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中共邀请二十八年后还故国
邓小平复出后，中共向查良镛发出信息：邀请他回大陆访问。
查良镛向中方提出一个要求：想见邓小平。
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到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1973年春天从台湾访问回港后，查良镛的心里总萦绕着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什么时候回大陆，回家乡走走看看？
虽然台湾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他心里始终很清楚：在自己的感情最深处，那960万平方公里的雄鸡状大陆，才是他的家国，才是他的根！
在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中，不乏这样的人物：因为战争，因为外族入侵，或者因为天灾人祸，家庭变故，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他方；但是无论身处何处，他们仍然家国思归，蕴积在心底的思乡情结浓得化不开。
作为一个从小饱受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熏陶的海外旅人，作为一个感情丰富的中国武侠小说宗师，作为一个时刻关注中华民族命运，常常在社评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报人，查良镛的思乡之情尤为浓烈。大漠落日、茫茫草原、万里长城、千里雪山、江南水乡……这些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多次出现过的景致，是查良镛长期以来梦牵魂绕的地方。
自1953年离开上海、杭州后，查良镛曾在1962年去过广东省境内的广州、佛山、从化、新会、深圳等地。从那之后，再也未踏足过大陆。1973年，查良镛纵然思乡情切，也无法如愿成行。当时，大陆还在进行“文革”，政局混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重要人物仍然遭陷害、被打击，大权旁落；而以江青为首的一帮人却大权在握，左右着中国的命运。查良镛经常在《明报》的社评中，称赞邓小平，为邓小平的际遇打抱不平，而对那些得势的当权派却大胆笔伐，尤其对正处于权力巅峰状态、不可一世的江青，查良镛更是极力痛斥，不留情面。他在社评中常常说她“不知往哪里躲”——意为有朝一日，终将恶有恶报。
所以，在“四人帮”横行一世时，查良镛不能回去；一直等到邓小平“东山再起”，重新掌握中共实权，一直等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彻底否定“文革”，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后，查良镛才得以偿愿。
自从1977年邓小平在万众呼唤之下“东山再起”，执掌大权后，他极力拨乱反正。1978年底召开、1979年初结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推行开放改革政策，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从此，他在中国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中国大陆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生气，而邓小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
作为一份长期的报道、评述中国的问题而著称于世的报纸，《明报》自然对大陆的这一变化非常关注。但是，在《明报》上出现的，不再像以前那样几乎全是清一色批评中国的文章——因为在继续批评中共一些不良弊端的同时，《明报》也以很大篇幅，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成果，支持中国重点发展经济——也就是说支持邓小平的新政策。
《明报》向来以大胆、大量报道中国问题而著称，故中共领导人对这份报纸很关注，它是不少中共官员必看的“参考报纸”之一。《明报》的这一变化，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和兴趣。他们对查良镛的看法和认识也开始有所改变。
这时，中共方面有人提出：应该邀请查良镛在适当的时候，到大陆访问。
他们的理解是：像查良镛这样有地位、有名望、有才干的报人，应该是“统战对象”，要好好团结；像《明报》这样有相当影响力的报纸，应该把它争取过来。于是，中方有关部门正式向查良镛发出信息：邀请他来大陆访问。
查良镛接到邀请，并不感到突然，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他随即向中方提出一些要求，其中一条就是：想见邓小平。
查良镛说，几十年来，在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之中，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第四部分 第52节：第二十八章 中共邀请 二十八年后还故国(2)
中方的报告很快就送到邓小平那里。
查良镛对邓小平仰慕已久，而邓小平对查良镛不但不陌生，还特别欣赏他。邓小平是从《明报》的社评中认识查良镛的。
查良镛在自己撰写的社评中，反对中共批判北大教授马寅初，支持马寅初的“人口论”，反对盲目的“大跃进”思想和行为，支持惨遭迫害的彭德怀，反对“文革”，反对江青和林彪，反对红卫兵“造反”，反对江青之流困扰周恩来，批评“左”倾路线……这些观点，基本上和邓小平的主张和看法是一致的。所以，很早以前，邓小平就已经留意到这个跟那些人云亦云、看风使舵的报人、评论家截然不同的查良镛，非常欣赏他深邃理论和独到的见解。
当然，给邓小平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可能还是查良镛一贯以来对他的支持和拥护。尤其是邓小平70年代被打倒，落难到江西省的那段艰难岁月，查良镛时常在《明报》的社评中称赞邓小平，支持邓小平，反对中共对他的处置，并预言他将“东山再起”。
在那个年代，别说是在国内，就是在海外，在报章上公开支持、称赞邓小平的文章少之又少，而像查良镛那样常常在社评中客观评价邓小平、拥护邓小平的，也很难找到第二个人。
在落难的日子里，像查良镛这样的支持和拥护，多多少少会给处于事业低谷的邓小平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是一些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查良镛是邓小平的一个志同道合、殊途同归的“知音”。也许，从那个时候起，邓小平就觉得查良镛是值得一见、值得一谈的朋友。
查良镛对邓小平的支持和拥戴还不止于此。
