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镛没有推辞，他认为自己看过不少武侠小说和外国小说，又有多年写作、写电影剧本的经验，写起武侠小说来应该不成问题，加之时常与他一起下棋、时常一起谈武侠小说的梁羽生一炮走红，更坚定了查良镛的信心。
但怎么写？写些什么内容？写些什么人物呢？从来没写过小说的查良镛躲在家里苦思冥想。
突然间，查良镛想起家乡海宁，想起清朝皇帝乾隆修建的海宁海塘，想起做童子军时在海塘边露营的情景，想起小时候时常看到的乾隆帝御题诗的石刻，想起从童年时起就听家父兄长讲的关于乾隆出身的故事……
相传弘历的母后为雍正生了一个女孩，同一天，海宁的陈阁老也生下一个男孩，雍正的妻子担心生了女孩不能讨雍正欢心，于是生出一条偷梁换柱的妙计：以女换男，用陈阁老的男婴替换自己所生的女婴。结果，海宁陈阁老的儿子当了清朝的皇帝，这个皇帝就是乾隆。
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调动起查良镛丰富的想像力。他自言自语道：“没错，就写乾隆皇帝，写他与汉人的恩恩仇仇。”
查良镛一时兴起，随即执笔，将小时候在家乡听来的这段稗史传说，铺陈成繁花茂叶，写成洋洋洒洒、飘逸自如的《书剑恩仇录》。
第一部分 第14节：第八章 偶试身手 书剑恩仇露锋芒(2)
他把稿子交给《香港商报》连载，并第一次使用“金庸”这个笔名。
在《书剑恩仇录》中，查良镛杜撰了一个人物：陈家洛。陈家洛是金庸笔下的第一个正面主角，一个充满矛盾的大英雄。他出生于海宁一个富贵人家，而后投身武林，有志报效国家，为人重情重义，20来岁时，被抬举为红花会的总舵主。红花会的宗旨是替天行道，与朝廷为敌，但偏偏乾隆皇帝却是陈家洛的亲哥哥。小说就是以乾隆与陈家洛两人的相识、相交、相亲、相恨为线索，展现一段历史故事、一种感情世界、一个武侠天地。
陈家洛多愁善感，性情软弱，欠果断，一遇上私情与公德相违，便进退维谷，优柔寡断。他虽率众起义反朝廷，但心里往往期望被朝廷招安。在敌对势力面前，过高估计情义的力量，天真的幻想酿成红花会的失败，最后他只好退隐回疆。
书中最有情趣和引人入胜的，当是陈家洛与乾隆的交往。乾隆出场时，查良镛把他写成一个风流缙绅，在山石间抚琴，与陈家洛交谈后，顿生怜才之心，双方以扇琴互赠，结为朋友。当乾隆沉醉于美色之时，陈家洛婉言谏君，惹来乾隆满脸怒色。一场冲突一触即发。后来，乾隆夜祭父母，巧遇陈家洛，亲兄弟终于相认，乾隆以“情深不寿，强极则辱”八字相赠，情深感人。而当乾隆被困六和塔、受制于众雄时，陈家洛慷慨陈词，痛斥乾隆不忠不孝，读来痛快淋漓。最后，乾隆出尔反尔，为得到美丽的香香公主，假允陈家洛，欲灭红花会，亲兄弟变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书剑恩仇录》最初几天在《香港商报》连载时，还不是特别受人注意。一个多月后，小说展现出来的一个个壮观的场面、一个个神态不一的人物以及千头万绪的情节，就深深地吸引了读者。查良镛以其生动流畅的语言，多姿多彩的人物群像，曲折起伏的故事情节，一扫旧派武侠小说的沉闷气息，也令《香港商报》一纸风行，一时间变得“洛阳纸贵”。
据查良镛当时说，《书剑恩仇录》连载了一段时间后，有不少人都向他谈起这部武侠小说，还有很多读者写信来道贺，其中有银行经理、律师、大学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而在南洋很多地方，《书剑恩仇录》还被作为电台广播和街头说书的题材。
《书剑恩仇录》是每天在《商报》连载一篇，而查良镛也基本上是每天写一篇，从1955年写到1956年。
在这部武侠小说中，书与剑的冲突，江山与江湖的对抗，史实与艺术的结合，武学与奇情的交融，显示出金庸的博大情怀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对大场面、复杂情节、众多人物驾驭自如的能力。
偶试身手，出手不凡。《书剑恩仇录》令“金庸”名声鹊起，锋芒直逼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的另一位一代宗师诞生了！
梁、金并称，一时瑜亮。
粗粗一算，距梁羽生写第一部武侠小说已晚了有一年多时间。所以，后来的评论家在论及新派武侠小说时，往往据此称金庸是后来居上！
有一个小细节说来十分有趣。“梁羽生”和“金庸”是两人写武侠小说的笔名，两个名字从此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代名词。梁羽生本名陈文统，而其笔名的由来，据说是他曾以“梁慧如”写过文史随笔，便有了“梁”字；“羽”字来自他十分喜爱的《十二金钱镖》作者宫白羽。“梁”加“羽”则“生”出“梁羽生”。两相比较，“金庸”一名的来历则全无典故，只从本名“查良镛”中拉出一个“镛”字然后再拆开，便有了“金庸”。
这一细节的微妙在于，梁羽生虽声名赫赫，其本名陈文统却完全不被人知道；但金庸不同，金庸一名远播千万里，查良镛作为本名也绝不逊色。这便是金庸较之梁羽生多出的另一个传奇——武侠小说之外的报业奋斗史。当然，这是后话。闲话不说，言归正题。
有了《书剑恩仇录》，从此便有了金庸。在今天看来，蔚为壮观的新派武侠小说，其最初的触发实在不过是几个报人、文人的“小游戏”而已，充其量是对报纸销路的刺激。但天下事往往如此，一个并不经意的举动常常正是一项大事业的开端！对查良镛也一样，这个时年31岁的年轻人本不过是一时技痒，小试身手，但之后却成就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这便怪不得局外人称奇叹妙了。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罗孚。当年，是他突发奇想，建议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又是他向《商报》举荐查良镛。可以这样讲，没有罗孚，就没有“梁羽生”和“金庸”，就没有新派武侠小说创作的盛况。
