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帝国》，评论家们肯定会叫好的。当然，他把《辛德勒名单》看作是一
次很好的成功机会，他之所以拖延拍摄它就是这个原因。他感到如果人们
对他公正一些的话，他肯定能够干得很出色，让它得到应有的喝彩。
在1984年9月，当《惊奇故事》系列片首次公演时，《综艺》已经宣布，斯皮尔伯格将于来年的3月在伦敦拍摄非音乐片《彼特·潘》，其中没有迈克尔·杰克逊参加。斯皮尔伯格说：“迈克尔是我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是，他从来不是，也将永远不是彼特·潘。当时斯皮尔伯格与杰克逊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渐开始出现距离和麻烦了，特别是在这位歌星被指控对一个儿童性骚扰破坏了这位歌星的形像后。1995年，斯皮尔伯格通过为杰克逊的两部名为《历史》的唱片集发表赞誉的评论，而与整日被新闻界和贪婪的起诉者追在身后井因而变得恼羞成怒的杰克逊有了一个和好的机会。
尽管杰克逊后来已把“我是犹太人，你想起诉我吗？”这类短句从录音带上抹掉，但还是冒犯了许多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老朋友。杰克逊在《纽约时报》的信件专栏里否认他有伤害任何人的意思，他声言道这些短句只是《最佳的迈克尔·杰克逊》唱片集中的歌词而不是一种演讲。
在开始拍摄影片《彼特·潘》之前，斯皮尔伯格认为还要仔细想一下这个项目。大卫·里恩已同他所继承的这些神话故事没什么关系了。一个根据比利时人的漫画故事改编的剧本《铃声》也已经停了。作为一名制片人，斯皮尔伯格比以往更多地涉足于儿童影片，特别是动画片中。当·布鲁斯正在为影片《蛮荒时代》工作，这部影片中通人性的恐龙甚至比迪斯尼影片《幻想曲》中出现得还多，这使他无法去拍阿姆伯林公司最理想的影片《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它是与迪斯尼公司的合作项目，是根据迪斯尼作者加里·K·沃尔夫的《谁审查了兔子罗杰》一书改编的。使动画与真人表演相结合的范围更为广阔的尝试是从斯皮尔伯格的《惊奇故事》系列《传道》一集开始的，这集的作者是曼诺·梅耶斯。在这集中，飞机中部的动画射击手为被打残了的飞机想出了一套卡通飞机轮子，从而使投弹手被救。《谁陷害了兔子罗杰》是一部幻想的侦探故事片，在一个特殊的世界里，动画人物图恩斯与真人生活在一起。罗伯特·札梅其斯导演那位矮胖的英国演员鲍勃·霍斯金斯，他扮演一位调查卡通明星受害案的侦探，后来与夜总会歌手杰西卡相恋。布鲁斯点名让英国的动画大师理查德·威廉姆斯负责合成工作。斯皮尔伯格找到了安置艾米的方法，让她为杰西卡的歌曲配音。
随着收视率的下降，系列片《惊奇故事》蹒跚地通过了第一个放映阶段。但是，它对全国广播公司来讲显然是个败笔，所以，双方协商要将它提前结束。它虽然渡过了1987年，但只拍了26集。尽管从抓住观众注意力的角度上说它是不成功的，但结果证明它对阿姆伯林公司是很重要的。新闻界把它比作《迷离境界》和《奇妙的迪斯尼乐园》，但它在阿姆伯林的发展进程中的真正的角色，就像《不受惩罚的罪名》和《时间飞逝》这类短小的纪录系列片，在30年代电影制片厂都把它们作为训练新导演的基础片。
11名新导演和18名新作家在为《惊奇故事》工作。斯皮尔伯格称之为“孩子的保育箱”，它是年轻导演在实践中测试自己的导演能力的良机。它就像南加州大学的园工课。新导演中的一些人是这个公司颇具野心的朋友，他们正在寻找向上攀登的机会，像影片《夺宝奇兵》的设计师诺曼·雷纳德斯，摄影师罗伯特·史蒂文斯，后者还是几集系列剧的摄影导演。麦克·加里斯从《死囚车上的生命》一片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影片是一个寓意深刻的传统故事，故事中一个被判死刑的杀人犯在一次越狱行动中被闪电击中，后来，成为一个治愈别人伤痛的人。威廉姆·迪尔，是一个商业片导演，他以一部低成本的科幻片《时空骑士》吸引了斯皮尔伯格的注意，影片内容是一位摩托车骑手闯回了过去。在《惊奇故事》的拍摄中，他被安排去拍《木乃伊爸爸》一集，这是很有趣的一集，一个期待作演员的父亲，无法摆脱他穿的那套埃及木乃伊的演出服装，也无法跑去看他妻子分娩。《惊奇故事》也帮助人们巩固了自己的地盘。托伯·胡波拍了《斯特尔达斯特小姐》，凯文·雷诺德斯、马修·罗宾斯和罗伯特·马克维兹也都参与了这套节目的制作。马克维兹导过艾米出演的影片《声音》。斯皮尔伯格也绘了弗朗西斯·科波拉的儿子乔一个角色，他曾在他父亲拍《E.O船长》时给他作过助手，但在他出演这一角色前，一次的意外的事故结束了他的生命。
菲尔·乔安诺的这次经历是受益的新人的典型经历。他导了《惊奇故事》中的两集，由此便走进了电影行业。刚离开南加州大学时，他拍了一部短片《最后一次机会跳舞》。斯皮尔伯格在乘华纳公司的私人喷气机飞往纽约的途中，通过录音带听到了这件事，于是，他给乔安诺打了电话。
“你能在下星期我回来的时候到洛杉矾来见我吗？”他问道，“方便吗？”
“在我一生中的任何时间见你都很方便。”乔安诺敬畏地说。
见到斯皮尔伯格的时候，乔安诺坦诚地告诉他，自己由于非常钦佩《大白鲨》的拍摄，便带着架照相机去了电影院，摄下了许多镜头，然后，他把照片都贴在墙上，以便他什么时候想看，就什么时候去摆弄它们。
“我不知道你是否应该把此事告诉其他人，”斯皮尔伯格说，“他们会说，那太有趣了，你没有在你房间里弄点儿什么去拜拜史蒂文？没弄点蜡烛吗？”
“实际上，确实有一根蜡烛。”乔安诺不好意思地承认说。
系列剧《惊奇故事》也是阿姆伯林公司的菜园子。有趣的情节都被摘引或是用作其他片子的基础了。《传道》间接地影响了影片《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布拉德·伯特和蒂姆·巴顿的动画片《家犬》成了后来的系列片的先导。由于斯皮尔伯格对《木乃伊爸爸》有很深的印象，他让威廉姆·迪尔赞助拍摄了《哈利和汉德森一家》，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家庭在森林中遭遇到大脚兽，然后把它带回家的喜剧片。斯皮尔伯格还和加里斯一起修改了他自己的本子《爷爷、奶奶和公司》，说的是几位城市里的老年人，受到发展商的威胁的故事。跟飞碟成了好朋友的那个本子经过许多次转手，包括最后的导演马修·罗宾斯改动之后，成了阿姆伯林公司的影片。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一部鬼片《花园中的蝴蝶》再现了《永远》中那些鬼的形象。在影片中，当男主角爱德华家族的画家哈威·凯泰尔的情人，被一辆面包车撞死之后，他发现她能回到他所画的任何图画中。只要他继续在画上画她，他们就能够在一起。如果他画他们一起在床上，他们甚至能做爱。在一次成功的画展举办之后，凯泰尔带着充足的油墨和画纸，怀着美好的幻想开始了他伟大的欧洲旅行。影片中的女情人是由桑德拉。洛克扮演的。
有些人认为，阿姆伯林公司在发现构思方面并不总是那么具有辨别力。例如，他们指出：乔·丹特1985年通过派拉蒙公司发行的爱丽克·卢克创作的剧本《探险者》，就与那部署着斯皮尔伯格大名的影片《优美的曲调》十分相似，它是由鲍伯·巴拉班导演的《惊奇故事》中的一集。布里安·德·帕尔马讽刺地指出“《神秘电影院》(保尔·巴特尔的第一部电影，完成于1977年)曾同我的第二部故事片《一种杀人方法》一起降价同映过。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所以有一次当我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一起坐飞机时，我给他讲了这个故事。他把它用在《惊奇故事》中了，为了公平，他还是让巴特尔导了这个故事。”
值得称赞的是，尽管当时电视节目的水准正在下滑，《惊奇故事》却始终把握着像影院影片一样的质量。既便如此，《惊奇故事》既没能让想要更多刺激感觉的影迷满意，也没能让要求更高质量的评论家们满意。这部系列剧似乎一直在道德性和思想性方面抛开了固定模式的“迷离境界”中飘乎不定。罗德·谢尔林，这位萨吉(Saki，英国作家)的继承人和富于嘲讽想像力的约翰·考莱尔的导师，竭尽自己的讽刺挖苦之能事，紧紧咬住故事的关键概要。然而，斯皮尔伯格对待《惊奇故事》就像对待别的作品一样，很少解决什么问题。这个系列剧的某些故事是寓言式的，结尾常常是一个有魔力的神铃或者一辆载着不幸进入某人生活的幽灵火车。另一些故事，像《死囚车上的生命》，狱卒们对杀人犯帕垂克·斯威兹执行了枪决，却看到他因获得治愈能力死而复生。它提出了连犹太教大法典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故事把一个陷入窘境的难题较交给了其他最后下定义的人，就像那个没完没了传寄包裹的游戏。
把《太阳帝国》作为下一部影片，是斯皮尔伯格的一个明智选择。它跨过科幻领域和他非常熟悉的流行文化，勇敢地闯入了反映青春期错综复杂心态的禁地。斯皮尔伯格曾经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这部影片是一部“有关成年人和成年人价值观的影片，但它是通过一个处在青春期尚未变声的声音讲述出来的。”他所提及的“声音”是指青年英雄巴拉德笔下的另一个自我——姆米·格拉汉姆，但斯皮尔伯格实际上一直在讲述自己。
总是小心地把自己的书说成是小说而不是自传的巴拉德，已经把他童年时期的事件按照戏剧的效果重新整理了。真正的巴拉德在珍珠港事件后与父母一起被日本人拘留的时候才11岁，但在书中他与父母分开了，他以他的机智幸存在一个军营中。后来他被置于一个美国黑帮头子贝锡的保护之下，直到故事结束他才遇见了他的父母。这个时候，他对美国人的热爱和对日本人及他们的武士道的钦佩，已使他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