在邓小平复出后，查良镛不断在《明报》上撰文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邓小平安排务实派执掌党政大权大加称赞，并力拥邓小平当国家主席……所有这些，邓小平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相信他一直想见见查良镛这位特殊的“朋友”、不寻常的报人。
所以，我们可以想像，当他看到有关部门送来的邀请查良镛访问大陆的报告时，他或许有些高兴，连声自语：“这个查良镛！这个查良镛！”随即，邓小平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旅社等机构的安排下，1981年7月16日，查良镛携妻子和一对子女起程回大陆。陪同查良镛去大陆的还有中方的一些官员。
坐在从香港飞往北京的客机上，看着舷窗外，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1948年，第一次南下香港谋业的时候，自己才24岁。那时，身无半文，只有满腔热血，连乘出租车过海的10元港币也是向邻座的香港《国民日报》潘社长临时借的。
想到这，查良镛不禁暗暗一笑。那位人人称为“小查”的小青年，如今已是大名鼎鼎的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富有的报人、指点江山的社评家，如今正作为中共政府的贵宾，衣锦还乡。抚今追昔，查良镛自觉不愧此生，无悔为人。仰靠在座椅上，查良镛静静地梳理着往事，他喃喃自语：“最后一次离开上海、杭州是什么时候了？哦，没错，是年，算起来已有28年了。真是‘二十八年后还故国’啊！”
二十八年间，大陆风云变幻，但不管怎样，大陆毕竟是他的家国，如今在阔别多年之后，终于回来了，而且是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当飞机飞到华北上空，可以看得见华北大地的时候，查良镛按捺不住亢奋和激动的心情，频频俯视那片他既熟悉、又觉得陌生的故土……
第四部分 第53节：第二十九章 见邓小平 大会堂里论江山
第二十九章见邓小平大会堂里论江山
见面时，邓小平笑口盈盈地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
一个是著名政治家，一个是知名政评家，两个人谈起政治，当然不会流于一般的敷衍，政见和才智充分地表露出来。
邓小平和查良镛的会面安排在7月18日上午，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实质上他是中共最具权力和最有权威的领导人。
查良镛是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前往大会堂的，他的妻子和一对子女也随行。当查良镛一行来到福建厅时，邓小平已在大厅门口等候。他走上前去，握着查良镛的手，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满脸笑容：“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
“我一直对你很仰慕，今天能见到你，很感荣幸！”查良镛神情很诚恳。
“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邓小平笑盈盈地说。
随即，查良镛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儿女，邓小平也表示：“欢迎！欢迎！”见面礼后，邓小平、廖承志与查良镛及其一家人站成一排合了影。
邓小平和查良镛虽属初次见面，但由于两人“神交”已久，加之“英雄所见略同”，所以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谈始终很热烈，从未出现冷场，并且还不时擦出一些“火花”。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站起来亲自送查良镛。走到大厅之外，两人又站着谈了一会儿。
邓小平握着查良镛的手，热情地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查良镛连声致谢。
邓小平会见查良镛的情况，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和中新社随即作出报道，世界各地的很多报纸都刊载这一新闻，中国大陆和港澳的报纸几乎都以此作为“头条新闻”刊载。北京中央电视台还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详尽播映了两人会谈的情景。
作为中共代表人物的邓小平，会见长期“反共”的查良镛，向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共有雅量，愿意听取不同政见者的意见，愿意与政见不同的人士交朋友。
此事显示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开明的政治风度，因而引起了国际间的广泛关注；而本来已经颇具知名度的查良镛，也因此更加名噪中外，风头之劲，环顾港澳，一时无二。
这次会谈，也揭开了查良镛传奇一生的另一段里程。
第四部分 第54节：第三十章 廖公宴请 欢声笑语荡席间
第三十章廖公宴请欢声笑语荡席间
廖承志说：“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
“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查良镛回应道。
在谋划、邀请、安排查良镛回大陆访问、会见邓小平的整个过程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是最关键的人物，因为只有在他的同意和支持下，查良镛的大陆之行才能成事。当时，他身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是中共主管港澳事务的最高长官。
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先生的儿子。他与香港有缘，“二战”时期，他曾受中共之命到香港，负责中共在香港的一切活动。中共执政后，他长期主政中共的港澳事务和华侨事务。
查良镛到达北京的当天，廖承志就和查良镛见面。第二天，廖承志大开宴席，请查良镛一家吃饭，陪同的还有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等部门的官员。
廖承志虽然位居高官，但毕竟是文化人出身，性格乐观、豪爽，平时总是嘻嘻哈哈的。席间，对同是文化人的查良镛，虽然对方是第一次见面的“老反共分子”，但廖承志视之为老朋友，放开胸怀，谈笑风生。他向查良镛讲自己怎么样被张国焘扣留，讲延安的窑洞生活，讲“西安事变”，讲毛泽东……讲到有趣的地方，就发出朗朗笑声。
查良镛知道廖承志多才多艺，能写能画。一提起廖承志的画工，他告诉查良镛一件趣事：“有一年，我参加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出席联共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台上口若悬河，大发议论，我听得很乏味，一时兴起，便画赫鲁晓夫的速写和漫画，把他的形象极度夸张，难看极了，画了一张又一张。当时，坐在我身边的是东德代表，他看到赫鲁晓夫的漫画，刹时目瞪口呆……”说完，廖承志又哈哈大笑起来。
查良镛向来严肃，庄重有余，诙谐不足，话语不多，但在席间也被廖承志无拘无束的豪爽性格所感染，对廖承志有唱有和，欢声笑语荡漾在宴席上。