罗孚长期在《新晚报》和《大公报》担任要职，是香港有数的资深报人。对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罗孚应该是最为了解的人。他曾分别写过《侠影下的梁羽生》和《金色的金庸》两篇文章，追忆梁、金两人写武侠小说的始末。
如果细数起来，催生了“金庸”的，既是一场轰动香港的拳师比武，也是《新晚报》老总罗孚的灵机一动，又是梁羽生一炮窜红带来的诱惑，还是历代武侠小说的熏陶；同时，更是查良镛自身对武侠小说由来已久的浓厚兴趣以及并非人人都有的天分和才华……总之，方方面面使得“金庸”作为一个“神话”诞生了！
第二部分 第15节：第九章 文坛佳话 三剑客彩笔争辉(1)
第九章文坛佳话三剑客彩笔争辉
50年代，查良镛、梁羽生、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
一日，他们突发奇想：在报上开设专栏《三剑楼随笔》，三人合写，以展现“三剑客”“交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
撰写《书剑恩仇录》的时候，查良镛已从《新晚报》调回《大公报》。《书剑恩仇录》令他名声鹊起，但在《大公报》里，他仍然只是一个小编辑。以前是编电讯稿和国际新闻，这次是编副刊。
《书剑恩仇录》一炮走红，令香港《商报》销量大增，也使得查良镛成了报纸的“抢手货”。当时，人们皆称查良镛为“金庸”，其原名已被笔名淹没。多家报社都诚邀查良镛写武侠小说，他分身乏术，不能同时写多部武侠小说，故他只答应继续为《商报》撰稿。
《书剑恩仇录》之后，查良镛又接着写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那是1956年的事。
《碧血剑》写的是明朝末年的故事，主角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活着的人袁承志，另一个是死了的人“金蛇郎君”夏君宜。
查良镛在开始下笔写《碧血剑》时，就打算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寻求一个突破。他吸取外国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第一次在武侠小说中运用倒叙形式来展示波澜起伏的故事。书中真正的主角“金蛇郎君”夏君宜自始至终没有出场，他的故事，他的身世，他的性格特点，全部通过温仪与何红药两个女人动情地回叙和追忆展现出来。这种倒叙、插叙的写作手法，正是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它的运用，为以后武侠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开了一个先例。
《碧血剑》一出，全城争读，众人传诵，“金庸”的名声更为响亮。
当时，在香港写武侠小说的，主要有三人：梁羽生、查良镛和百剑堂主。他们三人都是同事，平时来往诸多，后又同时写武侠小说，所以曾有人称他们为“文坛三剑客”。
在《大公报》里和查良镛一起编副刊的一位编辑灵机一动：“不妨借他们三人的名气，给他们三人每人开一个专栏，写些散文随笔之类的文字，轮流刊载，这一定大受读者欢迎。”
这位编辑找来“三剑客”，把主意和盘托出。查良镛听完，说了一句。“分开写，轮流刊登倒不如三剑客一齐出马，这样还可以互相壮胆。”
大家不待商议，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以“三剑楼随笔”为栏目名称，相约合写，以展现“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三剑楼随笔》从1956年10月开始，在《大公报》副刊上刊载，每日一篇。对这个专栏，查良镛极为看重。他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随笔《“相思曲”与小说》，曾谈到他对这个专栏的理解：“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第二部分 第16节：第九章 文坛佳话 三剑客彩笔争辉(2)
为了达到“轻松可喜”的效果，查良镛在专栏中东拉西扯，谈音乐、谈围棋、谈照相、谈书画、谈电影、谈舞蹈、谈圣诞节、谈圆周率……几乎无所不谈。查良镛所写的随笔，文字轻松活泼，意趣盎然，很有可读性，如《钱学森夫妇的文章》、《围棋杂谈》、《快乐和庄严》、《也谈对联》、《摄影杂谈》等篇目，都广受读者喜爱。据百剑堂主说，为了写这一千多字的随笔，他们三人常常要翻几本书，查不少资料。果然如那位编辑先生所料，《三剑楼随笔》一出，就传来一片赞誉之声。百剑堂主回忆说：“‘随笔’陆续发表之后，我们除了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外，还接到一些文稿，或者是就我们所写的东西提出补充的，或者提出不同意见的，我们接到后，真是又兴奋，又感谢。”
《三剑楼随笔》刊载了三个多月，不知何故就停止了。三个多月里的100余篇随笔，皆以轻松的笔调，抒写世间万象，篇篇自成格局，不少还被誉为神来之笔。《三剑楼随笔》结束后，“三侠客”之中，查良镛和梁羽生继续武侠小说创作，百剑堂主则在这方面浅尝辄止，转为专心于政论撰写，成为政论名家。后来，这文坛“三剑客”各人走各人的路，不再时来闲聚、互磋文艺，但《三剑楼随笔》留下了他们隽永、潇洒的散文彩笔，也留下了“新派武侠”的历史见证。这段文坛快客的文笔交会，成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虽然在《大公报》里查良镛仍然是副刊部的一个小编辑，但今时的查良镛已非往日的查良镛。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既为他带来名气，也给他带来很可观的经济收入，加上电影剧本、影评、散文等的稿酬，查良镛的经济条件已非常优越。
但是，经济条件的好转，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就，并没有给查良镛带来太多的快乐和满足感。因为那段时期，他感到在《大公报》里政治束缚越来越大，思想控制越来越紧，故他精神上很苦闷。