汤姆·斯多波德对把那位最初让自己写本子，后又突然离开这部影片的导演哈罗德·贝克找回来，以及本子现在出现在斯皮尔伯格手里一事丝毫不感到吃惊。
一直试图将自己的剧本《罗森克莱兹和盖德思斯特之死》和《洛奇》拍成电影的制片人罗伯特·查托夫和欧文·温克勒的例子，已经教会了汤姆电影生意场上的手腕。他甚至感到《太阳帝国》根本就不会被搬上银幕。因为华纳公司已经责成贝克和夏皮罗将影片的预算压在2500万美元以下。
在他们去上海访问的时候，斯多波德和贝克发现，巴拉德和他父母曾居住过的公寓仍然存在，现任着十四五个家庭，每家占据着一间。这所公寓的建筑风格与英国的几个小城例如珊宁代尔的建筑十分相像，因此这些场面在伦敦市内或是附近拍起来很容易。这个关禁闭的营地也可以在西班牙搭建。但上海的战前商业街“邦德”就没有任何可替代的地方了，在中国它还依然保留着。正如巴拉德所说：
这个营地建筑对于曾在营地中生活过的人们来说不是他们所经历的主
要部分，然而上海的建筑，如这些伟大的西方银行的建筑，顺着邦德街两
英里长的街道处处可见，它们绝对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奇特气质，这是中国
最大的城市，它不是中国人创立的，而是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它是
我的父亲及他那个时代的人们创建的。
上海是小说里的一个重要环节。吉姆永远在东方和西方的梦中徘徊。
他迷恋日本人，同时，他也注意到了法租界的公寓大厦，他为拥满上海街
道上的美国汽车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所诱惑。中国形成了一种神秘奇妙的
背景，这背景就像小时候我自己的背景一样古怪。我想那座被美国人和欧
洲人开辟的上海是一个西方城市，而不是一个带有宝塔和其他中国特征的
城市。
又一次被选为制片设计的诺曼·雷诺兹被派去寻找可能代替上海的城市，像布宜诺斯艾丽斯、利物浦、斯多汉姆、里斯本和维也纳。他没有发现任何足以使人相信是上海的地方，所以，阿姆伯林公司下决心与中国政府进行一番斤斤计较的谈判。自从试图到中国拍摄《印第安纳·琼斯和魔宫传奇》的计划天折后，环球公司期待这次谈判已经好几年了。1986年，阿姆伯林公司被获准于1987年春季来中国拍摄21天。中国电影合作制作公司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保证提供1万名群众演员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其他用于拍片的一切都只好从外面进口。
斯皮尔伯格和艾米完全沉醉在他们的小儿子带给他们的欢乐中，致使一些喜欢串门的朋友们抱怨他们很少谈论其他的事情。艾米说：“马克斯是我们世界的中心，每天夜里我们都要和他一起吃饭，整个晚上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带他去看电影，什么时间该给他洗澡和谁给他讲故事的问题。”斯皮尔伯格这位古板的父亲，改变了喝啤酒、玩游戏机、买礼物的习惯，他甚至带着他的儿子去办公室。在当·布鲁斯把《美国鼠潭》送来的时候，斯皮尔伯格把当时才18个月的马克斯安排成了首映式的主人。摄影广告上写着：“《回到未来2》兼《大白鲨19》，由马克斯·斯皮尔伯格导演。”
1986年12月，作为给斯皮尔伯格的一个生日礼物，艾米答应花6个月时间当一个“妻子和母亲”。这是一个很容易实现的承诺，因为在《燕特儿》拍完之后，没有人急于给她提供什么有趣的角色。她抱怨说：“我是从作朱尔斯·欧文的女儿时开始我的事业的。我不想因为作斯皮尔伯格的妻子和马克斯的母亲而结束它。”艾米除了在电视剧《真假公主》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又和她的母亲、继父一起在她哥哥的一部电影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斯皮尔伯格坚决不同意让马克斯也在他们这部影片中出现)外，几乎没什么人给她提供角色。当有人真的找上她的时候，比如让她在米勒斯·福尔曼的影片《莫扎特》中再度扮演莫扎特的妻子康斯坦兹，她不得不拒绝，因为她得在布拉格呆上6个月。
一直隐藏在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开始冒头了。尤其是艾米，她憎恨斯皮尔伯格见了她与其他男人在一起嬉戏调笑时所表现出的痛苦反应。她不仅对自己的勾引能力感到愉快，而且也因自己的性感对朋友和客人们有所吸引而让斯皮尔伯格羞愧和气恼感到满足。马修·罗宾斯回忆到：
去那里没有什么乐趣，因为空气中有一种电一样敏感的紧张因素。关
于这张餐桌是谁的，我们该谈论谁的事业，或者他是否欣赏她所感兴趣的
朋友和演员生活等这类话题都能引起争执。他真的感到不舒服。孩子气的
斯皮尔伯格如此彻底地信仰一种完美的婚姻，恰守婚姻的一贯模式。而艾
米就像一个闪光的奖杯，她天生丽质而且聪颖，富有才气，但却有些神经
质，易怒而且过于喜好与人一争高低。她永远不会让斯皮尔伯格感到轻松。
回家永远不会带给他舒适与安宁。
圣诞节之后，弗兰克·马歇尔和凯瑟琳·肯尼迪结婚了，他们与斯皮尔伯格飞往伦敦，在圣·詹姆斯俱乐部订了房间。斯皮尔伯格仍然没有遇见巴拉德。这位作者款待了肯尼迪和马歇尔，他说：“我非常喜欢他们，我感觉这本书已被最配拥有它的入掌握着。”起初，他万分惊愕地听说斯多波德正在写这个剧本。“这对我来说似乎就像把奥斯卡·威尔第写进了小说《白鲸》一样。让事实证明我完全错了。”
对于斯多波德来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这个越来越扩大的项目中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尤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与斯皮尔伯格一起工作。经过初步的交锋之后，地道美国化的斯皮尔伯格和这位名声显赫、目中无人的捷克移民成了好朋友。这位捷克移民具有老英国绅士式的光明磊落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生活背景，他对居住地错综复杂的语言有着特殊的偏爱。基于他们之间的友好，斯皮尔伯格让斯多波德担任阿姆伯林公司非正式的剧本编辑人。在写完《太阳帝国》之后的那一年，这位剧作家测览了所有阿姆伯林公司正在考虑中的计划，并提出了意见。他还写出了另外一个《彼特·潘》的剧本，但后来一直没拍。斯多波德教给斯皮尔伯格使用精辟的语言，又从斯皮尔伯格那里学到了叙述故事的感觉和罗曼蒂克的诱惑力。说起《太阳帝国》和斯皮尔伯格，斯多波德对他的同事们说：“我是相当理智的。但是，史蒂文知道如何让情感进发出来。我处理的结局是冷静的，而他的结局却是热烈的。”
在斯多波德的剧本里，有一些曼诺·梅耶斯加的内容，它基本上重塑了《太阳帝国》。巴拉德笔下的上海是一个幻想中的城市，这与他小说中常有的毁灭性的未来主题相吻合。那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到处可见被遗弃的办公大楼，堆积着碎石、瓦砾的游泳池，和在空空的街道上四处抢掠的军阀。然而，对于斯皮尔伯格来说，上海已成为大卫·里思的伦敦，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现代的《雾都孤儿》，在这部影片中吉米是个被遗弃的流浪儿，贝锡是个教唆犯，对于吉米来说贝锡一半是养父，一半是老板，他既教育他又腐蚀他。贝锡将一条破船清扫了一番，整理出几间破房子做他的总部，在这里他操纵着他的黑帮组织。从船仓巨大的圆窗望出去，正好看见一个日本营地，在吉米眼里它就好像是整个世界。贝锡对吉米来说是一个神。斯多波德说道：
史蒂文的主要兴趣在于这本书里的主线。吉姆就是这本书若干轮辐的
一个中心点，主要的情节线索都围绕着一位英国医生。史蒂文真的是被吉
姆和贝锡之间的关系迷住了。在史蒂文的意识里，这种关系就像其他故事
中那些在阅历丰富的男人们影响下的孩子们一样，例如，他经常提到的电
影《船长的勇气》。
斯皮尔伯格对吉姆眼中的战争武士道感触极深。对吉姆来说，那些技术装备，特别是飞机，使一种神秘的力量具体化了。日本和美国的飞行员都是些戴着头盔的骑士，由于这些机器而使他们显得神圣起来。当他走到日本零式战斗机前时，就像一个圣徒在触摸一尊圣像一样。当几架飞机从营地上空飞落在营地时，吉姆疯狂地欢呼道：“P一511空中的卡迪莱克！”当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上空爆炸之际，吉姆看见整个天空都被照亮了，一种非凡的景象撞击着他的心灵：上帝就在这飞行的机器中。
斯皮尔伯格又到伦敦去选演员了。他第一批挑选的人中就有艾米当初演《莫扎特》时在后台遇见的埃米丽·理查德。理查德已怀孕6个月了，但由于极其渴望扮演吉姆的母亲，她穿着雨衣就来面试了，坐下时腿上放着一个大大的手提包。
曾在《火的战车》中扮演过英国运动员的奈杰尔·哈维斯是理想的兰萨姆教授的扮演者；米兰达·理查德森扮演忍受过长期痛苦与折磨的温森特夫人，她曾让吉姆与她和她丈夫一起住在他们狭窄的兵营住房中。喜剧演员莱斯丽·菲利普斯扮演严肃的马克斯顿，战前他是吉姆父母的一位富有的朋友，后来吉米在营地中再次遇见了他。贝锡的角色交给了约翰·马尔克维奇。吉姆·格拉汉姆(巴拉德的第一个名字)由一个不知名的伦敦人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他似乎与大卫·里恩的《孤星血泪》中的年轻人皮波的扮演者安东尼·维格十分相像。在几位儿童表演者中，贝尔可不是个泥菩萨，但是巴拉德只同意他，“他很像吉姆的性格——一个不太好的小男孩。”
