴盛，一个以金庸武侠小说为研究对象的“金学”，也正一天天地引起广泛的关注。在海外，早已有“金庸学会”，而台湾远景出版社推出的一套10册《“金学”研究丛书》，更掀起了“金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在大陆，“金学”研究也已起步，在不远的将来，“金学”将大有发展。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封笔退出“江湖”，迄今作品共有15种36册。对自己的作品，金庸不愿说更多，他只强调他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细节。”
事实上，一个作家敢于对自己提出这样“苛刻”的愿望，足见金庸对自己有着极高要求，也有着充分的自信。
金庸被视作“奇迹”，并非只因为他的武侠小说。事实上，查良镛作为金庸的本名同样有名，这也是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一般情况，作家以笔名出名后，其本名往往被人忘记。但金庸不同。如果说“金庸”所指为武侠小说家，那么查良镛则指他作为报业大亨、社评家和社会活动家。1991年，香港《资本》杂志评出计有198位的“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查良镛）以12亿资产列为第64位。金庸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以文致富”第一人；以至于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感叹道：“香港竟有这么富有的作家！”金庸在武侠小说之外，一手创办了已成为香港大报之一的《明报》。《明报》历经风雨，被金庸视作“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支撑起了《明报》大业。他的社评是第一流的，许多读者是因他的社评而买《明报》。在社评中，他预见了中国大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明报》在香港成了中国报道的权威。
但他也因此屡历风险。“文革”中，他曾被称作“豺狼镛”，并在香港被某些人列为第二号要杀的人。但他挺住了，《明报》依然是《明报》。
金庸其实对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有着浓厚兴趣。他青少年时的第一理想是要做个外交官。种种原因，外交官没能做成，但这不减他对政治的关注。
七八十年代及之后，他已成为香港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共高层如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都曾会见他并与之长谈。1988年，他更因“主流方案”风波而成为当年的风云人物。对于那一切，他只说：问心无愧。
金庸1972年封笔不写武侠，1993年他便辞去《明报》掌门人一职，彻底引退。他的解释是：“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
在他宣布辞去《明报》集团主席第二天，他又以《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为题撰文说：“对于我，第一个理想是，少年和青年时期努力学习，得到相当知识和技能。第二个理想是，进入社会后辛勤发奋，做几件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的事。第三个理想是，衰老时不必再工作，能有适当物质条件、健康、平静愉快的心情和余暇来安度晚年，逍遥自在。第四个理想是，我创办了《明报》，确信这事业对社会有益，希望它今后能长期存在，继续发展，为大众作出贡献。”
如此平和的语言，如此平和的心境……回首几十年的奋斗历程，金庸真的如此平静吗？金庸之深大、神秘，正构成了金庸的无穷魅力。百年一金庸，金庸说不完。
相比不少文学名家那些颇有来历和颇有讲究的笔名来说，“金庸”这个名字的来历却出人意料的简单——查良镛中的“镛”字拆开便是。
就知名度而言，这信手拈来又后来居上的“金庸”，实在不知要比他本名高出了多少倍！不过，与那些只被人记得了笔名却反而弄不清其本名的情况大有不同的是，作为本名，“查良镛”倒也并未给声名赫赫的“金庸”所淹没。
第一部分 第2节：第一章 家族显赫 已领风骚数百年(1)
第一章家族显赫已领风骚数百年
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他头发稀疏，额上的几绺，潇然飘逸，如风中的野草；宽阔、闪亮的额头，饱蕴着智慧，看着它，如读一部高深博大的天书；那对眼睛虽小，却锐利如鹰，任何世界的风云变幻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的脸呈国字型，饱满；身体健硕、魁梧。平时，他不苟言笑，不怒自威，神情威风凛凛，散溢着一股强大的震撼力。站着时，如乱云中的一棵劲松；坐着时，腰直胸挺，威力逼人，像一个一呼百应、号令天下的武林盟主。
偶尔，他亦会张口大笑，笑得前倾后仰，眼睛眯成一线，笑声挥洒出孩童般的纯真无邪，而脸上也隐隐约约地散发出一种佛光……
——这就是查良镛。他的脸相刚柔并蓄，笑与不笑时判若两人。不少人都感到惊讶：他的一副法相，隐然旁证出他所创办的报章的名字：“明”。
查良镛的一脸佛相，可能因潜心、诚心读禅研佛而得。他不爱交际，不善应酬，只喜欢独处居室，静静地读书、研佛、下棋、听音乐……倦了，就倚靠在沙发上，凝望着挂在墙上的那副对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
这是他的祖先、康熙皇帝的文字侍从之臣查升的墨迹。查良镛喜欢哺哺自念这副对联，细细咀嚼它的真谛，并陶醉于对联所写的那种宁静、淡泊、远避红尘、隔离江湖的境界之中。每每这个时候，查良镛往往会联想起他那名人大家辈出的家族，以及学风兴盛、书香浓郁的家乡……
在离江南名城杭州不远处的海宁，每到农历八月十八日前后，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聚在海宁盐官镇的钱塘江口观潮。只见水天相连之处有条白练横卧江上，海鸟在低空追逐翱翔，远处传来一阵阵轰隆隆的声音。江潮由远而近，几经盘旋翻滚，渐近眼前，潮声震耳，浪涛壁立，形成“万马突围天鼓碎，六鳌翻背雪山倾”的奇丽、壮观景象。
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钱江潮。因观潮的最佳地点是在海宁县的盐官镇，所以钱江潮又被称为海宁潮。
1924年2月，查良镛就出生在海宁县袁花镇一个富有的家庭。袁花镇紧挨着盐官镇，所以，每年的观潮季节，少年查良镛都跑到盐官镇去凑热闹，去看气势磅礴的钱江潮。
查良镛不仅年年去看钱江潮，还时常听到关于钱江潮的种种神话传说。其中，“鹤类有遗恨，终古使人哀”的神话在那一带流传最广，给查良镛留下的印象也最深。这个神话说的是：春秋末期，越国被吴国打败了，勾践向吴王请和。吴王夫差表示同意，但吴国的大臣伍子胥却坚决反对。越国就想办法收买了吴王的宠臣太宰伯嚭，叫他在吴王面前为越国讲好话，还说了伍子胥许多坏话。吴王听信了，在把勾践放回的同时，竟“赐剑自裁”，把伍子胥杀了。伍子胥死后，还被装进一个大皮囊中抛到钱塘江里去。9年以后，越王起兵灭了吴国，伍子胥怒不可遏，就乘着素车白马在钱塘江中奔腾吼叫，钱塘江于是就怒潮荡漾，翻江倒海——钱江潮也由此而来。