据查良镛后来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前后10年，马列主义的书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绩的人，开小组会讨论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
结果，查良镛离开了《大公报》，转入一间电影公司。
查良镛辞职时，据说《大公报》负责人曾数度挽留，但他去意已决，并未回心转意。
但离开《大公报》，并非从此就可以与之“一刀两断”，一了百了。查良镛怎么也没想到，几年后，他会与《大公报》成为“对头”，双方拉开阵势，斗得你死我活。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第二部分 第17节：第十章 雪山惊天 射雕奠宗师地位
第十章雪山惊天射雕奠宗师地位
《雪山飞狐》一出，天惊石破，全城争读。
《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由此奠定。那年，查良镛34岁。
查良镛离开《大公报》的时间是1957年，他进入的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是香港当时最大的电影制片公司之一。
闯进电影圈，进入“长城”，对查良镛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喜欢电影自不用说，从1950年起，他还为《新晚报》、《大公报》写影评，一写就是好几年；其间，还写过电影剧本，其中好几个剧本还被“长城”采用拍成电影。
因为这样的关系，查良镛很熟悉香港的电影圈，在电影圈有不少朋友。从他所写的“三剑楼随笔”中可以得知，他时常出席电影圈的活动，与电影圈人士有诸多来往。
由于对电影的酷爱，查良镛当时很想在电影圈干一番事业。
初进入“长城”，查良镛干的是编剧工作。写电影剧本，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的。所以，他花在电影剧本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并不太多，倒是武侠小说创作占据了查良镛大部分的时间。
自1955年开始写《书剑恩仇录》后，查良镛就没有一天停过写武侠小说。因为是写给报纸连载的，每天一篇，每篇一千字左右，所以他每天都得写稿、送稿。写完《碧血剑》后，查良镛又马不停蹄地写另外一部小说——《雪山飞狐》。《雪山飞狐》主要写胡斐与苗人凤和胡一刀夫妇的江湖恩仇。
像《碧血剑》一样，《雪山飞狐》的主要人物并不是直写、明写的胡斐，而是暗写、倒叙中的苗人凤和胡一刀夫妇。但它也与《碧血剑》的写法有点不同，倒叙中的苗人凤并没有“死去”，而是在书中“活着”，最后还要和胡斐决一死战，以分胜负输赢。
与以前写《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相比，查良镛写《雪山飞狐》更为用心，以至写到后来，整个人都完全投入小说之中。写到最后，胡斐和苗人凤这对多年的江湖死敌对峙于一座悬崖峭壁之上，没有退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多年的恩恩怨怨一定要在今天了结。果然，两人大打出手，奇招百出，胜负难分。交战中，胡斐找到了苗人凤刀法中的一个破绽，此时只要他再发一招，一刀砍下去，苗人凤可能就败在刀下，胜负就可分，多年恩怨也可了结。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在读者都在屏气静息等待结局的时候，查良镛却戛然搁笔，宣称：全书到此结束！
为何到此结束？查良镛自己解释说：“写到最后，胡斐的矛盾，就变成了我的矛盾，同时苗人凤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这两人如何了断恩怨情仇，连我也决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得下去，我无法知道……”
此书连载完毕，读者、朋友都纷纷问查良镛：到底胡斐这一刀最后砍没砍下去？如果说查良镛以前的两部武侠小说的出现是初放光芒的话，那这部《雪山飞狐》，却是石破天惊之作。它的情节扑朔迷离，但悬念解开之后又合理合情；它结构严谨，几乎没有任何漏洞。尤其是故事的铺排手法，以一天来写100年的恩怨纠葛，这样精妙的构思与立体框架，堪称绝笔。
《雪山飞狐》连载过程中，全城争读，读者紧紧追着情节的发展；而到最后，查良镛留下的悬念，更使全城争议纷纷。一时间，“胡斐手里的刀有没有砍下”成了城市热门话题。
而当香港市民还在对《雪山飞狐》议论纷纷的时候，查良镛又推出他第四部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
查良镛在这部恢弘、浩大的小说中以一代英雄成吉思汗南征北战为背景，重点写了郭靖传奇的江湖生涯。
郭靖是个相貌平凡、资质愚钝的人，因父亲被金兵所杀，后被蒙古英雄成吉思汗收养。他的生活里遇上很多武艺高强的江湖人物，经历充满传奇、刺激。这些人和事，一个接着一个，一件接着一件，环环紧扣，令人紧追不舍。
查良镛以其非凡的想像力，塑造了一个个性格各异、经历不同的江湖人物：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江南七子、周伯通、裘千仞、瑛姑……查良镛不愧为驾驭历史而又能随心所欲编写故事与塑造人物的高手。尤其是他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写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传奇故事，以笔掀惊涛的巧妙安排和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使武侠小说变成一种令人读之不忍释卷、回味再三、击掌叫好的艺术品。
