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处境之下，广东省有大批居民就选择这样一条路：偷渡到邻近的香港。而大陆政府为了减轻社会的负担，也大量批准居民前往香港定居。从1962年2月份起，大量的广东居民就涌进香港。到了5月份，这股人流达到高潮，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广东居民从边境涌入香港……
当时，香港已有300多万人口，城市人口密度已非常的高，加之香港工商业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大量人口此时涌入，势必直接地影响到香港的就业、物价、住房、食水、医疗等种种问题，而弹丸之地的香港是完全承受不了这个压力的。所以，港英当局对涌进香港的合法、非法中国居民，均采取限制、截拦、阻止他们入境。港府每天都调动大批警察处处抓人，一车又一车地把逃港者押送回深圳。但这并没有控制住形势，一大批一大批的大陆居民仍然波浪式地涌入香港，香港面临着自和平以来最大的危机。
“逃亡潮”的出现，对香港来说可能是一次灾难，但对于传播媒介来说，却是一次挑战，一次充分表现自我的机会。
对于汹涌而来的“逃亡潮”，查良镛最初的态度是，低调处理，不登“逃亡潮”的消息。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不愿多惹是非”。
5月初，逃亡人数越来越多，被困在边境的饥民越来越多，查良镛再也不能熟视无睹，《明报》上也就开始登载这方面的消息，查良镛随即安排陈非等几名能干的记者，每天都跑到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边境地带，现场采访有关“逃亡潮”的情况，并在报纸上以图文加以详尽报道。在5月12日、13日、15日、18日几天的《明报》上，第一版几乎整整一版都是“逃亡潮”的新闻，大标题、大图片，大登特登，极尽渲染之能事。《明报》为此集中人力、集中版面对一件事进行详尽采访和报道，这是创刊以来的第一次。就“逃亡潮”的报道而言，《明报》与《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大报相比，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第二部分 第25节：第十四章 倾力报道 逃亡潮带旺《明报》(2)
及时、详尽的报道，其实只是查良镛的一个招数。在此同时，他还使出另一个招数：让《明报》更直接介入“逃亡潮”这件大事之中。
5月14日，查良镛安排陈非等几个记者驱车前往沙头角梧桐山采访。梧桐山幅员广阔，横跨香港新界和广东惠阳淡水，每天都有几千人从梧桐山偷渡往港。但由于港府出动大批军警截拦，造成大批偷渡者聚集在梧桐山上，平日寂静的梧桐山一时间人声鼎沸，一片混乱。
查良镛听完记者的汇报后，当即写了社评《火速！救命！》，呼吁有关方面立即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
从5月13日起，查良镛还给记者一个新任务：每天送一车食品到边境，分派给饥饿中的大陆同胞。
同时，查良镛又在《明报》上发出启事，向社会各界征集资金和物资，救援大陆同胞。《明报》员工以身作则，先行捐款捐物，接着社会各界也纷纷响应。一个星期时间，《明报》就筹得18万港币和一大批物品。那几天，《明报》每天都辟出版面，刊载捐赠者名单和捐赠数额。《明报》成了一个小小的救援中心和救援联络站，大批的物资每天都不断地涌到《明报》。而《明报》则把征集到的物资源源地送到难民手上。
这样一来，《明报》就在香港众多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出尽风头，引起市民们的广泛关注，成为不少市民的一时之选。
对这次“逃亡潮”，查良镛采取了与港府一致的立场：支持港府的遣返政策，同情大陆同胞的遭遇。那段时间，他就这个问题写了十多篇社评，表明《明报》的立场和态度。
这是一个颇受争议的立场。例如台湾方面，就批评港府遣回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民乃不近人道。联合国中也有人公开攻击港府。查良镛在《协助警方共渡难关》的社评中，为这一立场辩护：“其实试问台湾和联合国，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1000人（据外国通讯社消息），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他还吁请市民支持港府的政策，配合警方的行动：“希望本港居民们尽力遵守法律秩序，协助警方，平心静气地对付目前的困难。我们心中都感到矛盾，在情感上，希望这些同胞们能平安入境，但在理智上，却又知道弹丸之地的香港，实在无法容纳成千上万的新来者。我们即使心中有些不愿意，但也不能不支持警方的行动。”
在另外一篇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中，查良镛又再次呼吁市民们：“不要阻扰警方处理这个难题，不要认为警方执行任务，是对我们中国人含有敌意。”
在这篇社评中，查良镛还极力为港府和警方辩护：“香港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对策，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决策人自己，也是相当痛苦的。至于在边境执行这决策的军警人员，当然也是很难受，很不愉快的。……事实上，这件事好比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尚未可知。万一处理稍有不慎，以致爆炸开来，那么全香港320万居民就要受到极大的灾祸。我们如果单凭一时情感冲动，反而去和搬移定时炸弹的人为难，岂非危险之极？……不要轻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极大的关系。”
《明报》当时对“逃亡潮”的报道和评论，并不逊色于其他几份大报，因而也抢走了不少原来看这几份大报的读者。1962年5月之前，《明报》每天的发行量只有一万几千份，但“5月逃亡潮”期间，发行量翻倍递增，每天销出4万份。《明报》开始名声大噪。
香港不幸，《明报》有幸。报纸销量急升，多年来的惨淡局面得以结束，《明报》出现了第一次转机。
查良镛也成功地度过了第一个艰难时期。
第二部分 第26节：第十五章 出动警察 武侠小说遭查禁
第十五章出动警察武侠小说遭查禁
1960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居然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
1960年2月中旬，台湾台北市警察局大批警察大举出动，到市区郊区所有大大小小的书店搜查武侠小说，其中包括查良镛的《射雕英雄传》、《碧血剑》、《书剑恩仇录》等。台湾当局指这类武侠小说内容“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社会安全”。
当时，《大公报》曾为查良镛打抱不平，为他的武侠小说辩护。《大公报》的文章《怪哉！蒋集团怕武侠小说》指出：“……一些比较好的武侠小说中，多带一点‘爱国思想’，而这种思想便正是读者所欢迎，而台湾当局认为‘毒素’了。
在所有的武侠小说中，都是贪官污吏，或为非作恶，或投靠异族之辈，才会怕侠士的，而今台湾当局竟然也怕武侠，不怕被人拿作话柄么？”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查良镛仍然坚持“独立”、“中立”的原则，无意与任何人或任何党派搞“对立”。在《明报》社评中、他尽量坚持这个原则。1962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两篇“双十”文告，希望大陆军民起来反共，并承诺“国府”必予以支持。查良镛在《明报》社评《蒋介石的双十文告》中讽刺地指出：“……从这两个文告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蒋先生没有军事反攻的信心，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大陆人民自发的反共行动上。在我们看来，大陆人民如果起义反共，也不致于贪图台方一个‘所光复地区军政长官’的名字。”
“但文告中有两点很可欣赏，第一点：‘我们反攻复国的信条，是‘不是敌人，就是同志’。第二点：‘严禁阶级歧视和寻仇报复，恢复我国忠恕仁爱的善良风俗与安宁秩序。’这两点表现了宽厚仁爱的泱泱风度，颇具中兴气象，只不过话是这么说，事实上不知能否做得到。”