很小时的查良镛，就已经深受这些民间神话传说的熏陶，这也是查良镛了解中国历史的开始，他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也就是从此而来的。
海宁原来隶属杭州府，是浙江省的一个海滨小县。浙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素有文化之邦的美誉。远在六七千年以前，浙江人民就有了自己的文化生活；春秋时期，吴越文化，独具异彩；秦汉以后，浙江学术思想十分活跃；三国魏晋，文化艺术称名当世；唐宋以迄于明清，浙江的文学、史学、艺术等方面更是成果辉煌。尤其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浙江的文人更是不胜其数，故向有“浙江文章齐中华”之誉。南朝诗人谢灵运、“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盛唐“吴中四杰”之一的贺知章、中唐诗人孟郊、宋代诗人陆游等都是出于浙江；而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扛鼎之作《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被考证为浙江人。
第一部分 第3节：第一章 家族显赫 已领风骚数百年(2)
海宁县自古以来就是学风兴盛之乡，自清朝起，更是人才辈出。早清陈世琯师事黄宗羲，积极倡导颜李之学，成果卓著；嘉道年间，又有周广业、吴骞、陈鱣、沈维矫等人崛起。周广业勤于经史，吴骞专于校书，陈鱣精于训诂，沈维矫则研精义理。到了道咸同年间，张廷济、蒋光煦又以校勘著名，钱保塘究心于形声、训诂、舆地之学，成就斐然。光绪年间，李善兰精于天文历算，成为中国自然科学的一位重要开创者。到了近代，更出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还有著名诗人、学者徐志摩和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徐志摩和蒋百里还是查良镛的近亲。
海宁查家，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在查家的宗祠，有一副清康熙帝亲笔所题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人所共知，在封建王朝中，能获皇帝御题对联者，必是于朝廷有功，在乡党有名的家族。
事实上，查家也的确是名人大家辈出。在查家祠堂内的几十个牌匾上所记录的族中功名人士中，就有官至翰林的族人。
按古书所载，查氏源出芈姓，春秋时楚国有公族大夫封邑在查，后代称查氏。查氏家族的名人，五代时南唐有工部尚书查文徽，宋代有殿中侍御史查元方，明末有史学家查伊璜，清代有画家查士标等。而清代的康熙帝文字侍从之臣、书法家查升，康熙年间的诗人、翰林院编修查慎行和雍正帝时的礼部侍郎查嗣庭，就出自海宁查家。
在查良镛先祖中，最有名望的当算是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原名嗣琏，字夏重，后受《长生殿》案牵连改名慎行。康熙间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他曾追随邑人远征云贵，讨伐吴三桂残部，故有不少诗作反映战争残酷和民间疾苦。入京为官后，深悉官场内幕，看破世情，厌倦仕途，于是归田家居。赋闲作诗，著有《敬业堂诗集》等著作，是清初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查嗣庭乃查慎行的弟弟，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他主持江西省试，出了一道考题：“维民所止”。这本来是《诗经》里的一句话，但有人却向皇帝报告：“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掉上半截，岂不是暗示要砍掉皇帝的头吗？
另外，他们还向皇帝告查嗣庭所出的其他试题亦“皆远其辞文”，别有用意，如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显然与当今国家取士之道相违背；《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前用“正”，后用“止”字，明显是与去年正法之年江景棋文稿《历代年号论》中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等语相同。
雍正听完，勃然大怒，大发龙威，立即下令逮捕查嗣庭入狱，又下令查抄他的诗文笔记，认为其中语多悖逆，心怀怨望，谤讪朝廷，因而钦定“大逆不道”之罪。查嗣庭在狱中病死后，还被戮尸枭首。其亲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如其兄长查慎行，就被定为“家长失教罪”，被逮入京，一年后放归，不久就逝世。
及至现代，除查良镛外，他的同族远房如在台湾的、曾做过师范大学校长的查良钊和做过“司法行政部长”的查良鑑，在香港的商界人士、社会活动家查济民，以及在大陆的、以诗闻名的查良铮（穆旦），说来都是知名人士。在查良镛来说，家人中对他后来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父。
查良镛的祖父名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曾在江苏丹阳任知县。因政绩良好，加了同知衔，后因“丹阳教案”而辞官回乡。
当年，不少外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尤以沿海省份为甚。这些传教士并非只事传教，常常藉西方势力欺压中国百姓。而官府方面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往往视而不见，等同于姑息养奸。终于，忍无可忍的百姓便愤起反抗外国传教士的欺压。各地与传教士的摩擦时有发生。在丹阳，数百愤怒的群众围攻了建于当地的教堂，并一把火将其焚烧，成为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
第一部分 第4节：第一章 家族显赫 已领风骚数百年(3)
熊熊大火解了百姓们的心头之恨，却也不可避免地惹下了事端。
事发后，查文清的上司为了向外国传教士交代，准备将丹阳烧教堂的为首两人捉拿处斩。此事让身为丹阳知县的查文清颇感为难。一方面，作为下级他不好违抗上司的命令；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他与百姓们一样痛恨外国传教士的劣行，因而十分不愿看到那两人被捉拿处斩。
思来想去，查文清终于寻得一个两全之策。他先差人秘密通知为首那两人迅速逃走，得知确已逃脱后，他才一身轻松地前去上司那里汇报。面对恼羞成怒、坐立不安的上司，查文清语气平和：事件乃因外国人欺压良民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烧教堂，当中并无为首之人。不待上司细究，查文清又道：“丹阳教案”，本官难辞其责，故请求辞去官职。说罢，扬长而去。
辞官回乡后的查文清，心境清朗，读书赋诗之外，又着手编纂《海宁查氏诗钞》，达数百卷之多；可惜，未等到《诗钞》雕版付印，查文清便去世了。查文清的丧礼极尽哀荣。出丧之日，丹阳有十多位绅士前来吊祭，而当时带头火烧教堂的两个人，也一路哭拜而来，每走一里路，就磕一个头，从丹阳一直磕到袁花。