查良镛在《射雕英雄传》中，也写了不少刻骨铭心的恩怨情仇：杨铁心与包惜弱的情深义重、完颜洪烈对包惜弱的痴情、杨康与穆念慈的情欲缠绵、郭靖与黄蓉的纯真情感、周伯通与瑛姑的情怨、华筝对郭靖的情痴……这一个个情怨故事，读来都足以令人叹息再三，或羡慕不已。
这是一部结构完整得天衣无缝的作品，它标志着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创作开始进入炉火纯青的境界。不管是在场面的气势上，还是在人物群雄的气势上，以及故事情节的气势上，《射雕英雄传》几乎压倒所有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的出现，可谓“全城轰动”。当时的“轰动效应”，正如查良镛的好朋友倪匡所说：“等到《射雕英雄传》一发表，更是惊天动地，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
那时，每天报纸出来，人们首先翻到副刊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连载；市民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多半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有关。一时间，只要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人们便一路追着看下去；看过一遍不过瘾，又看第二遍、第三遍；看过连载，又看每“回”一本的小册子，还看最后出版的大部头全本……
在曼谷，当地中文报纸每一家都转载金庸的作品，并在报馆门口贴出昨日和今日所载的片段。当时各报是靠每天往来香港至曼谷的班机送来香港报纸转载的，因而大家彼此共享；但到了小说中的紧要关头，有的报馆为了抢先，便不再坐等班机到来，而利用地下电台的设备通过电报来报道香港当天作品的内容，以满足读者迫不及待的渴望。
用电报来拍发武侠小说，这在报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举动。可见金庸作品受欢迎的程度。
自《射雕英雄传》出现之后，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巨匠、大师地位，人人公认。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的至高地位，由此奠定。
那是1958年。
那年查良镛34岁。
第二部分 第18节：第十一章 编导电影 才子巧遇俏佳人(1)
第十一章编导电影才子巧遇俏佳人
民间市井传言：查良镛离开长城电影公司，与感情问题有关。
武侠小说创作占据了查良镛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那是属于业余创作，查良镛的正职仍然是“长城”电影公司的编导；虽然武侠小说所得稿酬和版税很高，查良镛手头上积蓄了一些钱，但他仍然是每月只拿280元的小职员。
当然，比起在《大公报》，查良镛在“长城”的收入是不错的，虽然月薪差不多，但他每写一个剧本，即使不被采用，也有3000元稿费，所以，初进入“长城”时，即使写《雪山飞狐》花去了很多时间，但查良镛还是抽空写了好几部电影剧本。
那段时间，他以“林欢”为笔名写的剧本，主要有《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有女怀春》、《午夜琴声》等，分别由长城当家花旦和小生如夏梦、石慧、陈思思、傅奇等主演。
只做编剧，当然不是查良镛闯入电影圈的目的，他还要做导演，不过，直到后来退出电影界，查良镛也没有单独执导过一部片子，只是在1958年与程步高合导了由陈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怀春》，1959年又和胡小峰联合导演了由夏梦、李嫱主演的《王老虎抢亲》。这是两部比较卖座的影片。
虽说查良镛以热烈的激情闯入电影圈，甚至许多年后仍对此颇感怀恋，但短暂的从影经历使他所获甚少，也几乎谈不上影响。以至于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电影界人士）都不知道查良镛曾搞过电影。1979年查良镛去台湾访问，一帮电影人与其聚会，本是冲着武侠小说大师威名来的，谈话中得知查良镛也曾是电影圈中人，个个惊呼“怎么不知道”；于是查良镛自嘲道：“你们不知道，证明我搞电影完全失败。”
当然也有人记得这回事儿。1981年查良镛携妻女回大陆访问，上海等地电视中突然放映旧片《王老虎抢亲》。令查良镛大为感动的是，片头“导演林欢”已改成了“导演查良镛”。查良镛当时曾说：“这部戏的主要导演其实是胡小峰先生，我当时对导演技术还有很多不懂。”
查良镛进电影圈不久便匆匆退出，被认为与查良镛要摆脱“左派”机构的管理方式有极大关系。
长城电影公司是张善琨于1948年底创办的，真正的老板是商人吕建康，“长城”成立后，专拍国语片。到了1950年，“长城”改组，袁仰安出任总经理，这时“左派”机构开始控制“长城”，红色电影也在那时拍了不少。及至后来，更有人把“读书会”等组织，引进公司，向职员灌输红色思想，导致严俊、李丽华、林黛等先后退出。从此，“长城”在整体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左派”机构。
当时查良镛离开《大公报》，也有摆脱思想限制的原因，查良镛希望多拍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提高卖座率；但长城公司的摄制方针是思想教育为主，当然与查良镛的主张不能相容，甚至在工作检讨会上，把查良镛评为资产阶级思想浓厚。重重束缚，不仅使查良镛的艺术创作意图难以发挥，而且违背了他追求独立、自由的原则；再加上查良镛编写的好几个剧本不获通过，使他兴趣大减，便转而自立门户，创办了《明报》。
关于查良镛退出电影圈，据说也有感情方面原因。
第二部分 第19节：第十一章 编导电影 才子巧遇俏佳人(2)
怎么回事？
原来，查良镛在长城期间，喜欢上了一位女明星，苦苦思恋，却终未有结果。多数人认为，这女明星正是当年长城“大公主”夏梦。