在考虑为吉姆选择儿童演员并挑选能与这个儿童演员配上戏的演员的过程中，马歇尔雇了一位年轻的爱尔兰演员，他是个威严的高个子，有着男低音歌手般隆隆的声音和显而易见的性感，他叫利亚姆。尼森，曾在约翰·布尔曼1981年拍的《亚瑟王的魔剑》中扮演过加文，还在《奖赏》中扮演过角色。但那时他正和女演员海伦·米伦住在一起，并且有一份房屋装饰工作。在这个阶段的工作结束时，斯皮尔伯格由于认定他的表演将会引人注目而庄重地向他许了愿，他告诉他：“总有一天我们会干出点非凡的事情来。”
在发生了奥斯卡颁奖丑闻事件之后的那年中，那些负责评奖的人们，即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都准备好要承认斯皮尔伯格的成绩。1986年他没有发行一部影片的事实并不影响他们这样做，因为有些奖项的颁发并不需要全体成员的同意。绕过旧好莱坞那些憎恶斯皮尔伯格的导演们，学院颁发给他“欧文·撒尔伯格奖”，这是自从1937年以来，专门授予那些高水平的制片人的奖。作为撤尔伯格的崇拜者，斯皮尔伯格热切地接受了它，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地位被延期承认，更因为这意味着他抹去了留在身上的最后一个污点。
1987年3月30日，他在颁奖台上的出现，是他公共关系方面的一次大成功。这件事表面的自发性掩盖了广泛的幕后交易。理查德·德里福斯在对斯皮尔伯格的介绍中，列出了除《迷离境界》之外与斯皮尔伯格有关的所有影片。(仍在等待陪审团裁决过失杀人罪的兰迪斯也坐在观众席上，但是他没和斯皮尔伯格讲话。)因《我心中的风车》和《我们曾经走过的路》而获奥斯卡奖的两位作曲家马利连和阿兰·伯格曼，帮助斯皮尔伯格写了一份讲演词，在讲演词中斯皮尔伯格说，他希望能恢复他在学院诸位先生们眼中的印象。当他讲演的时候，撤尔伯格的半身塑像总是摇摇晃晃，所以，他把手放在上面。有些人开玩笑说，就好像他害怕学院颁奖人会在最后时刻改了主意，把它拿回去似的。
他是从称赞老将塞西尔·B·德米尔、威廉姆·怀勒、英格莫尔·伯格曼、德里克·法里尼和罗伯特·怀斯而开始讲演的，他给他们贴上了“英雄”的标签，这种高明的姿态再次使旧好莱坞相信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不只是一个为无知少年制作消遣片的工程师。他接下来说：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电影已是我生命的文学，
欧文·撒尔伯格和他那一代人的文学是书籍和剧本。他们阅读了伟大人物
的伟大语言，我认为在我们的浪漫中，有许多是我们在对电影和电视可利
用性的探索中所获得的技术因素和感情因素。我认为我们已经部分地失去
了某些东西，现在，我们不得不去把它们找回来。我认为现在该是我们用
字更新我们的浪漫的时候了。
斯皮尔伯格留下这张“空白支票”留待将来兑现后，立即动身去了上海。
拍摄《太阳帝国》的外景地从逻辑上说是一个非去不可地方。
一架波音747型飞机被特许携带照相和摄像器材、逼真的战前美国汽车、日本油箱，再加上一些可保存的普通罐装食物。中国政府已经取缔了黄包车，所以他们不得不制造了50辆黄包车，并且对车夫进行了训练。没有人再谈论2500万美元的最高极限问题，这部影片最后共花费3500万美元。
中国方面既吓唬剧组成员和斯皮尔伯格又让他们感到高兴。无论是弗朗克·科波拉，还是大卫·里思都从没有指挥过如此规模的群众演员，更别说拍摄这么壮观的场面了。出于对斯皮尔伯格的狄更斯式眼光的尊重，艾伦·达威奥拍摄的上海就像伦敦的莱姆豪斯区，像19世纪在伦敦的中国人居住区。这是一座一到夜晚家家窗户中就闪烁着金光的城市，光秃的树，一幢公寓在雾色朦胧中隐约可见。被雾气笼罩的河水中漂着废弃生锈的运货船船身，这景象就像《凄凉的房屋》中开头的一幕。决定与里恩竞争的斯皮尔伯格拍摄下了一些上海背景，这些感觉都是从同时代的摄影作品中学来的，它们中有横七竖八地倒在屋顶上的中国抵抗者的尸体，在混乱中刺刀闪亮的日本军队。
即使有再严格地控制，群众场面有时也会发生混乱。在拍摄日本人的战舰炮击这座城市，军队进驻城区，吉姆与他的父母在混乱中走散那场戏时，刚生完孩子几个星期身体还很虚弱的艾米丽·理查德被撞倒在地，顷刻间，每个人都吓呆了，几位助手疾奔过去，把她扶起来送到安全的地方。斯皮尔伯格澄忙走到她身边，当他意识到她是个感情比较脆弱的人时，便坐在她的身边说：“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孩子吧。”
他从钱夹中拿出了许多马克斯的照片，有10分钟，他们一直谈着他们的孩子。从他的肩膀上方，理查德能够看见第一助理导演正沉默地注视着群众演员庞大的队伍，为了斯皮尔伯格的利益，他指了指他的手表示意暂停，他们直到她完全恢复过来才又接着拍。
中国的群众演员都很温顺和忠诚。艾米丽·理查德以及所有的人都惊异地发现，被登记的服装和道具，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无一丢失，这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较之下，演员和剧组人员敛了一大堆的纪念品，以至被特许的波音747不能起航飞回欧洲。一些工作人员买了丝绸、地毯和全套的瓷器。理查德本人精心看护着一个很大的有座脚和耳把儿的花瓶。为了这些宝贝，他们不得不为第二架飞机申请特许。第一架飞机飞往伦敦用了30个小时，中途多次停下来补充燃料。
1987年4月，拍摄工作搬到了西班牙，影片中的营地已经在杰来兹市附近建了起来。这是一个任何人都热爱电影的圣地，因为有一大半的文学作品和前20年的百部影片都是在这里拍摄的。爬上一个山峰，人们可以看到查尔顿·海斯顿拍摄《结束》的场地和《阿拉伯的劳伦斯》完成后留下的子弹箱。暴风雨使场地建造延误了5个星期，所以，斯皮尔伯格回到了美国。影片《迷离境界》的案子在5月份最后交给了陪审团，当广泛而富有感情色彩的新闻报道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结果就昭然于世了。兰迪斯参考了最好的辩护律师阿兰·德少维兹的意见，最终留下了水门事件中的一位检察官詹姆斯·尼尔为自己辩护，他曾成功地为福特汽车公司的一起过失杀人罪辩护过。在由来已久的好莱坞战略中，尼尔的工作组曾用许多技术方面的证据征服了陪审团。有人认为爆炸后的残骸能使直升飞机失灵，它的尾部旋转翼可能在热气中断裂。尼尔争辩道，在任何案子中，人们都不能排除无法预知的“万一”发生。1987年5月29日，兰迪斯和其他被告都被宣告无罪。
斯皮尔伯格一直没有被传到法庭上作证的事实，使许多好莱坞的人心感不平，甚至他的朋友中许多人也对此事很有看法。难道他有能力创造一个使人信服的虚幻世界，就意味着可以自由自在地逃避所有的责任吗？好莱坞统治集团所采取的这种对待犯罪的傲慢态度，在90年代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当许多影剧业人物成为敲诈者、小报记者和狂妄的检察官的目标时，他们貌似“刀枪不入”的防线，受到了最大的挑战。
华纳公司又一次对斯蒂夫·罗斯展开了攻势。这次的目标是针对一份使他成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公司官员的10年合同。董事会中他的对手决定每年召开一次华纳通讯工业公司有关代理权问题的例会，他们希望通过这个例会把他驱逐或至少缩短他的任期。
罗斯与斯皮尔伯格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罗斯向斯皮尔伯格施展了他的全部魅力，他邀请他和艾米与他共渡奢华的周末，甚至还让斯皮尔伯格的母亲李乘华纳公司行政长官的飞机进行了一次旅行。飞机内部已被他重新装修，为了使她高兴，他还在餐厅里装饰了米尔奇·威糖果包装纸。在《华尔街期刊》一份关于斯皮尔伯格的报道中，记录了斯皮尔伯格与罗斯一次会谈后分手时的情形：“再见，我爱你！”罗斯曾告诉朋友们，他把娱乐业中像斯皮尔伯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保尔·西蒙和巴巴拉·斯特雷斯坦这些朋友的忠实友情作为他的“护身符”，罗斯精明地将他们的情况整理在一份案卷中，并将它的副本发给能支持他工资方面要求的股东们。罗斯说：“如果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是你的朋友，你就算得上是个幸运的人了。”
斯皮尔伯格出人意料地穿了一身白色套装，衣冠楚楚地出现在(AGM)年度股东大会上替罗斯发表辩词，他告诉他们：“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感到有必要告诉你们，股东们非常感激支持公司走向成功的力量。”这也表明了他只为MCA公司和WCI公司工作的决定。他答应：“只要斯蒂夫·罗斯保留在这个战舰上当舰长，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的岗位。”在这之后，他读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写的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他最后说：“在我的家乡有成千上万有创造性的人们都赞成克林特和我所说过的这些事情。我们真的很热爱斯蒂夫·罗斯，我们认为斯蒂夫·罗斯就是WCI公司。”
罗斯继续掌握控制权。1989年12月，他让华纳公司的董事会批准授予斯皮尔伯格20万股华纳公司的股票，给斯特雷斯坦和伊斯特伍德每人各10万股。对手们遗责他用金钱换取娱乐界朋友们的支持，而且他这样做用的是公司的基金。大卫·盖芬为斯皮尔伯格推开自己逐渐成了罗斯的“宠臣”万分恼火。