笔调温和，全是针对“双十文告”而评，没有论及其他。
1962年11月，正在与印度在边境交火中节节获胜的中国政府突然宣布，从11月22日起中印边界上全线停火，并从12月起撤退军队，不但撤回到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而且再后退20公里，并要求印度坐下来谈判。
对中共的这个举动，查良镛称赞之至。他的社评以《史无前例潇洒漂亮》为题，对中共大赞特赞：“我们本来预料，中共攻到中印的正式分界线后，收复了失地，大概就会按兵不动，不至一直攻到印度的领土内。但目前的声明，那更是宽宏大量之至，历史上的交战双方从来没有如此大方的。只有春秋时晋文公为报秦国昔日接待之恩，秦晋交兵时下令晋兵退军三舍（90里），然后再打。但那也是在交战之前，而不是在连续大胜之后，突然停火退兵，要求和谈。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潇洒之至。”
1962年10月底，当中印双方正在边境交战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责共产中国对印度领土的完整，作“不顾原则的挑战”，是“猛烈的侵略行为”。查良镛听闻，大感愤慨。在《明报》社评《美国声明是非颠倒》中，对美国的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抨击：“……美国这个声明，完全错了，那是对国际公法和联合国宪章‘不顾原则的挑战’。国际间法律和正义的原则是什么？是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保卫自己的领土。中共和印度发生战争的地区，明明是在麦马洪线以北。这麦马洪线本是当年英国殖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非法划定的，任何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但即使以此为据吧，印度军队也是侵入了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击退侵略者，怎能说是‘侵略性的行动’呢？是不是肯尼迪准备挥军进入古巴，古巴如果起而应战，那就是侵略美国了？”“……美国的国策可以不顾是非，只讲利害。然而堂堂一个大国，正式声明中居然歪曲是非，那就为天下有识之士所不取了。”
第二部分 第27节：第十六章 漫游欧洲 倪匡代笔写天龙(1)
第十六章漫游欧洲倪匡代笔写天龙
1965年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代笔”写《天龙八部》。查良镛旅欧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步入1964年，《明报》已具备中型报纸的规模，虽然还不能与几张大报相比，但已经在香港报界建立起独特的风格，尤其在知识分子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心目中地位甚高，其知名度和影响还开始波及到世界一些国家。而身兼《明报》社长、总编辑、主笔的查良镛，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一定地位的报人和较高知名度的社评家，并开始活跃于海内外传媒界。
因为《明报》的条件已大大改善，财政已大有盈余，各方面都已上轨道，故这时候的查良镛已不必像以往那样天天守着《明报》，而可以脱身到外地参加一些国际性的报界活动。
1964年1月，查良镛以《明报》社长身份，应日本方面的邀请，前往东京参加日本《世界周刊》举办的一次报人座谈会。在那次座谈会上，查良镛曾就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等问题发表演讲。
1964年4月，查良镛又代表《明报》远赴日本东京，参加国际新闻协会（IPI）举办的“亚洲报人座谈会”。会议期间，有两件事令他感触良深。
一天，日本新闻协会在赤坂王子饭店举行招待会，招待出席座谈会的各地代表。日本《每日新闻》前任社长、最高顾问、日本外交部部长大平正芳先生也到会发言。查良镛发现，身为外交部部长的大平正芳态度谦逊，对身为报人的本田毕恭毕敬。
对此，查良镛感到有点不可理解。日本的朋友告诉他，在实际生活中，本田的地位比大平正芳重要得多，因为外交部长是内阁职务，政府一改组，内阁成员也更换，到时大平正芳就无权无职了，而本田却始终是世界大报《每日新闻》的掌门人；况且，日本报人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政府完全受到报纸的舆论监督。
查良镛由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认识：“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政府决不能影响报纸，报纸却可以影响政府。政要可以上台下台，内阁可以改组更换，报纸的言论和立场却必须是一贯的。报纸不诚实，读者不看它，报纸非垮台不可。政府不诚实，报纸不断地攻击它，政府也非垮台不可。归根结底，政府的命脉，是真正操在广大人民手里。”
另外，查良镛还参观了日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在那里，他看到记者们乘坐自己报社的飞机四出采访新闻；他看到几十架印报机中印好的报纸，由几十条传送带同时输往打包车间……设备如此先进，采访交通工具如此现代化，令查良镛顿然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朝日新闻》现代化、高效率的运作，使查良镛看到了世界报业的发展趋向，也极大地调动起他把《明报》办成世界名报的热情。从日本参加亚洲报人座谈会回港不到一个月，查良镛又代表《明报》，远赴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加国际新闻协会的第十三届年会。会议之余，查良镛还到土耳其多个城市参观、游玩……
周游列国，游山玩水，广交世界报业朋友，不必天天牢守《明报》，不必天天为《明报》劳力劳心，查良镛觉得很轻松、很惬意。这大半年，无疑是查良镛自创办《明报》以来，最舒畅的日子。
在此后长达一年与《大公报》等报纸的笔战中，刺激了《明报》的销量，《明报》日发行量又从“逃亡潮”后的四五万份，跃升到近10万份，跻身为香港发行量最多的报纸之一。发行量剧增，盈利也就大大增加，财政实力也自然地大为增强。
这时，查良镛又再次以《明报》社长的身份，到英国伦敦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主办的会议，顺便在欧洲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旅游。
查良镛是在1965年5月份开始他的欧洲漫游计划的，到了6月份才回港，这也是自《明报》创立以来，他时间最长的一次外游。他启程赴欧洲那天，《明报》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到机场送行，并向查良镛表示自己工作的重心所在，希望他安心外游，不必牵挂报社的事。
当时，报社已上轨道，查良镛并不太担心报社的编务，倒是比较担心正在《明报》连载中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是从1963年9月3日起在《明报》连载的，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武侠小说，在写法上与查良镛以往的小说截然不同，在结构上采取了写完某一个人之后再写另外一个人的手法，看似脱节，但实际上又前后交错，将不同的人联结一起，相互映衬，绝对不会混乱，堪称绝笔。
在查良镛所有的武侠小说中，《天龙八部》的人物是最繁多的，他们有如繁星闪烁在《天龙八部》这部“天书”里。这众多的人物，基本上分属公子哥儿段誉的故事、和尚虚竹的传奇以及英雄好汉乔峰的经历，他们陪衬这三位首脑人物，犹如众星拱月，形成浩瀚的星河。
第二部分 第28节：第十六章 漫游欧洲 倪匡代笔写天龙(2)
在《天龙八部》里，查良镛第一次以佛教“大悲大悯”的思想来破孽化痴，用佛教的去贪、去爱、去取、去缠的经义来开导读者，既增强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与哲学内涵，又充分显示出查良镛博大精深的学问。
自这部小说在《明报》连载后，读者反应强烈，众人都公认这是至今为止查良镛最好的武侠小说。
查良镛远赴欧洲漫游时，《天龙八部》的故事还没有完结，也就是说还须写下去、连载下去。但这一外出就是一个多月，查良镛已没办法兼顾武侠小说的事。但总不能断稿开天窗，那怎么办？查良镛于是找人“代笔”。查良镛找来“代笔”的人，就是倪匡。