祖父的经历和品行，在查良镛的心中烙上了深刻的印记。查良镛后来说，祖父查文清对他有两个重要影响，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从查良镛的话中，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即：查良镛后来所以一直期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外交官，显然与他在祖父经历中看到的“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第一部分 第5节：第二章 与书为伍 八岁开始读武侠
第二章与书为伍八岁开始读武侠
8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使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
查文清死后，留下了一些家宅和田地。查良镛出生的时候，查家还拥有3600多亩田地，租种查家田地的农民有上百户之多。所以，他的父亲查枢卿实乃“当仁不让”的大地主。查家富有，雇有一些长工、短工料理家务。查良镛刚上学时，就有一名长工负责接送他，下雪、下雨的日子，这名长工还抱着查良镛上学、回家。这位长工是个驼子，半身残废，是查文清辞官时从丹阳带回袁花家里来的；查文清死后，他继续在查家当长工。因为残疾，查良镛很同情他，每次看到别人取笑他，就予以制止，有时还为此哭了起来。他发病的时候，查良镛还时常到他的小房子里看他，拿些东西给他吃。
因查良镛懂事，心地善良，故这位长工待良镛很好。当时长工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但他把少年查良镛视为朋友，还把自己的身世告诉查良镛。原来，这位长工是江苏丹阳人，家里开豆腐店。当地一名财主看中他的美貌的未婚妻，便设计陷害他，并差人把他打成残废，还把他关进牢狱两年，而他的未婚妻则做了财主的继室。他出狱后心怀愤懑，就持刀刺伤了财主，于是又被判刑入狱。后来，查文清当了丹阳县正堂后，才把他救了出来。
这位长工病死后，查良镛一直很怀念他，心里时常记着他辛酸的身世。二三十年后，查良镛曾经以他的身世为素材，写了武侠小说《连城诀》，以纪念在他幼小时对他“很亲切的一位老人”。
在浙江，自古以来学风浓郁，书院林立，藏书之风十分兴盛。在明朝，就藏书之多而言，以地区而论，江浙为首。到了清代，浙江藏书之盛，超逾前代。浙江的藏书家，以杭州为最多，海宁也曾一度次之。
因为家学渊博，海宁查家藏书十分丰富，“查氏藏书”在浙西一带很有名声。查家珍藏着900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雕版，是查文清生前编写的。这些雕版置满两间房子，查良镛和兄弟们把这些雕版当玩具，还时常钻到这些雕版之中捉迷藏。日子长了，对雕版上的诗词，查良镛也能耳熟能详，随意就能读出几句来。可以这样说，查良镛是在书堆中长大的。他曾经回忆说：“家中藏书很多，我幼时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而且不单有古书，也有新书，因为我的伯父、父亲、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自小与书为伍，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家里房产亦丰，生活不愁，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
尽管那时查良镛年纪幼小，但所涉读的书籍已相当广泛。在现代知识方面，查良镛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记忆很深”的，是父亲、兄长购置的邹韬奋所著《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报》。查良镛迷上武侠小说，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天，他在翻查家中藏书时，无意中看到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这部小说是“新文派”始祖、言情小说名家顾明道写的，内容主要是写方玉琴、岳剑秋这对“琴剑二侠”的武侠生涯。书中首创男女二侠双双闯荡江湖之模式，这对后世的武侠小说影响很深。顾明道以言情小说的笔调、新文艺腔的笔法写这本小说，给阳刚味浓烈的武侠小说注入了温婉艳约的柔美，开启了“侠情”武侠小说的新境界。
查良镛粗粗翻阅了几页，书中的内容就吸引住他，令他爱不释手。一连几天看完这本《荒江女侠》后，查良镛禁不住拍案叫绝：“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当时，查良镛只有八九岁。
其后，少年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他在当时相当流行的、上海出版的消闲性读物《红玫瑰》中读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书中桂武、甘联珠、余罗汉、甘瘤子等人物大大地吸引了他，其中“火烧红莲寺”的故事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平江不肖生在《顺探世界》杂志上连载的描述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更使查良镛看得入迷。
以后几年，查良镛看过武侠小说有好几十本，其中描写梁山好汉反抗官府的《水浒传》，写包青天安良除暴、一身正气的《三侠五义》及其续篇《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等，看得查良镛如痴如醉。
查良镛迷爱武侠小说，只是因为武侠小说好看，人物和故事深深地吸引着他；但他并没有想过要写武侠小说，更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
1937年，查良镛13岁，就读于浙江省立嘉兴中学。刚读完中学一年级，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来读到高中，战火更烈，家乡沦陷。由于战事，浙江北部邻近上海的富庶城市——杭州、嘉兴、湖州的一流中学便成立了联合高中。此后，查良镛随学校辗转于余杭、临安、丽水。没有了家庭的接济，查良镛一度只能靠政府发给的公费度日，穿草鞋，受军训，四处颠沛。然而，也正是早年的这一段艰苦生活，锻炼出了他日后的独立性格。
第一部分 第6节：第三章 文章惹祸 被联合高中开除
第三章文章惹祸被联合高中开除
岁时，查良镛编写的《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畅销省内外，初露才华。
17岁时，查良镛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写一篇题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
查良镛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件事至今仍然让查良镛引为自豪，并被他看作是自己经营出版业天赋的初露。
那时，查良镛因为要报考高中而天天忙于做功课。一天放学后，他和两个要好的同学留在教室里复习功课，互相切磋。做完功课，他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聊天，但谈的还是投考高中的事。闲聊中，查良镛突发奇想：“那么多学生为了考试天天忙于功课，太辛苦了。我们不妨根据我们以前报考初中的经验，编一本书给准备投考初中的学生看，教他们怎样复习功课才能做到事半功倍。”