回到英国后，斯皮尔伯格和J·G·巴拉德终于相见了。这位作家说：“他一点也不像人们向我描述的那个斯皮尔伯格，他一直被人们说成是一个带有城郊色彩的感情主义者，而我见的这个人完全不是那么了回事。我所见到的他是个成熟的人，他有一个坚定而成熟的大脑，他是个非常有思想的人。至于运作《太阳帝国》这件事，他放弃了捷径。当然，他没使这本书一味地沉溺于伤感之中，而是截然相反。”
斯皮尔伯格打算让巴拉德参加《太阳帝国》的制作，并请求他在电影开始时简述它的内容，概述它的历史背景。巴拉德把这些东西记录了下来，但另外一个人做了这件事。后来他在影片中吉姆家的化妆舞会上作为一位客人露了一面。起初，斯皮尔伯格给了他一套罗马盔甲，用以体现武士精神，但当巴拉德发现它是塑料制品时，他选择了一套约翰·布尔穿过的那种真的盔甲。
在拍摄《魔宫传奇》期间，斯皮尔伯格曾向大卫·耶普保证今后他们还将再度合作。这回耶普相信自己一定会从《太阳帝国》中得到一个角色，可一直没有电话来，他让他的代理人到阿姆伯林公司去查问，代理人回电话时有些困惑地通知他说，他们在电影上只用“真正的中国人”。这位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愤愤不平地提出了抗议。但是，选演员的导演坚持说，由于这部影片将在中国拍摄，所以他们只雇用当地人。
耶普确信自己没希望得到这份工作了。但过了几个星期后，他又令人费解地被叫来，让他立刻飞往西班牙。
他们在机场接待了我，并且告诉我，他们要直接送我去化妆，因为史
蒂文要跟我打个招呼，并且大致看看我的化妆。我记得我直接到达拍摄场
地，那儿有好几千人，我不明白他怎么会看见我来了，但是他转过身来说：
“噢，你好，大卫。”这事又让我觉得自己信心百倍了。他真是一个令人
惊奇的天才。我立刻感到像是在家里。”
在服装部门开始为他试服装时，他才弄明白自己将扮演一位欧亚混血儿，一个投机商，剧情是美国机组人员为了回报他的帮助，奖励了他许多掠夺来的家具、汽车和一些珠宝，并允许他将这些东西存放在一个露天体育场里。耶普不经意地演完了他的戏。在几千名西班牙人组成的人群中，由他扮演一个混血儿，他心里感到有些得意。但也许是由于他缺少自信的表演，他的全部镜头都被留在了电影剪辑室的地板上。
由于斯皮尔伯格拍一部影片的费用从不低于100万美元的情况始终没有改变，再加上它的纯利总是10％，因而好莱坞在80年代末经常给他提供声望最高的项目，不论这些项目是否适合于他的才能。这种做法并未因他正在西班牙拍摄《太阳帝国》而停止。彼特·古伯把沥姆·沃尔夫关于纽约金融领域的一部正在流行的讽刺作品《无价值的篝火》给他送了去。已厌倦了阴暗内容影片的斯皮尔伯格把它转绘了别人，它被转到了布里安·德·帕尔玛的手里。让他来作这个导演，许多人认为是不合适的。
几乎两年时间，达斯汀·霍夫曼一直在漫不经心地摘着一部关于一个糊涂透顶的学者和他的颓废的兄弟的影片，它是根据巴里·莫罗的文学剧本改编的。最初设想，它是关于两个中年男人的影片，在霍夫曼和斯皮尔伯格的代言人麦克·奥威兹的建议下，角色都被重新改写了，霍夫曼和汤姆·克鲁斯扮演了这兄弟俩。当罗恩·巴斯重新改写莫罗的剧本时，马丁·布莱斯特(《贝弗利山的警察》的导演)为导演这部影片签了合同。然而，到这时，奥威兹仍在犹豫。布莱斯特辞职后，这个本子又转给了理查德·普赖斯(影片《金钱的色彩》的导演)，最后到了迈克尔。鲍特曼(电影《好妈妈》的导演)的手里。奥威兹问斯皮尔伯格是否对导演这部电影感兴趣。影片现在的名字叫《雨人》。尽管斯皮尔伯格承认霍夫曼渴望与心中的“偶像”一起工作，但他像以往一样保留着对明星的戒心，特别是那些像霍夫曼这样以优柔寡断闻名的明星。鲍特曼接过了此事，但当他读完被改写的剧本后，他还是决定采用莫罗的原稿。斯皮尔伯格告别了继续同长期合作人默里·斯切斯格一同编写剧本的霍夫曼，回到了西班牙。在他回去的时候，这个本子尚未完成。由于影片《印第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圣战》开拍日期的逼近，他放弃了那个项目，并将有关影片拍摄方面的意见交给了最终的导演巴里·列文森。
艾米来到斯皮尔伯格身边，她的出现是个紧张的开端。由于她答应的6个月休假已接近尾声，她对再去工作心情烦乱。她后来抱怨说：“我照顾马克斯，已经失去了对任何角色的感觉，我真要发疯了。”导演琼·麦克琳·西尔弗在西班牙拜访了她，给她带去了剧本《横跨德兰塞》，是关于一位好胜而活泼的纽约犹太姑娘的罗曼史，她通过一位婚姻介绍人的安排，与从老家来的一个邻居，一个卖西瓜的商人结合了。除此而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人给她提供角色了，尤其是来自百老汇方面的，那是她真正的理想所在。
艾米加入了西尔弗的拍摄队伍，但完全是出于一种病态的仁慈。“我的脾气很坏，总想跟人打架，”她承认说，“我有了一个宝宝，并且使我失去了我的位置。”在她拍摄影片的时候，她和斯皮尔伯格在罕普顿相处的时间要比在洛杉矾长得多。斯皮尔伯格整天心神不宁，而且对罗斯和艾米带来的一些陌生人感到不舒服。威廉姆·德·库宁尽管已处于“阿耳滋海默氏病”的早期阶段，但仍然在工作。艾米、斯皮尔伯格和理查德·德里福斯等人以及德里福斯的妻子杰拉米——德里福斯在解毒诊所遇见的一位护士，艾米后来最亲密的朋友——一起来到德·库宁的家里，看望他和他的妻子艾莲娜。斯皮尔伯格既不喜欢，也不明白德·库宁的工作。在到处都用艺术品和杨树工艺品装饰着的家里，给人一种民间艺术氛围。德·库宁对电影知之甚少。德里福斯有一次曾试图向他解释拍电影的压力，他把这种压力比作在一条火车正在逼近的铁道上作画。
“你为什么要在铁道上拍电影呢？”德·库宁问道。
艾莲娜的传记作家利·霍尔曾描述过他们对在罗斯家聚会的反应，当时斯皮尔伯格也是一位客人。
这里一切都很安静，气氛平和没有任何争论，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谈。
吃完饭后，他们都定进了放映室，看一部影片。艾莲娜十分惊讶，他们如
此的富有，他们拥有一切，但他们却无话可谈。这一点，对艾莲娜来说，
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她对这种聚会也觉得没有意思。
艾米喜爱罕普顿，她曾在那里渡过许多快乐时光。把自己当作好莱坞宴会上那些自以为是的演员们的宠儿，或是把自己聪明有教养的优越感隐藏起来不是她的风格。她说：“我感觉自己像一位政治家的妻子。有许多肯定是我不喜欢的事情在等待着我。我的问题之一就是我太诚实太直率，我会为此而付出代价。但是当时我尽量把握着自己，可我还是赔了。”她一直在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
片长152分钟的《太阳帝国》，在1987年12月上演了。斯多波德和巴拉德第一次相遇是在洛杉矾的首映式上，他们都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坐。
巴拉德说：“斯多波德转过脸，看我坐在那儿很是惊讶。”
“也许我该换个座位。”斯多波德很“外交”地建议说，但巴拉德告诉他，他对他改编的这个剧本非常满意。
这部影片对观众和新闻界来说完全不像它被改成的那样。许多评论以不赞赏的口吻把它与《希望与荣誉》进行了一番对比。在那部影片中，约翰·鲍尔曼追忆了一段在贝利兹战争时期的一个英国儿童的经历，评论者认为它所表现的真实性是《太阳帝国》所欠缺的。巴拉德说：“在影片公演之前我做了一次售书旅行，尔后我参加了首映式，让我吃惊的是，我渐渐意识到，美国新闻界对斯皮尔伯格抱有如此程度的敌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他的态度都近乎毫不犹豫的否定。我记得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允许他拍你的书呢？’”
斯皮尔伯格希望他接受撒尔伯格奖时的演说能够使他得到旧好莱坞和评论家们的认可。但是，在《太阳帝国》上演期间，他们都像以往一样地鄙视他，这点已经渐渐清楚了。斯皮尔伯格在1978年曾阴沉地对阿德里恩·特纳说过：“我想好莱坞将在我55岁的时候宽怨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将以什么样理由宽恕我，但是在我55岁的时候，他们将宽恕我。”在从灾难中得到拯救的希望中，他一直在努力与各方人士和平相处，他改变了接受欧文·撤尔伯格奖时在虚诚的演讲中所使用的口吻，他坚持说“伟大人物的伟大的语言”不再是他惟一的兴趣，平凡的人们说的平凡的语言也许同样寓意深刻。对奥斯卡奖也需要分析对待，他说，一般说来，人们给予好莱坞的劝诫比给予它的许诺要少得多。“我在谈论未来的事业，我也在说我自己。我常对自己说这种话：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大事或者小事，现在该是人们彼此交流感情的时候了。”
＊＊＊
几乎没有什么影片能够确切地表明斯皮尔伯格的能力所在，而《太阳帝国》这样的“斯皮尔伯格项目”则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这之中有许多是斯多波德和巴拉德的贡献，以及大卫·里思的启发，电影仍充分展示了斯皮尔伯格过人的表现力，从我们看见吉姆在上海哥特式英国大教堂的那一幕起，到最后一幕为止。
河水带走了战争的残骸，就像它在第一幕中带走了许许多多的棺材那样。影片的伤感情调和宏大气势荡涤了书中的腐朽、晦暗和浅薄的味道。巴拉德所要展示的上海是一座“可怕的城市”，恐怖而“性感”。当饥饿的吉姆把那些遥远的建筑，幻想成一块块巨大的糖果时，这座城市看上去甚至“秀色可餐”。但斯皮尔伯格则把它描写成了一座温柔而处在惊恐之中的市镇，就像一幅给人以藉的诺曼·罗克威尔的壁画。