倪匡是查良镛的好朋友，两人诸多往来，时常在一起品酒论文。倪匡文才了得，下笔如神，就文章数量而言，香港无人能比。他以武侠小说和推理科幻小说著称于世，是香港以文致富的佼佼者。查良镛找倪匡“代笔”，当然是欣赏他的文才。早在两年前，《倚天屠龙记》刚连载完毕时，新加坡一位报馆老板曾要求查良镛续写《倚天屠龙记》，但查良镛当时已着手写《天龙八部》，不能两部小说同时写，于是曾向这位老板推荐倪匡，要倪匡写《倚天屠龙记》的续篇，但倪匡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为由，婉言拒绝。这次，查良镛又找来倪匡，但不是“续写”，而是“代笔”。“倪匡，我这趟外出时间较长，你帮帮忙，代写《天龙八部》三四十天吧！”承蒙查良镛看得起，倪匡高兴得哈哈大笑：“你说该怎样写？”查良镛认真地说：“我看不必照原来的情节，免得不能连贯，最好写一段自成段落的独立故事。”
查良镛的要求正合倪匡心意，倪匡于是点头答允：“那好吧，我就放胆自由发挥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香港名作家董千里。倪匡答应“代笔”后，查良镛又特别说明一句：“老董的文字功夫很好，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后再见报，你看怎么样？”倪匡也很佩服董千里的文才，所以满口允诺：“这没问题，有老董在旁监督，我还求之不得呢！”就这样，倪匡操笔上阵，为查良镛代写《天龙八部》；而查良镛则远在欧洲开会、游玩。那段时间，查良镛每隔一两天就写信回报社，以“旅游寄简”的形式写下欧洲开会、旅游的情况，交由《明报》刊登。查良镛旅欧回港，倪匡已代写了6万多字。一见面，倪匡就说：“金庸，很不好意思，我把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原来，倪匡讨厌《天龙八部》中的阿紫，于是一怒之下，故意将她给弄瞎了。查良镛一听，哭笑不得，满脸无可奈何的表情。接着，他自己就潜下心来，把《天龙八部》写完，对阿紫的瞎眼，也作了别出心裁的处理。对于这部自己有份撰写的武侠小说，倪匡推崇备至。他说：“《天龙八部》是千百个掀天巨浪，而读者就浮在汪洋大海的一叶扁舟上，一个巨浪打过来，可以令读者下沉数十百丈，再一个巨浪掀起，又可以将读者抬高几百丈。”
而倪匡自己，在看《天龙八部》的时候，也像千千万万的读者一样，“全然身不由主，随着书中的人物、情节而起伏”。他认为，《天龙八部》堪称世界小说的杰作。对于代金庸写《天龙八部》的这段经历，倪匡后来曾自撰一副对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就是“曾代金庸写小说”，以此聊以自赏。在这之后，倪匡还与查良镛合著过武侠小说。1966年在《明报》连载的《血影》和1967年在《明报》连载的《长铗歌》，就写明由“金庸”和“岳川”（倪匡笔名）所著。后来，《明报周刊》出版，杂志上又赫然出现“金庸”和“倪匡”合著的武侠小说——但倪匡后来透露说，作品乃他一人执笔，只是借“金庸”之名推销作品而已。查良镛结识满天下，但经常与他在一起的，是倪匡和名导演张彻、名作家董千里，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喝酒玩乐。其中查良镛与倪匡之间的一些生活趣事，在香港文化界流传很广。从这些趣事中，人们或许可以了解到查良镛立体的一面。《明报》一创刊，查良镛便邀倪匡为《明报》写稿。一天，一班朋友聚在一起，倪匡趁机对查良镛说：“金庸，《明报》可真是越办越好啊！”查良镛谦逊地说：“全靠大家支持！”倪匡紧接着问：“听说《明报》赚了不少钱，是吧？”查良镛不做否定，只说：“不多，赚一点点，赚一点点！”倪匡看时机已到，连忙直入正题：“赚了那么多钱，我的稿费也该加一加吧？”查良镛一听，方知中了“圈套”。但他急中生智，应付倪匡说：“这问题先不谈，我回去给你回信答复。”
过两天，倪匡果然收到查良镛的信。信中详列十条理由，解释稿酬不能加。倪匡捧着信，只能兴叹：“金庸啊金庸，真奈何不了你。”
此事在别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查良镛吝啬，但当事人倪匡并不这样认为，他还时时称赞查良镛慷慨大方够朋友。据倪匡自己说，他有时等钱用，查良镛会预付他的小说的版税给他，数目都不小；每次预付版税，查良镛总忘不了说这一句：“倪匡，钱不要乱花呀！”原来他知道倪匡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倪匡也曾经在一篇写查良镛的文章中，写到查良镛对他的两件趣事：“……金庸嗜玩‘沙蟹’（话事啤），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自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了的钱本来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此，堪称是第一流朋友。”
在公开场合或办公室，查良镛一脸严肃，不苟言笑，所以不少人都对他敬而远之。但据倪匡说：“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
第二部分 第29节：第十七章 千里谋划 一轮明月酬夙愿(1)
第十七章千里谋划一轮明月酬夙愿
1965年底，查良镛创办了《明报月刊》。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往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在1965年，除了处理《明报》的一些重要事务外，查良镛的精力主要放在两件事上：一是写《天龙八部》，二是筹划、出版一本月刊。这本月刊的筹划和出版，堪称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个佳话。
《明报》几次对其他报纸的笔战，除了在香港引起全城关注之外，还在海外造成很大的反响。不少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笔战的情况，纷纷写信给查良镛，称赞查良镛的学识和勇气，对《明报》表示支持。
海外华人的支持，对查良镛是莫大的鼓励。不少人都说，查良镛在笔战中战意勇猛，是因为他的周围有无数的朋友在支持他。
不少海外文化界人士都把《明报》视为自己的报纸，把查良镛视为朋友，他们在给查良镛的信中，经常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查良镛。其中，有不少海外学人都不约而同地向查良镛表达一个要求：希望有一本独立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来发表大家的意见，交流朋友们的感想和看法；也希望这本刊物能客观地报道各地华人社会的真实情况，不要作任何偏袒的或恶意的宣传。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的想法正好与查良镛的愿望不谋而合。早在《大公报》、《新晚报》当编辑的时候，他曾和周榆瑞等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筹划这样一份杂志，但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当时不能成事。海外华人学者都一致认为，牵头组织、创办这样一份杂志的最佳人选，非查良镛不可。
当时，凭《明报》的人力、财力，办这样一份杂志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既然海外华人有这股热情，对自己又如此厚爱，查良镛当然乐于接受。此后，他又通过书信和亚洲、欧洲、美洲的华人文化界朋友具体商量创办杂志的事宜。经过多次的函谈之后，大家就杂志的编辑宗旨，达成了一个共识：杂志是“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够有积极的贡献，但它也应当有温和可亲、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1965年底，坚持“独立、自由、宽容”，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明报月刊》终于创刊了。从第一期起，《明报月刊》就展露出勃勃生机，它除了刊载海外学人寄来的一些学术水平较高的稿件外，还刊登大量关于中国政坛、政要的内幕长篇文章。所以，杂志一出版，就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