“没错，这是个好主意！”“如果有教人怎么投考高中的书，我们也一定会买来看的，所以，编写一本怎么报考初中的，一定很受准备报考初中的小学生欢迎。”
“我们得赶紧编写，赶在考试之前出版。”……三个人商量一番，决定由查良镛主编这本书，四个人每人写一部分。
接着，他们便分头编写。书定稿后，定名为《给投考初中者》，内容是教升初中的学生怎样在各科考试中答题，取得高分。他们三个人自行设法印刷发行。
能发现考初中的学生需要这样一本书并且有能力写出这样一本书，可见查良镛的聪明过人。这本由查良镛自任主编的书，不单畅销浙南，还远销至江西、福建等省。可以想见，因为这类型的书在中国可能是首次出版，大受欢迎是自然而然的事。《给投考初中者》一书的畅销使查良镛和他两个同学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利润，除足够他在抗战期间的生活所需外，还有能力把妹妹从乡间接到后方求学并接济有困难的同学。
这大概是查良镛出版的第一本书。推算起来，当时他只有15岁！
查良镛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因而较早便显露出他的与众不同和出类拔萃。学业方面，查良镛最为突出，是公认的高材生。这一点，查良镛自己证实说，由于“天生记忆力好，看课外书也多”，所以，“由小学到大学”，他“每年的成绩是班上的第一名”。
此外，中学时代的查良镛便已开始显露出他的文学创作才华。在他当年同窗的印象中，高材生查良镛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而且“英语、国文更是出色，能写得一手好文章”。
而且，更让他当年同窗记忆犹新的是，查良镛曾因一篇文章惹怒了学校的训导主任，并因此被校方开除。这段鲜为外人所知的旧事，收在了大陆出版的、由萧乾主编的“新编历史笔记文丛”之一——《两浙轶事》中。
那是1941年，查良镛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就读。当时学校办有一个壁报，校内凡有兴趣者均可自由编写。对查良镛来说，这个壁报自然成了他练笔的一个极好园地，所以同学对查良镛写作才华的最初了解，便来自这个壁报。
壁报就设在校图书馆的走廊上。这一天课余，壁报前忽然挤满了人，大家争看一篇题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因为人多，前排便有人高声朗诵给后面挤不上前的同学听，而听者则不时拍手叫好。
《阿丽丝漫游记》正是查良镛所写。文中，他描述一位名叫阿丽丝的小姐不远千里来到一所学校校园，正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我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寝室，时而到教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
同学们一眼便看出，文中眼镜蛇所讽喻的是学校的训导主任沈乃昌。这位训导主任戴眼镜，讲话时常夹着“如果”二字，学生就以“如果”作他的绰号。这是一位令人讨厌、不近情理的训导主任，人人敬而远之。查良镛借文中阿丽丝之口，讲出了学生想讲却不敢讲的话，自然令同学们拍手称快。但对号入座的训导主任却被惹怒了，于是，几天后，校方宣布将查良镛开除。自此，查良镛离开联合高中，转入衢州中学学习。这一旧事在查良镛当年同窗看来，既显露出查良镛的文学创作才华，也见出他敢于反抗强权的精神，因而时隔多年仍难忘怀。
抗战之前，富家子弟纷纷到国外留学，学成后再回国一展抱负。这在当时成为一时的潮流和时尚。
以查家优裕的家境，让查良镛去海外留学本是计划中的事。但战争的爆发使这一计划不能得以实现。以至于后来查良镛忆及此事，仍颇感遗憾：如果没有抗战的爆发，无论在家庭还是在个人，所首选者必是出国留学。他甚至想到，“若学成回来，就很有可能当上大学教授。”
对查良镛来说，虽然不能出国留学以圆他的“教授梦”是个不小的憾事，但也正因为这一变化，反倒使他更坚定了对另一想法的追求。这就是：做个外交官！
第一部分 第7节：第四章 打抱不平 竟招致勒令退学(1)
第四章打抱不平竟招致勒令退学
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
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
本来，在祖父查文清的经历中，查良镛便已朦胧感受到“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屈辱。而现在，就在眼前，日本人正横行于中国的半壁河山！这一切，使得这个成长中的少年在学业之外会更多地去想：将来自己能为改变这一切做些什么？换句话说，这时查良镛想的是：什么职业在维护一个国家的尊严上做得更直接呢？以一个少年特有的天真和浪漫，查良镛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要做外交官。他相信，没有比外交官这份职业能更好地实现他的报国之愿了！
此外，选择“外交官之路”，其实与查家作为名门望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毕竟，外交官这一高贵身份，可与查家的名分相配相称。查良镛以及家人当然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
抗战后期，查良镛如愿考入了当时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这个学校是国民党用以培训政治干部的地方。这里毕业的学生多被派往各地当县长；而查良镛所读的外交系，毕业后大都被派往国外，进而成为使节。查良镛正是冲着这一点报考的。
进了大学校门，查良镛一如往常，全心扑在学业上。他像小学、中学一样，继续保持着班上的第一名。一年级读完，教育长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上学年全校总成绩最高的是外交系一年级学生查良镛。”
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当时正值国共两党为一致对外抗日而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除了国民党的要员外，中共的要员周恩来等人也聚集重庆。
共产党当时在重庆办一份报纸《新华日报》，影响很大。喜欢读书看报的查良镛偶尔也有机会看到这份报纸。因为他读的是外交系，所以对国际形势、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非常关心。报纸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查良镛都不会错过。其中，他最为喜欢《新华日报》上每两周一次的“国际述评”专栏。
这个专栏由当时著名的政论家乔冠华撰写，用的是“于怀”笔名，内容是分析国际最新形势，评述战争进程。这些评述文章，立论精辟，文笔潇洒自如，给查良镛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他后来创办《明报》，亲自撰写国际评论时，还时常想起乔冠华的那些精彩绝伦、热情洋溢的评述文章。
被联合高中开除后，查良镛很想乖乖地当个好学生，埋头书本，不理别的事，多读点书。
但查良镛所想显然与当时的特定情境难以合拍。有句话形容说：“偌大个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试想，大半个中国正战火纷飞，怎么可以奢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般的宁静呢？可查良镛偏偏有这样的奢望。