“我有点儿奇怪，”斯皮尔伯格平静地评论着人们对这部影片否定的反应，“许多美国人对这部影片不感兴趣。”在另外的场合他曾抱怨说：“某些美国人想让我永远年轻，那样会使他们感觉安全。”这番话就像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文化承诺，它给人们留下了某种意愿上的概念，不论斯皮尔伯格的影片主题是什么，它都是一种“使人年轻”的好影片，就像诺曼·罗克威尔给人的印象一样，即便他画的是一幅耶稣受难的画，他也是用最好的绘画工具完成的。一套服装的款式，远远比服装面料更重要。这部影片包容了斯皮尔伯格10年的经验。斯皮尔伯格通过《太阳帝国》所产生的影响，就像“布莱顿”这个名字对一块巨石的影响。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观看这部影片，它都带有连环画的印迹，像从一个很明显的低角度去拍摄一只踏进水里溅起水花的脚；它也带有好莱坞传统拍摄方法的印迹，例如用摄影架横拍难民人群的场面，使人联想起《飘》和《阿拉伯的劳伦斯》。如果要想使斯皮尔伯格成为一位其他风格的电影制作人，就得让他退回到他的童年，让他不去看《戏中之王》、《船长的勇气》和《斑比》
16.印第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圣战
……我说：“我不配接受您赐予我的使命。”当我痛饮着这溪水，
饱餐着这诱人的苹果，所有这一切顷刻间化为乌有，只剩下我，在沙漠
和布满荆棘的土地上感受干渴。
——阿尔弗菜德，劳德·泰尼斯的《圣杯》，源自《国王的抒情诗》
斯皮尔伯格在幻想中寻求着安慰以便摆脱无尽的烦恼。乔治·卢卡斯感到现在正是拍摄另一部印第安纳安纳·琼斯影片的时候。从《魔宫传奇》一片获利1.09亿美元的派拉蒙公司也这样认为。1988年夏末，卢卡斯雇用了杰弗里·博爱姆，他在乔·丹特拍摄喜剧片《间隙》时表现出色，而在1983年为大卫·克龙伯格改写斯蒂芬·金的《死亡地带》时做得更好。卢卡斯让他根据自己和曼诺·梅耶斯已写出的故事编写下一集琼斯冒险故事。在犹太人的影片《夺宝奇兵》、异教徒的影片《魔宫传奇》拍完之后，《印第安纳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圣战》将是一部以反映基督教徒为主题的影片，讲的是印第安纳发现了圣杯的故事，这杯子曾被用于最后的晚餐上，它盛着耶酥的血，血滴到了十字架上后，按照惯例，它被阿里曼塞的约瑟夫带到了英国。这个创作灵感来自于《亚瑟王和圆桌会议的骑士们》的启发。
尽管他还在同《夺宝奇兵》中的老对手——纳粹作斗争，但是印第安纳打算在新影片中寻找自己，他要与那位热情洋溢的埃及人沙来重新团聚。该片中的抄来由《夺宝奇兵》中的约翰。里斯·戴维斯扮演。印第安纳学校里的同事马库斯·布鲁迪，再度由丹霍尔姆·埃利奥特扮演。在过去，印第安纳寻求宝物就像一些疯狂的旅游者搜集纪念品一样。对这部影片，斯皮尔伯格提出了疑问：“他为什么困扰？”为什么在找到圣殿和金像后，回到一个杂乱无章地堆放着许多纪念品、门外还有许多叽叽喳喳吵闹的学生的办公室呢？这答案，只能来自琼斯博士。他也在寻找，但他用毕生的时间去寻找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一个神圣的目标。后来，他们将《最后的圣战》原来传奇故事的主题修改了，使圣杯成为生命永恒的源泉，任何使用这个圣杯饮水的人都不会死。这样至少有了一个值得为其战斗的目的。对于斯皮尔伯格来说，这部电影是无拘无束地显示他对中世纪武士精神和圣杯传说的热情的一次良机。劳伦斯·凯斯丹说，寻找圣杯“对史蒂文来说有着巨大的魔力，他的大部分影片对他来说都是那样。”
在故事的最开头，琼斯博士在给印第安纳邮寄了自己的日记后就失踪了，日记中仅有的关键线索就是那3个最后见过圣杯的十字军战士的坟墓。印第安纳和布鲁迪被恶毒的多诺万和性感的纳粹间谍艾丽莎·施内德设圈套引入歧途之后，他们俩追踪圣杯来到了威尼斯，找到了一条线索，它的下落在一个，日式图书馆地下一个老鼠四窜的污水管道里。他们两人历尽艰辛到达了德国。在德国，印第安纳闯进了希特勒的总部，后来又骑马跨过小亚细亚，这期间一直被纳粹分子和十字剑兄弟会的成员追踪。兄弟会是一群戴着红色士耳其毡帽的狂热分子，他们宣过誓死守卫圣杯和那些神殿。所有这一切追踪都在约旦的帕脱拉停止，他们在那儿找到了圣杯。它被一个十字军战士守卫着。在剧变的最后一幕，多诺万开枪打死了琼斯爵士，但如果印第安纳给他喝了圣杯里的水，他就能被救活。印第安纳勇敢地闯过了3个陷阱到达了圣殿，找回圣杯救活了他的父亲。与此同时，多诺万选择了错误的圣杯，并喝了杯中的水，因此他不但没能长生不死，而且只用了半分钟就度过了一个世纪。当英雄们脱离了山洞之后，这座山塌陷了，艾丽莎这位最后的骑士与圣杯一起陷入了深渊。布鲁迪、琼斯父子和沙来骑着马奔向落日余晖之中。
哈里森·福特曾在被特·威尔根据保尔·泰罗克斯小说改编的影片《蚊子海岸》中，扮演了一个他希望能借此让他远离动作片的重要角色，它的失败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因而此刻他乐于出演另一个重要角色，重新恢复他以往的票房率。卢卡斯建议应该找一个受尊敬的和有学者风度的演员来扮演他的父亲，约翰·豪斯曼也许可以。然而，斯皮尔伯格宁可选择肖恩·康纳利，自从他开始与性格演员们一起拍摄詹姆斯·邦德影片之后，他的威望日益升高。卢卡斯指出康纳利只比福特大12岁。博姆通过对父子之间作为竞争对手的性格化描写给康纳利的角色增加了一个能突出他形象的内容，从而使影片的涉及面有所拓宽。例如：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父子俩都上荡妇艾丽莎的床呢?
起初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两人都尽量避免与传统道德相对立的情节，因为这样他们都会在暗地里为此感到困惑。《星际大战》系列片是以鲁克·斯其沃克与他父亲之间的争斗关系为主线的。卢卡斯的顾问约瑟夫·坎贝尔把一部影片中的对手视为一切虚构情节的基础。至于斯皮尔伯格，这种儿子与父亲盯着同一个女人的构思与他自己生活中的恋母情结格格不入。他曾隐隐约约地表明过他的立场，他把《印第安纳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圣战》说成是“一部赤裸到即将超过我所能容忍的极限的电影”。康纳利喜欢这种构思，他急于从《孟桥生男爵的冒险故事集》中摆脱出来，他应邀在这部片子中扮演一个配角，这个项目已由于钱的问题陷入困境数月之久，出于这一原因，他暂时接受了琼斯伯格这一角色，但他的最后决定还取决于这个剧本。
斯皮尔伯格又一次通过洛杉矾的代理人选择了演员。他通过屏幕，看到了在伦敦制作的演员表演。凯沃克·马里克杨在《午夜快车》中的表演给他的印象很深(本来有可能让他在电影《夺宝奇兵》中扮演沙来，而他在与斯皮尔伯格会面时晚了1小时，理由是交通阻塞)，他被选为凯兹姆的扮演者，他是“十字剑”狂热分子的头目。喜剧演员阿力克塞·萨尔扮演一位对旧汽车有鉴赏力的文官。早期印第安纳·琼斯影片的执行制片人罗伯特·瓦兹建议让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朱利安·格洛威尔来扮演纳粹角色，但最后这个角色给了迈克尔·布尔尼。然而，斯皮尔伯格却断定格洛威尔具有美国亲纳粹分子、恶棍头子多诺万的阴险特征。
肖恩·康纳利在西班牙的家里对整理一个剧本需要拖延如此长的时间表示强烈不满；卢卡斯不置可否，他非常想以1912年印第安纳在犹他州的童年时代来做为影片的开头。年轻的印第安纳，是一个正去“纪念谷”旅行的童子军。他发现了一帮人正在挖掘传说中的克罗拉多十字架，领导他们的是一个黑人，戴着低垂着帽沿的帽子，穿着皮夹克，好像预示了未来的印第安纳，事实上他把他油腻的黑色软呢帽给了年轻的印第安纳。在堪耐利，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雇佣了好莱坞走红的年轻演员里弗·菲尼克斯扮演年轻的印第安纳，他已经因为在影片《蚊子海岸》中与哈里森·福特配戏而赢得了赞誉。他被选上这一角色，曾使许多十几岁的观众开始想到福特将要被陶汰了。但这个消息在最后公开之前，是这次制片过程中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剧本中甚至从不提角色的名字，他只是简单地被称为“火车上的小子”。一次有风声泄露出去说，卢卡斯电影公司要让菲尼克斯扮演印第安纳的兄弟。为缓和福特因为菲尼克斯可能会偷走这个影片中的主角所产生的担心，当菲尼克斯刚一完成《蚊子海岸》，这位年轻的演员就收到警告，不许在屏幕上模仿福特的表演风格，也不许讲他对接印第安纳这个角色有任何兴趣。由于这个人物个性被塑造得如此成功，致使卢卡斯电影公司开始考虑，去拍一部有关他的冒险故事的电视系列剧。
为了在年轻的印第安纳的戏演完之前，以及成熟的印第安纳建立起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之前，琼斯博士不出现在故事中，故事需要综合修改。博姆通过有效地把内容插入第二幕开头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幕中，成年的印第安纳找回了当他还是小孩时就被人偷走的克罗拉多十字架。就在那时，人们听说琼斯博士不见了，印第安纳开始寻找，寻找当时纳粹监狱中的犯人，因为纳粹企图知道琼斯对寻找圣杯隐藏地点所做的研究。
康纳利一接到剧本，立即因他那被缩减的角色愤怒已极，在他考虑角色的这段时间，他曾经把琼斯博士想像为理查德·波顿先生剧本中的一个现代人物，一个虚张声势的维多利亚式的探险者和情感主义者，他秘密地参观了穆斯林的神圣城市麦加。汤姆·斯多波德再一次被邀请来，丰富剧本中的人物角色。在得不到任何名份的情况下，他写了这个场景：印第安纳指责他的父亲，在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舍弃他去追求自己的冒险。他们双方对艾丽莎·施内德这个女人的竞争也被强化了。是康纳利，而不是斯多波德，受到某种启示认为父亲和儿子之间应该有所交流：
印第安纳：你怎么知道她是一个纳粹?