第二部分 第30节：第十七章 千里谋划 一轮明月酬夙愿(2)
《明报月刊》先发制人，出师成功。
由一些散居在各大洲、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往来就办成一本杂志，这在出版史上是罕有的。把这些学人维系在一起的，是对人类思想文化的酷爱和执着追求的热情，而这种方式最后之所以能够成事，功劳则应该归于查良镛。《明报月刊》虽然是“大家共有的一份刊物”，但海外华人学者、作家、教授、新闻工作者等人，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提提意见，出出主意，提供稿件，其他的都得由《明报》、由查良镛来承担。
为了这份杂志，为了让大家的愿望开花结果，查良镛倾尽了自己的心血。《明报月刊》创办初期，查良镛自己挂帅当总编辑，协助他工作的只有许冠三、王世瑜两位。
据查良镛自己回忆，那时他家住在九龙，“为了决心办成这份许多人认为决不可能生存的刊物，在香港租了一层楼，把间隔的墙壁都拆去了，连厨房也取消，成为空空荡荡的一间大书房，日日夜夜的在这书房里办月刊的事。附近再租了一层楼，作为月刊的编辑部。”
大书房里的书全都是查良镛自己的。他喜欢读书，每次到国外去都要到书局购书，所以个人藏书非常丰富。办《明报月刊》，封面、封底、内页都需要大量的图片。查良镛藏有不少欧美出版的相当精美的图片历史书、美术画册，原来是凭兴趣而购下的，没想到现在办月刊派上了用场。
为了编《明报月刊》，查良镛暂时减少了对《明报》的参与，天天躲在大书房里翻资料、编稿件。他妻子每天做好饭后，就坐船过海从九龙送到香港给他吃。因为要照顾查良镛，妻子无法照料孩子。当时查良镛有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阿讷，每天只能在家里自己玩。
一天，当查良镛正躲在书房里编《明报月刊》时，他的大孩子打来电话，说阿讷爬到钢琴上玩耍，不小心摔下来，跌断了左臂。
查良镛连忙回家，抱着女儿，看着医生为她诊治，而心里却老是想着《明报月刊》的事——因为发稿限期已到，但插画却还没有找到。
在查良镛看来，办《明报月刊》，就是构筑一堵墙壁，用以“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意义非凡，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大举破坏中华文化，情况严重，所以，即使初办时自己心力交瘁，他也认为值得。
查良镛一边独力承担《明报月刊》的编务，一边物色人手以替代自己入主《明报月刊》。一年多以后，胡菊人就接手《明报月刊》，总管编务，而查良镛也完全放手让他自由发挥。
胡菊人曾在《中国学生周报》当社长，编杂志经验丰富，还在美国新闻处做过事，新闻敏感很强。他接管《明报月刊》编务后，除了选登一些学术文章、知识性较强的的短文外，还重点经营一些披露、分析中国政治和国际性形势的稿件，使《明报月刊》逐渐成为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杂志。
在《明报月刊》的内容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分析中共形势的文章。胡菊人以其独有的新闻触觉，紧紧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中国大陆有什么变动，胡菊人就以第一时间刊登长文加以反映和剖析。那时，经常为《明报月刊》撰稿的有司马长风、徐俊观、牟家三、牟润孙、丁望、徐东缤等人，他们都是名噪一时的政论专家。
在胡菊人的苦心经营下，《明报月刊》成为香港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在国外，这本杂志的影响也很大，一些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还时常写信给胡菊人，索取中共政坛资料，或者把近作寄来给《明报月刊》发表。
对《明报月刊》，查良镛既情有独钟，也一往情深。他虽然不想《明报月刊》亏蚀，但也从不指望它给自己带来利润。杂志亏蚀时，《明报》给补贴，而盈利时，又投入到杂志上。至于编辑部的房租、水电等费用，则一直由《明报》支付。查良镛对《明报月刊》充满厚爱，如同对自己子女一样。
《明报月刊》10周年时，他曾情深款款地说：“现在阿讷12岁了，已会翻阅月刊中的图片和一些最浅近的文字。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夫妻二人的）和我们的刊物（我们工作人员与作者、读者们的）都已长大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阿讷很美很乖，也说我们的月刊办得不错。我只希望，当我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离开这世界时，阿讷（还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这样乖，过得很幸福。我们的月刊也仍是像过去10年那样，从不脱期出版，受到许许多多人的喜爱。”
第三部分 第31节：第十八章 历经“文革” 终确立大报地位
第十八章历经“文革”终确立大报地位
“文革”期间，《明报》以及时的中国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大报地位。
60年代中期，由于《明报》发展迅速，湾仔谢斐道的旧址已不敷应用，《明报》于是搬迁到北角的南康大厦，租用该大厦的地下、二楼、十楼和顶楼做办公室和厂房。此时，《明报》已自备机器，自行印刷《明报》。
就经济效益而言，60年代中期的《明报》已是大赚特赚，年利润已有数十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报纸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又有大钱可赚，查良镛自然精神爽朗。
据《明报》的一些资深职员说，那段时间，逢年过节，查良镛都会在家里设宴酬谢员工。茶余饭后，总要玩乐一番，而赌钱是必不可少的，平时不爱玩乐的查良镛那天也一定会做庄赌钱，而且一定会有一次不开牌，待各员工开牌后自称通输，然后陪钱给员工，以此表示感谢。
《明报》渐入佳境的时候，查良镛不满足现状，在《明报》内容上大做改革，增加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他认为，海外对大陆的情况了解甚少，如果能多披露这方面的情况，《明报》一定大受欢迎，销量必然会随之大增。
但要增加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也很不容易，因为当时香港的记者根本不可能到北京采访，没办法取得第一手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查良镛的对策有两条：一是多采用外国通讯社和外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提供的稿件；二是多转载大陆一些报刊（包括不公开发行的）的文章。
事实上，第一条对策，查良镛自《明报》创刊不久就开始实施。60年代初期，《明报》已经大量刊用一些外国记者撰写的中国问题特稿，这在当时香港报纸中是独树一帜的。
从1965年开始，《明报》又开辟“乡土”专栏，专门辑录大陆一些公开或地下报刊上发表的有一定分量的专稿，每隔几天就有一期，每期至少占半个版。“乡土”曾先后转载过“上山下乡专题”、“江青上海滩演业史披露”等一系列特稿，详尽披露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秘闻。很受香港市民欢迎。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大陆移民到香港的知青丁望、周青等人加入《明报》，他们充分发挥自己对大陆生活了解的优势，撰写大量关于中国大陆的文章，为《明报》平添不少光彩，也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
这时，大陆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明报》大力发挥以往在报道中国问题方面的特长，及时报道“文革”的动态，在香港报界大放光芒。
1966年，“文革”刚开始，查良镛就以其独有的新闻慧眼，认为“文革”并不是在文化方面破旧立新，而是要夺权。当时香港的“左派”报纸都认为“文革”就是文化破“四旧”，因而攻击《明报》，指《明报》造“文革”之谣。后来的事实证明查良镛的分析是正确的。