夏梦是出名的美女。美到什么程度？港台著名导演李翰祥说：“夏梦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最漂亮的女明星，气质不凡，令人沉醉。”
查良镛在“长城”时，夏梦还是长城当家女主角。她塑造了一系列纯真善良、美貌动人的年轻妇女形象。她扮演典雅端庄的大家闺秀、雍容华贵的宫廷少女、沦落风尘的多情女郎、活泼可爱的民家姑娘、屡遭不幸的哀怨少妇等等，都获得成功，极受观众赏识。
夏梦也是查良镛编剧的《绝代佳人》女主角，并在查良镛执导的《王老虎抢亲》中反串明朝四才子之一周文宾一角，演得潇洒倜傥，一副多情书生模样。可以想像：以夏梦的绝色美貌以及大明星的光环，当时只是小小编剧的查良镛，的确没有什么可作为追求的资本。
关于查良镛喜欢夏梦，市井坊间有多个版本。著名专栏作家哈公生前曾这样说：“查先生是一个专于爱情的人，我跟他共事于长城电影公司时，查先生喜爱上一个美丽的女明星，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而我们的查先生，那时不过是一个小编剧、小说家，当然得不到那位女星的青睐。”
倪匡也含含糊糊地说过：“好像追过夏梦。”
查良镛所恋者是否夏梦暂且存疑。细想之下，当年查良镛追求未果倒也未必就是坏事——也许正是这失败的追求刺激了他而发奋做点大事呢？不过，真情如何，只有查良镛自己知道。局外人是从查良镛后来的小说中另找依据。有人分析说：“在他的小说中，不难看到夏梦的影子，像《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
这自然仍是未得到查良镛本人认可的说法。
但从后来的一些蛛丝马迹中，人们或许可以揣测得出查良镛对夏梦是非常喜欢和眷念的。在他创办《明报》以后不久，夏梦曾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国外旅游经历，《明报》除了报道夏梦的游踪外，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夏梦游记”，一连十多天刊载夏梦所写的旅游小说文章。
有人因此猜测，如果不是查良镛对夏梦一往情深，他不可能如此大方慷慨，在自己的报纸上给夏梦大辟专栏。
另外，到了1967年底，夏梦也像千千万万的香港人一样，移民国外，去了加拿大定居。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明报》却一连两天在头版头条位置，用很大篇幅报道了夏梦去加拿大的情况。
不仅如此，查良镛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社评，“祝福”夏梦这个“善女人”。他在《夏梦的春梦》的社评中写道：“……对于这许多年来，曾使她成名的电影圈，以及一页在影坛中奋斗的历史，夏梦定会有无限的依恋低徊。可是，她终于走了。这其中，自然会有许多原因，在我们的想像之中，一定是加拿大草原的空气更加新鲜，能使她过着更恬静的生活，所以她才在事业高峰之际，毅然抛弃一切，还于幽谷，遗世独立，正是‘去也终须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我们谨于此为她祝福。”
《明报》的社评向来都是评述香港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为一个女明星的移民而大作文章，甚至以社评形式为她“祝福”，这样的处理是很异常的。不少人也由此揣测查良镛对夏梦的一片痴心和爱意。
总之，电影圈里的经历，在查良镛来说，总是遗憾多于收获。不过，要是查良镛在电影圈里得心应手，顺顺当当，恐怕就没有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报业大亨查良镛了！对读者们来说，这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虽然查良镛在电影方面没能做出大的作为，可偏偏又是他的武侠小说，后来又把个影视界弄得热闹非凡；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救了电影一把”。这，对查良镛来说算是一种慰藉和补偿吧。
第二部分 第20节：第十二章 自立门户 八万港元创《明报》(1)
第十二章自立门户八万港元创《明报》
35岁那年，查良镛拿着他的8万港币，自立门户，创立《明报》。
1959年，查良镛35岁。这是查良镛来香港的第11个年头。
11年前，初到香港时的那个毛头小伙子，而今已步入壮年；11年，当年那个报馆里的小职员，已摇身成为声名日隆的新派武侠小说家。
依照常理，由于写武侠小说的一举成功，查良镛这时的心情想来应该不错，即使不至于春风得意，也总该是欢欢喜喜吧？但其实不然。相反，此时的查良镛颇有些心事重重。在查良镛看来，如果要给自己1948年来港后的这11年打个分数的话，及格虽不成问题，却绝然不会得到高分。查良镛自有他的道理。
一直以来，他的抱负就是能做个外交官，所以他又是读外交系，又是修习国际法，目标明确却终未能如愿以偿。不想到了香港后，本来他已不对此再抱什么幻想，却不期然又给梅汝璈的邀请重新点燃了内心潜藏的对外交官事业的热情，于是他毅然北上，结果颓然而归，并因此断送了第一次婚姻。这对查良镛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如果仅仅是这些，当然还不足以让查良镛心事重重；真正让他深感不安和不舒畅的，还是他所从业的机构里的重重束缚，而这与他崇尚和追求的独立、自由等人生准则格格不入！
《大公报》里，一方面是报社在各方面尤其思想上严加限制的管理方式，而另一方面是查良镛讲求实际、酷爱言论自由的个人追求，两者愈来愈难以相容；最后，尽管《大公报》多次挽留，但查良镛去意已决，便转去了长城电影公司，希望能在电影圈得到发展。
不曾想，查良镛在电影圈的发展也不如意。长城电影公司是与《大公报》性质相同的机构。公司的摄制方针与查良镛的个人想法很不相投，尤其一味注重思想教育的作法，使查良镛的艺术创作意图很难得到发挥。这期间，查良镛虽有机会编导了几部影片，但还是有好几个剧本未获通过。到了1959年，公司的摄制方针更趋严格，以至于整年间才只出品一两部电影。