琼斯博士：她睡梦中说的。
艾丽莎的角色是由一位皇后般金发碧眼的爱尔兰演员艾里森。都迪扮演的。“我不能跟叫都迪的人演对手戏，”痛苦的福特自言自语地对朱利安·格洛威尔说，“你懂得那意昧着什么吗？”都迪女士的事业没有发展起来。
随着康纳利角色的内容逐渐被增加，原来应该从70页开始出现的角色，被慢慢提前到了50页，从而牺牲了像凯兹姆这类角色的内容，他的内容损失得如此严重，以致于许多人都不明白他和他的同伴在这部电影里起什么作用。
在斯皮尔伯格筹备《最后的圣战》时，他自己的制片计划也暂时停下了。阿姆伯林公司的工作处于维持状态。瓦伦·比蒂和剧作家威廉姆·戈德曼正在进行霍华德·休斯的影片《回到未来》的第二集和第三集，在札梅其斯的运作下，它们接二连三地开始投拍。斯皮尔伯格也认可了盖瑞·戴维·戈德伯格的《父亲》的拍摄计划，它出自威廉姆·沃顿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儿子在他父亲患了心脏病之后，竭力修复他与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的悲惨故事。许多人相信，斯皮尔伯格支持这个伤感小剧，是因为他对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心中残存的那一点点负罪感。现在的阿诺德几乎是退休了，居住在加利弗尼亚州北部，他以制作和出售录像带为生，他把他的产品拿给斯皮尔伯格征求他的意见，尽管他们两人的关系只比斯皮尔伯格年轻时期稍稍亲密一点。
斯皮尔伯格的妹妹安妮也加入到电影行列，她和潘尼·马歇尔一起操作过《长大》这类影片，这是她与盖里·罗斯共同创作和共同制作的影片。斯皮尔伯格对导演这个男孩故事的影片有点兴趣，这个男孩是如此渴望走出童年，因此一夜之间他变成了一个成人，成为一位在设计儿童玩具方面很有天赋的人才。斯皮尔伯格说：“我跟哈里森·福特逗了几个月，让他去扮演后来汤姆·汉克斯扮演的那个角色。我觉得我的妹妹在我的影子中站得时间够长了……这是安妮成功的机会，这是使她走向社会的开端。”
电影《长大》是一个很成功的片子，但是安妮·斯皮尔伯格并没有从她的家庭关系方面发现更有价值的东西。“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生意人。”她评论她的哥哥说。他也采纳了一部分她的发展项目。“他是一个在处理这类事情方面很强硬的人。有许多次我都很想拿着它们到别的地方于去了，我知道这样我会得到更多的利润。”
并不是斯皮尔伯格对他妹妹的影片不感兴趣，总的说来，他已对拍片感到厌倦了。从战略上说，他始终没有制定出使阿姆伯林公司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影制片厂的计划。斯皮尔伯格已经发现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大的电影制片厂仍把持在好莱坞手里。对于这点，科波拉已经有了体会。但一直在满意地使用别人的钱拍片的斯皮尔伯格却没有注意到这点。好莱坞有他们自己推销和发行的渠道，他们可以通过他们自己手中的分支机构和银行的关系进行推销和发行。面他必须经过他们中的一个大的机构同意，才能拍摄影片。回顾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人们称它为“好莱坞走向合作化的10年”。斯皮尔伯格不仅权势已经扩大，他的个人财产据1985年5月份的《经营周刊》杂志估计，已超过2.5亿美元，因而他可以买到包括某种权力在内的任何东西。
电影界中，那些盼望新好莱坞结束的人满意地看到，新好莱坞们已明显表露出了中年的迹象。卢卡斯追随着迪斯尼，目的是使每一部新的《星际大战》影片准确地瞄准少年观众，此外他还瞄准了《教父》电视系列剧和以动画片为基础的低成本儿童影片。曾经打算与他的观众一起长大、变老的科波拉，现在已耗尽精力，愿意为任何付他薪水的电影制片厂打工。
斯皮尔伯格的垮台被许多人认为指日可待。他的电影，除了《夺宝奇兵》和《E.T.外星人》，都没有获得传统的奖项。观众不再排队去看夏映的《大白鲨》或者《第三类接触》，像他们对迪斯尼影片、库布里克影片，甚至科波拉的《教父》系列片仍保持的热情那样。尤其当这些影片恢复了某些被剪掉的镜头再发行时，赢得了很广泛的称赞，就连那部灾难般的《教父3》，也没有失去它以往的光泽。逐渐地，科波拉和斯考塞斯的电影，特别是《教父2》和斯考塞斯用黑白胶片拍摄的《愤怒的公牛》，在全国性的民意测验中被选为10佳影片，而斯皮尔伯格的影片却没有被提到。在经济效益方面，斯皮尔伯格的影片也不再占据本世纪最成功影片榜上的统治地位了。由于通货膨涨的原因，《音乐之声》以7.9亿美元的票房记录击败了《E.T.外星人》的6.14亿美元，同时，影片《骗中骗》——获利5.35亿美元——和影片《驱魔者》——获利5.5亿美元，都远远领先于影片《第三类接触》的4.06亿美元。
“阿姆布林U”家长式的作风，不再吸引那些有进取心的导演，一些导演甚至开始憎恨所谓“斯皮尔伯格式”的工作方式。在拍摄《哈利和汉德森一家》时，威廉姆·迪尔看到斯皮尔伯格干涉他的工作，非常愤怒，最后这部影片那些令人头疼的麻烦，伴随着阿姆伯林公司将全部“污水”倒在了环球公司的头上、迪尔公开向公众发表了自己的不满而结束了。1988年，《蛮荒时代》上演之后，斯皮尔伯格与当·布鲁斯的关系也冷淡下来。这时，布鲁斯已在爱尔兰建立了一个新的动画片制片厂，原因是环球公司要求他给成功的影片《美国鼠谭》作一个续集，而该片在美国只挣得5000万美元，仅与麦当劳以及它的西尔斯连锁店所经营的副产品的收入差不多，而且每盘29.98美元的录相带才卖了200万盘，因而布鲁斯拒绝了。英国公司的戈德科莱斯特想让他为他们拍电影，并给他50％的电视播映权和角色权，他还可以得到50％的影片版权，不像《美国鼠谭》那样全部财产都是环球公司的。布鲁斯允许他们在《菲威尔》的续集《菲威尔走向西方》之中使用他的菲威尔的角色形象，这部影片没有布鲁斯什么事，因此他也没什么可损失的。
由于斯皮尔伯格没有任何办法来扩展他的影院影片，于是他把兴趣转到了另外的媒体上去。他劝说环球公司给在伦敦的阿姆伯林公司一个新的动画片厂投资，去开发一些新的、他完全能控制的项目。卡罗尔·克肖纳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被聘来，主管阿姆伯林公司的电视部门，并且发展新的动画系列片，包括一个从系列片《惊人故事》的《家犬》一集中开发出来的副产品——影片中的一种动物，它是设计师蒂姆·波顿在迪斯尼基金学院的卡尔艺术学校上学时发明出来的。斯皮尔伯格还与环球公司签约为洛杉矾公园和佛罗里达州一个新建的公园设计一些游乐项目。他的计划包括修建“一个使人想起《回到未来》一片情节的精致的综合娱乐设施。”
他也建议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博去写一部音乐片来让他拍。
韦博回答说：“告诉我，史蒂文，你要从你的影片中赚多少钱？”斯皮尔伯格说：“噢，《第三类接触》和《E.T.外星人》，每片让我净赚了1个亿。”
“1亿美元，”韦博沉思了一下，“那大约是5千万英镑。为它费这么大劲可是够不值的。”
到1987年底，非常疲倦的斯皮尔伯格把阿姆伯林公司的创作权给了凯瑟琳·肯尼迪。“她打算挑选一些我们打算搞的片子，”斯皮尔伯格说，“我想，你会发现它们已变得更成熟更中庸了。”
1988年3月，《太阳帝国》在英国公演并取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功。它又一次被“皇家电影节目”选中。但是，侵略中国的日军幸存者们对这部影片把他们描述成贪婪、软弱而又绝望的形象提出了抗议。斯皮尔伯格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巴拉德，他争辩道这部电影反映的是一个孩子的观点，因此有些观点是可以理解的。
为发行片子而逗留伦敦期间，一直保持沉默的斯皮尔伯格宣布，他已经决定把斯多波德写的《彼特·潘》暂时搁置起来。他解释道：
我们都准备好去干了，约翰·威廉姆斯已经写出了9首歌曲，而那时我
的儿子马克斯出生了，此刻我最不想干的事就是放下我的孩子不管，而在
伦敦哄着9个小孩，在蓝色的背景前，指挥他们飞来飞去。我想我已对孩子
拒绝长大的那类主题失去了兴趣。我今年40岁，我想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没有什么事情比拍电影更让我喜欢了。现在我有了另一种爱，如果不得不
为我的儿子放弃这一切，我相信我一定会这样做的。
斯皮尔伯格曾在另外的场合说：“彼特·潘没有勇气长大，而我要长大。”当英国国会放弃版权法，允许阿曼德大街儿童医院继续从巴利遗赠给他们的《彼特·潘》版权中受益时，医院立即同意让伦敦企业家都迪·费伊德试着把它拍成影片。
值得注意的是，斯皮尔伯格在发表有关他的家庭和他的未来的言辞之时，却对艾米只字不提。尽管他们两人分居甚至离婚的传言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后，阿姆伯林公司极力否认这种说法，但它们还是传了出来。婚姻给斯皮尔伯格带来的痛苦渐渐显露出来。然而，幸好身边有《最后的圣战》中的女主角，与这部系列片的其他影片相比，这个女主角是一个叛逆的不道德的说谎者，她的结局是悲惨的：在她拼命想要用手去抓住圣杯时，身体一斜滚落深渊。
1988年4月11日，斯皮尔伯格为奥斯卡颁奖事宜回到了好莱坞。阿姆伯林公司制作的影片代表着优秀的制作水平，这几乎渐渐成了奥斯卡颁奖仪式上的传统：影片·《哈利和汉德森一家》获得化妆奖提名，《内部空间》赢得了奥斯卡特技奖。这年的大赢家是伯纳多·巴特鲁西的影片《末代皇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片制片大卫·帕特乃姆，在影片上演之前，刚刚作为哥伦比亚公司的头头被开除。肖恩·康纳利因在德·帕尔玛的《铁面无私》中的表演而赢得了最佳男配角奖，这又一次证明了斯皮尔伯格在选择演员方面的天赋。
那年被提名的候选人名单对斯皮尔伯格来讲，是一种小小的安慰。看了阿尔伯特·布鲁克斯的一部讽刺电视网络的影片《广播新闻》，斯皮尔伯格对霍莉·亨特在该片中的表演感到震惊——这部影片共得到了7项提名，但一奖未中。看了她气质不凡的表演后，他认识到自己应该寻找一位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女演员，而不能找像爱琳·邓恩这样的亥演员。
影片《永远》已摩拳擦掌整装待发。德里福斯现在的年龄演斯潘塞·屈赛已经合适，斯皮尔伯格在一个大型电视喜剧片中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搭挡：约翰·戈德曼。他轻松地取代了沃德·邦德，扮演了帕特·森德里奇死后被留了下来的伙伴艾尔。亚克依的角色。这个剧本一直在人们手中转圈，杰瑞·贝尔森使剧本富有了新意。从那之后，剧本转给了戴安娜·汤姆斯。汤姆斯在做餐馆女招待时，创作了剧本《宝石浪漫史》，但她本人由穷到富的传奇故事以悲剧结局收场，她就死在用自己第一张支票买的跑车里。她死后，斯皮尔伯格把剧本给了斯多波德——他又一次成了改写剧本的无名英雄。
在业余时间里，斯皮尔伯格继续盯着《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一片的制作，它最初的预算是2750万美元，后来猛增到4500万美元。斯皮尔伯格驳回了他的合作制片人迪斯尼公司的抗议，坚持说他们制作的动画与真人相结合的画面是很有创造性的。1988年6月24日，此片上演了，它显示出他的直觉并没有使他失望。这部影片总共获得1.53亿美元，成为这年票房最成功的影片，并且赢得了奥斯卡的剪辑、音响和视觉效果奖。