关于“文革”的报道和评论，在香港所有的报刊中，《明报》是最为出色的。当时的《明报》，“文革”是报道的重点。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来自大陆报章的新闻、本报记者所撰写的内幕新闻和评论文章，加之查良镛的社评，充斥《明报》的第一版，大大满足了市民了解“文革”内幕和动态的需要。其中有不少文章是预测“文革”发展动向的，有很多都被后来的事态所证实。
尤其是查良镛的社评，更是精辟，充满独醒之见，对“文革”的发展趋势、中共政治斗争内幕之分析准确无误，似乎所有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成为一时之选。到此，查良镛不仅以他的武侠小说被誉为“第一侠笔”，同时也以他精辟的社评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
正如“逃亡潮”救了艰难起步的《明报》一把，“核子裤子”之争又令《明报》销路大增，到了“文革”，《明报》的销路更是突飞猛进。
“文革”期间，《明报》还率先开辟一个专门刊登大陆消息的专版：《北望神州》。该版先后由周青和丁望主编。他们两人都是当时香港首屈一指的专家型中国问题记者，在他们的精心编排下，《北望神州》专版出尽风头，香港所有报章无可匹比。此后，这个专版易名为“中国消息版”，继续大放光芒。
这个时候，《明报》的日销量已稳住在12万份以上，“大报”地位正式确立。不难看出，《明报》的每一次大发展，都与“中国大陆”这四个字有关。所以有人说，《明报》的发达是靠了共产党。想想，却也不无道理。
尽管并非出于一种刻意追求，但不知不觉中，《明报》渐渐显出它在“中国报道”方面确有过人之处，而且随着这一“特长”的发扬，《明报》也事实上成为香港报纸中独树一帜的“中国报道”的一张大报。
第三部分 第32节：第十九章 大难当头 身携健笔避海外(1)
第十九章大难当头身携健笔避海外
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
1967年，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香港也受到影响。发生于1967年夏天的暴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的产物。查良镛在这次暴动中，面临危难，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考验。
香港“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它起源于当时一连串的劳资纠纷，包括渣华邮船公司、南丰纱厂、四间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厂、红磡青洲水泥厂等。在这些劳资纠纷中，最初都是工人自发采取行动，后来“左派”工会介入其事，行动变得非常激烈。特别是新蒲岗人造花厂的纠纷，最后发展至街头静坐、张贴大字报，以及每日川流不息的各业工人慰问等行动。香港政府为此采取了强硬的镇压行动，出动大批警察，用武力驱散工人，并逮捕了部分工人。
港府这一激烈的镇压行动，更加引起了“左派”人士的不满。“左派”人士因而组织“斗委会”，统一领导这场运动，与港英政府对抗。他们每天都排队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到了5月22日，警察采取了另外一次更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在中环花园道以暴力对付示威人士，酿成流血事件。
之后，港府和“左派”势力展开了长期的对抗，“左派”“斗委会”组织工人大罢工，全港交通一度陷于瘫痪；最后，双方的冲突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满地真假炸弹。有一次，警方出动1000多名警察，动用直升飞机，携带现代化武器，进攻北角的华丰国货公司。
香港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混战，经济陷于低潮，人心惶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香港岌岌可危。
对于这场暴动，查良镛和“左派”一开始就站在对立面上。他反对“左派”势力采取过激的行动，支持港府严厉镇压“暴动”。
在6月6日社评《本港“左派”拥刘少奇》中，《明报》把矛头直接指向“左派”：“关于香港的5月事件，现在已可看得很清楚，那完全是本地‘左派’人士所主动进行的，并非北京有命令来叫他们采取行动。”
那为什么“左派”要采取这样过激的行动呢？社评列举一些实例分析说，这是因为“左派”近年来有一连串拥护、支持“刘邓陶”的行为，而当时北京正大举清算“刘邓陶”，“白纸黑字，对‘刘邓陶’的拥护早已发表出来了，如何能够抹去？惟一的办法，只有将功赎罪，即刻立一件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大功。那是迫不及待，只争朝夕的急事，如果迟了一刻，大功未竟而十二金牌已到，那如何得了？”
《明报》这篇社评的最后说：“对于香港‘左派’报纸同业的拥护刘少奇，基本上我们是表示同情的，从这一点上攻击他们，是不公平的。……我们只希望他们自己扪心自问：‘为了少数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400万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碍到中共对香港的基本国策，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威望，是否应该？’”查良镛对“暴动”的态度，使他与“左派”的对立更加尖锐起来，“左派”痛骂查良镛为“豺狼镛”、“汉奸”、“走狗”。
由于《明报》支持港府、反对“左派”，6月5日，在澳门当权的“左派”势力宣布不准《明报》和《明报月刊》进入澳门，至此，已有十份香港报章被禁行销澳门。
6月9日的《明报》社评《本报被禁行销澳门》，表明了《明报》不畏强权，决定与“左派”斗争到底的决心：“你们禁止明报销入澳门，我们在经济上当然受到损失，但你们想压迫我们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你们在香港不能取得胜利，明报当然继续出版，跟你们斗争到底。”
第三部分 第33节：第十九章 大难当头 身携健笔避海外(2)
查良镛很清楚，与“左派”对抗，后果难以想像，因为当时“左派”已经对一些支持港府、反对“左派”的报社采取过激的袭击行动。对抗“左派”，使《明报》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明报》当时在北角英皇道561号。形势危急，为防意外，查良镛指示员工把《明报》所在的标记都拆了下来。此外，编辑部大门装上了铁闸，字房工人把铸字用的铅熔成铅液，以备暴徒来犯时防卫。
有一天，几百名“左派”分子浩浩荡荡地冲到英皇大道之561号大厦，要砸《明报》。他们找了近半个小时还是找不到《明报》编辑部，后来找到时，《明报》编辑部已拉上大闸，而警方也在此时赶到。《明报》得以免遭砸烧之灾。“左派”分子烧不到《明报》报馆，他们当然不会罢休。他们买通了印刷《明报》的建明印刷公司机房的一名员工，于6月23日凌晨，以“偷偷摸摸”的手法，更换《明报》版面，并印行发售。
结果，23日的《明报》一出版，全城哗然。原来，在《明报》第四版上，刊有一篇署名为“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的声明，题目是“敬告同业，行动起来”。声明说，《明报》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呼吁同业“行动起来”，不可承印《明报》，等等。这段文字的排印和字体十分粗糙，完全不同于《明报》的其他字体，明眼人一看就发现这乃临时偷梁换柱而造成的。
一连几天，数以千计的读者给《明报》来电、来信，除了个别不明真相者对《明报》提出批评和指责外，绝大多数读者都对《明报》表示支持和同情。“六二三”事件发生后，建明印刷公司机房中即没有工人上班，一时间给《明报》的印刷出版造成困难。《明报》不得不采取权宜措施，暂时减少版面，只出一大张。几天之后，在其他一些印刷同业的支持下，《明报》克服了困难，恢复了原来的报纸张数，运作恢复正常。对于“左派”分子“偷梁换柱”的手段，《明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对此严辞痛斥：“……事实上，明报系统的工作单位，根本没有什么‘斗委会’的存在，我们对于维护广大市民安全的措施，基本上表示赞同，对于‘左倾’盲动主义表示厌恶。”