谈着谈着，廖承志的谈话渐入主题：“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
查良镛回应说：“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
接着，廖承志又向查良镛详尽表述自己对《明报》的看法，有议有论，褒贬有之，查良镛也尽量向他解释自己的办报方针和宗旨，以求共识。关于《明报》，关于廖承志，十多年前有过这样一件事：
1966年10月23日，《明报》以《廖承志？中国新闻社？》为题的一篇社评，曾经论及廖承志的政治前途。
当时，廖承志是国务院侨务工作委员会主任。1966年10月，他曾两次到广东省湛江市看望归国的难侨，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和中新社都就此事发了电讯，香港的几家左派报纸也都报道此事，但各自报道的内容却有所不同。
10月18日，《大公报》刊载“中国新闻社湛江17日电”，题目是：“廖承志抵湛江两次面告归国难侨：‘毛主席周总理慰问你们’”。报道这样引述廖承志的话：“周总理要我来看望你们，告诉你们，毛主席对你们非常关心，毛主席和周总理问候你们。”
同一天，《文汇报》也刊登这则新闻稿，但标题与《大公报》的显然不同，三行大标题、六行小标题中完全不提“周总理”的名字。
同一天的《新晚报》刊载的是新华社的电讯稿，稿中引述廖承志的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让我把问候的话带给你们。你们辛苦了！”
第二天，从《大公报》和《文汇报》同时刊出中新社的“订正启事”，说昨天的电讯稿中，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必须加入“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
《明报》的社评就是评论此事，社评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两个国家通讯社，于同一日报道同一件事情，为什么内容竟有重大不同？到底廖承志提了林彪之名没有？
如果廖承志根本没有提林彪的名字，那么廖承志不免有点“牛气”了（牛鬼蛇神气息也）。如果他提了林彪之名而中国新闻社故意漏去，那么中国新闻社是犯了“滔天大罪”了（中共若干省份的宣传人员因未及时传达林彪的指示，均被控犯了“滔天大罪”）。或者是廖承志，或者是中国新闻社（或其主要负责人），两者之一，不久必被清算，立此存照，且看验与不验。
果然，几天之后，廖承志就遭到批判。廖承志被清算，是否与社评中所指之事有关，别人不得而知；但作为主管侨务工作的最高官员，一定会看港澳的报纸资料，所以相信廖承志是看到《明报》这篇关于他的社评的。但他看到这篇社评时感觉如何，那只有自己才知道了。
谈完《明报》，廖承志又谈起香港的几家报纸的办报倾向、销量……廖承志对香港情况了如指掌，令查良镛佩服有加。报纸的倾向、社评的观点，都涉及到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为避免过分集中讨论这些问题而致席间气氛趋于紧张，廖承志在谈到查良镛的社评时，又来一番自我调侃：“其实，写文章不容易。我也喜欢写文章，但周总理就时常批评我的文章，说气势有余，并且太长，如‘长江大河，与沙石俱下’，其中大有不必要的句子，应当多删削删削。”
廖承志不愧为“外交”能手，这一番话又引来大家一阵笑声，宴席上的气氛仍然轻松、热烈。
查良镛访问大陆之时，正是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的前夕；在这之前，邓小平已经公开向外界表示中共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即在香港的主权问题上，中方决不会有任何让步，但在中国对香港恢复主权、政权后，仍然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于即将举行的中英谈判，国际社会非常关注。前途问题，笼罩着500多万香港人。
在这特定的时期，查良镛和廖承志会面，自然都会谈起这个问题。廖承志详尽、耐心地向查良镛解释中共的政策：“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大力发展经济，是中国的主要任务，而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廖承志希望《明报》能多宣扬中共对香港前途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政策，而查良镛也表示，有责任、有义务通过自己的《明报》，做一些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工作。
其实，近年来，关于香港的前途问题，查良镛在他的社评中也时有评述，但与中共高层官员坐下来面对面谈这个问题，则是第一次。也正是从此之后，查良镛以前所未见的热情，在仍然笔论春秋的同时，亲身介入政治生活，为香港的前途奔走呼号，以致引发一连串的风波——当然，这是后话了。
第四部分 第55节：第三十一章 青春作伴 游山玩水会亲朋(1)
第三十一章青春作伴游山玩水会亲朋
在新疆天池，查良镛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孩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就是《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他兴奋莫名，买了两朵，带在身边，带回香港……
查良镛这次回大陆，除了想见见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听他们谈香港问题外，还想见见阔别多年的亲戚朋友，游览祖国的大好江山。
著名画家黄永玉是查良镛的老朋友。1950年前后，他曾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与同在《大公报》任职的查良镛相识、相交。1953年，黄永玉返大陆，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版画。从此两人就各分南北，难得一见。
老朋友在北京相见，万分高兴，两人追忆起30年前的往事，不禁兴叹岁月已逝。查良镛得知黄永玉在大陆的30年间，屡遭劫难，其中之一就是在“文革”中，他因一“猫头鹰风波”，遭全国范围内的极左分子“大批判”，后来才获“平反”。
听到老朋友的不幸遭遇，查良镛无限感慨。
查良镛很敬佩黄永玉这样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有胆识、有骨气。访问大陆回香港后，当有记者提起《明报》长期以来反对中共“左倾”，提起他因长期“反共”而遭香港的“极左”分子恐吓时，查良镛深有感触地说：“比之国内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们是幸运上万倍了。在大陆反对‘极左派’，那才是真正需要风骨和气节。在香港抨击‘四人帮’和‘极左派’，算不了什么。大陆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反对‘极左派’而惨遭迫害，闹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是躲在庇护所里叫叫嚷嚷，有时慷慨激昂一番，有时冷嘲热讽一番，那绝对不能跟人家相比。”