5月《最后的圣战》在西班牙的阿尔美尼亚开始拍摄，灰色的平原代替了约旦外景，在这里斯皮尔伯格得到了在佩脱拉拍那场高潮戏的许可。这座“玫瑰似的城市，古老的城市”，就像山岩中的一个公园。有关斯皮尔伯格家庭问题的消息像瘟疫一样在剧组人员中传播，但由于又一次投入拍片，分散了他心中的忧虑。一位演员说：“他每天早晨在拍摄现场，目光炯炯有神，精力充沛。在整个制片工作过程中他始终如此。”
在西班牙拍摄之后，工作小组又转移到威尼斯。艾米和梅丽沙·马斯逊带着她们的儿子来了，但是只住了几天。“由于持续的热天”，艾米回到伦敦后解释说，“这里的境况不佳”。她们决定带着她们的“小男孩们”去伦敦，在那儿等待他们的“大男孩们”。
布伦特·沃尔克娱乐小组曾于1988在地价最高时，用3250万英镑买下了埃尔斯特里制片场地，想使它成为电影制片企业的基地。但由于公司本身过分扩张，所以他们现在打算卖掉这块场地。有MCA公司作后盾，斯皮尔伯格试图买下这个综合企业，他想像将它扩展到附近的瑞恩汉姆·马塞斯，使之成为一个像环球电影公园那种类型的电影主题公园。但是，当地议会因为害怕环境被破坏而没有批准此事，埃尔斯特里电影制片厂终于关闭了。1993年，一半被卖掉，成了泰斯科超级市场连锁店。《星际大战》的“大舞台”也被拆除，搬到了沙波顿电影制片厂。
在电影《最后的圣战》的拍摄现场，斯皮尔伯格又一次显示出了他以往那种吸引演员的高超技巧。朱利安·格洛威尔因自己的美国口音受到称赞而感到自豪。斯皮尔伯格告诉他：“这是我所听过的最好的声音了。拍完这部电影之后，你将得到许多工作。”比尔·胡特金斯已经训练了许多演员采用美国口音，包括劳伦斯·奥利弗，他听到斯皮尔伯格这样说，笑了，“当人们过于紧张时，你总是这样说。然后，他们就很放松了，他们不再那么拘谨，听起来似乎自然多了。”阿里森·都迪也被如此调理过，但更直接地说是被哈里森·福特调理过。凯沃克·马里克杨说道：
他是一位可爱的人，但并不是所有在这部片子里与他有关系的人都这
么说，像没有任何台词的阿里森就不这么说。如果让他打你，他就真打你。
有时候需要用一只脚踢阿里森的脸，我发现他这样做时非常粗鲁，一点也
不为此内疚，也从不道歉。
为了最后一幕，格洛威尔忍受着折磨，一个16秒的镜头花费了3天时间拍摄。一开始他们对着一个渐渐变老的化妆拍了6次，然后，另外一天，又往他的“前额”和“颧骨”中灌气或填满了线和带子，当这些东西都被充满气时，他的眼睛似乎缩小到眼窝里去了。为了使他瞬间就长出长长的灰发，他被扣上了假发，然后将假发中的绳子机械地向后拉，再以最快速回放胶片。这之后，他们再进行制作模型的工作。
悬而未决的最后一幕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琼斯父子在体验了被艾尔萨称作“圣杯返老还童的魔力”后，两人都成为永恒的人，所以，一种新的曲折情节不得不加入影片中去。圣杯虽能延长生命，但这项工作只能在神殿中完成。一旦有人试图拿着圣杯通过“伟大的死神之线”，这座建筑就会就像许多可让人相信的神话一样倒塌，这座圣殿必须有人日夜把守，以防备侵略者。在博姆的剧本中，对印第安纳以及他的父亲最终要接替已经为此奋斗了几个世纪的圣战者来完成这一任务，进行了许多铺垫，并给予了许多暗示。这个结局本来可以结束印第安纳这三部曲了，潇洒而玩世不恭的印第安纳用一生时间搜寻宝藏，从中他发现了自己活着的真正意义就是保护那些最重要的发现。但是，那美妙的结束曲强烈地给人造成一种还有续集的感觉，印第安纳活着就是为了某一天再去寻找其他东西。
1988年8月，第一份报纸冷淡地报道了斯皮尔伯格和欧文可能离婚的消息，随即便被斯皮尔伯格的律师含糊地否定了，他引用斯皮尔伯格的说法：他们处在“伤心、沮丧、羞愧、难堪”的境地中。事实上，背地里还是这位律师正在处心积虑地为此事寻求解决的办法。环球电影公司与方方面面进行了一系列艰难的谈判后，于10月开展了《E.T.外星人》的录像带销售和租赁业务。当1300万盘录像带在世界范围内销售一空，租赁盒带市场也没有明显露出减弱迹象时，那些曾警告过公司的专家们感到十分尴尬，他们曾说人们不会花20美元去买一部仅用2美元就能租到的影片带子的。《E.T.外星人》最后总共赚得3亿美元(斯皮尔伯格从中得到了7500万美元)，其中有4000万美元是从录像带销售上赚取的。为了将来的影片，好莱坞基本上更改了它的利润计划。
由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影片遥遥领先的影片销售量图表正在发生着变化，美国国内市场的影片销售量也已渐渐被外国市场超过，不论是租赁还是直接销售录像带。
1989年10月，在声像和音乐设备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日本索尼公司买下了病魔缠身的哥伦比亚公司，又从可口可乐公司手中收购了它的影院影片制作的子公司三星公司后，人们就渐渐对好莱坞对市场状况的变化不断愉快地摇着尾巴的这种感觉习以为常了。
幕后活动的逻辑是十分生动的。尽管索尼公司的贝塔麦克斯影像录制系统拥有技术上的优越性，但还是败在了松下的VHS制式系统之下，大部分录像设备的制造商都偏爱带有VHS制式系统的设备。索尼公司决心挽回面子，恢复它曾因拥有沃克曼便携式立体声收录机这类产品而占居的市场领先地位，公司的创办人阿基诺·默里塔劝说他那位小心谨慎的继承人诺里奥·欧盖，说他们应该通过抓住西方艺术方面的“软件”资源而悄悄地走在他们的竞争对手前面。在1987年，索尼公司用20亿美元买下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录音公司，取得了该公司与迈克尔·杰克逊、布鲁斯·斯普林斯亭、鲍勃·戴兰和难以对付的乔治·迈克尔的合同。乔治·迈克尔1994年控告索尼公司，声称他们拒绝就“奴隶制”般的合同内容重新协商。这之后，索尼公司又打算购买一个电影制片厂。麦克·奥威兹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席沃尔特·耶特尼克夫把他们打发到了哥伦比亚三星公司。通过这桩生意，索尼公司得到了经营公司的制片人彼特·古伯和乔恩·彼特斯，随后一个大的投资项目是整修米高梅公司旧卡尔弗城电影制片厂，使之成为一个制片总部。买主用最新的技术装备了这个制片总部，据估计这笔花费约为60亿美元。
好莱坞看着索尼公司带着自得其乐的谦卑到来。《综艺》杂志有史以来第一次用日语刊登了标题，标题写着：“买家小心”。好莱坞刚刚送走了英国“神童”大卫·帕特乃姆，他是在索尼公司接收之前作为哥伦比亚公司的负责人被挤走的，然后又用风凉话把财政负责人吉安尼·那纳里气回了意大利。当米高梅公司陷于困境之后，法国银行的莱洋耐斯信用行注销了从1992年到1994年之间花在好莱坞冒险业身上的10多亿美元。“这是民族主义者用了不可思议的方式。”一个以好莱坞的态度对待新人的商人说，“这里人们感觉的是：这些傻瓜，我们骗了他们。”另一位评论家写道：“今年是日本人——从现在起3年后，谁知道？我们让法国人掏了10亿——也许我们下一个目标该是中国人了。”
用非法手段占有了古伯和彼特斯的默里塔，又与华纳公司签订了一个5年的协议，这使罗斯大发雷霆。罗斯控告了索尼公司并要求赔偿10亿美元。日本人用6亿美元解决了问题，并且同意不仅要让出哥伦比亚公司伯班克电影制片厂的联合拥有权，而且放弃古伯和彼特斯已经开发的50个项目。罗斯的反对并不全是自私的，他反对“贩卖公司”，他坚决认为，国家公司的控制权应该保留在美国人手中。
斯皮尔伯格同意。当索尼公司的买卖被公布的时候，他正在夏威夷。一回到家，他就评论道：“索尼公司给了电影行业一个新的支票本。索尼公司装作不去介入这些有创造性的项目。索尼公司知道美国人懂得经营电影，知道古伯和彼特斯从不来干涉我。”随即，这些生意场上的政客们的真面目便暴露了出来。在雇佣了被证实很成功的制片人古伯和彼特斯之后，索尼公司便把斯皮尔伯格的朋友当·斯蒂尔从她制片厂制作部负责人的位置上轰了下去。为此斯皮尔伯格说：“有些事一直让我惊奇。哥伦比亚公司的标志是一位女士高举着火炬，如此下去，她岂不将成了一个艺妓了吗？……我一直在想像，看一部微型电影会有什么感觉？一部微型电影是否能像日本制造的省油车一样省点什么呢！”
斯皮尔伯格与艾米疏远以后，他又一次去找了凯特·卡波肖。她坦白地说，她早就下决心抓住她想要的这个男人。凯特曾明确表示，如果需要的话她将接受犹太教，同时她也很愿意，甚至是渴望有孩子。他们的关系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马利布往北的一个地方她已经有了一所房子。斯皮尔伯格经常在下午从他工作的地方徒步来到这个海滨短暂逗留一下。
艾米带着马克斯和她的好友理查德·德里福斯的妻子杰米拉，在伦敦推销那部声望很高、很成功的影片《穿越德兰塞》。当有人问她关于那些斯皮尔伯格新的罗曼史的报道时，她说：“关于另一个女人，我什么也不知道。”她有些条理不清地谈道：
你知道什么？如果我们不好了，即使坐在一起去读那些报道也不能使
我的生活丰富起来。我们甚至不让报纸进入我们的家。你打开报纸又能怎
样呢？你让这些报导束缚你的生活吗?太丑恶了。噢，当然。我想看报纸，
但是，我们同意，你所不知道的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并非对外面发生的
事一无所知。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我们能分辨是非。
记者推测“我们”一词指的是她和斯皮尔伯格，但听上去更像她在指杰拉米·德里福斯和她自己的新伙伴。事实上，那份将斯皮尔伯格与艾米结婚期间所挣钱财的一半，约1亿美元支付给艾米的离婚协议已经签定。
1989年4月1日，新成立的美国电影资料馆在洛杉矶举行了一次电影晚会，他们特意要在这个会上给斯皮尔伯格以荣誉。康纳利，约翰·坎迪，丹尼·迪威特，德里福斯，戈蒂·哈温都来了。在强烈要求下，艾米也来了。“艾米看上去很拘谨。”保尔·罗森菲尔德说。当记者问起斯皮尔伯格的奋斗目标时，他说其中一个是“在一部影片中导演我妻子。”所有的人都看到艾米冷冷地转身走了。
1989年5月24日，当《印第安纳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圣战》在横跨美国大陆的2327个电影院上演的时候，派拉蒙公司带着可理解的骄傲宣布了一个事实，该片在上演的第一个星期内其利润创造了4690万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由于门票抢手，制片厂已经把票价涨了50美分。
艾米的律师们居心区测地选择在同一天宣布，基于“不能相容的分歧”，法院批准了她要求离婚的请求。6月30日，离婚判决书被正式归档。艾米和斯皮尔伯格第二天晚上一起共进晚餐，就像世界上所有最文明的夫妻分手的方式一样。双方都同意不透露他们离婚情况的细节，但是，他们谁也没有否认离婚金额涉及约1亿美元。经过双方协议，艾米将负责监护马克斯。
在5月初，斯皮尔伯格和凯特·卡波肖公开地住到了一起。新闻界报道称他们将在11月结婚，但是，朋友们对他是否会如此迅速地陷入另一桩婚姻表示怀疑。私下里在这两个情人之间逐渐产生了一些摩擦。因为凯特催着斯皮尔伯格结婚，而神经紧张的斯皮尔伯格坚持让她预先签署一个婚姻协议：倘若再出现离婚，他将只提供一笔200万美元的离婚费用。而凯特提出在与斯皮尔伯格结婚的5年中每年付给她200万美元。后来，她在加利弗尼亚州夫妻共同财产法律的保护下放弃了任何要求，而这个法律已经给了艾米一笔巨额的安置费用。一个朋友说：“凯特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挖空心思去想她想要的东西的细节。每次他准备签字时，她就又想起还有什么事情没写进协议。史蒂文开始对和她结婚感到兴味索然了。”斯皮尔伯格的发言人引用他的话说：“我感觉她正在利用我，并且使我陷入毫无准备的事情中去。她要一个家庭，一种事业，还有我的支票簿！”