“……利用祖国人民的血汗钱来收买一小撮‘牛鬼蛇神’，实现破坏《明报》的本于‘自由、理性、和平”的崇高立场，一小撮不是左派的‘假左派’，他们所耍弄的这种见不得光的大阴谋，又说明了什么？一句话，他们对明报‘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六二三明报事件’，只有让人更加清楚一小撮‘左翼’教条主义捣乱分子，是如何的卑鄙无耻，如何的见不得人。他们把‘爱国’这一名词窃为己有，成了他们的‘专利品’；凡拥护他们的，就叫做‘爱国’，反对他们的，就叫做‘卖国’，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而另一方面，“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爆炸大埔乡事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香港几乎变成一个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而《明报》及其员工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左派”分子袭击的重点目标，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时，查良镛已离开香港，远在瑞士。对于查良镛远赴瑞士避风头，当时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原是到瑞士开国际性的新闻会议的，后来听说“左派”要对他下毒手，于是延迟回港，滞留瑞士；另外一种说法是，在“左派”放出风声要置他于死地后，查良镛于是带着一家大小离港到瑞士暂避。又有一种说法是，他和总编辑潘粤生在新加坡办《新明日报》。
无论哪种说法也好，查良镛滞留海外，都是因为被“左派”威胁所致。
那段时间，查良镛每晚都打长途电话回报馆询问情况，叮嘱大家出出入入要小心；另外，据说，查良镛还写信给当时的《明报》总编辑梁小中，要他与当时任采访主任的龙国云主持大局，如形势恶劣，他们两人可以自行先把《明报》暂时结束。
8月24日，在电台里报道“暴动”事实、抨击“左派”的香港商业电台著名播音员林彬，惨遭“左派”分子行凶暗害，被淋汽油，活活被烧死。此事惊动一时。林彬被烧死后，当时有一种气氛，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查良镛。但他仍然不畏“左派”的威胁，还要求《明报》对林彬不幸逝世表示敬悼。《明报》一连刊出《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敬悼林彬这位“大丈夫”，痛斥“左派”分子的暴行，并表明对“左派”分子决不退缩、决不妥协、斗争到底的决心。
最后，中国政府表态，认为香港应该保持现状，这次“暴动”，才逐渐平息。在这一次“暴动”中，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
从那以后，到70年代，查良镛一直为香港警方暗中保护。
第三部分 第34节：第二十章 创办明周开娱乐周刊先河(1)
第二十章创办明周开娱乐周刊先河
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带来可观的利润。
《明月》和《明周》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
“六七暴动”之后，香港社会趋向稳定，经济迅速繁荣发展起来；查良镛虽然一直受警方保护，但他和“左派”的宿怨、矛盾仍然存在，然而正面的冲突却不再发生，这就使得查良镛能够安安静静地生活、工作，拓展《明报》的事业。虽然《明报》已经成为一份有很大影响力、盈利可观的报纸，但查良镛似乎并不满足于死守《明报》，而是想建立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当一个报业大亨。
除了《明报月刊》外，查良镛还先后创办了《武侠与历史》杂志、《新明日报》星马版、《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报刊，初具报业集团的雏形。
《武侠与历史》是查良镛在60年代初期创办的，主要刊登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查良镛早期的武侠小说《飞狐外传》，古龙的武侠小说《绝代双骄》曾经在上面连载，风光一时。后来虽然停办了，但在近代武侠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和新加坡《新明日报》是查良镛与新马当地的商人合作的，前者创刊于1967年4月8日，后者创刊于1967年3月8日，都是在“六七暴动”之前，查良镛在里面占的股份最多。这两份《新明日报》起初是用同一个版，内容相同，后来当新加坡独立后，两地政府的政策不同，就分为内容不同的新加坡版和马来西亚版，但副刊、小说的稿件还是港、星、马三地同用，不同的只是新闻财经版。这两份报纸发展迅速，不出几年便跻身于当地三大销量最多的报纸行列。直到今日，两份报纸仍为星马销数最多的报纸之列，但后来当地政权严格管制报纸，查良镛已出售股权，报纸的内容风格，亦已和当初查良镛、潘粤生主持时大不相同。
《明报晚报》的前身是《华人夜报》，是查良镛于60年代后期创办的。这两份报纸的总编辑一度由王世瑜担任，而王世瑜就是查良镛一手提拔上来的。
王世瑜初进《明报》时，只是一名小校对。因为勤快，甚得查良镛欢心，很快就升为助理编辑、编辑，最后还被查良镛委为刚创办的《华人夜报》的总编辑。王世瑜升职之快，一时无二，查良镛如此爱才惜才用才，也被香港传媒传颂一时。
《华人夜报》走的是软性路线，内容主要以吃喝玩乐为主，还带有一些色情成分。报纸一出版，销路尚好，但不久却停办了。
《华人夜报》停办的原因，据说与查良镛的太太朱玫有关。有一种说法，说当时朱玫不满《华人夜报》色情内容太多，对王世瑜也很有意见，有一次，两人曾就某个问题发生争执，朱玫于是要求查良镛辞掉王世瑜。查良镛左右为难，最后迫于无奈，就把朱玫的意思转告王世瑜。谁知王世瑜一气之下，就辞退不干，转而加入《新报》做事。
王世瑜一走，《华人夜报》也停刊，代之而起的是《明报晚报》。
王世瑜加盟《新报》不久，《新报》创办了《新夜报》，由王世瑜当总编辑。那段时间，王世瑜时常在《新夜报》上制造新闻痛骂查良镛，或开查良镛的玩笑，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有人曾劝查良镛控告王世瑜，但查良镛却总是一笑置之，不把此事放在心上。
第三部分 第35节：第二十章 创办明周开娱乐周刊先河(2)
当《新夜报》打开销路后，王世瑜就辞退《新报》的工作，自立门户创办《今夜报》。《今夜报》在王世瑜的精心炮制下，发行量超过《新夜报》，成为小说之王，为王世瑜赚了不少钱。而赚了钱后的王世瑜，却又把《今夜报》卖掉，举家移民加拿大。
查良镛听说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请他回来《明报》机构，当《明报晚报》和《财经日报》的社长，后来又兼任《明报》总编辑。查良镛不计前嫌，气量如此之大，令人敬佩有加。
《财经日报》原本不属于《明报》所有，它是由《明报》的一名记者黄扬烈创办的。当时黄扬烈在《明报晚报》任职，他发现财经报纸大有可为，于是离开《明报》，自立门户，与其他人合资创办了《财经日报》。可惜《财经日报》销量平平，财政出现困难，黄扬烈难以再支撑下去。在这种情况下，黄扬烈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查良镛，请求查良镛支持《财经日报》。像对待王世瑜一样，查良镛并没有责怪黄扬烈当年离开《明报》，还百般安慰黄扬烈。
初时，查良镛只是《财经日报》的债权人；但数次借钱支持后，《财经日报》仍然没有起色，有些股东纷纷退股而去，剩下黄扬烈一个人苦苦支撑。黄扬烈要求将《财经日报》归入《明报》，前债一笔勾销，再付清一些所欠的工薪和稿费，从此，《财经日报》就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但《财经日报》寿命也不长，不出几年也停刊。在《明报》系统的系列报刊中，除了《明报》，现在仍然风光无限的，还有《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
《明报月刊》无亏无盈，它不仅没有成为查良镛的负担，还为查良镛赢来了声誉。这份月刊至今仍然是香港品位最高的学术性综合杂志之一。至于《明报周刊》，则为查良镛带来了不少花花绿绿的真金白银。
《明报周刊》是“六七暴动”后创办的，它的前身其实就是《明报》的星期日副刊，叫做《东南亚周刊》。这张副刊是免费赠送给读者的，内容主要是一些娱乐圈的人物和新闻。