在大陆访问期间，不少朋友都和查良镛谈起邓小平，大家都称赞邓小平有风骨、有气节。
听完，查良镛说：“当年大陆上批邓批得很激烈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邓小平的反应是：‘聋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滚水淋’。意思是说，任由你们批判，我也不理睬。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真令人敬佩！”
跟邓小平见面对谈，与朋友谈起邓小平，查良镛对邓小平在过去的艰难岁月里表现出来的风骨更加敬佩，而对他在大陆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更加支持和拥护。他认为，邓小平的新政策比之中共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比苏联、波兰、东德、北欧这些共产党国家都好得多。查良镛相信，朝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就一定能使中国人民幸福和自由。
在新疆游玩时，查良镛接触到一些“文革”前、“文革”中到新疆垦荒的上海青年，其中有一个上海青年就为查良镛开旅行车。他对查良镛说：“以前每隔10年，可以回上海探亲一次，假期48天，旅费公家支付，最近缩短为每5年一次，大家就满意多了。如果再缩短为每3年一次，自然大家会更加高兴。”
在大陆跑了一圈，与一些人交谈，查良镛更加相信，仅仅靠威严、号召，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而实实在在的物质鼓励所产生的作用却更大。
在浙江老家，查良镛还有些亲人。7月18日晚上，他们从电视上看到邓小平会见查良镛的情景，非常高兴，都为查家出了一个有地位、有名望的查良镛而感到自豪。为了见见阔别30年的兄弟姐妹，查良镛专程去了杭州，而亲人们也从各地赶来杭州和查良镛聚首。查良镛了解到，在“文革”期间，他的不少亲人都挨了整，
他的弟弟就在工厂里被绑起来打了好几天。一家人聚在一起，谈起这些不愉快的往事，都是轻描淡写的。如今，查良镛的亲人们物质生活已大大改善，心境也很愉快。抚今忆昔，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查良镛在武侠小说中，写过不少著名的地方，但写这些地方时，查良镛一般都是做天马行空式的想像和描绘，因为这些地方他压根儿就不曾去过。这次回大陆，又得到中国旅行社的精心安排，查良镛自然不会放过良机。
他去了《射雕英雄传》中写过的蒙古，茫茫无际的草原、蘑菇形的帐篷、草原上奔跑的羊群……这些不曾见过的景致居然也令查良镛觉得很亲切。
第四部分 第56节：第三十一章 青春作伴 游山玩水会亲朋(2)
他戴着草帽，穿着短袖衬衫，脖子上佩着一条擦汗白毛巾，登上他向往已久的万里长城，时而在长城上低头徜徉，时而眺望远方连绵起伏的群山，57岁的查良镛像一个青春少年那样，兴奋不已，频频叫人为他拍照留念。
他去了《书剑恩仇录》中写过的兰州、新疆。他参观了兰州历史博物馆，坐在那块陨石旁拍照；在新疆古城高昌，他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那些远古的建筑物，惊叹人世间的沧桑巨变；在天池边，他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孩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就是《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他用一块钱人民币向小孩子买了两朵，带在身边，带回香港。
除了游山玩水，查良镛还在大陆观看了一些戏剧演出。在乌鲁木齐，他看了写曹操逼宫的晋剧《逍遥津》；在成都，他看了川剧《杨贵妃》；在上海，碰上当地正在举行纪念梅兰芳逝世20周年文艺演出，他看了《生死恨》，剧中四位年轻青衣精彩的唱功，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
这次大陆之行，除了游北京、内蒙、新疆和甘肃，查良镛还去了成都、重庆，还坐船经长江三峡到宜昌，并经武汉到上海、杭州，从南到北，又从西到东，足足用了33天时间，游览了13个城市。
虽然舟车劳顿了33天，但查良镛不但一点也不觉得辛苦，还觉得这次游山玩水，乃人生一大享受。但有些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关系，他没能按计划远赴西藏高原，观赏藏族风光和领略藏族风情……
第四部分 第57节：第三十二章 访京归来 褒多贬少说大陆
第三十二章访京归来褒多贬少说大陆
香港后，查良镛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畅谈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这次大陆之行，是查良镛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通过与邓小平等中共官员的接触、交谈，经过33天的游览，实地考察和访问，查良镛对邓小平及其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大陆的现状实况也有了更详尽的了解。
可以这样说，33天的大陆之行，其实是查良镛对中国大陆的一次认真的把脉，是他重新认识中共和中国大陆的过程。从大陆回到香港后，查良镛有好长一段时间处于激动和亢奋之中，这除了因为邓小平的会见、中共的极高礼遇，令他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前所未有的成功和满足之外，主要的还是因为实地考察、访问之后，极大地调动起他关注、思考中共和大陆的激情——这种激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香港之后没几天，查良镛兴致勃勃地接受了《明报月刊》记者的独家采访，详尽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畅谈他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谈到对中共的看法，查良镛说：“……第一，我相信中国大陆上，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过大陆上个人自由大大不够，共产党搞经济缺乏效率，不能尽量解放人民的生产力，过去所积累的左倾思想与作风太严重。我个人赞成一步一步地不断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决问题。”
在查良镛访问大陆的前前后后，中共官方传媒都用“经济繁荣、治安良好”的词句形容中国大陆的现状。当记者问及大陆目前是否“经济繁荣、治安良好”时，查良镛认为：“‘经济繁荣’还谈不上，和外界先进地区相比，那差得远，也比不上台湾，但和前几年相比，可繁荣得多了。治安如何，我没有亲身体验，看情形也不见得很好，比之1953年时大概差得多；但比之香港的治安，当然不知好了多少倍。不过我觉得大陆上秩序不大好，到处有点乱糟糟的感觉，尤其是马路上的交通，汽车喇叭之响，实在令人感到厌烦。总的感觉是人实在太多。在各大城市中，街上行人的拥挤，与香港简直不相上下。”