凯特搬走了，把—个备受折磨的斯皮尔伯格单独留在了马利布的房子里。他每天早晨9点90分起床去吃一顿普通的早餐：麦麸，橙汁和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在他开车回到伯班克之前，他瘦了14磅。朋友们看到形只影单的斯皮尔伯格以及在他蓝色跑斯彻(Porsche)车后座上的马克斯的婴儿座椅，他们认定他正处于绝望之中。事实上，他生活并非那么沮丧，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已经有了另—个女人，一部新的影片正等着她来主演
17.《永远》和《霍克船长》
“这是什么，温蒂？”他又一次喊到。
“我老了，彼特。”
——摘自J.M.巴利的《彼特·潘》或者影片《一个不愿长大的男孩》
自1988年，卢卡斯的老律师、影片《夺宝奇兵》交易的主要谈判人汤姆·波洛克，当上了环球公司的总裁。他告诉新闻界：“在这个位置上我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确保斯皮尔伯格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斯皮尔伯格毫不犹豫地签了为环球公司拍5部影片的合同。第一部将是他的《一个名叫乔的家伙》，后改成《永远》。
斯皮尔伯格像从前一样，一旦他的感情生活“变了味儿”，他就放纵自己找上一位女演员，这次是霍莉·亨特，她矮小(5.2英尺)、活泼，是影片《广播新闻》中的女明星，在这部影片中她的角色是一个电视台新闻编辑，她对工作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这样就与体育新闻现场记者威廉姆·赫特的浪漫情感发生了冲突，为此她感到左右为难。这一表演使她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同时也获得了纽约和洛杉矾两项电影评论奖。亨特具有在剧院表演的背景，她曾在贝斯·亨利的剧目中担任过许多次主角，其中包括《罪恶的心》。与那些早期与斯皮尔伯格有过罗曼史的女演员们相比，她与艾米有更多的共同之处。随着离婚的发生，她的吸引力便愈发地突出。这对情人对他们的私情并不隐瞒，当斯皮尔伯格出现在英国喜剧女演员特蕾西·乌尔曼的电视节目中时，他与亨特又亲吻又拥抱。在这个节目里他不自然地与乌尔曼合唱着迪斯尼的乐曲《这是一个小小的世界》。斯皮尔伯格说：“霍莉是一个我所见过的最有趣、最温柔、最招人喜欢的女孩。明天会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但是这会儿，她属于我。”无疑，艾米已得到了信息：“史蒂文没有她只会过得更好。”
在影片《永远》中，亨特扮演空军中队长的女儿，在初稿中叫艾琳·邓恩。维克多·弗莱明的《一个名叫乔的家伙》的故事发生在战时美国空军基地，这是斯皮尔伯格最初曾打算保留的一场戏。但是，自从英国老兵们对《太阳帝国》反应消极之后，他重新将它写成一队空中消防员将水和灭火剂喷洒在森林大火上的故事。可这两个结果没有太明显的区别。就像约翰·高德曼指出的那样，在这部电影中，森林里临时跑道上停着的A一26型歼击机和PBY凯特林娜飞船都能使入感到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基地的气氛。完成这部影片的关键人物是格林·米勒。
明星飞行员彼特·桑迪奇(由理查德·德里福斯扮演)完全是斯皮尔伯格心理不健全式英雄的典型，他倾心于技术上的熟练、精通，却对亲近他的人的感情需要视而不见，比如像对他的女朋友、基地空中交通控制员多琳达的态度就是如此。她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也并不轻松，她是斯皮尔伯格作品中的一个野丫头，人们很少看见她脱掉飞行服，她一直学不会做饭，却能很好地飞行，并且与飞行员们一起喝酒。
彼特会开玩笑、吸引人、调情、跳舞以及与多琳达睡觉，但是，却从不说出他的爱。在他最后一次飞行开始的时候，他说了那几个字，但却被他的飞机引擎声盖住了声音。几分钟之后，当他救出了最好的朋友阿尔后，他的飞机爆炸了。斯皮尔伯格似乎在说，如果你特别喜欢什么东西，你将会失去它。
彼特被一个叫哈普的魂灵带回到这个世界。斯皮尔伯格第一个想法是想让德里福斯在一个被烧过的森林里的篮球场上苏醒过来，与一个早已去世的叔叔一起投篮。森林的情节被保留了下来，但哈普的角色交给了奥德丽·赫本，是他给德里福斯剪了发并给了他一些兄弟般的忠告。这之后，他们漫步穿过了一片稻田，评论家昆廷·柯蒂斯把它描述为：“在谷地中的跋涉。”
哈普·勃恩解释说，彼特是想引导多琳达走过她的悲伤，投入到一个命中注定能代替他的人的怀抱，那是个魁梧潇洒的男人，名叫特德。起初，彼特不能扭转自己的感情，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去阻挠这段浪漫史，但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他是一个既不能被听见又不能被看见的魂灵。他只能通过传递模糊的暗示或者感觉去与人联络，要不就通过特德一次在一个废弃的郊区机场上紧急着陆时遇见的一位像隐士般的人做中介联络。
彼特的灵魂在她的身旁来回游荡，结果事情反而越来越糟。他只好回到哈普身旁，整理思想，寻求答案。这时他解释说，他主要是想去与心中爱恋着的多琳达道别，但是，处在这种无形状态下的他要做这件事实在太难了。后来，他又收到了另一个信息：多琳达的飞机出事了，他必须回去救她。初稿是在篮球场上结束的，彼特的任务完成了，他又得到了另外的指示，让他到达另一个地点(在来世)去完成他的内容不明的任务。在发表的文本中，结尾是他逐渐消失了，就像后来这部电影的命运一样。
罗伯特·布罗索姆对隐士的描写栩栩如生给人印象深刻，它强调了《永远》空灵的主题。影片中几位辅助人物也对影片内容有很大的影响，如马格·海根伯格演的雷切尔，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机械师，命中注定给多琳达当下手；约翰·戈德曼扮演的阿尔·亚科依，他动人的喜剧方式，展现了他非凡的体格。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前的竞技骑手布莱德·约翰逊的表演，用多琳达的话说，“完全是变形的钢和性的吸引力”，他像是“帅哥学校”毕业的帅哥般徒劳无益地扮演了特德的角色。影片安排让他救活了一个被撞的公共汽车司机，即便如此也无法挽回他奇彭代尔或者万德布里德式的平淡无味。
在影片《永远》中，看上去有些效果的场面有：开头一幕，当一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飞机突然吞饮一辆新货车里的水，两个在湖边昏昏欲睡的钓鱼人惊恐地跳进水里；基地单身汉模仿约翰·福特在影片《光荣何价》中的表演，当多琳达脱下飞行服穿上她新的“女孩服装”时，他们都向她大献殷勤s当阿尔看到实习飞行员突然惊慌地撑起了雨伞时，他已遭受到了特德的火焰抑制剂的低空扫射；罗伯特·布罗索姆精心设计了彼特在废弃的机场上运用心灵感应给人以暗示的那个事件，彼特的劝诫以暗示的方式反馈给了特德，于是特德只做彼特最想让他做的事——回到基地，回到多琳达身边。
彼特不情愿地在影片结尾时学会了说再见，但是用的是含糊的形式。作为一种给男女平等观念的安慰，多琳达(而不是特德)架驶着飞机完成了最终的英雄式的使命，用水弹为一组消防员(早期的文本中是孩子们)炸出了一条水路把他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是鬼魂彼特留下了，跟她一起来到了鸡尾酒会上。当她在湖中遇险时就是他把她救了出来。他和她断绝了联系仅仅是为了以后去证明没有他，她不能生存。
斯皮尔伯格打算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安排多琳达与特德一起离去，但根据布莱德·约翰逊不冷不热的表演，不但无法再按照剧本中说的他与彼特的关系不能分离，甚至他在多琳达的未来生活里的角色，也只能从恋人降到暂时分担其痛苦的朋友，这与亨特和斯皮尔伯格的关系不无相似之处。
宣传部门是把《永远》作为一部“浪漫幻想片”发行的。它幽暗的感情色调与一个男人从一段毁灭性的感情经历中退败下来的情绪十分相符。斯皮尔伯格说，被特在感情事件中是一个不能被听见、不能被看见的影子。这反映了斯皮尔伯格在他还是孩子时看见父母失败的婚姻后那种孤独的心态。他说这个剧本是电影《斑比》之后，第二部让他流泪的影片。他记得《一个名叫乔的家伙》“教会我如何去爱一个女人，(并且)多年来它始终影响着我，在我长大后，在我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它。”不管怎么说，遍布《永远》中的那些爱的嫉妒、无能为力和孤独，都像是斯皮尔伯格在重现婚姻最后几个月里带绘他的痛苦。
《一个名叫乔的家伙》一片中，艾琳·邓恩与特德保持着一种同志般的亲热和距离，特德是由万·约翰逊扮演的。当评论到这部影片时，评论家詹姆斯·艾吉把故事中最让人困扰的因素分离出来，鉴于在40年代好莱坞对性爱的无知，他认为有些内容不该被表现出来，他说：“彼特和观众都得救了，如果她真的与约翰逊先生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地相处，那会发生什么呢，特别是让被特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在以后的评论里他详述这个观点，他阐述道，正是由于这么一个活着的恋人为死去的人而嫉妒的故事，方使它成为乔塞最好的故事之一(他的小说还有《死》等，后拍成影片叫《都柏林人》)；一个鬼魂看着一个活着的男人向他先前的情人求爱并引诱她的这种感情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预示。但是拍这样一个电影，尤其是在这样的时代，它需要非凡的鉴赏力、真诚和勇气。”
影片《永远》始终围绕着“失去勇气”这种烦人的主题。斯皮尔伯格让彼特难以置信地看着非家庭主妇型的多琳达假装是一个烹调老手为特德做晚饭，观察她抵御诱惑的能力。在特德引诱她去跳舞时她开始崩溃。他让彼特看着他们接吻时，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在最后时刻，又让“他们的”歌声从立体音响中慢慢传出。他省去了彼特不得不观看他们做爱的场面。夜里，彼特小心翼翼而且敬慕地躺在睡着的多琳达旁边，表达他永恒的不存在性的爱情，就像亚瑟王的骑士，而那时她却在梦里列着她购物的清单。这是否就是斯皮尔伯格想像中完美的家庭关系——一种被转化了的性关系呢?
在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举行的全国童子军大会上，斯皮尔伯格作为一名曾经笨手笨脚的童子军，被美国童子军全国委员会赠予银鹰童予军奖。委员会最近被他的功绩所感动，创立了一个电影摄影荣誉徽章。斯皮尔伯格说：“1989年对我来说，是最辉煌的一年，整个这一年都是美好的记忆。”