本来查良镛就深感干电影这行拘束很大，这样一来，便使得他对电影的兴趣大大减弱了。他知道，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做新的选择了。
来港11年的发展，在查良镛的心目中未能评以高分，正在于他始终处于这样一种窘况：想有所施展却总是难以尽情施展。这对一个有能力又有大志的青年来说，该是多么大的苦恼！
有人会说，难道查良镛不把他武侠小说的大受欢迎看作为成功吗？
不错，是成功，但却只是查良镛的人生追求中微小的部分。此外，他的武侠小说的走红并非他预料中的，他的远大抱负也远不是做个武侠小说家所能替代的！不管怎样，1959年里的查良镛，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毅然决定自立门户，寻求真正的发展。
查良镛选择了办报。
办报的艰难尽人皆知。在香港，有这样一句话：“假如和人有仇，最好劝他拍电影；假如和人有三世仇，最好劝他办报纸。”
这意思很明白：办报亏本的机会比任何行业都高。
查良镛当然深知这一点。他知道，他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风险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因为风险就只好留在那与自己的追求格格不入的机构里吗？
显然，查良镛最后的选择只能是：宁愿冒风险，也绝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何况，怎见得自立门户、自求发展，就一定以失败而终呢？
事实上，查良镛的决定并非意气用事，他是有备而来的！
查良镛当然为此做了很实际的考虑：资金方面，由于他翻译的外国作品很畅销，更加上他的武侠小说广受欢迎，因而版税已有好几万元，加上其他方面的收入，查良镛总有二三十万元的积蓄可做启动。他甚至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办报不成功，凭他的武侠小说和翻译外国作品的收入，也足以保证基本生活。至于报纸的销路，查良镛相信：他的武侠小说总是可以对销路有刺激的。
第二部分 第21节：第十二章 自立门户 八万港元创《明报》(2)
查良镛找来他的同乡、也是中学同学的沈宝新，邀他做合伙人。于是，查良镛出8万，沈宝新出2万，合而为共计10万元，双双投入了前途未卜的创业。
1959年5月20日，《明报》正式创刊了。一在当天的“发刊词”中，查良镛表明了《明报》的立场：维护“公平与善良”。
《明报》办了半个月后，查良镛又再次在社评中表明《明报》的立场——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
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地改善。
我们办这张报纸的目的，是要为上述这些目标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如果我们报导战争与混乱，报导凶杀与自杀，我们是很感遗憾的；如果我们报导和平与安定、报导喜庆与繁荣，我们是十分高兴的。我们要尽力帮助这社会公正与善良，那就是我们的立场。
今日声名赫赫的香港三大报之一《明报》，它的诞生却并不轰轰烈烈。
许多人以为，查良镛一开始办的就是《明报》，其实不然。
这段《明报》出世前的小插曲鲜为人知——当时，查良镛邀了沈宝新一道创业；出于为销路的考虑，他最初只是想办一份名为《野马》的小说周刊。似印行武侠小说为主。这个思路对查良镛来说，显然保守了点。也巧，当时沈宝新在一家印刷厂工作，地点就在《成报》附近，他看见《成报》每日出版，利润可观，就建议改周刊为日报。这一建议显然给了查良镛以办报的信心。于是，1959年3月登记的《野马》小说周刊在同年10月改以《明报》登记。
与《野马》小说周刊的命名大为不同的是，《明报》的命名则见出查良镛颇费心机并寄予厚望。一方面，“明”字含有“明理”的意思，这成为《明报》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明”也意寓着前途光明。仅从《明报》的含义上，便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查良镛会视《明报》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查良镛请了当时香港最著名的书法家王植波为《明报》题写了报名，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一番紧张的筹备之后，《明报》在港岛中环开张了。
虽是一份报纸，但编辑部其实小得不能再小了。除沈宝新负责经理和发行外，查良镛身兼主笔和总编辑之职；再有两位，一是诗人何达（做不满一个月即自行离去），另一是后来的《明报晚报》总编辑、再后来又移居加拿大的潘粤生。满打满算，只有四人。
至于报纸，也只是四开大的“小报”，只有今天一张报纸的一半，报纸的四个版，头版主要是时事新闻，第二版是娱乐消息，第三版是小说连载，第四版是社会新闻。
这些都还是次要的，“火烧眉毛”的是如何给《明报》在市场中“定位”。
那时，市面上有《响尾蛇》、《响尾龙》、《超然》一类的小报，以色情招徕，占有不少读者。对《明报》来说，这条路当然不肯走；可初出茅庐的《明报》又没能力向《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及《工商日报》这样的大报看齐。于是，查良镛便给《明报》挑了一条介乎《星岛日报》等大报与《超然》等小报之间的“中间路线”。反映到报纸上，却有些不伦不类。一眼望去，《明报》的版面极杂乱——既有严肃正经的查良镛的“社评”，又有其他作家所写的“香艳小说”，风格很不统一。
这迫于无奈而选择的“中间路线”，充其量只能使《明报》得以维持生存，却丝毫不能使《明报》在报林中获取什么声名，自然更谈不上有任何地位了。于是，一度盛传的说法是：查良镛的这份报纸大概维持不了多久。