正值战时，又是这样一个性质特殊、使命特殊的学校，校方自然对学生颇多管束。尽管查良镛对校政一样不满，却没有兴趣参与学生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至于学生中派系斗争，查良镛更是不闻不问，避之千里。
或许，少年之老成终归有限；亦或许查良镛终于悟出“读书归读书”仅仅是一厢情愿；总之，查良镛没能让自己的“不闻不问”坚持到底，并且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事情说来简单。当时学校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职业学生，横行校园。一日，这些职业学生又与其他学生冲突，在人群中打了还不够，又将几名学生领袖揪到学校操场的舞台上打，说他们是“异党分子”（即共产党）。这时，冷眼旁观的查良镛再也看不过眼了，便将此事向学校投诉，责问校方何以容忍那些职业学生的劣行，甚至进而与领导党务的训育长激烈争辩，态度自然“恶劣”。不闻不问倒也无事，一问一辩便出了大祸。校方给查良镛投诉的回复是：勒令退学。
没有理由，也不需理由。一夜之间，查良镛的“外交官之路”戛然中断。
与在联合高中被开除，转个学校再读有着很大不同的是，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的查良镛，现在却必须就地找个工作来做。好在他有个叫蒋复璁的表兄是中央图书馆馆长（他是蒋百里的侄儿，后来到台北后当台湾故宫博物馆馆长），凭这层关系，查良镛得以在馆里的阅览组挂了个职衔，拿点薪俸。这实际成了查良镛步入社会的第一份职业。
阅览组的工作是办理取书还书登记，兼以维持现场秩序。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至夜晚10点。对查良镛来说，这份工作十分轻松。而最让他满意的，是可以借工作之便大量读书。这期间，查良镛细读了英文原著的司各特小说《撤克逊劫后英雄传》，以及大仲马的《隐侠记》、《基督山恩仇记》等。
第一部分 第8节：第四章 打抱不平 竟招致勒令退学(2)
老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查良镛在校园里没法寻到一方安静的书桌，给人赶出校门，却得了一块安静读书的大好天地。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段时间的阅读，对日后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创作着实有着不小的影响。
1945年，抗战胜利。查良镛随家人一起回到家乡。当时，查良镛21岁，正是闯天下的年龄。所以，在家里歇过几日，查良镛便告别家人，匆匆上路。
他先来到杭州。很快，他在当地的《东南日报》找到工作，做外勤记者。《东南日报》当时的社长是汪远涵。汪是一位好好先生，对查良镛很器重。至今，查良镛与汪远涵还时常有书信往来。查良镛自中学时代便四处投稿，《东南日报》即是其中之一。他之入杭州《东南日报》，是由上海《东南日报》副刊主编陈向平推荐的。
这是查良镛与报业的第一次接触，从此，便跟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据查良镛后来忆述说，匆匆告别家乡后直接找了报社做，是因为“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
事实上，在《东南日报》的工作，只是查良镛给自己安排的一次实习，同时也为他后来进入《大公报》做了热身。查良镛的目标是去上海发展，杭州只是过渡。果然，做了不到一年时间，查良镛辞了《东南日报》的工作，转去上海。这时，他的堂兄查良鑑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通过堂兄的关系及自己在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查良镛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这一决定表明查良镛仍对“外交”这一职业充满憧憬，希望能有机会让他曾中断的“外交官之路”再次铺展。
然而，政局的混乱已使查良镛的希望变得渺茫，甚至学业也难保障。到1946年，解放军迫近长江北岸，上海大多数学校匆匆转移，一般学生不经考试就算毕业了。
第一部分 第9节：第五章 进大公报 身无分文走香江
第五章进大公报身无分文走香江
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
“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1946年秋，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正是这次招聘，开始了查良镛与《大公报》之间20年的恩怨情仇。
《大公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该报于1902年6月创刊于天津，创办人是英敛之，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启民智”。1925年停办，到1926年9月1日复刊，由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报纸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在创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公报》只是一份纯商业报纸，只靠发行和广告收入来维持。风格独特，颇受中产阶级和企业知识界人士欢迎。“九一八”事件后，《大公报》积极鼓吹抗日。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正式出版发行。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天津和上海的《大公报》都停止出版，转而在汉口、香港、桂林、重庆另起炉灶。
抗战胜利后，上海、天津的《大公报》相继复刊。
上海《大公报》这次招聘，正是在它复刊之后不久。
当时，在国内众多的报纸中，《大公报》销量虽非最大，然而是地位最高、最有影响力的。所以，查良镛从报纸上看到《大公报》上海版招聘编辑的广告，就决定前去应聘。
由于《大公报》的声望很高，所以应聘者多达3000人，当时要经过笔试和面试，而查良镛最终还是以其出众的才华被录用。当时，查良镛尚在东吴法学院修习，所以，最初他在《大公报》是兼职。
1947年后，形势每况愈下，全面内战爆发。年底，胡政之专门组织了较年轻的班子，亲自带队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以求异地发展。
《大公报》香港版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后，查良镛被调派香港。自此，名门之后的查良镛便以一个“异乡”人的身分，远赴香江，开拓他未知的人生旅程。1948年，查良镛24岁。依照民间的说法，这一年正是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
所谓“本命年”，来自十二生肖。每人都有一个属相，或牛、或马、或羊……总之，随着12年一个轮回，一个人的12岁、24岁、36岁等等如此类推，都属“本命”之年。