当记者问及大陆之行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时，查良镛说：“我发觉中共从上到下，不再浮夸吹牛，多讲自己的缺点，很少讲成绩，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而当记者问起“感觉到的主要变化是什么？”时，查良镛深有感触地说：“最主要的是人们的恐惧感大大减少，在日常谈话中，人们对不满的事情毫无顾忌地说出口来。其次是各种令人讨厌的提防猜忌和政治措施极少存在。飞机场和火车站上不再见到荷枪的解放军来回巡视。拍照毫无限制，也不必先冲印了才能带出来。在火车上，广播中不再长篇累牍诵读《人民日报》社论或毛主席文章，而是播放轻音乐，包括台湾的《高山青》、《橄榄树》等，甚至有Jinglebell，jinglebell的圣诞音乐。”
接着，查良镛又向记者讲起大陆人民的生活：“总的来说，大陆居民的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尤其是居住条件。我去了七八个老朋友和亲戚的家里，他们都住得很差，令人心中很不安。食品供应是大大改善了，粮票的作用已不大，大多数食物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到。国营菜场中买菜买肉还是要排队。衣食不成问题，交通大家骑自行车，最大的困难似乎是住房。一般人的收入当然还是很低，薪水25年来基本上没有调整，只每月加了5元副食津贴，还有一些奖金，不过数字不大。公教人员就没有什么奖金。”
“农民最高兴，实行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之后，每一家的收入都增加很大，又可以自由建屋。因此最热诚拥护新政策的是农民和牧民。我在内蒙古见到一户牧民，他们这一家本来只准养8头羊，宰1头羊要得到批准。现在新政策下，国家以公价向他们每年收购8头羊，数字不变，但此外可以自由养羊，自由宰杀。现在这一家养了80头羊，还有几匹马。草原上牲口吃草根本不要本钱，政策一变，生产的改变可有多大！”“知识分子也很兴奋，主要是没有政治运动，没有整肃、斗争、清算那一套，可以自由研究，当局鼓励读书。”
“工业中问题重重，工人似乎不怎么积极。干部的劲头好像也不怎么足。相信主要是生活还得不到重大改善的缘故。说起来，大家都羡慕农民。我一个弟弟是煤矿工程师，他说到他矿上的一个困难。一到农忙时节，矿工缺勤的特别多，许多人回家去帮助家人在农地上耕作，因为农业上的增产都是自己的，矿上勤工所得的奖金却寥寥无几。”
另外，记者和查良镛还谈到香港前途问题。记者问：“香港今后长期维持现状的可能性，你现在的看法，比之这次去中国大陆之前，感觉得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查良镛不假思索地回答记者：“我更加觉得，香港人如想长期维持现状，大有更加‘好自为之’的必要。第一是要经济更加健全，大家拼命在地产上赚钱的行径终究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在破坏香港经济。第二，香港人自己的所作所为，比之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影响更为重要。第三个问题较小，香港到中国大陆去的游客很多，大家的言行要多多检点。有一小部分香港游客的作风，就好像二次大战后初期去世界各地游玩的美国人，自恃有钱，气焰嚣张，令当地人士大为反感。虽是个别情形，但反感的积累，对香港人会相当不利。”
大陆之行回来，查良镛对照台湾、香港现状，发现了中港台三地的优点、缺点，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是对的，但应当逐步让人民有更多自由、更多的机会。台湾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也是对的，但要努力缩小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香港最宝贵的是生活自由、法治精神以及发展经济的效率与灵活性、广泛的机会，最糟的是极端自由资本主义下的不公道。”
最后，当记者问“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你短期内有什么希望”时，查良镛回答说：“希望邓小平健康长寿！希望蒋经国健康长寿！”
说完，查良镛又向记者解释。他这样说：并不是“左右逢源”，只是因为邓小平和蒋经国都对他很客气。“凡是对我客气的人，我都希望他们健康长寿。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许许多多朋友，我都衷心希望他们健康长寿。我没有资格做邓小平或蒋经国的朋友，不过我深信他们所实施的改革，比之以前的政策是好得多，是进步而不是倒退。就算他们对我不客气，我还是希望他们健康长寿。”
“从前中共和台湾的政策都不大好，甚至不好，我就两面都不赞成，人家说我‘左右不讨好’。现在我觉得双方的政策都在进步，有人就说我是‘左右逢源’。其实男子汉大丈夫，既无求于人，又需要讨好什么？逢迎什么？”
第四部分 第58节：第三十三章 优待《明报》 中共特别开“小灶”(1)
第三十三章优待《明报》中共特别开“小灶”
新社给《明报》开“小灶”，提供电讯稿给《明报》刊用；向来对中共热嘲冷讽的“哈公专栏”停刊；“反共”的报道和评论大大减少……有人说：查良镛“转徽”了。
查良镛表示：“我对中共的态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评，总的来说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自从1981年和邓小平会面之后，查良镛对中共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他与中共官员的接触、来往也多了起来；而中共对查良镛也不断进行“统战”，对《明报》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查良镛会见邓小平、廖承志之后，中共有关方面经过一番讨论，最后由中共高层拍板决定：由官方中新社负责编辑，每天向《明报》提供中国方面的报道；《明报》采用时，可改用“本报专讯”报眉。结果，向来以报道中国问题而著称的《明报》，大陆报道的容量更大，权威更高，在众多的香港报纸中领尽风骚。但是，跟中共官员的接触、来往，并不意味着查良镛放弃原来的办报宗旨。在1981年与邓小平见面之后，香港曾有人揣测查良镛可能会被中共“统战”、“感化”而“转”，当时查良镛就公开以《明报》的创办信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来阐明自己的报纸方向不会因为任何人而产生动摇。他说：“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有条件在报刊内容上兼收并蓄，在意见上尽量欣赏任何一方面的好处，尽量‘与人为善’，可以有条件独立生存，无求于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未免辜负这些条件了。当然，我们的能力微薄得很，各种看法也限于自己的修养学识，价值有限，总之是设法做到无愧于心，尽一个报人的责任就是了。”