过了一段时间，查良镛见到星期日副刊很受欢迎，于是对它大事改革，把它改为16开的周刊，增加内容。一经改革，读者反映更好。而这本16开的周刊，实际上就是《明报周刊》的雏形。
一介书生的查良镛其实也很有生意头脑和商业眼光。他认为周刊大有可为，于是正式创办《明报周刊》，重点刊载娱乐圈新闻。但《明报周刊》不再附报纸免费赠送，而是单独出售，每份订价5角。当时，香港的中文报纸每份只售1角，而《明报周刊》订价5角，这可是个高价钱，所以当时有不少人对查良镛的做法不尽赞同。他们认为，周刊一直免费附送，如今要花钱买，加上价格那么高，难以打开销路。查良镛力排众议，坚持己见：“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页，多刊载一些适合家庭妇女看的软性文章，销路是完全可以打开的。”
别人再也无话可说，定价5角的8开度的《明报周刊》终于创刊。很多人都始料不到，《明报周刊》的面世，居然还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明报周刊》最初由潘粤生主理，但不久他被查良镛安排到新加坡负责《新明日报》编务，空缺便由雷炜坡顶上。
雷炜坡可以说是香港报界采写娱乐新闻的老行尊，是这方面的宗师级人物。《明报》创办初期，他以柳鸣驾笔名写的“伶星专栏”，写尽娱乐圈众星，为《明报》添色不少；后来一直主编《明报》娱乐版，他负责采写的娱乐专栏“偎红楼主”也名噪一时。
《明报周刊》到了雷炜坡手中，经他一雕琢，就大放光芒。尤其是刊登“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的那期周刊，一经出版，全城轰动，销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份，《明报周刊》因此进入第一个辉煌时期。到了1973年，功夫巨星李小龙暴毙，雷炜坡动用所有人力采访、搜集资料，炮制了一个“李小龙专辑”。这期周刊一经出版，半天就全部售完，再版发行也一下子又被抢购一空。
这是《明报周刊》的第二个辉煌时期。
当时，《明报周刊》采编人员只有几个人，但他们创造的效益也极高。70年代，《明报周刊》一年盈利有好几十万，到了80年代，更跃升到一二千万。由于《明报周刊》的成功，不少人就加以仿效，各种各样的娱乐周刊就纷纷面世，令香港出版界显得更加热闹非凡。这股周刊热潮至今仍然方兴未艾，而《明报周刊》这个开山鼻祖也仍然不甘后人，销量遥遥领先。
《明报周刊》的成功，最初有赖于查良镛的商业眼光、生意头脑，到后来则主要是雷炜坡一手缔造。雷炜坡也因此被誉为香港编娱乐周刊的第一高手。由于全情投入《明报周刊》，雷炜坡后来积劳成疾，到了台湾疗病一年多时间。其间，查良镛每月照样给雷炜坡支付薪金。雷炜坡回港后，查良镛恳请他再主理《明报周刊》，所出条件比以前更优惠：一，大幅加薪；二，不限制雷炜坡的上班时间。从此，雷炜坡通常一周才回报馆二次，更多时候都是在家里用电话、传真遥控编务。查良镛对雷炜坡这个人才如此厚爱，众人称赞。
《明报》机构，在查良镛手下有过多种报刊，但到了后来，只剩下《明报》和《明报月刊》、《明报周刊》。
《明报》派生出来的这两份杂志，一个有名，一个有利。有人比喻说，它们是《明报》的一对“姐妹花”，是查良镛的一对“孖宝”；也有人比喻说，《明报》是一个大月亮，《明月》和《明周》是两颗星星，两星拱月，交相辉映。
第三部分 第36节：第二十一章 独醒之见 笔指天下第一家(1)
第二十一章独醒之见笔指天下第一家
查良镛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江第一健笔”。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
《明报》借助“逃亡潮”、“笔战《大公报》”、“文革”等几件大事，销量大增，发展迅速；而到了“六七暴动”之后。《明报》基本上是在平平静静中稳定发展，大起大落、大风大浪情况不再出现。
这个时候，《明报》可以说是人强马壮了。查良镛手下的人马，如潘粤生、陈非、雷炜坡、汪济、王琳、司马长风、孙淡宁、丁望、张续良、胡菊人、王司马、林三木、王世瑜等，个个都是独当一面的大将，这些人都是当时香港传媒的翘楚。就人才的阵容而言，当时香港没有任何一家报刊比得上《明报》。
有这么多人才撑着《明报》，查良镛自然不用太操心《明报》的编务。除了坚持每天写一篇社评和武侠小说外，查良镛已极少介入《明报》的具体编务，大多数时间，他都是躲在家里看书、下棋、研佛……
查良镛当时住在渣甸山的一幢两层高的别墅里，这幢别墅是“六七暴动”后香港地产低潮时，查良镛以40多万港币的低价购下的。别墅的二楼面积约200平方米，全部用作书房。书房铺着蓝色地毯，四壁都是伸延到天花板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其中包括《古今图书集成》、《点校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大藏经》……这些都是大部头著作，如《大藏经》就有一百多册。书房角落放着一张写字台，查良镛每天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查良镛私藏的图书数量之多，在香港的私人藏书中，也可名列前茅。查良镛并不是想做一个纯粹的藏书家，他是因为喜欢看书才大量购书的，有些书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精读的。这么丰富的图书，查良镛如何看得完？
说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除了很特别的日子外，每天，查良镛都坚持看书6个小时以上。据查良镛的中学同学、《明报》股东沈宝新说，查良镛爱看书的习惯自小已经养成，早在初中时，他就限定自己每天要读几个小时的书，绝不松懈。
查良镛涉猎广泛，音乐、舞蹈、美术、外语、宗教、历史、哲学……方方面面的书，他都看。据倪匡说，60年代初期，查良镛觉得自己的英文程度不够好，就自修英文。他家里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抽屉拉开来全是一张张小卡片，上面写满英语单词、短句。查良镛每天坚持自修英语几个小时。正是因为苦学英文，查良镛的英文程度众人称道，他可以得心应手地用英文撰写政论文章，也可以用流畅的英语做长篇演讲。
第三部分 第37节：第二十一章 独醒之见 笔指天下第一家(2)
正因为查良镛好学，所以被人誉为一部“活辞海”。一些朋友、同事有时碰到一些弄不清楚的问题，也懒得去查资料，就干脆去问查良镛，而查良镛几乎是有问必答，有答必准。
白天在家中的大书房里看书、写武侠小说，到了晚上11点钟左右，查良镛才回《明报》去。那时，他的女秘书早已经下班，工人替他送上一杯清茶，他就关起门来写社评。
自《明报》创刊起，《明报》的社评有98%以上是由查良镛执笔的。
有不少人说，《明报》能有今天，主要靠查良镛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健笔”。有很多人就是为了要看查良镛那几百至一千字的社评而买《明报》的。查良镛写武侠小说，举世闻名，故他这支写武侠的“侠笔”认第二，没有人再认第一；也正因为这支“侠笔”惊天动地，所以他的另一支写社评的“健笔”往往不大为世人所知。其实，作为社评家，查良镛同样是卓有成就的。他的社评，几乎全是独醒之见，分析问题精辟入里，文字生动易懂，众人称颂，堪称“香江第一健笔”。
查良镛的社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分析精辟，预测准确。这里略举几个例子。1964年9月底，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宣布中共将于近期进行一次核子爆炸。但是何日何时爆炸，中方严加保密，美国情报部门也不得而知。查良镛却见解独到，认为中共试爆原子弹应该在下午三四点钟进行。
在10月10日的社评《中共核爆应在下午举行》一文中分析说：“……我们相信中共造成原子弹的日子已不在远。鲁斯克所以提前宣布，目的是减少这个新闻的耸人听闻性，以削弱中共在这件事上所企图获得的宣传与心理效果。……美国极力设法，要将中共制原子弹之事先行张扬，等到中共真的造成时，全世界只当是一件旧闻，觉得也不过如此而已。”
查良镛继续分析说，“当中共核爆成功时，美国如果侦查到，很可能比中共抢先宣布。”
那中共会在何时试爆呢？查良镛最后得出结论：因此，中共举行核爆，最好选择在下午三四点钟，其时美国正是深夜，仪器中查到之时，国务卿来不及开记者招待会，北京电台就可先行广播了。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共官方发布消息，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引爆地点在西部地区，引爆时间是下午三点钟。查良镛的分析果然应验。“文革”开始，“红卫兵”组织出现，中共官方报道说“红卫兵”的任务就是“破四旧”，而那些不明真相的“红卫兵”也果真到处“破四旧”。