有关“本命年”，民间讲究颇多。诸如认为“本命年”最多凶险，需系以红腰带或穿红背心避邪之类；但也有这样的说法，即：一个人一生中至为关键的几步如转折、发迹等等，又往往发生在“本命年”里。有好事者更搜集相当数目的例证以支持这一说法。
把这一说法信手引来用到查良镛身上，或许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却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角度。不管怎样，正是在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1948年，查良镛奉《大公报》调派去了香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查良镛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公报》的这次调派，查良镛后来在香港的传奇便也无从谈起。
没人知道那个“本命年”里查良镛是否系了红腰带，甚至，连当年查良镛决定来香港时，到底是怎样的心境，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1948年的中国，国共两党的较量已日趋明朗。较之局面混乱的上海，远在南端的香港自然不失为一块可以静观其变的局外之地。由此来看，以查良镛当时鲜明的“不问政治”的行世原则，选择避开混乱，似乎可以成为他乐于赴港的理由。此外，对一个只有24岁的青年来说，这样一个去陌生之地白手开拓的机会，显然是有足够吸引力的。
于是，查良镛欣然按受了调派香港的任务。人已成年，全凭自己作主，给家人通报此行仅仅是例行公事。在查良镛来说，虽是远赴香港工作，心境上却也与平时出外度假没有太大差别。
这天，行装简单的查良镛登上了上海飞往香港的飞机。不知是走得太匆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飞机起飞后查良镛才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竟一分港币也没有！查良镛暗想：这不是笑话吗？飞机倒是坐得起，可下了飞机却连坐巴士的钱都没有！边想边急出了一身冷汗。
也巧，查良镛的邻座刚好是他的同行——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潘公弼见查良镛神情异样，忙问究竟。查良镛如实相告。“哈哈！这还不好办？！”说着，潘社长掏出钱包，又道：“借你10块。”
查良镛连声道谢。正凭了向潘社长借来的10元港币，查良镛才搭船过海、再坐出租车来到了报社。
这段经历查良镛至今难忘。1993年，他在一首诗中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感叹当年。这已是查良镛“身无分文走香江”45年后。常说：白手打天下。比照查良镛今日之辉煌，实在想像不出初到香港时，他竟是身无分文！这不是活脱脱的“白手打天下”吗？想来小说家们精心设置的情节也不过如此罢了。和在上海《大公报》时一样，查良镛在《大公报》香港版继续做国际电讯翻译并编国际新闻版。
查良镛初来乍到，仅是报馆一小职员而已，倒也并不在意香港是何情形。相反，大陆那边的巨变是真正令他关注的。仅仅在他南来香港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变化也直接波及他所供职的《大公报》。《大公报》见大势已定，便转而向新政府靠拢，于1948年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的社评。自此，在香港的《大公报》也转而成为“左派”报纸。
时局的演变，并不影响查良镛继续做他的电讯翻译，但在内心，他知道自己并不安于这样平淡。他在等待机会。
第一部分 第10节：第六章 北上求职 垂头丧气返香港(1)
第六章北上求职垂头丧气返香港
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他兴冲冲地找到乔冠华。谁知结果是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
尽管查良镛给一纸“勒令退学”断了外交系毕业后再做外交官的可能，可他仍心存梦想，再入东吴法学院进修国际法；尽管进了报馆做的是他有兴趣做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未能剪断他的“外交官情结”；找机会做个外交官仍是他心中最大的抱负。
就在查良镛做电讯翻译和编国际新闻版的同时，他也念念不忘地经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及国际法方面的文章。
1949年11月9日，也就是新中国正式成立一个多月后，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4000余人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政权领导。11月，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称“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而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曾派员到港，打算处理上述那些资产。国共双方因此发生争辩。
就在国共双方就此问题争持不下的时候，查良镛根据他以前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于11月15日和18日分两天在《大公报》发表，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这是查良镛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国际法论文。自此，他写的这方面文章就时常出现在《大公报》上。
由于查良镛在这方面十分用心，因而文章写得颇有见地。尽管未在香港获得什么反响，却不期然在日本东京得了一个知音。
这知音名叫梅汝璈，乃中国国际法的权威人士。梅汝璈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与英国、法国、苏联等盟国的法官在东京审讯二次大战的日本战犯，并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死刑的审讯，所以颇有声望。
梅汝璈是在东京读到查良镛的文章的，发现很有见地，便格外留意起来，并记住了查良镛的名字。一次，路过香港，特地约了查良镛见面倾谈。当看到前来的查良镛竟是一年轻后生，此后又读了查良镛的几篇用英文写的国际法论文，梅汝璈更加欢喜，暗自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
梅汝璈是国民党员，但鉴于他的声望，大陆解放后，中国外交部仍邀请他为顾问。梅汝璈在盛情之下离开东京，赶到北京。还在路上，梅汝璈就想到：刚成立的外交部急需人才，而他印象深刻的查良镛再合适不过。一到北京，梅汝璈便急急给查良镛发了电报，说自己身边没有好助手，希望查良镛能到北京协助他工作。收到电报，查良镛十分高兴。这不正是自己苦苦追求、殷殷期盼的吗？终于可以一圆“外交官之梦”了！天赐良机，怎可错过？！查良镛即刻作出决定：北上！
在查良镛北上一事中，有一段插曲。
查良镛这时已经结婚成家。由于查良镛的私人生活十分隐秘，绝少向外人提及，只能分析推断：在查良镛的三次婚姻中，这是第一次。极可能查良镛是在内地结了婚，再带太太南下。