所以，自查良镛与中共官员有所来往以后，《明报》的立场仍然一如既往。他采纳中方的意见，在《明报》刊载中新社特讯，只是想扩大《明报》对中国问题的报道面，并不是让《明报》成为中共的传声筒——因为，《明报》对这些特讯，并非全盘刊用，而是有所取舍的。
当时，香港一本杂志有一篇文章说，《明报》经营成功了，赚了不少钱，在香港置了不少地产，资产大了，不舍得放弃，因此查良镛要改变办报立场，讨好中共，以备一旦局势有变，可以保住财产。
看到这篇文章，向来极少发火的查良镛也发怒了。他反驳对方：“那真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局势真的有变，难道‘讨好’一下，就能保住身家吗？如果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么还有资格来评论世事时局？”
面对社会上一些人的误解，在《明报》出版24周年的时候，查良镛亲自撰写题为《自由客观决不改变》的社评，表明自己的立场。查良镛在社评中说——……我们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志愿：决不会对不起《明报》的老读者。如果环境变迁、条件变动，《明报》不可能再维持自由客观的风格，我们立即关门收档。“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生死毕竟是大事。但放弃一件事业、停办一个企业，许多人一生之中往往会经历许多次，虽然可惜，也没有甚么大不了。“客观的风格决不改变”。这是《明报》出版24周年之日向老读者们的郑重声明。
第四部分 第59节：第三十三章 优待《明报》 中共特别开“小灶”(2)
……我们不相信局势会变得很糟。中共目前有务实派的路线，对中国国家人民有利，长期来说，对香港也有利。北京目前的领导人基本上根据理性来决定政策路线，与5年以前、10年以前大不相同。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假定，再过5年、10年，比今天会更加好些。
1984年，刚上任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设宴招待查良镛夫妇。席间，大家谈起《明报》，查良镛明确地表示：“我对中共的态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评，总的来说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当时，那位负责人也表示欣赏他的这个态度。
这位负责人还特别向查良镛提起《明报》上的“哈公怪论”专栏。
哈公乃笔名，他是香港最有名的杂文专栏作家之一。
这位负责人在向查良镛了解“哈公怪论”的情况，查良镛解释说：“我们保留这个专栏，并不是同意他的观点，只是因为它的读者很多，这对报纸的销量有一定影响。”
听查良镛这样一说，那位负责人也表示理解：“《明报》不用哈公的稿，别的报刊一样会用。”
结果，“哈公怪论”仍然在《明报》上生存。
但是，事过不久，突然有一天，“哈公怪论”从《明报》上消失了。一时间，这件事引起香港平民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这是查良镛受中方影响、统战所致。但是，据一些知情者透露，乃因总编辑潘粤生删了“哈公怪论”中一两行字，哈公抗议罢写，事情闹到查良镛那里。查良镛当然支持总编辑，哈公就不写了。查良镛劝说无效。后来，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也证实，中方从不向《明报》施加压力，要求查良镛停用“哈公怪论”专栏。
查良镛一直强调《明报》的办报方针不会因为外部条件而改变，但是《明报》的老读者都感觉到，自打倒“四人帮”以后，尤其是查良镛会见邓小平之后，《明报》跟过去有了明显的不同，不像以前那样连篇累牍地揭中共的内幕，没完没了地批评、抨击中共的政策。
对于《明报》的这种变化，查良镛也承认。但他认为：与其说是《明报》改变，倒不如说是中共在改变，大陆在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反映到《明报》上，自然是“反共”的色彩淡化了。
查良镛一直认为：《明报》是一份中国人办的、给中国人看的报纸。办这样的一份报纸，无非是想通过舆论的力量，去影响社会的发展。
在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明报》早已一纸风行，但查良镛仍然不知足，因为世界华人最集中的地方——中国大陆，10亿中国人看不到《明报》。
查良镛甚至认为：从影响社会的发展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报》进入中国大陆比进入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重要。
所以，从70年代末期起，查良镛的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怎样让《明报》的理念、精神，渗透进长期封闭、信息不灵通的中国大陆，让10亿中国人听到来自海外的另外一种声音？
或许是因为《明报》的“反共”色彩已经淡化，或许是因为《明报》支持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或许是因为《明报》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量大，令中方认为有参考的价值……最后，中方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准许《明报》有限量地向大陆发行，订阅部门主要限于党政机关和宣传文化机构。
从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明报》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红色中国，大陆的不少中高层领导干部、宣传文化机构的知识分子，都能看到《明报》。
虽然《明报》进入中国大陆是“十分节制”的，只属于内部订阅，不能像《文汇报》、《大公报》那样“堂堂正正”，可以在市面上公开摆卖，但《明报》在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第四部分 第60节：第三十四章 笔系香江 前途问题纵横谈(1)
第三十四章笔系香江前途问题纵横谈
查良镛对香港问题的真知灼见，对香港问题的高瞻远瞩，环顾整个香港，也是数一数二的。
1984年9月，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从此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而查良镛的一段不寻常的、掀起不少惊涛骇浪的历史也行将开始。自1967年的“暴动”被平息以后，香港人都忙于赚钱，而将香港的前途问题搁之脑后。但是，历史一踏进80年代，几百万香港市民突然间发现，原来香港前途问题已经近在眉睫，因为新界的租约期行将届满，香港的存在和发展正受到周围环境的威胁。