查良镛在一篇刊于1966年9月1日《明报》上的社评《红卫兵的新行动将是什么？》一文中，查良镛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卫兵是毛泽东、林彪发动起来打击刘少奇一派的一种组织，真正的目标在整肃党内的反毛林分子，什么改路名、改招牌、剪头发、赶修女等等行动，只不过先来一个下马威，造成一种“打他个人仰马翻，落花流水”的印象。《水浒传》中说凡有配军到来，先打一百“杀威棒”，红卫兵们大吵大闹，便是在打中共党内反毛林分子的杀威棒。神主牌、水月观音、维纳斯等因此遭灾，乃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甚至苏联大使馆外的示威，也不过是作攻而非主攻。……如果认为毛泽东、林彪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来组织红卫兵，目标只是在砍永安公司的招牌，拆大佛寺中的罗汉，那当真是“等闲视之”了。他们的真正目标，在“消灭各地各单位中的黑帮黑线”。
当时，刘少奇还是堂堂国家主席。查良镛认为“红卫兵”的目标将是推翻刘少奇，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报纸这样评说。那时香港的“左派”报纸还对此大加抨击，指查良镛造谣惑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查良镛这些评说，乃是真知灼见。1966年11月，在北京“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当时，江青只是国务院文化部的一个小小官员，负责电影方面工作，并非正式涉足政坛。
第三部分 第38节：第二十一章 独醒之见 笔指天下第一家(3)
查良镛由此推断江青从此将在中共政坛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12月6日的社评《江青是毛泽东路线的代表》中，查良镛指出——……很明显，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在确立江青崇高的政治地位。不久，江青果然露尽峥嵘，在中共政坛翻云覆雨，横霸一时。
1967年底，林彪作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风光一时，地位在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一天，中共海军中一批“积极分子”在北京集会，林彪为他们题写了两句著名的话：“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会上，“积极分子”多次强调必须以林彪为榜样，最后大会还宣读了“海军全体指战员给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决心书”。
查良镛认为这次大会大有文章。他甚至预测林彪将会没有好下场。在1967年12月3日的社评《林彪渐露跋扈相》中，查良镛分析道——
北京的军人所以为这小事大举庆祝，当然是林彪在显示他枪杆子的力量，不但是做给刘邓派看，做给周恩来和江青看，也是在做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指战员的决心书不写给毛泽东而写给林彪。其中便大有文章。如果毛泽东目前已然精力就衰，那就罢了，否则林彪此举，定然大犯毛氏之忌，这是“震主”和“挟主”之行，什么时候毛泽东赫然震怒，再来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当时正是林彪最得势之时，不久毛泽东还指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把这个决定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试想，当时世界上有谁会想到林彪的最终下场呢？但查良镛却早在1967年就预测毛泽东将会“造林彪一反”。预卜先知，令人叹为神奇。“文革”后期，邓小平落难江西，查良镛在社评中分析邓小平很快就会重出政坛；江青横行霸道之时，查良镛的社评骂她“不知往哪里躲”，说毛泽东一死，她也就没好日子过……
对中共政坛的这些变化，查良镛的社评分析得非常准确，仿佛中共时势发展全在他掌握之中。
有人曾经问他，为什么对中共政局的变化分析如此准确。查良镛曾回答说，有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了解中国历史：“我写社评时，我说林彪一定垮台，那时他是最威风的时候，我的观点，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基本上都没有好结果，汉武帝手刃自己的太子，康熙皇帝这样厉害，太子的收场也不过如是，当直接威胁到权力时，接班人都没有好下场。”
查良镛还说，他一生中受《资治通鉴》影响最大：“《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模。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模。”
不仅是对中共政局，即使是对世界时势，查良镛的分析也很准确。他的社评不少是评论世界大事的，其中一些关于时势发展的预测，基本上都是准确的。比如1967年底，美越双方经过一轮交战后，战火暂停下来。越南战场是否再起战火，当时有各种说法。查良镛在当年12月22日的社评《明年二月越南大打》一文中，分析美越将再起战火——
从世界大局看来，明年2月至4月这三个月中，越战势将进入无比激烈的局面。因为不久便将有圣诞休战，二月底又有农历新年休战。到5月雨季开始，便不利于美国空军的出击，而到10月份时，美国的大选已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到9月再开始大打，已来不及了。因此1月份中，詹森势将提出各种和平试探（最近提出了五个条件，但内容殊无新意，势难为越共所接受），这一个月中如果对和平谈判达不成任何协议，则2月便将大打。前天美军又有4300生力军开到南越，使得驻越美军超过了韩战时的最高峰，那当然是为大打作准备。美军想在这三个月中取得若干进展是可能的，但想得到“决定性”的胜利，恐怕难以如愿。
越南战场正如查良镛所料，1968年2月1日，越共在南越各城镇同时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美越又再交战。查良镛2月3日的社评《甫交二月果然大打》还为此回应上一篇社评所论：“……1月份果然有和平试探，结果并无协议，甫交2月，果然大打，可说是不幸而言中了。”
第三部分 第39节：第二十一章 独醒之见 笔指天下第一家(4)
美越大打，美军在溪山受困，美国国内于是出现了是否向越军投放原子弹的争议。查良镛在2月17日的社评《越战会否用核弹？》中谈及自己的观点——据我们观察，美国决计不会为了防卫溪山而使用战术性核弹，但始终不愿清楚明了的说这句话。一来是使越共心怀恐怖，不敢放手大搞；二来是使中共有所顾忌，不致贸然插手越局。……要知道美国出兵越南，以保卫越南人民的民主自由为口号，如果以核弹炸死了大批无辜越南人，那是全世界极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美国人）所不能原谅的。
当然，这些分析、预测时势、政局发展的社评，只是查良镛众多社评中很少的一部分，而更多的，则是以理智、冷静的态度，以独立、公平的立场，去评说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这部分社评，更能体现出查良镛作为一个社评家所具有的风骨和智慧：支持马寅初的人口控制理论、反对消灭传统戏剧、批评中共用行政命令改革文艺、力斥江青祸国殃民、声援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独醒之见，皆为那个年代的强音，曾产生很大的影响。
查良镛的社评，是《明报》的灵魂。《明报》之所以成为一份知识分子的报纸，成为时政的权威报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查良镛的社评的功效。查良镛的社评，不但广受香港平民和政府关注，甚至连国共要员、美国国务院也剪辑留存，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