办报的艰难，当然在查良镛的预想之中；但究竟艰难到何种程度，却是他不曾细想过的。
在《明报》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只剩下查良镛和沈宝新在苦苦地支撑。为渡过难关，查良镛拼命工作，全然不理会这样那样的说法。每天，查良镛都要忙碌到深夜才离开报社。
报社在港岛中环，而家则在尖沙咀，一海之隔。夜深人静，天星小轮已经停航，只有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才能渡海。
第二部分 第22节：第十三章 经营惨淡 自撰小说撑报业(1)
第十三章经营惨淡自撰小说撑报业
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查良镛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凭着他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
《明报》创办初期，条件艰苦，可以说查良镛当时是惨淡经营的。有不少人一直都认为《明报》创办一两年内，都是亏蚀的。
但查良镛却说，《明报》一开始就赚钱，创刊当年的圣诞节，员工还开舞会庆祝报纸盈利。
报纸创办几个月后，查良镛就四处招兵买马，先是把在《晶报》当记者的雷炜坡拉过来当采访主任，而后又聘得在《红绿报》工作的龙国云（陈非）加盟《明报》。此外，还有目前任《成报》总编辑的韩中旋。
据说，雷炜坡加入《明报》后，曾向查良镛建议：《明报》与其他报纸看齐，出版对开尺寸，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接受，打开销路。查良镛接纳了这个意见，不久《明报》就由四开小报改为对开大报。
在《明报》创刊的最初两年，《明报》的“招牌菜”主要有几个。查良镛自己的武侠小说连载，雷炜坡以柳鸣莺为笔名撰写的“伶星专栏”，简而清以简老八笔名写的马经，以及汪昆以“识途老狗”为笔名写的澳门狗经。
从创刊之日起，《明报》就开始连载查良镛的《神雕侠侣》，每日一篇，每篇约两千字左右，登在第三版。
雷炜坡的“伶星专栏”也几乎是每天一篇，多数时候都是登在第一版。这个专栏透露了不少娱乐圈、戏曲界明星的工作、生活情况，可读性很强。
至于简而清的专栏，更是出类拔萃。他的马经，每天占据大量篇幅，得到很多读者捧场。
当时，查良镛也写社评。《明报》一开始创刊，查良镛就亲自操笔挂帅。创刊最初两三个月，平均每隔两三天一篇社评，到了当年年底，就增加到几乎每天一篇。那个时候的社评，每篇只有300至500字，短小精悍，用词简洁精练，但观点未见尖锐，故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可以这样说，创业初期的艰难中，使《明报》得以维持下去的，主观上凭了查良镛不屈不挠的毅力，客观上则是他的武侠小说的功劳。
查良镛的好友，香港作家倪匡就曾说过：“《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
这话一点不错。他的武侠小说虽然不能改变《明报》的经济状况，至少可以让它苦苦支撑下去。
办《明报》之前，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在《香港商报》就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有了自己的报纸，他颇负盛名的武侠小说自然也转到《明报》刊出。
从创刊第一天起就在《明报》连载的《神雕侠侣》，是承接《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和人物而写的，主要人物除了《射雕英雄传》里出现过的郭靖、黄蓉，还有杨过、小龙女、郭芙、郭襄。
《神雕侠侣》主要写情，正如这部小说的主题曲所唱：“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其中重点是写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
杨过和小龙女互慕互爱，情深意切，谁知后来却在不能不分开的情形下分开。16年间，杨过经历种种磨难，终成一代大侠，但他对小龙女至死不悔，天天都在思念着小龙女；而小龙女也尝尽苦头，在一个山谷底下长期独居，甚至还遭一个道士奸污。
《神雕侠侣》同样是一部石破天惊的力作，一经连载，全城争读。直到小说连载快将结束的时候，全城都在议论”：“坚贞不渝、历尽千辛万苦的杨过和小龙女，最后能不能重逢团聚？”
当时，几乎人人都在期望他们重逢，再续前缘。而查良镛也顺从众望，安排他们最后相见，结果读者人人拍手称好，全城皆喜。
但是，却有不少“行家”认为查良镛这样处理结局为一大败笔，他们所持的看法是：“小龙女被奸污之后再出现，还有什么光芒可言？还不如让杨过一辈子苦苦思恋！”
第二部分 第23节：第十三章 经营惨淡 自撰小说撑报业(2)
查良镛为何这样安排结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据倪匡说，查良镛是有“苦衷”的。他说：“金庸在写《神雕侠侣》时，喜剧收场，绝对可以谅解，因为那时，正是《明报》初创时期，《神雕》在报上连载。若是小龙女忽然从此不见。杨过凄凄凉凉，郁郁独生，寂寞人世，只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
结局这样安排，是败笔还是绝笔，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神雕侠侣》为《明报》争取了不少读者。使《明报》得以在惨淡之中维持下去。
这部小说差不多写了3年，查良镛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写这部小说的，因为那段时间正是《明报》最艰难的创业时期。后来，查良镛曾经感触良深地说：“重新修改《神雕》的时候，几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中，都找到了当年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