在此之前的1979年，港英政府就已经开始向中方试探这个问题。那一年，港督查理浩到北京进行亲善访问，邓小平会见他时曾说：“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
当时，双方没有提及新界租约问题，也就是说并没有触及香港前途问题的实质，所以香港仍然风平浪静。
到1981年，邓小平又对前来北京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卡灵顿表示：
在16年内或16年后，即使香港的地位有变，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害。到了1982年4月，前英国首相希思到北京进一步试探这个问题，邓小平明确地对他说：无论将来香港政治地位如何，香港经济现状会保持不变，请投资者放心。
希思听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香港主权必须归回中国。
消息传到香港，投资者恐慌，市民焦虑不安，不少人都认为阴影开始笼罩着香港市民，像“六七暴动”期间一样，移民潮、移资潮又开始弥漫着香港。香港前途问题，已不再是一些知识分子和政要清谈的专利，而是全港几百万市民都迫切面对的现实政治问题。
查良镛也一样，对香港前途问题非常关注。那一两年，每月伦敦来的政要到香港，查良镛都和他们见面会谈，交换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但查良镛又和普通的香港市民不同，他关注香港前途问题，但他冷静、理智，一开始就以现实的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1981年2月19日，在中英双方官员就香港前途问题试探性接触时，查良镛就通过《明报》的社评，对香港前途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表明自己的看法。这篇社评最后指出——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是中英双方有必要在这一两年内设想出一种妥善的方式，保障香港的长期安定。这种方式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中国政府决不签署任何丧失领土主权的协定，一切安排不能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体面，不能稍有损害中国的荣誉和民族尊严。签署这项协议的中国领导人，在将来任何情况下，都不致被政敌、评论家、后世的历史家指责为丧失国家民族的利益。这种安排能使中国政府和群众普遍视为是胜利和光荣，同时实际上的确对中国有利。
二、这项安排不能违反英国重视法治、自由、人权的原则，不致成为英国的负担。英国政府及领导人不会因签署这项协定，而在国会中受到强烈反对，英国公众与报刊的舆论，不会认为不符合英国的民主传统与人道主义精神。在政治、外交、战略、经济的考虑中，这项安排对英国有利。
三、新的安排不改变香港政治、社会与经济现状。香港居民普遍安心，外国的投资人得到保障，工商业的经营可以有较长期的计划。香港经济繁荣，科技发展。香港各界人民的生活有长期性的健康发展。
要满足这三个条件，似乎不大容易，……总之有办法的。
这篇社评，是香港报章最早专论香港前途问题的文章之一。在这之前，查良镛已有不少社评论及这个问题，但对香港前途问题提出比较具体和实质性的看法、建议的，可能这是第一篇。
查良镛在这篇社评中的观点，可谓真知灼见——因为后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是在社评中提出的三个条件这个范围中进行的。
查良镛不愧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政评家。第二天，他又在《明报》的社论《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中提出一个大胆的、很有远见的建议。社评一开头就触及香港前途问题的实质——
关于香港的未来，中英双方的想法是相当一致的，维持香港的现状，对各方面都有利益。但采取怎样一种安排方式，使中英港三方面都感到满意，却颇不容易。相信在今后一两年中，北京、伦敦、香港的领导人都会郑重考虑这个问题，也会有各种方案提出来。我们试提一个建议，以供参考。
方式是由中英两国外交人员经过磋商和研究后，订立一个有关香港的条约或协议，或由两国外交部长发表一个联合公报。我们把这个协议暂称“香港新约”。协定在北京、伦敦或香港签字都可以，那只是形式。内容主要为三点：
第四部分 第61节：第三十四章 笔系香江 前途问题纵横谈(2)
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二、香港现状不变。
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
这三个要点很简单，但相信已能充分满足中英当局以及香港居民三方面的要求。在分析了这三方面内容如何满足中英港三方要求后，查良镛最后指出——
协议中当然应有各种详细规定，例如：说明鉴于历史上的原因、为了发展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便于促进和平贸易，因此香港的现状不变；说明中国在收回香港之前，港英政府的职权和过去相同；规定中国正式提出收回的通知后，港英当局在15年后应作有秩序的移交，保持一切设施的完整等等。
这是香港最早详尽论述中英关于如何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谈判会达成什么协议这个问题的文章之一，它更是香港所有报章中第一篇最准确地论述这个问题的社评——甚至可能是全世界论及这个问题最早、最准确的文章。
一年半之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中英正式揭开香港问题的谈判之幕。中国当局正式告知撒切尔夫人，中国决定收回香港主权和政权——当时是1981年9月，离1997年6月底约15年，恰与查良镛在社评中提出的建议之三吻合。
更有甚者，后来中英双方会议的主要内容，以及最后达成的协议，也基本上与查良镛所建议的要点相符，那就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香港现状保持不变。
在香港前途问题还没有拿上中英两国的谈判桌的时候，大多数的香港人都有恐慌的心理，但有些人也对前途问题抱有幻想——当然，抱有幻想的也有一些英国的政客。比如，香港有人希望英国人在“九七”之后仍然管治香港，或者香港独立、英国政客希望继续向中国租用新界等等。
查良镛认为所有这些幻想都是不现实的。
1981年2月21日，查良镛在《明报》的社评《世事岂能尽如己意》中，向中英港三方面提出“忠告”——
中国当局不能期望，香港居民能够眼见租借期只剩下9年、8年、7年……一天天的减少，而仍能心平气和、心安理得的和以前一样做生意，过日子。那时候社会上如有任何变动，都不会是向着好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当局不能期望，哪一天中国想收回香港了，在一年或半年前提出通知就可接收，如果有这种可能，在此情况出现之前，敏感的香港人早就能够走的就走了个干净，不能走的早已无法维持原来的生活，不能期望对港英政府作种种“喝令”或“影响”。英国的原则很明确，如果不能在这里进行绝对独立的自主的治理，那么就结束治理，和平而客气的离开，决不委曲求全，牺牲原则。