据说查良镛的这个第一位太太来自养尊处优的家庭，因而十分在意生活水准。当查良镛携太太从内地南来香港时，最初作为报馆的小职员，每月薪金200多元，虽说维持基本生活不成问题，但却让养尊处优惯了的太太颇有怨言。到后来，查良镛的月收入加上稿费达到800多元，太太才稍感满意。可恰在这时，查良镛决定北上，这一决定，遭到了太太的强烈反对。但查良镛已不肯回头。和当时所有怀有一腔报国热情的年轻人一样，查良镛觉得家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国家做点事。他没有理睬太太的反对，坚持把太太安顿回了娘家。以致夫妻关系从此恶化，并导致后来以离婚告终。
从这段插曲中，可见查良镛北上的决心之大、之切！
查良镛风风火火满怀希望地北上了！这是在1950年。
后来有人形容说，那时，查良镛上穿方格恤衫，下着牛仔裤，一身小资产阶级打扮，独自兴高采烈地去了红色北京。
到了北京，查良镛见过梅汝璈后，便去外交部找到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乔冠华曾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在香港秘密工作过一段时间。1946年，他又受中共组织委托，再次到香港来，创办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第一任社长，直到1949年底才返回北京。其间，他时常在《华商报》等报刊发表国际问题评述文章，查良镛很佩服他的文才。到了后来，《大公报》“左倾”后，乔冠华几乎每周都与《大公报》有关人员开座谈会，交谈国际、国内形势，磋商编务。每次座谈会，查良镛与乔冠华都能碰面。相熟之后，两人颇感意气相投。除乔冠华外，当时外交部还有位部长助理杨刚女士，她曾是《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既认识查良镛，也很欣赏他的才干。
第一部分 第11节：第六章 北上求职 垂头丧气返香港(2)
对查良镛的到来，乔冠华当然表示欢迎，但也坦白相告：“外交部的确需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
说到这里，乔冠华顿了一下，又道：“当然，也不完全没有希望，但惟一的渠道就是要先到中国人民大学受训，在适当的时候入党，这样才能正式进入外交部工作。”
看着查良镛不解的表情，乔冠华又提议说，如果不愿去人民大学，可以改为到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他解释说，人民外交学会属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专门负责与外国的联络。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党会视其表现而决定是否吸收入党，然后才决定能否进外交部。
乔冠华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劈头浇下，令查良镛感到失望。但查良镛仍抱有一线希望。他想：受训就受训吧，只要能到外交部工作就行。
于是，乔冠华很快为他安排好入读人民大学的手续。因为这是干部培训学校，所以每个入学的人都要先写自传。这时，查良镛突然觉得自己北上的决定是大错特错了！
查良镛后来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出贡献……”
至于去外交学会的建议，查良镛也不愿采纳。查良镛像当时决定北上一样，迅速而坚定地做出选择：回香港！许多年后，查良镛叹道：“事后回想，深觉当时天真，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岂可容纳非共党人士？”
第一部分 第12节：第七章 新晚报里 常与梁羽生对弈
第七章新晚报里常与梁羽生对弈
查良镛重回《大公报》，不久就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人遂成朋友。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
从北京回到香港，查良镛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吃回头草”，重返《大公报》。但是，查良镛怎么也没想到，《大公报》有个别负责人竟然拒绝他，理由是：既然离开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几经周折，查良镛最终还是如愿以偿。
一次天真的北上求职，断送了婚姻，还差点失去《大公报》的工作。值得吗？或许在别人看来颇不值，但查良镛并不这样看。他并不认为此行一无所获。一来此次在北京，不但见到了一些很多人梦寐以求也见不到的大人物如周恩来、乔冠华等，还时常与他们吃饭、聊天；二来，经过此事，对中共的处事方法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对外交部的“高干”朋友乔冠华，查良镛不仅对他没有怨意，还一如既往地敬佩他。以至20多年后，当身为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以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在联大发言时，查良镛还在《明报》撰写社评《乔冠华演辞有才气》，赞许乔冠华：“……乔冠华演辞的主要内容不脱中共一般文告声明的范围，但有一些说法却具有个人风格，表现了独特的才华。他是文人出身，以写国际问题分析文章知名，这篇演辞中偶尔也显露了若干他昔年文字中的光芒。”
当然，北上求职失败，查良镛是非常失望和怅然的。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读书时，查良镛领略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对国民党已不抱什么好印象；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节节取胜，以至取得政权后，查良镛对新中国充满信心，并满怀抱负，希望为新中国效劳，干一番事业。谁知尽兴而去，败兴而归，查良镛心里很不是滋味。
重返香港《大公报》后，查良镛仍然负责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那段时间，他在《大公报》干得不是很愉快。所以，他很想换一下环境。后来，他就转去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
虽然《新晚报》也是“左派”报纸，隶属于《大公报》，但人事毕竟有所不同。
在那里，查良镛结交了两位好朋友：一位是《新晚报》负责人罗孚，另一位是后来与查良镛一样成为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的梁羽生。
在《新晚报》，查良镛开始在副刊上撰写影评。他喜欢看电影，几乎每天看一部，多数是外国电影。他以姚馥兰和林欢为笔名写的影评，时常出现在《新晚报》的“下午茶座”栏目里，很受读者欣赏。
除了写影评，查良镛还写电影剧本，《绝代佳人》、《兰花花》等就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的电影剧本。其中《绝代佳人》还由长城电影公司拍成电影，李萍倩导演，夏梦主演。在1957年中国文化部主办的1949年至1955年优秀影片授奖大会上，该片获得了优秀影片荣誉奖。查良镛得了一枚编剧金质奖章。