在写《神雕侠侣》的同时，查良镛还写另外一部武侠小说《飞狐外传》。该书可视为《雪山飞狐》的姐妹篇，它主要是写胡斐这个江湖人物的成长过程，补《雪山飞狐》的不足。这部小说是查良镛为《明报》的附属刊物小说杂志《武侠与历史》而写的。
同时写两部长篇武侠小说，况且当时又要打理创刊初期的《明报》大小事务，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故查良镛当时的辛劳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这样说，这段时期，是查良镛一生之中最辛苦的日子。
但是，为了让《明报》能维持下去，查良镛当时已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只好又得天天熬夜，像一部没停过的机器一样，为《明报》赶制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之后，查良镛接着又写《倚天屠龙记》，从1961年7月6日起在《明报》连载。
《倚天屠龙记》可以视为《神雕侠侣》的续篇，两者在内容上有承上启下的关系，因而与《射雕英雄传》一起并称“射雕三部曲”。
《倚天屠龙记》以安徽农民朱元璋揭竿而起建立明朝天下为历史背景，以张无忌的成长为线索，写江湖上的各派各帮、各种人物的恩怨情仇。
张无忌自出世就充满坎坷，历尽磨难。在童年、少年颠沛流离的生涯中，遇上很多武林高手，无意中学得一身绝世武功。后来阴差阳错地被推举为“明教”教主，一统武林天下，并统率各路英雄抗击蒙古大军，以期光复中原。大仁大勇的张无忌，最后却敌不过自己手下的大将朱元璋，只好眼巴巴把教主之位双手拱让给朱元璋，朱元璋一统江山成为皇帝；而他自己却退出江湖，隐居一隅，天天为心爱的赵敏画眉吟诗……
在《倚天屠龙记》中，武当七侠、峨眉师徒、天鹰教人马、明教二使者与四大护法王、少林众僧、崆洞派、丐帮……众多帮派和江湖高手纷纷出场，其间千头万绪，过程繁杂，但查良镛写来有条不紊，前呼后应，结构完整，几乎难寻漏洞，如此驾驭能力，可谓空前绝后。
围攻天鹰教，围攻光明顶，决战少林寺……这些高手云集的武斗，一场又一场，连接不断，高潮迭起，看得人们眼花缭乱，惊心动魄，喘不过气来；
张翠山和殷素素这对恩爱夫妇双双自杀，俞岱岩无辜被金刚指断其四肢，张三丰为救张无忌委曲求全，殷素素改邪归正后难以求生，殷离苦练千蛛万毒手……段段情节，营造出一个个百般无奈的悲剧氛围，读来比刀光剑影、刀枪相见的场面更叫人荡气回肠，悲叹不已；
杨逍、殷梨亭和纪晓芙，张翠山和殷素素，张无忌和周芷若、赵敏、小昭、殷离，周芷若和宋青书，胡铁牛和王难姑，殷梨亭和杨不悔……这些人之间的情情爱爱，怨怨恨恨，各不雷同，每一节、每一段皆成爱情描写的经典之笔。
《倚天屠龙记》以其磅礴的气势、丰富的想像力、悲壮的场面等，倾倒了无数的读者。《明报》也“倚天”得以维持下去。
在连载《倚天屠龙记》的同时，《明报》还连载查良镛的另一部中篇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这部小说是查良镛在1960年为电影创作的故事，并非专为《明报》连载而写，只是因为《明报》当时没有多少“猛稿”支撑，查良镛才把它拿到《明报》来连载。
跟查良镛的其他武林小说相比，《白马啸西风》是一部比较一般化的作品；但如果拿它与其他人的武林小说相比，它还是一流的。
两部连载小说，一篇社评，同时出自查良镛之手，同时出现在一天的报纸上——那时的《明报》，真正是靠查良镛一支笔撑大业。
不容置疑，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事实上是《明报》初创期的“招牌菜”。为了追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武侠迷们纷纷转而改买《明报》。这与查良镛当初的预计完全吻合。
不过，一张报纸单靠一段小说拉拢读者，始终是不可靠的。这等于大树没了根，不能开枝散叶。查良镛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一时间又没有别的路可走，也只好保持现状。
这之后，由于报社在中环的社址要拆楼，《明报》便搬到了上环，后来又搬到湾仔谢斐道。
这次搬迁实际成了《明报》的一个新开始。《明报》的发迹，便是在谢斐道期间开始的。
那时，《明报》的规模较中环时期已有扩展，同时经济情况也有所改善。只是，销路仍然未如人意。以查良镛的理想，当然希望《明报》的销量能追上那几张大报，销路只胜《超然》一类小报，查良镛无论如何心有不甘。正当大伤脑筋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一次“逃亡潮”。这便是著名的“广东逃亡潮”。查良镛怎么也想不到，这滚滚而来的“逃亡潮”，居然带“旺”了《明报》！
第二部分 第24节：第十四章 倾力报道 逃亡潮带旺《明报》(1)
第十四章倾力报道逃亡潮带旺《明报》
1962年5月，10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明报》倾力倾情报道、评论“逃亡潮”，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结束。
1962年，3年灾荒，加上中共与苏共关系破裂，苏联从中国撤走大批专家。在内外交患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经济、生活出现空前的困难。为了偿还外债，连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都得勒紧裤带，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而老百姓，则就更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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