英国当局不可能期望中国能承认南京条约、同意香港本岛是属于英国的永久割地；不能期望北京当局会签订新的租借条约，将新界和北九龙自1997年起再续租99年；不能期望中国会长期承认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香港居民不能期望，香港可以像新加坡那样独立，可以像瑞士那样成为一个政治上中立的纯经济区，可以由中英联合保证香港的现状永远不变……香港的现状将来总有一天会变的，但如事先能有15年的通知，一切就能有秩序的、损害最少的改变。
这些“忠告”，来自查良镛理性的分析，是现实主义的观点，这对后来英国人、香港人放下幻想，以现实的态度对待前途问题，使中英谈判顺利进行并达成协议，应该有一定的新闻导向作用。
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的前前后后几年，香港报章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评多不胜数。当中，查良镛这三篇最早一批深入评述香港前途的社评，可以说是最有现实意义、最有社会价值和最为精彩的。很多人在中英谈判期间达成协议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些社评，都无不佩服查良镛分析问题的透彻力和富有远见。
1982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首次谈判后，新华社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关于收回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第四部分 第62节：第三十四章 笔系香江 前途问题纵横谈(3)
英国继续租借香港、对香港拥有主权已不可能，于是在以后的谈判中要求以主权换回政权，引起中方的强烈反对。到了1984年初，英国外相贺维正式声明：“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段时间，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频频访问英国，向英方反映香港“民意”。1984年2月，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更提出了“罗保动议”。动议声明：“任何有关香港前途问题之建议，在未达成最后协议之前，必须在本局辩论。”
“罗保动议”的消息公布之后，引起各界震动，中方更透过舆论，指责“罗保动议”是利用香港“民意”“搞三脚凳”，干涉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
对于中方极力抨击的“罗保动议”，查良镛给予很大的支持。1984年3月7日，他在题为《充分讨论对大局有益》的《明报》社评中，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
……到目前为止，香港人无权参与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会谈，无权获知会谈的内容，所知者不过会谈是“有益而有建设性的”而已。这正如旧式包办婚姻，双方家长为儿女谈婚嫁，不准儿女自己提意见，甚至瞒得密不通风，不让儿女知道自己终身大事的前途。双方家长都肯定地认为：“爹娘为你着想，是为了你好，决不会错。”
其实，中英港三方面的要求是一致的。香港的“民意”并不可怕，未必与中方所提的各种建议有何重大歧异，中国所提“九七后50年三个不变”，事实上已超过了香港民意的要求。立法局对这些建议进行辩论，相信绝不至于反对中国保证九七后50年三个不变。
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在：“对于中方所提的这种种建议，中国提供了什么具体保证，使香港人信得过将来必定会充分实现？保证充分而具体，香港人信心大增，香港就能有长期的稳定与繁荣。在法理上，香港可以无权参与谈判；为了会谈的顺利进行，香港人可以无权获知会谈内容。但信心、稳定、繁荣，终究不能从法理与权力中产生。香港人至少“有权缺乏信心”。在述评了香港人“无权获知会谈内容”、“有权缺乏信心”之后，查良镛最后指出——
立法局中充分进行辩论，是香港人讨论自己前途的途径之一。立法局的辩论是公开的，其过程与内容报上会详细报道。如果对某几位立法局议员的意见不同意，任何人可以通过各种传播媒介予以驳斥反对。香港公众可以判断哪一方面比较有理。北京与伦敦也可衡量哪一方面的意见对大局更加有利。
立法局辩论中的发言，很可能有些是北京（甚至伦敦）所不愿意听到的，然而毕竟值得考虑，或许由此而能使最后协议草拟得更加妥善些。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与其听到的尽是一片喝彩叫好之声，不如也听一些逆耳之言。说不定这场辩论会使会谈受到某些阻延，和谐的气氛受到若干影响，港币币值有些波动，恒生指数下跌多少点。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对于达成中英港三方面所共同寻求的目标会有助益。对最后协议的内容有益而有建设性，就是对中英港三方面有益而有建设性。不一定赞成的意见才有益而有建设性，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反对意见往往更加有益而有建设性。“罗保动议”最后是被通过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中英谈判的进程。1984年4月份，英国方面发表声明，宣布英国已同意于1997年前将香港的主权和治权交还给中国，保证香港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方式50年不变。
至此，香港的人终于死了一条心：香港的前途已定，不可能再有什么改变的了。1984年4月22日，查良镛在题为《惟一可能的结果》的《明报》社评中引述1981年2月19日和20日这两日的社评，表明自己对香港前途问题的一惯看法。社论最后说——
我们重提三年多之前的两篇文字，用意是在说明，从大局来观察，香港的前途只能这样发展，实在不可能有别的道路可走。那是在几年之前便可预见到的。因此，我们不能对目前的结局有什么抱怨，或者对哪一方面、哪一些人提出指责。仍然以冷静的态度作理智判断，应当认为：中国和英国方面处理这件事所有的有关人员，都已尽了很大的努力，已在最大的可能范围中尊重了香港人的基本愿望。
到此，查良镛关于香港问题的论证也暂告一段落。
自1981年开始专注于笔论香港前途以来，查良镛以满腔热情去关注、评论这个问题。平均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篇关于香港前途的社论。就文章的数量而言，环顾香港所有的时事评论员，没有一个能与查良镛相比。查良镛撰写社评几十年，但他似乎对关于香港前途的社评情有独钟。1984年年中，他曾从中挑选出二百多篇，汇集成《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之一》一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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