不只是对电影感兴趣，查良镛对芭蕾舞也感兴趣。据罗孚后来回忆说：“他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文艺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合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
身材稍为肥胖的查良镛跳芭蕾舞时的样子，一定是很惹人发笑的。
据查良镛说，他在《大公报》、《新晚报》的时候，报馆的编辑常常转一些读者来信给他，要他代答一些关于舞蹈的问题。
罗孚还说，查良镛在《新晚报》工作的那一段日子应该是得意的。“得意”，除了因为工作称心如意外，可能还因为他有一个情趣相投的同事梁羽生。
梁羽生年纪比查良镛大一些，查良镛时常尊之为“梁兄”。他是广西蒙山人，出生于一个富有人家。抗战胜利后，梁羽生到广州岭南大学读国际经济，1949年到香港定居，先在《大公报》，后到《新晚报》。
查良镛与梁羽生都是地地道道的棋迷。
查良镛偏爱围棋，梁羽生象棋、围棋都喜欢。两人同在《新晚报》，朝见口晚见面，闲来就摆起棋局，杀个你死我活。两位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摆局对弈，互争高低，可谓新派武侠小说创作史上的一段佳话。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不仅下棋，还喜欢写棋话。查良镛写的棋话篇篇精彩，梁羽生以陈鲁为笔名发表在《新晚报》上的棋话，更被认为是一绝。
他们一起对棋，一起写棋话，也时常坐在一起闲聊。年轻人走在一起自然热闹，谈天说地，无遮无拦。不过，在查良镛和梁羽生来说，最让两人谈得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两人平时都爱读武侠小说，如白羽的《十二金钱镖》、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每每读了一部后，便拉了对方交流心得，常常口若悬河聊得收不住，可谓颇有共同语言。聊归聊，两人都不曾想到自己也去写武侠小说，更没想到还真成了气候，甚至双双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
第一部分 第13节：第八章 偶试身手 书剑恩仇露锋芒(1)
第八章偶试身手书剑恩仇露锋芒
1955年，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
1957年，查良镛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
两位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梁羽生和查良镛，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到达香港，同在《大公报》和《新晚报》任职，同样喜欢对弈、写棋话，同样喜欢读、喜欢谈武侠小说……这样多相同之处，说起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有人说，抛开两人扎实的功底、对武侠小说的共同爱好和各自的才情不说，仅就偶然因素而论，两人写起武侠小说来，实在与50年代初期那场著名的拳师比武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正是拳师的这一“打”，也就打出了从50年代开风气，直到80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
那是1953年，当时香港的两位著名拳师吴少仪、陈克夫准备比武打擂，由于香港禁止打擂而澳门不禁，于是擂台设在了澳门新花园。
消息传出，香港市民个个翘首以盼，十分关注。虽然比武过程并不轰轰烈烈，只打了几分钟便以太极拳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但事情本身仍在市民中大为轰动，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热闹了很长一段时日。
报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前前后后添油加醋、使足气力。而《新晚报》所出有关比武的《号外》更是瞬间便被一抢而空。一看到市民们对比武打擂竟如此痴迷热衷，身为《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一时计上心来：何不趁此热闹在报上搞个“武侠小说连载”呢？这不是招徕读者的绝好一招吗？
罗孚并非凭空生出此计，他知道手下有一班“武侠迷”，平时口沫横飞大谈武侠。他想：若能变“谈”为写岂不更妙？他首先找到了梁羽生，梁羽生也不怯场，一口应承下来。于是，就在比武的第二天，《新晚报》便刊出预告说将连载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梁羽生也不含糊，只酝酿了一天时间，第三天《龙虎斗京华》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
照罗孚本意，灵机一动想出要登武侠小说，其实是想趁着热闹刺激一下报纸销路；而梁羽生本是“武侠迷”，正乐得一试身手。所以，《龙虎斗京华》一出笼便大受欢迎，而由此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则是完全大出他们意料之外的。
眼看着《新晚报》的“武侠小说连载”一纸风行，人人争读，其他各报坐不住了，眼红之外纷纷起而效仿——于是梁羽生声名日隆的同时，也成了各报的“抢手货”。很快，由于梁羽生“分身无术”，不能为更多的报纸同时“炮制”武侠，便有人想到：既然梁羽生一人单枪匹马难以“维持局面”，何不举荐新人上阵，一方面满足读者需要，另方面也让“武林”更热闹好看呢？于是，与梁羽生同为“武侠迷”的查良镛，便成为当然的人选。
据说，另一位才子百剑堂主也在同时披挂上阵，可惜武侠小说并非他所长，刊出后不受读者欢迎，于是一部收场。
再说查良镛。查良镛虽说里里外外一派书生气，却是个十足的“武侠小说迷”。他读第一本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八九岁时。这以后，他更是一部接一部读得爱不释手。而且，除了中国的武侠小说，他还涉读西方的大量小说，包括与中国武侠小说十分接近的品种，如大仲马等人的作品。到了香港，他又读克莉斯蒂的西方现代侦探小说，一样入迷。
正式写武侠小说之前，查良镛写东西并不很多。早期写些散文，进了报社先在国际新闻版写些相关的文章，后又因编副刊而写影话、影评及其他随笔。要说大一点的，恐怕还是这时他写的一些电影剧本，此外也翻译了一些西洋短篇小说。尽管所涉猎的品种可谓不少，但数量并不多，而且独独没有写过一篇小说！
梁羽生写武侠小说的一炮窜红，自然颇让查良镛感到诱惑。查与梁同是“武侠迷”，平时又多在一起交流；才情方面，两人也不分高下。于是乎，这边厢梁羽生写得热火朝天，一发不可收；那边厢查良镛不由得一身技痒，跃跃欲试。
说巧真巧，说是偶然也有必然，当梁羽生忙得不可开交，分身无术时，查良镛便作为最佳人选被点将上阵。向报界举荐查良镛的，据说是罗孚。
那是1955年的事。一天，罗孚找到查良镛，对他说：“《香港商报》急需有武侠小说连载，我已向他们推荐你来写，你就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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